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新闻通稿

- 封面用语

-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人员介绍（1）

-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人员介绍（2）

- 后记

- 按语

- 前言

- 一个伟大的女性（1）

- 一个伟大的女性（2）

- 一个伟大的女性（3）

- 张家三姐妹（1）

- 张家三姐妹（2）

- 张家三姐妹（3）

- 黄敬（1）

- 黄敬（2）

- 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1）

- 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2）

- 北平沦陷（1）

- 北平沦陷（2）

- 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1）

-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2）

- 两个名字，一个剧团（1）

- 两个名字，一个剧团（2）

- 三姐妹在兖州（1）

- 三姐妹在兖州（2）

- 移动在前线

- 张自忠将军（1）

- 张自忠将军（2）

- 荒煤（1）

- 荒煤（2）

-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1）

-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2）

- 苦闷（1）

- 苦闷（2）

- 郭同震

- 从郭同震到谷正文

- 修表

- 40年代的郭同震（1）

- 40年代的郭同震（2）

- 赴台

- 在台湾与郭同震面对面

- 青春与战争的记录（1）

- 青春与战争的记录（2）

-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

- 荒煤与张瑞芳：一段难忘的恋爱（1）

- 荒煤与张瑞芳：一段难忘的恋爱（2）

- 一个让人伤感的故事

- 诀别与分道（1）

- 诀别与分道（2）

- 再见了，朋友

- 走，到延安去（1）

- 走，到延安去（2）

新闻通稿

穿越动荡岁月 记忆青春人生

《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图书首发式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捐赠仪式，于2009年4月29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协办。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相关人员、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的保存者张昕（荒煤的夫人、张瑞芳的妹妹）、《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的作者严平，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副所长刘跃进、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新文学史料》执行主编郭娟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刘伟。

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计200本。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保存者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师张昕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珍藏70余年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

《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讲述了1937年7月——1938年10月间，一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荣高棠、荒煤、杨易辰、程光烈、郝龙、姚时晓、张楠、张瑞芳、张昕、管平、胡述文、庄璧华、方深、王拓、郭同震等组成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漫天硝烟的中华大地边走边唱，积极宣传抗日的动人故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途径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长达两万多里，历时一年多的演剧生活，他们举行了上百场演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所到之处的民众的抗日情绪。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是是抗战时期唯一一支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剧团，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同时又经受着国民党的拉拢与诱惑，最终突破重重困难到达了延安。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文中对当时抗战局势的真实书写，对张自忠将军的真情描述，对苦难的下层民众流离失所的记叙，都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切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抗战。书中有放声歌唱的激情岁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更有血与火洗礼下的时代印迹，大时代变动中的人心沉浮，以及那本发黄了的日记本上留下的那些饱含着泪与痛、笑与美的青春记忆，对于弘扬五四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都不失为一本典型的人文读物。

封面用语

浴火的青春 国家危难之际他们边走边唱

闪亮的日子 战火纷飞中挺起民族的脊梁

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过。

荣高棠这一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经历最复杂、感情最激荡、生活最动荡的一年……

荒煤我们像在一个孤岛上，彼此相依为命，坚持着走过那段动荡的岁月，虽然摆在面前的都是困难，但我们什么都不怕。

张昕我知道，我是一个独生子，父母对我十分疼爱，不愿让儿子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但是亲眼目睹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我的热血沸腾了！我要奔赴疆场，为国效力，决不当亡国奴！

杨易辰我拼命向前看，向前看，心中坚信：日本鬼子一定被赶走，将来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还要好！就为这，我们今天必须付出努力，付出辛苦，甚至要付出牺牲！ 张瑞芳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人员介绍（1）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人员介绍：张瑞芳：著名电影演员，获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一句“我是你们的fans”赢得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张瑞芳是剧团的台柱子，她和她的伙伴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十几个经典剧目。（书中“1937：田园生活的破灭”是对张家三姐妹（张楠、张瑞芳、张昕）的集中介绍）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

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1936年，十八岁的张瑞芳已经在舞台上崭露头角了荒煤，笔名梅白，左翼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书中“来自亭子间的文人”一节讲的就是他）

用他自己的话说：整整一年时间里，就是不断地唱着救亡歌曲，既不断地呼吁“战斗”，又不断地哀叹“流浪流浪”------凄凉的音调，总是不绝地萦绕在心头。

很多年后，当回忆这一年时，他说，那是自己“一生中经历最复杂、感情最激荡、生活最动荡的一年”。

然而，他仍旧怀着深深的感情怀念那一年，他没有被苦闷所压倒，生活在一群热血青年中间，他感受着他们的热情，也用自己的智慧和信念感染着别人，青春的火焰不断地在他心中点燃起希望之火，正是这希望之火鼓舞他穿越艰难，努力地追求，努力地向前。

庄璧华：日记的最初发起人，一个认真而充满热情的“大姐”，一个充满自由主义思想的独立女性。（书中“青春与战争的记录”一节有她的详尽叙述）

书中相关文字：

后来庄璧华也跟着大家到了延安，但又离开了。后来，她转辗回到北平住在石驸马大街的房子里，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拒绝了剧团同伴郭同震要她一起去台湾的提议，一个人留了下来。

很多年以后，这个团体的人知道了她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在一个说不上名字的小街道作坊里糊着纸盒…‥

她的同伴们有的已经是政府的高官，有的成为名声显赫的著名人物，她却在狭小的屋子里靠糊纸盒谋生……即便如此，谁也无法质疑这宝贵的团体日记是从她而起，日记中散发出的热情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岁月的消磨也不会散尽，而她留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的笔迹依然是历史的见证。荣高棠：原名荣千祥，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头头”，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顾委秘书长，被赞誉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书中“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一节中讲他凭借良好的体魄“跳火车”脱险的传奇经历）

远远地，人们从马车上跳下来向他招手呼喊，荣高棠更是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加速奔跑，一边高喊着：“哎呀！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一边冲上去激动地拥抱了每一个人，那高兴的劲头竟好像久别重逢一样。

很多年后，荣高棠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真怕找不到你们啊！我不怕吃苦，不怕生命危险，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脱离了大家我该怎么办啊！

他不仅要把同伴们带到解放区去，他自己其实也早已离不开这个集体了。

…‥

就在那个被关押着的屋子里，他回想着一切，跨过漫长的岁月，迈过无数道沟沟壑壑，一路走来……他对自己说：移动剧团的一年，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一段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过！郭同震：后改名谷正文，国民党元老级特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策划人，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晚年多曝料国民党的内幕，曾曝邓丽君是台湾间谍，曾出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但当时的郭同震却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青年，积极宣传抗日。（书中“追寻历史迷团”系作者赴台湾采访“谷正文”基础上写就的。）

我知道，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还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不同于此前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有着几副面孔；他同时拥有七八个名字，一段时间里，到底是“郭同震”、“郭守纪"、还是"谷正文"，都令人坠入五里迷雾中；他还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不禁毛骨悚然。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人员介绍（2）

在那个充满硝烟和炮火的夏天，他们一方面共着生死，用青春和生命坚守在抗日的战场上，另一方面又各为其主，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

他把一根有些颤抖的手指头向上，对着自己的胸口慢慢地勾着，划着圈，用很细的声音说：“来吧、来吧……”并用手点点美信，“给他们……买机票、买机票……”

美信说：他是一个很凶的人，自己的女婿有了外遇，他竟然找上门去往屁股上捅了两刀，这哪里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干的事情！但他也是很可亲的人，他不爱钱，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却喜欢帮助别人，没有钱借钱也要帮助别人，拿到的奖金都分给属下们，支援他们的孩子上学了……

一个多月以后，当我从北京再次拨通台湾的电话时，美信告诉我，郭同震刚刚在医院里走完了他最后的路程，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打开电脑，看到互联网上贴满了消息：深受蒋介石重用遗臭万年台湾老特务孤独死去、活阎王在孤寂中死去、曾主导暗杀周总理的台湾特务死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昕老师，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什么都没有说。

此刻，不知她是否又想起了那个快乐的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演戏的年轻人，或许，他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张楠，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

张昕：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从事电影表演教学工作。

程光烈：绰号“儒弟”，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长春市副市长。

杨易辰，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姚时晓，著名戏剧家。

管平，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体委工作

郝龙，离开剧团参加游击队，后牺牲在解放战争中

方深，离开剧团到军队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电力部局长

王拓，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外交部司长

胡述文，新中国成立后在电力系统工作荒煤、张昕，荣高棠、管平，方深、胡述文，王拓、张楠，四对战火纷飞岁月中的战友结成了夫妻。正如书的内容简介中所言：书中有放声歌唱的激情岁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更有血与火洗礼下的时代印迹，大时代变动中的人心沉浮，以及那本发黄了的日记本上留下的那些饱含着泪与痛、笑与美的青春记忆。

后记

1938：血与火交织的青春记忆题记：

岁月变迁，改变了的是人的命运，不变的是那一段生死相连、荣辱与共的光辉岁月。读张瑞芳和她的战友们的青春往事，

听张自忠发自肺腑的铿锵誓言：

“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对中国而言，1938年是一个苦难与抗争的年份。那一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徐州会战、台儿庄会战、花园口事件…‥大的时代变动，早已成如烟往事，随风而逝，而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关头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底层的普通民众又经历了何等的流离失所，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存亡之时的人心浮动，这一切我们似乎知之甚少，抑或无从知晓。不过，当《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对那段历史，对1938年会有一份更加清醒和感性的认识。

