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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版权

译者序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人

第四章 对抗人

第五章 远离人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第七章 外化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方法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的丧失

第十一章 绝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我们内心的冲突

Our Inner Conflicts

【美】卡伦·霍妮（Karen Horney）　著

杨立华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内心的冲突/（美）霍妮（Horney，K.）著；杨立华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7

（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ISBN　978-7-115-29800-3

Ⅰ.①我…　Ⅱ.①霍…②杨…　Ⅲ.①精神分析—研究　Ⅳ.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152号

内容提要

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觉得应该喜欢他就自以为喜欢上了他？看到亲人离世，我们是真的感到悲伤，抑或只是习惯性地表达哀悼？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且收入丰厚？

《我们内心的冲突》指出，由于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总是与我们想成为的人背道而驰，于是产生了这些主宰我们人生的基本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我们不但虚构了“理想化意象”自欺欺人，通过“外化”把责任推给他人，还基于不同的性格倾向发展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防御策略：顺从型选择了“亲近人”、攻击型选择了“对抗人”、疏离型选择了“远离人”。但是，这些策略更像是精致的代偿与逃避，它们不但没有消除冲突，反而使我们深感恐惧、焦虑和绝望，无法真诚地投入任何关系或者工作中，觉得一切已经定型，再也不会有所好转，以致在神经症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伦·霍妮相信，人都有成长的愿望，会一直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她认为，只要改变了产生冲突的条件，就能真正解决它们。而只有解决了冲突，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和成熟，并且发现生活的意义和内在的安宁。

◆著　【美】卡伦·霍妮（Karen Horney）

译　杨立华

责任编辑　刘盈

执行编辑　刘珺

责任印制　焦志炜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2.5　　2015年6月第1版

字数：110千字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0021号

译者序

直面冲突，做回自己

在我们这个时代，“认识你自己”已经成了一种口号，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往往流于表面。市面上充斥的心理自助和成功学书籍，更多关注的是励志和人际交往技巧，并没有真正向内挖掘。而《我们内心的冲突》则对人的内心世界做了勇敢而详尽的探索，当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本书的作者卡伦·霍妮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医学博士，同时还是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她反对弗洛伊德用生物性的性欲作为一切行为的驱动力，也反对“攻击本能”的概念。她从弗洛伊德对女性的偏见出发，发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与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态度相比，她认为人有成长的愿望，会一直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基于此点，她创建了“社会文化学派”（social-cultural school）这一新的精神分析流派。

《我们内心的冲突》早已被引进国内，我接触过其中三个译本，风格不一。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作虹译、陈维正校的那个译本，其对原著意思的理解很到位。但是，由于这个译本是1990年出版的，距今已有25年之久，其语言风格明显带有20世纪的烙印，不大符合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译者觉得有必要重译这本经典著作，以飨新时代的读者朋友们。

卡伦·霍妮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本书正是她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对神经症理论进行总结的成熟之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冲突，但是，神经症的冲突却有着不同的性质。它基于我们对待别人的相互矛盾的基本态度而存在。这些态度与我们从小成长于其间的环境有关。作为儿童，因为必须依赖他人而生活，内心自然会充满焦虑，在这种焦虑中，有三种主要的因素：无助、敌意和孤独。为了应对这些焦虑，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的态度，其中最基本的是“亲近人”“对抗人”和“远离人”。这些策略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却不能根除它们。事实上，这些策略更像是精致的代偿与逃避。更可悲的是，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它们，这些冲突甚至会伴随我们一生。

为了应对这些冲突，神经症患者除了发展出一系列自欺欺人的策略外，还“创造”了一种理想化意象，即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理想人物，以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但是，这一理想化意象与现实的自己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而理想化意象的存在又会反过来迫使神经症患者放弃弥补这一差距，使其觉得自己已经完美无缺了。不过，残酷的现实总会对他造成冲击，让他明白，他“创造”的理想化意象并不是真实的自己。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他采取了外化策略，也就是说，将责任推到外部世界和他人身上。糟糕的是，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分裂，让他更加无法接触到自己的内心。

我们无法简单地通过理智调和这些冲突。它们会让人感到身心疲惫，使人产生严重的惰性，致使人无法真诚地投入任何一段关系或者一份工作中。它们还会让人产生莫名的恐惧，害怕失去费尽心力维持的平衡，害怕内心的阴暗面被人识破。而且更严重的是，它们会让人深陷绝望，觉得一切已经定型，再也不会有所好转。冲突对人的身心造成的所有这些危害，最终会迫使人逃避自我和正常的生活，沦为社会的“局外人”。

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还是有一些好消息。卡伦·霍妮认为，理想化意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经症患者有一些内在的潜能，只是，他们把潜能当成了已经实现的东西。随着治疗的进行，他们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自然会慢慢放弃对理想化意象的依赖，乃至切实行动起来，尽力发挥自己的潜能。而外化问题则可以通过更多地与内心接触来逐渐化解，比如，分析师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自我反思能力，认清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然后想办法打破由这些冲突及其衍生的虚假策略共同编织的恶性循环。解决冲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渴望真诚地投入到所有的关系中去，由此获得发展并变得成熟；每个人都希望确立自己的内在目标，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都能够进行自由选择，并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本书讲的是神经症患者，但其对心理冲突的出色洞察和精准描述会让我们所有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卡伦·霍妮提出的冲突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化“它山之石”为有用之美玉。

最后，限于译者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前言

这本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进步，书中的部分内容是我对患者和自己进行的分析的经验之谈。虽然书中的理论是多年间逐渐形成的，但是直到我开始着手准备美国精神分析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的一系列讲座的时候，我的观点才最终成形。我的第一个讲座是围绕着精神分析的技术层面展开的，题目为《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al Technique，1943）。第二个讲座是1944年举办的，讲座的内容包含了这本书所提及的问题，题目为《人格的整合》（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其中的一些主题，比如“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疏离心理学”以及“施虐倾向的意义”都已经在医学专科学院（the Academy of Medicine）和精神分析推进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上讲过了。

我希望这本书会对那些真正有志于改进我们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精神分析师有帮助，我也希望他们不仅能够将这里描述的观点用于他们的患者，而且也能用于他们自己。只有用强制的手段，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困难包括进去，并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精神分析才能进步。如果我们原地踏步，不愿意改变，我们的理论必然会变成空洞的教条。

不过，我深信，任何一本超出纯粹谈论技术问题和抽象心理学理论的书，都能够让那些想要认识自我，并且没有放弃成长努力的人受益。生活在这种复杂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本书所描述的那些内心冲突，并且需要所有可以得到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只有专家才能治愈，但是我仍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可以极大程度地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患者们，是他们在与我一起工作的过程中，让我更好地认识了神经症。我也要向我的同事们深表感激，他们的兴趣和富有热情的理解是对我工作的莫大鼓励。我指的不仅仅是比我年长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在我们研究所接受培训的年轻的同事，他们那些有批判性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那些讨论也很有激励作用。

此外，我要提一下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以特定的方式给了我支持，促进了我的工作。第一位是阿尔文·约翰逊博士（Dr. Alvin Johnson），在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是唯一受到认可的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他给了我在新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发表观点的机会。我尤其感激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和人文科学系主任克拉拉·梅耶（Clara Mayer），多年来，她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有兴趣，并且鼓励我与她们一起分享和探讨分析工作中的任何新发现和新观点。第三位是我的出版人诺顿（W. W. Norton）先生，他提出的有用建议帮助我对本书进行了很多改进。最后我还要向米内特·库恩（Minette Kuhn）深表谢意，在很大程度上，她帮我更好地组织了书中的材料，让我更清楚地陈述了我的观点。

卡伦·霍妮

导论

在研究神经症时，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途径，我们最后都会认识到：神经症源于人格的紊乱和失调。其实，几乎所有其他的心理学发现也包括这一内容，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再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患上精神疾病的人从来不会是内心平静、思维理智的人，而是饱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用现代理论来说，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分析中，我们应该为了更好地解析神经症性格结构而努力。

虽然弗洛伊德的起源理论没能让他更加明确地陈述这个观点，但实际上，他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与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后来，陆续有其他人继承并且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奥托·兰克（Otto Rank）、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等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性格结构的确切本质和诱发动因上达成一致。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完全不同。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假设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所持有的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观念很明显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对我而言，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结论之所以有一定的偏差，正是因为他没有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十五年来，我对这个课题越来越有兴趣，特别是当我与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共事时，他用他渊博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让我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因素除了在女性心理学上的有限应用之外，也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当我1932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那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等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观察到的，而只有文化差异可以解释这一点。终于，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书中表达了我的观点，那就是神经症是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的紊乱和失调引发的。

在我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之前的几年里，我同时进行着另外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探寻什么是神经症中的内驱力这一问题。弗洛伊德第一个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这些力量来源于强迫性内驱力。他认为这类驱力是人们的本能，人们渴望获得满足，并且无法忍受挫败，所以它们并不仅仅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起作用，而是在所有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那么这一假设就不可能成立了。正是因为这样，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如下几点：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所独有的；它们源于孤独、绝望、恐惧和敌意等感觉，代表着患者面对生活的方式；它追求的是安全感，而不是获得满足；它之所以有强迫性，是源于潜伏在其背后的焦虑感。这些驱力中的两种——对情感和权力的病态需求，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细致的描述。

虽然内心认可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我还是意识到，为了寻找更好的理解，我的研究方向已经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了。如果这么多弗洛伊德认为的本能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么多他认为是“力比多”的东西都只是对情感的病态渴求，并由焦虑引发，其目的在于与他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时期的经历虽然很重要，但是应该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所以，其他相异理论必然会随之而来。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明确地表达出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差异之处，所以后来我就出版了《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书。

与此同时，我仍在继续探寻神经症的内驱力。我将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描述了十种这样的倾向。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神经症性格结构有其关键意义。当时，我将这种结构看作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种神经症理论有一个特别的实践意义，那就是如果精神分析不是将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与过往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用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可以不需要或者只需要专家的一点儿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自己。目前的情况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有着很广泛的需求，但是能够获得的帮助却少得可怜，所以，自我分析似乎为人们提供了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线希望。因为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将它命名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对个体倾向的描述。当我准确地描述了各种倾向后，我仍有一种担忧，觉得简单的罗列会使它们显得太过于孤立。我能够看到对情感的病态渴求、强迫性的谦逊和对“伴侣”的需要都属于同一类，但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个体倾向结合起来就代表着对他人和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及一种特殊的生活哲学。我现在将其称之为“亲近人”（move toward people）的那种类型，其核心正是这些倾向。我也发现，对权力和名望的强迫性渴望与神经症野心有着某些共同点，它们粗略地构成了被我称为“对抗人”（move against people）的那种类型的组成因素。虽然被人崇拜的需求以及对完美的追求都具备神经症的所有特征，并且影响了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似乎主要涉及患者与自身的关系。还有，与对情感和权力的需求相比，利用他人的需求似乎不那么基本，也没有那么广泛，就好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取下来的一个小碎片。

我的疑问后来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后续的研究中，我的兴趣点转移到了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上面。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提出，神经症是由于不同的神经症倾向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提出神经症倾向不仅会相互强化，而且还会制造冲突，并且冲突会出现在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虽然它们最开始只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最终还是会包括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品性以及矛盾的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现象让我看到了冲突的重要性。一开始，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患者对他们内心存在的矛盾居然一无所知，当我为他们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变得闪烁其词，而且好像对此毫无兴趣。在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意识到，这种闪烁其词其实表达了他们对像我一样想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矛盾的分析者所持有的反感态度。最后，在他们突然意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惶恐不安。患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自己是在玩“炸药”，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回避这些冲突：他们害怕这些“炸药”会把他们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患者试图“解决”这些冲突的尝试是看不到希望的努力，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否认冲突的存在并且制造虚假和谐的努力。为了“解决”冲突，患者主要做了以下四种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它们的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是“远离人”（move away from people）。现在我们对神经症性疏离，也就是孤独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是一种对待他人的最初的矛盾态度，同时它还具有尝试解决冲突的意图，因为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情感距离会让冲突无法发挥作用。

第三种尝试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神经症患者不是“远离人”，而是远离自己。他整个的真实自我对他而言反而变得有些不真实，于是他会在心中创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的自我形象。在这个理想的形象中，冲突的各个部分都被美化，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像是一个丰富人格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这种尝试帮助我们解释了许多之前我们并不了解也无法分析的神经症问题，也将之前无法归类的两种神经症倾向归了类。对完美的需求表现为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被人赞美的需求可以看作需要他人认定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现实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尝试中，这种理想化意象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它转而制造了一条新的内心裂痕，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修补。

第四种尝试主要是为了消除这一裂痕，虽然它曾悄悄掩饰了其他冲突。通过被我称之为“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的过程，患者会认为内心的活动是发生在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真实的自我有一步之遥，那么外化作用则会使真实情况“面目全非”。此外，它又制造了新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极大地放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冲突。

以上是我列举的患者为“解决”冲突而做的四种尝试，一部分是因为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另一部分是因为它们造成了人格的深刻变化。当然，决不只有这四种方法，只不过其他方法不具有这四种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比如绝对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主要是想平息内心的疑虑；过度自控，患者想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将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行结合在一起；玩世不恭，患者想通过蔑视所有价值，消除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与此同时，我逐渐看清了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冲突的后果，比如，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对道德和诚信的损害以及由于感情纠葛而产生的深深的绝望。

直到我理解了患者完全丧失希望的状态后，才最终明白了施虐倾向的意义。现在我明白，这些假装通过替代性生活来尝试解决冲突的患者是因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在虐待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反映的正是他们想要获得报复性胜利的企图。所以，我认为，对破坏性利用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只是更广泛且固执地表现自己。我们暂且无法用更准确的术语来称呼这一群体，便定义为施虐狂。

就这样，一种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出现了，它的动力学中心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远离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的人格被分裂，另一方面他又需要维持自身的完整功能，所以他便开始孤注一掷地尝试解决冲突。尽管他可以制造出一种人为的平衡，可是新的冲突也会不断地产生，所以他又要继续寻找新的补救措施来消除这些新冲突。这些逃避分裂、努力获得整合的行为都会让神经症患者变得更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疏离自己和疏离他人，结果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真正解决冲突更加遥遥无期。患者最后会变得绝望，所以就更希望在施虐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反而增加了他的绝望，产生了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和它所造就的性格结构的整个令人沮丧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将我的理论称为具有建设性的呢？首先，我的理论结束了那种可以通过极其简单的方式“治愈”神经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当然，悲观主义也同样不切实际。我之所以将它称为具有建设性的，是因为尽管它认识到了神经症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但还是提出了积极的、乐观的观点，它不仅有助于缓和潜在的冲突，而且还能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这些冲突，帮助我们为整合人格而努力。神经症冲突无法通过理性解决，而且患者自己的尝试不仅可能无效，反而有害。但是，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状态而获得解决。只要是恰到好处的分析工作，就会改变这些状态，因为分析可以帮助一个人减轻绝望、恐惧和敌意等感受，减轻与他人、与自身的疏离程度。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有的悲观主义源于他对人性善良和人类发展的深刻怀疑，他认为人注定是要受苦和被毁灭的。驱使人行动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多被“升华”。而我却坚定地认为，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他的潜能，并且变得更加优秀。但是如果他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潜能可能就会丧失。我相信，人只要活在世上，就能够改变，并且能够不断地改变自我。而且，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我的这一信念也更加坚定。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首先，我要声明：并不是有冲突就是患了神经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总会时不时地与周围人的发生碰撞。正如我们常与环境发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由其本能决定。它们的交配、抚育后代、觅食和防御行为等或多或少都已经被决定，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相反，能够做出选择也必须做出选择是人类的特权，同时也是人类的重负。我们也许必须要在两个相反的欲望之中取舍，比如，我们想要独处，但也想有人陪伴；我们可能既想要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我们的愿望和义务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与爱人在一起，而这时却有人因为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可能左右为难，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想要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又或者，我们可能会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比如，在战争时期，我们认为参军是一种义务，但也认为应该留下来对家庭承担起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主要由我们所处的文化决定。如果这种文化非常稳定，而且恪守传统，那么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会很有限，个体可能产生的冲突也不会很多。但即使这样，冲突也不会完全消失：一种忠诚可能会与另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愿望可能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化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那么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将会因为多种多样而变得困难重重：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群的人，也可以独自隐居；他可以崇拜成功，也可以鄙视成功；他可以认为孩子应该被严格管教，也可以认为孩子能够被“放养”；他可以认为应当对男人和女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也可以认为两者应该适用同样的标准；他可以将两性关系视为情感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无关；他可以怀有种族歧视的态度，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或者鼻子的形状无关。诸如此类的选择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这种文化中的人必须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所以发生冲突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也没想过用具体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多半随波逐流，经常被意外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他们下意识地做出妥协；他们卷入矛盾后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里，我所指的正常人仅仅是没有患神经症的人。

因此，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仅仅觉得应该喜欢他就自以为喜欢上了他？如果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的悲伤，还是只是惯性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位律师或者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种职业受人尊敬并且收入丰厚？我们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幸福、自立，还是只是嘴上随便说说？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回答，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通常都与信念、信仰或者道德观相关，所以只有当我们建立了完善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认识这些冲突。从他人那里得来的价值观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不足以导致冲突，也很难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观念影响时，这些价值观很容易被抛弃，并被新的所取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他人的价值观，并拿过来当成自己的，那么，关系到我们自身利益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比如，如果一个儿子从没有怀疑过他心胸狭隘的父亲，那么，当他的父亲想让他从事一项他并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就不会发生冲突了；当一个已婚男子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他已经陷入了冲突，当无法确定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干脆会选择一条最省事的解决之道，而不是面对冲突做出决定。

即使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也必须愿意并且能够放弃两个冲突中有争议的那一个。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头脑清醒并且自觉地放弃，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成一团的。说到底，或许还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无法做到坦然放弃。

一个人要做出决定，前提就是他愿意并且有能力对决定负责，这其中包括要承担做出一个错误决定的风险，并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而不归咎于他人。他可能会想：“这是我的决定，我自己的事。”他必须具备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而这种素质明显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我们很多人都被冲突束缚住了手脚，所以我们常常用嫉妒和羡慕的心态去看待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丝毫不被这些冲突干扰的人。这种羡慕不无道理。那些人可能是强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或者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冲突的影响已经不那么明显，做决定已经不那么迫切，他们因此拥有了一种从容的风度。但是，外在的风平浪静可能只是假象，更多时候，那些我们羡慕的人因为冷漠、顺从或者侥幸而没有能力真正地、主动地面对自己的冲突，或者靠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或者用小把戏得到了一些实惠而已。

虽然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我们越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且努力寻求解决方法，就越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和更强大的力量。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植于麻木的虚假冷静丝毫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陷于软弱之中而无力面对现实。

当冲突是关于生活的基本问题时，要面对和解决它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找不到逃避的理由。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我、树立信念。当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后，我们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方向。[1]

当一个人患有神经症时，认识和解决冲突会有很大的困难。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神经症通常是一个程度问题，所以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通常指的是那些“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了，只有当他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才能有意识地、清晰地体验到恐惧和愤怒，不过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他们深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并且失去了识别、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患者丧失了断然舍弃的能力，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2]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也可能是那些同样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会有人质疑用同一个术语表示两种不同类的东西是否恰当。我认为这是恰当的，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区别所在。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一位与他人合作研究机械设计的工程师经常被阵发性疲劳和烦躁折磨，某一次是由下面的事件引起的。在一次技术问题讨论会上，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而同事的被采纳了。不久之后，大家又在他不在场时做出了决议，之后也没有给他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可以以程序不公平为由而据理力争一番，或者也可以欣然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反应都是协调性反应，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他痛恨自己被人轻视，却没有反抗，他只是感到愤怒，而这种愤怒只出现在了他的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愤怒既有他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所以这就是他感到疲劳和烦躁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没能够做出协调反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自认为很了不起，可是这种“了不起”是需要他人的尊重才能树立起来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他一直将“在这个专业领域，我的聪明才智是无人能比的”这样的想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视都会因为触碰到这一“底线”而挑起他的怒火。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指责和羞辱他人，虽然他非常厌恶这种态度，而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藏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他的无意识内驱力，也就是为了达到利己目的而想要利用他人，所以他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风度。另外，对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再加上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等态度，更加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于是，冲突由此产生：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也就是他随时可能爆发的怒火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情感和赞美的需求，并且力求在自己眼中显得公平和理性。结果就是，虽然人们看不出他内心的动荡，却能看见他的疲劳和提不起精神做事的状态。

当观察这个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没有比颐指气使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又要讨好和迎合他人更极端对立的例子了。其次，工程师对整个冲突一直是无意识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倾向被深深压抑着，他内心的纠结只有那么一点儿外在的表现，情绪也很理智：我的方案比他们的更好，他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是忽视我的存在。最后，冲突的两种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过分要求以及对他人的依赖行为有些许理智上的认识，可在主观愿望上，他依然无力改变。要想改变它们，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受到两方面的强迫性力量的围攻，而他却无法控制：他无法对自己内心这样迫切的需求置之不理，但这些需求却无法代表他真正的需要或者追求。他既不想利用他人，也不愿意顺从他人，因为他不屑于这些做法。由此可见，这个例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神经症冲突的了解——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再举一个有类似情况的例子。一位自由设计师从他的好朋友那里偷了些钱。他的这一行为无法被外界理解：他的确需要用钱，可他的朋友一定会借给他，就像以前一样。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他是一个既体面又重视友谊的人。

以下的冲突才是这一行为的真正原因。这个人对情感有着明显的病态需求，尤其希望随时都能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其中也混合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想利用他人得到好处，所以他就采取了既想得到他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前一种倾向本来会让他愿意接受帮助，但是他脆弱的自尊又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别人应该因为能够帮助他而感到荣幸，而自己主动向别人求助则是一种屈辱。由于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望，他更加反感于求助他人，这让他无法承认自己的任何需求，也无法使自己亏欠他人。因此他只能索取，而无法接受。

这个冲突尽管与第一个例子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任何神经症冲突都会表现出冲突驱力之间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所以，患者无法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非要给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划分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于正常人来说，冲突的两种倾向的悬殊远比神经症患者要小得多。正常人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合情合理，而且统一在人格框架以内。形象一点来说就是，正常人的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只有90度的夹角甚至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夹角可能有180度。

另外，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区别。就像索伦·克尔凯郭尔（SФren Kierkegaard）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生活多种多样，无法仅仅通过一些抽象的对比来描述清楚，比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完全意识到的失望之间的对比。”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主要因素而言却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是只要得到一点儿帮助，他可能就会意识到冲突的存在，而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是被深深压抑着的，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他才能意识到冲突的存在。

最后，正常的冲突所涉及的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希望得到的，或者涉及在两种信念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两种信念都是他所珍视的，所以对他而言，他是有可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的，即使这让他很为难，并要有所舍弃。深陷神经症冲突的人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他被两种方向相反的强制力驱使着，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跟随，所以做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停住了脚步，无法挣脱。只有处理好神经症倾向，并且改变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摆脱这些倾向。

以上这些特征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会如此尖锐。这些冲突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使人感到无望，而且它们还是足以让人心生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它们铭记于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消解（solve）冲突所做的所有努力和尝试，而这些努力和尝试正是神经症的主要内容。[3]

第二章 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远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然而，要发现这些冲突却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主要存在于无意识中，但更多的原因是在于神经症患者往往千方百计地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哪些迹象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冲突是存在的呢？在前一章引用的两个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最终产生的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是疲劳，在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也就是说，每一种症状几乎都是冲突直接或者间接的产物。我们将会逐渐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它们是如何导致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惰性、孤独等状态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面的紊乱转向它的源头，尽管我们还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一个表明冲突存在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位工程师虽然认为那件事不对，于他而言很不公平，但是他却没有反抗；在第二个例子中，一个高度重视友谊的人却从朋友那里偷钱。患者有时也能够意识到自己这种矛盾的表现，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表明冲突一定存在，就像体温升高表明人生病了一样。现在，我来举一些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比如，一个女孩一心想着结婚，但却回避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经常对他人出手大方的人却对自己很吝啬；一个喜欢清静的人却无法一个人独处；一个对他人宽容和忍耐的人却对自己过于严厉和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就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的假设。比如，深度抑郁表明一个人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但是如果一位看起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位母亲更关注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一可能性的存在，那就是她想成为好母亲的理想与她想要让孩子经历挫折的无意识施虐倾向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浮于表面，也就是说，我们会体验到冲突的存在，这似乎与我所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这一论断相矛盾。但事实上，浮于表面的冲突只是真实冲突的扭曲或者变形。因此，尽管可以选择逃避，但是当某个人发现自己必须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时，他可能深陷于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中而无法自拔。他可能无法决定：是娶这个女人还是那个或者要不要结婚，选择这份工作还是另外一份，是继续维持与别人的合作关系还是解除这种关系。于是，他特别纠结，摇摆不定，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可能会求助于心理分析师，期望分析师能帮他厘清自己的问题。然而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目前的冲突只不过是内心冲突的最终爆发。如果不继续探寻下去，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冲突，他的问题终将无法解决。

内心的冲突可能会被外化并出现在患者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原因的恐惧和压抑与他的愿望相矛盾的时候，他可能会意识到他内心的冲突也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一个人越了解，我们就越能够识别出那些导致神经症外显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但是我还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情况反而会令人更加困惑，因为矛盾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所以我们自然会问：在所有这些冲突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个基本冲突，并且它就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解读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有很多表面上不相关的分歧和争吵，涉及朋友、孩子、理财、一日三餐等，而所有这些分歧和争吵都源自这段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和谐。

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人格中存在着基本冲突，这种观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以及善与邪的较量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基本冲突是盲目寻求满足的本能驱力与家庭和社会形成的险恶环境之间的冲突。险恶的环境在人的幼年时期便内化于人格之中，从此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这个假设相当严肃，在这里讨论不大恰当，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将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都详细地论述一番，所以我们还不如去尝试理解这种观念本身的意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放在一旁。这样，只剩下这一论点：原始的利己驱力和良知之间的对立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根源。就像下文所要说明的那样，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是我觉得大致与这种对立相差无几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有其重要地位，但是我对它的基本属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虽然它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有继发性，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我持有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会在后面详细论述，这里只说一点：我既不相信任何存在于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一个神经症患者产生那么严重的内心分裂，也不相信它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种精神状态表明，神经症患者还具备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奋斗的能力，只是因为恐惧阻碍了他的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因为他所有的愿望都是分裂的，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愿望都是相互抵触的。这确实会形成一种比弗洛伊德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状态。

尽管我认为的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具破坏性，但对于最终解决可能性矛盾的看法，我的观点却比他的要乐观。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原则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控制而已。在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出现，而如果确实出现了，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能够承受分析过程中的艰难，冲突是有可能被解决的。我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区别并不在于乐观或者悲观，而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所得出的必然不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回答具有哲学上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将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暂且放在一边不谈，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将受虐和施虐驱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相结合的结果。

如果将我的这一观点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就需要引入道德观念。但对弗洛伊德来说，道德观念只是对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着一种完全不包含道德观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基于此理论的治疗方法被限制在了极小的范围内。又或者说，他的这种努力似乎导致了他的失败，使他无法认清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即使他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类的相互冲突。有感于个体身上存在的多种矛盾，荣格总结了这样一条规律：任何一个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的对立面也存在。外表的柔弱意味着内心的刚强；表面的外向掩盖着内向；表面上思维和理智占据主导作用，而内心却重视情感等。到这里，荣格似乎将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可是他接着又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其目的就是接受两者，并向理想的完美状态靠近。对他而言，神经症患者是那些过于注重某一方面发展而陷入困境的人。这些观点在荣格的“互补法则”中得到了论述。我也承认，包含互补因素的对立倾向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会有所体现，但是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并且被患者执着地坚持着，因为它们是患者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比如，一个人内向、沉默寡言，并且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无视他人，如果我们将他的这种表现视为一种真正的倾向，也就是说，这种表现是由机体素质所决定并通过经历得到了强化，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步骤就是：先向患者表明他具有潜在的“外倾”倾向，分别指出偏重于某一个倾向都有危险之处，然后鼓励他接受这两种倾向，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中。但是，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孤独倾向）视为他逃避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内倾外表之下所隐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够接近“内在完整”（wholeheartedness）这一目标。

现在到了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了。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存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在具体讨论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对矛盾有着戏剧性的表现：海德先生既体贴、敏感、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又残忍、无情和自私自利。当然，我不想暗示神经症分裂总是跟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模一样，我只是想指出，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常常能够观察到根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的概念，它指的是患病儿童在一个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孤立和无助。外界环境中的许多不利因素都可能让孩子产生这种不安全感，比如：直接或间接的管教；冷漠；情绪化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乏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多的赞美或者没有赞美；缺少温情；让孩子在父母的不和中“站队”；赋予孩子太多的责任或者任其无所事事；过分溺爱；不允许孩子与其他孩子交往；不公平；歧视；不遵守诺言；敌意的氛围等。

唯一需要特别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孩子能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伪善。他们会觉得父母的爱和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诚实和慷慨等都可能是假装出来的。在孩子的感受中，父母的这些行为有一部分确实是伪善的，但其余的可能只是他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了矛盾而做出了反应。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通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也许很明显，也许很隐蔽，因此分析师只能慢慢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孩子们被这些令他们不安的状况所烦扰，不停地寻找方法来应对这个险恶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不仅发展出了应对策略，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倾向，这些性格倾向成为了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之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要知道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个体的趋势上，而是要全局性地观察孩子们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选择的或者实际选择的行动。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细节，但却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孩子们为了应对外界环境所采取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相当混乱的状况，但迟早会有三种倾向逐渐明朗起来：孩子可以亲近人、对抗人或者远离人。

当孩子亲近人时，虽然有隔阂和恐惧，他还是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愿意试着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且依赖他们。只有这样，跟他人在一起时，他才能感到安全。如果家中发生了争执，他通常会选择支持有力的那一方而以此获得归属感和支撑感，这让他觉得不再像从前那样孤立和无助。

