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我的1949我的历史（序）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6）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7）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8）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9）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0）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1）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2）

-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3）

- 二、 “旱鸭子”过江（1）

- 二、 “旱鸭子”过江（2）

- 二、 “旱鸭子”过江（3）

- 二、 “旱鸭子”过江（4）

- 二、 “旱鸭子”过江（5）

- 二、 “旱鸭子”过江（6）

- 二、 “旱鸭子”过江（7）

- 二、 “旱鸭子”过江（8）

- 二、 “旱鸭子”过江（9）

- 二、 “旱鸭子”过江（10）

- 二、 “旱鸭子”过江（11）

- 二、 “旱鸭子”过江（12）

- 二、 “旱鸭子”过江（13）

- 二、 “旱鸭子”过江（14）

- 三、 虎扑江南（1）

- 三、 虎扑江南（2）

- 三、 虎扑江南（3）

- 三、 虎扑江南（4）

- 三、 虎扑江南（5）

- 三、 虎扑江南（6）

- 三、 虎扑江南（7）

- 三、 虎扑江南（8）

- 三、 虎扑江南（9）

- 三、 虎扑江南（10）

- 三、 虎扑江南（11）

- 三、 虎扑江南（12）

- 三、 虎扑江南（13）

- 三、 虎扑江南（14）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1）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2）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3）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4）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5）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6）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7）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8）

-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9）

- 五、 引而待发（1）

- 五、 引而待发（2）

- 五、 引而待发（3）

- 五、 引而待发（4）

我的1949我的历史（序）

我的1949我的历史（序）

朱苏进中国的解放战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大景观，当时整个世界都向古老的东方战场倾斜。那场战争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今天的我们过上这珍贵生活，它更改变了人类的未来，使得未来许多重大事件都不可避免地波动着1949年的涟漪。而且，这场战争会被一代代人研究、回味、琢磨、书写下去，从而也一次次地改变一代代的人。

关于那场战争的书籍，已经多得像战争本身那样铺天盖地。以至于后人无论谁书写它都需要不凡的眼光和胆略。但葛红国、裴志海却继《冷的冬，热的雪》之后，再次贡献了《1949解放》这部出色的长篇纪实作品，我认为他们具有当年前辈们的勇气，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学战役。

如何才能在无数同题材著作中闪烁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呢？

首先看到两位作家精妙用心。他们着意表现战场上普通指战员，恰恰是这种平凡人物的平常战场经历，既表现了这场战争的伟大，又透射出人性的亲切！

再看他们的独特视野。面对那个轰轰烈烈的战场，很多作家很容易被激烈的绞杀或者壮观的兵团决战所吸引，他们却非常沉着地捕捉着亲历者的一段段真实感受。他们让这些战争亲历者如同春蚕吐丝一样讲述着自己的某个片刻。这意味着：那战争不光是民族的首先是亲历者自己的，那历史不光是全人类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历史。个人性往往是真实性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多么伟大的事物，都离不开亲切的个人！特别重要的是，1949年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且一年年更遥远，战争的亲历者一年年稀少而且不要多久就会完全消失。当他们全部离开人世时，1949便凝固成为真正的、安静的历史，完全脱离世间嘈杂。虽然，通过阅读后人仍可以观察1949年，但他们再也听不到亲历者的个人感受了，也听不到历史活生生的声音了。所以，在亲历者快要消失之前尽可能多的保留他们当年的声音、动作、经历、呼吸，这实际就是保留我们人类自己的基因。我觉得两位作家这种努力是智慧的价值判断，也是高尚的生命追求。

我十分喜欢当年那些战争亲历者的纯粹与单纯，甚至觉得他们在战场上犯错误也天真可爱。我一直认为在那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前辈最为纯洁，最为艰苦时，也是他们精神与性灵最优美最健康时，看看他们如何甩开膀臂收获胜利吧，看看他们如何像过年似的欢闹着拿下一个个巨大的战役吧，真是做梦也要笑醒过来！令人有些隐痛的是，随着那年代的远去，那种纯洁也远去了……

在阅读历史书时我经常想，当我也到了书中回忆者的岁数时，当我也具有老人那种沙哑、凝定与沧桑时，能不能也经历一下他们曾有过的杰出经历呢？如果不能（往往是不能的），那么能不能分享一点他们的蕴藏、他们的欢乐呢？读书多了以后发现这也不容易，因为那个年代与这个年代之间的沟通很像一棵树呼唤另一棵树，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棵树那就不会听到另一棵树的声音。

《1949解放》这本书，洋溢着这珍贵的声音。

2009年4月25日于汤山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

黄维当了俘虏还想再战

1949年1月1日，淮海战役中的双堆集之战已经结束16天了。

在豫东浍河南岸一个叫赵庙村的小村庄里，中原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张之轩正带人押送着一群特殊的俘虏，走在厚厚的雪地上。这是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战场被打败的黄维兵团的团以上军官。这只庞大的不可一世的钢铁一般的战争猛兽，就在16天前的1948年12月15日被全歼在双堆集，黄维、吴绍周、杨伯涛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

大雪已经纷纷扬扬地下了十几天，从前天晚上开始天空晴朗了，大雪停了。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彩，大地变成银色世界。张之轩抬头眯着眼睛看了看四周，村头枝桠好像披上了厚厚的天鹅绒，路旁的电线也是雪白的，只有冰缝中的流水，仍然是那样的墨绿。看着长长一列国民党军的将军们，张之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畅快。几十年后，我们在北京采访到了这位老人，他向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就想到了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敌人天天追着他们打，没吃没穿的，整天跑来跑去躲着敌人。杨伯涛的十八军那时是那样的不可一世，根本就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解放军的确也有点害怕和他们遭遇，一和他们打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想的最多的就是千万别受损失。谁能想到，一年的时间不算长，那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将军们，现在个个低头弯腰地走在雪地里。真是有天渊之别啊。老人还告诉我们，那天天气虽然冷，他们穿得比那些俘虏还要单薄，但他们并不介意，个个意气风发，倒是那群披着大衣的国民党军将领们，都缩着脖子抄着手，好像特别怕冷一样。

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张之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黄维当了俘虏还想再战。在赵庙村，黄维读完《新民主主义论》，手里拿着书大发狂论说：“你们放我回去，我回到江西老家，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所讲的道理，重整部队，再同共产党干一下，如果再打败了我服气。”

被俘后的黄维依旧孤傲、骄横。张之轩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没几天，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杨松青动员第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们给被华野、中野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写劝降信，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让大家签字，其他人都签了，黄维就是不签。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人民战士》报记者采访他，问他被困在双堆集一个来月，外无援军，内无粮弹，为什么还不投降，他将桌子一拍，朝记者吼道：“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且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记者也火了，也给他拍桌子：“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你只代表封建官僚！代表蒋家王朝！”黄维在淮海战役前还是国民党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兵前也是一个教书的，算是一个书生了，听记者这么说，竟然不顾斯文，破口大骂：“放屁！你胡说八道！”说着还要伸手动脚，要不是把他拉开，他是真会扑上去的。

还想再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并不是黄维一个，就是高谈“和平”的桂系将领们，要的也是划江而治的“和平”。其实最清醒的还算是蒋介石，三大战役一打完，他就知道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新年第一天，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着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中国人骨子里对新年一直都是很重视的，认为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在过去一年里，好的或者不好的一切都终将过去，应该以崭新的面貌迎来新的一年。在民间里有在大年初一早上把灶膛里的灰舀出一点撒在大路上的习俗，这叫“送穷灰”，祈望带来好运气，在新的一年里有所作为。

就在这一天，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老鼠岭下一个简陋民房里的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这个简洁、掷地有声的题目里就能看出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目光。而住在南京市长江路292号富丽堂皇的总统府的蒋介石则代表国民党抛出了《元旦文告》，犹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回光返照地发现了一根叫做“和平”的救命稻草，紧紧地攥在手中，再也舍不得丢开了，声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在这篇充满无奈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

事先绝对没有商量过，但共产党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乎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的答复。毛泽东是这样安排共产党人的1949年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就像这篇共5165个字的文章中说的， 在1949年，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每一个字都是掷地有声，连国民党都无法否认这位具有浪漫主义性格的伟大人物对1949年的预测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兵败如山倒，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了。

如果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在中国的上空可以俯瞰整个大地的话，将会看到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画面，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在厚厚的白雪所覆盖的东北大地上，寒风刺骨，似乎人们呼出的气可以在嘴巴上立刻冻成冰碴，但和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句相反，整个东北是个红色旗帜的海洋，到处都是敲锣打鼓的群众，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交通要道的各个城市贴满了标语，村庄路口堆满了柴火和粮食，各地群众纷纷组织慰问团，东北人民倾其所有地欢送、支持林彪兵强马壮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

最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河南和山东、安徽交界处的陈官庄。在这个约45里的范围内，完全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色彩与情景。在解放军的阵地上，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地升了起来，顺风飘过，带着浓浓的肉香。在这一天里，中央军委特地批准慰劳前线指战员每人一斤猪肉、五包香烟。几十万大军需要多少？这个庞大的数字显示了共产党人卓越的动员能力，日后陈毅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很形象地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革命的支持。在整个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在这一天里，一支支支前队伍仍旧像滚滚洪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淮海战役战场。黄维兵团被消灭了，但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还在苟延残喘中与解放军对峙着，他们将在9天以后才会被解放军彻底、干净地消灭掉。围困陈官庄的几十万解放军，现在仍然需要上百万的人民群众提供庞大的后勤支援。

这些从四面八方奔赴前线的支前队伍中，有着各种打扮，讲着各种口音的人们，有豫西的、陕南的，有冀鲁豫的、鲁南的，甚至还有老区太行山来的，他们推着小车，驾着牛车，赶着毛驴，趟过厚厚的大雪，甚至是冰冷的河流。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他们把自己家的箱子、门板，甚至是为老人们准备的棺材都抬来了，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当年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的杨志回忆说，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转移时，吃惊地发现，周围百十里内的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没有了门板……

就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杨志在去纵队司令部的路上，遇到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他们推的小车上，有白面，有小米，有布鞋，有大饼。杨志站在路边，看见队伍中有一辆小车上放着一袋袋白面，前面是个中年人在拉着，后面有个老人和孩子在使劲地推着，他过去帮着他们推车，和老乡搭上了话：“大爷，你是哪个地方的？”老人说：“沂蒙的。”杨志很高兴：“大爷，咱们是老乡，我是临沂的。”他打听到，这个拉车的中年人是老人的儿子，小孩是他的孙子，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所以也把小孩带上了。杨志很感动：“像你们这样祖孙三代来支前的多不多？”老人说：“两代人的比较多，祖孙三代的也有。”看着老人这么大年纪，在风雪中奔波，杨志有点过意不去：“大爷，你这么大年纪，应该在家享享福！从山东沂蒙到这里，有几百里呢。”老人笑了：“没啥，我骨头硬，全国快解放了，我们再不做贡献，出把力，将来想干也找不到地方干了。”杨志很关心地问他：“大爷，你们路上怎么吃饭，刮风下雨怎么办？有没有生病？”老人说：“我们自己带着煎饼，有锅盖大。刮风下雨有什么，照样走。你们解放军都能走，能吃苦，我们也能吃苦。我们出点力也是应该的，能过上好日子，全靠你们解放军打胜仗！”杨志忙说：“大爷，解放军打胜仗，也是靠你们支持啊！”

杨志说，那时我就想，有这样的群众，蒋介石还能舒服几天呢？人心向背，国民党再坚持，也注定要成为明日黄花。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

这不仅仅是杨志的感受，正被张之轩等人押解的杨伯涛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看到了这一幕。杨伯涛被俘后，开始是不服气的。他被押往后方的路上，惊讶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前经过这些地方时，门户紧闭，村镇静寂，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抬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通过这里时却连一头猪都没看到。他感叹地说：我们在战场上哪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动员这么多老百姓支援战争。

解放军阵地上的炊烟慢慢地熄灭了，香喷喷的馒头蒸熟了，流着油的包子也熟了，为了庆祝元旦，炊事人员甚至弄出了更多的花样，把四菜一汤也送到掩体堑壕里了。解放军正在吃着，文工团的演员们来了，他们一大早就以小分队的形式，带着简易的乐器，分散在各个阵地上进行演出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声，一片笑语。而就在几十米外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呈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那是一种死寂灰凉的色调。20多万的国民党军已经身处绝境，缺吃少穿，骑兵变成了步兵，马匹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取暖、做饭，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连棺材也被挖出来当柴烧了，即使有点大米猪肉，也无法烧熟。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就冻死饿死三百余人。野地和沟里到处都是死尸。1949年元旦这天是个晴天，南京的飞机飞到陈官庄的上空空投，物品刚飘下来，部队和家属都蜂拥抢夺，有被物品压死的，有相互对打的，甚至还有开冷枪射击的。在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中，有当年亲历淮海战役的老兵回忆，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在1949年的元旦，最可怜的要数那些从徐州盲目跟随国民党军出逃的女学生和其他妇女们了，在要快活活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个人尊严完全被抛到了一边，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做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毒菌长在冰雪之中，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得过且过地等着死亡的来临。就在这天晚上，被围的国民党军王牌军之一的第五军一三三团十几名新兵想乘夜黑逃跑，被团长姜铁志发现后抓起来全部活埋了。9天之后，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解放军攻占陈官庄，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55.5万余人被歼，人民解放军伤亡13.4万余人。

如此具有戏剧性的黑白场景同样出现在华北平津地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手中最厉害的王牌军第三十五军已经灰飞烟灭，剩下的40万大军被100余万的东北、华北野战军像刀子一样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几个孤立无援的城市。是战是和，傅作义这名抗日名将还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在这一天的，天津《大公报》发表“迎岁之辞”，呼吁和平，言辞恳切，声言普通民众恳求“求生”、“善生”，“使人人都有一碗饭吃，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9年元旦，在中国大地上，各种悲喜剧纷纷上演，面对面目模糊的未来，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心态各异，几家欢乐几家愁。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被蒋介石“抢救”到南京，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悲怆地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次日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悲凉心境一目了然：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而在同一天，正在北上投奔共产党的李济深则在船上为同行的茅盾即兴题词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同船的朱蕴山在途中也吟诗多首，其中有“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含义深长的佳句。

郭沫若在船上更是办起了《波浪壁报》，刊载胜利消息，并赋诗云：“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在1949年元旦，国统区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浙江大学?授、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这一天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这一天对共产党人来说，真是百般滋味，它来得太晚了。回顾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从它成立那一天到1949年元旦，身后是一路的鲜血和炸弹，死亡与痛苦一直追随着这批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1949年元旦这一天，在西柏坡遥望南京的毛泽东心情肯定是十分美好的，胜利的前景已经不是宣传手册上的豪言壮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伸手可触。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

终于熬出来了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已经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大半河山已经落在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只要一声令下，南京就指日可下。

从这一点来说，这个胜利来得似乎又太快了，快得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把中共中央机关南迁了。1946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党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中心会搬过去。

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以后梁漱溟回忆说，在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淮阴）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蒋介石并没有把共产党人真诚的和平愿望放在心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蒋介石也信。在和平谈判中，蒋介石首先就要求统编共产党的军队，再谈组建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好：没有了军队，中共就没有资本了，一切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没有了枪杆子，他就出不了政权了。共产党人当然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百万大军的“枪杆子”交出来。蒋介石终于不耐烦了，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一开始，国民党军队的确打得很顺利。

1947年2月17日，蒋介石兴冲冲地参加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的一次集会，对与会人员做了一个“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话，在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时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一个“可笑之至”，使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1947年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他的得意与自信也因此溢于言表，他想掩饰都没办法掩饰。

1947年的蒋介石有那么点趾高气扬。

那时如果有人说，共产党会取得天下，恐怕多数国民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是痴人说梦。那些善于投机的，更是躲在暗处寻找一切机会向共产党下手，向南京政府邀宠。宁夏实力派马鸿逵就是这样一个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时，他立即派出主力部队，抢占了边区的三边、盐池一带，并把俘获的解放军战士不远千里地押送到南京邀功请赏。这是个看着形势打算盘的“聪明人”。很显然，马鸿逵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共产党被消灭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1947年初，像这样的“聪明人”，又何止马鸿逵一个人？

那时蒋介石所说的“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也并非全是吹牛，共产党人的确丢了很多地盘。

在内战刚爆发时，共产党拥有面积为239.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9亿的解放区，这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拥有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是拥有根据地面积最大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是否愿意，延安边区政府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政府的雏形。但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解放区很快被占领了24.7万平方公里，失去的解放区控制人口达3040万。在内战刚爆发的头4个月里，国民党军就全部占领了中原解放区，占领了承德、张家口、淮阴、安东等153座重要城市，1947年3月19日又占领了延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日本投降后，经过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所夺回来的大中城市几乎被国民党军全部占领。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确有理由感到兴高采烈。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更是欣喜若狂，称“这是大时代的开始”。

相反，共产党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自建党开始，共产党人都是非常善于利用和使用宣传这个有力武器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军事机构，都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从事宣传工作。宣传当然是要讲究策略的，运用得好，这是一个打击敌人士气、鼓舞斗志的有效工具。事实上，共产党人已经熟稔地掌握了这一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说解放军的宣传能力“几乎没有不超越官兵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1947年的文字中，给我们的印象依旧是鼓舞人心的。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必须把解放区军民动员起来，充满信心地与国民党军作战。但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们还是通过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

在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战争动员，讲了一些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军事问题，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毛泽东的一个“熬”字，便把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得清清楚楚。对胜利时间的估计，毛泽东也是慎重的，他当时是准备长期作战的，他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间表定为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的。

战争打了两年多，共产党好像时时都在下风，解放区越来越小，许多地盘都丢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在国民党军把“首都”延安都端了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讲“胜利”，并且还不是偶尔讲讲，而是天天讲，时时讲，坚定每个党员、每个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不仅仅是宣传手段，共产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们看得更远，胃口也丝毫不比蒋介石小，他们的目标就是全中国的解放，要的不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中国，因此他们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许多城市都是共产党人不放一枪主动撤出来的。

对毛泽东来说，他似乎对土地的失去并不是很在乎，必要时连革命圣地延安说撤离就撤离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和蒋介石寸土必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旦城池失守，蒋介石都要拿守城将领是问。毛泽东关注的则是敌人又被消灭了多少，他更希望尽可能地在战场上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在1946年9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

战争一开始，实际上胜负已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战争越打越大，但共产党不但没被解决，反而越打越强大，越打越多。

共产党人的法宝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事实上，解放军所实施的重大战役，几乎都是在“集中优势兵力”原则下展开的。刘邓大军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就是倾其所有对付国民党军整三师，其中担任主攻的六纵更是集中9个团的兵力攻击整三师主力五十九团，而此时的五十九团实际上只剩下了两个营。在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中，刘邓大军以十比三的兵力与敌整编六十六师激战于羊山集，恶战14天，歼敌1.4万人。对解放军这种打法，那些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一直颇有微词，称之为“人海战术”。不管是“集中优势兵力”，还是“人海战术”，效果却都是一样的，攻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令人惊心动魄，呐喊冲锋之声令人闻风丧胆，仗一开打，解放军在气势、士气上就压倒了对手，而气势一输，任何部队，恐怕都只有挨打失败的份了。

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肖永银将军也向我们回忆了一件往事。六纵在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血战大杨湖，歼灭了整三师，活捉了整三师五十九团代理团长吴耀东。吴耀东被押到六纵十八旅指挥所后，依旧很傲气，脖子挺得直直的，不用别人招呼，自己找张椅子就坐了下来，还跷起了二郎腿。时任十八旅旅长的肖永银问他当了俘虏有何感想，他竟指责肖永银说：“你们不讲战术，你们就是凭着人多乱打。如果是站在军人立场上，我可以跟你们打到底！”肖永银则回答他说：“你说我们不懂战术，那你很懂战术了，我问你，战术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把你战胜了，消灭了，这就是最好的战术。”

肖永银说的没错。不久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中，就把大杨湖战斗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典型范例。

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指导下，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只剩下一百余万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发出“求和”信号，但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了，他们的命运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决定了。

共产党人终于熬出来了。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6）

“烧 铺 盖 草”

随着1949年的到来，对刚刚从淮海战场下来休整的六纵，也算是熬出来了。

打下双堆集，每个部队都发了“洋财”，特别是抓到了一大批俘虏，这让那些团长营长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十六旅四十六团打完大王庄，九连、十连加起来不到10个人。这下子六纵抓到四五千名俘虏，各个部队都争着要人，一下子就分完了。在以枪炮为主要武器的战争年代，人是武器的主要载体，多一个人，就多一支枪，就多一份战斗力。这四五千人补充部队，使六纵一下子又兵强马壮起来，这为以后的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甚至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纵整天都在忙着处理俘虏。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迫击炮连指导员许秋桂被抽调到纵队政治部，任俘虏大队大队长。他在新年到来的那几天里，一直在忙着释放俘虏的事情。他回忆说：

淮海战役打完，一是俘虏数目庞大，没地方也没时间总是关着他们，我们都是即俘即补，二是我们这时也都知道国民党已经不成气候了，放了他们，他们就是再回到部队和我们打仗，败军之将，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些军官刚被俘时，对我军的俘虏政策有疑虑，大多数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军官，唯恐被“严办”。我们对俘虏首先进行甄别，一个单位的关在一起，让士兵自己找自己的排长、连长，找到后，就把士兵补充部队，把军官集合起来，学习俘虏政策。几天以后，纵队政治部主任或者敌工部长过来给他们讲话：“我们解放军这次打了大胜仗，国民党军打了个大败仗，他们把你们丢在这里，也不管你们了。到了我们这里，你们放心，我们是优待俘虏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揭发，你们被俘后，有没有解放军搜腰包，打骂你们的？如果有，我们会立即勒令退还给你们，打骂过人的，还要道歉。”这些国民党军官还有点不相信：“怎么还有这么好的部队？”没有人揭发，那就好，接着就给他们讲：“我们现在就把你们放回去，你们回去以后，就不要再给国民党当兵卖命了，不要给国民党当炮灰了。你们名单就在我们这里存档，如果以后再被我们抓住，那时就决不客气了！”然后就当场念名单，念一个放一个。

许秋桂向我们回忆起这件事时，不禁笑了：“那时战斗频繁，生活紧张，谁还顾得了他们的名单呀，根本就没有存档，只是吓唬他们。据说效果还不错，这些人被放回去后，一般都不敢再去国民党部队当兵了。”

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把那些校官也放了。许秋桂说：

我们在淮海战役时还俘虏了100多名校官，这些校官同样也要释放，只不过受“教育”时间要长一些，每天都集合起来上课，主要是向他们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特别是优待俘虏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有什么要求也尽量满足。但也要在政治上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使他们对共产党有所害怕，恐惧。因为这些校官更为顽固，根据以往的教训，有些人被放了以后，又立即跑回国民党部队，拿起枪杆照样干。释放校官时，除了给他们看名单，把他们的名单“存档”外，还要再加上一道程序，那就是照相。

那时条件艰苦，连照相机也是个宝贝，许多基层指战员还从来没见过照相机，有时有了照相机，却没有胶卷。胶卷这么宝贵，当然不会浪费在这些校官身上。释放他们的前一天，把他们集合在一个空地上，摄影员先用胶卷照了一张集体照，又给前面的一个人照了相，其他人也接着一个一个地站在照相机前，“咔嚓”、“咔嚓”地被照了相，只不过这时的照相机只是个空壳子，里面根本没有胶卷。第二天，把这些校官集合起来，拿出洗好的集体照和第一个照相的那个人的照片，让他们看看，然后说：“我们已经给你们每个人都照了相，你们的名单和照片我们都已经存档了，你们看一看，这是不是你们的照片？这是多洗的一张，就发给他了，其他的就不给了。把你们释放后，赶紧回家，如果国民党还让你干，你就赶紧逃走。如果你照样干，名单、照片都在我们手里，有你们的档案了，让我们抓到了，决不轻饶！”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恐吓”了一番，然后就遵守诺言，把他们放掉了。

在淮海战役中，除了打仗，六纵还成功地接收了一个完整的一一○师起义。

这时的六纵，在整个中原野战军里，已经是一支响当当的劲旅，那是谁也不能小看的了，在这一点上，就连敌人也是承认的。在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文件中，是这样评价六纵的：“指挥及纪律均佳的主力纵队和具有攻防全面作战能力，享有精锐之师之称”。

这在两年前，也是谁都想不到的。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7）

六纵在晋冀鲁豫野战军里只能算是一个小兄弟。1945年11月5日在河北磁县马头镇成立时，除了一个四十六团是个红军团，其他的都是地方部队，实际上也就是民兵和游击队，这和已经成立的一、二、三、四纵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如三纵七旅，3个团有两个团都是红军团。装备和实力的差别那还不是主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民兵和游击队当然没办法和正规军比了。根据地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其优秀品质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身上的小农意识和游击习气也是很严重的。刚组建的六纵出太行山南下时，几千人的队伍一步一回头，眼望着越来越远的太行山，思乡恋家情结久久地挂在眉头，留在心头，有人再也忍不住了，哇地哭了，几千人都开始哭了。这让那些红军出身的指战员眉头直皱：这哪里是部队啊。

六纵虽然是新部队，但各级指挥员基本上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底子，这些出生在大别山的指挥员，从王近山到下面的连排长，每逢险仗恶仗，进行动员时，言必称要用“烧铺盖草”的精神把敌人干掉。“烧铺盖草”是大别山风俗，意思是人死掉之后，把死者睡过的铺草一起烧掉，这里指的是破釜沉舟和哀兵必胜的精神。这是一种强大的敢死队精神，久而久之，“烧铺盖草”就成了六纵指战员的口头禅，也成了六纵的战斗作风。

一个人人抱着必死决心作战的部队，不能不让人敬畏。

六纵经过首战峭河、奔袭兰封、上官村之战、陇海路战役、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一次又一次的险仗恶仗中打出了威风。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第十二军（前身为六纵）紧急支援第十五军，坚守上甘岭20余天，直至最后的胜利。据说，《英雄儿女》中抱着爆破筒冲入敌群同归于尽的王成的原型就是十二军的王万成。在上甘岭上，抱着爆破筒或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的王成式英雄，十二军就有8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十二军先后产生了伍先华、杨春增、胡修道3位“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整个志愿军中，包括彭德怀，荣获这一称号的也只有11人。

享誉全军的“王克勤运动”、“郭兴福教学法”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也都是十二军的。

在淮海战役中，六纵在王近山的指挥下，也是虎虎生威，其中血战大王庄，协助友邻部队全歼国民党军中有名的十八军第三十三团，又打出了一个我军历史上恶仗硬仗的典型。有关淮海战役的纪实文学或者影视作品，都绕不过这一战。

淮海战役胜利来之不易，人民战士作出重大牺牲。在战场上，真可谓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多少年后，双堆集战场上老乡还讲：拿把铁锹，随便找个地方一挖，不到两尺，就见人骨。然而，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所作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的六纵，用自己“烧铺盖草”的精神打出了威风，小媳妇熬成婆，说它是刘邓大军的主力纵队，没有一个人不会承认的。这注定它在1949年的历史大舞台上将会有更为灿烂壮丽的演出。

淮海战役结束，六纵在安徽蒙城地区休整。

中原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张之轩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前方指挥部。当走到商丘周楼村边时，张际春副政委亲自出来迎接。刚下车，张涛同志即兴奋地报告着“蒋介石下野了”、“我军解放合肥、蚌埠”、“李宗仁上了台”等消息。

这些消息迟来了两天。

蒋介石是1月21日宣布下野的。这并非是蒋介石的本意，他自己也明确说过，这是“国民党内某一派系”逼他下野的。

在1949年，不但是国民党内部，就连解放军也知道蒋介石所说的“某一派系”就是桂系。早在1948年12月25日，张之轩就在他日记中写道：

中共权威人士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三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同日国民党华中剿总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企图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