这是一群青年人的故事，当时的他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有的正在中国大学读书，有的正在话剧舞台崭露头脚，有的正处于文学创作的开始阶段。卢沟桥的隆隆炮声震醒了古老的北京城，也击碎这些年轻人的田园梦。在瞬间的恐慌和忙乱过后，在党的领导下一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荣高棠、荒煤、杨易辰、程光烈、郝龙、姚时晓、张楠、张瑞芳、张昕、管平、胡述文、庄璧华、方深、王拓、郭同震等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开始了一段在后来的岁月中被历史和他们所共同怀念和记忆的独特旅程。

这个团体叫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这次旅程跨越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长达两万多里。历时一年多的演剧生活，他们举行了上百场演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积极宣传抗日，这群少男少女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毅然用稚嫩的嗓音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团队中的人如今多已仙逝，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上……

从1937年7月15日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到1938年10月剧团大多数人顺利达到延安，一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靠，共同走过了那段长达两万多里的路。中间剧团有过易名，团员有进有出，内心有过苦闷与彷徨，甚至产生过刹那间的迷茫与动摇，但这只满载着青春与梦想的小舟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着前行，最终找到了光明与希望。于是当很多年后，曾经的青年变成了垂垂老者，被问及当时的感受时90多岁的荣高棠仍然坚定回答：“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过”，口吻是那样地不容置疑。的确，后来的他们都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荒煤成了著名作家，张瑞芳出演了《李双双》，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荣高棠成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杨易辰、程光烈位居高官，郭同震逃到台湾，郝龙战死沙场，庄璧华在一条不起眼的街道糊纸盒。岁月变迁，改变了的是人的命运，不变的是那一段生死相连、荣辱与共的光辉岁月。

翻开《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透过那一张张穿越历史风尘的老照片，读着那一行行沉静而内敛的文字，你会收获一份久违的阅读体验。因为书中有放声歌唱的激情岁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更有血与火洗礼下的时代印迹，大时代变动中的人心沉浮，以及那本发黄了的日记本上留下的那些饱含着泪与痛、笑与美的青春记忆。

按语

《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报纸连载版

按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一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荣高棠、荒煤、杨易辰、程光烈、郝龙、姚时晓、张楠、张瑞芳、张昕、管平、胡述文、庄壁华、方深、王拓、郭同震等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开始了一段在后来的岁月中被历史和他们所共同怀念和记忆的独特旅程。这次旅程跨越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长达两万多里。历时一年多的演剧生活，他们举行了上百场演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积极宣传抗日，这群少男少女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毅然用稚嫩的嗓音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书中有放声歌唱的激情岁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更有血与火洗礼下的时代印迹，大时代变动中的人心沉浮，以及那本发黄了的日记本上留下的那些饱含着泪与痛、笑与美的青春记忆。谨以此书献给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团员们，

以及那些在战争年代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中华民族的人，

他们将永远被铭记！

前言

写这部书的动议，是从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开始的。

几年前的一个夏日，当我在张昕老师家看到那部保存完好的60多年前的珍贵日记时，那黑色的半软半硬的封面，那一张张泛黄的纸页、纸页上那些由十几个人用各自不同的笔迹写下的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都让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和一种最近距离地面对历史的震撼。我很难抗拒这种力量对我的吸引，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决定要把日记整理出来。

那个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是读着这些日记度过的。

这是一群北平大学生的故事。

那时他们年轻，年轻的生命充满着激情和浪漫。他们做着那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发表着那个年龄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种种评判，他们青春的脸庞活泼的身影，闪现在古老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学里：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1937年，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依靠，生死相联。

在相隔1937年60多年后的一个日子里，应我的请求，他们之中还健在的几位老人坐到了一起，回首往事，93岁的荣高棠老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头头，感慨万分，他说：

“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过。”

我注意到他用了“最值得记忆”这样的语言，并且强调“以后再也没有过”，这让我感到意外。荣高棠曾经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他经历的沧桑和辉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提醒他，这一年其实既不是你一生最有成就的一年，也不是影响你仕途的关键时刻，甚至不是你生命中最惊险最艰难的阶段，即便如此，你也真的这样评价吗？

“是的，就是这一年，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参透人生种种的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他甚至用着半开玩笑的武断口气对我说：“你用不着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我们也用不着对口供了，我完全可以代表大家，尽管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展，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永远是这一年！”

那是怎样的一年！那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充满个性的鲜活青春记忆又有多少存留在他们的心里，鼓舞着他们走过漫长的人生路途？

一个个问题在我面前展现，可惜，日记并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它只记载了1938年2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的部分事情，而且，从表面上看它还是琐碎的。于是，我开始探访那些健在的老人们，并对昔日仅存的历史资料一一进行艰苦的查询。

有人说，历史学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擅长把支离零碎、断裂残破的史料点化成为让人兴味盎然的完整叙述，使人们对往事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是历史学家，但这种说法却鼓舞我不断地通过“发现”、“鉴别”，抽出种种细小的线头，小心编织，把埋藏在岁月尘埃中的故事呈现出来。

就这样，在整理日记之余，我终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下来，并希望通过这些对昔日历史的片段回溯，展示那个大时代，展示年轻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处于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交流和思考……

一个伟大的女性（1）

一个伟大的女性（2）

曾经美满的家庭，已经成了埋在孩子们心中遥远的记忆。右起：张瑞芳、父亲张基、哥哥张伯弨 、母亲廉维、张昕、张楠。

一个美满的家庭顷刻就失去了支柱，母亲痛彻心骨，追悔自己没有在丈夫身边给他最大的安慰。两个月后，北伐战争结束，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书挽幛——深蓝色的缎底衬着四个银光熠熠的大字“精神不死”，以及在中山陵安葬的规格都不能抚平失去丈夫的伤痛，母亲谢绝了丈夫生前好友慷慨捐助的好意毅然抚棺回乡。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作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她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

一个伟大的女性（3）

母亲这样做有她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张家三姐妹（1）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

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

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张家三姐妹（2）

1936年，十八岁的张瑞芳已经在舞台上崭露头角了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

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张家三姐妹（3）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作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黄敬（1）

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组织、讲演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私下里她悄悄地告诉娘，是中共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娘没有反对，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一向是放心的，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中共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盖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娘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游行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游行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2）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年轻的黄敬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扬的讲话。很多年后，导演崔嵬在拍摄《青春之歌》时，把这个令人难忘的镜头给了林道静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作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少重大的决定是在这个院子里作出，然后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达到北平的各个角落，娘究竟配合黄敬做了多少秘密工作，连三姐妹们都不清楚。她们知道的只是，渐渐地，黄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可靠的联络地点，把这位长辈当成了共患难的战友，当三姐妹相继离开家后，他索性住进了张家。有许多个紧张工作后的夜晚，他会和娘一起谈天，他带给娘的是更多新鲜的思想和理论，而娘的安详镇定和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在紧张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感受到一个长者的慈爱和关怀，这种慈爱和关怀变成了一种力量，深深地嵌入他的心里。几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神经病，当人们护送他秘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根据地时，他竟然不顾一切地狂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于护送的人生怕暴露了目标。到达延安后，他的狂躁症发作时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只有在见到娘时，他会立刻双手垂立，恭敬地称“伯母”，吃饭、吃药、休息一切都听娘的指挥。

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1）

1936年前后，这个院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张楠忙着参加学联和“民先”活动，在城市和农村宣传抗日。她活跃能干坚定充满了朝气，也不乏追求者。一个一直就喜欢着她的男生就找到家里来，请娘对她多加管束，免得遇到危险。没想到娘笑笑说：危险的事总得有人来干哪！比张楠大好几岁的黄敬对张楠也充满了好感，感情就这样地来了，他的关心和爱慕之情让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张楠好像并不为之所动。她正受到另一位中国大学同学王拓的猛烈追求，这是一个长相英俊、帅气得像是电影明星的男孩子，他经常出现在张家门前，并不进门，也不拉门铃，只是往信箱里投下信件就走了，这种充满着炽热语言的信有时候会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地出现在信箱里，这不能不使张楠心动，相比之下，黄敬就显得老成了许多。

张家二小姐的演剧活动已经从学校扩展到了社会。1937年初的一天，张瑞芳见到了来自上海左翼的崔嵬。一个由陈波儿、崔嵬、李丽莲、吴似鸿、丁里等文化人组成的前线慰问团路过北平，应邀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剧，其中《黎明》缺少女主角，学联决定推荐张瑞芳扮演。就这样，由荒煤创作的这部独幕剧成了张瑞芳演出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剧目，而崔嵬成了她思想和艺术上的启蒙人。

《黎明》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苦难生活，女主角莲香是一家日本纱厂失业工人的妻子。从未吃过苦的张家小姐对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完全是陌生的，担任导演和男主角的崔嵬一遍遍地给她讲述上海女工的生活，提醒她一定要把一个失业女工的感觉、一个病危孩子的母亲的感觉表现出来。凭着她的灵气和悟性，她终于表演得很成功。