当孩子对抗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将它看作理所当然，所以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情感和意图，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他想变得更强大，打败他人，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还为了报复。

当孩子远离人时，他既不想有归属感，也不想反抗，而是孑然一身。他觉得他跟别人没有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他用大自然、玩具、书籍和梦想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这三种态度的每一种中，都过分强调了基本焦虑所包含的某一种倾向：第一种是无助，第二种是敌意，第三种是孤立。但事实上，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三种态度中的一种，因为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必定都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

如果我们直接将话题转到充分发展的神经症上面，以上讲的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会明显地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会继续起作用。比如，在一个明显表现出依赖和顺从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对孤独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可以有顺从的一面，也需要独处；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渴望友谊。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决定实际行为的最主要力量，它代表着人们应对他人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会使用各种无意识的方法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在任何需要与他人共处的情况下都会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但不总是）患者在意识中最能接受的倾向。

这并不意味着另外一些表现不明显的倾向的影响力就很小。比如，通常很难说，一个表面上显得依赖、顺从的人，支配他人的愿望的强度是否弱于对获得喜爱的需求，他的攻击冲动只是更为间接。潜在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更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例子证明。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次要倾向发生了逆转。我们在儿童和成年人中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换位。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的人物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女性患者的案例中也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转变。一个女孩原本像假小子，她有雄心，而且有些叛逆，但当她坠入爱河后，她可能会变得顺从、黏人，不再有雄心壮志。或者，在遭受重大变故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会变得病态地依赖他人。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像这样的改变或许可以回答下面这些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成年后的经历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在童年时期就完全定了型，无法改变了？从冲突的角度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做出比人们通常的看法更加恰当的回答。比如，有以下的可能性：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严厉的管教，那么他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可能影响其性格的塑造。然而，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就被培养得循规蹈矩，那么后来任何新的经历都无法将他的性格改变。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死板让他无法接受新体验，比如，他的孤立可能严重到无法让别人靠近他，或者他根深蒂固的依赖使他成为了受人支配的角色；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用旧有观念看待新体验，比如，具有攻击性的人在受到他人友好对待时，会将这种友好看作是愚蠢或者居心不良的表现，新的体验只会强化旧有观念。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度时，看起来似乎是因为他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后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但是这个改变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明显。事实上，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一起强迫他放弃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用正常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倾向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够向他人做出让步，也能够抗争到底，也能够不与人来往，三者可以互相补充、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是表明在某一方向上发展过度了。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些倾向是无法调和的。神经症患者无法灵活地面对外界；他被迫去顺从、对抗和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合适。如果他用其他方式行动，就会感到恐慌。所以，当这三种倾向都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便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以上各种倾向并不仅仅存在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还会蔓延至他的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细胞会蔓延到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中一样。这些倾向最终不仅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自己、与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就容易把冲突导致的结果看成绝对矛盾，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服从与对抗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想要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时，只注意到二者对待某一个问题的态度的不同（比如，对宗教或权力的态度不同），便以为就是正确的了。不同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仅仅单独强调其中一点就会混淆这一点：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代表着两种格格不入的哲学。

一个以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为开始的冲突最终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气质，决定着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以及信仰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它们是难解难分的。[4]

我的观点是，源于矛盾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应被称为“基本冲突”。再补充一句，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形容它的重要，还强调这一事实，那就是它是神经症的能动中心，神经症由此向外延伸。这个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它的含义将在下文中逐步说明。广义而言，这一理论可以看作对我早期观点的扩充，该观点认为，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第三章 亲近人

只描述基本冲突在一些个体身上的表现是无法将它说清楚的。因为基本冲突具有破坏性，所以神经症患者构建了一条防线，这样不仅让基本冲突难以被看清，还把它深深藏起，以至于无法让它以单独的形态出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浮于表面的更多是各种解决冲突的尝试，而非冲突本身。因此，只注意病史的细节并不能发现它所掩盖的各种细微差别，这样的描述必然太过于关注细枝末节，而无法使问题一目了然。

此外，我在前面章节作的概述仍需要进一步充实。要理解基本冲突的内涵，我们就要从研究所有的对立因素开始，而要获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只需要观察那些某一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即可，对他们而言，这种因素代表着他们更能接受的自我。为了简单明了，我将个体划分为顺从型、攻击型和疏离型三种类型。[5]我将着重注意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盖的冲突。在每一种类型中，我们发现，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形成了，正是这种态度引发了某些需求、品质、敏感、抑郁、焦虑以及一些特殊的价值。

这种做法可能有一些弊端，但是也有一定的优点。首先，我们选择研究的类型能够相对明显地表现出一系列态度、行为和信念等的功能和结构，当这些因素隐约出现时，我们更容易识别出它们。此外，研究典型的症状有助于我们找出这三种态度在本质上的不相容性。回到关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比较上。如果想找出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不会从一开始就以一个既信仰民主制度又暗中钦佩法西斯主义的人为研究对象，相反，我们可以先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关著作和实践中对法西斯主义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再将它们与最典型的民主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对比两种信仰之间的差别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妥协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组是顺从型人格。有这种人格的人会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质，他对喜爱和赞赏有明显的需求，尤其需要一位“同伴”，可能是一位朋友、一位爱人、一位丈夫或者一位妻子，“这位同伴会满足他生活中的所有期待，会帮助他决定善与恶，其首要任务就是操控他”。这些需求具有所有神经症倾向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并且受挫后会激起焦虑或者沮丧，它们几乎与“他人”的价值以及他对“他人”的真实感受无关。尽管这些需求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有变化，但它们都围绕着对亲密关系和归属感的渴望而展开。由于这些需求本身具有盲目性，所以顺从型的人总是喜欢强调他与别人在性情和兴趣上的共同点，而忽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对别人的误解不是因无知、愚蠢或者缺乏观察能力引起的，而是由他的强迫性需求所决定的。就如一位患者描绘的画面那样，她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奇怪而且危险的动物所包围的婴儿，她就站在画面的正中间，渺小而无助，一只想要蜇她的大蜜蜂绕着她飞来飞去，还有一条要咬她的狗、一只想抓她的猫和一头想要顶撞她的牛。很显然，这些动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那些更具攻击性也更令人畏惧的正是这位患者最想要获得的“喜爱”。总而言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需要别人接纳他、欢迎他、赞赏他、钦佩他；需要被他人重视，尤其是被某一个人重视；需要他人帮助他、保护他、照顾他、指导他。

当分析师向患者指出他的这些强迫性需求时，他很可能会认为所有这些需求都是很“正常”的，他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除了那些被施虐倾向完全扭曲的人（后文中将会讨论这一点）——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情感的渴望，每个人其实都想要被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人帮助等。患者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他对情感和赞赏的疯狂需求都出于真心，然而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都被他对安全感的永不满足的需求所掩盖了。

满足安全感的需求是如此迫切，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他形成了某些能够塑造他性格的品质和态度，这些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说是讨人喜欢的，即他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需求，当然，这必须在他情感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内。比如，尽管他可能会忽视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的独处愿望，但却对别人在同情、帮助、赞成等方面的需求非常敏感。他自觉地尝试着满足其他人对他的期待，或者他自认为是对他的期待，所以经常会忽略自己的感受。他变得“无私”和慷慨大方，愿意自我牺牲，假如不考虑他无止境地要求别人喜爱他这一点。他变得顺从，过分周到（当然是在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却忽略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常常认为他们虚伪又自私。但是，假如允许我用意识的术语来描述一下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事情，便可以这样说：他说服自己他是喜欢所有人的，他们都很“好”，并且值得信任。可是这一错误结论不仅给他带来了失望，而且加重了他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或者判断，而是盲目地给予，同时又想得到相同的回报，所以当没有获得回报时，他就会感到不安。

还有一种与这些品质相似的品质，它表现为回避对他人的不满，回避争吵和竞争。他总是将自己放在从属于别人的位置上，位居次席，让他人出风头；他会息事宁人、居间调停，并且毫无怨言（至少这一点是有意识的）。所有对复仇或者获胜的欲望都被深深压抑了，以至于他经常对自己的轻易妥协和毫无怨恨感到吃惊。这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主动承担过错的倾向。他毫不在意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内疚，他都会将错误归咎到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并且反躬自省；当面对明显的、毫无根据的批评或者预料之中的攻击时，他总是急于认错。

从这些态度转变为明显的压抑有着极其微妙的过程。由于所有的攻击行为都是他忌讳的，所以就产生了压抑，他不敢固执己见，不敢批评他人，不敢要求他人，不敢发出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同时，因为他的生活处处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了他做点什么或者享受些什么。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可能会让他觉得，没有其他人参与的体验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一顿饭、一场演出、一段音乐或者一处风景。毋庸置疑，如此严格的限制自我取悦不仅让他的生活变得乏味，还会让他更加依赖他人。

除了将上面列举的品质理想化之外，这种类型的人在对待自己的态度方面还有一些典型特征，其中一种就是他感觉自己非常脆弱和无助，经常哀叹“渺小又可怜的我”。当独处时，他会不知所措，就像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又像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无助感一部分是真的。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感觉自己无法抗争时，确实会变得软弱。此外，他会坦诚地向自己和他人承认自己的无助感，也会在梦中发现自己的无助，还会经常用这样的无助感作为吸引他人注意或者自我防御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你不能扔下我，因为我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助。”

第二个特征源自他甘愿让自己位居次席的倾向。他认为所有人都比他优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更有吸引力，更有智慧，受教育程度更高，比他更有价值。他会产生这种感觉是有一定事实基础的，因为他缺乏自信和主见，而这必然会削弱他的能力；即使在他绝对擅长的领域，即使成绩原本属于他，自卑感也会让他将成绩归于“能力强于他”的他人。当面对有攻击性或者傲慢的人时，他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用，甚至即使是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也倾向于低估他的品质、天分和能力，以及他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是他对他人依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常会无意识地倾向于用他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尊感会随着他人对他的褒贬和喜恶而强弱不定，因此他人的任何拒绝对他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打击。如果某人没有回请他，他虽然可以理智地接受，但是依照他内心世界特有的逻辑方式，他的自尊会降低为零。换句话说，任何批评、拒绝或者背叛对他都是可怕的威胁，所以他会尽最大努力去挽回那个对他有威胁的人的尊重。在一边脸挨了耳光后，他会主动把自己另一边脸凑过去，这样做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使，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做的唯一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当然，根据他的成熟度，这些价值观在清晰和坚定的程度上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它们建立在善良、同情、爱、慷慨、无私和谦卑等基础之上；而自私、野心勃勃、麻木不仁、狂妄和使用权势等是他所痛恨的，虽然他可能在暗中钦佩它们，因为它们代表着“力量”。

以上就是神经症“亲近人”所包含的特征。现在你们应该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比如顺从或者依赖，来描述这些特征是多么不恰当，因为这些特征反映的是一整套思维、感受和行为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说过不去讨论那些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除非了解了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如何加强了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患者是如何坚守着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因此，我们应该快速看一下这幅画面的背面。当分析“顺从型”时，我们发现患者强烈地压抑着自己的攻击性。与表面上的过分关心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其实对他人漠不关心，或者经常对他人持有蔑视的态度，或者无意识地想要利用、控制和支配他人，或者想要超越他人，或者想要享受报复性的胜利。当然，受到压抑的内驱力在类型和强度上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儿童时期遭受了不幸。比如，回顾某位患者的成长史，我们发现，患者在5～8岁的时候还会乱发脾气，后来逐渐变得乖巧懂事。但是，成人后的经历也会助长攻击倾向的发展，因为很多因素都会随时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如果我们此时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会离题太远，这里只做简单地说明，自谦和“与人为善”可能会招致被人欺负和利用；对他人的依赖可能会使自己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当患者对情感或赞美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反而会有被忽视、拒绝和羞辱的感觉。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觉、驱力、态度都被“压抑”时，我是根据弗洛伊德对“压抑”这一术语的理解来使用它的，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患者不仅没有意识到压抑的存在，而且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唯恐向自己或者他人露出半点压抑的蛛丝马迹。所以，每一种压抑都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患者把内心的某种驱力压抑下去有什么目的？在顺从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好几种答案，但大多数答案需要在我们讨论完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后才能够被理解。此时，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点是，敌意会威胁患者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此外，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甚至自主行为都是自私的，所以他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并且认为其他人也会对此表示谴责。他无法承担被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完全来自他人的肯定。

压抑所有带有肯定、报复、野心的情感和冲动还会产生其他作用，它是神经症患者解决冲突，制造统一、完整、整合的感觉的诸多尝试之一。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望并不神秘，一方面，人格统一是我们正常生活的需要，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牵扯时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害怕人格分裂。让一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而压制其他倾向是整合人格的一种无意识尝试，是神经症患者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我们发现了患者刻意压制所有攻击性冲动的双重目的：他的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虚假统一性不能被破坏。攻击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控制。患者会尽可能地从不表现出自己想要任何东西的欲望，他从不拒绝他人的请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要位居幕后等。换句话说，患者顺从、讨好的倾向被强化了，它们变得更有强迫性，更加盲目。

当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努力并不能阻止压抑的冲动表现出来或者发挥作用——它是以符合神经症结构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患者会因“我是如此悲惨”而提出要求，或者暗中以“爱”的名义支配他人。被压抑的敌对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易怒或勃然大怒。这些爆发虽然不符合患者对温和和温暖的要求，但对他而言却是自然而然的。站在患者的角度看，他并没有错。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是过分和自私的，所以自然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以致无法忍受。最终，被压抑着的敌对情绪引发了怒火，甚至因此引起了机体的各种功能性障碍，比如头痛或者胃部疾病。

因此，顺从型的大部分特征都有双重动机。比如，当他低调为人时，是为了避免摩擦，让自己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但这也可能成为他压抑自己的一种手段；当他允许他人占便宜时，只是为了表达顺从和“善良”，但也可能是为了回避自己心中想要利用他人的愿望。为了克服神经症的顺从倾向，就要按照合适的顺序对冲突的两面进行修通。有时，我们可以从观点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中得到这样一种观点，似乎“释放攻击性驱力”就是精神分析的本质所在。这只能表明观点持有者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多样性缺乏认识。对某一特殊类型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即使在这种类型中，它的正确性也有限。攻击性驱力是需要释放，但如果“释放”本身被当作最终目的，那就很容易给患者带来伤害。如果要使患者的人格最终得到整合，我们必须继续对冲突进行修通。

我们还要注意爱情和性欲在顺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他追求的生活目标，没有爱情的生活会单调、无聊和空虚。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用来描述强迫性追求的说法，爱情成了被不顾一切追求的幻影。无论是人、风景、工作，还是娱乐和兴趣爱好，除非有爱情为它们增添色彩，否则它们将毫无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对爱情的痴迷通常更为频繁和明显地体现在女性身上，所以使人们认为这种痴迷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渴望。事实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它只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内驱力。

如果了解了顺从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患者将爱情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在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由于他具有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所以爱情是满足他所有神经症需求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既能满足他被人喜爱的需要，也能满足他（通过爱情）支配他人的需要；既能满足他位居次席的需要，也能满足他突出自己的需要（通过对方全身心的付出）。这种方式既可以使他在一个合理、单纯，甚至值得称赞的基础上释放所有的攻击性驱力，同时又能够让他有机会表现出其拥有的所有讨人喜欢的品质。不仅如此，由于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和挣扎来自于内心的冲突，爱情就变成了“良药”，所以他相信，只要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期望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必须理解他这种无意识的逻辑：“我软弱又无助，如果我独自一人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我的无助于我就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是，如果找到一个爱我胜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会再有危险，因为有他（或她）保护我。有了他，我就不需要再为自己争取什么，因为他会理解我，并且能给我所有我想要的东西，甚至不需要我提出要求或者做出解释。这样看来，我的软弱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怜爱我并且让我依赖他。凡事我没有主动的欲望，但是如果是为了他，或者是他要求我为他做一些事情，我就会变得很主动。”

他有条理地重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并将它们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考所得，有些只是凭感觉，但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行为，他会想：“独自一人对我是一种折磨，不仅仅是因为我无法对无人分享的东西产生兴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和焦虑。我可以一个人在星期六晚上看一场电影或者读一本书，但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这让我感觉没有人想要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必须仔细安排，绝不能在星期六晚上或任何时候独处。但是如果我找到了我的爱人，她就会帮我远离这些折磨，我不再是独自一人了。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一切，不管是准备早餐还是工作或者看日落等，都将充满乐趣。”

他还会这样想：“我是不自信的。我总是觉得别人比我更能干，更有魅力，更有天赋。就算是我通过努力完成的工作也拿不出手，因为它无法让我感受到荣耀，或许我只是运气好而已，我也不确定再做一次的话是否还能完成。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他们一定不会喜欢一无是处的我。但是，如果我找到一个喜欢真实的我并且十分重视我的人，别人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难怪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充满诱惑，也难怪人们会紧紧抓住它不放，会舍弃用一个艰苦的过程从内在改变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性交本身除了生物性功能外，还具有一种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顺从型患者越是冷漠（也就是害怕付出真情），或者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有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觉得那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方法，还会高估它解决矛盾的力量，正像他高估爱情的力量一样。

如果能够小心地避免这两种极端——一种是将对爱的过分重视当作“完全自然的事”，另一种是将它视为“神经症”，我们就可以明白，顺从型患者对爱情的期待完全源于他的生活哲学。我们常常——也许是必然——在神经症症状中发现，患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论证都是完美无瑕的，只不过这些论证的出发点都存在谬误。其谬误之处在于，患者误将自己对情感的需求及与其相关的需求当作了自己拥有爱的能力，而将他的攻击性甚至是破坏性倾向完全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他忽略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想要清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丝毫不改变冲突本身。这是每一种试图消除冲突的尝试所特有的特点，也是这些尝试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但是，对于将爱情作为一种尝试的情况，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如果这些顺从型患者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位内心强大并且能够包容他们的同伴，或者那位同伴的神经症刚好与他的互补，那么他的痛苦可能会大大减轻，他甚至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幸福。但是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他想要在人间寻找天堂的期望只会让他更加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入这段关系从而毁掉它。即使这段关系有缓解他痛苦的可能性，但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就会一直存在问题。

第四章 对抗人

在讨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人”的倾向时，我们将会跟之前一样，考察攻击性倾向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类型。

顺从型固执地认为，人都是“友好的”，但是又一再地被相反的事实打击；而攻击型理所当然地认为人都有敌意，并且拒不承认人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搏斗，人人都只求自保，他只是不情愿地、有所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他有时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更多时候他的态度被掩藏在彬彬有礼、公正不阿和友善的外表下。这一“外表”可以被比喻为阴谋家的权宜之计，它是虚伪、真情实感和神经症倾向的混合物。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别人相信他是一个好人，这种愿望可能会有一定的真心实意，尤其是当他明知自己在所有人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这其中可能会有些许对情感和赞赏的神经症需求，而这种需求却服务于具有攻击性的目标。顺从型就不需要这种“外表”，因为他的价值观总是与社会或宗教认可的美德标准保持一致。

攻击型患者的需求跟顺从型患者的一样，也具有强迫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的需求也是由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要强调一下，因为顺从型的恐惧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攻击型中却从未被承认或者从未被表现出来。在攻击型患者看来，所有的事情都会很困难，或者变得困难，或者至少是显得困难。

他的需求源自他的这种感受，那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角斗场，就像达尔文提出的观点，这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能否生存下去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但不管怎样，追求个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因此，他的基本需求变成了控制他人，而且手段千变万化，可能是直接运用手中的权力，也可能以对人关怀备至或者让人觉得有义务而达到间接控制的目的。他可能更愿意成为幕后操纵者，所采取的方式经过了深思熟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他完全控制。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控制方式，一部分源于他的先天禀赋，另一部分则是各种冲突倾向的融合。比如，一位攻击型患者同时又有疏离倾向，他将会回避直接控制别人的做法，因为那样反而会让他与他人发生更密切的接触；如果他暗自渴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他也会倾向选择间接的控制方式；如果他想成为幕后操纵者，他则会表现出施虐倾向，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与此同时，他想要高人一等，获得成功、名望或者任何形式的认可。为了这些而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因为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成功和名望将会带来权力。这些努力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肯定、赞赏和高人一等的事实，又让患者在主观上获得了一种力量。与顺从型一样，攻击型患者的重心落在自身之外，只是他想要获得的肯定在类型上和顺从型不一样。事实上，顺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想要的肯定都是徒劳的。当人们纳闷为什么获得了成功依然会有不安全感时，这只能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他们有这种困惑，就表明成功和名望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算计他人，让他们对他自己有用，这些需求都是攻击型的一部分。这种类型的患者会以“我能从中得到什么”的立场来对待任何局面或者关系，不管是面对钱财、声誉、人际关系，还是创意时，他都会这样想。患者自己会有意识地或者半意识地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他的性格正好与顺从型相反，他严厉、态度强硬，或者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将所有的情感，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视为“多愁善感”。爱情对他而言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坠入爱河”，或者从不与异性发生关系或者结婚，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到一位满意的伴侣，这位伴侣可以激发起他的欲望，而且他的地位也会通过这位伴侣的魅力、社会威望或者财富得到提高。他不明白为什么要体贴他人：“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让他们自己关心自己吧。”如果问他那个古老的伦理学问题，即在一个竹筏上有两个人，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时该怎么办？他会说，他当然会尽力自保，不这样做才是愚蠢或者伪善。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恐惧，因此会竭尽全力地控制这种情绪。比如，他可能会强迫自己待在一个空房间里，虽然他很害怕晚上有窃贼闯入；他可能会坚持骑马，直到他克服了对马的恐惧才停下来；他可能会故意穿过经常有蛇出没的沼泽地，只为了克服对蛇的恐惧。

顺从型倾向于讨好，而攻击型却竭尽全力想成为一名斗士。在与别人发生争论时，他机警而敏锐，会费尽心思争论——只为证明他是对的，尤其当他身处绝境、只能背水一战的时候，才是他彰显自己能力的时候。与那些不敢取胜的顺从型相反，攻击型是输不起的，他们一心只想着要获胜；前者随时准备自责，而他随时准备推卸责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过失感：顺从型承认错误时并不认为他真的错了，而是受讨好他人的愿望所驱使；同样，攻击型也并非确信他人错了，他只是假设自己是对的，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就像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阵地来发动攻击一样。对他而言，承认一个没有必要承认的错误会暴露出自己的愚蠢和软弱，这是不可原谅的。

与他跟一个险恶的世界做斗争的态度相一致，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现实主义”意识。他不会“单纯”到忽略他人可能阻碍他达成目标的表现，比如，别人的野心、贪婪、无知或者其他。由于在一个竞争性的文化中，这样一种个性比正直要常见得多，所以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他觉得自己只是很现实罢了。实际上，这种性格跟顺从型一样是有缺陷的。他的这种现实观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他十分重视谋略和远见。作为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他会随时评估自己的胜算、对手的实力和可能遇到的陷阱。

因为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强大、最精明或者最受欢迎的人，所以他总是很努力地发展能力和智谋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他积极、投入地工作，这可能会让他成为一位优秀的员工或者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是，这种对工作的乐此不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并不喜欢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无法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也与他试图在生活中排斥情感这一现象相吻合。排斥情感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是为了获得成功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样做能够让他像加满油的机器一样运转，不知疲倦地“制造”出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权力和更大名望的“产品”，而感情用事可能会带来干扰，减少他获得成功的机会；可能会让他羞于使用那些他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惯用的手腕；可能会促使他将对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自然或者艺术上，或者转移到朋友身上，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对他有用的人。另一方面，对情感的回避必然会带来内心情感的贫瘠，而这种贫瘠必定会降低他的创造力，影响他的工作质量。

攻击型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压抑自己。他可以直言他的愿望，他可以直接发号施令、表达愤怒或进行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顺从型少。他特定的压抑并不会当即让我们觉得那是压抑，这一点并不能归咎于我们的文化。这些压抑渗透于情感之中，影响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情感、表达同情、享乐时的能力，他甚至会将无私的享乐视为浪费时间。

他感觉自己内心强大、诚实和现实，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的话，他并没有错。根据他的出发点，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在他看来，冷酷无情就是内心强大，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他自觉诚实还源于他能一针见血地拆穿别人的伪善。他认为，热衷自己的事业、博爱的情操等都是假的，要揭露社会意识和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对他来说也并非难事。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丛林哲学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强权即真理，让慈悲和宽容滚远一点，因为人即他人之狼。这样的价值观与大家熟知的纳粹观念并没有多少差别。

攻击型不仅倾向于排斥真正的支持和友好，也倾向于排斥它们的仿冒品——顺从和讨好，这自有其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判断他无法看出两者的区别。当他遇到一位既友好又有影响力的人时，他能够主动结识并表示敬意，关键在于，他相信如果将事情看得太清楚只会损害他的利益。他觉得，这两种态度在生存斗争中都是障碍。

那么，他为何强烈地排斥温和的情感呢？为什么他一看到他人的情感行为就会感到恶心呢？当有人不合时宜地表示同情时，他为何会如此鄙视呢？患者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人把乞丐赶出门，只因为不忍看见乞丐的悲惨境遇，当然，他可能的确会对乞丐恶语相向，他可能会用相当不合情理的理由拒绝乞丐最简单的要求，这种反应出现在他身上很合理，分析师也很容易在分析过程中观察到，尤其是在攻击性倾向稍有缓和的情况下。事实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很复杂和矛盾的感觉，虽然他因此鄙视他人，但他又喜欢别人“温和”，因为这样，他可以放心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又为什么总会感受到顺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如顺从型经常被他吸引呢？尼采对这种心理动力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让他的超人将任何形式的同情都看作“第五纵队”，也就是从内部捣鬼的叛徒。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喜爱、同情以及类似的情感，还意味着顺从型患者的需求、情感和行为准则中所包含的一切。拿乞丐的例子来说，攻击型患者的内心会有真正的同情，想要满足乞丐的要求，觉得应该帮助他，但是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放下所有这些念头。结果就是，他不仅拒绝帮助乞丐，还对其恶语相向。

顺从型希望通过爱来满足所有不同驱力的期望，而攻击型则希望通过认可来做到这一点。被认可不仅可以让他获得他想要的自我肯定，还对他有额外的吸引力，那就是获得他人的好感，并且能够反过来让自己也对他人产生好感。被认可似乎可以解决他的冲突，所以它成了他所追求的补救幻想。

攻击型的挣扎在内在逻辑上与顺从型的情况基本相同，所以这里只作简短说明。对攻击型来说，任何同情、任何为了表现出“友善”而必需的义务以及任何顺从的态度都将与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相矛盾，并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不仅如此，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这会破坏他精心设计起来的局面——统一性。最终的结果就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会增强攻击性倾向，并让它们更具有强迫性。

如果对已经讨论过的两种类型有了很明确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极端：一方喜欢的正是另一方厌恶的；一方将所有人看成朋友，另一方将所有人都看成潜在的敌人；一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抗，另一方视对抗为自己的天性；一方紧握恐惧和无力感，另一方想要摒弃它们；一方的神经症总是导向仁爱理想，另一方却导向丛林哲学。但是从始至终，两者都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有强迫性，且无法更改，并由内心需要决定。它们都不存在中间地带。

我们已经讨论了两种类型，已经做好了进行下一步的准备。我们发现了基本冲突所包含的内容，也已经发现了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描述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敌。很明显，这样一个人将会被两种相反的驱力所驱使，以至于他根本无法行动。他一定会设法消除其中一种驱力，而这会使他落入另一种类型，这就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方式之一。

这种情况用荣格的观点分析就是片面的发展很不充分，它至多算是一个形式上正确的论断。由于荣格的观点建立在对驱力的误解之上，其内涵也就完全错了。荣格从片面的观点出发提出，在分析时，分析师要帮助患者接纳自己的对立面。我们会问：那怎么可能呢？患者是无法接纳的，他只能意识到对立面的存在。如果荣格指望通过这一步骤整合患者的人格，我们的回答是：患者最终的整合需要这样做，但该步骤只能帮助患者直面他一直回避的冲突。荣格并没有正确评估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本质。在“亲近人”和“对抗人”之间，并非只存在“弱”和“强”的区别，也不是只存在像荣格所说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之间的差别。所有人都存在顺从和攻击这两种潜在倾向。一个没有受到强迫性内驱力的人如果足够努力，其人格就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整合。但是，如果这两种倾向都已趋近于神经症，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则只有害处。两件坏事加起来并不会变成一件好事，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也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第五章 远离人

基本冲突的第三个方面是对疏离的需要，也就是“远离人”的需要。在研究这种需要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神经症自我疏离是什么意思。显然，它并不意味着想要偶尔独处，每个认真对待自己和生活的人都时不时地想要独处一下。社会文明已经将我们的生活填得满满当当，以至于我们对这种要求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和宗教都在强调它对实现个人价值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对有意义的独处的渴望绝不是神经症的表现，正好相反，大部分神经症患者无法深入自己的内心，而无法进行有建设性的独处本身就是神经症的一个标志。只有当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出现了无法忍受的紧张，而独处变成了避免紧张的首要方式时，独处的愿望才是神经症的表现。

严重离群的人有一些极为明显和典型的表现，所以很多精神科医生倾向于认为这些表现是自我疏离型的特征。这些特征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对人的普遍疏远。这一点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患者特别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对人的疏远并不比其他神经症患者对人的疏远更为严重。比如，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两种类型中，我们无法说出哪一种类型对人更疏远，只能说这种特征在顺从型身上被隐藏起来了，当患者一旦发现自己在疏远他人时就会感到惊讶和恐惧，因为他对亲近人的强烈需要让他急于相信自己与他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归根结底，与人疏远只是人际关系失调的一个标志，所有神经症患者都是这样，疏远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失调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于是哪种神经症。

