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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引子

- 第一节 发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1）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2）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3）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4）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5）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6）

-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7）

- 第三节 发布《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 引子

-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1）

-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2）

-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3）

- 第二节 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上的南美洲河流水系（1）

- 第二节 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上的南美洲河流水系（2）

- 第三节 《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惊奇（1）

- 第三节 《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惊奇（2）

- 第四节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洲（1）

- 第四节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洲（2）

-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1）

-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2）

-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3）

- 第六节 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1）

- 第六节 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2）

- 第七节 彼此关联的疑惑

引子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时代，我是个火柴盒收藏迷。观赏火柴盒上的各种图画是我儿时的一种乐趣。三十而立之后，收藏古地图逐渐成为我的一项主要嗜好。回想起来，此爱好已经伴随我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收藏古地图就如同寻宝。当得到一幅罕见的古地图时，我会感到无比兴奋，有时竟然彻夜不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古地图远比收藏更为重要。这种研究使我接触到一种古老并且神秘的哲学。这一哲学不仅巧妙地将迷信、科学与艺技结合在一起，并且一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的推动力。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历史秘密：现代地图学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工作之余，我经常伏案研究古地图。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图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图上的地域轮廓、城镇布局和文字注释蕴藏着丰富的史实；有些古地图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艺术大师之笔，而这位艺术大师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图给我带来韶华易逝的感觉，发黄的图纸和累累蛀痕经常唤起我对时间如烟的哀叹；还有的古地图简直就是令人费解的谜团，图上的线条、符号和记述似乎是绘图者故意留给后人的谜语。古地图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感慨是无法用语言来详尽的，而这正是古地图的奥妙之处。

古地图的奥妙诱发出我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传统科技的兴趣。我逐渐发现，许多中国古代地图学家跟占星术、古典数学和道教有着不解之缘。为了探究古地图的奥秘，我研究的范围渐渐扩展到古代天文学、数学以及宗教。

我从未预料到，收藏古地图竟然会引导我获得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发现的起因都源于一幅古地图。这幅地图不仅激发出我对地理大发现史的兴趣，同时还引起我对相关历史记载的质疑。

在我们的心目中，地理大发现史是一段盖棺定论的“史实”。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绩已成为众人皆知、家喻户晓的历史常识：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驾船由西向东经过好望角，为此他被称作世界上首位绕过这一岬角的探险家；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领的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由此，哥伦布被誉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1519年9月，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自欧洲始航。这只船队历时三年绕地球一周回到始发地。从而，麦哲伦被授予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桂冠。由于麦哲伦被视为发现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海峡的探险家，这一海峡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发现，这些历史常识却无法与我的一件地图藏品相吻合。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地图？它与历史常识之间存在着何种差异？它与我之间又有何种缘分呢？

第一节 发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1）

把《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带回家后，我首先对此图的署名者莫易仝作了一番研究。我查阅了许多书籍，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任何有关莫易仝的史料。

地图左下角签署的“臣，莫易仝绘”几个字属于“臣字款”。“臣字款”是中国古代书籍、字画鉴赏方面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古代书籍作者或书画作家在署名前加上一个“臣”字的落款方式。此种落款方式出现的原由无疑是为了向皇帝表示孝忠之心。莫易仝的署名方式似乎在向我暗示，他或许是清朝朝廷中的一名官员。但是，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清朝政府选拔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士科考试是清朝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前一级考试的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乾隆年间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书写水平要求很高。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毛笔字水平实在无法令人相信，书写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莫易仝“臣字款”中的“臣”字靠左边，这一写法不完全符合清朝官方的规范。按照清朝宫廷的行文规则，凡是呈交给皇帝的奏折、文章以及字画等文书必须在署名前面加上一个“臣”字。为了表示尊卑，这一“臣”字比署名字体小一些，并且通常居右边。但也有一些例外。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间曾多次出京城南下巡视。在巡视时，一些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人士，曾向皇帝进献字画作品。这些民间人士进献的作品中，许多“臣字款”写得不是非常规范。从莫易仝不高的书写水平和不规范的“臣字款”可以推断，此人应该是乾隆年间一位读过些书的民间儒生。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臣字款”说明，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目的是想将地图呈献给乾隆皇帝审阅。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莫易仝非要临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什么他不将《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本呈献给皇帝呢？

经过对图中的文字和注释做了一番研究，我揣摩出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

首先，莫易仝仿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够知悉他的名字。按照清朝的管理体制，平民百姓甚至中、下等官吏亲自向皇帝呈献贡品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必须将贡品交给特定的官僚机构，通过清朝官僚体系一层一层地向上级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之中，许多贡品被清朝官吏们以各种借口截留下来或者以其他官吏的名义呈递上去。莫易仝非常明白，如果将原图委托官吏们呈献给乾隆皇帝，最终皇上很可能根本不知晓他的名字。为了确保乾隆皇帝审阅地图时看到自己的名字，莫易仝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原图的基础上临摹出一幅署有自己姓名的地图。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2）

其次，莫易仝想让皇帝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有所专长。为此，莫易仝特意在仿绘的图中添加了许多原图中没有的注释，同时在图的左上方特意注明“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

最后，并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避讳。康、乾两朝时期文字狱是文人的梦魇，许多学者在文字书写方面由于疏忽大意遭他人诬陷，从而变成刀下鬼。莫易仝深知避讳的重要性。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中国地域写有两条注释－－“皇朝圣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在现今太平洋海域注有三个“大明海”的标识。莫易仝非常明白，这些原图注释都与明朝相关。倘若将原图呈交上去，他非但不会得到赏识，还可能会被认为妄想明朝复辟。为了避免误会，同时尽量反映《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状，莫易仝仿绘原图时对明朝时期的地理名称做了一些改动。他将明朝的“湖广”省改成清朝“湖北”和“湖南”的省份建制，在“南直隶”旁增加了“安徽”，并且他还将三个“大明海”的原注改为“大清海”。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动，莫易仝试图表明，《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原注已经变为赞颂大清王朝的注释了。

对莫易仝身份有所认识，并且找出他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之后，接下来需要破解的疑团就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出处。

史料中没有能够查找到任何有关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记载。然而，图中太平洋海域内的一个红圈注释引起了我注意。该注释写道：“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注释提及的“正使太监马三宝”指明朝初期著名航海家郑和。毫无疑问，该注释在向我暗示：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一定与明朝郑和下西洋相关。带着重重疑问，我钻进了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关论文之中。

史学界一致认为，15世纪中期成书的《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研读这三部史册后我发现，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原文注释与《星槎胜览》记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文字记录几乎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说明，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与《星槎胜览》有关联。

《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署名作者为费信。此人信奉###教，明永乐七年至宣德六年间（1409年至1431年）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在最后一次出航之后，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一书，记述他亲眼所见的异域风土以及耳闻的异俗人情。此书流传至今已形成多种版本，史学界将这些版本归为两大类：两卷本和四卷本。四卷本与两卷本相比较，前者用句措辞比后者更有文采。四卷本的自序写道：“采辑图写成帙。”此记述表明四卷本中附有地图。但是，两卷本自序中却未提“图”字。四卷本序文的后题还写道：“正统元年丙辰春正月吉日臣费信稽首谨序。”依据四卷本自序和后题中费信的“臣字款”，有些学者推测，两卷本为费信编撰的原版，而四卷本则是在两卷本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编撰四卷本的目的是呈报给皇帝过目。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3）

《星槎胜览》四卷本中曾经附有地图，而且《天下诸番识贡图》中一条注释的文字与《星槎胜览》中的一段文字极其相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使我确信，《天下诸番识贡图》应该是《星槎胜览》四卷本提到的“采辑图”中的一种。

似乎觉得找到《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出处了，为此我感到非常兴奋。不仅如此，当我发现地图上有关异国奇俗的注释与史书记载的15世纪世界风土人情相一致时，我更是感到激动不已。

今北美洲靠近阿拉斯加地带有一红笔圈注：“此地人种亦如契丹、蒙古，以鱼为食。”地理常识告诉我，这是有关因纽特人的注释。因纽特人的长相与蒙古人非常近似，并且鱼是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今美国西部地域有一红框注释：“此地土人肤色黑红，头腰皆披鸟羽，亦有食人之习也。”这一描述与史书中有关北美印第安人的记载完全相符。

今南美洲有两个红笔圈注：“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此地之民信教曰巴拉卡，以人祭之，以火拜之。”前一个注释与印加帝国有关，印加帝国时期的许多城市建筑以巨石作为建材，且城市大多建在山顶或高原地区。印加帝国起源于13世纪左右，15世纪中期达到全盛，16世纪30年代亡于西班牙人的刀枪之下。后一个注释应指秘鲁中世纪时期印第安人信奉的“帕拉卡斯”（Paracas）宗教。

