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5：在中国这艘大船上
Date: 2023-06-13

版权信息

书名：变量5
作者：何帆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1-01
ISBN： 9787513350983
排版制作：老K(公众号bookjph)
制作编号：563

1

电子秤是小米的产品，轻盈、简洁、素白、冰凉，而且无情。70.5公斤。他妈的，我骂了一句。我朝外张望一下，关上门，把T恤衫、短裤和内裤都扒下来，再站上去。一样的，还是70.5公斤，净重，比原来重了18斤。我的体重又回到了起点，就像历史陷入了轮回的宿命。2022年把我打回了原形。

我在2018年发愿，用30年的时间写30本书，记录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这件极有使命感的事也改变了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大变化是我开始跑步了。在人生的前40多年，我从未有过任何体育爱好，跑800米都跑得快吐血。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又懒又笨的人会爱上跑步。从跑完5公里、10公里，到跑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的进步让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

我觉得这件事情能证明我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再一想，并不是这样。如果我真的很有毅力，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体育健将了。影响我行为的真正变量是外部因素。时代的加持给了我一种笃定、踏实的力量，就像太阳的光芒让万物生长。假如太阳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太阳黑子的活动冷清了，地球上的气候也会随之变化，气温下降，灾难天气更多，农作物歉收，饥荒、动荡和死亡接踵而至。你不得不承认，外部因素难以察觉，但影响更大。

我是一个偏乐观的人。追根溯源，这种乐观来自我的好奇心。出于好奇，我每年要做很多实地调研：新疆、云南、吉林、四川、宁夏、福建我一直都在路上。这是件好事。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手机上获取信息。手机上的社交媒体有一种暗黑的魔力。流量如同流沙，让人陷在其中，不可自拔。疫情期间，自我隔离在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刷手机的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这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少刷手机，多出去走走，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我想，我之所以更乐观，就是因为我到处跑、到处看，总能看到黑暗中的闪光点。虽然看也是走马观花地看，但看和没有看，还是很不一样。

一个人的气质和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乐观让我更自律，自律让我更自信。2020年12月13日，我在广州跑完了自己的第一场马拉松，成绩是4小时43分26秒。2021年4月11日，我在无锡跑完了第二场马拉松，成绩是4小时26分06秒。我想，接下来应该是每跑一次马拉松，就能刷新一次个人最好成绩，跑进4小时指日可待。于是，我报了银川马拉松、兰州马拉松、郑开马拉松、哈尔滨马拉松，还幸运地抽签中了上海马拉松。这还不过瘾，我还报了莫干山越野赛、高黎贡山越野赛和喀纳斯越野赛。一个刚刚破了戒律，到风月场上寻欢作乐的和尚，大概也不过如此痴狂。我的体重下降到了61.5公斤，距离我的目标60公斤只有三斤之遥，达到了难以隐藏的人见人夸的减肥效果。我终于能跟卖衣服的说，不，我要买的是修身版。

2022年，那些马拉松比赛和越野赛都取消了。

我还在跑步，一周三次，寂寞地在操场上刷圈。我已经失去了在朋友圈晒跑步记录的兴致。每次跑完，筋疲力尽。太阳下山了，没有风，街道冷清，连广场舞的音乐都消失了。

2

也许是一种幸运，我在2021年夏天从上海搬家到了深圳，没有赶上2022年的上海疫情。这也是一种不幸，我能感受到一种幸存者的负疚。因为不在现场，所以我无法体会。我无法体会买不到菜的煎熬，或是出不了门的郁闷。我没有做过小区的志愿者，也没有当过采购团的团长。我没有遇到过小区里有阳性病例的紧张情况，也不曾被送进方舱医院隔离。我没有给被困在宿舍里的学生们运送物资，甚至没办法回到上海给学生们上课。我记忆中的上海和疫情后的上海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市。邻居发来的照片上，能看到小区外马路上的围栏，隔壁国际学校的操场上疯长的草。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因为疫情，我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订一张机票就出发。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去不了长春、瑞丽、东兴、三亚、成都、郑州。当森林失火的时候，我去不了重庆。冬奥会举办的时候，我回不了北京。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去不了福建平潭。和街边咖啡店的老板、高速公路上的司机、想回国的留学生一样，我被困于凝固的时空，如同猎豹被困于动物园的牢笼。

不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现场感不仅意味着真实，也意味着丰富。魅力都在细节之中。举个例子，我在《变量：大国的腾挪》里讲到自己去宁夏西海固的时候，写过一段话：

六盘山北麓是黄土高原的延伸。大地的起伏，就像静止的波涛。远山和旷野上，零星的树木和低矮的植物努力地生长。一阵干燥的风吹过低丘浅谷，吹过一丛丛瘦弱而又顽强的长芒草、冷蒿、角蒿、百里香、戈壁针茅、糙隐子草、油蒿、苦豆子、猫头刺、星毛委陵菜……眼前弥漫的这一片黯淡绿色，依然掩盖不住荒凉的沟壑。这里的风景很像是刚刚脱贫的农民，傲然自得，却又胆怯紧张。

这段话是怎么来的？我坐着车到处参观，每到一处，就用手机把路边的野草拍下来，回到住处，再用几个识别植物的App辨认出每一种杂草，选出其中最有荒野韵味的名字，连缀起来。细节是千淘万漉之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展示给读者的最美的东西。好的厨师只把做好的佳肴呈现给你，并不带你去参观他的厨房。

但是，没有厨房，厨师又怎么做菜呢？

3

我在深圳的居家生活平淡无奇。几乎每个下午，我都会做电话采访。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朋友给我讲他们的故事，其中有飞行员、货车司机、街道办主任、企业家、刚入伍的新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学计算机的、学画画的、当水手的、卖芯片的……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就像见到了许许多多的面孔。但就在我想把它们摹画出来的时候，它们又倏忽而逝。“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我抓不住它们。

没有电话采访的时候，我就读书。我在2022年读的书比往年更多、更杂：《技术陷阱》《漫长的20世纪》《全球产业链重塑》《酷的起源》《娜塔莎之舞》《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恐慌帝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波斯人信札》《张医生与王医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欧洲之门》《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难民革命》《野蛮大陆》《知识机器》《文化失忆》……活到2022年，我才突然明白，自己过去50年的人生经验完全不足以理解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我想从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和别的学科中找到理解这个世界的线索。我就像是一只在迷宫中的老鼠，一刻不停地奔跑，想要找到出口。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出口是不是随时在变，甚至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出口。我到处碰壁，然后刻下一个标志，提醒自己此路不通。

读累了，我合上书，抬眼眺望窗外的青山。一层又一层的山，像氤氲的青花瓷。山与山之间的距离模糊难辨，但山色深浅分明，越远的山色彩越淡。白云在空中纹丝不动，它们的影子覆盖了一部分山林，没有躲在阴影里的山林被晃眼的太阳晒得心服口服。山无语，云无语，树无语，连鸟也不叫。苍茫的群山，虽然生机勃勃，却无声无息。

在家里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忽然多了不少。先是上网课，然后是放假。从理智上，我告诉自己，孩子一天天长大，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多陪就多陪陪他，但情感告诉我，只要和孩子在一起，时间就会变得格外漫长。比方说，你让他定20分钟的游戏时间，之后，你就会不停地看表：这20分钟怎么过得这么慢？他怎么还不去写作业？

只要孩子在家里，你就不由自主地想和他一起做些事情。让他背单词，让他读书，找个电影一起看，就像行星总是要绕着恒星转。但我们家这颗恒星的运行轨道是随机的。他正上着网课，突然想起来要去睡觉。到了晚上11点，他又突发奇想，要去刷题。

只有等家里人都睡着了，我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怎么写《变量5》。书桌上摊了一大把笔，一摞空白的纸。我枯坐在那里。一个灵感又一个灵感发芽，又迅速地枯萎。我感到自己的才华像水蒸气一样蒸发掉了。我夜夜失眠，不管吃不吃安眠药，都要熬到凌晨3点才睡。

睡得晚了，肚子就饿。不怕。疫情期间，我囤了一大批货。在家里随便一翻，就能找到果干、蜜饯、椒盐花生米、午餐肉罐头、泡面。马无夜草不肥。我减下来的体重就是这样长回去的。2022年，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在证明自己的愚蠢。

1. ◎ 引自庞德诗歌《地铁车站》，裘小龙译。

4

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相信他们一直相信的信念：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繁荣，而繁荣会带来幸福、进步和公正。

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大干一场。中国人特别喜欢流动的生活，他们坐着飞机和火车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工作。卖东西的人，做投资的人，出去旅游的人，甚至做学问的人，都连轴转似的天天在天上飞。城市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外地打工者，他们大多做绿化、保洁工作，年纪看上去都不小了。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上海的街头总是能看到悠闲自得的外国人，而一位考古队员在皖北看到的是，负责翻土的工人中有贵州、柬埔寨和越南嫁过来的女人。很多孩子还在家里上网课。下课的时候，小区里能见到三三两两的出来玩耍的孩子。如果你随口唱一句陈奕迅的《孤勇者》，可能就会招来一群孩子扯着喉咙和你对唱：“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群孩子似乎早已在这首歌里看到了多年之后自己必然要面对的命运挑战。除了在小区里，孩子们很难到别的地方玩。城市里的足球场、篮球场很少。仅有的足球场上，踢足球的中年人和玩飞盘的年轻人互不相让。城市里的地都拿来盖房了。2022年，楼盘的名字大约是这种风格：时代新城、金尊府、滨江左岸、丽景花园、名门翠苑、半岛名邸、国府壹号……想买房的人太多，房子不够卖，所以出现了一种预售制：有的楼房还没有盖完就拿出来卖掉了。郑州一对年轻夫妻买了房，他们最开心的事情是一起散步去建筑工地看自己的楼。虽然这两年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钱挣得比以前少了，挣钱更难了，但眼见着自己的楼一层层起来，新家就要建好了，生活就有了奔头。女孩乐观活泼，很爱笑，眼里有光。直到有一天，他们又去工地散步，发现工地停工了。他们的楼盘成了烂尾楼。女孩脸上的笑消失了，眼里的光消失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忧心忡忡，到处传来的都是要裁员的消息，但很多孩子还在学计算机编程，更多的孩子一心梦想长大了当直播网红，一夜暴富。2022年刚开始的时候，真正的直播网红还没有红，他也做直播，但没多少人看。这是他人生的低谷。深夜难眠，他绕着北京大学的校园一圈一圈地转。他叫董宇辉。直播网红的兴起和手机有关。每个人花费时间最长的事情是刷手机，和亲友联系、向上级汇报、听歌、打游戏，全在手机上。2022年，手机还多了其他功能：做核酸检测需要用手机，到哪里都要用手机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小孩子几乎个个都有网瘾，老人用上智能手机之后网瘾更大。走在街上的行人不看路，只看手机。天色已暗，小小屏幕上的蓝光照在行人的脸上，脸色发青，笑容疹人。2022年绝对不缺堪称历史分水岭的事件：俄乌战争、通货膨胀、全球热浪、人口负增长，但这些都不如在网上吃瓜热闹。丑闻让吃瓜群众陷入癫狂。大学教授引诱女学生，随后剧情反转，原来是女学生勾引老师不成倒打一耙；开豪车的女子在车库里和人打架，躺在地上撒泼，而站在她旁边的男子是和她办完酒席却未登记结婚的丈夫，一位国企高管；中学老师和初中男孩谈恋爱，而她丈夫是同一所学校的老师；著名的大师拿的博士文凭原来是个野鸡大学的，有了丑闻之后，她的名气比没有丑闻的时候更大。丑闻是一种解构主义，它象征着宏大叙事的没落。一切道貌岸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2022年，依然有很多家长坚信，孩子成才的唯一路径就是考大学，而且要考上好的大学，毕业之后再考研、考公务员。2022年，喜欢运动的人并不多，但运动服却卖得很好。运动服中的一个顶级品牌始祖鸟，被很多有钱人买去当休闲服穿着上班。2022年，中年人依然坚信，年轻一代长大之后会和他们一样爱上喝茅台。他们熟悉的规则是：吃饭是为了喝酒，喝酒是为了交朋友。男人们交朋友的方式是用一种很难喝的东西让人喝得很难受。

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察觉，时尚出现了逆转。

5

2022年，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让人们越来越迷惑不解。到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跨越了什么界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更准确地说，人们之所以困惑，不是因为看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新生事物，而是因为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事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就像一个长途旅行的游子，抵抗不住深入骨髓的疲倦，昏昏沉沉地在路边倒头就睡，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等他醒来，看见太阳正在地平线上，但一时之间，竟分辨不出这是日出还是日落。

2022年和别的年份都不一样。以前的年份听得到生长的声音，那声音很清脆悦耳。再往前的年份听得到断裂的声音，那声音很响亮震撼。2022年与众不同。这一年，有断裂的声音，也有生长的声音，生长的声音并不响亮，不在万籁俱寂的时候，你很难听得清楚。2022年，还有一片沙漠一般辽阔的沉默，这沉默中有雷鸣般的喧嚣。生活在2022年的人们，对这一年的了解可能还不如他们的后人，就算身临其境，他们也未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大多数人习惯了待在家里，每天都在刷手机。各种小道，消息在手机上的朋友圈里流传，光怪陆离，普通人无从判断真伪。很多故事，这一代人都是事后，甚至是多年之后才会知道。

即使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还原2022年的真相。历史学家是历史的劫掠者。他们成群结队地闯入已经发生过的普通人的生活，搜刮一切可以帮助他们构建宏大理论的素材，并把用不上的弃之不顾。他们看重的是素材，而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出于生存的本能，会刻意地保持沉默。他们不愿意暴露在聚光灯下，也不希望被过往的事情反复骚扰。他们不会按照历史学家的心意主动地保存文字和音像。他们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具体而微的。当我采访人们，试图了解疫情期间的上海生活时，一位飞行员告诉我的故事是，在小区封控一个月的那一天，他剃了个光头。

一位上海的年轻人在2022年4月10日那一天剃了个光头，这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件对历史的演进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被其他人关注的小事。像绝大多数个人生活中的琐事一样，它早就应该被丢弃，就像搬家时带不走的旧物，在匆忙之中被扔进垃圾堆。但是，也就是这件小事，无名无由而来，又很可能会被无名无由地留下来，就像逃亡的时候，在离开家的最后一刻，顺手抓住的一件小东西，一条项链，一块纱巾，一个笔记本。这件旧物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用途，变成了一件纪念品。从那一刻起，颠沛流离的人生旅途中，这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便具有了对个人历史而言的珍贵意义。

多年之后，当这位飞行员跟他的儿女、他的孙子和孙女讲述2022年的时候，他很可能还会讲到自己剃光头的故事。这件事情很有趣，能把孩子们逗乐。

于是，2022年的真实历史，就会散落在民间，凝聚在一块又一块的碎片之中，闪烁微光，散发余温。

6

有一段短视频在2022年流传甚广。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它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打捞出来。这段视频讲的是一位民工大叔的故事。

这位民工大叔正坐在路边吃午饭。他已经50多岁了，头发如杂草般凌乱，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嘴角上火，指甲缝发黑，上身穿一件褪色的迷彩服，里面还套了两三层衣服，下身穿一条土青色的裤子。他捧着一个塑料快餐盒，用筷子在浑浊的汤汁里捞面条，没有肉也没有菜。这是他一天里最丰盛的一顿饭，花了五块钱，买的是最后一份。卖饭的说，剩下的都给你吧。每天早晚，他只买一个馍，到加油站接免费的开水喝。挎包里有一罐白糖，喝水的时候加一点，也算饮料。

大叔从洛阳到郑州，来了五天，只干了一天的活儿，挣了两百块钱。平日里，大工一天能挣三百。这不都找不到工作了吗？工头就压低工资。两百块，去不去？大叔也不懊恼。他说：“咱身上没钱，就得去啊。”来的时候带了两百多块钱，如今只剩五六十块了。

晚上，大叔睡在大桥下面。大桥下，四处漏风，像个废弃的工地。当年，是一群和他一样的工人修建了这座高架桥。工人们没有想到，这座桥还能为一位处境艰难的兄弟提供寒夜里的栖身之地。大叔的被子装进袋子，和别人的袋子摞在一起。睡在这里不冷吗？“没事儿。这里还有别人睡。旁边的桥下也有人睡。”

大叔说，来打工的都50岁出头了，60岁的也有。大叔有两个孩子。大娃22岁，小娃11岁。大娃老让他租个房子住。小娃刚上五年级。会不会跟小娃讲自己五块钱的午餐呢？大叔说：“小孩们太小，我不想跟他们说那么多。”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这段视频随手放在自己的文件夹里。但是，她还是不能理解。

这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啊。

可是，他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

7

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吃泡面和花生米的时候，都在想着2022年。琢磨2022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1492年。

1492年8月3日，天色未亮，哥伦布率领一名皇家公证人、一名医生、几名仆人、90名水手，还有随船而行的各种私人冒险家，一共120人，登上了三艘即将远航的船只：“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娜”号。

船员们唱着颂歌向上帝祈祷，跪在地上领取圣餐。附近的拉比达修道院传来悠扬的钟声，岸上送行的人们满脸愁容。在微风中，巨大的绿色十字风帆慢慢展开。朝霞为船帆镀上一层玫瑰色。早上8点，船队启航。海风吹着桅杆和帆脚，吹过绷紧的缆绳，发出刺耳的尖啸。三艘帆船的身影越来越小，驶向海天一色的远方。

这一天是星期五。很多水手抱怨，这个日子太不吉利。哥伦布装作没有听见。这是他的航行。他为这次航行准备了很多年。

从1484年游说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算起，他已经等待了8年。从1474年开始萌生向西航行、寻找东方大陆的想法算起，他已经筹划了18年。从14岁开始航海算起，他已经准备了将近30年。他为这次航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他对这次航行充满了自信。当然，他也有过困顿的时候，低落的时候，但那是在过去，可不是现在。1492年，历史属于哥伦布。

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当然，地球确实是圆的。但有很多人，尤其是牧师们，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信这一套。1486年，哥伦布站在萨拉曼卡大学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面前，接受专家和神职人员的审查。牧师们咄咄逼人地向哥伦布提出挑战。他们引用了《诗篇》第104篇中的一句：“铺张苍穹，如铺幔子。”在宗教狂热方面，西班牙超过了所有其他基督教国家。这个国家刚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任何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都会让其主人遭到迫害。有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不相信哥伦布。一个热那亚羊毛梳理店店主的儿子，自学成才的穷酸船长，凭什么自称能找到东方大陆，还要求封他为海军上将、新世界的总督，享有贵族的称号？

地球是圆的，并不代表哥伦布是对的。他向西航行去寻找东方大陆的计划完全基于狂热的信念和错误的计算。哥伦布热爱黄金，也热爱上帝。说起黄金，他就像在谈论恋人。哥伦布曾经说过，“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世界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从炼狱拯救灵魂，重新享受天堂的快乐”。但是，如此贪财的哥伦布在觐见当时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时候，居然提出要用从探险中获得的取之不竭的财富资助一次十字军东征，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圣墓。国王和女王不禁相视一笑。人越老，越会对年轻时的信仰执迷。晚年哥伦布坚信他是被上帝选中要做大事的，还在遗嘱里郑重地写进了光复圣墓的计划。

哥伦布对地球的理解来自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托勒密。他根据托勒密的理论，对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距离做了测算。哥伦布估计，印度地区的最东部与加纳利群岛之间在经度上差了135度，距离略大于地球周长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欧亚大陆之间经度相差180度，距离相当于地球周长的二分之一。如果哥伦布知道两大洲之间的距离如此之遥，他一定会打消向西航行的计划。哥伦布也有一些志同道合者。来自佛罗伦萨的一位医生兼学者保罗·托斯卡内利寄给哥伦布一张地图。他鼓励哥伦布，只要沿着北纬28度线一直向西航行，就会到达亚洲。但是，托斯卡内利的地图错误百出。

哥伦布对亚洲的了解来自《马可·波罗游记》。这可能是一本伪书。马可·波罗讲到，中国的东部有一个国家叫西盘古，也就是日本，但他并没有去过那里。马可·波罗是这么描写西盘古的：“西盘古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哥伦布远航，其实是一个离奇的错误创造出来的历史伟绩。没有几个人愿意追随哥伦布。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的费尔南多二世国王、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和哥伦布签订了协议。伊莎贝拉一世曾经说过，她甘愿典当自己的首饰珠宝，为哥伦布的远航筹款。但王室的吝啬和狡诈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西班牙王室转手把筹备任务交给了帕洛斯港，理由是帕洛斯港曾经犯过某项轻罪。王室命令，帕洛斯港要在10天之内为哥伦布提供两艘武装轻帆船，还要配备好船员。哥伦布则需要自己想办法搞到第三艘船。

这道皇家敕令让帕洛斯港小镇陷入了恐慌。小镇居民认为王室的惩罚是不公正的，而哥伦布的想法就像坐着热气球去太空寻找一颗新的星星一样不靠谱。被征用的“平塔”号船主想方设法阻挠哥伦布的计划。填塞船板缝隙的捻缝工故意磨洋工。船员们躲了起来，甚至有人逃走。西班牙王室不得不发布公告：加入哥伦布远征队伍的人可以免除刑罚。原本计划10天，结果准备了将近三个月。

出师不利。航行到第三天，“平塔”号发出遇险信号。船舵折断脱落，船还漏水。哥伦布怀疑是船主故意使坏，不想参加远航。所幸，经验丰富的“平塔”号船长用绳索临时固定好船舵。船队来到加纳利群岛休整。找不到新的船，只得给“平塔”号重新做了船舵。

1492年9月6日，哥伦布的三艘船驶出加纳利群岛，进入一片未知的水域。强烈的阳光如同尖刀刺向海面。鱼群无声无息地从船底游过。船的影子在海面下摇曳不定。在这之前，欧洲的船只从来没有航行到过这么远的地方。

我忽然想到，如果是一名哥伦布的水手，这时候，他在想什么？

1. ◎ 转引自〔英〕理查德·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沈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 ◎ 〔美〕爱德华·埃弗雷特·霍尔：《哥伦布传》，方华文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3. ◎ 〔法〕沙海昂、〔法〕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8

历史学家没有记载过哥伦布的水手的故事，他们大多都根据哥伦布本人的描述，把船上的水手视为总是惊慌胆怯，偶尔无法无天的群氓。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过一位胆大心黑的水手：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他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为“黄金国”传说发狂的冒险分子之一。他把自己装进一个木箱，偷偷上了一艘探险船，又用自己的胆识说服船上的水手，让他们跟着他去了巴拿马的伊斯特姆斯河边的达里恩，建造了一片新的殖民地。他的功绩是带着一队西班牙人穿过巴拿马地峡，找到了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他的结局是被自己的竞争对手，另一位更胆大心黑的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送上了断头台。

我想起了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白鲸》写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复仇。“裴廓德”号捕鲸船的船长是亚哈，他高大魁梧，阴郁傲慢，从脸上到脖子到身子，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他的一条腿没了，装了用抹香鲸的颚骨制成的假腿。他的这条腿是被一条叫莫比·迪克的白鲸咬掉的。亚哈船长一心想要复仇，为此不惜追到天涯海角。最终，他发现了莫比·迪克，杀死了这条巨鲸。巨鲸在死之前撞向捕鲸船，大船和船上的水手，包括亚哈船长本人，都和巨鲸同归于尽，只剩下一位幸存的水手以实玛利，向世人讲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白鲸》的主角是谁？你可以说是那条神秘的大鲸鱼莫比·迪克，也可以说是亚哈船长。在文学史上，亚哈船长是一个谜一样的角色。该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一位悲剧英雄，还是一个反派角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可以算是一种高贵的、值得称颂的品质吗？如果不算，那么，忍辱负重，自甘退让，在愤懑中孤寂地度过余生，会让人肃然起敬吗？

《白鲸》里最吸引人的是船上的水手们。别忘了，“裴廓德”号捕鲸船上可不只亚哈一个人。亚哈船长还统率着一船水手。他们桀骜不驯，漂泊无依，孔武有力。每一位水手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副斯达巴克沉着坚定，有一颗虔诚的心，粗犷的外表下藏着一股柔情，那是他对远在家乡的年轻妻子和孩子的思念。他是个勇敢的水手，但痛恨冒险和逞能。对他来讲，捕鲸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复仇。和亚哈船长不一样，斯达巴克对海洋和鲸鱼充满了敬畏。斯达巴克酷爱喝咖啡。当星巴克的三位创始人为自己的品牌想名字的时候，他们选的就是《白鲸》里的这位大副。星巴克的英文（STARBUCKS）读音就是斯达巴克。二副斯塔布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早已看淡生死。在和鲸鱼生死决斗的时候，斯塔布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他的床边架子上搁着一整排装满烟叶的烟斗，到了床上，他就心满意足地一支接着一支，把烟斗全都抽完。标枪手魁魁格是个剽悍的蛮族人，看起来凶恶粗野，其实是部落大酋长的儿子。他有高贵的血统，犹如野生的乔治·华盛顿。他有泰然自若的智慧，犹如苏格拉底。他为了学习文明人的知识离开了自己的部落，在外面漂泊，好似隐姓埋名到欧洲学习的俄国沙皇彼得。水手以实玛利独来独往，酷爱海上的生活。如果有段时间不出海，他就觉得自己要得抑郁症。虽然到了船上，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水手，总是被船长呼来喝去，但他觉得这很对，因为“从形而下或者形而上的观点上”，人人都是这样那样受人奴役的。当水手自有当水手的快乐。以实玛利说，多数情况下，新鲜的空气总是先让船头楼上的水手呼吸，然后才轮到后甲板的船长。但是，船长却自以为是自己先呼吸到的。“老百姓在其他许多别的事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领导他们的领袖，而那些领袖却对此莫知莫觉。”

哥伦布的水手难道不是一样吗？我想，在哥伦布的水手中，一定也有斯达巴克，也有斯塔布，也有以实玛利，甚至可能会有魁魁格。“裴廓德”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上了船，他们马上同仇敌忾。“有哪一条由大船拖着的小艇能停着不动呢？”

如果没有上船，你当然可以抱怨。如果上了船还有机会再下去，你当然可以旁观。但只要你来到并且必须待在船上，一切就变得简单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不让船沉下去。风暴到来的时候，船上所有的人都要行动起来。舵手只能根据风势随机应变地掌舵。水手们要调整桅桁，该收拢篷帆就收拢篷帆，该升起风帆就升起风帆。船在浪里颠簸起伏的时候，水手要紧紧抱着桅杆，不让自己掉进海里。船舱灌进了水，要把它舀出去。风浪过后，要修补船身，检查设备，清理甲板。绝大部分航程，与其说惊险刺激，不如说单调乏味。再勇敢、再有远见的水手，如果最终上不了岸，也不是真正的赢家。

这就是水手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祷告：

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

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赐给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1. ◎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2. ◎ 同上。

3. ◎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9

这段祷告是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撰写的宁静祷文。我最早是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里读到的。引用完这段祷文，冯内古特在后面加了一句：

比利·皮尔格林所无法改变的东西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有段时间我反复在读《五号屠场》。冯内古特是个德裔美国人，本来是反战青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投笔从戎。他1944年参军，1945年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废弃屠宰场。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发动了4轮空袭，投下3900吨炸弹，把这座城市炸成一片废墟。冯内古特躲在屠宰场的地下肉窖里才逃过一劫。战俘们从地窖里走出来，看到整个城市都不见了，就像月球表面，除了石头一无所有。石头热得烫手。

冯内古特一直想把这段故事写下来，但迟迟没有动笔。他害怕自己记得不准确，就去拜访当年的战友伯纳德·奥黑尔。奥黑尔的妻子玛丽对冯内古特很冷淡。她把冯内古特和奥黑尔带进厨房。厨房里只放了两把直背椅子，没有酒，只有一个玻璃杯。屋顶一盏两百瓦的灯泡，照得房间就像是手术室。冯内古特和奥黑尔聊天叙旧的时候，玛丽在厨房水槽边叮叮当当地敲打做冰块的冰格，发出很大的噪音。

冯内古特问奥黑尔，是我说错做错了什么吗？

奥黑尔说，没事，跟你没任何关系。

玛丽终于忍不住了，她冲进来气愤地质问冯内古特，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战争中你们只是些不懂事的娃娃，但你一定会把自己写成男子汉，以后还拍成电影，让娃娃们看了热血沸腾，都想上战场。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冯内古特举起右手宣誓，绝不会粉饰历史。他说，对你这么说吧，我把书名叫作《儿童圣战》。

冯内古特没有写出来《儿童圣战》，但他写了一部科幻小说。他让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摆脱了时间链，可以自由地从一个时间点跳到另一个时间点。冯内古特让比利被外星人劫持，外星人把他放在动物园里裸体展出，还抓来了一位女影星做他的配偶。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冯内古特写到的外星人的时间观。他说，这群外星人来自特拉法玛多星球。和地球人不一样，特拉法玛多人可以感知整体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一次看到所有的时间节点。他们看到的时间不是像一条河流那样从上游流到下游，而是像绵延起伏的山脉，过去、现在和未来连在一起，同时呈现。特拉法玛多人是这么说的：

我们特拉法玛多人同时阅读这些信息，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看。这些信息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联，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裁剪下来，这样，当你同时看到所有这一切时，它们会产生出一种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深奥的生活意向。小说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起因，没有后果。我们喜欢我们的书，是因为能够从中同时看见许多美妙瞬间的深处。

这就有意思了。其实，人类的历史真的就像群山。人在山中，看不出山外有山，看不出山脉的头和尾，也不知道山的另一边有什么。2022年，我们不就在群山之中吗？

有一天晚上，当我刚刚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冯内古特明明经历过德累斯顿事件，为什么不直接写这段经历，非要写成科幻小说呢？是为了炫技吗？不，是因为他知道，越是真实的记忆，越是切肤的伤痛，越不好写。

我忽然有了灵感。我也可以把2022年写成一部科幻小说啊。不，我要写得更酷，我会把它写成一部科幻悬疑小说。

1. ◎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虞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2. ◎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虞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10

这个科幻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时间是2072年，距离2022年已经过去50年了。有一个女孩，是一名历史体验师，要做一个关于2022年的项目。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历史体验师。

到了21世纪50年代，中国逐步推行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无论年龄、地区和收入状况，每人每月可领100元新人民币。这笔收入足够保障每个人的衣食。20世纪的工作概念已经消失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痛恨“工作”这两个字。但人总是要找事做的，于是，到了2072年，人们会干三种事：职事、趣事和闲事。做职事的人其实就是找了一份工作。有人去工厂，有人管农场。职事的薪酬更高，也不愁找不到事做。闲事就是自己找个乐子。有人钓鱼，有人冲浪，有人想创造世界上年龄最高的做爱纪录。趣事介乎两者之间，而且做趣事的人越来越多。你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想办法用自己的兴趣爱好赚钱。

这个女孩做的历史体验师，就是一种趣事。大部分趣事都跟体验有关。历史体验师是带着人们回到过去的岁月，体验当时的场景。他们跟历史学家不一样。历史学家是一种职事，拿的是固定的薪酬，做研究，教书。历史体验师要自己设计项目，吸引更多粉丝关注，这样才能有钱赚。

女孩虽然只有23岁，却已是历史体验师里吸粉最快的一位。她对历史年代格外痴迷，设计的项目都是找到一个特殊的年份，还原那一年的历史场景，让人们去体会当年人们的感受。她有自己的哲学，她相信历史年份就像人，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性格。她的客户既有游戏公司，也有电影公司，总之，她做一个项目就火一个。

为什么女孩要选2022年呢？因为，这一年刚好过去了50年，而且，也是她爸爸妈妈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爸爸妈妈同年出生，一个出生在深圳，一个出生在上海。

这部小说其实讲的是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职业不同、性格不同，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在2022年都遇到了人生转型的关键时刻。我的构思是，通过他们四个人的故事，把我采访到的事件串在一起。

所以，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小说。他们四个人，是我采访的很多人融在一起塑造出来的。除了这四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之外，书里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如有虚构，纯属巧合。

这个故事的悬疑之处在于：女孩的一个闺蜜跟她建议，让她参考一下《变量》，因为这套书特别强调现场感，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女孩去翻《变量》系列，别的年份都有书，唯独没有写2022年的《变量5》。但是，她找到了一条线索。《变量5》有个副标题——在中国这艘大船上。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变量5》根本就没有写出来；要么，《变量5》写出来了，但没有流传。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故事里还有个男孩，一个又聪明又腼腆的科幻迷。是的，在男孩和女孩之间，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愫，至少，对男孩来说是这样的。最后，男孩终于帮女孩找到了一本幸存的《变量5》。

如果你是个文学爱好者，你会在这部“非虚构小说”中读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伊恩·麦克尤恩的《甜牙》和E.L.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的影子。

按照我的构思，《变量5》是这么开头的：

这是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当她低头走进历史大厦的玻璃门时，他正匆匆地朝外走，他们几乎撞了个满怀。

全书是这么结束的：

女孩打开《变量5》，翻开第一页，读到了开头的一句话：“这是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

11

这将是一部构思严谨、在细节上精益求精的作品。我征用了很多高人的才华。举两个例子。

我想写女孩和男孩在咖啡馆里见面。2072年，他们会喝到什么样的咖啡呢？我问极飞的联合创始人龚槚钦。我知道他在高黎贡山种咖啡。龚槚钦说，哈，这太有意思了，我要好好想想，给我两天时间吧。

