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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介

- 《未名外国史丛书》书目

-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讯

- 《未名外国史丛书》总序

- 《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后记

- 《1917年俄罗斯纪事》目录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1）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2）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3）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4）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5）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6）

-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7）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1）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2）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3）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4）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5）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6）

-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7）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1）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2）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3）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4）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5）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6）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7）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8）

-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9）

-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1）

-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2）

-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3）

-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4）

-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5）

-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6）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介

“未名外国史丛书”以其新颖、有趣的视角向读者传递世界史知识，在公众中 普及世界历史教育。编委会由国内一流世界史学者组成，阵容强大、人员整齐。主编为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丛书选题别开生面，各册写作生动活泼， 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 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向读者奉献这 套丛书，旨在传播知识，弘扬理念。丛 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它将真 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 回味，让人思考。丛书希望在读者中培养必需的世界历史素养，在国民中培育当代公民不可缺少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胸怀。

《未名外国史丛书》书目

已出

美国改革的故事

1917年俄罗斯纪事

玛雅人的后裔

2009——2011年待出

哈里发国家的沉浮

东京审判

非洲古国探源

格拉布街的故事

猎巫运动

沙龙女主人

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五百年欧洲陆军战争变化

中产阶级的良心——工业化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的建立

西欧骑士的故事

亨利八世的婚姻与政治

教皇制度

罗马军团

美国立宪的故事

美国食品安全制度的由来

切诺基部落的兴衰：

犹太人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的日月星辰

波罗行动

克伦威尔和他的时代

法老的咒语

动物改变世界：海狸、毛皮

2010—2012年待出

蓝盔部队

白江口之战

江户时代

查理一世之死

亨利四世与法兰西重建

60年代的伯克利

汽车与现代社会

贸易与北美开发

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水手

普鲁士国家

猫王与甲壳虫乐队

尼赫鲁家族

船舰与海权

作物改变世界

《未名外国史丛书》简讯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

近几年来，“阅读历史”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热点，其中有两个趋向耐人寻味：1.以“中国史阅读”为主流，“世界史阅读”相对清冷；2. 许多读者是以一种游戏消遣的态度来阅读历史。前一种趋向反映了国人的世界胸怀缺失，后一种心态则反映了国人对历史学科价值定位的总体忽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只有放眼世界，了解、认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主动虚心地吸取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的精髓，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对历史起码的敬畏，一味张扬以娱乐消遣为主旨的大众历史写作与阅读，有可能使历史应有的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一批专业史学工作者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向读者介绍、传播世界历史、文化知识和理念，期待在读者中掀起恰当的 “世界历史热”。

《未名外国史丛书》编委会由国内一流 世界史学者组成，著名世界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院院长、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担任该丛书主编，丛书计划出50种，选题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力求既囊括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更反映世界史研究的前沿成就，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 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传播世界史知识，弘扬理念。丛 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将真 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 回味，让人思考。

丛书首批已推出《1917年俄罗斯纪事》、《美国改革的故事》、《玛雅人的后裔》三本，《1917年俄罗斯纪事》以一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描绘了1917年俄罗斯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拉斯普庭、末代沙皇夫妇、普列汉诺夫、克伦斯基、列宁到普通士兵、工人、农民，曾在1917年俄罗斯历史舞台上角逐风流的各色人物在书中一一登场；《美国改革的故事》描写了19、20世纪之交美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结束了内战的美国人在大规模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也同样患上过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症”，为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劳资矛盾问题、特权阶层腐败问题等等社会肌体的病相所扰，看美国人怎样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化解矛盾、度过危机，于今日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人，确是一种提醒和借鉴； 迷恋切格瓦拉的读者们想必对蒙面骑士马科斯也不陌生，这位烟斗、面罩不离身，以互联网作为战斗武器的新一代革命者形象曾一夜之间风靡墨西哥乃至全球，《玛雅人的后裔》记录了由马科斯领导的这场“后现代”式的农民起义，更展示了全球化冲击下墨西哥土著农民的悲惨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背景下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命运和出路，具有启示意义。

《未名外国史丛书》总序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未名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后记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

《1917年俄罗斯纪事》目录

引子/ 1

1垂死的制度/ 11

2二月的风暴/ 49

3两个权力中心/ 87

4列宁走上舞台/ 127

5七月阴云/ 169

6右派政变/ 201

7十月炮响/ 227

8建立革命秩序/ 263

参考文献/ 302

出版后记/ 306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1）

1917年元旦(俄历1916年12月19日)上午，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8226;费奥多罗夫娜偕王储和四个公主忧郁迷惘地站在皇村(彼得格勒以南约30公里的沙皇驻地——作者注)火车站的月台上，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大本营莫吉廖夫回銮。前一天早晨，在距首都七八百公里外的大本营军事会议上，沙皇接到皇村拍来的电报，从电报的字里行间，他已感受到了皇后内心深处的惊恐：“拉斯普庭被刺杀了——在水中找到的。一起为他祷告以缅怀他。愿上帝宽恕我们。亚历山德拉。”

皇后电报中提到的拉斯普庭，全名叫格利戈里&#8226;叶菲莫维奇&#8226;拉斯普庭，是沙皇和皇后十几年前认识的“圣愚”。

“圣愚”是俄国民间苦修的特殊群体，既秉持了东正教的苦行赎罪的传统，又保持了原始萨满教的仪礼。他们状貌奇特，语无伦次，服饰异类，行为极端，乖张怪诞。据称其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圣愚”自称为基督而受苦，但在常人看来却近乎疯癫。然而，被现代医学确诊为有精神分裂症候的“圣愚”，在俄国有几百年被崇拜的历史。11世纪，基辅罗斯就有圣愚的记载。15世纪后，圣愚在俄国更是大行其道。

沙皇是东正教领袖与世俗统治者二位一体的，尼古拉二世的宗教虔诚与对于超自然力的迷信混搅在一起。沙皇夫妇的迷信是出了名的，在结识拉斯普庭之前，他们已请遍了全俄出名的巫师。但拉斯普庭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同，他是一个与1917年沙皇制度败亡密切相关的“圣愚”。

拉斯普庭中等身材，结实而瘦削，脑袋很大，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脑门上有一块秃斑，在乱糟糟的大胡子上面是长长的大鼻子，耷拉在浓眉下的一双浅灰色的眼睛，眼窝很大并且陷得很深，而眼仁却很小，从远处甚至看不到他的眼睛。正因为这样，有时候竟然很难看清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只是感觉到似乎有很多根针穿透了你的身子。

在上层人士看来，拉斯普庭是个西伯利亚“乡巴佬”，他的同乡则视其为典型的乡村无赖。一个叫卡尔塔采夫的村民就曾向当局控诉：“有一天他偷干草垛围栏换酒喝被我抓住，我打了他一顿。他恶毒地报复了我：奸污了我的小女儿，又拐走我妻子。我的两匹马也不见了。”

拉斯普庭经常偷盗和胡作非为，在一次偷马被抓住后，村社长老们呈请当局将他遣送外地，而他自动离开了本村。在游荡中，他开始改头换面，穿着一身似僧侣服非僧侣服的衣服，装成可以预示天机的“圣愚”，并参加了鞭身教一个派别，积极宣扬淫乱救赎教义，男女信徒在他的蛊惑下纵情狂舞，恣意群交。他的淫乱恶名替代了本姓，由此传开。在俄语中，拉斯普庭是从“放荡”一词派生出来的。

拉斯普庭浪游到圣彼得堡，在这个达官显贵云集、巨贾鸿商鲤聚的地方，浓重的迷信风气成就了这个昔日肮脏不堪、举止粗俗的人，他很快成了上流社会眼中的神圣长老。他几乎能准确无误地看透人的性格，神奇地预言他们的未来，并借此笼络住了众多神父、主教、将军、贵族、官员、大商人，他们央求他保护自己的命运，祈求他代表上帝给他们祝福和忠告。

1905年11月，经皇叔尼古拉&#8226;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夫妇引荐，拉斯普庭成为沙皇夫妇的莫逆之交，经常相谈忘时。他进入皇村也是那么泰然自若，了无拘束，仿佛是回到自家。正是这样的“无知无畏”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只有真正的圣洁，才能使一个普通的西伯利亚乡巴佬超越任何对世俗政权的敬畏。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道貌岸然的阴谋家。他的举止谈吐都视场合的不同而随机应变：在皇村，他以持戒极严、一心侍奉上帝的人的面貌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特别是置身于女人堆里，他就随便得多；而私下场合与他的同党厮混时，他又本性尽露，放杯痛饮，恣情纵欲。

皇后亚历山德拉是德意志黑森和莱茵大公的女儿，在大学获得哲学学位。她的知识背景虽与迷信不搭界，但那时她正在受着唯一的爱子——阿列克谢皇储——病情的煎熬。阿列克谢患有先天性血友病，身体外部受到轻微碰伤、划伤都可能导致流血不止，内部出血则无法制止，引起外部肿胀，疼痛难忍，以致死亡。王储的羸弱是母亲家族遗传基因造成的，皇后的外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是血友病缺陷基因携带者，她的女儿们嫁到欧洲各国皇室，把血友病溶入欧洲王室的“蓝血”［蓝血：来自西班牙语，中世纪血统纯正的西班牙贵族以其静脉比混合血统的人颜色更蓝为正统性，号召欧洲“蓝血”贵族组成“十字军”对占据西班牙的穆斯林进行“再征服”，这场斗争从8世纪初持续到15世纪末，以所谓的“蓝血的胜利”而告终。“蓝血”成为包括王室在内的欧洲贵胄的代称。］之中。

母性的愧疚和对爱子病情的焦虑使皇后生活在痛苦之中，儿子一躁动，就引起她更大的惶恐，导致她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拉斯普庭抓住她的弱，用含糊不清的嘟哝与神秘的咒语先使她镇静，随后一边抚摸孩子的头，一边以严厉的语气让他安静下来，对孩子施用催眠术，使他昏昏入睡。拉斯普庭使阿列克谢养成了依赖他的习惯，只要他走进来，这个孩子马上就停止喧闹，在惊奇的父母面前，孩子在拉斯普庭的催眠下渐渐入睡了。

1912年10月，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拉镇打猎。八岁的皇储随家人在斯帕拉湖

上划船，船快靠岸时，顽皮的小男孩向岸上跳去，不小心碰到船舷，随即出现了内出血症状。两周后伤处出现血瘤，生命垂危。沙皇立刻把最好的御医召到斯帕拉，手术是唯一的救治方案，但血友病患者不能开刀。大夫让沙皇夫妇作最坏的准备，牧师也为他作了最后祈祷。皇后发电报哭求远在西伯利亚家乡的拉斯普庭帮助，他回电：上帝已看到了你的眼泪，听到了你的祈祷。不必痛苦，小家伙是不会死的。病情并不像您想象得那样危险。别再让医生折磨他。几个小时后，皇储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开始好转，体温下降，肿块渐渐消散。类似的事情被宫廷内外传得神乎其神，革命后知情人士揭露，这些都是拉斯普庭与宫内有关人员串通设下的骗局。

利用沙皇夫妇的迷信，拉斯普庭确立了他在宫廷不可替代的地位。拉斯普庭深知，沙皇天性敦厚柔弱，深爱皇后，并屈从于她专擅的性格。于是，这位“圣愚”与同样需要他的皇后走到了一处，插足进了沙皇统治集团。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2）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断交并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支持同为斯拉夫民族的塞尔维亚，宣布在俄国全境实行总动员，引起德国抗议。8月1日，德国以沙俄拒绝停止总动员为借口向沙俄宣战。战争的一方是英、法、俄等协约国，另一方则是德、奥匈等同盟国。

战争是沙皇俄国特殊的存在方式，从基辅罗斯开始，扩张战争与反奴役、反侵略战争贯穿俄国历史。战争造就了沙皇的权威，也铸就了俄罗斯民族坚忍、分裂的精神世界。在俄罗斯君臣的战争思维传统里，战争、战胜是合乎逻辑的起点和终结，并可以为此忍受一切，包括巨大的失败。近代以来，这种历史逻辑的线性发展道路，在“战败”之后又平添了触动帝国体制的“革命”：1856年克里木战争失败引发了1861年大改革、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引发了1905年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初燃，俄国国内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潮，在全国各个城市，罢工奇迹般地终止了。在接到德国宣战书的第二天，尼古拉二世在热情高涨的5000名群众面前，向圣女卡赞雕像宣誓：“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个敌人，我们就不会宣布和平。”这句话是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豪言壮语。在圣彼得堡，人们冲击了德国使馆，极端保守主义者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握手言和，沙皇也将西化的首都名字改成了典型的俄罗斯名字——彼得格勒。人们确信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公众甚至募捐了一大笔的钱，奖励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政府也自信地只准备了三个月的战争保障。当无数青壮年背起行囊奔赴前线时，尼古拉二世说：“现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当所有人都为战争狂热时，拉斯普庭竟然反对参战。当时，他正在外地养伤，得知沙皇对德宣战的决定后，立即给尼古拉二世拍去数封急电，称：“陛下切不可发动战争。俄国将在战争中覆灭，皇室将在战火中消亡，直至一个不剩。”正在兴头上的尼古拉二世看到电文后，将电报撕个粉碎，啐上一口，以消除晦气。拉斯普庭知道沙皇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又派人呈递上亲笔奏章：“俄罗斯被阴霾笼罩，君主啊，不要偏信于战争狂人吧。战争将毁掉俄罗斯的一切。”

战争进程又让拉斯普庭不幸言中，俄军仅在境外坚持了不长时间，攻防双方就转换了角色，战线转入俄国境内。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和后勤供应准备不足，俄军在开战的第一年就遭受重创，前线失利不断，军队损失过半。

战争失利让沙皇痛苦不堪，在拉斯普庭和皇后的支持下，沙皇于1915年8月免去皇叔尼古拉&#8226;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俄军最高总司令的职务，亲任最高统帅，坐镇莫吉廖夫大本营，把国政交付留守皇村的皇后。

亚历山德拉皇后一边操持国事朝政和社会性事务，一边照顾孩子和鼓励丈夫。身在前线的尼古拉二世对亚历山德拉缱绻眷念，写信给皇后：“想想吧，我的爱妻，你难道不愿来到你亲爱的丈夫身边助他一臂之力吗？”在第二天的信中他又写到：“你管好那些大臣就等于在帮我。”亚历山德拉自然会遵从他的意愿。而在她身边，有人在日夜“祈祷”。这个人就是拉斯普庭，在他的鼓励下，皇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部长们面前手足无措了，这个德国公主的俄语说得也像“俄国的瀑布一样”流利了。

沙皇在前线大本营期间，皇后向拉斯普庭“每事必问”。拉斯普庭不断地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打嗝、咳嗽、做梦都当作神秘的启示传达给皇后，亚历山德拉则一件不落地把这些“启示”传达到沙皇那里。沙皇外驻大本营的一年半时间里，皇后转告沙皇的拉斯普庭的建议、警告与要求达150件。皇后在一封信中告诉丈夫，由于希腊问题的影响，拉斯普庭咳嗽不已，“我们的朋友十分焦虑，故请求你(就东南方面出现的形势)致电塞尔维亚国王……现附上他的手迹一纸，请参照起草自己的电文，其中心意思希用自己的话来表述。”

由俄国和西欧顶级大学教授们教育了15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竟真的将这位西伯利亚农民涂鸦的纸条奉为巴尔干战略的指南。

战争期间，在拉斯普庭的实际主导下俄国政府走马灯似的轮换了约二十名大臣和几名内阁总理，1916年9月，皇后给沙皇写信：“格利戈里恳切地请求你给普罗托波波夫一个职务，你了解他，并给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杜马成员(不是左派)，……他认识我们的朋友至少已经四年了，长老曾说过许多关于他的好话。”过了一个星期，普罗托波波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在办公桌旁放了一个偶像，并把它当人看。有一次，普罗托波波夫向克伦斯基解释说：“它什么事都帮我干，我干什么事都是按它的意思干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主持的内务部，管辖着全俄的警察、密探和反间谍网。后来，亚历山德拉更是事先没有和尼古拉二世商量，就把?俄的粮食供应这一关乎国脉的工作交托给普罗托波波夫。皇后不会想到这是给未来的革命埋下了一颗地雷，反而高兴地给沙皇写信：

我们的朋友格利戈里说这可是绝对需要的。他认为普罗托波波夫将会牢牢地掌握这一命脉以拯救俄国。斯图默和普罗托波波夫二人都十分相信我们这位朋友的无边的神力和通天的智慧。

拉斯普庭替人办事、要官的条子满天飞，后来有人统计说，这类条子每月多达150张。他的条子用语简短、生硬，如：“亲爱的，为她做点什么！她是个好人。”“这个人请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对于这种“跑官、要官”活动，他从不避讳，他曾两次打电报给一个谋职的人：你当省长的时刻已到。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3）

更为可笑的是，一次拉斯普庭出席有许多军官参加的晚宴，在酒酣耳热之际，一些军官对他说，应该任命鲁斯基将军为北方战线司令。拉斯普庭醇酒上头，当场便草拟了给沙皇的电报：“人们都在注视着鲁斯基将军。既然人们都注意他，那你也注意他吧。”过了几天，鲁斯基将军的任命书就下达了。事后，拉斯普庭想同这位被他推荐上去的将军见面，然而将军根本不买他的账，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出身微贱的“圣愚”还经常莫名其妙地对前线军事行动指手画脚。1915年11月，皇后向沙皇传达“神策”：“现在，我必须向你转达我们的朋友的委托，以免忘记。他于夜间忽得一梦，请求下令在里加附近发起进攻。他说，这是必要的。”俄军1916年夏季大反攻中，亚历山德拉写信给大本营的沙皇：“此刻他(拉斯普庭)认为，不宜在西线发动强攻……冒失地进攻并在两个月之内结束战争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会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如果忍耐些，同样能达到目的，且不致造成如此巨大的牺牲。”在他阻止了北线和西线的作战行动后，又想遏制西南方向的军事行动。亚历山德拉又及时转告了丈夫：“我们的朋友希望我们不越过喀尔巴阡山，甚至不要做出夺取该地区的态势……哟，我亲爱的人儿，他们(俄军)干嘛发疯似的一个劲向前冲，别让他们再往前挺进了。”

那个时候，结交不到拉斯普庭就等于没有接近权力核心，来往于拉斯普庭在哥罗霍瓦亚街64号住宅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透过三楼卷帘遮住的窗户传到街上的喧哗声昼夜不断：宴席上的讲话声、祈祷时的歌声、跳舞的踏步声、男人酩酊大醉的喊叫声和妇女的尖叫声，当然，这其中少不了拉斯普庭与女人们的谑浪笑傲。

不是沙皇统治集团内部所有人都对拉斯普庭趋之若鹜。科科夫佐夫担任内阁总理后，拉斯普庭来求见，他们见面后互相对视，谁也不说话。科科夫佐夫忍不住了，说道：“你白盯着我看，你的眼睛对我不起作用。我这罪人曾拨款让你从西伯利亚到京城来，我准备再拨一次款，你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返回西伯利亚。别再装疯卖傻了！我不相信你是圣徒，你的催眠术对我不起任何作用，给我滚回老家去。”

这次会面过后，自知得罪拉斯普庭的科科夫佐夫抢先觐见沙皇，告诉沙皇自己已见过了拉斯普庭。沙皇问他对拉斯普庭印象如何，科科夫佐夫回答：“陛下，我在监狱总局供职11年，走遍俄罗斯母亲大地，所有监狱我都到过。只有一个囚犯向我扔过饭盒，这人是疯子。”

“您还是谈谈拉斯普庭吧!”沙皇提醒他。

“我说的就是他。在西伯利亚为数众多的游民、歹徒和流浪汉当中，像拉斯普庭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典型的刑事犯，他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不慌不忙地用刀子割断您的咽喉。”

这些逆麟之词令沙皇不快，但他也给足了这位直言进谏的大臣面子：“您有您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