接着，她又和崔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正值清明时节，北平学联组织了全市学生的春游活动。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把几千名学生送进香山，在一层层围起来的人群中锣鼓响了起来，崔嵬演老汉，张瑞芳演闺女。虽然事先她并没有读到剧本，也没有什么排练，情节和台词都是老崔临时编的，表演也都是即兴式的，但在老崔的鼓励和帮助下演出却非常成功。演出期间，场上不断地掀起高潮，演员和观众形成了强烈的情感互动，谢幕时数千人此起彼伏的掌声、口号声、抽泣声、连成一片，瑞芳跟着老崔转着圈地向大家一再鞠躬，连尾随而来防止学生闹事的警察队长也自己掏钱买了汽水塞到他们的手里，连连说：我家也在东北，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张瑞芳被深深地感动着，眼里一次又一次浸满了泪水。

崔嵬和张瑞芳在香山演《放下你的鞭子》

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2）

这是和女一中戏剧研究会的演出完全不同的体验，张瑞芳由崔嵬带领着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演出，老崔满腔热情的信念和艺术家的性格感染着她，那些来自普通观众的强烈情绪包围着她，使她没有一天不在兴奋和激动中度过。出现在那时候剧照里的她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她身穿从老乡那里找来的夹袄和花裤，端庄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淳朴的，那件看上去有些局促的短夹袄紧紧地裹着她青春洋溢的身体，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是对未来的渴望，抑或是对挑战命运的渴望！她还是那个常常要围着娘撒娇的二小姐吗，还是那个穿着淡紫色的花衣裳在圣诞夜里唱着柔美的赞颂歌曲的小姑娘吗？很长时间里，在优雅的表演舞台上，一向演戏都很投入的她已经找不到感觉了。和余克稷的初恋令她迷茫，那大半抽屉的充满热情缠绵语言的信件也好像失去了最初的魅力，还有在学校里一直呵护着她，追随着她的新男朋友郑曾祜……这些都阻挡不了她追求新的生活，她满脑子里都是“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那些此起彼伏的口号和密密匝匝的人群萦绕着她，推动着她，生活和时代的洪流正不可抗拒地把她引向另一个方向。

或许，变化最小的还是三妹张昕了。这个聪明文静的姑娘，还在认真地读书，她没有放弃最后一线上大学的希望。她既没有像大姐那样整日活跃在外，不断地把各种新鲜的思想带到家里来，也对二姐的戏剧活动不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事情，看着自己的书，不论是初到这个院子里来的荣高棠，还是荒煤，都把她看成是小女孩，低头望向她，问道：上几年级呀？

很多年后，荒煤还提起第一次被张瑞芳领着，到法通寺10号时见到张昕的情景，“她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在院子里跳绳呢！”那时候，他们正在黄敬的领导下成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准备秘密离开北平到南方去。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会和眼前这个还在梦想着考大学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并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张昕不承认有这样的场面。事实上，当时她最烦的就是他们把她当作小女孩看待。她觉得自己早就长大了，她已经好几次帮张楠给女一中的人传送信件了，连国际歌都是她教给张楠他们唱的，因为，她的五线谱水平比他们都好。

然而，荒煤却保留着树影婆娑下张昕跳绳时的身影，那轻盈的身影和老宅一起就像是一幅年代久远的照片，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档案里。

北平沦陷（1）

我对张昕老师说：1937年，沦陷后的北平是什么样的啊？

说这话时，是2005年冬天的一个日子里，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张昕老师家的客厅，阳台上的绣球花正吐露着娇艳的红色。

她微微地眯起眼睛望着我，好像在谈论一件并不遥远的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城里特别安静，静的有些吓人。”

张瑞芳老师也在回忆中这样说：

“北平城内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1937年7月7日，在过去了很久以后，在今天的人们只能依照想象来揣测那些逝去已久的年代的时候，人们也仍然不敢忘记这个日子。

史书中是这样记载：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２９军３７师２１９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7月28日，守军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离。一觉醒来，北平陷落了，街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岗哨，古老的城里，响起了侵略者开入的脚步声。那一刻，孩子们不再满世界地奔跑玩耍，长长的胡同里不再响着悠然的叫卖声，甚至连鸽子的哨音也不再明快嘹亮……经历了二十多天紧张的忙碌，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支援前线后，北平终于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继而又开始了混乱，城里的人扶老携幼潮水般的往外跑，城外不知情的人又成群结队地往里拥来。习惯了随波逐流生活的皇城百姓被战争和耻辱惊醒，不得不面对生死作出各自的选择，时代无情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那些日子，鼓楼城下法通寺10号张家宅门紧闭，这所有着三进套、前后五个院和许多空地的幽静宅子更加静谧，夏天的太阳烘烤着高大的老屋和门前的廊子，围墙下成片的竹子，盛开着的月季都晒的有些发蔫，连屹立在草丛中的三棵老槐树也在炎热的空气中一动不动，好像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

院子里的人们却没有一天能够平静。

大小姐张楠（张瑞珍）整日忙碌，似乎在筹划什么。她有时候和妹妹张瑞芳一起嘀嘀咕咕，有时又一天都不见人影。娘不止一次地想问问她，但早上起来，一转身，就不见了她那穿着灰色长裙的身影，问瑞芳，得到的也是含糊不清的回答，娘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她心里知道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

北平沦陷（2）

张楠凝立水边眺望远处，风吹起她的长裙，带起飘拂的思绪，透过青春的背影，我们仿佛看到她远遥的双眸。见到这张照片有谁不为青春的美丽而叹息，又有谁能够料到，不久之后她就和同伴们告别宁静的生活走向战争这所大院里的另一些人也更加忙碌，黄敬、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经常是分别到达，一个一个地穿过院子一直走进三门里，进入东屋，然后整个院子就陷入了安静。

北平陷落了，如何保存实力开展抗日活动，身为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黄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说：北平已非久留之地，北平学生中的党员、民先队员、进步的青年学生，要分批撤走，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活动。他表示，自己要坚持到最后一批再走。

要撤离北平，怎么走法？张楠问黄敬，是否可以以宣传队的形式走？黄敬觉得组织起来一起走的办法也很好。

事实上，“七七事变”前，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的学生们就纷纷组织起来，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郝龙找到张楠和张瑞芳姐妹，商量一起成立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同时参加的还有杨易辰（杨振玖）、程光烈、方深（曹述铎）、管平（管振堃）、胡述文、郭同震等。剧团还没有开拔“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为了安全起见，黄敬让张楠把宣传队的名单给他一份，调查一下这些人的政治面目，还准备给他们配备支部书记。

不久，黄敬就把组织调查的情况和决定告诉了张楠，很多年后，张楠回忆了黄敬当时的话：“你们这样组织起来出去很好，你们这次出去和原来打算出去宣传不一样了。组织上派了荣千祥（后改名荣高棠）做支部书记，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名单中还有两个党员，一个是杨易辰，一个是东北大学的程光烈。”此外，黄敬还特别告诉张楠，郭同震（后改名谷正文）曾经被捕过，可能有叛变行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和张楠一样整天忙碌的还有二小姐瑞芳，即使是60多年后，张瑞芳在回忆往事时也忘不了那个夏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崔嵬与陈波儿一行人回上海去了，他和瑞芳的合作演出，带给她的不仅是表演艺术上的提高，更是思想上的拓展和启蒙。崔嵬走后，瑞芳开始投入“沙龙剧团”的演出，先是在《日出》中扮演女主角陈白露，潘经理和小东西由石挥和鼎鼎有名的白光扮演。“沙龙剧团”还请来了陈绵教授作导演，排演《雷雨》和《复活》，瑞芳分别扮演四风和玛丝洛娃的角色。在同一个时间里，交错演出中外名著中的重要角色，这对正在话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瑞芳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卢沟桥的炮声彻底地打碎了张家二小姐平静的心情，各种消息不断地传来：在妙峰山打游击的学生，立即赶回北平参加抗战工作；在西苑参加军事训练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前线去和士兵并肩战斗；城里各自为政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了；学联号召捐一万条麻袋，第二天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堆满了麻袋！还有长辛店的工人、卢沟桥的农民去前沿帮助士兵修工事、抬伤兵……所有的一切冲击着她，使她再也无法沉浸在陈白露的角色里，有时候她嘴里念着台词，脑子里却不断闪现着和崔嵬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情景：那层层叠叠的人群，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那流着眼泪的青年朋友和平民百姓……

一天晚上，瑞芳走进陈绵教授家的客厅，石挥和朋友们都在，她对大家说自己是来告别的，希望他们也尽快离开北平。原本打算在一起对词的朋友们都沉默了，大家在一起吃了最后一次为排戏准备的夜宵，然后送她出门，当他们穿过客厅走过静夜的花园的时候，远远地正听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在进行着最后的拼搏。