那天晚上，他就写了一大段话发给我。太有启发了。

2072年的咖啡是这样的：

她从角落里的橱柜中取出一罐楼兰咖啡。这是在2033年全球锈病爆发之后仅存下来的少数自然咖啡品种之一，像国宝一样被移植到靠近新疆星星峡的半封闭的山谷里，在干燥热风和湿润冷风交替吹拂下茁壮生长。戈壁咖农如同地下矿工一样在这里默默工作，远离喧嚣的外部世界。她手中的这一款楼兰咖啡尤为不同，它叫“雪芽”，据说在大雪初融的春天，一位咖农意外地发现在咖啡山谷外堆放废料的晒场上长出来了一棵咖啡树。每年春天，“雪芽”都是第一个发芽和开花的。

我想写在墙上挂的一幅画。这幅画应该是一幅名画，但又不像《蒙娜丽莎》那样滥俗。该选什么样的画呢？我去征求油画家尤勇的意见。这是他帮我挑选的一幅画：

这是一幅彩色铅笔素描，爱德华·蒙克在1905—1906年画的尼采肖像。这幅画不算很大，71cm×91cm。蒙克在尼采的侧面轮廓上勾了又勾，绿色的复线像网一样慢慢收拢。尼采蓬松的大胡子盖在光滑的下巴上，头发卷曲，如山起伏，如雾弥漫。这位19世纪末的哲学家坐在花纹座椅上，手托着腮，焦虑地凝视着什么。远处是两个窗户，窗棂是十字形，窗外能隐约看出有云穿梭。一道金黄色的阳光洒在尼采的身后。

为什么这幅画到了中国呢？接下来就是经济学的科幻：

这幅画原本收藏于奥斯陆博物馆。21世纪中叶，新能源革命爆发之后，石油价格暴跌。依靠石油出口的中东国家和委内瑞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就连挪威也出现了财政赤字。一位海外华裔商人收购了这幅画。这已经是一个传统。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资产，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走上衰败之路。手上有美元的国家或富豪，都开始购买黄金，储备原材料，也有到处收购艺术品的。数十年后，中国很多镇上的博物馆里都能见到来自各国名家的真迹。

哦，对了，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一开始找不到《变量5》，后来又找到了呢？这和气候变化、能源革命、互联网体系在未来出现的一场危机，以及人类古老的爱情都有关系。

但我不会剧透的。

12

2022年8月25日，我到了北京。罗胖请我吃饭。

“去荣记吧，”他说，“这条街上，这家还没凋敝。”

我们在一个小包间里坐定，罗胖当着服务生的面介绍这家餐厅：“这家店的服务态度不好，菜品还不错。”服务生看了死胖子一眼，很有涵养的没说话。

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得到图书的白丽丽，她负责《变量》系列图书，得到课程组的晓蓉，她负责课程《何帆·中国经济报告》，总编室的宣老师和筱颖老师，他们负责审查我的稿件。罗胖说：“好了，人都到齐了，今天来的都是你的债主，这就是你的债主俱乐部。”

菜品不错，但我吃得不多。一是要减肥，二是想给罗胖讲讲我石破天惊的科幻小说构思。

我一口气哇里哇啦把故事讲完。罗胖想了想，说：“嗯。哼。”

不妙。这跟我预期的不一样。

罗胖问我：“你为什么想写科幻？”

“因为我没有现场感，所以写不出来啊。”

罗胖说：“怎么可能写不出来！我的跨年演讲，正常情况是在有上万观众的体育场里讲。像上一次成都跨年演讲，临时通知不能有现场观众，我就一个人对着空场子讲。要是空场子也不能讲，我就讲了之后录音，把录音发给每一位观众。总有办法啊，怎么可能写不出来呢？！”

我反问他：“这一年，我天天就是在家里电话采访，整理录音，读书，带娃，你说我能写什么？”

罗胖瞪大眼睛，说：“就写你的生活啊，就写你电话里跟谁聊了天，读了什么书啊。就告诉大家，我没法出去调研，只能待在家里啊。”

我说：“那还有谁愿意看啊！”

他说：“有没有人愿意看我不知道，但至少你很诚实。”

他谈正事的时候眼睛很大，一旦想使坏，眼睛就变得很小。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坏笑着说：“你以为你写科幻小说，还真能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啊。”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死胖子，总有一天我要写出一本特牛的科幻小说，让你无话可说。

但不是2022年，也不是《变量5》了。

1. ◎ 罗振宇。

13

我住进北京的JW万豪酒店，和得到的办公室只有一街之隔。罗胖问：“为什么你要住这么贵的酒店啊？”

我说：“因为贵我才会心疼，一天1000多块钱的房费，我要是一天写不出5000字就会心疼死的。”金钱是工作动力，害怕浪费金钱是更大的工作动力。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需要。我需要一包A4打印纸。”我的写作习惯是用铅笔在白纸上打草稿，用语音录入电脑，用打印机打出清样，再校对修改。修改完再修改。

在一晚1000多块钱的JW万豪酒店，我推翻了原来的构思。已经写完的五六万字初稿统统作废，重新再来。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我最大的纠结是找不到现场感，这让我很愧疚，于是，我就想用更精巧的结构取悦读者。好比我是一个乐队的歌手，到了该演出的时候，吉他的琴弦断了，鼓手突然打电话说他是密接要被隔离来不了啦。观众都买了票，等着演出开始。这真要把人逼疯了。我原来的科幻小说计划，就像是跟观众们说，歌是唱不了啦，这样吧，我给你们表演一个高难度的杂技，空中飞人，不带保护的那种。歌手表演空中飞人，没见过吧，表演得好，各位给个掌声，演砸了，我当场摔死，以谢各位。

罗胖的建议是，歌唱不了，就说个脱口秀呗。你以为观众真想看你摔成肉饼的样子啊。

能够弥补现场感不足的不是炫技，而是诚实。我想明白了。于是，我在一张张A4纸上奋笔疾书。这种感觉有点像凯鲁亚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在30米长的卷筒纸上一口气写出《在路上》。

我一直写到凌晨一点，才想起来到外面透透气。建国路上依然灯火通明。路边有一位女子，以北方初秋的气温标准来说，她的衣着略显单薄。她像是在打电话，又像是在等人。她看到我，有点诧异，又有点好奇。一个出没在深夜的中年单身男子，他想干什么？

姑娘，你可能熟悉凌晨一点的北京，但你绝对误读了2022年的中国。流调工作如此细致入微，生活轨迹随时全国发布，故事已经不再跟以前一样，故事的讲述方式也不一样了。

14

亲爱的读者，谢谢你读我的书。但是，请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也许你已经读过我的前四本《变量》。也许你欣赏的是我肯干体力活，下本钱到处跑。也许你希望能借我的眼，去了解你未看到的中国的角落。也许你钦佩的是我言语中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我去过、我看过、我问过。

在这本书里，你将读到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东西。

你会发现，我弄不明白的事情也很多，让我沮丧和诧异的事情并不比你少，我和你有一样的烦恼，我这一年过得和你一样黯淡，我的世界和你一样封闭，我的知识和你一样贫乏，我的话语中少了一些笃定，多了一些犹豫和犹疑。当你追问我，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的时候，我只能让你很失望地告诉你：我不知道。

但是，我放下了自己的心理包袱，敞开心扉，要跟你聊一聊我眼中的2022年。你会同意，我们的聊天，不去聊宏大而无解的话题，只关心每个个体面临的问题。生存比择优更重要。我们每个人来到尘世，不是为了追求伟大，而是为了活下去，并且尽可能地活得好。多用点心思，照顾好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给这个巨变的时代增加新的扰动，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美德。我说得不好，而你会很理解，很宽容。

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这本书记录了我的无知。它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诚实。

15

在人类被封控之后，野草自由地生长。野草从各个角落钻了出来：无人打理的草坪、大树下的林荫地、被人遗忘的墙角、宁静的停车场……

一个叫暴岩的“80后”住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区里，小区面积0.08平方公里。封控期间，他在小区里找到了86种野生植物。最多的是菊科植物：蒲公英、鼠曲草、马兰、鬼针草……其次是禾本科、十字花科和蓼科：狗尾草、早熟禾、宝盖草、诸葛草……其中6种有毒：猪殃殃、龙葵、黄独、蛇莓、毛茛、马兜铃。7种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一年蓬、小蓬草、一枝黄花、钻叶紫菀、莲子草、落葵薯……84种可以入药：益母草、何首乌、半夏、薯蓣、牛膝……43种可以食用，比如苦苣可以蘸酱吃，也可以夹在三明治里吃；木耳脆脆的，不像东北老家的那样肉质偏厚。

这是惠特曼歌颂过的野草：“我相信一片草叶的意义不亚于星星每日的工程。”这是歌德赞誉过的“沉睡的力量”。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朋友们，记住这一点！世上既没有什么杂草，也没有恶人。”这也是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里抱怨过的荒草。据说牛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杂草。梭罗则说，“我认为康科德的野草比加利福尼亚的参天大树更有生命力”。

轻风吹拂的野草，露水沾湿的野草，对这一切无知无晓。

16

L是个飞行员，但一直被困在上海家中。2022年3月3日，他所在的29号楼被封。那天，L在外边和朋友喝酒，很晚才回家。凌晨时分，居委会打来电话问家里实住人口。怎么回事？居委会说，楼里有一名密接，要上围栏，封楼48小时，全楼都要做核酸检测，48小时内测两次。L一下子酒醒了。我家里两个老人，还有一条狗，老人要看病怎么办？我怎么出去遛狗？居委会说，没事儿的，检测完了，没有事情，就给你们解封。

两天之后，29号楼解封了。七天之后，整个小区再次被封控。趁着解封的时候，L去附近的沃尔玛，把该储备的物资都运回来了：大米、面粉、油、盐、酱、醋、鸡蛋、牛奶、排骨。这些物资足够用了吧。小区封控，估计最多也就两周吧。

两周之后，还是没有解封。又过了两周，还是没有解封。L郁闷了。他多喜欢出去找朋友玩啊，现在被困在家里变成了宅男。他让老爸帮他剃个光头。他说：“我要削发明志。”

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面，L端详自己刚剃完的光头。头皮发青，发茬齐整。用手前后上下摸过去，手心所触之处，头皮立刻感到暖意。手心离开之后，头皮一阵丝丝寒气。原来，我真实的头颅是长这个模样啊。他掏出手机，伸直双臂，调整角度，望向镜头，来了一张自拍。

17

航空业是疫情期间损失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大部分国际航班都取消了。飞机上经济舱的座位被拆掉，客机改成货机。国内航班量也大大缩减。机场空空荡荡。里面的商店拉下了卷帘门。许多飞行员都像L一样被困在家里。据说有的飞行员出去送外卖了，有的空姐在街边摆小摊。

我问L，你的生活受影响大吗？

L满不在乎地说，不大。我离婚了，又没孩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没买房，一直租房住，没有房贷压力。老爸老妈临时和我住在一起，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难免有些磕磕绊绊，也就这样了。

我之所以采访L，还有一个原因：他住在梅陇镇。这次疫情期间，梅陇镇因为给居民发放变质猪肉上了热搜，有两名公职人员被免职，四名犯罪嫌疑人被查处。

我问L，你们小区的物资供应有问题吗？

L说，还好吧，社区发过物资，但大多还是自己团购，一开始有些紧张，后来就没事了。

这么长时间不飞，你会想念蓝天吗？

无所谓啦，在外面浪也挺好的。

偶尔有飞行任务，他先让给经济负担更重的兄弟。要是执行飞行任务，保不齐还要在宾馆隔离，回不了家。他乐得待在家里。飞行员曾经非常稀缺，买飞机容易，培训飞行员难，要花时间。但是，到了2020年之后，就不缺飞行员了。你不飞，总有别人飞。

两年前，L和几位朋友一起投资了一家餐厅。他们看中的是餐厅的环境：民国时期的小洋房，还带个小花园，很有格调。做西餐的大厨手艺也相当棒。开业之后，虽然遇到了疫情，但来的客人蛮多，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本指望2022年疫情就会过去，餐厅能大赚一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餐厅直接没法开张了。为了求生，餐厅在外面摆上桌子，让顾客买了带走。没过多久，就连桌子和小黑板也不让摆了。

18

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傅蔚冈已经有三个月没理发了，难受得很。

傅蔚冈是一位青年学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业主群里有人说，大门口来了Tony老师，傅蔚冈立马下楼。一道栅栏隔开了顾客和理发师。等待理发的业主在栅栏里面排队，理发师在栅栏外面，站在一个小板凳上。

轮到傅蔚冈了，他一边理发一边跟理发师搭话：“疫情期间，你们的店面关了，是不是在家憋坏了？”

理发小哥得意地说：“不瞒你说，我几乎做过所有职业，这两个月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

傅蔚冈很吃惊：“你都做过什么？”

理发小哥说：“缺菜，我就提供菜。缺车，我就帮忙找车。我还开过车送货呢。”

傅蔚冈问：“那给马路和门店装栅栏这种活儿你干过吗？”

理发小哥不屑地说：“那种活儿费力不讨好，一天才挣两三百块钱，我才不干呢。”他夸奖自己：“要是在战争期间，我这种人生存能力一定很强。”

傅蔚冈就势恭维他：“那是，你可以当个将军呢。”

理发小哥说：“当个将军倒不敢说，但肯定混得不差。不像你们，都是业主，还被保安耍得团团转。你看旁边的小区，保安专门给安排了个地方，方便业主们理发。”

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傅蔚冈：“记住，你是业主，不能这么怂啊。”

19

再来看一个上海故事。

先给你看一篇流传甚广的自媒体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第一天，她牵了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狗，背着包，提着一些东西，走进了小区对面的红色电话亭。

整整一个月，她都住在里面。

4月29日，两个身穿防护服的男人把她赶出了电话亭。她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拿，抱着自己的小狗，光着脚往南边走了。

我再从文章里选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

又要下楼做核酸。樱花已经开了，但今天下起了雨，樱花混着桃花被雨打落在地上，一堆一堆的。

电话亭女人一直在电话亭里。她没有出来遛狗。

好，接下来请你看看，几天之后，这个住在电话亭里的女人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她告诉记者，自己是山东人，生于1970年，来上海20年了。

住电话亭是因为我租房子暂时没租好嘛。

去年过年，我是在西藏南路一间森林酒店过的。

今年呢，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在电话亭过一个新年。所以从小年夜就开始住嘛。

不到6点我就走了。……5:30就挪了。晚上10点多钟以后，没有人的时候再过去，然后眯几个小时。也没有人说我。我白天在外面，比方说图书馆，或者是做点我自己的事情。我常去上海市图书馆，或者是福州路的那个书城，现在在装修了，福州路的书城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电话亭）附近有一个插座，可以煮开水。烧一壶水也就两三分钟，水开了，我的面条也熟了，然后弄点儿自己带的豆瓣酱，吃就可以了。……中餐盒饭有菜，吃的营养挺好的。那段时间上海挺热，我有两个桶，就烧点水，小狗洗澡可以，我简单洗个头。

他们（警察）给我送吃的，盒饭、馒头、鸡蛋、面食啊。（我不在）就给我放在我那个筐里头。

我这个人，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我觉得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也不太占人家的，我总要偿还的，对吧？

她叫丽丽，美丽的丽。丽丽今年不到1岁，我捡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半月，然后养了它8个月。

这（外套）是Chocolate的，这个包包你看（MK的），是不是不太差。我这个帽子也是品牌的，这个羊毛衫也是，差就差在这个鞋上，鞋不是特别好，要是配一双好鞋的话就好了。

1. ◎ 旁立：《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https://mp.weixin.qq.com/s/BpX6FKDWnrqq5Hn5dSQFUg，2022年9月2日访问。

2. ◎ 同上。

3. ◎ 李强：《对话上海“电话亭女士”：我这个人活得很简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874310247173691&wfr=spider&for=pe，2022年9月15日访问。

20

这些故事让我有一种按错门铃的感觉。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以为自己会看到的。我想象中的故事是伤感而无奈的，但真实的故事总是像L的光头一样，明目张胆地出人意料。

这让我隐隐不安，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在退化，逐渐失去了感知真实个体的能力。

一个落魄的姑娘敲开王宫的大门。她被暴雨浇得透湿，雨水流进鞋子里，又溢了出来。她说她是一位公主。皇后在给公主准备的床榻上放了一颗豌豆，然后在上面盖了二十层垫子，垫子上又放了二十床鸭绒被。第二天，公主说，不知道床上有什么东西，硌得我一晚上睡不着。她能感觉到那颗豌豆，所以，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是由诸多的宏观变量编织出来的。

你的幸福取决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升学率、房价、石油价格、粮食产量、发电量、全球供应链、物联网、大数据……

你的健康取决于：每千人病床数、医生和护士的数量、疫苗、运动场、PM2.5……

你的自由取决于：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航班数量、高铁车次、监视探头、敏感词……

这些宏观变量的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规章、政策、文件和基础设施。于是，现代社会才能运转起来，并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安全和舒适，就像睡在一床又一床的垫子和鸭绒被上面。但在这些宏观变量的下面，是被覆盖和隐藏的微观个体。生硬、粗糙、顽强，犹如那颗豌豆。

我在2022年明白了一个道理：能不能感知到床垫和鸭绒被下的豌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床垫和鸭绒被只会从新的变成旧的，慢慢磨损脏污，豌豆却会在适宜的时候突然从休眠中苏醒过来，吸收水分，通过细胞膨胀伸展根和芽。

小小的豌豆里，藏着生命的希望和遗传的秘密。

21

2022年2月22日，一个无比巧合的日子，深圳市福田区上沙村封村了。

上沙村属于沙头街道，这里和香港元朗一水之隔，是深圳著名的城中村，原本是福田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这里住的人多，住的人杂，有靠收租月收入达几十万元的房东，有在科技园、车公庙、福田CBD（中央商务区）上班的白领，也有在大街小巷开店的小老板。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被困在家中，惶惶不安。要下楼做核酸检测。出不了门，怎么买菜做饭呢？不少打工者只是把租的房当成睡觉的地方，连炒菜的锅都没有，连烧热水的壶都没有。有打工者没有收入，心生绝望，情绪低落。

疫情如军情，一声令下，各路人马奔赴一线。陈纪森3月1日连夜来到上沙社区报到，在抗疫一线战斗了49天。他供职于深圳地铁集团，热爱公益，是深圳地铁义工联合会的秘书长。参加这次抗疫的志愿者大约有6000人，陈纪森是首批到现场去的。

一开始，陈纪森心里犯嘀咕，上围栏，站卡口，如临大敌，是不是有点太生硬了？跟居民讲讲道理，告知一下不就行了？真干起来才发现，天底下，人是最难管的。有人在家憋得慌，找各种理由打电话请示，他知道出不去，但打个电话能找人聊会儿天，解个闷。突然下雨了，楼门口的“大白”防护服湿了要换，楼上就有人瞅准这个空当跑了出来。还有一位穿着防护服，扮成“大白”，大摇大摆地出去抽了根烟，又施施然地回来了。

陈纪森先是只负责6000名志愿者的供餐后勤管理。后来区里一位副区长到一线坐镇，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五个工作模块和十个行动小组。陈纪森又成为总指挥助理，配合总指挥落实防控方案，深入抗疫一线。

陈纪森上大学的时候去过汶川参加灾后救援活动。当时他只是个学生，只知道惨，只知道累。这一次，他在抗疫前线，直接参与到政府的角色和管理中，感触颇深。他一直跟着现场指挥的副区长，看着他带领手下冲进小区，手机关机，一干就是半天。他注意到副区长通宵达旦地熬夜，作息混乱，痛风也犯了，下半夜就靠抽烟撑着。他常听到副区长冲手下人喊：“要是这件事情你们干不完，我就来兜底。我干到晚上3点也要把它干完。”他跟着副区长，和志愿者们一起送米、油、盐，给老人送药。送到门口，被一家四口骂了一顿。那家的老奶奶发飙，扔出来一堆药，还说自己不想活了。有一次，陈纪森要采购一批待产包，社会上募捐了两百多包，还差一百包左右。陈纪森就问副区长，这钱能不能算政府采购。副区长沉吟了一下，说，这可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来，这样，我写个说明，签上字，到时候审计要查，查我就行了。

陈纪森喜欢看《人民日报》。他把《人民日报》当成风向标，《人民日报》上强调什么，可能就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他记得看到《人民日报》上说，干部作风很重要。干部作风确实重要。从副区长的身上，陈纪森发现，还是有人有担当，有干劲，拼命三郎一样在做事。他想，如果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很快就能把疫情控制住了。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小区封控，相当于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需求不停地变。你把吃解决了，他就有别的需求，要抽烟、喝奶茶、买鲜花。这些都搞定了，他就想出去。有时候整栋楼没问题了，居民会抗议，为什么别人能解封，我不能解封。发东西的时候，居民会比较，为什么给他发的东西比给我发的好。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他的需求是无限的。一个无限关怀的体制，就算做得再多，也会落下埋怨。

封控长达30天之后，居民的情绪都非常急躁，每天线上线下求助1000多单。陈纪森动了个脑筋。他跟总指挥建议，搞场直播怎么样？刚开始，领导有点担心，正是抗疫的节骨眼上，万一出个差错怎么办？陈纪森说，我学过传播，有经验，让我试一试吧。

做直播的时候，副区长坐在旁边，但没有露面，遇到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会给陈纪森使个眼色。很多人吐槽，也有很多人问什么时候发补贴。陈纪森耐心地告诉大家，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你们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到信息。

这是陈纪森的一点心得。如果你把居民当作病患或者病毒来管，那一定是管不住的。你要跟他统一战线，知道他的需求，解决他的需求。你让他足不出户，但他都快没药了，他都快没钱了，他都快疯了，他都快没命了，他还管你什么政策。当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告诉他有渠道了之后，他就安心了。

陈纪森在社区抗疫，加了不少好友，拉了很多群。群里有个居民总是在骂政府。他说，你们区政府有没有派人过来，知道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后来，他知道区领导来了，就说，我是个公司总裁，也管了好几百人，你看看你们，管理得是啥水平，太垃圾了。再往后，他不吭声了。最后，他跟陈纪森说，你们真不容易啊，结束之后，我请你们喝个奶茶吧。

疫情终于过去了。陈纪森回到了原来的单位。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有一天，陈纪森坐出租车，和司机聊起天，那个司机就住在上沙村。陈纪森装作好奇，问他：听说你们那里封小区了，到底怎么样啊？

司机大哥是东北口音。他说，天天送吃的，还送水果。我跟我兄弟说，你知道吗，这搁过去，那都是副部级待遇。除了送吃的，送水果，政府还给发钱，见人就发，一人发800块，你看，还是咱们政府好。

陈纪森笑了。他扭头看着窗外，心想，这800块钱花得真值。

22

回想起那次上沙疫情，陈纪森心有余悸。疫情就像一滴墨汁掉进了一缸水里，你得赶紧拿勺子，小心翼翼地舀出来，一旦晚了，整缸水都会被污染。可是，小区的居民并不觉得这有啥要紧的，甚至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也会掉以轻心。环卫工人负责上围栏。他们干活儿很累，口渴了想喝水，口罩一摘：我就喝一口水，算多大的事呢。

如果有事，就真有事了。

陈纪森还记得，当时封了小区，阳性病例却依然不断增加，令人绝望。难道有个地下窝点专门生产阳性病例吗？总指挥说，深圳的疫情看福田，福田的疫情看“小三角”，“小三角”的疫情看上沙村。那段时间，上沙社区阳性人数占深圳全市阳性人数的一半。上沙社区5万居民的抗疫情况，直接影响到深圳全局。上沙保不住，深圳就保不住了。

上沙疫情最终能够被控制住，是因为深圳在用一座城的力量去支援一个村。

1. ◎ 指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以南地区，因形状呈三角形而被称为“小三角”；另有“大三角”，指的是福田区深南大道以南地区。2022年5月这波深圳疫情中，“小三角”地区情况较为复杂。

23

武汉胜利了，我们相信自己不会是武汉。上海胜利了，我们害怕自己会变成上海。深圳胜利了，我们不知道下一场胜利会在什么时间。

新冠是一种被社会建构的疾病。如果认为它很严重，就会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于是，阳性病例就会很少。阳性病例很少，又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判断：身边出现哪怕一例新增病例，都会如临大敌。于是，这里的病毒浓度越来越低。

别人却不这么想。别人如果认为它不严重，就会采取听之任之的做法，于是，阳性病例就会很多。阳性病例很多，再加上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很强，就会导致病毒进一步扩散。新增病例持续高位，感染过的人甚至比没有感染过的人还多，人们更不会觉得它有多严重了。于是，别人那里的病毒浓度越来越高。

你改变不了别人的行为，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的行为。周围是一片海洋，这里是海中的孤岛。更准确地说，周围是一片海洋，这里是在海水中央竖起挡板，隔出来的一块干燥的地方。假如挡板上出现裂缝，外面的海水就会灌进来。

想要保住这块净土，只能苦苦支撑。

什么时候，海水才能退去？

24

元旦那天的深夜，他到和乔丽致酒店打工。劳累整晚，下班的时候，他看到了凌晨四点四十三分的北京。到了这一天的深夜，他又到木偶剧院的工地当搬运工。背沙子或水泥，不上楼一袋一块钱，上三楼一袋三块钱。一袋沙子六十斤，一袋水泥一百斤。他干到第二天早上收工，看到了凌晨三点的北京。1月3日晚上九点到次日凌晨一点三十七分，他先去四环的阳光100小区打工，随后到通州台湖垃圾站工作。他在白天也需要工作。1月6日这一天，他上午在万科翡翠云图，下午到平房料厂，晚上到朝阳区东小井沙石料厂，然后到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楼。他的夜晚连着白天，1月10日午夜十二点起，他在胡大簋街三店和二店，凌晨三点到达建国门壹中心1座，凌晨四点到达通州区盛园宾馆附近的管头工业区，早上九点到达顺义区丽宫别墅。他在北京打零工，十四天辗转了三十一个工地。北京真大街道真宽路上的行人真匆忙。有一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六分，他在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吃午饭，在茫茫的人海中，他忍不住想起失踪的大儿子。当初，儿子曾经在北京某饭店后厨做过帮工。为了找儿子，他走遍山东、河南、河北、天津，最后到了北京。

她很年轻，26岁，无忧无虑，鲜花一般绽放的生命。元旦那天的下午，她去逛金融街购物中心的连卡佛店，逛完连卡佛到地下一层的Ole’超市，还在GREYBOX咖啡厅坐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去了SKP购物中心，应该是没有找到喜欢的，于是，她又回到了金融街购物中心，在Dior店买东西，去二层的南小馆吃饭。下午她去看了一场脱口秀，那是在永利国际中心地下一层影剧院的第一影厅。周六她去昌平滑雪场，然后去永旺商场，下午回家。回到家里，她忽然想起要去木北造型做头发。周日有朋友约，她们一起吃完饭去清河万家汇。路过西村叔叔的店，店员向她推荐芝士球奶油卷榴莲面包栗子蛋糕。

他从山西原平的家里取上行李，匆匆出发，坐上大巴上了高速第二天清晨六点到了吉林长春，在长春住在二道区万豪SOHO酒店未外出，再从长春上了高速坐了一天一夜到了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下了高速就赶往工地，通宵作业，援建平原县的方舱医院。工作完回酒店，休息后去工地，每天都要做核酸。忙了三个通宵之后，他坐上大巴又是一夜于次日下午三点到达吉林长春兴隆山方舱医院工地，到了就直接开始干活儿，一干又是三天。干完活儿，他没有离开工地，在厂区睡了一晚。又是大巴车载着他和工友一起向南，在铁岭服务区吃过饭过塔山服务区时停留约二十分钟十多人下车在路边方便在易县服务区加油在涞源停车区吃饭上厕所，就这样一站一站，从大营出口下高速直达新康力隔离酒店。这里离家已经很近了。两天后，一辆负压救护车送他进了忻州市人民医院。

他家住绍兴柯桥。下午一点钟，他去漫居棋牌室打牌，打完牌去超市买水果买菜。第二天，他开车出去吃午饭，开车回家睡午觉，去豪汇棋牌室打牌，去朋友家吃饭，去小店购物，再去朋友家吃饭。第三天，他去打牌。第四天，他去打牌。第五天，他去打牌。第六天，他送孩子去培训班，晚上十点，他被送进了隔离酒店。

25

2022年，你可以在流调里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生。

疫情总会过去，但社会治理的方式已经改变。你的生活可能出现在流调报告里。下楼做核酸的时候，你是统计表里的一个房号。出差回到家里，你是社区电话联系名单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出入商场、餐厅、酒店和机场的时候，你是手机里二维码的一种颜色。你已经被收纳在数字治理的系统里。

我扪心自问，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抽象的数字吗？

不，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一个数字。我们是一组数字，不断生成、逐渐积累、互相勾连、可被拆解、可被复制、可被追踪、可被删除……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早已把数据隐私让渡出去了：想用导航，就要泄露位置数据；想要锻炼，就要泄露健康数据；想让网上书店推荐新书，就要让电商知道历史购书数据。

不仅是贪图方便，也是为了安全。我都忘了有多少年出门没有带过钱包了，也早已忘记钱包是可能被扒手偷走的。新冠疫情之后，数字化治理的趋势看起来是不可逆转的。这场疫情暴露了社会治理的短板。假如一个小区被封控，如何才能保证居民的物资供应、核查居民的真实信息、关心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基层队伍明显力不从心。指望用人去处理一系列高度复杂且带有专业性的操作问题，难免宽严失当。每一次失误都会引起民众对公信力的质疑，有时会出现激烈的对抗，有时会引爆全网舆情。

数字没有感情，但这正是我喜欢的。数字化管理能减少程序执行中的不必要纠纷。这就像你会忍不住和卖菜的小贩讲价钱，但不会跟自动售货机讨价还价。疫情期间，进出酒店或商场都需要打开手机扫场所码，从不习惯到习惯，是一件很快的事情。站在二维码标识牌旁边的工作人员有一种松弛感，眼角瞄一下手机就行了，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他们和小区门口如临大敌的保安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如果我是数据，他们就是机器；如果我是一个人，他们就会变成管人的人--我希望他们是机器。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不这么看。赫拉利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假设有政府要求所有的公民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以随时测量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储存和分析。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这些算法就知道你生病了，也知道你去过哪里以及见了什么人。如此一来，感染链条可以大大缩短，甚至被完全切断。可以说，这样的系统能在几天之内控制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当然，这也有缺点。这会给令人恐怖的新型监视系统提供正当性……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获取我们的生物数据，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然后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感受，而且能操控我们的感受，向我们肆意销售一切——可以销售一款产品，也可以推销一名政客。和生物特征监测技术相比，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黑客策略显得过于低级，像是来自石器时代。

不过，未来世界，或许比赫拉利的想象更为微妙。

其实，未来已来。数字化治理延续了哲学家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的思路。福柯讲到，现代社会的治理不再像古代的君主制社会一样，可以随时剥夺臣民的生命。不，现代社会中政府希望你过得更好。政府希望你身体健康，长寿，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喜欢消费但又有所节制，该结婚就结婚，该生育就生育。政府甚至希望你节假日多出去旅游，多参加体育活动，多读书，少玩电子游戏，少抽烟。你的健康，你的高收入，你的家庭美满，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你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人口的一分子。从经济学家的世俗视角来看，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提升，人均寿命持续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甚至全世界的暴力事件也较过去少了很多，而在福柯看来，这是权力的微妙变化，统治更加不动声色但却无孔不入。

有一天，你忽然想找个地方休假，这个地方最好既安静又方便，可以躲起来写书。这时，你接到了一个旅游小镇的邀请信，还附带优惠券。

或者，你是个女孩，经期要到了，忽然收到温馨提示：别忘了准备卫生巾，要注意好好休息啊。简直比男朋友还上心。

你会想，真是太方便了。再一想，它怎么会知道我这些事呢？

1. ◎ 转引自〔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2. ◎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6

我在上海的一个学生突然给我的微信留言。

他有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这一天，他微信约这位朋友去打球。没有回音。打电话，没人接。奇怪。几天之后，朋友的妻子用朋友的微信账号回复：他已经不在了。

怎么会这样呢？这位朋友一向待人可亲，工作努力。疫情期间，业务受到影响，业绩不如预期，公司大规模裁员，其他的人都走了，只有他独自一人守着办公室，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裁掉。6月19日，父亲节这一天，他从楼上跳了下去，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女儿刚上小学，儿子还在幼儿园小班。之前曾听他说起，后悔要二胎，生活压力太大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新冠疫情使全球增加了7000万抑郁症患者和9000万焦虑症患者。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居家隔离者出现抑郁、焦虑和失眠症状。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一场风雨。它对有些人来说几乎就是海啸。巨浪像一堵墙那样站立起来，并且像奔马一样迅速移动，让人无处可逃。如果能够渡过此劫，我们会相视一笑，还会用自嘲掩盖内心的恐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撑过去。或许，读过我之前几本《变量》的读者中，就有忍受不了提前放弃的。想到这里，我坐卧不安。那是一种比痛苦更容易让人麻木的无力感。

我想起《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她有一次跟出版商讲到该书的主题：

如果说它有主题的话，那就是生存。是什么使某些人能安全度过灾难，而另一些同样有能力、同样强壮、同样勇敢的人却被击垮？这样的情况在每一次剧变中都会发生。有些人生存下来，有些人没有。

1. ◎ 陆林：《健康梦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https://www.kezg.org.cn/yuanshi/detail？id=113048,2022年9月7日访问。