然而，这位不屈不挠的新任内阁总理在报纸上发起对拉斯普庭的猛烈攻击，使拉斯普庭的丑闻家喻户晓，连前线战壕中的士兵都知道了。沙皇要求科科夫佐夫禁止报纸提及拉斯普庭的名字。科科夫佐夫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堵住人们的嘴：让拉斯普庭滚回西伯利亚去。内阁总理紧逼沙皇：“请您允许我采取措施让拉斯普庭永远留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拉斯普庭老家——作者注)。”

沙皇被逼无奈，只好说：“我亲自对他说，让他走……”

科科夫佐夫虽取得胜利，但下台已不可避免了。他在当了两年半的内阁总理和财政大臣之后被迫辞职了，而拉斯普庭又从老家回到京城。

皇后离不开拉斯普庭，尼古拉二世说过一句名言：“宁肯要一个拉斯普庭，胜似(皇后)一天10次歇斯底里发作。”

皇后与拉斯普庭的关系成了绯闻，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关于出生于德国的皇后、亲德国的拉斯普庭与德国谍报机关有染的消息不胫而走。其实，凡是了解亚历山德拉的人，都不怀疑她对俄国的忠诚与热爱。她对一位女侍官说：“俄国是我丈夫和我儿子的俄国。我们一片心全抛在这个国家上了。”而拉斯普庭也不会被德国情报机构收买，因为他的权势是德国情报机构所无法给予的。但这种消息传到前线，使俄军士气一落千丈：我们在前线同德国人拼杀，宫廷里的“德国女人”却同德国勾搭！

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尼古拉二世也有停战的意向，种种关于政府与同盟国媾和的传闻四下散播，搅扰着民众的情绪。前景暗淡的战争以及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兴盛与传播，进一步促发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的扩散，各种政治性、社会性非政府甚至反政府组织繁芜滋生，市杜马、地方自治局、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各种各样的协会纷纷走上前台。激进情绪?战争条件下持续发酵，“上层”和“下层”、“外国”和“本国”、“旧”和“新”、“政府”和“人民”等成为社会矛盾的两极，包括沙皇统治集团在内的“上层”成了全部矛盾的焦点。沙皇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政治势力，为了挽救天怨人怒的沙皇制度，转移矛盾焦点，把拉斯普庭当做替罪羊抛了出来，以平息沸腾的民怨和国家杜马的严厉批评。

杜马汇集了各种各样的“陛下反对派”。所谓陛下反对派，是主张在沙皇制度内部，通过各种取向的改革，推进俄罗斯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党派。陛下反对派的中坚力量是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在国家杜马居主导地位，既通达上层，又在下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米留可夫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首先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其次是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最后才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政治活动家。米留可夫于1916年秋随杜马代表团出访欧洲，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其中有许多关于俄国政府通过代理人就单独媾和问题与德国代表进行接触的内容。11月1日，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宣读了这些资料后，站在杜马讲坛上大声吼道：“叛变和变节的可疑流言到处传播。这些流言涉及到高层人物，……皇后的名字同围绕着她的冒险分子一再提起，……是愚蠢还是背叛？”听众一致回答:“是背叛。”会议充满对政府大张挞伐的气氛，进步党首领鲍勃林斯基历数政府的种种腐败无能行为，说道：“政府继续存在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的——庸碌无能、涣散松懈、玩忽职守。”一向以保皇党自诩的“十月党”代表人物叔尔根也主张集中火力打击内阁：“要让政府搞得头破血流。”他的态度得到了许多人的有力支持和附和：“为了安定全国，就应当把政府搞得头破血流！”有人建议应起草谴责性文件，向公众表明杜马中的进步力量将与国内的恶势力进行斗争。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4）

在这次杜马会议上，陛下反对派同当局的矛盾达到白热化。尽管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米留可夫的这篇讲话，但它还是迅速地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彼得格勒保安局11月22日的报告中指出：“最近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影响出人意料地加强起来”，他们的领袖米留可夫“成了当前的真正英雄”。

上流社会的愤怒也显露无遗，皇族和贵族集团已经不能够容忍拉斯普庭的胡作非为，进而对皇后和沙皇也不耐烦了。在有许多大公爵出席的贵族俱乐部里对沙皇本人的非议已不是什么秘密话题，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体系内部也已对“上层”失去了信心，有关革命的争论在军官会议中公开进行，甚至主持者也不加以制止。

沙皇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对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说：“全家都知道亚历山德拉&#8226;费奥多罗夫娜是多么的有害。只有一些卖国贼包围着我的兄长与她。一切有品格的人全走了。但是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

大公、将军和杜马一致认为应当将拉斯普庭清除掉。保守党人弗拉基米尔&#8226;普利斯克维奇在杜马咆哮着说：“革命在威胁我们——再也不许一个无名小卒的农民左右俄国了。”热烈的掌声在大厅里经久不息。一名旁听者注意到了菲力克斯&#8226;尤苏波夫大公脸色发白，浑身在颤抖。

尤苏波夫大公是尼古拉二世的侄女婿。几百年来，尤苏波夫家族一直是沙皇的股肱。菲力克斯的先人尼古拉&#8226;尤苏波夫，曾经是三代沙皇的枢密顾问。属于尤苏波夫大公的矿山、油田和工厂所提供的财富远比沙皇家族为多。

尤苏波夫大公本人是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自由派贵族，极为痛恨拉斯普庭祸乱君侧，十月革命后他流亡西欧，在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在海外声援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与怀有同样心情的沙皇堂弟德米特里&#8226;帕夫洛维奇大公走到了一起，他们密谋刺杀拉斯普庭。

或许是因为走漏了风声，或许是拉斯普庭真有什么“超感能力”，他处处加以小心。有一次，当他在涅瓦河边散步时，声称看见河水被大公的血染红了。他最后一次与尼古拉二世见面时，拒绝给沙皇祝福，并说：“这一次是该你为我祝福了，而不是我为你祝福。”接着拉斯普庭写了一封预言信，信中向尼古拉提出了警告，说：“我预感到我将于元月一日前结束我的生命。我想弄明白的是，一旦我被人谋杀了，你这俄国的沙皇该会没有什么要担心的吧。如果将我置于死地的人是皇室的什么人，那么，你这个家族也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上两年的啦，他们统统会被俄国人民处死。祈祷吧，祈祷吧，坚强一些，为你的幸福家庭着想吧。”

1916年12月29日晚，尤苏波夫请拉斯普庭到家中聚餐。事前，由军医拉扎韦尔特将氰化钾粉末放进馅饼和准备好的酒杯里，毒药的剂量极大，比正常致死量高出好多倍。似乎是对赴宴后果有什么预感，拉斯普庭对来接他的尤苏波夫大公突然说：“你猜我要跟你说啥?晚上普罗托波波夫到我这里来了一趟，非叫我答应这几天不出门。他说，‘人家想杀死你呢；坏蛋们老在那儿打坏主意……’去他们的，反正他们办不到——没那个本事。”

其实，请他的人和他本人都明白他不顾一切接受邀请的真正原因。尤苏波夫新婚燕尔，他的夫人伊琳娜是彼得格勒有名的美女，对由她做女主人的宴会，早已垂涎其美色的拉斯普庭是万万不会拒绝的。

筵席上，拉斯普庭在死神窥伺的地方，仍自信地说：“因为我说大实话，碍了好多人的事……贵族们看不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皇宫里出出进进——全都是因为嫉妒和仇恨……可我怕他们怎么的?他们对我毫无办法。大家都知道：我专能对付阴谋诡计。他们试过，试过不止一次，可是上帝一直叫我清醒着呢……说老实话，他们只要敢碰我，全都没有好下场。”

尤苏波夫拿起装着毒馅饼的碟子，请他吃。他开头拒绝了：“不想吃，太甜了。”他说。

过了一小会儿，他一个个吃下去了。

氰化钾的毒性应该是立即发作的，但奇怪得很，拉斯普庭仍然继续聊天，若无其事。在尤苏波夫一再劝说下，他又喝了毒酒。虽然神态已有醉意，但令尤苏波夫意外的是他仍然没有被毒倒。

尤苏波夫借口上楼招呼伊琳娜，对同谋的几个人说，毒药对拉斯普庭不起作用。他们决定用手枪把他打死，决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尤苏波夫拿了一把手枪走下楼，这时，拉斯普庭说喉咙发痒，要喝茶。

“格利戈里&#8226;叶菲莫维奇，您最好看看耶稣受难像，向‘他’祷告祷告。”紧张的尤苏波夫答非所问地道出了一句心里话。

迟疑的拉斯普庭在转过头看耶稣受难像时，尤苏波夫举枪向他射击。拉斯普庭野兽般地大吼一声，笨重地仰面倒在地上。过了一儿后，拉斯普庭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口吐白沫，疯狂地吼着，扑向尤苏波夫。惊恐万状的尤苏波夫拼命摆脱，向同谋者普利斯克维奇等人求助，拉斯普庭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冲到屋外，噪音嘶哑地呼唤着，消失在黑暗中。

普利斯克维奇往外追去，拉斯普庭正在积雪的庭院里狂奔乱突，叫喊：“我要把这一切都报告给皇后。”普利斯克维奇接连开两枪，都没有打中。他在自己左手上咬了一口，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第三枪终于把拉斯普庭打倒在地，第四枪打到他的脑袋。尤苏波夫也紧跟过来，拿起一根木棒朝拉斯普庭蠕动的身体乱打一通，拉斯普庭终于卧在血红的雪地里不动了。他们用一块绿色的帷幔把尸体裹了起来，捆住后抬上车拉到涅瓦河边，敲开厚冰，将尸体抛入冰窟中。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5）

拉斯普庭的尸体被人发现时，肺里已灌满了水。警察的报告里描述，他的血管被有毒的物质所侵害，身上到处被无情的子弹所洞穿。在他死前，他还曾拼着全身力气想挣脱开一只手，那只手举过了肩头，好像做最后的祝福。

在大本营的沙皇接到皇后的电报，命令禁卫司令沃耶伊科夫准备专列赶回彼得格勒。离开前，他又在大本营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那里看到了保安局局长格洛巴切夫上校同时发来的案情电报，电报里说：拉斯普庭是12月16日(俄历)晚，在尤苏波夫府第被杀的。参加这次谋杀事件的有：“尤苏波夫、普利斯克维奇和帕夫洛维奇大公爵(保安局长当时尚不知道还有两名同谋者：苏霍京中尉和军医拉扎韦尔特)。有人把他扔入水中。一名警察偶然发现了拉斯普庭神父冻在冰窟窿口上的海狸皮大衣袖子，这样才把他的尸体拖了上来。”

在从车站回皇村的路上，皇后亚历山德拉向沙皇告了皇族刺杀拉斯普庭进而要发动宫廷政变的御状，皇后说：“他们要干些什么？他们要撵掉你，要将我送进修道院。”

下午，除大女儿奥莉加外，沙皇全家都参加了拉斯普庭的葬礼。按照皇后的意见，拉斯普庭墓地暂时安置在离皇村不远的花园后面，并在墓丘上盖起了一座木结构的小教堂。亚历山德拉把带来的一束白花放在墓地上，还有两件东西：一个是拉斯普庭的塑像，上面签着她本人、她丈夫和儿女的名字；另一件则是一封信，上面写道：“亲爱的殉道者，祝福我吧，这样我在今后还得走的这条忧伤、凄苦的道路上或可能福有所倚。你在天上祈祷时，可别把我们给忘了，亚历山德拉。”她脸色苍白，眼看就要号啕大哭起来，但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听完瓦西里神父的安魂祈祷。

怀有与皇后同样感受的还有穷乡僻壤的农民，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沙皇宫廷中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他们把拉斯普庭视为殉难的烈士。农民们说：“他为保卫人民利益而反对宫廷人士，于是他遭了毒手。”

另一种更强烈的喜悦心情从拉斯普庭被刺杀后，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有些路过帕夫洛维奇和尤苏波夫大公官邸的人跪下画十字，在饭店里集会的军官、在工厂里的工人们、在前线的士兵都高喊“乌拉”，首都全城的教堂都作了感恩祈祷，剧院里的观众也热烈地要求乐队奏上两遍国歌。那几天，各家报纸都刊出了带有爱国主义情绪的报道，人们相信沙皇如今定会借此摆脱包围着他的拉斯普庭小人集团，亲近忠于他的正人君子，国家、战争、生活都有希望了。

然而，沙皇的做法让所有人都失望了。沙皇拒绝接见刺杀拉斯普庭的大公爵们，而指派内阁总理特列波夫召见“嫌疑人”尤苏波夫。大公爵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凶手。他期望总理将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沙皇：“请您禀奏陛下，那些谋杀拉斯普庭的人之所以要杀死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拯救沙皇和祖国免遭必来的灭顶之灾。但是，请教一下您个人，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还有一些机会(大概是最后的机会了)挽救危局，难道当局还要浪费时间去侦查杀死拉斯普庭的凶手？……趁现在为时未晚，应该团结起来一致行动。难道谁也认识不到我们正处在最可怕的革命的前夜？如果不强把皇上从他身处的迷魂阵里救出来，那么，他本人、整个皇室以及我们全体都会被人民的浪潮扫荡掉。……革命必将来临，除非从上面急剧地改变政策去防止它……”

1月3日，尤苏波夫大公爵的岳父、俄国航空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8226;米哈依洛维奇大公专程从驻地基辅赶回彼得格勒。他一回到彼得格勒就看望了几位谋杀者，然后直接去了皇村。皇后那时正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躺在大双人床上，沙皇则坐在床的另一侧，默默地吸着烟。作为沙皇的表兄和姐夫，大公对皇后没有客套，他正告亚历山德拉，继续插手政务有损沙皇陛下的威严，并说全国各阶层都反对她这样做。他恳请皇后：“求求你，阿列克丝(皇后的乳名——作者注)，政治上的事你就别管了，还是多关心关心你的丈夫吧。”接着他口气一转，怒不可遏地高声说：“我知道你和你丈夫是不怕风险的，可你们也没有权利把所有的亲人都拉着一起跑呀。”受到指责的皇后打断大公的话，与他争吵起来。亚历山德拉从大公话语中听出杜马要求撤换普罗托波波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尼古拉解散杜马，决不能撤换拉斯普庭留下的人。

亚历山大大公爵黯然离开了皇村。对谋杀者的最后处理结果也很快下达了：帕夫洛维奇大公爵立即离开彼得格勒去波斯，听从波斯特遣部队司令官巴拉托夫将军差遣；尤苏波夫大公立即离开彼得格勒，流放到库尔斯克省的金雀庄园。子夜时分，被流放的人分别乘车离开了彼得格勒。当天，所有报道拉斯普庭被杀消息的报纸也被全部勒令停刊。几天后，戈利岑被任命为内阁总理，这是拉斯普庭生前极力推荐的。

人们失望至极，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俄国的生活早就糟透了，而现在变得愈发不堪忍受了，因为这已经不是糟糕的管理，而是一种对国民的愚弄了。把持俄国的曾是拉斯普庭。他虽然被人杀了，但到头来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了。……戈利岑集团简直把俄国引上死路一条……”

“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勃洛克写道：“结果了他(拉斯普庭)性命的那颗子弹，正落在统治皇朝的心坎。”

彼得格勒社会景象依旧既看不到热情，也看不到沮丧。商店在营业，轿式马车四处奔驰。剧院喜气盈门，观众爆满。报纸上常常登有一些未卜先知者和女预言家们的地址，据说他们来自印度或埃及，他们和那些在咖啡馆里帮人看手相占卜的女人以及用纸牌算命的茨冈女人展开竞争……“来算算命吧！”

拉斯普庭被刺后，沙皇不胜惆怅，他深居简出，言语含混，遇事犹豫不决。有人后来回忆说：“尼古拉二世实际上在内部已经让位了。”沙皇本人生活在他的宿命论中，到此时，只有他及很少的人依然坚信沙皇是俄国的上帝，人民效忠国君是基于宗教的情感，革命不会发生。1月中旬，保皇分子、杜马议员米特罗茨基在写给尼古拉的报告中，以“基辅的俄国东正教人士”的名义断言：“尽管左翼报刊加强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但大多数劳动人民仍然是非常保守和忠于专制制度的。”尼古拉二世在报告上批示：“该报告值得重视。”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6）

亚历山德拉倒是很快从失去“圣愚”和担心儿子阿列克谢健康的忧郁状态中恢复过来，她要尽其所能协助丈夫来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

沙皇和皇后在拉斯普庭死后更加如胶似漆了，为了安慰皇后和稳定宫廷，沙皇决定暂留在皇村不回大本营。

经过拉斯普庭事件，对战争和政府失望的社会情绪更加浓重，时局愈发不可收拾了。

在上层社会中，已有人在酝酿宫廷政变。1917年1月，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回到首都，对杜马议员说：“假使你们决定采取这个极端办法(撤换沙皇)，那我们会拥护你们。”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气愤地喊道：“当他正在毁灭俄罗斯的时候，是不必怜悯与姑息他的。”在激烈的辩论中，勃罗西洛夫说：“假使要我们在沙皇与俄国之间挑选一个——那我就追随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说：“将军的话是对的：政变不能避免。……但是谁决定去干呢？”

俄国的1月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彼得格勒的气温一直徘徊在零下40度左右。在绵延3000俄里的前线，被征去打仗的几百万工人和农民精疲力竭地呆在战壕里。截至1917年1月底，俄军被打死、打伤、失踪、被俘者士兵约六百万人，军官六万三千人以上。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平均两个俄国人换一个德国人。由于给养和药品匮乏，士兵丧生于伤寒与坏血症者，远比战死者多。战争供给不足问题越来越严重，到1916年，仍有20万士兵赤手空拳，连步枪都没有，前线阵地每月需要子弹二点五亿发、炮弹150万发，而二者俄国年产量仅为五亿发和五万发。俄国将军把他们的士兵送入德国的炮口，在德军暴风骤雨般的火力之下，成千上万俄军变成了肉丘尸冢。为了给前线输送兵源，战争期间俄国政府征集了1490万壮丁，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村丧失劳动力达47.4%，约两百万匹马被征调，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摧残，粮食生产大量减少，前线士兵只能领到半份口粮。国内投入战争的费用与日俱增，从战争开始到二月革命，日均军费开支高达145亿卢布，占全国日均总开支的近一半，沙皇政府只能靠向国外借债、国内增税和滥发纸币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国内经济一片凋敝。战事接连失败，这一切使士兵的愤懑情绪达到了极点，大部分战区军纪涣散。1917年前夕，彼得格勒省宪兵管理处报告：军队中的情绪叫人害怕，军官与兵士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到处能遇到数以千计的逃兵，“无论什么人只要走近军队，他总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军队的士气已经绝对丧失了”。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承认：“军队最后解体的基础，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为了维持军纪，前线军官用极残酷的手段惩处开小差的士兵，但仍阻挡不住成百上千的逃兵携带武器跑回家乡，部队处于瓦解状态，逃往后方的散兵游勇随处抢劫。

青壮年劳力多已从军作战，土地耕种数量大幅减少，加之气候多变，1916年又是一个歉收年，全俄粮食收获量仅达到战前水平的71%—72%，后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同时，运输困难使城乡联系间歇性中断，在市场上，粮食、肉、糖和其他农产品日见短缺。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14%。地主、富农、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从商店里消失，却又在黑市上高价出售。到1916年底，彼得格勒有39家企业因缺乏燃料而停产，有11家企业因停止供电而停产，更多的工厂减产，整个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工厂里，工人同资本家进行着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的斗争。城市的粮食储备业已告罄：彼得格勒的面粉只够维持10到12天，肉类无货，食品和一些社会必需品有钱也买不到，饥饿的威胁笼罩着各个工业中心城市，儿童的死亡率上升了一倍，犯罪率上升了两倍。投机和营私舞弊，靠战争物资供应和交易所欺诈手段大发横财的现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寒风中的面包铺和商店前，从凌晨就排起长龙。妇女在工厂工作10小时之后，又得拿着板凳和工具到食品店外去等很长时间以获取一点少得可怜的配给食物。食品店外排队的地方成了人们评论时政、发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场所；军营里，士兵们都围着火炉在听那些鼓动家的演说。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和平、面包都是最主要的话题。同时，大批饥饿的难民和受伤的士兵涌入城市，带走了残留的最后一点乐观情绪与和谐气氛。首都警察总监的报告中写道：“在无论什么地方，以及在无论哪一阶层的民众中，都可以观察到厌战情绪与对于尽快获得和平的渴望，他们绝不计较在怎样的条件中缔结和平。”