桂系的确是一支让蒋介石头疼的军事、政治势力。黄维兵团被困在双堆集，准备突围时，身为兵团副司令的胡琏还特意叮咛军长师长们：“安徽合肥是桂系军阀李品仙的势力，须告知所有部属，千万不要向那个方向去，李对我们态度不好，会收缴我们枪械，到达集合地后可即向蚌埠或南京直接联络。”

在国民党王牌军的指挥官眼里，内部的敌人和共产党一样可怕，国民党如果不溃败，那真是有点天理不容了。1949年的国民党的崩溃一点也不奇怪了。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8）

最后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引退的还是共产党人。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8项和平谈判条件：

（一） 惩办战争罪犯；

（二） 废除伪宪法；

（三） 废除伪法统；

（四）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 没收官僚资本；

（六） 改革土地制度；

（七） 废除卖国条约；

（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8项条件是对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所提出的5项条件的答复。它实际上就是要国民党政府投降。共产党人并没有隐瞒这一点，若干天后，结束了淮海战役，直逼长江岸边的第二野战军在进行教育时，就明确告诉自己的官兵，和平谈判就是要国民党投降。

1月21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

蒋介石走了，桂系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和平运动”旗下的第三种势力热切地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他们能大展鸿图挽救党国于危难中吗？

桂系摆出一副真求“和平”的架势。除了大人物的电文公开往来，私下里也开始频频和解放军接触。

坐镇武汉的白崇禧派出代表到了商丘，负责接待的是日后任十二军保卫部长的张之轩。他有每天都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从未中断。对于这一天，他记得很清楚，他向我们回忆说：

那是1949年2月8号，我们中原野战军机关在商丘洪庄。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给我一个指示，让我到商丘城内去照料从武汉派来的谈判代表。张际春副政委还特地交待我说，他们是武汉白崇禧派来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的，你招呼两天，摸一摸他们要谈什么。我接受了任务，经过交谈，那位代表自称是代表武汉百万人民而来，主要是希望解放军不要打炮。

我向张际春副政委汇报后，刘邓首长决定接见他们。刘伯承同志和陈毅同志商定，由陈毅同志去同武汉来的代表谈判。刘伯承还很风趣地说：“陈毅同志是咱们的外交部长，请他去谈最合适了。”我陪陈毅到商丘市委办公室，把两位代表请来，经过简单介绍后，陈毅从中华民族多灾多难谈起，一直谈到我们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消灭蒋介石的决心。陈毅同志说，我们革命者对反动派坚决不留任何尾巴，不给中国人民再遗留任何毒根。陈老总说完后，问他们这次来想谈什么。那位代表说我代表武汉百万人民，希望解放武汉时不要打炮。陈老总说，打炮不打炮不在于我们人民解放军方面，国民党军队要坚决抵抗，我们为了胜利进军，非解放这个城市不可，那么打点炮也是难免的。当然，我们也不想打炮，如果守军投降缴械，那么我们当然不打。陈老总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他们迟疑了一会儿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把第四号战犯名单勾掉？”陈老总说：“不能。战犯名单不能勾，白崇禧如果起义，我们按起义对待；如果他投降就按投降对待；如果他顽抗到底当了俘虏就按俘虏对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我们自己的政策，我们对待起义、投降、战场抓获，从来都是区别对待的。名单不能勾掉。走什么路由他自己选择。”陈老总说完后，那位代表连连点头说：“我懂得了，共产党的领导人诚恳、直爽，我们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了。”把客人送走后，陈老总说，他们这次来，恐怕最主要的还是最后一句，是来投石问路的。

白崇禧也向北平派出了代表。

桂系似乎真的是想“和平”的。

1月27日，李宗仁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中共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共产党人接过了这个叫做“和平”的绣球。

3月26日，刚刚搬到北平并更名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和谈日期是愚人节。如果说中共不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什么，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十多年后，解放军在西南边境和印度人打了一仗，释放战俘那天，还特地避开了4月1日。就算是巧合，共产党人也没打算考虑南京的感受了。

南京和谈代表如期赶到了北平。1949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谈代表今将来平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9）

张治中临行往溪口见蒋贼

【新华社北平31日电】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于24日及29日先后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的代表，并已决定于4月1日来平。被指定为首席代表的张治中，曾于29日奉伪代总统李宗仁、伪行政院长何应钦之命，往溪口见第一号战争罪犯伪总统蒋介石“请求指示”，于30日返回南京。

李宗仁及其桂系有自己的打算。历史也已经证明，就是信誓旦旦地口口声声要“和平”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要的也不是真正的“和平”。 国民党华中“剿总”第三处（作战）少将处长覃戈鸣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证实，早在淮海战役期间，李宗仁与白崇禧就打算利用蒋介石继续与解放军顽抗之机，扩张桂系武装力量，扩大桂系的政治影响，并与美国直接勾结，逼迫蒋介石下野，运用“备战求和”、“求和备战”的两手，划江而治，在中南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局面，幻想以桂系为中心形成第三种势力与共产党争天下。

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在赴北平前，白崇禧曾对他说：“我既反蒋，也反共。要我白健生举着双手向中共无条件投降，那是万万不行的！当然我不反对和，但中共不能过长江，江北由中共搞，江南由我们搞，我看中共应知足了吧！”

张治中反驳说：“中共的元旦社论已说得很清楚，他们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我看南北分治的局面恐怕很难实现！”

白崇禧狠狠地说：“我白健生还有几十万军队，我非要搞出个南北朝的局面不可！”

李宗仁给和谈代表的底牌也是“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能过江。

可惜，共产党人并不是傻瓜，毛泽东等人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将革命进行到底”！

共产党是认真的，在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解放军渡江作战准备一刻都没有放松过。

2月26日，十二军接到二野关于开展南下进军中的政治工作指示，第一条就是“反复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不断提高干部战士的战斗意志”。

3月12日到16日，十二军党委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到蚌埠参观，学习执行城市政策经验，17日，军党委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研究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渡江作战定于4月10左右发起。

3月23日，十二军开始向长江边集结，进行渡江作战演习。

3月24日，二野司令部发出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

4月2日，十二军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渡江工作……

陈兵长江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

用生命来维护生命线

在国内各种势力为“和平”角力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两个月整训军事政治工作大纲。

这是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做准备，同时也为了消化和吸收淮海战役的战果，这里面有好的经验需要总结，也有坏的教训需要吸取。

淮海战役中，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

黄维兵团溃败，华野、中野部队都在忙着打扫战场，收集敌方的械弹车辆等各种战争物资，黄维兵团是美械化、摩托化部队，“洋财”当然不少。小小的双堆集地区，一片混乱，哪里还分得出谁的“战斗区域”，于是华野、中野部队之间，发生了争抢大炮、汽车和俘虏的现象，都想让自己的部队得到更多更好的补充，兵强马壮起来，将来能更好地打仗。各个部队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甚至出现了动手打架。

中野部队向总前委告状，告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就批评说：“这是你们不对嘛，在这里我们是主人，人家是客人，这是华野、中野的共同胜利，抢它干什么，都是解放军的！”

陈毅知道后，大发雷霆。他很能体谅中野在大别山吃尽苦头，重武器几乎丢得一干二净，这次歼灭了黄维，缴获大量武器、物资正好让中野装备起来，就对华野部队发出指示：“黄维兵团的东西，华野部队一律不准拿！全部由中野收缴；华野各部队即时归建！”

人们说，统帅就是统帅，统帅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点，让统帅们心里很不安。总攻胜利后，双堆集变成了狂欢的海洋，有的战士欢呼着向天空开枪，有的甩手榴弹当爆竹庆祝……各级指挥员吼哑嗓子制止，但无济于事，闹了一夜一天。这个时间的确是有点长。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0）

事后，邓小平和中野副政委张际春在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做的中野《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报告》中反思道：

歼灭敌人后，十五日夜及十六日整日，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大炮，乱放枪炮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中野以往历次作战所未有。我们高级指挥机关，未作预防处置，实为主要原因。但也暴露了中野各部队存在着极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

刘邓首长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打过长江以后，意味着我军将进入大城市，进入中国最富饶的地区，意味着解放军作为工作队将执行更为严肃、更为艰巨的政治任务。因此，为了迎接全国胜利，对全军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特别是纪律教育，将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1月10日，邓小平还亲自组织中野政治部编写了《人民军队要作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的教育材料，发至每个团，要求各个部队严格进行纪律整顿。

这次整训是动真格的。六纵枪毙了一个排长，处理了一个指导员。

这个排长叫王道士，是十六旅四十六团的侦察排长，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但他也不在乎，排长就排长吧，只要有仗打就行。王道士对侦察排的同志很好，说得好听些，是关心同志，说得不客气点，是他有点护短，也不管对错，别人是不能碰侦察排的战士一根手指的。

王道士就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

原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回忆说：

淮海战役刚结束，四十六团侦察排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时，王道士的排里有个战士，偷偷摸摸地拿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手表。侦察排由于化装到敌后侦察，顺手牵羊地拿点“资本家”的东西也是有的，王道士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但刚来的指导员吴永安年轻气盛，眼里容不下沙子，非要关他禁闭不可。王道士就去求情：“指导员，不要关了，侦察排嘛，偷偷摸摸也是难免的。”吴永安很严肃地说：“不行，我们是解放军，要执行纪律，必须关！”王道士仗着自己是老红军，笑嘻嘻地说：“指导员，就给我一个面子吧！”吴永安瞪了他一眼：“我关他几天，对你也有好处，你也该好好整顿整顿你那个排了！”王道士有点不高兴了，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他骂骂咧咧地说：“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咱们走着瞧，总有你好看的！”然后扬长而去，吴永安气得脸色发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吃过饭，王道士就跑去问那个战士：“你吃饭没有？吃的什么饭，什么菜？”那个战士忙说：“吃了，指导员让通信员送来的。排长，我错了。”王道士却骂道：“错个屁！老子一定给你出这口气！”第3天中午，他又跑去问，这天活该出事，连队事情多，通信员忙了半天，忘记给这个战士送饭了。王道士就蹲在禁闭室的门口，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时，通信员才提着饭菜来了，王道士抓住通信员就是一耳光：“你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要存心饿死他？”通信员委屈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那个战士也感到过意不去，说：“排长，我不饿，没事。”王道士“呸”了一下：“你太软蛋了！怪不得总有人欺负你，我这就给你出气去！”

王道士跑到连部，指着指导员吴永安的鼻子问：“我问你，解放军有没有饿罪？”吴永安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没有饿罪，有啥事？”王道士上去抓住他的领子就是两个耳光：“妈的，没有饿罪，你还让我的战士饿了大半天！”打完指导员，王道士回到排里，兴高采烈地说：“我刚才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副排长一听也来了劲：“打得好，打得好，我也去打！”两个人又跑回连部，副排长上去也打了吴永安两个耳光。连长当即叫来几名战士，把他们两个人绑了起来。

情况报到旅里，旅长尤太忠气得拍了桌子：“太不像话了！比土匪还不如，必须严肃处理！”

最后给副排长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王道士撤职当战士。

旅里结合正在进行的纪律整顿，在政治部办的油印小报上刊登了这件事，并发表了类似 “社论”的东西，再三强调要迎接全国胜利，必须要加强纪律。这份油印小报送到了纵队，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太轻了，一个排长，连指导员都敢打，国民党部队也罕见！

王道士过去屡犯群众纪律，经教育又不改，在这次整训期间又打指导员，新账老账一起算，纵队党委上报野战军首长，宣判死刑。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1）

枪毙王道士时，我是流了泪的，王道士作战很勇敢，我是很喜欢他。现在回头看看，枪毙王道士，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不清楚，但说实话，还是有好处的，这件事对全体指战员触动很大。部队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农民，比较懒散，大大咧咧的。通过这件事，都知道这次是动真格的，谁也不敢再以身试法了。那些能打仗的连排长们，也不敢再咋咋唬唬了，别说动手打人，就是骂人也很少了。淮海战役补充了一大批俘虏，有些开小差被抓回来了，也不敢再打骂人家了，而是关心他、教育他、感化他。部队后来从长江边打到浙江丽水，我们这个团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需要补充的是，枪毙王道士时，上刑场的却是两个人，还有一个是四十六团三营九连指导员。他犯的错误也是打人。

原十六旅警卫连战士李献功回忆说：

淮海战役打黄维时，我在掩埋组，是军务科李科长组织的，还有政治部几个干事。当时我们对烈士的处理很重视，组织了很多支前民工，老乡们拉来了不少棺材。一开始打仗，我们就挖好了坟墓，棺材也放了进去，前方牺牲的战士一来，先把烈士洗干净，包上白布放进去，再把棺材盖子盖上，然后就埋了。四十六团打大王庄，很激烈，牺牲的同志太多了，棺材不够用。九连被打剩下十多个人，其中有个三排长也牺牲了。这个排长很能打，指导员也很喜欢他。但这个排长被抬下来时，正好没有棺材了，我们就按照惯例，没有棺材，就在坟坑四周钉上木桩，两边放两块木板，用白布裹了放进去。九连来了两名战士，流着泪看着我们埋完，当时也没说啥。他们回去后，指导员问他们：“棺材好不好？”那两个战士就给他讲了我们是如何处理的。他一听，生气了，觉得我们亏待了三排长，跑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副好棺材？”政治部蒋干事给他解释：“棺材用完了。”他还不信，在那里骂骂咧咧：“有好棺材不用，留着装你们吧！”蒋干事说：“真的没有棺材了……”话还没说完，这个指导员就上前抽他两个嘴巴，我们忙把他拉开，他还不干，捡起一块石头追着去打蒋干事。

枪毙王道士时，这个指导员也上了刑场。本来不枪毙他的，只是陪绑给他一个教训，让他记住。那天天气也不好，灰蒙蒙的。枪声一响，王道士当场就死了，子弹从这个指导员的头上飞过去，他当场就晕了过去。唐明春还以为执行枪决的战士的枪法太臭了，把他打死了，气得差点要上去揍那个战士。但这个指导员受了刺激，成了精神病，听不得枪声，仗是没法打了，后来好像是接复员处理了。

淮海战役虽然打得非常艰苦，伤亡很大，但是，最终是胜利了，缴获俘虏多，六纵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喜悦中。在整训期间，有家属的中高级干部，家属们也陆续来到蒙城，同久别的亲人团聚。唐明春团长两口子的团聚，还有段小故事。

在蒙城休整时，部队暂时远离了硝烟和炮火，习惯了南征北战的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此时也有了一块“心病”。唐明春回忆说：

我们四十六团在淮海战役时血战大王庄，打出了名气，到蒙城后，中野《人民战士》报记者来采访我。他问我：“唐团长，在淮海战役时，你最想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又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最想的是多死敌人，少死我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我老婆。”那个记者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说：“我担心老婆变了心，跟人跑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12岁参加红军的，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大王庄这么残酷的战斗，一个排上去，不到几分钟就没了，到处是死人、火光、鲜血，我心里想，我死了，我老婆知道不知道呢？当时旅里机关有人讲，你老婆不爱你了，心里有人了，要不，她3年为什么不给你写一封信？我也想知道她为什么3年不给我写信，可我一想起来真有点害怕，她是个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又比她大十几岁。她可能以为我死了，再找一个人也是对的。要么就是知道写了信也是别人念给我听，不好意思写。我们刚结婚就南下了，她留在邯郸六纵留守处，都3年了，也不知道她又结婚了没有，她人在哪里。我走时，她还给我讲，她一个人在家，很害怕。我也怕别人打她主意，给她弄了100发子弹，留了一把手枪，教她怎么用枪。我说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用枪吓他打他，晚上睡觉时，把枪放在枕头下。打完淮海，到了蒙城，我急得不行，知道六纵留守处现在搬到了河南濮阳，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我把侦察连一个排长找来，对他说，你能不能回去一下，帮团长一个忙，老婆现在在哪都不知道。你回去帮我找到她，你要是找不到，回来我要打你。你找到她了，问她为什么不来信，把情况搞清楚。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2）

谁知这个排长跑去给尤太忠说，我们团长让我回去一趟找他老婆。尤太忠一听，忙对他讲，你赶紧带一个班回去，把他老婆接来，先不要告诉他。这个排长就带着一个班回去了。过了几天，他把我老婆接来了，放在野司医院里当医生，她本来就是医学院出来的。尤太忠来找我，让我去野司医院一趟。我还不想去，在打淮海时，我受过一点轻伤，早就好了。我说，旅长，我伤早好了，我不用去医院。尤太忠缠着非让我去，也不说有什么事。当时我还有点生气，不想理他。尤太忠说，你快点去吧，肯定有好事。好说歹说，我这才去了，一到医院，先看到那个排长，他朝我傻乎乎地笑，我还奇怪，让他去找我老婆，他怎么在这里？他给我讲，团长，我把你家属接过来了。我还不信，我说，你要是骗我，我就打你。 他把我领到我老婆那里，她看见我，不说话，就是哭，我也流泪。 她把一个布兜拿出来给我，我对她说，来就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她把它摊在床上，黄灿灿地一大片，是那100发子弹，还有那把手枪，子弹一颗也不少。老婆说，你数数吧，没人欺负我。我这时才知道我有个儿子了，儿子总是躲我，不肯认我。我就问她，都给我生儿子了，为啥还不给我写信？3年了，一个字都没给我写。她说，写了你也不认得，等打完仗，我教你识字，识很多字。唉，那时真的也没别的想法，就想革命早点成功，然后一家人能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就行了。

除了唐明春，其他的人也是喜气洋洋。王近山的爱人韩岫岩、纵队政治部主任李震的爱人贾玉华，司政供卫凡是有老婆孩子的，都坐马车牛车来到了蒙城，在战争的间隙，享受着短暂的天伦之乐。

肖永银看见六纵政治部主任李震的爱人贾玉华，劈头就问：“听说你给李震生了个儿子，小家伙在哪里？”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李震是在1947年5月打完汤阴后匆匆完婚的，还没进洞房，就跟着部队走了。在大别山，中野在邯郸建立的广播电台突然有一天通报了一条“喜讯”：“十八旅政委李震，你老婆给你生了个儿子……”肖永银一听，高兴得非让李震“请客”不行，李震却黑着脸，半天憋出了一句：“还没有同居，从哪里来的儿子？”

这次贾玉华来到蒙城，才知道是电台弄错了，张冠李戴，是李德生的爱人曹云莲生了个儿子。他们是抗战末期结婚的。

但这种温馨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六纵各级指战员开始投入更为紧张的全军大整编。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发出通令，要求全军统一整编，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下设兵团和军，纵队改称为军，原来的旅改为师。当时由于中野与华野正在进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的指示未能即时落实。1949年2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整编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全野战军共有28万人，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共三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

第三兵团，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王近山、杜义德为副司令员。

第四兵团，陈赓为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委。

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委。

2月9日，六纵奉命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隶属第三兵团，原第十六、十七、十八旅分别改番号为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师；原第四十六团至五十四团依次改为第一○○团至一○八团。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兼第十二军军长、政委，肖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王毓怀任副参谋长，唐平铸任政治部副主任，王耀显任供给部部长，詹少联任卫生部部长，陈绍富任卫生部政委。

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政委邵子言，副师长兼参谋长赖光勋，政治部主任朱奎。下辖一○○团、一○一团、一○二团。

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政委韩明（3月初由李如海接任），副师长宗凤洲，参谋长贺光华，政治部副主任郝培苗。下辖一○三团、一○四团、一○五团。

三十六师师长邢荣杰，政委刘昌，副师长王汝昭，副政委段大明，参谋长安仲琨，政治部副主任李少清（4月初任主任），下辖一○六团、一○七团、一○八团。

原六纵政委杜义德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离开了十二军。

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3）

统一整编完成以后，十二军重点进行了政治形势和战斗任务的教育。这是非常必要的。原三十六师政委刘昌回忆说：

打完淮海战役以后，部队出现了四种不好的思想反映。第一，觉得淮海战役是一个规模较大，战斗很艰苦的战役，打了近两个月，最后取得了胜利，一方面大家如释重负，松了口气，另一方面也感到精疲力竭，产生了想长期休息，消除疲劳的思想。第二，部队减员和组织破坏程度较大，有的连队，干部几乎被打光了，战士也没多少，如四十六团三营，有的连队几乎没了老战士，主要是由新解放战士和刚参军的翻身农民组成的。因此，有许多同志没有继续再战的思想准备，甚至一些团级营级干部，也认为需要一段时间健全组织和进行教育，继续再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第三，也有人认为淮海战役是一个决战，我们打胜了，也就基本上打垮了国民党，革命差不多了，于是个人问题就出来了，有人要求复员回乡种地、结婚、成家，有人认为没有大仗可打了，即使有些小战斗，也该换班了。第四种思想反映和前3种也有关系，那就是国民党施放的“和谈”烟幕弹，使一部分指战员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松懈了战斗意志。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也值得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两手，一方面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党中央的号召，武装了全军指战员的思想。宣传部门自编学习教材，发给班排长组织战士学习，演活报剧，讲故事，指导员最常讲的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战士们认清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的道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为响彻全军的口号，战士们的请战书、保证书里写着这个口号，枪杆上贴着这样的豪言，驻地的墙上写着这样的壮语。

国民党一方面高呼“和谈”，一方面加强长江防御，在宜昌至上海间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并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及空军主力配合，构成了所谓的“陆海空联合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同时，南京国防部还组建了14个编练司令部进行扩军，企图将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中国共产党对南京政府的假和平早已洞察。根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2、3月间先后决定二野、三野向长江北岸进发，准备发起渡江作战。

3月天，嫩柳含烟，细雨纷纷。

长江北边条条道路上，大部队浩浩荡荡的行列汇成澎湃的洪流，千军万马，涉过无数的河流、湖泊，越过崇山峻岭，向长江岸边奋勇挺进。

十二军奉命向安徽寿县凤台地区进发，待命渡江。

解放军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3月8日这天的日记中，张之轩是这样写的：

蚌埠是淮海战役后新解放的城市，为学习城市政策，特赴蚌埠学习取经。一到蚌埠，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才解放一个多月的三十多万人口的蚌埠市，社会秩序稳定，工厂商店都已开门，市面繁荣，群众情绪很好。今天正好遇上本市妇女举行游行晚会，庆祝三八妇女节，纺纱厂、卷烟厂的女工以及广大手工业女工走在前面，女学生走在中间，街道妇女走在最后，他们高呼着“解放战争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队伍严整，群情激奋，人民获得解放自由的喜悦，洋溢全市，灯笼、火把、龙灯，照得满街通红。

这里的淮河铁桥被蒋军炸断五孔，解放军在广大群众协助下，已修好木桥保证通行。

在街上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张力雄同志，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九年来没见面，大家都没死，真是令人想不到的。彼此高兴异常，谈了许多往事。

3月23日这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往北平进发了。

张之轩此时已经调任十二军保卫部部长。在这一天里，他在日记中写道：

3月23日，窑口集。十二军向江边出征。渡江作战的时刻接近了。双堆集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经过三个月的休整、练兵，渡江作战思想动员，反无政府无纪律教育，学习新区政策特别是学习进入新解放城市政策，渡江作战演习等等。不分昼夜，不分雨晴，三个月如一日，一切的准备，都是为着南下渡江作战，所以今天出发，同志们认为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随三十四师行动。

二、 “旱鸭子”过江（1）

我们渡不了江，就是一个南北朝

1949年3月，十二军在安徽寿县、凤台地区水洼湖泊地区训练了半月。4月初进至长江北岸枞阳等地区，二野司令部要求十二军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渡江战役不是山地战、平原战，也不是地道战，而是河川战。长江不是一般的河，是闻名世界的大河。

摆在军长王近山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渡江准备工作，他必须在数天之内，把这支不谙水性的北方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水上蛟龙”，这不比打仗轻松。

王近山有这个能耐吗？

《亮剑》的热播，让李云龙一夜之间几乎家喻户晓。《亮剑》的编剧之一江奇涛就是我们的同事，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李云龙是王近山、王必成等一批战将的综合体。

王近山191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高桥镇程河村许家田村。

如果有人给王近山搞一份编年史的话，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记载：

16岁，肉搏战中得“王疯子”绰号。

19岁，率一个团歼灭敌人一个旅。

22岁，三天内两次设伏震慑日寇。

28岁，韩略村全歼日军“战地观战团”。

31岁，大杨湖直捣蒋军嫡系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整编师。

33岁，双堆集生吞活剥“老虎团”。

36岁，鏖战上甘岭，把狂妄的美军打到了谈判桌上。

40岁，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军衔……

王近山打仗敢拼命，不怕死，早在红军时期，王近山就闻名全军，冲锋向前，拼杀最猛，置生死于不顾，像个疯子一样威猛可怕。

193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6岁当连长，17岁入党，以至于战士们背地里都叫他“小连长”。“王疯子”的外号是他当连长时被人们叫开的。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双方肉搏时，王近山抱住一个大个子敌人滚下山崖。他的头上被尖石戳了一个洞，血流如注，但他仍然坚持用石块结果了这个敌人，只是他的头上留下了一大块伤疤，洗头时都不敢用力搓洗。1933年10月，参军才3 年多的王近山，就因机灵勇敢，逐级由战士升任红二十八团副团长，时年18岁。20岁时，参军才5个春秋的王近山，已任红十师代师长了。

王近山常说：“没有‘熊’兵，只有‘熊’将。部队能不能打，决定于指挥员。”

当过红军的六纵老人说，那时在战场上，能经常看到王近山一手挽着缰绳、一手挥枪策马向前冲杀。王近山打仗总是身先士卒，舍生忘死。在战斗中，一发起狠来，就什么也不顾。

李德生也回忆说，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劝阻下，王近山才注意隐蔽身体。但作战中当部队攻城受阻时，他还是要冲上去，竖梯子爬上城，以致在多次战斗中，不得不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当他往前冲时拉着他，再不听劝说，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有时气得他又急又火。

王近山的敢打出了名，刘伯承说他是：“一人投命，足惧万夫。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点疯劲，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不行的。这王疯子疯到顶头上了！”

连毛泽东也知道王近山，说：“我看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六纵的老人们说：“王司令员勇敢、果断、聪明，打起仗来充分显露出他的才干，没人不佩服。六纵这支英雄部队，就是他带着打出来的！”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在六纵刚组建时，是十八旅旅长，在他生前，我们曾多次采访过他。他也给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六纵刚组建时基本上都是新部队，并不怎么样，与其他纵队差得远。六纵能打出来，主要功劳是王近山。他有一句话，我一直都很赞成，他说，只有不能打的官，没有不能打的兵！干部抓住了，也就等于抓着部队了。”

肖永银将军还告诉我们，部队作战动员时，王近山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冲锋陷阵须快须猛，茶壶倒开水半天一点点不行，要揭开壶盖翻转茶壶，将滚烫的开水猛浇下去。”

王近山很喜欢那些能打仗的干部。他常说：“怕死就打不了胜仗，革命就不怕死。”这几乎成为他选拔干部的标准。

但王近山决不是一个莽撞的猛张飞。

王近山是个知道学习的人。他本来是一个放羊娃，和红军其他将领一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杀将出来，文化程度都不高。抗日战争时，王近山在延安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还要他多读书、加强学习，更使他心中有了一种彻底的醒悟。工作之余，《三国演义》等古今中外战争文学成了他阅读的首选。读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朱可夫元帅的指挥胆识更令他为之倾倒。

二、 “旱鸭子”过江（2）

在六纵成长起来的原南京军区副司令郭涛曾说，王近山将军喜读兵书，案头常摆书有《隆美尔战时文件》、《斯巴达克思》、《太平洋争夺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回忆和思考》、《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

王近山指挥打仗很有一套。1946年到1948年年底，他指挥打了不少的漂亮仗。到了淮海战役时，六纵动员一一○师起义，逼降二十三师，联手兄弟部队降服了在解放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失过手的敌十一师，全歼了黄维兵团。如此十几仗下来，使六纵这支既新且弱的部队成为了一支叫得响的主力部队。

抗美援朝，王近山带兵出征，任三兵团代司令，打出了国威军威。

至于王近山以后的人生波折，那是后话了。1949年时的王近山，正在上演着一幕幕壮丽的人生正剧。

陈兵长江北岸的十二军开始了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一个难题。大部分战士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别说会水，甚至连船都没见过，连如何上船下船都不知道。对长江的畏惧之情在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中普遍存在，就连一向非常能打的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原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十一师整编进十二军）参谋长李基中回忆说：