她把要走的打算悄悄地告诉了好朋友郑曾祜，郑曾祜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她，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喜欢瑞芳，在学校里也总是扮演着呵护瑞芳的角色，为此还引起了其它希望和瑞芳搭腔的男生们的不满，他的自行车老是被扎，几乎天天要去补带。他还收到过恐吓信，警告他“不要老是和张小姐呆在一起，否则小心你的脑可（壳）”，没多久还真的挨了打。尽管如此，这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儿子仍然坚持不离瑞芳左右。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连瑞芳的姐妹们对他都有了一种认可。

一向被呵护着的二小姐竟然作出了这么大胆的决定，这让郑曾祜既吃惊又感到难过，瑞芳见状便劝他一起走，他的琵琶弹的很出色，可以派上用场，但郑曾祜下不了决心，他觉得中途辍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劝瑞芳还是把书读完再说。那天分手时，郑曾祜一个劲地流着眼泪，很是恋恋不舍，倒是瑞芳豪爽地说：一年半载我就回来了，大不了算我休学一年，到时候咱们再一起玩……

1937年7月的一天，在清华骑河楼的同学会里，荣高棠和黄敬、李昌坐在一起，低声细语地进行了一场谈话。黄敬对荣高棠说，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要南下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上决定派人去，希望他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荣高棠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形势越来越严峻，党正组织进步青年离开北平，一批批的人在撤离，他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走的，组织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吧。黄敬简单地说了一下剧团的情况，荣高棠去了以后公开的身份是剧团总务，实际上是党的支部书记……能交待的，就是这些了。

荣高棠匆匆离开同学会，汗水已经把衬衣的后背湿透了。这个25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生在河北霸县一个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两耳失聪在家庭中没有什么地位，母亲却是性情开朗聪明伶俐，因为从小爱看戏，懂得不少事理。荣高棠受母亲影响，自幼好学，念完小学后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到北平上了中学，之后又凭着良好的成绩考上了国立清华大学，并很快就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共青团，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北平市农委委员、书记。他精力充沛开朗活跃，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永远都使不完的劲，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难倒自己。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他一心只想作开路的先锋。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1）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2）

一切都做了准备，只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8月7日，北平到天津的火车通车，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即作出决定，由荣高棠、郝龙、荒煤、张楠、张瑞芳乘坐第一天的火车先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进行联络。

8月6日深夜，两姐妹穿上花旗袍打扮成回南方的阔小姐离开了家，行前，她们既兴奋又不舍，几次想要到娘的床前告别，但看到娘好像睡得很熟，就打消了念头。其实作娘的怎么会睡得着呢，女儿一出门，娘就立即起身，追到窗前，一直目送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院落拐角处，很久，娘才转身默默地回到床上，发出了深深的叹息：没想到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却要分开……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出现在北平正阳门东的火车站。那是一个有着西式风格的老火车站。站门口上方的屋顶是弧形的，左侧是一个高高耸立起来的尖顶塔楼，结实的墙体上镶嵌着许多有着细密格子的长窗户，使整个建筑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风格。

那天，依然骄阳似火，火车站上人潮涌动，荒煤一袭洋装和同路的刘白羽一起陪伴在两姐妹左右，荣高棠剃了个光头装扮成佣人跟在她们的身后。大家事先说好了，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就说荒煤是她们的表兄，荣高棠是从老家来接她们的。

一行人裹在拥挤的人流中终于上了车。车厢里几乎全是流亡学生，大家或坐或站挤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端着大盖枪的日本人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时而趴在车窗上向里张望，或许是因为刚刚占领这座城市，还没有力量对付这么多的年轻学生，他们没有上车检查。8月炎热的气息释放着威力，使得整个车厢像是要着起火来，人们在难耐的灼热中沉默着，对着车窗外的日本人闪动着仇视的目光。

汽笛总算是拉响了，荣高棠松了口气，荒煤松了口气，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瑞芳望着窗外，炎炎烈日下的站台、树木缓缓地向后倒去，越来越远。她知道这次是真的走了，想到娘和弟妹们，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灯光明亮的剧院里扮演《日出》中的陈白露，沙龙剧团还一再邀请自己出演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曹禺《雷雨》中的四凤……那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而今天，自己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走向抗日前线，这选择是对的吗？她看看旁边的姐姐，张楠正紧紧地抱着那个装有秘密信件的小包，一脸沉思地望着前方……

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有人哼起了歌，沉闷嘶哑的歌声刚一响起来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响应，歌声从弱到强，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高亢，那一节节沙丁鱼罐头般密不透风的车厢就带着满车汗流浃背的青年们和他们的歌声，驶出了车站，驶向城外，开始了他们复仇的行程……

两个名字，一个剧团（1）

两个名字，一个剧团（2）

三姐妹在兖州（1）

三姐妹在兖州（2）

移动在前线

寒冬季节的山东雨雪霏霏，道路泥泞，一次演出后他们住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群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也住了进来。被寒冷饥饿、危险和疲惫困扰着的士兵们看到有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伺机行动。见势不好的荣高棠和杨易辰出来阻拦，没想到那些士兵反倒更来劲了，荣高棠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背景散布出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还有一次，几个部队的军官索性找到剧团，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剧团的几个女学生嫁给他们，荣高棠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还是把张家的背景亮出来，那些人一听立刻说，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啊！冒犯，冒犯！再也不提此事了。事后，荣高棠惟妙惟肖地学着那些人的样子在女同学们面前表演一番，弄得张家姐妹哭笑不得。

到鲁西南一带演出时，当地驻扎的主要是刘汝明的军队，还有从前线撤下来的机关和逃难百姓。一天，刘汝明急着要见剧团，见面后人还没坐下来，就急着辩解，说自己的部队没有逃跑，报上登的消息不对。自己只是奉命调动部队，还拿出一些钱来，说给每个人买一支笔。

12月27日，济南终于沦陷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在曹县，听说沦陷前一天，日本鬼子在鹊山上安了大炮，冲着济南城整整轰了一天，整个济南陷入一片黑暗中，到了夜里，日本人的“膏药旗”就插进了济南。接着，济宁失守、泰安失守，河北、山西、察哈尔相继沦陷……他们就在这接连失守的消息中度过了1937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深夜，剧团的人都熟睡了，程光烈和张昕还在刻蜡版赶印新的剧本和宣传小报，他们一字字地认真撰写、校对，然后打开油印机，铺上蜡版，调墨、印刷，油灯映着他们疲惫的脸颊，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了血丝，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弄点凉水在额头上敷一下接着再干，当一张张散着油墨味道的小报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东方微现的晨曦正从窗棂间照射进来——1938年到了！他们在战争中迎来了中华民族浴血的一年！

济南沦陷后，山东省教育厅随政府撤退到徐州办公。剧团离开曹县步行出山东进入河南柳河，南下开封，又西行到兰封、考城（两县合并后成为兰考县）、民权、商丘后到达徐州。徐州是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是军事要地，全国学联、平津流亡同学会和许多革命团体都聚集在这里。战火中的相逢，大家倍感亲切，纷纷交流经验，畅谈撤出平津以后的经历，举行了联合公演。李宗仁、白崇禧观看了演出并讲话。

徐州的伤兵越来越多，移动剧团除了演戏，还忙着慰问伤兵。一次，在医院慰问，伤兵们见到比自己小的学生们来演出、代写家信，都不由地想起了家中的老人和姐妹们，他们落泪了，有人还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表示，伤好了以后一定要再上前线杀敌。有两个女伤员，她们躺在病床上，身上裹着绷带，伤口上的纱布浸着血迹，苍白的脸上勉强浮着虚弱的微笑，这让剧团的同学们看了心里更加难过，女生们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眼泪流过后是再次送同胞们走上战场。一次，他们在徐州车站上等待出发，正好一列火车满载着孙连仲的27师即将北上，几个宣传团体立刻在站台上排开队伍，向着一节节的车厢敬礼、高喊口号、唱歌，车厢里的士兵们，热烈地回应着他们，一时间，那个平时寂静的小站沸腾起来了，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剧团的同学们高呼着“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士兵们高喊“打到东京去！”“杀尽小日本！”，人们的声音嘶哑了，但没有一个人肯停止呼喊，直到火车蜿蜒着如长蛇般开出站台，歌声口号声还在苍茫的夜色里回响。

张自忠将军（1）

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

最让他们难忘的是遇到了张自忠将军。

59军驻扎在徐州附近时，张自忠就邀请剧团到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剧团还没有去，部队就转移了。后来剧团到驻马店时再次遇到59军，张自忠便把移动剧团接到军部驻地，专门搭了一个演出用的土台子，把一支支部队调上来看戏。他们在驻马店工作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演出一场。

他们亲眼看到演出前张自忠给自己的部队训话，将军站在部队前面，用宏亮的嗓音大声地向官兵们询问：参加过第几次第几次战役的请把头低下，只见刷的一下队伍里许多人的头都低下了，他又接着问：参加过某地战役的把头低下，队伍中又是一批年轻战士的头低下了，几次询问的结果是，这支部队里的军官士兵没有那个人是不曾打过仗的流过血的！张自忠挺着胸膛骄傲地挥舞着拳头：“你们都是好兵！为国出力了！”官兵们高呼着口号，群情激昂地回应着将军的鼓励。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移动剧团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感到热血沸腾。