全国各地的罢工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各地的传单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话：“忍受已经到头了！现在该让我们亲自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准备着，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人民不满和愤怒浪潮的两个中心。

动荡的局势仿佛与12年前一样。那一年——1905年——一样处于战败(?俄战争失败)失望气氛中的国家骚动不断，并终因1905年1月9日(俄历)一个星期天里发生了沙皇镇压民众和平请愿行为的事件而引发了波及全俄的民众革命。革命虽然因沙皇政府的强力镇压而平息，但民众也把沙皇体制剥开了一个永不可愈合的大口子。为了纪念12年前的那个“流血星期天”，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前进行了精心准备，他们拟于纪念日当天举行罢工，维持军工生产秩序和工人利益的官办民选组织——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也同意了罢工行动。1月22日(俄历1月9日)的前夜，警察大规模地搜捕革命者，但在这个“流血”的纪念日，首都仍旧有15万工人罢工。莫斯科、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等地也举行罢工。这一天，成了二月革命的序幕。

在国内人潮汹涌纪念“流血星期天”的同日，流亡于苏黎世的列宁在国民公所举行的青年大会上作了演讲。他说：“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未来的这次革命一定会进一步表明，一方面，只有严酷的斗争，即国内战争，才能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领袖。”在这个报告的结束时刻，列宁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活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那个时候了。”［《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9页。］

《1917年俄罗斯纪事》1 垂死的制度（7）

此时俄国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如洪水溃堤汹涌奔放。1月29日，孟什维克成员叶&#8226;马耶夫斯为工人集会起草了题为“专制制度在扼杀国家”的宣言书。宣言书中说，必须建立临时政府，“使国家摆脱困境和避免致命的崩溃，加强国内政治自由并按各国无产阶级都能接受的条件签订和约”。左翼立宪民主党人也越来越不满意党的领导所奉行的“纯粹办公室内的策略”，主张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在2月27日印发的一份传单里号召：“工人阶级和身着军服的农民携起手来，向整个沙皇集团展开斗争，永远结束俄国所遭到的耻辱。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刻到了！”

在沙皇专制体制下，反对派领袖大多被流放边疆和流亡国外，人民群众与沙皇政府直接发生对抗。2月8日夜，包括格沃兹杰夫在内的大多数“工人团”成员都被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2月21日，普梯洛夫工厂里的警察遭到了一阵“铁片与铁渣”冰雹式的袭击。

国家杜马在2月27日开幕，彼得格勒罢工示威者约九万人涌向国家杜马。当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发布了保持秩序、禁止示威的告示，同时还登载了米留可夫的一封公开信。他警告工人，要当心那些来自“黑暗泉源”的“不好的与危险的鼓动”。

虽然开幕当天的气氛紧张，但杜马开幕式还是进行得相当平静的，人们对国家杜马寄予厚望。然而，杜马一开始就在粮食供应议题上陷入无休止争论的泥淖。国家杜马“以言语行动”卷入到二月革命的漩涡中，并成为革命的中心。

3月1日，迫于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政府决定在彼得格勒采用面包券限量配给的办法，这个新办法更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原来不足的口粮又要减少了！3月3日，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雪中断了铁路运输，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告罄。面包店的四周聚集了许多民众，尤其是操持家务的妇女。第二天，城中又发生了多起抢劫面包店的事件。

对于山雨欲来的革命形势，沙皇统治集团不是没有预见。1月18日，保安局局长格洛巴切夫将军向政府发出警告，“首都各界的情绪，特别令人焦虑”，政治形势就像1905年前夕一样。他先后在2月1日、14日、16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3日、26日向政府打了一系列秘密报告，指出，“居民用不能容忍的尖锐言辞公开批评政府的一切措施”，而且还有“涉及沙皇陛下”的言论。报告说到总罢工口号复活以及关于恐怖行动增加的危险性，很可能政府面临的“不是与一小撮微不足道的杜马成员作斗争，而是与整个俄国人民作斗争”，他担心居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不会就此结束，而是“一场所有革命中最可怕的、无情地破坏社会秩序的革命的开端”。

2月下旬，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向沙皇直谏：“陛下，我们处于伟大事件前夕，结果难以预料。看来您选择了解散杜马这条最危险的道路。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将不能再继续统治了。”

尼古拉二世惊讶地问：“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从所有既成的事实。不能这样忽视人民的自尊心、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自我意识了，就像所任命的那些大臣所做的那样。不能认为只有拉斯普庭式的人物才是最重要的。您，皇上，正在收获自己种下的苦果。”

尼古拉二世并没太在意：“上帝会保佑的。”

罗将柯说：“上帝不会保佑的，您和您的政府毁了一切，革命已不可避免。”

罗将柯的话还是对尼古拉产生了些影响，他把新任命的内阁总理戈利岑召来，授权他研究成立对俄国杜马负责的内阁。

1917年3月1日，美国新闻界公布了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密电，这份密电是由当时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城公使的。总的意思是，假如德国同美国发生战争，公使将向墨西哥卡兰萨政府提议组成联盟，墨西哥将参加德国一方，作为回报，墨西哥将得到慷慨的财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失地。卡兰萨还应为当时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和日本进行调解，并请求日本加入联盟。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了，他们把它送交给美国驻英国的佩奇大使，美国举国震惊，密电的内容甚至使得过去对战争反应比较冷淡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们也激起了参战情绪。与此同时，德国人正用鱼雷袭击美国的船只，不少美国人因此丧命，这大大激怒了美国公众。

鉴于美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已成定局，3月7日(俄历2月22日)，尼古拉二世决定返回莫吉廖夫大本营。傍晚戈利岑被召入宫中，尼古拉告诉他自己要返回大本营后，对他说：“我改变决定。”这是他同亚历山德拉商议的结果，她坚决反对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要把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国家留给儿子。

晚上，按照传统作法，?奥多罗夫教堂响起了钟声，欢送沙皇去亚历山大罗夫车站，他的天蓝色的专列就从这个车站开进了尼古拉耶夫铁路线。

在沙皇晚餐的时候，普梯洛夫工厂两位工人代表受群众委托分别拜访了国家杜马中的两位社会主义党团代表克伦斯基和齐赫泽，工人代表认为，有责任提醒两位杜马代表注意已经形成的局势的严重性。

3月8日中午，沙皇的专列到达莫吉廖夫，沙皇设午宴招待协约国各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随后，沙皇召开了军事会议，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和古尔科将军刚在桌上摊开地图向最高统帅报告前线局势，大臣和杜马议员告急电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桌上：人民的骚乱震撼着首都，革命开始了！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1）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天气晴朗，持续数周的严寒和风雪稍退，气温达到了零上五度。一群在面包店外等候的纺织女工再也无法忍耐了，听说店里的面包没有了，愤怒的妇女们冲进去，哄抢了面包。随后，城中很快聚集了几千名男女工人，他们高喊：“要面包！”“要和平！”穿过涅瓦桥到市政局去争取食物、发泄怨愤。

面包，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导火索。妇女，成了点燃革命引信的先锋。二月革命，由此爆发了！

上午，警察尚能控制局势。下午，几万名长期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妇女串联起来走上街头，一些大工厂举行了群众大会，工人们唱着革命歌曲来到大街上游行，少数面包店遭到抢劫。但整体说来，这一天是和平地度过的。

第二天是星期五，沙皇政府在玛丽亚宫举行例行内阁会议。散会后，大臣们大吃一惊，发现已不能回家了。彼得格勒主要街道已被示威者堵住，示威者达20万人。当局派出了哥萨克骑兵维持秩序。工人们从维堡区汇集并向市中心进发，示威队伍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骑兵。军官们板着脸首先冲入群众队伍中，策马开道，他们后面的骑兵小心地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通道，以纵队队形通过。这不是驱散人群的常规作法！示威群众看到有的哥萨克骑兵还面带微笑，有的还向工人友好地眨眨眼。

一向凶残野蛮的哥萨克骑兵没有挥舞鞭子！一向矢忠沙皇的哥萨克骑兵也理解民众的情绪！

这使示威群众坚定了与他们沟通的信心，更加勇敢地坚定自己的脚步。这勇气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叱令，哥萨克骑兵就是不去驱散群众。群众向他们发出友好的呼喊，他们报以善意的微笑。个别哥萨克骑兵还回答工人的问话，跟工人们交流。镇压者之间与被镇压者的界限被打破了。哥萨克军官们只能放弃驱散群众的念头，命令哥萨克骑兵用马队横截街道，不让游行者走向市中心。哥萨克骑兵奉命站成横列，却不阻止工人从马腹下钻过。

这一天，不断有观望的市民、职员融入示威队伍，他们以各种方式冲过了障碍，几万民众冲进了利捷因大街。在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同工人联合起来。群众在喀山桥、涅瓦大街、苏沃洛夫大街、利捷因大街、兹纳缅斯基广场示威，示威者抢走了电车司机的钥匙不让电车行驶，街道上散布着凌乱的路障，富人区的一些商店遭到了打、砸、抢。游行得到了小业主们的支持，他们为参与游行的人提供免费食物和饮品。

得悉首都情况的沙皇程式化地给彼得格勒卫戍司令哈巴洛夫将军下达了尽快平息骚乱的诏令，这只是他全天工作的一个小环节。这一天，他被授予比利时的“十字军功”勋章，然而他并不开心。亚历山德拉从皇村电告：儿子和两个女儿得了麻疹。他的心也和皇后一样拴在了生病的孩子们身上。

哈巴洛夫将军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诫民众在最近几天不要上街，社会秩序必须得到恢复，否则，政府只好动用武力。哈巴洛夫相信武力镇压对俄国老百姓的威慑作用，各种抗议活动他见过太多了，他有着丰富的镇压群众运动的经验。3月8日，他只调动了警察。3月9日，把骑兵调上了街道。在世界大战前景混沌不明，国内矛盾层出不穷的境况下，何时动用武力、运用多少武力来镇压群众运动，确实是件费神的事情，他决定视事态的发展而定。沙皇政府头两天的静观其变的态度，客观上激发了群众的革命冲动，首都失去了秩序，但生活还在继续。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齐名的戏剧家梅耶荷德导演的莱蒙托夫作品《假面舞会》，经过五年的筹备就要呈现给彼得格勒公众了。首演在3月10日，街上贴满了《假面舞会》的广告。在最后一次彩排结束的晚上，演员们发现了终生难忘的景象：“街上和广场上到处燃着篝火，工人们围坐在篝火旁——没有警察！”直到深夜，涅瓦大街上仍有群众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3月10日，群众运动在全市继续高涨，连中小企业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行列，罢工和示威的群众达到了30万人，市区内骚动不断，民众情绪越来越高昂。示威人群打出了写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打倒战争！”等字样的红旗。社会民主工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城市工人阶级、下层市民为主要基础，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各民族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纲的政党。这个党的左派是布尔什维克(俄文译音，意指多数派)，右派是孟什维克(俄文译音，意指少数派)，两派在遵循同一个党纲的前提下存在重大的策略分歧，布尔什维克主张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孟什维克主张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俄国。工人群众分辨不了那么多，此时，他们选择的是以一种斗争情绪来表达对专制制度毫不妥协的态度。

哈巴洛夫的警告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聚集起来的群众遭到警察的强力驱散，示威者以石头和冰块进行回击。同时，“哥萨克们答应不开枪”这句话在示威者中口口相传。

哥萨克骑兵对示威者越来越同情，当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并被群众赶跑时，骑兵在旁边捧腹大笑。工人加育劳夫讲述了当时的一个情形：示威者在骑警的鞭打之下逃窜，他和另外几个工人逃到哥萨克骑兵那里，说道：“哥萨克兄弟们，帮助工人为和平的要求所作的斗争吧，你们看，法佬(对警察的谑称——作者注)怎样对我们饥饿的工人们。请帮助我们吧！”哥萨克们相互望了望，加育劳夫接着说道，“我们还来不及走开，他们已冲出去格斗了。”

不久，警察完全不见了，只剩下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工人惊慌地问这些平日里与他们有交往的士兵：“难道，你们来帮助警察吗？”回答只是一句粗暴的“走开”。再问话，结果还是同样。妇女们勇敢地冲入士兵防线，用手握住士兵的枪，祈求着：“取下你们的刺刀，跟我们站一起。”士兵们惭愧地交换着眼神，动摇了。他们将刺刀高高举过群众的头顶，步哨线散开了，士兵们被拥进来的群众包围起来，到处是争论、责难、请求。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2）

一个秘密警察报告：“因为军队不阻止群众，而且在个别的场合中，他们甚至设法妨碍警官们的行动，所以群众相信自己的行为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当他们在街上游行两天而不受到阻碍之后，提出了‘打倒战争’与‘打倒专制’的口号来了。民众相信这个思想，以为革命业已开始，胜利将属于群众，政府无力镇压运动，因为军队站在他们一方面；以为决定性胜利已经临近，因为军队纵使不是在今天，也会在明天公然参加革命力量方面的；以为开始了的运动将不会平静下去，而会不断地生长，直至全部的胜利与国家的变革。”

中午时分，群众在兹纳缅斯基广场越聚越多，在广场上发表演说。广场四周有几小队哥萨克骑兵。一队骑警赶来驱散广场群众，不满骑警行为的一名哥萨克士兵向骑警队长官打了一枪，当场将克雷洛夫警长打死，这恰恰成了二月革命中的第一枪！这第一枪发生在镇压者之间。随后，骑警队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十几名示威群众。

哈巴洛夫使出撒手锏——公告：一切经过征兵登记的工人，倘若28日前不上工，将被遣往前线。

武力镇压令形势愈加严峻，内阁总理戈利岑在私邸召集几名大臣举行内阁非常会议，共商对策，会议研究了食物短缺问题，对于群众性示威运动，多数大臣坚持用武力镇压的主张，而普罗托波波夫则在会议上“胡扯一通”。会后，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将军接连向大本营电告了首都情势，希望沙皇赶快回来。但沙皇认为这只不过又是一次罢工潮而已，在晚上去看电影的路上，他口述了一封给哈巴洛夫的电报：“着令于明日将京都的骚乱悉行制止。值此与德、奥作战困难时刻，绝不允许骚乱。”

晚上10点，哈巴洛夫收到电报后惊呆了：“我怎么能明天就平息骚乱呢？如果群众只是叫喊‘要面包’，可以给他们面包，也就完事了。但，现在的旗子上已写出了‘打倒专制制度’，这样面包能起什么作用呢？该怎么办呢？御令，就是说，应该开枪……”哈巴洛夫在家里召开军警领导人会议，宣读了沙皇的电文，做出部署：如果遇到小股人群，没有打旗，就动用哥萨克近卫军，用皮鞭来驱散……如果遇到打着旗子的挑衅性人群，就先打三个信号弹，然后开枪！

根据部署，近20万名士兵和警察分区对群众革命行动进行镇压，预计四天内恢复彼得格勒及全国秩序。这一部署以卫戍军为基础，他们共计有15万名。彼得格勒卫戍军几乎全部由后备兵员所组成，这些后备部队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许多士兵是从首都工厂工人中征募而来的，与工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承受着随时被调往前线参战的心理压力。因此，哈巴洛夫指望首都3500名警察、两个团的顿河哥萨克骑兵和彼得格勒几个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发挥主要作用。

夜里，警察采取行动，逮捕了各革命团体骨干分子一百多人。

国家杜马也在晚上召开了各社会团体联席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城市粮食情况和实行凭券供应制问题，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已成了各团体表达对局势看法的政治性大会，克伦斯基、盛加略夫等发了言，强烈抗议政府向群众开枪，提出“现政府完全无能，应当下台，让位给联合内阁”，要求集会和言论自由。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塔夫利达宫杜马大厦的房间、走廊、楼梯以至周边地区，他们一个传一个地把杜马内的讲话内容传达出来，周边一片忙乱。同时，一些工人运动和工会领导人在首都消费者协会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当晚，《假面舞会》的首演大获成功。剧中主人公的死去、笼罩全剧的哀伤气氛以及剧终时的丧葬场面似乎是送给罗曼诺夫王朝的挽歌。

3月11日星期日，早晨，涅夫斯基大街上静谧安宁。皇后安下心来，她给沙皇打了个电报：“城中平静。”

但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上午，工人们走出家门逐渐向市中心聚拢。哈巴洛夫已部署停当，彼得格勒市区里到处都是巡逻队、步哨线和骑兵，通向市中心的吊桥已经拉起。来自工业区的示威群众走过冰封的涅瓦河河面涌向市中心。警察、士兵向冰河面上和街道上的群众开枪射击，宪兵马队用马刀砍杀示威者。人群四散奔逃，满街都是惊慌的面孔。据官方数字，这一天里，死亡的群众约有200人，受伤者也大体相当于此数，而由群众运走的死伤者，尚未计算在内。群众很快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警察报告说：“在混乱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暴动群众对军队表示极端的不逊，当军队要他们散去时，他们便向军队抛掷石头与冰块。当军队向天空开枪示警时，群众非但没有逃散，而且用大笑来答复排枪。只有当实弹向群众的中心射击时，才能驱散群众，不过大多数的示威参与者还会躲藏在附近房屋的院子里，等射击一经停止，他们又走到街上来。”

罗将柯先是要求从前线调遣可靠的军队赶回首都，随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向陆军?臣别利亚耶夫建议不要开枪，改用救火管喷射冷水来驱散群众。然而，别利亚耶夫和哈巴洛夫的意见坚定而一致：用武力解决问题。

“向敌人开枪！”军官命令道。

“不要对兄弟姊妹们开枪！”与士兵对峙的工人与妇女们叫喊着，“跟我们一起走！”

工人注视着士兵的眼睛，后者不自信地避开。工人走近士兵，士兵并不表示仇视，而是略带歉意地保持着沉默。

下午两点，几个工人来到同情工人运动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营区：“告诉你们的同志，连巴夫洛夫团的兄弟们都对我们开枪了，我们在涅夫斯基大街看见穿你们这种制服的士兵。”被政府调出的该团教导队对人民开枪，使留在营区的士兵们义愤填膺。下午六点，该团第四连决定去叫回教导队，在涅夫斯基大街他们跟骑警遭遇，在打完所带的不到一百发的全部子弹后，他们撤回营地并被包围缴械。在该团的影响下，其他卫戍部队的士兵动摇了。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3）

同日，尼古拉二世收到了来自首都的雪片般的电报，请求增援部队。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向尼古拉二世进言：“陛下，您在有意为自己准备绞架。请不要忘记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沙皇有自己的判断，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想法是一致的，皇后在写给他的信中，不是把工人运动而是把杜马看做是最大的危险：“这是无赖者的运动。少男少女们乱跑，喊叫没有面包，纯粹是为了制造紧张气氛。一些工人也不让其他人干活。如果天冷，他们会待在家里。但是，如果杜马表现得好，一切都会过去，平静下来。”

沙皇也认同严寒天气能够帮助军队打败外敌，同样也能够阻止示威群众。当接到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发来的电报，电文指出首都情况极为严重，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职务，并发表内阁对国家杜马负责的宣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须回答他！”

沙皇召见侍卫将军H.И.伊万诺夫，委派他到彼得格勒去接替哈巴洛夫指挥镇压叛乱，口述两条命令，一是命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从莫吉廖夫派出格奥尔基也夫营随同伊万诺夫回彼得格勒，电令北线和西线部司令向彼得格勒各派一个装备有大炮的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二是从“2月26日(公历当天)起停止国家杜马的活动，至迟于1917年4月另行确定恢复活动的日期。”

应克伦斯基的邀请，11日晚间，在他的府邸举行了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劳动团分子、区联派分子。

