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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古斯都大帝（2）

- 奥古斯都大帝（3）

- 奥古斯都大帝（4）

- 奥古斯都大帝（5）

- 奥古斯都大帝（6）

- 奥古斯都大帝（7）

- 腓特烈大帝（1）

- 腓特烈大帝（2）

- 腓特烈大帝（3）

- 腓特烈大帝（4）

- 腓特烈大帝（5）

- 腓特烈大帝（6）

- 腓特烈大帝（7）

- 腓特烈大帝（8）

- 腓特烈大帝（9）

- 腓特烈大帝（10）

- 腓特烈大帝（11）

- 腓特烈大帝（12）

- 甘 地（1）

- 甘 地（2）

- 甘 地（3）

- 甘 地（4）

- 华盛顿（1）

- 华盛顿（2）

- 华盛顿（3）

- 华盛顿（4）

- 华盛顿（5）

- 华盛顿（6）

- 华盛顿（7）

- 君士坦丁大帝（1）

- 君士坦丁大帝（2）

- 君士坦丁大帝（3）

- 君士坦丁大帝（4）

- 君士坦丁大帝（5）

- 君士坦丁大帝（6）

- 君士坦丁大帝（7）

- 君士坦丁大帝（8）

奥古斯都大帝（1）

第一章：预言者

在占星家的工作室里，希腊占星家仔细端详眼前两位拾阶而上的年轻罗马军官。这两位军官年近二十，彼此似乎是亲密好友，不过二人的外形却很不相像。一位是粗壮阳刚，举止粗鲁——或许是个农家子弟吧！另一位则纤细体弱，举止带有罗马贵族的从容优雅。

占星家早已习惯于面对这些罗马士兵了，他们都是阿波罗尼亚城（Apollonia）附近军事基地的士兵，不必执勤时，他们都喜欢逛进城里来。他们是一群吵闹不休的年轻人，于此公元前四十四年冬季，在希腊的北部接受军事训练，并焦躁地等待他们的将领——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出罗马城，带领他们迎战东方好战的安息人（Parthian）。

然而，眼前这两位军官，却有别于那些粗暴的士兵，因此，这位占星家特别期望星宿会告诉他一些有趣而值得玩味的预言。他询问高个儿的生辰八字，心中暗自思量，他必是二人之首。然后，他翻阅书籍和占星图，并做许多令人费解的计算。看来他心中已有谱了。占星家于是转身向十九岁的阿格里帕（MarcusVipsanius Agrippa）说，阿格里帕眼前正有大好前程，机运实在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阿格里帕听了非常高兴，并示意好友屋大维（Oct*ian），轮到他了。

但是屋大维却转身就走。他认为他的未来必然比不上阿格里帕。阿格里帕是位运动健将和优秀的军官，体格魁梧而有自信，天生注定将成为伟大的将领、晋身*院，或甚至成为执政官——罗马民选的最高官职。相反地，屋大维既没有运动员的体格，亦没有军事家的雄心。事实上，他憎恶运动，而肉体的格斗更令他痛苦。想当然地，他认为带有这种性格的罗马人前途必然无望。就在他举步欲走下工作室的阶梯时，阿格里帕却拉住他的斗篷，说服他听听占星家的预言。

屋大维不太情愿地告诉占星家他的生辰，九月二十三日，年方十八岁。占星家研究屋大维的相貌，然后转身查阅书籍和占星图。他看来似乎相当困惑，再三计算那些深奥的算数，意欲确定他并未算错。

接着，令屋大维大为诧异的是，占星家突然起身离座，拜倒在小男孩面前。最后，在情绪平稳之后，他才告诉屋大维，屋大维将成为罗马世界的主人。

这段故事乃是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流传下来的。苏埃托尼乌斯约于一世纪之后出生，却能记录许多今已散佚的档案和实录。预言家的记事可能已遭润饰，然而其预言却是史实。阿格里帕确实成为了知名且颇受景仰的将领、*院贵族、执政官——以及帝王的左右手。

而屋大维更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解救帝国免于分崩离析之后，他便被心怀感激的子民易名为奥古斯都·凯撒。他任内的统治成为后世有名的奥古斯都时代——人类历史的伟大时代。

屋大维出生于公元前六十三年，或者按照当时罗马历的计算，出生于罗马城建造后之第六九○年。他的父亲——其名与屋大维同——是*院的贵族，曾于公元前六十一年任执政官重职，此为国家之行政长官。屋大维的母亲——阿提娅——来自名门世系，其家族曾出现数位执政官。

罗马建制约七百年了，而与屋大维同时的罗马子民绝不会忽略罗马光荣的历史。罗马发源于意大利山丘的一个拉丁武士村落，它并吞意大利半岛上其余各城邦，并且征服或控制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土地。在罗马城建立之初的二百五十年内，罗马受几位国王统治。最后的一任国王——暴虐的傲慢王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于公元前五○九年时被一群口呼“自由”的贵族驱逐出境，罗马共和开始。

奥古斯都大帝（2）

从此，“国王”一词成为令罗马人民嫌恶的字眼。相反地，他们每年选两个人担任执政官，或最高行政官——两位执政官相互监督。选民同时也选出*们去撰写法律。这些官员大多是有多年军旅或执政经验的退职官吏，因此拥有足够的声望去获取选票。此外，人民选举自己的护民官，护民官立法以保护市民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护民官拥有“否决权”——许多能力殊异之士即因此制度而崭露头角。

四个多世纪以来，罗马共和的政府模式一直依此律令而行，当时，这是一套独特的牵制与均衡系统。有名的SPQR——“*院与罗马人民”的拉丁文字首——被骄傲地篆刻在建筑物和纪念碑上，以供扩展中的共和国人民瞻仰。

公元前一世纪前——即屋大维出生的世纪——共和国开始逐步衰落。掌权的上层阶级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瓦解。地方政府和前线的军事指挥官渐增富裕、拥权势以自重，并且不可避免地贪污腐化。政治实力操之于那些不关心国家利益的人手中。为了寻求选票，他们贿赂都市中穷人，供给他们钱、食物，让他们免费观看战车竞赛、角斗士争斗、野兽表演等奢华侈靡而且残忍的表演。

有一项残酷史实发生于公元前八十三年，当时一位野心勃勃的军事指挥官苏拉（LuciusCorneliusSulla），率其军队践踏百姓，成为一位血腥、残酷的*官。他制定了一道“放逐令”，用以去除他的敌人。他宣称他们是非法之徒，为他们的脑袋瓜定价码，并在古罗马广场的告示牌上公开他们的姓名，古罗马广场是罗马的政治和社会中心。这些非法之徒中，有些仅仅只是因为富裕，被苏拉觊觎钱财作为士兵粮饷而妄加诬指的。苏拉虽于次年辞去*官一职，却已使共和国的实力更加衰弱了。他的许多不合法的措施和运用军队作为政治武器，却已种下危险的恶例。很明显地，罗马旧体制已被挖掘殆尽，它的防卫体制已经瓦解，再也不能防止野心家的攫掠了。

野心家如尤利乌斯·凯撒，便是一位出色而别有用心的贵族。在苏拉的*中幸运地躲过一劫后，他踏上政治的路途，并学会如何煽动群众，并加以利用。急于攀登政治阶梯的凯撒，联合了当时权贵一时的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迈向政治最初的里程。据传，克拉苏非常富有，其池塘里饲养的鳗鱼竟戴有钻石项链。

公元前六十三年，即屋大维出生之年，凯撒三十七岁，刚刚获得罗马大祭司长的显赫地位。几年之后，他成为西班牙省总督。回到罗马后，他再度与富裕的老友克拉苏，以及颇富声望的军事指挥官庞培（Gnaeus Pompeius）结盟，形成了所谓的第一次三头专政（the First Triumvirate），能够在幕后操控、行贿并影响选票。凯撒借此得以于公元前五十九年当选为执政官。当他任期期满之后，他运用其政治势力，获得荣耀的外阿尔卑斯高卢［Transalpine Gaul，或称山北高卢（Narbonese Gaul）；法国南方滨海地区］总督权。凯撒时年四十一，已开始快速地攀升荣耀的高峰。

在美丽富庶的罗马行省里，任何一位罗马总督所做的，通常仅止于熟悉政务和处理例行公事而已——但是凯撒例外。在狭长的罗马行省北方，有一块他所觊觎的地方，凶恶的蛮族正定居于其中，且这些蛮族正受其他蛮族的侵略。对凯撒而言，这正是他进行干涉的大好时机。历经八年的艰辛与危难，他转战了高卢各部族，横扫自大西洋至英吉利海峡再到莱茵河的广大地面。凯撒对士兵的赏赐丰厚、薪俸亦优。他也将大量战利品、奴隶和俘虏运回罗马。凯撒及其征服的事迹遂成为罗马家喻户晓的话题，虽然大多数人皆称颂他，却也有一些人开始惧怕他如日中天的声望和势力。

奥古斯都大帝（3）

就在凯撒着手征服高卢之时，屋大维还仅是个稚弱的五岁大男孩。凯撒的获胜消息不止轰动罗马市民，对屋大维而言，更别具意义，因为他自己正是这位鼎鼎有名人物的亲戚：屋大维的母亲阿提娅是凯撒的外甥女。他一定到处向他的同伴们吹嘘他舅公的功绩，并且在战争游戏中充当领导者——虽然过度运动会使他咳嗽、气喘而必须躺回床上。在病榻上，他必定天天梦想着，有一天，他将战胜病魔，而伟大的凯撒也将召唤他到身边。

屋大维天生有一种迷人的魔力。自幼起，人们即常被其聪明智慧所吸引，他平静温和的语调及对目标的企图心皆异于同年龄的孩子。虽然他体弱多病，举止却不失优雅。他相貌清秀，双眼明亮有神，金发微乱，鼻子精致而略弯曲。其继父腓力普斯（LuciusMarcius Philippus，屋大维的父亲在其四岁时已逝世）非常喜爱他，并延请最有名的教师至其罗马城外的乡下别墅，好让屋大维接受最好的正统教育。屋大维于修辞学表现尤佳。修辞学教导他正确的思考、清晰的写作，以及在公众前自在的演说。他在十二岁时便已显露这一方面的天赋，当时，他在众多悲恸者面前，为其外祖母——凯撒的妹妹——的葬礼念赞美词。

屋大维的血液里奔流着野心的赤焰。其父生前曾为执政官候选人，其母亦具野心。她知道凯撒无子亦无孙，能够继承他的男性子孙只有三人——她的儿子屋大维和凯撒姊姊的两位孙子。对罗马上流社会而言，家庭脐带关系尤其重要。当然，凯撒——溯其罗马贵族世系之源——总有一天会看上这位最年幼的男继承人的。

凯撒返回高卢时，屋大维已十四岁了。凯撒获其密探警告，其过去之同僚庞培和其他人正欲设计谋害他。于是，他仿照*官苏拉之旧例，将军队开进罗马城。在他的迅速逼近下，他的敌人逃至乡村。凯撒立刻追赶他们——至希腊、埃及，以至黑海——两年之后，凯旋而归。