有一部戏叫《反正》，描写沦陷区的士兵不甘受日伪汉奸的压迫，齐心铲除不愿抗日的军官，一起离开沦陷区。第一次在部队演出这个剧目时，军方有些不安，演出一结束，一位副军长立刻跳上台向士兵讲话，说剧中的长官不见得是不愿意抗日的，官兵一心都是为了打鬼子。以后每演出一场，长官必定上台演说一遍。

演出《烙痕》时，张自忠哭了，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犟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了下来。

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剧团住的后台漏雨无法睡觉，大家就把行李搬到前台，坐在行李上唱起歌来。正在这时，张自忠披着雨衣，打着赤脚来看望他们，身后跟着参谋长和副师长等人。他逐个询问同学们家里情况，当听说张家三姐妹父亲的名字时，随同的参谋长惊喜地插嘴说，我是你们父亲的学生啊！接着感叹道：你看你们，本来是可以在家里享福的，结果出来受罪！张自忠又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

张自忠将军（2）

与张自忠将军在一起的情景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照片前排左四为张将军，虽然岁月已使图像变得十分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前排右二为张昕，后排右二为荒煤

后来，张自忠还带同学们去看黄河，看着黄河滔天浊浪翻卷而来，大家在巨大的浪涛声中都感受到一种力量的震撼。

连续不断的频繁演出，使剧团面临新的问题，表现在台柱子张瑞芳身上更为明显。最初，她所扮演的角色多是靠着自身充沛的感情，但时间长了，就不可能总像第一场演出那样保持忘我的状态，而且无节制的感情宣泄也常常会影响下一场的演出效果。与荒煤姚时晓讨论后，她开始寻找可以激发情绪，使人物性格自然地推向高潮的兴奋点。在扮演《打鬼子去》中的大嫂时，她发现这个兴奋点是孩子的死亡，而更具体的刺激点是当人物伸手去摸孩子的刹那间，为了加强这个关键点，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在道具上下了功夫：把红墨水和糖拌在一起，使墨水变成了黏稠的汁液，然后用一块棉花将液体浸透，放在香烟罐里塞进道具孩子的襁褓中。当衣衫凌乱的张大嫂抱着孩子踉踉跄跄上台，一边拍打和呼唤着孩子的时候，她很自然地顺手摸到了香烟罐里吸满“血”的棉花，定睛一看，满手是血，那是孩子的血啊！张大嫂“啊”的一声大叫，人就进入了癫狂状态！瑞芳把这一抓设定为调动情绪控制情绪的关键点，借助这一外部刺激，比较准确地，有层次地把握了人物情绪的变化，成功地把人物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顶峰，也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荒煤（1）

荒煤（2）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1）

1938年的新年在战争和血的洗礼中到来了。

一月的一天，天寒地冻，狂风凶猛地刮着，荣高棠只身一人爬上了从柳河集到徐州的一辆闷罐车。剧团正在曹县演出，他必须到徐州去找何思源和钟志青确定下一步的演出路线并领取二月的经费。

闷罐车离开柳河集咣当当地在铁轨上摇晃着向前，车厢里还坐着四五个武装“兄弟”，他们灰头土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看就是从前线下来的散兵。

荣高棠抱着出发前杨易辰塞给他的一条毯子昏沉沉地睡着了，连日的宣传演出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他一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会儿便借机打起瞌睡来。

忽然，他觉得有什么冰冷的东西顶在头上，猛睁眼，那几个“兄弟”正站在面前用枪指着自己。

“把你的东西拿出来，要不老子就不客气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喊着，还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几下。

荣高棠想要和他们理论，但是，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看清了那些瘦弱的脸，那些充满血丝的眼睛里透露着的狰狞和无望，他们的声音颤抖又带着凶残……他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他摸索着自己的口袋，身上只有十元钱，是到徐州的路费，还有一支钢笔，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只好拿出来全交给了他们。

那几个“兄弟”对缴获的战利品并不满意，他们不相信荣高棠只有这样一点东西，一个家伙扑上来，一把夺走了那条毯子，另外两个人翻遍了他全身上下，终于失望了。

他听到他们退到一边去商量，那个用枪指着他的人说：把他扔下车去，不然我们大家会倒霉的！另一个人嘀咕了几句有些犹豫，第三个人表示赞成，几个人争吵了几句，犹豫的那个想了想，叹口气，不再说什么，达成了一致的几个人都望着外面，好像在等待一个机会。

荣高棠很气愤，大敌当前这几个“兄弟”为了一点钱竟然什么都不顾……但他知道，指望他们把自己留下来几乎不可能，他们显然是怕火车到站，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他迅速地环视四周，火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行驶，这样的车速被扔下去恐怕人是到不了徐州了，弄不好连命都得交待上，倒不如索性自己跳下去，危险会小一些……

正在这时，那个拿枪的家伙向其他几个人使了个眼色，几个人一起向他靠拢过来，“兄弟，这车里实在太挤了，只好委屈你给腾个地方了！”一个“弟兄”咧咧嘴对他笑着，其他几个人动手去揪他，“等等！”荣高棠大喊一声，他主意已定，急忙向那几个正在逼近自己的家伙说情，那几个人总算还给面子，犹豫了一下又嘀咕了一阵，然后同意了。

他走向敞开着的车门，闷罐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咣当当的声音像是一首进行曲。他想拖延一段时间，或是等到火车上坡的时候再往下跳，但是身后那几个“兄弟”很着急，他们担心车快到站了，一个劲地用枪顶着他喊：快跳！再不跳就把你扔下去了！

他探身望着眼前晃动的土地，灰黄色的硬土在眼前掠过，风猛烈地吹着他的脑袋，让全身都感到寒冷，他顾不得再多想，就在感觉火车似乎慢了一点的时候，纵身跃了出去。车门离地面很高，他只觉得自己的手从铁门边松开的一刻，身子重重地坠落下去，有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烈地撞击着自己，他觉不出疼还试图控制住局面，但根本就不可能了，他在那坚硬的地面上急速地翻滚着，一个巨大的声音轰地从身后掠过，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他只觉得浑身都疼，急忙活动自己的腿脚，竟然发现除了一些外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笑了，得意于自己的急中生智和身手矫健，如果让那帮家伙把自己扔出来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那天的一切都像是惊险小说。走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一个小站，在见不到人的小站上一直等到半夜，总算来了一列邮车。他跑到车厢门口央求押车的把自己带上，押车的人听了他讲述，看了他身上的伤口，挥挥手让他上了车，并搬过一条长凳让他坐着，第二天早上还给他买了块白薯吃。他觉得自己总算遇上好人了，没想到好景不长，眼看还有一站就到徐州了，天空中突然出现日本人的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能听得见马达嗡嗡的声响，很快，就有接二连三的炸弹在火车旁爆炸，在一阵激烈的颤动后，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急忙跳下去逃命，荣高棠跑得很快，完全不像一个刚受过伤的人，他一边跑一边心里再次感谢马教授的训练。轰炸过后，火车已经瘫在那里不能动了，他只好沿着铁路徒步向徐州走去，这时候，他才觉得又冷又饿实在没有力气支撑了，幸亏遇上了几个曾经看过他们演出的青年学生，他把自己的遭遇向他们一说，大家急忙给他凑了一点钱，给他买了点东西吃，他才坚持着走到徐州。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2）

苦闷（1）

苦闷（2）

郭同震

郭同震：一个谜一样的人物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楠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对此，张昕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并没有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遗憾的是，荣高棠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索性没有任何印象。至于说郭是叛徒的根据，他们分析起来认为可能是，1931年，郭同震的妻子吴春莲被捕后他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不过，张昕说，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昕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里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为了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接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郭同震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六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人讲《三国演义》，十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十二岁又学抽烟管，十四岁娶妻。少年狂傲的他，对那种英雄豪杰出生入死的冒险人生羡慕得不得了，不甘心过凡夫俗子的日子。

他念过三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是被迫转学，就是被开除。然而，他在中学时就懂得"义结金兰"，成立帮派，俨然像个江湖老大。十六岁那年，他领着“弟兄们”大闹学潮，一把火烧毁了位于校园内的国民党办公室，被学校开除，没想到其旺盛的活动力反而备受国民党市党部看重，将他留在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当了干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民党。

他也接触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大感兴趣，广泛阅读。不满政局混乱的他，还曾经野心勃勃找了一群朋友，准备在该地替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实施这一计划需要钱，他决定去抢劫，结果行动失败，只好仓皇逃往北平，去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女朋友吴春莲。他们结了婚，在北平过了一阵清苦的日子。此间，他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没有毕业的妻子却因为参加共青团担任重要干部被捕，没有多久死在监狱中。他入狱又出狱，心情沮丧地回到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在每月五十元薪水的诱惑下做了中统的通讯员，没干多久又因为讨厌陈立夫离开了。这一次，他凭着一个假文凭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雪屏的介绍下初次与戴笠见面，加入了军统，（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间干些收集小情报的差事，戴笠每月派一个人来与他联络，当时的北平并没有发生足以让他“一显身手的机会”。

八十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终是一个谜。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入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从郭同震到谷正文

2004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他后来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震动，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

此时，正值我国外交部开放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档案引起了许多中外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封存了四十九年的档案，揭开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专机爆炸事件鲜为人知的经过，并证实，整个事件完全是一起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