2. ◎ 转引自〔美〕丽萨·克龙：《你能写出好故事》，秦竞竞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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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第一次因为生活的平淡乏味而感到庆幸。

这一年，我绝大部分时间憋在家里。在家的时候，除了电话采访和读书，我最热衷的是囤货。

储物间已经被我塞满了。客厅的一角也被我收拾出来，专门存放囤货。这个角落一堆上东西，就变成了传说中的聚宝盆，又像拧开的水龙头，东西越来越多，堆得满满当当的，不断地朝外翻涌，都快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实际上，这已经是清理过一批之后的囤货了。2021年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囤了一批货——大米、面粉、食用油，搬家的时候留给了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

囤货也可以传染。我把囤大米的热情传染给了王立铭，王立铭又把他囤大米的热情传染给了仇子龙。仇子龙又传染给谁了？我没问。我是从谁那儿传染的？想一想，应该是受到了王烁的启发。

你永远不知道家里会需要什么东西。网上有人说，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没有买卫生纸。对哦，我马上下单，买了一大箱卫生纸。有人说，不想做饭，方便面和螺蛳粉吃腻了，买点罐头吧。有道理，于是，我买了梅林午餐肉、甘竹豆豉鲮鱼、屯河番茄丁、古龙香菇肉酱。一位在上海做物流的朋友告诉我，上海疫情期间最难解决的物资供应是蔬菜，我琢磨了一下，囤了一批脱水蔬菜：上海青干、莴笋干、蒜苗干、干豆角、梅干菜。汪志谦告诉我，小区封控的时候，他最痛苦的是没有葱姜蒜了。那不行，我也得备点，于是，我买了大蒜、生姜和香葱干。我从不抽烟，但囤了好几条。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俘营里，香烟曾经是硬通货。

越囤越脑洞大开。我囤了打火机和蜡烛——万一停电了呢？买回来的蜡烛又粗又白，我太太说，你买的是办丧事用的蜡烛。我囤了可以从20楼吊下去的钢丝芯逃生绳——万一楼道被封，又发生火灾了呢？我囤了防护服——万一要出门呢？我还囤了大喇叭，买的是小区保安同款。我是这么想的：穿着同样的防护服，再拿上同款的大喇叭，就更容易混进“大白”的队伍，悄悄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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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史上，先有树，后有草。这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乍一看，草更低级，树更高级；草更简单，树更复杂。为什么有了高大的树，还要再有卑微的草？

起初，树是越长越高的。那时，气温更高，进行光合作用必需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植物的生长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大的树木互相竞争，长得更高，才能更多地接受阳光的照射。有一些恐龙以植物为食，树木长得更高，叶子才不会被恐龙吃掉。这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和羚羊之间的竞争。恐龙为了吃到植物越长越大，树木为了不被恐龙吃掉越长越高。高大才有竞争力。

后来，生态环境变了。地球上原本只有一块大陆，四周被海水包围。地幔的剧烈运动撕裂了古老的泛大陆。分裂之后的大陆板块互相撞击、挤压，山脉隆起。四处游荡的风撞上了巍峨的山，形成了云，云带来了雨。降落在山间的雨水汇成河流，携带着泥沙奔向海洋。在水势变缓的地方，泥沙堆积成了三角洲。

最早的草就生长在三角洲上。三角洲的生存环境瞬息万变。刚刚沉积下来的泥沙可能马上就会被一股巨浪卷走。奔涌的河流可能突然停下脚步，丢下一堆从远方带来的泥沙。水流无常，土地无常。你永远无法预测哪一天会突然爆发山洪。这种生存环境下，植物不会奢望长成参天大树，它们必须学会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应对随时到来的风险。它们必须活下去。活下去，这是野草唯一的信念。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野草都不会放弃这一信念。它们顽强、灵活又有韧性。

当人们讲到野草的顽强和韧性时，他们会说，野草是不怕打击的。每一次被风吹倒，野草都会再直起腰。每一次被人践踏，野草都会站直了，继续向上生长。这是错的。如果野草只是被践踏了一次两次，它们很可能会直起身，继续往高处长，但是，如果总是被践踏，它们就不会再往高处长了。

野草看多了潮起潮落。它们明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野草来到尘世，不是为了变得伟大，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与其挺直身子，向上生长，不如放低身段，匍匐在地，把根深深地扎进土里，用更多的精力培育种子。一株顽强地向上生长的草，肯定不如一株留下了种子，哪怕只留下一粒种子的草。

野草会被冷落、被践踏、被剪割、被拔除，不过，这没有关系，野草早已进化出了自己的生存策略。在容易被人践踏的逆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被践踏遭遇的野草。在容易被人剪割的逆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被剪割命运的野草。在容易被人拔掉的逆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拔草厄运的野草。在耕种粮食的环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耕作环境的野草。

29

有的草总是被践踏，比如长在路边的车前草。

车前草的样子看起来很柔弱，好像一踩就会断裂、破碎。仔细观察，你会看到它柔软的叶片上长着非常结实的经脉。即使被踩踏、被碾压，车前草依然继续生长。越被践踏，车前草越生机勃勃，而生长在它周围的脆弱的植物早已被摧毁。

车前草不仅不怕被践踏，还会利用被践踏的机会传播自己的种子。车前草的种子被水浸泡后会产生一种黏黏的胶状物质，使它们可以附着在鞋底和车轮上，被带到很远的地方。

所有的车前草都知道自己会被践踏，但它们欢迎践踏。不被践踏就不会成功。

生存比择优更重要。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要择优，根据已知的约束条件，求出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解。在现实中，约束条件随时在变，目标函数也要随之调整。你只能见招拆招。择优要求你求出最优解，生存则告诉你差不多就行了。我们都曾因为总想着或许有更好的选择而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最好是好的敌人。

傅蔚冈遇到的理发小哥很像车前草。如果没有疫情封控，他只是一名理发师。各行各业都有分工，他无法去抢别人的活儿干。小区封控把大部分人困在家里，小哥才有了身兼数职的机会。他不拘泥于某一种职业或技能，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方向。

理发小哥给我的启发是：不挑活儿。这就要求我们适当地放弃专业化路线。在宽松舒适的条件下，你可以专攻一业，把其他事情交给别人。专业分工和市场交易会提高每个人的福利。如果未来的常态是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就要改变策略，要学会自己做饭、自己理发、自己修理电器……把自己当成一个多面手，喜欢干的干，不喜欢干的也要干。长期的要干，短工也要干。先活下来再说。

假如被践踏是可预期的宿命，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被践踏变成生长的机会？

2022年，让我猝不及防的就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我无法像过去几年那样到处跑、到处调研，这让我的新书写作十分被动。干脆设想一个最坏的局面：如果2023年疫情依然持续，我又该怎么办呢？

或许，我可以报名当志愿者，亲身到一线去帮忙、体验。

或者，我可以选择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或是一个工厂，扎根下去，蹲点一年，做一个典型案例的深度调研。

又或者，我可以到海外去，采访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视角。

伏在地上，想着远方，总会有办法的。

1. ◎ 〔英〕理查德·梅比：《杂草的故事》，陈曦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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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草会被冷落，它们就要想好，在被冷落的时候该如何生存。

野草有两种授粉方式，一种是自花授粉，一种是异花授粉。自花授粉的植物让同一株的雄花给雌花授粉。这种授粉方式有它的缺陷：因为是近交而不是杂交，会导致退化，基因的多样性会下降。但这种授粉方式也有它的好处：即便一株草长在最偏僻的角落，只有它孤零零一个，它也能通过自花授粉的方式保存下种子。异花授粉的植物花朵硕大而鲜艳，可以用风或昆虫作为媒介进行授粉，把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能通过杂交保存更多的基因多样性，更不容易灭绝。

有一些野草，既可以自花授粉又可以异花授粉。

早春三月，残雪未化，就能在一片枯草中看到淡紫色的小花悄然绽放，这是早开堇菜，北京最早开花的野草之一。早开堇菜在春天开的花有正常的花瓣，可吸引昆虫异花授粉。到了夏秋两季，早开堇菜会在紧贴着地面的根茎处长出很低调的闭锁花，形状像是绿色的海马。闭锁花没有花瓣，雄蕊紧贴在花柱上，可以进行自花授粉。如果早开堇菜生长在不利的环境里，比如位于闹市的小区，它的闭锁花数量会更多，作用也更大。

有两个选项，到底选哪个？野草的生存环境瞬息万变，它们无法判断哪个选项更为合适。究竟哪一个选项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于是，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备选项。战场可以收缩，武器库不能缩减。备选项越多越好。不随便做价值判断，而是从多样性中寻找价值。

飞行员L很像早开堇菜，他会给自己多留一个备选项。飞行员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非常抢手，根本不需要担心找工作。事实上，他们一进航校就都是委托培养的。这个职业交朋友也很容易，人们以认识机长为荣。但是，L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开餐厅上。乍看起来，开餐厅风险更大，但是餐厅投资不多，自己能掌控。开飞机就不一样了。你必须依附于整个行业。你虽然有一技之长，但不可能自己买架飞机。航空业出现了动荡，你就会跟着巨浪上下颠簸。

飞行员L给我的启发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平时不敢想的新目标。这个新的目标一定可以培养自己的旷野生存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你就可以减少对系统的依附，对冲现有职业遇到的风险。它很可能是从你已有的兴趣爱好中衍生出来的。过去，你只是把它当成爱好。当风险降临，你会想到，或许有一天能指着这个兴趣爱好吃饭呢。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你会在兴趣爱好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把自己逼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专业水平。于是，你的世界就被撑大了。

2022年，我有一种危机感：除了在大学里教经济学，我还能干什么？

暑假，我在家里陪孩子复习英语，备考托福。他的词汇量不足，我每天陪他背单词，拆解每个生词的前缀、后缀、词根、词源。我忽然想到，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去当英语老师，教人背单词啊。

不过，这个行业要是竞争更激烈，我又该怎么办？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广告，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培训的。参加培训，他们就会给你发个证书。这个有启发。这个广告让我想到，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交流的窗口却在减少，这反而能提供一种“逆行者红利”。我为什么不去开辟“第二战场”呢？

如果这个也做不了呢？我认真地想了想，决定在2023年再考个电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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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草总是容易被剪割，甚至被拔掉。这种草进化出了一种新的生存策略：降低生长点。

一般来说，植物的生长点位于茎的顶端，不断分裂产生新细胞，促使植物向上生长，但是，这样一来也有风险：如果茎的顶端被其他生物吃掉，或是遭遇了霜冻，它就会丧失生长点。有一些植物学会了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们熟悉的禾本植物，它们不再朝高处长，而是贴近地面匍匐生长，不断分蘖。

早熟禾是高尔夫球场上常见的杂草。高尔夫球场天天剪草，早熟禾就把生长点不断地放低。果岭是球场上草剪得最矮的地方，平均离地面只有3~5毫米，而早熟禾可以把自己的生长点压得更低。

有时候，野草会被连根拔起，但时隔不久，地里又会长出草来。野草不仅能紧贴着地皮长，还能在地下长。在地下，野草横生出来的根茎上长了很多节眼。纵然根茎被撕裂，节眼上也能长出新的芽。

就算根茎都被截断，野草还在土壤里藏了许多种子。这些种子静静地等待发芽机会。除草的时候，土壤被翻开，阳光照进土里，沉睡的种子就被激活。上面一层草被芟除之后，就轮到下面一层种子发芽了。

电话亭女郎采取的就是降低生长点的策略。做个简单的人，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但我们一直都在人间。既然是在人间，就要看清哪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要麻烦别人，宁可一个人清静。活出自己的样子，不要在意自己是不是别人眼里的风景。

一个人容易被压垮，往往是因为背负的东西太重。房贷太重，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重，社会竞争太激烈，我们内心太渴望得到成功。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把房贷提前还了。有的年轻人从一线城市流向二线城市，甚至小镇。未来的父母对子女教育不会再如此焦虑。试着学会把不必要的包袱卸掉。你只能背负自己背得起的重量。

2022年，我失去了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志向。我只想像野草一样努力地生长。野草是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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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3.65亿年前，第一批鱼上岸了。前面就是辽阔而新奇的陆地，但它们并不像到达陕北的红军战士那样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相反，它们更像是刚刚撤出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紧张而沮丧。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奇怪的涛声。它们回过头，用惊魂未定的眼神望着身后的海洋。

那时候，地球上绝大部分区域都被海洋覆盖。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海洋是一个竞争残酷、弱肉强食的世界。鲨鱼是海洋中的霸主。这是一个少有的几乎没有升级换代，却一路开挂，始终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鲨鱼能称霸，是因为它是一种软骨鱼，骨骼轻，就能让它轻装上阵，体型庞大却依然行动迅捷、灵活自如。另一些鱼是硬骨鱼，骨骼较重，行动迟缓，经常被鲨鱼追杀。

这些失败者从海洋的深处被放逐到海洋的边缘，生活在咸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和宽广无垠的海洋相比，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相当恶劣，好在鲨鱼追不到这里，它们能有个喘息的机会。然而，“难民营”里也有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在这片半咸水半淡水的区域，胜利者继续排挤失败者。体型更大、更凶猛的鱼驱逐了更弱小的鱼，那些更弱小的鱼一路逃亡，逃到了完全是淡水的河流湖泊，进化成了淡水鱼。能逃到淡水水系的鱼体型更小，行动灵活。可是，还有一些最笨拙的鱼，卡在海洋和陆地之间进退两难。它们可怎么办？

它们就是第一批上岸的鱼，过着两栖生活，平时在水里，遇到敌人就逃到岸上。它们的样子有点像硕大而笨拙的鲵，鱼的痕迹清晰可见。就像其鱼类祖先一样，它们在水里产卵，小时候在水里长大，长大以后才到岸边晃荡。不过，它们又和鱼类不一样。早期的两栖动物已经长出了前肢和后肢，椎骨和颅骨也和后来的陆地动物大体相似。和所有刚出现的新物种一样，两栖动物是不伦不类的过渡者，戴着旧枷锁，创造新生活。

历史是由胜利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出来的，但历史中更精彩的部分是由失败者创造出来的。被放逐者、被打击者、被凌辱者，在穷途末路的时候被激发出了进化的勇气。

第一批上岸的鱼的后代演化成了更高级的陆生脊椎动物，包括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些后代成为地球上的霸主。第一批上岸的鱼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也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但是，它们绝对不是王者，而是失败者中的失败者，流离失所、恓恓惶惶。

或许，无论如何努力，失败者都无法战胜胜利者，它们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让自己不被消灭，活下去。但是，在最艰难、最低落时，在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时，甚至在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是迎面开来的火车头的灯光时，失败者也不甘放弃。它们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朦胧的信念：我将是胜利者的祖先。

1. ◎ 〔美〕罗伯特·L.卡罗尔：《两栖动物的崛起：3.65亿年的进化》，文晶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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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一位朋友说，刚去了趟广西宾阳。这位经常走南闯北的朋友脱口而出：哦，骗子之乡。

那是在2008年前后，全球经济的退潮把一批在外打工的宾阳青年送回了家乡。他们在外面的花花世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诈骗方式，又融合各派功夫，尤其是借鉴了福建泉州、漳州、厦门一带的电信诈骗和海南儋州的网络诈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盗取微信号和QQ号再向受害者亲友行骗的宾阳诈骗手法。一条黑色产业链应运而生，核心环节是被称作“Q仔”的诈骗犯以及帮“Q仔”取赃款的车手。上游有提供作案工具的卖电脑的、卖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的，下游有酒吧、KTV、餐厅、酒店、4S店。据说，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除了台港澳，其他地区的警察都来过宾阳办案。距离宾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不过300米的花园大酒店常常爆满。一位住店客人在酒店的网页上留言：“这家酒店里面，住的全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

从地理视角来看，这是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贫穷落后的死水里孳生出了诈骗的孑孓。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一群人出现在一个地方，共同做一件事情，就形成了历史。影响历史的变量很多，有些变量的影响大，有些变量的影响小。这个多元函数并不提供唯一的解。就在宾阳这块土地上，还有另一群人在做另一件事情。

2006年，一家新的工厂在宾阳悄然开工。这家企业叫岑科，专门生产电感器。

岑科的创始人是蔡旌章和柯珊夫妇。他们最早是在深圳做贸易的，在华强北卖电子元器件。2003年遇到了SARS疫情，深圳电子市场的元器件经常断货，最缺的就是电感器。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建厂生产。

蔡旌章和柯珊夫妇先去了江西鹰潭。鹰潭离深圳不远，交通便利。但正是因为交通便利，又有著名的旅游景点龙虎山，所以当地人不愁找不到工作，没人愿意进工厂。岑科的一位厂长叫马秀清，她是广西宾阳人。有一次，马厂长回老家，忽然灵机一动，在这里办厂不好吗？宾阳是广西人口第二大县城，那时还是个贫困县，工资水平低，工人肯吃苦，又听话。

一开始，岑科在宾阳的工厂不过是农村里几间废弃的老屋。现在，岑科已经建成了一个面积达105亩（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区。从主楼出来，拐个弯就到了厂房。一个敦实麻利的女孩带着我们坐运货的电梯上去，一层一层地看。我看过不少工厂，最早是多年前在广东的小镇里见过的一家，破旧的房子，几台机器，一大堆人，地上都是垃圾，门口还有个很大的塑料筐放残次品。我本以为小县城里的工厂会破破烂烂的，但在岑科的厂房里，一台台设备排得整整齐齐，每一台都在不疾不徐地工作，像蚕吃桑叶一样沙沙作响。车间里看不到几个人。

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位专家，其中包括一对夫妻，两人都在这个行业里的跨国公司做高管。我问他们有何观感。他们告诉我，岑科的生产设备和欧洲、日本的企业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自己的创新。

“创新在哪儿呢？给我讲讲呗。”

他们把我领到一台生产设备面前。“流水线，你见过吧？都是排成一行，大概得有10米长，占地面积大，运营效率不高。你看看岑科的这台设备，做成了像中央厨房一样的一体机，占地面积只有2平方米，相比原先的流水线，坪效提升了近5倍。你再看，他们把头顶上的、台面下的空间都充分利用了，看起来只是个小改动，但效果大不一样。还有更多的细节。他们把几道工序整合在了一起：在绕线的过程中，第一次绕到A面顺势涂胶，绕到B面变成焊锡，再绕到A面完成烘烤。整个过程就像烤羊肉串，翻过来边加热边上油，再翻过来边加热边撒调料，来回几次就烤成了。”

这是岑科自己开发的独门法宝。这台垂直旋转一体机的思路是厂里一个号称“鬼才”的工程师琢磨出来的。柯珊说：“他真是鬼才，因为他每天晚上不看鬼片睡不着觉。”“鬼才”特别擅长想出天马行空的点子。不过，在工厂里创新，不是有点子就行，而是要不断地调试和改造。为了搞出这套一体机，整个团队奋战了将近两年。“鬼才”一思考，团队就陪跑。

柯珊用手一指：“他就是我们的鬼才。”

“鬼才”穿着一件工服，正站在一台设备的旁边，手里比比画画，和几位同伴低声交流。看到柯珊带着几个人过来，“鬼才”冲我们腼腆一笑，又回头和同伴聊了起来。

我问“鬼才”：“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鬼才”说：“我哪里是高才生。我只读过大专。”

柯珊在旁插话：“可是他比清华、北大出来的博士都好使。我们公司80%以上的硬件工程师都是自己从工厂里培养出来的。土是土了点，但土得团结，土得纯粹。”

这跟解放军的打法很相似。解放军的装备一直很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4万人的八路军只有4门山炮、16门迫击炮。到解放战争爆发的时候，解放军的火炮还是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由于装备差，解放军在打法上极为大胆，炮兵会把大炮一直推到阵地前沿。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到这种打法，吓了一跳，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啊。”

岑科的打法，就是先用大炮拼刺刀，然后越战越勇，不断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打法对路了，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洋枪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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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科的产品展示厅极其朴素。像这样的企业，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很远。普通消费者知道华为手机、比亚迪汽车、格力电器，但他们不会察觉这些炫酷的产品用到的电感器。熟悉电气相关专业的工科学生才会对电感器不陌生：这是一种“通直流、阻交流”的元件。电流汹涌，就默默积蓄；时机成熟，则为全局赋能。因为这种特性，电感器常用来“维稳”，将波澜起伏的振荡都化解掉，留下一颗宠辱不惊的心。

像岑科这样的企业向来不受重视，因为它们成长得很慢。

岑科从2001年创办，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做贸易的时候还不觉得难，到了要办工厂时，就进入了漫长的蛰伏期。办工厂不可能发大财，但投入就像无底洞。岑科把赚到的钱都投了进去，买设备、买材料、发工资。“我们不想贷款。至于自己的生活，有个房子住就够了。制造业本身的回报周期就比较长，我们有心理准备。”柯珊说。

这种性情和家庭出身有关。柯珊的爸爸是一家国营大厂的厂长，她从小在厂里长大。林立的厂房，轰鸣的机器，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小柯珊身边的叔叔阿姨都是厂里的员工，她喜欢工人们的淳朴和勤劳。父亲经常讲起自己的过去。他经历过国企兴衰、改制风潮，甚至工人罢工，磨炼出了从容和淡定。办工厂要耐住寂寞，在柯珊看来，似乎理应如此。

也有快撑不住的时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市场一片混乱。货款收不回，客户失联，岑科经历了两个月没有一张新订单的低谷期。

到了2010年之后，大量厂家涌入手机制造业，而手机的Wi-Fi、蓝牙、移动网络等功能都依赖电感器。智能手机带来了一波智能家电行情，市场对优质电感器的需求更旺。再后来，“十三五”期间，新能源汽车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庞大的新市场。汽车要实现“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每一个技术迭代，比如更复杂的电控系统、汽车信息处理、汽车导航、自动锁车、汽车通信系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等，都要用到电感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物流受阻，许多原先从海外进口电感器的大型企业转而在国内采购。

岑科终于等到了逆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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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3日，曾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陈清泰先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换道先行，赢得了难得的先发优势。他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健康快速发展，最终赢得了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和主要汽车公司的高度认同，客观上是我国主导了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球汽车革命……在全球的几次产业革命中这可能还是头一遭，也会成为我国由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基础”。陈清泰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在赴国家经贸委任职之前，他一直在二汽、东风、神龙等汽车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汽车人。可以想象到他说这话时的兴奋之情。

听到这一番话，人们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不是早就自称“弯道超车”了吗？第二种反应是，不会吧，中国还有那么多技术被“卡脖子”，怎么就引领了新的汽车革命呢？

作家六神磊磊写过一段话：“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时，并没有什么动静，大家尚在沉睡。只有当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

光已经照了进来。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巨大变革。新能源汽车行业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赵炳根是新一代的汽车人，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崛起。赵炳根学的是汽车工程，2005年大学毕业就进了比亚迪。他的同学都觉得很奇怪，一个学汽车的，去一家做电池的企业干吗？面试的时候，比亚迪的人跟赵炳根夸口，我们要造汽车。赵炳根想的却是，太好了，这是一家深圳的企业，我可以离家更近了。他是广东江门人。

比亚迪早在2003年就想造车，这样的凌云壮志却遭到了市场的无情嘲讽。消息一出，比亚迪的股价一路暴跌。2006年，比亚迪研发出了第一款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F3e。2008年，比亚迪推出了第一款混合动力汽车F3DM，兴冲冲地送到了国际车展上。一位美国的车评人说，看！这是中国造的车，多么难看。看！它居然是用插线板充电的！比亚迪进军汽车领域的同一年，特斯拉在美国加州诞生。2010年，比亚迪推出了纯电动车e6。2012年，特斯拉首次交付ModelS。

赵炳根说，那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很小，比亚迪没想太多，就是有股理工男的倔强，非要把车造出来。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2010年10月，国务院决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是七大战略产业之一。原本冷清的旷野上忽然多了很多新来者。各路企业纷纷进场，鱼龙混杂。这其中有一往直前的创新者，也有半推半就的国有企业，还有闻风而动的杂牌军。为了扶植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提供了补贴，除了中央的补贴，还有地方政府的补贴。有一批企业声称要做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为了骗取补贴。它们胡乱拼凑出来的质量极差的车子并不受用户认可，但只要生产出来，再想办法卖掉，就能把补贴搞到手。大量的浪费令人心痛。在大城市的郊外出现了奇特的汽车墓地，堆放的都是没有人开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律：年初卖不动，年底销量暴增。不用说，突击卖车大多是为了抢闸销售，因为补贴新政往往是在年初发布。

在一片混乱之中，这个行业似乎看不到前景。

真正看到希望之前，总会先看到很多幻象。哥伦布的舰队向西航行在茫茫大海上时，他的水手几乎每天都会报告大陆的迹象：远处一片乌黑，看起来像是陆地的轮廓；水面上漂的海草似乎刚刚被连根拔起；飞到船上的鸟很像是陆生水鸟……

比亚迪也一样。网上还能找到比亚迪的电动车刚刚问世时人们的一片嘲讽。质量不过硬，销售出了问题，媒体不买账，比亚迪经历了最难熬的日子。渡过难关之后，比亚迪以为曙光就在前面，期盼市场占有率到了2015年左右就能大幅度提高，结果，希望落空，比亚迪再次陷入低谷。

直到2021年，拐点出现了。再到2022年，尘埃已经落定，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行情变得清晰可见。从销售数据来看，到2021年，中国已经连续7年位居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名。截至2022年6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台。据预测，到2022年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将达到35%~40%，也就是说，每三台车里就会有一台是电动车。新能源汽车从只有早期使用者的小众市场，跨越鸿沟，进入了早期大众市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不只是追求环保的时尚人士，也包括认为它实惠方便的普通消费者。赵炳根说，三四线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卖得比一线城市更好。他忽然发现，最近两年，老家的亲戚朋友也开始买新能源汽车了，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

一批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正在崛起。在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榜”的前20名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深耕多年的比亚迪仅次于特斯拉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有传统车企，也有造车新势力，还有异军突起的黑马五菱汽车，它推出的五菱宏光mini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芳心。

崛起的并不仅仅是几家车企，一条新的产业链出现了。传统的汽车核心技术是发动机，中国企业造发动机，至今也无法超越德国和日本的车企。而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是电池、电机和电控。中国的电池技术排在世界第一梯队，电机技术能引领第二梯队，电控技术也可以跻身第二梯队。汽车的未来将走向智能化，而人工智能、5G都是中国企业的长项。

陈清泰说：“当前这个产业链还在建设之中，壁垒尚未形成。我们必须超常规地重视供应链重构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就有可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改变我国在汽车产业核心竞争中的空心化局面。”

崛起的并不只是新能源汽车。再举个例子，2022年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欧洲的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电价也随之飙升。冬天快要到了，怎么办呢？网上流传，欧洲人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电热毯。其实，受益更大的是另一个行业：光伏。欧盟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要在商业、公共建筑，甚至新建住宅建筑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受此消息的刺激，中国很多光伏企业股价大涨。

但中国的光伏行业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一样是先有补贴，为了抢夺补贴，企业争得一地鸡毛。2012年，光伏产业进入寒冬。那时的光伏企业缺乏关键技术设备，材料发展缓慢，又过度依赖出口。在国外突然遭到反倾销和反补贴之后，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额在2012年锐减40%。碰壁之后，光伏行业吸取教训，去掉了浮躁，慢慢回到正轨。10年之后，尘埃落定，中国的光伏产业在全球都是最有竞争力的。

除了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中国还有很多后来居上的新兴产业，它们的故事大致都是一样的：先是一批创新者像疯子一样痴迷于做成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接着是政府像先知一样出台了鼓励行业发展的政策，然后是大部分企业家像智者一样用怀疑的眼神在旁边观望，他们只相信市场，不相信政府的力量，尤其是看到想靠优惠政策发财的企业一哄而上，或是行业里的先行者出师不利，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一边摇头，一边叹气。但忽然之间，优惠政策没了，强者淘汰了弱者，有信念的淘汰了没信念的，新的产业链条出现了，新的行业布局显露了。起风了，是那种能把猪吹到天上的大风。人们会想，对呀，这么清晰的逻辑，我本来早就该想到啊。

市场的演进远比人们想象的混乱。新的物种看起来总是丑陋、怪异的。企业的竞争力是摔打出来的，看似高瞻远瞩的政策其实是一块补丁又一块补丁地不断修补出来的，就像第一批上岸的鱼是摇摇晃晃上岸的，姿势很难看、很笨拙。

也像第一批上岸的鱼一样，新兴产业可能只是过渡物种。未来走哪一条演进路径，最终会走到哪里，没有人能预测到。但是，好奇的人们还是会忍不住提问：

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互联网、房地产行业突然失去了光环，而过去其貌不扬的制造业大放异彩？

新兴产业的崛起，是政府的功劳，还是企业的功劳？

新兴产业崛起之后，大企业会吞并小企业吗？小企业的生存机会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1. ◎ 陈清泰：《对新能源汽车革命的八个思考》，https://www.sohu.com/a/587913071_560178,2022年9月27日访问。

2. ◎ 王晓磊：《唐诗寒武纪：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1》，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3. ◎ 〔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孤独与荣誉：哥伦布航海日记》，杨巍译，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8年版。

4. ◎ 海国图智研究院：《中国会持续领跑新能源汽车？》，https://mp.weixin.qq.com/slU6nNt2aQRMIVektnLEULDg,2022年9月27日访问。

5. ◎ IT之家：《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单：特斯拉、比亚迪、五菱前三》，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1826017320/6cd6d028020012482，2022年9А27Bii。

6. ◎ 陈清泰：《对新能源汽车革命的八个思考》，https://www.sohu.com/a/587913071_560178,2022年9月27日访问。

7. ◎ 张云、王颖：《欧洲人用中国电热毯过冬是一场想象吗？》，https://finance.ifeng.com/c/8JedkVFE8HX,2022年9月2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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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小趋势：在制造业的细分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小巨人。这些企业过去一直在苦苦挣扎，干的活儿多，赚的钱少，没有光环，不受重视。最近数年，它们的外部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既有政策扶植，又有资金支持，订单比原来更多了；举目四望，竞争对手也没剩几个了；看看自己，从技术水平到产品质量，都更有底气了。其他行业萧条黯淡，这些行业却蓄势待发。

实体经济的春天到了。这似乎暗合了一种历史规律。

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曾经提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总会经历实业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扩张的交替循环。资本一开始会涌入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能提供高额的利润。哪里的实业资本最发达，哪里就会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强大的制造业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提高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比如其军事实力也相应提升。但是，流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越来越多，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利润率开始下降，资本就要寻找新的出路。大量资本又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金融资本呼风唤雨，看似力量更为强大，赚钱的速度更快，攫取的利润更丰厚，但是金融归根结底要建立在实业的基础上，金融过强，实业过弱，就会催生泡沫。泡沫崩溃，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让巨额财富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于是，故事回到了原点。剩下的资本变得谨慎低调，开始寻觅下一个实业投资机会。

阿里吉讲到，这个交替循环伴随着大国兴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以海上贸易发家，然后投入资本发展实业。荷兰是最早拥有现代农业经济的国家，也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和造船业。鼎盛时期，荷兰拥有大量的船舶、繁忙的港口和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盛极而衰，实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之后，荷兰资本家转为买地买房，过上了食利阶层的生活。

英国在18世纪蒸蒸日上，已经超过了荷兰。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带动了一波实业投资的浪潮。传统的纺织业兴旺发达，新兴的冶金行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并拉动了铁路和造船业的发展。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过剩。1873—1896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就是过度竞争的结果。这次危机清洗了一部分资本，让剩下的资本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除了奢侈品和军火行业，实体经济已是万户萧疏。资本并不惧怕战争，砰砰的枪声就是金币掉下来的叮当响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或许资本家赚到了钱，但战争终结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英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美国。美国的特点是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资源禀赋决定生产技术。在美国兴起的是大量使用机械和自然资源，并以标准化、零部件互换、流水线为特点的大规模生产方式。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是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成为世界的兵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占据世界工业制造66.7%的份额。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和日本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随之下降，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而是转向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表面上看，转型之后，美国资本身形更为轻巧，力量更为强大，但历史的宿命并没有改变。金融资本的疯狂扩张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直到2022年，美国也并未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经济似乎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最早发财的是一批做生意的，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很难想象，长途货车司机和售货员曾是最风光的职业。赚得第一桶金的生意人随后大多投身实业，都有了自己的工厂。压抑已久的需求井喷式增长，国际市场又向中国产品开放，那里更是流着牛奶和蜂蜜的乐园。炒瓜子、做珠花、生产缝纫机、炼钢，不管做什么似乎都能赚钱。短缺经济时代，多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遗憾的是，好日子太短暂。从短缺经济到生产过剩，也就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每一个赛道都人满为患，一茬又一茬的制造业企业惨遭淘汰。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后浪也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几乎所有做实业的企业家都在抱怨。商海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如今他们却被放逐到了边缘地带。

商海浮沉。新的霸主是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这三个行业看似差异很大，但都体型巨大，在它们的背后，资本为王。资本的打法是跑马圈地、赢家通吃。新的商业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资本的创富能力让上一代做实业的企业家们瞠目结舌。一边是无限风光，一边是黯然神伤。财富排行榜上很少能看到做实业的企业家了，资本狂欢的盛大宴会上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嫌弃、被遗忘了。他们只能待在自己清冷的家中，听着别人家彻夜笙歌，看着别人的院落里，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没有人想到这场宴会突然被叫停了——或许是因为朴素的好恶，或许是因为敏锐的直觉——居然有人上门，收走了宾客的酒杯。音乐戛然而止，众人一哄而散，留下一地狼藉，只剩夜凉如水。