社会革命党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是19世纪后期民粹派的继承者，是成员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土地社会化、政治民主化和建立联邦政府为政治纲领。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法律时，就沉溺于民粹主义。1904年，他大学毕业，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成为著名律师，为被控告的职业革命家辩护。1912年，克伦斯基被选入第四届国家杜马，遂成为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领袖。社会革命党内包括若干派别，右翼是护国主义者，左翼更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崩得派的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907年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后，与孟什维克结盟。劳动团由一些知识分子、合作社的领导人和保守的农民所组成，他们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却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观点和立场更接近于社会革命党，被看做是社会革命党的一部分。区联派是一个融合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前进派”成员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左翼组织，后来集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社会主义者们这样的会议连日来已开了多次。群众在寻找领导人，渴望有人把他们模糊不清的愿望确切地表达出来。克伦斯基府邸会议正逢其时，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派别的主要领袖们还在流亡或流放地，但这些党派内部的骨干在二月革命期间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民众前列。而为数不多、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派此时则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起小组，号召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古俄语“会议”(同拉达、杜马一样)，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俄国1905年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借用这个古词汇命名新的人民协商机制——调查委员会，之后，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1905年革命中，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仅存活了52天，但这一机构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当新的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工人阶级首先举起了这面大旗。

3月12日，这是革命最关键的一天，士兵们拿起武器转向革命了！从早晨起，首都驻军接连暴动，沙皇政府失去了暴力机器。最先起事的是沃伦斯基团。早七时，一个营长打电话给哈巴洛夫，向他报告：教导队拒绝出营，长官被杀；泼雷奥勃来斯基整团士兵排队走在街上，秩序很好，军乐队前导，没有一个军官。哈巴洛夫又得到报告，沃伦斯基团、泼雷奥勃来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的人一起，“联络了工人”，捣毁了宪兵师营房。工人跟士兵一起，领取枪械与子弹。工人考劳廖夫回忆道：“当莫斯科团出发之时，我们武装了自己……各人拿了手枪与步枪，遇到了一群向这边走来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几人请我们指挥他们，并指示他们干什么。于是出发到黑文斯基去向警察局开枪。”维堡区工人与士兵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占领警察局，解除所有警官们的武装；释放拘禁在警察局里的工人与监狱里的政治犯；消灭城中心的保皇军队；与尚未奋起的军队及其他区工人联络。

哈巴洛夫还想抵抗，派出约一千人前去对付暴动者，但派出的队伍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一出发，工人、妇女、小孩、哗变的士兵，马上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这支队伍，或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或者拼命?他们变作自己人，很快，他们便融入群众中去了。无奈之下，哈巴洛夫打电话到喀琅施塔德海军司令部，要求派遣可靠的部队，海军指挥官回答：暴动业已波及到海军了。

黄昏时，以野蛮镇压1905年莫斯科暴动出名的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士兵也参加了暴动。入夜，彼得格勒卫戍军中镇压力量已不复存在了。革命群众与士兵夺取了邮电机关、彼得格勒所有的火车站、印刷所，没有革命群众与士兵的允许，不能拍发一个电报，不能离开彼得格勒，不能印刷一张纸。

工人夺取了总武器库，光是勃朗宁手枪就抢走了几万支，城中到处都能听到枪声，有战斗，有示威，也有走火。民众在士兵的支持下四处追打“法佬”，他们放火烧毁了法院、内务部大楼、秘密警察总部及市内的警察局，滚滚黑烟直上云霄。在行人匆匆的街上，一个自由派法学家看着被焚烧的法院，惋惜地说：“那里面可是有专家鉴定实验室与公证人的文件啊！”一个工人愤怒地反驳：“房子跟田地我们自己会分配，用不着文件！”革命群众攻下了彼得保罗要塞，把里面十几名政治犯释放了。群众冲击首都其他监狱，不分青红皂白，将八千多名刑事犯也放归了已经混乱不堪的城市。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4）

后来成为临时政府要员的史丹开维奇对群众自发的革命热情感慨万端：“群众自己行动，服从着某种不能说明的内在的号召……士兵们用什么口号出来的？当他们夺取彼得格勒与焚烧地方法院的时候，谁领导了他们的？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革命口号，不是阴谋，也不是骚乱，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它一下子把旧政权粉碎得无影无踪。”

3月12日，彼得格勒革命的消息传遍莫斯科，莫斯科的工厂自发罢工声援彼得格勒。第二天，罢工、游行示威遍及了整个莫斯科。在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等的号召下，工人们举着红旗在市中心各广场、市政局门前集会，解除了城市中部分士兵的武装，并到营房里与士兵进行了联欢。莫斯科市政府力图控制局势，宣布戒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次日，罢工游行队伍在亚乌扎河的桥边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局副局长命令工人返回原地，否则就开枪。青年工人伊凡&#8226;阿斯塔霍夫大声喊叫：“给我们滚开！”恼羞成怒的副局长举枪射杀了阿斯塔霍夫。这一行径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之情，有两名工人上前将副局长逮住，把他扔入亚乌扎河。一部分警察见状四处逃窜，其余警察被解除武装。冲突中，还有一名工人死亡。工人和大学生向士兵们展开宣传，呼吁他们支持革命，越来越多的士兵倒向革命一边。下午两点时分，士兵们聚集在市政局的大厦里宣布转向革命，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占领了无线电站、市政局等地点，打开了监狱，显然已站在革命者一方的一名警官见此情景，高声询问革命者是否也要把犹太人放出来，而那些刚从苦役监狱里放出来的政治犯，还来不及换下囚衣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这一天，莫斯科军区司令姆罗佐夫斯基向大本营报告：“莫斯科进入了全面的革命。军队倒向革命一边。”他又收到罗将柯的电报，告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这一机构情况见下文——作者注)已接管政府权力，他必须接受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领导。姆罗佐夫斯基回电表示，没有皇帝陛下和大本营的命令他不接受任何其他人的领导。当晚，他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莫斯科市长舍别科将军。莫斯科的二月革命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其他城市和乡村的群众革命运动稍晚一两日，首先波及的是中央工业区各省的城市。在特维尔，罢工工人游行到兵营，士兵立即与工人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唱着《马赛曲》游遍全城，警察被解除武装，地方官员被逮捕。在萨马拉与萨拉托夫，人民群众举行了露天大会，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哈尔科夫警察局长得知了革命的消息后，站立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马车上，带领激昂的群众，高喊：“革命万岁，万岁！”

全俄特别是首都革命的情形不断传到大本营。12日早晨，罗将柯用电报劝说沙皇做出让步，建议他撤销解散杜马的决定，成立看守内阁，他说：“形势每况愈下，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因为到明天就晚了。这是决定我们祖国和朝廷命运的最后时刻。”沙皇同时还收到了他兄弟米哈伊尔&#8226;亚历山大罗维奇及内阁总理戈利岑等人的忠告：挽救王朝命运的唯一可能是向社会舆论让步，解除全体内阁成员的职务，授命李沃夫公爵或罗将柯组织对杜马负责的新内阁，现任内阁成员一个都不能留任。下午，连悍然不驯的皇后的精神都消沉了。“让步是必不可少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罢工继续着，许多军队转到了革命力量方面”。在与皇后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后，沙皇不妥协的决心松动了。他清楚了形势的严重性，革命群众即将向皇村进发，沙皇担心家人的安危，决定即刻返回首都。凌晨一点，沙皇登上了专列，通知普罗托波波夫自己将于“3月1日(俄历)，星期三下午3时30分抵达皇村”。

此时，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抵抗已近尾声，沙皇弟弟米哈伊尔&#8226;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军区参谋长赞克维奇及1500名士兵已退守到海军部大厦里等待着大本营部队救援。哈巴洛夫后来说：“事实上是，军队不只没有步枪子弹，而且几乎没有炮弹，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决定撤销海军部大厦防卫，“实际上，大家放下武器早就纷纷离开了”。下午四点，革命士兵在空荡荡的大楼内发现了哈巴洛夫，逮捕了他。傍晚，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已占领了首都大部分重要据点。

罗将柯不停地打电话，寻找政府各部未果后，打电话给内阁总理戈利岑。总理回答他道：“请你以后不要再为什么事情而找我了，我已经辞职。”罗将柯听到了这个消息，沉重地倒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掩住了眼睛……“我的上帝，多么的可怕！……没有政府……无政府……流血……”然后轻轻地啜泣起来。

下午两点，克伦斯基兴高采烈地奔进了杜马会场，宣布人民群众与革命士兵正向塔夫利达宫赶来，要求杜马掌握政权！他话音未落，有人跑来报告，说士兵们前来向杜马致敬，并宣誓效忠。罗将柯后来回忆，国家杜马“从内心来说，对革命的爆发完全没有准备，也没有任何计划和组织来实现这样的革命”。二月革命有其必然的逻辑，但俄罗斯社会的确还没准备好迎接这样一场革命的到来。社会革命党重要代表人物晋季诺夫说：“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而且也使杜马和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连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也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

在一阵喧嚣之后，罗将柯等提出组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目的是恢复秩序和重建国家机构及社会关系，提议获得了一致赞成。国家杜马被人民裹进了革命大潮。午夜，代表们选出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有：罗将柯、克伦斯基、齐赫泽、舒利金、米留可夫、卡拉乌洛夫、柯诺瓦洛夫、德米特留科夫、勒热夫斯基、施德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李沃夫、恩格尔哈特上校。

根据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国家杜马代表、总参谋部的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起义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对于被选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孟什维克党团领袖齐赫泽明确表示拒绝，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克伦斯基则犹豫不决。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5）

12日傍晚，士兵、工人、学生与市民涌到塔夫利达宫。军火被从四面八方拿进宫来，贮藏在一个房间里。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塔夫利达宫中遇到了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的领袖们、右派的领袖们以及孟什维克的议员们，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克伦斯基、波格丹诺夫、格沃兹杰夫、索柯洛夫、沃尔柯夫等，像1905年革命一样，他们自发组织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对于成立于塔夫利达宫里的这两个组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克伦斯基写道：“两个俄国并排地坐在一起来了：一个属于失去了权力而无自知之明的统治阶层；一个则属于正在大摇大摆走上权力宝座的劳动阶层。”塔夫利达宫成了起义中心和革命司令部。

革命形势将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这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推向政治前台，他们虽然对于苏维埃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对于其组织形式没有什么争议。晚上九点，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人代表、市民代表、大学生代表，也有“十分粗野的士兵，仿佛被暴动震撼了，舌头的运转还不灵活”。由于在杜马中享有崇高威望，孟什维克党团领袖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被选为副主席，在选出的11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六名、布尔什维克三名、社会革命党两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一个惊人特点，非俄罗斯族占多数，包括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等。会议决定邀请各社会主义党派的代表进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具有表决权，这些党派是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区联派、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崩得派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匆忙建立起来的机构，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内部主导局面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温和派，此时布尔什维克派党员人数不多，在苏维埃内的影响不大。会议进行过程中，随时都有人进来表示祝贺，会议时常被打断。没有议事规程，每位发言者都是汪洋恣肆、滔滔不绝，其他人随意插话。首要议题是研究粮食问题，成立粮食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没收一切官方和公共储备的面粉，负责安排卫戍部队和首都居民的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会议决定将卫戍部队与工人联合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苏维埃采取了武装工人的措施，指示在企业中组织十分之一的工人参加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是自愿组成的民主队伍，任何公民不分政治和革命信仰、性别、民族都可能成为赤卫队员，不计报酬。这是一支听命于苏维埃的工人武装队伍。

塔夫利达宫里两个新成立的组织也在一片忙乱之中，革命群众冲入沙皇政府办公地玛丽亚宫，将正在开会的大臣们悉数逮捕，革命指挥中心接受了克伦斯基提出的口号：国家杜马不流血。于是，一批批被捕的王公、大臣、将军被押解到塔夫利达宫来，几个房间成了被捕人员的展览室和庇护所。“厅堂的四壁，以前回响着赞美绝对主义的歌声，现在却只听见啜泣与叹息了”，一位伯爵夫人恢复自由后写道，“一个被捕的将军无力地瘫坐在近旁的椅子里。几个杜马议员殷勤地献给我一杯茶。将军被震撼到灵魂的深处，激动地说道：‘伯爵夫人呀，我们眼见着一个大国家的死亡！’”

杜马议员们成了革命情绪的变压器，议员们忙着了解不断被押送来的被捕者的情况，将大部分可以被释放的人暂时安置在罗将柯的办公室。在把释放文件准备好之前，他们一般要在这里坐上好几个小时。在混乱中，罗将柯发现士兵押着内阁大臣雪克洛维托夫走来，他便邀请被捕的雪克洛维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可是士兵们却断然拒绝把这“可恨的”大臣交给他。“当我企图显出一点权威时”，罗将柯说：“士兵们围住了那个俘虏，且还带着一种挑衅式的与无礼的表情，把他们的步枪指向我，这以后，就将雪克洛维托夫带到不知哪里去了。”

暂时隐匿起来的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忍受不住恐惧，自己走进了塔夫利达宫，他对第一个碰到的大学生说：“我是普罗托波波夫……”吃惊的大学生急忙报告克伦斯基，当克伦斯基赶到时，这个“革命的要犯”普罗托波波夫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人群。“不许碰这个人！”克伦斯基高喊着挤进人群，大家都愣住了，以为他是来带这个要犯去处死的，人群闪开了一条路，“不许碰这个人！”克伦斯基一路呼喊着，将普罗托波波夫带到“大臣展览室”。克伦斯基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说：“请坐吧，亚历山大&#8226;德米特里耶维奇。”同一天，克伦斯基还解救了另外一些遭群众围攻的大臣。后来，他自嘲地说：“杜马里面尽是一些我最恨的沙皇政府官员，要是我有杀兴，也许就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那样，让俄罗斯泡在血泊之中啦。”

主张民主、自由、宪政的杜马议员对待人民革命有着矛盾的心态，接受革命、害怕社会混乱等种种情绪啃噬着他们的心。习惯议会斗争的杜马议员们庆祝革命，赞美革命，对革命高呼“万岁”，并佩上红色的绶带，举红旗一同与群众游行。同时，他们也在思考着国家的秩序和未来。杜马临时委员会随即任命了24名国家杜马成员为代表，掌握国家的管理权。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陪同和保护下，杜马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皇村、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这里的水兵较早接受布尔什维克影响，被称作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堡垒)和彼得保罗要塞都派去了代表，阻止向工人发放武器，平息主要地段的冲突。在塔夫利达宫，罗将柯、米留可夫等人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表演讲，号召士兵回到营房去，交回武器，尽快恢复首都秩序。罗将柯对士兵讲：“信奉正教的军人们，请听我的忠告。我是老年人了，不会欺骗你们的，——你们要听长官们的话，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情的，他们会完全按照杜马的意见来办事。神圣的俄罗斯万岁！”

面对混乱的形势，焦虑的罗将柯打电话给皇后亚历山德拉，向她说明局势危在旦夕，敦促皇后带着儿女们尽早一走了之。然而，皇后泰然地告诉他，孩子们正在出麻疹，她得自己来护理病人，拒绝离开。3月13日，皇村开来几辆卡车，载着一大群杂牌军队的士兵，他们宣称要抓住这个“德国女人”和她的儿子，把他们押回彼得格勒去。这伙人进入皇村，却财迷心窍，大肆掠夺、酗酒。这时，宫内首席大臣本肯多夫来到了皇村，调来一营海军陆战队和两营皇宫侍卫队，共约一千五百人，在皇宫四周布防。感觉到安全的公主们笑逐颜开地说：“就像又到了游艇上似的。”但没过多久，又从电话里传来消息说，叛军(指革命士兵)已赶了过来。皇后在守卫他们的士兵中穿行着，说她充分地信任他们，声称王储的生命也交到他们手中了。“这里都是自己人。”皇后一再这样说。赶来的士兵听说皇宫已有大队人马防守，就撤走了。可是守卫皇宫的士兵并没有安于自己的任务，三五成群地从皇村溜走了。看到这种情况，亚历山德拉痛心地说：“怎么，这是我们的水兵吗?我们自己的水兵也这样，我真不敢相信。”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6）

凌晨两点，沙皇的专列接近小维谢拉车站时，沙皇被唤醒：线路已被截断，列车不能再往前开了。铁路沿线接到塔夫利达宫指令，不允许专列进入皇村。沙皇决定前往普斯科夫——北方战线司令部。列车运行中还不断有电报传过来：几乎所有军队都转到了革命者一边，军官和警察局的官员被枪杀，重要的政府官员被逮捕，在莫斯科和其他重镇发生骚乱。罗将柯发来电报，指出，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一切政府机构都不再起作用了，现在更换内阁，组织对国家杜马负责的新内阁已经远远不够了，革命者要求皇帝退位，这是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央政府机构被摧毁和卫戍部队及波罗的海舰队军官被屠杀。否则，无政府主义就会笼罩全国。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为了防止革命群众杀害军官和行政官吏，安抚他们狂热的情绪，决定承担起政府的职能，委员会的首脑仍然由他——国家杜马主席担任。沙皇把前线俄军当作救命稻草，他向大本营了解各前线战区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首都爆发革命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前线各部队和海军舰队，为避免革命波及前线，司令官们已下令断绝部队同后方的联系。

3月14日晚上10点，沙皇专列到达了普斯科夫。迎接他的是北方战线司令鲁斯基将军，这名将军向沙皇力陈，应与杜马妥协，控制混乱局势，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沙皇回答道：早晨做决定比晚上更聪明些。沙皇仍寄希望于派往首都镇压革命的伊万诺夫能尽快给他带来好消息。

然而，他不知道，伊万诺夫指挥的几个团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声明他们不去彼得格勒镇压自己的兄弟，从西部战线调来的一个旅也拒绝服从命令。而与伊万诺夫随征的沙皇警卫营长官波扎尔斯基将军对下属说：即使是伊万诺夫下令，甚至沙皇亲自下令，我们也决不向人民开枪。伊万诺夫率军最终到达了皇村，他命令士兵不要下车。杜马的两名代表把军区总参谋长赞克维奇关于同杜马临时委员会和解的建议书转交给伊万诺夫，并向他介绍了首都的局势。他们说，想用武力恢复秩序是困难的，武装镇压只会使局势复杂化，恢复秩序的最好办法是同临时政府达成协议。伊万诺夫将军同意把他的军列开到德诺车站去。

3月15日，这是统治了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年——作者注)的最后一天。早晨，鲁斯基将军在普斯科夫车站向列车上的沙皇报告：伊万诺夫的使命未能完成，其他一些为了保护皇权而寻找可靠力量的措施也都毫无成效。经过反复考虑，尼古拉二世决定签署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鲁斯基立即与罗将柯联系。罗将柯说：“很遗憾，宣言签署得晚了，人们已经尖锐地提出王朝问题”，“要求沙皇让位给皇太子，由米哈伊尔&#8226;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上午10点，在沙皇的车厢里第一次提到了“退位”一词。鲁斯基的报告简短扼要，沙皇心平气和地听取了他的报告，“退位”一词没有使沙皇感到震惊，甚至也没有使他感到奇怪。沙皇听完报告后说，他原则上不反对所提出的建议，但希望征询各前线司令的意见。中午，鲁斯基在他的参谋长丹尼洛夫将军和军需官萨维奇将军的陪同下，走进尼古拉的车厢，向他报告征询各前线司令官意见的结果：高加索战线、西南战线、北方战线、罗马尼亚战线、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司令长官及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都赞同退位决定。他还请沙皇听听和他一起来的两位将军的意见，丹尼洛夫说：“各前线司令官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承蒙皇上赞同我们的意见，陛下将是为了祖国而做出这一牺牲。”沉吟了一会儿，沙皇同意退位。

尼古拉二世把御医C.A.费奥多罗夫教授叫来，要他坦率地回答自己一个问题：王储阿列克谢的健康状况究竟如何?医生坦率地告诉他，王储最多活到16岁。尼古拉考虑了一会儿后说，他想当一个“普通的臣民”，在俄罗斯度过自己的余年，“生活在阿列克谢的身边并教育他”。费奥多罗夫表示说：新政权未必允许年幼的沙皇留在父亲的身边。尼古拉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把皇位传给阿列克谢，而传给米哈伊尔(沙皇的弟弟——作者注)。

与沙皇经常接触的人都惊讶于他的泰然品性，在周围的人都感到沮丧、惊骇的时刻，如1905年俄日战争惨败、1911年斯托雷平被刺、1915年加里西亚大溃退，以至他逊位前几日的大动荡，他依然保持着平静，生活习惯从不被打破，平和地与近臣聊天，照常批示公文，坚持每天记他流水账似的日记。“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沙皇近卫军官自问道，“这种很大的、几乎不能叫人相信的自持力，是教养所致呢，或是因为相信凡事皆由神之前定呢，还是因为知觉不够呢？”

杜马代表表示最迟在次日晨返回彼得格勒，随身带走退位诏书。一小时后，尼古拉把用打字机打好的文本交给了他们。

“先生们，没有事了吧？”他问。

看过诏书，叔尔根建议把诏书上签署的时间提前几个小时，使诏书看起来是在杜马代表们到来之前就已签署完的，他们不希望后人认为这个诏书是在杜马逼宫情形下签署的。这与尼古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又拿起笔在署名下签上了“15点”。

“好吧，我到利瓦吉亚种花去。”沙皇说。

杜马代表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应该由沙皇任命新的政府首脑。他以困倦的目光看着杜马代表，问：“你们考虑让谁当总理？”

杜马代表说：“李沃夫公爵。”

“啊，李沃夫？好吧！那就任命李沃夫……”

国家还应该有一位新的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又签署了任命尼古拉&#8226;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的文件。

为了使这些委任状生效，他把签署的时间写为退位前两小时。之后，他们相互辞别。

沙皇突然问：“先生们，您们认为我现在最好到哪里去，是回皇村?还是去莫吉廖夫?”