当时我们是渡江第一梯队，准备时间短，干部战士对渡江作战，顾虑很多。不但连基层指战员缺乏信心，就连一些营以上干部也有牢骚，有的甚至说：“上船前先看一看我熟悉的朋友，以后就闭着眼睛上船。”有的还写了家信，说要与家人永远告别了，有的整天皱着眉头被渡江任务压得闷闷不乐，牢骚满腹。

原十二军后勤部政委杨锦华，当时任一○四团宣传股长。他回忆说：

一到长江边，看着茫茫的长江，我们一下子懵了，这么宽的江水，我们怎么过去啊。三营搞了一条小木船，战士们很好奇，都想上去“体验”一下，结果上去就翻，一个个掉进了水里，怎么摆弄都不行。村里老乡看到了，就过来给他们讲：“你们这样不行，上去以前还要有人在岸上拉着绳子，不要让船乱动。下来时，也要这样。”结果还是不行，好不容易爬上去两三个人，小船摇摇晃晃地又翻了。老乡就笑了：“你们上去后扎成一堆也不行，要左边站几个，右边站几个，这样船就不会翻了。”摸索了大半天，战士们才把这条船“摆平”了，三营立即把这简单的常识当作一个重要的“经验”进行了传达学习。

那时，我们真的是有点怕长江了。虽然有过渡黄河的经验，但几经激战，老兵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战士晚上睡觉时听见河水“哗哗”地响，都会产生畏惧心理。也不知从哪里听到的说法，说是长江有“江猪”，个头和一条大肥猪差不多，最喜欢拱船，一拱就翻，这种说法很快在部队里流传起来，部队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船上坐这么多人，开到河中间，不就成秤砣了吗？”“长江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搞不好就翻船，还没和敌人打就得淹死了。”“江猪比老虎都凶哩！一群一群的，再大的船一顶就翻，掉下去就得喂江猪。”“还听说，长江里有暗礁，碰上就翻船。”还有人说：“我们打个护城河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长江这么大，我们怎么打！”总之，都是没信心。

王近山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让各个部队先组织战士们看江，白天在内河、湖泊训练，傍晚时到岸边亲眼看一看长江是什么样，战士们看到江水倒很平静，心里才安静了一些。有一天王近山带着武英等人到长江观察地形，看到一个老乡坐在一个大木盆里，用手划着水过河，倒也没事。王近山很感兴趣，让武英把老乡叫来，笑哈哈地问他能不能给战士们表演一下。老乡还有点畏惧，不知该摇头好，还是点头好，武英忙掏出一块银元塞到他手里，老乡这才犹豫着答应了。谁知这一表演，效果非常好，战士们高兴得嗷嗷叫：“坐着木盆在水里都不会沉，长江也没什么可怕的！”老乡见战士们这么高兴，也有了劲头，几乎给每个团都表演了一遍。

二、 “旱鸭子”过江（3）

这是部队内部的问题，做起工作来也是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船工。长江沿岸是刚刚解放的地区，这里不比老根据地，干部一动员，群众二话不说，倾其所有地支援战争。共产党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是让人害怕的。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这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更需要人民的支持。这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渡江作战，刚开始遇到的困难很大，除了北方战士不会水，还没有船，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刚开始时，搞些老乡的高粱秆，先绑成小捆，然后再用几根木板夹着绑成大捆，但人一上去，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接着就用毛竹，并排地绑起来，人一上去，还会沉。面对这些情况，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为了迅速收集船只，各个师、团的参谋长、主任都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寻找船只。这是一项很复杂，很困难和阻力很大的工作。在人民解放军向长江逼进，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造谣说解放军要实行人海战术，用老百姓填平长江下江南，并且破坏和拉走了大量的船只。剩下的有船的老百姓，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有的把船弄走了，有的装上泥沙把船沉入了水底。解放军就向老乡们宣传我党政策，向他们反复做工作，我们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一定能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如果老乡还不肯交船，就坐在他家门口，继续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直至交出船只。经过艰苦努力，十二军共从内河、湖泊中搜集、打捞、修补了大小船只大概有230余艘，动员船工470人左右。

船和船工虽然有了，但对船工进行教育，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组织这么多船工，其中还有老大爷、大嫂，他们要直接参加第一梯队作战，并且要求他们在作战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都没有把握。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这些船工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认为国民党的江防是很厉害的，上有飞机，下有军舰，岸上还有扬着脖子的大炮，解放军想用小船打过长江去，简直不可想象。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叫嚣：“当年曹操百万雄师下江南，战船密布，亦被滚滚长江所吞没，共产党几条破船，怎么能渡过长江？”“长江天险，共军绝难飞渡。”这些对船工也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船工就开了小差，有的情绪低沉，也有的公开表示不愿意干。有人议论说：“渡江很危险，敌人对岸有大炮，江里有水雷，敌人占的南岸高，攻打不容易，过去了也活不成。”有人推托说：“江水无风三尺浪，我们船小不能过。”总之，对我军渡江作战毫无信心，死的恐惧威胁着每个人的心。仗还没打，有的船工就说：“人第一，船第二，必要时要人不要船。”有的还后悔自己家里有船倒霉，说：“不丢船要打死，丢了船全家要饿死。”有的甚至还说：“现在我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埋。”有一天飞机在三十四师藏船的内湖打了机枪，虽然没伤着一个人，可是许多船工却抱头大哭起来，连饭也不吃了。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战士们，许多战士都担心，渡江作战时，到了江中间，枪炮一响，这些船工万一丢下船，跳到水里逃命去了怎么办？

影响都是相互的。部队里有些连长、指导员们对这些船工们也有了意见，发牢骚说：“我们提着脑袋为他们打天下，他们不领情不说，还净找麻烦。”有的干脆说：“咱们不要他们了，只要有船，咱们自己培养水手，自力更生。”

我那时整天跟着王近山，找船工，找基层指战员了解情况。白天在河边转了一圈，了解到不少新情况，但他一直沉思着，很少说话。到了晚上，他让司令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军里开会，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过江，得有船，有水手。船，我们已经有了。水手呢，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水手。有的同志讲，要靠我们自己的水手，这我不同意。我们要的水手是既有技术，又有胆量的那号人。技术好比翅膀，有了它，才能飞，大江之中，风高浪急，没有几手真本事，玩不转的！”他说着说着就提高了声音：“咱们部队的水手，是没有这种本事的。老乡们十年八载才练成的本事，靠我们自己怎么能在十几天内学到家呢？经验经验，不经不验嘛！还有一个问题，湖和江，水势不一样，船的使法，也有差别。把几万人马，交给这样的生手运送，谁敢放心啊。当然了，光有技术，没有胆量也不行，本事通了天，敌人的大炮一响就尿裤裆的人，也是不顶事。”大家都听得很认真，王近山说的是实话，都想看看王近山有什么好办法。王近山缓和了口气，安慰大家说：“大家也不要想得太复杂，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船老大和战士水手结合起来，我们还得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说到这里，把双手紧紧地交织起来，说：“这些船老大，都是老江湖，?了多少年，江里的情况摸得熟透了，这就是些身上长了翅膀，能飞的人。但是，他们没上过阵，怕听炮响，论胆量，他们就差了。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让他们抱成一团，事情是不是好办了？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个任务，一方面，要把这些船老大动员起来，让他们自愿送我们过江去；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要加紧学习使用船，搞到一些起码的本事，枪打响前，让船老大驾船，到了紧要关头，船老大如果顶不住了，我们的战士就能接过舵继续前进。现在最困难的是，要动员一大批老乡上火线，别以为这是件简单的事。打仗嘛，要死人的，他能不怕？不过再困难，我们也要办成！”

二、 “旱鸭子”过江（4）

开完会回去，各个师、团都行动起来，专门抽出一批政工人员，负责突击动员船工的工作。各级政工干部也动起了脑子，想了不少点子。

原三十六师政委刘昌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

这些船工大多数完全依赖江湖为生，有很重的江湖习气，讲义气，崇拜大官。根据他们的特点，把他们和部队水手混编，每个连队都请他们吃肉买烟，吃饭时到连部，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吃，平时生活也比战士要高些。等到感情近了，连长、指导员就给他们讲咱们是朋友了，不能开小差，开小差就不够朋友了。这对讲义气的船工是起作用的。王近山还特意给这些船工们作了一次动员，给他们讲：“长江的浪不大，我们也派人侦察了，江里也没有水雷，不要相信谣言，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去，如果没有把握，解放军是不会去冒险的，也不会叫老百姓去冒险，你们放心。”连长这时就给船工讲：“这是我们军长，还是兵团副司令。”船工一听是“军长”，这么大的官来给自己讲话，都很激动，觉得解放军看得起自己。

为了提高这些船工对我们渡江作战的信心，军里还专门组织他们参观了炮兵阵地。炮兵是由副军长肖永银指挥的，有4个山炮营，三兵团的一个野炮团，野司的一个榴炮团，两百多门大炮，乌黑的炮口，齐刷刷地指向长江南岸。带队的战士自豪地说：“这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其他地方更多。”然后又向其他方向指了指，其实其他地方就没有了，给他们壮胆嘛。这次参观效果很好，对船工鼓励很大，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恐惧心理。船工当中除了少数船主外，绝大多数是受苦的穷人，大多数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终年漂泊水上，还要受国民党的压榨和剥削。部队又组织了解放军战士和船工一起诉苦，找苦源，挖苦根，把仇恨集中到了国民党的身上。诉苦运动再次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会场上常常一片哭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打过长江去，消灭反动派！”“有船出船，有人出人，支援解放军过大江！”

经过反复做工作，船民们明白了，不打过江就不能翻身得解放，树立起了送大军过江的坚强决心。我们三十六师一○六团有个船民姓田，名字忘了，非常积极，他不但把十五六岁的儿子带来了，还主动召集船工们制订立功计划，保证配合部队完成渡江任务。

船只有了，船工的思想工作也做通了，剩下就是训练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除了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大多数战士都不会游泳，连排干部会游泳的更是少得可怜，这些平常一到战场上就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到了水边却像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颤颤巍巍地下到水里，水到胸口就感到憋闷。“吱溜”一下又跳上来了。几个师长们哭笑不得，只得又请军长“救驾”，再给部队做做动员。王近山到了会场，往桌子上一站，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讲：“毛主席号召我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只要我百万大军渡过大江，拿下南京，端掉蒋介石的老巢，蒋家王朝就要崩溃了，江南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就在眼前！大家如果还不会游泳，我们渡不了江，就是一个南北朝！人民战士不怕困难，十二军里没孬种，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旱鸭子’一定会变成‘水鸭子’，‘黑旋风’一定能变成‘浪里白条’！”

王近山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3月底4月初的天气还是很寒冷的，战士们穿的还都是棉衣。但为了学会游泳，他们把棉衣棉裤一脱，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先喝些姜汤，再往头上浇些水，然后就跳进湖里扑腾。许多人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架，全身筛糠，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停下来，特别是刮风下雨时，寒气袭人，但战士们认为这是难得的训练机会，顶着风雨在水中游泳。为了学会游泳，战士们想了许多土办法，虚心地向船工求教，用毛竹或木头扎成三角形、井字形，或者用稻草扎成水葫芦式的救生器材，趴在上面扑腾，慢慢地能游出十几米，几十米，上百米了，有的战士干脆抱根木头就能游了。

王近山虽然在战场上是个“拼命三郎”，发起脾气来，连旅长们都惧他三分，但下了战场，就“没大没小”，基层连排干部也可以和他开玩笑。有一次他到湖边看战士们训练。战士们大多数都在水里泡着学游泳，看见军长，几个连长就怂恿着战士们在那里喊：“王军长，来一个！”王近山心里也痒痒的，帽子一甩，就去脱棉衣。我在一边忙劝他：“军长，水冷，要冻病的！”王近山边脱衣服边说：“哪个说的，大冬天我还敢在河里扎猛子呢。”脱得剩下了一个裤头，“扑通”一声，跳进了湖里，船上的战士鼓起掌来，水里的战士欢呼起来。游泳是王近山的拿手好戏，他给我说过，在他红安老家村旁就有个大水塘，村里的小孩儿几乎学会了走路也就学会了游泳。王近山在湖里或仰或潜，或立或垂，挥洒自如，有时把两只手都高高地举着，也能在水中浮着。警卫员小孟当时也跟着，他看着旁边的战士在鼓掌，也很兴奋，就把双手拢到嘴边扯着嗓子指挥王近山：“军长，竖蜻蜓！”“军长，捞月亮！”“军长，再来个八仙过海！”王近山还真的就按他的指挥在那里表演了，战士们可乐了。

二、 “旱鸭子”过江（5）

再就是练划船。消除了对水的恐惧，就变成了对水的好奇，不光战士们想上船过把船老大的瘾，就连一些营、团长，甚至高级干部也想体验一把。肖永银有一天到河边，看到一个小战士在河中飞快地划着一条小船，蛮像那么回事的，旁边的连长介绍：“前几天他还不敢上船呢，现在快成船老大了。”肖永银也跃跃欲试地说：“让我划一下。”别人也要上去给他“指导帮助”，他还不让。谁知刚把船划出不远，小船就不听使唤，不管他如何用力，只是一个劲地在河中打转，就是不听招呼，结果，还是船工上去把它“摆平”了。一○三团一营营长张二胖，也不服输，自己也单独要了只小船，还真的把船划出去了，并且越划越远，大家都给他鼓掌，他却满头大汗地在那里喊：“快来人，它不听使唤了，弄不回去了！”

好奇归好奇，一上了船，战士们才知道划船并不“好玩”，跳上船，在广阔的水面上一颠簸，几个来回，就晕头转向，五脏六腑，都被颠得翻转过来，呕吐不止。有的船拐了几个弯，战士就不由自主地趴在船帮上呕吐。一批批生龙活虎的战士，上到船上，三五天工夫，就一个个眼窝凹陷下去，变得黄皮寡瘦。有的领导也心疼，让他们休息，他们就偷着上船练。渡江战役发起时，至少在船上不会再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了。水上射击是硬功夫，也需要训练。战士们经过反复摸索，用草袋子装上沙、泥土，放在船头，架上机枪，既可跪射，也可蹲射。六○炮放在船中间，为了使船身平稳，便于射击，在下面也要垫上沙袋。这个问题也算是解决了，部队情绪也有了，就等着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了。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敌人的江防特点和兵力部署，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在湖口和枞阳镇之间渡江；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作战集团，在枞阳镇至京口镇之间渡江；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兵分两路，一路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保证西集团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另一路进占武汉外围据点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渡江南进，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作战。

在整个渡江作战中，我军参战主力部队为120余万人，在有些地段，我军的兵力相当于敌人的2至3倍。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

十二军所在的西集团的任务是，渡江以后，消灭沿江之敌，得手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

《纲要》4月1日上报后，中央军委很快于4月3日回电，表示同意。按照《纲要》规定并经军委批准的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是4月15日18时。

但在4月10日，中央军委来电，要求把渡江时间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张之轩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很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4月13日，官埠桥

接兵团命令：为配合谈判，延缓渡江。

4月12日总前委关于推迟渡江作战时间的指示说：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为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 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 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就是说，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以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将更加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 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正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作更充分的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二、 “旱鸭子”过江（6）

（四） 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拖延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方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 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四）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

实际上，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并不是很愿意推迟渡江作战时间。当中央军委来电要求推迟渡江时间，并询问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时，总前委根据长江水情及部队粮食、柴草供应情况，复电中央军委，认为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第二、 第三野战军领导人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不利条件，主张按照原定计划发起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既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体察实情，又坚持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之必要，于4月18日下午9时来电，把渡江开始时间定在4月20日，22日实行总攻。

渡江战役即将打响。

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

国共和谈在艰难地进行着。

共产党人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在谈判前夕，毛泽东曾托人带话给白崇禧：“白崇禧，小诸葛嘛，喜欢带兵，以后就让他做国防部长好了，喜欢带兵就让他带三十万好了。”这话也传递给了白崇禧本人。但白崇禧不但反蒋，而且也反共，当他得知共产党人不可能和他“划江而治”，一定要渡江时，由坚决的“主和”变成了坚决的“主战”。他还警告桂系高级军官：“以后谁再言和谈，给我抓起来！”

在白崇禧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下，4月20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谈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我前线各兵团，各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油印出来，用大红字作刊头，向各个基层部队散发。20日晚，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作战。随后东西两突击集团于21日晚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西突击集团在预定地段实施渡江战役。

4月20日，是十二军最忙的一天。

上午，十二军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军作战处按照常规草拟了作战方案，决定三十五师、三十六师作为第一梯队，每师各展开两个团实施进攻，三十四师作为预备队，以防渡江受挫，组织起强大的后续攻击力量。接道理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妥，并且万无一失的方案，但王近山把它否定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王司令的想法很大胆，要把所有部队都用上，这不是说长江有多么难打，而是有必胜的信心。他对作战处的同志讲：“这次战役，渡江是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敌人虽然是惊弓之鸟，但还会利用江防孤注一掷，必然会拼命以火力控制江面，我军以木船横渡长江天堑，河深水急，如果受挫于江中或滩头，情况将极为严重。这一种情况坚决不能出现。这一仗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必须集中兵力，3个师都要用上去，形成拳头砸过去，保证一举强渡成功！”

作战处根据王近山的意图，重新修订作战方案，决定将3个师战斗力强的尖子团一○○团、一○三团、一○六团编组为渡江突击团。

十二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王近山对渡江作战进行了部署，决心以三十六师和一○三团依托大拐、铁板洲实施主要突击，突破贵池县陈家坟至乌沙闸地段敌之防御阵地，尔后向殷家汇方向发展；以一○○团为预备队，其第四连攻打扁担洲，从侧翼钳制敌人。该地段为敌九十六军与五十五军接合部，守敌为八十六团和六三六团各一部，共约一个团的兵力。

二、 “旱鸭子”过江（7）

三十六师在事先已经过王近山“吹风”，知道要担任突击任务，所以准备得相当充分。原三十六师政委刘昌回忆说：

我们在突击团里都组织了突击队。那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为了争取到担任突击队的光荣任务，各个连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游说团里领导，要求将任务交给自己，有的竟把“后门”开到了师里，直接向师长邢荣杰和我要任务。我们也没办法，给谁都不好，人家会说你偏心。我们就只好开个会研究了一下，让各个连队进行评比，哪个连队表现好，就让哪个连队当突击队。结果一○六团八连因为从淮海战场走到长江边，没有一人逃亡掉队而被团里评为尖子连队，担任渡江突击队任务。

突击队的任务争到手了，可连队干部谁带领突击排，又引起了一场风波。连长李治说：“我是连长，突击排应由我带。”副连长周家旺立马表示反对：“你在连长的指挥位置上，带突击排的任务理所当然应该是我。”岳指导员也不甘示弱：“关键时刻指导员应该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突击排我带定了。”3个人争持不下，最后还是团长决定，由连长带领突击排一排，副连长带二排，指导员带三排，全部编入突击队战斗队形中过江。

经过层层发动，三十六师的指战员都表示了准备牺牲的决心，党员们都提出把现有的极少的一点钱物交给组织以作党费，很多同志提出，牺牲后，通知家里一下，写封信就行了。所以，在军里召开作战会，王近山让各个师表态时，我心里想，其实早已下了要有牺牲的决心，船行在江心还有什么犹豫呢？我就显得有点不当一回事的样子说：“有什么好表态的，过江就是了，就是打掉一半，过去一个团也行。”王近山立即生气了，他瞪着我，很严肃地说：“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感觉自己不行，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师！”我愣了一下，赶紧说：“平时我们工作做好了，到时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行就让我们师长再表次态吧！”我们师长是邢荣杰，他忙说：“我们三十六师早下了决心，如果完不成任务，我和政委甘受军法处置！”王近山的脸色还没有缓和，他的口气还很严厉：“你们连死的决心都下不了，怎么过江？船到了江心，决不允许掉头，谁的船掉头了，他的头也要掉！”王近山那次是生气了，瞪着看我们这些师长、政委，我们都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军长发脾气，这还是最凶的一次。

刘昌为此感到很委屈，几十年过去了，他还忘不了这一幕，还把那天写的日记翻出来让我们看。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首长再三提出要有牺牲的决心，其实我的决心早已下了。为了这10多年来为之奋斗，现在正迅速生长、发展、壮大的新社会，我是丝毫不惜自己的生命！

原十二军三十四师后勤部政委卢思英，时任三十五师一○四团三营教导员。他向我们回忆说：

我们一○四团不是第一梯队，战士们还有意见，特别是我们三营一直盼着打仗，心情比谁都迫切。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没打好，在淮海战役时，部队刚赶到战场上，还没扎下营来，被敌人突袭，打得很仓促，吃了个亏，最后还是让人家一○三团三营来帮我们，营长张二胖还负伤了。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股劲，要打翻身仗。虽然不是第一梯队，但也不是预备队，我们也能接受吧。我动员时，刚讲了：“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话音还没落，战士们就嗷嗷叫，恨不得立即拉上去和敌人干。表决心时，五班长说：“船打坏了，抱着船板也要渡过长江。”副班长立即接着说：“人受伤了，最后一口唾沫也要吐在那边去。”一班长也不示弱，捋着袖子，用手拍着胸膛说：“我们都是属龙属虎的，没有一个属鼠的，连长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话让坐在后面的一个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不高兴了，他站起来红着脸说：“俺虽然是属鼠的，但俺今天也表个决心，要是没有属龙属虎的同志勇敢，俺就让天打五雷轰。”逗得大家笑了。淮海战役胜利后，部队士气很高，真的不拿打仗当回事了，觉得国民党军队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再加上战前准备也不错，大家信心都很高。

王近山召开完作战会议，又随同炮兵总指挥肖永银赶到炮兵阵地视察。

炮兵阵地上两百多门大炮隐蔽得很好。

当年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几十年后，他给我们回忆说：

刚到长江边时，我新鲜得不得了，一有空就到处跑着看看。有一次我到了江边，看到岸边有着一个个土包，我感到有点奇怪，远看像丘陵，近看土包上的泥沙都是新鲜的。我很好奇地跑过去一看，只见堆满泥沙的木板下，正蹲着一门门锃亮的大炮，炮口直指长江南岸。我数了数，这一个地方就有70多门。我当场就惊呆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炮，这真像做梦一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什么时候我们部队会有这么多炮了？我心里就想，这么多炮，吓都能把敌人吓死，渡江肯定没问题。我回去给其他同志们讲了一下，其他同志还不相信，说：“算了吧，咱们还有那么多大炮，你八成是数错了！”

4月20日上午，这些大炮全部脱掉了炮衣，装上了射击诸元。肖永银还独出心裁地把这些大炮都编了号，长江南岸敌人所有的工事，也都相应地被编了号，与大炮“对号入座”。

王近山看了炮兵阵地以后，感到很高兴，再三叮嘱肖永银：“让炮兵准备好，到时只准打到长江南岸，一发也不能落到江里面。”

4月20日下午，突击队在铁板洲召开了誓师大会。

主席台上高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突击营、连的红旗在风中飘扬，军、师文工团奏起了雄伟的军乐，战士们高唱着“打打打，打过长江去”的战歌，突击队员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胸戴碗口大的红花，个个英姿焕发，斗志昂扬。

二、 “旱鸭子”过江（8）

王近山带着副军长肖永银、副政委李震来到了会场，和突击队员一一握手，然后登上主席台，挥动着胳膊充满激情地说：“党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刘司令员也向中央做了保证，一定要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我们要发扬十二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迅速打过长江去，把胜利的红旗插到长江南岸，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突击队员们群情激昂，震耳欲聋地回答：“有！”

总前委决定东、西集团于4月21日晚渡江。

整个部队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战士们把明晃晃的刺刀用油擦了又擦，有的甚至把铁锹都上了油。许多战士把所有的东西都背上到外边跑了几圈，看看哪里不合适，马上回来重新整理。一○三团四连六班副班长曹文善把手榴弹背起来，发现了手榴弹兜的背带不牢固，立即用3股双线缝了缝，兴奋地说：“这4个手榴弹，两个是襄樊战役得的，两个是在双堆集消灭黄维得的，这回要一齐送给江南的敌人了！”

下午4时，担任第一梯队的三十六师的一○六团、一○八团和三十五师一○三团的指战员登上战船。军、师文工团的各式军号和笙管笛箫，奏起了嘹亮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战士们也唱起了“打过长江去”的战歌，炮声和乐声，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竟是那么和谐、悦耳，那么振奋人心。在岸边欢送的老乡们，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王近山站在岸边，眼眶里也闪动着泪花。

人民军队的乐声、歌声不仅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也动摇了敌人的军心。离休前任三十五师副师长的屈海群，当年在一○三团任通信班班长，他回忆说：

我们后来俘虏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他给我们讲，当我们的乐声、歌声响起时，他们大惑不解，心里想，解放军在搞什么名堂，怎么吹吹打打唱起戏来了？还以为我们解放军在搞什么计谋。谁想，紧接着炮火就来了，碉堡一个接一个被掀翻了。这才知道解放军要渡江了，大家都唉声叹气起来，说：“完了，完了！共产党以如此气魄横渡长江，大张声势，完全不把国民党军队放在眼里，还有什么可以抵抗的！”

炮击南岸是肖永银的杰作。下午5时整，随着肖永银一声令下，两百多门大炮一齐射击，炮弹飞过长江，准确地砸到了乌沙闸敌人的阵地上，一时浓烟滚滚、震耳欲聋。肖永银看着这壮观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真是今非昔比啊，有70门大炮不说，炮弹也很充足，每门炮都有150发以上的炮弹，能对长江南岸敌阵地进行长达1小时零20分钟的摧毁性炮击！同时，三十四师一○○团一个连攻击扁担洲，以钳制敌人。

下午5时30分，突击队的94条战船一线摆开，缓缓地驶进铁板洲东南角的夹江口。在江口处，设有“出征检阅台”，广播中反复播送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船停了下来，接受了兵团和军首长的检阅。然后，以连为单位，进行了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要万众一心，战胜敌人，争取最后胜利，为建立新中国不惜一切牺牲！”军里将一面写着“渡江第一船”的大幅粉红锦旗插到岸边，李震副政委指着这面大旗，激动地宣布：“谁第一个冲到江南岸，这光荣就属于谁！”战士们立刻高呼口号：“打过长江去，争当第一船”，“谁英雄谁好汉，打过江南比比看！”这场面，震撼长江，感动得使人泪下。原三十六师政委刘昌回忆说：

那时谁都想争当第一船，渡江第一船，光荣啊。但第一梯队的3个团都是各个师最强的团，谁也不服谁，就是一个团的，也在争。一○六团一营搞了点小动作，为了在出发时抢先一步，他们悄悄地把船只向前划出去一点点，超过了三营半个船头。这情景立马被担任突击队任务的八连发现，连长李治立即叫了起来：“一营退回去！”一营当然不听。三营营长也不干了，亲自与一营长交涉，一营长摊了摊手，说：“战士们都想争第一船，我说他们也不听，算了吧，有功大家立嘛。”三营长不肯“算了”，回过头来让三营的船只也划出一点，超过一营半个船头，谁知一营一看，也立即把船划动起来，又超过三营，三营惟恐落后，赶紧再超，这时时针指向了5时59分，离原定强渡长江的时间还有21分，一、三营的船只已越走越远。一○六团团长蒋国均来不及报告我们，他当机立断，立即发出强渡信号！

然而此时，我炮兵轰击尚未完毕。三兵团政委谢富治要通了电话，焦急地问十二军副军长肖永银：“肖永银，怎么搞的呀，这怎么打？”

肖永银放下电话，皱皱眉头，立即下令：“打200发燃烧弹！”

200发燃烧弹一打，对岸敌人的阵地陷进了火海之中，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整个江面好像被拉上了一张巨大的纱幕，它紧连着云和天，举目看不见人影。