就在这时候，凯撒第一次见到他的侄孙子——屋大维。这可能是在凯撒世族的聚会上，阿提娅为儿子引见这位他朝思暮想的大英雄。

凯撒第一眼便被屋大维吸引住了。他是个能够辨识千里马的伯乐，在他看来，另两个侄孙都是庸才，唯独屋大维具有某种特质——领袖的特质。

凯撒在罗马忙碌了两个月，整饬无效率的政府。他虽没有多少闲暇与屋大维相处，却随时留意他，也很喜欢见到他。他计划在下一场战役时，带他随行，使他接受战争的洗礼，这是每一个年轻罗马人都必须经历的。凯撒旧敌庞培的余党酝酿在非洲的罗马行省叛乱，凯撒调拨了一支快速远征军，并欲携屋大维同行。然而，令屋大维非常失望的是，阿提娅竟因他年纪太小而不让他去。其实，屋大维当时已十六岁了—— 罗马人在此年纪首次穿上白色宽外袍，表示他已成年。真正的原因是屋大维的健康。阿提娅担心，凯撒这么一位生龙活虎又勇猛的将领所指挥的非洲战役，其辛苦的程度绝非她的儿子所能消受的。

凯撒自非洲回来，便安排屋大维成为他的家庭成员。并且在为期四十天的凯旋式上，庆祝他过去十年功绩的庆功宴上，屋大维皆位居要角。在这期间，在赠送屋大维数个军事的奖章，尽管屋大维从未上过战场。并且在坐马车时，要屋大维坐在他身旁，当*队伍前进时，景仰他的群众总是会特别留意——这也是凯撒刻意促成的——这位坐在光荣宝座之旁、金发微乱的纤细男孩。当他们知道这男孩是谁后，往往会窃窃私语一番，然后为这位受青睐的伟大凯撒家族的成员喝彩鼓掌一番。

奥古斯都大帝（4）

凯撒非常具有才干。和苏拉一样，他想成为一位*官；和苏拉不同的，他并不打算这么快辞职。*院将所有荣耀归之于他，而他对大多数*们却是傲慢相向。他制定决策法令，而*院只有同意的分。他树立了多种改革，并展开各种公共建设，虽然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他的态度却这么傲慢，以致那些上层同僚们皆因受辱而恼火不已。即使凯撒知道这些事实，他也不在意。他认为共和制度是过时的体制，这部老旧的机器使他缺乏耐性。

他的统治是屋大维活生生的范例。屋大维年轻而易感，他钦佩其舅公有决断力和办事效率。他赞成开辟新道路、建立寺庙和图书馆；罗马四周的沼泽地应该排干、开垦；历法应该重修；应有更多的人民——即使连蓄长髪、着裤装的高卢人亦不例外——可成为罗马公民。很明显地，唯一能使这些主张付诸实行的不二法门就是：独排众议。这也是他的舅公一直在做的。然而，当时的屋大维还不够成熟，无法了解凯撒的措施实在比他的贵族同僚们前卫太多。于是，贵族们的愤恨与日俱增。

凯撒总是缺乏耐心，极容易对事物感到厌烦，他渴望在他行将就木之前，能再带领一支军队出征。他已五十六岁了，时间所剩不多。他计划对遥远的安息（Parthia，今伊朗）做一次大规模的远征。预计在公元前四十四年春离开罗马，联合六个军团（罗马军队的基本步兵单位，每单位约有五千五百名士兵），兵团驻扎于希腊西北部，横跨亚得里亚海的阿波罗尼亚城附近。他计划带屋大维同行作为他的马夫长。因为屋大维未受军事训练，这年冬天，他被送到这里接受战地指挥官的训练，并在阿波罗尼亚大学完成学院教育。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待凯撒处理完*院的事务后，便会赶来会合。

第二章：凯撒的继承人

屋大维从此未再看到凯撒。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的*院会议上，一群恐惧凯撒*力量的*，竟团团围住凯撒，从宽袍衣袖中抽出短剑，将凯撒刺死。凯撒最忠诚的朋友——粗野而冲动的安东尼（Mark Antony）——则被一位同谋杀害凯撒的*拘留于接待室中，然而这位*却犯了一个大错：不杀安东尼。

在凯撒被谋害后的混乱日子里，安东尼下了一局非常聪明的棋。他收敛起自己的愤怒，等待时机的降临。首先，他邀宴这六十名谋杀者，借以估量他们的实力和未来的计划。第二天，他使用自己身为凯撒同僚的执政特权，召唤回其余因害怕而逃亡的*们，劝他们发表一份特赦声明。同时，他又拜访了凯撒悲痛欲绝的遗孀——卡尔普尔尼亚（Calpurnia），说服她将凯撒的私人文件和庞大的家财交给他。又利用这些钱支付凯撒的忠诚军队，利用凯撒的文件授予自己权力，安东尼确信自己即将荣登权力的宝座。

然后，他布下最成功的一着棋：征得*院允许，在凯撒的葬礼中致词。他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对这群谋杀他的朋友兼领袖的懦夫们，做了甜美的报复。其血迹斑斑的演讲词非常具有煽动性，群众被他激怒得纷纷夺取任何可燃物，为他们敬爱的指挥官建立了一座巨型的火葬柴堆，再拾起这些燃烧的火炬，走向谋杀者们的家。谋杀者们被吓得逃出了城。他们可耻的行为不但无法恢复罗马共和的荣耀，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奥古斯都大帝（5）

安东尼也何其不幸，他的葬礼演说竟是他事业的最高峰，此后，便走下坡路了。他忽略了凯撒遗嘱中的几行短文，这是他计划前往安息前，整顿事务时所加上去的。这几行字的意义非凡，往后的历史为之改写。

凯撒已立屋大维为继承人，且遗留财产的四分之三给他。更重要的，他已认屋大维为其养子，并且冠屋大维以其姓——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Julius Caesar）——屋大维这个氏族从此成为凯撒家族的成员。

屋大维不再仅是凯撒的远房侄孙了。对罗马人而言，养子就等于亲生儿子一样。成为伟人凯撒的儿子并受他盛名的眷顾，屋大维占尽了旁人所预想不到的优势。自以为大权即将在握的安东尼，错估屋大维钢铁般的性格，竟离开罗马达一个月之久。

凯撒遇刺身亡的骇人消息，在两个星期之后才传抵阿波罗尼亚的军营。屋大维的母亲托一位已获自由的奴隶，迅速地渡海送信给屋大维。在信中，她道出一群由布鲁图（MarcusJunius Brutus）以及卡修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所带领的*们，趁凯撒不备，竟将他乱刀刺死。她催促他即刻返回罗马。送信的人是在凯撒遇刺消息一经传出时，即已离开罗马，他对后来罗马的局势并不了解，但他告诉屋大维，任何凯撒的亲属都有受害的危险。

屋大维的密友阿格里帕劝他，召唤这六支正待出征安息的军团，带领他们回意大利，为凯撒的死复仇。他论道，这些军团对凯撒极度效忠，因此也会将这种忠诚转移到他的侄孙身上。其他性急的人也纷纷赞成，认为这是他们唯一可资遵循的道路。

然而，屋大维却认为，较佳的方式还是先了解国内目前局势。虽然他为所崇拜的英雄遇刺而痛恨不已，他却警觉出自己尚缺乏涉世经验，故决定一动不如一静。他接受母亲忠告，经海路返回意大利，随行的只有阿格里帕几个人。他也接受送信者的忠告，避开亚得里亚海岸的大港布朗迪西恩（Brundisium），以免被敌人盯梢。反之，他在港口南方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上岸。这里的村民告诉他，安东尼的葬礼演说已激怒起罗马民众，将那些阴谋者驱逐出罗马城了。

在此地，他首度感受到凯撒遗留给他的庞大遗产和盛名。屋大维现在觉得他可以冒险走路到布朗迪西恩了。如他所愿，驻扎在此要塞的士兵们都热诚欢迎凯撒的儿子。此时，他收到母亲的另一封信，恳求他直接到她乡下的别墅，他的继父也捎来一封信，要求他坚强地蛰伏着，放弃他危险的姓和继承。腓力普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的建言充分反映出，这数十年来他在罗马所经历过的政治内讧是多么的可怕。他害怕年纪轻轻的屋大维，因卷入这场纷争而踏上不归路。

屋大维写信告诉他们，他要回到罗马，为养父之死复仇并讨回他的权力。任何体弱且欠缺政治经验的十八岁男孩，通常会对此处境感到绝望。但是，屋大维却坚决不负养父所望。这意味着他必须追随养父的步伐、信念和勇气。全罗马上下，只有他一人相信自己会成功。他拥有无比的智慧、耐力、意志力—— 和伟大凯撒的大名。

他慢慢游走到罗马，沿途广受凯撒旧属们的欢迎，他们迅即对凯撒这名字的魔力有所回应。很快他便拥有众多追随者了。当屋大维接近罗马城时，人们看见太阳四周呈现光环，这是古代皇族的象征。随后他以缅怀凯撒之名，出资举办各种公开竞赛活动。此外，彗星亦出现，照亮天空长达七日。观者莫不以为，此彗星必是凯撒化身而来的——但是，只有屋大维相信，此星是为他而诞生的。

奥古斯都大帝（6）

当安东尼返抵罗马，准备聚拢其权力时，他发现年轻的屋大维的归来，已然大大改变了罗马的政治气候。他发觉大敌当前了。

屋大维已逐渐发展出干练政治家所具备的智慧与自信。他不只举办十天的盛大活动以娱民众， 还酬庸凯撒的旧属们，并告诉他们，若不是安东尼自凯撒的遗孀处取走了大部分的财产，他可以付给他们更多钱。此外，他也变卖继承而来的产业，成立凯撒基金，以资助二十五万个贫穷的罗马家庭——每一户金额约超过当日劳工三个月的薪资所得。在每一场的演讲中，他都刻意提及凯撒为“我的父亲”，这使得民众们更喜爱他，而他的天真无邪又年轻的外貌，更吸引无数群众。为了表示他对凯撒的悲伤和悼念，他任他的髭须留长。

屋大维原以为凯撒最好的朋友兼得力助手—— 安东尼——必然会拥抱他，和他并肩为凯撒复仇。但是，安东尼却因凯撒遴选这位力薄又无军事历练的亲戚为继承人而忿恨不平。他故意让屋大维等了很久才会见他，然后表现得颇具敌意，拒绝退还他所侵占的财产。这笔钱原该属于屋大维的，如今却已被安东尼花用殆尽。这使得屋大维痛苦地体会到，心目中的好 友随时都可能反目成仇。后来另一个令他失望的人，是有名的演说家兼共和国的中坚——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表面上对屋大维很友善，背地里却写信告诉同伴：“我们要赞美并利用这个年轻人，然后再伺机除掉他。”