另外一个经常被认为是疏离型所独有的特征是对自身的疏远，也就是对情感的麻木，无法认识自我，无法确定自己的喜爱、憎恨、向往、希望、恐惧、痛恨、相信分别是什么，这种自我疏离其实也是所有神经症的通病。每个患有神经症的人，就像一架被遥控的飞机，必然会与自己失去联系。自我疏离的人很像海地传说中的僵尸——被巫术复活的尸体：他们可以像活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却没有生命。而其他类型的患者却可以有相对丰富的情感生活。既然存在着这些多样性，我们就不能认为自我疏离是孤独型所特有的。所有离群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带着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的能力，就像人们观察一件艺术品一样。也许，对他们最好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者”的态度，一如对待生活的态度。因此，他们通常能够很好地观察到自己内心的冲突。在这方面，突出的例证就是他们经常表现出对梦中意象的不可思议的理解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情感的距离。更准确地说，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做出决定，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情感上的关联，无论是爱、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好像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法圈，任何人都无法进入，这也就是为什么从表面看他们还是可以与人交往的原因。当外部因素闯入他们画定的圈子时，他们就变得焦虑不安，这就是其需要的强迫性特征。

他们所有的需要和习得的品质都直接为“不介入”这一主要目的服务，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给自足的需要，这种需要给人的最为明显的印象就是足智多谋。攻击型也会足智多谋，但两者的精神气质不同：对攻击型而言，足智多谋是他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奋力前进、在争斗中打败他人的先决条件；而在疏离型中，这样的足智多谋跟鲁滨逊很像，也就是说，为了活下来，他不得不足智多谋，这是他弥补孤立的唯一方式。

一种更不可靠的维持自给自足的方式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方式的动机，我们就要记住患者隐藏起来的原则，那就是永远不要与任何人或者事物发生过于紧密的关系，防止他或者它变得不可或缺，因为那会危及其离群的状态，而且，最好还是少管他人为好。比如，一个自我疏离的人也许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是如果这种快乐要依靠别人才能获得，他宁可放弃；他可以偶尔和几个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却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回避竞争、声望和成功；他常常控制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并且保持一定的“度”，使自己不必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够负担得起；他可能会痛恨疾病，认为它是一种耻辱，因为生病会让他依赖别人；他会坚持亲自学习和了解某些知识，而不是听信他人所说或者所写，他要亲耳所闻、眼见为实。当然，这种态度只要不发展到荒谬的程度（比如，在陌生的地方拒绝向别人问路等），还是有助于他形成宝贵的、独立的个性的。

疏离型还有一个明显的需要——对隐私的需要。他就像是一个房门上总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的房客，甚至连书籍都被他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任何对他的私生活的提问都会让他震惊；他总是想保持自己的神秘。一位患者曾经告诉我，在他45岁的时候，他仍然怨恨上帝的全能，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妈妈曾告诉他上帝可以透过百叶窗看到他在咬手指头。这位患者连生活中即使是最为琐碎的细节都不愿意透露。

当一个自我疏离的人发现别人并没有特殊对待他时，他可能会极其愤怒，因为他觉得他的“独特”被忽视了。一般来说，他宁可独自工作、睡觉和吃饭。与顺从型截然相反，因为害怕别人会打扰他，所以他不愿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甚至是听音乐、散步或者跟他人交谈，他真正地从中感受到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非当时。

自给自足和保守隐私都是为他最至高无上的需要服务的，那就是绝对独立。他自认为他的独立是有正面意义的。这种独立当然有一定的价值，因为不管有什么缺点，他都不会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拒绝盲目地跟风，加上他超然于竞争之外，这确实帮他树立起了正直的形象。可他的错误在于，他为了独立而独立，并且忽略了这一事实，那就是独立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能帮助他做些什么。他的独立只是他整个离群表现的一部分，这种离群的目的是消极的，那就是不被影响，不受到强迫和束缚，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与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疏离型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和不加选择的，具体表现为患者对任何类似于强迫、影响和义务等的东西都会高度敏感，敏感的程度恰好是一个衡量自我疏离程度的标准。不同的患者对压迫的感受也不同，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物理上的压迫，比如，衣领、领带、腰带、鞋子都会让人感到束缚；任何对视线的阻挡都可能会引起患者的压迫感，比如，在隧道或者矿井里，他可能会更加焦虑不安，这样的敏感并不能完全解释患者的幽闭恐惧症，但至少是它的诱发因素；患者尽可能地回避长期的义务，比如签订合同或者签订一份超过一年的租约，又或者决定婚姻大事，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婚姻对自我疏离者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举动，那样必然会将他带入与别人的亲密关系中，所以患者常会在结婚之前感到恐慌；但由于患者需要被保护，或者他相信伴侣会完全适应自己的怪癖，这样可能会降低婚姻的风险。无情流逝的时间会让患者感到一种压迫，他可能会采取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的办法来保持一种自由的幻觉；火车时刻表之类的东西也会对他构成威胁。自我疏离型想象着有这样一个人，他拒绝看时刻表，并且想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就什么时候去，错过了宁可等下一班火车。别人如果期望他做某件事情或者按照某种方式行事会让他觉得不自在，并且想要反抗，也不管这种期望是别人实际表达出来的或者仅仅是他自己假定的。比如，他平常可能很喜欢送人礼物，但是可能会忘记生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因为这些时候别人正期待着。他讨厌遵从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和传统的价值观。为了避免摩擦，他表面上可能会遵从，但在内心深处却摒弃一切准则和标准。最后，他会觉得他人给他的建议也是对他的一种控制，所以竭力抵制，即使这个建议正合他意。这种情况下的抵制也可能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愿望有关，那就是挫败他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是所有神经症共有的特征，但在自我疏离这种类型中却得到了强调，因为它与离群有着内在的关联。比如，我们平时所说的“象牙塔”和“独善其身”等词语就是明证。人们甚至认为，离群总是和优越联系在一起。或许没有人能够忍受独处，除非内心特别强大和丰富，或者感觉自己是格外重要的人。这一点已从临床经验中得到了证实。当自我疏离型的优越感被暂时粉碎时（不论是因为现实的失败，还是内心冲突的加剧），他都无法忍受独处，而是会不顾一切地寻求喜爱和保护。这种波动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会经常出现，在他十多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可能有过一些不冷不热的友谊，但总的来说，他的生活相当孤立，而且自由自在。他经常会编织未来的故事，幻想着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后来这些梦想都被现实狠狠地击碎了。虽然读高中时，他的成绩在班上遥遥领先，但当读大学遇到了激烈的竞争时，他便知难而退了。他第一次恋爱也失败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梦想难以实现，所以孤独离群变得令他难以忍受。在强迫性内驱力的作用下，他开始渴求亲密关系，渴求恋爱，渴求结婚。只要有人爱他，他便甘愿受屈。当这样一个患者要求进行分析治疗时，他的孤立虽然表现得很明显，却依然无法接受医生的治疗，他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请医生帮助他找到某种形式的爱。只有当感到自己足够强大时，他才会如释重负地发现，他更愿意“一个人生活并且喜欢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旧病复发，又回到了自我疏离的状态，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他第一次有充分的理由向外界甚至自己承认，他想要的就是孤独。这正是医生对这种自我疏离进行修通的恰当时机。

自我疏离者对优越感的需要有某些特定的性质。由于讨厌跟人较劲，所以他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越他人，相反，他认为自己的内在美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应该被别人认可，他潜在的优点不用他刻意表现就应该被别人感觉到。比如，在他的梦中，他可能会梦到在一个小村落里藏有大量的财宝，懂行的人不远千里去一睹其风采。与所有的优越观念一样，这里面也有真实的成分：隐藏的财宝象征着他的理智和情感生活，他将它们保护在自己画的“魔法圈”中。

另一种他表达优越感的方式就是他自认为的独一无二，这是他与他人保持距离的直接产物。他可能会把自己比作一棵高居山顶的大树，而丛林中的树木因为互相干扰而影响生长。假如顺从型在遇到同伴时会默默地想“他会喜欢我吗？”攻击型则想知道“这个对手有多强大？”或者“他会对我有用吗？”而自我疏离型最为关心的则是“他会干扰我吗？他想要影响我，还是会让我一个人待着？”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主角培尔·金特（Peer Gynt）偶遇纽扣铸造机的故事，就是用象征手法完美地表现了当自我疏离者被卷入人群时所感到的恐惧。“地狱”中属于他的那间房子是最好的，但若是被抛入一个熔炉，被铸成型或者改变成其他型，都会令他恐惧。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块稀有的东方地毯，设计独特，而且有着独一无二的图案和颜色组合，永远不会改变。他无比自豪，因为他没有受环境影响而改变，并且他决定继续这样做。对不变的珍惜使他将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刻板当作了神圣且不可动摇的原则来尊崇，他仍然愿意去编织他自己的图案，让它更加纯粹和鲜明，并拒不掺入任何外来的东西。培尔·金特有一句既简单又有些荒谬的格言：“做自己就够了”。

自我疏离者的情感生活并不像其他类型的人那样有一个固有模式，患者个体之间的差别会大一些，原因是，其他两种类型有着积极的目标——顺从型追求喜爱、亲密关系和爱，攻击型追求生存、控制和成功，而自我疏离型的目标是消极的——他不想卷入其中，不想别人介入，不想其他人干涉他或者影响他。所以，他的情感有赖于在这种否定性框架下生存并发展成为某种特殊的欲望，而只有在此种情况下，这种自我疏离症共有的少量倾向才能够形成。

自我疏离型总体上倾向于压抑所有情感，甚至否定情感的存在。这里，我想引用诗人安娜·玛利亚·阿尔米（Anna Maria Armi）没有发表过的一个小说片段，因为这段文字不仅简洁地表达了这一倾向，还表达了自我疏离者的其他典型态度。主人公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说：“我可以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生理关系（就像我和我父亲的血统关系）和一种强烈的精神联系（就像我和我所崇拜的英雄之间的精神关系），但是我不明白这当中有什么情感，情感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总是撒谎说有情感，就像为了很多事而撒谎一样。B女士吓坏了，她问我，‘那你怎样解释自我牺牲呢？’我一时惊诧于她这句话的正确性，然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我牺牲也是一个谎言，若它不是谎言，也仅仅是一种生理或者精神行为。那时，我梦想着独身生活，永不结婚，梦想着变得强大和平静。我想自己奋斗，想要越来越自由，为了活得更明白而不再做梦。我认为道德毫无意义，只要你活得真实，善良还是邪恶没有任何区别，寻求同情或者指望得到帮助才是罪恶。对我来说，灵魂就像一座需要守卫的神庙，里面总是进行着各种只有祭司和护卫才懂得的奇特的仪式。”

对情感的排斥主要适用于对待他人的情感，不管是爱还是恨，这正是想要与他人保持情感距离的必然后果，因为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强烈爱恨将让人与他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或者与他人发生冲突，这也许正是沙利文（H. S. Sullivan）所说的“距离机制”（distance machinery）。当然，并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之外受到压抑的情感会在其他领域，比如，书籍、动物、大自然、艺术、食物等处变得活跃，但确实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来说，只压抑一部分感情是不大可能的，况且还是最重要的感情，除非让他压抑住所有的感情。这虽然只是一种推测，但是接下来要说的却是事实。自我疏离型的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不仅能够产生深刻的感受，并且能够将其表达出来，但是，他们都曾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感情麻木或者坚决排斥情感的阶段，正像上文引用过的那段文章表明的那样。当这些艺术家想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尝试惨遭失败后，他们都有意或者无意地过上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也就是说，当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决定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任由自己过上独立的生活时，他们才进入了创作期。现在，他们能够在与他人保持一段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宣泄和表达许多与人际关系无直接联系的情感。这就说明，其早期对情感的排斥对后来实现自我疏离是必要的。

人际关系之外的情感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早在我们讨论自给自足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那就是任何有可能使自我疏离者产生依赖的欲望、兴趣或者快乐都会被他看成是对自己的背叛，所以才加以压抑。在他们看来，在允许感情充分流露之前，需要小心地分析周围的情况，以防止可能因此而失去自由，而且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会让他退缩。但是，当他发现周围的情况没有影响他的自由时，他就会完全乐在其中。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就很好地说明了在这些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深刻的情感体验。患者害怕自己沉溺于某种快乐，害怕这种快乐会使他的自由受限，所以有时他几乎变成了一位苦行僧。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折磨，我们称之为自律或许会更好。如果我们接受它的理论前提，那么它并非缺乏明智。

要想保持心理平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有一些自发的情绪体验。比如，创造力可能是某种救赎，如果它受到了压抑而无法表现，然后通过分析治疗或者其他方式被解放了出来，就会对患者产生很大的好处，甚至会奇迹般地治愈患者。但是，在评估这种方法的治疗效果时需要慎重。首先，将疗效普遍化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方法对自我疏离型患者意味着救赎，但不一定对其他类型适用，而且对患者本人来说，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治愈”，因为神经症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它只是让患者过上了一种更满意、失调程度更轻的生活。

情感越是被压抑，患者就越有可能强调理智的重要性，他会指望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理智思维的力量来解决，就像只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就足以解决它们一样，或者就像仅凭推理就能解决掉世界上的所有麻烦一样。

在说过了自我疏离者的人际关系存在的这些情况后，有一点就很明显了，那就是任何亲密和长期的关系都必然会危害他的独处，因此可能会产生很坏的后果，除非他的同伴跟他一样喜欢独处，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需要，或者他的同伴出于某种原因能够并且愿意适应他的需要。忠贞不渝地等着培尔·金特回心转意的索尔维格（Solveig）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伴侣。索尔维格对培尔·金特没有任何期望，因为她对他的期待会吓到他，并且还会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大多数时候，培尔·金特并不知道自己的付出有多么少，可他却自认为已经将对他而言无比珍贵的、从未表达和未曾体验过的情感给了索尔维格。对培尔·金特来说，只要情感距离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他也许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忠诚；他也许可以与他人进行短暂的交往——这些关系一碰即碎，很多因素都可能会让他退缩。对他而言，两性关系是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只要这种关系是暂时的，并且不会干扰他的生活，他就会乐在其中。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像把它们关在专门的房间中一样。另外，他可能会对这种关系极其铁石心肠，不允许任何异性有任何越界举动。所以这时，他就会用想象出来的关系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都会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自我疏离者天生就讨厌分析，因为他认为那是对他的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是，他也可能有兴趣来观察自己一番，并且也许会着迷于此，分析师的分析开阔了他的视野，因为这些分析让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复杂斗争，所以他有了更多的期待。他可能会对自己做的梦的生动性感兴趣，或者着迷于自己的自由联想才能。他在假设找到证据时的快乐就像科学家找到研究证据一样。他很感谢分析师对他的关注和帮助，但是如果分析师催促或者“强迫”他走向他无法预见的方向，就会引起他的反感。他总是担心分析中的建议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但对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危险要远远小于其他两种类型的人，因为他早已全副武装地做好了防范“影响”的准备。他完全不是用理性的方式来证实分析师的建议是否正确，而是采取不直接反对的礼貌方式，盲目地拒绝了所有与他对自己和生活的看法不一致的建议。他尤其厌恶分析师希望他改变自己，不管以何种方式。他当然希望摆脱困扰他的东西，但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性格。他乐于不断地观察自己，却又无意识地坚决不改。所有他对外界影响的抗拒只是对他态度的一种解释而已，而且这还不是最透彻的解释，之后我们将进行另外的解释。他自然而然地在他自己与分析师之间划出了很长的距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析师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外在的声音，他和分析师的关系可能会这样出现在他的梦里：两名记者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互相打长途电话。乍一看，这个梦似乎表示他对分析师及其工作的疏远感，但这只是一种清楚地再现于意识中的态度。梦是在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对现有感受的描述，所以这种梦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它表达了患者想远离分析师及其工作的愿望，也就是说，不让这种分析与自己沾边儿。

最后一个在分析中和分析之外都能观察到的特征是，当自我疏离者受到攻击时，他会拼命地捍卫自己的独立。也许所有神经症都有这一特点，但这一类型患者的抗争会显得尤为顽强，几乎是生死搏斗一般，患者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抗争。其实这种抗争在患者受到攻击之前，就已经以一种带有破坏性的方式悄然开始了，拒绝让分析师接近自己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如果分析师试图让患者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患者心中存在某种冲突，那么患者的抗争便会更巧妙和委婉一些，他至多会向分析师表达一些理性的想法。如果患者无意识地产生了一种情绪反应，他也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总之，患者经常会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抵触情绪。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是暧昧不清的，分析师总是难以准确地了解其整体情况。患者的这种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所以讨论与之相关的话题只会让他感到不安和烦躁，不停地追问只会让他公开怀疑分析师的动机——这个分析师是想让我变得合群吗？他对此不屑一顾。如果在分析后期，分析师成功地让他明白了离群的缺点，患者会变得恐慌和易怒，这时他可能会考虑放弃分析。患者在分析之外的反应甚至更为激烈。如果他们的孤傲和独立受到了威胁，平常本来温和且理智的人也可能会大怒，甚至对分析师恶言相向。患者一想到参加活动或者加入职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参与而非仅仅交会费，就会感到恐慌。如果真的被卷入其中，他们可能会想尽一切方法来解救自己。他们甚至比受到生命威胁的人更会寻找逃跑的办法。就像一位患者曾经说过的，如果让他必须在爱情和独立之间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独立。这又引出了自我疏离型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仅愿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捍卫其独立，而且愿意为此牺牲一切。他可以将外在利益和内心价值全部放弃，也就是说，他有意识地放弃了任何可能妨碍其独立的欲望，无意识地、自动地压抑了欲望。

任何受到如此强烈捍卫的东西肯定有其无与伦比的主观价值。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希望理解疏离的功能，并为患者提供治疗。正如我们看到的，每一种对他人的基本态度都有其积极的价值：患者采取“亲近人”的态度是为了给自己营造出一种与外界友好的关系；采取“对抗人”的态度，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生存；采取“远离人”的态度是希望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尊严和安宁。实际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值得拥有，而且必不可少。只有当它们出现在神经症中时，才会变得强迫、僵化、盲目和相互排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它们原有的价值，但并没有让它们显得一无是处。

自我疏离有很多好处。在所有的东方哲学中，人们都对孤独孜孜以求，并将它当作达到精神至高境界所必需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愿望与神经症的自我疏离相提并论。前者的“孤独”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并被认为是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选择了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能会过上一种不同的生活；而后者，即神经症的自我疏离并非自由选择，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患者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虽然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尽管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自我疏离型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诚信，这一点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友好的诚实社会中可能不值得一提，但是在一个充满伪善、嫉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中，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人很容易因为诚信而受到伤害，所以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其次，由于神经症通常会剥夺一个人内心的宁静，自我疏离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获得安宁的途径——所作的牺牲越大，所获得的安宁也就越大。再次，假如患者在他的“魔法圈”内并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情感生活，那么自我疏离还能够让他拥有某种独特的创造性思维和情感。最后，如果患者有一定的创造力，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相对来说不那么严重的神经错乱，都会有助于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创造力。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疏离是创造力的必要前提，而是说神经症状态下的自我疏离可以为患者提供表现潜在创造力的良机。

虽然自我疏离有如此多的好处，但是它们并不是患者竭力捍卫独立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就算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好处很少被随之而来的烦恼掩盖，患者还是会不顾一切地捍卫它。这一观察把我们引向了问题的更深层次：如果自我疏离者被强行要求与他人发生密切接触，他的精神很有可能分崩离析，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崩溃。我之所以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它概括了多种精神病态，比如，功能障碍、酗酒、自杀、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错乱等。患者自己，有时还有精神分析师，容易将刚好发生在“神经崩溃”之前的某一事件当作“崩溃”的诱因。比如，无缘无故地受到了歧视，丈夫沾花惹草还对妻子撒谎，妻子的吵闹，一段同性恋经历，在大学里不受欢迎，之前一直受到家人庇护而现在却要自谋生计……这一切都可能被归为诱因。当然，这些问题都可能是诱因，所以分析师应该认真看待它们，尽量理解并找出究竟是什么困难引发了患者的某种疾病。但这样做并不够，因为仍然有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患者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整个心理平衡被这件事打破了，而这件事看起来只不过是普通的挫折和失败？换句话说，即使分析师明白了患者对某种困难做出了反应还远远不够，他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这么小的原因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事实，那就是自我疏离与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只要能让患者产生安全感，它就能够起作用，相反，当自我疏离起不到作用时，患者就会产生焦虑。当患者能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时，他会感到比较安全；一旦有人入侵他的“魔法圈”，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就会感受到威胁。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自我疏离型患者在他无法维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时会恐慌。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他之所以如此恐慌，是因为他缺乏应对生活的技能，他只能保持冷漠并且回避人群。这也再一次证明，正是疏离的消极性质让这一倾向与其他神经症倾向区分开来。更具体地说就是，在面对困难时，自我疏离型既不会妥协也不会抗争；既不合作也不提出条件；既不多情也不无情。他就像一只困兽，除了逃跑和躲藏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应对。在患者的联想或者梦中可能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画面：他就像俾格米人（pygmies）一样，只要身在森林里，就会战无不胜，可一出森林就会不堪一击。他又像一座中世纪的城镇，只有一堵墙保护着它，如果这堵墙被攻破，它也就无法再防御敌人了。这样的状态充分解释了他为什么总会对生活焦虑，也有助于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他将离群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方式，死死抓住不放，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它。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类型的神经症倾向都是防御方式，除了疏离倾向以外，其他倾向是患者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可是，当孤独离群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时，患者在应付生活时就会变得无助，以至于最后疏离就变成了一种最重要的防御方式。

事实上，对患者如此坚决地捍卫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对自我疏离的威胁和对攻破围墙的担心，通常不仅仅是暂时的恐慌，还可能导致一种表现为精神错乱的人格分裂。如果在分析过程中，自我疏离的状态被打破，患者不仅会感到不安，而且还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现出恐惧情绪。比如，患者会害怕人群，这会让他因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而感到恐惧。还有一种眼睁睁地被暴露在具有攻击性的人的强迫和控制之下的恐惧，因为他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他还有第三个恐惧，那就是害怕精神失常，这种精神失常的可能性很大，他需要绝对确信这不会发生。这种失常并不是发疯，也不是因为不想负责任而引起的反应，它是一种对人格分裂的恐惧，常见于梦中和联想中。这就意味着，要他放弃他的自我疏离就必须让他直面自己的冲突；他将无法承受这个打击，而是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一样失去活力——这曾出现在我的一位患者的想象之中。这一假设已经被观察所证实。有极端疏离倾向的人对内在冲突这一说法有着难以克服的厌恶感。他们会告诉分析师，他们完全不知道分析师说的冲突是什么。而每当分析师成功地帮助他们了解了内心的冲突，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巧妙地避开这一话题。如果他们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承认冲突，却突然让他们意识到冲突的存在，他们就会感到特别的恐慌。当他们在更安全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冲突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大的疏离倾向。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乍看之下会令人困惑的结论：自我疏离是基本冲突的固有部分，也是患者用来应付冲突并进行自卫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研究一下，这个难题会自行解开：自我疏离是用来保护自己应付基本冲突的更为积极的方法。这里我们必须重申，基本态度中的一种占主导地位并不会妨碍其他态度存在并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在疏离型人格中看到各方力量轮番上演，甚至比在已经描述过的其他两种类型中还要清晰。首先，这几种矛盾常见于患者的成长过程中。在明确表现出疏离倾向之前，这种类型的患者通常会经历顺从、依赖以及好斗的反抗时期。疏离型的价值观充满矛盾，与其他两种类型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自认为是自由和独立的东西，他会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也许会在分析中的某个时刻对善良、同情、慷慨、自我牺牲等品质表达出极度的欣赏，而在另外的时刻又会倾向于推崇利己主义的丛林哲学。他可能会对这些矛盾感到困惑，但他总是用理智否认它们的冲突特质。如果没有对整个结构进行把控的全局视角，分析师很容易对此感到困惑，他也许会试着沿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但走不多远就会遇到困难，因为患者总是搬出“自我疏离”这一救兵，挡住分析师的所有通道，就像关上了船的水密舱壁。

在自我疏离患者的这种特殊“抵抗”中，暗藏着一个完美而简单的逻辑，那就是他不想让自己和分析师发生联系，或者不愿作为一个人进行自我认识。他根本就不想分析他的人际关系，也不想直面自己的冲突。如果理解了他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明白，他对冲突分析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出发点是，只要自己与他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就不用操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失调也不会让他不安。他确信，分析师指出的冲突都可以被置之不理，否则就是自寻烦恼，也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变，因为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从自我疏离中挪开半步。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种无意识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他忽略并且总是拒绝承认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和发展这一事实。

因此，神经症自我疏离的首要功能就是要让主要冲突无法发挥作用，它是患者对付冲突的最为激进也是最为有效的防御方式。作为众多创造出虚假和谐的神经症方式之一，自我疏离试图通过逃避来解决冲突。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对亲密、控制、利己等的强迫性需要依然存在，这些强迫性需要即使不对他们的思维造成障碍，也会不断地困扰他们。最后，只要相互矛盾的价值观继续存在，患者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心平静和自由。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在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后，我们了解了他们试图解决冲突的两种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种对付冲突的方法，一种是压抑人格中的某一方面而凸显它的对立面，另一种是使自己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这两种方法都给患者一种统一感，使他们能够发挥其功能，即使这会让他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这里，我们还要进行一种尝试，就是创造一种让神经症患者相信自己所是（to be）的一种意象，或者在那时他觉得自己能够是或者应该是（can or ought to be）的一种意象。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意象通常与事实相距甚远，即使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能够投其所好，就像《纽约客》上的一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一个体态壮硕的中年女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既年轻又苗条的少女。这种意象有很多特点，具体取决于人格结构。有的人在这种意象中突出的美貌，有的是权力、智慧、天分、慈爱、诚实，或者是患者所希望的任何东西。唯一不变的是，这种意象是不切实际的，它常常会让患者显得傲慢。虽然“傲慢”一词经常被当作“目空一切”的同义词，但它真实的意思却是将自己并不具有或者潜在具有，但事实上并没有表现出的品质据为己有。这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就越是脆弱，越是需要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于那些确信自己拥有的品质，我们并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但是如果别人对我们自认为有而实际上并没有的品质表示质疑时，我们就会极为敏感。

我们可以明显地在精神错乱患者的自大妄想中看到这种理想化意象（the idealized image），它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表现与在精神错乱患者身上的表现大体上是一样的，虽然幻想的成分少一点，但是神经症患者一样觉得它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将这种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脱节的程度作为区分精神错乱症和神经症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理想化意象看成些许精神错乱成分与神经症的混合物。

从本质上来说，理想化意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虽然即便是未经训练的观察者都能明显看出神经症患者的自命不凡，但是患者并不知道他正在将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这种理想化意象中有多少种怪异的性格。他可能会隐约意识到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但是，他将这种对完美主义的追求误解为真实的理想，所以他也就不会质疑其正确性，而是以其为傲。

每位患者所创造的理想化意象对其态度的影响都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兴趣焦点。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让自己确信他就是自己的那种理想化的形象，那么他会更加相信，他实际上就是一位才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甚至连他的每个缺点都是神圣的。如果患者认清了现实中的自己，与理想化意象相比，这个真实的自我就会显得卑劣，那么患者就会自我贬损，这种因为自我轻视所产生的自我形象与理想化意象一样不切实际，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被鄙视意象（the despised image）。最后，如果患者注意到了理想化意象和实际自我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会为了填补差距和鞭策自己走向完美做出不懈的努力。他会不断地重复“应该”这个词，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本应该有什么感受、本应该有什么想法、本应该做什么。他就像自恋者那样相信自己有与生俱来的完美，并且通过这一信念表现出来：只要对自己更严格、更自律、更警觉，考虑得更周到，他就能够变得完美。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的特点是静止的，它并不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而是一个被人们膜拜的僵化观念。理想有能动性，它会唤醒人们的动力，是促进人们成长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却会对成长构成障碍，因为它要么否定缺点，要么只是谴责它们。真正的理想让人谦虚，而理想化意象则会让人高傲。

无论人们如何界定理想化意象，很早之前它就被人们认识到了，各个时代的哲学著作中都对它有所提及。弗洛伊德将它引入了神经症的理论，并为它取了很多名字，比如自我理想、自恋和超我。它也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论点，并被阿德勒称为“为获得优越感而付出的努力”。若要详细指出这些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的异同，将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简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注意到了理想化意象的某一方面，而没有全面观察这个现象。因此，虽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以及很多其他科学家，比如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保罗·费登（Paul Federn）、伯纳德·格鲁克（Bernard Glueck）、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都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论证，可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和它的功能并没有被认识到。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功能呢？很明显，它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不管科学家们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在这一点上他们却达成了一致的观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这种现象是神经症的堡垒，难以攻克。比如，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就是分析所面对的最大的障碍之一。

理想化意象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自豪。一个无法摆脱神经症的人，因为他所遭受的破坏性的经历，他几乎没有机会从人生开始时就建立自信。就算他有一点儿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会被逐渐削弱，因为自信所赖以存在的条件经常被毁掉，而这些条件在短期内是很难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活跃的、能够发挥效用的情感能量，是自己确立的真正目标能够得到不断发展，是积极、主动地在生活中发挥自己作用的能力。不管神经症如何发展，这些因素都很容易被毁掉。神经症倾向会削弱患者的决策能力，因为患者是被驱使着而不是自己主动做出决定的。患者决定自己道路的能力因他对他人的依赖而不断地被削弱，不管这种依赖采取何种形式，比如，盲目的反抗、盲目地想要出人头地，盲目地想要远离他人等全都是某种形式的依赖。另外，由于患者压抑了大量的情感，所以这些情感无法再起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使他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基本冲突造成了他自身的分裂。由于患者丧失了自己的根基，所以他只能无限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这就解释了患者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信念为何成了理想化意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理想化意象的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紧密相关。神经症患者在真空中并不会感到脆弱，但会对这个处处有敌人的世界深感无力，他害怕别人欺骗他、羞辱他、奴役他和战胜他，所以他必须不停地在他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比较，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虚荣或者幻想，而是为现实所逼。由于他从心底里觉得自己脆弱和可鄙——我们之后将会讨论这一点——他必须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他自我感觉更好。不管是觉得更加高雅还是更加残忍，更加友好或者更加愤世嫉俗，他都必须让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优越感，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想要超越别人的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需求包含了一种想要超越他人的成分，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结构的神经症，患者总是觉得自己很脆弱，总是很容易感觉自己被别人轻视或者羞辱。为了消除这样的脆弱感，患者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主要存在于并且作用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中，它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却是神经症患者渴求优越感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并且有一种别样的色彩。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干扰，现代文明中的竞争精神不仅促进了神经症的形成，而且还助长了人们想要高人一等的需求。