二、 “旱鸭子”过江（9）

而最让王近山兴奋的是，这时长江却突然刮起了东北风。武英回忆说：

风向一直是王近山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在长江边训练时，天天刮的都是东南风，船上的帆一张，不但不能快速前进，反而阻力很大，摇摇摆摆地向下游跑。王近山心里挺着急的，让我到长江岸边的村庄里去找些有经验老船工问问，4月份有没有东北风。我跑了几天，终于找到了一个80多岁的老船工，老人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当了一辈子船工，对长江可说是了如指掌。老人正好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去给他说明了来意，老人颤巍巍地说：“4月份啊，都是春季了，一般都是东南风。”我回去报告了王近山，王近山还有点不甘心，说：“诸葛亮火烧赤壁时不是在冬天吗？他能借来东南风，我就不信借不来东北风，你再去问问，长江在4月份到底刮过没刮过东北风？”他还让我把卫生部长詹少联也叫去，给老人看一看病。

4月19日，我再去看望这名老船工，问他：“老大爷，你再看看，这几天天气有没有变化？”老人问我：“今天是几号？”我忙给他说：“4月19号。”老人想了一下，说：“我算一算，阳历4月19日，阴历是3月22日……3天之内，风向可能会变。”我心里很紧张，眼看就是夏天了，要是变成南风就不好办了，我很紧张地问他：“到底怎么变？是变大，还是变小？不会是南风吧？能不能起北风？”老人肯定地说：“3天之内，能不能变成北风，我也没把握，但要变，就在这几天内会变，如果不变，以后就不会变了。我在长江生活这么多年，按照多年的经验，这几天可能要变一下。”

说来真神了，就在我们渡江时，风向突然变了，还真成了东北风。王近山立即命令：“开船！”顿时，各船扬帆竞渡，以排山倒海之势，直驶敌岸。那场面，说有多壮观就有多壮观，炮兵阵地上的战士们都欢呼起来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竟然有这么多船。平常我们都隐蔽得很好的。在江边、在堤上、在高地上正在聚精会神观战的人们，他们看着蔽天的帆篷，都跳了起来，有个老人对身边的战士说：“恭喜，恭喜，刚才还刮南风，忽然变成了东北风，你们真是洪福大！”有的说：“天意，这是天意，解放军、共产党应该得天下，连老天爷都来帮忙！”

王近山也笑着对我们说：“诸葛亮借来了东南风，我今天也借来了东北风！”我给他开玩笑说：“诸葛亮借东南风，使了法术，你又没设祭坛，也没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不能算你一个人的功劳。”王近山忙说：“对对对，实际上这是毛主席给我们送来的胜利风啊！”

按照武英的说法，这有点传奇色彩了，也许国民党失败已经是命中注定，连老天也不帮它了吧。但渡江时风向突变，却是千真万确的，不但我们采访时许多十二军的老战士是这么说的，就连张之轩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也真凑巧，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吹来一阵东北风，我军健儿加速划动着桨板和代桨用的洋锹，四五里宽的江面，仅用了15分钟即划到南岸……”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

一○六团八连一直冲到最前面。时间是18时15分，仅用了16分钟。几乎与此同时，一○三团四连、五连的船只也靠岸了。

三十五师作战科长狄循和三十六师作战科长关熙都打来了电话，说自己的部队第一个靠岸，是“渡江第一船”。武英捂着话筒问王近山：“怎么办？”王近山笑了：“你告诉他们，别争了，一○三团四连和一○六团八连都是他们两家的第一船。”一○六团八连后被军授予“渡江第一船”光荣称号。

船一靠岸，李治把棉衣一甩，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敌人仍在垂死挣扎，6、7处地堡里冒出疯狂的火舌，子弹在河滩上乱窜。二班战士潘福兴、苏臣、宋天学扑到敌人的地堡前，顺着射击孔塞进了两个炸药包，轰的一声，浓烟散去，地堡已无影无踪……

经过半个小时，三十六师和一○三团的船只大多数都已靠岸了，到处升起了红色信号弹。

原一○三团通信班班长屈海群现在江苏徐州某干休所休息，他身体很好，记忆力更好，也许是经常到中小学校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老人对当年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人名、地名、时间，十有八九都不会错。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整个渡江战役，他向我们回忆说：

一○三团四、五连战斗很激烈，我是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他们不等船只靠岸，便跳下江中，蹚过齐胸深的江水登陆。五连刚登上岸，敌人依托工事用机枪疯狂扫射，并乘五连立足未稳进行反冲击，想把五连赶下江去。五连连长叫胡玉海，很能打，不怕死，他忙命令三排向右翼迂回牵制敌火力，一排三班班长杨作秀趁敌机枪换弹盒时，带领全班猛冲过去，将一个碉堡内的敌机枪手活捉。这时，30米外一座暗堡内另一挺机枪突然射击，两名战士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杨作秀迅速跃到暗堡左侧，将手榴弹塞了进去，消灭掉了敌人。敌人又进行了两次反扑，但都被我打退。

二、 “旱鸭子”过江（10）

一○三团巩固了滩头阵地，随即向敌江防据点乌沙闸镇进攻，四连从西面攻打，五连从正面攻打。杨作秀带领3名战士，连续投了几十颗手榴弹，和全连部队一起，一口气拿下了10多个碉堡，把敌人两个连赶到了一起，敌人疯狂反扑，他的头和手都负了伤。连长胡玉海赶紧叫战士把他往后方救护所送。杨作秀不愿意，他说：“我们班只剩下4个人了，我这一去，还有一个轻伤的也要去，一个班只剩下两个人算个啥！”胡玉海说：“医伤要紧，暂时少两个人没事。”杨作秀固执地说：“我不去，现在好机会不抓，将来全国解放了，到哪儿立功去？”胡玉海也没办法，只好让他跟在部队后面，带着俘虏走。在千里追击的路上，他昏过去了好几次，但始终都没有掉队，在解放东阳的战斗中，还立了大功。

五连一阵猛冲猛打，很快攻占了乌沙闸镇，抓了大批俘虏，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五连占领了乌沙闸镇后，敌人就蜂拥着朝贵池方向逃跑。这时，三营只有七连及时赶到，一下子就被溃逃的敌人冲乱了，团机关的几个参谋，还有军旗兵鲁大应也被敌人抓住了。团长蔡启荣忙叫我赶快去找八连、九连，我刚过一片树林，在一个土坎后找到了营长、教导员。我忙对他们说：“团长正找你们，八连、九连呢？七连都快被冲散了！”但营长、教导员也不清楚八连、九连的位置。我告诉他们说：“团长说了，你们的任务是切断敌人到贵池去的公路，七连快顶不住了，赶快去找八连、九连吧！”我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八连、九连，简单地给他们介绍了情况，催促他们快去。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消灭了逃敌，一○三团那几个被挟持的同志也被解救出来了。

近几年来，随着《亮剑》的热播，很多人拿王近山和李云龙作对比，出现了不少和有王近山关的文章和图书。其中一部书中绘声绘色地说，在渡江战役中，“看到突击队神速渡江，王近山心情异常激动，迫不及待地要过江去指挥部队，命令作战处：‘赶紧备船，指挥所随我过江！’将门虎子，在这万炮齐鸣的激战中，王近山4岁的儿子蛮蛮跟在父亲身边，在指挥所里四处转着，看着这火光冲天的壮观场面，拍着小手哈哈大笑。在匆忙过江中，王近山连儿子都来不及送走，抱起他就匆匆上船了。”意思是说，王近山这人很勇敢，像个“疯子”，敢抱着儿子在战火中渡江。

但这篇文章接下来就露出了马脚：“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王近山抱着儿子随指挥所到达了长江南岸，然后与肖永银负责的军前指会合。”

事实上，十二军三十五师作战科长狄循和三十六师作战科长关熙打来电话，报告登岸时间是18时15分，三十六师政委刘昌18时40分就到达南岸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部队早就向长江南岸纵深发展了，此时哪里还有“万炮齐鸣”？稍懂军事常识的人也会知道，做为一个统筹全局的高级指挥官，不可能在“万炮齐鸣的激战中”中冲锋陷阵，更不用说带着家人上战场了。“王疯子”这时已经不是连长，也不是一个团长了，而是兵团副司令、军长兼政委这样的高级指挥官了。更为离奇的是，这篇文章中还讲：“在渡江作战中，军长怀里总抱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许多人都看见了。战后，此事传了出去后，引起议论纷纷。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一位团长憋了好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向老领导‘开炮’了：‘军长搞特殊化，儿子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待遇了。’王近山一怔，随即反驳说：‘他哪里是团级待遇呀？我舍不得吃的都给他了，他是军长待遇呢！嘿嘿，你们看，你们王军长抱孩子、打仗，两不误！这次我们12军歼敌3.5万，缴获……’他这一说，反把这位团长闹了个大红脸，很长时间不自在。”

我们就此事请教在王近山身边工作多年的武英，武英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在渡江战役中，他始终都和王近山在一起。至于民主生活会上提的意见，那倒是真的，不过却是张冠李戴。那还是在淮海战役后在蒙城整训时，后方的家属前来相聚，王近山的夫人韩岫岩带着蛮蛮来了，夫妻难得在一起，平常就带着蛮蛮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后来在民主生活会上，一位团长就给王近山提了这个“军长搞特殊化”的意见，说他的夫人韩岫岩和儿子蛮蛮吃饭是军级干部待遇。王近山一下子火了，还拍了桌子，说：“我一个放牛娃，从小没吃没穿的，我参加革命，还不是想让下一代过上好日子，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我老婆和我儿子，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跟着我吃点饭有什么？你在这里瞎嚷嚷什么？”武英告诉我们，这个团长提的意见的确有些过了，军长一发脾气，他也不敢吭声了。不过，从这件事里也能看出来，那时的民主生活会是动真格的，你在战场上职务再高，在民主生活会上，一个战士都有权利批评你。王近山发脾气当然也是不对的，为这件事，?说刘伯承还批评王近山了，王近山也找那个团长道了歉。

二、 “旱鸭子”过江（11）

1949年4月21日晚上，十二军有8个团渡过长江。第二天午时，3个师全部完成了强渡长江任务。

在4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有这样的报道：

江南人民渴望解放

南京陷入混乱反动派仓忙南逃

【新华社中原前线二十二日电】长江南岸各地人民都渴望着解放军渡江。据从江西来的老百姓谈：国民党匪军在彭泽一带抓兵，每保派四十名之多，同时还勒索繁重的粮款，他们都望眼欲穿地盼望解放军去救他们。某纺纱工厂来的工人说：九江的工人都等解放军等得心焦了。许多了解中共政策的工商业者也希望解放军早点过去，他们再经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摧残了，他们说：“早点过江比迟点好。”苏州一个教员写信安慰鄂东黄梅的他的朋友说：“解放大军必将在最近南进，旧历五月端阳佳节，我们这里可以安然喝雄黄酒了。”又据九江逃来的国民党军士兵说：沿江各地敌军全无斗志，安徽望江南岸守敌，听到北岸解放军攻打华阳镇的炮声就吓得跑了。许多下级军官都认为所谓“江防”，实际毫不顶事，纷纷开小差回家。

【新华社北平二十二日电】在人民解放军的奋勇进军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已陷于完全的混乱。拒绝接受和平协定的国民党反动分子都在抢坐飞机南逃。一贯宣传战争反对和平的伪中央通讯社也已命令台北方面准备接替工作。但是南京一般市民和国民党政府中大多数公务人员却表现一种另外的情绪，他们都在安定地等待着解放军的到达。法新社南京十九日消息说：首都（指南京）没有任何焦虑情绪，商业活动在照常进行。老百姓都认为共产党的渡江是不可避免的，除了一小批官员外，首都没有任何外逃的迹象。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强渡长江的胜利，顺利得让人感到有点意外。

从4月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开始在芜湖、安庆段渡江，24小时渡过30万。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在江阴、镇江段，安庆、九江段开始渡江，至23日，已有百万大军在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军长江防线，向江南各地挺进。其中，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直插苏、浙、皖交界的郎（溪）广（德）山区，对南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没有人知道，此时的南京已经成为一座“空城”，正在急切地等着解放军的到来。

4月22日，当得知解放军突破长江以后，当天下午，汤恩伯下令总退却。南京一片混乱，公职人员和军队接到撤退命令，仓皇奔逃，从南京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连车厢顶上都爬满了人，以致一路上不断有人掉下来活活摔死。

4月23日，南京市民一早起来，发现自己处于“真空地带”，街头除了稀落的枪声、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一片狼藉。

在北平的中共中央是最早知道南京成为一座“空城”的。23日，毛泽东从“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张治中那里得知南京政府已经撤逃。这天上午8时，张治中要与李宗仁通话，南京电话局找遍李宗仁及其他官员后，得知李等已离开南京，去向不明。10时，张治中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分别与其家属通电话，这才知道政府人员全部撤退，军队、宪兵、警察也已经逃走了，城内秩序甚乱，人心惶恐。晚上9时左右，北平电信局送来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致毛泽东电，恳请解放军入城，以慰民望。可是，我前方无论是邓小平、陈毅的总前委，粟裕指挥的东突击集团，谭震林指挥的中突击集团，还是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及其四个兵团分社均无南京方面的消息发来。毛泽东焦急地等候着前方的电报，等到24日凌晨两点，他动笔起草给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报，通报南京情况后说：“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这是一份用两个“迅即”催促部队开进南京的电报，可是又等了三四个小时，前方还没有消息发来。毛泽东不能再等了，于是动手为新华社写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消息写道：

【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时急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浦口的国民党军，于22日撤至南京，23日一同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乱窜。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已?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天下午6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23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13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叩。4月23日。

二、 “旱鸭子”过江（12）

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经过两天激战，4月23日抵达浦口。午夜时分，解放军进入南京市区，解放军士兵把红旗插在了总统府的大楼上，南京宣告解放，同时也宣告了蒋家王朝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需要说明的是，在近24小时，南京这座百万人口的无政府的“空城”，人心稳定，秩序尚好，未发生大的凶杀、抢劫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历史上，南京多次遭受过大屠杀、大洗劫，而唯独这次人民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这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共产党、解放军的强大威望。这在战争史上是少有的。

4月24日9时，新华社正式发出了南京解放的消息，随后宣布23日23时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沿用的4月23日解放南京的依据。

南京解放的报道显然迟误了。这可能和总前委的准备不足有关。1949年5月3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

在同一天，合众社记者描述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今晨南京秩序已完全恢复。大批民众一早就聚集街头，等着瞻仰共军的雄姿。共军的卡车往来奔驰在街头，民众并不害怕共军，却都兴奋地渴望看到人民解放军。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一群一群地挥舞着小旗，欢迎他们，愈到市中心欢迎的人愈多……

法新社的记者是这样写的：

解放军跨着轻松的脚步向前行进，脸上很少有笑容，他们的表情惊人的严肃，这是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表情。解放军的队伍经过蒋介石的官邸和司法院大厦废墟时连头也不回一下。他们说，我们将一直打到上海与广州，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4月26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分担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

历史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巧合。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军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李默庵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职。1926年爆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李默庵就在此时退出了共产党。

14年零5个月13天后，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在几个月前的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第三十五军与老解放区的部队有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鞋子的不同。老区部队穿的是大嫂大娘做的布鞋，而这个部队穿的是高帮皮鞋。这在著名画家陈逸飞日后创作的《蒋家王朝的覆灭》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原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四师三一二团三营，是渡江先遣部队，同时也是第一支攻进南京的解放军。三营营长叫管玉泉，离休前任福建宁德军分区副司令员。这位88岁的老人思维清晰，对解放南京的那壮丽一幕，记得清清楚楚：

4月23日，三一二团奉命攻打驻浦口的国民党残兵一个团，三营为突击营。团长王魁泉和教导员王善基率领七连、八连、九连、机炮连和营部共800多人，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人根本就不经打，打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溃败了。我们很快就把浦口占领了。浦口是国民党防御的重点之一，埋有许多地雷，江面上还有几艘小炮艇，正顺流而下逃跑。我们想渡江，但就是没船，北岸的船只全部被敌人劫走，或者被烧毁了。营党委当即召开全营动员大会，让大家把寻找渡江器具作为首要任务，直到深夜才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借到些小木船，甚至把水盆、稻桶都用上了，也来不及休息，当天午夜，我们就作为解放南京的第一梯队先遣突击营陆续渡江。

由于守卫南京的敌军已经弃城逃跑，我们一枪未发便渡过了蒋介石依赖的“长江天险”。一○四师副参谋长张绍安与我们三营一起渡江登陆，团长王魁泉命令我们首先占领国民党总统府及附近的重要机关。我们立即兵分四路，并要通信员徐敏忠马上通知机炮连随营部占领水利部，七连占领空军司令部，八连占领住在同一大院的社会部和青年联防部，九连则由我带领，请一位姓孙的市民带路，跑步去占领总统府。南京城内虽然没有成建制的守军，但还有些零星的国民党残兵、特务，营部参谋王友才同志就是在前进中被残敌冷枪击中牺牲的。

二、 “旱鸭子”过江（13）

4月24日凌晨，我们赶到了位于长江路292号的总统府，只见三扇大铁门紧闭，前院空空荡荡，早已是人去房空。整个总统府，从前到后，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废弃报纸，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可能是敌人撤退时烧了大量文件吧。有几个房间还有着忽明忽暗的灯光，估计也是没来得及拉灭吧。

我带着部队到总统府后，发现大门虽然紧闭着，但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当部队到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出来了3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我们大队人马立即拥进去，很快就抢占有利地形，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当时未遭到残敌顽抗，只俘虏了10多名未佩枪弹的卫兵。总统府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东墙上，一进门首先看到一幅蒋介石的画像。通信班班长王保仁端起枪连打了数枪。战士刘学山也来了个点射。随后在俘虏兵的带领下，我们登上了总统府顶楼，看到旗杆上还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狼牙旗”，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国民党的旗子扯下，换上一面我军冲锋时用的红旗。这时正是4月24日上午8时。总统府办公楼是“子超楼”，战士们挨个房间巡视。最先到的是一楼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办公室。门口还挂着“总统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的木牌。我们还发现，李宗仁当代总统时，还挺“规矩”，没有进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取而代之”，仍然在蒋介石对面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蒋介石的一张大办公桌上，还端放着一套《曾文正公家书》，依次放着点钟、笔托、毛笔等。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台历，上面显示的是：中华民国卅八年4月23日星期六，农历己丑年三月大，代电：梗。蒋介石早就“下野”了，那当然不可能是他掀的日历，可能是里面的工作人员每天还在替他收拾办公室吧。

后来我们就到了总统府秘书室，里面乱七八糟堆满了零乱的文件，我顺手捡出几张纸，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为庆祝“徐蚌会战”大捷的嘉奖令。战士们一起凑过来，哄笑着说蒋介石这家伙真会吹牛。

完全控制总统府后，我立即向团部作了汇报，团里又逐级向上汇报。捷报传到北平，毛泽东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不朽诗篇（作者按：此处管老记忆有误，事实上毛泽东是在尚未得到总前委报告的情况下就已经写好了这篇新闻稿，所以新闻中有“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的字样）。

刚通报完相关情况不久，三野三十五军随军摄影记者扛着相机跑着赶到了，说要拍一些照片。在请示部队领导同意后，我们积极配合，他举起相机，拍下了一组解放总统府的珍贵历史照片，其中就有那张我们在总统府门楼上欢呼的照片，其他还有列队冲入总统府、推开大门、降下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升起一面红旗、吹号、冲入长廊等等。在拍总统府门楼时，大家都已站好了姿势，由于还押着一个俘虏，我就让他蹲伏在前面暂候，没想到还是给拍上了。

4月24日上午10时左右，团长王魁泉、政委董超和师副参谋长张绍安同志到总统府看望我们。由于当时国民党官员逃跑后的总统府内一片狼藉，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来自农村，进了总统府有点不知所措，闹出了不少笑话，有的乱扔东西，有的找不到厕所随地大小便，有的把地毯剪成条条当背包带，有的战士还在电灯泡上点烟……

4月24日下午，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带着警卫人员来了，见到我们后十分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有功呀！希望继续努力！”陈毅司令员还问：“你们是一○四师三一二团吧？”邓小平政委又问是哪个营的？我回答是三营的，并告诉他：“我是三营营长管玉泉。”随后，就陪同3位首长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会议室等，又到其他地方看了一遍。首长们在表扬我们的同时还指出：“你们搞得乱七八糟的，太不卫生了！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遵守‘入城守则’。” 首长离开后，我们在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的物品进行清理。除在各个办公室整理国民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家具外，还在总统府的各个地点清理各类物资。 总统府前院西侧的车库中，停放着崭新的雪佛莱、福特、别克轿车各1辆。后院车库中，发现美式中吉普1辆，基姆西卡车1辆，汽油170加仑。在总统府图书馆中，清点出全套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在餐厅中，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花瓷餐具。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子超楼”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中，居然发现了一对曾国藩的鸡血石章，一对翡翠章，两串清代的朝珠，一套线装雕刻版《曾文正公全集》。为何在这里会出现这些珍贵的清代物品呢？后来了解到，蒋介石对清朝重臣曾国藩一向推崇备至，以致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对曾氏的物品当然是情有独钟。蒋介石“引退”是1月20日前后，蒋介石满以为这次离开南京，也只是几个月的工夫，按?以往“下野”的经验，重登总统宝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并没有将这几件珍贵的东西带走。可蒋介石没想到，这一去就不复返了。

二、 “旱鸭子”过江（14）

当时我军纪律严明，战士们白天清点完物品后，晚上都是席地而卧，睡前都要检查各自的口袋，确保一根针线也不入自己的口袋。4月30日，三十五军奉命离开南京，我率部撤出总统府，去浙江执行新的任务。

4月24日，当毛泽东得知南京已经解放，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5日，面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在北平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郑重宣布：“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等八项条例。布告还命令人民解放军：严明纪律，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

听到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后，在溪口的蒋介石不得不离开老家。早饭后，蒋介石带着全家祭拜祖坟。在母亲的陵墓前，他跪在地上，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蒋经国夫妇也领着孩子们在石板边上跪下叩拜。

离别故园的最后时刻来到了。蒋介石凄然望着母亲坟墓，布衣长衫加上眼窝里含着的泪水，一派凄凉，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走吧。”

蒋经国听罢，匆匆地抓了坟头一把土，用手帕包起来放进口袋，和父亲道别，就先行下山将妻儿送往宁波，他们要从那里前去台湾。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蒋经国是这样写的：

昨日妻儿走了，傍晚到丰镐房家中探望，冷落非常，触景伤怀。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千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三时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舰，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

登舰后，父亲才说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

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盖共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情势非常危急，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但是父亲对于这些毫不介意，因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就顾不得自身的安全，而走要在最危险的时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了！父亲一生冒险犯难，又岂独此而已哉！

蒋介石离开溪口后，他的身影先是出现在上海，接着到台湾、广州、重庆等地，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介石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解放了。这话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但那的确也是事实，后来他在重庆时，前脚刚走，后脚解放军就进城了，几乎就要抓到他了。

离开了溪口，直到20年后在台湾去世，蒋介石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

三、 虎扑江南（1）

“太阳军来了！”

解放军凭着木船，突破了国民党军号称可抵300万大军的长江天险，无疑大出蒋介石的预料。另一方面，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之快以及我突击集团进军之迅速也出乎总前委的意料。南京“空城”24小时之久，总前委还是从中央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刘伯承曾经预料，只要渡江成功，国民党军队有可能出现完全混乱的局面。果然不出所料，长江沿线的国民党军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就潮水般地向沪杭和浙赣线全线溃逃。

蒋介石准备在上海与共产党人决战。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人口500多万。对于国民党来说，当然是要竭尽全力保卫大上海，把还没有来得及抢运出去的庞大的战略物资运走，同时，他们还希望上海的战火可以引来英美等国的关注，这里有他们的巨大投资，共产党人要攻占上海，英美等国总不会坐视不管吧，这时中国的内战就国际化了。汤恩伯集团在这里集结了20余万人的军队，准备凭借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共产党人当然要夺取上海。总前委立即调整了进攻部署，要求东、中两个集团主力部队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迅速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同时命令西集团三、四、五兵团迅速控制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准备先取杭州，再战上海。

4月23日，二野下达了《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给各兵团的指示》，其部署是：“三兵团（欠十军主力）有进击徽州地区敌人之任务，其十二军应于25日取道贵池、青阳、石埭（今石台）、太平向徽州前进……”

武英回忆说：

革命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应该说，十二军是有准备的。渡江战役还没有发起时，有一次，王近山在作战会上就讲：“国民党军队已经像惊弓之鸟，我军过江后，敌军势必南逃。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追击作战。”

渡江战役发起前，王近山就具体部署了追击作战，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讲话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要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大胆迂回，分割和包围歼灭敌人，要敢于孤胆作战，以少胜多，独立歼敌；二是要猛打、猛冲、猛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击溃敌，不纠缠零星小敌，不为辎重和缴获所拖累，穷追猛打，把残敌歼灭在溃逃途中；三是要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十二军强渡长江，没有打上硬仗，王近山很不满足。部队刚过长江，他便命令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追！一定要给我追上刘汝明的主力！”

李德生接到王近山的指示后，命令部队，连夜向纵深猛插，22日拂晓时就赶到贵池。可是，敌人已弃城而逃，逃向不明。

武英回忆说：

4月25日，我们十二军就全部到达贵池县境内。王近山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调整了部队追击部署：三十五师为前卫，三十四师为第二梯队，三十六师为侧翼机动部队，分兵多路追击逃敌。

布置完任务，王近山特别讲道：“今后的追击作战，我们各级指挥员的思想上要来个大转弯，以前我们是3、5个人打1个敌人，今后，1个人要打5个、10个敌人！过去1天跑70、80里，今后要能够一天跑100里、150里。对溃逃的敌人要不顾疲劳，不怕困难地追，20天，1个月不休息地追！穷追，猛追，追到底！直到全部歼灭敌人！”

开完会，野司的命令也来了，让各部队原地休整1天。王近山在执行这道命令时打了折扣。主要是三十五师各级干部一个劲地向领导要任务，闹到了李德生这里，李德生也觉得为难，偷偷地找到王近山“开后门”，说：“我们师既然是前卫，我们干脆现在就出发追击吧。”王近山想了一会儿，反正任务已经明确了，早走晚走都是这个任务，他就果断决定三十五师继续沿青阳、石埭一线向南猛追。

三、 虎扑江南（2）

三十五师一动，三十四师、三十六师就发现了，尤太忠第一个跑去问王近山：“王军长，三十五师怎么就先走了？”王近山知道他们也想出去追击敌人，就笑着安慰他说：“人家是前卫嘛。”尤太忠不干了，挥着胳膊在那里大声嚷嚷说：“他们先走，我们没肉吃，只能喝汤，这不公平！”王近山没答应他，他要把握全局，部队当时是很疲劳了，放出去了一个三十五师，指挥员手里还得握着强大的后备力量才行，以防万一，这样才能心里不慌。他劝尤太忠说：“三十五师已经在贵池休息1天了，你们也要休息一下，养足了精神，追赶起来才有劲。”尤太忠这才回去了。

三十五师很快解放了石埭、太平。

4月26日，十二军开始全线向浙赣线追击逃敌。

追击作战要求的是速度。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在胜利鼓舞下，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战士们脚底板虽然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三十五师一○四团三营营长宁保喜回忆说：

渡江以后，就是追击敌人。打过了长江，战士们的兴奋劲都来了，巩固部队也很容易了，没人开小差。在长江北岸时，一些北方的战士还害怕，心想过了长江，以后就回不到老家了，现在情绪都高了，谁都想跑到前边。我们顺着公路追敌人，飞机也很少见了，白天也照样行军。路边到处都是敌人扔的被子、衣服、黄包车、自行车，还有的把机枪都丢了。除了武器，别的东西没人动它。一路上战斗也不多，就是抓的俘虏多，晚上一住下来，炊事员出去捡柴火，就能抓到俘虏。敌人的散兵一看见我们，就往山上跑，枪也顾不得打。我们团长是张镰斧，他给我讲：“现在出去个人就能抓一堆俘虏。”我也想去抓，但他没同意，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朝前赶，截住敌人的大部队，不纠缠小部队。有时一、二十人的小股敌人跑不了，要投降，这让我们作了难，押着他们走吧，速度又慢，又占人手，缴了他们枪，背在身上也是累赘，干脆就不理他们，枪也不缴，只是给他们向后边指指，让他们在路边等着，说是后边专门有部队来收容他们。