今澳大利亚陆地上的红笔圈中注有：“土人肤亦黑色，皆不着衣，腰坠骨器，皆有食人之习也。”这是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注释。

今非洲南部红框中的注释为：“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此注释所描述的应当是非洲人。

位于今亚洲西部的红圈注释写道：“自东向西出嘉峪关，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庙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宝石相嵌，进入庙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其民也。”在今亚洲和欧洲交界处有红框注释：“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这两条注释完全符合中、西亚地区古代###教的风俗习惯。

在今东欧部分有红圈注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此注释与欧洲古代宗教相关。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共有九条与宗教有关的原注文。其中，西亚和东欧的三条注文说明，这一地域的民众信奉###教。在中国除了有一条关于佛教的注文外，还有一条写道：“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民多信佛教禅宗，道家次之，亦有回民信奉回教。”有关朝鲜的注文显示：“其民信佛教，道教次之。”有关日本的注文记载：“其民信佛教。”在美洲只有一条记载古代秘鲁“巴拉卡”宗教的注文；在东欧有一条关于“景教”的注文，它是全图中唯一与欧洲宗教有关的注释。这些与宗教相关的原注文显示出，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时期，世界上传播最广且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佛教和###教，传播范围最小的是欧洲的“景教”和南美的“巴拉卡”教。《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注文记载的各类宗教传播范围与世界宗教史记载的中世纪宗教分布状况基本相符。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4）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5）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了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这种构图有两个目的：第一，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部；第二，体现出阴阳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艺术理念中，部分重叠的双环形代表阴阳和谐，左边的环为阳，右边的环为阴。例如，天坛的双环万寿亭是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而建的寿亭。该双环万寿亭的建筑造型出于阴阳和谐的理论，这种造型是乾隆皇帝为了表达祝其母亲长寿的意愿。该亭的地面形状为两个部分重叠的环形，重叠部分占两圆面积的25％。这一重叠的比例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双环重叠的比例完全相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采用的这种交叉且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之中是找不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有采用两个圆形绘制的世界地图，可是图中的两个圆形几乎没有重叠而只在赤道线上相互衔接。

在《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与道教相关的文字。图的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风水罗盘，罗盘上方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七个字。“六合”是一个道教概念，它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指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组合而成的大地。在道教中，“六合出行定图”专指一种用于凶吉占卜的方位罗盘，明朝手抄本《海道针经指南正法》和《修造通书》均有“六合出行定图”的记载。根据图中风水罗盘以及“六合”等概念可以推测，《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创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

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欧洲地域轮廓也可以判断出，此幅地图的母本绝非源自欧洲。欧洲17、18世纪的世界地图对本土轮廓的描绘比较准确，而且注文也较详尽。反观《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英伦三岛的位置不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黑海均不见踪影，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或注文更是寥寥无几。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存在一些古老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在欧洲17、18世纪世界地图上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在13、14世纪中国古地图之中看到。例如，在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中通常看不到波斯湾的轮廓。1389年《大明混一图》和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均没有绘出波斯湾。《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同样也没有绘出波斯湾。而这一错误在欧洲或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是见不到的。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在绘图理念和图形等方面与欧洲地图学家的世界地图有很大差异，在地名和宗教方面，《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一些原有诠注也与欧洲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比如，在今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位置上有一个国家名称为“希番”。此国名中的“番”字为“番邦”之意，即指外国。再如，《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宗教的注释显示出，欧洲宗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小。这种对欧洲宗教的评价与莫易仝所处时期的世界宗教分布状况有很大差异，尤其是美洲大陆。从16世纪开始，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迅速向欧洲以外扩张。到了18世纪（即莫易仝仿绘时期），天主教不仅在美洲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亚洲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6）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还有一些地域、岛屿和关于当地风俗的诠注，超出了18世纪欧洲人的知识范围。运用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这些信息不可能来源于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欧洲人于1820年“发现”南极，之后又于1962年对南极艾默里冰架（Amery Ice Shelf）进行了首次勘探。在此次勘探之后，艾默里冰架的轮廓才出现在地图上。可是，莫易仝在欧洲人首次勘探南极艾默里冰架的二百年前已将这一地域的轮廓绘在了他的地图上。

1772年初，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委派探险家克尔格伦（Kerguelen－Tremarec）出航为法国寻找新的大陆。当年2月12日，克尔格伦发现并登上位于印度洋之中的克尔格伦岛（Kerguelen Island）。该岛在被克尔格伦“发现”之前，没有任何一幅欧洲地图标注出它的地理位置。然而，莫易仝却在克尔格伦岛被“发现”九年之前已经知道该岛的地理位置并将它绘在地图上。

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James Cook）于1769年和1770年对新西兰岛屿进行了勘测，在此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新西兰是地球南部大陆的一部分。在库克船长勘测新西兰之前，欧洲地图学界从未将新西兰视为岛屿。而莫易仝却抢在库克船长之前，将新西兰几个岛屿的地理方位描绘在地图上。

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两个古代部族有食人之习，对此欧洲人也曾作过记述。根据记载，最先将此现象记录在案的欧洲人是约翰·格林（John Green），记录时间是1851年7月22日。但是，在约翰·格林作此记录八十八年之前，莫易仝已经将澳大利亚古代部族的食人之习注释在《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之中。

有关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食人之习，以及南美洲的人祭习俗直到20世纪初才被史学家证实。但《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却有关于北美印第安人食人和南美人祭的注文。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我逐渐建立起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信心。看来，这幅地图是件真品，图中红圈内的注释也应该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有注释。这些注释说明，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行范围远远超出了史学家们认定的界线。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郑和船队曾经周游过世界，但是有一个疑问在我脑海中徘徊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史书中只字未提郑和船队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以外的航行呢？为找到答案，我几乎查阅了所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原始史料。经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我发现一些史料的真正含义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而这些史料实际上在向我们暗示：郑和船队的航行范围远远超出印度洋和东南亚。《天妃灵应碑》中的一段文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7）

《天妃灵应碑》是郑和与其他航海将领在福建长乐共同刻立的一座纪念碑，刻立的年代为明宣德六年（1431）。该碑文词句铿锵顿挫，情节真实可信，被史学界视为郑和下西洋的最主要史料之一。碑文前两句写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此碑文前一句的意思是：明朝皇帝派人访探外域的成就超过了以前所有的中国皇帝，世界所有地方都俯首称臣于明朝皇帝。此碑文的第二句记述最为关键，如何正确领会此句的含义取决于理解句中的两个概念：“西域”和“迤北之北”。

我国古代“西域”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中国西部地区的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区域；广义的“西域”指中国以西所有能够抵达的陆地，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欧洲大陆和非洲东、北部地区。有学者认为，此句中的“西域”指狭义的西域。这一观点明显是一种误判。明朝时期有关域外旅行的书籍普遍采用广义的西域概念。例如，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远超出狭义的西域范围。再如，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刻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中有“直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的记载。特别是《天妃灵应碑》碑文本身还有两处记述提及“西域”概念，这两处记述涉及的地域包括西亚和东非。

有些中国史学家认为，“迤北”一词是向北延伸之意，即“迤北之北”指中国北面方向的地域。这也是一种误解。《天妃灵应碑》的碑文通篇讲的是航海，而不是陆地旅行。现代地理学中，“北极点”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根据现代地理学理论，从中国向北极方向行进时的方向为北，越过“北极点”后再向北美洲大陆行进时的方向则为南。中国古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明确知道“北极点”的概念。《天妃灵应碑》所述“迤北之北”的含义是：从亚洲北部海岸向北越海抵达的地方。

一些中国史学家认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分别指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同样还是误解。从碑文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应该是指一个离中国最遥远的地方。《天妃灵应碑》中“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的正确含义应该是：欧洲和非洲东、北部地域向西，同时位于西伯利亚以北并与其隔海相望的地域固然离中国最为遥远，但是仍然可以到达。从现代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离中国最遥远的地方就是北美大陆。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浮现出来的疑团逐渐烟消云散，并且其他一些史料也能够证实郑和船队曾经周游过整个世界。然而，我却迟迟没有胆量将这一发现公布于众。在中国史学界，郑和下西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我仅仅是一名业余爱好者而已。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有谁会相信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发现呢？哥伦布和麦哲伦都是全世界公认的航海先驱者，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向这两位历史巨人发起挑战的人无疑会被视为一个荒唐、愚蠢的家伙。

我绝对未曾想到，世界上还真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业余爱好者，他居然向史学权威发起了挑战。这位胆大妄为、不怕耻笑的人就是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孟席斯先生（Gavin Menzies）。

第三节 发布《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我偶然得知有一位名叫孟席斯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宣称：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得知此消息后，我迫不及待地购得孟席斯的书。从孟席斯的书中我惊奇地得知，他也是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启发。十几年前，孟席斯在一幅1424年的古地图中发现了大西洋的四个岛屿。根据这一线索，孟席斯追踪郑和船队的踪迹。他先后到达一百二十多个国家，走访了九百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了许多资料和证据。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孟席斯得出了郑和首先发现美洲的论断。