目睹这一幕，做实业的企业家百感交集。他们或许暗自庆幸，或许怅然若失，或许愕然失色。他们或许会担心，拿走酒杯的手，会不会也拿走我的碗筷？

1. ◎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2. ◎ 王湘穗：《全球化的困顿与复兴》，载汪晖等：《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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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趋势和阿里吉说的不太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实业资本扩张大多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扩大，激发了投资者的想象力，让他们感到有一片新大陆要去征服。可是，中国经济仍有下行压力，新技术革命遥遥无期，为什么制造业反而出现了转机？

这跟地缘政治有关。从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到台海危机，一系列事件都告诉我们，政治逻辑高于经济逻辑。在高速增长、祥和安逸的年代，政治逻辑可以迁就经济逻辑。一旦危机到来，政治逻辑就会出来掌舵。政治逻辑先做出基本判断，经济逻辑再按照这种判断自寻出路。做大势判断并不是经济逻辑所擅长的，但寻找出路，这是经济逻辑所精通的。如果一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路。

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商业世界的逻辑是效率至上原则。当全球化退潮之后，效率至上原则变成了效率与安全并重原则。如果效率至上，你的竞技舞台就是整个世界，只有拿到世界冠军你才能留下来。如果效率与安全并重，你的竞技舞台就是国民经济，成为国内唯一的供应商，你就有机会生存下来。虽然你可能还不是世界冠军，但你的存在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安全感、中国经济的安全感，这就是你对本国经济的贡献。

全球化是在退潮，虽然这种退潮很容易被夸大。全球供应链还在。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庞大网络。这是效率的基础、创新的源泉、世界和平的保障。总有无知而狂妄的政客想要拆散全球供应链，但这根链条的力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全球化在退潮，但这不像是大地分开，海水涌入，陆地被分成相隔遥远的孤岛，而更像是两块大陆之间有一道狭窄地带，有时涨潮，有时退潮，涨潮的时候两块大陆分开，退潮的时候两块大陆连接，即使在潮水涌来的时候，也可以划船过去。

但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改变了企业的决策。为了安全起见，企业要寻找“备胎”，甘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换取安全。这就为新物种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经济生态系统的变化创造出新的生态位，而敏锐的企业家已经捕捉到这种机会。原本只做外贸的企业开始学做内贸，原本只做生产的企业开始钻研技术，它们变成了两栖动物。

开放和竞争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有一个竞技场，那就只会有一个赢家胜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为残酷、单调而且不稳定。

适度的分割形成了更多的竞技场，每一个竞技场里都有自己的冠军，他们会按照不同的规则胜出。于是，就有了散打冠军、拳击冠军、武术冠军、跆拳道冠军……物种要有多样性。当生存环境介于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之间的时候，最有可能维持物种的多样性。大自然也遵循中庸之道。

每一个物种的出现都是适应了生存环境的结果。达尔文在航海中来到南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他在那里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从未见过的物种。大陆上的陆鬣蜥到了这里，变成了会游泳的海鬣蜥。相隔不远的三个小岛上，生活着三种不同的反舌鸟。各个岛一上巨大的陆龟也不一样。加拉帕戈斯群岛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达尔文，他能说出任何一只龟是从哪个岛上来的。

为什么加拉帕戈斯群岛会远离大陆？这是地理学家关心的问题。岛上的生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它们要考虑怎么让自己活下来。为什么民粹主义泛滥？为什么保护主义抬头？这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企业家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他们要考虑怎么让自己活下来。随处都可能遇到很拧巴的政策。不过，没有关系。换一种玩法，企业一样能找到机会。市场收缩了，企业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但它们可以把根扎得更深。原来总依靠别的合作伙伴，现在只能自己做，那就把自己训练成多面手。供应链管理比原来更复杂了，那就让自己变得更有韧性和弹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活下来的企业无意中演化成了新的物种。

1. ◎ 〔英〕理查德·道金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李虎、徐双悦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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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巨人的出现，跟阿里吉讲的另一个规律也有关系。

别的经济学家跟你讲市场经济的时候会说，只要有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市场经济秩序就会自发地出现。市场上只要有赚钱的机会，就会被企业家发现。企业家之间互相竞争，于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价格越来越便宜。市场经济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倜傥，满足了消费者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只要政府不瞎折腾，这种市场经济秩序将不断扩展，最终带来全球经济繁荣。

凡是这么教你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的肉身。

阿里吉讲到一个规律：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和国家往往是相互敌对的，国家总是要节制资本、打压资本。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才开始和资本联手。资本的壮大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国家的强盛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国与国之间的最终竞争，是对资本，尤其是全球资本的激烈争夺。

14世纪和15世纪，先是意大利城邦的资本家崛起。后来，奥斯曼帝国切断了欧洲和亚洲的商路联系，意大利城邦的资本家必须另寻他路。热那亚的资本曾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权联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大时代主要是由热那亚资本资助的。这种合作模式的缺陷在于：国王常会担心资本是别国的资本，资本也常会担心国王是别国的国王。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双方都会扭头不干。

荷兰崛起之后，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政企合作方式：股份公司。这种股份公司和现在的上市公司完全不同。荷兰的股份公司是东印度公司，它其实是政府给了企业特许权，让企业在政府鞭长莫及的殖民地充当代理人。东印度公司负责捞钱，政府和投资人一起分钱。

这个模式很快就被英国学了过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比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实力更强。没有殖民地就没有大英帝国，也就没有优雅高贵、深受名流和粉丝爱戴的英国王室。那些殖民地是英国的政府和企业一起用枪炮、谎言和廉价商品攻占的。

美国工业的强大离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这两次大战期间，都是来自政府的军事订单激发了美国实业界的潜能。

从市场经济的演进来看，政府和企业不仅没有分开，反而越走越近。它们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达成合作。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一次次升级换代，并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寻找创新。那么，我们所观察到的小趋势是不是也是一种创新呢？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已经确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型确定性年代。政府关心的目标是国强民富。粗略地说，制造业和国强的目标有关，服务业和民富的目标有关。每一个企业都需要认真考虑，自己做的事情和国强有什么关系，和民富又有什么关系。把企业的目标放进整个民族的奋斗目标里，才能感受到笃定和踏实。

具体到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又有什么考虑呢？来自外部的压力正好给中国的决策者提了个醒。虽然中国的制造业门类齐全，但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它们不像热带雨林中的植物，彼此有交错复杂的协作关系，它们更像是排成一排的盆景，困在各自的花盆中。

怎样才能把盆景变成热带雨林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培育出一条长长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政府官员必须学会转变角色。政府官员过去熟悉的是招商引资。省里招商引资，市里招商引资，就连街道办也要招商引资。看起来不相关的政府部门，比如共青团、妇联，都忙着招商引资。但也要注意到，有一批官员已经完成了蜕变，更像是投资银行家。他们了解产业，也了解金融，既看项目，也会评估项目。

政府有自己的投资基金，一些国有企业也逐渐转变成投资基金。这样的投资基金和硅谷的风险投资机构是不一样的。创业者想从风险投资机构那里拿到钱，就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不同的投资人路演，A轮完了有B轮，B轮完了有C轮。如果有一次没融到资，创业者就可能前功尽弃。即使拿到了钱，创业者也不得不屈从于投资人的意志。焦头烂额的创业者总是受到干扰，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做企业上。至少，从理论上讲，政府的投资基金更具有连续性。如果幸运的话，政府的投资基金会全程陪伴一家企业。而且，政府还有其他的扶持政策，比如政府采购、提供试点、发放许可、认证资质，等等。

关于自主创新这件事，政府是认真的。所以，我经常听到的故事是：当重大科技创新在最前沿地带遇到几个不同的路径选择时，政府会在每一个演进路径上下注，不做选择，全都启动。政府的每一次投资都能看准吗？当然不是，但这里面也有竞争机制，做得不好的就淘汰，做得好的追加支持。

这违背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政府不是裁判吗，怎么能自己下场去当运动员呢？不，政府没有去当运动员，但它也不仅仅是裁判。政府的作用更像是教练。教练负责指导战术，决定谁上场，给运动员打气，做好训练和后勤的工作。

这个模式刚刚出现，尚难判断其最终效果。从理论上来说，当然会有两种结果。如果成功的话，它会综合政府的优势和企业的优势，但如果失败，它会放大政府的缺陷和市场的缺陷。就像一则逸闻：萧伯纳遇到一位舞蹈演员，她跟萧伯纳说，我们结婚吧，生下的孩子会像你一样聪明，像我一样美丽。萧伯纳说，万一她长得像我，智力水平像你，那可怎么办？

听起来，舞蹈演员和萧伯纳说的都有道理。那怎么办？先生下来再说呗。

关于这个模式的优劣，经济学家会一直争论下去。但企业家并不关心理论。凯恩斯曾说过，影响企业家投资的真正变量是气血精神，也就是说，要看企业家有没有信心和胆量。

企业家的信心从哪里来？跟政府发出的信号有关。

北京大学的路风教授讲到，可以设想两种情境。

情境一：政府跟企业家说，我们现在遇到了问题，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杠杆率太高、债务负担太重。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让市场来出清。你们要忍受一下阵痛，等到过剩的产能都被清除了，你们就能继续经营了。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虽然低增长但更为均衡的新阶段。

情境二：政府跟企业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虽然过去我们做得很好，但国内外出现了新的形势。要闯过这一关，只能靠自主创新。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这对我们很重要，对你们也很重要。我们会尽全力支持你们。你们中有能走在前面，率先突破的，我们重点支持。你们中所有能提升生产效率、做得比以前更好的，我们都支持。

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在这两种情境下，听到这两种声音，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1. ◎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2. ◎ 路风：《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汪晖等：《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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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扩张被限制了也好，是国内市场替代提供了机会也好，是政府的支持给了企业信心也好，或者，是这些因素以及更多的因素交织发挥了作用也好，总之，一批企业家敏锐地察觉到，经济生态系统出现了变化。这不是天气的变化，也不是季节的变化，而是气候的变化。

这是重新找到生态位的最佳时机。

生态位就是一个物种所能占有的生存资源的总和。在英文中，“生态位”是niche。这个词也是神龛的意思。在寺庙里，每一个神仙都有自己的牌位，一个神龛只坐得进一位神仙。对于生物而言，生态位就是抢夺第一名的竞赛。有的第一名是超级物种。在繁荣时期会出现超级物种，它们占据了极为广阔的生态位，鲨鱼可以统治整个海洋，恐龙一度称霸整个陆地。但到了艰难时期，物种的生存空间变小，反而给弱者提供了逆袭的机会。

繁荣时期的竞争好比只有一个比赛项目，比如所有的人都要比赛跑步，而且是50米短跑，只有跑得最快的人才能胜出，最终只有一个冠军。商业世界里的竞争与之类似。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争相做大做强，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最终只有一个赢家。

艰难时期的竞赛还是跑步，但各有各的跑法。一种比赛是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和猎物长途赛跑，比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力，谁能把猎物跑得精疲力竭、气绝身亡，谁就是胜利者。另一种比赛是障碍赛，在森林中闪避躲藏，谁能逃过黑熊的追杀，谁就是胜利者。还有一种比赛是跑步加上游泳，中途要游过一条大河。哪怕跑得再快，如果不会游泳，到了河边一样傻眼。这就是商业世界中经常讲到的细分市场策略。细分市场是在艰难时代适用的生存策略。

这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总以为逆境对弱者不公，错，弱者并不惧怕逆境，相反，逆境是弱者战胜强者的唯一机会。打个比方，如果一支足球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另一支，在正常的比赛条件下，他们想要战胜对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假如就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足球场变得一片泥泞。大雨把球员淋透了，他们甚至睁不开眼睛。这种恶劣的天气对比赛双方都不利，但对强者的打击更大。他们所有的优势都无法发挥出来。虽然他们跑得快，但在泥泞中谁都跑不动。虽然他们打配合更有技巧，但在暴雨中根本看不清谁是自己的队友。弱队要想战胜强队，这是最佳时机。

上海的理发小哥说，要是在战争时期，像他这样的人一定混得不错。他说得没错。弱者不惧怕打击，他们是承受打击的专家。弱者不惧怕改变规则，规则变了，他们就跟着变。弱者所求不多，他们只求占据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能够活下来。

他们和强者不一样，他们不追求宏大的目标，也不在意众人的毁誉，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活下来。结果，最终活下来的不一定是强者，很可能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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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想做大做强，但有一批企业颠覆了这种思想。

做大做强是一股潮流。别的企业都跟着潮流向前走，生怕会落后，但有一批企业跟着走了一段路，内心感觉不妥，于是，它们离开主流，向另一个方向出发了。这批企业的创始人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内心有更强大的自我，对身边的人有更多的共情。他们洞察到规模大未必是祝福，更可能是诅咒。他们学会了抛弃心中的杂念，不在意别人的评论，只做自己认定的事情。他们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如鱼得水。他们不再像动物一样四处游荡，伺机觅食，而是像植物一样在自己的土壤里把根扎下去，不再去关心远方的喧嚣，只专注于自身的生长。

他们想做小巨人。

《公司》杂志的撰稿人保·伯林翰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小巨人》。他讲到，在商业世界里，太多的光环都给了大企业。大企业的创始人或CEO（首席执行官）成了明星人物，大企业之间的商战就像战争和体育竞赛一样成了闲人们看热闹的娱乐。成功的大企业家成为众人的偶像，商业上的成功似乎给了他们对一切事物发表评论的特权。

商业世界中的小巨人就这样被忽略了。

这些小巨人企业规模不小，但也不大，它们的创始人会刻意控制企业的规模。比起攻城略地的快感，他们更希望找到物我两忘的心流感受。他们更在意企业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

压制做大做强的欲望，对很多企业家而言是一种煎熬。哪一个企业家没有好胜心？哪一个企业家不是工作狂？眼看着企业能拿到投资人的钱，抢占对手的市场，招募更多的员工，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不干呢？

戈尔兹就遇到过这样的困扰。他创业很早，20多岁就创办了一家艺术品装裱服务公司，曾是引人注目的商界新秀，登上过《福布斯》杂志。到了40岁，他已是业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他说：“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摆脱一个噩梦。对我来说，这个噩梦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做事。我总是忧心忡忡，是不是错过了一个机遇？有没有损失赚钱的机会？……一旦听说哪个家伙身价400亿美元，我就会想，怎么可能呢？他比我聪明多少？”

要克服这种做大做强的冲动，需要让自己变得更为谦卑。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员工和客户的信任。这种禁欲式的修炼是为了获得掌控感。掌控感让人心安，让人更容易进入沉浸式的工作状态。做企业需要激情，可一旦企业规模变大，激情就很难维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可控因素。比如，你有你的目标，但投资人有投资人的目标。最终你会发现，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要求，企业不得不做出妥协，也就偏离了原来的目标。很多美好的东西，只能亲手栽培，无法大规模量产。

布罗德斯基创办了一家城市档案托管公司。工人们干的活儿看起来很枯燥——每天整理档案收纳箱。公司想设法让这种单调的工作变得饶有趣味。当档案收纳箱的数目创新高的时候，公司就给每个员工发奖金。公司还设计了更多有创意的活动：让员工竞猜突破目标数字的日期，猜中者有奖，或是比赛看谁减肥更成功。公司报销员工在外面上课的学费，给员工提供丰厚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公司对员工越好，客户对公司就越信任。有个客户在参观公司的时候说，您的每个员工都在微笑，都在跟我打招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一定非常快乐。他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决定将这笔生意交给你们公司来做。

行业内最大的公司曾到布罗德斯基的这家公司参观。这家巨头企业的CEO津津有味地观看了员工培训活动。当天临走的时候，他对布罗德斯基说：“你拥有一家伟大的公司。我希望我的公司也可以这样经营。”

布罗德斯基问：“您的意思是？”

巨头企业的CEO说：“我的意思是你的经营方式非常了不起。参观期间，同你的员工进行交流时，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情感。我很希望可以把这种情感带回自己的公司，但我知道我们永远都做不到。”

“为什么您的公司做不到？”布罗德斯基很困惑。

巨头企业的CEO说：“因为公司规模太大，想要做到这一点就没那么容易了。也许你可以来我的公司参观，试着在那里重塑这种情感。不过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小巨人或许只是过渡物种。它们之所以没长大，或许是因为遇到了贫瘠的土壤、恶劣的天气。或许，当有一天气候变得更为适宜时，它们一样会长成参天大树。但至少，小巨人的存在能让我们反思传统的发展策略。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哪怕是对那些巨无霸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事都不是做大做强。最重要的事是活下来。

1. ◎ 〔美〕保·伯林翰：《小巨人：不做大也能成功的经营新境界》，王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2. ◎ 〔美〕保·伯林翰：《小巨人：不做大也能成功的经营新境界》，王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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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并不缺乏惊天动地的商业战争。受到疫情的影响，2022年第三财季，星巴克在中国的营业收入下降了40%；但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瑞幸，营业收入在2022年第二季度却上涨了70%。这个充满争议的咖啡品牌似乎起死回生了。瑞幸的成功秘诀是绝对拥抱年轻人。2022年七夕节，瑞幸突然推出了悲伤蛙和它的女友翠花的节日限定杯套。两只奇丑无比的绿色青蛙，一只，蓝衫，一只粉衫，有种莫名的喜感。瑞幸推出的第一个爆款是生椰拿铁，之后还有厚乳拿铁、丝绒拿铁和椰云拿铁。这是一个喝不出来咖啡味道的咖啡系列。在中国的咖啡市场上，搅局者除了瑞幸，还有来自加拿大的Tims中国。2022年9月29日，Tims中国登陆纳斯达克。在过去三年，Tims中国的门店数量增长超过10倍。它的强项也不是卖咖啡，而是搭着咖啡卖新鲜暖食。就像英国加糖的茶重新定义了茶，美国厚边的比萨重新定义了比萨，印度口音的英语重新定义了英语，奇特口味的中国咖啡或许也会重新定义咖啡。

另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是奶茶。奈雪的茶、喜茶、一点点、CoCo、茶颜悦色、快乐柠檬……在闹市区的街上，走不出几步就能找到一家奶茶店。这厢竞争已近乎贴身肉搏，蓦然回首，横空出世的却是专走小城路线的蜜雪冰城。2022年，拥有2万家门店，在2021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蜜雪冰城要上市了。这时，人们才发现，蜜雪冰城的打法和其他奶茶店大不相同。别的奶茶店卖奶茶，蜜雪冰城卖货。蜜雪冰城的绝大部分收益都是靠向加盟商卖茶叶、水果、杯子和吸管赚来的。

中国商家的血战已经打到了境外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Shein也是在这一年创立的。这家企业从一开始就潜入国际市场的深海，只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力压ZARA、H&M、优衣库等品牌，成为估值百亿美元的快时尚巨头。Shein的宝座尚未坐稳，霹雳一声巨响，又冲出一票人马。拼多多也嗅到了这里的商机，决定大举进军海外市场。2022年9月1日，拼多多在美国推出Temu网站。网站搞了个“1美分选1”的优惠促销活动：每个账号都能用0.01美元买走一款商品。Temu网站上的产品大多定价在9.9美元以下。一条裙子0.99美元，一根数据线1.49美元，一块手表4.79美元。如此低的价格，居然还承诺包邮、包退，这一系列神操作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几乎是一场心灵暴击。

所有这些商战故事都精彩无比。奇袭与强攻，阴谋与胆量。

不动声色的统帅，掌握资本魔法的谋士，衔枚疾走的大军。空气中带着血腥的味道。金钱时而悄无声息，时而震耳欲聋。这比战场上的较量还要壮观。

但是，2022年，人们却失去了看这些商战大片的兴趣。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身边烦恼的事太多了。

一批餐饮店、服装店、理发店倒闭了。昔日繁华的街道，如今看不到几个行人。街道两旁的店铺拉下了卷帘门。有的卷帘门上贴着店铺转让的小纸条。没有人关心这些开店的人去哪里了。他们回老家了吗？他们的孩子也跟着回去了吗？原来在店里打工的人又去哪里了？他们还能再找到一份工作吗？他们还会回来吗？

终有一天，街道上会重现往日的热闹，但已物是人非。坐在收银台后面的老板娘不见了，在门口踩滑板车的那几个娃娃不见了，干活儿麻利的小伙子也不见了。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他们和你的生活有多么接近。只有当他们都消失了，你才发现，他们带走了记忆中静好岁月的一部分。

缓缓沿着街道前行，你会发现还有一些街边小店在顽强地坚守。或许，活下来只是一种运气，又或许，有些店铺幸存下来的概率更高，有些更低。

你走到闹市，看到一家低调奢华的茶社不见了。这家茶社已经开了好几家分店，都在商业繁华地段，寸土寸金的地方。装修花了不少心思，当然也花了不少钱。平日来的客人不多，但都是有钱人，消费水平都很高。这是一种只能做太平盛世生意的商业模式，疫情也是试金石，可以看出商业模式能不能持续。只能在繁荣时期活下来，无法在低迷时期活下来的商业模式，就不是好的商业模式。

气温上升几度或是下降几度，海水就会淹没或让出大片土地，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就会缩小或扩大，游牧民族就会决定北上还是南下。如今，经济气候变了，什么样的商业物种能活下来呢？

巨头们忙着捉对厮杀，在一片萧条中，有些小企业反而有了喘息的机会。

很多服装店倒闭了。但我有个做服装品牌的朋友告诉我，疫情期间她的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做了。她是个设计师，创业做了自己的品牌，口碑很好，但规模不大。以前，像这样的小品牌，会受到一线品牌的无情碾压。在商场开店的时候，如果一线品牌要入驻，小品牌就要给人家让道。有时候，一楼的店面会被挪到三楼或四楼。要论打广告、搞活动，她都拼不过大品牌。疫情之后，大品牌扩张的速度下降，她的日子就好过了。她说，要扩张很难，但维护好现有的客户就容易多了。

很多餐饮店倒闭了。我采访过一家在江西做餐饮的企业，企业主正憋着劲想在疫情之后大干一场。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原本不是做餐饮的，而是学计算机的。他不看重厨师，更看重流程和品控。他去找工厂采购半成品，让对方完成切配等程序，最后在店内加工。他不求大求全，菜品不多，主推单价69~99元的大型菜，比如藤椒牛肉、香辣蟹。他称之为“给家宴加道菜”，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意花太多功夫做菜，又想吃得好一些，买一道菜打包回家就行。他不着急开更多的店，而是在筹备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他不去一线城市和别的餐饮企业硬碰硬，而是凭借房租和人力成本更低的优势，专门在三四五线城市开店，在江西、浙江和福建等地发展得很好。

或许，你会说，这种喘息机会只是暂时的，等疫情过去，行业巨头卷土重来，杀个回马枪，这些小企业未必接得住招。那还有一个小趋势：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行业。

你在商场里看到了一家新开的密室逃脱店的海报。你在街角发现了一家专门卖二手书的书店，生意比卖新书的还好。出远门旅游的人少了，但周末和假期，郊外呼啦啦钻出来一顶顶露营帐篷。

更多的新行业出现在网络上：游戏捏脸师、铠甲铸造师、密室剧本设计师、盲盒设计者、哄睡师、网上自律监督师……还有一些你更想不到的新兴行业：上门喂猫师、宠物行为训练师、头皮养护师、代收垃圾网约工……

或许，你会说，这些新兴行业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收入也不稳定，挣个外快还可以，怎么能一辈子都干这个呢？

的确，不是每一条上岸的鱼都能活下来，有些非主流行业只会新鲜一阵子，能不能长久存在确实很难说。但是，当你看到有一批鱼都要上岸时，你就会明白，有些趋势已经露出苗头。

这些五花八门的新兴行业都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关。如果它们让你眼花缭乱，看不出东西南北，那你不妨去看看久已存在的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家居设计师逯薇在2022年出了一本新书，《小家大变局》。你在很多书店都能见到这本书。我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不少人说，哦，我早就读过了。为什么这本书卖得这么好？因为人们开始花心思让自己的家变得更舒服、更有情调了。

逯薇原来是万科集团广深区域的副总设计师。她画过的户型图在全中国一建就是上万套，甚至几十万套，买房的人却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房价。当房价涨不动了，人们才发现，买房是为了住。住得舒服不舒服，跟房子主人的钱多不多没有太大关系。逯薇走访过很多人家，推开门，就是活色生香的生活。有人能把老旧的小房子住出上海滩花园洋房的感觉，有人能把数千万的豪宅住成大学的男生宿舍。浮华落尽，返璞归真，我们才发现，家就是你自己能够建造出来的天堂的样子。过去，家居设计师是房地产商的附庸。如今，几乎每个家庭都对家居设计有独特的需求。于是，很多家居设计师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为家庭服务，而不是为房地产商服务。独立家居设计师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花店也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买花是为了送人。花店总是开在医院门口，鲜花和高价水果礼盒一样，是给探望病人准备的。或者，只有到了情人节、母亲节或是重阳节这样的特殊日子，人们才会买花。如今，买花是为了愉悦自己。一束花买来，把它插进自己房间的花瓶里，等待它盛开和凋谢。2000年，全国鲜切花的销售额不到25亿元，到了2020年，已经增长到318亿元。送鲜花给自己的年轻人，正在撑起一个上千亿元的产业。

当我准备动手写《变量》系列的时候，我先去采访了一批仰慕已久的老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最早采访的一位是刘索拉。20世纪80年代，刘索拉老师就已经是中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我是读她的小说《你别无选择》知道她的，但刘索拉其实是位音乐家。她是中国先锋音乐的探索者。2003年成立的“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被誉为世界最顶尖的乐队之一。

我问刘索拉：“刘老师，你看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怎样才能学会欣赏音乐呢？”

刘索拉老师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到了你这个年纪，可能学不会了。你成长的那个年代听不到什么好的音乐，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听到的音乐多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音乐了。你得先听过好的音乐，才知道它好。”

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从对美无知变成对美热爱。这种热爱先是带着点羞涩，后来又掺了点虚荣，最后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比如我就有朋友抱怨，他家的孩子因为餐具太难看而拒绝吃饭。

中国正在爆发一场“颜值革命”。这是一股阻挡不了的潮流，上了年纪的人很难理解。审美是一种童子功。每一代人的审美都是由他们的童年记忆塑造的。对年轻一代来说，美是必需品，是忆空气和水，是清洁的空气中特有的一股甘甜，是纯净的水里特有的一种顺滑。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已经能够鉴别。他们对美好生活有自己的定义和主张。于是，就会有一批新兴行业为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服务。

有一批鱼要上岸了。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

1. ◎ 逯薇：《小家大变局》，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

2. ◎ 陈梅希：《送鲜花给自己的年轻人，正在撑起一个千亿产业》，https://mp.weixin.qq.com/s/OuZijBj5j3fk9-DaPgXu0Q,2022年9月29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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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批上岸的鱼最终是如何实现逆袭的？

一种猜想是：环境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气候可能更为干燥，水位下降，与日渐萎缩的海洋相比，空旷的陆地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于是，第一批上岸的鱼就占了先机。这种猜想是错的。物种只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不是先知，无法预测尚未发生的气候巨变，更无法提前进场，抢占最好的位置。第一批两栖动物是在泥盆纪晚期到二叠纪早期出现的，而那时环境一直温暖潮湿，并没有出现巨大的改变。

另一种猜想是：岸上有好吃的，有新的食物来源，鱼受到了诱惑，上岸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当时陆地上的确出现了许多原始植物，郁郁葱葱。也有各种各样的无脊椎动物，俗称虫子。可惜，这两种美味，两栖动物都吃不了。它们没有消化酶，所以吃不了草。牛能吃草，人能吃菜，是因为其体内的共生细菌提供了消化酶。而两栖动物要经过漫长的演化才能拥有消化酶。两栖动物也无法上岸抓虫子吃。那时的无脊椎动物，比如巨型羽翅鲎、板足鲎，个头都大，还有尖牙，孱弱的两栖动物不是它们的对手。既不是被环境变化逼迫，也不是被潜在的发展机会诱惑，那第一批上岸的鱼到底为什么折腾半天？

一种比较靠谱的解释是：它们能到陆地上晒太阳。体温和新陈代谢的速度有关。如果体温升高10摄氏度，所有的新陈代谢过程大约翻倍：消化率达到两倍，生殖组织精化程度和呼吸速率都达到两倍，且运动能力增强。

水里的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在水里生活的动物体温也在20摄氏度左右。第一批上岸的鱼在陆地上晒太阳，体温可以升至30摄氏度。体温升高10摄氏度，就能让它们的行动速度变得更快。注意：早期的两栖动物不是恒温动物。虽然晒太阳能提高它们的体温，但一旦从陆地回到水里，用不了几分钟，它们的体温就会下降。要的就是这几分钟的优势。虽然只有几分钟，但足以让第一批上岸的鱼有更高的概率捕食水生猎物，或是逃避凶猛的捕食者。

广阔天地也好，宏图大志也好，都不如这微弱的、短暂的，但却实打实的生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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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外表很容易。环境带来了不约而同的改变，生物学称之为趋同演化。鸽子会飞，蝙蝠和蜻蜓也会飞，它们都长出了翅膀。鲨鱼会游，鲸鱼和海豹也会游，它们都有流线型的身体，可以减少在水中的阻力。

政策的演化和企业的演化也与之相似。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许多国家都选择对外开放、放松管制、消费主义；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许多国家都强调保护政策、收入分配、民族主义。在高速增长时期，无论是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还是卖咖啡的、开餐馆的，都选择快速扩张；在经济萧条时期，许多企业都在喊活下来，收缩规模，保住现金流，准备过冬，准备过苦日子。

改变内在的结构很难。具有相似外表的物种其实拥有不同的内部结构。鸽子是鸟，蝙蝠是兽，蜻蜓是虫。鲨鱼是软骨鱼，鲸鱼和海豹是哺乳动物。外表特征只是被少量的基因控制，所以通过基因突变带来基因编码改变，再加上自然选择，将外表相似的物种留下来的概率并非微乎其微。但生物的每一个内部组织所对应的控制基因都是极大量的，除非所有的控制基因同时出现变异，否则就不会有新的内部结构出现。

制度的演化也是一样。过去的历史记忆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水面。抬脚迈出的第一步决定了前方的道路选择。你无法把自己的过去像穿过的衣服一样丢掉。你只能保留旧的，补充新的，修修补补，凑合着混下去。

但内在的结构总会出现变化。一旦出现变化，哪怕只是微小的变化，也会触发一系列长远而深刻的转换。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据说就是因为三叶虫无意中“发明”了眼睛，进而改变了觅食的方式。捕食者的改变又影响到被捕食者的改变。压力无处不在，演化从不停歇。

第一批上岸的鱼渐渐改变了自身的结构。它们有了鼻孔，可以用鼻子呼吸。它们的嘴巴可以更有力地咬合，有助于捕食。它们的颈椎变得更灵活，可以扭头观察周围的情况。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可能是因为骨骼在发育阶段就提前骨化了。

最终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有一类两栖动物进化出了羊膜。这样一来，它们不用再回到水里，在陆地上就能实现繁殖。羊膜形成一个充满液体的腔室，包围着胚胎。一团水，复制了一片海。幼小的胚胎在母亲体内的这片海洋里，追忆着古老而遥远的涛声，慢慢长大。

新物种善于进行组合式创新。它们利用原来的材料，改造或是升级，使之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能换的都换了一遍，也就脱胎换骨了。新物种做完了能够做的准备，剩下的事情就只有等待。等待环境的变化，等待竞争对手的灭绝，等待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

灾难来了。

在二叠纪与三叠纪的交界期，出现了一次巨变。极地冰盖融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温不断上升，海洋中的含氧量下降，暗礁群落和生活在海底的动物呼吸不到足够的氧气。许多海洋生物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种的级别来看，这次巨变导致地球上70%的陆生脊椎动物和96%的海中生物都灭绝了。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蓄势已久、百折不挠的两栖动物登上了舞台。它们不再局限于海边的区域，而是不断扩张，占领了原来不曾到过的地方：宽广的平原、高昂的群山、内陆的河湖。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 ◎ 〔美〕罗伯特·L.卡罗尔：《两栖动物的崛起：3.65亿年的进化》，文晶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2. ◎ 〔英〕安德鲁·帕克：《第一只眼：掠食者、演化竞争与达尔文之惑，视觉的出现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于翀涵、李晨昊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3.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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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万年前，恐龙是地球上的霸主。

大陆板块缓慢地移动。有了高山，有了大河。湖泊沼泽星罗棋布，干地湿地纵横交错，蕨类植物长着回羽状的复叶，松柏和银杏密布在崖坡之间。沧龙在海中捕食，翼龙在空中巡游-—它们都不是恐龙。沧龙是海洋蜥蜴，和科莫多巨蜥的亲缘关系比和恐龙的更近。翼龙和恐龙有亲缘关系，但是它们很早以前就在进化的过程中分道扬镳了。

一个春天的早晨，一群君王暴龙在现今美国蒙大拿州的境内游荡，它们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不远处，体型壮硕的三角龙簇拥在一起，用警惕的眼神盯着君王暴龙。长着又宽又扁、像鸭嘴一样的喙的埃德蒙顿龙发出低沉的嘶鸣。不安分的肿头龙在用头互相顶撞。个头更小的窃蛋龙和伤齿龙躲在更远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一颗小行星脱离了轨道，向地球迎面撞来。这颗小行星直径4公里，大小犹如一座山。在它的下面是一颗直径1.2万公里的蓝色星球。这就像一只飞蚊撞上了大象。这颗小行星落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形成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表面积还不到地球表面积的0.01%，但爆炸产生了相当于近100万亿吨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能量，约等于10亿颗原子弹。