古契柯夫回答说：“陛下，我们不知道您该去哪里。您希望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吧。”

《1917年俄罗斯纪事》2 二月的风暴（7）

叔尔根更明确：“我觉得您应该先到莫吉廖夫去告别。”

当天晚上，杜马代表回到彼得格勒，尼古拉返回莫吉廖夫。俄罗斯的冬季，寒意彻骨，而尼古拉此时的心中却更为寒冷，他在1917年3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每个人都发来了回电。核心内容是，为了挽救俄国和保持前线部队的安定，我必须退位。我同意了……凌晨1点，我带着一颗因痛苦而沉重的心离开了普斯科夫。我周围到处都是背叛、懦弱和欺骗！”

尼古拉二世不会想到，普斯科夫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专制帝国的“落凤坡”，他更不会想到，八个月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也在这里成为孤家寡人。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尼古拉从西罗季诺车站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拍了一封电报：

彼得格勒。米哈伊尔二世皇帝陛下：

近几天的事态迫使我无法挽回地走这极端的一步。如果我使你难过和未事先告诉你，则请你原谅。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哥哥。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国家。

尼基

以最快速度赶回彼得格勒的叔尔根，从车站给塔夫利达宫的临时委员会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米留可夫，听完叔尔根兴奋的描述，他近乎哀求地说：“瓦西里&#8226;维塔里耶维奇，请您、恳求您不要公布退位诏书，人民愤慨极了。从您离开这里以后，情绪急剧恶化了。退位已经让谁也不能满足了。……别再走下一步，不然，可能造成不幸……”

很快，这两位杜马代表就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急剧恶化”了的情绪。古契柯夫下火车后，应邀向铁路修理厂群众大会宣布，尼古拉已让位给米哈伊尔，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的“民主”政府。在演讲结束时，他高喊：“沙皇米哈依尔万岁！”

然而，回应他的是工人们愤怒的吼声，一个工厂工人跳上讲台高声说道：“公爵！……同志们，我们搞革命是为了什么？……我们大家受公爵、伯爵们的罪受够啦！……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捷列先科当财政部长(在两位杜马代表离开期间，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公布了临时政府名单，捷列先科任财政部长——作者注)……捷列先科是位什么先生呢?是十个糖厂的老板，是百万公顷土地的主人……还搜刮了三亿卢布的现金。”

“把退位诏书拿出来！”——四面八方的工人异口同声地喊。

“撕碎它！”

人们激动地拥上台，搜古契柯夫全身，在一个哨兵队的帮助下，他才逃了出来。工人们没有在他身上没有找到退位诏书，原来在车站时，叔尔根和古契柯夫把退位诏书塞给了杜马议员列别杰夫，几经转手后，它被藏在交通部办公室的一堆报纸里。

18日上午10点，米哈伊尔召集贵族、杜马代表等人在普佳京公爵的私邸开会，议题只有一个：要不要登基？

会议讨论得非常激烈。克伦斯基宣称：“我没有权利在这里隐瞒自己的看法，如果接受皇位，您个人将有多大危险……我不敢担保陛下的生命安全。”

米留可夫情绪激动：“陛下，如果您拒绝皇位，将是毁灭……因为这样，俄国就将失去轴心……君主是俄国的轴心……君主制度是俄国唯一可行的轴心……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大家都知道，对政权只有一种理解……如果您拒绝皇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古契柯夫支持米留可夫的意见。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没有沙皇，俄国将活不下去。古契柯夫劝说米哈伊尔：“如果您害怕背上登基这个包袱，最低限度也要作为帝国的临时摄政王接受权力……可以事先向人民保证，一旦战争结束便把权力移交给立宪会议。”

在听完了各方面意见之后，米哈依尔把罗将柯单独请到另一房间，直接了当地问他：新政权是保证他的皇冠呢？还是连他的头也保证在内？他得到了一个忠告：只能保证沙皇在必要之时，同殉社稷。一切再清楚不过了，米哈依尔&#8226;罗曼诺夫再次走入会场时，颇为坚决地声明：拒绝接受大家向他提出的崇高而冒险的责任。克伦斯基从椅子上跳起来，说道：“公爵殿下，您是一个好人！”

其实，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米哈依尔已透彻地了解时局，作为皇族公卿，该做的、能做的都尝试了，他深知局势不可挽回。

傍晚六点，米哈伊尔便签署了退位文件，他要求全国公民服从临时政府，直到召开立宪会议。

在普佳京娜公爵夫人设宴宴请与会代表时，尼古拉二世的列车也抵达了莫吉廖夫大本营。3月20日，他拟定了《告全军书》，向全军众将士作了最后告别：

“余最后一次向汝等——余至爱之全军将士——致词……”

沙皇退位了，谁来领导俄国呢？这是二月革命留给俄罗斯的问题。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1）

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火车站成为检阅俄国革命历史与现实力量的舞台，受沙皇政府迫害而流亡的和被流放的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从国外和流放地乘车归来。那些日子，从流放地跨越整个俄罗斯回到彼得格勒的人成百上千，他们中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彼得格勒的火车站天天出现规模不等的欢迎人群，他们迎接阿&#8226;拉&#8226;郭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烈铁里、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1917年的俄国，注定要成为这些政治人物与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历史舞台。

在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情况下，要安全地从海外回到俄国并不容易。绝大多数俄国流亡者都是在协约国和本国驻协约国大使馆帮助下由英国或法国乘船经北海到达挪威，然后转由陆路，乘车和雪橇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入俄国。对于途经这条路线回国的俄国民主人士，协约国并不是没有选择的，那些拥护西方民主制度和支持战争的人得到了优先照顾。为了争取俄国社会主义者支持战争，英法两国向俄国派出了社会主义者代表团。

4月13日，俄国政治流亡者乘坐的英国“扎拉”号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了，许多流亡者遇难。当时有人评述：“现在我国流亡者要回到俄国只有两条路：通过德国或通过死亡。”

在“扎拉”号轮船失事的当天夜间，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人山人海，欢迎从意大利辗转回到彼得格勒的普列汉诺夫一行。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与同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亲炙。列宁指出：“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在马赛曲激昂旋律的伴奏下，普列汉诺夫被抬到火车站大休息室(原为沙皇专用候车厅)，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齐赫泽致欢迎词：“我们希望您将在我们中间占据一个本来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您的神圣位置。”漂泊海外37年之久的普列汉诺夫在简短的答辞中说：“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回到了祖国，我将不遗余力地为革命的胜利而工作。我希望还能做点工作，但也准备为这个胜利而死去。”人们把他举上肩膀，一直抬到车站门外的汽车上。汽车缓缓地在人群中行驶，人们都想看看这位伟大的老战士。普列汉诺夫表示：“我要把自己的余年贡献给革命胜利的事业！”

回国第三天，普列汉诺夫应邀参加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发表演说：“起初，我们社会民主工党人为数很少，人们讥笑我们，把我们称为空想家。然而我用拉萨尔的话反驳说‘我们的人是少，但是我们很会咆哮，以至大家都以为我们的人很多’。而且现在我们的人数真的多起来了。(笑声和掌声)……人们把我叫做社会爱国派。社会爱国派是什么意思呢？是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理想，同时热爱自己的国家的人吗？对，我热爱过自己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从不认为需要掩饰这一点(热烈鼓掌)……我过去和现在都清楚地知道，俄国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我向来主张把俄国劳动群众从国内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十分清楚地看到，霍亨索伦分子(德国皇室家族——作者注)急忙加入，……加入俄国人民的压迫者的行列时，我说过：我的责任是保卫全体俄国人民不受德国人的侵犯，保卫他们不受霍亨索伦分子的侵犯(热烈鼓掌)……现在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应当记住：假使让德国人战胜我们，那就不仅意味着把德国剥削者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可能会使旧制度复辟。所以必须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既反对国内敌人，也反对国外敌人。”全场长时间鼓掌，《马赛曲》歌声回荡在鼎沸的会场。

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恢复了世界大战期间停刊的《统一报》，在彼得格勒每日发行。普列汉诺夫回国后担任该报主编，在普列汉诺夫周围就形成了“统一派”孟什维克。他从气候温暖湿润的意大利回到严寒的北国，因气候不适，时常闹病。他抱病坚持工作，除了办报之外，还领导了铁路职工经济状况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机构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委员会”。经过他两个月的努力，从政府和企业主那里为工人争到了经济上的利益。职工的工资有所提高，被称为“普列汉诺夫津贴”。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黑帮集团［直译为“黑色百人团”，是具有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以及忠君保皇思想的政党联盟。］的首脑普里什凯维奇、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等各色人等接连不断地登门拜访他，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官员、被推翻的反动官僚与将军，都在想方设法拉拢这位德高望重的理论家、革命家，各种全国性会议，诸如全俄教师代表大会、全俄铁路员工代表会议、电工委员会、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等，也争先恐后地邀请普列汉诺夫参加，希望他指明出路。

6月4日清晨，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凯旋式地迎接无政府主义先驱——克鲁泡特金的归来。这位有着纯正皇族血统的74岁的传奇老人激动地对六万名欢迎者发表了演讲：“过去，俄国人民就没有为搞中央集权的人所作的努力所吸引。通过学习欧洲的经验，人民知道了一个共和国的首要条件是广泛的独立：地方的和公社的独立，在内部生活方式如教育、农业的样式，特别是劳动同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等一切问题上的独立。如果说法国在187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后这么久还未能建立起共和国结构，那是由于第一共和国雅各宾党人的中央集权精神的力量；在瑞士和美国形成共和国结构主要基础的那种城乡的区域独立，在法国并未能实现。中央的集中权力是一个帝国的显著特点；区域的和公社的自治则是一个共和国的自治的首要基础。”

他说，为了维护刚刚发生的这场真正的革命，必须保卫俄国。革命所宣称的人权以及“从许多世纪的沙皇统治和禁卫军枷锁下获得的解放”能否保住，要视抗德斗争的结果而定。这场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如果获胜，将为人类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克鲁泡特金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所打断。他讲完话后，挤满了站台的人群一齐拥向他，欢呼致意。

协约国为俄国送回了大批主战护国人士，德国也试图通过送回反对派来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2）

1917年2月，德美外交关系正式破裂，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认定这将导致美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一旦美国军队登陆欧洲，德国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德皇威廉二世急切地希望同协约国阵营“最薄弱的一环”俄国议和，以便将东线部队全部抽调去西线对付其他协约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拒绝退出战争。面对这样一个“不死不降不走”的俄国临时政府，鲁登道夫提议把坚决反对战争的列宁等流亡人员送回俄国，鲁登道夫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把列宁放回俄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俄国如何不是德国的对手，只要它不退出战争，德国就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前提下，德国帮助宣扬赤色革命的俄国激进分子，其实就是帮助德国自己。

在1916年底，列宁就确定了回国行程。一条路线是经法国绕道返回俄国，但法俄是盟友，如果法国当局发现反战的列宁进入其境内的话，肯定不会轻易放行。另一条路线就是向中欧进发，经德国前往北欧，然后从芬兰回国。

据监视列宁的瑞士特工记载：“1916年12月28日，列宁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走出苏黎世的住所，我们跟随他乘火车于上午10时来到首都伯尔尼。下车后他直接住进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半个小时后，他走出旅馆坐上一辆开往边境小城福索祖尔斯方向的有轨电车。下车后，他边走边环顾四周，随后走进德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大楼，此时是中午12时30分。直到第二天下午16时，列宁才走出领事馆。大约四个小时后，他坐上了返回苏黎世的火车。”

实际上，列宁此次福索祖尔斯之行，是与德国特使冯&#8226;罗姆贝格伯爵会谈，协商了两套护送俄国革命党人回国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从瑞士乘坐专列前往德国，再经过德军占领下的波兰或中立国瑞典进入俄国。鉴于俄国向瑞士提出过引渡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宁等人出境的话，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军总参谋部提供秘密车厢，借国际货运专列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运出瑞士，或者在德瑞两国交界的博登湖上准备好渡轮，将列宁等人接走。1917年3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德国外交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制订的“托尔计划”，批示：“以列宁为首的40余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国有利用价值，接受他们的申请。”俄国革命党人被分为两组，分批取道德国返回祖国。4月9日，急切地赶回国内参加革命的列宁等第一批革命党人从苏黎世登上了德国专列，专列开出后不允许任何人上车，也不允许任何人下车。专列的窗户被黑色亚麻布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车上的乘务员也尽量保持沉默。幸运的是，瑞士政府并未进行任何阻拦，行程十分顺利。专列进入德国后，一个名叫赫尔佐格&#8226;穆尔的德国军官上车，给每位俄国乘客发放了一本据说是德国皇帝撰写的小册子，祝愿他们“旅途顺利，革命成功”。后来，英国首相温斯顿&#8226;丘吉尔说，德国的领袖们发现了俄国最吓唬人的武器，所以他们将列宁如同瘟疫杆菌般密封起来送回俄国去了。

列宁还在回国路途中，全俄布尔什维克会议在彼得格勒召开(4月10日)，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捍卫者的任务。”做完报告后，他称，他更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也持同样的立场，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与临时政府有前提的合作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此时的观点。12日，从流放地归来，并迅速成为苏维埃真正核心的孟什维克领导人策烈铁里在苏维埃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统一的提议，在大会讨论中，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表示同意：“我们应该实行统一。”

4月15日夜，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以盛大热烈的场面欢迎列宁，车站广场上站满了工人、士兵和水兵。火车停稳后，加米涅夫等走进车厢。列宁劈头对加米涅夫说：“你在《真理报》上写些什么？我们看见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

列宁疾步来到大休息室，在迎候的齐赫泽、斯柯别列夫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前面停了下来。齐赫泽面容严肃地致了欢迎辞：“列宁同志，我们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整个革命的名义，对您回到俄罗斯表示欢迎……在这期间，革命和工人阶级，由于采取了和平的途径并争取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深信革命民主派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来自国外的一切攻击，保卫我们的革命，……我们预料你不会给我们带来分歧，并将跟我们一起把我们已经安排得很好的事业继续下去。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团结、而不是分裂整个民主力量的队伍。我们希望你将和我们共同来追求这个目的……”齐赫泽知道列宁一贯的立场，他带有训诫语调的话令在场的人尴尬。列宁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一切，他转向在车站旁边欢迎他的人群，做了答辞：“亲爱的同志们，士兵们，水兵与工人们，我很荣幸，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先锋队致敬，……在我们的同志卡尔&#8226;李卜克内西(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作者注)的号召之下，民众掉转他们的武器去反对他们的资本家剥削者这个时机，已经不远了，人民将会调转枪口对准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已经出现。……由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不仅标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且还为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齐赫泽阴沉着脸，边走边系着大衣纽扣，匆匆走向出口。

在《马赛曲》乐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列宁走出大厅。水兵指挥官马克西莫夫邀请列宁讲几句话，列宁登上了装甲车，向前举起一只手，说道：“同志们！我向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致敬，你们进行了反对沙皇专制的胜利的革命。……可是现在，有人想给你们抬出另一个沙皇——资本主义，但是工厂不应该属于资本家，而应归你们所有，土地不应该属于地主，而应归农民所有！……扔掉社会民主主义的肮脏衬衫！打倒妥协派和资本家的政权！……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希望的目标注视着俄国工人们勇敢的步伐。”

列宁振臂高呼：“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3）

列宁的演讲震撼了欢迎他的群众，人们欢迎过其他党派领袖的归来，听过他们的自由开放的演说，但还从未听过列宁这类的话。在片刻宁静之后，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军乐队旋即奏起了《国际歌》。

在人群的簇拥下，列宁乘装甲车从芬兰车站前往克舍辛斯卡娅宫(原为舞蹈演员克舍辛斯卡娅的住宅，革命后被征用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地)。列宁几乎每到一个路口都得面对新的人群讲话，队伍前进得很缓慢。克舍辛斯卡娅宫的周围站满了工人和士兵，列宁在阳台上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7日(俄历4月4日)早晨，列宁来到塔夫利达宫，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

列宁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打破了人们正在努力构建和享用的“民主”与“和谐”，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讲话对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个晴天霹雳，听报告的同志们起初有些惶惑不安，觉得列宁把问题提得太尖锐了，把社会主义革命提得太早了。他们窃窃私语：列宁在外国住得太久，没有好好地观察，没有了解国内实情。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苏汉诺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后来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响雷似的演说，它不仅对于我，这个偶然落入其中的异教徒，而且对于所有信从者，也是震惊的与骇异的。我敢断定：那里面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种事情。仿佛所有的自然暴力与普遍破坏的精灵，从各自的魔窟里升起来了，它们既不知有障碍或疑惑，也不知有人的困难或人的顾虑，在着魔的门徒们的头上翱翔着。”

“他抛弃了用立法方式来实行的土地改良”，苏汉诺夫抱怨着，“连带也抛弃了苏维埃的一切稳健政策。他主张农民用一种有组织的方法来夺取土地，不必等待……任何政权。在那些时候，只要这一点就已够把他的听众弄得头晕眼花了！”

“我出来走到街上”，苏汉诺夫作结论道：“怀着这样的感觉，仿佛在那一夜里，人们拿打麦枷来连连在我头上敲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这个无所属的人，和列宁是走不到一条路上的！”

楼下，孟什维克也在开会，他们派了一个人来请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及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再作一次同样的报告。列宁又在这个联席会议上作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与楼上会议气氛不同的是，列宁的观点受到了更加猛烈的责难，他的话常常被听众所打断。孟什维克哥登别尔格的发言非常激烈，说列宁是企图在革命民主派中间掀起内战，“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作者注)在俄国革命中的位置已空了许多年，现在给列宁占去了”。波格丹诺夫打断列宁的话：“反正这是梦呓。这是疯子的梦呓……”他的脸色因愤怒与轻蔑而变得惨白，转身向着听众喊道：“你们对这种滔滔不绝的胡说拍掌是可耻的，你们在丢自己的脸！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上台发言维护列宁的观点的，只有柯仑泰。苏汉诺夫嘲讽地讲道：“在联席会议上，列宁是精神分裂的活的化身。”

次日，列宁把他的演讲观点归纳成一个书面说明，提交给党，取名为“四月提纲”。主要内容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的专政；新建的国家政权形式应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要停止战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规定在经济方面，没收地主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实现银行国有化；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

列宁的《四月提纲》不仅引起了他的反对者与敌人们的愤慨，还使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转到孟什维克派营垒中，或倒向高尔基报纸周围的中间派。一部苏联时期出版的历史著作写道：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中的确没有得到拥护。赞成这个划时代提纲的只有两票，反对者13票，弃权者1票。“在他来到后的最初几天内”，苏汉诺夫写道，“他在所有自觉的党内同志中的完全孤立，那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一位与会的布尔什维克回忆，“在那一天(4月17日)列宁同志甚至在我们队伍中也找不到一个公开的同情者”。