我们已经了解了理想化意象是如何取代了真正的自信和自豪，但它还有另外一种取代作用。因为神经症患者的理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它们无法对患者产生任何约束力，而且因为它们的模糊不清，也无法给患者任何引导。所以，如果不是对自创的偶像的追求给生活带来了某种意义的话，患者会彻底失去生活的目标。当他的理想化意象逐步瓦解时，会给他带来暂时性的巨大失落感。这一点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认识到自己理想上的困惑，才猛然发觉这种理想并不可取。在此之前，他对这个问题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尽管他在嘴上说他很重视；而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有真实意义的，想要弄清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说，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取代了真正的理想。对这一功能的理解对分析疗法很有意义，分析师或许可以在早期治疗时就向患者指出其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能指望患者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因此还无法修通它，必须等到患者彻底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才可以。

在理想化意象的各种功能中，主要有一种特定的功能造成了它的僵化。如果我们总在私下将自己看作道德楷模或者完人，那么我们最明显的错误和缺点都会被隐藏起来，甚至变成了优点，就像在一幅美丽的绘画作品中，原本破旧、斑驳的墙壁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反而会变成一种褐色、灰色和浅红色的完美组合。

理想化意象的第四个功能是防御，如果我们想更深地理解这个功能，就要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会把什么当作他的错误和缺点呢？这个问题乍一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答案有无数种可能，然而总会有一个相对具体的答案：一个人会将什么当作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取决于他接受什么或者拒绝什么，但是在文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基本冲突的哪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才是决定因素。比如，顺从型并不把自己的恐惧和无助视为缺点，而攻击型却把这些情绪当作可耻的东西，避免被自己和他人察觉；顺从型会将自己带有敌意的攻击性视为罪恶，而攻击型会将他的温柔情感看作可鄙的软弱。另外，每一种类型都会不由自主地拒绝承认，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一部分自我实际上只不过是徒有其表。比如，顺从型不得不否认这一事实，那就是他并非真正的友爱和大度；疏离型经常否认，他并非自己选择了与人保持距离并且保持冷漠，只是因为他无法应付他人等。一般来说，这两种类型都拒绝承认施虐倾向（后面将会讨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与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不协调的东西都被他视为缺点而受到排斥。我们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认冲突的存在，这也正是理想化意象为什么会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因。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经常纳闷，让患者相信他自己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不那么出众为什么会如此艰难，但现在看来，答案就很清楚了：患者毫不让步，因为承认自己的某个缺点就意味着他要面对他的冲突，这会威胁到他建立的虚假和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冲突的强度与理想化意象的僵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理想化意象越是复杂和僵化，冲突就越严重。

除了上述四个功能，理想化意象还有第五个功能，它也与基本冲突有关。理想化意象除了可以用来掩饰令人难以接受的冲突以外，还有一个正面的用途。它体现了患者的某种艺术性创造能够使对立的各方看起来相安无事，或者至少在患者本人看来，它们不再是冲突。下面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其中的原因。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仅列出存在的冲突以及它是如何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的。

人物X应对内心冲突的主要方式是顺从，他非常需要友爱和赞同，需要被人照顾，想要变得有同情心、慷慨、体贴和友爱；占第二位的方式是自我疏离，他讨厌参加聚会，强调独立，害怕与人联系，不愿受人强迫。他的疏离倾向不断地与其对亲密关系的需要发生冲突，并经常造成他与女性关系的失调。此外，他还有明显的攻击性驱力，表现为在任何场合中他都要力争第一、间接地控制他人、偶尔直接地利用他人，并且无法容忍任何干涉。这些倾向自然会大大降低他求爱和结交朋友的能力，并且与他的自我疏离倾向相互冲突。因为对这些驱力毫无意识，所以他虚构了一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将三种角色组合在了一起：他是一位良师益友——每个女人眼中只有他一个男人，没人比他更善良和友好；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领袖，一个人人敬畏的政治天才；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智者，能够深刻洞察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这样的理想化意象并非完全是幻想出来的。患者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足够的潜力，但是潜力却被他提升到了既成事实的高度，被当成了巨大的成就。此外，驱力的强迫性本质也被掩盖了，而被患者自认为拥有的才能和天赋取代：他对自己爱的能力信以为真，从而取代了对友爱和赞同的神经症需求；他自认为有过人的天赋，所以就不用一心想着超越他人；他自认为独立又有智慧，所以不再需要与人保持距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的冲突被以下方式“消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干扰并让他无法发挥潜力的各种驱力，被提高至不切实际的完美之中，被他视为一个丰富人格中相容的几个方面，它们所代表的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孤立于构成他理想化意象的三个角色中。

另一个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分离相互冲突的因素的重要性。[6]人物Y的主要倾向是自我疏离，而且因为他的自我疏离具有之前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所以比较极端。他也有很明显的顺从倾向，可Y自己却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这与他对独立的渴望实在太不相符。他偶尔会想要冲破压抑之壳，努力变得友好，还有意识地想要亲近他人，这又与他的疏离需要相冲突，所以他只能在想象中让自己变得冷酷：他沉迷于大规模杀戮的幻想之中，想要杀死所有干扰他生活的人；他公开承认信仰丛林哲学，认为强权即真理，认为追求私利是天经地义的，是唯一明智和不矫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却相当胆小怕事，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显露出他强硬的一面。

他的理想化意象是以下角色的奇怪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独居山林的隐士，有着无穷的智慧；偶尔，他会变成狼人，完全没有人情，一心只想着杀戮；此外，他还是一位理想的朋友和恋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对神经症倾向的否定，同样的自我膨胀，同样的将潜在的可能误认为现实。只是患者没有任何缓解冲突的尝试，因此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与真实生活相比，这些倾向显得简单而纯粹。因为它们彼此独立存在，所以互不干涉，这正是患者想要的，冲突就这样“消失”了。

再举一个更有统一性的理想化意象的例子。在人物Z的行为表现中，攻击性倾向占绝对优势，并伴随施虐倾向。他很专横，时刻想着要利用他人。受贪婪的野心驱使，他戮力向前。他善于谋划，有组织能力，而且善战，并且有意识地坚持着丛林哲学。他也远离人群，但是由于他的攻击性驱力总是让他与一群人纠缠在一起，他总是无法保持他的孤傲。不过，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既不让自己卷入任何关系之中，也不让自己享受必须跟他人一起才能得到的快乐。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对他人的积极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压抑了，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限于性关系。但是，明显的顺从倾向和对赞同的需要又干扰了他对权力的追求。另外，他还有一些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用来鞭策他人，但他也会情不自禁地用在自己身上，可是这些标准却与他的丛林哲学严重不符。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身披闪亮盔甲的骑士，有着开阔的视野，永远追求正义。为了成为一名英明的领袖，他并不结交任何朋友，而是通过遵守严格且公平的纪律来做事。他诚实而不虚伪。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是理想的情人，但是他绝不会钟情于任何一个女人。正如其他例子表明的一样，患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将基本冲突的各种元素混在了一起。

所以，理想化意象是一种解决基本冲突的尝试，至少与我在前文中已经描述过的其他尝试一样重要。它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作为黏合剂，将分裂的人格黏在一起。虽然它只存在于患者的脑海之中，却对他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能会被称为一种虚假的或者幻想的自我，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患者一厢情愿地创造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着实令人震惊，尤其是当它发生在一向脚踏实地的人的身上时。但这并不是说理想化意象是纯虚构的，它与很多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且是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创造出来的，通常反映了患者的真正理想。虽然浮夸的成就纯属幻想，但掩藏其下的潜力却是真实的。更确切地说，这种理想化意象产生于患者内心的真实需要，能够发挥真实的功用，对患者有着非常真实的影响。它的产生由某种明确的规律所决定，所以我们只要认识了它的特点，就能准确推断出患者真实的性格结构。

但是，这种理想化意象之中多少掺杂了异想天开的成分，神经症患者自己却认为它是真实的。理想化意象越牢固，他就越认同，同时他的真实自我就自动地退居幕后。正是由于理想化意象的作用，这种对事实的颠倒注定要发生，它是为了抹掉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回顾许多患者的案例，我们就会相信，很多时候，理想化意象简直救了他们的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理想化意象受到攻击的时候，患者的反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或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只要他自认为这种意象是真实的、完整的，他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优越性以及和谐统一，即使这些感觉完全是虚幻的。由于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但是如果他允许这种意象破灭，他便会立即受到威胁：他要面对自己所有的弱点而无权提出要求，并且在自己眼中，他成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可鄙的角色。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以及被冲突撕成碎片的可能。他听说，这就是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机会，这些矛盾给他带来的经历比他的理想化意象更宝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却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害怕冒险迈出这一步。

理想化意象有如此巨大的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它还有缺点，它的地位将无可撼动。首先，由于它包含着很多虚构元素，所以这座“藏宝屋”的根基就是极不稳固的，而且里面装满了炸药，使患者极为脆弱，任何外界的质疑或者批评，任何一次没有符合理想化意象的行为，任何能够让他感受到内心冲突的力量，都可能让这座“藏宝屋”爆炸或者崩塌。患者必须限制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免受危险：他必须回避得不到赞美和认可的场合，他必须逃避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他甚至会非常厌恶付出任何努力。他认为，像他这样有天赋的人，只要拿起画笔，画出的绝对是杰作。只有普通人才需要通过努力达成目标。要他像张三、李四和王五一样努力，无异于让他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凡人，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实际上，任何目标都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所以他追求的每个目标都因他的这种态度而显得遥不可及。所以，他的理想化意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他需要他人以赞同、钦佩、奉承的方式给予他不断的肯定，可这些都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憎恨所有有成就的人，或者那些在某些方面胜过他的人，比如那些更自信、更会为人处世、更加见多识广的人，因为他们威胁到了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越是执着于他的理想化意象，这种憎恨就越强烈。或者，如果他自己的傲慢受到了压抑，他可能会盲目地敬佩那些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并表现出傲慢举止的人。他爱上的只是自己的想象。迟早有一天，当他意识到他所敬仰的神灵只对他们自己感兴趣，只关心他在他们的神坛上烧了多少香火时，他必然会陷入巨大的失望之中。

或许，理想化意象的最大缺点可能是会使我们产生自我疏离。我们压抑或者清除自己的组成部分，导致我们与自己疏离，这种变化是由神经症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神经症虽然有其基本特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患者无法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喜好、厌恶和信念，简而言之，他忘记了真实的自我。在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他正在过着想象中的生活。詹姆斯·巴里（J. M. Barrie）的小说《汤米和格丽泽尔》（Tommy and Grizel）中的汤米就比任何临床描述更好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当然，如果不是陷入由无意识的借口和合理化作用所编织的巨网之中，患者也不可能如此行事而使生活岌岌可危。患者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并不是他自己在生活；他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只有出现了困难，他才会恍然大悟，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对真实自我的不了解。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意识到遮蔽内心的那层面纱必然会延伸到外界。最近，一位患者用这样一句话描述了他的状况：“如果不是因为现实的干扰，我肯定会非常好。”

最后，虽然理想化意象是用来消除基本冲突的，并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它又在人格中造成了新的裂痕，甚至比之前的更加危险。大致来说，一个人之所以要建立他的理想化意象，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真实的自己。表面上，理想化意象抵消了他的真实形象，但是把自己拔高之后，他更加无法忍受真实的自我，他对自己更加不满和鄙视，而且他还会因为自己无法达到理想的要求而苦恼。所以，他在自我崇拜和自我轻视之间、在理想化意象和真实自我之间摇摆不定，找不到一个可以退守的中间地带。

由此而产生了新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努力，另一方是内心失调所造成的专断。他对这种内在专断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对类似的政治独裁的反应一样：他可能会让自己认同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他会觉得自己真的像内心告诉他的那样完美；或者，他会踮起脚尖以努力达到它的要求；或者，他可能会反抗这种高压，拒绝承担内心强加给他的义务。如果他以第一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会看到一个“自恋”的人，他听不得批评，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裂痕”；如果他以第二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会看到一个“完人”，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如果他以第三种方式作出反应，他会表现为拒绝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负责，他行为古怪，并且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我是故意使用“表现为”（appearance）一词的，因为不管他作出何种反应，从根本上来说，他都在挣扎。就算是那些自认为“自由”的反抗型，也试图努力推翻这种强加给自己的标准；他也会用这些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只证明他仍然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有时，患者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比如，他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内想变“善良”，但当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安慰时又转到其反面，坚决反对“善良”的标准。或者，他可能会从明显的自我崇拜转向至善论。更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态度的组合。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理解——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不成功的，它们注定会失败，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患者为摆脱无法忍受的境况而做出的努力。在任何无法忍受的境况中，患者尝试了各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如果一种失败了，他就会尝试另一种。

所有这些尝试共同形成了阻碍患者正常发展的强大障碍。患者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尽管他自认为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当他谈起成长时，心里只有一种无意识的想法，那就是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意象，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意象。

因此，分析的任务就是要让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帮助他逐渐认识到它的功能、主观价值以及带给他的烦恼。然后，患者也许会问自己，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但是，只有当患者不再需要创造理想化意象时，才能够最终放弃它。

第七章 外化

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为了缩小真实自我与其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距所采取的各种虚假手段，最后却只是更加扩大了这种差距。但是由于这一意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又必须说服自己接受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很多方法会在下一章谈到，本章我们只讨论一种不那么众所周知，但却深刻影响神经症结构的方法。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外化（externalization）[7]，它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体验和感受为好像是发生在自身之外的，并因此将遇到的困难归因为这些外部因素。与理想化意象相同的是，外化的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如果说理想化意象是对真实人格的修饰和再创作，还算得上是保留在自我的范围内，那么外化则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而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逃避他的基本冲突，但是当真实自我和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距让他无法忍受时，他就再也无法从自己那里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自我，将一切视为发生在自身之外。

这些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projection），也就是将个人问题客观化。通常，投射的意思是将自己主观上排斥的倾向或者品质看成其他人身上的东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控制、伪善、懦弱等倾向，便怀疑他人也有。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一词恰如其分。然而，外化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推卸责任只是它的一部分。患者不仅将错误归咎于他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他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可能会对小国家受到的压迫深感不安，但却无法感受自己受到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但却对别人的绝望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别人对他的怒气，而实际上是他在对自己发怒；或者他可能会意识到他对别人的愤怒，而实际上这个愤怒是针对他自己的。此外，他还会将他的苦恼、好心情和成就都归因为外部因素。他将失败看作命中注定，将成功看作偶然的运气，连好心情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当一个人觉得他的生活不管好坏都是由他人决定的时候，他自然会一心想要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或者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干扰。这样，外化就导致了他对他人的依赖，但是这种依赖不同于神经症对被人喜爱的病态需要所产生的依赖。外化还导致了对外部条件的过分依赖，无论他住在市中心还是郊区，吃这种食物还是吃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属于这个群体还是属于那个群体，都被赋予了过多的重要性。他因此获得了荣格称之为外倾型的性格。虽然荣格将外倾型性格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但是我却将它看作患者试图用外化作用来解决冲突的结果。

外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就是会让患者产生一种痛苦的空虚感和肤浅感，但是这种感受也没有被患者恰当地感知。他没有感觉到情感的空虚，而是觉得他的胃空空的，于是强迫自己通过多吃东西来消除它，或者他可能害怕自己体重不够，会让他像羽毛一样被风吹来吹去，致使狂风将他卷走。他甚至会认为，如果他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析，他会成为一副空壳。患者的外化倾向越严重，他就越像幽灵一样，随时都会飘浮不定。

以上描述的就是外化的含义，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缓解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之间的矛盾的。无论患者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分歧都会带来潜意识的痛苦；他越是用理想化意象认同自己，他的上述表现就越是无意识的。这些感受通常表现为自卑、对自己的愤怒以及压抑，这不仅让他极其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剥夺了他生活的能力。

自卑的外化通常表现为鄙视他人，或者自以为被他人鄙视，二者经常并存，而哪一种更严重或者至少更有意识，则取决于神经症的整个结构。患者越是具有攻击性，越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越容易鄙视他人，越不会认为自己受人鄙视。相反，他越是顺从，因未能达到理想化意象的标准而产生的自责就越容易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显然，后者更具有破坏性，它会让他变得胆小怕事、木讷和孤僻。别人对他表示的任何好感或者欣赏都会让他受宠若惊。同时，他甚至无法接受真诚的友谊，而是依稀觉得这是一种自己不应得的恩惠。他无法抵挡傲慢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特点，他认为自己受鄙视是应当的。很自然，这些反应会滋生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受到压抑并且累积起来的话，可能会产生爆炸性的力量。

尽管存在这些弊端，通过外化来体验自卑仍然有其特别的主观价值。如果患者感受到了他对自己的鄙视，这会粉碎他仅有的虚假自信，将他推向崩溃的边缘。被他人鄙视虽然也极其痛苦，但患者总有希望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将来找机会报复他们，或者在心中暗自认为别人不公平。但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所有这些都不管用，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患者会无意识地表现出绝望。他不仅会开始鄙视自己的弱点，而且还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可鄙的，自己的优点也因此变得毫无价值。换句话说，他会觉得自己就是被自己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将此视为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这一点表明，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需要更加注意，不要触碰患者的自卑感，等到患者的绝望感减轻，并且不再紧抓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时，再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能面对他的自卑，并且开始意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事实，而是自己对高标准的主观感受。通过对自己更加宽容，他将会明白这种情况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的东西，而是他最终可以克服的困难。

只有牢记保持那种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觉对患者的重要作用，我们才能理解患者对自己的愤怒以及这种愤怒为何如此严重。理想化意象带给患者一种全能感，所以他不仅会对他没有能力达到这一意象的标准而失望，还会对自己很愤怒。不管他在童年时期遇到过怎样的困难，自以为全能的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排除千难万险。现在，即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神经症有多么复杂，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它。当他面对相互冲突的驱力，并且意识到无法实现相互矛盾的目标时，这种愤怒就会到达顶点。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就会陷入恐慌的原因之一。

对自己的愤怒主要是以三种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不满时，愤怒很容易被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时就变成了对他人的愤怒，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易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所犯的具体错误的愤怒，而这一错误正是存在于他自己身上并让他深为痛恨的。举个例子可能会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位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可这种犹豫只与一件琐碎的小事有关，她明显是在小题大做。因为我知道她自己就有犹豫不决的缺点，所以我暗示她，她的抱怨恰好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自己的缺点。听完我的话，她突然狂怒，恨不得将自己撕碎。实际上，在她的理想化意象中，她是一个果断的人，根本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弱点。很戏剧化的是，这种举动在她下一次与我谈话时竟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好像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外化倾向，但还没有做好放弃它的准备。

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感到恐惧，或者担心自己都无法容忍的缺点会激怒他人。患者非常确信他的某些行为将会招致敌意，以至于如果没有感受到敌意时，他倒会觉得很奇怪。比如，某位患者的理想是成为像《悲惨世界》中的神父那样善良的人，但是她惊奇地发现，每当她态度强硬或者发怒时，人们更喜欢她，而对她圣人般的表现并不在意。我们很容易从她的理想化意象猜测出她是顺从型。她的顺从最初产生于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她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顺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顺从正是外化的主要后果之一，并且说明了神经症倾向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不断加剧的。在这个例子中，强迫性顺从倾向的增强是因为“圣人”这一理想化意象迫使患者更加“谦逊”。由此产生的敌意引起了她对自我的愤怒，而这种愤怒的外化不仅导致她更加恐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了她的顺从倾向。

第三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不适上。当患者不知道他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他会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处于紧张状态，通常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和疲劳等。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愤怒，这些症状就会立刻消失。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怀疑，是将这些生理表现称为外化，还是仅仅将它们当作因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后果。但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患者对这些表现的利用。通常来说，患者总是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精神问题归咎为他们的身体不适，然后再把身体不适归咎于外因。他们很乐于证明其在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了消化问题，或者因为工作疲劳过度而引起了困乏，或者因为潮湿的空气而引发了风湿病等。

至于神经症患者能够从外化他的愤怒中得到什么好处，可以说几乎跟在自卑的情况下一样。不过，有一点应该值得注意。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身上存在的这些自我毁灭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其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上文提到的那位女患者虽然只在一瞬间有过自我毁灭的冲动，但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真的将自己砍伤致残。[8]如果不是因为外化作用，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行为。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在意识到自毁冲动的力量之后，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是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地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分析的进行。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对患者人格的控制程度，对这种压迫感的作用作再高的估计也不为过。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糟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患者大多数时候都意识不到这种压迫感，但这种压迫感一旦消除，患者就会如释重负，重获内心的自由，可见这种压迫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外化自己所受的压力，表面上看，这与神经症患者对控制他人的渴望的效果非常相似，虽然它们可能会同时存在，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内心压迫的外化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要求他人服从，它主要是将导致自己烦恼的标准强加给他人，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让他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对此的绝佳说明。

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它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稍微类似于强迫的东西都过于敏感。所有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这种过度敏感很常见，它并不都是源于自我施加的强迫，通常，它还包含着以己度人的成分，即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对支配的需要，并且因此而憎恨他人。在疏离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对独立的强迫性坚持，这种坚持必然会让他们对任何外在压力都很敏感。患者将无意识的自我强迫外化，这是一种更隐蔽的病因，很容易被分析师忽略。这一点尤为可惜，因为这种外化作用通常对患者与分析师的关系有着很大的潜在影响力。即使分析师已经找到了造成他敏感的原因，患者还是很可能对分析师的每一个建议都置若罔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带有破坏性的较量更为激烈，虽然分析师确实想让患者做出改变，但即使他诚实地告诉患者他只是想帮助他重新找回自己和生活的动力，也无济于事。患者会不会受制于分析师不经意间对其施加的影响呢？实际上，因为患者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无法选择他该接受或者拒绝什么。尽管分析师已经很小心地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患者，但仍然无济于事。而且，因为患者想要不知道自己是受内在强迫之苦才表现出特定的症状，所以他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抗所有想要改变他的企图。毋庸置疑，这种徒劳的斗争不仅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而且必然出现在所有亲密关系中。只有对患者的内心活动进行分析，才能终结这一模式。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患者越是顺从他的理想化意象的严格要求，他就越会将这种顺从外化。他会急于达成分析师或者任何人对他的期望，或者他自认为是他们对他的期待。他可能会表现得心甘情愿，但同时又会在暗中累积对这种“强迫”的憎恨。最终他会认为所有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并且因此痛恨所有人。

那么，一个人将他内心所受的压迫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只要他相信这种压迫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是通过腹诽。同样，只要他认为这种压迫是外部强加给他的，自己就能够避免，并且可以因此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更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受到压迫意味着承认自己并非理想化意象，以致引出很多麻烦。

这种内心的压迫是否表现出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它与哮喘、高血压和便秘有关，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

剩下的问题就是讨论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符的各种特征的外化。总的来说，这些特征是通过投射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患者会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些特征，或者将自己有这些特征的原因归结在他人身上。这两种表现不一定同时发生。在下面这些例子中，我们可能要重复一些之前已经说过的话，尽管有些东西已经众所周知，但是这些例子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患者A酗酒成瘾，常常抱怨他的情人对他不够关心和体贴。据我所见，这个抱怨并不能成立，至少没有A认为的那样严重。在外人看来，患者A深受冲突之苦：一方面，他顺从，待人温厚、宽容；另一方面，他又专横，待人苛刻和傲慢。这就是攻击性倾向的投射现象。但是这种投射有什么必要呢？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性倾向只是坚定人格的一种自然成分，最突出的品质仍然是善良，他认为自己是自圣·弗朗西斯（St.Francis）之后最善良的人，是人们最理想的朋友。那么，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讨好他的理想化意象？当然! 而且，这种投射也允许他表现出自己的攻击性倾向而不用意识到这一点或者直接面对冲突。他被困在一个两难境地之中：他无法改变他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强迫性的；也无法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因为正是它保证了他不会精神分裂。投射便是一种摆脱两难的办法，它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它既能够保证他的攻击性需求，又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这位患者还怀疑他的情人对他不忠。这种怀疑毫无根据，因为她对他的爱堪比母亲对孩子。事实上，是他自己喜欢沾花惹草，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因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恐惧，所以他必须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我们从同性恋倾向这一角度来考虑，也仍然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唯一的线索还是在于他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特殊态度。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外遇，只是表面上回忆不起来，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感受，相反，情人所谓的不忠却令他记忆犹新。这就是他经验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的例子一样——既可以让他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和其他组织中的权力斗争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耍手腕”常常是因为想要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源自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文列举的那种两难境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耍手腕”可能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的表现：它让我们既可以在斗争中使用阴谋诡计，又不必担心会玷污我们的理想化意象，它又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方法，可以将我们对自己的愤怒和轻视都宣泄在他人身上，如果是宣泄那些在我们一开始就想打败的人身上，就再好不过了。

作为总结，我将指出一种常见的将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的方式，尽管他人身上并没有我们有的问题。很多患者一旦意识到他们的某些问题，就马上在童年时期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他们会说，他们对强迫敏感，是因为有一位强势的母亲；他们很容易感到羞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羞辱；他们有报复心，是因为早年受过伤害；他们内向、离群，是年少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在性方面很压抑，是因为他们是被父母以清教徒的方式抚养长大的，如此等等。在这里，我指的不是分析师和患者一起对患者在童年时期所受的各种影响所进行的分析，而是指那种过于重视童年时期影响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能没有任何成效，只是停滞不前的重复，因为他们对作用于患者身上的各种致病原因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这种方式受到弗洛伊德过分重视遗传观念的支持，所以我们更应该仔细考察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患者的神经症倾向形成于童年时期，他所能提供的所有线索都与其对已发生的过程的理解相关。患有神经症并不是他的责任，这是对的，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得不以他过去的方式成长。由于某种原因（下文即将讨论），分析师必须将这一点向患者讲清楚。

患者的谬误之处在于，他对在其童年时期就形成的原因缺乏兴趣，但是现在，这些原因仍然对他起作用，并且导致了他现在的困境。比如，他在小时候见过太多伪善，可能就是导致他现在玩世不恭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他仅仅将他的玩世不恭与他的早年经历联系在一起，就忽略了他当前的需要，即嘲讽他人。这一需要源自他被相互矛盾的理想撕扯，因此他必须抛弃所有的价值观来试着解决这个冲突。此外，他还会在自己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承担责任，而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撂挑子。他不停地回忆童年时期的经历，就是为了让自己确信他不得不经历某些失败，而且虽然经历了失败的影响，自己还是能够从失败中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就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意象，才使他无法接受自己曾经有过或者现在仍有的缺陷或者冲突。更重要的是，他对童年的反复提及正是一种自省幻觉，但是由于他将自己的问题外化了，所以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力量。所以，他无法将自己当作自己生活的构建者。既然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就将自己设想成一个沿山坡一直滚下去的球，或者一只用于实验的豚鼠，一旦建立了条件反射就永远被限定住了。

患者对童年的片面强调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态度，我就会知道，我遇见了一个与自己疏离的人，并且他不断地被驱使着离自我而去。至今为止，我这种判断还没有出现过错误。

外化倾向也会出现在梦中。如果患者梦见分析师在梦中作为狱卒出现，或者梦见自己的丈夫关上了自己想要通过的门，或者梦见在追求目标的路上总会遇到障碍，那么这些梦正表明了患者的一种企图：否认内心的冲突并将它归咎于某种外因。

那些具有普遍外化倾向的患者会给分析带来特殊的困难。他来找分析师就像去看牙医一样，认为分析师只要完成一项与自己无关的任务即可。他对自己的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感兴趣，可是对自己的神经症却不感兴趣。他可以大谈他遇到的各种困难，却不愿检讨自己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他会认为，如果他的妻子不是那么神经质，或者他的工作不是那么令人心烦，他将会比现在好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意识到情感因素对他内心所起的作用；他害怕鬼、贼和打雷，害怕身边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局势的变化，但是从来不害怕他自己。他至多对自己的问题有一点兴趣，因为它们会给他带来思维或者艺术上的乐趣。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他在精神上没有存在感，他就无法将他所获得的任何领悟应用到他的实际生活中去，因此，不管他对自己有多了解，他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因此，从本质上说，外化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患者疏离了自我，而这种疏离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随着自我的毁灭，内心冲突也自然而然地从意识中消失了。外化使患者变得更多地责备他人、报复他人以及畏惧他人，也就是说，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外化大大加剧了一开始引起神经症的冲突，也就是人与外界的冲突。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方法

一个谎言通常会引出第二个，而第二个谎言则需要第三个谎言来圆，以此类推，直到一个人陷入蛛网般的谎言中无法脱身。这种情况很常见。如果某个人或者某类人缺乏追根究底的决心，这种情况必然经常发生在他或他们的生活中。东遮西掩并非无用，但是会带来新问题，而新问题又需要新方法来应对。神经症患者解决基本冲突时也处于这种局面中，跟在前面所有描述过的情形一样，什么都不管用，尽管患者表面上发生了一些彻底的改变，但是最初的困难还是存在。神经症患者不得不将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堆在另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上，一个个堆起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可能会突出冲突的某一个方面，但他还是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他可能干脆逃避人群，选择独处，虽然冲突不再起作用，但他的整个生活却岌岌可危。他创造出一个成功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意象，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新的裂痕。他试图将自我从内心的战场上消灭以弥补这个裂痕，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了更加难以忍受的处境。