孟席斯的论点在世界范围引发很大反响，专家、学者们反应不一，赞同、怀疑、否定和讥讽之声皆有之。中国学界的反应比较冷淡。许多中国史学家认为，孟席斯的观点虽然新颖，但具有很多猜测的成分。有些中国史学家甚至说：孟席斯既看不懂中文又没有足够的中国历史知识，他没有资格对一百多年来数百名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提出挑战。面对专家、学者们的冷嘲热讽，孟席斯没有退缩，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那些学术权威展开了论战。

孟席斯这种眼界开阔、毫无偏见并且坚定执著的探索精神令我感到十分敬佩，特别是他那不畏权威的勇气深深地触动了我。通过邮件，我与孟席斯取得了联系。出乎预料，这位英国人看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照片之后，立即动身来到北京查看原图。

当亲眼看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时，孟席斯显得异常兴奋，他建议我将此图公之于众。我深知此举的后果：这幅古地图以及我本人将会成为一些学者责难和嘲讽的对象。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准备发布此图的消息后打来电话，他不可置信地问我：“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你正要挑起一场争斗吗？一方只有两个业余爱好者，你和孟席斯，你俩手中除了一张纸没别的；而另一方却是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你觉得在这场争斗中你会是胜者吗？”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但是，我坚信，此图是一幅珍贵的古地图，它忠实地临摹了1418年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此图公之于众，以此抛砖引玉，唤起中国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孟席斯的安排下，此图于2006年1月被公布于众，并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巨大反响。中外一些史学家、地图学家纷纷对此图提出了种种质疑。有的学者甚至在尚未见到此图原貌的情况下做出断言，称此幅图为“现代不法奸商根据旧地图以及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炮制的伪造品”。

对这类评论我并不是很在意，因为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地图史并不是非常了解，有的甚至缺乏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然而，令我深感意外并且大惑不解的是来自几位中国地图史学专家的评论。

一位对古地图做过一些研究的大学历史系教授撰文声称，从地图学上说，明朝初期要绘制出像《天下诸番识贡图》这样的世界地图，必须有三大前提：“第一，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平面；第二，要把地球表现为一幅平面的世界地图，必须要有投影知识与方法；第三，必须非常清楚世界各大洲的实际地理状况。”他进一步认为：“在欧洲的地图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三大前提发展的历程。《天下诸番识贡图》反映的是欧洲地图学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海外探险与制图学发展的成果。相反，在郑和时代的中国，这三大前提都不存在。”另一位专家对记者说：“两个半圆的地图是在17世纪才从西方传入中国，此前，从未发现中国有这样的地图。”这两位学者的评论使我感到，当今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水平实在令人担忧。

仔细研究这些中国学者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评论，我发现，他们得出这种错误结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古代“天圆地方”之说的误解。这种误解使许多重要的古地图、古代航海记录和古老的地理信息从这些资深的史学家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可是，如何才能够证明这些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呢？并且，怎样才能让大众看到隐藏在尘埃之下的历史真相呢？

只有一条路：挖掘史料，揭示史实，还历史本来面目。

面对千丝万缕的线索、堆积如山的古籍，我的探索应该从何处开始呢？孟席斯的著作给予我很大启发。我应该从欧洲古地图起程，去寻觅那些被遗弃、被忘却、被掩盖的古代文明。

引子

20世纪初，数幅15、16世纪期间欧洲人或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先后被世人发现。它们给史学界带来了惊喜，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疑惑和烦恼。这些地图向史学界暗示，在16世纪欧洲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早已有人完成了环球勘测，并且有些勘测结果还比较准确。在这些古地图之中，有的在1492年之前绘出了尚未被欧洲人知悉的美洲大陆，还有的甚至描绘出南极洲陆地的轮廓。

很多史料证明，这些古代地图的绘制者并没有亲自参与过任何越洋勘测，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编纂者或抄写者。他们在地图中记载的地理勘测信息和地域轮廓都是来源于前辈的地图。史学家们非常清楚地记得，16世纪以前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尚未掌握准确计算地球经、纬度的技术。那么，在16世纪以前何人曾经勘测过地球？这些人采用了何种勘测方法和手段？并且，他们勘测地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近百年来，地图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刻苦钻研，试图在地中海一带的文明古国中寻找出那些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测绘世界的英雄们。可是，这些史学家的努力不仅迟迟得不到结果，反而他们的疑惑和烦恼却变得越来越多。有些史学家似乎已经感到绝望，他们不得不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有的把目光转向了天空，认为这些“古怪”的地图都是外星人的杰作；有的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认为这些古地图中的成就归功于上帝恩赐的灵感；还有的干脆闭上眼睛宣称，这些古地图全都是不可信赖的。

究竟哪些古代世界地图使那些受人尊敬的史学家们伤透了脑筋？这些地图的绘制者是谁？图中又有什么样的疑惑使学者们感到一筹莫展呢？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1）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Waldseemuller World Map）绘于1507年（见插图3），绘制者是德国教士、地图学家瓦德西穆勒（Martin Waldseemuller）率领的工作小组。此幅地图采用心型图形绘出了几乎完整的地球，其中包括南、北美洲和太平洋海域。《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正上方，绘有一对以东、西两半球为图形的小型世界地图。学者们注意到，在心型世界地图中，北美与南美之间隔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海峡，而东、西半球世界地图中的北美和南美由一个地峡相连接。心型世界地图与东、西半球世界地图虽有所不同，但两幅地图具有一些相同的错误。例如，日本被绘成竖在太平洋中央并且靠近北美大陆的一个大岛屿，东南亚的马来半岛东面有一个巨大的海湾和一个硕大的半岛。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有很多标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图将美洲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这一命名源自于意大利籍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瓦德西穆勒以为，这位意大利人是发现新大陆的英雄。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发表后，人们似乎只记住了“亚美利加”这一名称，而地图本身却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地图诞生几十年之后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并且从此销声匿迹近四百年。直到1901年，一位名叫费舍尔（Joseph Fischer）的历史学家在德国一座古堡的藏书室中发现了它。

费舍尔发现《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消息公布于众后，立即在欧、美史学界引起轰动。许多史学家将此图称之为“美洲的出生证”。还有些地图史学家认为，该图有史以来首次绘出了美洲大陆、太平洋海域的基本轮廓，以及亚洲与美洲的地理关系。为此，他们将《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视为世界上最重要并且最有价值的古地图。正是由于《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在学术上占有极高的地位，美国国会图书馆从20世纪初开始游说德国收藏家和德国政府，试图将这幅珍贵的地图纳入他们的馆藏之中。经过近百年的努力，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最终取得了德国政府的同意，出巨资从德国收藏家手中购得此幅地图。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专家和学者都认为，《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是一幅完美无缺的古地图。一些史学家指出，此地图存有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

有的史学家认为，《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出世在当时的确是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飞跃。可是这次飞跃的跨度如此之大，使人无法相信它是真的。16世纪之前，欧洲人的世界观一直被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球学说所统治。按照此学说，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美洲大陆和太平洋。在《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出世之前，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均显示出，在欧洲西海岸与亚洲东海岸之间只间隔有大西洋。正因如此，探险家哥伦布1492年航行抵达巴哈马群岛时，以为所到之地是印度。可是，为什么《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描绘出了美洲大陆和太平洋的轮廓呢？瓦德西穆勒又是从何得知大西洋的海域面积小于太平洋呢？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2）

地理大发现编年史对太平洋的发现者早有明确的定论。1513年，西班牙探险家巴尔博亚（Vasco Nunez de Balboa）从美洲东海岸穿过巴拿马地峡来到西海岸，他是第一个看到太平洋海水的欧洲人。1520年，麦哲伦率领船队通过麦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海域，他是第一位带领船队在太平洋中航行的欧洲航海家。在史学家心目中，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历史记录。可是，它们却无法与《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相吻合。这幅地图的出世比巴尔博亚看到太平洋海水早六年，比麦哲伦船队在太平洋中航行早十三年。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还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到吃惊的地理信息，这就是安第斯山脉和南美洲主要河流的走向。《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绘出这些地理信息的含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1507年以前曾经有人对整个南美大陆的地形、地貌做过勘测，从而知悉安第斯山脉是南美大陆上最高的山脉，并且南美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

由于《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与历史记录不一致，有些学者对此图的绘制年代提出了质疑。然而，纸张的水银印和相关的历史文档都证实，《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绘制时间的确是在1507年。那么，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否曾有人捷足先登，抢在巴尔博亚之前抵达太平洋东岸？是否曾有航海家早于麦哲伦船队横跨太平洋？何人曾在1507年之前完成勘测南美地形地貌的壮举呢？