安东尼和西塞罗绝对料不到，屋大维在追求个人目标时，竟是这么无情。其目标是：为凯撒复仇，并承继他的权力。而为了达成第二项目标，屋大维必须除掉此二人。

第三章：神之子

屋大维挟其凯撒之子的名号入罗马城，十五个月后，他要求成为执政官——罗马最高首长。这是个无礼的要求。合法的执政年龄是四十三岁，而他还不到二十岁呢！但是，犹豫不决的*院有鉴于凯撒旧部属和市民们对屋大维强烈的支持，于是同意举办一项特殊的选举。毫不意外，屋大维当选为执政官了。既然身为执政官，他便能和安东尼——前任执政官——平起平坐，共商国是。

安东尼再也不能小看这位政坛新星了。他尖酸批评这位处处仰赖凯撒威名的人。公元前四十三年初冬，他与屋大维和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举行了一场秘密且戒备森严的会议。雷必达是安东尼的同袍，同为凯撒的僚属。两天后，这三人敲定数项讽刺的交易。延用凯撒、庞培和克拉苏第一次三头专政的模式，他们同意成立第二次三头专政（the Second Triumvirate）以“稳定共和国的秩序”。其实，这只是五年之内独揽政权的托辞罢了。

接着，他们面临财政的窘困。他们亟需资金。两位谋杀凯撒的首谋——布鲁图和卡修斯——已经带领二十个兵团逃到希腊了，使得富裕的东方行省不再定期缴纳奉献给罗马。过海*他们的代价又非常高昂。

安东尼和雷必达提议筹钱的方法，即数年前*官苏拉使用的有效方法：放逐有钱的敌人和次级官员。被放逐者的财产一律充公。放逐这些人除了可以提供远征军的资金外，还可以确保当三巨头不在国内时，其政敌不致在意大利境内制造不安。

起初，屋大维反对此提议，但是安东尼和雷必达指出，凯撒就是因为让太多敌人存活，才落得如此下场。而因为屋大维首要目的是消灭谋害凯撒的人，是故他克服先前的迟疑，成为精于算计的恐怖统治者，厉害之处，不逊于其二位合伙人。

奥古斯都大帝（7）

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一当选为三巨头后，便立刻公布放逐名单。三百名*和两千名富裕商人被点名放逐。大部分的人皆能从容逃离出境，丢下其庞大家产，但是仍有很多人并未逃离此大屠杀。其中一名牺牲者乃是西塞罗。他是垂危共和体制最优秀的守护者，曾大胆批评安东尼和屋大维。他被安东尼的士兵逮捕并斩首，然后将其头颅和双手带回罗马，钉于古罗马广场的演说台上，西塞罗许多最耸动人心的演讲即发表于此地。安东尼的夫人——富尔维亚（Fulvia）——到此幸灾乐祸地看着其夫的旧敌首级，并且将一支镶上珠宝的针牢牢刺在西塞罗的利舌上。一位历史学家斯塔尔（Chester G．Starr）写道：“这种行为最足以象征罗马共和寿终正寢了。”

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和解（至少是表面上和解）因屋大维与富尔维亚*克劳迪娅（Claudia）的婚姻而更加强。当时谣传这只是名义上的婚姻罢了，因为屋大维讨厌其邪恶的岳母，而无意于关爱她的女儿。这桩婚姻确实达到其政治目的，减缓了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敌对关系。但是不久，此婚姻仍以离婚收场。

公元前四十二年一月，*院正式奉前任*官凯撒为神。现在，屋大维便能称呼自己为“圣神凯撒之子”了。这又为他带来另一项政治优势。罗马人皆尊敬许多神，爱屋及乌，亦会尊敬神之子。

同年年底，安东尼和屋大维带领由凯撒忠实的老兵所组成的二十个军团，抵达希腊西北方的菲利皮（Philippi）。布鲁图和卡修斯亦率领等数的军团守候于此。这是个大规模的战役——约有二十五万大军—— 然而，同谋者受困于通讯不良与军队的混乱无秩序，使得情势明显地往出征者这边倒。除此之外，布鲁图的领导能力亦有问题，因为布鲁图身受凯撒鬼魂的梦魇之苦，耳际一直萦绕着致命的钟响。依据当时参战的年轻罗马士兵——诗人贺拉斯（Horace）记载，同谋者的军队灰心丧志，纷纷弃甲归降，五体投地。最后，布鲁图和卡西乌皆自尽，而大部分的同谋者也丧命于沙场。他们的死也带走了恢复罗马共和的最后生机。

在菲利皮战役中，屋大维却旧病复发而享受不到战胜的光荣。谣言满天飞，说他在第一场战役期间都待在帐篷内，第二场战役时，当他的帐篷快倾倒时，他还藏身在沼泽里。后来在自传里，他为自己解释（也可以说是辩解），他听命御医的指示而离开总部，因这位御医做了一个灾难警示的梦。当然有可能是，医师看到病人发热又衰弱不堪，于是便利用催眠法来救他。在古代，人们很重视预言式的梦。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军事伙伴阿格里帕把他带到一个安全处所，让他迷迷糊糊地睡着。因为如果他被敌方杀害，于己方的军心士气将会大为不利。另外一种说法的可信度也很高：自幼即体弱多病的屋大维，此时更因病而虚弱不堪，如果他亲自与这些强悍的军团搏斗，他为自己规划好的前程便将立刻断送掉。

无论如何，安东尼知道其罗马的朋友们听说了，有关屋大维在战场上的不光彩行为等谣言。旧属们之所以仍对他忠心耿耿，并使他免于名誉扫地窘境，是因其父亲圣神凯撒之名。

谋害凯撒的人终于死了，而其过去两年的叛乱行径终尝报应。多年以后，当时间和成功冲淡了人们对菲利皮战役的回忆时，罗马大帝——屋大维——发表一份对自己角色的记述：“我将杀害我父亲的人驱除出境，报复他们的罪行。尔后，当他们为共和国发动战争时，我堂堂而战，并两度击退他们。”此时，他并不需提及安东尼的名字。安东尼曾凭借其优异的统御能力，成为菲利皮战役的真正赢家。但战争刚结束时，两造对实情都了然于胸。

获胜者将罗马帝国分为各自管辖的几个部分。安东尼领有东方最富裕的地方——文明的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希腊等行省。屋大维管辖比较*的西半部，包括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安东尼期望屋大维将无法负荷整治西方的重责大任，而使得他继最近的懦弱行径后，再度名誉扫地。三头中的第三人——雷必达——则无可谈之处，因为他并未参加战役，故对军团已丧失影响力了。最后，他被派为非洲一个小行省（现今突尼斯）的总督，远离政治的主流。

而骄矜自喜的安东尼，带着军团的较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诸罗马行省作盛大如皇室的*，并于内陆诸元首处收受奉献，自沿海诸城镇强索金钱。当他停留于其中一个城镇时，妖媚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亲率一艘黄金游艇恭迎这位罗马大将军。宛如六年前的凯撒一般，安东尼第一眼便被她的美色眩惑住了。凯撒曾与克利奥帕特拉同居一段时日，并养育一子，同样的安东尼亦接受克利奥帕特拉的邀请，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内的皇宫与她过冬。

屋大维的进展则逊于安东尼了。他病重得几乎无法返回意大利。人们均谣传他离大去之期不远矣。当他好不容易抵达罗马时，脸色惨白如灰，身形更是骨瘦如柴。大部分人都相信——还有些人甚至期望——罗马的问题会把他整死。

腓特烈大帝（1）

第一章：国王和他的勇气

在一七六○年八月十四日，晴朗而暖和的傍晚时分，普鲁士（Prussia）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和其军队将领们坐在靠近西里西亚（Silesia）小镇里格尼茨（Liegnitz）〔即现在波兰（Poland）西南部的雷格尼卡（Legnica）〕的简陋军事帐篷中。在那炎夏的日子里，帐篷令国王和将领们都感到热不可当，而在帐篷外吃着口粮的士兵，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行军，也都已疲倦不堪。唯一打破日落时寂静气氛的，是士兵们的低声交谈，和拴在旁边的马匹偶尔发出的鼻嘶声。然而这宁静平和的情境都只是种假象，因为此时正是从一七五六年到一七六三年之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的第四年，当天晚上似乎注定了是腓特烈国王一生中最惨淡的一夜。

他当时年仅四十八岁，但其憔悴的外表却让他看起来老得多。一整个夏天，他都饱受牙痛、痛风和严重胃痛的折磨，连骑马也感到力不从心，而头发则早已灰白。在战争期间，他的病痛常迫使他不得不坐车赴战场，但还是免不了硬撑着爬到马背上远眺战场的情势。由于疾病缠身，他变得骨瘦如柴而且有些佝偻，蓝色的外套穿在他身上显得松松垮垮。然而从其淡蓝的眼珠中，仍透射出凶猛的光芒。当他听取将领们报告时，严肃的神情让部下们感觉到，虽然形势颇为不利，但他心中仍燃烧着无比的勇气。

根据将领们的战况报告，情况确实相当危急，士兵们均已体力透支无法再战，粮草也只够四天。而这时候，大批奥地利（Austria）和俄罗斯（Russia）的陆军正节节逼近，准备将腓特烈的弱小军队夹在中间彻底歼灭。普鲁士的士兵虽然知道战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表现仍很优秀，要不是对他们谑称为“老弗里茨”（old Fritz）的腓特烈国王誓死效忠，或许大部分人早已弃械逃亡了。

听了这些报告后，腓特烈感到万分沮丧，因为去年夏天俄罗斯入侵库纳斯多夫（Kunersdorf〔亦即是现在波兰西部的库诺维其（Kunowice）〕时，在惨烈的攻击中，他的军队已经折损了一半。而新征募的士兵则还太小，有些甚至只有十五岁，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们，然而说不定明天他们就会战死沙场。接下来，腓特烈兵败，而他本人则阵亡或被俘虏，让俄罗斯、法国、奥地利和瑞典享受战胜的果实。此时只有奇迹能挽回颓势，但腓特烈担心他早已用尽了所有奇迹。情势可以说已坏到极点，但他仍决不放弃，他的毅力仍坚不可破。

事实上，腓特烈并不想打这场仗，但情势所逼，种种原因让他不得不投入战争。在十八世纪，尚未形成今日为人所知的欧洲版图，现在的德国，大约就是当时日耳曼（German）诸邦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它又分成好几个王国，而七年战争便是起因于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因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而起的争执，后来奥地利和法国、俄罗斯及瑞典结盟共同对抗普鲁士，而普鲁士和英国则早已有盟约，由于各国的加入才使战争逐渐扩大。

每一个参战的国家都各怀鬼胎。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长久以来便处心积虑要提升法国的势力，以掌控日耳曼语系国家（German-speaking nations），加上他曾听说腓特烈开过他无礼的玩笑而对其深感厌恶，再则法国当时正在印度（India）和美洲殖民地与英国〔当时为英王乔治二世（King George Ⅱ）统治〕作战，因而英国和普鲁士之间的盟约使普、法成为敌对国家。而此时，匈牙利（Hungary）和波希米亚〔Bohemia，即捷克斯洛伐（Czechoslovakia）〕女王、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妃的玛利亚·特利萨（Maria Theresa），想收回其以前条约中割让给普鲁士的西里西亚。俄罗斯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皇想并吞波兰，她一直担心普鲁士会阻碍她的计划，而且她和法王路易十五一样，都曾经是腓特烈利嘴下的牺牲品，对腓特烈也是怀恨在心。对腓特烈而言，他一方面要保住西里西亚，一方面要阻止法国扩张势力。再则，他对奥地利和法国结盟来对抗他的可能性一直存疑，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皇族——哈布斯堡家族（the Habsburgs）以及波旁家族（the Bourbons）是宿敌。瑞典之参战，是因为希望在战后可以得到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波罗的海（Baltic）区，加上其他联盟各国愿意付其费用，故也卷入了这场纷争中。最后，英国由于与法国正于美洲及印度交战之中，故支持腓特烈在欧洲与法国对抗。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国为了在欧洲对付腓特烈，便无法派出太多军队和英国争夺远方宝贵的殖民地。