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平衡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支撑。于是患者会求助于许多无意识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盲点（blind spots）、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合理化（rationalizing）、过度自控（excessive self-control）、绝对正确（arbitrary rightness）、飘忽不定（elusiveness）和玩世不恭（cynicism）等。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些现象本身，因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只想说明患者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对付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理想化意象中的自己的差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会纳闷为什么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他不仅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对眼皮子底下的矛盾也能够一直视而不见。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让我首先注意到冲突的存在以及与它相关的问题。比如，一位具有顺从型所有特征的患者自认为是个大好人，可是他却用相当随意的口吻告诉我，在员工会议上，他恨不得用枪杀了他的同事。确实，引起这些类似杀戮的念头的破坏性渴望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称之为“游戏”的杀人行为，一点儿也不会干扰他圣徒般的理想化意象。

另一位患者自认为是一位工作严谨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他所在领域的创新者。但是在发表文章时，他却从碰运气的角度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多赞誉的文章。他对此毫不掩饰，只是像上文描述的那位患者一样，完全不清楚其中的矛盾。同样，一个自认为善良又直率的男人，对从一个女孩那里索取钱财又花在另外一个女孩身上也会完全不以为然。

很明显，在这几个例子中，盲点的作用是将潜在的冲突排除在意识之外。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实现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患者不仅聪明，而且还对心理学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认为我们都倾向于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视而不见，显然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还应该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兴趣去做这件事。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了我们极其不愿意承认冲突。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做到对上述那些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的呢？事实上，如果没有特定条件的话，这确实是无法办到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体验过分麻木和迟钝。另外一个条件是斯特莱克尔早已提出的，就是我们过着那种有隔间（compartment）的生活。他除了对盲点现象进行说明外，还谈到了逻辑严密的分隔方法：一部分给朋友，一部分给敌人；一部分给家人，一部分给外人；一部分对公，一部分对私；一部分给同仁，一部分给下属。因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个“隔间”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与另一个“隔间”中发生的事情矛盾。只有当患者因为冲突而失去了统一感时，他才有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活。因此，区隔化与拒绝承认冲突一样，也是患者被冲突分裂的结果。这个过程跟理想化意象中的情况并无二致：矛盾继续存在，但是冲突却遁入无形。很难说是理想化意象导致了区隔化，还是区隔化导致了理想化意象的产生。但是，生活在“隔间”中而无视整体好像更应该对理想化意象的产生负有责任。

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考虑文化因素。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齿轮，与自我的疏离比比皆是，而且人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文化中的明显矛盾使人们的道德知觉逐渐麻木。人们对道德标准不屑一顾，所以当一位慈爱的父亲某一天突然表现得像一个恶棍时，没有人会奇怪。在我们周围，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因此也就显不出我们自己的分裂状态。在精神分析中，因为弗洛伊德将心理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抛弃了它的道德价值，所以分析师与患者一样看不到这种矛盾。分析师认为，自己有个人道德观或者对患者的道德观感兴趣就是“不科学的”。但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也出现在其他许多理论体系中。

合理化可以定义为通过推理进行自我欺骗。人们一般认为，合理化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者让自己的动机或行为符合大家广泛认可的观念，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比如，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合理化，而实际上，合理化的内容和方法却都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将合理化看作支持神经症患者制造虚假和谐的方式之一，这一点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患者围绕基本冲突所搭建的防御工事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合理化在起作用。患者的主要倾向通过推理而得到增强，他将那些可能会引起冲突的因素或者变小，或者修正，以掩饰冲突。这种使用自我欺骗的推理过程将人格合理化的方式可以通过对比顺从型和攻击型看出。顺从型将帮助他人的愿望归因于他的同情心，尽管他有着强烈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倾向过于明显，他便将它们合理化为热心肠。攻击型帮助他人时会坚决否认他有任何同情心，他只是认为他的行为完全出于私利。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的合理化行为来支持：实际自我和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异最后必须被归结为不存在。通过外化，患者用合理化的方法证明事出外因，或用来证明自己那些无法令人接受的特点只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患者过度自控的倾向可能会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将它看作原始的神经症倾向之一，它就像为了防止矛盾的情感泛滥而修筑的堤坝。虽然一开始它经常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可不久之后就会逐渐变得自发。患者在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允许自己被其他事物左右，不管是因为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很难进行自由联想；酒精也无法让他兴奋，他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接受麻醉。简言之，他试图抑制一切自发性。这些特点在那些冲突较为外露的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有助于掩盖冲突的措施，冲突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没有充分地保持自我疏离而让冲突无法产生作用。他们仅仅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保持着不分裂的假象。显然，如果患者没有付出努力，仅仅靠理想化意象实现内心的统一是不够的，特别是当理想化意象由相互矛盾的因素组成时，就更加不够了。到那时，患者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将冲突的趋势控制住。由于最具破坏性的趋势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用最多的精力控制愤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被压抑后，积聚了爆炸性的能量，而这又需要更多的自控来抑制它。如果分析师让患者注意他的过度自控，患者会为自己辩护说任何文明人都需要自控，但他却忽略了自控的强迫性本质。他不得不严格地进行这种自控，如果不起作用，他就会陷入恐慌，这种恐慌通常表现为害怕精神失常，这清楚地表明自我控制的作用就是抵抗被分裂的危险。

绝对正确有着双重功能，它既可以消除内心的疑虑，又可以消除外部因素的影响。未解决的冲突必然会给患者带来怀疑和犹豫不决，它们甚至可以严重到让患者无法行动。在这种状况下，患者很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支配。如果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就不会轻易摇摆不定，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就会变成轻易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只是暂时的力量。此外，犹豫不决不仅指某种行为过程，还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损害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不过，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它们。一个人越是将生活视为一场无情的战争，就越是会将怀疑视为一种危险的弱点；越是离群索居、坚持独立，外部因素就越容易成为引发他愤怒的原因。我的所有观察都表明一个事实：攻击型倾向和疏离型倾向相结合，并成为一个人的主导倾向时，最容易滋生出这种绝对正确；攻击倾向越是明显，这种绝对正确就越强势。患者试图通过武断地宣称自己永远正确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在合理化的作用下，患者会发现情感是内心的叛徒，必须坚决控制它。这样或许能够实现平和，但那是死寂一般的平和。所以我们不难预料，这种患者讨厌分析，因为分析威胁到了他内心的“平和”。

另一种表现几乎与绝对正确相反，但同样也是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方法，那就是飘忽不定。有这种表现的患者有点像童话故事中的角色，只要遭到追击，他们就会变成一条鱼；如果这种伪装还不安全，他们就变成一只小鹿；如果猎人追了上来，他们就变成一只鸟飞走。你永远也听不到他们的一句准话；他们不是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就是向你保证他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一种将简单问题变复杂的能力。要他们明确表达对某事的观点往往不可能，即使他们真的想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到头来，听者还是一头雾水。

他们的生活也很混乱。他们一会儿恶毒，一会儿富有同情心；一会儿无比贴心，一会儿又相当冷漠；在某些方面很专横，某些方面又很谦虚。他们急着寻找一位强势的伴侣，可自己却变成了“受气包”，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强势的人。在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情后，他们会因为悔恨而力图弥补过错，然后又觉得自己是个“笨蛋”并再次口出恶言。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分析师也会感到困惑，甚至觉得无力展开分析。如果这样想就错了。这些患者只是没有成功地走上通常的统一人格的程序：他们不仅没能压抑住一部分冲突，而且也没有建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证明了这些尝试的价值。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各种患者，不管他们的问题有多复杂，至少有有序的人格，远没有飘忽不定型的人迷失得那么严重。另外，分析师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认为冲突显而易见，无需费力就可以找出它们，所以分析工作很简单。不过，他终会发现患者讨厌将问题明确化，甚至会拒绝尝试治疗。他应该明白，这是患者拒绝深入洞察其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方法是玩世不恭，即对道德观的否认和嘲笑。每一种神经症都必然存在着对道德观的怀疑，不管患者多么教条地坚持他可以接受的特定标准。虽然玩世不恭有多种根源，其作用却总是否认道德观的存在，因此使得神经症患者可以不必费心弄清楚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玩世不恭可以是有意识的，于是变成马基雅弗利主义（Machiavellian）的传统原则并得到捍卫。马基雅弗利主义主张一切都只是表象，人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人抓住即可；只要不是真正的傻瓜，每个人都是伪君子。不管在什么场合，这种类型的患者对分析师提到的“道德”这个词都非常敏感，就像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对“性”这个词一样敏感。但是，玩世不恭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只不过由于患者在口头上顺应社会观念而使这种倾向被掩盖了起来。虽然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玩世不恭，但他的言行却透露了他正在按照这种原则行事。或者他可能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矛盾中，就像有些患者自认为诚实和正派，但是却嫉妒那些喜欢采用不正当手段的人，并且恨自己在这方面并不擅长。很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师要在恰当的时候让患者充分意识到他的玩世不恭，并且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一定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应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以上内容都是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起见，我将会把整个防御系统称为防护结构（the protective structure）。每一种神经症都会形成一种组合式的防御系统，只是其活跃程度各不相同。

注　释

[1].屈服于外界压力而使自己显得愚钝的人，可以读一读哈里·爱默森·弗斯狄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著作《做一个真实的人》（On Being a Real Person），定会有很大收获。

[2].参照本书第十章“人格的丧失”。

[3]. 在本书中，我用“消解”（solve）这一术语指神经症患者为了消除他的冲突所做的尝试。因为他无意识地否认它们的存在，所以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尝试“解决”（resolve）它们。他的无意识努力都是朝着“消解”他的问题而去的。

[4].既然与他人的关系和对自己的态度不能被分开来看，那么有一种偶尔见诸精神疗法刊物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的态度，二者中总有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最重要的因素。

[5].“类型”一词在此处仅是一种简化的用法，代表那些个性分明的人。我没有想要在本章或者后几章内容中创立一种新理论。我当然有要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想法，但是必须有更广泛的理论基础。

[6]. 史蒂文森对双重人格有过经典的描述。他创作的“化身博士”就建立在有可能将人的冲突的因素分离出来的基础上。化身博士曾在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善与恶的巨大冲突后说：“很久以来……我就有一个可爱的梦想，就是把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分离出来。我想，假如能够把自己的每一种特性都寄存于不同的本体中，生活中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都会消失无踪。”

[7]. 这一定义是斯特莱克尔（Edward A. Strecker）和阿贝尔（Kenneth E. Appel）采用的，见《发现我们自己》（Discovering Ourselves），麦克米伦版，1943年。

[8]. 卡尔·门林格尔（Karl Menninger）列举了大量案例对此进行了说明，请参见他的《人对抗自己》（Man against Himself），1938年，布拉斯版。不过，他是从一种与我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现象的——他认同弗洛伊德关于人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的学说。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在探索神经症问题的深层含义时，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迷失方向。这很正常，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它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时不时地跳出来看看，有助于我们重新调整视角。

我们一步步追踪了防护结构的发展，已经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防御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最后都确立了一种静态机制。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患者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的无限精力，我们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一个人花费如此大的代价走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个结构如此僵化，并且如此难以改变？建立防御系统的动力仅仅是害怕基本冲突带来的破坏力吗？用一个类比可能会让答案更清晰一点，当然，任何类比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只能在最宽泛、笼统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他有着不光彩的过去，但是他通过伪装身份在社会中站住了脚，他非常害怕他的过去被人揭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处境有所好转，他结识了很多朋友，找到了工作，并且成了家。因为珍惜他的新生活，他有了一种新恐惧——害怕失去这种幸福。他以现在拥有的地位为傲，尽力忘记他那令人讨厌的过去。他为慈善事业捐了很多款，甚至捐助曾经的朋友，目的就是彻底抹去他过去的生活。同时，他性格上发生的变化却将他卷入新的冲突之中，结果他以伪装开始新生活的这一事实反而成了新冲突下的暗流。

因此，无论神经症患者做了何种努力，他的基本冲突仍然存在，只是形式变了，某些方面缓和了，而另一些方面却增强了。然而，由于这个过程中固有的恶性循环，随之发生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使冲突加剧的原因是，每一种新的防御方法都会进一步损害患者与自己以及他人的关系，而冲突正是源于这种关系。此外，随着新的因素（爱、成功、超然独立或者理想化意象）在他的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开始害怕事情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害怕这些“财富”会受到威胁。从始至终，他与自己的疏离让他越来越无力改变自己，从而无法摆脱他的困难。惰性随之而来，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正常发展。

患者的防护结构虽然非常坚固，却异常脆弱，本身还会引起新的恐惧，其中有一种就是害怕平衡被打破。虽然这种结构给患者一种平衡感，但这种平衡感也很容易被打破。患者自己并未有意识地去认识这种威胁，但他还是能够通过很多方式感觉到它。经验告诉他，他会无缘无故地出现状况，他会在完全没想到或者最不愿意的时候发怒、兴奋、沮丧、疲乏和压抑。所有这些体验都给他一种不确定感，让他失去了自信，使他感觉如履薄冰。他心理的不平衡可能会表现为走路姿态和步态的失常，或者表现为缺乏使身体平衡的技能。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对精神失常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时，患者会主动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在此情况下，恐惧也会受到一种被压抑的、想做各种疯狂之事的冲动的影响，这种冲动虽然是破坏性的，但是患者却不觉得有任何负疚感。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患者害怕精神失常就认为他真的会精神失常。通常，这种恐惧是暂时的，只有在极其悲痛时才会出现，它带给患者的最强烈的刺激体现为对理想化意象的突然威胁，或者是一种极度的紧张（这种紧张主要产生于无意识的愤怒），以致危及患者的过度自控。比如，一位女性原本相信自己既性情平和又勇敢，但是当她面对困境感到无助、害怕和愤怒时，她就会产生这种恐惧。她的理想化意象曾经像一个铁箍一样保护着她，但现在却突然断裂，她因此害怕自己会四分五裂。我们已经说过，当一位疏离型患者被别人从他的“避难所”中强行拉出来并与他人近距离接触时（比如，必须参军或者跟亲戚住在一起），他就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会表现为害怕自己精神失常，甚至真的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在分析时，当一位患者费劲心力制造出一种虚假和谐，却又突然意识到他陷入分裂状态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

大多数时候，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是由无意识的愤怒引起的，这一点已经在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当这种恐惧减弱之后，它会变为一种担心——患者担心自己在无法自控时会辱骂、殴打甚至杀死他人，会害怕自己在睡觉、醉酒、麻醉或者性兴奋时出现暴力倾向。愤怒本身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以一种强迫性的暴力倾向出现在意识中，尽管没有任何行动；另外，愤怒也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患者只是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或许还伴随着出汗、头晕，甚至害怕自己会晕过去，这代表一种潜在的恐惧，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暴力倾向。当无意识的愤怒外化时，患者可能会害怕打雷、鬼魂、夜贼和蛇等，也就是说，患者会害怕任何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潜在的破坏性力量。

不过，对精神失常的恐惧相对比较少见，恐惧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害怕失去平衡。这种恐惧更为隐蔽，常以模糊、不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可以引发这种恐惧。有这种恐惧的人在准备旅行、搬家、换工作、雇新佣人等很多时候都会深受困扰，所以只要可能，他们总会尽量避免这种改变。由于这种恐惧威胁着人格的稳定性，患者不敢寻求医生的帮助，尤其是当他们找到了一种应付新生活的方式之后。当他们考虑分析的可行性时，会关心一些乍看起来很合理的问题：分析治疗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会不会让自己暂时无法工作？会不会使自己易怒？会不会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抵触？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看到，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患者的绝望所引起的，他认为不值得冒任何风险。但是，在他所关心的问题后面却隐藏着一种真正的担心，那就是他需要确定分析不会打破他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断定，患者的平衡本来就不稳定，因此对他进行分析会很困难。

分析师可以向患者保证不打破他的平衡吗？不，他不能。任何一种分析都必然会造成患者暂时的不安。分析师能做的就是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向患者解释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并且告诉他虽然分析可能会暂时打破他的平衡，却可以帮助他建立一种更稳固的平衡。

另一种源于防护结构的恐惧是对暴露的恐惧，它源于患者为了维护和发展防护结构而采取的许多虚伪做法。我们将在谈到冲突如何使患者的道德诚信受损时描述这些虚伪的做法，现在我们只需要指出，患者想要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与自己的真实面目有所不同——更加和谐、更加理性、更加慷慨、更加强有力或者更加无情。很难说他是害怕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给自己还是他人。在意识上，他更关注的是他人，他越是将恐惧外化，就越是害怕他人看穿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他怎么看待自己并不重要；他可以从容面对自己的失败，只要他人毫不知情。实际情况虽然并非如此，但这却是他有意识的感觉，并且可以表明他的外化程度。

对暴露的恐惧多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感觉，也就是说，患者要么觉得自己是骗子，要么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变得重视起来。患者可能害怕自己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智慧、能干、有教养、有魅力，因此转而害怕那些自己性格里并不具备的品质。有一位患者回忆，在他年少时，总是担心他名列前茅的成绩会被人认为是骗来的，每次转学时，他都忐忑不安，即使他再一次位居第一，仍然有这种恐惧。他十分困扰，却无法找到原因。他无法想明白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想错了方向：他对暴露的恐惧与他的智力程度无关，而只是被转移到了这里。事实上，恐惧涉及的是他无意识的虚伪，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关心成绩的好学生，而实际上他正在被一种战胜他人的需要所困扰。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恰当的一般结论：害怕自己是骗子的这种恐惧总是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但通常并不是患者自己以为的那个。从症状上来说，它最显著的表现是脸红或者害羞。由于患者害怕暴露自己无意识的虚伪，所以如果分析师注意到患者存在害怕被人揭发的表现，就断定他有为之羞耻并想要隐藏的事情而去寻找的话，那他就犯了一个大错误，患者可能并没有隐瞒什么。患者越来越害怕自己一定有那些在无意识中会暴露出来的东西，这种情况只会促使患者自责，而无助于建设性的分析。他可能会详细讲述他的性经验或者破坏行为的细节，但只要分析师意识不到患者正陷入冲突，而且患者本人也意识不到自己看问题的片面性，那么患者对暴露的恐惧就会一直存在。

对暴露的恐惧可以由任何情境引起，这些情境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意味着他要经受考验，比如，开始新的工作、结交新朋友、进入新的学校、考试、参加聚会，或者参加任何会让他变得显眼的活动，即使只是参与讨论。患者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害怕失败实际上是害怕暴露，因此这种感觉不会因为成功而减轻，他仅仅会觉得这一次他“逃过一劫”，但下一次呢？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会更加确信自己一直都是个骗子，只是这次被抓住了。这种感觉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极度害羞，尤其是面对新情境时；另一个表现就是患者在面对他人的喜爱和欣赏时显得非常谨慎，他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了解我的话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这种恐惧肯定会在分析中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分析的明确目的就是“发现”。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方法。患者有时会用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去解决对暴露的恐惧，而这两种方法都取决于他的性格结构。一方面，患者倾向于回避任何类型的考验情境，如果无法回避，就保持沉默，并且相当自控，也许还会给自己带上一副让人难以猜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又无意识地试图变成完美的“骗子”，根本不需要害怕暴露。后一种态度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攻击型患者也经常把话说得天花乱坠，以此来影响那些他们想利用的人。所以，任何想要影响他们的企图，包括分析师的尝试，都会遭到狡猾的反击。我这里指的是有公开施虐倾向的人。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特质是如何与患者的性格结构保持一致的。

回答了下面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就会理解患者对暴露的恐惧了：患者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什么？万一他暴露了，他害怕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另外一个源自防护结构的恐惧，那就是患者害怕被他人忽视、侮辱和嘲笑。防护结构的不稳固导致了患者对打破平衡的恐惧，无意识的欺骗产生了对暴露的恐惧，而对羞辱的恐惧则来自于受伤的自尊。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及了这一问题。理想化意象的产生和外化的过程都是患者试图修复受损自尊的方法，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两种方法只是更加损害了自尊。

纵观自尊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我们会看到两对交互运动的过程。一对的情况是，随着真实自尊水平的下降，不真实的自傲反而上升了，表现出自傲是因为患者觉得自己无比善良、无比有进取心、无比独特以及无所不知。另一对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贬低真实的自我，却将他人的地位抬得很高。由于压抑、理想化和外化的影响，患者看不清自己，即使他并未变成影子，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虚化的影子。与此同时，对他人的需要和恐惧不仅使他人变得更加可怕，而且更加不可缺少。因此，患者的重心更加偏向他人而不是自己，并且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了他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人对他的看法变得很重要，而患者的自我评价却不再重要，所以在患者心中，他人的看法更有权威和力量。

以上所有情况共同解释了神经症患者为什么无力面对忽视、羞辱和嘲笑。每一种神经症都有这些情况，所以才表现得极为敏感。如果认识到对忽视的恐惧有如此多的根源，我们就会明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恐惧并非易事，它只能随神经症的缓解而得到减轻。

通常来说，这种恐惧使神经症患者远离他人，并且让他对他人产生敌意。更重要的是，遭受这种恐惧的人完全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他们不敢对他人抱有期望或者为他们设定高目标；他们不敢接近那些在某些方面比他们优越的人；他们不敢发表意见，即使很有见解；他们不敢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即使他们有很强的创造力；他们不敢让自己变得富有吸引力，不敢去打动他人，不敢寻求更好的职位等。当他们偶尔在这些方面有所尝试时，对被嘲笑的恐惧让他们止步不前，因此只好转而在沉默和稳重中避险。

比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些恐惧更加难以觉察的，是一种可以被看作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恐惧的凝缩，那就是对自身任何改变的恐惧。患者会采取两种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恐惧：要么置之不理，期待改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奇迹般地自动发生；要么急于改变，即使对问题还没有太多理解。在第一种态度里，患者自以为瞥见问题的一角或者承认缺点就足够了；为了实现他们的自我，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倾向，这一点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明白了这样做的道理，却还是无意识地拒绝接受。在第二种相反的态度里，患者自称有了改变，一方面，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因为患者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不完美；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他无意识的全能感所决定的，他认为仅仅有让麻烦消失的这个想法，就足以消除它。

在恐惧改变的背后，患者还隐藏着对变得更糟的担忧，也就是害怕失去他的理想化意象，变成自我鄙视的那种模样，或者变得跟所有人一样，或者经过分析后只剩下一个空壳。患者害怕未知的东西，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害怕不能改变。当我们讨论了神经症患者的绝望之后，我们会更加理解这种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都源于未解决的冲突。但是，如果想要最终获得人格的整合，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些恐惧，所以它们也成了我们正视自己的障碍。它们就像炼狱，在得到救赎之前，我们必须走这一遭。

第十章 人格的丧失

要探讨未被解决的冲突给患者带来的后果，就像是进入一片无边无际、未被前人探索过的领域。或许，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讨论某些表现出来的症状，比如，抑郁、酗酒、癫痫或者精神分裂症，借此更好地理解特定的症状。但是，我更愿意从一个更一般和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它，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的冲突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精力、人格的完整和人生幸福的？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不理解这些症状下的人的基本属性，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在现代精神医学中，有一种寻求用方便的理论构想来解释现存症候的倾向，考虑到临床分析师的需要，这种倾向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没什么可行性，也不科学，就像一位建筑工程师在没有打地基之前就要建造大厦的顶层一样。

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一些因素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只需要简单地补充一下。还有一些因素已暗含在前面的讨论中，当然，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其他因素。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给读者留下一些含糊的观点，让他们觉得未解决的冲突是有害的，而是要向读者传达一个相当清楚而全面的理解，那就是冲突是如何损害人格的。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意味着对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是由冲突本身造成的，还是由所有想要解决冲突的错误尝试造成的。当一个人从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永远无法集中精力做事，而总是企图同时实现两个甚至更多不相容的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会分散他的精力，就像培尔·金特这类人物一样，他们的理想化意象让他们相信，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出类拔萃；要么会不自觉地消耗其努力。一位这种类型的女性患者，想要成为一位良母、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想穿着得体，在社交和政治场合出尽风头；想成为贤妻，还想有外遇以及从事自己想做的创造性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她注定会失败，不管她有多么大的潜能，她的精力都会被浪费。

更常见的是，对某一目标的追求被相互矛盾的动机干扰而失败了。一个人，既想交到好朋友，又想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想法永远实现不了。一个人，希望他的孩子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和他的自以为是却使他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一个人想写一本书，但是每当他无法立即写出他想要说的话时，他就会头痛欲裂或者感到无比疲惫。在这个例子中，还是理想化意象在起作用：既然他是一位才子，为什么不能文如泉涌呢？当他无法做到文如泉涌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发脾气。别人可能有一个跟他一样的、很有价值的想法想要在会议上提出来，但是他不仅要以一鸣惊人的方式提出来，让别人相形见绌，还想受到大家的称赞，并且无人对此有异议。与此同时，由于他将自己的自卑外化，他又觉得会被嘲笑。结果就是，他完全无法思考，即使他原本有一点想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有一个人，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但是由于他的施虐倾向，他得罪了身边的每个人。我们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只要看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尽管患者缺乏明确的思维方向，但仍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外情况。有时候，神经症患者会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专一性：男性患者可能会牺牲所有一切，甚至他的尊严来实现他的抱负；女性患者则可能什么都不要，只要有爱就足够了；父母可能会将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样的患者会让人觉得他们是一心一意的。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们实际上是在追求某种看起来能够解决其冲突的幻觉。表面上的一心一意实际上是出于绝望，并非人格的整合。

不仅仅是冲突的需要和倾向消耗和浪费了精力，患者防护结构中的其他因素也会虚耗精力。因为对基本冲突的某些部分的压抑，患者人格的一部分被掩盖了起来。但这些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造成干扰，虽然无法起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因此，压抑造成了精力的流失，而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在建立自信、与人合作或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再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让患者失去了主动性。他虽然可以成为一位好员工，在外部压力之下仍可以做出很多努力，但当他必须只依赖自己时，就无所适从了。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无法做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也无法让自己快乐，而是说他所有的创造力都被浪费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因素组合在一起造成了患者大面积的弥散性压抑。为了理解并最终消除某一种压抑，我们通常必须对这种压抑反复研究，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它。

精力的浪费或者使用不当可能源于三种主要的失调，这三种失调表明存在未解决的冲突，其中之一就是犹豫不定。它可能表现在所有事情里，无论是琐碎小事，还是重要的大事。患者可能永远都在犹豫，是吃这道菜还是那道菜？是买这个箱子还是买那个箱子？是去看电影还是听广播？他可能无法决定选择何种职业，或者任职后如何走下一步；无法决定在两个女人中选哪一个；无法决定是否应该离婚；无法决定是一死了之还是活下去。在面对一个必须要做又无法更改的选择时，他通常会恐慌发作，显得筋疲力尽。

虽然犹豫不定可能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人们通常对此并无察觉，因为他们总是无意识地努力避免做任何决定。他们总是不停地拖延问题，或刻意回避非做决定不可的场合；他们总是坐等机会溜走，或将决定权交给他人；他们也可能会把问题搞得很复杂，从而让做决定变得不必要。由此而产生的盲目性一般也并不为患者本人所知。由于患者常会采取多种无意识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犹豫，所以分析师很少听到这方面的抱怨，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障碍。

精力被分散的第二个典型表现是普遍的低效率。我这里说的不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能力不够，那可能是由于缺乏训练或者兴趣所导致，也不是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中所描述的那种未被开发的能力——他指出，当一个人感觉疲劳却仍然不放弃，或者在外部压力下仍然不屈服时，他的潜在能力就会迸发出来。我这里讲的低效率是一个人由于内心有冲突而无法施展他的最大能力而造成的。就像他想开车又踩着刹车一样，车子必然无法前行。他的确是这样的，不管做什么事情，无论从他的能力或者任务本身的难度来说，他都不应该慢吞吞。他并非不够努力，正相反，他做任何事总是要付出太多的努力。比如，他总是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份简单的报告或者掌握一个简单的机械操作动作。当然，阻碍他行动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他可能会无意识地反抗那种让他感觉到强迫的东西；他可能被迫去完善每一个细节；他可能对自己非常愤怒——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他会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开始时表现得很优秀。低效率不仅仅表现在做事缓慢上，还表现为笨拙或者健忘。一位女佣或者家庭主妇如果暗自认为自己十分有才能，做家务活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她就不可能好好干活，并且，她的低效不仅仅表现在做家务上，还会影响到她所有的活动。从主观的角度来说，这等于在重压之下工作，其结果一定是很容易疲劳，需要更多的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会让其付出更多的努力，就像刹车装置被踩住的汽车难以开动一样。

内在的压力和低效率不仅常见于工作中，也会很明显地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如果某人既想与人为善，又因为觉得这样做是在讨好别人而讨厌这样做，他就会显得矫揉造作；如果他想请人给他某物，但又觉得应该强行索要，他就会表现得没有礼貌；如果他既想坚持己见，又想顺从他人的意见，他就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跟人接触，又担心会遭到拒绝，他就会害羞；如果他既想与伴侣建立性关系，又想让伴侣受挫，他就会表现得很冷淡，如此等等。可见，矛盾倾向越普遍，生活的压力也就越大。

有些患者能够意识到这些内在的压力，不过更多时候，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当这种压力增加的时候，他们才会有所觉察。偶尔，当他们感到放松、自在时，这样的对比也会让他们意识到压力的存在。对于由此产生的疲劳，他们通常归因于其他因素，比如，身体不好、工作过量和睡眠不足等。确实，这些因素都可能是导致疲劳的原因，但并非重要原因。