这些问题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地理大发现史的深入研究和丰富的想象力。有人认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或者其他欧洲航海家曾在1507年之前秘密地在太平洋中航行，他们曾对太平洋东岸进行了测绘；有的史学家认为，瓦德西穆勒曾借助于史前文化遗产；还有人幻想，外星人曾向瓦德西穆勒伸出了援助之手。可是，这些推测都没有任何根据。一些学者在对《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评论中无可奈何地说，1507年绘出世界地图的功劳只能归属于瓦德西穆勒的想象力，他在上帝和幸运之神的帮助下猜出了美洲大陆和太平洋海域的地理状况。

有谁会相信这些高谈阔论呢？《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不仅有美洲大陆和太平洋海域，而且南、北美洲的地理位置以及大西洋与太平洋两者之间的大小比例关系也接近于现代地图。这些都是瓦德西穆勒猜出来的吗？如果瓦德西穆勒真的具有超人的能力，为什么他把日本错画成一个竖在太平洋中间的大岛屿？为什么他在心型世界地图中误把南美洲和北美洲画成了两个相互不连接的陆地呢？

实际上，瓦德西穆勒在地图的左下角写有一段注释：“我们在地图中仔细绘出的所有内容提供了真实、准确的地理知识。”并且，瓦德西穆勒在地图右上方的一段注释之中清楚地说明，图中的许多地理信息来源于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3）

在描绘世界总体外观时，最好的办法是将古人的发现先画在地图上，之后再画上当今的发现，例如中国之地。这样，当那些对地理感兴趣并且希望找出各种各样地方的人们在图上看一眼并且看到所有地理发现或者最新探明的地域被仔细地、清楚地绘在一起，他们会感到满足并会对我们的努力表示感激。

注释中，瓦德西穆勒使用了“发现”和“探明”两个词语描述画在地图上的新大陆。这两个词语表明，《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美洲大陆轮廓并不是瓦德西穆勒幸运猜测的结果。

2005年至2006年间，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史学家赫斯勒（John Hessler）先后发表了两篇分析《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学术文章。此文章中，赫斯勒采用多项式回归法和多项式变形计算等涉及多次方程的数学方法对图中南美洲的轮廓进行了测算。赫斯勒的测算结果证明，《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南美洲大陆一些地域的经、纬度比较精确。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主任赫伯特（John Hébert）指出：“（图中）南美洲大陆形状准确……并且南美洲大陆宽度在一些关键点上误差只有七十英里。”基于这些研究结果，赫斯勒做出了这样的推测：《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南美西部海岸线不大可能是幸运猜测的结果；瓦德西穆勒曾经参考过前人对南美大陆勘测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资料已不复存在。

赫斯勒的研究结果令人感到信服。然而，这一研究涉及的两个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赫斯勒对《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测算采用了涉及多次方程的数学方法。这种方法揭示出，那些曾经对南美大陆进行地理测量的古人掌握了高水平的数###算技巧，其中包括多次方程和球面三角学。这些数学知识在地理测量和地图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16世纪初，欧洲人的数学水平并没有达到如此程度。赫斯勒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出，《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欧、亚、非大陆轮廓的投影方法与美洲大陆轮廓的投影法完全不同。为什么瓦德西穆勒在一幅地图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地图投影法呢？

1507年，瓦德西穆勒还撰写了一部名为《宇宙介绍》（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的著作。在此书中他自信地写道：“现已知道，地球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相互连接的大陆，第四个部分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屿。”

瓦德西穆勒对世界地理的描述令人感到吃惊，特别是他非常确信地说明：地球第四部分（即美洲大陆）四周环海。这一描述意味着，在麦哲伦海峡被“发现”的十三年之前，欧洲人已经知晓这一海上通道，并且瓦德西穆勒已经掌握有关美洲大陆轮廓的信息。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瓦德西穆勒后来改变了他对美洲大陆轮廓的看法。1516年，瓦德西穆勒出版了另外一种版本的世界地图。与1507年《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相比较，此幅世界地图出现了很大变化（见插图4）。太平洋海域从地图中消失，南美大陆的面积明显缩小，美洲大陆的命名也不再是“亚美利加”而改为“未知大陆”（Terra Incognita）。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瓦德西穆勒还在注释中暗示，北美大陆为亚洲北部的一部分。很明显，瓦德西穆勒对地球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退步。对这种退步，史学界一直感到莫名其妙。在1516年版世界地图的诠释中，瓦德西穆勒提及他于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并称这幅地图是基于“古代的、不可靠的原始资料”绘制而成的。根据瓦德西穆勒的这一表述以及1516年版世界地图出现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测出，瓦德西穆勒认为他于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不准确的。遗憾的是，瓦德西穆勒没有进一步说明，那些“古代的、不可靠的原始资料”究竟来源于何处。

在16世纪初期，瓦德西穆勒并不是唯一知晓南美大陆轮廓和地貌的欧洲地图学家。1502年，欧洲地图学家坎提诺（Alberto Cantino）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史学界将此图称之为《坎提诺世界地图》（Cantino World Map）（见插图5）。非常有意思的是，与《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非常相似，《坎提诺世界地图》对南美大陆和欧亚非大陆分别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图投影法。

16世纪初德国地图学家斯楚讷（Johannes Schoner）于1515至1520年间制作了一个地球仪。在此地球仪上，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麦哲伦海峡和安第斯山脉，还可以看到南极大陆的轮廓。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坎提诺世界地图》和斯楚讷地球仪引发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在一幅地图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地图投影法？为什么《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和《坎提诺世界地图》将南、北美洲的轮廓绘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状？为什么瓦德西穆勒在1516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将北美大陆视为亚洲北部的一部分？斯楚讷地球仪的制作者是从哪里获得有关南美和南极的地理信息呢？瓦德西穆勒所说的“古代的、不可靠的?始资料”又是来源于何处呢？

第二节 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上的南美洲河流水系（1）

《马尔特鲁斯地图》的绘制者是15世纪下半叶德国地图学家马尔特鲁斯（Henricus Martellus）。史料中有关这位地图学家的记载寥寥无几。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显示出，这位地图学家出生于纽伦堡，他曾在1480年至1496年期间旅居意大利，《马尔特鲁斯地图》是他于1489年在佛罗伦萨绘制的。15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欧洲地图学界的中心。当时，这座城市中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他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信息、讨论地图的绘制技巧。

《马尔特鲁斯地图》看上去只绘出欧、亚、非三块大陆（见插图6）。图中，欧洲西海岸至亚洲东海岸之间的距离被极度夸大，夸大的长度多达八千公里，这几乎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五分之一。相反，此图却缩小了大西洋东、西方向的宽度。在一些史学家心目中，《马尔特鲁斯地图》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这些史学家认为，这幅地图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反映出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欧洲公认的世界观。正是这种世界观诱发哥伦布提出从欧洲横跨大西洋抵达亚洲的设想，并由此导致“发现”美洲大陆。

为了证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欧洲人的世界观确实如此，史学家们还列举出了一件15世纪时期的地球仪。这件地球仪由德国地理学家贝海姆（Martin Behaim）于1492年制作，制作的时间早于哥伦布首次横跨大西洋。与《马尔特鲁斯地图》很相似，贝海姆地球仪夸大了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宽度，同时缩小了大西洋的宽度。

《马尔特鲁斯地图》和贝海姆地球仪还有另外一个共同错误，这就是东南亚马来半岛以东多出来一个巨型半岛，它的面积几乎大于图中的欧洲大陆。毋庸置疑，亚洲大陆根本没有这个巨大的半岛。可是，这个半岛不仅仅出现在《马尔特鲁斯地图》和贝海姆地球仪上，它还多次出现在16世纪绘制的其他世界地图之中，《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就是其中之一。

15、16世纪的欧洲地图学家为什么会犯下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形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有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绘图者将美洲大陆误为一个附属于亚洲的半岛。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著名阿根廷籍史学家甘迪亚（Enrique de Gandia）。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撰写的一本书中指出，《马尔特鲁斯地图》上那个虚构的“东南亚半岛”很可能是南美大陆。甘迪亚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四十多年之后，另一位著名阿根廷籍史学家格拉索（Dick Edgar Ibarra Grasso）撰文支持甘迪亚的观点。格拉索进一步指出：《马尔特鲁斯地图》中那个所谓“东南亚半岛”就是南美洲，16世纪史学家曾将此半岛称之为“龙尾”；并且，此半岛西部的海域不是印度洋的一部分，而是太平洋。

第二节 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上的南美洲河流水系（2）

格拉索的文章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注意，他的理论使一些史学家联想起葡萄牙史学家加尔沃（Antonio Galvao）于1555年写下的一段话：