蓝色的天空先是变成橘黄色，又变成淡红色，然后，一道耀眼的光照来，如同迎面驶来的车子开着远光灯。大地颤抖。地震波把坚实的大地变成了一块可以肆意揉搓、抖动的抹布。地面上大大小小的动物像尘埃和碎屑一样被弹到空中。凶猛而庞大的暴龙变成了7吨重的弹珠。随后它们又重重地摔下来，有的挂在树枝上，有的砸在石头上。

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地球勃然大怒。撞击形成的高温熔化了岩石。岩浆被喷射到大气层之外，又被地心引力拖回来，化作数万亿颗火红的流星洒向大地。这场流星雨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空气滚烫，森林燃烧。

流星雨停了。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恐龙的尸体。恐龙被炙烤之后布满气泡的尸体，每隔几分钟就会随着余震抖动。空气的温度逐渐下降。一些幸存下来的动物惊魂未定。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声音的传播速度比光慢。这是数小时之前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候发出的响声。动物们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巨大的声响，它们的耳膜被震裂了。

随后，一股热风以飓风的速度穿过大陆。没有被烧焦或掀翻在地的树木被大风刮倒。大撞击带来了海啸。海啸扩散到世界各地。高耸入云的巨浪从海边登陆，冲入数千米之外的森林。惊慌失措的动物们听到了涛声，却看不到波浪。散入空中的烟尘、飓风卷起的沙尘，以及森林大火升起的浓烟遮天蔽日，虽然还是白天，却什么也看不见。

到这一天的晚上，地球上绝大多数恐龙都死了。

但这只是开始。

乌云久久不散。这是白垩纪的“核冬天”。阳光无法穿透层层浓雾。地表温度至少下降了7摄氏度，而且持续了数十年。植物大批大批地死亡。食物链断裂。极度寒冷的气候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全球变暖，气温又极度升高。地球从冰窖变成了烤箱。

恐龙灭绝了。

1. ◎ 〔美〕史蒂夫·布鲁萨特：《恐龙的兴衰：一部失落世界的全新史诗》，李凤阳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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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心恐龙呢？因为恐龙遭受了不公正的评价。人们经常把进化论简单地理解为优胜劣汰，只要是被淘汰的就一定是无能的。恐龙既然从地球上消失了，就成了反面典型。恐龙是可悲的失败者，它们虽然看似强大，但体型臃肿，行动笨拙，大脑已经退化到近乎迟钝的状态。不要像恐龙那样故步自封，否则你就会被淘汰。

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一切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都是傲慢、颓废、冥顽不化的。相信这种历史观的人往往也相信历史是必然的。相信历史必然的人往往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像坐在船上的人，相信只用等着风吹船走，就能到达安全的港湾。

但历史并不是必然的。在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下，各个物种根本没有足够的调整时间，能否活下来完全靠运气。历史也不是匀速的，有的时候会猛地加速。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剧烈变动时期之后，你就要准备应对各种极端不确定性。在轮盘赌的游戏里，活下来的并不是英雄，而是走运的人。对猝不及防的失败者要心存敬意，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实力几乎毫无关系。打个不吉利的比方，要是爱因斯坦出门被汽车撞死了，这能说明他是个失败者吗？

恐龙从2.5亿年前的二叠纪登上历史舞台，到了侏罗纪大放异彩。它们经受住了大陆分裂、火山喷发、气候剧变、森林大火等对手未能经受住的考验。它们很可能和哺乳动物一样是内温动物，而不像乌龟、鳄鱼一样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代谢速度更快，行动相当敏捷，大脑远比人们过去想象的发达。它们的足迹遍及每个大洲，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白垩纪生物大灭绝到来之前，地球上至少有数十亿只恐龙。它们是当之无愧的地球霸主。

它们已经很努力了，而且它们的运气一直都那么好。它们的优势地位看起来是不可撼动的。它们看着从身边匆匆逃掉的丑陋而胆小的哺乳动物，在水边一动不动晒太阳的蠢笨的爬行动物，心里想：我怎么可能不是成功者呢？

恐龙并没有这么想，但人类肯定是这样想的。人类觉得，别的生物怎么可能跟我竞争呢？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小小的病毒怎么配当我的对手呢？事实上，智人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不过20万年。如果算到白垩纪生物大灭绝的时候，恐龙在地球上称霸的时间则长达1.65亿年。换算一下，假如说恐龙活了两年多，那智人现在才刚刚活了一天。而病毒的历史比恐龙还要长。如果有一天，人类灭绝了，病毒依然会存在。病毒想：人类？这名字听起来好熟悉呀，可是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再说了，谁说恐龙已经灭绝了？它们依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不，我说的不是尼斯湖水怪，也不是像《侏罗纪公园》电影里那样，狂人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复活了恐龙。恐龙就在我们身边。鸟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恐龙的一支。

生物学家早就相信鸟是由恐龙进化来的。达尔文的坚定支持者，自称“达尔文的斗牛犬”的赫胥黎，从德国索伦霍芬石灰岩中发现的始祖鸟化石推断，鸟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他认为始祖鸟就是恐龙和鸟之间的过渡物种。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的热河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带羽毛虚骨龙和鸟类化石，这为理解鸟的进化路径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古生物学家相信，鸟类是由小型、双足、带羽毛的兽脚亚目恐龙进化而来的。

这意味着，恐龙并不是在白垩纪灭绝之后才变成了鸟。鸟的祖先可能在三叠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到了白垩纪，鸟类出现了第一次爆炸性的演化，开始在全球扩散。正如智人并不是唯一的人类，还有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其他人类一样，鸟类也有很多种，如今生存下来的反而是当初最不起眼的一支。白垩纪生物大灭绝之后，天空中没有了翼龙，陆地上没有了非鸟类恐龙，留出许多新的生态位，哺乳动物和鸟类从此崛起。无冕者成为国王。这是鸟类的第二次爆炸性演化。2300万年前，种子植物兴起，尤其是出现了中生代的莎草，引发了雀形目鸟类的适应性辐射。这是鸟类的第三次爆炸性演化。

每一只苍鹰、每一只燕子、每一只麻雀、每一只鸡的身体里都躲藏着一只恐龙。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观察，你就能从鸟的身上看出恐龙的影子。鸟和爬行类动物一样有明亮的眼睛，也会做出突然向前猛扑的动作。有的鸟抬头凝神倾听周遭动静时，面部和蜥蜴一样毫无表情。马来犀鸟有着和翼龙一样的翅膀。大蓝鹭的脖子像长颈龙一样弯曲而灵巧。在所有的鸟类中，火鸡的基因最接近恐龙。当你看到火鸡迈着双腿，无声无息穿过草丛时，恍惚中你会觉得似曾相识。

如今，全世界大约有1万种鸟类，比哺乳动物的2倍还多。鸟类在所有地方都能生存：从赤道到两极，从沙漠到雪山，从海洋到河湖。鸟类的适应性胜过了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地球上野生鸟类的数量估计在2000亿~4000亿，是地球人口的30~60倍。它们无愧于自己的祖先。

它们的祖先可没有想过这一天。白垩纪生物大灭绝之后，地球上是刺鼻的空气，昏暗的天空，死寂的世界。鸟的祖先在心里想：活是活下来了，接下来呢？

1. ◎ 〔美〕桑卡尔·查特吉：《鸟类的崛起：2.25亿年的进化》，王行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2. ◎ 指单一谱系迅速分化为多个物种。

3. ◎ 〔美〕珍妮弗·阿克曼：《鸟类的天赋》，沈汉忠、李思琪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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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问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互联网行业一下子失去了光芒呢？

一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朋友问我：何老师，为什么政府不鼓励我们做创新呢？

这是个好问题，好就好在它暴露了互联网行业对历史的无知。我在2022年读了一本书，牛津新经济思维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尔·B.弗雷的《技术陷阱》，或许这本书能帮助回答这位朋友的疑问。

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创新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政府当然要支持技术创新。

其实不然。根据源头的不同，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分为两种，一种叫斯密型经济增长，一种叫熊彼特型经济增长，分别是以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名字命名的。

斯密型经济增长，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分工程度的提高，从而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产出。以中国而论，秦汉时期之所以是盛世，是因为打通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丝绸之路带来了更多的国际交易。隋唐帝国非常兴盛，也是因为中原和西域、沿海和海外的贸易联系变得更紧密。古代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医药行业发展大多靠经验，虽然能工巧匠偶有出现，但经验难以传承，即使技术传承了下来，也难以扩散，所以，技术水平进步并不快，甚至动不动就会出现倒退。在古代社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因素是市场规模扩大，而非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带动的经济增长，是熊彼特型经济增长，也就是用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用新的应用场景替代旧的应用场景，既有破坏，又有创新，这才带来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熊彼特型经济增长，主要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

那么，工业革命之前就没有技术创新吗？当然有。问题是，这些技术创新并未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举一个例子。修建金字塔的技术非常高超，以至于有人说，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可是，假如你是生活在古埃及的普通臣民，修建金字塔的高超技术能够提高你的收入水平吗？不，它只会让你交的税更多，服的劳役更多。

不是还有农业技术的进步吗？有了犁，可以耕地。会养鸡，鸡就会下蛋。打铁能打出镰刀。这不都能提高生产效率吗？的确如此，但是，还有个概念叫马尔萨斯陷阱。农业技术的进步确实能使社会总产出增加，这就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过产出增长的速度。于是，技术是进步了，总收入是提高了，但人口增多，分摊下来，人均收入反而下降了。

所以，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是：在很多历史时期，国家并不鼓励技术创新。古罗马时期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发明了一种摔不碎的玻璃，他把自己的发明献给罗马皇帝提比略，满心以为皇帝会赏赐他，没想到，皇帝却让卫兵把他拖出去砍头。为什么呢？如果用了他发明的技术，那些制作玻璃的工人就失业了。你可能听说过，慈禧太后拒绝接受新生事物，所以清朝的铁路上是用马拉着火车车厢。其实，在奥匈帝国也出现过这样的荒唐事。1802年，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在维也纳建造新工厂。一开始，他非常抗拒采用新机器，禁止采用蒸汽机火车头。奥匈帝国的铁路车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用马拉动的。同样，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颁发了一道法令，明令禁止使用新的纺织机器，也禁止开办铁器铸造厂。

讨论技术创新，不能只看技术本身，还要看技术创新背后的利益较量。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把技术划分为两种：赋能技术和替代技术。人类学会了生火，这就让人类占尽优势，别的野兽都不敢靠近。生火就是赋能技术。骆驼祥子弓着腰，拉着黄包车。这时候，从他身边开过去一辆汽车，溅了他一身泥。汽车会夺走他的饭碗，对他来说，这就是替代技术。

赋能可以使全人类都受益。替代则会带来破坏，造成失业，而失业又会带来社会动荡，这是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虽然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技术创新都是替代技术，但政府却对替代技术非常警惕。政府绝大部分时候都支持赋能技术，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支持替代技术。

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时期就是工业革命时期。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替代技术，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创新首先发轫于纺织业，然后出现了蒸汽机，最后又出现了火车。纺织行业的技术创新是用机器替代工人。因此，一批原来手工纺纱织布的工人失业了。技术进步了吗？进步了。总产出提高了吗？也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却没有提高，相反，实际工资还下降了。历史学家发现，当时的成年男子身高普遍下降了。身高下降说明营养不良，营养不良说明收入不够，吃不饱肚子。

既然如此，为什么英国，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当时会支持替代技术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欧洲国家处于连年征战状态。都是小国，都想争霸，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在战争状态下，外部压力变得比内部压力更重要。也就是说，技术是否进步可能决定了国家是否能生存下来。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并不民主。普通民众没有选举权。虽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普通工人受到了损失，但是国家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利益。当时有一部分工人起来捣毁机器。这群人被称为卢德分子，因为有一个带头的工人叫卢德。英国政府很快镇压了卢德分子，把他们当成罪犯，发配到了澳大利亚。

随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的技术进步主要是赋能技术，是以电为核心的。和工业革命相比，这一轮技术进步大受普通民众欢迎。工厂的工人发现电气化让暗无天日的厂房变得明亮，原来繁重的工作变得轻松，因此，他们感谢技术进步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了，甚至健康水平都提高了。

那些不在工厂里打工的人能找到很多新的工作。这些新兴的工作被称为白领，也就是坐在办公室里，不用下力气流大汗的工作。比如，企业里面出现了很多专业人员：做销售的，做财务的，做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时期，公共部门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不仅政府的规模扩大，公务员的数量增加，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公立医院、公立学校，而它们雇用了大量的员工。

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问世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极快，贫富差距反而缩小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讲到，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系列战争、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是对财富的沉重打击。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打击，贫富差距才缩小了。

可是，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事后来看，它几乎是历史的例外。当市场经济回到正常的状态，技术创新又开始以替代技术为主。

1. ◎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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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创新会影响社会分配，社会分配会影响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反过来又会加速或抑制技术创新。

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创新正逐渐从赋能技术回到替代技术。很多工厂里已经基本上看不见工人的身影。但这未必是坏事，因为想去工厂打工的人越来越少。更值得担忧的是，人工智能还将替代大量的白领工作。比如说，律师花很多时间整理卷宗，财务人员花很多时间做账，金融分析师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做出相关解释和预测，这些常规型的工作都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

这是个全新的挑战。过去半个世纪，突然涌现出大批白领阶层，他们收入稳定，生活看起来比蓝领更体面。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大体相当，思想观念一般趋于保守，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已经很知足。他们相信社会阶层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向上攀升。这个社会向上流动的传说就像是一群人沿着台阶登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总有希望爬到山顶。虽然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但只要能跟上大部队，看到大家都在向上爬，听到从先行者那里传来关于前方风景的消息，心里就不会慌张。虽然爬得很累，但看看脚下走过的路，再看看剩下的半截山路，又能重新振作起来。

可惜，这个登山寓言已经破产。大量的白领工作消失，已经逐渐侵蚀中产阶层的生活基础。金融危机也好，新冠肺炎疫情也好，都让冲击来得更为猛烈。中产阶层的生活原来也如此脆弱，经不起撞击。一场危机就把多年的奋斗一笔勾销。向上攀登从爬台阶变成了攀岩。攀岩比登山更累，风险更高。即使看上去离山顶已经只有几米之遥，但如果一脚踏空，就会掉进谷底，粉身碎骨。

如果中产阶级都惶惶不可终日，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会动摇。如果中产阶级重新掉到社会底层，这个社会就会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变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甚至水滴型，也就是说，除了极少部分极富的人，大部分人都成了贫苦百姓。如果技术创新带来的是如此黯淡的前景，政策一定会有所警惕，市场竞争将受到限制。

这种规则的调整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传统经济学认为，竞争通向均衡，竞争带来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竞争也会带来垄断。1944年，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一本书，即《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是市场经济信奉者心目中的“圣经”，但写过《1984》《动物庄园》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一篇书评批评哈耶克。奥威尔认为，哈耶克把竞争想象得过于美好了。奥威尔说：“竞争的麻烦在于最后总有赢家。”哈耶克当然知道，只有当市场信息是充分的，没有外部性，没有摩擦和扭曲时，竞争的力量才能变成“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动机实现利他目标。哈耶克认为，这些条件都能满足。奥威尔不以为然。打过零工、扛过步枪的奥威尔社会经验更丰富，他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垄断。”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资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能听经济学家的，而要听资本家的。沃伦·巴菲特是最有钱的资本家之一，不如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巴菲特说：“我不喜欢竞争者很容易进入的行业。我希望行业有自己的护城河。我希望中间是座价值连城的城堡。我希望城堡里的公爵诚实、勤劳、能干，但我最希望城堡的四周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护城河。”

资本是逐利的，创新固然能赚钱，但垄断能赚更多的钱，为什么不去追求垄断呢？

巴菲特最想要的护城河就是垄断。

2015年，中国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老板声称：“（我们企业）本身是一个数据公司。我们昨天刚刚内部做了很多决定，我们的数据以前是开放的，现在我们决定数据原则上不开放……只跟我们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未来。”他想要的正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护城河。

这道护城河越变越宽，越变越深，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变成了一座座巍峨的数据孤岛。互联网用户从注册开始，到注销为终，生于斯，死于斯，只能困守在孤岛上。平台企业想方设法满足你的需求，并根据你的数据挖掘和预测你的需求，让你须臾不能离开平台的服务。它们是怎么利用你的数据的？你并不知道。它们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算法。你不知道这些技术和算法是如何服从于平台企业的意志的。一切都在黑箱里。一切都会被吸进黑洞。企业的逻辑和政府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是资本赚钱的目的更重要，还是社会稳定的目标更重要？看看历史，就能猜到答案。

在商业史上，有没有永恒的护城河？上一轮工业革命最核心的技术创新是电。如今，电无处不在，电是现代生活方式必不可缺的，也是现代工业和交通必不可缺的。也就是说，用电是刚性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即使提高电价，用电量也不会下降太多。电网天然具有规模效应，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最后只会剩下几家大的电网。这应该是一个最容易攫取暴利的行业。这是巴菲特，梦寐以求的那个城堡。但电力行业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它变成了公用事业，提供的是基础设施。

这可以说是技术创新的宿命。伟大的技术创新，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变成基础设施。电力如此，铁路如此，航空如此，印刷术如此。如果最后没有变成基础设施，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做的是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呢？既然成了基础设施，大概率会受到更严格的政府管控，甚至变成以政府为主导。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提供的是基础设施，它们不可能完全由私人资本掌控。银行提供的服务也有准公共产品色彩，银行能收多高的存贷款利率，应该贷款到哪个领域，也受到相关的监管。

未来，互联网平台或许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们做得不成功，相反，是因为它们做得太成功了，成功地把自己做成了基础设施。

技术创新到了这个阶段，游戏规则将出现重大调整。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突然变得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1. ◎ rwell,G.，GroundsforDismay.ReviewoftheRoadtoSerfdombyF.A.HayekandTheMirrorofthePastbyK.Zilliacus,Observer,April9，1944.

2. ◎ Buffet,W.WarrenBuffettMBATalk-Part3.May23，2007，YouTubeVideo,9:0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7m7ifUz7ro,retrievedOct.6，2022.

3. ◎ 马云：《未来阿里数据将只向合作伙伴开放》，http://mt.sohu.com/20150605/n414476488.shtml,2022年10月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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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行业中，教培行业受到的冲击是最为剧烈的。

2021年7月23日，一份关于政府将严厉监管教培行业的文件在坊间流传。当天下午，教育股集体进入暴跌模式，放眼望去，平均跌幅50%。当天晚间，在美国上市的教育中概股继续暴跌。市场哀鸿遍野，千亿市值灰飞烟灭。

随后，和基础教育有关的教育培训机构黯然退场。2021年11月，新东方关停了K12核心业务，其后陆续退租了1500个教学点，捐赠了8万套崭新桌椅。2021年12月22日，好未来召开一场大型线上告别会，2万名员工从此各奔东西。会议结束的场面定格在了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鞠躬致歉的场景。

那份引发教培行业地震的文件在2021年7月24日的《新闻联播》中正式发布。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严格控制资本涌入校外培训机构。

被称为“双减”政策的这一监管新政并非突然出台，而是早有迹象。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开篇即点明：“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双减”政策的基本方针在该意见中已可见端倪。2019年7月，教育部等6个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培训平台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单节课长不得超过40分钟，以及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等。2021年1月7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他说，“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由是观之，“双减”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就像是一场开卷考试。考题，甚至解题的思路，都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开卷考试还能考不及格呢？

资本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并不在意政策逻辑。他们似乎觉得只要不贩毒，不卖枪支，什么事都是可以干的。他们可能也隐约感觉到了一些苗头，但却没有认真对待。他们不太熟悉政策的四部曲。

政策四部曲的第一步是发出指示。决策者提出，有个问题很重要，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指示大多是方向性的，决策者不会事无巨细地制定行动细则，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外包”给执行者。第二步是务虚。执行者有个特点，就是习惯照章办事，但新的指示肯定无法找到老的惯例。有的执行者就发蒙了，他们会选择务虚，有时候就是开个专家座谈会、发个通知，好像是重视了，但没解决问题。第三步是专项治理。过了一段时间，决策者一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已经到了情况非常迫切、问题非解决不可的时候，那就不能用之前走程序那套办法了，而是要在短期内集中精力抓一项工作。有人把这种做法叫“运动式治理”，其实就是按照非常规的程序完成一个新目标。既然不按照常规的程序走，在处理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有一些过激或者不当的行为。出现了过激行为，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步——局部纠偏。

从指示到执行，从执行到运动，从运动到纠偏。很多时候，政策都会经历这样的循环。

你要学会预判政策周期的拐点。当决策者发出指示的时候，你要明白，接下来会进入执行阶段。一开始执行可能不到位，你要警觉，政策执行的力度随时可能加码，风格可能会转变。当你看到所谓“运动式治理”的时候，要学会区分哪些是政策的本意，哪些是执行中变形了。当你看到纠错的时候，你要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政策要出现180度的转变。政策最后将落在一个新的起点，沿着一条新的轨道继续向前走。

每一次都踩准鼓点，就能应对裕如。踩错了鼓点，就狼狈不堪。

事后去看，教培行业丝毫没有预感到危机即将到来。大量资金涌入，引发一系列疯狂现象。高薪挖名师，最开始找退休的优秀教师，慢慢扩张到找快退休的，最后甚至高薪挖年轻教师。疯狂营销打广告，在楼宇里，地铁站里，商场里，到处都能看到教育培训的广告。快速扩张，教培业务越来越依赖销售团队。销售们不断刺激家长：试听、缴费、续课、转课、课程升级，伴随着各种花式优惠措施。为了抢客源，还出现过几家教培机构销售打架的情况。这样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就连教培行业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位做教培的创业者告诉我，幸亏有“双减”政策刹车，否则创业者最终都会被投资人逼疯。

一夜之间，寒冬降临。70万家教育培训机构，K12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他们该何去何从？

整个行业都在谈论转型，但谁也没有找到转型的方向。

有的企业去做素质教育。新东方多地分校上线口才、绘画等素质类课程；好未来原学而思网校转型为素质教育品牌；猿辅导推出南瓜科学产品，并相继上线斑马美术、斑马音乐；作业帮也推出了编程、美术、学习力等系列素养课。但是，素质教育瞄准的还是在校学生，学生的课余时间有限，能分出来的赛道太多，而且，素质教育以后也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学校课后。

有的企业去做职业教育。好未来整合成人教育品牌“轻舟”，覆盖考研、语言培训、留学三大业务；网易有道成立成人教育事业部；高途喊出“以两年为期，考研行业第一”的口号。但是，职业教育赛道本身非常封闭而专业，很多教育公司转到最容易做的考编、考证赛道，又是挤破了脑袋。职业考试培训中，公务员考试是最大的细分赛道，规模也只有数百亿元。

有的企业去开发智能硬件。网易有道的产品包括：有道词典笔、智能学习灯、有道翻译王、有道口袋打印机、有道云笔、有道超级词典等。猿辅导推出墨水屏教育智能硬件“小猿智能作业本”。作业帮旗下硬件品牌“碳氧”的产品有学习灯、智能手机、智能打印机、多功能书桌等。看起来产品琳琅满目，但到底能有多少真实需求很难说。

2021年11月，俞敏洪在抖音开启了首次直播。一个月之后，新东方推出了直播平台“东方甄选”。俞敏洪要带领手下一批年轻人去做网络直播带货，而且卖的是农产品。

1. ◎ kindergarten throught welfth grade，即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一般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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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去拜访俞敏洪。

我一边跟他寒暄，一边把笔记本和小录音机取出来。俞敏洪很吃惊，何老师，你这是要采访吗？

他以为我是来找他商量卖书的。很多作者都到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卖过自己的书，他以为我也是这个目的。

何老师，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俞敏洪掩饰不住他的失望。是这样的，我关心的问题是企业转型。最近几年，我总是听很多企业说要转型，但仔细想想，好像没看到什么成功的转型案例。这两年，教培行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也有一些做教培的企业问我该怎么办。我很想请教一下，从新东方到东方甄选，你是怎么转型的？

何老师，你弄错了，我们没有转型。新东方还是在做教育，我们在线的教育，比如英语考试、留学教育做得很好。我们在教育领域还有160亿元的收入规模。“双减”政策之后，跟K12有关的教培不能做了。我就觉得，上市公司这个平台挺好的，教育做不了，就做点儿别的嘛。大家都在想做什么。我的提议是做农业卖货。

实话说，这个点子没人支持。新东方董事会没同意，总裁办公会也觉得不靠谱，但他们说，俞敏洪想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拦。他们事先跟我有个约定，允许失败，但要有底线，要讲清楚做几年，打算亏多少。我后来就制定了一个5年计划。5年亏5个亿，5个亿亏完了还没有做成事，就叫停。

从培训到线上直播，为什么不是转型呢？我问。

俞敏洪说，其实一切都是现成的。

直播带货已经有人干成了。我一直都在关注。我很看好直播带货，这是商业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大卖场，第二次是电商平台，第三次就是直播带货。这个赛道值得做。我自己也玩了两年抖音，有两百万粉丝了。我做抖音就是跟粉丝们互动，跟大家聊聊自己读书的心得。总有粉丝问，俞老师，你推荐的书我们上哪儿买啊？给个链接呗。我就学会了挂链接。

我不想自己直播带货，要做就得有一批人，所以我就组建了一支团队。现在已经有三四百人了。进直播间带货的都是新东方原来的老师。看起来当老师和做直播是两码事，当老师是备好课，一遍一遍重复讲，做直播要有强大的临场发挥能力，但我们新东方的老师最擅长的就是临场发挥。唯一不一样的是，当老师的时候，教室里只能坐几十个学生，现在直播间动不动就有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更多。你看我们的董宇辉，他在直播间也像老师一样，讲知识点，聊人生。那么多人同时在线听，我们的小伙伴们都很嗨。

当然，要先想清楚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也可以卖化妆品、电子产品，可能更赚钱，但这不符合新东方的格调。我们也考虑过文创产品、文具，但一是没有竞争力，我们自己还没做出产品；二是没有号召力，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买这些东西进直播间。最后决定做农产品，是因为能帮到农民，能对社会有益。

其实，做农业也是现成的，农业的产业链条已经很成熟了。种植有种植大户，做食品加工的有一批企业，物流有专门的物流公司，仓储、配送一应俱全。中秋节，我们定制了30万盒月饼，上面都印着“东方甄选”的字样。你来尝一块吧。

你看，都是成熟的商业模式，我们拿来复制就行。我们负责把控品质，大家一起赚钱。

俞敏洪说，我们也没有把这条路完全蹚出来。刚上直播的时候也很惨淡。后来，董宇辉说着英语卖牛排的视频一夜走红，我们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但是，火得太突然了，该做的事还有很多，算不算成功并不知道，现在来说为时太早。

他又加了一句：就算东方甄选成功了，也不意味着别的教育企业能走这条路。这是不可复制的。

他诚恳而略带歉意地说，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何老师。

我被客客气气地送了出来。

坐在新东方对面的咖啡馆里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了我错在哪里，别的企业错在哪里。

很多企业都在讲转型。但它们想象中的转型其实是一种幻想。很多企业说起转型，是遇到了困难之后，希望能保持原有的规模，只是换一个业务。汽车零部件坏了，换个零部件照样开得欢。很多企业也是这样幻想的，它们觉得转型之后，企业的规模能做得更大，增长速度能更快。

很多企业说，我们要活下来，所以不得不转型。可是，真到了要活下来的时候，会是这种心态吗？

真的要活下来，那就得像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思考所有可能让自己灭亡的风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规模会缩小，缩小就缩小呗，缩小了才能活下来。

业务可能会被拆分，拆分就拆分呗，拆分了才能活下来。

为什么俞敏洪一直强调他没有转型呢？企业也是有生命的。生物的外表特征容易改变，但内在结构很难改变。企业也一样。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每一个企业都只能做自己的基因决定了能做的事情。鲸鱼在海里也能游泳，但无法把自己变成一条鱼。人可以给自己绑上翅膀，但学不会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鸟就是鸟。还在恐龙时代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学会飞翔了。

你的力量也是你的局限，你的历史决定了你的未来。不知不觉中，原来的万丈雄心，变成了一种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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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房地产企业，骂的多，夸的少。

房子卖得那么贵，户型设计得那么差，物业搞得那么不靠谱，这都不说了，又惹出了债务违约的麻烦。先是2021年12月3日，恒大公开宣布债务违约。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加入了债务违约的队伍，搞得金融市场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看谁都像犯罪嫌疑人。受此牵连，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发债都比过去更难。

这些房地产企业，会不会是故意摆烂呢？

有人说，这不都是因为2020年以来密集出台的一系列严厉的监管措施？“三道红线”“两集中监管”“预售资金从严管理”，多个部门的政策叠加在了一起。这就好比打群架，本来只想敲打敲打，让浑小子知道一下厉害，结果变成了一场群殴。群殴的结果是，动手的人多了，反倒谁都不用负责任。最后一拳是谁打的？反正没人承认。

真的是这样吗？

2003年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6轮房地产周期，每一轮都跟调控政策密切相关。回头去看，每一次的调控政策都非常严厉。过去几年的政策，都是要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然后多个部门联合发文的，并不是只有这一次才多个部门一起上。2016年年底，政府提出了“房住不炒”的大方针，这才是史无前例的重拳，但随后房地产市场却开启了一轮最长的景气周期。

严厉的监管措施只是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诱因。换言之，就算是放松监管政策，房地产企业该出问题还是会出问题。

如果监管不是原因，问题就应该是出在房地产企业身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房地产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是因为行业过去采取了高周转模式。这种模式让房地产企业变得异常脆弱，一管就被管死了。

所谓高周转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房地产企业越来越追求“唯快不破”。开工要快，才能快点取得销售资格；只要拿到预售证，就得快点卖期房；卖期房拿到钱，立马再去拿更多的地，进入新一轮的开工。利润低一点无所谓，资金周转快就能活下来。成本高也不怕，开发得越快，房地产企业越能把成本压低。

这种模式高度依赖销售。一旦销售出现问题，整个链条就会崩掉。只能加速，不能减速，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2020年出台的监管政策，不过是在房地产企业把自己累死之前，强行改了比赛规则。要求房地产企业不能有太多的预收款，收上来的预收款不能乱用，银行的房贷额度也受到了限制，这几条政策，都是针对房地产企业的高周转模式的。

跑得正欢的房地产企业，一下子收不住脚，撞到了墙上。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出了问题。雷爆了。

再较个真。既然是房地产企业的高周转模式出了问题，在经济学里，不就是个流动性危机吗？解决流动性危机的办法很简单，给它们一笔救急的贷款，让它们自己转起来，慢慢把速度降下来，最终实现平稳着陆，不就没事了？

我看悬。

虽然我们经常说房地产企业高周转，但最近几年它们的资产周转率是下降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企业在过去10年积累了大量的沉淀资产，这些资产包括卖不掉的写字楼、租不出去的长租公寓，还有给政府做的配套基建，等等。这些资产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房地产企业为了从地方政府手里拿地，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任务，比如盖公租房廉租房、盖写字楼、盖只能租不能卖的长租公寓，或者做很多配套建设。

这些项目都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跟盖商品房一样，钱都是借的。但是，这些项目跟商品房最大的区别是，商品房可以很快卖出去，而这些资产根本就周转不动。卖吧，不好卖。租吧，也没什么现金流。于是，这些资产就成了沉淀资产，也让房地产企业背了很多债。

过去，商品房市场比较景气，整个大盘子尚能维持。无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呗。可是，只要商品房市场出了问题，这些资产就变成了烫手山芋。这部分沉淀资产大概有24万亿元，对应的负债大概有19万亿元。我们假设房地产企业为这部分负债承担的平均融资利率是8%，这就意味着每年房地产行业为了还债，光利息就要支出1.5万亿元，占2020年营业总收入的13%。实际情况比，这更糟糕。别忘了，除了还利息的钱，还有还本金的钱呢。而且，对房地产企业来说，8%的融资利率应该是比较低的。

跑得太快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房地产行业这个选手早就得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都堵住了，还在加速奔跑。

更悲惨的是，旁边还没有救护车和医护人员。

总结一下。房地产行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既是自己作出来的，也是政策吓出来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房地产行业就像一个“三高”患者，有一天被领导叫去骂了一顿。领导骂得很狠，房地产行业又害怕又担心，情绪非常激动，咔嚓，大脑里一根血管堵住了。医学上叫作脑梗死。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领导过去安慰几句，鼓励鼓励，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应该叫救护车，送医院，抓紧时间打溶栓药，争取在三小时的黄金抢救期内把堵住的地方疏通开。

出了问题，大家都围过来，对着躺在地上的房地产行业喊：加油，努力！来，比个心！

溶栓药呢？

大家面面相觑：溶栓药？什么溶栓药？

1. ◎ 张斌、朱鹤等：《新市民与新模式：面向未来的房地产市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9031654848461354&wfr=spider&for=pe,2022年10月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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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很多护城河要被填上，过去的很多商业模式要重新评估。这是一次行业洗牌，那些一味靠高杠杆、高周转，追求把规模做大的房地产企业将退出历史舞台。房地产行业狂飙突进的时代结束了。