腓特烈大帝（2）

战争之始似乎一切都对普鲁士有利，腓特烈连续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但此时英国已经无法再提供他所需的援助了，庞大的敌军逐渐取得了优势，而普鲁士则节节败退。就在一七六○年八月的夜晚，腓特烈心情沉重地坐在战斗帐篷中，听他的将领们陈述着令人沮丧的战况，他试图想出一种挽回颓势的办法，他不能放弃，但情势似乎已毫无希望。

突然，帐篷外起了一阵骚动，透过黄昏的薄暮和摇曳的营火，腓特烈和将领们看到一个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的人摇摇晃晃，走进了帐篷，满身酒气地喊着要见国王。换成别的君王，可能早下令把这鲁莽的家伙拖出去鞭打一顿，甚至一枪毙了。但是腓特烈不喜欢将痛苦加诸别人身上，甚至当他骑马时也不愿使用马刺，除非特别严重的案件，他坚决反对死刑。

腓特烈在欧洲被认为是一位知性的君王，他和当时风评不佳的各种哲学或文*动总是脱不了关系。然而他仍是位专制君王，以普鲁士国家兴亡的保卫者自许。自从一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之后，他便已下定决心，要带领普鲁士成为欧洲强权，而且很快就赢得名声，被称为全欧洲最勇敢、最有效率的军人之一。虽然他本性好战，但却厌恶残酷无情的手段，这或许是因为其成长过程便是在粗暴和痛苦中度过，逐渐被灌输了对残酷行为的反感，使其一见到非必要的酷刑便怒火填膺。

此时此刻，他最渴望听到的，便是任何可以使他的军队脱离险境的消息，于是他下令把那名醉汉带来见他。这毋宁是个关键而聪明的决定。那醉汉其实是位爱尔兰人，一直在奥地利军中卖命，因为觉得受到不公对待，才逃离了军队，而且为了报复，他决定来腓特烈营中，告诉他有关奥地利军队计划于当晚秘密突袭普鲁士军营的消息，其中一队奥军将袭击粮车，另一队，则趁普鲁士士兵好梦正酣时加以彻底歼灭。

腓特烈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名逃兵竟是他的救星。他下令所有士兵静静地爬离营区，只留下一些乡民和少数几个低层士兵，使营火保持不灭；并制造些声音让奥军以为他的军队仍在那里。他和其他士兵们则睡在附近的低草地中。当奥地利的军队从黑暗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攻过来时，营地早已空无一人，此时普鲁士军队再趁其惊愕之际，突然从后面狂奔而出，与惊慌失措的奥军展开一场激烈的肉搏战。

一七○○年代的战争中，无论什么天气、什么地形，士兵经常必须每天步行或骑马三四十里。等到达战场，有时已经累得非先休息一阵否则便无法作战。而且当时作战所需的一切补给物品都用车辆载着，队伍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同时还必须随时保护这些车辆，以免被敌军偷袭，否则全军的饮食就会发生问题。万一食物或饮水用尽，就只好在附近的村落搜刮掠夺，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候走了好几天几乎什么也没吃。

那时候的战争都是近距离的肉搏战。骑兵挥着军刀，一面控制脚下腾跃的马，一面互相砍戮。步兵则配备毛瑟枪，徒步对付敌人的炮兵，甚至必须设法破坏大炮，而且随时要闪避骑兵的践踏。他们通常在距离敌人不到三百步的地方一起射击，当炮兵的大炮连续发射数次后，战场就会烟雾弥漫，到处充满火药粉的呛鼻烟味，令人呼吸困难，甚至看不清前方。有时候战争的胜败，便只因士兵自己迷失或找不到敌人的位置。发生于一七六○年八月当天清晨破晓前的这场战争，便是充满人的尖叫声、枪炮的咆哮声、铿铿锵锵的剑击声，以及马匹巨大躯体倒地声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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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带领奥地利陆军和腓特烈对抗的，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劳顿（Gideon Ernst von Laudon）将军，其余的军队，则由道恩伯爵（Leopold von Daun）率领，在约两里半以外准备增援。其中道恩伯爵曾在一七五七年六月十八日于科林（Kolin，位于波希米亚，即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战役中打败当时正势如破竹的腓特烈，使普鲁士受创甚重。科林之败让腓特烈为之垂泪，他被迫撤退到萨克森（Saxony）选侯国。而劳顿于一七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在库纳斯多夫（Kunersdorf）和俄罗斯联合，使战争情势剧转，原已在胜利边缘的普鲁士军队几乎半数遭到奥地利和俄罗斯军屠灭。

两名将领都曾让腓特烈吃过亏，不可小觑。现在腓特烈带领麾下弟兄投入这场激烈的战争，不惜用尽所有的力量。在当年的科林战役（Battle of Kolin）中，他几乎是以个人力量对抗奥军，因为当时他的步兵已经累得动弹不得。这一次，虽然他胯下的马匹倒下，他的制服在激战中破成碎片，普鲁士军队也损失惨重，但是当战争结束时，奥地利军队总共有六千名战死或重伤，四千名被俘。普鲁士则于一万六千名参战士兵中，只损失了三千四百名。在战前，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利萨曾指示道恩“不要加入任何没有希望的战斗”。当后者听到劳顿受重挫的消息时，即放弃救援的打算，因而使得普鲁士大获全胜。

到了中午，腓特烈才带着疲惫不堪的士兵，在炎夏的艳阳下离开了战场。大家都步行，连生病中的国王腓特烈也不例外，因为如此才有足够的马匹让伤兵骑坐。当士兵看到汗流浃背的国王也步履蹒跚地跟他们一起走在干燥炙热的八月天时，都深受感动，他们再一次了解到，他是个可以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的君王，他们更知道他前一天晚上不寻常的决定救了他们。要是腓特烈不愿倾听那位逃兵的话，奥地利军队的诡计可能早已将他们全数歼灭。

腓特烈的愿意倾听，只是其渴望获得讯息的例子之一，不管讯息的来源如何，他几乎是来者不拒。腓特烈并非是个脑筋里只有战术和纪律的顽固军事家，事实上，他是一位具有敏锐智慧的君王。七年前，他和法国的伟大思想家及作家伏尔泰（Voltaire）曾经是亲密的好朋友。住在家里的时候，即使他很不喜欢早起，但仍每天清晨四点就起来读书。在战争期间，即使被遗传性的胃穿孔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仍不忘抽空研究地方情况，详细钻研地图，甚至亲自步行到乡间观察地形及食物和饮水来源，探访当地居民的情况和意见。他花了很多心血记住手下士兵的名字，且经常和他们聊天开玩笑。

这一切，使他在战争中掌握了极有力的筹码。对地形了解，让他避开各种地形陷阱（如会将人吞噬于无形的泥沼），更可以战术性地利用地形的特点（如河川湍急的水流可有效阻碍敌人前进）。而他的士兵们都了解：他对他们关心备至，愿意和他们共同承受苦难，因此在战争中也必以忠诚相报。

关于腓特烈究竟从何时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历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考查，可能是在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克塞尔斯多夫战役（Battle of Kesselsdorf）中，普鲁士的掷弹卫队大败萨克森选侯国军队之后不久；也可能是在绵延数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于一七四八年结束之后，当时腓特烈年仅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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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看到腓特烈的人，都会认为他喜欢统率军队和治理国家。但事实上，他更喜欢静态的活动，如谈话、园艺、音乐和诗歌，只因他出身帝王之家，才被迫坐上这权力之位；在他年轻时，曾极力反抗过，但最后他终于了解，生为王位继承人，就有责任治理保卫国家。

或许有些人认为腓特烈在里格尼茨之役的胜利纯粹是运气，因为凑巧有个敌方的逃兵闯入了他的帐篷。然而，他的士兵们都了解，幸运只会眷顾那些做好准备的人，就像他们的国王一样，充满了智慧、精力、勇气和知识，随时可以利用降临的幸运。如果当时这场战争打败了，接下来普鲁士几乎确定会被奥军所并吞。反之，这场胜仗让腓特烈带领他的小国家度过了七年战争，并在战后把普鲁士建设成一个朝着现代欧洲发展的强权，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一页。

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消灭了公务单位的懒散风气，他为普鲁士建立了颇有效率的政府组织系统，为日后腓特烈的改革奠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其身体上甚至精神上的疾病却也使腓特烈的早年留下了一层阴影。

第二章：王者训练

腓特烈·霍亨索伦（Frederick Hohenzollern），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和皇后索菲亚（Sophia Dorothea）的第三个儿子，于一七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生于柏林（Berlin），并受洗命名为卡尔·腓特烈（Karl Frederick），在其出生前，二位哥哥均已夭折，故他自然成为普鲁士王位的继承人。

他的童年是在极为严格的纪律下度过，一举一动都被安排得好好的。七岁时，父亲就为他找了一位监督、一位家庭教师、一位音乐老师，以及不计其数的仆人，这些人全部都依父亲安排的时间表行事，腓特烈不论是起床、漱洗、读书、祷告、进餐，还是学习音乐和玩耍，都是事先在表上排好的。他的父王甚至曾对他的仆人道：“你们必须设法使他习惯于以人类所可能的最快速度*服和穿衣服，而且要教到他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自己穿*服，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让他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绝不能有脏乱的感觉。”

腓特烈同时要学习数学、德文、法文、经济学、政治理论和神学。他的家庭教师杜亨·德·约登（Jacques Egide Duhan de Jandun）是个法国人，但对其影响很大，他们师生之间非常亲近，杜亨·德·约登还背着国王腓特烈·威廉教他拉丁文。在他父亲看来，为了阅读罗马古典文学而学习拉丁文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他认为熟悉法文和德文对于普鲁士下任国王而言已绰绰有余。然而，腓特烈阅读了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却对其政治智慧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如前罗马帝国（Roman Empire）的两位君王凯撒（Caesar）和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同时也都是文学家，他们关于战争及哲学方面的作品，对腓特烈后来在军事和学识上的成就均有莫大的影响。然而他父亲当时认为，即使腓特烈要阅读这些书籍，法文译本就够了。

奇怪的是，腓特烈一直学不好德文的说和写，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自己说的德文“像个马车夫”。终其一生，他最常用于交谈和演讲的语言，仍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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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小就被要求天天祷告，但是，腓特烈却从未成为虔诚的教徒。曾有一段短时期，他受到十六世纪法国宗教革命家加尔文（John Calvin）所创以基督为信仰中心的加尔文教派（Calvini*）的吸引，自始至终，腓特烈均未成为加尔文教徒（Calvinist）。然而，加尔文