葡萄牙国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于1428年经英格兰、法国、德国抵达圣地（Holy Land）和其他地方。之后，他取道意大利返回家乡，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在那里他买到一幅世界地图并将此图带回家乡。此幅地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所有部分，为敦·亨利的“大发现”事业提供了很大帮助。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好望角被称作“非洲之前沿”，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信息。

虽然甘迪亚和格拉索的观点引起很多史学家的注意，《马尔特鲁斯地图》绘出南美大陆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观点只能被视为一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假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假想”的支持者很快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葛雷兹博士（Dr。　Paul Gallez）是一位知名的拉丁美洲史学家。与现代南美地图进行详细比较之后，葛雷兹博士发现，《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上面的河流体系与南美的马格达雷那河（Magdalena）、奥里诺科河（Orinoco）、亚马逊河（Amazon）、托坎延斯河（Tocantins）、圣弗朗西斯科河（San Francisco River）、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巴拉那河（Parana）、乌拉圭河（Paraguay）、南美科罗拉多河（Rio Colorado）、黑河（Rio Negro）、秋波河（Chubut）以及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等十二条主要河流体系非常相似（见插图7）。葛雷兹博士还指出，《马尔特鲁斯地图》中的“龙尾”半岛显现出南美大陆南端东部海岸的沃德斯半岛（Peninsula Valdes）、垂斯潘塔斯海角（Cabo Tres Puntas）和保拉海角（Cabo San Francisco de Paula）的轮廓。

葛雷兹博士认为，这些相似之处充分证明《马尔特鲁斯地图》中的“龙尾”半岛就是南美大陆。他进一步论证说：“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任何勘探南美洲的记录。但是，《马尔特鲁斯地图》显示的水文地质揭示出一个待考证的史实。我们或许应该相信，在马尔特鲁斯绘制地图之前，他已经知晓南美洲的地理信息。我们应该从一些更早的地图中寻找这些信息的来源。”

葛雷兹博士细致的对比、严谨的分析和出人意料的结论令史学界感到非常震惊。他的理论对哥伦布的历史地位无疑是一次强有力的挑战。认同这一理论，就等于默认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已经知晓南美大陆的水文地理、东部海岸线以及太平洋。而这一切将会釜底抽薪，使得传统的“地理大发现史”陷于崩溃的境地。

为了维护苦心经营近五百年的“地理大发现史”和哥伦布的历史地位，一些史学家纷纷向葛雷兹博士发难。有些学者认为，葛雷兹博士的对比研究毫无意义，他们声称《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的河流体系与南美大陆相似仅仅是一种巧合。有的质疑《马尔特鲁斯地图》的绘制年代，认为这幅地图很可能是17或18世纪制作的赝品。还有的指责葛雷兹博士的研究不彻底。这些指责者声称，除非能够找到《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的信息来源以及将南美误为半岛的原因，否则葛雷兹博士的理论只能归类于毫无疑义的假想。

面对种种责难，葛雷兹博士没有退缩。对于“巧合论”，他回答说：《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上主要河流的数量与南美大陆完全相同，既不多也不少。尤其是《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上“Y”字形的河流体系。这一河流体系无论是形状、河道方向、比例关系，还是所在的地理位置，都与由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组成的河流体系非常相似。河流的发源及其河道的走向完全是由河流所在地势、地貌决定的。“龙尾”半岛上河流的走向与南美大陆实际水文相同的现象说明，“龙尾”半岛的地势、地貌在诸多方面与南美大陆相吻合。除南美大陆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与“龙尾”半岛的地势、地貌及河流体系相同或类似。因此，这种相同或者类似绝对不可能是出于巧合。对于“赝品论”，他申辩说：在1830年之前，没有人知晓秋波河河道的走向，17、18世纪的人怎么可能伪造《马尔特鲁斯地图》并绘出当时无人知晓的秋波河呢？对于第三种指责，葛雷兹博士虽然认为毫无道理，可是承认在史料中无法找到《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的信息来源以及将南美大陆误为半岛的原因。然而，葛雷兹博士相信，并且他也希望，《马尔特鲁斯地图》“龙尾”半岛的信息来源最终会浮出水面，那时人们自然会知晓《马尔特鲁斯地图》将南美大陆误为亚洲一个半岛的原因。

第三节 《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惊奇（1）

《德·韦哥地图》（De Virga Map）销声匿迹的时间长达近五百年，1911年一位古地图收藏家在一家旧书店中发现了它。这幅地图为圆形，绘出了东半球的地域轮廓，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见插图8）。图上载有绘制者德·韦哥（Albertinus de Virga）的签名，并记录了绘制地点威尼斯和绘图年代。可惜，图上签署的年代只能看清前三位阿拉伯数字“141”，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经地图专家验证，此图为真迹，绘图时间推定为1415年。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遵循以东为上方的原则，并且将圣地耶路撒冷置于地图的中央。但是，《德·韦哥地图》却似乎以北为上方，地图中心也不是耶路撒冷，而是位于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Smarkand）。这一地区在13世纪不仅是蒙古人的一个重镇，而且是蒙古帝国进行天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图中亚洲的一些地名属于蒙古统治时期，中国的一些河流和城市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相同或相近。亚洲东部海域中的日本岛被标注为“Cipangu”，这是马可·波罗给予日本岛的命名。这些地名揭示出，德·韦哥参考过蒙古人留下的资料。但是，这些都不是令史学界感到惊奇的事情。

《德·韦哥地图》描绘出北大西洋中的亚述尔群岛。根据历史记载，葡萄牙人于1427年发现这一群岛，可是它们却出现在1415年绘制的地图上。图的右下方露出一块大陆的部分海岸线。有学者猜测这块大陆可能是澳大利亚，另有学者推测这是南美洲。图的左上方露出另一块V形陆地。有学者猜测这可能是格陵兰岛或者北美洲的一部分。可是，按照正统的史学观，无论澳大利亚、美洲还是格陵兰岛，都不应该出现在1415年绘制的地图之中。

《德·韦哥地图》还描绘出亚洲大陆东北端的杰日尼奥夫角和北冰洋海岸线。不仅如此，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和非洲东部海岸线也出现在这幅地图之中。德·韦哥在1415年就知晓这些地域轮廓，这的确令史学界感到非常吃惊。1415年，欧洲“地理大发现”的领军国家葡萄牙还处在“大航海”的萌芽阶段，葡萄牙人刚刚从穆斯林手中夺下北非与西非交接点上的沿海城镇休达。在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越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之前，非洲东部海岸线对欧洲人而言是一片未知地带。在1648年哥萨克探险家杰日尼奥夫勘测出杰日尼奥夫角之前，也没有任何欧洲航海探险家越过这一海角。可是，德·韦哥为什么能够于1415年就绘出这两个“未知”的海角以及海岸线呢？这位威尼斯人是从哪里获得有关的地理信息呢？

实际上，欧洲最早绘出好望角的世界地图并不是《德·韦哥地图》，而是维斯康缇教父（Pietro Vesconte）于1321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见插图9）。这幅地图错误地将非洲南部海角的朝向画成向东。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辨认出图中的好望角。史学界对这幅地图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维斯康缇教父为什么将非洲大陆南端的朝向绘成向东？这种不正确的非洲大陆轮廓是维斯康缇教父发明的吗？

第三节 《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惊奇（2）

地图史学家们在讨论《德·韦哥地图》时，常常会提及另一幅世界地图－－《毛罗地图》（见插图10）。这幅杰作是威尼斯修道士毛罗（Fra Mauro）和他的助手比安科（Andrea Bianco）受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之托绘制的。在葡萄牙航海史中阿丰索五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向葡萄牙航海家提供地理信息，并且还提供大量的资助。有西方学者猜测，《毛罗地图》上的很多地理信息是阿丰索五世提供的。

毛罗修士和比安科从1457年开始绘制这幅地图，直到1459年4月才大功告成。由于此幅地图绘得非常精美，葡萄牙皇室特意向毛罗修士颁发了勋章。可是，不知何种原因，这件杰作未能流传至今。幸运的是，比安科在毛罗修士去世之后又绘制了一件复制品。此件复制品现陈列在威尼斯的一家博物馆内。

《毛罗地图》与《德·韦哥地图》一样，呈圆形。但是，《毛罗地图》的构图方向却与《德·韦哥地图》完全相反。它以南面为上方。一些学者指出，就亚洲部分而言，《毛罗地图》与《德·韦哥地图》很相似，图中很多亚洲地名均是马可·波罗时期的名称。《毛罗地图》中的非洲轮廓也与《德·韦哥地图》类似，同样描绘出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和非洲东部海岸线。在非洲大陆地理信息方面，《毛罗地图》比《德·韦哥地图》更为详细。