但是，这将腾出来很多新的生态位。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住宅市场。不管是买还是租，人总要有个房子住。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房子也要升级换代。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的房，老一代需要适宜年老后居住的房。新区扩张的同时，老旧小区还要改造。房地产行业看似山穷水尽，换个思路，还能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过，这些潜在的行业发展机会却一直被忽略。举个例子，物业行业就被严重低估了。按道理来说，这就是座金矿。谁对一个社区里的居民最熟悉？物业。谁能和居民建立最直接的连接？物业。房屋交易只是一锤子买卖，物业却是全天候的服务。可是，提起物业，很多小区的业主就摇头。物业人员也很委屈，干的活儿多，受的气不少，社会地位低，没有升迁的机会。房地产企业个个财大气粗，怎么就做不好物业管理这样的芝麻小事呢？很简单，它们过去赚钱太容易了。原来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干吗还要弯下腰，干那些脏活累活呢？所以，物业谁都不愿意干。

机会就在这里：怎么才能把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干好？

北京有一家愿景集团，最早是做资产管理的。他们一开始想做高端大气的项目，在北京低价买进两个楼盘，改造之后又高价出租出售。这两个项目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愿景却发愁了。这样的商业模式是做不长久的。你得先去找到地段好、卖不动的楼盘，那就是去捡漏，可是，怎么能每次都捡到漏呢？

不行，不能这么干。愿景想，我得去找难而正确的事情做。愿景是链家的创始人左晖生前创办的企业。左晖有一句名言，就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什么叫正确？那得是政府认同，百姓支持，又能创造出社会价值。又为什么要去找难的事做呢？因为只有这件事很难，才不会招来一大堆竞争对手。这就像去爬山，爬到山顶很难，但山顶风景最好，而且没有闲杂人等。

沿着这样的思路，愿景决定去做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这事很正确。中国这些年发展变化很大，越到偏远的地方越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可是，就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在城市里，甚至在一线城市里，仍然能看到很多破旧的小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那些老旧小区，住的人多，住的人杂，基础设施又差，都快成被遗忘的角落了。乡村振兴了，不能又让城市里出现贫困。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和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没有贫民窟。这是体制的特色和优势。政府觉得重要，居民也需要。

于是，愿景的董事长陶红兵到处去找社区干部，说了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政府补贴，不增加居民负担，但保证把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提高，让群众满意，这活儿交给我干，您看行不行？听起来很棒，但大部分社区干部心里没谱。一是没有现成的政策，二是没见到实际的效果，万一愿景干砸了，谁来负责任？

基层干部要敢拍板，愿景则负责创新。愿景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劲松的一个小区。他们想出了很多让人拍案叫绝的新招。比如，小区里有一些老人很爱捡垃圾，有的邻居就有意见，觉得有碍观瞻。愿景想了个办法，给每个老人发一件工作服，写上“社区清洁志愿者”，还专门给他们找了个地方堆放捡来的垃圾。这样一来，老人满意了，邻居没意见了，社区的环境也更整洁了，一举三得。渐渐地，来找愿景合作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

接手老旧小区之后，愿景思考问题的角度是：能不能物业费少收一些，但多提供些居民切实需要的服务？很多小区，物业费收上来，并没有提供有用的服务。有的小区为了显得高端大气，给保安换上笔挺的制服，让他们站在大门口迎宾，看起来很神气，但老百姓其实不需要。现在，摄像头、智能门锁都很流行，小区里很少有从外面流窜进来抢劫的，入室行窃的都越来越少了。保安在小区里巡逻，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吗。

愿景在小区做了摸底调查，发现小区里的老人特别多，而且还有很多是独居老人。再一了解，很多老人的子女都在大城市上班，有的甚至在国外，不少人是事业成功人士，但工作忙，离父母远，照顾不过来。于是，愿景就跟这些老人的子女沟通：我们有一项服务，每天派保安上你父母家里探访，问问老人的生活状况，拍段短视频发给你，报个平安，每个月收费一两百块钱，你愿意不愿意要这项服务？那太愿意要了。有一位老人犯病，就是因为保安及时登门，发现了情况，将他紧急送到医院，这才抢救过来的。很多老旧小区还有一个刚性需求，就是送水。老旧小区的水管太老了，自来水的水质差，喝水要喝矿泉水，可是，没有电梯，老人腿脚不方便，怎么把沉甸甸的水拎上去呢？现在，保安上门看老人，顺手就把水扛上去了。这里面其实也有钱赚。矿泉水价格里占大头的不是水，是运费。愿景把水站开在小区里，只要送最后100米就行，这就能节省不少钱。

乍看之下，这都是蚊子腿上的肉，再精打细算，能赚几个钱呢？不是这么算账的。你要考虑：第一，这个钱赚得稳不稳？当然很稳了，你可以一直赚下去。第二，这个市场的规模大不大？当然大了，全国那么多老旧小区，一家企业肯定做不过来。所以，这是一个低风险、稳收益，可以持续带来现金流的商业模式，也是在经济生态系统发生巨变之后，最适宜成长的商业模式。

要真能赚钱，别的竞争对手会不会蜂拥而入呢？也会，也不会。未来，房地产企业将把更多精力放在物业板块。就拿万科来说，万科为了发展物业，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叫万物云。集团2022年的财务报表数据中，最亮眼的也是物业板块。可是，愿景的模式是房地产企业很难复制的。愿景是从链家生长出来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群始终在为业主提供服务的人——当年的中介小哥。他们被链家培训出来了。链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规模超大，还能保持好的服务水准。

适应了过去的生存环境，如果遇到猝不及防的外部冲击，很多行业都会遇到从未想到的困难。但逆境不就是常态吗？愿景的应对策略，就是主动迎上前，去寻找最难的场景。最难的场景都能做好，还有什么经受不了的？愿景不走高端路线，而是努力贴近群众。事实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也是一种最好的商业模式。以后，这样的钱赚得才踏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奇招，也没有什么独门秘诀，但别忘了，金庸的小说里，萧峰使一套大宋子民人人会使的太祖长拳，一样雄霸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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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比人们想象的更聪明。

鸽子能找到千百公里之外的家。白颊林莺每年秋天从新英格兰和加拿大东部地区迁徙到南美洲。北极燕鸥飞得更远，它们在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地筑巢，但要飞到南极洲的外海过冬，随着季节的更替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约4万公里——我承认，论方向感，我不如这些鸟。山雀把种子藏在几千个不同的地方，六个月之后，仍然能清楚地记得每个位置——我承认，论记性，我不如山雀。

喜鹊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而自我的意识曾被认为仅有人类、类人猿、大象和海豚这些有着高度发达社会关系的动物才具备。鹦鹉可以模仿人说话、唱歌，可以模仿狗的叫声、手机铃声，还有主人感冒之后擤鼻涕、咳嗽和打喷嚏的声音。鹦鹉还会教其他鹦鹉骂脏话。嘲鸫可以模仿几十种不同的鸟鸣，以及青蛙和蟋蟀的叫声。生物学家发现，鸟学鸣叫和人类学语言很相似：都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能后天习得新的“语言”，也都有自己的方言。达尔文曾说，鸟的歌声和人类的语言最相似。

乌鸦会使用工具撬出树皮下面的虫子。日本某座城市里，一只小嘴乌鸦在等红绿灯。红灯亮起，它就把坚果放在斑马线上。绿灯亮起，经过的车辆把坚果碾碎。红灯再亮，它飞过来叼走里面的果仁。如果坚果没有被碾碎，它就把坚果挪个位置，再碾一次。乌鸦还会赠送礼物。西雅图一个小女孩每天用托盘盛些花生，放在院子里给乌鸦吃。花生被吃掉之后，盘子里偶尔会出现乌鸦送来的礼物：一只耳环、螺栓和螺母、一枚扣子、一根小小的白色玻璃管、一小块印着best字样的金属片、一根已经开始腐烂的螃蟹爪子。

更神奇的是，鸽子比大多数人更会解决概率论问题。概率论里有个著名的“蒙蒂·霍尔困境”。蒙蒂·霍尔是美国一档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这档节目里，主持人让参赛者猜三扇门中哪一扇后面藏着大奖，比如一辆汽车。另外两扇门后则藏着安慰奖，比如一只山羊。参赛者选了其中一扇门之后，主持人会把另外一扇门打开，让他看到里头并没有奖品，并让他再做一次选择。如果是你，你是坚持自己原来的选择，还是改选另一扇门呢？

正确答案是：改选另一扇门。如果改选另一扇门，获奖的概率将提高到66%。这道题难住了很多人，甚至难住了大学里的数学教授。很多人认为，剩下的两扇门能获大奖的概率都是50%，所以，他们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生物学家发现，鸽子就没有那么死板，它们会从经验中学习，根据概率的高低，改选另一扇门。麦吉尔大学的生物学和比较心理学教授路易斯·勒菲弗设计出一套测量鸟类智商的度量表。根据他的研究，最聪明的鸟是渡鸦、乌鸦和鹦鹉，其次是鹰隼、啄木鸟、翠鸟、犀鸟等，麻雀和山雀的排名也很靠前。排得靠后的是鹌鹑、火鸡、鸨和鸵鸟等。最笨的是鸸鹋，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国鸟。一个土著人说，他躺下，把一只脚翘起来，鸸鹋就会过来查看，因为它们以为他是它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最不可思议的鸟是麻雀。

让我们站在鸟类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对鸟类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人类。可恶的人类在地球上建造城市、修筑公路、开垦农田、砍伐山林。鸟类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它们的觅食、迁徙和繁殖都受到影响。

假如我是一只鸟，遇到了这种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我该怎么办？

我可能很不爽，牢骚满腹，烦躁沮丧，最后自己把自己气死。我可能会想，要不然逃到更偏远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样的退缩会使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最终也难逃灭亡。我可能会想，要不然奋起反抗，攻击入侵的人类？这更是纯属找死。

麻雀却不一样，它居然迎难而上。人类的地盘扩大了，它就到人类的地盘上去。麻雀是少有的可以真正使用城市资源的物种。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它们必须忍受城市的噪音和每天24小时不灭的光亮，躲开往来的车水马龙，躲开心怀不轨的人们。

为了生存，麻雀必须学会冒险和创新。麻雀经常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筑巢，比如排水沟、屋顶、阁楼的通风口、烘干机的出风口、水管和通风管。麻雀用一些很奇特的材料筑巢。比如，麻雀的巢里会有烟蒂，因为烟蒂里含有大量的尼古丁，是有效的驱虫剂。它们还会飞到鸽子那里，趁着鸽子正在孵蛋，从鸽子的尾巴上拔走羽毛。麻雀会尝试各种奇怪的食物。它们吃植物的种子，也吃植物的花朵、花苞和叶子。它们吃昆虫，也吃蜘蛛、蜥蜴和壁虎。它们到人类的垃圾堆里觅食。它们飞到酒店阳台上偷吃游客的早餐。它们能找到窍门，打开自助餐厅的自动门。深夜时分，麻雀飞到纽约帝国大厦第80层的观景台，借着泛光灯搜寻可吃的昆虫。大多数脊椎动物不是害怕奇怪的东西，就是对它们熟视无睹。麻雀则不然，它们不仅没有被奇怪的东西吓倒，还被它们所吸引。除了人类之外，或许只有麻雀有这样的天性。爱因斯坦曾说，能够做出改变就代表聪明。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是在表扬麻雀。

麻雀之所以能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跟它们善于利用集体智慧有关。麻雀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它们不喜欢独自栖息和觅食。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在陌生的环境中，到处都是危险，麻雀必须时刻保持警觉。许多双警觉的眼睛，胜过只有一双警觉的眼睛。麻雀还必须到处觅食。当一只叼着食物的麻雀飞过时，别的麻雀就知道该去哪里找食物了。麻雀社会和蚂蚁社会不一样，没有被奉为神明的蚁后，没有不得不自我节育的工蚁。麻雀不喜欢集体主义，但它们喜欢集体。它们的集体中存在着差异，有的麻雀更胆大，有的麻雀更谨慎。一个允许内部成员存在差异的群体，更容易激发出集体智慧。集体主义反而是集体智慧的杀手。麻雀群体也会根据环境的不同改变自己的策略。当一群麻雀刚进入陌生环境时，它们更愿意冒险，毕竟，只有敢于冒险才能找到新的生机。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之后，麻雀会更谨慎，更少去碰陌生的食物，毕竟，创新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你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有毒的，吃了会死。

北美洲原本没有麻雀。据说在1851年，为了减少飞蛾的危害，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人们引进了16只麻雀。到今天，北美的麻雀已多达几百万只。它们生活在海拔-85米的加利福尼亚州死谷，也生活在海拔3000多米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它们从北美大陆飞过墨西哥、中南美洲，深入巴西雨林，直达最南端的火地岛。在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每一片大陆上都有麻雀。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上也有麻雀。都市中有麻雀，荒原上也有麻雀。打开电视，观看全球各地的新闻时，不经意间，你就能听到麻雀的啁啾声。麻雀已经成为全球分布最广的野鸟，估计约有5.4亿只。

最后的赢家并不是清高自傲的孤勇者，而是最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他们对大人物天生免疫。他们按照生存策略行动，而不执着于择优。他们看似胸无大志，却达观通透，看似目光短浅，却看尽沧桑。

古人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反过来说，鸿鹄安知燕雀之智？

生物学家发现，长途跋涉的候鸟虽然意志坚定、坚韧不拔，但更容易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因为它们不知道变通。它们很可能发现，过去能找到食物的地方没有食物了，过去能歇脚的地方消失了。这些鸟类将逐渐消亡。适应能力强的鸟类演化出新物种的速度也会更快。新的行为会形成新的特色，新的特色又会催生出新的物种。所以，未来的大多数鸟类可能都是麻雀和乌鸦的后代。

不想再有鸿鹄之志，我只想当一只小小鸟，当一只卑微的麻雀，可以吗？

1. ◎ 〔美〕珍妮弗·阿克曼：《鸟类的天赋》，沈汉忠、李思琪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2. ◎ 〔美〕珍妮弗·阿克曼：《鸟类的天赋》，沈汉忠、李思琪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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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伯勒斯是唯一一个因巫术被绞死的哈佛毕业生。

当他脖子上套着绳索，而绳索挂在一个尚未搭建完毕的绞刑架上时，这个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42岁牧师突然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据说，不少旁观的看客为之动容，但审判官毫不动摇，刽子手早已等得不耐烦。曾经听过伯勒斯布道的教徒们都在期盼这场处决，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正义的到来。

伯勒斯晃晃悠悠的尸体余温尚存，刽子手就砍断了绳索，把尸体拖进岩石间的一处墓穴匆匆掩埋。他的衬衫和裤子被扒掉了，毕竟，那可是一条好裤子。有人看到，他的一只手和下巴，还有另一个犯人的脚都裸露在外。

伯勒斯被指控是女巫的领袖、恶魔的仆人。八个已经认罪的女巫都是这么说的。之前给他当过女仆的女孩说，伯勒斯曾经作为撒旦的代言人诱惑过她。几个和伯勒斯交往并不密切的女孩声称，伯勒斯主持过盛大的巫师聚会。法庭上，这些女孩翻着白眼，四肢抽搐，不时昏厥过去。过了一会儿，她们尖叫起来，说伯勒斯暗中作法，咬了她们，她们身上还有牙印。执法官看看牙印，又去看看伯勒斯的牙，认为二者完全相符。

伯勒斯必须被判刑，否则就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是1692年发生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湾的一次猎巫行动。这场危机始于这一年的1月，塞勒姆村塞缪尔·帕里斯牧师家里的两个女孩，11岁的外甥女阿尔盖比和9岁的小女儿贝蒂，感觉有隐形的东西对她们又咬又掐。她们先是痛苦号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感到眩晕，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体时不时变得僵硬，双手疯狂摆动，还试图飞到天上，发出拍打翅膀的响声。

女孩们说，邪恶的巫师在折磨她们。她们指控的第一个女巫是乞丐莎拉·古德。莎拉·古德经不住拷问，又供出一个寡妇的名字。女孩们又检举帕里斯牧师家的印第安女奴提图芭是女巫。提图芭是讲故事的好手，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如何骑着木棍飞行，又如何看到女巫变成狼，或是长着翅膀和长鼻子的怪兽。

更多的孩子生了怪病。她们大多是半大不大的女孩，其中不少在别人家里做女仆。平日里，这些女孩沉默不语，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法庭上，她们成了先知、殉道者和道德卫士。甚至有波士顿的贵族跑来，让她们给自己的孩子看病。

被指控的人一律下狱，塞勒姆的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被指控的人又指控别人。女儿指控母亲，母亲指控外祖母，外祖母指控邻居。妻子告发丈夫，女儿告发父亲，丈夫把妻子拉下水。侄子构陷姑母，女婿连累岳母，兄弟姐妹互相指责。

这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一定有人指使。会是谁呢？虽然年轻女孩没有见过世面，但她们对社会等级天然敏感。所有的女孩都指控一个人：曾经在塞勒姆村当过牧师的乔治·伯勒斯。他性格孤傲，跟本村人合不来，死过妻子，对亡妻和女仆态度都不好。他力大无穷，聪明善辩。不是他，又能是谁呢？于是，已经离开塞勒姆，远在缅因州的伯勒斯被治安官抓了回来。

女巫不仅出现在小小的塞勒姆村，还出现在其他村庄和城镇。据说在马萨诸塞上空飞翔过的巫师超过700名。被指控的巫师中，最年幼的只有5岁，最老的已近80岁。她们被指控的内容是她们想都想不到的罪行，而且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你认识女巫吗？不认识。这样的回答会遭到耻笑：你都不认识女巫，怎么能知道自己不是女巫呢？

最终，14个女人、5个男人和2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第一次绞刑发生在6月，最后一次是在9月。每一次绞刑之后，事态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恶化。指控的数量急剧增加，审判和监狱录口供的速度几乎无法跟上指控发生的速度。两名贵格会的商人在那个秋天造访塞勒姆，发现“那里为了所谓的恶魔崇拜，正在急切地‘吊死一个又一个人’”。人人自危，他们狂热且疯狂地在黑暗中互相伤害。总督大人不得不出面叫停这场闹剧，因为总督夫人也受到了牵连。一名在押的犯人向总督夫人求援，总督夫人亲自签署了释放令。报复迅疾而来，总督夫人立即就被指控了。

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的猎巫行动，不过是欧洲猎巫行动的重演。1326年，教皇若望二十二世命令手下的裁判官清除所有的魔鬼崇拜者。接下的两个世纪，欧洲到处发生猎巫行动。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猎巫行动更加流行。虽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攻讦，但他们都相信女巫的存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展开了猎巫竞赛。后加入的国家比最早发现女巫的国家更为狂热。一个德意志小镇一，天之内就处死了400名女巫。1580-1680年，大不列颠清洗了4000多名女巫。

17世纪已经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这是波义耳、牛顿和洛克的时代，但波义耳、牛顿和洛克也相信巫术的存在。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人们受教育程度极高，但受教育似乎和学会理性思考是两码事。远渡重洋来到北美的移民大多是虔诚的清教徒，但在这次猎巫行动中，最喜欢指控别人的往往是最虔诚的家庭。清教徒相信自己手中擎着真理的火把，只有这火把才能照亮世界。他们反对所有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他们的底层逻辑简单而粗暴。他们相信自己追求的是道德的上限，因此便有权利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没有意识到，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文明失去了光芒，历史陷入了黑暗。

历史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间歇性地陷入黑暗。猎巫行动从未消失，只不过换了另外的形式。每当猎巫行动出现，人们便不再相信自己的强大，而是相信敌人的力量；不再相信自己的团结，而是相信敌人的阴谋；不再解决内部的矛盾，而是转嫁对外的仇恨。这一切只会加速没落者的没落。色厉内荏不是因为强大，而是因为实力已经削弱。将异端和外族作为敌人，最终却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内部分裂。这种猎巫行动一旦启动，便会逐渐失控。直到灾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才会有一种如梦初醒的力量，试图把社会拉回正常的轨道。

塞勒姆猎巫事件给剧作家阿瑟·米勒提供了灵感。1953年，米勒写了一部《坩埚》，把这一事件搬上了舞台。动笔写塞勒姆故事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人人自危的猎巫行动。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声称，左翼分子已经渗透到美国政界、文化界，甚至军方和教会。凡是涉嫌不爱国的人都会受到调查。大批美国政府雇员被辞退，好莱坞的导演、演员和编剧排着队到国会接受审查。“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等一大批知名人士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德高望重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也被迫辞职。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人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就连马克·吐温的书也被列为危险书籍。麦卡锡嚣张，美国癫狂。以至于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问，究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

米勒说，塞勒姆悲剧源于一个悖论：人们想要凝聚在一起，防范一切来自外部、可能导致社会毁灭的分裂力量，但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变得对外排斥、对内压制。他写道：“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悖论之中，而且找不到破解的办法。”

是的，美国仍然生活在这一悖论之中，而且找不到破解的办法。

当“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在国会演讲中讲到“每一个地区的国家现在都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的时候，塞勒姆的钟声又敲响了。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所有中国学生都是“间谍”的时候，塞勒姆的钟声又敲响了。当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因为“隐瞒”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而被判有罪的时候，塞勒姆的钟声又敲响了。

历史变成了预言，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

1. ◎ 〔美〕斯泰西·希夫：《猎巫：塞勒姆1692》，浦雨蝶、梁吉译，文汇出版社2020年版。

2. ◎ ArthurMiller,TheCrucible,PenguinClassics,2003，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中文版名为《萨勒姆的女巫》。

54

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西方世界徘徊。

当萨拉·佩林刚刚出现在美国政坛的时候，精英阶层觉得她只是个笑话。当茶党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精英阶层感到了一丝不安。当特朗普和希拉里对决的时候，精英阶层紧张而担忧。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已不再是人们熟悉的美国。在拜登上台之后，精英阶层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他们的防线是极其薄弱的，民粹主义一定会卷土重来，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洲。这股浪潮在东欧和南欧声势最为浩大。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曾在社会主义阵营待过的国家中了民粹主义的魔咒。它们主动抛弃了东方，又被西方遗弃，于是，失望像火山一样喷发。2022年9月，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当选为意大利议会的最大政党。该党领袖焦尔吉娅·梅洛尼被一些欧洲媒体称为“女墨索里尼”。法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在最近两次总统大选中咄咄逼人，虽然最终落败，但在支持者眼中，其领袖玛丽娜·勒庞的魅力远超过粉面小生马克龙。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始建于2013年。与日益衰落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党的支持率一路飙升。该党前发言人克里斯蒂安·吕特曾放言：“德国的情况越糟糕，局势就越利于选择党。”就连一向风平浪静的北欧国家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都在上升。每四个欧洲人里，就有一个支持民粹主义政党。

在精英阶层看来，民粹主义政党就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恶魔。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自称是人民的代表，反对他们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用手指着坐在台上的精英，告诉激动的民众，这些人已经腐烂到根，既无能又无耻。他们把目光投向远方——穆斯林、俄罗斯人、中国人，告诉民众这些外族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按常理出牌，随时准备掀翻桌子。他们崇拜强权，相信乱世出强人，却把强盗说成强人。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要消灭自己的对手。在精英阶层看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死灰甚至都有可能复燃。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民粹主义在西方都将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曾说：“民粹主义和大流行病、大萧条或战争一样，是一生才能遇到一次的重大事件。”上一次西方世界遭遇民粹主义浪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90年后，历史踩上了同样的鼓点。

在精英阶层看来，民粹主义源于野心家的鼓噪和民众的愚昧。事实上，民粹主义源于精英阶层的傲慢与自私。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市场经济变成了赢家通吃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变成了“达沃斯人”的全球化。每年，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齐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点江山，交换名片，陶醉在互相赞美的梦幻奇境中。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教育不再是寒门学子向上攀登的阶梯，也不再是提升劳动力技能的强大牵引动力，而是成了维护特权阶层世袭权利的堡垒。在精英阶层的误导下，进步运动不再关心阶级矛盾，转而关注少数族群，政治正确变得偏执而狂热。精英阶层越来越脱离群众。

是的，民粹主义选错了答案，但它找对了问题。民粹主义呼应了民众对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的关切、对传统政治认同的担忧，以及对官僚主义的厌恶和不满。为什么精英阶层连承认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呢？纽约大学学者杰夫·曼查和尼德·克罗利在他们于201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上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大量的中产阶级也不满了。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将更加广泛。

英明的政治家善于审时度势。林肯总统支持关税保护。他知道这会带来经济代价，但有利于赢得北方的支持。有时候，一个拙劣的经济政策反而是明智的政治决策。俾斯麦不仅是所谓的铁血宰相，他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转向保护主义，同时推动了国家社会保险的实践。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掀起一轮民粹主义浪潮之后，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歇斯底里的考弗林神父用无线电广播就能蛊惑数千万听众，但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时候，新政是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

能不能将赢家通吃的市场经济变成公平分配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将精英阶层独享的全球化变成平民分享的全球化，能不能将精英的傲慢说教变成与民众平等对话，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民粹主义会兴盛还是消亡。遗憾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掌舵的却是最懦弱无能的船长。目前能看到的最乐观的结果，也只是精英阶层和民粹主义两败俱伤，而最糟糕的结果，是船在风浪中沉没。

民粹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放血疗法，是在其他治疗方法都不管用之后才冒险选用的险招。如果运气好，可能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病就好了。如果运气不好，那也很简单，人就死了。

1. ◎ RayDalio,StevenKryger,JasonRogers,GardnerDavis:Populism:ThePhenomenon,Bridgewater®DailyObservations,March22，2017，https://economicprinciples.org/downloads/bw-populism-the-phenomenon.pdf,retrievedOct.6，2022

2. ◎ JeffManza,NedCrowley:EthnonationalismandtheRiseofDonaldTrump,Contexts,17（2018），p.28-33，https://doi.org/10.1177/1536504218766548，retrievedOct.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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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景德镇邂逅了一位出生在这座小城的朋友。他长大后就离开了家乡，如今已有多年。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景德镇到处都是烧窑的烟囱。早上穿件白衬衫出门，下午衣领上就结了灰垢。他对慕名想去景德镇的人说：别去，你去了一定会失望，这座城市已经彻底没落了。

2022年，为了逃离疫情中的上海，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他突然发现，这座小城变了。当然，街道依然拥挤嘈杂，沿街的路灯依然裹着厚厚的一圈陶瓷，像穿着臃肿的棉裤。但街道干净多了，新修的乡间公路上有一群群戴着头盔、穿着紧身衣的山地自行车手。沿着三宝路进山，一路上都是陶瓷艺术家的工作室。陶溪川原本是一座老瓷厂，现在改造成了文创园，丝毫不比北京的798逊色。周五和周六的晚上，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摆摊。几乎每一个摊位前都有拿着手机直播带货的。造型古拙的御窑博物馆24小时开放，夜幕下灯火璀璨，如花似锦。

他跟我感慨：我才发现，我看走眼了。

柳施亨是最早一批在陶溪川摆摊的。他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摆摊的时候，他经常遇到一件尴尬事。别人看他长得像中国人，中文讲得也很流利，却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总有人问，你是哪儿的人啊？后来，柳施亨懒得解释了，就说：我是内蒙古的。

柳施亨是韩国首尔人。他从小喜欢艺术，上大学误打误撞学习了陶瓷。大学期间，他曾来景德镇交流学习，后来索性留下来读硕士，读完硕士又读博士。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将是第一个从这里毕业的韩国留学生。

为什么要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呢？柳施亨说，这里是做陶瓷的天花板啊。在韩国做陶瓷，每道工序都要自己上手。买材料，找人帮忙，都非常不方便。在景德镇做陶瓷，那叫一个如鱼得水，买泥料，找窑烧，都很方便。来了就不想走，他成了一名“洋景漂”，还娶了自己的湖南师妹。

景德镇陶瓷大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接受留学生，最早一批是越南派过来的，后来陆续有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留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但我还是遇到了来自意大利、俄罗斯、埃及、喀麦隆等国的留学生。

来自圣彼得堡的塔西雅对景德镇又爱又恨。从地图上看，景德镇是南方城市，太好了，她什么厚衣服都没带就来了。到了冬天，我的天，这哪里是南方城市啊，冻死了。可是，因为喜欢陶瓷，她可以忍受这一切。她说，刚来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景德镇，这里不像北京、西安，闻不到我心目中中国的味道。待久了，尤其是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校区，老师和学生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啊，中国的味道就有了。

柳施亨还有一个感受，在这里能遇到更多的高人。景德镇每年有春秋两次大集，世界各国的陶瓷艺人都会过来交流。每年还有一场官方的瓷博会，来的人更高端。很多韩国大学的艺术教授、艺术家都会过来。这时候，他就会被找去当翻译。他说，我在韩国是见不到这些人的，想找他们很难，但是，在景德镇，不用去找他们，他们就来找我。他回头问自己的湖南师妹：那个成语怎么说？

湖南师妹说：守株待兔。

1. ◎ 798艺术区，北京由旧工厂改造的一个著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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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说热就热。我站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门口，眼前一片明晃晃的阳光。入口在楼梯的上面，旁边是扫码登记处。过安检的时候，保安理都没理我，让我感到有点失落。

汪志谦老师穿着休闲短裤和凉鞋，挎着书包。和他同来的另一个人戴着口罩。走到我面前后，那人把口罩摘掉，说：“我就是涂老师。走，我带你们参观这个博物馆。”

涂老师叫涂睿明，家住上海，但在景德镇开工作室。涂睿明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热爱茶艺，慢慢便喜欢上了景德镇的陶瓷。他原本在海关工作，曾参与创建景德镇海关，后来从体制内辞职，到景德镇做陶瓷。他还写书。他写的《捡来的陶瓷史》，一直高居工艺类图书的销售排行榜前列。

涂老师文质彬彬，边说话边不时抬头看一下周围。有几个游客凑过来听，涂老师也不介意。

涂老师说，从历史上看，景德镇有过辉煌的时候，但细细探究，那都是时代的潮流推着景德镇往前走。比如，宋代的时候，景德镇做的瓷器不青不白，名气也不大，但不知为何，宋真宗就是喜欢这种风格，一眼看中，于是，景德镇才在一众名窑中脱颖而出。

景德镇最有名的当属青花瓷，青花瓷最有名的是明青花。直到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才逐渐承认，元代就已经出现了青花瓷，而元青花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05年的一场佳士得拍卖会上，当时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2.3亿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刷新了陶瓷工艺品的拍卖纪录。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2.3亿元能在北京买300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元代朝廷喜欢的是素洁清雅的白瓷，看不上花里胡哨的青花瓷。民间也没有人追捧青花瓷。自古以来，青色并不受中国人推崇。为什么景德镇要烧青花瓷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烧制青花瓷难度很高。一是釉要无色透明，否则青花图案就会被盖住；二是瓷要白，这样才能突出青花的图案之美；三是青花要蓝，这就要选用上好的蓝色料。景德镇是怎么接连攻克这三个难关的？

第一个技术难题大约在宋代已经解决。第二个技术难题正是在景德镇本地攻克的。南宋时期，景德镇的工匠发现，把附近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和原来用的瓷石配合使用，能烧出质量更高的陶瓷。这是陶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进步。第三个技术难题卡壳了。中国没有好的青花料。最好的青花料产自遥远的波斯地区。景德镇的工匠足不出户，他们怎么知道能在波斯找到色料呢？

事实上，这就是青花瓷诞生的秘密。古代波斯地区的人们酷爱蓝色，至今仍能看到他们的建筑物上有大量蓝色的运用。他们相信青花瓷遇毒会变色，可防歹人。但是，波斯人自己烧不出瓷器，而他们又比欧洲人更早接触中国的瓷器，就想把蓝色的装饰用到瓷器上。于是，来到中国做生意的波斯人慕名找到景德镇，带来了上好的青花料，还有纹样的设计图，询问能否定制出他们想要的产品。

说到底，是外贸订单刺激了青花瓷的工艺提升，然后才是出口转内销，青花瓷在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了。

原来青花瓷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它就是全球化的生动写照。我流连在青花瓷展柜的旁边，越看越觉得奇妙。青花瓷上中东特有的大花细茎图案，慢慢变成了中国风格的山水花鸟。青色的染料在瓷器上漫漶，颇得国画的神韵。

涂睿明继续给我们讲解明代的鸡缸杯、清代的珐琅彩瓷器。他说，这代表着陶瓷技术越来越发达了。但我还是觉得青花瓷的故事最为动人。

讲到清末，涂睿明惋惜地说，从这时起，景德镇的陶瓷技术就开始没落了。

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吆喝：“快看，快看，抓紧时间。我们要闭馆了。”

涂睿明说：“后面就没什么值得看的了。”

全球化能给一个江西古镇带来独特的风韵。涂睿明刚来的时候，对当地的朋友说，景德镇以后会好到出乎你们的想象。没人信他。他跟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景德镇可挖掘的好东西太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牛。有一种美是不知道自己有多美。

这种风韵来自景德镇和世界的连接。与世界连接上之后，景德镇就焕然一新。与世界隔绝之后，这座城市就迅速没落。我那位在景德镇长大的朋友说，他记得小时候在昌江边上玩，沿河全是破碎的渣片，以至于他觉得全世界的河流都是这样的。那时的景德镇已经与世隔绝，人们无法了解外面的世界。再后来，景德镇又和世界建立了连接，它独特的风韵就回来了。

这种风韵就是开放的魅力。景德镇的开放不像深圳的开放、上海的开放那样，如冰层解冻、春潮出山，澎湃汹涌，轰轰烈烈。景德镇的开放就像和风细雨，吹面不寒，草色润朗。这才是开放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这就是平民分享的全球化应该有的样子。