提纲公布两天后，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反对《四月提纲》。四天后，《真理报》刊发了加米涅夫的文章《我们的分歧》：“列宁同志的一般计划，我们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计划以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结为出发点，且指望着此次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在文章中说列宁的提纲只是列宁个人的意见，无论是《真理报》或党中央都不赞成，《真理报》仍然保持原来的立场。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写道：“?新近来到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列宁在内，他是乘一辆密封火车取道德国而来的。他第一次公开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的大会时，不受欢迎。”

看到《四月提纲》的克伦斯基，对临时政府的官员说道，他一定要去看看列宁。官员问何以如此，他答道：“哦，他住在一种完全孤立的空气中，他一点都不知道，他透过那个疯狂的有色彩的眼镜来看一切事物，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多少帮助他去估量目前所发生的事情。”

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上发表了《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一文，逐条对列宁的《四月提纲》进行了反驳，普列汉诺夫断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不可能成为我国当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可以对此感到高兴；也可以对此感到伤心。但是凡属不是空想主义者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以这个思想为指导。”黑帮分子把列宁说成“德国间谍”的挑衅性谣言，制造了紧张和危险的气氛。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4）

列宁成了争论的焦点。是深入推进二月革命，还是信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有些人拥护列宁，更多的人则辱骂他。卫戍部队上街示威，打出了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一些重要人物、团体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他们在芬兰车站参加列宁欢迎会是一种误会。欢迎列宁的水兵们声明：“假使我们早已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到我们这里的，那我们非但不会对他欢呼，我们还要叫他听听我们的愤怒呼声：‘打倒你！回到你经过的国家去。’”克里米亚士兵苏维埃恐吓要用武装的手段阻止列宁进入这个爱国主义的半岛。参加二月革命的沃伦斯基团甚至决定逮捕列宁，以致执行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行动。

对于列宁的论敌来说，有一点是他们想象不到的，那就是，他们对列宁的攻击，恰恰促使列宁的观点在全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四月提纲》的影响因而更加扩大了。

4月18日，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再次沸腾了，人们欢迎取道英国归来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及阿夫克森齐也夫、阿尔古诺夫、布纳柯夫(丰达明斯基)等一行。军队举枪敬礼，军乐队乐声如雷震耳，欢呼声、口号声、《马赛曲》乐声响成一片，广场上除了万头攒动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4月24日晚，回国后即参加苏维埃领导工作的切尔诺夫第一次来到玛丽亚宫，临时政府成员祝贺他归来，有几名成员回忆起以往同他相见的情景，询问了西方的情况。切尔诺夫向他们表明了拜会临时政府的目的，切尔诺夫指出，照会同盟国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不会使俄国同西方盟国的关系遭到破坏，革命的俄国政府放弃过时的帝国时期的声明在西方会得到同情，并且那里将会重新考虑盟国共同的战争目的问题。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也分别发了言。

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表示不同意，他说：“临时政府就战争目的问题发表正式照会，可能引起盟国政府的不安，因为这会助长关于俄国准备与盟国断绝关系的谣传。”米留可夫最后说，他不反对发一个照会，并且不久即可把它发出。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革命群众对临时政府向协约国照会这件事极为关心，人们越来越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发出照会的消息，报纸上也鼓噪着各种传言。

在这种氛围中，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全市代表会议于4月27日召开了，会议上列宁的观点仍然是激烈的争论焦点，布尔什维克组织内部的斗争仍然在继续。连日来，列宁派出了成百上千善于鼓动的讲解员到军营和工厂中，就讲四件事：和平、土地、工厂里的工人监督和政权问题。列宁给这些鼓动家讲解了如何最正确、最迅速地说服那些觉悟不高并处于各种舆论影响下的士兵、工人群众的工作方法，他说：“他们不需要长篇大论，长篇大论涉及的问题太广，最后反而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不能全盘都理解得了。结果，你们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对你们就要有意见。需要对他们讲的，是和平问题、土地问题，而这方面无需多说道理——只要几句话，士兵就能了解。”他要求，鼓动工作一开始，就要坚持到底，要跟士兵同吃、同住，受到士兵的打骂，也要承受下来。与这些鼓动家一样，列宁亲自到工厂和军营中去演讲和动员，在一个能够容纳4000人的海军学校大礼堂里，人群屏住气息听着列宁的演讲，列宁对事实和理论的深刻把握深深吸引了最底层的群众，引发了阵阵掌声。在会场情绪最高涨的一刻，人群中突然挤出一个士兵，他登上讲台，走向列宁，并摘下胸前的几枚圣乔治十字勋章递给列宁，说：“捐献给《真理报》。”勋章是骁勇作战的士兵用生命换取的荣誉，他献给了列宁，也就是献出了自己的心。其他士兵也受到感染，不一会儿，讲台上便堆起了一大堆圣乔治十字勋章。列宁讲话结束后，全场爆发出欢呼声，当他从听众让出的道路中间走过时，听到了令自己深受感动的话语：

“自己人！这是自己人！”

列宁的策略很快奏效，仅仅十几天，士兵群众的情绪就有了变化，卫戍部队中也有11个团转而支持列宁。29日，一个机关枪团和几队武装工人出现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这支游行队伍打出了拥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尽管示威队伍规模不算大，但是，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

5月1日，全俄举行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五一游行。同日，米留可夫委托俄国驻各盟国大使照会盟国，宣示恪守沙皇政府对协约国的义务，把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胜利，迫使战败的敌人接受制裁。

临时政府这一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照会内容完全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意见相左，也为列宁的观点深入人心提供绝好的机会。

5月2日，当李沃夫公爵向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代表们送来他们期待已久的照会时，在场的所有执行委员会委员都惊呆了。齐赫泽听着周围人士愤怒的议论，长时间一声不吭，后来他转身低声向策烈铁里：“米留可夫——实在是革命的死对头！”

苏维埃接到照会通知的消息在塔夫利达宫不胫而走，执行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来了，齐赫泽在异常激昂的气氛下宣布开会。大家都认为这个照会是挑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想缓和一下现场激烈的气氛都非常困难。辩论的重点集中在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与临时政府的冲突问题上。

策烈铁里说，这个文件破坏了苏维埃有可能同临时政府进行合作的基础，政府应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他理性地分析道：“在号召群众的问题上，我们不仅同企图利用游行示威来为自己进行宣传的布尔什维克有分歧，而且也同我们同志中那些并不想推翻政府但仍然要号召群众与政府作斗争的人有分歧。……我们发动群众反对政府是很容易的。但是，把这股能量释放出来之后，我们能否控制住这一运动，并阻止它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内战，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5）

策烈铁里提议对于号召群众的问题推迟做出决定，通过同临时政府进行新的谈判来解决冲突。这个提案以多数票通过了。但极端愤怒的群众仍在街上延续着五一游行，这是二月革命以后，人民群众与临时政府间的第一次直接对抗。

当天晚上，美国驻俄国大使弗朗西斯紧急约见了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大使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临时政府不采取果断措施镇压革命运动，美国将重新考虑给俄国提供贷款和物资供应问题，因为美国不会将资金提供给有负他们期望、不执行他们政策的人。弗朗西斯要求临时政府做出选择:要么按美国政府的要求办(坚持进攻和镇压反战示威活动——作者注)，要么不要美国的资金援助。［由于此次事件，美国扣下了对俄国的阶段性援助资金1.373亿美元。］

5月3日，示威游行还在延续。工人们向市中心涌来，芬兰团以战斗队形包围了政府所在地——玛丽亚宫。游行队伍高举红旗和标语，标语牌上写着：“打倒米留可夫！”“打倒古契柯夫！”“打倒战争政策！”“打倒临时政府！”号召群众走到街头上来的，是名叫林杰的无党派人士，也是个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米留可夫的照会激怒了他，他跑回自己服役的芬兰团，召集团委员会会议，提议全团立即出发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他的提议被接受了。随芬兰团走上街头的，还有第180后备团、莫斯科团、巴夫洛夫斯基团、克斯洪斯基团，以及波罗的海第二舰队的水兵们。工人们停止了工作，跟在士兵们后面，走上街头。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立即向示威游行的士兵、工人派出代表，向他们解释，要求人们保持冷静，等待革命领导机关的决定。

示威群众听从了劝告，纷纷散去，士兵们回到了兵营。但普遍存在的激昂情绪不断引发新的示威行动，拥护临时政府的右翼市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及一部分士兵也组织了示威游行，这些人拿着“打倒列宁”的标语牌，把发动士兵武装示威的责任归咎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群众露天集会随处可见，人们在街头巷尾争辩着，在电车上的群众也分成米留可夫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两派。在街心广场上，资产阶级演说者污蔑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推翻伟大的爱国者米留可夫的。

为了应对这一突发危机，临时政府在古契柯夫家里举行会议。科尔尼洛夫将军声明道，他作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拥有武力镇压示威游行的足够力量。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临时政府的弱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动员各方面力量一方面大力揭露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斥责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妥协政策。同时也指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作为中央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等不及了，他们在群众高涨的热情的促使下，号召工人起来进行示威，但示威的目的却不明确。工人群众从维堡区出发，走向市中心，一个游行的亲历者说：“约莫有一百个武装者走在前面；密密排着的非武装男女，跟在他们后面，为数约有一千人。两边拉着人链，唱着歌。他们的脸色使我惊骇。所有这一千人只有一种脸色，是早期基督教僧侣那种狂热的脸色，不可调和的，无情的，准备去给人残杀、拷问与赴死的。”

与此同时，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率领的游行队伍向玛丽亚宫前进。到处可见的横幅上写着“完全信任临时政府”、“米留可夫万岁”。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动员起来了，在市中心和主要街道，出现了满载着军官、军校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卡车，圣乔治骑士也被派出来了。

两支不同立场的示威队伍的冲突发生了，开始是用拳头、棍棒，进而使用武器互相对射起来，冲突愈来愈可怕，有许多人员伤亡。真正造成双方流血冲突的，是第三种社会势力。报纸登载总检察官的公告：“射击系发自社会败类，其目的在于惹起纷扰与骚乱，此种纷扰自来于流氓痞子。”

随时可能扩大的内战情形让各方不安，恰在此时，科尔尼洛夫调动军事学校学员和所属部队携带大炮开进宫殿广场。执行委员会马上命令科尔尼洛夫立即撤回军队，在各方压力下，科尔尼洛夫执行了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撤回了军队。但这个来自苏维埃而不是自己供职的临时政府的命令，让他感到非常恼怒和羞辱，立刻辞职以示抗议。

在莫斯科，工人们举行了罢工，士兵们从兵营里出来，怒涛般的抗议声响彻了街道。几十个地方苏维埃，流水似的打电报给执行委员会，反对米留可夫的政策，全力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前线也传来了同样的呼声。

面对新的动荡局面，彼得格勒苏维埃提出在两天之内不准游行。5月4日，苏维埃公布了《告全体公民书》，呼吁群众保持镇静、秩序和纪律。告公民书还给士兵下达了命令：“在这令人不安的日子里，如无执行委员会的召唤，不得携带武器上街。只有执行委员会才有权调动你们。调动军队上街的每一项命令(除日常?勤外)都必须写在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公文纸上下达，加盖执行委员会的印章，并有下述七名人员中的两人以上的签名……”公告强调指出：“内乱只对革命的敌人有利。谁制造内乱，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临时政府起草了一个呼吁书，报告了两个月来政府的工作成绩和遇到的困难，遣词造句中透出了对苏维埃的不满和挑战：既然你们能够动员和掌握社会部分阶层，那也请你们到政府来干一干、试一试！5月9日，经过临时政府多次修改的《告民众书》公布了。临时政府称，要坚定不移地努力扩大政府的组成，吸收那些未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但具有较大政治动员力量的代表人物进入政府。

同日，报纸上刊出了克伦斯基给社会革命党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信，呼吁社会主义政党各派别的代表通过直接选举和由所属组织正式委以全权的方式挑起政权的重担。李沃夫公爵也正式通告罗将柯和齐赫泽，再次表达了《告公民书》中的意见，请求建立联合政府。

5月12日，经过长时间辩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23票对22票、8票弃权的一票多数，宣布反对苏维埃参加政府。同日，米留可夫、盛加略夫在与李沃夫公爵会晤后宣布辞职，紧接着，早已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担任陆海军部长的职务，也不能为对祖国所犯的严重罪孽继续分担责任”的古契柯夫，在第二天正式向李沃夫公爵提交了辞职信。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6）

积极主张社会主义政党入阁参政的克伦斯基要求执行委员会重新讨论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在14日晚间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以41票赞成、18票反对、3票弃权的多数票做出了参加联合政府的决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孟什维克的左翼，其主张与布尔什维克相似——作者注)投了反对票。会议还制定了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几点施政纲领，对外政策无疑地被放到了首位，纲领提出：“公开提出自己积极的对外政策，按照民族自决原则，与盟国进行谈判，以便修改协议，尽快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普遍和平。”

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迅速得到了绝大多数省份的赞成，支持苏维埃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前线军队也表示赞成。军队代表说：“当军队得知社会主义者不愿加入内阁去和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共同工作之时，军队里咆哮起来了，因为整个军队在不得不继续跟它所不信任的人去共同赴死呢。我们想这个咆哮声一定是达到了彼得格勒的。”外省苏维埃反对联合政府的情绪很强烈，莫斯科、梯夫里斯、敖得萨、也加德林堡、诺夫哥罗德、特维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苏维埃声明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

5月18日，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了。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这依然是一届临时政府。李沃夫公爵仍担任总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和切尔诺夫进入联合政府，克伦斯基转任陆海军部长。其余部长仍由有社会影响力的有产者担任。随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人员的入阁，相比原来的临时政府而言，这届联合政府左倾化加强，但革命情绪持续高涨的社会对它的要求更高，联合政府既要努力满足其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要求，又要迫不得已地约束失范的暴民政治，它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对于临时政府的前途，列宁评论道：“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贫雇农民的‘国家’，比切尔诺夫们及策烈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稍微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的。”

4、5月份，俄国进入了春耕季节。但在很多地方，地主和农民都在观望社会革命党的最低土地纲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在农业政策和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切尔诺夫早就说过，“社会革命党的目标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把土地的所有权看做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在这方面，党将站在把全部私有土地社会化的立场，即把由一部分人私人占有的土地没收，将其转变为社会占有，在土地平均使用的原则上由民主的村社组织和地域性的村社联盟支配”。

地主们害怕革命会最终促成政府强行征收他们超面积的土地，因此，在土地政策没有确定之前，受惊吓的地主们不愿春种，而是想尽招数逃避损失。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在某个标准数之下的私产是免于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便将自己的产业分成几小部分，假意出售给他人，如协约国或中立国的外国公民，造成许多傀儡业主。富农大肆购买地主的土地，认为自己既然是农民，强迫征收的办法就不会施用到自己身上来。二月革命后，农民提出过土地要求，但在最初两三个月中，农民并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农民说：“我们不要抢，我们要用商量的办法来得到土地。”农民的格言是：“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发现富农投机和地主使用诡计夺取他们心目中的“集体土地”，众多的农民们步行进城，到政府那里去寻求公道与保护。

军队中的农民士兵十分焦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去见克伦斯基，要求他全面制止这种出卖土地的勾当。在玛丽亚宫的一个大厅内，克伦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这个代表团，不等听完代表的陈述，他断然插话道：“这里不能有要求，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农民代表苏维埃不能向政府下任何命令！……我将这个问题转告给农业部，你们会从那里得到解答……”接着，他像军人一样，后跟猛地一转准备走掉。这时其中一个农民士兵说：“关于土地的事我们会自己解决的。而奇怪的是，你作为一个革命的部长，竟待在四周围都有沙皇瞅着的大厅里……该把它们都取下来啦……不然……”克伦斯基狼狈地环顾了一下挂满大厅四周的历代沙皇及其亲属画像，尴尬地应道：“是的，是的！应当盖上布或者拿掉。是的，是的！明天就办。”

士兵只看到了革命后的玛丽亚宫仍旧挂着沙皇画像，而不知道克伦斯基与囚禁着的沙皇仍旧保持私谊，更无法预知那些画像直到十月革命时才被起义士兵撕掉。

农民不能再等待，自己行动了。在农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一定程度，农民此时还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但他们把以暴力反抗现状的言行看做是布尔什维克的象征。在坦波夫省，一群农民在几个回乡士兵的带领下，抢劫了地主的田庄。喀山省的一群地主控诉道，农民把他们的雇工唤走，并一同抢去了种子！在许多地方，人们把地主的所有财产都从庄园里搬走了，他们不许地主在自己的森?里伐木，否则就要用武力来对付。乡村里的地主哀叹道：“没有法庭，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干；具有良知的一部分人是给吓怕了。”

农民运动不但有自发的暴力行为，也有争取自治机关权力的行动。本沙省的特派员报告道：“当3月间组织乡镇与县的执行委员会时，其中人员成分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呼声就听得到了；早在4月中旬，委员会的成分已经完全是农民了，他们对土地的倾向是不合法律的。”

5月25日，李沃夫公爵在一份电报中列数，非法行动“在全国不断发生着”，“所有此类行为，应认为显然非法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应认为无政府的”，“必须采取最严厉办法”。

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于5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大会上有不少知识分子代表，其中多数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军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但这个党内还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右派、左派、左派中心和正义中心。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总共只有二十多人。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7）

这个代表大会注定是一个争吵的大会。最高纲领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人吵嘴，而劳动派分子则同立宪民主党人吵吵嚷嚷。布尔什维克同所有这些人进行辩论。农民们则围着他们，贪婪地听着辩论，他们想弄明白，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些什么人。农民们十分乐意研究布尔什维克的传单、报纸和小册子，他们手里拿着《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士兵真理报》上刊有列宁1917年5月20日写的《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

战争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革命党主张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普通农民，特别是士兵厌恶战争。他们衷心拥护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打倒战争”、“立即通过交战国政府首脑缔结和约”的口号。但大会掌控在护国派手中，他们引导着大会的情绪，会议组织者还特意安排西欧社会党人托马、王德威尔德和其他一些人演讲。他们竭力使代表大会相信，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和农民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以便打败德国人，从而赢得“持久和平”。

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议。关于地主地产问题，大会通过决议：“一切土地无偿地成为人民公产，由劳动者平等使用。”

6月4日，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列宁刚开始讲话，就有人叫喊起来：

“凭什么让列宁讲话!他又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许他讲话!”