史学界非常明白，《毛罗地图》中的一些地域轮廓和注释与“地理大发现”的编年史是不一致的。《毛罗地图》绘成之时，即1459年，葡萄牙人向南的航海范围尚未越过非洲西北部塞拉利昂沿海海域。可是，《毛罗地图》不仅描绘出非洲东、西海岸线，在海岸线上以及非洲内陆还标注出许多地名，似乎毛罗修士对非洲大陆已经了如指掌。在非洲大陆的南端，毛罗修士写下一条令人感到惊奇的注释：

大约在我们主的1420年，一艘被称之为印度舟的船横穿印度洋驶向“男人和女人岛”。这艘船在风力的助动下驶过德迪亚卜角（即好望角），并经过绿岛向西南方向驶入黑暗海洋（即大西洋）。航行四十天后，除了天空和汪洋他们一无所见。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两千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当风力减弱时，在七十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

这一注释说明，在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越过好望角二十八年前，早已有人越过了这一海角。在注释中，毛罗修士没有指明这艘跨越印度洋的“印度舟”是何人的船只。可是，图中的另一条注释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航行在这些海域中的那些船只被称之为舟，它们具有四个或者更多的桅杆，这些桅杆有的可升可降。船中设有四十至六十个供商人居住的船舱。船只有一个舵柄。这些船航行时无需借助指南针，因为船上有占星家。站在船边的占星家手中拿着星盘向航海家发出指令。

有些西方史学家曾对这些注释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然而，《毛罗地图》中的一条注释不得不令人相信，毛罗修士为了绘制这幅地图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

在此期间，我一直尽最大努力亲自验证（图中）所写的，我经过几年的调查并与一些值得信任的人们交换意见，这些人都亲眼看到那些被详述（在地图上）的东西。

史学界一致认同《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的真实性。同时，他们也承认，这两幅地图显示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实际上已经知晓一些尚未被“发现”的地域。这两幅地图印证了葡萄牙史学家加尔华奥（Antonio Galvao）于1563年写下的一段话：

佛朗西斯·德·索撒告诉我，在1528年，王子及皇位继承人东·费南多向他出示了在皇室图书馆中发现的一幅地图。这幅一百二十年前绘制的地图（注：即1408年绘制的地图）公布了所有东印度的航行……这幅地图表明，古代的地理发现比现在多得多……

既然16世纪的欧洲史学家承认，古代的地理发现比欧洲人于15世纪末开始进行的“地理大发现”多得多，接下来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来自何方？何人在欧洲人之前曾经对非洲和亚洲大陆进行了勘测？何人建造了《毛罗地图》注释所描述的那些具有四个或者更多桅杆的船只？《毛罗地图》注释中所述的那些站在船边、手持星盘的占星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四节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洲（1）

192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皇宫中，几位史学家发现了一张16世纪奥斯曼王朝时期的地图残片以及绘图者的笔记本。从这张地图残片中，不仅能够辨认出大西洋、南欧和北非，并且还能看见延伸到最南端的南美东部海岸线（见插图11）。地图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土耳其文字，这些文字说明，此图的绘制者是信仰###教的皮里·雷斯海军上校，绘制年代为1513年。根据图中的署名，史学界将此幅地图称之为《皮里·雷斯地图》（Piri Reis Map）。有学者仔细研究《皮里·雷斯地图》上面的注释后推断，这张图仅是一幅世界地图的一部分，完整的地图还应包括地中海、印度洋和远东地区。《皮里·雷斯地图》的出现在史学界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论。

15、16世纪时期，穆斯林是基督教徒的竞争对手，他们封锁了从欧洲通往亚洲的陆地通道，切断了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此促发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海上寻找通往亚洲的航道。无论葡萄牙还是西班牙都将发现美洲大陆的消息视为国家高级机密，海图和航海信息更是无价之宝。可是，绘有美洲大陆的地图怎么会从基督教徒的怀中落入穆斯林之手呢？

有些学者草率地认为，《皮里·雷斯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来源于哥伦布。这些学者声称，《皮里·雷斯地图》的故事始于1501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的第九年。此年间，一支奥斯曼王朝的舰队俘获了几艘来自西班牙的商船。商船中有一位水手恰好携带了一张哥伦布绘制的美洲大陆地图。皮里·雷斯的叔叔收藏了这张珍贵的地图，并在死前将它传给了皮里·雷斯。皮里·雷斯根据这幅地图绘制了自己的世界地图。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哥伦布于1492年首先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将《皮里·雷斯地图》中关于美洲大陆的地理信息归功于哥伦布看上去的确很恰当。但是，这个“合情合理”的故事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哥伦布四次美洲航行都没有深入到南半球，他的航海图不可能提供赤道以南的地理信息。可是，《皮里·雷斯地图》却绘出了赤道以南的南美东部海岸线。这意味着，皮里·雷斯绘制地图时肯定参考了其他地图。

在那些学者们讲述离奇故事的同时，另外一些史学家正在仔细研读《皮里·雷斯地图》上的文字和皮里·雷斯笔记本中的记录。从中他们发现，为绘制世界地图皮里·雷斯参考了二十幅地图。其中，八幅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地图，一幅阿拉伯人绘制的印度地图，四幅葡萄牙人绘制的印度洋和中国地域地图，以及那幅哥伦布绘制的地图。非常遗憾，皮里·雷斯没有对其余六幅地图做出任何说明。这六幅地图是否为皮里·雷斯提供了南美东部海岸线的地理信息呢？并且，这六幅地图又是何人绘制的呢？

第四节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洲（2）

在研究《皮里·雷斯地图》时，史学家们发现在南美陆地上记载了一段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有关的注释：

这些海岸被称之为安缇里亚海滨。阿拉伯纪年896年（注：公元1492年）这些海岸被发现。据说，一位名叫哥伦布的热那亚异教徒（注：热那亚指现今意大利西北部地区）发现了这些地方。这个哥伦布无意中得到一本书。书中写道，在西海（即大西洋）的尽头，也就是西海的西边，有海岸、岛屿以及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和宝石。哥伦布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这本书，并将书中的内容逐一解释给热那亚的大人物。哥伦布向这些大人物提议说：“给我两条船，让我去发现这些地方吧！”这些大人物回答说：“喂！你这个不中用的人。难道西海会有尽头吗？西海冒出的蒸汽都是漆黑一团。”（注：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将大西洋称为“黑暗之海”）哥伦布看到无法从热那亚人那里得到帮助，他便投奔西班牙并将他的故事详细地告诉了西班牙皇室。最初西班牙皇室的反应与热那亚大人物一样。简而言之，在哥伦布请愿了很长时间之后，西班牙皇室最终提供给他两条装备良好的船只，并对他说：“哥伦布，如果你真的能够说到做到，你将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受西班牙皇室的委派，哥伦布远洋西海……

《皮里·雷斯地图》的这一注释与我们所知的历史常识不相吻合。按照史学家们编写的地理大发现史，哥伦布率领船队离开西班牙向西航行时，他对前方一无所知。可是与哥伦布同时期的皮里·雷斯却在他的地图上写道，当时哥伦布已从一本书中获悉，欧洲西面不仅有海岸和岛屿，还能发现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和宝石。

《皮里·雷斯地图》引发的疑惑不仅仅局限于哥伦布“发现”美洲。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马勒瑞（Arlington Mallery）的美国退休海军军官发现，《皮里·雷斯地图》采用了投影绘图手法，并且图右下方的海岸线似乎与南极洲莫德皇后地的轮廓很相似。历史常识告诉马勒瑞先生：人类发现莫德皇后地的年代是1930年。马勒瑞先生认为，1513年《皮里·雷斯地图》呈现出南极部分海岸线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猜测皮里·雷斯可能拥有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当马勒瑞先生把这一猜想告诉给一些史学家时，他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表情。然而，有一位学者的反应却与众不同。这位学者就是哈普古德教授（Charles Hapgood）。

哈普古德教授认为《皮里·雷斯地图》采用了“等距方位投影”绘图法，其右下方的地域轮廓肯定是南极部分海岸线。可是哈普古德教授无法解释，皮里·雷斯怎么能够在1513年知晓南极洲的轮廓呢？由于哈普古德教授无法自圆其说，他在学术界备受讥讽，许多学术评论将哈普古德教授戏称为“幻想家”，更有甚者将哈普古德教授称之“学术骗子”。

哈普古德教授虽被学术界归类为幻想家或者骗子，可他认为自己仍应回归史学家的行列。他继续在古地图中查询线索，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证明《皮里·雷斯地图》下方陆地是南极洲的证据。

1960年初，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一幅由费纳乌斯（Oronteus Finaeus）于1531年绘制的《费纳乌斯世界地图》（Oronteus Finaeus Map）（见插图12）。此图采用正轴方位投影法绘出了完整的南极陆地，并且其轮廓与现代地图很接近。几年之后，哈普古德教授撰写出一部名为《古代海王地图》的著作。此书在欧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可是哈普古德教授仍无法逃脱历史学家们的嘲笑。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此书时，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古人通过什么方式抵达南极？又以何种技术手段绘制出南极陆地轮廓？面对这些问题，哈普古德教授张口结舌。