其实，早在1995年，海外媒体就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讲述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惊人的内幕：爆炸事件正是台湾特务组织所为。事前和香港情报组秘密策划、下达命令，事后又亲自驾车赶到台北松山机场，把藏匿于从香港飞来的“飞虎将军”陈纳德飞机中的特务接走的都是谷正文。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落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引起了国人对他的极大兴趣。也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2004年的那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木樨地宽大的房子里，张昕读着有关谷正文的报道时心情是复杂的。尽管那些文章中讲述的事情令她非常气愤，但她脑海里闪现的却依然是那个高大，爽直，有些暴躁又有些神秘的年轻人——郭同震。她很难把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谷正文和当年的那个“杂牌”联系起来。很难相信“杂牌”就是那个后来被人形容成青面獠牙的凶残的人。

同年的上海，张瑞芳在家中接到来自台湾的节日贺卡，不久又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仍旧洪亮：

我是杂牌！我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我有房子车子，除了衣服管不了什么我都能管……那哈哈的笑声里依稀带出几十年前的豪爽，笑声中夹杂着从不远处传来的狗叫却让人感到陌生和疑惑，张瑞芳感慨不已。

2005年春节，当剧团健在的老人聚集在张昕家的时候，谈起郭同震的种种，他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九十多岁的荣高棠非常坦然，“他是我们剧团的主力演员，演戏演的很不错啊！”他甚至调侃地笑着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

……

老人们似乎不愿意更多地谈到郭同震，他好像已经被大家忘记了，其实又不可能真正忘记，他一直就在那里，以他过去的和后来的存在活在这个团体的记忆中，带给大家或快乐或恼火或轻松或沉重的感受。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一个过去和后来都让大家说不清楚的麻烦。“文革”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因为他的存在，造反派们本来就认定的“特嫌”有了更充足的根据。更有甚者，公安部门的人曾经拿着移动剧团的一张照片找到张昕，要她提供所知道的郭同震的一切。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那个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修表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就在那次大游行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个可恶的表！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1938年9月间，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洁）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

那一天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很久以后，老迈的台湾大特务郭同震忆起这一幕也不胜唏嘘！

40年代的郭同震（1）

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就这样脱离了同伴们，毕竟，荣高棠们的信仰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荣高棠们以自己的性格和魅力团结了多数的人，郭同震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拉走。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林彪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40年代的郭同震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40年代的郭同震（2）

赴台

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在拜访过移动剧团健在的老人们之后，我飞往台北。

赴台的手续是经过两岸多次的来来往往才终于办妥的，直到登上航班，我还在为能否在香港拿到入台证件的正本而心怀忐忑。当我独自站在香港机场明亮的大厅里等候领取证件的时候，不安的心情仍旧有增无减。

我知道，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还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不同于此前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有着几副面孔；他同时拥有七八个名字，一段时间里，到底是“郭同震”、“郭守纪"、还是"谷正文"，都令人坠入五里迷雾中；他还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不禁毛骨悚然。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

引导我下决心采访郭同震的是一年前的那个电话。2005年初，从台湾访问回来的电影界朋友帮我带回了所需要的材料，还把郭同震的电话号码交到了我的手上，因我的委托，她找到了郭同震，告诉我他身体很好，很健谈。几天后，我拨通了台北的电话，和张瑞芳一样，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和移动剧团其他人的情况后，他表现的很兴奋。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移动剧团的同伴们，他立刻清楚地道出一个个名字，并说他们在一起演了两百多场戏呢！

握着话筒，我有种感觉，似乎和我通话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人，我必须不失时机地提出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和国民党的，他说，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自己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当时也弄不清是军统还是中统。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参加国民党是到台湾后才加入的，连军统的人都很吃惊，他竟然还不是党员呢，可共产党却总认为他早就是国民党了。

他回答得机敏又不失狡黠，有些地方和他自己在台湾的讲述还有出入，如在他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牛鬼蛇人》等书里，明明说是1935或1932年参加军统的。对此，我反复地提出质疑，他说那是他口述别人整理的，意思是整理有误。

对于我所提出的为什么要加入移动剧团，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抗战呗，那时候不分彼此！至于为什么没有和荣高棠们一起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们不要我，共产党是不能容纳我这样的人的。他的回答倒是正好应验了张昕老师的分析。他还谈到女朋友吴春莲的死，又说自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共产党认为这种人不适合他们……

那次通话足有二十分钟，有些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有些问题却依然弄不清楚，而且好像越来越糊涂。还有许多在电话里很难说清的细节和疑点，它们都牵动着我，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在台湾与郭同震面对面

在另一间房子里，郭同震或称谷正文已经坐在轮椅上等我了。谷美信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

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一年前，当我第一次接通他的电话时，他还是高音亮嗓。后来再通话时就日渐虚弱，而现在，他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只有当我弯腰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时才能听得清楚。一年中连续几次的进进出出医院，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经历了台湾风云政治，一生都在危险和倾轧中度过的老人，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他坐在那里，这一刻，身体依然挺得很直，他的眼神里有种警觉犀利的东西直刺向你，使你觉出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或许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的神经也一会儿都不会放松。

然而，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回答：“记得。”

“记得你演过的戏吗？”

“《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

接下来，他的精神似乎就不太好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有台北的朋友在场，他表现得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哼哼唧唧。

我只好把照片和移动剧团团体日记中他所记部分（摘抄）送给了他，然后约好再来。

第二天，我一人又去郭宅，他已经等在那里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而且好像比前一天健谈许多。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

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

“谁？”我追问。

“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示张楠，他说不是；我又问一次，他还说不是。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

“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何思源、钟志青知道吗？”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的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

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表了……，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

“——那是骗人的！”

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在那个充满硝烟和炮火的夏天，他们一方面共着生死，用青春和生命坚守在抗日的战场上，另一方面又各为其主，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

我知道，他回答我的可能还是：这个你不懂——

没错，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在人们怀着另外一种心境期盼和平和友好的日子里，谁又能更真实地想象那个血腥年代里的事情呢！

一年前，我曾经在电话里询问过他，当年参加移动剧团的目的，他哈哈地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演戏！喜欢和张瑞芳一起演戏，张瑞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也是骗人的吗？抑或还是真实的？！

我没有问。那天，我只是沉默了一下，说：“你想念他们吗？”

他说：“想，他们是好人！”

“想回去看看吗？”

他断然地摇着头，“不想，没有理由。”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眼神显得有些朦胧。一年前在电话里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回答：我不能回去，台北的共产党是我肃清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抓间谍是政治问题，好汉做事好汉当！

“有什么要我告诉他们的吗？”

他把一根有些颤抖的手指头向上，对着自己的胸口慢慢地勾着，划着圈，用很细的声音说：“来吧、来吧……”并用手点点美信，“给他们……买机票、买机票……”一年前，在电话里，他大声地笑着说，让他们来吧！我什么都能管……现在，他只能这样用一根手指头慢慢地划着圈，表述着同样的意思。

他望着我，又是一个无声的笑。

青春与战争的记录（1）

2004年夏天，我在张昕老师家里第一次看到北平学生移动剧团60年前的团体日记。

那是两个几乎散了架的旧本子，黑色半硬半软的封面上压着仿皮纹路，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但摸上去手感仍然细腻厚实，纸页抬头上的花纹仍然鲜艳醒目，给人一种高质量的感受。在那一页页有着黄色印迹的纸上，是日记主人们六十多年前的笔迹，它们或深或浅，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那是十几个人用不同的字体写下来的，他们记录了从1938年2月到10月近一年的日子里，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成员在战火纷飞年代的演剧生活，记述了他们所处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情况，以及陷于动乱之中百姓的颠沛流离。解放后，这两本日记一直由张昕保存着，“文革”中先是落入造反派手中，后又跟着荒煤进了监狱，直到十年后才重见天日。在经历了战争的岁月，经历了和平年代的被疏远和淡忘，又经历了文革的残酷洗劫后，它们最终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翻开第一本日记的封面，“北平学生移动剧团&#8226;愿我永恒&#8226;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始&#8226;璧华 ”几排竖行字豁然出现在面前。

庄壁华在扉页上写下这些字迹时，是多么渴望“永恒”多么相信“永恒”

青春与战争的记录（2）

1938年初春，年轻的剧团成员庄璧华在这个本子的扉页上用黑色的墨笔写下了这些字体，还在这些字的右下端画了几个发光的小星星。在写下这些字迹的时候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愿我永恒”无疑是她最想要表达的心声。从1937年8月离开北平，他们已经经历了半年多的战争漂泊。这些家境尚好的北平大学生，离开了书斋、家庭，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奔波，危险、疲惫、不顾一切，连绵的流亡生活并没有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着的热情，这位女团员用“永恒”这样的字句表述了自己和同伴们在艰苦生活中韧的精神和对前途满怀着的希望。