列宁的情绪没有受到干扰，等嘈杂声平静下来，列宁继续发言，开始时还传来插话声，但过后就听不到了。代表们，尤其是农民代表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列宁的脸和手势。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他说的话清楚明白，大家都听得懂。

列宁讲话一结束，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欢呼起来，大家都被列宁的讲话吸引住了。

大会还没有结束，等不及政策出台的农民已自发地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了，农村的骚乱此起彼伏。

在喀山省，农民运动汹涌澎湃，自5月下旬起，喀山省内开始有系统地将土地转交给乡镇委员会管理。这一办法在斯巴斯克县内执行得最彻底，那里的农民组织由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省当局向临时政府控诉布尔什维克派的土地鼓动，以及虔敬的女修士泰玛拉被他们逮捕，因为她“表示了一点反对”。

伏龙尼士省特派员在6月15日报告：“省内各种违法与非法事件，日益增加，特别在土地问题上。”在本沙省，抢夺土地之风也愈加炽盛了。卡鲁格省的一个乡镇土地委员会，没收了修道院的一半草地，修道院院长提出控诉，县土地委员会反而决定：没收全部草地。

社会革命党人被勃兴的农民运动震骇了，6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该党大会上，委员们指责任何擅自夺取土地的行为，强调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等待立宪会议召开。但此项决议丝毫不能遏止农民的土地运动，反倒引起了党内意见的分歧和上下级组织之间的断裂：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和基层组织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要求，他们的革命观点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越来越接近。

与农民运动相呼应，城市的工人运动再次兴起。4、5月份正是俄罗斯青黄不接的季节，由于临时政府采取限价收购办法，粮食所有者不愿出售。各省苏维埃也自行限定价格，并禁止货物出省。城市的粮食供应愈趋紧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城市，只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粮食的百分之十，而且几乎没有存粮。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也日益紧张，他们没有兴趣从事生产和投入，以燃料、原料、配套设施、信用借款缺乏为借口，采取了撤资、减产、关厂等对抗性办法。在工业家联合会的暗中支持下，工厂有系统地一个个减产或关闭。在3、4月，大约关闭了129个小企业，涉及9000名工人；在5月间，关闭的工厂为108个，涉及工人数也是9000名；6月间，关闭的工厂已有125个了，涉及工人数为38000；7月间，又有206个工厂把48000名工人轰到了街上。关厂运动以几何级数增加着，但这还不过只是开始罢了。莫斯科资方怠工运动跟在彼得格勒后面动起来了，外省则又跟在莫斯科后面。工厂委员会出来干涉，查明这是厂主恶意破坏生产，意在压迫工人，或图谋向政府勒索津贴。

6月16日，经过长期筹备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瓦西里岛区陆军学校召开。来自全俄各地的参会代表中，820名具有表决权，268名只有发言权。他们代表了305个地方苏维埃，53个市区地方苏维埃、前线部队、军队的后方机关以及少数几个农民团体。他们当中，多数属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个政党。普通的士兵和工人代表有105位，这些代表坐在最左的席位上。他们发表的演说常常受到其他代表的嘲笑，被他们的喊声打断，提出的建议也总是遭到反对。右面席位上的人不屑地说：“瞧那一伙布尔什维克，他们多半是盲从的狂人，是德国的间谍。”

大会的议事日程包括乌克兰问题、人民教育问题、士兵的孤儿寡妇问题、前线粮食供应问题等。会议上的两位发言人——陆军部部长克伦斯基和列宁——成为整个会议中最受瞩目的人物。在战争问题上，列宁赞成和解，认为卷入这场战争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背叛”。刚从前线归来的克伦斯基极力主张继续进攻，他说列宁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和解“是和敌人亲善”。在第一次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一个宣言说：进攻只能使军队完全瓦解，使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大会应立刻抵抗反革命的攻击，否则就该公然替这政策负全部责任”。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音在大会上还是微弱的。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8）

与临时政府观点渐趋一致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温和派不赞成帝国主义战争，但却认为革命后的国际战争性质已有不同：他们将同盟国德、奥、土、保的皇帝们与英、法、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看成封建制度与民主制度之战，战争的失败意味着封建复辟。因此他们反对向德国求和，主张先保卫祖国，赢得胜利，再有秩序地解决土地问题、民生问题。在全体军事代表参加的特别军事会议上，前线士兵代表鼓动说：“现在我们之前是德国人空虚的前线，那里现在已没有大炮，假使我们去打倒了敌人，那我们就临近了我们所向往的和平。”士兵代表反映的现象确实存在，德奥军队认定俄国无力进攻，乘机将东线部队调往西线对英法作战。同时，为迷惑和进一步瓦解俄军，在对俄前线推行了亲善策略，东线战场上不时出现这样特别的场面：对垒的德奥士兵与俄国士兵一同推杯换盏，载歌载舞。在这种友好气氛中，俄国士兵亲眼看到了对面阵地上的德奥军队撤离。天气的转暖、空虚的敌阵、政客的鼓噪等等迷住了前线士兵的眼睛。因此，虽然苏维埃特别军事会议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士兵代表主张在前线进攻。

在大会期间，美国记者阿尔伯特&#8226;里斯&#8226;威廉斯采访了从驻法国的俄国部队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代表。

“我们的要求是把革命继续搞下去，而不是把战争一再拖下去。”这些布尔什维克声明。

“你们为什么总是谈革命呢?”记者仿佛是在向他们找碴儿。“瞧，你们已经完成了革命，对吗?沙皇和他的走狗已经不存在了。这正是近百年来你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你们说对吗?”

“对的”，他们回答，“沙皇不存在了，然而，革命才刚刚开始。推翻沙皇，这仅仅是一件小事。工人从一个统治阶级，从保皇党手里夺取了政权，并不是为了要把它交给另一个统治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不管它名义上叫什么吧，奴役反正仍旧是奴役”。

记者说，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俄国人目前的任务是成立一个像法国或美国那样的共和国，建立像西欧国家那样的制度。

“我们就是不愿意要这一类的东西”，他们回答：“我们不欢喜你们的那种制度和政府。我们知道，你们国内有穷苦，有失业，也有压迫。一面是贫民窟，另一面是高楼大厦。一面是资本家，他们利用同盟歇业、黑名单、造谣的报纸和雇佣的凶手，来对付工人；另一面是工人，他们采用罢工和抵制的办法，拿起了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我们要结束这个阶级间的战争。我们要消灭贫困。只有工人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在俄国，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一步。”

“换一句话说”，记者说：“你们是要规避进化的规律。你们是打算挥一挥魔棒，一眨眼工夫就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有合作经济和高度组织的国家。你们准备从18世纪跳进22世纪。”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们回答，“但是绝对不是用跳跃的办法或者使用魔法。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力量。”

“可是，你们到哪儿去找到一些有头脑的人来完成这一切计划呢？”记者插嘴说：“别忘了，群众是没有文化的。”

“有头脑的人！”他们激动地大声说。“也许，您以为我们会崇拜有势力的人吧?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一次战争更加疯狂、愚笨和罪恶的呢?可是，应当为这次战争负责的是谁?这不是工人，而是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毫无疑问，工人和农民虽然没有学问和经验，但是并不会造成这种局势，这种局势正是由那些最有头脑、最有文化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造成的。我们相信群众。我们相信他们的创造力。无论如何，我们会完成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

“可是，因为什么呢？”记者问。

“因为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下一步。从前，有过奴隶制，后来它让位给封建制，而封建制又让位给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是资本主义应当退出舞台的时候了。它给大规模生产和全世界工业化创造了可能性，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现在它应当下台了。它已经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战争，如今正在扼杀工人阶级，摧毁文化。现在已经轮到它让位给下一个阶段——让位给共产主义制度了。创造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落到了工人阶级肩上。显然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能够发动社会革命。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是把它继续下去。”

17日晚上，已入阁联合政府当上了邮电部部长的策烈铁里发言。他在回答为什么战争还在继续，为什么国内混乱和饥荒仍在加剧的问题时说，苏维埃应当支持和信任联合政府，更加有力地帮助它增强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以便在前线获得胜利。应当停止各地的“独断独行”，应当同妨碍临时政府实施预定纲领的布尔什维克作有力的斗争……

“目前”，他不容辩驳地说，“在俄国没有哪个政党会说，把政权给我们吧，你们离开，我们来代替你们！”

《1917年俄罗斯纪事》4 列宁走上舞台（9）

大厅里鸦雀无声。策烈铁里大声肯定地说：

“这样的政党在俄国没有!”

但突然有人说：

“有的！”

列宁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有这样的党！”列宁重复道：“我们党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

在短暂的错愕后爆发出来的是满堂哄笑。但列宁说出这句话是成竹在胸的，布尔什维克的确已在党中央的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准备在有利的形势下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于5月份才历经艰险回到国内、同样在芬兰车站受到人们热烈欢迎的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坚定支持者。

托洛茨基是犹太人，原名布伦斯坦，1896年参加社会主义小组，接受马克思主义，参与组织南俄工人同盟，从事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活动。1898年被捕，1902年使用名为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亡西欧。从此，他就以托洛茨基闻名于世。1905年革命期间，他回到彼得格勒，领导工人运动。1906年被捕，流放西伯利亚。1907年又逃到西欧。1917年回国，1929年初，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辗转来到墨西哥。1940年8月，在墨西哥城寓所被一名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人用斧子劈死。托洛茨基是天才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有过人的精力，坚信并倡行不断革命论。

革命情绪和各种不满在持续发酵，邓尼金将军写道：“在俄国，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凡是非社会主义的派别，甚至政治上中立的派别都遭到疑忌，受到排挤。不允许这些派别进行鼓动，他们的集会遭到破坏……”邓尼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指望革命民主派会自我约束，也不可能指望把人民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

6月21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与各区代表召开秘密联席会议，拟定举行一次大规模武装示威，经过了数次预决之后，最后一次表决结果为131人赞成，6人反对，22人弃权。6月22日，《真理报》号召群众第二天举行示威。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群情激昂地聚集在克舍辛斯卡娅宫附近的街道上，布尔什维克和平示威的传单在人群中传播，一些士兵们说，定于第二天的游行要携带武器，以防备反革命的一切破坏行动。

临时政府获悉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立即做出决定：“鉴于全市传播着扰乱民心的谣言，临时政府号召居民保持绝对镇静，并且宣布，任何暴力企图都将受到国家政权的合力制止。”6月22日晚，临时政府部署军事巡逻队在全城巡逻。

正在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齐赫泽、策烈铁里、郭茨等主持下也起草了一份反示威游行呼吁书，警告工人和士兵“未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意不得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所组织的游行”。在执行委员会表决这个呼吁书草案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团加米涅夫、诺根等人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除布尔什维克党团外，提交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的呼吁书被其他党团一致通过。大会还派出代表到工人和士兵中去宣传反示威的决议。

鉴于这种形势，布尔什维克作了让步。列宁在24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说：“甚至在通常的战争中也会发生由于战略上的原因而取消已经决定的进攻的；在阶级斗争中，由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动摇，这种事情就更是可能的了。要善于估计情况，当机立断。”

列宁灵活地处理了这次斗争，但暗流之下，新的波浪又在酝酿之中。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1）

临时政府没有退出世界大战令协约国感到满意，但扑朔迷离的动荡局势使协约国政府对俄国的前景深感担忧。由于俄国不参与对德进攻，英国停止了贷款援助。意大利驻莫斯科总领事声明，假如俄国单独媾和，协约国将允许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

1917年6月13日，临时政府迎来以鲁特为团长的庞大的美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团来访的目的是多重的，但巩固临时政府继续参战的信心被放到了首位。代表团甫抵俄国，就紧锣密鼓地开展了活动。在美国驻俄大使弗朗西斯的安排下，代表团成员与临时政府要员多次举行会晤，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和前线频繁鼓动俄国民众继续参战。1917年6月22日，鲁特在莫斯科市杜马发表重要演说，他代表美国政府对临时政府予以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坚强意志。他号召俄国民众为打败“邪恶的德国军事独裁政权”，为维护“美俄和整个世界的永久和平”积极行动起来，与美国人民一道“抱定必胜的信念，战斗到胜利的最后时刻!”

此时西线协约国的战况并不乐观，在法国国内反战浪潮的影响下，法国军队发生哗变，这令英国军队压力大增。为了牵制德军兵力，同时为了夺取德军设在比利时海岸的潜艇基地，英军司令海格决定在伊普尔地区发动进攻，拟定6月初进行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他们急需俄国在东线做战略策应。为此，代表团与临时政府进行军事磋商，敦促俄军尽快在前线展开进攻，策应盟军的大规模行动。鲁特建议美国政府尽快将援助临时政府的7500万美元款项落实到位。

西线德军面对强敌，为了避免决战，争取喘息机会，主动从努瓦荣突出部撤退。从2月25日至4月5日，德军统帅部把军队撤到兴登堡防线。在缩短战线的同时，将13个师后撤留作战略预备队。

德军在西线的战略调整和收缩，使东线的俄军受到了压力。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俄军司令部做好了主动进攻的准备，但在进攻部署阶段就暴露出了严重问题。第七军团特派员电告克伦斯基：“在第十二师中，……第四十七团拒绝出发。第十三师的各团，只有第五十团差不多是全体出发的。第五十一团答应于明天出发；第四十九团并不遵命出发，第五十二团表示拒绝，并逮捕了所有军官。”这样的情景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那位特派员的报告，临时政府答复：“着即将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与五十二各团解散，将煽惑官兵抗命之人交法庭惩办。”然而，士兵们既不怕解散，也不惧法庭。6月17日，总司令部参谋长报告：“北方战线还处在发酵状态中，敌阵亲善的事情还在继续，步兵对进攻表示反对。……西方前线情形不明。西南方前线情形略有改善……罗马尼亚前线上，看不到特别进步，士兵不愿进攻。”一个海军军官说道：“委员会委员(苏维埃派驻军队的军事代表——作者注)日益明显地右倾，同时他们在水兵和士兵中的威望也显然在低落了。”

恰在此时，一向被认为是坚定维护临时政府的黑海舰队水兵发生哗变，塞瓦斯托波尔基地水兵逮捕了高尔察克，免去了其舰队司令的职务。抵达黑海舰队访问的美国外交代表团格伦农海军少将正赶上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起义，格伦农先是与被囚的高尔察克会面，然后说服水兵们释放了高尔察克。随后，格伦农将高尔察克带回彼得格勒。为此，美国的海军部长唐恩&#8226;尼尔斯骄傲地宣称，多亏自己部下的鼎力相助才保全了这位俄国将军的性命。

在俄军发动总攻前，士兵开小差率急遽升高，在6月23日至6月30日，俄军开小差人数超过了10万人。迫于军队士气低落和趋于瓦解的现实，前线指挥官勃罗西洛夫将军组织志愿者成立敢死营，一些后方爱国妇女还组成了“黑色敢死骠骑兵”开赴前线。

克伦斯基来到前线视察，前线司令部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请他给进攻部队作一番鼓动工作。克伦斯基在动员会上既遇到了硬钉子也碰到了软钉子，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部队不但不参加他的战前动员大会，还拒绝了出战劝说。部队的军纪松懈、军令无威让他极度沮丧。几天后，西线总司令邓尼金请他到军队去作动员，克伦斯基回复了一封电报：“军队中进行劝说和谈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应当下命令，而不是开大会。”

7月1日，克伦斯基报告临时政府：“今天是革命大捷之日。6月18日(公历7月1日)，俄国的革命军队怀着很大热忱，开始了进攻。”同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组织了50万人参加的信任临时政府的大规模爱国游行。游行前，策烈铁里对布尔什维克派说：“现在，我们将对革命势力作公开与忠实的检阅了。……我们大家将要看到，究竟大多数群众是跟谁走的：跟你们呢，还是跟我们？”但事实却成了策烈铁里的噩梦，游行队伍一个接着一个，举起了红旗像浪潮般涌上大街。旗帜上写着“给工人工厂！”“给农民土地!”“给全世界人和平！”“打倒战争！”“打倒秘密条约！”“打倒资本家部长！”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人数稀少的普列汉诺夫派、哥萨克和犹太知识分子举着拥护临时政府的旗帜。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游行队伍向安葬着二月革命烈士的马尔索沃广场上汇集。这里，《马赛曲》的雄壮曲调和肖邦《送葬曲》的庄严旋律融合在了一起。

普列汉诺夫、齐赫泽、列宁等都并肩站在马尔索沃广场的主席台上。一位孟什维克领袖焦躁地拉着领带，故意大声说了一句能让列宁也听到的话：

“布尔什维克们分发了现成的标语，而这些人光知道举着，自己还稀里糊涂呢。”

列宁眯起了眼睛，笑了笑说：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举着你们的口号呢？不是说力量在你们一边吗？看来，打着你们的口号的，只剩那些戴毡帽和大礼帽的人了(指游行队伍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统一’派分子，大多为知识分子——作者注)！”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2）

社会主义者阵营内部的分裂在这次大游行中暴露无遗，这种分裂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分裂，而是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右派与左派的分裂。两天后，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上发表了《错误的逻辑》一文：“错误有它的逻辑。这也是错误最讨厌的属性。……看到从我身旁走过的无边无际的游行队伍时，这些思想就完全突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表示了对我国临时政府的信任。6月18日(公历7月1日)的示威游行是根据这个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的。看来，它一定会有力地强调和大声地证实革命民主派这个最权威的机关已经表示过的东西。这自然是示威游行的任务之一。但是(我们不要害怕面对真理！)6月18日的示威游行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许多红色横幅上写着：‘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是否可以由此做出结论，说政府至少在彼得格勒没有得到民主派的信任呢？我必须说，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的确，民主派是信任整个政府的……”

当天，俄国西南战线51个师共30万人向奥匈阵地发起进攻，中路的第十一和第七两个集团军主攻格利纳内和莱姆堡，左翼第八集团军和右翼特别集团军担任助攻。进攻在数千公里长的战线同时展开，俄军的主攻没有什么大进展，刚有斩获便马上暴露出技术装备严重不足的弱点，进攻团队中甚至没有机关枪。冲锋的场面倒十分壮观，冲锋部队举着红旗，漫天遍野地往前冲，遇到阻击便停下来，有的停留在敌阵前被火力压制住了，多数情况是退回到自己的战壕。即使最有战斗力的军团也是如此，冲锋到炮火尚未摧毁的敌军铁丝网前，就毫无办法地躺下不动了，一直到下达撤退命令时为止。除了士气的原因外，也有技术装备方面的问题：士兵们没有受过克服障碍的训练，也没有破除障碍所必需的工具。进攻的组织也十分糟糕，第七集团军一个团接受了任务，命令他们用手榴弹把敌人从战壕里打出来。然而缺乏训练的士兵不知道怎样使用手榴弹，在战斗打响前才领到了手榴弹，更为可笑的是为了行军方便又把手榴弹留在了自己的阵地……

鉴于西南主攻方向的不利局面，大本营决定从其他方向突击，但进攻依然不能顺利实行。西线司令邓尼金将军说：“那时，最高司令官便决定不要任何有计划的战略，不得不让各前线视其准备程度如何来开始行动了。”7月6日，第八集团军在斯塔尼斯拉夫以南突破奥匈防线，10日占领加利奇，11日占领卡卢什。俄军指挥官把更多的精力用到说服、威胁，甚至动用武力胁迫自己的部队进攻。即便如此，许多士兵仍拒绝服从命令。西伯利亚第一军军长报告士兵们如何开始成群结队地，甚至整营整营地遗弃未受攻击的战线的情形，说：“我懂得，我们军官是无力改变士兵群众的原始心理的，我痛苦地、痛苦地哭泣了许久。”西南前线司令科尔尼洛夫获得特派员与各委员会的同意后，下令枪毙逃兵。

德奥军队则很快稳定了战线，他们从西线调来16个师向俄国西南战线反攻。俄军无力抵抗，仓皇退却。

在俄军开始进攻后，全俄的视线和舆论聚焦到前线。各报登载喜讯：“巴黎交易所闻俄军进攻，人心兴奋，一切俄国有价证券，全数腾涨。”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发表评论：“久待的事业完成了，它立刻把俄国革命恢复到它最好的日子去了。”大街上满是爱国游行队伍，有些士兵到涅夫斯基广场集会反对进攻，受到有产者的雨伞攻击。

策烈铁里在苏维埃大会上说：“俄国大革命的历史正揭开新的一页。……我们革命军队的胜利，应不仅为俄国民主派所庆贺，而且……为所有真想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们所乐闻。”7月3日，苏维埃以472票对271票通过决议，向军队致敬。

前线的迅速崩溃打破了后方护国人士的幻想，在两周之内，40万俄军或死伤或被俘，战线又后撤了一两百公里。临时政府精心组织、大力宣传的进攻的失败令其威信扫地，当它决定动员后备的卫戍部队到前线去时，遭到了后方预备部队抵制。彼得格勒第一机关枪团通过决议：“将来只有当战争具有革命性质时，我们才派队伍上前线。”对于来自政府的解散抗命部队的威吓，该团的答复也是坚决的：“本团将不顾一切，解散临时政府以及其他拥护政府的各团体。”第二机关枪团也通过决议，要求将政权移交给苏维埃。第三步兵团公开拒绝服从临时政府的命令。7月9日，手榴弹团从前方派代表回到首都宣布，本团反对临时政府，要求政权移交给苏维埃，拒绝服从克伦斯基的进攻命令。

临时政府的进攻没有打败敌人，相反，把自己在军队中的合法性颠覆了。进攻失败、装备恶劣、缺衣少食、家里的土地问题迟迟没有着落等等，这一切问题使愤懑的士兵迅速左倾，成为下一波革命的主力军。