那时敌人真是狼狈，有些军官拖家带口地跑，没跑多远，被我们追上了，实际上我们也懒得理他们，但他们还是害怕，一看到解放军来了，车子一扔，就往山上跑，老婆孩子也不要了。我们就遇到过一个，是个妇女，烫着发，外面套着一件旧军装，耳朵也被子弹擦伤了，还流着血，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坐在路边哭。我们也觉得她挺可怜的，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孩子的爸是个旅长，部队被打散了，他带着散兵往南边跑了。我们就告诉她说，兵荒马乱的，就不要乱跑了，在路边等一等，我们后边有专门收容的，解放军不杀俘虏，说不定全国解放了，你还能见到你丈夫。后来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样了，反正看着挺让人心酸的。

三十五师一○三团四连文化教员武盛英回忆说：

那时整天都在跑，4月份天气也不热，但大家身上都是汗，就只好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搞成夹衣穿着，把被子里的棉花也掏了。有次看电影《大战宁沪杭》，里面有个战士在千里大追击时，跑着跑着累死了。这不是瞎编的，我就亲眼见过，我们连就有个战士跑着跑着就倒下来了，指导员还以为他是中暑，让我去扶他，我过去一扶，才发现他已经死掉了。这也没办法，追击敌人，要的就是一个速度。有一次我们3天3夜没休息，跑了300多里路，人都累得东倒西歪，但都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停下来，肯定叫都叫不起来，我们只能迷迷糊糊地边走边打瞌睡。在公路上走，一边是山，一边是很深的沟，我牵着马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到了悬崖边，那匹马不走了，一下子挣了回来，我这才醒了，睁开眼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完蛋了。但那时就是有那股精神劲，只是觉得累，但没人叫苦，也没人开小差。这和从前不一样，从前一听说离开家乡，思想上就有顾虑，1946年过黄河时，就有不少开小差跑回家的。但现在离家越来越远了，反而没有这个念头了。那时就是胜利者的姿态，都想着解放全中国呢。我们三十五师从贵池往徽州赶的途中，接到了捷报，说是太原解放了，是师里印的火线传单，我们大部分老战士是山西人，都很关心老家的情况，在部队里一讲，战士们高兴得嗷嗷叫。到了徽州，就有游击队过来和我们联系了，男男女女的，没有穿鞋，衣服也破破烂烂的，看见我们就喊：“你们来了，你们来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我们也很惊喜，他们的武器也很差，五花八门，都是土枪鸟枪，我们说：“你们也辛苦了！”他们握着我们的手不放，亲切啊，说着说着就哭了。他们是受了不少罪。这时路边也出现了?多共产党的宣传品，还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墙上贴着，这都是游击队干的。我们看了也很兴奋，觉得我们力量很大，国民党是要完蛋了。

三、 虎扑江南（3）

在追歼国民党军队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的像天方夜谭，有的又让人哭笑不得，但这些的确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原三十五师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4月27日追击逃敌时，一○三团一连三班长刘鲁魁和四班战士李新民得了病，上吐下泻，无法跟随大队行军，在连长的再三要求下，只好留在了一个村庄里休息一下。他们两个一个是在鲁西南解放的，一个是在淮海战役时解放过来的。他们正在烤军装时，从门外忽然进来4个敌人用枪逼着他们。刘鲁魁一看势头不对，就机智地说：“我是保长，天气这么冷，你们快进来烤火吧。”4个敌人相信了，便走进屋里，围在火堆前烤了起来。刘鲁魁给李新民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即拿起武器，堵住了门口，用枪指着那4个敌人说：“弟兄们，对不起了，我不是保长，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怎么样，把武器放下吧，不然，我就要开枪了。”4个烤火的敌人吓坏了，一个个地缴了枪。两人一盘问，还有10多个敌人也在村里，刘鲁魁对他们说：“我们两个从前也是国民党军队的，现在当了解放军，我还当了班长，你们放下了武器，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回去一个人，把他们也叫来烤火吧。”这些俘虏居然也很听话，有一个赶忙回去，对那些敌人说：“弟兄们，不要打了，我已经被解放军捉住了，他们从前也是咱们这边的，现在还当了班长，让咱们去烤火。”这伙敌人一听，也不抵抗了，跟着这个人就过来了，在刘鲁魁的指挥下，一个个站好了队，放下了武器，一共有1挺重机枪，8支步枪。两人把枪栓卸下，又让这些俘虏背着武器，赶上了连队。战士们都夸他们说：“病号还能捉俘虏，真是英雄啊。”

十一军三十一师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编入第十二军，以后就一直留在了十二军。师长赵兰田后为北京军区空军顾问，2003年时，我们曾在北京采访过老人。关于江南大追击，老人回忆说：

那时敌人真的是怕我们了，那打仗也不能叫打仗了，倒像赶羊的一样，你把他们拢到一起，往圈里儿赶就行了。我们三十一师就有11个人和一些民工们活捉了400多名国民党军，这放在几个月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是4月24日的早晨，我们师辎重连武装班的11个战士和一些民工们，顺着山路行军，道路弯弯曲曲，一会儿一个拐弯，往往把他们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隔开。一排长戴喜山走在最前头，刚刚转过一个急弯，只见10多米外迎面走过来一群穿黄色军装的军队。戴喜山还感到有点奇怪，大部队已经过去了，怎么还有国民党军队？会不会是自己人？于是他半信半疑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话音未落，对方29个人便一拥而上，把他围住，咄咄逼人地问他：“你是哪一部分的？”有的人还在拉枪栓。戴喜山已经明白了，自己遇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军队。他把心一横，大声地说：“我是人民解放军，你们打死我1个不要紧，后面我们还有两个团就要来了，到时有你们好看的！”这29个国民党军士兵一听，一个个地枪放下来了。戴喜山没想到敌人这么“软蛋”，自己一下子就把他们吓住了，他也不慌了，笑着对他们说：“这就对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解放军绝对不杀你们，我是排长，我们排有一半都是在国民党军队干过的，有的还当了班长。”正说着，敌人后面的部队也上来了，有几百人。

戴喜山又有点紧张，怕唬不住他们，打起来就麻烦了。这时指导员李学亮也过了山路的急转弯，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忙让队伍停下来，他和几个战士腰挎手榴弹，手拿长枪站在拐弯处，大声地吆喝：“机枪不要动，炮不要打，部队占领山头。”这几百个敌人一听，不用劝说，哗啦哗啦地把枪丢在地上，说：“长官饶命，我们不打了，我们投降。”李学亮忙让民工们冲上去，收起了武器，共缴获六○炮4门，轻重机枪15挺，各种枪140支。李学亮叫俘虏们站成4列横队，一点数：402个。

三、 虎扑江南（4）

原三十一师医生郝双庆回忆说：

九十三团新战士周同生，是4月23日才被俘的，进来就当了解放军。一到班里，战士们对他有说有笑，问长问短，行起军来，班长给他背背包，吃起饭来，战士们争着给他找碗筷，先让他吃饱。这让他非常感动，表现也很积极。过了四五天，部队要搜歼茶山敌一七四师的散兵，他找到班长，一再要求参战，班长答应了他的请求。枪炮往山上一打，敌人就“放羊”了，跑得到处都是，战士们捉起来，非常麻烦。周同生盯住了5个敌人，拼命地追了过去，但敌人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同生干脆往坡上一站，高声喊道：“弟兄们，不要怕，我过去就是一七四师的，解放军把我解放了还不到10天，这边官兵讲平等，同志们对解放战士可好哩，只要放下枪，什么我都敢给你们保证！”他这广东话一喊，5个敌人不跑了，在那里嘀嘀咕咕：“他说广东话，是咱老乡，没骗咱们。”“是真的，是真的，咱们缴枪，咱们缴枪。”5个敌人又转身走回来了，身上带的家伙都不错：1挺轻机枪，1支卡宾枪，3支步枪。

原三十五师一○三团骑兵通信班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一○三团五连三班长杨作秀，在强渡长江登陆作战时，头部和手负了伤，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跟着部队追击敌人，但因为体力不支，还是落到了后面。

他第一次遇到10多个敌人时，孤身一人，身上只有3发子弹、1颗手榴弹，他朝天空开了3枪，喊了两声“缴枪不杀”，这10多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把俘虏交给连队，可没过半天，他又掉队了。这一次他又遇到了10多个敌人，可只剩下1颗手榴弹了。他本来想藏起来，等敌人过去了，从屁股后面甩颗手榴弹再俘虏他们，谁知敌人看见他，枪也不放，就慌慌张张地往山上跑。杨作秀就干脆大摇大摆地站在路中间，向敌人喊话：“蒋军弟兄们，现在四处都是我们的人，你们逃不了啦，缴枪吧，我们绝对优待！”他喊过话以后，敌人果然停下来了，嘀咕了一阵，过来1个敌兵，开口就说：“听你口音，好像是河北人吧。”杨作秀说：“我是河北磁县的，你也是河北的？”那个敌兵一脸惊喜：“我是河北邢台的，咱们是老乡。”杨作秀说：“那你赶快过来吧，解放军优待俘虏，以后不但是老乡，还是一家人了。”那个敌兵有点半信半疑：“老乡，你说的可是真的？”杨作秀说：“咱们是老乡，我还能骗你吗？我现在是班长，你要是想当解放军，就到我们班就是了，我保证优待你们。”那个敌兵一脸兴奋地回去了，大声地嚷嚷：“我老乡说了，我们缴枪了什么事也没有。”这10多个国民党兵缴了枪，杨作秀也懒得去卸他们的枪栓了，还是让他们自己背着自己的枪。前来联系的那个敌兵也更是神气得不得了：“怎么样，我老乡可以吧，我们河北人说话算话！”

解放军的到来，受到了江南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国百姓有个习惯，大军一到，就拼命往山里跑，躲避战乱，名曰“跑反”。在江南大追击中，国民党的溃军依旧那么令人害怕，所到之处，老百姓像躲瘟神。但奇怪的是，他们对并不是很熟悉的解放军却充满了亲切。在十二军保卫部长张之轩的日记中，记载了许多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场面。4月23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进军路上，群众热情欢迎，我军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忘记了疲劳，只感到追不上逃敌抓不到敌人对不起群众。进军路旁，不论村镇街道，还是旷野茅棚，都准备了大桶大桶的茶水，茶叶都是半桶，战士们的茶缸只有使劲下按才能挖出半碗水，比起他们平时招待客人不知要诚挚多少倍。我们在汤小文的茶棚休息了一会儿，汤小文的母亲一面烧茶一面说：“你们不来真不得了，匪军叫我这老婆婆挑着40斤重的东西送了15里。西邻家牛被拉走还没找回来，小文还小，我把他藏在山里去了，不然也要被他们拉去。”我们叫老人家不要烧茶了，她说：“满山是柴，没有关系。”

4月24日的日记：

今天我十二军已按野司指示通过青阳到将军庙。路过朱璧店时很多老头老太太提着茶壶赶着部队送茶，并不断地说：“你们辛苦了！”雨越下越大，他们冒着雨围拢到部队跟前诉说着蒋军暴行，两位中年妇女说：“再不会有人叫我们匪婆子了。”接着有人说：“我们这里是三十六年建立的游击区，有两个多连，白天隐藏在九华山，晚上到镇上来做工作，乡长保安队为摧残我们的游击队，抓走了不少人，牵走不少牛，还叫妇女们写过好多次保证书，最可恨的是把镇上顶有才干的青年人杀了好几个。大军来了，我们等到青天了，游击队长已进城当了县长。而今又把敌人的县长赶到九华山去了。现在正追着呢！”他们的痛苦和愤恨心情，简直没法说完。部队在镇上穿行几个小时，他们就一直站在街上，像招待上宾一样送着茶水。

三、 虎扑江南（5）

4月25日的日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好形容这里的山形地貌。春雨乍停，茂密的嫩叶丛中到处闪烁着点点晶光，山涧急流犹如战马奔腾，我们的钢铁战士以一天110里的速度前进着，到了老游击区路过的大小村庄，都张贴着红绿标语，凌阳镇的群众更显得突出，他们高举着鞭炮迎送部队，有些群众送部队到村外，一直走了很远很远才停下来。村口街心的人群中有的说：“解放军的战士真壮”，有的说：“解放军秋毫不犯名不虚传”，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高喊：“太阳军来了！我们从此看到了太阳！”他的热情高呼使大家很受鼓舞，各自发表着各自的感想。部队进入石台城时，该县伪县长冯启元及其所部早已在路边恭候对他们处理。

4月26日的日记：

我主力部队正按野司23日作战指示以高速前进。出石台东南，过了两条河到五神团村，这个小村子只有三户人，一家茅棚里有一位妇女大哭不止，另一个茅棚门口有一位老太太在烧茶劳军。我们问她有人哭是怎么回事？她说：“你们来了就好了，你们不来饿死在山上也不敢回家”，接着说：“中央匪军把她的粮食全拿光了，她伤心地哭。”听她说着大家又发现老太太茅棚旁边有一具60多岁的老汉的尸体，大家惊奇地问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她说：“那是戴大钢帽花的队伍打死的，他年纪大，背上东西走不动就被打死在这里，我的孙子方官涛被他们拉走不知下落，水牛也被他们拉走了，这是我拼着老命看家亲眼看到的。”三言两语对我军人员却是一次极为生动的政治教育。同志们一面安慰老太太，一面掩埋了死者的尸体。

进军路上经常有三个五个一群、十个八个一伙疲惫不堪的群众蹒跚地向回走着，他们都是被国民党军队抓走当民夫半路逃回来的。其中一位73岁的老汉对我们说，被抓走背东西两天没给饭吃。另一位老农民指着头上被打伤的大疙瘩说，这就是送蒋军三四天的工钱。还有两个青年人腿上还淌血，一跛一跛地往回走，至于走肿了脚，草鞋里垫满棉花的更属普遍。还有些老大娘拄着拐棍跟着部队走，边走边说，同志们快走，赶紧帮我们夺回被抓走的儿子。蒋军对群众的暴行真是目不忍睹。

路过甘棠镇时，群众又是高举鞭炮相送。我们刚停下休息，泥瓦匠老叶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指着蒋军的碉堡说：为他们修这座“坟”就花了5000多个工，为修通村里到村外的地下道，电话局的房子也被挖了几个洞。昨天匪军撤逃时，把最后的几只鸡种都吃光了，你们看房里房外哪里不是鸡毛！粮食衣物抢走还不算，在这插秧季节把我们150头水牛都拉走当马骑，驮那些妖精似的官太太，田种不成真害死人。五里以外张家埂的老张接着说：昨天我们还在山里跑反，钻山十多里还不保险，今天就到镇上来欢迎解放军，真高兴得没法说，好了！牛被拉走不怕，解放军一来天下太平了总会有办法。你一言我一语争着控诉蒋军暴行，这时炮兵走过，大家一听说大炮，一哄都围拢去看。

100人缴了1000人的枪

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后，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4月25日，十二军三十五师以每天百十里的速度赶到石台，歼灭贵池、石台两个县保安团和敌九十六军军官队，俘敌600余人，第二天解放太平。

4月26日，王近山接到野司通报，正在溃逃中的刘汝明、侯镜如兵团，正在苏州、上海、嘉兴、杭州一线集结布防，企图控制京沪、沪杭、浙赣3条铁路线，目前国民党军正在歙县（徽州）、屯溪一带组织抵抗，企图迟滞我军南进。

王近山当即命令三十五师加速向徽州进发，趁敌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三十六师向屯溪进发，协同友邻围歼敌人。

三十五师渡过长江，已经日夜兼程200余里，几乎没有休息过，此时他们距离徽州约160里，按平时的行军速度，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才能赶到。但两天后敌人会不会跑掉呢？退一步讲，就是敌人不跑，利用两天时间也足以修筑起一道像模像样的防御工事，增加我军进攻的难度，三十五师孤军深入，会不会遭遇不测？

王近山并不担心这一切，就是会遇到敌人激烈抵抗，他相信李德生也会有办法的。原因很简单，李德生天生就是一个打硬仗、恶仗、啃骨头的战将。

三、 虎扑江南（6）

王近山对十二军的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这3个战将的战斗作风了如指掌。李德生在三个人中是最稳重的，平时很少说话，非常严厉，善打硬仗，原则性很强，一旦接受了任务，就没有让人担心的事情，至于他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是闭口不提的。尤太忠性格直爽，肚子里憋不住话，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打起纵深来，只要你给他撕开一个口子，他一旦进去，就如蛟龙入海了，掀起的大风大浪，谁也受不了。而另一个战将肖永银，勤于思索，机智灵活，把握战机的能力，在二野也是屈指可数的。三个战将打起仗来，犹如在下一盘棋，开局出场的是李德生，中局的发展则是尤太忠的事，而残局的收尾阶段，则是肖永银和他手下的几员干将纵横驰骋的天下了。

六纵能从一支地方部队成长为一支响当当的野战军，也有这三位战将的功劳。

李德生1916年5月出生在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里（今属新县），14岁参加红军，从一名红军小战士到营长、团长。红军时期，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参加过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德生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长生口、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战斗、百团大战等多场或大或小的战役战斗。

在我们采访中，六纵的老人们都说，李德生是一个沉静的人，话很少，几乎没有听他说过粗话，这在那些红四方面军能打的将领们中几乎是个例外。这也许和他在家时断断续续读过半年书，参加红军后又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有关，和那些不识字的团长相比，他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他的勇敢丝毫不比那些敢说敢做的“大老粗”们逊色。

李德生常说：“打硬仗关键是要顶得住，要敢于以少胜多，敢于刺刀见血，敢于和敌人比意志、比毅力！”

敢啃骨头打硬仗，一直是李德生的作风，也是十七旅的作风，乃至六纵队和后来的十二军的战斗作风。

在1947年夏天的鲁西南战役中，李德生带领四十九团两个营和一个侦察连在袁楼阻击敌人的援兵，以保证兄弟部队主攻羊山集。这次阻击战，敌人比解放军多十几倍，还有飞机和大炮助阵，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失而复得，反复争夺。李德生一直坐镇四十九团指挥所直接指挥。战斗最激烈时，部队子弹打完了，战士们就跳出工事，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四十九团与敌一个师激战三昼夜，援敌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在王近山的杰作襄阳之战中，要绕山攻城，就得先把敌重兵把守的琵琶山、真武山和西关外的铁佛寺拿下，劈开这三关，部队就直逼西门了。

王近山把“刀劈三关”的任务交给了十七旅。

在此战中，十七旅四十九团最能打的团长苟在合、五十团副团长杨毅壮烈牺牲。一战牺牲两名团级干部，这也是很少见的，可见战斗之激烈。

在淮海战役中，“襄阳营”和华野“洛阳营”一起，将黄维的号称“老虎团”的精锐部队五十四团消灭，攻占了双堆集的核心阵地。

千里大追击中，十二军三十五师是最辛苦的。渡过长江以后，野司鉴于各部队连续作战，相当疲劳，就下令就地休整一天。但三十五师求战心切，同时，王近山也想让十二军再打几场漂亮仗，就让李德生带着三十五师继续追击溃敌。

他们现在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前追击前进。

面对十二军司令部发来的加速向徽州进发，追歼敌人的命令，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立即打开地图，把其他师领导也叫了过来，一起研究进军路线。

李德生发现在太平镇东边的群山中，有一条通往徽州的小路，比公路近70里。70里！可以缩短一半路程。但走这条小路，要翻一座大山——西箬岭。

李德生让作战科长狄循立即请来一位老乡，问他山路可好走？老乡说：“不好走啊，这山上下40里，很少有人走，只有挑山货的人走过。”

李德生笑了：“既然挑山货的人可以走，我们更能走了。”

但也有人表示担心：“部队已经连续几天行军作战，没有休息过了，现在又要急行军翻大山，战士们会不会更疲劳？”

三、 虎扑江南（7）

原三十五师作战科科长狄循回忆说：

李德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从来不会蛮干，要干的事情都会经过深思熟虑，一旦考虑好，那就绝没有回头的可能。他充分考虑了部下的反映，让师领导分头到下面了解情况，结果各团的干部都反映，部队情绪很高，什么苦都不怕，就怕追不上敌人打不上仗，睡觉时背包都不愿意打开，随时准备出发。李德生心里有了数，他对我们说：“我们和敌人争的就是时间，现在速度、时间就是胜利，尽快抓住敌人，比什么都重要！”李德生下决心要走这条艰难的近道了。

我们是早上出发的，很快就来到了西箬岭下。西箸岭非常高，上面都在云层里面了，石头也很多，路很不好走，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李德生笑着问一○三团团长蔡启荣：“你看西箸岭比大巴山如何？”蔡启荣和李德生是老战友，他们曾经一起随红四方面军翻过上下210里的大巴山。蔡启荣摇了摇头说：“师长，差得远呢，这座山，上下才40里，一个跑步就过去了！”那时部队士气很高，旁边的战士听见了，也插进来一句：“3个西箬岭加在一起也挡不住我们。”

豪言壮语归豪言壮语，西箬岭的确不好走。在火热的太阳照射下，战士们一步一喘，身上穿的夹衣全被汗湿透了。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一个紧跟一个，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就在自己的脚下。40里的山路，几乎走了一整天，下了山，肩酸、腰疼、腿软、脚肿，但几乎没有掉队的。先头部队当天黄昏就赶到了距徽州只有15余里的富堰镇附近地区。

三十五师运动之神速，出乎敌人的意料。一○三团俘获的担任警戒的10余名敌人，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相信这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硬说是游击队。经过审问俘虏，得知富堰镇有敌一○六军二八二师一个连担任外围警卫。该师主力在徽州城。一○三团三营立即赶到富堰镇，前后夹击，全歼该敌。

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我们占领了富堰镇以后，李德生立即命令一○三团布置警戒，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徽州城的敌人发现，准备打它个措手不及。三十五师现在是孤军深入，远远地赶到了前面，前后左右没有兄弟部队，不可能有人来帮助你的。让三十五师当前卫，王近山算是选对人了，李德生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考虑问题很全面。这时如果我们直接攻打徽州，敌人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了，很可能要命不要城，只能打个击溃战。这很不划算。李德生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出徽州有3条公路可走，一条是向西北去，是我军进军的方向，一条北去芜湖，那里我们已经占领了，最后一条就是徽杭公路。敌人要跑，只能沿徽杭公路向东去杭州。在离徽州东面20多里地的公路上有个叫呈降村的村庄，如果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一路攻城，一路趋前赶到呈降村，截断徽杭公路，正好将敌人合围全歼。

这个想法和王近山的想法一样。他也正在考虑怎么把徽州城的敌人全部捂住，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时候，王近山的命令也来了，和李德生的想法一样：三十五师分兵一部迅速切断徽杭公路，以主力对徽州城内的敌人发起攻击，全歼敌人！李德生立即叫来一○四团团长张镰斧，命令他带着一○四团从北面迅速绕过徽州，兜一个70里的大圈子，插到呈降村，切断微杭公路。

这其实也是一步险棋。徽州城内城外，到底有多少敌人，还不完全清楚。把兵力分散，一是有可能打不下徽州，二来一○四团穿插迂回，是孤军深入，单独作战，可能顺利抓住敌人，阻止敌人逃跑，也可能会遇到数倍于自己的敌人，陷入敌人的包围，恶战一场。临走前，李德生给了一○四团一部电台，又对张镰斧说：“绕过去，可能有很大收获，也可能陷入敌军重围。但是，你们一定要发扬勇敢精神，大胆作战，即使被敌人包围、冲散，也要咬住敌人，同它拼死纠缠。万一情况危急，也一定要坚持住，我们很快就会赶到！”

一○四团的战士们走了整整一天，没吃没睡，实在很疲劳，有的倒头就呼呼地进入了梦乡。营连干部让炊事班赶紧生火做饭。张镰斧赶回团里传达了师里的命令，要求部队赶快出发。有些连队已经做好饭了，每个人用碗、帽子盛一点，有些干脆装在口袋里，边吃边走。有个营是后卫，做饭晚了一步，大多数连队的饭还没有做好，营长看着快要熟的白花花的米饭，有点舍不得，战士们也真累了，身上直出虚汗，他想等到饭熟了，让大家吃一点再走。部队都集合好了，那个营还在那里埋头做饭，李德生正好看到了，他生气了，对我说：“去，赶快让他们出发，不然丧失战机我要处分那个营长了。”我去给他们说时，那个营长有些为难，说，这饭一会儿就做好了，再等一下。我把手枪掏出来了，说，你再不走，师长就让我把你枪毙了。那个营长瞪着我，说：“你开玩笑吧？”我说不是的，是真的。他一听，?慌了，命令全营立即出发。我那其实也是吓唬他的。

三、 虎扑江南（8）

张镰斧回忆说：

一○四团刚走不久，天都黑透了，又下起了倾盆大雨。部队连日劳累，刚爬了一天的山，还没有半刻休息，甚至有些连队还没有吃饭，又要冒雨行军，实在太辛苦了，有些战士脸都又瘦又黄。我看着也很心疼，但我们这一行动，是歼灭徽州敌人，截断徽杭公路的重要一着啊。这时指挥员的心肠一定不能软，要是心一软，让大家停下来休息，那敌人早就跑光了。好在渡江战役一打，部队情绪很高，没有人发牢骚，相反劲头都很高，觉得革命很快就要成功了，再苦再累也不觉得了。

张镰斧带着一○四团走了，李德生没有让一○三团立即攻击徽州。8个小时后，到了第二天清晨，李德生估计一○四团已经截断了徽杭公路，这才率领一○三团行动。

部队冒雨行军，很快接近了徽州城郊。透过雨雾，可以看到敌人正在雨中埋头赶修工事。通过侦察，发现敌人把主要设防方向放在正北，而西南城外有条小河绕城而去，敌人把这条小河当作了天然防御屏障，所以防守比较空虚。

李德生决定智取徽州城。他让战士们不要开枪，也不要打炮，大摇大摆地涉过这条小河。战士们卷起裤腿趟水过河，绵绵细雨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墙上的敌人，敌人也看见了解放军，但他们看着战士们枪背在身上，又是从南边过来的，特别是当时部队穿的是缴获敌人仓库的草黄色军装，敌人以为是“自己人”，静静地看着战士们上了岸。一○三团直接来到城门下，飞快地消灭了城门口的敌人，冲进了城内。城内的敌人一见解放军打了进来，顿时慌成一团，争先恐后地往城外逃命，一部分沿徽杭公路向东窜，一部分跑到城东北的山上。

三十五师在徽州城内捉了上千俘虏，从番号上看，敌人建制极其混乱，有一○四军的，有八十八军的，有七十三军的。这还不是全部，敌人的主力部队从昨天开始就在陆续逃跑，一○六军二八二师刚离开徽州沿徽杭公路走了不久，逃往城东北山上的是二八一师的一个团。

李德生立即将一○三团兵分两路，一路监视城东北山上的敌人，一路沿徽杭公路前进，配合一○四团夹击敌人。

李德生布置完毕，立即通过电台，向张镰斧通报了敌情，让他注意截敌。

张镰斧回忆说：

我们团接受命令后，不管白天黑夜地往前赶，第二天正要上山准备跨越徽芜公路桂林镇大桥时，前哨突然发现从芜湖方向过来了黑压压的一大批敌人，正朝徽州方向赶进。一○四团的任务是截住从徽州往杭州方向逃跑的敌人，而现在却有一大股敌人要往徽州去，怎么办？吃，还是不吃？情况突然，请示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就需要指挥员机断专行了。我用望远镜看了看，见敌人队形混乱，两侧又没有警戒，就果断地下了决心，管它哪里来的，先吃了再说。