宿命论倾向的教义，却一直影响其一生的基本信念。根据该教论点，一个人死后受到的奖赏和惩罚，均早已决定，而和其生前的行为无关。腓特烈同时也确信人性本恶的说法，这和当时数位大思想家背道而驰，但他贵在能接纳各家的学说，加以融合后成为自己的。

腓特烈早期对加尔文教义的兴趣，日后转为对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哲学家的仰慕（启蒙运动是起源于英国和法国并迅速扩散至全欧洲的知性运动）。当时这些学者和作家认为人、自然和社会是只能用理性来解释和了解的现象，而理性即为心智及分析性思考的应用。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苏格兰怀疑论者休谟（D*id Hume）等，使欧洲人的世界观逐渐改变（其中卢梭后来因对腓特烈的军事行动不满，拒绝其邀请）。这些饱学之士代表了欧洲在科学和政治方面的创新，他们大多鼓吹*政治及人人平等观念。而现代的科学可以发展如此迅速，也是奠基于启蒙运动时代的研究贡献。当时这些科学研究和以宗教神权为本的古老宇宙观及人类在宇宙的地位均背道而驰，这也导致君主专制的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这股潮流于法国大革命（一七*至一七九九年）达到最高潮，此次革命推翻了开时代倒车，愈发专制暴虐的法国国王。

对于腓特烈·威廉而言，光是“理性”一词便足以引发疑虑，它会逐渐伤害长久以来国王们所确信之神授君权对百姓的控制力。理性思维对腓特烈·威廉这样一位在街上当众殴打百姓、还要求他们爱护他的君王而言，是莫大的威胁。

除了要求腓特烈学习各种语言以及技能之外，父亲还亲自教他担任军事领袖的基本原理，他经常带着还是小孩子的腓特烈参加各种军事演习，甚至给腓特烈一个联队让其指挥。这个联队也是由小孩所组成，当时称为王子小队，主要任务就是在年轻的腓特烈指挥下进行射击竞赛。

腓特烈在小时候，便已有叛逆倾向，这主要是受其父亲对孩子喜怒不定的行为影响。有时候腓特烈和姐姐维尔哈米娜（Wilhelmina）故意激怒父亲，再跑去躲在母亲房中。

虽然经常生病，腓特烈·威廉仍算是个壮硕而意志坚决的人，他不像其继承人对知性活动那么有兴趣，他最喜欢的是狩猎、吸烟和军旅生活。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儿子竟对这些事一点也不喜欢。在他的领导之下，普鲁士终于从上一个世纪的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 War）的蹂躏下逐渐复原，在这场自一六一八年到一*八年的战争中，普鲁士从城市、乡镇到农场，从农民、军人到地主，都饱尝战乱之苦。战后腓特烈·威廉立刻展开恢复普鲁士经济的计划，并投注许多时间和金钱来发展军事，而且在他计划中，他儿子将承续他未完成的工作。因此，虽然腓特烈对其父亲的个人爱好毫无兴趣，但也不得不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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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人可以真正强迫腓特烈去假装喜爱这些工作，他经常用各种方法显示对这类活动的轻蔑。譬如，出去狩猎时，他会在树林中突然消失，稍后却被发现他躲起来吹长笛。虽然他明知父亲很不喜欢他对法国语言和文化的仰慕，但却故意把自己的发型留成长长卷卷的法国式。在一封一七二八年九月写给儿子的回信中，腓特烈·威廉就严厉地教训腓特烈，他是个“顽固、不讨人喜欢而且不肖”的年轻人，还说“我无法忍受一个不会骑、不会射、嗜好也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把头发卷得像个纨袴子弟一样，剪也不剪的文弱青年”。他更对当时欧洲各国皇室之间，互相以极尽奢华的服饰彼此炫耀较量感到轻视。在其领导下，普鲁士朝中的成员皆是穿着简单朴素的军服，与一般皇室的挥霍无度大相径庭。腓特烈即使在加冕为王时，仍是穿着军服，他平常大多是一袭普通蓝布外套，一直穿到破了才会换新。

然而，腓特烈认为无伤大雅的举动，在他性格无常的父王看来，却是大逆不道。他开始鞭打虐待腓特烈，甚至对其断食。种种残酷的手段被欧洲其他皇室看在眼里，无不为腓特烈担心，而腓特烈的母亲索菲亚一方面慑于丈夫淫威，不敢拦阻他虐待孩子，另一方面又管不住腓特烈，让他别去激怒父亲。

如此的结果，造成腓特烈到了十五六岁时，变得野蛮、愤世嫉俗、叛逆而不受管束。父亲最恨有关法国的各种事物，他便表现得愈来愈喜欢所有法国的东西。他公然嘲笑父亲的宗教信仰，和父亲辩论辩赢了，更故意表现得颇为傲慢，这使得他父亲更是怒气冲天。而另一方面，腓特烈养成了外表冷漠的个性，学会把愤怒和不快乐隐藏在心里。

在腓特烈这一段迷惘且不快乐的日子里，他唯一的知己只有姐姐维尔哈米娜，他们是家中十四个子女中存活下来最年长的两人。虽然他们有时也会争吵，但他们的感情始终不曾稍减。对于父亲愈来愈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他们认为，可能是由于罹患所谓的精神躁郁症所致。另外，造成他们不快乐的另一起因，是他们母亲寄托在子女身上的野心。

索菲亚另有一个名字叫奥林匹亚（Olympia），她和英国皇室有血缘关系，她自认较适合豪华亮丽的环境，而不是像柏林这样跟不上潮流，甚至有点庸俗的地方。腓特烈·威廉因为爱她而娶了她，但她却看不起他的勃兰登堡皇室（House of Brandenburg）及其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她一直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因此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她因嫁给了普鲁士国王而无法获得的一切：豪华享受、权力和流行时尚。她认为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方法便是和英国皇室结为亲家。

索菲亚来自德国北部一个当时称做汉诺威（Hanover）选侯国的地方。汉诺威王朝（Hanoverian dynasty）一直以出了一位英国君王自豪，这位君王就是索菲亚的父亲，汉诺威选侯乔治一世（GeorgeⅠ） ，后来在一七二七年她哥哥又继承父位，是为乔治二世（George Ⅱ），他们两人通常被称为汉诺威国王（Hanoverian Kings）。

之所以会有选侯国的称法，是因为各侯国的领袖，也就是选侯，共同组成一个选侯院，负责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样的政治体制乃建立于公元八〇〇年 ，其目的在于统治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罗马旧教领地。在此之前的三百年，帝国是由哈布斯堡皇室（House of Habsburg）所领导，数个世纪以来，帝国本身的权威已经逐渐变成只具有象征性。当欧洲国家又分裂成旧教和新教两大阵营之后，帝国的存续更是备受威胁。普鲁士乃新教国家阵营的一员，在腓特烈担任普鲁士国王期间，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由于西里西亚诸战争的爆发，更是彻底瓦解。而这时候统治法国的波旁皇室将帝国视为最佳战利品，因为帝国包含了所有日耳曼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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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〇〇年代，汉诺威人和一群称为圭尔夫（Guelph）派的人结成盟友，圭尔夫原来是支持罗马教宗的一个日耳曼政治党派，其名称袭自一位十一世纪的巴伐利亚（B*aria）公爵。在十二世纪时，他们合并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Saxony）公国的武力，以对抗代表霍亨史道芬（Hohenstaufen）诸男爵的党派。而在意大利，代表教廷的圭尔夫派和代表各王国的吉伯林（Ghibelline）派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而表面化，到了腓特烈的年代，圭尔夫派已经不再是支持教宗的党派了，而是指像索菲亚这样和英国关系密切、而且与勃兰登堡为敌的人。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西蒙（Edith Simon）为当时普鲁士皇室内的冲突下了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支持国王的党派中，大部分是亲奥地利，而皇后则是亲英国。”亲英国汉诺威派开始谋划，扳倒亲奥地利的普鲁士朝廷。索菲亚甚至梦想最后成为英国女王，当时的普鲁士国王也注意到此一问题，但却过分夸大了其严重性。

在此种心境下，索菲亚开始试图安排女儿维尔哈米娜和威尔士（Wales）王子，还有腓特烈与英国的公主阿美利亚（Amelia）之间的婚事。然而腓特烈·威廉反对此种安排，尤其是反对有关腓特烈的部分，因为腓特烈的叛逆行为令父亲认为他是普鲁士皇室的叛徒。

当父亲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准腓特烈和英国公主之间的婚事时，腓特烈感到彻底的绝望。但在他十六岁时，腓特烈·威廉经常处于一种失控的怒气之中，维尔哈米娜和腓特烈如果让父亲不高兴，有时候连饭都没得吃。对于腓特烈王子古怪异常的行为，有一次他气得差一点用窗帘绳勒死自己的儿子。

父亲允许他随同前往萨克森的德累斯顿（Dresden）访问，一七二八年到摩登入时的德累斯顿朝廷走了一趟，对他造成颇深的影响，令他更相信，只要自己找机会逃离柏林及父亲如铁般纪律的束缚，一定可以过得更好。有一次，专横的父亲派人将他的三千多本书销毁，自此

更坚定了他逃走的决心。这时候腓特烈最信任的是普鲁士驻法国大使罗腾伯格（Friedrich von Rothenburg）， 他将自己要逃亡到巴黎的计划告诉大使，大使则警告他不要轻率行动，因为王子出走到法国对普鲁士而言是极为难堪的，处理不好，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腓特烈不得不继续留在柏林皇宫之中，而他的处境也愈来愈糟。当国王不在时，日子还可以忍受，腓特烈总是找维尔哈米娜一起读书、骑马和吹长笛，但是当国王出巡归来，全身疲惫又受痛风折磨所苦，那腓特烈就惨了，父亲会把怒气全发泄在他身上。鞭打、断食、拔头发，各种手段不一而足，甚至嘲笑侮辱他，说他竟能容忍这般待遇，由此可见是个懦夫。至少曾经有一次，父亲用窗帘绳勒他的脖子，几乎差一点勒死自己的儿子。腓特烈·威廉还对年轻的王子说：“如果我自己的父亲这么对我，我早就举枪自杀了，而你连这么做的勇气都没有。”或许就是这几句话，让腓特烈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想法。

这时的腓特烈必然在想：好，你要我死，我才不愿自杀呢！但我可以逃，不须大使的帮助。我有我自己的朋友，他们都会帮助我，我要自己凭本事逃到法国。

他决心逃跑，而且几乎成功了。然而，他还是低估了父亲管束他的决心，他更无法想象，自己和帮忙的朋友将为此行动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这次的危险计划不仅失败，而且后果的严重，更使腓特烈对人生全面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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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特烈十八岁时，他父亲安排他随同巡访日耳曼各地，旅行途中，将会经过和法国接壤的边界。他的二位好朋友凯斯（Peter Karl Christoph von Keith）和卡特（Hans Hermann von Katte）帮他筹集金钱、地图以及衣服，并趁他父亲不备秘密送交给他。他以为在两位好友的协助下，必定可以逃越过边界，直到抵达法国才重新露面，他本计划从法国辗转到荷兰（Holland），到了荷兰便可真正永远脱离父亲的掌握了。