第三个典型表现是普遍的惰性。受此折磨的患者常常责备自己很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懒惰。他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反感任何努力，并且会自觉地合理化这种观点，认为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想法就够了，“细节”需要其他人来落实，也就是说，事情要由其他人来完成。对努力的反感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恐惧，即害怕努力的结果会对自己有害。考虑到他们自知很容易疲劳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种恐惧了。如果分析师只看到了这种疲劳的表面现象，那么他的建议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患者的这种疲劳。

神经症性质的惰性意味着主动性和行动力的丧失。一般来说，它是由于与自我过度疏离和缺乏目标导向（goal-direction）所导致的。长期的紧张和令人不满的努力使神经症患者常常显得无精打采，尽管这其中偶尔也会有短暂的激烈活动。至于致病原因，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患者的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需要做出不懈努力的这一事实会使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自己要做的只是平庸之事，他宁可什么也不做，而是幻想自己表现得无比出色。自卑感总是随着理想化意象夺走他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做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将行动带给他的刺激和快乐都埋藏了。施虐倾向，特别是当其被压抑时（表现为施虐倾向的倒错），会让患者矫枉过正，使其回避一切带有攻击性的事情，结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普遍的惰性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影响患者的行动，还影响他的情绪。只要冲突未被解决，浪费的精力就无法衡量。从根本上说，神经症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以这种对人类天赋和品质的毒害代表着对特定文化的控诉。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不仅会让人精力分散，也会造成价值观的分裂，也就是在道德原则，以及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自身发展的那些情绪、态度和行为上造成分裂。就像精力分散会导致浪费一样，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散”也会导致道德整体性的损害，换句话说，也就是导致对道德诚信的损害。这种损害是由患者矛盾的立场以及其试图掩盖矛盾本质的企图所引起的。

相互矛盾的道德观也会出现在基本冲突之中。虽然患者尽其所能地想使它们相互协调，但它们仍然会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意味着，所有这些道德观都没有被患者当真。理想化意象尽管带有真实理想的成分，本质却是一种幻象，患者本人或者未经训练的观察者都很难识别出，难度就像区分假钞和真钞一样。神经症患者可能相信自己正在追寻理想，会为每一个过失而苛责自己，因此给人一种在追求其标准时过于尽责的印象；或者患者可能会沉迷于对价值观和理想的思考和谈论之中。我所说的他并没有将其理想当真，是说那些理想对他的生活没有约束力。只有当他觉得理想很容易实现或者很有用的时候，他才会付出实际行动，其他时候只是随意地将理想丢在一旁。我们在讨论盲点和区隔化的时候已经见过这样的案例，而类似的情况很少出现在认真对待理想的人身上。如果这些理想是真的，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将其抛弃。比如，某人一直坚称自己对某项事业充满热情，可一遇到诱惑，他就变成了叛徒。

总之，道德诚信受损的特点就是真诚减少，自私自利增加。很有意思的是，日本的一些禅宗著作中也认为唯有内心完整的人才能做到真诚不二，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基于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内心分裂的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真诚。

弟子：我听说当狮子扑向猎物时，不管是一只野兔还是一头大象，它都会全力以赴，请您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师父：真诚的精神（字面的意思是“不欺之力”）。

真诚即不欺，意味着“发挥全部的力量”，也被称为“体现在行动中的整个身心”……其中没有任何保留，毫无伪装，毫无浪费。当一个人如此生活的时候，即是一头金毛雄狮；他是刚健、真诚和内心完整的象征；他是一位圣人。[1]

自私自利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让他人屈从于自己的需要。患者不再将他人当作有同等权利的人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作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他取悦或者喜欢别人，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他打动别人，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自尊；他责备别人，是因为自己无法承担任何责任；他必须打败别人，是因为自己需要成功，如此等等。

这些损害的表现形式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我已在其他地方讲过了，这里只需要以更系统的方式回顾一下。我不作详细论述，因为那太困难了。我们还没有讨论施虐倾向，只能放到以后再说，因为它被认为是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将从最显著的表现开始，因为无论神经症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无意识的虚假（unconscious pretenses）总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以下就是无意识虚假的一些突出表现。

虚假的爱。“爱”这个词包含太多的感觉和渴求，也包括主观上被认为是爱的感受，其种类之繁多让人感到惊讶。一个觉得自己太软弱、太空虚而无法独立生活的人，会觉得期望依附他人也是爱。在具有攻击倾向的人身上，它可能表现为一种利用伴侣获得成功、名望和权力的欲望。它可能是一种征服和战胜某人的需要，或者融入伴侣的生活，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需要，或许还会用施虐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它可能是一种获得他人赞美的需要，以此让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获得他人的肯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爱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情感，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虐待和背叛，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爱变成了蔑视、憎恨或者冷漠。但是，真正的爱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头换面的。事实上，导致虚假的爱的感觉和倾向最终都会浮出水面。毋庸置疑，这种虚假存在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存在于友谊中，也存在于两性关系中。

虚假的善良。无私、同情等也与虚假的爱很相似。它是顺从型患者的特点，再加上他所固有的特定类型的理想化意象和对攻击性的压抑，这种虚假就更严重了。

虚假的兴趣和知识。这种虚假在那些与自己的情感疏离，认为只用理智便可以掌控生活的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一切都感兴趣。但是，这种假象也出现在另一类人身上，只是更难被察觉。这类人看起来是全心投入某一项事业，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将此作为获得成功、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虚假的诚实和公平。这种虚假常见于攻击型患者，尤其是当他有明显的施虐倾向的时候。他看透了他人虚假的爱和善良，于是便认为，由于他并没有伪善的习惯，没有假装慷慨、爱国、孝顺等，所以自己特别诚实。实际上，他有着不同的伪善。他拒绝流行的偏见，可能正是出于对传统价值观的盲目否定；他选择说“不”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强大，而只是因为他有着想让他人受挫的愿望；他的坦诚可能只是想嘲笑和羞辱他人；在他所宣称的“公正”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用他人牟取私利的欲望。

虚假的痛苦。我们必须详细地讨论这种虚假，因为关于它，有很多令人困惑的观点。坚守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跟外行人一样，认为神经症患者想要感觉被虐待，想要忧虑，想要被惩罚。支持这一观点的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想要”（wants）这个术语实际上包含着多种理性的罪恶。持上述观点的人并没有理解，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远比他自己知道的多，而且通常只有当他开始康复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受的苦。更确切地说，持上述观点的人好像并不理解，源于未解决的冲突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患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如果一位神经症患者选择让自己的人格崩溃，显然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自己受伤害，而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强迫他这样做。如果他很谦卑和宽容大度，挨了一耳光仍会无意识地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他其实讨厌这样做，并会因此而瞧不起自己。但是，他如此害怕自己的攻击倾向，以至于他必须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让他人虐待自己。

另一个促成神经症患者有受苦癖好的原因就是夸大或者戏剧化痛苦的倾向。确实，患者之所以会有受苦的感觉并将之表现出来，可能是别有用心：可能是为了求得关注或者原谅；可能是无意识地用它来实现利己的目的；可能是用它来消除对报复欲望的压抑。但是，考虑到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各种情感和认知，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只是他达到某些目的的唯一方法。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他经常将他的痛苦归结为站不住脚的原因，因此给人一种他正在平白无故地受苦的印象。这样，他可能会闷闷不乐，并且将烦恼归因于他的“过错”，而实际上，他痛苦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或者，当他和爱人分开时，他会觉得很失落，虽然他自认为是因为自己爱得很深，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人的生活。最后，他可能会歪曲他的情感，当他真的发怒时，还以为自己在承受着痛苦。比如，一个女人在爱人没有按时写信给她时会认为自己在受苦，而实际上她是很生气，因为她希望事情如她所想的那样发展，或者是因为爱人对她的任何疏忽都会让她觉得羞辱。在这个例子中，她宁可选择痛苦，也不愿认识自己的愤怒和造成她愤怒的神经症内驱力，而且她还强调自己的痛苦，因为它可以用来遮掩整个关系中的不诚实。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位神经症患者想要痛苦，他们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无意识的假装的痛苦。

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特定损害——患者形成了无意识的傲慢（unconscious arrogance）。这里我所指的是，患者将自己并不具有或者很少具有的品质看成自己完全具有的品质，并以此为依据，无意识地觉得自己有权力苛求和轻视他人。所有神经症性质的傲慢都是无意识的，因为患者意识不到自己要求的不合理。在这里，不是有意识傲慢与无意识傲慢的区别，而是一种明显的傲慢与过分虚心、谦卑下的傲慢的区别；区别在于患者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大小，而不是傲慢的程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公开地要求特权；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自觉地给予他特权，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在这两种情况下，缺少的都是实事求是的谦卑，也就是承认——不仅口头说，而且内心也这样想——所有人都有缺点，都不完美，尤其是自己也有缺点，也不完美。根据我的经验，所有患者都不愿意自己去想或者听别人说起他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有潜在傲慢倾向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他宁可无情地责怪自己疏忽了某事，也不愿意跟圣·保罗（St. Paul）一样承认“我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识”；他宁可责备自己的不细心或者懒惰，也不愿意承认人无法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潜在的傲慢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自责（以及随后的抱歉）与内心愤怒（对外界批评和冷落的不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通常，分析师需要非常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患者这种受伤的感觉，因为过分谦虚的人很可能将这些感觉掩藏起来。但实际上，他可能跟公然傲慢的人一样对人苛求，对他人的批评也一样尖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对他人表现出谦卑的崇拜，但暗中他却希望他人与他一样完美，这意味着他缺乏对他人独特个性的真正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立场不明确（inability to take a definite stand）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靠性（undependability）。神经症患者很少能够根据客观情况对一个人、一个想法或者一项事业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去判断。但是，因为这些情感需要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很容易改变立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容易摇摆不定，就像被无意识地收买了，而收买他们的通常是喜爱、名望、特权和“自由”。这对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适用，不管是与个人的关系，还是当他作为团体中的一员。患者经常无法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感受或者看法。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就可能会改变他的观点。一些失望或者轻视，或者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东西，就足以让他和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断绝关系。遇到一点儿困难，他们的热情就可能变成冷漠。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个人恩怨而改变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或者科学观。他们可能在私人谈话中立场鲜明，但是在一些权威压力或者团体压力之下就改变了立场，而且他们经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改变了观点，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改变了观点。

神经症患者可能通过不第一个发表意见或者“骑墙”（sitting on the fence）的方式无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并且给自己留出做选择的余地。他也许会通过指出情况的复杂程度来使自己的这种态度合理化，或者会被一种强迫性的“公平”所支配。毫无疑问，寻求公平是很有价值的追求。另外，一种出于良知想要公平的愿望确实会使人在许多情况下都难以确定自己的立场。但是，公平也可以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属性，它的功能正是让确定立场变得不再必要，并且同时让人觉得自己挣脱了偏见而显得超凡脱俗。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有一种对双方观点“一视同仁”的倾向，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矛盾，或者认为在一场争论中，双方都有其正确之处。这是一种虚假的客观性，它让患者无法通过事物的表面看清问题的本质。

在各种类型的神经症中，这种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那些疏离型患者的身上可以看到最大程度的正直，他们远离漩涡般的病态竞争和亲密关系，并且不容易受到“爱”或者欲望的诱惑。同时，他们对生活所采取的旁观者态度通常会使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并非所有疏离型患者都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非常讨厌争论或者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自己心中也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不是混淆问题，就是至多记下好的和坏的、有根据的和没有根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

相反，攻击型患者好像推翻了我关于神经症患者一般很难有自己观点的论断，尤其是当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种超凡的能力能够确定自己的观点，为它们辩护，并且固守它们。但是，这是带有欺骗性的。当这种类型的患者有了明确的观点时，常常是因为他很固执己见，而不是因为他真的确信。由于这种固执己见能消除他心中的所有疑虑，所以他的观点经常带有教条或者盲目的特点。此外，他可能会被权力或者成功诱惑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的可靠性是有限的，因为它被其对支配地位和声望的渴求局限了。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的态度可能会令人困惑，部分原因在于“责任”这个词本身就有多种含义。它指的可能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神经症患者是否尽责取决于他所具有的特定的性格结构——它并不是所有神经症所共有的表现。对某些神经症患者而言，对他人负责可能意味着只要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这也可能是控制他人的委婉说法。当“负责”意味着应该承担责任、承受责备时，也可能只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恨自己并非理想化意象的样子。因此，这种意义上的“责任”就跟责任毫不相关了。

如果我们意识到对己负责真正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让神经症患者来为自己负责，就算可能，也是很困难的。首先，这意味着要让患者实事求是地对自己和他人承认他的意图、他说的话和他的行为，并且愿意承担后果。这与撒谎和推卸责任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让神经症患者对自己负责会很困难，因为他通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者为什么那样做，并且主观上根本不想知道。这就是他总是想方设法逃避责任的原因，比如，通过否认、遗忘、轻视，或者总是寻找其他理由，认为自己被误解了或者因为一时糊涂。由于他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或者觉得自己没错，所以他认为应该让他的妻子、同事或者分析师对出现的困难负责。另一个使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甚至无法看到后果的因素是潜在的全能感。在这种全能感的基础上，他以为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够逃避责任。当他意识到无法逃避的后果，这种感觉便会被粉碎。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乍看起来像是一种无法通过因果关系去思考问题的思维缺陷。患者通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天生只能用“错误”和“惩罚”两个词来思考。几乎每一位患者都觉得分析师在责备他，而实际上分析师只是在让他面对他的冲突和后果。在分析情境之外，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总是被人怀疑和攻击的犯人，所以经常处于防御状态。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活动的外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怀疑和攻击源于他的理想化意象。正是这种挑错和防御的内心活动，加上这些活动的外化，使患者几乎不可能在关乎自己的情况下考虑因果关系。但只要不关乎他自身的困难，他就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实事求是。比如，下雨了，街上湿了，他就不会问这是谁的错，而是接受这种偶然的联系。

说到为自己承担责任，我们指的是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且愿意在行动或者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承担后果。但是，当一个人被内心冲突分裂的时候，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到底应该或者能够坚持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当它们当中没有一种是他真正想要或者相信的东西时，他能够坚持维护的只有他的理想化意象，而且绝不允许其出现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者行动出了错，他必须假装正确，而将不良后果推给别人。

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某单位的一位领导渴望拥有无限的权力和威望，并且希望如果离开他，什么事情都无法决定或者完成；他无法把自己的权责交给他人，即使这些人受过专业培训，而且有能力更好地处理这些事务；他自认为，任何事他都比他人懂得多；他还不希望其他人感觉他们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或者真正变得不可或缺；他认为，他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仅仅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是，他不仅仅想要支配他人，也想顺从他人，做一个善良的人。由于存在这些未解决的冲突，他身上就有了之前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惰性、喜欢睡觉、犹豫不决和拖延等，导致他无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又因为他觉得遵守约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强迫，所以他内心其实很享受让别人等他。此外，他还做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仅仅是因为那样做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最后，他强烈地想要成为一位好丈夫的愿望也耗费了他不少时间和心思。自然而然，他无法在单位中发挥出他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将责任推给他人或者外部环境。

我们再问一次，他能够对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对他的支配倾向，还是对他顺从和讨好自己的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意识。但即使他意识到了它们，他也无法做到支持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此外，他的理想化意象不允许他看清自己，只允许他看到自己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因此，他无法为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担责，因为那样做会将他一心想掩盖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一般来说，神经症患者特别不愿意（无意识的）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并且对特别明显的后果也视而不见。他坚信（也是无意识的）自己很强大，能够解决自己的冲突。他认为，后果应该是别人考虑的问题，自己并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刻意回避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如果愿意承认因果，他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这种关系用一种十分简明的方式表明，他的生活方式行不通。尽管有那么多无意识的狡猾和诡计，也无法改变我们精神生活中的规律，这些规律也同样制约着我们的肉体。[2]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对责任这个话题根本不感兴趣。他只看到或者隐约感觉到它的消极意义。他开始并不了解，只是在以后才逐渐领会到，由于回避责任，他对独立的渴望最后将会落空。他以为拒绝作出任何承诺就可以获得独立，而实际上，承担责任并且对自己负责才是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的前提条件。

为了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源自内心冲突，神经症患者会在以下三种方法中选择一种，更常见的是同时选择三种方法。外化这一方法可能会被他运用到极致，所以一切事物，从食物、气候、健康到父母、妻子或者命运，都被看作某种不幸的起因。或者他会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错，任何不幸降临在自己身上都是不公平的。他生病、感冒、死亡、婚姻不幸、孩子身体不健康、工作得不到认可等都是不公平的。无论这种想法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双重错误的，因为它不仅抹去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还抹去了所有不取决于他但却影响他生活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是疏离型患者的典型想法，这种人只关注自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使他无法将自己看成一个大链条中的小环节。他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享受生活中所有的美好，而不用将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好还是坏。因此他搞不懂，为什么自己没受任何牵连却还是免不了要受苦。

第三种方法是拒绝承认因果关系。所有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都是独立事件，与自己和自己的麻烦无关。比如，他会认为，抑郁或者恐惧似乎是毫无理由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对心理学的无知或者自己的观察不够。但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患者会极为坚决地否认任何有潜在可能的联系。他可能会怀疑那些因果关系，或者干脆忘掉它们。或者，他可能觉得分析师不是在帮他解决紊乱（这是他来看病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在他身上，并且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颜面。因此，患者可能意识到了引发惰性的原因，但却对惰性的影响视而不见：他的惰性不仅耽误了分析工作的进展，还耽误了他要做的所有事情。或者，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但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经常和人吵架，为什么自己不被人喜欢。内心存在着这些烦恼是一回事，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将内心冲突与冲突对生活的影响分离的举动，是整个区隔化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时候，患者拒绝面对自己的倾向及其后果，由于这种倾向和后果被神经症患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所以分析师很容易忽视它，因为对分析师而言，这种联系太过明显。除非让患者意识到他对结果的视而不见以及他这样做的原因，否则他就无法明白这样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干扰。在分析中，让患者意识到后果是最有效的治疗，因为它让患者认识到，只有改变内心的某些东西，才能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对自己的虚假、傲慢、自我中心和逃避责任负责的话，我们还能谈道德吗？有人会说，作为分析师，我们只需要关心患者的病症及其治疗方法即可，他的道德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也有人指出，弗洛伊德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抛弃了“道德说教”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好像正是我所倡导的!

这种争论被认为是科学的态度，但它们真的能站住脚吗？在人的行为问题上，我们真的可以废除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吗？分析师决定什么需要进行分析，什么不需要，难道这些不是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吗？虽然他们有意识地拒绝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些暗含的判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判断有可能是在太过主观或者太过传统的基础之上作出的。所以，分析师可能会觉得，男人的放荡生活不需要分析，而女人的却需要严加分析；或者，如果他认为放荡生活是正常的，他反而会觉得忠诚是值得分析的，无论男女。事实上，判断应该根据特定患者的神经症类型作出。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患者的态度是否对他的成长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如果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态度就是错误的，需要被纠正。分析师应对患者讲清楚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以便让患者自己拿主意。最后，上面的论点难道不是与患者的思维方式一样，存在着谬误吗？也就是说，认为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后果的事实问题？我们以神经症性质的傲慢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患者对此是否负有责任。分析师相信，傲慢是患者需要认识并且需要最终克服的问题。分析师抱有这种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学到，傲慢是一种罪过，而谦虚是一种美德吗？或者，他的判断是基于这一事实，那就是傲慢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有不良后果，不管患者是否对此负有责任，这一后果都需要他本人来承担。在这个例子中，傲慢的后果是无法让患者认识自己，从而阻碍了他的成长。而且，傲慢的人会对他人不公，这一点又反过来对他自己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不仅会让他偶尔与人发生争吵，还会让他逐渐与人疏远，而这只会让他更深地陷入神经症之中。由于患者的道德一部分产生于他的神经症，另一部分又维持了神经症，所以分析师别无选择，只好关注患者的道德问题。

第十一章 绝望

尽管有冲突，神经症患者有时也可以从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获得满足。但是，他的快乐依赖于太多条件，所以不可能经常出现。比如，只有独自一人，或者与他人共享，或者他占于主导地位，或者所有人都赞成他时，他才能感到快乐。由于让他快乐的条件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获得快乐的机会又被进一步限定了。比如，某个人也许愿意让另一个人做领导，但同时又耿耿于怀。又比如，某位女性也许为她丈夫的成功感到自豪，但同时又因此嫉妒他；她也许很愿意办一次聚会，但因为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在聚会开始前，准备工作就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就算神经症患者真的找到了暂时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很容易被他的各种弱点和恐惧所干扰。

此外，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意外在神经症患者看来也成了大灾难。任何微小的失败都会让他陷入抑郁之中，因为失败证明了他没有价值，即使失败是他无法控制的。他人的任何评价都会让他焦虑和担忧，即使这些评价毫无恶意。结果，他变得更加不快乐、不满足。

这种情况本来已经够糟糕了，却还要受另一个因素的影响而恶化。只要还有希望，人们显然可以承受巨大的痛苦，但是，神经症冲突的相互纠缠不可避免地会使患者产生一定程度的绝望，纠缠越严重，绝望就越深。它也许埋藏在患者的内心深处。从表面上看，患者也许一心按照想象和计划行动，他以为这样就会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男性患者会想，只要他结了婚，就会有一个妻子，有一栋大一些的房子，有一位不同的上司；女性患者会想，如果她是男人，再年轻或者年老一点儿，再高一点儿或者不这么高，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不一样。有时候，某些令他们不安的因素的消失确实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更多时候，这些期望不过是将他们内心的矛盾外化了，因此必然会让他们失望。神经症患者期望外界的变化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他们必然会带着自己和自己的神经症一起进入每一个新的环境。

依赖外部因素所建立的希望在年轻人中更为常见，这也是为什么对年轻患者进行分析比预想中要难得多的一部分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希望的接连破灭，他们会更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出不幸的原因。

即使绝望是无意识的，它的存在和强度还是可以从患者的各种症状当中推断出来。在患者的生活史中，一些经历可能表明他对失望的反应强烈而且持久，远超出经历本身的影响程度。因此，一个人会陷入彻底的绝望，可能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单相思、朋友的背叛、以不正当理由被辞退和考试落榜等。当然，我们首先会去探究这种强烈反应背后的特殊原因，但是除了这些特殊原因之外，我们通常会发现，这些不幸的经历会引发更深的绝望。同样，无论是否采取实际行动，一心想着死亡或者随时想自杀，都表明患者具有普遍的绝望，即使他们表面上很乐观。不管是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还是平时，一种轻浮、拒绝严肃对待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在困难面前很容易失去勇气也是绝望的一种表现。弗洛伊德归为负面分析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的大部分特质都属于此类。通过解决问题而获得新领悟的过程虽然可能很痛苦，但可能为患者提供一个出路，当然也可能会让患者灰心，并且不愿意去面对修通一个新问题的艰难。有时候，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患者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克服那种困难，但实际上，是患者不相信他能从中获益。在这些情况下，他自然会抱怨那些领悟只会伤害或者吓到他，并因此讨厌分析师让他感到不安。另外，一心想着预见或者预言未来也是绝望的一种表现。虽然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生活的一般性焦虑，害怕遇到不幸，害怕犯错误，但我们不难观察到，患者总是对未来抱有悲观主义的态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女神卡珊德拉（Cassandra）一样，许多神经症患者预见的大多数是坏事，极少有好事。这种对生活中的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的关注提醒我们注意，患者可能隐藏着深深的绝望，不管他的行为表现有多理智。最后一种绝望的表现是慢性抑郁，它可以隐藏得很深，以至于让人不觉得它是抑郁。受它所苦的人也许生活得还不错，他们可以很快乐，也可以与其他人共度美好时光，但是，他们在早上却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起床，因为他们要鼓起勇气，才能重新面对生活。生活是一种永恒的负担，对此，他们几乎见怪不怪了，所以很少抱怨，但是，他们永远都处于一种郁郁寡欢的状态。

虽然引起绝望的原因总是无意识的，但是绝望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识的。患者可能有一种宿命感；或者对生活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指望任何好事发生，只是觉得必须忍受；或者可能用哲学理论来安慰自己，说生活本质上是悲剧的，只有傻子才不知道人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分析师在与这种患者初次会面时就会感觉到他的绝望。患者不愿意做出哪怕一点点牺牲，不愿意有一点点不方便，不愿意冒一点点风险，因此，他可能给人一种过于任性的印象。但事实上，如果他不指望从牺牲中获得什么的话，自然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做出牺牲。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他类似的态度。他一直处于完全无法让他满意的环境中，但其实他只要付出一点儿努力，拿出一点儿积极性，这种不满意就可以得到改善，可绝望已经使他无法行动，在他那里，一点点困难都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有时候，一句无心的话就会让这种情况“浮出水面”。当分析师说某个问题还没解决，需要再努力一下时，患者可能会回答说，“你难道不认为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吗？”当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绝望时，他通常认为责任并不在自己身上，他很可能会归咎于各种外部因素，从他的工作、婚姻到政治形势，但不包括任何具体或者暂时的环境因素。他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会一直一事无成，或者永远无法得到幸福和自由。他觉得自己被永远排斥在那些会让他的生活富有意义的事情之外。

也许索伦·克尔凯郭尔已经给出了最为深刻的答案。他在《致死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一书中说，所有的绝望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人无法成为我们自己而产生的。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强调成为我们自己的重要性，还有无法实现这一点时的绝望。这也是禅宗著作的一个基本主题。在现代学者中，我仅引用约翰·麦克马雷（John Macmurray）的话：“还有比完完全全成为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事情吗？”

绝望是未解决的冲突的最终产物，它最深的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让自己的人格不被分裂的希望。多种神经症都会导致这种状况的出现。患者最基本的感觉是自己像笼中之鸟，深陷在冲突之中无法逃脱。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解决冲突的尝试，可这些尝试不仅以失败告终，还让他们与自身更加疏离，而且重复的经历也加剧了他们的绝望。患者的尝试从未取得成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精力一次又一次地分散在过多的方面，又或者是因为每进行一次创造性工作就会遇到困难，从而阻碍了他们的努力。甚至连恋爱、婚姻和友谊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患者灰心丧气，就像实验用的小白鼠们，它们看见笼子门外有食物，可跳了好多次都吃不到，除非它们发现被笼子门挡住了。

此外，患者还承受着另一种绝望，那就是无法达到理想化意象而产生的绝望。很难讲，这是不是引起绝望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中，当患者逐渐意识到自己离想象中的完美形象有相当大的差距时，他的绝望就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的绝望，不仅是因为无法达到那些幻想的高度，更是因为这种绝望让他极度自卑，让他预感自己无法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不管是爱情还是工作。

最后，还有一个使患者感到绝望的原因，那就是患者将重心从自己身上转向了外部，所以他失去了生活的原动力，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作为健全的人所具有的信念，他开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虽然容易被人忽略，但它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足以被称为精神的死亡。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虽然他很绝望……但是他可能……有能力继续生活下去——作为一个人——至少看起来如此，让自己一直忙碌、结婚、生子、赢得荣誉和尊重。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在深层的意义上，他缺乏自我。像这样的小事，世人并不为之烦恼，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会过问的事情。对于一个人来说，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让他知道他有自我，而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人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无声无息地发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相反，任何其他的损失，不管是一只胳膊、一条腿，还是五美元、一位妻子等，倒是会引起很大的动静。”

根据我的观察经验，我认识到，绝望是个经常被分析师忽略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我的一些同事被患者的绝望所“传染”，自己也变得绝望，这是因为他们即使意识到了绝望，也没有将它当作一个问题。这种态度对分析工作的影响肯定是灾难性的，因为不管分析师的医术有多高明，或者付出的努力有多大，患者还是觉得分析师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治疗。在平时的生活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任何人，如果不相信同伴有潜力，那么他是无法成为其真正的朋友或者同伴的。

有时候，我的同事又会犯相反的错误，那就是对患者的绝望不够当真。他们认为患者需要鼓励，于是就给他们鼓励。这样做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还不够。当分析师这样做时，患者即使会感激分析师的好意，但仍然会生气，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绝望并非只是一种可以用善意的鼓励消除掉的存在。

为了抓住问题的关键并且直接处理它，我们有必要首先从以上提及的间接表现中识别出病人的绝望及其绝望的程度。然后，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绝望完全是由他内心的纠结所引起的。分析师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向患者清楚地说明，只有当现状持续并且他认为无法改变的时候，其神经症才是无可救药的。这个问题可以用契诃夫的喜剧《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的一幕来说明。一个面临破产的家庭，一想到要离开他们心爱的樱桃园时，就会感到伤心和绝望。他们聘请的顾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那就是在庄园上盖一些供出租的小房子。迂腐守旧的观念让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所以他们一直陷于伤心和绝望中而别无他法。就像根本没听过这个建议一样，他们绝望地问，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吗？假如他们的顾问是一位分析师，他会说：“这种情况当然很困难，但是真正让你们绝望的是你们自己对它的态度。如果你们愿意考虑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就没有必要再感到绝望了。”

是否相信患者真的可以改变，是否相信他能够解决自己的冲突，决定了分析师是否敢于解决问题并有足够的把握成功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与弗洛伊德有明显的分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哲学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人类未来以及对分析疗法的态度上清楚地看出来。在他的理论基础上，除了悲观主义之外，他别无选择。他认为，人是受本能驱使的，本能至多只能通过“升华”（sublimation）而获得改变；人满足本能的欲望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被挫败；他的“自我”（ego）被无情地在本能与“超我”（superego）之间抛来抛去，这种“自我”本身也只能被修正，而“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压抑和破坏，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想；自我实现的愿望是一种“自恋”（narcissistic）；破坏性是人的本质；“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迫使人要么毁灭他人，要么自己受苦。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都没有承认积极的态度可以给人带来改变，所以也就限制了他研究出的那种极具发展前景的疗法的价值。相比而言，我认为，神经症中的强迫性倾向并非出于人的本能，而是来自人际关系的紊乱；当人际关系得到改善时，这些倾向也能够随之发生改变，发源于此的冲突也可以被解决。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提倡的分析法没有任何局限。在我们清楚地界定这些局限之前，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可能的。