但师里的命令还得执行啊。我考虑到敌人都是慌不择路地逃命，战斗力不会太强，就把部队再次一分为二，一方面命令二营四、五连截击这股敌人，一方面命令一、三营及六连仍按原计划猛插呈降村，截断徽杭公路。

二营长周维中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我：“敌人至少有1000多人，就我们一个营去打啊？”我对他说：“你看看他们的队伍都乱成什么样子了，连警戒都没有，他们只顾逃命，哪里还有斗志？现在我们就要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团，一个团打敌人一个师。用你们一个营，我还嫌多了呢！”

周维中一听，是这个道理，就让部队发起攻击，他们首先以重机枪火力拦头，以六○炮火力截尾，将敌打乱，四、五连乘势发起冲锋，将敌切为数段，俘敌500余人。还有一股敌人慌慌张张地乱跑，他们追到牌头村，也把他们消灭了。这仗打了不到一个小时，共捉了1100多名俘虏。一问，原来打的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师！并且活捉了这个暂二师师长郭奉先。周维中打完仗来见我，老远就咧着嘴笑了，说：“团长，还真被你说对了，敌人真是熊包！”

这时，我们又发现公路边还停着一辆吉普车，过去一看，上面却没有人。再一搜索，车底下趴着一个敌军官。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刚从徽州开出来的，是一○六军的，来通知暂二师，叫他们赶快南逃，不要到徽州来了，因为“共军已到城下！”我就告诉他说：“现在暂二师也不用南下了，他们和你一样做了俘虏，还是会到徽州去和你们一○六军见面的。”

一○四团一、三营和六连在下午4时刚接近呈降村，发现敌人正沿着公路向东逃窜，如果迟来一步，真会让敌人跑掉了。前卫六连立即猛扑呈降村，将从徽州逃出的残敌3000余人截住。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俘敌300余人，其余敌人退守呈降村西北高地顽抗。当天晚上，因天黑雨大，一○四团监视敌人，并未发起攻击。

4月29日拂晓，一○三团赶到，东西夹击，3000多名敌人最后被迫缴械投降。

三、 虎扑江南（9）

原三十五师作战科长狄循回忆说：

我们解放徽州后，李德生师长不放心一○四团，就让一○三团也去了。在徽州城的部队很少，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那时打仗打得太顺手了，都有点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一打，敌人就完蛋。这在几个月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徽州周围敌人还不少，敌二八一师一个团就逃到徽州城东北山上了。李德生也不怕，就派了一个连去收拾他们。这个连是紧紧咬着敌人的，敌人从西边爬山，他们是从东边爬的，双方都在比赛爬山，抢占制高点。解放军到了山腰，敌人也到了山腰。解放军急了，就把身上的背包全丢下来了，拼命往山上跑，结果，比敌人早一步到了山顶。战士们坐在山头上，也不打枪，就看着敌人。这是李德生特意嘱咐的。一个连打敌人一个团，这仗还从来没遇到过，所以李德生让他们监视住敌人，不让他们跑就行。敌人看到战士们大模大样地坐在山顶，傻了眼，既不敢向上爬，又不敢下山。对峙了一晚上，4月29日天刚亮，在山下的解放军朝着敌人多的地方轰了几炮，马上就有一个敌军官摇着白旗，一歪一瘸地走了过来。十几分钟后，敌人的团长带着整整一个团，扛着枪，抬着炮，下山投降了。

这时又有了一个新情况。一○三团和一○四团还没有回来，我们在徽州城里没什么部队，就百十号人，突然从芜湖方向来了1000多号敌人。这要是放在几个月前，那肯定很危险，师指挥所不被敌人端掉，损失也够大了，但一打过渡江战役，谁都知道国民党要完蛋了，敌人也没什么斗志了，所以，李德生也不慌，他带着师指挥所在徽州城导演了一出“空城计”，还真把敌人收拾了。

那是4月29日清晨，担负警卫的哨兵突然跑来向李德生报告说，城东北面徽芜公路上，有1000多敌人排着队往城里来了！这两天的徽州真成了个怪地方，昨天解放军就攻下了城，但直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的敌人向这里拥来。李德生笑哈哈地对我们说：“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能不收下，大家准备一下欢迎他们吧。”说实话，当时我还有点着急，师直属队大部分还在城外搜索敌人，城里只剩下师指挥所和一个通信排，加起来不满100人。怎么办？

这个情况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就不好办了。李德生让我带着通信排40多人，出城隐蔽在公路旁的一片树林里，架起仅有的两挺机枪，准备“迎客”，他对我说，这仗能不打就不打，最好让敌人投降了。我就这样办了，他们投降了最好，不投降了咱们就打。所以，我一直不让战士们开枪，等敌人走近了，离我们只有几十米了，我让身边一个战士大声喊道：“哪部分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前面带队的军官老老实实地自报家门说：“安徽省保安团的，自己人。”这个战士扭头问我：“怎么办？”我说：“别同他啰嗦，让他们缴枪！”这个战士就吼道：“什么自己人，把手举起来，我们是解放军！徽州已经解放了！”

我干脆让人把那两挺机枪也亮出来了，那个军官一看，慌得不行，说话声音都哆嗦起来，几乎都没犹豫，说：“别打，别打！我们投降！”

两个保安团1000多人，不发一枪就全做了俘虏。你看看这仗打得连点波折起伏都没有，我们解除那些俘虏的武装时，他们看着我们这一点点人，也不敢乱动，都很配合。想想两年前，十六旅在鲁西南打羊山时，到了半山腰，捉了几十个俘虏，一不小心没看好，这些俘虏冲过去就把我们看守的战士杀了，把枪夺回去反戈一击，前后夹击地把我们赶下山了，让我们损失很大。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打得也很凶，我们一○四团刚到双堆集，三营就被国民党军狠狠地咬了一口，把我们的阵地都占领了，最后还是靠一○三团帮助才夺回来的。这才几个月的光景，敌人就成这个样子了，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啊，不但是我们，就连那些国民党兵也知道，兵败如山倒，国民党那是真的不行了。

徽州战斗结束了，三十五师仅以两个团的兵力，先后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大部及两个保安团，俘敌6000余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四团，独立作战，以少胜多，俘敌4300余人，首创三十五师山地追击作战的光辉范例。指战员们士气高涨，越战越勇，在团长张镰斧的带领下，在随后的战斗中，捷足先登解放金华，拦腰截断了浙赣线。

原十二军保卫部长张之轩也一直跟随着三十五师。

4月28日，张之轩在日记中写道：

从许村到徽州城。由于我一○三团、一○四团紧紧地尾追着敌人，一路上蒋军的炮弹、衣物丢了满地，最后连猪肉也扔到水濠里。

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张贴解放军布告。

三、 虎扑江南（10）

4月29日的日记：

解放后的徽州人民，见面时都是笑脸相迎，格外亲切，一位老汉对我们说：“自皖南事变后，听说大军三个月之后就可回来，但是过了三个月仍没消息，于是就估计恐怕还得三个月，一年过去了又盼第二年，一年年地过下去真把人等急了，大军如真的不来，人民可怎样活下去呢？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事。这回可真的回来了，一来就是这么多，真是浩浩荡荡的大军。我们看到大军真是燃鞭放炮也没法表达我们的愉快心情。”最后兴奋地说：“好了，我们盼到了，从今后冬笋总算是真的出头了。”他们诚恳的谈话，说出了广大人民的心情，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走着都能睡着”

渡过长江以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估计敌人可能会在苏州、上海、杭州、宜兴等地集结主力抵抗。在《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给各兵团的指示》中指示道：“本野战军具有截断浙赣线、杭徽线，歼击该两线之敌，准备尔后进击杭州之目的。”

所以，在解放徽州以后，王近山立即命令三十五师迅速沿徽杭公路，向杭州方向穷追逃敌。李德生从徽州出发不远，到了呈降村东面，却发现此处有两条公路通往杭州，一条向东北，一条向东南，该沿哪条路去追呢？要是追错了，追得越远，离敌人就越远了。

李德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北，一路向东南，进行试探性追击。一○三团向东北追了一段，没有见到大股敌人逃跑的迹象；向东南追击的一○四团却报告说，他们有一个班，在一条山沟里，遇到了几百名敌人，双方一交火，敌人又没命地向南跑了。

正在这时，东北面公路上开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截住一看，里面坐着一个国民党军官，他供称：杭州已被解放军占领。

李德生立即命令架起电台，向军部发出急电，建议南下金华截敌。

此时，军部已获悉，李延年兵团企图在金华收容集结部队抵抗，侯镜如兵团则正采取交替掩护，急速向南逃窜。当王近山接到李德生的请示时，高兴得不行，他拿起报话机，大声地对李德生讲：“你们三十五师要不顾一切疲劳，迅速向金华挺进！现在敌人是脚底抹油，溜得很快，你们要日夜兼程，穷追不舍，现在抓住敌人就是胜利！”

三十五师接到命令后，立即挥师南追，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急行军。

几十年后，我们曾在北京采访过李德生将军。那时老人的身体还很好，他向我们回忆说：

部队经过近一周的连续行军作战，可以说是疲劳到了极点，战士们往地上一坐，就呼呼地睡着了。有的正端着碗喝水，碗从手上掉下来了，人也睡着了。有个连长想让大家唱首歌清醒清醒，自己打着拍子指挥，可手臂挥着挥着就乱了，战士们一看，连长在边打拍子边打瞌睡呢。我们架起电台向军部请示，在等回电时，一○四团团长张镰斧，正在和我说话，说着说着没声音了，我扭头一看，他靠着一棵树睡着了。我对他说：“老张，时间紧，还要准备走啊！”他睁开两只发红的眼睛，“嗯”了一声，又睡过去了。我再叫他，他又睁眼看了一下，大概看到我们没动，军里还没回电，就又闭上眼睛睡着了。军部回了电，让我们迅速前往金华，我也真想让他多睡一会儿，可是敌人正在逃跑，我们是分秒必争啊。我声音很大地喊了他一声：“镰斧，军部命令来了，让我们立即出发去金华！”他猛地跳了起来，这一下子睡意全无了，精神十足地马上传下命令，部队迅速整好队列跑步出发了。

三、 虎扑江南（11）

路上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战士脱了袜子挑泡，他的脚底板已经是大泡摞小泡了。我问他还能不能走？他手一挥说：“没问题，师长，毛主席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到底决不停脚！”我问他，怎么才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回答得很干脆：“一口气追下去，把敌人全部、干净、彻底地统统吃掉！”旁边的人听了，可能觉得他说得太简单，就笑了。他脖子硬了硬，说：“笑什么，就是这样，一口气追到底！”说着穿好鞋袜，跑步追队伍去了！

原三十五师一○三团通信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江南大追击时，仗倒都很好打，就像放羊一样，一赶就是一大群，抓了不少俘虏。我那时看着这么一大堆俘虏，那么多武器堆在那里，还替部队发愁，这么多俘虏，怎么办呢？要说苦，就是行军让人受不了，都是强行军，拼着命往前跑追敌人。有时一天一夜，三四十个小时不停地在跑，连饭都不吃，走着都想打瞌睡，上山下山要互相牵着才行，不然，要是一打瞌睡就从山上滚下去了。部队又累又饿，五班有个战士就得了阑尾炎。他是一个山西人，身体本来很好，行军时还帮别人背背包。我们就让他骑在马上，他可能是睡着了，反正也没听他叫，到了一个山脚下，准备把他送到收容队时，他耷拉着头坐在马上，喊他他也不应，再一看他已经死掉了。我们那时几乎都忘了饿了，就是瞌睡。部队只要停下来，好多人吃不下饭，倒在地上就睡，根本就不用找地方，有的靠着树，有的就躺在路上，睡得遍地都是。不吃饭还不行，干部喊着大家起来吃饭，说，不吃饭哪里能行？我们还要跑路，还要打仗啊。连里干部，还有营长、教导员都得跑着一个一个喊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战士们叫起来吃些饭，有的拿着饭碗，头一歪，又睡过去了。那时跑起路来真是不要命，就是有人掉队了，也没办法管他们了，要赶时间啊。江南大追击，我们打了不少大胜仗，受的罪没白受。革命要胜利了，再苦再累也有劲头。

原三十五师一○三团迫击炮连指导员许秋桂回忆说：

那时就是一个劲地跑着追敌人，人都累得七倒八歪，也不敢怎么休息，恐怕一躺下去就叫不起来了。当时就只觉得鞋子不够穿，整天下雨，在泥泞中急行军，一天七八十里是最少的，当时的口号就是“抓住敌人就是胜利”。怎么抓敌人，就靠两条腿跑。南方的鞋子和北方的不同，北方是用布纳的鞋底，南方是用两层布，中间用纸纳的，不经穿，一天都能穿坏两双。路上我们动员老乡捐给我们一些旧鞋，老乡也很热情，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但就是不经穿。我们营长打了不少草鞋，就挂在马身上，一路上把草鞋都送给战士们了。最后只剩下三四双。营长也心疼了，悄悄地对我说：“尽量给我留一双。”最后只剩下一双，我也没鞋穿了，就干脆把留给营长的草鞋穿了。营长的鞋也破了，找我要草鞋，我对他说：“营长，真对不起，我把你的鞋穿了。”营长说：“穿就穿了吧。”他自己赤着脚走了一天。我们刚俘虏过来的那些国民党兵看了，都惊奇地瞪着眼睛，觉得解放军真是奇怪，上下级原来是这样啊。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教育。他们当然没法理解了，官兵一致，互相帮助，靠觉悟，靠教育，靠信念，我们就是用这些才打败他们的。

原一○三团一营营长谭笑林回忆说：

那时行军真苦啊，没日没夜地跑。但战士们情绪高昂，遇上河流，两条裤腿一挽，有时鞋也不脱，就哗哗地趟过去了。那时天气还很冷，水也很凉，许多同志的脚跑得都是泡，磨破了，到处是血，被水一浸，钻心地疼。不要说战士，就是我这个有马骑的营长，只趟了几次水，两条腿也都布满了条条紫红色的血道道，痛得厉害。这时部队有的还是冬季装束，行军时外面淋雨，身上出汗，说不出那股憋闷劲，一停下来，汗一落，浑身又觉得寒冷难耐，停下比行军更难受。

为了追上敌人，我们白天走，晚上也走。那时生活中的许多概念，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不太准确的东西了。今天是几号？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县的地界？不知道。我们经常是到达一个宿营地后，吃顿饭，睡上几个小时，起来又走。有时就是休息几分钟，连饭都来不及做。但我们还真的并不觉得有多么苦，因为那仗打得顺手啊，江南的老百姓又欢迎我们，战士们心里高兴，谁都知道革命要胜利了，情绪高着呢。想想几个月前，我们从豫西出发参加淮海战役时，路过南阳一个村庄时，那里老乡看到我们还讲：“你们能打败国军吗？你们是小炮，人家都是大炮，用汽车拖着，从我们村里过了两天两夜才过完。”那意思很明显，觉得我们打不过国民党。这就半年光景，国民党就垮了。那时真的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像做梦一样，说来就来了。

三十五师一○四团三营走在最前面。

三、 虎扑江南（12）

三营营长是宁保喜，离休前为二炮某基地副司令员。他向我们回忆说：

4月30日夜11时，我们三营到达太平口附近时，准备休息一下。大家都很累，都躺在地上睡着了。我靠着一堵墙，刚把眼睛眯上，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还很密集。我忙向师里报告，师里命令我们营攻打太平口，为后续部队打开道路。我也顾不得休息了，忙把大家叫起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敌情，确定打法。但太平口究竟有多少敌人，兵力部署、装备如何，我们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只好命令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这一打，发现敌人火力还是比较猛的，工事也做得很坚固，而且在太平口周围高地上都部署有兵力，不像是掩护逃跑的后卫部队。我们从这些迹象判断，这像是敌人有计划有组织的阻击战。

这时，七连长韩海金来给我报告，说他们抓到了敌人的一个排长。我忙让他把这个排长带来审问，一问，守敌是七十三军第十五师四十四团，他们奉命在这里组织抵抗，不让我们前进。再一打听，这个团还都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营里一些干部有了想法，知道这次遇上的不是那些溃敌了，他们是有准备的，而我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劳，这仗是不是应该缓一缓打。

我和教导员卢思英都坚决主张立即攻打太平口。我给他们说：“敌人虽然是有准备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敌人总的情况是逃跑，士气比较低，就是打一场攻坚战，我们应该也还是有把握取胜的！”卢思英也很想打这一仗，他也在那里动员大家：“前几天，二营还打了敌人一个师，这次只是一个团嘛，我们三营也该露露脸了，打个漂亮仗。再说，师里也让我们打，我们决不能等别人来打，那样，我们营脸上也没光。”

我们经过简单动员就开始打了。到天亮时，村内的敌人已全部被消灭。村外碉堡里的敌人，在敌营长的带领下仍在负隅顽抗。我让一个新解放战士用掷弹筒射击碉堡，但也没弄掉它。这时，后续部队一○三团赶到了。我们在一○三团三连配合下，消灭了碉堡里的敌人，活捉了敌人的营长。新安江南岸的敌人也被一○三团六连消灭了。

我正在带领战士们打扫战场，通信员来了，说团长找我。我赶紧跑到团指挥所，向张镰斧汇报战斗情况。我那天实在是太累了，说着说着，就站在张镰斧面前摇摇晃晃地打起了瞌睡。张镰斧忙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部队要去金华了，你们也累了，就在这里休息一天，然后再去赶部队。”我刚要表决心说“不用”，张镰斧斩钉截铁地说：“就这么定了，如果师长见到你们了，你们就说是我讲的。”张镰斧这人一直都是很关心部队的，我听他这么一讲，心想部队的确是太累了，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就没再多说。我回去把部队集合起来，刚宣布了“就地休息一天” 的命令，战士们哗哗地倒了一地，再一看，都呼呼地睡着了。

这一睡也没睡多长时间，李德生带着师指挥所赶到了太平口。哨兵赶紧去叫醒我，李德生已经到我跟前了。我一看师长来了，脑袋里“咯噔”一下，部队都跑着去追敌人了，自己这一个营却躺在这里睡大觉，虽说是团长批准的，但毕竟没经过上级同意啊。我慌里慌张地爬起来向李德生敬了个礼，结结巴巴地说：“师长，团长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天。”谁知李德生不但没责怪我，反而笑着说：“你们三营跑了一天路，又打了一晚上，打得很好啊！你们要好好休息，休息好了要赶上部队。”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激动地敬了个礼，说：“是！”

5月1日，三十五师继续向南穷追猛打。

李德生看着地图，太平口过去的第一大镇是威坪镇，近日逃得疲惫不堪的敌人，很有可能在那里停一停，喘口气。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赶上去抓住它！李德生立即重新调整部署：一○四团从太平口出发，沿公路直奔威坪镇；一○三团抄山路迂回到南面切断敌人退路；一○四团再抽出四连，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出其不意地从水路堵截敌人。

在布置任务时，一○四团政委鲁之沫坚决要求跟着四连从水路赶赴威坪镇。

三、 虎扑江南（13）

在若干年后，许多老首长的回忆录中，都记载着鲁之沫的这个精彩一幕。鲁之沫谈起这件事时，却连连摆手，笑着说：

说我英勇，都是老首长们抬举我的。实际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渡过长江以后，没日没夜地追赶敌人，我的胃病又犯了，每天都吃不下多少饭，大部分又吐出来了。每天一到晚上八九点时，肯定会吐一次，比手表还准。过西箬岭时，我是拽着马尾巴过去的。团长张镰斧让两个骑兵跟着，专门照顾我，两个小鬼好像还有点不乐意，那表情都摆在脸上，这也不能怪他们，那时大家谁不想去打仗呀。我也很过意不去，所以听说要兵分三路直插威坪镇时，我就坚决要求跟着四连从水路走。团长、师长都不同意让我跟着四连走，他们主要考虑到我是个团级干部，威坪镇有多少敌人，也搞不清楚，四连只有四五条小木船，如果赶去早了，其他部队没跟上，四连就很危险了。他们不放心，让我跟着大部队走。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行，不能骑牲口，也不能走路，还要让人照顾，拖了大家后腿。现在有了船，放在船上，就不用别人管了，对我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跟四连走，团长、师长最后也答应了。

鲁之沫带着四连赶到威坪镇却遭遇了敌人，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

当时最先赶到威坪镇的并不是鲁之沫他们，而是一○三团。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急行军赶到威坪镇东面山上时，敌人也是刚刚到达。敌人以为解放军会沿着大路走，美械装备的四十四团能在太平口抵挡一阵子，让他们能吃上一顿饱饭，睡上一个好觉。于是，就在山上摆开了炊事锅，烧水、洗菜、淘米，忙个不停，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有的还躺在山坡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还脱下衣服在捉虱子呢。我们就决定趁敌人还没有防备，打它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连背包都没放下，拿着枪立即就发起了攻击。我们这一冲，敌人顿时像炸了锅，拔腿就跑，开水还在锅里烧着，饭菜撒了一地，衣服、背包丢得到处都是。这股敌人也不是草包，他们虽然算是溃败了，可就是在慌乱中，还没忘了丢下了一个团断后。我们就和他们打上了。

一○三团和敌人打响的时候，鲁之沫带领的一○四团四连也乘船赶到了威坪镇。鲁之沫回忆说：

我们赶到威坪镇时，河边还有十来个敌人在警戒。他们看到我们了，大声地问：“哪部分的？”我一听，心里有数了，敌人还没认出我们是解放军。我就让四连的战士们把有红五星八一帽徽的军帽取下来，一律光着脑袋，然后让战士问答：“我们是八十五军的，不要打，误会了杀你头！”另一方面，我也让战士们做好准备，把枪都举起来，枪口朝着敌人，摆开了随时开火的架势。敌人一听我们是“中央军”，也就不吭声了，只是好奇地看着我们。船一靠岸，解放军的刺刀就对准了敌人的哨兵，他们就乖乖地缴了枪。

我刚要松口气，敌人在山上负责断后的那个团，一○三团一打，他们的正、副团长就带着往河边跑来了，想从河上逃走。我忙让四连把机枪准备好，都趴在地上，枪口对着他们。敌人那个副团长也没想到我们是解放军，一个劲地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误会，别误会！”我正要让他们放下枪来，四连有个前两天刚解放过来的战士，拿着枪走过去了。我还有点纳闷，搞不清这小子要干什么。他走到那个副团长跟前，说：“误会不了，你过来吧，我认得你，你是副团长。”敌人那个副团长一看傻了眼，乖乖地举起了手，后面的敌人跟着缴了枪。嘿，那时的敌人就是这么熊包。我也没想到，我都病成那个样子了，本来想轻松一下，谁知还能指挥着部队收拾不少敌人。

张镰斧带领的一○四团也沿公路及时赶到，三个箭头直逼威坪镇，这仗打得稀松平常，就像赶羊进圈一样，部队一冲，敌人就散了，几乎是在跑着捉俘虏了，一会儿工夫，就把国民党暂编第三师第五、第六团大部歼灭了，俘敌1200余人。

三、 虎扑江南（14）

部队看到还有一些敌人向南逃了，饭也顾不得吃，又继续追击。

两个小时后，一○三团就抓住逃敌的尾巴了。这里是紧靠淳安县城的一座大山，地势十分险要，公路盘旋在半山腰，又窄又陡。翻过山去，山下就是新安江河滩。敌人放在山头上一个连进行阻击。一○三团二连冲过去，三下五除二就将敌人的这个连解决了。

后任三十五师副师长的韩文，当时是一○三团军务参谋，他回忆说：

我们正在河滩上收拾这股敌人时，突然就听到山背后传来了嘈杂的汽车马达声，声音很大，看来有不少汽车。大家知道敌人的大部队就在前面了。这也真怪了，要是从前，正在打着仗，敌人要是又来了部队，从上到下都会有点心慌了，但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敌人越多，劲头越大，因为可以抓到更多敌人啊。战士们更有劲了，一边向敌人冲锋一边还喊道：“快打，快打，打完了好去找老蒋的汽车！”那些俘虏我们也懒得管了，都跑着上山。翻过山头一看，前面公路上、河滩上，还真有不少汽车，足足有200多辆，从山上一直排到了河边。整个场面乱得不行，公路本来就窄，还是盘山公路，他们都争着逃命，拼命地按着喇叭，拼命地往前挤，山高路窄，有的车子挤在中间，前后顶住，动弹不得，有的想超车，却连人带车翻下山去。我就亲眼看到一辆，掉下去时，车上的人和东西都往下掉。我们没怎么打就把这些汽车俘虏了，车上装满各种物资，有弹药，有皮箱，有网篮，五花八门。山上山下都是人，有擦脂抹粉的官太太，有背着大喇叭、小喇叭的军乐队，有扛着木刀、木枪的京剧团。战士们感到很奇怪，不是部队吧，不少人穿着军装，还有枪，说是部队吧，怎么五花八门的？我们抓个俘虏一问，原来这是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全部家当。

我们看到汽车，都挺高兴的，走了这么多天路，能坐坐汽车也不错啊。我们就想让这些官太太和小孩们下车，然后开开洋荤，坐着车去追敌人。但这些官太太们说什么也不下车。我们也不能上去把人家拖下来吧，好说歹说，弄了两辆，李德生让师侦察连先坐着提前出发，师警卫营留下一个排押着这些汽车随部队跟进。我们团长蔡启荣还有点不放心，对李德生说：“他们200多辆汽车，留下一个排，他们跑了咋办？”李德生说：“他们不敢跑，一个排就够了。”我当时还有点惊讶呢，觉得那么多敌人，一个排的确有点不够。好在后来也没出什么事，敌人那时真是被我们打怕了。

后任十二军九十七医院副院长的邵书凯，当时是三十五师警卫营医生，他和这个排一起留下来参加押送这200多辆汽车。他回忆说：

其实根本就不用一个排，这些司机，一些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一些是敌十七兵团的，不管是不是当兵的，都很听话，你让他往哪开，他就往哪开，就是两三个人也能把他们带走。我们就用两个战士坐在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室里带路，其余的坐在最后一辆汽车里，一直到了兰溪，一点事也没出。到了兰溪，就给这些官太太做工作，愿意回家的就发路费。司机们一般都留下来参加了解放军。那个京剧团就留在了十二军，后来还跟着我们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我们师驻在江西上饶，我还看过他们一次演出呢。

5月5日，三十五师逼向建德。在离建德县城还有半里多路时，突然听见前面一阵噼噼叭叭的声音，李德生起先还以为是枪声，但仔细一听，却是鞭炮声。大家正迷惑不解时，一大群老乡跑过来，喊着“欢迎解放军”的口号。李德生感到有点奇怪：“老百姓怎么知道我们到了呢？难道敌人事先得到消息逃跑了？”

这时，随侦察连一起出发的侦察参谋赶过来了，他报告李德生，他们乘着汽车到达建德时，城里的伪警察一看车上的“青天白日”，再加上他们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城里，以为是“国军”来了，忙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侦察连将计就计，一下子收拾了城内敌人的保安团，解放了建德。

部队连续行军，已经很疲倦了，本应该在建德休息一下，但李德生考虑到，再赶150里就到金华了，到达金华，切断浙赣线，割裂汤恩伯和白崇禧集团的战略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再大的困难也要顶住！

李德生命令一○三团赶往兰溪，一○四团一、二营立即星夜前进，奔袭金华。

5月6日，一○三团协同三十四师，解放了兰溪。

原一○四团一营营长谭笑林回忆说：

5月6日拂晓，张镰斧带我们团的一营和二营赶到了金华。张镰斧让我们一营担任主攻，二营向城南迂回断敌后路。一个正面打，一个后面拦截，这是在千里追击中惯用的战法，并且都很奏效。我们营本来要等二营赶到城南再发起攻击，但前卫一连看到大批敌人乱哄哄的，好像在准备逃跑，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一连长就果断决定立即出击。副排长叶金保率领3名战士刚到大桥，正好遇到80多名敌军官带着一个警卫连出来，叶金保把枪一举，大喊一声：“我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这么快就到了金华，80多名军官一下子愣在那里，3名战士冲上去，缴了带队的一个中校的枪，其余的敌人也一枪未放乖乖地丢下了武器。二连、三连也相继攻入城内，敌人几乎没有抵抗，纷纷地向南逃跑，但也只跑掉一小部分，其余的又被二营堵了回来，很快被消灭了。这一仗打得很容易，几乎没什么伤亡，但战果可不小，我们一个团就俘虏敌人八十八军四十九师1920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解放了金华，切断了浙赣线，圆满地完成了军里部署的任务。