不幸的是，有几封内容详述腓特烈整个秘密逃走计划的信，本来是寄给卡特的，但却送给卡特的堂兄——一位骑兵队长（因为他们的姓相同，故有此误），队长看了信后又将其交给当时也随同腓特烈等一起旅行的罗乔（Friedrich Wilhelm von Rochow）上校，罗乔因而得知了腓特烈逃走的计划。

因此，当他们一行到达法兰克福时，腓特烈被带去见狂怒的父亲。一开始，几近疯狂的父亲几乎要亲手杀了儿子，后来将其囚禁起来并派卫兵监视，不过腓特烈仍利用机会警告好友凯斯，让他安全逃跑。至于卡特，本来奉命搜捕他的军官已有意给他足够的时间逃跑，但腓特烈这位糊涂的朋友却还在附近徘徊，最后军官也不得不予以逮捕了。

接下来的军事审判中，卡特被判终身监禁，而腓特烈也被送到同一个法庭，他被控的罪名是逃兵，这个罪名如果成立，依照普鲁士的法律，是要判死刑的。法庭的成员一直不愿对皇太子的案件进行判决，因为无论如何，假如他们宣判他无罪，那将触怒国王腓特烈·威廉，到时国王非拿他们出气不可。而假如他们宣判腓特烈死刑，腓特烈最后仍可能免于一死，日后当腓特烈登上王位之后，他必将牢记此时判他刑的法庭人员，谁能保证到时候他不会报复？

为了避免这种两难，法庭将腓特烈的案子退回给国王，表示因为腓特烈的身份特殊，他们无法决定该案的判决。腓特烈·威廉也乐于亲自处理，他甚至把卡特的案子也接过来重新审理，他将卡特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腓特烈则先送到位于库斯特林（Küstrin）的监狱。一七三〇年十一月六日早上，卡特被押到该监狱外的刑场，腓特烈从一个高处的窗口可以看到他。两个年轻人交谈数语，其中腓特烈要求卡特原谅他，而卡特则答说没什么好原谅的。之后，卡特的头颅就在剑下落了地。

腓特烈被迫亲眼目睹自己最要好朋友的死刑执行过程，从这一天起，腓特烈彻底改变了他的行为、态度及所有的生活表现。两周后，腓特烈离开了位于库斯特林的监狱，住到镇上的一幢房子中，虽然他仍必须在库斯特林当地政府中服务一段不定的时间，而且日常生活均受到严格的约束，尤其是他的社交更是受到限制，但无论如何，总比被关在监狱里好得多，而比起他本以为会被处决，那更是有天壤之别。

库斯特林的首长教腓特烈有关治理城镇的道理，并指导他有关普鲁士及其他日耳曼公国（GermanPrincipality）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学识，而腓特烈也潜心受教，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在库斯特林，除了读书、研究、思考和自我反省之外，实在没什么可以做的。

对于好友卡特的死，腓特烈无疑伤心至极，且深感愧咎，因为毕竟逃亡计划完全是出自腓特烈的构想，但聪慧迷人的卡特却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当腓特烈从监狱出来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对此不幸结果的责任，及当时鲁莽行动的幼稚。他不得不承认这完全是他的错，他只考虑自己要达到目的，没有想到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伤害。在他一而再地回忆起卡特被处死时的惨状，他开始学习到责任感。

腓特烈大帝（9）

腓特烈对卡特的死感到极深的悲伤，但从这一次的悲剧及可怕的经历中，这位年轻的王子真正了解到权力的用途，及滥用权力的后果。他也曾经拥有权力，而且很不负责任地利用权力，要求朋友帮他执行一个幼稚的计划。他也亲眼目睹父亲使用相同的权力，使刽子手的利剑砍下卡特的头颅。但他更知道，权力也可以使用得理智而公正。在他独自留在库斯特林期间，他深思了这一问题，当他结束了此段痛苦的经历离开库斯特林之后，已经不再只是个叛逆的青年了。他已能够将在此悲惨事件中学到的经验和感触，转化为对其为普鲁士未来计划的助力。

而在这个时候，老国王则信誓旦旦地说，除非腓特烈整个人改变过来，否则他会一直待在库斯特林逐渐凋萎。他将腓特烈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且冷酷地向其军事大臣格伦布考（Friedrich Wilhelm von Grumbkow）表示：“希望他最后不会走上刑台，但连我自己都觉得怀疑。”一七三一年八月，父亲到了库斯特林看他，腓特烈不只一次跪在父亲面前，承认自己曾经想逃到英国的愚蠢和错误。国王则表示，虽然自己家人做了许多不体面的事（他怀疑腓特烈想要逃到英国是跟皇后索菲亚及女儿维尔哈米娜有关），但他仍是宽大为怀，不太计较。言谈之间语气似乎颇让人觉得放心，而讲完之后他便坐上马车离去。

同年十一月，维尔哈米娜和门当户对的拜罗伊特（Bayreuth）王子结婚。腓特烈知道自己表面尽管做出合作的样子，至于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套。他写了一些诗歌寄给格伦布考，格伦布考早就想赢取腓特烈的信任，他希望成为王子的心腹。在信中腓特烈传达了他的新观点：

当家人虎视眈眈不分寅卯，

行为活像伺机劫掠的海盗，

你只须行事遵照吩咐，

想你所想，但藏在内心深处。

十一月腓特烈获准回到柏林。

自此以后，腓特烈放弃所有叛逆性的行为表现。与其徒劳无功地与父亲作对，不如扮演听话的乖儿子。他所写的：“愈不是那么一回事，愈要学习表现得像是那么一回事”，或许就是他经验的结论。在短短的几年中，他的决心就受到数次危险而艰难的考验，令他必须全力为生存而奋斗。一七三一年的腓特烈，已养成王者的心性。

第三章： 年轻的哲学家国王

一七三三年六月十二日，腓特烈再度屈服于父亲的期望之下，和奥皇查理六世（Charles Ⅵ）的亲戚不伦瑞克-贝芬（Brunswick-Bevern）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Christina）公主结婚。然而他并不爱她，事实上她是由格伦布考帮他挑选的，他们的婚约远在两人见面之前便已决定，并正式宣布。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皇室年轻人的婚姻大多是基于政治上或社交上的目的。当然，大概很少人的婚姻，其政治动机像腓特烈这么强烈的了。腓特烈·威廉作此安排，除了他认为这是为儿子好之外，也是受到格伦布考及奥地利大使泽肯多夫（Ludwig Heinrich von Seckendorf）伯爵的影响。他们都极力劝说国王，千万别让腓特烈娶英国公主，以免英国对普鲁士皇室的影响更形加深。另外的原因，则是要使普鲁士继续臣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在此时，哈布斯堡仍控制着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匈牙利、荷兰南部（今比利时）、北塞尔维亚（NorthSerbia，位于前南斯拉夫）、瓦拉西亚（Wallachia，今罗马尼亚之一部分）以及意大利和日耳曼的一部分。再则，格伦布考私下和哈布斯堡皇室间也有密切关系。英国曾试图要揭发这种关系，以动摇格伦布考在普鲁士国王眼中的地位。英国的计谋并未成功，腓特烈·威廉仍采纳了泽肯多夫和格伦布考的意见来安排王子的婚姻。腓特烈在国王面前只有唯命是从，但他仍请求格伦布考说服国王，“看在耶稣受难的分上”改变心意。

腓特烈大帝（10）

由于皇室生活一切都有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目的，那些婚姻均来自安排的王子公主们，通常没有个人的心腹，为了在此种环境中生活，他们大多将彼此视为知心，互相依赖倾诉。

然而，爱在皇室家庭中，似乎并不是必要的感情，即使在夫妻之间也是如此。虽然腓特烈对待伊丽莎白始终十分尊重，他却没有和她亲近的意思。有一次腓特烈·威廉看他对未婚妻实在太不关心，便怒气冲冲地要他立刻写信给她。腓特烈私下表示，“这岂不等于用棍子揍出我对她的爱……我有什么好写的？”他说，为了让父亲高兴，他会娶她，至于婚后如何，那就要看他自己的意思了。后来果真如此。

日后腓特烈曾表示已履行婚姻的义务，但他们一直未曾生下一男半女，有人说这是因为腓特烈小时候曾受伤或得过病，使他丧失生育能力，不过这些说法均未得到证实。而平常腓特烈便毫不隐瞒地表现出对伊丽莎白毫无兴趣，但似乎也没什么理由让他对她采取如此极端冷漠的态度。至于伊丽莎白，她的个性似乎极为坚强，虽然腓特烈如此待她，但她自始至终，仍一直保持极为高贵的态度，行为全无可议之处。一七三二年，当腓特烈同意和不伦瑞克-贝芬公主订婚时，父亲也终于让他重获自由，离开父亲严格控制下的库斯特林——一个他认为自己过得不如一名苦役的地方。此后他移居到附近的一个守军驻防城镇诺伊鲁平（Neuruppin），并担任一个陆军兵团的团长。虽然仍时时要受到国王的监督，但是腓特烈已经逐渐对军事产生兴趣，专注于自己的职责。此时，伊丽莎白和丈夫分住两地，她自己住在腓特烈·威廉送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的尚豪森（）城堡。

腓特烈夫妻这种几乎一生分离两地的命运，从一七三四年，他们才结婚不久便已注定。那一年，腓特烈率领一万名父亲的士兵出外远征，抵御沿着莱茵河（Rhine）侵扰奥地利王国的法国军队。这一趟旅途对二十二岁的腓特烈而言，是一次难得的经验，因为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萨伏依（S*oy）亲王，也就是名将欧根（Eugene）的领导下，打一场仗。然而，在这一点上，腓特烈倒是大失所望，因为率领法国军队的萨克斯伯爵（Maurice de Saxe），一直不让欧根的军队有机会接近菲力普斯堡（Philippsburg）协助防卫，也不让他有机会加入主要的战役。虽然这一点心愿无法达成，但腓特烈在这一次远征的旅途中，也的确有不少收获。此次远行，除了让他可以避开伊丽莎白之外，更让他有机会出远门。这是打从卡特死后就不曾有过的事了。在旅途中，他认识了许多很要好的新朋友，这些朋友后来均对他帮助颇大。更重要的是，从这次经验中，他了解到奥地利军队已不复往日雄风，而且军官的指挥效率也不如预期。如果奥地利人知道腓特烈日后如何利用这次所获得的资讯，恐怕就不会让他这么深入了解军队了。这次的远征，也激起了腓特烈接掌皇室权力的欲望，此时他有股成为军队将领，为自己国家的未来打出一片天地的冲动。