那么，识别和处理患者的绝望为什么这么重要？首先，这种方式在处理比如抑郁、自杀等特殊问题时有很大的价值。确实，我们只需要找出患者正受其折磨的冲突而不触及他的普遍绝望，就可以治愈他的抑郁。但是，如果要想防止抑郁复发，就必须触及这种绝望，因为它是抑郁的深层来源。除非找到这个来源，不然患者的慢性抑郁就无法得到治疗。

对自杀倾向的处理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些因素，比如绝望、挑战和报复等，都会导致自杀冲动，但是在冲动明显化之后再去阻止自杀，通常就太晚了。如果我们能够对患者最不起眼的绝望也倍加注意，并在恰当的时机与患者一起讨论和分析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很多自杀是有可能避免的。

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患者的绝望会阻碍严重神经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倾向于将任何阻碍患者好转的东西称为“阻抗”（resistance），但是我们难以将绝望归为此类。在分析中，我们必须处理阻碍与推进、阻抗与激励之间的此消彼长。阻抗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指的是患者内心想要维持现状的所有因素，换句话说，患者的动力来自内心的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它促使他获得内心的自由，能够帮助他克服阻力，并让他更有活力，同时也让分析师有机会更好地理解他。它给患者无穷的力量，以承受成长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它让患者甘愿冒险放弃曾带给他安全感的态度，并且愿意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和他人。分析师不能勉强患者完成这个过程，患者自己必须想要完成才行。患者这种宝贵的力量正是被绝望阻碍了，所以如果分析师没能识别出这种力量并且加以引导，他就丧失了与患者的神经症做斗争的最好盟友。

患者的绝望不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患者不再被一种宿命感所影响，不再认为什么都无法改变，而是开始意识到绝望是一个可以最终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一步足以使患者继续前进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起起伏伏，比如，当患者有了一些领悟时，他可能会变得乐观甚至过度乐观，而一旦遇到更严重的问题时，他就会再次陷入绝望。尽管这个问题每一次都要重新面对，但是绝望对患者的影响会逐渐减轻，因为他开始意识到他真的可以改变。他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在分析工作开始时，这种动力可能仅限于想要摆脱不安症状的小小愿望，但是当患者越来越清晰地觉察到他的桎梏并且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时，他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处于神经症绝望掌控之下的人总是设法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继续“支撑”（carry on）下去。如果创造力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他们也许能够继续忍受生活，并且把心思放在能够让他们有所收获的事情上。他们也许会沉浸在某种社会活动或者宗教活动中，或者热心于为某个组织工作。他们的工作也许是有用的，虽然他们的热情可能不高，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工作。

另外有些人，他们在让自己适应特定的生活方式时，便会停止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质疑，但也不会赋予它太多意义，而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义务。约翰·马昆德（John Marquand）在其小说《时间太少》（So Little Time）中对这种生活进行了描述。我认为，这也是埃利希·弗洛姆所描述的“匮乏”（defect）状态，他将其与神经症作对比。不过，我认为此种状态是神经症的产物。

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放弃所有认真的或者有前途的追求，转而走向生活的边缘地带，并想从中获得一星半点的快乐；或者在某种爱好和偶然的趣事中寻找快乐，比如美食、美酒或者风流韵事；或者可能会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最后彻底崩溃。因为无法从事稳定的工作，他们就沉湎于寻欢作乐。查尔斯·杰克森（Charles Jackson）在《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一书中描述的醉酒成瘾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表现出的晚期症状。谈到这一点，不妨考查一下这种可能性：患者无意识地让自己分崩离析，是否会从精神上助长一些比如肺结核和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生？

最后，那些绝望的患者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同时又试图通过代偿性的生活求得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施虐倾向的意义。

因为弗洛伊德将施虐倾向视为人的本能，所以精神分析的研究重点被集中在所谓的施虐倒错（sadistic perversion）上。日常人际关系中的施虐模式虽然没有被分析师们忽略，但是也没有被严格定义，任何独断或者具有攻击性的行为都被他们看作对本能的施虐倾向的修正或者升华。比如，弗洛伊德就将争权夺利视为一种升华。确实，对权力的追求可能会让人施虐成性，但是，如果一个人将生活视为所有人都在争斗的战场，他对权力的追求就只是一种生存竞争。实际上，这可以与神经症无关。缺乏这种区分的结果就是，我们既不清楚施虐倾向会表现为何种形式，也不知道判断施虐行为的确切标准是什么。要判定哪些表现是施虐倾向、哪些不是，几乎完全靠个人直觉，这样做自然无助于进行准确的观察。

伤害他人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具有施虐倾向。一个人一旦陷入个人的或者一般性的竞争中，他似乎就不得不伤害他的对手和同伴。他对他人的敌意可能也只是出于自卫。一个人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或者惊吓，所以想要反击，虽然可能会反应过度，但他主观上却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容易自我欺骗，大多数自认为是合理的反应实际上却是施虐倾向在起作用。尽管区分二者有一定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反应而产生的敌意是不存在的。尽管攻击型患者会运用各种方法攻击他人——他自认为是在为生存而斗争，但是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些攻击行为称为施虐行为，虽然有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不过这种伤害或者破坏只是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不是他们的初衷。简单来说，虽然这里提及的行为具有攻击性，甚至怀有敌意，但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并没有卑劣的用心，也没有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从伤害他人的行为中获得快感。

与此相反，让我们探讨一下一些典型的施虐态度。我们可以在那些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施虐倾向的人身上看到这种态度，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倾向。在下文中，当我说一个人是施虐狂时，我的意思是此人经常对他人抱有虐待性的态度。

这样的人可能想要奴役（enslave）他人，尤其是奴役他的伴侣。他的“受害者”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奴隶，不仅没有自己的愿望、感觉和主动性，而且对施虐者没有任何要求。这种施虐倾向可能表现为对“受害者”进行随意的塑造或者教育，就像《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中的希金斯（Hggins）教授塑造伊莉莎（Eliza）一样。这种行为可能会有一些建设性的作用，比如父母教育孩子，或者老师指导学生等。偶尔，这种作用会存在于性关系中，尤其是当施虐的一方更加成熟时。有时候，这种作用也会存在于一个年长男人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同性关系中。但即使这样，如果“奴隶”有任何想另寻它路、自行交友或者发展自己的兴趣的迹象时，主人就会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常常，主人会被一种占有性的嫉妒所折磨，并将它作为一种折磨“奴隶”的手段。这种虐待关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主人对控制“受害者”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自己生活的兴趣，也就是说，他宁可忽略他的事业或者放弃交友的乐趣和好处，也不愿意让他的伴侣获得独立。

他对伴侣的奴役方式也很有特点，这些方式大同小异，但都取决于双方的性格结构。施虐者会对伴侣足够好，让其觉得这份关系看上去值得继续下去；他会满足伴侣的某些需求，让其感受到自己的这些给予是独一无二的，尽管这些需求仅仅能够满足其精神生活的最低标准；他会对伴侣说，没有别人可以给她这种理解和支持，给予她这么大的性满足和乐趣；“真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忍受你。”此外，他可能还会用美好的未来引诱伴侣留在这段关系里，比如，他会暗示或者明说，他会承诺一直爱对方并与其结婚，给对方更多的钱或者更好的生活等。有时候，他会说他很需要对方，以此来取悦她。所有这些策略都很有效，因为施虐者用这种占有以及对伴侣的贬损将他的伴侣与他人分隔开并且孤立起来。如果伴侣对他足够依赖，施虐者可能会用离开来威胁她。也许，施虐者还有更多的恐吓方法，由于这些方法自有其特点，我们会单独讨论。当然，如果不考虑伴侣的性格特点，我们也无法理解在这段关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伴侣，也就是受虐者，他们经常是顺从型的，因此害怕遭到抛弃，或者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施虐倾向，并因此很绝望。之后我们会讨论这种情况。

这种关系产生的相互依赖不仅会引起受虐者的憎恨，也会引起施虐者的不满。如果施虐者有较强的疏离需要，他会尤其不满于受虐者花费了他这么多的心思和精力。由于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创造出了这些束缚，他可能会责备伴侣过于依赖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脱身离去的意愿既表达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也是一种恐吓伴侣的手段。

并非所有的施虐狂都渴望奴役他人。另一类施虐狂，他们喜欢像玩弄乐器一样玩弄他人的情感，并从中获得快感。索伦·克尔凯郭尔在其小说《诱惑者日记》（Diary of the Seducer）中描述了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毫无所求的人如何完全沉浸在这个游戏之中：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兴趣，什么时候表现出冷漠；他能够相当准确地预知和观察女孩们对他的反应；他知道如何激起和抑制她们的情欲。但是他的这种敏感仅限于满足施虐性游戏的需要，他毫不关心这样做会对那些女孩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小说中，有意识的精明算计常常是无意识的，但它们有着相同的性质，那就是吸引与拒绝、诱惑与失望、吹捧与贬低，既带来快乐，也带来痛苦。

施虐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自私地利用伴侣。这种利用并不一定是出于施虐的目的，也可能只是想获得某些好处。在这种利用中，获得好处可能只是目的之一，但“好处”经常是一种错觉，并且与他付出的努力完全不成正比。对施虐狂来说，利用本身就能让他充满激情，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体验到从他人那里占得便宜的快感。这种施虐特性尤其表现在其利用他人的手段上。受虐者被施虐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施虐者会不断地向受虐者提出高要求，并且使受虐者在没有满足这些要求时感到内疚或者羞愧。施虐者总能找到自认为受了不公平对待的理由，并且藉此提出更多要求。易卜生的戏剧《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为我们描述了即使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施虐者也不会表示感激，以及施虐者如何用这些要求伤害他人，并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这些要求可能涉及物质方面的东西，或者是性需求，或者求职；也可能是施虐者想要获得受虐者的特别关注、忠贞不渝和无限忍耐。所有这些要求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施虐者想让受虐者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填补其空虚的情感生活。在海达·高布乐的身上也有这样的表现，因此她不断地抱怨生活无聊，缺少刺激和兴奋，她像吸血鬼一样获取伴侣的活力来滋养自己。这种渴求一般是完全无意识的，但这很可能就是想要利用他人和对他人有所求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意识到，施虐者还有一种想要挫败他人的倾向时，利用的本质就更加清楚了。如果说施虐者从来不想给予，这就错了。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可能非常慷慨。施虐者的特点并不是被动的小气，而是一种虽然无意识但却是主动的冲动，他们想要挫败他人，让他们失去快乐，让他们灰心和失望。受虐者的任何满足或者快乐都会激怒他，他会用各种方法挫败受虐者或者破坏受虐者的快乐。比如，如果伴侣想要见他，他就会很冷漠；如果伴侣想要性交，他就会表现得很冷淡或者出现阳痿的症状；他甚至什么事情都不做；或者只是嘴上说说；他总是很抑郁，所说所做都让人感到压抑。用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话来说就是：“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只要成为自己就行了。他们被其枯萎状态所感染，变成了黑色。”他还说：“这是多么优美精致的权力意志，多么优雅的残忍！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吃惊的天赋! 这种忧郁有如此严重的感染性，甚至最高昂的精神都因此变得沮丧，任何可能的欢愉都会被扼杀。”

还有一种虐待倾向与上述那些表现具有相同的意义，那就是施虐者想贬低和羞辱他人。他很乐于发现并指出别人的缺点和弱点。直觉上，他就能知道他人的敏感之处和薄弱点，他乐于无情地贬损和羞辱他人。他可能会将自己的这种行为合理化为诚恳和乐于助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因为怀疑他人的能力和正直才感到不安的，但是当被人问到他这种怀疑是否真诚的时候，他就会恐慌。患者的这种倾向也会表现为对他人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会说：“要是我能相信那个人就好了！”但是在他的梦中，那个人变成了蟑螂、老鼠等各种恶心的东西，他又怎么能够相信呢！换句话说，怀疑他人可能只是内心轻视他人的后果。施虐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他人的轻视，却意识到了对他人的怀疑。这样说似乎更恰当：这不仅是一种倾向，更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欲望和怪癖。他不仅时刻紧盯着他人的缺点，还特别善于将自己的错误外化，因此认为他人有罪。比如，如果自己的行为让他人不安，他会立即向他人表示关心，甚至鄙视他人的不稳定情绪；如果被吓到的人对他不坦白，他会责备对方在保密或者撒谎，会责备对方过于依赖他，而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所做的一切把对方变成这样的。这种暗中贬损不仅表现在言语上，还会伴随着各种蔑视行为。此外，有辱人格的性行为也是其表现之一。

当这些倾向受挫或者当局面倒转时，施虐者会觉得自己被人支配、利用或者鄙视，他会立刻狂怒发作。在他的意识中，无论怎样折磨冒犯者都不为过：他可能会踢他、打他，甚至将他置于死地。这种发疯般的施虐表现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急性恐慌或者某些机体功能的障碍，这表明他内心的紧张在加剧。

那么，这些施虐倾向的意义是什么呢？患者内心究竟有何迫切需要，才驱使他做出如此残忍的事？关于“施虐倾向只是倒错的性驱力”的这一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施虐倾向可能会在性行为中表现出来。一般来说，所有的病态倾向都会在性行为中表现出来，就像它们必然会出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步态和笔迹中一样。的确，许多施虐表现都会伴有某种兴奋，或者就像我说过多次的，带着一种令人注目的热情。然而，如果得出“这些激动或者兴奋在本质上都是性欲”这一结论，就与“所有的兴奋都是性兴奋”这一观点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从现象学来说，施虐兴奋和性狂热这两种感觉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认为施虐冲动是幼儿虐待倾向的一种延续，这一断言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小孩子经常会对动物或者更小的孩子表现得很残忍，并且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看到这种表面的相似性，有人可能会认为成人的施虐冲动只是孩子那种残忍的发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成年人的残忍是另外一种倾向。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成人的虐待表现有孩子的残忍所没有的特点：孩子表现出的残忍似乎只是对压迫或者羞辱的简单反应，他通过报复比自己弱小的人来肯定自己；而成人的施虐倾向更加复杂，并且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此外，与上述观点一样，每一种试图用儿时的经历来解释成人的怪癖的理论都在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哪些因素可以导致这种残忍的持续和发展？

上面那些观点只是抓住了施虐狂的某一个方面，一种只看到性，另一种只看到残忍，甚至无法解释这两种特点。埃利希·弗洛姆的观点也存在这样的缺陷，虽然它比其他解释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弗洛姆指出，施虐狂并不想毁灭自己所依附的那个人，只是因为他无法活出自己的人生，因此必须利用受虐者来完成一种共生性的生存（symbiotic existence）。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仍然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被强迫着去干预他人的生活，或者为什么这种干预会采取这种特定的方式。

如果我们将施虐狂视为一种神经症症状，我们就不能以试图解释症状作为开始，而应该尽力去研究引发这种症状的那种人格结构。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时，我们就会认识到，每一个有着显著施虐倾向的人都深深地觉得他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早在我们通过临床检查发现这种病症之前，人们就已经感觉到这种潜在的状况了。在海达·高布乐和其诱惑者身上，成就一番事业或者让他们的生活充满意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妥协之路而继续忍受下去，他必然会变得憎恨一切。他会觉得永远被排斥，永远打败仗。

由此，他开始憎恨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有积极的东西，而这种憎恨又带有一种所求不得的强烈嫉妒。这是那种自认为生活遗弃了他的人所怀有的仇恨和嫉妒。尼采将这种状态称为“Lebensneid”，也就是“生活在嫉妒之中”。这种人不认为他人也有不幸：当“他们”坐在餐桌旁时，他在挨饿；“他们”在恋爱、创作、享乐，在享受健康和舒适，并且有所归属……“他们”的幸福和对快乐的追求会让他深感愤怒。如果他不能幸福和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Idiot）中的话来说，他无法原谅他们的幸福，他必须践踏他们的快乐。这种态度可以从小说中罹患肺结核的那位老师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他在学生的三明治上吐痰，并且因为他能够欺负他们而洋洋得意。这是一种怀恨在心的嫉妒的有意识行为。在施虐狂身上，挫败和击垮他人兴致的倾向一般是极其无意识的，但目的与那位老师一样险恶，那就是将他的痛苦强加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像他一样失败和堕落，他自己的痛苦就会得到缓解，因为他不再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受苦了。

另一种用来缓解他那让自己深感痛苦的嫉妒的方式是“酸葡萄”策略。这种策略被他运用得如此不着痕迹，以至于即使是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也很容易受骗。事实上，他的嫉妒埋藏得非常深，所以当有人提及时，他就会嗤之以鼻。他对生活中痛苦、烦累或者丑陋一面的专注不仅表现出他的怨恨，更是向自己证明，他有多么明察秋毫。他处处挑他人错误和贬低他人的做法也部分源于此。比如，他会注意到一个漂亮女人身上不完美的部分；走进一个房间时，他的目光会停留在与其他地方不搭调的一块颜色或者一件家具上面；他会挑出一场出色演讲中的不足之处。同样，他人生活中的任何错误、性格中的缺陷或者动机中的任何不轨等都会时时被他发现。如果他老于世故，他会将这种倾向归因于自己对不完美的极度敏感，但实际上，他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上面，而对其他方面视而不见。

虽然他成功地缓解了自己的嫉妒并释放了愤怒，但是，他这种处处贬低他人的态度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持续不停的失望和不满意的情绪。比如，如果他有孩子，他想到的是沉重的负担和责任；如果他没有孩子，他会觉得他没能获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体验。如果他没有性关系，他会觉得被剥夺了什么，并且担心禁欲的危险；如果他有性关系，他又会觉得可耻。如果他有机会旅行，他会因为其中的不方便而烦恼；如果他无法旅行，他又认为不得不待在家里让他很没有面子。因为他从没有想到他长期的不满情绪可能来自自身，所以他觉得自己有权力让他人明白，他们如何让他失望，而且还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不断地向他人提出要求，而即使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也不会满意。

充满仇恨的嫉妒、贬低他人的倾向以及它们导致的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施虐倾向。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施虐狂会去挫败他人，给他人带去痛苦，找他人的错误，向他人提出无法得到满足的要求。但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是他的绝望影响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他的施虐倾向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他傲慢的自以为是。

虽然违背了人类美德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他心中依然有一个理想化意象，这个意象有着高尚和严格的道德标准。他属于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过的一类人，他们因为永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而感到绝望，于是就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决定自暴自弃，并且带着一种绝望的快感沉溺其中。而这样做只会使理想化意象与实际自我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也无法得到原谅。他的绝望变得更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并且变得不顾一切。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他就绝不可能对自己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任何想让他变得积极向上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反而说明这些尝试的实施者对他的状况一无所知。

他的自我厌恶使他无法正视自己。为了不让自己被这种自我厌恶伤害，他必须比现在更加自以为是。别人对他的一点儿批评、忽视，或者没有让他受到特别的重视，都会引起他的自卑，所以他必须将这些视为不公平而拒绝接受。攻击他人已经变成了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这个过程可以用之前引用的例子来说明，即一位女性患者指责她的丈夫优柔寡断，而当她意识到实际上她只是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愤怒时，她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施虐倾向的人必须贬损他人，也能看到这种逻辑的强迫性及其疯狂地想要改变他人的欲望，至少是改变他的同伴。因为他无法达到他的理想化意象的要求，所以他的同伴必须达到；当同伴也无法达到时，他会将对自己的无情愤怒发泄在同伴身上。施虐者有时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任他不管呢？”但是很显然，只要内心的冲突还在持续并且被外化，这种理智的考虑就没有什么用。他通常将自己加诸在同伴身上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者关心同伴的“成长”。不用说，这并不是爱，也不是关心同伴，让他按照自己的天性和内在规律发展。实际上，他试图强加给同伴的是实现他的理想化意象的任务。为了防御自卑而形成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让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显得得意扬扬。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挣扎，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施虐症状中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因素了，那就是报复性，它像毒药一样渗进施虐者的每一个细胞。他必须报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强烈的自卑赶出内心世界。因为他的自以为是，所以他无法看到所有的问题都和他自身有关，于是他便认为他是受虐和受害的一方；因为他无法看到他所有的绝望都源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他认为责任都在他人，是他们毁了他的生活，因此他们必须弥补他，必须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这种报复心理是扼杀他所有同情和仁慈的决定性因素。他会认为：为什么我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况且他们过得比我还要好。在对待不同的人时，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比如，在面对他的父母时，他也许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无法意识到的是，报复是一种弥漫性的性格倾向。

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施虐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认为自己被别人排斥，注定失败，于是便胡作非为，将自己的愤怒盲目地发泄在他人身上。我们现在也理解了，他是想通过让他人痛苦来缓解自己的痛苦。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解释。只有破坏性的一面还不能解释施虐者所特有的狂热追求，一定还有对施虐者来说极其重要的好处才会迫使他做出施虐行为。这种说法似乎与之前的“施虐行为是绝望的后果”这一假设相矛盾——一个绝望的人怎么还会有希望、有追求，而且还有这么强烈的愿望？但事实上，施虐者主观上认为，他确实能够从中得到很多东西：通过贬低他人，他不仅缓和了令自己无法忍受的自卑，而且同时给了自己一种优越感；当他影响他人生活的时候，他不仅获得了令自己兴奋的操控感，而且找到了生活的替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他人的时候，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代偿性的情感生活，从而缓解了自己的无聊感；当他打败他人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胜利的喜悦，从而掩盖了自己无可救药的失败。这种对报复性胜利的渴望也许就是他最强烈的行为动机。

他所有的追求也是为了满足他对激动和兴奋的渴求。一个健康、心理平衡的人并不需要这些刺激，越成熟的人，就越不关心这些。但是，施虐者的情感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的喜悦之外，几乎所有的情绪都被压抑了。他如此地麻木不仁，以至于需要用这些强烈的刺激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他对他人的虐待行为为自己提供了一种力量感和自豪感，这进一步强化了他无意识的全能感。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对自己的施虐倾向所持的态度会经历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倾向时，他可能对它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但是他的拒绝并不是完全真心的，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大众认可的标准；他可能偶尔会自我厌恶一段时间，但是当他打算放弃虐待狂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又可能突然觉得自己将要失去一个珍贵的东西，然后他会第一次有意识地体验到为所欲为给他带来的快感。他可能担心分析会将他变成一个可鄙的懦弱者，而这与我们经常在分析过程中见到的其他顾虑一样，是有其主观根据的：分析会使患者失去迫使他人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能力，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既可怜又绝望的人。在某个时刻，他会意识到，他从虐待他人的过程中获得的力量感和自豪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但是，他仍觉得这种替代品对他很重要，因为他无法获得真实的力量和自豪。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成就”的本质时就会明白，一个绝望的人会狂热地追求某种目标这一说法与前面的断言并不矛盾。不过，他想要找到的东西并不是更多的自由或者自我实现，而所有造成他绝望的因素也并未发生改变，他也不指望其改变。毕竟，他所追求的只是那些替代品。

他在情感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方式取得的。施虐意味着带着攻击性和破坏性生活，而且要通过他人实现。对于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来说，这是他唯一可以采用的方式。他追求目标时表现出的不顾一切是由绝望引起的。由于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只能索取。在这个意义上，施虐者的努力有一个积极的目标，应该被视为一种求得补偿的尝试。他如此疯狂地追求目标，是因为在战胜他人的过程中，施虐者可以暂时忘记他的失败感。

但是，这些努力中的破坏性因素不可能对施虐者自己没有影响。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日益加重的自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影响是使他产生了焦虑，部分原因是害怕受虐者的报复——害怕受虐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觉得只要那些受虐者有机会，就一定会“给他不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如果他不随时保持进攻状态以阻止受虐者，他们一定会报复他。他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以随时预见他人可能向他发起的进攻，从而使自己变得不可侵犯。他对自己不可侵犯的无意识确信使他有了一种高傲的安全感：他永远不会受伤，他的弱点永远不会暴露，他永远不会发生意外或者生病；甚至，他永远都不会死亡。然而，当他确实受了伤，不管是人为的还是意外所致，他的这种虚假安全感会立刻破碎，并且，他可能会因此突发急性恐慌。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中爆发性、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随身携带着一枚装满了火药的炸弹，需要极度的自控和超高度的警觉才能将这些危险因素排除。如果他喝得烂醉，那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在他喝醉的时候浮出表面，那时他可能会变得极具破坏性。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遇到对他而言意味着诱惑的情况时，这些冲动可能会更容易被他自己意识到。因此，左拉（Zola）的小说《衣冠禽兽》（Bête Humaine）中的施虐狂在被一个女孩吸引的时候会变得恐慌，因为这激起了他想要杀掉她的冲动。在目击一场意外或者任何残忍的行为时，患者也可能会突发恐惧，因为这些情景唤起了他的毁灭冲动。

在很大程度上，自卑和焦虑这两个因素是施虐倾向被压抑的主要原因。虽然压抑的程度有所不同，不过破坏性的冲动基本上都没有被意识到。总的来说，施虐者一直对自己的施虐倾向一无所知，这非常令人惊讶。他只能偶尔意识到自己想要虐待比他弱小的人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懂他人的施虐行为时产生的兴奋，意识到自己有一些明显的施虐幻想。但这些零星的一瞥一直没有相互联系起来，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他对自己和他人的麻木是让问题变得模糊的因素之一，除非他的麻木感消失了，不然他就无法从情感上体验到他所做的事情。此外，施虐者用来隐瞒施虐倾向的理由足够充分，不仅可以骗过自己，而且还能骗过那些被他影响的人。我们必须牢记，施虐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晚期阶段。下面就以三种类型为例，说明施虐狂隐瞒其施虐倾向的理由取决于产生施虐倾向的特定的神经症结构。

顺从型会以无意识的、虚假的爱的名义奴役他的伴侣，他有什么需要就会有什么要求。因为他是如此的绝望、恐惧或者病得如此严重，所以伴侣就应该照顾他；因为他无法忍受孤独，所以伴侣就应该陪着他。他总是无意识地向人展示他人让他受了多少苦，以此间接地表达他的责怪。

攻击型会不加掩饰地表达他的施虐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有意识的。他毫无犹豫地表达他的不满、轻蔑和需要，他不仅觉得自己有正当的理由，还认为自己很坦率。他也会把他对他人的不尊重外化，把他对他人的利用外化，并且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是自己受到了虐待。

疏离型在表现施虐倾向时几乎不引人注目。他会用安静的方式挫败他人，以动不动就离开的方式让他人感到不安全，给人一种他正在被他人束缚或者打扰的印象，并且通过让他人出丑以获得快感。

然而，患者的施虐冲动可能会被压抑得更深，然后转变成所谓的倒错的施虐狂（inverted sadism）。患者如此恐惧他的冲动，以至于矫枉过正——尽量不让这些倾向暴露出来，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他会避免任何类似肯定、攻击或者敌意的东西，因此他会广泛地、深深地压抑自己。

一个简短的概述也许会让我们明白这个过程引起的后果。比如，矫枉过正以及避免奴役他人让他失去了下命令的能力，更不用说负责或担任要职了，这就导致施虐者过分小心，甚至连合理的嫉妒都被压抑了。一个好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这种患者在事情不如意时就会头痛、胃痛，或者出现其他身体不适的症状。

在利用他人方面矫枉过正，就会将自卑倾向发挥到极致。其表现是，无法表达任何愿望，甚至不敢有任何愿望；不敢反抗虐待，甚至不敢觉得自己受了虐待；总是认为他人的期望或者要求比自己的更合理、更重要；宁可被利用，也不争取自身的利益。这样的人，自然会进退两难。他害怕自己产生利用他人的冲动，但是又鄙视自己的优柔寡断，认为那是懦弱的表现。而当他被利用时，他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两难之中，然后就会用抑郁或者一些功能性紊乱来应对。

同样，他不会去挫败他人，反而会过于担心让他人失望，所以会表现出过分的体贴和慷慨；他会尽一切努力避免做任何可能伤害他人感情或者羞辱他人的事；他会凭直觉说一些“好话”，比如，用一句赞美来提升他人的自信；他倾向于自己承担所有责任，并且会毫不犹豫地道歉；如果他不得不批评他人，也会采取最委婉的方式；即使他受到了他人的虐待，也只会表示“理解”。但与此同时，他对受到的委屈极其敏感，因而内心异常痛苦。

施虐倾向对情绪的影响如果被深深地压抑，可能会让患者产生一种无法吸引任何人的感觉，因此他可能会心甘情愿地相信，他对异性没有吸引力，他必须满足于他人留下的残羹剩饭，尽管有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其实正好相反。这里所讲的低人一等的感觉正是患者所意识到的自卑感，也可能只是自卑感的一种表现。但确切来说，缺乏吸引力可能是患者在面对征服和拒绝等刺激性诱惑时产生的无意识退缩。在分析时，有一点会逐渐变得清晰，那就是患者无意识地虚构了其恋爱的整个图景，于是就会发生一个奇怪的变化：“丑小鸭”逐渐意识到了他吸引他人的欲望和能力。但是，一旦他人把他的求爱当真，他又会带着愤怒和轻视远离他们。

随之而产生的人格表现带有欺骗性，并且难以评价。它非常像顺从型，但事实上，公然的施虐狂通常属于攻击型，而倒错的施虐狂通常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显著的顺从倾向，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童年时遭受了重大打击，因此被迫屈从。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但不去反抗压迫者，反而去爱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在青春期前后——这种冲突终于让他无法忍受，所以他想在疏离中求得救赎。但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忍受象牙塔中的孤独。于是，他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依赖状态，只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受人喜爱的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逃避孤独。与此同时，他找到情感归宿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仍然存在的对疏离的需要不断地干扰他依赖他人的欲望。他被这种挣扎弄得精疲力竭，于是他绝望了，并且产生了施虐倾向。但是，因为他仍然需要他人的喜爱，所以他不仅压抑了他的施虐倾向，还矫枉过正，把它掩盖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交往成为了一种负担，虽然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常常倾向于拘谨和害羞，并且不断地扮演着与他的施虐者形象相反的角色。自然，他会认为他真的喜欢与他人在一起。所以在分析治疗时，当他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根本没有感情或者相当不确定自己的感情是什么的时候，他会非常震惊。这时，他倾向于将这种明显的缺乏情感的状况看作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实际上，他只是试着放弃那种对别人有真正感情的假象，无意识地宁可不去感受，也不面对他的施虐冲动。只有当他认识到这些冲动并且开始克服它们时，他才能够开始对他人形成积极的感情。