金华解放后，浙赣线上的弋阳、江山、龙游等地相继被解放军控制，敌企图在浙赣线组织抵抗的计划破产了。

三十五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义乌。

十二军保卫部长张之轩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十二军军部离徽州到淳安。这个小城有一万人口。

拼命逃跑的敌人，沿路丢了许多汽车，淳安城里同样是汽车满街。当夜对旧政府职员宣讲了我党我军政策。

当晚我三十五师解放了浙赣线上的重镇金华，消灭敌八十八军1800多人。他们正向义乌、东阳开进，准备截击杭州方面南逃之敌。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1）

乘火车进军

5月7日，就在三十五师一○四团刚刚攻打下金华，肖永银、李震带领十二军前指已赶到兰溪。三十五师经过十几天的连续追击，部队十分疲劳，前指首长指示，三十五师在金华地区休息一天。

这时，在岩寺军指挥所的王近山得到了兵团通报：敌一一○师和三一八师正由杭州方向逃往义乌、东阳一带，企图从福建沿海溜掉；敌二十三师和一○三师各一部正向缙云、丽水方向逃跑；敌一九二师残部则向桐庐方向流窜。当务之急是把这些敌人截住，不能让他们溜掉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我们十二军离这些敌人最近的还是三十五师。他们不可能在金华再休息了，王近山让电台同三十五师和前指联络，让他们赶紧出发，消灭这些敌人。电台轮番呼叫，可就是联系不上他们。他们跑得太快太远了，那地方还都是山区，收不到信号。王近山就对我说，你赶紧去准备一辆吉普车。我还以为是让我去传达命令的，就忙给他表决心说：“军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及时追上部队，把命令传到。”王近山抬起头瞪了我一眼，说：“我是让你准备吉普车，又没让你去，你急什么？我自己去！”我愣了一下，这些地方都是刚解放，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的，还有一些地方武装，有的说是游击队，有的可能就是土匪了，还是很危险的。我就对王近山说：“军长，路上还有许多溃逃的敌人，你去太冒险了，我去就行了。”王近山把手一摆，吼了我一嗓子：“让你准备你就快去准备，还啰嗦什么？”我赶紧把驾驶员找来，准备好了吉普车，王近山坐了上去，命令驾驶员立即赶往兰溪。那一路上果然出现了不少险情，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次进行拦截，冷枪不时地打过来。驾驶员感到有些紧张，脸上的表情就不一样了。王近山安慰他说：“别怕，遇见敌人，加大油门冲过去就是了。”王近山一直都很镇静，说实话，我也没怎么害怕，毕竟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我和那些警卫员们眼睛就盯着王近山，真要有什么危险了，就是死了也要保护好首长，这是没什么含糊的。

5月7日傍晚，我们赶到了兰溪，到了作战处，王近山劈头就问：“部队现在在干什么？”参谋回答说：“正在停止待命。”王近山大声地说：“现在不能休息，要去吃肉。”作战处忙给各个部队发电，让他们赶紧行动。王近山还不放心，他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你们抓紧一切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出击义乌、东阳，那边有‘财喜’，赶快去！”接着，他又分别给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三十六师师长邢荣杰打电话，让三十四师南下缙云、丽水，三十六师挥师桐庐，把逃跑的敌人抓住。

三十五师指挥所在距金华30多里的一个小镇上，李德生和司令部的同志正在吃饭，报务员忽然送来了军部急电：“沪杭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速占领义乌、东阳地区，堵击南逃之敌。”李德生正在看着电报，王近山的电话又来了，催促他赶快出发。

李德生顿感情况紧急，他让作战参谋冯嘉珍打开地图，边吃饭边研究。

从地图上看，金华到义乌约有120里，部队急行军起码需要一天半的时间。这怎么办？李德生看着地图，顿时豁然开朗：由金华乘火车向义乌进发。李德生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随即派作战参谋冯嘉珍带一个班去执行这个任务。

冯嘉珍走了以后，李德生想了想，还有点不放心，“土八路”南征北战了这么多年，乘火车去打仗，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谁也不知道铁路方面的情况。为了使这一行动更有把握，他决定让副师长贺光华也星夜赶赴金华车站，统筹此次行动。

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我带着一个警卫班跑步向金华前进。那真是不要命的跑了，浑身被汗湿透了，嗓子眼里冒烟，嘴巴里咸咸的，都有一种想吐血的感觉了。但就是这样也不能休息，那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字：“快”。早走一步，我们就能多抓着一些敌人。走到半路，实在渴得不行，我们就趴在稻田边喝了几口水，继续前进。深夜10点左右，我们赶到了金华车站。金华市区非常安静，没什么动静，只有远处不时地响起零星的枪声，火车站里也静悄悄地，没看到一个人。我看看值班室里有灯光，就赶紧带人跑了过去，值班室的桌子上摆着一盏风雨灯，一个胖子坐在桌子边发呆。我上去问他：“你们站长呢？”那个胖子一看到我，愣了一下，接着就忙站了起来，说：“我就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是解放军，要用你们的火车。”那个胖子看看我，有点为难地说：“火车有是有，但开车的工人都跑了，现在没人了。”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2）

我一听，急了，没人有火车有啥用？我瞪了他一眼，把手枪掏了出来，说：“你把他们找回来，找不到人我就枪毙你。”谁知这还没吓着他，胖子还直摇头，还是说没人。警卫班的那些战士看着他这副耍赖的样子，都很生气，在旁边嚷嚷着要把他拖出去枪毙。事情也就是这么巧了，我正想着怎么办时，停在外面的火车突然“呜”地叫了一声。我忙带着战士们赶去一看，火车头上正坐着一个浑身油污的工人。我那个高兴啊，赶忙问他：“你会开车吗？”这个工人说：“我就是司机，站长说没人，他是在骗你们。”这个司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进军江南，一路上都很受欢迎，除了那些国民党当官的，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甚至商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都是非常欢迎的。这个时候啊，看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样子，不但是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了，都愿意接近我们，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做点事。

我们正说着，贺光华来了。这名司机又找来了一个工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国民党军把这里的机车和工人带走了不少，剩下的工人到处乱躲，有几个司机不想给他们开车，结果还被杀害了，我们知道你们是解放大军，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贺光华见这两个工人走南闯北，见识挺广，对我军也有初步认识，就简单地给他们介绍了我军渡江后的胜利形势，讲了我军的政策，然后向他们提出要求：“我们要乘火车赶到义乌追击敌人，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去？”两个工人一点都不含糊，说：“就是我们累死，苦死，也要把你们送到义乌。”

我们再找到站长，可能他也看出来贺光华的官比较大吧，客气多了，还让人抬来一大桶开水，又捧出几盘蛋糕，然后倒了一杯开水，恭恭敬敬地放在了贺光华的面前。我以为这事就算完了，谁知，这个站长还是不识趣，贺光华一提要用火车，他又皱起了眉头，唉声叹气地说：“长官，不是小站不肯效劳，前几天国军把这里搞光了，现在要火车没火车，要人没人，站上堆了几节车厢，全是些不能用的破烂；再说，路上也不安全，杭州方面两天没来车了。”说到这里，他胆怯地看了一眼贺光华，又满脸堆笑地说：“贵军来到这里，小站非常欢迎，只是困难太多了，力不从心。”贺光华回头看了看那个工人，那个工人站了出来，说：“仓库那边我们埋了几十吨煤，烧到义乌没问题，修理厂那边还有一些车厢，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用。至于线路，我们马上就可以检查。”站长吃惊地看了那个工人一眼，他也许没有想到轻而易举地就“后院起火”了，然后又惶恐地看了一眼贺光华，低头不吭声了。

贺光华看出问题主要是在站长身上。他让我带着警卫班协助工人们去搞准备工作，他留下来开始做起了站长的思想工作。我出去后，在那些工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一批铁路工人，有的往车上运煤，有的检修火车，有的检查电线，我还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换了便衣和工人一道查路去了。兵荒马乱的，万一哪段铁路被破坏了，那可不得了。我把这些安排好后，又到了值班室，问贺光华副师长：“是不是需要和义乌方面联系一下？”贺光华把我拉出来，低声地说：“你不要急，我正在做这个站长的工作。”

我后来问过贺光华是怎么做这个站长工作的。他告诉我说，我们走了以后，他就随便和这个站长拉起了家常，了解到这个站长原来是一个铁路技术学校毕业的，在铁路上混了20多年，他还自称一向不过问政治，也没有任何靠山。贺光华也看出他并不是一个顽固分子，只是思想上还有顾虑，既怕得罪解放军，又怕解放军打不过国军，国军反攻过来再找他麻烦。谈了一会儿，这个站长吞吞吐吐地说：“最近上海、杭州方面都有指示，没有他们的命令，我们不能出车。”贺光华又好气，又好笑，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他还怕国军反攻过来，还把上级的指示当作“圣旨”一样。他说：“你不用害怕，上海早已被解放军包围了，杭州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他们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你？”他又指着警卫班刚才贴在门口的“约法八章”说：“现在你不用再听上海、杭州的指示了，你应该根据我们上面的精神办事，共产党一向说得到，做得到，北京、南京都那样做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你也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跟着贺光华进了值班室，站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墙上的“约法八章”。贺光华把风雨灯又扭亮一点，向他那个方向推了推，他很快读完了，坐回座位，脸上也没什么表情，还是一声不吭。我那时年轻，性子有点急，都想上去把他揪起来了。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婆婆妈妈的。贺光华也有点不耐烦了，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出车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去搞，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假若有人追究你的责任，就让他找解放军好了。现在只要你与义乌方面联系一下，你要是把这件事?好了，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功。”站长也没办法了，只得点头说，好好好，我联系我联系。我们跟着他来到了调度室，他还算老实，真的给义乌打了电话，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这样说的：“义乌车站吗？我是金华站站长，根据上级指示，今天早上9时左右有一列军车开到你站，请作好接车准备。”那边好像也没什么怀疑。电话打完，已经是凌晨4点了，警卫班一个穿着便衣的警卫员跑进来报告说：“三号(即副师长的代号)，我们查路回来了，路上没什么问题。”贺光华立即用电台向李德生和军作战处报告：“火车问题全部解决，今天早上6时即可上车。”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3）

5月8日拂晓时分，李德生带着指挥部来到车站，决定由前卫一○三团首先登车。我正在忙前忙后地指挥部队登车，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带部队路过金华，听说我们师要用火车运输，羡慕得不行，特地绕道跑过来看看，看见我，就在我头上打了一个响指，说：“你这个小参谋，真有本事，你们坐火车，让我们走路！”我给他出个主意说：“尤师长，你不要急，你找我们师长去，我们前几天缴获了不少汽车。”尤太忠一下子乐了：“真有这事？那我找你们师长去。”李德生就把三十五师俘虏的汽车，连人带车全都交给了尤太忠。

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也是从金华乘坐火车到义乌的，他向我们详细地回忆了这一难忘经历：

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上火车，新鲜得很，那么多天的强行军，也不觉得累了，忘记了所有的疲劳，东看看西摸摸。大家都非常激动，从前是靠两条腿跑路打仗，现在能坐上火车，我们真的是胜利了！上了车厢，我们发现有两车皮的火腿。参谋长宗凤洲发了愁，说：“这么多火腿，不吃怎么办？天气这么热，不吃就要臭了。”一○四团政委鲁之沫知道火腿不会臭，但他也想开开“洋荤”，就故意说：“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就给我们吧。”宗凤洲手一挥，很干脆地说：“好好好，都给你们，快拿走吧。”鲁之沫忙让后勤助理给每个连队分发火腿。一○三团急着要上车，催着一○四团快发，后勤助理也急了，站在那里大声喊道：“发火腿了，发火腿了，大家快来拿。”战士们一听，都纷纷跑过去，每个人的刺刀上挑了两个，但拿回去，炊事班却发了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火腿！也不知道火腿能保存很长时间的，害怕吃不了臭掉，赶紧又把它们送给了老百姓。

我们团只用了40分钟就全部登车完毕。

李德生和贺光华沿着月台又检查了每个车厢。为了应付途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所有门窗全部打开，迫击炮、重机枪架在铁门两侧，战士们也编好组，排好下车顺序，一旦途中发生情况，就可以迅速下车占领阵地。战士们全部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坐在位子上，轻机枪架在茶几上对着窗外。两挺机枪架在火车头上对着正前方，司机左侧站着一○三团的侦察排长，专门负责瞭望，并且还装了电话，随时可与后面的营团指挥员联系，一切准备就绪，火车点上了火准备出发。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我们正准备走时，那个胖胖的站长跑了过来，他直接跑到我跟前，低声地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义乌县政府来了电话。”我看看李师长和贺光华副师长都不在，请示来不及了，就跟着他来到值班室，拿起了电话，那边在问：“你们是国军吧？”我就说：“我们是国军。”他又问：“你们今天要到我们这里吧？”我说： “我们一会儿就到了。”那边又问：“你们要在这里吃饭吧，要多少粮食？”我想了一下，决定先吓唬他们一下，就说：“我们至少有两三个师。”那边就说，好好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好好准备一下的。我心里还觉得好笑，准备吧，到时省得我们麻烦。

火车吼叫了两声，缓缓地驶出了金华车站，东边天空中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三十五师顺利到达义乌车站。

杨锦华回忆说：

我那次是坐在车头，火车还没到站，就听到了欢呼声：“欢迎国军，欢迎国军！”我还纳闷呢，怎么这么热闹呢。火车一进站，只见月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义乌县长、参议员、中小学生都被组织起来欢迎“国军”来了。前面的一排还举着“欢迎国军”的大幅标语。解放军一下火车，看着战士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八一帽徽，他们像木头似的愣住了，也不呼喊口号了。后面的保安团还不知道，还在一个劲地高呼：“向劳苦功高的国军致敬！”战士迅速冲上去，看住了县长、议员，缴了保安团的枪，保安团还没反应过来，缴枪时，有个家伙还抓着枪不放，在那里嚷嚷：“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战士用枪托打了他一下：“你再看看，我们是解放军！”这边在缴枪，那边的中小学生还在拼命地摇着手里的小白旗喊着：“欢迎国军，欢迎国军！”我忙跑了过去，对这些学生们讲：“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军，你们喊错了。”这些学生们停了一下，又立即改口喊道：“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有些学生看着我，可能是觉得我这个解放军笑哈哈的，一点都不可怕，就有几个学生跑上来，踮着脚看我那“中国人民解放军” 胸章，有的还使劲地跳着要看我的帽徽。我索性把帽子摘下来，递到了他们面前，说：“你们看看，我们和国军可不一样，记好了，我们是解放军！”

当天傍晚，三十五师全部乘火车到达了义乌。前卫一○三团快速行军抢占东阳县城，准备截歼从上海溃逃下来的敌九十二军三一八师。

“你能跑出解放军的手心吗？”

渡过长江以后，在粟裕、张震指挥下，三野各追击部队高度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不为小敌所纠缠，日夜兼程，猛追猛打，迅速扩大战果。

5 月3 日，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命令六十一师攻占杭州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令第六十二师沿富杭公路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令作为军第二梯队的第六十三师随后跟进，并作好战斗准备，预备从第六十二师右侧迂回，夺取萧山，切断杭州之敌退路。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4）

当时还在杭州西湖绘画研究所学习的李涵，日后不久参加了十二军美术队，他经历了杭州解放前后的日日夜夜。他回忆说：

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杭州就已经很乱了。我们那时算是进步学生了，许多同学都很振奋，都想参加解放军。有些同学等不及了，听说四明山那里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就去那里去找游击队。我没去，我想在杭州等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整天忙着撤退，西湖的白堤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国民党军队扔下的破烂吉普和辎重，像个狼藉不堪的战场一样，他们还到处骚扰，市内不时响起枪声，许多店铺被洗劫。家家户户提心吊胆的，不管白天黑夜，都关门闭户。地下党通知我们这些进步学生，要保存力量，准备迎接解放。我们主要任务是保护老师，国民党来抓时，我们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我和另一个同学王伪君还到浙大开了会，是学联开的联络会，让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不要暴露自己，保护好学校，如果解放军要在这里打仗，我们就要搞好救护。我们也分了任务，是保护国立艺专。好在国民党还比较老实，没搞什么大的破坏，都争着逃命，很快就跑光了。解放军来时，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解放军一进入杭州，整个城市就活过来了，工人、学生、市民都拥上街头了，人山人海的，地上站不了，有的就爬上楼房，欢迎解放军，到处都是锣鼓声、鞭炮声，到处都是“欢迎解放军，庆祝杭州解放”的口号声，还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许多人还拥到行进的部队跟前和战士握手，有说不完的话。我也很激动，心里也很好奇，很注意地观察那些解放军，他们的样子很兴奋，但面对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又显得有些腼腆和拘谨，看上去很老实，和国民党的部队截然不同。我那时就下决心要当解放军了。

有意思的是，这时还在上海的汤恩伯，居然还不知道杭州已经解放，仍然天天从上海向杭州发列车，运送国民党士兵、军政要人及其家属。5 月3 日晚10时，杭州解放后汤恩伯发来了第一列火车，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开进了良山车站。国民党兵刚下车，迎接他们的是解放军。解放军上去缴枪时，敌人这个连的连长还在高声抗议：“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解放军战士则告诉他：“连长先生，我们没有误会，我们要缴械投降的就是国民党部队。”后来的几天，火车开到半路，当听说杭州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就只好停到那里，不敢再往前开了。人是下来了，但能去哪里呢？最后还是到杭州来缴械投降。

解放军在杭州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有些连队无处可住，就在街头露宿。杭州市民早晨看到部队露宿街头，纷纷把战士往自己家里拉，一位老年人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从晚清到民国的兵我都见过，从未见过像你们这么好的队伍。”

这是对解放军最好的赞誉。

三野部队解放杭州后，集结主力部队围歼隅守上海之敌。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主力作战，二野继续轻装追击敌人。

5月8日中午时，三十五师一○三团赶到东阳。

原一○三团通信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我们团赶到东阳，在离西关不远的地方，部队停了下来，主要是情况不明，不知道东阳到底有没有敌人，有多少敌人。我们观察了一会儿，也没听到有什么动静。战士们吵着朝西门轰上几炮，一鼓作气把它打下来。二营长张二胖说：“不要大意，有没有敌人，我们还不清楚，既然没动静，我们就悄悄地摸上去。”二营搭起人梯，上去了两名战士，他们报告说，没看到敌人。等到进去一个班时，敌人的保安团这才发现解放军已经摸进了城里，慌忙开枪射击。班长果断命令两名战士还击，其余的用背包带往城头上拉人，上去一个连时，大家呐喊着冲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东阳的保安团消灭了。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5）

团长蔡启荣赶到以后，让二营驻在南门外，三营驻在东门外，一营驻在城内，休息待命。战士们连续追击了十几天，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有的洗衣服，有的则打算好好地睡上一两天。

一○三团在这里逮住了国民党军三一八师，活捉了少将师长彭怀霖。

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5月10日早上，部队正在吃饭，我闲着没事，就跑到城墙上看风景，正看着，忽然发现从东面公路上开来一长串卡车，烟尘滚滚，车声隆隆，直向东门开来。我忙跑回团指挥所报告，一营急忙丢下饭碗，全部进入阵地。敌人更近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3辆卡车上架的机枪，车上满载戴着钢盔的敌人，后面跟着一辆小轿车，再后面还是卡车。看到这情景，我还感到有点奇怪：敌人这支部队是怎么回事，怎么连基本军事常识都不懂，步兵不在前面，却让汽车当“开路先锋”？一营长也感到奇怪，他让战士们沉住气，等汽车走近了再打。这些汽车大摇大摆地开到东门外30米时，营长大喊一声：“开火！”机枪、迫击炮一打，汽车立刻着火了，敌人跳下汽车，也顾不得还击，扭头就跑。

枪声一响，住在东门三里外芦宅的三营立即赶了过来，教导员崔松山首先让九连占领了东、北两座山冈，堵住敌人的退路，然后指挥全营发起冲锋。刚从汽车上跳下来的敌人，一看到处都是端着明晃晃刺刀的解放军，吓得丧魂落魄到处躲，有的滚到公路边，有的趴在汽车下，大部分像放羊似的朝山上跑。部队冲过去像逮小鸡一样地抓俘虏，田野里一片喊杀声。就在三营和敌人交火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妙，带着几十辆汽车扭头就跑。团长蔡启荣命令一营、二营立即出击，紧紧地咬住这股逃敌。

三营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教导员崔松山审问一个俘虏，这家伙是个副营长，也很老实，问一答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来他们是九十二军三一八师的一个加强营。他们这个部队是从天津撤下来守上海的，谁知上海早被解放军包围了，便赶紧绕过绍兴经嵊县南下，准备从义乌乘火车沿浙赣线到广东去。他们这个营是师里最强的一个营，全是美式装备，他们师长几次都舍不得拉上去打，谁知现在连人带武器都交给解放军了。说到这里，这个副营长也不禁埋怨起师长来了：“早上我们从嵊县出发时，师长还训了话，他说根据最近情报，在这个星期内浙赣线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说昨晚他在电话上亲自问了东阳，说解放军还在徽州，隔得老远哩，想不到贵军如此神速……”

后来我还带着战士们去打扫战场，被打坏的汽车上掉下了许多东西，一些包袱散开了，里面都是银元、金条，收拾起来足有几麻袋。那辆小轿车正好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有个妇女烫着发，穿着旗袍，披头散发地坐在轿车旁哭着。我上去问她：“你哭什么？”她很害怕地看了看我，哭着说：“我丈夫……死了！”我就问她：“你丈夫是谁？”她指了指轿车里面的一具尸体，说：“他是……师参谋长。”旁边还站着一群拿着小号、大号的国民党兵，他们也不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我一问，他们原来是三一八师军乐队的。后来李德生听说抓到了一个军乐队，还挺高兴的，让把他们送到师里去，师里正缺一个军乐队呢。我后来当了师宣传科副科长，直接领导了这支军乐队。这些人一看到我都很亲切，说：“副科长，你把我们解放了，我们现在又在你手下干，咱们有缘分呀。”

一○三团一、二营拼命地追击残逃的三一八师的大部队，他们一天一夜行军60余里，一顿饭也没吃。后半夜时，赶到了四路口。四路口在公路的下面，从镇子里隐隐约约地露出了电灯光。原二营营长张二胖回忆说：

我那时还有些吃不准敌人会不会在这里宿营，就让部队先停下来，让六连副连长张海水先带部队去搜搜看。六连摸进了镇子，两个敌人的哨兵正抱着枪坐在地上睡得正甜，五班上去毫不费力地缴了他们的枪。接着他们又向街心摸去，突然，一道手电筒光忽闪忽闪地亮了过来。二排长李阎贵装作是敌人的哨兵，先发制人地喝问道：“谁？干什么的？”对方立即骂道：“你咋呼个屁！”李阎贵生气了，吼了一声：“你给我站住，把手给我举起来！”哪知对方却不吃他这一套，还骂他：“他妈的，你给共军吓昏了，老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说着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举起手准备给这个不知高低的“哨兵”几个耳光。但当他的手电筒光照到李阎贵胸前“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和黑森森的枪口时，他的手立刻软了，哆嗦着说：“你们，你们这么快？”李阎贵他们一问，这家伙原来还是个团长，敌三一八师全部住在这里。张海水一面让战士回来报告我，一面带着部队继续往前摸，又一下子捉了29个敌人。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6）

我一听，就忙把一营长谭笑林找来，我们商量了一下，简单地区分了一下任务，然后就冲了进去，很快就把他们分割包围起来了，到处都是我们解放军的喊话声：“蒋军官兵们，你们缴枪吧，保证不杀不辱你们！”敌人那时真怕我们了，他们一个师，我们就两个营，这仗却打得很轻松。张海水就带了一个连，包围了一座房子，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打了几梭子冲锋枪，又扔了几颗手榴弹，300多名敌人就举着枪一个个地走出来了。张海水让战士们看着这些俘虏，他自己又带着一个3人小组继续向前摸，在另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股敌人，敌人也发现了他们，胡乱地打着枪往后门拥去。张海水就让战士们先不要开枪，他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害怕，缴枪不杀，前面的都缴了枪，你们还等什么？”他话音刚落不久，就从院子里来了一个敌人，边走边说：“你们别开枪，我是来接洽缴枪的。”他们投降的条件只有一个：解放军保证不杀他们。张海水说：“你们投降了，我要是杀了你们，我还犯错误呢。”敌人很快就出来投降了，原来是三一八师的通信连，共有190人。3个人缴了190个人的枪，嘿嘿，你看看这仗打的。

敌人那个师长也是六连捉的。李阎贵带着二排摸到了敌三一八师师部，只见楼上乱七八糟的，军用地图、电话机、皮包、酒瓶，扔了一地，就是没见一个人影。李阎贵就把四班、五班留下来看管俘虏和搜索其他房子，他带着六班冲出后门搜查。他们经过一片稻田，看见半山腰上有几个人影往上跑。他忙带着战士们紧跟着敌人屁股后面追了过去。这时天也亮了，山上有十几个敌人。李阎贵向敌人喊话，可是喊了半天，嗓子都快哑了，这十几个敌人却没一点动静。六班长朝着敌人扔了两颗手榴弹，正要让战士们冲过去时，一个高个子敌人站了起来，连连挥着手说：“不要打了，我们缴枪，我们缴枪。”李阎贵把这十几个俘虏打量了一番，问他们谁是师长，半天没一个人吭气。他看见里面有个高个子，长着络腮胡子，穿着士兵服装的俘虏，就是刚才要求投降的那个家伙，就去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家伙说：“我是连长。”李阎贵有点怀疑，说：“真的？”他还咬定说是连长。李阎贵也不管他了，准备先带回去再说。走到半路上，最后面的一个俘虏偷偷地告诉李阎贵：“他就是我们的师长。”然后指了指那个高个子。回去一审问，这个高个子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三一八师少将师长彭怀霖。

敌三一八师1500人全部被我军俘获。

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团长蔡启荣一听说抓到了三一八师师长彭怀霖，他就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们去看看，我有好几个问题想问他。”

蔡启荣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进攻的阵势怎么那么怪，为什么要把汽车摆在前面？”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忙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

彭怀霖这时已经老实多了，显得很殷勤，有问必答，非常配合，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到了嵊县，离东阳20多里，也得到了情报，说东阳有情况。我们还开会研究，虽然知道你们已经过了长江，但估计你们还到不了浙赣线，东阳就是有情况，也无非是些土八路（游击队）。既然是土八路，前面汽车上的机枪一打，不就过去了？路上我们也遇到过，都安全地过来了。我们急着到义乌，准备坐上火车撤退。”

蔡启荣又问他：“你们是部队，要行军打仗，带那么多银元、金条干什么？”

彭怀霖苦笑了一下，说：“我给你说实话，我也看出来了，国军不行了。我准备把部队带到广州，部队解散，把财产留下来，然后去香港。”

这事让李德生很生气。

原一○三团通信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过了几天，团长让我带人把彭怀霖送到了师里。我把他带到了李德生跟前，对彭怀霖说：“这是我们师长。”彭怀霖忙上去要和李德生握手，李德生一把把他的手打开了，气呼呼地说：“你跑就跑吧，谁也不管你，你为啥还带走了那么多人民的财产？还要准备到香港去！你跑啊，你能跑出我们解放军的手心吗？”

彭怀霖忙一个劲地点头：“跑不出，跑不出。”

就在一○三团攻打三一八师时，正在东阳城外的李德生突然接到住在义乌城内的师部打来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要他赶快回去处理。李德生赶回师部才知道，在义乌北山上的敌八十五军一一○师，找到一○四团团长张镰斧，说要起义，一○四团请示怎么办。