然而，在当时，腓特烈只是把这些想法藏在内心。回到家时，父亲病得很严重，他开始想到自己可能不久即可以登上国王的位子。不过，没多久老国王的病又好了起来，对此腓特烈感到有些安心，但也有些失望。因为除非他真正登上国王宝座，否则永远无法脱离父亲的高压控制，也无法实现他治国的构想。以前腓特烈曾害怕父亲突然去世，现在他长大了，他们父子之间已较能互相了解，也懂得彼此的相处之道。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极为恶劣——即使现在仍偶尔如此——但父子毕竟是父子，骨肉相连仍是天经地义的。

腓特烈大帝（11）

既无战争可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登上王位，腓特烈只好回到雷恩斯堡（Rheinsberg），那是他结婚时，腓特烈·威廉为他和伊丽莎白购买土地，并重建的一座美仑美奂的巨大城堡。腓特烈就在那里读书、研究，为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号：哲学家国王，奠下了深厚的基础。除了读书以外，他还继续练习他从小就很喜欢的长笛，并写了一百首以上的奏鸣曲和协奏曲。长笛是他多年来消遣和思考时的良伴，他通常在早晨刚起床时吹奏，然后再把心思放在一天的事务上。

他对音乐的热衷终生不改，并且带来不朽的成果。他的长笛老师匡茨（Johann Joachim Quantz）跟随他的时间便超过三十年，而在这段时间中，匡茨共作了约三百首长笛的演奏曲，并写了一本名为《谈长笛吹奏技巧》的书，这本书到目前仍是长笛演奏方面的经典之作。后来，腓特烈延揽了当代许多杰出的音乐家到皇宫中，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第三个儿子，卡尔·菲利普·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也在其中，他本身也是个作曲家，在宫中担任大键琴师。另外，法施（Carl Friedrich Christian Fasch）也是腓特烈的伴奏者之一，他同时也作曲并教授作曲，法施和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很熟，他也是后来的柏林合唱团前身的创始者。卡尔·格劳恩（Carl Heinrich Graun）是腓特烈位于柏林市外波茨坦（Potsdam）宫廷的音乐总监，他共写了超过三十出歌剧，他的弟弟约翰·格劳恩（Johann Gottlieb Graun）则在柏林写了一百首交响曲，二十首小提琴协奏曲，及许许多多其他作品。

一七四七年，巴赫根据腓特烈所建议的主题，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包括二首遁走曲和轮唱曲，及后来的一首奏鸣曲，并结集为《音乐的奉献》（Musical Offering） ，曲集前题写有：“国王授意及订定主题的轮唱曲作品集”（Regis Iussu Cantio Et Reliqua Canonica Arte Resoluta） 。

在雷恩斯堡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是热闹非凡，堡中众人参加各种戏剧演出、音乐表演、诗歌朗诵，及其他节目，有的上台表演，没上台的就当观众。成团的访客络绎不绝，都是来享受腓特烈热诚的款待，并和他结交的，这位年轻王子当时是位出了名风趣而机智的好主人。其宫中的气氛经他刻意经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而自在，其间的言谈也均是才气纵横，话题无所不包。

这段时间，腓特烈写了数以百计的信，因为寄信和收信是他最大的娱乐之一。后来他开始写信给法国大文豪伏尔泰（Voltaire），一直到伏尔泰去世为止，两人均保持书信往来。他也常和他的朋友、亲戚鱼雁往返，尤其是他的姐姐维尔哈米娜，甚至只要是和他感兴趣的事物有关系的人，他都会以书信联络。

腓特烈的兴趣非常广泛，所以书信往来很快就不敷所需。这时候他最注重的，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事务，因为他了解到，有朝一日这些将对他非常重要。除此之外，他对音乐、诗歌、哲学、历史、经济，甚至如园艺及畜养马、狗等，都有极深的兴趣。这种广泛的好奇心对日后为王的他依然不改，他几乎对任何问题，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

腓特烈广泛的兴趣及经常写信的习惯，也使他的事迹广为后人所熟知。在一七○○年代，书信仍是日常通讯的最主要方式，幸运的是，腓特烈留下不少的书信和日记，成为后人了解他及他的时代最佳的资料。

腓特烈大帝（12）

在雷恩斯堡，腓特烈也开始认真学习政治、战争和历史，他主要是就教于萨克森的政治家苏姆（UlrichFriedrich von Suhm） 和曼托菲尔（ErnstChristoph Manteuffel） ，这两人均名列当时欧洲最睿智的人物。然而，这种可以潜心研究而且生活悠闲的日子毕竟无法久远，过了几年平静愉快的时光之后，两件事情，使腓特烈的生活产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

首先，是他也罹患了和腓特烈·威廉长年缠身一样的病，这种被称为卟啉症的病，经常使那位老年人脾气暴躁。这时候腓特烈终于了解，父亲的脾气为什么那么难以捉摸，甚至有时候显得有些残暴，因为他也开始亲身领略相同可怕的痛苦折磨。在当时，医学上对这种使腓特烈及其父亲尝尽痛苦的遗传病，才刚刚开始了解其成因而已，虽然这种病至今仍是无药可治，然而在十八世纪时，则连减轻病发的疼痛都没有药方。发作时，腓特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咬着牙等痛苦过去。

腓特烈的身体一复原，腓特烈·威廉的健康却开始严重恶化。他得这种病已经历时很久，一直都是时好时坏，每次发作隔不久总是会复原。腓特烈本以为这次也是如此，没想到不然，这位刚届五十二岁之龄的父王，再也无法承受任何病痛的折磨了。

一七四〇年春某一天，腓特烈被叫到父亲身旁，经过多年来争吵、怨恨而后又互相原谅的循环，这一对父子终于和解了。奄奄一息的国王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并给腓特烈最后一次忠告。一七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腓特烈·威廉去世。腓特烈的生活也立刻由一位绅士学者，摇身变为责任重大的年轻君王。多年来的写作和研究，此后即将为治国和征伐所取代。在老国王去世的那一刻，也就是腓特烈与年少时光正式挥别的时候。腓特烈登基为普鲁士国王时，年二十八。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一直希望收复失土以重振普鲁士。其中，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腓特烈的曾祖父）时代便已征服，而莱茵河沿岸的尤利西（Jülich）公国和波尔格（Berg）公国领地，则是牺牲了和英国及法国的协定，才从奥地利得到的。然而被称为“戎装国王”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并未收复最重要的西里西亚，也就是受奥地利控制的普鲁士南部奥得河（Oder River）沿岸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波兰西南部。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曾不断力争此地纳入普鲁士版图，但也一直无法实现梦想。虽然他为普鲁士建立了武力，但却一直迟疑不用，不愿投入所谓“师出无名的战争”。他所最关心的，还是国际形势的稳定，为了保持这种稳定，他一共签了四十件协议。对腓特烈而言，这些协议便成了他的一系列障碍。

曾经是位爱书的诗人又是音乐家的腓特烈，渴望用战争来一举解决西里西亚的属权问题。现在，他拥有父亲留下来的八万三千名士兵，其中包括了由腓特烈·威廉一世亲自挑选、身材特高的士兵组成的榴弹卫队（Grenadier Guards），腓特烈将这个在他父亲固执的观念下组成的部队解散，另外组织十六个步兵营取代。此外，他还有约八百万泰拉（talers）（当时普鲁士的货币）可以支配，而国内的工业经济也正快速发展。他写道：“我希望让普鲁士从尘土中重新站起来，……让新教在欧洲、在帝国内昌盛，让普鲁士成为受到压制者的避难所……成为不义者的梦魇。”

甘 地（1）

第一章：甘地的印度

以这种方式来开始全国性的革命行动，的确很奇特。一九三○年，四月六日，一位瘦小纤弱的老者，只披着普通农家自织的亚麻布，走向印度海岸，蹲下，然后抓起一小把海盐。他不是任何政党的领导人，也没有担任任何有权力的职务。一副小圆框的眼镜，一支手杖和带链子的怀表，这些几乎就是他所有的财产。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四天中，他和一群追随者向海岸跋涉前进，沿途更有数以千计的印度同胞们加入，壮大他们的声势。农人们在他们经过的路上抛撒花朵，在地上洒水以防尘土飞扬。而当老者在指间抓起海盐时，讯息已像闪电般地传遍印度，更回响于世界上。

全印度等待莫罕达斯·甘地（ Mohandas Gandhi ）发出这个象征再度为独立而奋斗的讯号，已经等了两个月。当印度的政治领袖们头一次听到甘地打算向英国政府的食盐公卖权挑战时，他们困惑不已。他们要求他的是带领大家走向独立。干吗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些不重要的事分神呢？就连掌管印度的英国总督一定也有同样的看法。因此，他根本懒得去拦阻甘地。

然而，双方都低估了这位伟人。甘地洞悉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脉所在。食盐是印度穷苦工人们吃饭时绝少不了的，而印度绝大多数的人口就是这些劳工。他们在酷热中工作，身体所需养分流失在汗里，便需要盐来补充。

虽然政客们对甘地的行径不解，但是人民立刻便能了解，自由地生产食盐是他们应有的权利。甘地相信，一个国家的力量衍生于人民的意志，而非政治领袖。只要印度人民不再恐惧压迫他们的统治者，印度就能脱离英国，赢得独立。这次违反食盐律令的举动，使印度人民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如果甘地只是作一场演说，而不是亲自行进到海边抓起一把海盐的话，造成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甘地懂得，行动的力量要比言语来得大。

甘地是位敏锐的政治家，同时也是真理、容忍与非暴力等理念的活生生典范。这些原则左右其一切行动。对他而言，个人与政治行动就像宗教与政治哲理般不可分割。

印度人民视甘地如圣洁的人一般地崇拜，并称呼他做“玛哈玛”（ Mahatma；或译圣雄 ），意思是“伟大的灵魂”。他们追随他以非暴力的方式，为争取独立而奋斗。他们自愿入狱，任人鞭笞，只因信任他，尽管他们并非永远了解或同意他的想法。政客兼圣人，甘地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所带来的影响也极巨大——不单是对印度，甚至印度以外。人们认同他的典范，也有人采取他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议。

甘地知道，印度不仅仅是要将英国人赶走而已，更要争取独立。印度半岛内部本因地区、语言、宗教及社会地位等因素而分裂，却因为英国人的存在而能成功地把广大的印度半岛联合起来，说来实在很讽刺。因为要为共同的目的将人民结合起来，甚至是为了独立，都是很困难的。

印度的面积几乎和整个欧洲一样大，是英国的十五倍大，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英国这个小岛却建立了横跨整个地球的帝国。在那时，像现在一样，印度的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七十万个村庄里，徒手在田里工作。久旱与季风持续地威胁农民的生计。饥荒、疾病攫走许多生命，有时一年就死掉好几百万人。人们不但受贫穷之苦，更因缺乏卫生设备而多磨难。各个村庄只有污秽的下水道，没有自来水。大部分的人活不过三十岁。除此之外，庞大的人口与快速的人口成长率，是印度一大问题，到今天问题依然存在。在甘地有生之年，印度的人口便从二亿跃升到四亿。