这一切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然后又消失过。这一次，还会再度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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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出人意料。中美贸易摩擦，预示经济全球化撕裂了；俄乌战争爆发，宣告世界和平破产了。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崛起还没有最终成功，剩下的路更为坎坷。

我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全球动荡才刚刚开始。许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或许未来都会出现。以前，你可能想不到英国会脱欧，但它居然就脱欧了，那如果有一天苏格兰脱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前，你可能想不到特朗普会当上美国总统，但他居然就当选了，甚至暴徒还闯进了美国国会大厦，那如果有一天美国爆发内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前，你可能想不到欧洲各国会有矛盾，那如果德国开始扩充军费，周围的国家又会怎么想呢？如果有一天欧盟解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种动荡表面上看是国际阵营的对立，这从俄乌战争期间各国的表态就看得出来。一个阵营是欧美国家，一个阵营是新兴市场。欧美国家一致反俄挺乌，新兴市场阵营更愿意保持中立。更为隐蔽，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另一种分道扬镳，即欧美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很多美国人可能讨厌中国，但并不关心中国。很多美国人可能反对普京，但并不关心乌克兰。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虽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真正的撕裂却在社会内部。这种社会内部的撕裂，将带来更多的动荡。

好消息是，虽然世界这么乱，但中国还有战略机遇。

但是，这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中国的战略机遇是借助全球化红利，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以后，中国的战略机遇很可能是在全球动荡中保持稳定，熬过这一波风浪。

没有人喜欢动荡。人们渴望的是稳定。越是动荡，对稳定的需求越旺盛。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性。

第一，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量级，就算是出于惯性，也会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是经济稳定。

第二，中国的政权少有地稳定，而且，拜中美贸易战、香港暴乱等一系列事件所赐，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高涨。反腐倡廉、扫黑除恶，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这是政治稳定。第三，越是全球动荡，身份政治越重要。人们需要认同感。意识形态容易造成分裂，血脉联系提供了社会凝聚的力量。一个国家，有没有值得自豪的历史，有没有共同接受的传统，有没有融于血脉的文化，就变得更为重要。跟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人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这是文化稳定。

第四，经历了各种风险之后，全球的企业已经放弃了效率至上原则，转而遵循效率与安全并重原则。中国的产业链经过“补链强链”，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这是产业稳定。

第五，拯救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唯一希望是爆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中国具有提前超配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政府与民众对技术进步的支持程度极高等优势，很多新技术将在中国落地。这是技术稳定。

虽然有这么多的稳定，但不得不说，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在理智上乐观，在情绪上悲观。承认不承认在中国赚钱的机会更多？承认。那敢不敢在中国赚钱？说心里话，很多人心里还是不踏实。

有了稳定性，还要把它变成可预期性。

这跟政策的制定有关。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我们能感觉到中国的很多政策顺应了时代的巨变。中国强调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强调共同富裕，这样才能更好地缓和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团结。中国强调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动力。好的政策需要好的表述。好的表述，目的是实现可预期性，让民众知道政策的目标和方向，更好地凝聚民心。

站在受众的角度，我有一点体会。什么样的表述才能更好地实现可预期性？有两个关键点：连续和坦诚。

所谓连续，是说政策要有助于民众形成长期预期。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臣民会高呼“国王万岁”？他的解释独具一格。对民众而言，长期而稳定的预期最重要。如果国王真的能活1万岁，就意味着看未来能看1万年。在这1万年里，究竟该怎么干，臣民心中就有数了。没有任何一种政策能让所有人满意。政策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满意，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形成长期预期。市场经济靠什么发展？靠长期投资。长期投资从何而来？靠长期预期。长期预期又从何而来？这就要提高政策的连贯性，明确游戏规则。只要规则是明确的，就能形成稳定预期。规则定了，人心就定了。

要做到连续并不难。一般来说，好的政策更强调渐进，而不是贸然采用“休克疗法”。想要做政策创新，往往先从试点开始，再上升到统一的政策推广，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在探索改革开放道路时的标准动作。过于激进的政策创新即使方向正确，也有可能失败。据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当领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前面跑，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上来。变革的方向很重要，变革的速度同样重要。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

所谓坦诚，就是采用现实主义政治，而非追求虚幻的理想。

放低预期，实事求是。民族国家当然要追求本国的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本国利益总是高于他国利益，而本国利益指的是本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合作，也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帮助他国实现它们的利益。

这种立场听起来似乎不够有理想。拥有崇高的理想无可厚非，但越是伟大的理想，实现起来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欧美国家喜欢讲各种冠冕堂皇的理想，问题就在这里：它们做好为实现理想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这种理想主义政治看似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更容易被公共舆论所接受，但站得更高，就容易摔得更惨。摆在架子上的花瓶经不起轻微的晃动，放在地上角落里的花瓶却不容易被碰坏。

中国人的风格是敏于行而讷于言。想要在辩论中战胜对手是很难的，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想要让别人都喜爱自己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无法让逐渐没落的去喜欢正在崛起的。你的进步恰好映衬出别人的退步，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政策的目的不是让别的国家热爱中国，甚至不是让别的国家认同中国，而是让它们对中国形成稳定的预期。哪些是中国要做的，哪些是中国不做的，能让别人有清楚的预判。冲突往往来自误判。有了可预期性，哪怕互为竞争对手，也能更好地管控风险。

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得明白。听得明白，未必意味着赞同。可是，要是听不明白呢？本来挺好的政策，架不住就会有反向的解读。这就是所谓的“塔西陀陷阱”：只要看你不顺眼，你做的好事也会被解读为坏事。

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是以不变应万变，也是保持定力，穿越风暴，等待下一轮周期。欧美社会的冷战一代凋零之后，新生代对中国的仇视会下降。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全球经济再度高速增长，很多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也会迎刃而解。只有在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之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才会改变。

再难，也要熬过这个过渡阶段。

1. ◎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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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阿里吉还讲到了大国的兴衰。全球资本主义先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出现。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有四个城邦最发达。米兰擅长冶金，佛罗伦萨专做纺织业，它们主要和西北欧做贸易。威尼斯和热那亚是贸易中心。威尼斯和南亚周边地区做香料贸易，热那亚和中亚周边地区做丝绸贸易。好景不长。这几个城邦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天天打仗。战争导致城邦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于是，金融资本接手。圣乔治银行接管了热那亚，美第奇家族接管了佛罗伦萨。这背后的规律就是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交替循环。一开始，资本投资于贸易，后来贸易不赚钱了，就要投资于征服。征服的代价太大，就要坐下来谈判，互相妥协，瓜分市场。

再讲一个小插曲。在资本主义无法继续扩张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当时的大财主热衷于投资艺术和建筑，这又是为什么呢？第一，这是要故意浪费掉一部分资本，剩下的资本稀缺了，才能保持较高的收益。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农场主把牛奶都倒掉，也是这个道理。第二，城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需要臣民的效忠。只有文化创造才能让人们由衷地佩服，深信不疑地效忠。

后来，英国对佛罗伦萨实行羊毛禁运，又推动纺织业国产化，佛罗伦萨衰落了。米兰也衰落了。威尼斯曾经盛极一时。随着奥斯曼帝国崛起，通往东方的商路被切断，威尼斯也衰落了。

只有热那亚还在“打鸡血”。热那亚人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开始朝西看。大航海时代，最出风头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海外冒险都是由热那亚的商人支持的。他们资助了撒哈拉沙漠的探险、沿着西非海岸的航行，在国外建立一个又一个为自己所用的帝国，这就是资本和国家的合作。这是身处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和来自热那亚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结盟。

在这个过程中，热那亚商人搞出了重大的金融创新。他们认识到货币稳定的重要性，推出了良币里拉，这就让做生意的人心里踏实了。他们还搞出了汇票。在汇票出现之前，空间是商业结算的敌人。商人赚了钱，当然开心，但一想到还要背着这袋子钱，千里迢迢回家，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响马强盗，心里就直哆嗦。有了汇票，金融就战胜了空间距离。在里斯本赚的钱，可以轻松地在安特卫普或别的城市兑换。原来的风险，被金融变成了潜在的利润。而且，汇票用得越多，无形之中就会让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联系越紧密。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前，全世界资本家早就联合起来了。

没有永恒的霸主。只有永恒的竞争。

1566年，西班牙去攻打荷兰，想逼荷兰人多交税。没想到，荷兰的反叛分子逃到海上，当了海盗，不仅不交税，还要抢西班牙人的货物钱财。这场战争使得西班牙陷入了财政困境，而荷兰冉冉上升了。

阿里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一个国家的崛起，总要仰仗“母亲贸易”，也就是支持其繁荣的贸易基本盘。热那亚是从做东方贸易起家的，而荷兰的财富来源于对波罗的海粮食供应和海军物资的控制。

新一代资产阶级和上一代资产阶级很不一样。热那亚的商人依靠和外国政府结盟，一旦外国政府落败，他们也就随之衰亡。荷兰不一样。荷兰商人更多依靠的是本国的力量。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战斗力始终爆棚。它靠的是雇佣兵。荷兰有钱，有钱就能雇佣各国的士兵。荷兰军队里，外国兵比本国兵都多。

荷兰成立了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功能是吸收流动资金。最早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债券，尤其是国债。国债就是从荷兰发源的。有了国债，国家就不需要完全依靠征税，可以更灵活地筹资。这又是国家和资本的合作：没有国债就没有金融，而有了国债之后，国家就被驯化了。

荷兰发明了重商主义，又被重商主义压垮。有段时间，荷兰和英国之间战火不断。但荷兰很快发现，自己是打不赢英国的。有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欧洲各国纷纷加强对本国国民的控制。英国人回英国了，德国人回德国了。荷兰有钱也招不来雇佣兵了，没人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荷兰不跟英国打了。相反，它抓住时机，跳上了英国的船，一如后来英国跳上了美国的船。荷兰的资本家大量投资于英国，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荷兰的支持，英国很难战胜法国。

在荷兰之后崛起的是英国。

产业扩张和金融扩张的交替，到了英国霸权时期看得更清楚。英国最开始更关心产业扩张。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轫的。为什么英国能够推动产业扩张呢？因为英国有自己的“母亲贸易”，也就是大西洋之间的三角贸易。英国向美国贩卖非洲黑奴，美国向英国出口棉花，英国再把棉布出口到美国。没有血腥的殖民主义，哪里能有什么工业革命？

在阿里吉看来，英国和资本的联合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伊丽莎白一世用现实主义代替了亨利八世的冒险主义。她意识到，英国的权力是有限的，无法支撑无限的对外扩张。她甚至认为，要对英国的死对头法国好一些，因为“法国的末日来临之日，也就是英国灭亡的前夕”。

伊丽莎白一世做了一件大事，稳定货币。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想要强行向资本家发放贷款，同时让货币大幅贬值，伊丽莎白一世则反其道而行之，在1560年前后稳定了英镑的币值。这堪称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后来，英镑的币值虽然经历了一些波动，但一直稳定到了1931年。

当时，英国的格雷欣爵士向伊丽莎白一世建议：要有自己的资本家。他说，只有您自己的资本家，才会对您忠心耿耿。格雷欣爵士力主建立英国自己的证券交易所。1560年，伊丽莎白一世参观了交易所，并赐名“皇家交易所”。想要赶超，太不容易了。伦敦花了两个世纪，才赶上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是特别支持自由贸易。说得很动听，但别忘了，别的国家是怎么进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当然是靠坚船利炮。战舰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有的经济学家说，这时候的英国政府，就是典型的守夜人——你见过守夜人去别人家里抢东西吗？历史的真相是：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才能有内部的大循环，因此，英国才会格外捍卫所谓的自由贸易。

美国就不信英国这一套。美国人从来不说自由贸易，他们说管理贸易。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打完的时候，世界各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开了一次会，确定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的实质就是控制无序的资本流动，但要确保生产和贸易恢复正常。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换了一套思路。它是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为工具，在更高的层面管理全球经济。

美国之所以能建立自己的全球经济体系，也是先通过实业扩张，再通过资本扩张。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业资本扩张的大好时光。这和战争期间企业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批订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战争激发了美国实业的巨大潜力。实业扩张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

到了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金融扩张代替了实业扩张。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怪物：欧洲美元，也就是存在美国境外，尤其是欧洲银行里的美元。最早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做外贸赚了美元，不敢存在美国银行里，转而存在更安全的欧洲银行。后来，有一批跨国公司开始布局全球，它们的美元也大量存在美国境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东国家卖石油赚了钱，倒手又存在美国的银行，同时也存在美国之外的银行。这就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在美国之外的美元，比在美国境内的还多。

这会带来不便。比如说，这会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假如遇到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想把市场上的美元收回来，这时，境外的美元就会流入，抵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但是，虽然有小麻烦，却有大利益。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把自己的霸权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上。美元到哪儿都能用，别的国家都想要美元，那美国印印钞票，就能到世界各地换资源。何乐而不为呢？

漫长的20世纪已经结束了。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霸主，但是美国自己已经退群，放弃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美国毫无顾忌地进行的很多操作，比如冻结俄罗斯的外汇资产，也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如果说美国的霸权日薄西山，那么，新的全球市场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并非总是简单地重复。阿里吉讲到，我们不能低估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资本主义每一次调整，都是从金融扩张晚期开始，然后出现国家和资本的深度结合，冲破原有的束缚，形成一种新的国家——资本合作机制，从而实现凤凰涅槃。

沿着这个思路，不妨猜测一下21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

第一，21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或许不再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随着收入不平等、失业率上升、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激化，社会主义思潮很可能会在21世纪下半叶全面兴起。21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会更多地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第二，新一轮的全球经济体系重建应该是以实业扩张为先导的。大规模基建或突然出现新技术革命是实业扩张的主要推动力。第三，国家要和全球资本合作。新兴的全球经济模式可能是国家和资本互相补充，互相利用。今后，如何在全球化低迷的时候创造出一种新的机制，吸引全球资本，和全球资本深度合作，是新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毕竟，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资本，尤其是对全球资本的竞逐。

1. ◎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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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一台时光旅行机，能把你带回1980年的中国，你会做些什么？

你肯定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先不用着急。从小的做起。开个手工作坊，炒瓜子也好，做珠花也好，都不愁卖。卖火柴的小女孩来了都能发财，只要她能拿到足够多的货源。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之后，积累了实力，你的选择就更多了。你可以继续做日用消费品，做出自己的品牌，也可以专心开拓国外市场，把货卖到世界各地。你可以修路、盖房，也可以开发矿山；可以开餐馆，也可以开超市。不做实业也没关系，你可以买房，也可以买股票。所有的机会大门都向你敞开。

可是，为什么1980年很少有外资到中国呢？他们来过，但看不懂，就又回去了。他们原以为能把东西卖给中国人，来了才发现中国人太穷，根本买不起进口货。他们看到的中国还是破破烂烂的，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他们看到的中国工人懒得不得了。是的，那个时候中国工人还没有以勤劳、守纪律出名。

当然，时光旅行机只是一个幻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是以空间换时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不少地方很像1980年的中国。

非洲有个国家叫卢旺达。说起这个国家，很多人的印象是电影《卢旺达大饭店》里讲到的大屠杀。1994年4月7日到6月中旬，卢旺达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胡图族对图西族大开杀戒，死难者大约有100万人，占卢旺达人口的八分之一。20多年过去了，如今，卢旺达成了非洲甚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对于欧美人来说，这种变化不可思议，但中国人看得更明白。我们有切身经历，知道一个国家经历了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如果领导者顺应民心，维持政局稳定，压抑已久的经济就会出现井喷式的增长。我们从自己的经验知道，经济增长的启动并不需要等待所有制度都完善，所有基础设施都建成，所有资金都到位。经济增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个叫李发行的中国人在非洲闯荡多年。他的感受是，在非洲做生意就像穿越历史，回到了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他卖的东西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很熟悉的：蚊香。非洲多蚊虫，蚊香是刚需。生产蚊香不是难事，把蚊香从中国运到非洲也没有难度，但创立品牌就比较难了。李发行在安哥拉创立了自己的蚊香品牌，依靠不到50人的团队，占有当地将近40%的市场份额，一年营业收入超过1亿人民币，还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塞拉利昂、肯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

他在非洲卖蚊香，借鉴了在国内经商的经验。比如，非洲几乎没有线上销售，主要是靠线下流通渠道，超市在非洲当地迅速崛起。但是，本地的经销商都是“坐商”，坐在家里等顾客来，还没有送货制。李发行是为经销商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的开创者。当地很多企业纷纷效仿，使得原本冷清的道路一度被送货的车辆塞满。

李发行说，在非洲做日用消费品，组建一个10人的团队，给每个人开50万元的年薪，两年就能拿下一个国家，砸个几千万元就能垄断一个消费品赛道。但是，想做好非洲的生意，就要到非洲去，沉下来，待得住。这个生意，大企业嫌小不愿意做，小企业却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曹丰泽本科、硕士和博士都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却选择到非洲的坦桑尼亚“打灰”，参与建造当地水电站。在他的眼里，坦桑尼亚人和人们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格格不入，他们吃苦耐劳，有债必偿。这个项目工期紧，工程量大，中国工程师都叫苦不迭，坦桑尼亚的工人们却扛得住，忍得下，活儿还干得不赖。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灌浆工人叫卡马鲁，跟着中国师父在项目上连干两年了，逢年过节都不休息。他的中国师父带着他来找项目的人事部门，强烈要求给这个勤劳的徒弟涨工资。

非洲工人之所以这么勤奋，当然是因为工资高。工地上一个最普通的工人，收入也能达到当地人均GDP的三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工作有自豪感。这座水电站建成之后，坦桑尼亚的发电量就能翻上一番。电力，以及电力托起的工业，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未来的孩子会知道孟德尔，知道法拉第，知道如何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只有中国人才有切身体会，记得怎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穷二白进入现代化；只有中国人才既知道什么是贫穷，又知道什么是富裕。

1. ◎ 陈世峰：《他在非洲卖蚊香，一年营收超1亿元，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https://mp.weixin.qq.com/s/SSYF37rGVbnmeLBEmp8ybg,2022年10月15日访问。

2. ◎ 曹丰泽：《不必等待炬火：一个驻外青年工程师的工地文学》，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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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9日，备受关注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该法案总共1000多页，将为美国半导体的研发和制造提供527亿美元支持，并承诺在今后10年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加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技术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发。该法案特别针对中国芯片产业规定了多项具有排斥性的产业扶植政策。比如，获得补贴的企业在补贴期间，不得在中国投资28纳米以下制程技术。这个法案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将中国的高科技行业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扼杀中国的创新能力。

回顾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先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想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并用提高关税的办法遏制中国企业出口，但没有什么效果。此后，美国又尝试近岸外包，推动产业链向美国邻近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回流。这一政策效果也不明显。从2018年到2021年，墨西哥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出现明显增长，并且大多流入了金融和保险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之后，美国又提出了“友岸外包”。2022年，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能允许其他国家利用他们在关键商品、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扰乱我们的经济。”她建议将供应链集中在美国可以信赖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美国的供应链风险。

这个政策会有用吗？

这就需要研究一下全球供应链的现状。我以前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徐奇渊和东艳团队在2022年出了一本新书——《全球产业链重塑》。他们在书中讲到一个悖论：一个国家既想让自己的产业获得全球竞争力，又想保障产业安全及完全自主可控，但这两个目标往往难以兼得。

他们发现了一个奇特而普遍的现象：各国竞争力最强的行业往往又是对全球供应链依附程度最高的。美国、日本、韩国、荷兰最强的产业是半导体行业，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行业都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零附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机械制造业，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都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法国是空客飞机的最终生产国，但法国的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产品的脆弱度排到了第三。这也跟行业特性有关。发达国家脆弱度排名靠前的基本集中在两个行业：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这两个行业的生产过程集成度较高，涉及的产业链更长。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现了这两大产业链的完全自主控制，其产业链安全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当美国以中国为竞争对手，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的时候，它真正的对手并不是中国，而是全球供应链。除非把全球供应链推倒重来，否则美国是无法和中国脱钩的。

但是，在这个动荡年代，政客们可能不会按常理出牌。假设美国一意孤行，真要围堵、封锁中国，它能成功吗？

美国可不可以扶持越南，让越南替代中国呢？和很多人担心的恰恰相反，越南经济腾飞对中国是有利的。越南在经济规模上和中国不是一个量级。它的GDP规模甚至比广西还少了20%。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引力，大国吸引小国，近邻胜过远邦。可以设想，未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联系将更紧密，而这个区域生产网络的增长极是中国。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只会更多，不会更少。甚至还可以推演，如果说以前东南沿海地区因面向欧美市场抢占了先机，那么西部大通道将更有利于广西、云南等地区的发展。或许，以后将是三十年广东，三十年广西。

美国可不可以扶植一个规模更大的国家抗衡中国呢？印度可能是一个选项。印度的GDP是墨西哥的2.5倍，越南的近10倍。印度人口众多，年龄结构更年轻。印度裔的精英阶层遍布海外，有的当上了欧美跨国公司的CEO，有的当上了英国首相、美国副总统。2021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印度经济仍然实现了8.1%的增长。

印度是一个朝气蓬勃，同时也野心勃勃的国家。它的经济实力还将不断提升。但正因如此，有朝一日，欧美国家会发现最让它们头疼的挑战者不是中国，而是印度。中国对欧美国家的挑战主要来自不断提高的产品竞争力，这是一场经济领域的角逐。中国从未认可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也从未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西方人不会想象，有一天中国能动摇他们的意识形态。印度则不然。当经济实力继续攀升，哪怕还没有攀升到中国现在的规模，印度就会试图扩大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印度一直自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就连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都承认，印度人的特点是总要争辩不休。有一天，印度将直接向西方叫板：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文明？谁说了算？！想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唯一看似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就是欧美国家抱团。且不说欧美各国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单说欧美国家企业在中国还有大量的投资，这些企业心里会怎么想？它们会选哪一边？

简单的回答是：等等看。

中国对外资企业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是庞大的市场，以及这个市场带来的高投资收益率。

2006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销售额为5600亿美元，是内销额的7倍。而在2021年，外资企业的内销额为1.4万亿美元，出口额为9000亿美元，内销额是外销额的1.5倍。换句话说，外资企业已经有60%左右的业务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即使美国提高关税，对外资企业的内销业务也没有直接影响。正是得益于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外资企业才能在中国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根据某主要国家商会数据统计，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他地方。东盟的投资收益率比中国低6%，北美和欧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国低9%。

所以，身体是诚实的。从某国商会自己做的调查来看，2015—2022年，该国在华企业撤出比例一直很低，每年不超过2%。撤出的高峰时间是2015年和2016年，而不是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之后的2019年和2020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撤出的在华企业反而减少了。

但是，如果去问这些企业，愿不愿意扩大生产规模，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告诉你：不会。它们在维持现状，等待，观望。它们在等待的就是稳定的预期。

能不能在全球供应链中维持自己的核心地位，归根结底，靠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1. ◎ 徐奇渊：《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谁是真正的挑战者》，载《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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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的船队已经在海上航行了40多天。这一天是9月16日。天气宜人，微风习习，乌云洒下一阵小雨。水手们看见海上漂过一团一团新鲜的水草，好像是刚刚才被拔下来的。这肯定说明陆地离这里不远了。

哥伦布却告诉水手们，陆地离这里还远得很。

第二天，海上又漂来很多水草，看上去跟河里的很像。水手们甚至在水草里找到一只螃蟹。这回，就连哥伦布都觉得，陆地应该不远了。风很柔和，海水清澈。水手们觉得航行很快就要结束了，每个人兴致都很高。

他们不知道，这片看似风平浪静的海域是这次航行中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驶入了马尾藻海。

在北大西洋的中部，北纬30度一带，有一片宽广无垠的马尾藻海，它几乎和美国的面积一样大。这片马尾藻海的西北部就是百慕大三角洲，这里经常有船只失事。后来，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水手说起马尾藻海，都会谈虎色变。

大气环流给别的地方带去了一年四季守时的信风，却遗忘了这片海域。水草茂密的马尾藻海看起来像是海上的林地，其实是海上的沙漠。因为没有风，误入这片海域的船只就没有了动力。在藻类最茂盛的地方，海藻缠绕在船上，更是让船寸步难行。没有风，深层海水和浅层海水之间就没有交流，也就没有营养物质。所以，这里的海水非常纯净，能望到大约60米深的地方。可是，水至清则无鱼。被困在此地的水手，要风没风，要淡水没淡水，还抓不到鱼，最终会放弃生存的希望。

但哥伦布的水手却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哥伦布告诉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当他们失去希望的时候，哥伦布让大家鼓起勇气。

幸运的是，船队终于驶出了马尾藻海。但是，风越来越缓，船行的速度越来越慢。水手们问：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哥伦布说：快了，快了。

所有人的不满一齐爆发：快了是多快？

哥伦布也不知道。

长久的等待让人焦虑，看不到头的航线让人沮丧。水手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使劲鼓噪：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回去。

这时候，已经进入了10月。水手们都不知道，他们距离那道暗绿色的海岸线，只剩下两天的航程。

最无法忍耐的时候，也许就是距离历史的反转最近的时候。忍耐吧。继续忍耐。

平静地接纳海上的风暴，天上的云彩。

62

1856年的春天，一位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修道士去维也纳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管着当地的中学。修道士们在学校里担任代课老师。这个教师资格考试对他们来说就像考编制一样重要。6年前，孟德尔就参加过一次考试，但没有通过。这一次，他专门在维也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补习，准备得应该算充分了。很遗憾，他又考砸了。考试之前他紧张得病倒了。第一场考试他就跟考官吵了一架。这第一场考试是植物学。9年之后，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植物杂交的论文，这篇论文奠定了遗传学的基础。

郁郁寡欢的孟德尔回到摩拉维亚的圣·托马斯修道院，在这一年的夏天开始种豌豆。这所山脚下的修道院在院长西里尔·纳普的管理下，更像一所从事研究的大学。修道士们研究各种领域，从植物学、天文学、民族音乐、语言学到哲学。修道院里的厨娘后来都出了烹饪书。纳普精明能干，为人和善。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孟德尔这个农民出身的穷孩子做研究，甚至花重金为他建了一个温室。

孟德尔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种豌豆。之前，他曾经想用灰色和白色的老鼠做杂交实验。这个实验惊动了当地的主教，主教大为不满：修道士怎么能天天引诱老鼠交配呢？主教命令孟德尔关闭了他的老鼠“妓院”。不过，主教说，你要是想研究遗传，可以换一些不那么出格的东西，比如，豌豆。

孟德尔从当地的种子贩子那里买到34种不同的豌豆，有些是绿色带斑点的，有些略带棕色，有些皱巴巴，有些很光滑。豌豆的好处是，除了不会让主教联想到性，它还具有既能自花授粉又能异花授粉的特点，更容易人工授粉。这是个细致的体力活儿。孟德尔需要摘除豌豆花的雄蕊，再把橙色的花粉人工传授给其他花朵。他攥着笔刷和镊子，一朵花一朵花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累得直不起腰。

1857年夏末，修道院花园里的第一批杂交豌豆开花了。一片紫色与白色的花海。孟德尔将豌豆花的颜色记录在案。他还要继续耐心等候。又过了一段时间，藤蔓在高温下低垂，上面挂满了发黄的豆荚，豆荚里的豌豆成熟了。孟德尔剥开豆荚，检查豌豆的性状。他的手指因长时间剥豆荚而麻木。当他取出最后一颗豌豆的时候，他或许会感到一丝单调乏味。在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的年代，几个衰落未亡和羽翼未丰的欧洲帝国像彼此嫉恨的台球一样互相撞击，政治联盟犹如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这一丝单调乏味也有它的迷人之处。

孟德尔反复尝试各种不同的实验：高茎植株与矮茎植株杂交，黄色种子植株与绿色种子植株杂交，光滑表皮种子植株与皱皮种子植株杂交，然后，再尝试杂交后的植株互相杂交。实验开始阶段进展缓慢，需要耐心和等待。当孟德尔随后同时进行几项实验时，结果愈发清晰起来。孟德尔坚信：杂交性状无中间状态，只能遵循某种亲本类型进行。他说：“这种超大强度的体力劳动确实需要一些勇气。”后来，孟德尔的豌豆从温室转移到了修道院的一片长方形空地上。这里土壤肥沃，紧邻餐厅。从孟德尔的房间望出去，就能看到豌豆地的全景。最终，孟德尔获得了数量众多且可供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8万株植物，4万朵鲜花，以及近40万颗种子。

1865年2月8日，孟德尔参加了一场平淡无奇的学术活动。他在当地的自然科学协会面对一群农民、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发表了演讲。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3月8日，他才开始宣读论文的第二部分。孟德尔发表演讲的房间很小，大约只能容纳40人。没有人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他的论文发表在一份不怎么知名的摩拉维亚期刊上。虽然孟德尔自己制作了40多份单印本，寄给了当时最有名的同行，但没有人重视他的研究。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次出版，当日即售罄，一年之内就有了德语译本。孟德尔在修道院种豌豆的时候读过《物种起源》，并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的笔记。他也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达尔文，但达尔文从来没有读过。

这是孟德尔的遗憾，更是达尔文的遗憾。达尔文始终没有想明白进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当时流行的学说是混合学说，比如，黑猫和白猫的后代应该是被混合、稀释后的灰猫。这说不通。如果混合学说是对的，那么，下一代会比上一代的种类更少，而不是更多，生物应该退化。孟德尔的遗传学指出，每一代的多样性会增加，进化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孟德尔还发现了隔代遗传的现象。用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孟德尔发现了个体携带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个等位基因，一些等位基因是显性的，总能表现出来（比如光滑表皮），另一些等位基因是隐性的，通常不表现出来（比如皱皮）。如果将纯种的光滑表皮豌豆和纯种的皱皮豌豆杂交，得到的将是光滑表皮的后代。但是，遗传的力量隐忍而强大，潜伏的前代基因还会东山再起。到了再下一代，皱皮豌豆又出现了。遗传的规律很简单：光滑表皮和皱皮豌豆出现的比例是3:1。

自然在卑微处最伟大。豌豆的种子包裹在荚果里。每一个荚果都曾是一朵花。每一颗豆粒都是受精的胚珠。豌豆的种子在发芽之后，会萌发出一对对完全相同的子叶，不断向上生长；它的基部也在此刻长出根系，向下探索。对于植物来说，制造种子是最重要的事情。种子是上一代唯一留存下来的部分，又是下一代的希望和开端。

梭罗在《种子的信仰》中写道：“我对种子信心十足。只要告诉我你有一粒种子，我就准备期待它创造奇迹。”你可以失去对一切的信任，但不能失去对种子的信仰。

1. ◎ 〔美〕索尔·汉森：《种子的胜利》，杨婷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2. ◎ 〔美〕亨利·戴维·梭罗：《种子的信仰》，陈义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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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肖和媛媛结婚的时候去做婚检。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们：“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提醒你们，你们可能得做好要不了孩子的心理准备。”大夫说，媛媛有幼稚子宫的问题，也就是说，她的子宫没有发育成熟。“我从医18年，只见过一例像你们这样的夫妻最后生了小孩。”大夫说。

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媛媛走在小区里，熟悉的邻居都大吃一惊：“怎么又怀上了？这是第四胎了吧！”到2023年2月，大哥祈祈，二哥潇潇，三姐妞妞，就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迎接家里的新成员了。

媛媛的父亲母亲听说她要生第四胎，都强烈反对。从第二个孩子出生，老人就来帮忙。在女儿女婿家里住到2020年，他们才回湖南老家。有老人在，小肖和媛媛就有底气。外公外婆养孩子的经验丰富，他们有五个孩子，媛媛排行老二。外公很有爱心，喂鸭子都像养孩子。带孩子的时候，他有一种男性少有的细腻，又有一种男性特有的豪气。孩子的鼻子疼，他会想出各种处理办法，但孩子在外面玩，摔了一跤，他跟没事一样。

媛媛的父亲从老家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劝她不要再生了。老人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有心无力，帮不上忙。老人也担心经济形势不好。小肖和媛媛在深圳开了一家培训中心，教孩子们弹钢琴、唱歌、弹古筝。受疫情影响，生意大不如前。原来开了7家店，现在只剩两家了。老人担心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经济负担更重，该怎么办呢？说到底，父母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儿多母苦。媛媛年纪也不小了，40岁，算高龄产妇，万一出点啥事呢？别让自己太累了。

媛媛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里满溢着女儿对父亲的爱。父亲当过兵，复员回家当厨师，开了个酒楼。因为年轻时工作老是站着，父亲膝盖不好，但他没有一天闲过，每一天也几乎没有一刻闲过。母亲也一样，在家里永远都能找到活儿干。女儿知道，父母这么辛劳，就是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媛媛尤其感谢父母对她的宽容。她从小喜欢唱歌跳舞，一心想学艺术。孩子学艺术，家里就要有钱。父母二话不说，一路支持她。媛媛说，我当年成绩不好，要不是学艺术，现在我可能就是工厂里的打工小妹了。媛媛在信里说，你们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累，后悔过吗？看到每个孩子的成长，不都是心花怒放？我们也想做你们这样的父母。

小肖和媛媛都是湖南邵阳人。小肖家境贫寒，为了上学，背了一屁股债。高中毕业，他考上湖南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媛媛是他中学校友，上的是衡阳师范学院。后来，媛媛去长沙找同学玩，才和小肖再次相见。