庄璧华是剧团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大家因此称她庄大姐，她是在济南由平津同学会介绍加入剧团的，她的阅历似乎比其他女孩子们深，一双脚有着缠足又放足的痕迹，但她的热情却一点都不亚于比她小的同伴们。已经弄不清这本日记的最初动议是不是由她个人而起的，但从2月23日直到3月26日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是由她记录着团体的生活。她写得很认真，字体工整，描写生动。团体每天所作的工作、演出，会见的人，参加的活动、会议讲话内容等都基本记录在案，这使得即使是在很多年后，也让读者——当初他们并没有料到以后会有许多人读他们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

可以说，这的确是一部隐藏着很多的秘密的日记，在日记的背后藏匿着不少曲折的故事。日记中代表了国民党力量的三个人物的命运又是这样的充满着戏剧性：何思源后来作为北平市长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成为中共统战对象，身居高位；郭同震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带领军统组织的人马飞往台湾，成为在肃清台共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功臣、台湾特务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制造了一系列震惊政坛的大事件；运气最不济的当属钟志青了，他在解放后不久被共产党所处决，据说死前他说过：我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既然知道了为什么又在和荣高棠们分手时喝得酩酊大醉难过得嚎啕大哭呢？这也都是故事了。

许多有趣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和人物，在当时其实都是极其平凡的。但平凡的事情中又总是隐匿着许多的不平凡，这就是历史。这部解放后被人们、甚至当事人淡忘了的日记究竟还藏着多少故事，真是太值得人们去琢磨了。

还值得一说的是这部日记的风格。因是团体日记，每人一周的写作便形成了风格上的浑然不同：庄璧华的日记充满了热情和幻想，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很“小资”，张楠的文笔就老练和大气的多；荣高棠的日记更有全局性，这和他对全局的掌握有关；程光烈的日记除了较详细还和他本人一样充满个性；张瑞芳的日记较温和，细腻；张昕的日记显示出她的任性，总是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还有点尖刻（例如在4月8日日记中，写到行军时有人坐车，有人步行时说：走的直流汗，不走的，汗都由驴来出了）；杨易辰、王拓、方深、姚时晓的日记虽然数量较少，但其写作却显示了三十年代大学生、文人的水准；胡述文的日记认真仔细，小管的日记和年龄一样有些幼稚还像个孩子；郭同震的日记却是简练、极富条理性、绝无废话……可惜的是，日记中没有出现荒煤、还有那个一直作为团长却时刻被大家提防着的钟志青的笔迹。日记中有人（女生）对女性写作较多，男性对这个工作是忽视的作出了批评，当然这或许和男性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而且更多的是和写作有关的工作不无关系。还有爱情，年轻人的爱情就像山野里的花草一样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恣意地开放出来，开放的如此自然和浪漫，这纯真的感情无疑是他们克服艰难险阻的主要依靠，后来他们中间有四对人结成伴侣（荣高棠、管平；荒煤、张昕；张楠、王拓；方深、胡述文；）并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越重重障碍白头偕老。可奇怪的是，团体日记却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些。几十年后笔者曾经询问过接受采访的老人们，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你是说爱情吗，那是个人的事情啊，怎么能写进团体日记中！他们白发苍苍的面容和坚定不移的回答，都显示着在这些老革命心中有着一道怎样经纬分明的个人和集体的界线，那界线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永远。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读起日记来，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很多年后，在昔日的年轻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波折进入老年后，他们也有了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但在这些文字中很少有人提到这部日记。应当说他们的疏忽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历史将他们塑造得更加成熟和政治化，他们在叙述历史时习惯把个人的成分掩盖的越少越好，突出的是党的领导、集体成绩以及对国民党的谴责。而日记不但没有更多的记录党组织的活动，还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和“小资”味，对何思源、钟志青之流也没有什么批判。可以说，当年日记的叙述主体是一批怀抱理想的小布尔乔亚，他们的叙述中心是“青春与抗敌”，而后，不但叙述的主体变了，叙述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记并不符合这种政治需要，于是，便这样在政治化的生活中渐渐地被疏远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真正忘记青春的感受，真正让人们感动的也正是这种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真实感受。正如很多年后，九十多岁的老共产党人荣高棠提到那些日子，还会眼里闪动着泪花说“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啊！”而那个因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周恩来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被人们用惊愕的语气提起的郭同震，也同样远在台湾充满感慨地说：我怀念那些日子！

这部日记便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历史的原点，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大时代，和那些人一路走过来的风尘足迹。

荒煤与张瑞芳：一段难忘的恋爱（1）

荒煤与张瑞芳：一段难忘的恋爱（2）

一个让人伤感的故事

剧团中，除了小管，就数张昕年龄最小，她演戏刻蜡纸油印宣传品，程光烈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较多，程光烈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点任性的小姑娘，但程光烈是一个对自己有着很高要求的人，他不想把自己的感情过早地流露出来，一方面有些不自信，另一方面也觉得大敌当前更重要的是抗日，不能让个人的事情妨碍了革命工作，但这感情却一直跟随着他，给他带来了很多苦闷。

张昕对程光烈的感情几乎没有什么察觉，她更愿意和杨易辰呆在一起。九郎不仅工作积极，还是团里最大的乐天派，他性情豪爽说话直率，很少有发愁的时候，他喜欢作打油诗，喜欢唱歌，每当团体中有人想家或是遇到困难心情沮丧的时候，他就会用沙哑的嗓子唱起来：

不要皱着眉头，

大众的歌手！

要知道路途是多荆棘的，

铲除它呀，只要我们还有双手。

提防着陷阱呢，

跌倒爬起来，挺着胸膛走！

……

歌声是沙哑的，但充满着热情和力量，每当他一唱，大家就跟着唱了起来，开始是哼哼，后来歌声就越来越响亮，好像真的就忘记了忧愁。

三妹喜欢九郎的乐观热情，这很对她的口味，九郎也很喜欢三妹的性格，闲下来的时候总要找三妹一起玩，两个人在一起兴高采烈情投意合。

一年多的“移动”，张昕和九郎成了快乐的一对。然而，张昕还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不喜欢瑞芳和荒煤总呆在一起，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和九郎之间的感情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到达延安后，当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三妹却犹豫了。她记起离开北平时娘对自己的殷殷嘱咐，娘生怕最小的女儿在感情问题上有什么差错，希望她一定要等到娘认可后再作决定。而此刻，娘远在千里之外，对娘的思念和信任使她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她提出要和九郎停止交往。

九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很痛苦，并且完全不得其解，他知道三妹年纪还小，她还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决定会给他们的将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次，几个人一起在延安城里逛街，敌军飞机来了，扔下一串串炸弹，他们奔跑着躲在一堵墙后面，九郎突然抓住三妹的手说：我希望你被炸掉一条腿也好，那样你就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了，我会永远照顾你！

尽管如此，单纯的九郎还是尊重三妹作出的决定，从此不再去找三妹。

张昕忘不了年轻的杨易辰说过的话，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不顾一切地喊着，话语中充满着对爱情的忠诚和对幸福的渴求。然而，昔日的誓言最终没有实现，只能深埋在心里，变成一道伤痕，一个遗憾，和一份值得怀念的美丽。很多年后，张昕曾通过朋友向杨易辰转达了自己当年草率决定的歉疚，杨易辰平静地接受了，他知道，荒煤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兄弟，他希望他们永远幸福。

或许这就是上天的安排，是战争造成的遗憾，是一种未到的缘份，也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有些感情经历过很深的创痛，酿出的苦涩足够终生品尝，他们默默地承受了，把它封存起来，一旦触及，竟一样的如歌如泣……

诀别与分道（1）

一年了，在战争的惊涛骇浪里，移动剧团就像是一叶小舟，船上的人们齐心合力，迎着风浪努力前行。然而，一切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顺利，战争遥遥无期，漂泊的路望不到尽头，小船终究要驶向哪里？是他们每个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短短的一年，他们似乎走过了漫长的路，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郝龙最先离开了剧团。

性情豪爽的郝龙是张瑞芳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民先积极分子，也是剧团最早的发起人。“七七事变”前，他受民先总部委托，组织起剧团的前身——农村服务旅行团，并担任团长。在移动剧团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隶属于山东省教育厅后，由于张道藩坚持要派钟志青担任团长，郝龙就成了副团长，荣高棠成了剧团总务。

在团里，郝龙饰演老汉、连长等角色，表演幕表戏（一种根据形势随时创作的幕间短剧）。谁也没有想到，他还给剧团带来了意外的影响。随着演出的成功，剧团在河南一带名气越来越大，不断有人来找剧团。一次演戏结束，来了两个教员模样的人，说是要找“贺龙”参加队伍，剧团的人说这里没有“贺龙”，来人硬是不信，说大伙都听说了，剧团的团长就是贺龙。他这么一说，大家才明白他们是把郝龙当成贺龙了，经过耐心解释好不容易才把来人劝走。虽然完全是误会，郝龙还不免有几分得意，荣高棠却有几分担心，怕目标太大了弄出什么麻烦来。

三月，庆祝台儿庄大捷之后，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年轻人的心充满着躁动和不安，郝龙呆不住了，他总觉得宣传工作不过瘾，想亲自上前线杀日本鬼子。剧团到徐州后，他毅然决定离开。这是剧团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人离开，而且还是主要人物，这一天的团体日记中庄璧华写着：几个月来，我们是十六个伙伴，但是今天老郝却要离开我们了，为了工作。我们是应该让他去的。在感情方面不免有些留恋。在大同饭店，我们为他饯行，每个人都感到了怎样的感觉呢？