史学家们虽然在公开场合上幸灾乐祸地嘲笑哈普古德教授，可是私下他们却在疑惑。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费纳乌斯世界地图》是件真品。不仅如此，还有另外几幅16世纪世界地图也绘出了南极洲的轮廓。比如，1581年西班牙皇家地图学家查沃思（Jerónimo de Chaves）在其著作中收录了一幅西半球世界地图，该图呈现出南极洲的部分轮廓（见插图13）；1546年由加斯托迪（Giacomo Gastaldi）　绘制的世界地图绘出了绝大部分南极洲海岸线（见插图14）；而1555年弗洛瑞恩（Antonio Florian）绘制的南半球世界地图（见插图15）和1593年久德（Cornelis de Jode）所绘的南半球世界地图（见插图16）均绘出完整的南极洲轮廓。史学家们非常明白，按照他们撰写的世界地理探险史，人类在19世纪初才抵达南极洲的边缘，在20世纪中期才测绘出南极洲的陆地轮廓。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数幅16世纪地图上会出现19世纪才发现的南极洲呢？难道时钟会倒转吗？这似乎成为一个既滑稽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1）

在古代世界地图之中，《文兰地图》的命运最为跌宕起伏。这一厄运源于《文兰地图》的绘制时间和图中的“文兰岛”（Vinilanda Insula）（见插图17）。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一位意大利古董商人带着一本拉丁文手稿来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位意大利人声称，他带来的是一本中世纪时期的手稿，希望大英博物馆能够买下这本珍贵的古籍。

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仔细查验了这本手稿，发现它的抄录时间大约在15世纪中期。手稿的名称为《鞑靼关系》，内容与13世纪中期圣芳济会修道士出使蒙古有关。专家们还发现，《鞑靼关系》手稿中夹着一张羊皮纸世界地图，上面绘有欧、亚、非三大洲和一些岛屿。图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绘在欧洲大陆西面的冰岛、格陵兰岛和“文兰岛”。从地理位置和地域轮廓上看，这座“文兰岛”似乎应该是位于北美大陆东北部的新斯科舍半岛（Nova Scotia）。“文兰岛”左上方的三行字写道：“文兰岛，布加尔尼和雷夫共同发现。”在“文兰岛”的正上方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布加尔尼和雷夫从格陵兰岛出发，破冰向南航行，前往西面大海中不为人知的遥远地域。经过长时间的航行，在上帝的祝福下，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陆地。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他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文兰’。”博物馆的专家们非常明白，这段注释提到的“布加尔尼”和“雷夫”是传说中发现北美大陆的两名10世纪的北欧探险家。

《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看上去都很老旧。不过，专家们发现地图上的虫蛀痕与手稿纸张上的虫蛀痕不太吻合，而且手稿曾在几年前被重新装订过。出于这些原因，大英博物馆将《鞑靼关系》手稿连同地图一起退还给意大利商人。

几年过后，意大利商人将《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卖给了美国古董商维腾（Laurence Witten）。仔细研究这两份文献后维腾先生意识到，《鞑靼关系》手稿的纸张与从这位意大利商人购得的一本13世纪手抄名著《历史之镜》很相近。当将《历史之镜》手抄本加在地图和《鞑靼关系》手稿中间时，维腾先生发现，三者的虫蛀痕竟然完全吻合。这些相互吻合的虫蛀痕表明，这三件古物原来是按照地图在上、《历史之镜》在中、《鞑靼关系》手稿在下的顺序保存在一起。根据这一发现，维腾先生推测，此幅地图应是《历史之镜》的附图。

大英博物馆专家们得知这一新发现的消息后，再次对《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进行了检查。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这些专家认为，《历史之镜》抄本、《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都是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

在美国著名金融家梅隆（Paul Mellon）的赞助下，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以高价从维腾先生手中购得那幅地图。鉴于地图上那座奇异的“文兰岛”，耶鲁大学图书馆的专家们将这幅地图命名为《文兰地图》。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2）

1965年10月11日，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的前一天，耶鲁大学学刊发表了《文兰地图》的照片，同时还刊登了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分别出自耶鲁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专家之笔，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文兰地图》的真实性进行了论证，并推定绘制年代约为1440年。

《文兰地图》和耶鲁大学学刊上的文章立即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幅地图证明，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的数百年之前，北欧探险家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然而，大多数学者对《文兰地图》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更有一些学者断言，《文兰地图》为赝品。个别专家甚至推测，这幅地图是古地图专家和造假高手串通一气的“杰作”。

1966年，著名的美国史密森学会组织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专门探讨《文兰地图》的真伪性问题。研讨会中，虽然个别学者对《文兰地图》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但是绝大多数讲演者认同《文兰地图》为真品。这些认同者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文兰地图》的证据。例如，《鞑靼关系》手稿纸上的水银印表明，手稿纸张是瑞士巴塞尔一家作坊于1431年至1449年期间制造的产品，而《文兰地图》的绘制年代恰好在这一期间；再如，《历史之镜》封皮内侧的衬纸上写有一些人名，其中一位曾于1435年被巴塞尔理事会委任为公证员，这也与《文兰地图》的绘制年代相吻合。似乎，《文兰地图》的真实性可以得到认可了。然而，这幅地图的命运却在几年之后发生了逆转。

1974年，耶鲁大学聘请化学专家迈克隆先生（Walter McCrone）对《文兰地图》进行了化学鉴定。当耶鲁大学看到迈克隆先生的报告时大吃一惊。在报告中迈克隆声称，他在《文兰地图》的墨迹中发现了含量较高的锐钛矿型二氧化钛，这一化学元素自然存在的机会很少，而含有这一化学元素的墨水直到1920年才被生产出来。这一结论无疑将《文兰地图》判定为20世纪20年代之后伪造的赝品。迈克隆报告在史学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此，《文兰地图》从一幅珍贵的古地图变成为一张废纸。对此，耶鲁大学虽然感到很尴尬，可是不得不承认《文兰地图》为赝品的可能性。

1987年，受耶鲁大学之托，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卡西教授（Thomas Cahill）采用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再次对《文兰地图》进行化学测定。卡西教授的测定结果表明，《文兰地图》墨迹中锐钛矿型二氧化钛的含量并非如迈克隆报告所述的那么高，而是极少。卡西教授的测定结果虽不能当作有利于《文兰地图》的证据，却引起学术界怀疑迈克隆报告的可信度。在卡西教授之前已有学者提出，中世纪时期的墨水可能会含有这种化学元素。还有学者对迈克隆有关自然界不存在锐钛矿型二氧化钛的结论持否定态度。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3）

1996年，耶鲁大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再次对《文兰地图》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辩论。同年5月，《耶鲁男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文兰地图》的名誉不可诋毁。由于《文兰地图》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它的价值也大为提高，耶鲁大学为这张地图买下了保赔金额高达两千多万美元的保险单。

2002年7月，两位科学家分别发表了观点完全对立的学术文章。一位认为《文兰地图》上的墨水为20世纪的产物，而另一位依据碳14测定结果判定《文兰地图》纸张的生产年代约为1434年。此后，《文兰地图》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并深深陷入了化学家们的争吵之中。

在化学家们对《文兰地图》墨迹的化学元素争论不休之时，一些史学家试图从史学方面寻找将《文兰地图》置于死地的论证。有几位史学家认为，证明《文兰地图》为赝品的最好方法是找出地图的“伪造者”。他们判定，这个“伪造者”应当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对中世纪时期的历史非常了解；第二，在辨别古地图真伪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第三，生活在1920年至1957年之间，即含有锐钛矿型二氧化钛墨水出产之后以及《文兰地图》被发现之前。

在学术界，“知识渊博”和“经验丰富”一直都被用于赞誉那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谁又曾想到，这两个赞誉之词在21世纪竟被当作判定学术欺骗的证据。不幸由此被认定为“伪造者”的学者就是在地图史学界享有盛誉的费舍尔神父。费舍尔神父是德国人，生于1858年，死于1944年。他在古地图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被公认为杰出的地图史学家。费舍尔神父的成名之举就是发现了《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成就，费舍尔神父不幸被人指控为伪造《文兰地图》的罪魁祸首。一位史学家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地图、神话和男人：文兰地图的故事》。在此书中，作者煞有介事地对费舍尔神父的“犯罪”动机做了一番设想和分析。作者认为，由于纳粹党宣扬纳粹文化源于北欧古代文化，同时他们又对罗马天主教廷的耶稣会实施迫害，为了提高教廷的地位并且揶揄纳粹党，费舍尔神父伪造这幅《文兰地图》，由此费舍尔神父想说明教廷与北欧古代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还有一些史学家给《文兰地图》的支持者们出了一道难题。这些史学家指出，没有地理测绘技能的人不仅无法判定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更不可能测绘出地理方位和地域轮廓相对准确的地图。基于这一道理，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没有掌握地图测绘技术的北欧航海家怎么能够测绘出《文兰地图》呢？这一问题好似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了《文兰地图》支持者的要害。