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一一○师起义后，蒋介石重建一一○师，师长廖运升和在淮海战役时起义的一一○师师长廖运周还是堂兄弟。

1949年1月，一一○师刚一成立，二野政治部就注意上它了。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立即让原一一○师，现为解放军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写信策反廖运升。在渡江战役之前，四十二师敌工科长?振海就已经化装到了江南，到处打听一一○师的行踪。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一○师在浙江临安，他急急地赶去，但一一○师又奉命到了杭州，等他赶到杭州，一一○师又到了萧山。杨镇海追到萧山，见到了廖运升，把信交给了他。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7）

廖运升看到信后，沉思良久，告诉杨振海，现在周围国民党军队甚多，起义成功的把握不大，无法立即举行起义。

5月2日，一一○师又奉命开赴义乌。当天晚上，廖运升在义乌图书馆后院，召开各团团长和高参赵继武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告诉他们自己决定起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5月4日凌晨，廖运升在黄庄召开了全师（欠三二九团）官兵大会，他义正词严地宣布：“我们决定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

一一○师的大多数官兵也早就不想打仗了，有的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等口号。但也有人不愿意，三三○团一个连长站在最前面，听到廖运升宣布起义后，掏出手枪就要向他射击，幸亏周围有人看到，上前把他紧紧抱住。

第二天，廖运升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和共产党的浙西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5月10日中午，廖运升得知解放军三十五师已进入义乌，立即提笔写信，派新任参谋长赵继武和游击队吴逊和区长前去义乌，向解放军联系起义事宜。

李德生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王近山也不知道，他指示三十五师：“坚决让一一○师投降，不能让他们起义，队伍编散，补充到各个部队！”

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那次是一○四团去接受一一○师投降的。我们押着一一○师来到了义乌的广场上，怕他们反水，战士们站在两旁，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我站在前面给他们喊口令：“准备架枪，一二三，放！”他们也很听话，我话音一落，地上“哗啦啦”地放了一大片枪。我又喊：“后退三步走。”他们后退三步，然后我让他们都蹲下来，战士们耀武扬威地进来了，把他们的枪收走了。这下他们傻眼了，本来还以为自己是在起义呢，都不愿意了，乱哄哄地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是起义，怎么投降了？”还有的人说：“我们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还要缴我们的枪！”我听了还纳闷，国民党军怎么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我就随便点了一个人让他唱，虽然不是那么准，但他还真是唱出来了。我也有点迷糊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那还是真起义，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和他们接上头了，还到他们部队里教过他们唱歌了。

一一○师还是被立即编散，每个师都补充了一部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一一○师的那些团以上军官是我去接收的，要把他们送到军里去。杨振海我们是老相识了，他那时在淮海战场上起义的一一○师做地下党，那个部队起义时，也是我进去把他们接出来的。我也知道他在陈赓的四兵团，没想到，我会在这里突然看到他，我还感到很奇怪，问他：“你怎么也在这里？你不是在四兵团吗？”杨振海就把一一○师起义这事给我说了。我还笑嘻嘻地对他说：“这也晚了，这可是投降，不是起义啦。”杨振海感到很委屈，说：“我早就把工作做好了，廖师长也在5月5日通电起义了，你们还让他们投降，这太不公平了！”说实话，我也感到这事很难办，木已成舟，枪也缴了，部队也被编散了，不可能再回头把他们当做起义来处理了。我就说：“这事我也管不了，只管来接收你们。你以后要去哪里？”杨振海气呼呼地说：“我要回兵团，找到陈赓司令员给他说说这事。不然，我就对不起人家一一○师！”后来，一一○师还是按照政策，算是起义了，参加解放军的官兵，现在都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了。

有意思的是，在淮海战场上的一一○师，是由当时任六纵司令部参谋的武英带出来的，在六纵的帮助下成功起义的。重建后的一一○师遭遇到同一支部队，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1949年充满了戏剧性。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8）

45年后的1994年，李德生又到了义乌。

1949年时的义乌是个破旧不堪的老城市，城区不到两平方公里，它给当时的师长李德生留下的印象，并没有特别显眼的地方，同样是田园荒芜，百姓流离，百业凋敝。1994年，已经从中顾委常委离休的李德生再次踏上义乌这块他曾经指挥过战斗的土地时，这里已经是一幢幢高楼，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已成为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小商品市场。李德生不禁感慨万千，欣然题词：“小商品，大世界。”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什么是战士？”

三十六师在渡过长江以后，自长江边溃退的敌一九二师、八十八师残部和保安团1万余人向南逃窜，军部命令三十六师尾追消灭该敌。

4月30日，一○八团进入屯溪，俘虏安徽省税警司令部等1094人；5月2日，三十六师参谋长安仲琨率一○六团一、三营，协同皖南游击队，迫敌暂编第二师在旌德以南投降，俘敌3500余人。

三十六师师长邢荣杰、政委刘昌率一○七团、一○八团在河泼地区包围了敌人一九二师五七五团，经过激战，迫敌于5月5日下午投降，俘敌1253人。

一○六团二营由副团长宋崇魁带领，紧紧地咬住了南逃的敌一九二师主力。当他们追到街口时，抓住了敌人的几个逃兵，经过审问，得知一九二师为了躲开解放军，已离开了公路，沿山路向浙江淳安及以东方向逃窜。

5月1日，一○六团二营经过急行军，在昌溪与敌接触。当年任一○六团作战股长的宜文光后来回忆说：

我们咬住敌人以后，敌人是一个师有3个团，还有一部分保安部队，我们只有一个营，其中五连还是刚成立的，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弄不好，反而会被敌人回过头来咬一口。因此，我们只能紧紧抓住敌人，逐渐消耗敌人，寻找时机，或者等大部队跟上来再消灭它。只要敌人一动，我们就赶紧追，敌人一住下来，我们也住下来，晚上就派一个班、一个排去袭扰他们，让他们昼夜不安。就这样和他们若即若离地保持接触。敌人也不行了，每天我们都能抓到十几个逃兵。到了5月5日，我们在王村埠以西的长岭，发现敌一九二师五七四团已经与其他部队拉开了距离，宋崇魁副团长就决定先吃掉它。到了晚上，我们开始攻打五七四团，但敌人的抵抗还比较顽强，结果只俘虏了他一个排。宋崇魁副团长就让我们停止战斗，控制了大小山头，把它包围起来再说。第二天，副师长王汝昭赶来了，还带着师里的山炮营，向敌人打了几炮，正好打中了他们的炮兵。敌人慌得不行，就派一个参谋出来，说是要和我们谈判投降。王汝昭副师长就充当副军长，宋崇魁副团长充当师长，我充当侦察处长。王汝昭让我带领两个通信员到五七四团去谈判。敌人的团部在河边的一个大院里，我一进院子，敌兵都惊奇地看着我，还有人问我身后跟的是不是副官。我说是通信员，他们就问我通信员是什么官。看到我穿的是粗布军装，他们就小声议论着说，怪不得解放军打胜仗，处长还穿粗布衣服。通信员很自豪地说，我们这是官兵平等，吃一样的，穿一样的，还不准打骂战士。他们听不懂，很奇怪地问：“什么是战士？”通信员说战士就是兵嘛。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敌人团长、副团长和3个营长正在吃饭。我一进去，他们都放下了筷子。有个营长开口就讲武汉事件，是说美军在武汉跳舞时集体侮辱蒋军留守家眷的事，他说从那时起他们就不想再打了，只是没有机会与友军和平解决。寒暄几句后，我们就开始洽谈投降的事。我给他们说，首先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营长以上的军官每人给一匹马，当兵的愿回家发给路费，不愿回家的也可以参加解放军。我还吓唬他们说，我军主力已经到达，要投降就赶快投降，不然我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就不好办了。

他们一听，决定立即将部队集中，炮、机枪、冲锋枪、步枪分门别类集中放好。当时敌人一个副团长还比较反动，他好像对解放军挺了解似的，他说，你们有的是兵，就不要我们的兵了，让他们都回家吧，路费我们也不要，如果再当你们的兵，还是让他们送死。我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答了他，当你们的兵死如鸿毛，当我们的兵死如泰山，他是为人民而死。同时我也郑重警告他，你们所到之处，不是抢，就是奸，我放你们走，你们走得了吗？老乡会把你砸死！他们的团长就过来打圆场，对我说，你过来清点一下人数和武器吧。我一数，有1000多人。

敌五七四、五七五团被解放军解决以后，敌一九二师仍率五七六团及所有残部向临歧方向逃窜，一○六团二营随即展开追击。

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9）

经过3昼夜的连续追击战斗，二营又消灭了敌两个半连，并把敌人包围在桐庐以西30里的吴宅地区。

5月10日拂晓，二营与后续部队一○八团开始攻击敌人。

敌人垂死挣扎，组织兵力向二营连续反扑，二营此时只有300余人，坚守在稻田边的六连在副营长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终将敌人击退。在战斗中，二营营长蒋钧周牺牲，副营长王占群肠子被打断，据说后来做了手术，是用狗肠子接上去的。

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19时，三十六师全歼敌一九二师残部，俘敌1800余人。

三十四师在千里追击中，担任第二梯队，协同三十五师攻占了兰溪、金华等地。

5月8日，军部命令三十四师南下缙云、丽水追击李延年兵团。

三十四师前卫一○○团乘坐汽车立即出发，一天行程150里至缙云。虽然有汽车坐，但这仍然是次艰苦行军。

原一○○团二营通信班长赵魁华回忆说：

那时我们是坐着汽车追敌人的，都是国民党的汽车，用的还是他们的司机，一辆车上能上五六十人。司机有点为难，说：“人太多了，超重了，不行啊。”我们有些战士就吼起来了：“你他妈的还不老实，让你开你就开！”人家其实那也是好心，六连乘坐的汽车走到半路，把车帮都挤断了，人都摔了下来，把两个战士都弄残废了。我也在六连，只得跟着他们一起走，遇到了师长尤太忠，他问我们，怎么不坐汽车？我们说是把汽车坐坏了。他就说，那你们也得加快速度，不管用什么办法，尽快往前赶。我们只得跑步行军了。那时行军太快了，后方都没稳定下来，后勤跟不上，鞋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鞋穿，那就只好光着脚跑吧，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五月份天气也很热，六连一下子又有五六十人中暑了，没办法行军了。我去报告营长，营长还很生气：“这个连也太操蛋了，把汽车搞坏了不说，现在又都中暑了。你给他们连长说一下，就地休整休整，休息好了就去追大部队，我们要去抓敌人了，没人管他们了。”好在这个连队后来还是追上了大部队，中暑也没死人。

三十四师迅猛跟进，实在出乎敌人的意料。他们没料到解放军来得这么快，几乎没有抵抗，一○○团就轻而易举地歼灭了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等部，俘敌1128名。六连第二排由于求胜心切，乘车追击到前仓店附近时，孤军深入，遭遇敌人，全排23名同志除两名重伤外，其余不幸全部牺牲。

5月9日，一○一团追击到丽水城东时，遭遇敌四十九师警卫营。该团立即发起攻击，歼灭了包括该师参谋长以下500余人。

5月10日，三十四师解放丽水县城，歼敌八十八军一四九师及八十五军二十三师残部，俘敌500余人。

至此，千里大追击胜利结束。

在二十余天的千里追击作战中，十二军解放县城18座，歼敌3.5万余人，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千里追击、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等任务。

五、 引而待发（1）

就当解放军

上海是一场恶战。

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就认为只要全力坚守上海，维持半年到一年时间，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美苏争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可以使国内战争转为国际战争，借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挽回其行将灭亡的命运。

他将赌注押在了上海。

上海国民党军守备兵力有8 个军共25个师，约20余万人。此外，还有国民党海军各种舰艇30余艘，飞机130多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坐镇指挥。

军委命令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主力攻取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蒋介石所期盼的英美等国的武装干涉并没有出现，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一步步地向上海推进。经过16昼夜的艰苦奋战， 27日，共产党人解放了上海。

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模范地执行了城市纪律，胜利之师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严明的纪律很快赢得了上海市民的好感。正在上海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政府虽已更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决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他还感慨地说：“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美国的《生活》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上海战役是渡江战役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军攻占复杂的大城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同时，一野、四野也分别向西北、中南地区进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 5 月初发起陕中战役，5月19日夜间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徒步强渡渭河，激战一日，从四面八方攻入西安城。

5 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作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

在此之前，四野为配合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带领先遣兵团会同江汉、鄂豫等军区部队，经过40余天的连续行军作战，前进1300余公里， 5 月10日相继进占孝感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攻击矛头直指武汉三镇。

5月23日，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渡过长江，向两广进军。

第三野战军是向福州、泉州、漳州进军，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

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

从5月中旬开始，二野部队集结在浙赣线，一方面应付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一方面积极做着向西南进军的准备。

十二军驻扎在浙江兰溪、永康、义乌、寿昌地区休整待命。

在二野的指示下，十二军开始在浙赣线招收知识分子参军。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对部队的教育与训练，及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团结。在红军时期，我军就办起了红军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大量争取团结知识青年”的指示。1948年五六月份，中原军区创办了中原军政大学，招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军。1949年5月4日，中原军政大学进驻南京，奉命改名为二野军政大学，在宁、沪、苏、浙、皖等地招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军。按照刘邓首长指示，各兵团相继成立了二野军政大学分校，第三兵团在浙江金华地区筹建了二野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十二军军政干校改名为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第四总队，招收知识分子参军。

五、 引而待发（2）

原一○三团迫击炮连指导员许秋桂回忆说：

在江南招收知识分子参军，还是很容易的。江南比起北方来说，富得多了，我们行军时，看着路两边都不一样，北方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这边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色也很美，老百姓中识文断字的不少，能上得起学的人也很多。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到了江南，非常受欢迎，只要街上有了解放军，学生和市民们就围成一团，问东问西，嚷着让解放军讲话。

我们连司务长有次上街买菜，被群众呼啦啦地围上了，非要让他讲讲解放军。司务长是个很老实的人，平常话都很少，他没见过这场面，挠着头，憋了半天，讲了一句：“我们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不骂人，买卖公平。”他扬了扬手里的篮子：“我买菜就掏钱，不信你们看。”说着就想溜掉，可学生、市民觉得不过瘾，不让他走，一定让他再讲一些。司务长只好又讲了：“这回我们打过长江来，上级有规定，部队进城后，坚决做到眼不花，嘴不馋，手不拿……”群众瞪大了眼睛，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细些！”

司务长也有劲了，找到点感觉了，也不慌了，他扶了扶帽子，咳了两下，清了清嗓子，说：“这是啥意思！意思是说，看到漂亮的不瞧，见到好吃的不流口水，碰到好东西手不痒……”他见大家听得聚精会神，越讲越来劲，也忘了自己是来买菜的，一直讲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还没把菜买回来。炊事班来找我，我还吓了一跳，心想，这家伙不是拿着菜金开小差跑了吧。赶紧让人到街上去找他，这才把他找回来了。他回来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详详细细地给我说了。我还有点生气，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大家都在饿着肚子等你，你这样做，不影响部队生活吗？他还不高兴，说：“指导员，你以为我是有意的吗？你站着说话腰不疼，你自己到街上走一趟看看，看看他们会不会拉着你让你也说上半天？”

就连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解放军同样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占领溪口的是三野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5 月25日上午8 时，第六十一师先头部队进入溪口。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为防止发生指战员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发泄对蒋介石仇恨的破坏纪律行为，第六十一师在进军路上已经不断进行思想教育，多次重申纪律，讲明了解放溪口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

溪口镇的确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当第六十一师军容整齐地开进溪口时，除了溪口镇的镇长带着一些人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街上行人并不多，还有一些商店关门歇业，一些群众仍对解放军怀有疑惧心理。有些战士不满意了，甚至发牢骚说：“蒋介石家乡的老百姓真顽固。”

第六十一师司令部设在了蒋介石的祖居丰镐房里。溪口还有蒋母王采玉墓地。坟侧不远处有数间平房，当地人称坟庄，蒋介石题名为“慈庵”。六十一师首长把看房子的人找来问了情况，交代他继续把坟墓和房子看管好，并命师警卫连派人协助。为避免蒋介石故宅家具受到损坏，六十一师还规定各处陈设的家具和用品一律不准挪动。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东西，像象牙筷子一类珍贵物品散落各处，指战员没有一个人去拿。参军不久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们看见钢琴，又听说那是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有人忍不住上去弹奏了几下，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知道后，进行了严肃批评。

据三野的老人回忆，5 月27日，第六十一师师部离开溪口时，师参谋处石冰科长把在原蒋经国办公室发现的一支金笔亲手交给了蒋宅的看家老人，并嘱咐他一定要管理好蒋宅，不要丢失任何东西。看家老人当时激动地流下眼泪说：“你们是真正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我活到60多岁，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地群众听蒋宅看家老人讲述第六十一师人员在蒋宅的情况后，主动向第六十一师同志反映：“大军在‘总统’家都这样，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更放心了。”原武岭学校的蒋姓校长，第六十一师曾几次派人去他家请他出面主持全镇事务，他都退避三舍，避而不见。后来，他不请自来，率二三十人，放着鞭炮，抬着杀净的几头猪和几坛黄酒，前来慰劳第六十一师执行留守任务的同志。他和同来的人在交谈中道出了心里话：“贵军初到时，大家心里都有点害怕，但几天过来，看到贵军说话和气，不乱拿东西，跑到外面去的人也都回来了。”那位蒋校长最后感慨地说：“贵军秋毫无犯，真乃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这时第六十一师留守的同志向他提出请他出面维持地方秩序，帮助办理一些事务，他马上就答应了。

人心向背的威力，由此可见。这也说明了，谁抛弃人民，人民也会无情地抛弃他。

五、 引而待发（3）

解放军仁义之师的美名在江南传颂，使招收青年学生参军顺利了不少。

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负责到东阳中学招收学生参军。他回忆说：

我到了学校以后，给校长说了我的意思，校长也很愿意，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欢迎我们来招收军人。我就让他把学生集合起来，我上去讲了全国形势，又讲了解放军是怎么回事，刚讲到：“欢迎大家踊跃参军”，学生们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争着报名参加解放军，一个上午招了150多名男女学生。

那时我们对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负责招收学生参军的干部成了“钦差大臣”，各个部门一路绿灯，首长们也很关心爱护他们。我在东阳长乐镇招收了30多个学生，已经是下午4点左右，为了把他们送到东阳师里刚成立的军政干校，我到供给处找汽车输送。供给处没人，门口停辆汽车，我爬上去看看，车里只有一袋面粉，我就让驾驶员把面粉搬下来，学生们坐上去，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东阳。晚上我刚带着车回来，副政委金林派人来找我，让我到团部去一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到了团部，金林一看到我，就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大声地朝我吼：“你杨锦华胆子也太大了，吊儿郎当，无组织无纪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他：“我怎么了？”金林说：“你也不吭一声，就把这些学生用汽车送走了，遇上土匪怎么办？再说，动用车辆也得经过团里同意！团里同意了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金林瞪了我一眼，说：“没同意就是违反纪律，关你一天禁闭。”

这天晚上，我们师政委李如海正好到了一○三团，他先到干部股，股长李子英汇报完情况，李如海说：“走，咱们去看看杨锦华，问问他又招了多少学生。”李子英有点为难，告诉他说：“李政委，你就不要去了，杨股长被关起来了。”李如海吃了一惊，问他：“杨锦华犯什么错误了？”

李子英给他汇报了事情经过。李如海火了，他找到金林，也拍起了桌子：“你这个副政委怎么搞的？人家杨锦华是用汽车去送学生，又不是去倒卖大烟，你干嘛还把人家关起来？这些学生都是宝贝，人家三十四师、三十六师到处都争着在招，你把他关一天，他出来了，没学生招了怎么办？”金林还有点不服，说：“他违反了纪律，没经过团里同意就私自动用车辆。”李如海说：“就算他违反了纪律，你一个副政委，人家大小也是个营级干部，你要关他，也要经过师里批准，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关人？”金林这才没话说了，但他还是关了我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才把我放了，对我说：“你出来吧，赶紧再去招学生。”我心里也有气，对他说：“副政委，你不是要关我一天吗？现在还不够一天呢，怎么现在就要让我出来？”金林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给我说了实话：“李政委昨晚熊了我一顿，算了，算了，你快出来吧。”我这才出来了。这是我这几十年军旅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禁闭”，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除了在兰溪、东阳、义乌一带招收青年学生参军，王近山还让政治部干事王建敏去杭州招收几个美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准备成立十二军美术队。

李涵就是在这时参军的。他后来回忆说：

王建敏到了杭州，通过地下党，先是招收了杭州西湖绘画研究所的一个叫王伪君的女生，她和我是同学，她又找到了自己的弟弟王忠义和我，动员我俩也去参军。我又找到了同学孙成，孙成刚结婚，还舍不得老婆。我就对他说：“解放军需要美术人才，我们参军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到了部队，我们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了，那多光荣啊。”说得孙成心里痒痒的，留下一张字条，也没告诉家里人，就跟着我们走了。

我们4个人的美术功底都还不错，王建敏把我们当作宝贝一样带到了兰溪军部。那时杭州还很乱，车站人多，挤得不行，我还有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画笔什么的，也被挤掉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能当上解放军跟着共产党走，那真是天大的喜事了。我心情很迫切，也不知道害怕，一路上就跟王建敏嚷着要军装。王建敏也答应了，我们都高兴得不行，都想早一点穿上军装。到了部队，王建敏说话算话，还真让人找了几套军装让我们穿上了，我们几个人新鲜得不得了，可一出来却傻眼了，别人穿的怎么和自己的不一样？解放军战士就笑我们，说：“我们穿的是‘大别山’（指解放军军装），你们穿的是国民党军的。”我们几个人一听，说什么都不干了，回去就把军装脱下，我还气呼呼地找到了王建敏，说：“都是解放军，你穿的是‘大别山’，干嘛让我们穿俘虏的？”王建敏忙给我解释说：“参军的人太多，解放军军装不够发，这是从国民党军仓库刚拿出来的，还是新的，你们先穿几天吧。”我们还是死活不同意，觉得穿国民党军装太丢人了，嚷着让王建敏再去找几套解放军军装来，哪怕是脏的，破的也行。王建敏没办法，出去转了一圈，找了几套老战士们穿旧的军装给了我们。我们几个人赶忙换上，高兴得又蹦又跳。说实话，那时还年轻，也有点虚荣，就是想穿解放军军装，觉得那可是天下最漂亮的衣服了。

这些学生被编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学习，总队长是宗凤洲，李涵至今还非常佩服他，因为他在上面做报告，绑腿打得最直，像个标准的军人。

1949年6月1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在兰溪县女埠镇举行开学典礼，军长王近山、副政委李震到会讲了话。四总队共有两个大队7个中队1个研究班，学员近1000人，后又有青年学生参加，到7月份，已有学员1200多人。

五、 引而待发（4）

在1949年7月7日这天，十二军保卫部长张之轩在日记中写道：

天降大雨，部队冒雨前进，十二军新吸收的青年女生队与我们同行，她们都是初次尝试这不平凡的行军生活，手拉手，臂挽臂地坚持到底，无一人掉队。她们这种坚强的毅力，表现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跟随革命的坚定性，受到大家的称赞。

原十二军文工团队员张波也是在这时参军入伍的，她回忆说：

我老家是在皖南的屯溪，十二军解放那里时，我有十五六岁，正在隆阜女中读书。解放军战士纪律严明，待人和蔼可亲，官兵之间亲如兄弟，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那样新鲜，同沉闷的学生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所以一听说解放军招收女兵，我们高兴极了，不顾一切报名参军了。我是直接从学校报名参军的，家里人根本不知道。部队的人很好，觉得我们应该和家里人说一下，文工团的老同志侯兴中就陪着我和另外两个女兵去给家里说。那两家还挺顺利，家里都支持，到了我家，遇到了麻烦。我父亲听说我当兵，一百个不同意，没别的理由，就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女孩子就更不能去当兵了。侯兴中说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我心里很着急，就向同伴使个眼色，自己走进屋里，一边注意外屋的动静，一边迅速地把衣服一件件地从窗口递给同伴。然后我就出来对父亲说：“我走了。”父亲气极了，说：“你要走，我们就断绝关系。”我二话没说，扭头就离开了家。一星期后，部队要出发了，父亲见我去意坚定，没办法了，托人给我带了几块光洋，算是默许了吧。我们那个女中，教员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习惯成自然，我们到了部队，还信耶稣，遇到什么事，条件反射地就去祈祷上帝。老同志经常拿这开我们玩笑，我们还不高兴，心想，信教有什么不好？有一次行军途中，下起了大雨，我们赶紧祷告，没一会儿，真的雨过天晴了。这下我们可高兴了，对老同志说：“你们看，祈祷不是很灵验吗？”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后来上军政大学，政治课的第一课是“社会发展史”，是军政治部主任李开湘给我们上的，从人类起源开始讲起，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人形成社会，社会的发展与消亡等等，都让我们新鲜得不得了。慢慢地我们明白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要消除人间的不平等，必须起来革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后来也就不信教了。

我很喜欢部队生活，觉得很紧张，也很好玩，老同志常要我们唱歌跳舞。这对我们这些爱唱爱跳的女学生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可我们不会唱革命歌曲，一唱就是花呀鸟啦，阿哥阿妹的，跳舞也只会跳交际舞。在晚上召开生活会时，有的老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批评其他同志不该拉我们唱这些小资产阶级情调很浓的歌。他们说的很严肃，我们从来没见过这阵势，这一下可使我们紧张起来了，整个会议过程，都不敢抬头。开过会后，个个躲在屋里抹眼泪，饭也不敢出去吃了。老同志耐心地开导我们说：“你们刚来，不会唱革命歌曲也不能怪你们。”有的还给我们解释说：“革命队伍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很平常的事，这能使我们抵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他们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我们也学得很认真，后来不但能唱革命歌曲了，还学会了扭秧歌、打腰鼓，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了。

这批青年学生为十二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对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这支伟大军队来说，它把这些青年学生改造成了光荣的战士的同时，自己也被这些青年学生所改造。由于这批学生入伍时，战争还在进行中，他们在进军西南、剿匪等战斗中，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受了锻炼，不断成长，有的还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

7月上旬，十二军北移安徽当涂、繁昌和江苏溧水地区，这是一次艰苦的长途行军。原三十四师一○○团战士申维卿回忆说：

那时正是七八月份，南方天气那个热呀，真不是人受的，我们背着被包行军，身上的汗能把被子都能浸湿两层，每天都要中暑晕倒几个人。我也生病了，得了疟疾打摆子，身上忽冷忽热的，还得行军，并且还不能掉队，也没什么药，奎宁也吃不到，只能硬顶着。我只好走上一段，在路边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起来再走，然后再躺一会儿，还不能离连队太远了。我们那时还都很有上进心，有荣誉感，不想拉班排的后腿，有事就自己扛着，咬牙坚持，像我这样打摆子的，也可以掉队，让后面的部队收容不就得了，但我就是不愿意，怕将来找不到我们部队了。你还别说，就这么硬撑着，它自个儿好了。我们到了溧水以后，团里把我送到南京学习修枪修炮，兵工厂在中华门外。我们这些人都没进过大城市，也知道新街口很有名，都想去南京看看，也给领导提了这个要求。但部队领导不让我们去，说是刚解放，要注意解放军形象。我们身上也没什么钱，胆子也小，也有组织性纪律性，所以谁也没敢去。说实话，革命能胜利，要是没有我们这些人，还真不行。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人，心眼实，部队生活也不好，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也很大，但我们的吃苦性很强，一天跑百十里都没事，不过有时也真受不了，都是咬着牙硬撑过来的。那时根本没想过享受，组织上不让我们到城市里去玩，我们也就很听话地不去，也没人闹意见，那时候就是这么单纯。

十二军到了安徽当涂、繁昌和江苏溧水地区以后，开始进行战备整训。在此期间，部队进行了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学习城市政策、新区农村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强调防止胜利后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对少数同志的居功骄傲、缺乏整体观念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进行了批评。7月25日，传达了野战军前委在南京召开的扩大会精神，部队迅速转入了进军西南的动员和各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