前线的失败震动了后方群众，布尔什维克首先站出来支持前线反战士兵，指责临时政府无力制止克扣部队衣粮牟取暴?的投机行为及其他社会弊端，谴责克伦斯基屈服于协约国的压力发动这次进攻任务，主张立即停战，实现和平。7月16日，群情激昂的士兵和工人自发地走上了街头。大街上人潮涌动，机关枪团走在中央。每连前面都有一辆汽车，架着机关枪。机关枪团后面是沃伦斯基团、第180团和工人们。队伍中出现了由农民出身的中年士兵所组成的队伍，他们喊着口号：“让40岁的人回家去收庄稼。”人群涌向塔夫利达宫。

一队无政府主义者，由裁缝雅尔楚克带头，举着黑旗前行。

“你们的政治要求是什么呀？”有记者问他。

“我们的政治要求是……”雅尔楚克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叫资本家滚蛋”，一个大个子水兵插嘴说，“我们其他的政治要求是”，他接着说，“打倒战争和这个该死的政府”。

在塔夫利达宫内，苏维埃工人部正在开会，消息传来，说武装工人和士兵快到塔夫利达宫了，会场上激动起来。布尔什维克代表加米涅夫走上主席台说：“我们并未曾号召示威，是群众自动走到街上来的……但群众一经出来，我们的位置就是在他们中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给这场运动以一种有组织的性质。”加米涅夫最后提议选举一个25人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席抗议。之后，会场中以276票赞成，无人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接收政权。

这一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洛夫采夫少将给克伦斯基写了一份秘密报告：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3）

今天(晚上)大约七点钟，第一机枪团携武器走出了自己的营房，先向莫斯科团驻地，然后向格列纳杰尔团驻地进发，号召采取武装行动以推翻临时政府。……(晚上)大约九点钟，他们……向巴甫洛夫团营地靠近。……游行示威的人们越过大桥之后分成两股，一股沿河岸向塔夫利达宫进发，另一股沿米利翁大街，通过冬宫广场向玛丽亚宫进发。示威群众打着“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标语行进。……其他团的队伍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是：第一百八十团、第一预备团和第六工兵营。

在示威中出现了枪击行为，但多半是朝天放的枪，有几个人受了伤。子夜时分，许多队伍开始返回驻地，在士兵中出现了醉鬼，载着第一机枪团士兵的汽车被保持中立的装甲师扣留，九挺重机枪被没收。在另一个地方，载着第一机枪团士兵的汽车被人群围阻，机枪也被夺走。深夜，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有消息说这些团又要行动了。

7月17日凌晨，布尔什维克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党委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既然不能阻止群众的运动热情，布尔什维克就要坚决地站起来，走在群众的前头，尽力使这次示威变成有组织的、和平的行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领导运动使之有利于人民；为此目的，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往塔夫利达宫去，派出代表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

与此同时，塔夫利达宫一片忙乱，策烈铁里气愤地说道：“到街上来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拥护苏维埃么？苏维埃如果要政权，政权早就可以到手。即使现在，无论在哪个方面，苏维埃的意志也都不会遭受障碍……这样一个示威并不是照革命道路走的，而是照反革命道路走的。”

执行委员会委员认定这次示威是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反革命行为，为使塔夫利达宫不被冲击，由齐赫泽及其他主席团成员联合签署命令，以苏维埃名义要求各种军事机关派装甲汽车，携带大炮和炮弹到塔夫利达宫来。同时，首都驻军每个团都接到派兵保卫塔夫利达宫的命令。苏维埃还电令离首都最近的第五军团驻军“派一师骑兵、一旅步兵和一些装甲汽车到彼得格勒来”。

此时，力图驾驭革命形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被不断高涨的人民革命洪流抛到了后面，倒向了临时政府。

晚九点，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局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发布了告士兵工人书，提醒士兵没有军队总司令的命令，任何军队不得武装出动，“任何破坏这一决定的人，都将被我们宣布为革命的叛徒和敌人。为了贯彻这一决定，将采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波洛夫采夫少将于7月17日早晨发出一张布告，说他要肃清彼得格勒的武装匪徒，居民必须紧闭门户，非万不得已，切勿上街。

这个恐吓告示形同废纸，工人和士兵上街了。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塔夫利达宫，在涅夫斯基大街护国派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一个亲历者说：“示威的士兵开始经过涅夫斯基大街及其邻近区域(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居住的)的时候，不祥的冲突征兆就现出来了：怪异的枪声，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开的或什么人开的。……群众起初慌张起来，以后有些不大镇定的、不大能自制的人，就胡乱开火。”

在苏沃洛夫大街、在瓦西里岛区、在卡缅诺岛区，特别是在涅瓦大街、在花园广场和利捷因大街都发生了枪击事件。涅瓦大街上，临街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碎，许多店铺，首先是一些酒店、食品店和香烟店都遭到抢劫。

示威群众包围了塔夫利达宫，要求苏维埃接手政权，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赶到的时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切尔诺夫去见示威群众。

切尔诺夫发表了关于政权危机的简单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退出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此时，受各方压力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等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辞职。］

“他们走得好！”切尔诺夫喊道。

示威者的喊声打断了他的话：“那么，以前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一个工人叫道：“把政权拿去吧，你这狗娘养的，既然人家送给你了。”人群中有一个人提出建议，要求社会主义者部长宣布土地为人民的财产。这话得到了响应，人群人声鼎沸地逼迫切尔诺夫做出回答。

切尔诺夫处境危险，有人奔进会议大厅来叫喊说：水兵们把切尔诺夫逮捕了，正要结果他。执行委员会里一片慌张，齐赫泽一边费力地安定秩序，一边建议加米涅夫、马尔托夫、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等人赶快去营救。

托洛茨基及时赶到了，他曾在喀琅施塔得水兵基地做过宣传鼓动工作，那里的水兵都熟悉他。他注视着喀琅施塔得水兵，说：“红色喀琅施塔得人，你们急忙赶到这里来，只是因为听说革命遇到了危险！红色喀琅施塔得人再一?表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先进战士。红色喀琅施塔得万岁！光荣与自豪归于革命……”

听众仍然以不太友好的态度听他讲话。当他试图把话题转到切尔诺夫身上时，他们又开始骚动起来。

“你们到这儿来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愿望，向苏维埃表明，工人阶级再也不愿意看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了。但是，为什么要妨碍自己的切身事业呢，为什么要对一些个别的偶然相遇的人物施加暴力来模糊自己的立场呢？个别人物是不值得你们重视的……你们每一个人都证明了自己是忠于革命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为革命而献出生命。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握个手吧，同志！……握握手吧，我的兄弟！”

托洛茨基把手向下伸去，伸向一位特别激烈地表示反对的水兵。那名水兵拒绝同他握手，不过，气氛已松动了。

托洛茨基道：“这里，凡是赞成用强暴手段的人，举起手来。”

喀琅施塔得水兵尚未反应过来，托洛茨基挽着切尔诺夫的手，急忙把他带回宫里。切尔诺夫无力地坐到了主席团的椅子上。

夜里，黑帮分子从监狱里释放了大约二百名刑事犯，有人乘机抢劫和行凶，攻击犹太人……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4）

鉴于形势的急迫，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执行委员会了。

在塔夫利达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仍在继续，代表默特列夫记载道：“半夜过去好久了，我们还在等着一个‘决议’……因为疲倦和饥饿而烦躁起来，我们就在亚历山大大厅走来走去……到了7月18日早晨4点钟，一群武装的军官和士兵闹嚷嚷地经过宫殿入口开着的门冲进来。”宫殿里响起了《马赛曲》的歌声，保卫塔夫利达宫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官兵开了进来。

克伦斯基利用了部队的爱国热情，他向在这次运动中保持中立的卫戍部队出示了不知从哪里弄到的证据，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彼得格勒的混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配合德军而制造的。他的手段起作用了，曾宣布中立的卫戍部队转向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方面，他们的立场影响到了示威参与部队和工人群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8日凌晨，斯维尔德洛夫来到列宁的住所。列宁问：

“夜里出什么事了？”

“弗拉基米尔&#8226;伊里奇，劳动印刷厂和《真理报》被砸了。”

“什么时候，要知道我……”［列宁在士官生袭击《真理报》前不久才离开编辑部。］

“夜里。野蛮的破坏，毫无疑问是蓄意搞的，反革命肆无忌惮。”

“哦，是这样，应该到中央委员会去。”

“不，您必须马上隐蔽起来。”

“您疯了！……”

“弗拉基米尔&#8226;伊里奇，这是我的雨衣，我们走吧。”

“好吧，我服从。看来，您是对的。您认为，我应该穿您的雨衣吗？不下雨。”

“穿上吧，弗拉基米尔&#8226;伊里奇。上帝保护谨慎的人。”

走在大街上，列宁依然非常愤怒：

“您想想看，雅科夫&#8226;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名字——作者注)，可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起着多么恶劣的作用！嘿，叛徒，嘿，骗子。嗯，没什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雅科夫&#8226;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记住，召开党代会的工作一分钟也不能停，相反，要加快这方面的工作，更加紧张、更加坚定地去做……”

18日的早晨，街道已经恢复常态，没有群众拥聚在街上，没有群众集会，所有的店铺都开了门，出现了二月革命以来少有的安静景象。哥萨克兵和士官生在街上搜捕参加过游行的水兵、士兵和工人。

卫戍军中有些部队表示忠于克伦斯基了，孟什维克右派护国分子里伯尔自豪地说：“势力的对比，现在已经改变了。……大炮是宪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拉萨尔语——作者注)。”

风云突变，彼得格勒最大的工人聚居区——维堡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避难所。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受通缉的中央委员，都到这里来了。在雷诺工厂的更夫房间内，彼得格勒委员会召开会议，列宁到会。有人提出组织总罢工，列宁分析了局势，主张放弃罢工。

19日，工人们复工了。临时政府从前线征调的队伍接二连三地开到：骑兵师、顿河哥萨克团、轻骑兵师、伊兹波团、小俄罗斯团、龙骑兵团……。同时，前线俄军溃不成军，德军突破了塔诺普尔防线，向前推进了12俄里。资产阶级报纸尽力夸大失败，甚至泄露军事秘密亦在所不惜。前线的失败震动了后方，临时政府把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人联系起来，列宁被宣布为德国间谍，发布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命令，军队和反间谍机关在街上检查通行证，到处抓人。

列宁转移住所，隐藏在工人阿利路也夫家里。塔夫利达宫里尽是谴责布尔什维克搅乱国家、私通德国的言论。很多布尔什维克同志认为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党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

在列宁的隐藏地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克鲁普斯卡娅、诺根和瓦&#8226;雅柯夫列夫在一起讨论列宁该不该露面的问题。列宁之前表示：“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

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诺根表示赞同，相当多的莫斯科同志也抱着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坚决反对，他说：“士官生不等把人送到监狱里，就会在路上把人杀害的。”事实上的确是这样，一个被派去逮捕列宁的士官生就问上级：“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抓活的还是大卸几块都行？”这时，叶&#8226;斯塔宗娃(时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了。她讲了塔夫利达宫里的流言飞语，说警察部门的档案资料记载，列宁是个德国奸细。这句话对列宁刺激之强烈是难以想象的，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他应该去坐牢。

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最后决定，列宁还是应该隐蔽起来。列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同意离开彼得格勒。起初，列宁隐蔽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湖边草棚里，彼得格勒工人尼&#8226;亚&#8226;叶梅利扬诺夫一家负责保护列宁。1935年，尼&#8226;亚&#8226;叶梅利扬诺夫一家被捕，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泪流满面地向斯大林恳求保存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生命”［〔苏〕罗&#8226;亚&#8226;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布尔什维克亚&#8226;凡&#8226;绍特曼负责保护列宁，避入芬兰。“1939年，忠实的革命战士老布尔什维克亚&#8226;凡&#8226;绍特曼被捕身亡。”［同上。］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5）

资产阶级报纸没有放过列宁，形形色色的标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如《列宁的所在地》、《列宁被捕了》、《列宁在哪儿？》，有时还会报出“轰动的消息”，如《列宁已在德国》、《列宁迁居瑞士》，还有描写列宁是如何躲到国外去的短文：有说坐潜水艇的，也有说乘飞机的。各式各样的说法中有一点是对的：列宁走的是水路，但不是坐潜水艇，而是坐一只普普通通的双桨划子到拉兹里夫湖对面的草棚中去的。

一次，一个女人在涅瓦大街上胡言乱语，说从国外回来的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想出卖祖国。她身旁围着许多人。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压倒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喂，太太，把钱包还给我吧！”

“什么钱包，你发疯了吧？”女人气愤地问道。

“怎么，没有？太太！正是您，头上戴着帽子的——还想抵赖。同志们！她偷了我一个钱包！”

“真是岂有此理！不许你胡说！我从未见过你！你有什么证据？”

“您既然连布尔什维克都从未见过，那您又用什么证明布尔什维克卖国呢？”

围观的人哈哈大笑，热烈鼓掌。

那个女人气急败坏，落荒而逃。

这个替布尔什维克伸张正义的人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才华横溢的战斗诗人。

那些天，镇压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兵成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的真正英雄。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说道：“一个穿着哥萨克制服的人，进入公共场所，譬如一个饭馆的时候，往往全体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戏院、电影院和马戏团举行晚会捐钱送给受伤的哥萨克兵和被杀的哥萨克兵的家属。而对于参加游行的机枪团，克伦斯基不但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且把他们集合在广场上，公开侮辱。这使得机枪团的士兵们，在两个月后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坚决支持者。

7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宣布临时政府“是挽救祖国和革命的政府”。当天，临时政府的“挽救”工作就开始了：加米涅夫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及其报馆被捣毁……。临时政府把参加游行的卫戍部队派往前线，命令所有工厂的工人赤卫队在三天内交出全部武器。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导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共同弹压了群众性抗议运动，将激进派打压下去。但苏维埃也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向李沃夫提交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解散国家临时杜马委员会，禁止土地买卖，以待立宪会议通过土地改革方案。李沃夫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他主持的第二届临时政府随即垮台。

8月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新的临时政府中社会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且有苏维埃任职经历。政府16名部长中，只有三人反对成立资产阶级民主联合政府。克伦斯基骄傲地说，“其余的部长全都坚决拥护这个不分党派、不分阶级、把全国性创造力量都联合在内阁中的政府”，“再也不存在什么‘杜马部长’或‘苏维埃部长’了。只有俄国部长！”他踌躇满志地规划施政目标：“我认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基础是我的如下坚定不移的信念：拯救祖国和革命的事业要求捐弃党派的纷争，拯救国家这项全民的国家大事，应该在进行战争、保持军队战斗力和恢复国家经济实力所迫切要求的条件和形式下来进行。”

新内阁成立之夜，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布尔什维克克雷连柯少尉在前线被捕。托洛茨基声明自己与列宁的信仰和观点完全一致，在致联合政府的公开信中他写道: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法令，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是联合政府所有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

同日，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批评道，“黑暗势力猖獗反扑。‘整顿秩序’的资产阶级青年士官生满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会像他们那样粗野地动手！”几天后，《新生活报》被查封。

临时政府决定在12月25日召开立宪会议，此前，为商讨国事和提高政府的威信，定于8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似乎比彼得格勒要小。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使用强力约束群众自由，整肃秩序。7月25日，颁布了在前线实行死刑的命令，不允许士兵在前线进行集会。在罗马尼亚前线，许多士兵被当作逃兵拘捕了。军官们又趾高气扬起来，不再理会士兵委员会的自主管理决定。那些比军官还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也一个个被肃清了。7月31日，由于芬兰国会的左派多数决定自治，芬兰国会被解散。

7月底，苏维埃迁出塔夫利达宫，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斯莫尔尼宫。临时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要修缮塔夫利达宫，为即将召?的立宪会议做准备，但其用意昭然若揭——从政治与空间两个方面，把苏维埃边缘化。

《1917年俄罗斯纪事》5 七月阴云（6）

在首都和外省的苏维埃中，领导权掌握在护国派手中，布尔什维克在各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席位实际上几乎全被取消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记述道：“7月12日(公历25日)，反革命胜利了。苏维埃没有权力。那些士官生野性大发，甚至开始攻击孟什维克派。党的某些分子动摇起来。党员增加之趋势停止了，……但还没有人逃离我们的队伍。”工人西斯哥写道：七月事变之后，“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的影响力强大起来”。资产阶级开始反攻了，13个最重要的实业团体成立了保卫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关厂运动以及向革命作政治进攻。火车机械制造厂经理停发工委会成员薪水。厂工委会在致中央理事会的信里说：“在财政和生产率领域，我们多次帮企业解决难题，使它生存至今；但厂方继续怠工，表现为主要车间的设备完全损坏、工委会统一工资评定表的努力被阻挠。工资本来不高，上头还威胁关厂。如今经理室又变出新花样，完全停付11名委员会成员的工资。这些人分别是(委员会内部)技术监督组、工资组、调查组和协调组的成员。上述新动向是资方总反扑的一部分(厂方拿劳动部长讲话做挡箭牌)，而且威胁企业的生存。工人极度紧张愤怒！”许多工厂都取消了工人带薪开会的权利，限制工委会监督厂内事务的权力。首都工委会大会报告说“每天都面临厂主对我们的威胁攻击”，雇主协会则正式拒绝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有任何往来。首都金属工会报告说“行业协会决定关闭25家工厂并缩减137%的产量”。工商界兴奋地预言“工业即将破产”；老板们幸灾乐祸地说，“饥饿之手到来得比工人醒悟的时刻更早”，盼望着这只手自然而然地摧毁工人运动。

此时，临时政府和有产者看来是占据了政治的优势，但他们没有解决人民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实是最好的宣传家，失业、饥饿和前线失败很快地拂去了政客们的鼓噪，政治高压引发了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列宁的观点在工人和士兵中复苏，革命按照历史的逻辑迈向了新的阶段。

七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厂的地位已经恢复，并更坚决地投入斗争。伏洛达斯基在7月27日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报告：“我们在工厂内有了一种巨大而无限制的影响。党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来做的。……组织从底下生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这组织将不会涣散。”

喀琅施塔得水兵也从被弹压后的短暂消沉中恢复过来，在8月2日召开的水兵集会上提出：政权交给苏维埃；调遣哥萨克、宪兵和警察上前线；废除死刑；允许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前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否在严密关押之中；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等等。海军上将梯可夫命令各战舰卸下红旗，改挂传统的圣安德烈十字旗，喀琅施塔得水兵拒绝了。

此后，整个舰队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赫尔辛基一个代表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舰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占优势，但在大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所有水兵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便是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但自从7月3日至5日(俄历)事件之后，刚古特号、塞巴斯托普号、鲁里克号、狄安娜号、格罗莫步号和印度号，也走到我们方面来了。如此，我们手里拥有庞大的战斗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变教训水兵好多的事情，教育他们：仅仅情绪高涨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

苏维埃在政治上的复活，恰好与它的布尔什维克化同时，是从下层开始的。在彼得格勒，首先是各区联合起来。8月3日，各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执行委员会，他们要求解散杜马，立法保障士兵委员会组织不可侵犯，恢复左派报纸，停止解除工人武装，停止大规模逮捕，约束右派报纸，停止解散兵团，废除前线死刑。《消息报》每日发表苏维埃、工会、工厂、部队等的决议案，要求解散杜马，停止压迫布尔什维克，停止宽容反革命。

7月26日到8月3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参加会议。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组成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大会上，171个代表填了调查问卷，其中110人共坐了245年的牢，10人共做了41年苦役，24人共受了73年流刑，55人共充了127年军，27人共流亡国外89年，150人共被捕549次。这是个“职业革命家”的会议。

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大会记录记载：“中央委员会四个委员得到票数最多，列宁在134票中得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这四人之外，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诺根、柯仑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飞、乌里茨基、米柳亭、洛莫夫。”

这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值得特别关注，两个月后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在斗争高潮来临之前，一个使布尔什维克主导革命进程的时机出现了——科尔尼洛夫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