自耶鲁大学将《文兰地图》公之于众以来，这幅地图一直处在是真是假的争论之中。正方和反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近六十年的辩论中，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地图墨迹的化学元素方面。似乎没有人侧重这么几个问题：《文兰地图》为什么与《历史之镜》手抄本及《鞑靼关系》手稿保存在一起？《文兰地图》与《历史之镜》手抄本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呢？

第六节 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1）

谁是发现澳洲大陆的英雄？对此问题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可是，仔细阅读地理大发现史就会意识到，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的故事不仅显得很离奇，有些“情节”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滑稽。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指南》被史学界认为是一部公元2世纪的杰作。此书所附的一幅世界地图在印度洋南面绘有一块与非洲大陆连接的陆地，上面标明“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未知南方大陆）。可见，在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一千五百多年之前，这块大陆已经被命名为“Australis”（即“澳大利亚”）。至于托勒密绘出“未知南方大陆”的原因，一些史学家解释说，他是根据一个猜想绘出了这片大陆。这个所谓的猜想就是：为了保持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平衡，在赤道与南极之间，应该存在一片巨大的南方大陆。这是一个听起来多么不合乎情理的解说。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怎么会依据一个荒谬的猜想绘制地图呢？

还有更加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事情：16世纪欧洲地图学家墨卡托和奥特利乌斯等人分别在地图中绘出“未知南方大陆”。与托勒密地图相比较，在轮廓和地理位置方面，这些地图中的“未知南方大陆”更接近于现实。墨卡托等人是从哪里获得相关的地理信息呢？

地图中时隐时现的“未知南方大陆”引诱着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君王。从16世纪初开始，这两个海上强国先后数次派出探险队寻找这片南方大陆。然而，他们的探险队却都无功而返。

1605年底，荷兰人扬茨（Willem Jansz）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派遣，率领一支海上探险队从爪哇岛启程。扬茨船长此次航行的使命是去新几内亚岛勘探金矿。然而，他却在无意之中登上了“未知南方大陆”的西海岸。扬茨船长当时并不知道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何方。当扬茨船长带领船员上岸勘察时，他们遭到了当地土人的袭击，其中一些船员因此丧命。扬茨船长不愿再让更多的人去冒生命危险，最终，他决定掉转船头返回爪哇岛。

然而，更多的欧洲史学家倾向于将发现“未知南方大陆”的荣誉授予库克船长。1768年8月的一天，一艘名为“努力号”的英国船只在库克船长的指挥下，从英国起航向南方驶去。库克船长此次出航的目的就是发现“未知南方大陆”。库克船长真是不虚此行，他于1770年4月发现了澳洲大陆。

1771年，库克船长回到英国隆重地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澳洲大陆！这一发现赢得英伦岛的一片欢腾。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英国绅士们毫不犹豫地将比英伦岛大十几倍的澳大利亚纳入英国的统治之下。在库克船长尽情享受国人授予他的无比荣耀之时，他未曾想到，十几年之后竟然有人对他的发现提出了质疑。

第六节 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2）

1789年，一位名叫道林普（Alexander Dalrymple）的英国人站出来声称：在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之前，已经有人在地图上绘出了这片大陆的轮廓，因此库克船长根本配不上澳洲大陆“发现者”的称号。道林普不是一个普通的英国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理测量学家和地图学家，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道林普对库克船长提出的质疑是有根有据的，他拿出的证据就是1545年成图的《道芬地图》（见插图18）。

“道芬”（Dauphin）是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40年代法国皇太子的称号。《道芬地图》在法国绘制成图，并以法国皇太子的称号命名。对于英国人而言，承认1545年《道芬地图》绘出了澳洲大陆，就意味着大英帝国根本没有权利将澳洲大陆视为她的殖民地。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新大陆的所有权归属于它的发现者。如果承认法国人的《道芬地图》绘出了澳洲大陆，这片大陆岂不应该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了吗？道林普对库克船长的质疑涉及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领土问题。不用细说，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大英帝国政府和学界的严厉批判。几年之后，《道芬地图》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出乎意料，一百八十多年之后，《道芬地图》再次托出了水面。20世纪80年代末，业余历史学家麦肯梯（Kenneth McIntyre）撰写了一部名为《葡萄牙探险家秘密发现澳大利亚》的著作。2007年3月，历史学家垂克特（Peter Trickett）出版了他的得意之作－－《超越摩羯座》。这两部著作一致认为：葡萄牙航海探险家蒙东萨（Cristovao de Mendonca）曾于1522至1539年期间勘测澳洲大陆，蒙东萨测绘的地图是《道芬地图》的原始资料。

然而，一些学者对这一推断提出了质疑：16世纪葡萄牙王室一直将地图视为国家高级机密，蒙东萨船队带回给葡萄牙国王的地图怎么会跑到了法国？并且，当时葡萄牙航海家尚未掌握足够的勘测技术，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测绘出澳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呢？《道芬地图》不仅绘出了澳洲大陆，还绘有北美大陆、南美大陆以及部分南极洲的地理轮廓，如果《道芬地图》源于蒙东萨的测绘成果，这就意味着这支船队还对美洲大陆和南极洲进行了测绘。根据历史记载，蒙东萨船队由数条轻型帆船组成。这几条轻型帆船怎么可能在十七年间内游遍全球并且勘测出南极洲的地理轮廓呢？

很明显，有关葡萄牙人于1522年发现澳洲大陆的推测，无论在史料方面还是逻辑方面，都无法自圆其说。然而，《道芬地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幅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来自何人的勘测结果呢？

第七节 彼此关联的疑惑

对于西方古地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仅是普通人，就连史学家们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些奇怪的古地图接二连三地揭示出，一批无名英雄曾在15世纪之前完成了勘测地球的壮举。

为什么许多西方古地图与“地理大发现”编年史不一致呢？我将上文提及的几幅古地图图片摆在桌上，仔细作了一番对比。这种对比使我意识到，这些地图呈现出来的各种“奇异”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皮里·雷斯地图》和《道芬地图》不仅绘出了南极的部分轮廓线，而且还都有一些罗盘花和交叉直线图案。很明显，这些图案基于相同的绘图原理。但是，如何解释这些图案呢？

在《道芬地图》中，澳洲大陆过于靠近与亚洲大陆。这种错误在《德·韦哥地图》中也能看到。《道芬地图》和《德·韦哥地图》还犯有另外一个相同的错误：红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苏伊士地峡过于宽阔。《道芬地图》与《德·韦哥地图》之间相差一百多年，16世纪根本没有关于《德·韦哥地图》的记载。这一切说明，《道芬地图》的绘制者不可能参考过《德·韦哥地图》。然而，两幅地图却在相同方位犯有相同的错误。这一现象揭示出，这些错误同出一源。

《道芬地图》的另一个错误在《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也能看到。这个错误就是不完整的北美大陆。安第斯山脉均出现在《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斯楚讷地球仪和《皮里·雷斯地图》之中。《马尔特鲁斯地图》显现出南美大陆的河流体系。这些现象暗示出，有人曾在16世纪之前完成了对南美地理的勘测。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在马来半岛东面多出了一个巨大的海湾和一个硕大的半岛。这两个“无中生有”的地域图形在《马尔特鲁斯地图》和贝海姆地球仪上也能看到。

《毛罗地图》与《文兰地图》也有相同的错误，即非洲南端海角转向东方。

相互关联的现象暗示着，这些相同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现象。在这些奇异地图的启发下，我逐一查阅了13至18世纪期间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从中我发现，还有更多的古地图与地理大发现史完全不一致。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古地图中，有些地图显现出高水平的地理测绘技术，而这又与科学技术史的记载不相吻合。正如哈普古德教授所说：按照科学技术史的记载，人类直到18世纪才发明出准确测量经度的精密仪器，可是1339年《杜色特航海图》（Dulcert Portolano）和1380年《泽诺地图》（Zeno Map）对经度的测算相当精确，这说明人类在14世纪已经发明出测量经度的仪器。

地图史学家哈维教授（P。　D。　A。　Harvey）也注意到古地图背后隐藏的问题。他提出几个与古地图精确性相关的疑问：16世纪欧洲绘图师为什么会注重地域轮廓的精确性和比例尺的一致性呢？这种地图绘制理念最初源于何人？16世纪欧洲绘图师究竟运用何种方法测绘出精确的世界地图呢？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16世纪西方地图改变此前以东为上或以南为上的绘图规则，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并且，以北为上的地图规范最初又是源于何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