小肖大学毕业，就到了深圳。这边工资开得高，能拿到4000元。2008年，媛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了个培训班，没想到第一个月就收了8000多元，第二个月收了两万元。那时候，租金和人工成本都很便宜，这些钱就是净赚的呀。夫妻俩太开心了。他们就这样开始创业。随后，他们付了首付，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培训班开得很红火，直到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停了五个月的课。没想到，之后的压力越来越大。2021年的“双减”政策，虽然和艺术培训没有关系，但它让家长的心气没了，不攀比，不跟风了。培训班遇到了麻烦：招不来新的学生，老的学生也走了。收入少了，孩子多了，家里会不会有经济压力呢？

压力当然有，但小肖知道怎么排解。老二喜欢武术，教练也喜欢这个学生。上武术班学费并不算太贵，一年大约1万元。小肖跟孩子商量，把这个班取消了吧。媛媛不同意。她宁可自己多上几节课，也想给孩子交上费。小肖说，我们爱孩子，但没必要牺牲自己。

孩子有孩子的成长。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老大有责任心，但有时候会发脾气。老二随遇而安，而且善于察言观色。老三特别黏人，尤其是黏爸爸。三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

老大早上起来，帮全家做好早餐。爸爸送老大老二上小学。稍晚一些，妈妈送老三上幼儿园。放学后，一家人聚在媛媛的培训中心，爸爸辅导孩子们做作业。别的家长一陪孩子做作业就头疼，陪作业变成了吼作业，气得拍桌子、血压高。小肖却很享受给孩子们讲课，讲得眉飞色舞，得意扬扬。

孩子们也不需要父母时时刻刻陪伴。他们会自己玩。家里的墙上依然可见孩子们的涂鸦。还有更多的涂鸦被新贴的壁纸盖住了。要不了多久，壁纸上也会画满涂鸦。到时候再换呗。沙发上、阳台上、地板上，都是玩具。小肖有一次整理房间，发现很多手工装订的小本子，每个本子上画的都是卡通画，还有故事情节：枪战、科幻，各种题材。再一看，这是老大带着老二搞出来的创作。他恍然大悟：我说呢，他们躲在房间里一声不吭在干啥。

孩子们也让父母跟着成长。媛媛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小肖本来是反对的。身边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不少，但生三个的几乎没有。这让他很紧张。那时候，他也担心孩子多了有经济压力，担心会占用更多的时间。

有了第三个孩子，小肖通透了。他后悔原来和媛媛总是拌嘴。相爱的夫妻总是在意对方，而吵架往往是因为太在意对方：你关心我少了，我关心你多了。第三个孩子来了，小肖忽然明白过来，不都是为了孩子吗，还分什么你我！孩子就像做数学题的时候画的一道辅助线，居然巧妙地解开了原来的情感难题。小肖不再把孩子当作压力，而是当作自己的动力。他总是在想，我该再做些什么，才能让孩子们更幸福、快乐呢？

别的夫妻不敢多要孩子，因为怕自己给孩子的不够多，不够好，但不少孩子反而因为过多的关心被压得喘不过来气。媛媛说，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爱他们，他们来了我就全心接纳。小肖说，你放心生吧。我把房子抵押了，贷了150万元保底。就算暂时开不了班，上不了课，咱们还能缓冲一下。

要是经济还不景气，贷的款还不上，房子岂不是就要被收走了？

小肖哈哈一笑：收走就收走呗。当初买房不就是为了个学区？没想到现在根本不需要学区了。原本还担心闺女上不了幼儿园，现在上幼儿园也不用排队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家。

64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到2021年已经跌至1.15的超低水平。很多人惊呼，中国的人口要出现负增长了。政策已经松动，开始鼓励生三胎，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生育率会在随后几年上升。丁克家庭越来越多。选择多生孩子的女性越来越少。

人口学者黄文政计算过，截至2020年年底，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有15%未生育，46%仅生过一个孩子，33%生过两个孩子，生了三个孩子或更多的只有6%。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就在几年之前，人们还不是这么想的。2016年，很多医院迎来了分娩量的最高峰。当年中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很多“70后”夫妇着急赶末班车，抓住机会再生一个。也有生肖年的影响，2016年的前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羊年，有的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生育需求被压抑了一年。

当时，媒体上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有的医院把单人病床改成了双人病床，有的医院在楼道甚至室外的庭院加了床位，有的孕妇生孩子要自带被子和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股挡不住的潮流。各地扩建产科医院，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生育高峰。民营资本蜂拥而入，想要一起分享这块大蛋糕。

2016年之后，中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数逐年下降。一开始，下跌的趋势还不算明显。2016年新出生人口数为1883万，2017年为1765万。到了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发现，这一年虽是农历的猪年，但医院的分娩量还不及鸡年（2017年）。情况不妙。果然，2020年之后，新出生人口数急剧下滑。2020年是1200万，2021年已跌至1062万。刚刚扩建好的产房门庭冷落，产科大夫的工资大幅缩水，有的产科医院改行做医美、整形，有的转做口腔业务。

人口负增长的冲击波从产科开始，一波一波向外扩散。北京、广州这些一线城市都出现了幼儿园招生招不满的新鲜事。三四线城市和人口外流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上幼儿园的孩子少了，接下来，上中学和大学的孩子就会少。2022年新出生人口数大约是1000万，毕业的大学生人数也大约是1000万。这意味着，如果大学不收缩规模，再过十几年，每个想上大学的孩子都有学上。那时候，不是学生抢学校，而是学校抢学生。这一代父母最为头疼的上学难问题，居然是被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

这还没完，人口冲击波会继续扩散。未来一代不再操心孩子的教育，甚至不关心结婚、生孩子。他们中有不少可能是“最后的一代”。年轻人不够，老年人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老年人会有压力，他们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而且更不舍得丢掉工作、资源和权力。年轻人也有压力，他们不得不养活更多的老年人，而且更难从恋栈的老年人手中接过接力棒。

还有最悲惨的一代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没有享受到优势，到他们年老的时候，老年人已经失去特权。

1. ◎ 数据出自黄文政与作者的通信。

2. ◎ 于冉：《生育率下降，产科“卷起来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327176367778888&wfr=spider&for=pe,2022年10月2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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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来了。

2022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第一次超过1000万。数年前的高校扩招迎来了毕业高峰，毕业高峰却撞上了经济退潮。

2022年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数是2000年出生的。他们理应认为21世纪是属于自己的。一开始，似乎确实如此。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2008年，他们刚上小学，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上中学之后，他们迷上了打游戏。2018年，他们刚上大学。不负众望，中国iG战队拿下了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世界冠军。一瞬间全国高校刷屏“iG牛逼”，宿舍里传来青春的怒吼和呐喊。剧情本来应该照这样继续写下去，但马上就出现了反转。疫情三年，他们上了三年网课。他们没有在校园里谈过恋爱，和睡在上铺的兄弟没见过几面。师兄师姐眉飞色舞讲过的校园趣事，他们一件也没体验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才几年，就这么匆匆流过，无痕无迹。

然后，他们毕业了。

找工作，没有工作经历，他们被鄙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7月，城镇青年（16~24岁）失业率已经攀升至19.9%，是成年人（25~59岁）失业率的4.6倍。大企业裁员，小企业倒闭。互联网、房地产行业潮水退去。去考研、考公务员吧。457万名年轻人去考研究生，212万名年轻人去考国家公务员。考研录取率下降至24.2%，而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比例下降至1.47%。

这是一群坐上了慢车的年轻人。经济繁荣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赶上了一班快车。经济衰退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赶上了一班慢车。出发的时候，快车和慢车的发车时间可能只差几分钟，但在之后的行程中，慢车站站停，还要给快车让道，差距越拉越大。20多岁，是人生最敏感多变的季节。20多岁不期而遇的一场经济衰退，可能会从此改变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

像野草一样被践踏。像鱼一样被搁浅。像种子一样被抛撒。像野草一样站直。像鱼一样上岸。像种子一样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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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北北老师读到一本书，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她才忽然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学生跟别人的学生不一样。

黄灯是一位作家，曾在广东的一所二本学校教书。她教过的不少学生来自粤西及内陆山区。这些学生出身平凡，说来都是小镇做题家，而且算不上最优秀的小镇做题家，不过，他们往往是村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应试教育渐渐磨掉了这些年轻人本应有的锐气和光芒，他们变得温良沉默，已经学会去接受漂泊不定的命运。

黄灯说：“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每个大学都有一个就业处，大学里的每个学院都有专门负责就业工作的老师。北北就是一名负责学生就业的老师。她所在的大学是北京的一所一本院校，而她在的是艺术学院，学生都是艺术类考生，美术生居多。这所大学里有一些学院很热门，都有上千名学生，号称千人大院，比如经济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有意思的是，艺术学院人也很多，也是千人大院。

怎么会有那么多学生喜欢美术呢？其实，在美术类考生中真正喜欢美术的并不多，更多是来混文凭的。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普通考生。北北所在的这所大学里，普通考生的高考分数基本都在600分以上，艺术类考生则只有300多分。在校园的人群中，北北的学生和别的院系的学生显得不太一样，他们漫不经心而又无可奈何。

可是，没有点画画的天赋，怎么考得上美术类专业呢？多年以来，辅导艺术生考试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辅导老师可能就是报考学校的出题老师。一间大教室，坐着数百名学生，跟着一位老师学画画。老师说，照着我的样子，在这里画一笔，再在这里画一笔。画画变成了流水线。一屋子学生跟着老师机械地作画。有时候还有猫腻，比如，交上来的肖像画，耳环的旁边打了个小叉叉，老师就能认出，这是自己教过的学生。

艺术类学生就业很难，但很多学生对就业毫无兴趣。北北组织了几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回学校做讲座，来的学生寥寥无几。他们连从宿舍楼到隔壁的楼听讲座都懒得动。还有更尴尬的。有一次学院老师请人做讲座，一个学生都没来。老师只好临时抓差，硬拉了几个学生坐在下面。坐在下面也没人听。他们从兜里掏出手机，手机是横着拿的——他们在打游戏。

一个毕业班的女生在走廊遇到北北，还没等北北开口，女生就说：“老师你别管了，我不着急找工作。我妈都说了，毕业了回家准备考研。”考研他们也不会全力拼搏。有的学生在家啃老，已经啃了10年。

还有一次，北北找一个学生谈心。她问学生：“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干啥？”学生说：“我毕业之后准备退休。”一句话把北北噎住了。她愣了下神，说：“啊，那你跟老师想的一样。要是退休了，你想干啥？”

学生说：“我想有一片林子，养一群鹿。”

北北很好奇：“你是从农村来的吗？农村现在流行养鹿了？”

学生说：“不，我是在修仙小说里读过这种浪漫的场景。”

是这一代学生生活优裕，所以都有了松弛感吗？

北北说，其实他们内心是焦虑的。学生们虽然不爱学习，但一听说暂缓返校，一片嗷嗷叫。回到学校，不许他们外出，那些想要出去实习的学生，还有影像专业要出去拍片的学生就炸了锅。刚进校的学生就想着考研，刚考研的学生就想着考博，似乎这是唯一确定的人生路线。学美术的学生还流行去教孩子画画，来学画画的十有八九是到了高一、高二，感觉高考分数不够，想换个赛道，找条捷径。就像从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去教孩子怎么考清华、北大一样，艺术培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

也有自己冲出来的。有个学生喜欢游戏设计，大二参加腾讯的比赛拿了奖，腾讯让他去实习，实习完就签约了。这个学生学习很认真，但并不按照学校的节奏上课。学校到了大三才上专业课，他大三已经在外面自己干了。还有个学生不喜欢美术，但喜欢写网文。班上同学都是他的读者，催着他更新。他一开始模仿日本风格，后来觉得不满意，想改欧美风格。于是，一个原来最讨厌学英语的孩子，现在天天都在学英语。

北北说，学生们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最明白的学生早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大三就能拿到特别好的offer（录用通知）。有个女生大四上学期拿到了心仪的offer，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一天，她在宿舍里，忽然有人破门而入，大声嚷嚷，要找工作啦！怎么办啊？怎么写简历啊？她很奇怪，问室友，这人是谁？室友说，就是咱们年级的。女生特别惊讶，我offer都拿到了，她连第一步怎么做还不知道。要不了四年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足以成为另一些人的老师。

北北已经工作了10年，却常觉得又回到了刚工作时的困惑状态。年轻一代和上一代好像已是不同的物种。北北在微信群里给学生发通知，没有人回应。她在群里@所有人，还特意把通知里的重要事项标粗标黑，还是没有人回应。只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学生才在群里找老师问。他们根本不看别人的提问。已经回答过多少遍的问题，上一个学生才问过，下面又有学生再问一遍。他们想起一件事就马上问老师，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半夜12点还是凌晨两点。问了问题之后，他们期待精准回复，而且要秒回。老师回答得晚了，就会发现学生已经把她拉黑了。

北北要崩溃了。

刚毕业的学生告诉她，您别焦虑，我们见到他们一样崩溃，他们是亚人类。虽然都是年轻人，但“90后”习惯在网上搜索，而“95后”期待客服回复。这么一说，北北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把我当成了淘宝客服啊。

在“95后”眼里，学校不是学校，而是淘宝店。你是为我提供服务的，我当然就要一对一。我都问你了，这个东西怎么样，你怎么能让我自己去店里看呢？我体验不好，当然要投诉，给你个差评。

在“95后”看来，老师也不是老师。他们不会因为老师这种身份就听命于人，他们要看人选人。学生喜欢某个老师，可能是因为他的颜值、口才和幽默感。他们像选idol（偶像）一样选老师。

在学校里，除了像北北这样的老师，似乎并没有人和学生直接接触。领导们从一线老师这里了解些学生动向，在民主生活会上讲。任课的专业老师上完课就走，不跟学生交流。一位专业课老师听北北讲她和学生的故事，说，你讲的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毕业季到了。领导对今年毕业生找工作的事非常重视。学校给今年毕业生就业率划了道及格线，要求达到96.5%。领导特意讲到，不许有水分，如果查出有水分，就作为反面典型批评。

大学把孩子们领到知识的海洋边上，但没教他们如何航海。老师教他们的是天文学，但没教他们如何应用。家长告诉孩子要出海去发现新大陆，可是家长自己也不知道新大陆在哪儿。一群迷茫的孩子被困在沙滩上，像马上要被送到前线的新兵。老师就像没有火力支援的前线指挥官。上级只有一个命令：必须打胜仗。北北越来越焦虑了。

其他艺术院校的老师和她一样焦虑。为了给学生找工作，老师们想尽了办法。他们听说，有一个线上平台叫Artand，不少刚出道的年轻人在网上卖画，就能养活自己。

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于是，他们慕名来找Artand。

1. ◎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67

2022年，Artand自己都朝不保夕。

经济下行，收入下降，买画的人少了。过去一些出手大方的收藏者移民去了海外。就连艺术家好像也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年初的时候，Artand的创始人刘强给大家打气，说，我们今年的目标销售额是超过1.5亿元。现在看来，能到5000万元就谢天谢地了。

都到这种地步了，Artand还能帮到刚毕业的艺术生吗？

先要解释一下，Artand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了理解这一点，你必须知道艺术家们原来是如何生存的。当个画家，说起来浪漫，倒出来的都是苦水。在出道之前，他们要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北京郊区有个宋庄，是著名的画家村。那里有租个小院，养花喝茶，怡然自得的成名画家，也有很多穷困潦倒、一天两个馒头一包榨菜配白开水的画家。宋庄之所以成为画家村，不仅是因为这里清静、房租便宜，更重要的是这里离艺术市场近。最早，有几位成名画家来到宋庄，后来，就有收藏家慕名拜访。这些成名画家带着收藏家去旁边的小院转转，给他们介绍几位穷哥们儿。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买画的人都知道要去宋庄了。

如果运气好，画家能找到签约画廊。不过，即使有了签约画廊，也不一定能挣到钱。画廊要算账。画廊的空间是有限的，一米展线能摆几幅画，都要精打细算。画廊的房租和其他开支都要摊到画价上。这样一来，画价就不能太低，太低就要赔本。于是，画廊把画价抬得很高，价格高，自然曲高和寡，买的人就少。

如果是这样，艺术就会变成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少数明星高居塔尖，多数画家零落成泥。

Artand的创始人刘强觉得不应该如此。他是个不安分的人。刘强曾在吉林艺术学院学雕塑，但上大学期间，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泡网络上，是几个BBS（网络论坛）的版主。2006年毕业之后，刘强被破格留校，担任美术学院的院长助理，负责学院校园论坛的宣传和网络建设。干了不久，他觉得不适应，就辞职去了一家艺术网站。2009年，他又进了新浪，一开始被分配在一条最边缘的产品线上，但他来得巧，正赶上新浪要搞微博，不到一年时间，他被提拔为最早的微博产品经理之一。在新浪三年，他看着自己的团队从几个人到上千人，日活跃用户数量超过1亿。那真是激情澎湃的岁月。

那是创业的黄金年代。刘强和微博的工程师马海东商量，要一起出来创业。刘强一直有个情怀，想做艺术品电商。在他看来，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赛道。他的想法很简单，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当然就会增加对艺术品的需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也知道，从画家到收藏者手中有很多环节，如果能够把中间的环节打掉，不就是用互联网思维发动了一场革命吗？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刘强拿到了创新工场的一笔投资。创新工场的创始人李开复是Artand的第一位藏家，他花几十万元为自己的新家定制了三幅画作。进入这条赛道的不止Artand一家，当时闻风而动，想做艺术品电商的不下1000家。很快，这些竞争对手就退出了。

这不是一条又长又宽的赛道。实话说，Artand做得高不成，低不就。成名的画家不会来，他们有自己的渠道，想卖更高的价格。来到Artand的大多是走投无路的草根艺术家。刘强自己开玩笑说，Artand是艺术界的拼多多。艺术家们一听，都不乐意了。Artand确实不是艺术界的拼多多，互联网的逻辑无法在这里复制。

这是一片野花地。

这里有起伏的山冈，漫山遍野开满了鲜花。这里没有名贵的品种，也看不出园艺师的匠心，但姹紫嫣红，粉白金黄，开得热闹，开得自在，开得有趣。

有一批艺术家在Artand上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群落。有的画家在边陲小镇的厨房里画画，有的画家是大庆的石油工人。有的画家曾是公务员，有的画家做过游戏设计。有的画家在海外留学，参加不了画展，作品销路奇差，到了Artand上，挂出来的画第二天就被卖掉了。有一位聋哑画家叫陈建周，一直默默无闻，到了Artand上，慢慢有了名气，不仅作品上了Artand的畅销榜，还成了与苹果中国公司最早合作的本土画家之一。他的作品成了首款苹果智能手表的屏保。

他们不一定是绘画技艺最高的。他们为兴趣画画，也为市场画画。画家和买家之间有了互动。你们喜欢什么，我就画什么。这给艺术家开了一个新的呼吸的口子。买家七嘴八舌地提意见，有的画家照着做，创作更有激情，画作越来越受欢迎。市场影响了画风，犹如气候影响了花令。中国当代艺术中一度有名的是政治波普，外国买家居多。年轻一代不喜欢这种风格，他们看不懂哪里来的这么多愤怒。买家的成长经历影响了他们的喜好。“80后”喜欢卡通艺术，“90后”喜欢潮流艺术，现在最流行的是元宇宙。有一位学院派画家原来是画国画的，现在改画卡通了。这能叫艺术？难道凡·高、毕加索会听买家的？

其实，他们会的。艺术家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Artand无法让他们一夜暴富，一夜暴富的艺术家也无法保持长久的创造力，但Artand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微小的生态系统。科技作家凯文·凯利称之为“1000铁粉规律”。一个艺术家，只要有1000个铁粉愿意为他的创作买单，不需要太多，假设每一个粉丝一年肯拿出300元支持——300元，大概就是一个大工在工地上一天赚的钱——那么，这个艺术家一年就能有30万元的收入。30万元，不会让艺术家获得财务自由，但可以让他放心去做自己最想做的创作。

这就是Artand可以帮到年轻学生的地方。刘强告诉我，他们正在筹备为艺术院校的学生上线一个新平台。学生们无须交佣金，就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展示自己的才华。Artand上的艺术家来了又去，就像山野中的花开了又谢。总要有新的花。2022年，Artand或许能储备一批新的苗子。

假如无法在温室里生长，为什么要拒绝在野地里开放？

是花就要盛开，哪怕开在幽谷。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但没有一朵花会死亡，因为，花的一部分将变成种子。

68

种子有一种神奇的特性：它们会休眠。

想想好像很简单，只要有阳光和雨水，种子就应该发芽。不，不是这样的。在什么时候发芽这件事情上，种子顽固地坚持必须自己说了算。用灯光去照，用水浸湿，并不能骗过所有的种子。种子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比如，虽然秋天和春天一样温暖、潮湿，但大部分种子都拒绝在秋天发芽。它们仿佛冥冥之中听到了一种指示，能预感到秋天之后就是寒冬，一旦在秋天破土而出，很快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于是，它们耐心地等待。它们知道，在适合发芽的季节到来之前，必须熬过一个漫长的冬天。这就是命运。

用蛮力也征服不了种子。黑胡桃的种子包着一层坚硬的壳，用锤子都砸不开。曾经有人把干燥的黑胡桃放在马路上，让货车碾碎。有的种子要求更苛刻，比如，要用火烧。这是因为森林大火烧过之后，土壤变得更肥沃，而且竞争对手没了，是最适合生长的时候。有的种子可以休眠很久。埃及法老墓里面的麦粒，被封存了几千年，但被带到地面上之后，依然能萌发出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无法完全破解种子休眠之谜。大致来说，有三个变量很重要，可以帮助种子终止休眠并刺激萌发：一段时间的低温、光照，以及适合的温度。至于哪种因素起作用，要取决于具体的植物。其他变量也会起作用。比如，大多数植物都不喜欢厚重、板结或过湿的土壤。很多种子不喜欢过于肥沃的土地，因为丰富的有机质容易产生过量的二氧化碳，这会阻碍萌芽。更神奇的是，种子藏在地下，看不到地面上发生的事情，却能在黑暗中捕捉到外部环境的变化。没有什么秘密是种子不知道的。

这就是种子的力量。种子天生知道自己肩负着延续种群的责任。经过长期的演化，时至今日，种子已经学会避免在不恰当的时候发芽。这一代种子可能会遭遇灾难，但它们会保存力量，同时把生命的信息传递给下一代。每一代种子都带着来自远古、代代相传的神秘记忆。生命循环不止，终结也是开始。

每一代种子都要准备好应对艰难的挑战。没有谁能保证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长大。植物播撒了千千万万颗种子，但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竞争中被淘汰了。它们看不见太阳，吸收不到雨水，被猝然降临的霜冻或高温摧毁，被淹死，被毒死，被吃掉，被烧焦，被连根拔起，被割草机斩断……但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的贡献，它们滋养动物，增加土壤肥力。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会间接地补偿那些牺牲了种子的植物。

每一代人都是一批种子，都有自己的使命：要活下来，要留下种子，要把经验和智慧传给自己的种子。

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被刻录下来，祖先们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对我们都有启发。每一代人的人生，都将凝结为一段家族记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命运。

轮到我们的下一代了。

我从来没有像2022年这样为孩子们担心。我担心未来将变得更加严酷，而他们却如此脆弱。他们这一代人怎么会如此艰难呢？他们的未来会变得更好吗？

2022年，我和儿子有一段对话。

儿子上网课，偷偷开了小窗跟网友聊天，被妈妈发现了。妈妈气得大吼：“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俄罗斯都打乌克兰了，你还不好好学习！”

儿子抬头望着妈妈，一脸懵懂：“俄罗斯打乌克兰，跟我学习不学习有啥关系？”

来，我给你讲讲，为什么俄罗斯打乌克兰，你就要好好学习。

你这一代人，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从来没有见过战争，也没有见过社会动荡，甚至连经济危机都没见过。你这一代人，享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匮乏，更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

但是，这些对你来说，未必是好消息。以后，你一定会经历很多想都没有想过的变故。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为什么俄罗斯打乌克兰，你就要好好学习？因为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这场战争，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就像撕开了一道口子，会有更冷的风吹进来。也像你玩过的桌球，一个球会碰撞另一个球。在真实的世界里，战乱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一连串细微变化，很可能最终导致巨大的灾难。

父母和老师教你的，无法帮你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父母和老师的观点早已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桎梏，他们还在刻舟求剑。你的同时代人也无法帮助你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人在网络中待的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肤浅、偏执。

能够帮助你的，只有刻在我们这个家族的基因中的危机感。你的太奶奶，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遇到的所有动荡：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饥荒、文革。你的爷爷，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挣了多少钱，他生怕有一天我没有收入，养不活你。我们是中国普普通通的一个家族，不知道命运会把我们带到何方。这种恐惧，让我们保持警醒，对周遭的变化格外敏感。这种恐惧，也让我们不得不学会达观，学会凡事都从最本质的层面寻找逻辑。我们都是种子。我们改变不了太阳、河流和风。我们不像鸟一样能飞，也不像野兽那样能逃，我们只有立身的土地。我们只能把根系顽强地扎进大地，在黑暗里默默地伸展，一代人支撑着下一代人，坚持下去。

孩子，记住，你只是一颗种子。

幸好，你还是一颗种子。要相信种子的力量。

69

哥伦布临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他一生共有四次远航。第一次远航，几乎没有人真的认为他能成功，但他成功了。第二次远航，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成功，但他无功而返，让人失望了。第三次远航，他满心希望能扳回一局，但结果比第二次更差，还是一无所获。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哥伦布船长的领导力和航海能力已逐渐衰竭。他不仅被革职，还被戴上镣铐押送回西班牙，这种不公正的羞辱为他赢得了同情。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他执意进行第四次远航。这次远航以惨败告终。他的船在牙买加岛附近搁浅，他在岛上被困了将近一年才获救。终于回到西班牙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地位、财富、权势与尊严。

一直支持他的伊莎贝拉一世去世了。她的丈夫费尔南多二世对哥伦布莫名地反感，冷淡地打发走了前来汇报的哥伦布。其实，西班牙王室早已失去对哥伦布的信任，并逐渐剥夺了原先赐予他的种种特权。他们先解除了他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的职务，并允许其他航海家自行前往美洲探险，打破了哥伦布对贸易和远洋探索的垄断。

新的冒险家登上舞台，老英雄被抛弃了。哥伦布的意大利同乡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几次远航到西印度群岛，他总是从哥伦布的日志里剽窃内容，但这片新大陆最终却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哲人爱默生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奇怪，这片广阔无垠的大陆竟然背负着一个窃贼的名字。”1531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名西班牙人击溃了庞大的印加帝国部队，生擒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1620年，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

这些都与哥伦布无关。

哥伦布的晚年凄惨黯淡。他已年过半百，因为关节炎而瘸了腿。他骑着骡马，不厌其烦地拜访各地王室贵族，徒劳无功地索要着他们亏欠他的特权、头衔和财富。在临终的一封信中，他要求君主们为他平反，并补偿他的损失。他那自卑自怜的形象跃然纸上。“我这个人彻底毁了，”他写道，“孤独绝望重病，每天都在等待死亡的降临。那些善良的人，为我哭泣吧。我只恳求真相与正义。”在一封写给儿子的信里，哥伦布写道：“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睡觉，只好在客栈里苟延残喘。可是，就连客栈的住宿费我也常常付不起。”

他的生命沙漏里，只剩下最后一点沙了。

1506年5月20日，穷困潦倒的哥伦布离开了人世。这一天也是耶稣升天节。哥伦布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哦，天父，我将灵魂交到你的手中。”

在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的那一刻，哥伦布一定会想起自己最风光的日子。那是他第二次远航启程的时候。当时的哥伦布已经成了海军上将，也被授予了贵族头衔。他统御着一支由17艘军舰组成的船队，船上载着1200名乘客，其中有航海家，也有贵族、骑士，还有面色苍白的传教士。甲板上堆满了马匹、绵羊、奶牛、种猪，以及各种补给品。在这之前，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进行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

他也会想起那些困窘的时候。第一次远航途中的平安夜，哥伦布所在的“圣玛利亚”号上只有一个打杂的男孩掌舵，别的船员都喝得烂醉，早早睡下了。一股强劲的潮水翻涌而来，把船冲到了岸上。一声巨响，“圣玛利亚”号撞上礁石，海水很快灌满了整艘船。哥伦布和其他水手不得不弃船，全体转移到“尼娜”号上。当地友善的印第安人纷纷划着独木舟来帮忙，把他们的货物全部卸了下来。哥伦布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他拆掉“圣玛利亚”号上的大炮，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堡垒。

他会想起那些被他叫作印第安人的原住民。他们高大魁梧，重视清洁，赤身裸体。他们不止一次地帮助过哥伦布。但在找不到黄金时，哥伦布就开始打算把这些原住民当成奴隶卖掉。西班牙王室反对这样做。事实上，哥伦布的主意糟糕透顶。美洲的原住民不如非洲黑人强壮，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当过奴隶，他们会反抗。被抓走的美洲原住民没有几个能活下来。

他也会想起这片土地上的风景，岸上的青山，浅海里的鱼。哥伦布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日光充足时能够见底……这里的鱼类和欧洲本土的完全不一样，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颜色。晶莹剔透，实在令人啧啧称奇……当你靠近这片海岸，远远就能闻到花朵扑鼻的香气。这是世界上最芳香沁人的气息。”

他有过困惑吗？他会不会纳闷，为什么自己既没有见过传说中统治中国的大汗，也没有找到黄金？他甚至怀疑过地球是不是圆的。在第三次远航中，一次错误的星象观测导致他认为自己的船正在上坡航行，这使他怀疑起地球的形状。他设想地球的形状像带茎的梨，有点像“女人的乳头”。

他会想起自己的过去，想起自己贫寒的出身，以及不愿被世人知道的秘密。他也会想到未来，想到后人对他的评价。像他这样高傲的人，一定会对此非常在意。他想必知道自己会很有名，但会不会想到自己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物种交换带来了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美洲的原住民几乎灭绝。大量的白人移居美洲，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白人从非洲带来了黑奴，又从美洲带走了梅毒。在和欧洲人抗争的过程中，骁勇的印第安人学会了骑马。美洲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土豆和番薯传到了世界各地，这些高产量的农作物提高了世界人口数量。他会想起自己的水手吗？估计不会。哥伦布是一位出色的船长，但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一生中遇到过不止一次背叛和反抗。他还会记得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吗？这位水手才是看见新大陆的第一个人。哥伦布曾经许诺，谁第一个看见陆地，谁就能得到丰厚的奖赏。但是，他独自认领了发现陆地的功劳，那位水手的名字再也没有被他提起。

在弥留之际，哥伦布大声呼喊，仿佛在梦中与人争辩：如果不是我，你们仍然困在岸上，对广阔的世界一无所知。是我，哥伦布，让你们有了梦想，让你们有了希望，让你们相信，前面不仅有看不到头的海水，还有一块从未被发现过的狭长的陆地。

1. ◎ 亚美利哥即Americ，美洲（Americas）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2. ◎ 〔美〕约翰·S.C.阿伯特：《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周琴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

3. ◎ 同上。

4. ◎ 〔美〕托尼·霍维茨：《险路漫漫：早期美洲征服史》，巢骏至、丁宇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5. ◎ 〔美〕托尼·霍维茨：《险路漫漫：早期美洲征服史》，巢骏至、丁宇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70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孩子，大概刚出生六七个月的模样，会坐，不会走，不会说话，也不哭。赤身裸体，看得出是个男孩，但猜不出所在的年代。他是出生在尿不湿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吗？

这个孩子身上缠满了绳子，有粗粗的麻绳，也有细细的丝线。他被绑得结结实实的，但手还能动。他一声不吭，费力地用小手去解绳子。绳子绕得太密，打的结太多，但他也不着急，专注地解绳子，仿佛天底下只有这一件事要做。

我惊异地“咦”了一声。那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但好像根本没看到我，又低下头，默默地用小手抠着一个绳结。

他是谁？他是我吗？还是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我的祖先？他是我的儿子吗？还是我的孙子、我遥远的后代？

何帆规则

我为自己的30年报告制定了一套何帆规则，一共7条。既是为了诫勉自己，也是为了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每年都会把它放在书里，再宣誓一次。

规则1  我会在未来30年用最多的精力、最大的热忱来完成这项工程。30年，一年一本书，共30本书。

规则2  这套书中涉及内容的采访完全由我和我的团队完成。这套书的写作完全由我个人完成。如果由于健康问题，我写不动了，或是写不完了，剩下的工作将由我指定的接班人完成。

规则3  在写作这套书的时候，我的身份不是学者，而是学生；不是评论员，而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我要看的时代背景非常恢宏，但我关注的更多是平凡人。我要写平凡人做的不平凡的事情。

规则4  我会尽可能地通过采访获得第一手资料来做研究。我会为你采访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士。我会为此跑遍中国所有的省市。如果有必要，我也会为此跑遍跟中国故事有联系的其他国家。

规则5  我会坚持独立的个人观点。当然，我深知这样的决定意味着这套书中将无法避免偏见和错误。这些偏见和错误都由我个人承担。

规则6  我保留对书稿的最终修改权。我的书稿一般不会发给受访者，但我会尽可能认真地核对所有的细节。如果受访者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想法修改，我只能要么在书中放弃这部分采访的内容，要么在修改的地方注明：此部分已根据受访者要求修改。

规则7  我郑重声明，这套书中不包含任何植入广告、商业推广或其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