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会看出，在这种情况中隐含着某种标志着施虐倾向存在的因素。首先，他经常用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恐吓、利用和挫败他人，总是以一种虽然无意识但却明显的态度去轻视他人，这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的道德标准很低。此外，他还有一些前后不一致的表现，这也证明了施虐倾向的存在。比如，患者有时可能会耐心地忍受着他人对他的虐待，而有时却对其所受的最轻微的控制、利用或者屈辱极为敏感。最后，他给人一种“受虐狂”的印象，也就是说，他完全沉浸在受害的感觉中，并且很享受这种感觉。但因为“受虐狂”这个词及其观点很容易误导人，所以我们最好避免使用它，转而描述其涉及的因素。由于患者在任何场合都不维护自己，所以，他在各种情境中都甘愿受害。但是，因为他为自己的软弱而苦恼，又经常被公然施虐的人吸引，所以他既赞赏又厌恶他们，正像施虐者感觉自己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从而也被他吸引一样。这样，他就将自己置于了被利用、挫败和屈辱的境地。但是，他并不喜欢这种虐待，因此深感痛苦。这样的生活只是给了他一个通过他人发泄自己的施虐冲动，而不用去面对自己的施虐倾向的机会。如此一来，他自然会感到无辜，并对他们的虐待行为愤愤不平，而同时又希望有一天可以战胜现在虐待他的人。

弗洛伊德注意到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但他却用毫无根据的概括草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发现，反而削弱了其观点的可信性。在将它们纳入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之中的时候，他将它们看作可靠的证据。他认为，这些现象表明，不管一个人表面上多么优秀，本质上他都具有破坏性。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某种特定神经症的特定产物。

在前面讨论过的观点中，我们不是将施虐狂患者看作性欲倒错者，就是用术语称他们为卑鄙的和恶毒的人，与这些观点相比，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对来说，性欲倒错是很罕见的，当它们出现的时候，也只是患者对他人态度的一种反应而已。施虐者具有破坏性的倾向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当理解它们后，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表面上看似非人性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正在承受痛苦的人。这种观点为我们通过分析来影响这个人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生活打败了他，所以他想求得补偿。

注　释

[1]. 作者此处所引文字来自日本思想家铃木大拙所著《禅与日本文化》。——译者注

[2]. 参见林语堂《谛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在《业绩》（Karma）篇，林氏说他对西方文明居然如此不理解这些精神法则感到气愤。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我们越是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伤害，就越是迫切地想要真正解决这些冲突。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用理智的决定、逃避或者意志力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一种方法：要解决冲突，必须改变人格中造成这些冲突的条件。

这是一种激进而且艰难的方法。考虑到改变我们自己是多么困难，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条捷径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和其他人经常会问：看到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显：不够。

即使心理分析师在分析的初期就看出了患者处于何种分裂状态，并且能够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分裂，上述想法还是不能立刻见效。它可能会为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患者开始了解自己苦恼的确切原因，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迷失在一个神秘的迷宫中。但是，患者却无法将这种想法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尽管患者能够觉察到内心的不同冲突，但他依旧会处于分裂状态。他从分析师那里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就像某个人听到一个陌生的消息，这个消息听起来像是真的，但是他意识不到它与自己有何关系。由于患者内心有很多无意识的保留，所以他接受的这种想法就因此被抵消了。他会无意识地坚持认为：分析师夸大了他的冲突；如果不被外部环境干扰，他或许早就没什么问题了；爱情或者事业的成功会消除他的痛苦；他可以通过不与他人接触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虽然普通人无法做到同时遵守两个相反的原则，但他却能够用意志力和智慧做到这一点。或者，他可能会无意识地觉得心理分析师是江湖骗子或者是好心的傻瓜，好治无病以为功，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这意味着患者将会用绝望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患者在思想上的这些保留表明，他要么会坚持自己独有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对他而言比冲突本身更加真实；他要么已经对治愈感到绝望。所以，分析师必须先检验患者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及其效果，才能有效地应对患者的基本冲突。

想要寻找捷径的做法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因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重视而变得更为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些冲突倾向，寻找到它们的起源并且与患者童年时期的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足够了？答案还是：不够。理由同上。即使患者详细地回忆了童年时期的经历，也只能让他对自己采取一种更加仁慈和宽容的态度，而这样做丝毫无助于解决他的冲突。

全面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儿童人格的改变，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分析价值，但确实有助于我们研究神经症冲突的形成条件。[1]毕竟，正是儿童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改变引起了最初的冲突。我在已经出版的论著和本书的前面章节描述了冲突的形成过程。简单来说，一个孩子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威胁他内心自由、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的环境中，也就是说，他发现他的精神核心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会感到孤立无助，所以，他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不是由他的真实感受决定的，而是由迫切的需要和对利害关系的考虑决定的。他无法坦白地表达喜欢或者不喜欢、信任或者不信任，不能如实地表达他的愿望或者反对，所以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应付他人，使用对自己伤害最小的方式与他人周旋。这种生活方式的根本特点可以这样概括：与自我和他人的疏离；一种绝望感；一种普遍的忧虑感；以及一种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敌对性紧张——从一般的警惕到绝对的憎恨。

只要这些状态持续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他的冲突倾向。相反，他们产生的内心需要会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而变得更加迫切。实际上，这种虚假的解决方法加剧了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紊乱，这就意味着真正地解决冲突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因此，分析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我，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和需要，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帮助他在真实的情感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真能奇迹般地做到这一点，那些冲突自然会消失不见。奇迹不会自己发生，所以我们必须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促成这种变化。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多么奇特，实际上都是一种性格障碍。所以，心理分析的任务就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是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结构及其个体差异，就越能准确地确定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将神经症看作患者围绕基本冲突建造的防御工事，就可以粗略地把分析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详细考察患者为解决冲突所做的无意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要倾向、理想化意象和外化作用对他的影响等，而不考虑这些努力与潜在的基本冲突的特定关系。我们不能认为没有首先考虑冲突，就无法理解和研究这些努力，因为虽然它们产生于患者对解决冲突的需要，但是它们也有其自身的规律、重要性和影响力。

第二个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不仅意味着要帮助患者认识到冲突的大概情况，还要帮助他们看清冲突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就是说，要让患者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冲突的倾向及其产物——态度这两者是怎样相互干扰的。比如，患者有顺从倾向，而这种顺从倾向又因为他有倒错的施虐倾向而得到强化，所以，他应该了解，正是这种顺从的需要成为了他赢得比赛胜利或者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的障碍，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了非有不可的东西。又比如，他应该明白，他的禁欲主义有很多种原因，而这种“禁欲”又与他对同情、爱的需要相矛盾。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比如，他是怎样对自己的要求时而过于严格，时而又过于宽容的；或者他的施虐倾向如何加强了他对自己外化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又与他想显得仁慈的需要相冲突；或者他如何一会儿指责他人的所作所为，一会儿又原谅他们；或者他如何在自认为应该享有一切权利与自己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想要达成的妥协是不可能的。比如，他可能会试着将自私和慷慨、征服和喜爱、控制和牺牲等结合起来，而分析师要明确地告诉他这些做法很可能是徒劳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患者认识到，他的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行为等是如何掩盖了他的冲突，并且暂时缓解了冲突带来的破坏性力量。总而言之，分析就是让患者彻底理解他的冲突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引发了他的种种症状。

一般来说，在分析师进行分析的每一阶段，患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防御方法。当分析师分析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努力时，他会一心想要维护他的态度和各种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所以会拒绝透露其真正的领悟。当分析他的冲突时，他只是想证明他的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所以他认识不到自己特有的倾向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进行分析工作，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他将医学分析中的有效原则应用到心理分析中，强调在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内容：分析师的解释应该是有益的，并且应该是无害的。换句话说，分析师必须时刻想着两个问题：患者在此时了解了真相，能否承受得住？我的解释是否对他有意义，并且能够让他用一种建设性的思维思考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缺少一种用来判断患者承受底线的确切标准，也不知道究竟做什么才能激发他们进行有建设性的思考。由于不同患者之间的结构差异太大，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做出解释的最好时机。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遵守以下基本的指导原则：只有当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变化后，我们才可以轻松地与他一起探讨他的某些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常用的方法。

只要患者一心想要追求那些对他意味着救星的幻觉，即使分析师为他指出了他的主要冲突也是无用的，他必须先要明白这些追求是无用的，并且干扰了他的生活。分析师应该用极其简明的语言帮助患者分析他为了解决冲突所做出的努力，而不是分析冲突本身。我并不是说要刻意回避提到冲突。在对患者进行分析时，分析师采取什么样的分析方式取决于患者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对某些患者来说，如果他们过早地了解到自己的冲突的真相，只会让他们陷入恐慌；而对另外一些患者来说，早了解真相对他们毫无意义。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患者坚持他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且无意识地指望依赖它们“得过且过”，我们就不能指望患者会对他的冲突产生兴趣。

另外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意象。本书虽然没有详细叙述在什么条件下会促发这种意向，然而，谨慎对待它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对患者而言，理想化意象经常是他们唯一感到真实的东西，而且可能是能使患者感觉有自尊并让他们不沉浸于自卑之中的唯一因素。患者只有获得了一些现实的力量，才能够忍受对其理想化意象进行的破坏。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就去修复施虐倾向肯定是没有用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相距甚远，并且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患者在分析的后续阶段对自己的施虐倾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们将这种分析推迟到患者已经不那么绝望时再进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患者仍然无意识地相信替代性生活方式是他唯一的选择时，他是不会有兴趣和分析师一起探讨自己的施虐倾向的。

当分析师需要根据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而给出不同的解释时，也可以运用以上原则选择合适的时机。比如，当患者表现出攻击倾向时——他自认为情感是懦弱的表现，并转而追求那些显示出力量的东西——分析师应当首先分析他的这种想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分析师首先考虑的是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这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多么明显。患者会十分抵触任何这样的举动，并把它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他觉得他必须提防分析师想要把他变成“好好先生”的打算。只有当他变得更强大时，他才能够忍受他的顺从和自卑倾向。对于这样一位患者，分析师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提及“绝望”这一问题——他可能会拒不承认这种感受，因为绝望对他来说意味着令人厌恶的自怜，并且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分析师应当首先分析他“亲近人”的表现，然后才能提及他的控制和报复倾向。又比如，如果一位患者将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天才或者伟大的情人，那么要分析他对被轻视和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还想分析他的自卑就更会毫无收获了。

有时候，分析刚开始时能够处理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当患者将高度的外化作用和顽固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的时候，这种结合使患者无法容忍自己的任何缺陷。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种情况，最节省时间的处置方法就是避免做出哪怕是最隐晦的暗示，比如，暗示问题出在患者自己身上。不过，在这个阶段，分析师触及患者的理想化意象的某些方面倒是可行的，比如，患者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

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动力学可以帮助分析师更加快速、准确地掌握患者在与他人交往时想要表达的东西，从而明确他应该在何时从什么问题入手。这样一来，他将能够从看起来不起眼的症状中发现和预见患者人格的整个面向，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应该注意的因素上，就像一位内科医生在观察到患者有咳嗽、盗汗的症状，或者患者经常在下午感到疲惫时，就会考虑患者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找到治疗的依据一样。

比如，如果患者在行为中表现得唯唯诺诺，对分析师非常崇拜，并且在社交时表现出了谦虚的倾向，那么，分析师可以考察一下这些表现是否发自患者内心，并据此看看患者是否“亲近人”。如果他发现了更多的证据，他就可以试着从每个可能的角度对患者进行归类。同样，如果患者总是谈及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且表示他害怕分析师会对他做出类似的行为，分析师就应该知道他必须帮助患者缓解对羞辱的恐惧。他可以选择对在那时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恐惧的根源进行解释，比如，他可以将这种恐惧与患者想对理想化意象进行肯定的需要联系起来，当然，这必须在患者已经意识到了他的理想化意象后才可以进行。如果患者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得很迟钝，并且谈到了命中注定，这个时候，分析师就要尽可能地帮助他消除其绝望。如果这种绝望发生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分析师或许只能向患者说明，他是在自暴自弃。然后，分析师应当尽可能地让患者明白，他的绝望不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无助的情境，而是一个需要得到理解和最终解决的问题。如果绝望出现在分析的后期，分析师也许能够将它与患者无法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或者无法达到理想化意向的要求联系起来。

以上所有建议给分析师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可以帮助分析师使用敏锐的直觉发现患者内心的真实情况。直觉是分析师必不可少的宝贵工具，他们应当努力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运用直觉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者只运用常识就能完成。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能够使分析师的诊断更具科学性，并能让他们以精准、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分析。

由于不同患者的神经症性格结构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分析师只能不断摸索着前进，但仍难免犯错。这里所说的错误并不是指一些重大的错误，比如，把患者没有的动机强加在他身上，或者没能抓住患者的神经症的本质驱力，而是说做出患者还无法接受的一些解释。重大的错误是能够避免的，但是，过早做出解释这一错误总是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能及时发现患者对我们给出的解释的反应，我们就能很快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并马上调整分析方案。我觉得，人们似乎过于强调了患者的“抗拒”——过多关注了患者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解释——而忽略了他的反应到底表明了什么。这很不幸，因为只有搞清楚患者反应的所有细节，分析师才能知道应该先做什么，才能促使患者解决分析师指出的问题。下面举例说明这种情况。

一位患者发现，在与他人相处时，每当对方向他提出要求时，他就会非常愤怒，即使是合理的请求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强迫，最合乎情理的批评也会被他视为一种侮辱。可是，他却自认为可以随意地向对方提出要求，并且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们。换句话说，他赋予自己各种特权，却一点儿也不给对方。他逐渐意识到，这种态度注定会伤害甚至毁灭他的友谊和婚姻，所以他一直非常主动地配合分析师进行分析。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会造成的后果时，他却沉默了，并且表现出了轻微的抑郁和焦虑。他的一些社交行为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回避倾向，这与之前他急切地想要与一个女性建立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倾向令他无法忍受与他人平等相处，虽然他在理论上是接受平等观念的，但还是拒绝实践。他的这种抑郁正是发现自己处于无法解决的两难之中的反应，回避则意味着他正在寻找解决办法。当他意识到回避没有用，而且除了改变态度之外别无他法的时候，他开始奇怪为什么自己无法接受平等的关系。随后，他的社交行为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了拥有所有权利和没有任何权利这两种可能性。他说，他担心如果让出了自己的权利，他将无法做他想做的事，而是只能按照他人的意愿行事。这反而诱发了他的顺从和自卑倾向，虽然这些倾向之前已经被分析师观察到了，但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其强烈程度和意义。多种原因令患者形成了强烈的顺从和依赖倾向，以至于他不得不人为地建立一个防御系统，将所有的权利据为己有。对他来说，如果要他在顺从仍是一个迫切的内在需要时就放弃这种防御手段，无疑是要他将他的整个人格抛弃掉。所以，分析师需要先分析他的顺从倾向，然后才能考虑改变他的专制态度。

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永远使用一种方法彻底解决一个问题，必须从各种角度对问题进行反复探讨。这是因为患者的任何一种态度都有多种根源，并且对神经症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对情感的病态需求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息事宁人和忍气吞声，当处理这一需求的时候，必须解决上述两种态度。当我们开始讨论患者的理想化意象时，必须继续对这两种态度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发现，患者可能自认为息事宁人是圣人的一种表现。当讨论他的疏离倾向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态度还有避免摩擦的需要。还有，当我们发现患者对他人的恐惧以及控制自己的施虐冲动时，这种忍让态度的强迫性质就更加明显了。在其他例子中，患者对强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认为是源于疏离需要的防御性态度，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的投射，最后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源于内心压迫或其他倾向的外化表现。

任何在分析过程中具体化的神经症态度或者冲突，必须放在整个人格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修通”。这个过程包括如下步骤：帮助患者认识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显性和隐性表现，帮助他认识到它们的强迫性，并且理解它们的主观价值和不利后果。

当患者发现自己有神经症的特殊表现时，常常不去正视它，而只是提出类似“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疑问。不管他是否有意，他都希望追根溯源以解决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回过去，并且鼓励他了解那种特殊表现本身，也就是说，要鼓励患者了解这种表现的具体形式、他掩盖它的方法以及他对它的态度。比如，如果患者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对顺从的恐惧，他必须明确他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自卑感到愤怒、害怕和失望。他必须认识到，为了从生活中清除一切可能的顺从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倾向，他已经无意识地对自己采取了压制手段。然后，他会明白，他那些表面上不同的态度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麻木了自己，以至于不知道他人的感受、愿望和反应；他因此变得毫不关心他人；他压抑了自己对他人表达爱的冲动，以及他人对自己表达爱的愿望；他蔑视他人的柔情和善意；他情不自禁地拒绝他人的请求；在社交中，他自认为有权利对他人表现得反复无常、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却剥夺他人的这些权利。如果患者表现出了全能感，仅仅让他意识到他有这种感觉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他明白，他是如何给自己定下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比如，他自认为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一篇有着复杂主题的论文，尽管很疲惫，他也能做到才思敏捷、下笔如流；在分析中，他自认为刚一看见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次，患者必须意识到，他是受制于特定的倾向，并被迫不顾自己的愿望和最大利益行事的，甚至有时会与他的愿望和利益背道而驰。他必须意识到，这种强迫完全不分情况、不分对象地存在着。比如，他应该明白，他对朋友和敌人一样吹毛求疵，不管对方怎样做，他都会责备对方：如果对方态度友善，他会怀疑对方心怀内疚；如果对方坚持己见，他会表现得很专制；如果对方妥协，他会认为对方懦弱；如果对方想跟他在一起，他会认为对方太轻浮；如果对方拒绝他，他会认为对方小气等。如果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患者不能确定他是否被他人接受或者受他人欢迎，他必须意识到，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反面，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怀疑态度。理解一种倾向的强迫性也包括认识患者受挫于这一倾向时的反应。比如，如果出现的倾向是患者对受人喜爱有着强烈的需求，他必须看到，任何拒绝的迹象或者友好的减少都会让他感到失落和吃惊，不管这一迹象是多么地轻微或者那个人对他来说是多么无足轻重。

第一步是让患者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步是让他了解隐藏于问题之下的原因的强度。这两个步骤都会唤起患者继续审视自己的兴趣。

当分析师着手考察患者某种特殊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往往会急于主动提供信息。患者可能会表示，他反抗和藐视权威或者任何类似于强迫的东西是迫不得已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否则他会受制于强势的父母；在成长的道路上，优越感曾经帮助或者正在帮助他克服自卑；他的疏离倾向或者“无所谓”的态度保护了他免受伤害。确实，患者的这种想法源于他的防御心理，但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它告诉了我们患者某种特定态度占了上风的原因，展示了这种态度的历史性价值，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引导我们理解这一倾向目前的功能。从治疗的角度来说，这些功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任何神经症倾向或者冲突都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产，就像一种一经形成就无法改变的习惯一样。我们可以确定，所有倾向或者冲突都是由目前的性格结构所拥有的迫切需要决定的。只是知道某种神经症的特殊表现只有次要价值，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目前正在起作用的力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神经症倾向的主观价值都在于它可以平衡某些其他倾向。因此，彻底理解这些价值有助于指导我们处理某一具体病例。比如，如果我们意识到患者无法放弃他的全能感（因为这样他可以把自己的潜能当成现实，把他的宏伟计划当成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就需要确定他活在想象中的程度。如果他让我们明白，他采取这种方式生活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失败，我们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向那些不仅会使他的预期失败，并且让他害怕失败的因素上面。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让患者看到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即他的神经症倾向和冲突只会让他丧失诸多能力。在先前的步骤中，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这样的启发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要让患者清楚自己病情的所有情况和细节，只有到那个时候，患者才会真正感到需要改变自己。考虑到每一种神经症都会强迫性地维持现状，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压倒这一阻力的刺激，才能让它们有所改变。然而，这种刺激只能源于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和成长的渴求，源于他的这样一个认识——每一种神经症表现都阻碍了这一渴求的实现。因此，如果他有贬低自己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扼杀了他的自尊，并让他丧失希望的原因；这种倾向让他觉得自己不被他人接受，强迫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让他怀恨在心；这种倾向扼杀了他的主动性和工作能力；为了不让自己坠入自卑的深渊，他被迫采取自我膨胀、自我疏离等防御性态度，从而使他的神经症变得越来越严重。

同样，当某种特定冲突在分析过程中已清晰可见时，分析师必须让患者认识到这种冲突对他生活的影响。比如，患者的冲突源于自卑倾向和渴望成功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分析师应该了解这是倒错性施虐狂所独有的，是其极度压抑的结果。患者应当明白，他每次自谦时都会感到自卑，并对他所奉承的人心怀愤怒；另外，他每一次想要战胜他人时都会对自己心存恐惧，并且担心他人会报复他。

有时候，即使患者意识到了所有的不良后果，还是对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态度毫无兴趣。相反，问题似乎逐渐从他眼前消失，他用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将问题扔到了一边，自己的病情也没有任何好转。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他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所以这种缺乏反应的情况反而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不过，如果分析师不够敏锐，没有觉察到这种反应，患者这种缺乏兴趣的情况很可能被忽视。而患者会开始另外一个话题，分析师跟着他的话题，直到他们再一次遇到了类似的僵局。很久之后，分析师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做了很多努力，可患者的病情却没有多大进展。

如果分析师知道这种反应偶尔会发生在患者身上，他就应该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患者无法改变这种态度，即使这种态度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通常，原因有很多，分析师只能循序渐进地处理：患者可能仍然深陷绝望，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现状，他想战胜分析师，挫败他、让他出丑的愿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兴趣；他的外化倾向可能还很强烈，所以尽管他承认了这样做的后果，却不会与自己联系起来；他的全能感可能仍然很强烈，以至于即使他明白不良后果不可避免，却还是心存侥幸，觉得自己能够逃脱；他的理想化意象可能仍然很僵化，以至于他无法接受自己居然有任何神经症性态度或者冲突。于是，他会对自己感到愤怒，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了。意识到这些可能的原因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些原因被忽略，分析师很容易将自己变成休斯登·比得逊（Houston Peterson）所说的“心理学狂”（mania psychologica），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让患者接受自我显然是有益的。即使冲突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患者还是会感到欣慰，并且开始希望挣脱将他缠住的蛛网般的冲突。一旦行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的局面，患者的改变将指日可待。

不用说，以上的论述并不是关于分析技术的一篇论文。我并没有试图论述所有分析过程中会使问题加剧的因素，也没有试图论述所有会产生疗效的因素。比如，我没有论述患者将他的防御性和攻击性带入与分析师的关系后会有什么利弊，即使这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因素。我描述的步骤只包括每一次在新倾向或者新冲突出现时我们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可实际上我们通常无法按照所列的顺序进行分析，因为即使分析师注意到了患者的问题，可患者本人也许还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在前面那个关于患者自以为有权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只是揭示了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才是我们必须先分析的。只要最终每个步骤都做到了，顺序倒是次要的。

通过分析所带来的症状改变因患者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当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恐慌可能会平息下来；当他看到自己陷入的困境时，他的抑郁可能会消失。不过，如果分析工作做得好，无论特定问题是否得到了修通，都会使患者对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发生某些变化。如果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些不同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对强迫的高度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它们影响人格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管我们分析的是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患者常常表现出的敌意、绝望、恐惧以及与自己、与他人的疏离等症状都会随之减轻。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以下这些病例中，患者的自我疏离是如何减轻的：一个过度强调性的人，只有在性体验和性幻想中才觉得自己还活着，他的胜利和失败都局限在性领域，他认为自己具有的优点就是他的性吸引力，只有看清楚这一状况时，他才能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从而找回自我；一个把自己的想象当成现实的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他既看不到自己的局限，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能力，通过分析，他不再将自己的潜能当作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而且还能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对强迫高度敏感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愿望和信念，只觉得自己受他人的控制和支配，在分析过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此能够朝着他的目标努力。

在分析过程中，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无论其种类和来源是什么——会时不时地浮现出来，使患者变得更加易怒，但随着某一种神经症态度的消失，这些敌对情绪会得到缓解。当患者看到自己能够独立面对困难、不再那么易受伤害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的愤怒、依赖和苛求少了的时候，他的敌意也会不断减少。

敌意的缓和主要是因为绝望感的减少。一个人越是内心强大，就越不会感到被人威胁。这种力量的增长有各种原因，比如，他曾把注意力放在了他人身上，而现在却留给了自己。他变得积极、主动，并且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会逐渐发掘出更大的力量：之前用来压抑自己的那部分能量也被释放了出来；他不再那么压抑，不再被恐惧、自卑和绝望弄得心力交瘁。他不再盲目地顺从、对抗和发泄施虐冲动，而是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做出让步，所有这些举动都会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最后，因为原有的防御系统被破坏了，患者会因此而暂时变得有些焦虑，但随着后续步骤的进行，这种焦虑终将得到改善，因为患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恐惧自己和他人了。

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反应在患者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变化上。他变得不再孤单；随着他变得强大和友善，他不再认为他人是自己必须对抗、控制或者回避的威胁，从而能够对他们心怀友善；随着外化作用的减弱，他减轻了自卑感，与自己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通过观察患者在分析过程中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同样是引起最初冲突的原因。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那些强迫性倾向日趋严重，而在分析的过程中却刚好相反。当患者发现，以前在面对绝望、恐惧、敌意和孤独时所采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他就会试着改变它们。确实，在面对那些自己讨厌而又欺负自己的人时，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与他们平等相处，为什么要低三下四或者牺牲自己呢？如果自己内心有安全感，能够和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而不用担心自己的才能被淹没，为什么还要对权利和名声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并且不害怕竞争，为什么还要回避与他人的接触呢？

完成这项任务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越是纠结于冲突，遇到的障碍就会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人们渴求简短的分析疗法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人从分析过程中受益，毕竟，有一点儿帮助总好过没有帮助。当然，各种神经症在严重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被治愈。虽然一些短期精神疗法很有前景，但不幸的是，其中大多数都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用这些疗法的人并不了解在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力量是如何的强大。对严重神经症来说，我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减少在寻找解释的过程中花费的时间，才能缩短分析疗法所用的时间。

幸运的是，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效的“分析师”，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多的生活体验就可以帮助自己改变人格：可能是一位伟人起了榜样作用；可能是一个悲剧让神经症患者有机会与他人亲密接触，从而帮助他摆脱了自我疏离的状态；可能是与志向相同的人交往，使患者觉得没有操控和回避的必要。另外，神经症行为造成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或者经常反复出现，这一定会给患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见怪不惊，从而帮他们减轻了恐惧。

但是，由生活完成的“治疗”不受人为控制。我们无法人为地设计一个困境、一种友情或者一种宗教体验来满足某个人的特殊需要。生活是一位无情的分析师，对某位神经症患者有帮助的事件可能会毁掉另一位患者，何况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神经症患者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且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患者已经获得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发现自己在行为的后果中扮演的“角色”，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将领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那么，我们的治疗就可以结束了。

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并且意识到它们是可以被解决的，让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定义分析疗法的目标。虽然很多神经症疾病属于医学领域，但是用医学术语来定义这些目标并不可行。这是因为，即使是一些身心疾病，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人格冲突的最终表现形式，所以分析疗法的目标必须在人格范畴内进行界定。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诸多治疗目标。我们要鼓励患者培养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也就是在生活中积极向上，学着做决定，并愿意为此承担后果和责任；愿意为他人承担责任，愿意承担义务并且相信这些义务的价值，不管这些义务是关系到自己的孩子、父母、朋友、下属、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目标是帮助患者获得内在的独立，既不藐视他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盲从。这意味着要让患者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在与他人相处时，要鼓励患者尊重患他人的个性和权利，从而实现相互之间的平等。这也与真正的民主精神相一致。

我们还可以用“感情的自发性”（spontaneity of felling），也就是感情的觉醒和活力来定义这个目标，无论涉及爱与恨，还是幸福与悲伤、恐惧与愿望。这既包括有能力表达，又包括有能力控制。因为爱和交友的能力极为重要，所以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爱既不是寄生般的依赖，也不是虐待般的控制，而是如麦克马雷所说：“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在这段关系中，我们能够相互联络，因为对人类来说，与他人分享经历再自然不过；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找到快乐和满足，并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

对治疗目标最为全面的描述就是实现内在的完整：没有伪装，情感真诚，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感情、工作和信念中。只有解决了冲突，才可能更接近这一目标。

提出这些目标并不武断。它们是可行的、有效的目标，并不只是因为它们与所有时代中的智者的理想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因为它们同样是精神健康的基础因素。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目标，是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经症的病理原因而做出的逻辑推导。

我们敢于提出如此高的目标，是因为坚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有经验作为支撑。不只是小孩具有可塑性，只要还活着，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而精神分析法恰好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根本改变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越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就越是有可能做出改变。

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患者，都无法完全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际价值在于可以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明方向。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就可能会用新的理想化意象取代旧的。我们也必须明白，分析师并没有能力将患者变成一个完人，他只能帮助患者变得自由，鼓励其向着理想努力。这也意味着要给患者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变得更加成熟，得到更好的发展。

注　释

[1]. 众所周知，这一点也有很大的预防价值。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因素有助于儿童发展，什么样的环境因素会阻碍他们的发展，我们就等于找到了一种预防后代患神经症的方法。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版权

译者序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人

第四章 对抗人

第五章 远离人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第七章 外化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方法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的丧失

第十一章 绝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