漆黑的昏夜里，我们默默地把他送走了。郝龙是最先到达延安的，在那个山上山下都洋溢着年轻人歌声的地方，他投入了学习，张昕到延安后还收到过他的信，信中写道：说来滑稽，我结婚了……“看看，他说的什么话，谁和他结婚不是要倒霉了吗……”几十年后，张昕提起往事还哭笑不得地数落这个书生。这个不安分的人婚后不久就上了前线，他当了团长，仍然书生气十足，一次擦枪，不慎走火把警卫员的腿给打伤了，正是因为安排警卫员住院，在邢台竟意外地遇到了张昕。这已经是抗战胜利后了，几年不见他们都非常兴奋和感慨，郝龙讲述了分手后的经历，还告诉张昕，最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是郭同震在北平带着军统特务把他的家给抄了。

诀别与分道（2）

那是最初听到郭同震的情况，张昕很吃惊。是郝龙介绍郭同震到剧团来的，他们曾经一起演戏，同住一个屋檐下，在一个锅里吃饭，她还记得两人同台演幕表戏的情景。一次，郭同震扮演从前线回来的伤兵连长，郝龙演记者，一向脾气暴躁的郭同震正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上台后便不想接台词。郝龙问：前线的时局怎么样啊？郭同震说：你去看报纸啊！郝龙说：报纸上怎么说？郭同震说：你看了就知道了！急得郝龙直瞪眼，没办法只能自圆其说。从台上下来，郝龙要找郭算账，郭同震自己却乐了，还一个劲逗郝龙……那天，在邢台听说郭同震的事情，张昕愤愤然，谁能想到，朝夕相处了一年多的人，竟成了军统特务，还干出这么狠毒的事情来！郝龙说起抄家来，倒显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个和自己无关的笑话，经历了战场生死的人，把许多东西都看得很平常了。

充满热情和书生气的郝龙后来，郝龙牺牲在和国民党厮杀的战场上，死时只有30岁。这个充满豪情的青年，国难当头甘洒热血甘抛头颅，日本人的炮火没有把他打到，却终于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老人们保存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年轻人身着棉布军装，威武英俊，他站得笔直，目光沉静而坚定，好像随时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和危险的考验。很难想象，这就是那个充满了书生气、浪漫气的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

再见了，朋友

分手的日子就在眼前，离开的前一天，他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聚在一起吃“最后的晚餐”。

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一切地大吃、痛饮！

已经到了初秋的时刻，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挤在那个小餐馆里，他们尽其所能地嚼着，结果人人汗流浃背满面红光。

何思源醉了，钟志青醉得失去知觉似的乱说一气，结果被两个人架了回去，倒在床上痛哭流涕，他这一哭，惹得旁边的人也各思心事纷纷地流起眼泪来，一时间，大家都哭得挺热闹……

他们为什么哭？哭什么呢！为了一年多的漂泊流浪，为了青春的生死与共？为了此生可能再难相见，或者也为了今天的同志在明天可能就是敌手？一伙分道扬镳的人们在分手之际却有着如此多的说不出的感受……

很多年后，在改换了门庭的北京，作为高级统战对象的何思源见到了中共高级干部荣高棠，两人很自然地谈起了那次分手，何思源对荣高棠说：怎么样，我当时对你们还是不错的吧！他说，其实，他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西安，而是延安。不过，他没有向荣高棠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情，更没有细说在那沉默的一天里，他都想到了些什么。

很多年后，在共产党的监狱中钟志青也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他就知道荣高棠他们是共产党，却没有对他们怎么样……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什么心情？他想到过那次分手，和在那最后一次晚餐时的嚎啕大哭吗……他的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还是被处决了。

同样，还是很多年后，移动剧团的老人们谈起那次分手，那次大哭，有的人认为，钟和何的大哭是因为失去这么好的剧团，也就失去了为自己邀功的机会。这是一种可能，不过，这种说法又总是让人有点隐隐的疑惑，在经历了多年国共两党间惨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的记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他们常常提起当年程光烈的壮举，在面临着日本军队追上来的关键时刻，为了使大家尽快撤离，他不顾危险毅然坚持留在火车上看守道具和行李，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是，他们没有提到或是忘记了，当时，钟志青也留在了火车上看守器材……还有何思源的种种：他的慷慨激昂，他的充满“善意”的对年轻人的关心，他和大家一起唱歌，因为记不住歌词而忍不住笑弯了腰……所有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记载，现在说起来他们却好像已经不能相信了。历史改变着人，也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记忆，在国共两党愈演愈烈的生死斗争中，有些记忆被强化了，有些记忆淡漠了，失去了，回避了。

然而，几十年前，新来的团员石精一在第一时间里，在日记中记下离别痛哭的这一幕时，充满在字里行间的却是人与人的真实感情：……这是会餐，又可谓别离之酒，所以我们应皆痛饮！朋友，同志！我们皆饮吧！饮尽这杯苦酒！忘掉一切的饮吧！别时容易见面难，我们更加尽量的饮吧！

结果，何厅长、钟先生都醉了。钟先生痛哭流涕，有恋恋不舍之感，同志！勇敢一点！“再会吧，在前线上。”即使明日是敌手，今日也还是同志，即使身为两个不同阵营，此刻也有难舍之情……我愿意相信，除了政治信仰不同，他们之间或许还有着真情和人性，有着哪怕很短暂的共同的青春记忆。就像一次，荣老在接受采访时随口说出的：我们关系不错，有感情！

这是实话。

这也是处在“文革”时代的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复杂历史。

走，到延安去（1）

1938年的夏秋之交，和很多人一样，移动剧团的年轻人来到西安，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

通往解放区的路有很多关口，需要护照，这并没有难倒大学生们，经过王拓的一番努力，总算把马占山挺进军师部的护照弄到了手，但还是找不到适合的交通工具。一次次的联络总让人大失所望。有人告诉他们到延安去要注意的事情：路上说话要小心；进延安城时红军检查甚严；陕北偷风颇盛，揩油还是小事……他们都一一记在心上。

天气时好时坏，汽车、马车都弄不到，一连二十多天都走不成，大家的心情从焦虑变得烦躁起来，一天，程光烈因事和同伴起了争执，发了脾气，荣高棠也控制不住地想要辞去总务的工作，但很快他们又开会统一看法，安顿了大家的情绪。

10月6日，又是一个雨天，总算有好消息传来，八路军办事处有车出发，但只能先走两个人，荣高棠、姚时晓两个开路先锋，急忙捆行李赶去上车。

又过了几天，其他人终于分别坐着马车、毛驴车离开西安，开始了向延安的进发。在泥泞颠簸的路上，国统区渐渐地留在身后，再往北走，除了病号，多数人开始步行。尽管他们把大部分东西都留在了西安王拓表哥处，但身上依然背着沉重的行李。雨渐渐地停了，西北的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他们，路上开始扬起黄土，他们风尘仆仆日夜兼程。急速的行进中，程光烈的脚又肿得迈不开步子，张昕病了，躺倒在毛驴车里，怀中仍旧紧紧地抱着那个大个的洋娃娃。

终于到达延安了，在照像馆里留下最后的合影。一排右起：荣高棠、卢肃、杨易辰、石敬野、叶宝琛。二排右起：管平、饶洁、张昕、庄璧华、江友森。三排右起：王拓、张楠、姚时晓、戴厚基、程光烈、李景春

走，到延安去（2）

经过了十来天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延安。当那个传说中的宝塔山远远地出现在蔚蓝的天空下时，灰头土脸的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欢笑，杨易辰带头喊起来：“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一起放开喉咙喊着，每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剧团住进了西北旅社，前期到达已经在鲁艺当了教员的荒煤闻讯赶来看望他们，又过了二十天，剧团在进行了最后的一场演出后，被分散到各个学校和组织中去：

荣高棠、杨易辰去了马列学院；姚时晓、方深、庄璧华、胡述文去了鲁艺；张楠、管平、王拓去了组织部训练班；张昕去了陕公高级班；几个新来的年轻人去了抗大……

清晨，年轻的人们打起背包，依依告别，纷纷离去。

还在等待分配的程光烈在日记中写道：

“将来大家怎样散呢？”在济南时候，因为大家彼此间感情太融洽，对将来可能的解散，有了这样那样顾虑，现在就是这样散了。

我们原不必对过去有什么过多的留念，也不必有什么伤感。事物总是有开头就有结尾的。然而人们往往在开头时不愿想到结尾，因而对结尾缺乏思想准备，临时不免感慨眷之吧。这也是人类生活上的一点小矛盾或者是思想上的小悲剧吧！

庄大姐病了。病中呓语“谁不爱护移动剧团？……”

程光烈写着，眼泪竟不觉充满了这个倔强的男子汉的眼眶。

结束了，一年多的生死波折，一年多的奔波磨砺，一年多的青春浪漫！他们原本希望能够保留住剧团，能够继续呆在一起，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延安以博大的襟怀欢迎了他们，也向他们昭示着以往一切的结束。

他们在快乐和惆怅中清醒地意识到：前面是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