甘 地（2）

印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充满极端对比的事物。天平上的一端是数千座的小村庄，另一端是像加尔各答（ Calcutta ）、孟买（ Bombay ）般的大都市。然而都市中拥挤肮脏的贫民窟，会使人民陷入比村庄更坏的境遇。村庄与城市的贫苦穷困，与某些人的大富大贵形成对比，尤其能代表富裕的，就是印度本土大君宫殿（ courts of the maharajahs ）。

宗教上的差异同时也分裂了印度人民，更成为*冲突的根源，尤其是发生在两大宗教团体之间。其中印度教徒（ Hindus ）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教徒（ Moslems ）则占百分之二十五。

印度教远在三千多年以前便传入印度。站在宗教的角度而言，印度教不像规划严谨的基督教、犹太教或*教，它很有弹性而且融合了多种不同的礼拜形式。但所有的印度教徒都要受制于严厉的等级（种姓）制度（Castes）。在印度教的社会中，人们被区分成四大等级。这种区分，是与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关的，而且在过去，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之间不许通婚，甚至不准同桌而食。最高的等级是僧侣，或称婆罗门（Brahmans）；接下来的等级称做刹帝利（Kshatriyas），包括以前的王子及军人；再下来是由农人、商人与官吏组成的等级，称做吠舍（Vaisyas）；最低的等级是工人，又称首陀罗（Sudras）。

在首陀罗之下还有一种人叫做“不可触之贱民”（untouchable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其他四大等级的印度教教徒认为触摸这些人，或触摸他们碰过的任何东西，甚至他们的影子，都会玷污自己。这些人被迫居住于破烂贫民窟中最糟的部分，或是住在村庄的外围，饮用及洗涤都是用肮脏不已的污水。他们只能做些最低下的工作，像清理垃圾或搬运尸体。甘地认为，贱民制度是印度教一大污点，必须加以去除。

这座纪念碑所在的地点，于一七五六年时，有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包括妇女与孩童，在这里被印度叛变者监禁，而死于口渴、饥饿与疾病。他们这么恐怖痛苦的经历，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的黑洞”。

然而为印度教教徒深信不疑的轮回之说，一向支持社会等级制度，更使人难以推翻它。一个人在今生以何种形式出现，完全决定于他或她在前世的表现。如果你生下来是贱民，那是因为你在为前世所犯的罪赎过。如果你能安于你的地位，那么在来世你就能被提升到较高的等级。在你达到精神上的纯净前，你会一直不停地投胎再生。这个信仰，甚至让贱民有理由不去努力争取改变。

西元第九世纪时，莫卧儿王朝（ Moghul Empire ）的*教徒入侵，将*教带入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并夺走了政治上的控制权。到了十六世纪，欧洲人开始以拓展贸易业务的方式慢慢进入印度。最早来到的是葡萄牙人，接着是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十八世纪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香料，纺织品和原料的买卖与出口。不久，英国便开始霸占印度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便完全夺取了政治上的控制权。部分地区接受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其他地区则交由亲英国的当地君主统治。

英国人为印度修路、造铁路，将印度连接起来。不论是哪一地区，英语成为印度人共通的语言。印度人若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尽量让自己“英国化”。

甘 地（3）

起初，英国人只是想来买印度的产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在英国兴起工业化制造，英国人便将印度视为销售英国产品的市场，进而打击印度的工业，消耗它的资金。甘地出生时的印度，人们仍然受到古老的社会与宗教等级区分之苦，经济上遭受剥削，同时还受制于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几千名英籍官员治理三亿多名印度人民。印度在寻觅争取自由的力量。

第二章： 少年甘地

虽然甘地身披亚麻布，并与穷人认同，然而生于一八六九年的他，却是出生于一栋舒适的三层楼房，在这儿住着他们一家人与他父亲兄弟们的家人。他是他父亲第四位太太最年幼的孩子。甘地家的人属于吠舍等级（ 即农人及商人等级 ）中不吃肉的商人等级：巴呢亚（ Bania ）。事实上，甘地二字在印度文中意思是杂货商。但是甘地的父亲，和他父亲一样，在博尔本德尔（ Porbandar ）的君王朝中担任首相，那是在孟买北方古吉拉特（ Gujarat ）地区沿海的一个小州。

甘地的父亲卡拉姆昌德（ Karamchand ），是位精明的政客，尤其以忠心与公正无私而知名。当人们发生纠纷时，他是个巧妙的仲裁者，也许这一点，正为他的儿子立下了典范。在甘地自己的法律与政治生涯中，为发生冲突的派别间折冲协调，就是他首要的目标。

甘地敬爱他的父亲，但是与他的母亲普利芭（ Putlibai ）更亲近。母亲给甘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虔诚。她做到了以极大的牺牲奉献，全心全意地为他人服务。而且她还严格遵守宗教上的斋戒期。有一整年的时间，在没看见太阳之前，她绝不去碰任何食物。在季风来临的季节，莫罕达斯就会跑到室外，努力帮她在厚重云层中寻找太阳的踪影，如果太阳没有出现，她只是耸耸肩，微笑，等到隔天再说。

卡拉姆昌德把家人迁到拉杰果德（ Rajkot ）。当莫罕达斯还是当地的学童时，他非常的害羞。他每天上学、放学来去匆匆，根本不敢和同学说话。然而，他的生活起了变化。十三岁那年，莫罕达斯娶了一位同龄的女孩，美丽而意志坚定，她的名字叫做卡丝特芭（ Kasturbai ）。

这个年龄结婚似乎太小了些，但是童婚却是印度教的一项传统习俗。父母通常在孩子们比婴儿稍大时，就为他们安排好婚姻，根本没听过恋爱结婚这回事。长大以后，甘地反对童婚这项习俗，虽然他自己的婚姻维持了六十二年之久。甘地认为，就是因为这只是个古老的传统，因此没理由再将它实行下去。

一开始，结婚对甘地来说，是指有漂亮的新衣服穿，丰盛的食物，嫁娶的队伍，和新的玩伴。然而，很快地，他便想要建立起身为丈夫的传统权威。他不许卡丝特芭在没有他允许下出门，但她还是出门去了，他就会非常怀疑嫉妒。最后他们通常谁也不和谁说话。他曾试着在晚上给她上课，但是课程总是无法维持很久。好在他们头五年的婚姻中，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半。因为习俗规定，年轻的妻子有部分的时间必须回到她父亲家中住。

莫罕达斯对某些事物感到忧心害怕，卡丝特芭却一点也不烦恼，这让他觉得丢脸，尤其是他恐惧在黑暗中睡觉。除此以外，他也觉得自己长得太瘦小，不够强壮。舍伊克米塔（ SheikMehtab ）是个比甘地年纪大的男孩，他的自信与活泼健康深深地吸引莫罕达斯。舍伊克米塔常利用莫罕达斯的担忧恐惧来劝诱他吃肉。甘地一家和其他许多印度教徒一般，因为宗教信仰而吃素。舍伊克米塔便拿自己做例子来说明吃肉的好处。接着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论点：印度人因为不吃肉，所以长得矮小瘦弱；英国人吃肉，因此就有力量来统治他们。如果印度人想把英国人赶走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开始吃肉。

甘 地（4）

基于爱国使命，必须成为一个肉食者。莫罕达斯被说服了，同意试试看。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他又紧张又不习惯那种味道，弄得反胃不已。然而，为了救国的使命，他坚持继续尝试，甚至渐渐变得喜欢那种味道了。但是因为欺瞒父母而产生的罪恶感，最后还是战胜了他。他决定等自己能够公开地吃肉，不必冒着父母反对的风险时，再吃肉。

到后来，甘地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则是出自于自己的选择。吃素这件事，只是一个小男孩对传统印度教教规的质疑之一。他也不了解为什么和贱民接触就会被玷污了。他开始怀疑神的存在，于是停止到庙里去。同时，他对真理的信仰却愈来愈坚固，寻求真理成为他的最终目标。

一个偶发事件，首度让莫罕达斯知道什么是非暴力主张，也就是他长大后所秉持的原则。莫罕达斯偷偷从家里拿走了些黄金。事后他觉得很羞愧，于是就写了封悔过书，亲手交给父亲。甘地的父亲看完后就哭了，然后把他拥入怀中。真心的忏悔能够使他人宽恕你，而不是愤怒地惩罚你。

卡拉姆昌德卧病在床长达两年后去世，那年，他的儿子十七岁。在父亲快要死去之前，莫罕达斯感到不安与惊慌，就从父亲床边跑开去找卡丝特芭。

莫罕达斯的父亲与家人都希望他来继承世袭的官员职位。但是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他的成绩不尽理想，这时他们家的一位友人建议莫罕达斯：为什么不到英国去念书呢？只需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法律学位了。而且他拿的英国学位也较有威望。可是，他的母亲担心他会被*的欧洲社会给腐化了。最后，她放弃坚持，答应让他去，但是他必须先郑重地发下三个誓：绝不吃肉、喝酒及碰女人。

然而这一计划还有个阻碍。巴呢亚等级的长老（ 甘地家人归属于这个等级 ）想禁止莫罕达斯出国。因为如果身在英国，就不可能完全遵守他们的戒律，也从来没有任何巴呢亚等级的教徒出国留学过。甘地回答说，他不相信出国就是违反了他们的教规，而且他也不认为等级长老可以干涉这件事。这是一个不愿一味顺应传统的人的回答，内心的目标引导着他的行动，甚至甘冒被逐出本阶级的风险。

第三章： 伦敦的学生

在伦敦，甘地发现自己完全迷失在一个陌生的异邦世界。四周的人们，他们的衣服，甚至他们的房子看起来都很奇怪。以往他对英国人的了解大多局限于纸面上，但是眼下更困难的，可能是他不懂得英国社会风俗，这使得他非常不自在。

虽然甘地坚持吃素的誓言，但是这个誓言在此地的确很难持续。首先，是实际上的问题。他的房东太太以前没遇过任何素食主义者，因此除了燕麦粥、蔬菜及面包之外，不晓得还能给他吃什么。他曾试着在一家廉价的餐厅吃饭，然而最后他只好再度以面包果腹。除此以外，有个朋友告诉他，如果他不吃肉的话，那么就无法打进英国社会。

这使得甘地更急迫于获取其他的技巧，有助于让他成为一个英国绅士，而不是个迷惑的陌生人。甘地年轻的时候，渴望打入英国社会并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这些目标到后来都被他摒弃了。到达伦敦的几个月后，他变得很时髦而且对衣着常吹毛求疵。他去学跳舞、法文、演说，甚至还尝试了小提琴，希望能学着去欣赏西方的音乐，这一切都和以前的他不一样。

后来，他终于找到一家素食餐厅。他满心高兴地吃着到此地后的第一次正餐。甘地发现伦敦不只有其他素食主义者，还有一个素食团体。在和这个团体的会员交谈中，甘地了解到，有的人是为了哲理与道德上的因素而吃素，也有的人则是为了健康。现在，吃素对他而言，也成为自觉性的选择，不再只是义务。

素食者团体的存在，让甘地兴起了以写文章来支持吃素的念头，同时也让他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甘地头一次知道《 薄伽梵歌 》（ Bhag*ad Gita ）这部史诗，也是经由素食者团体会员的介绍。实际上，这本史诗是印度教徒的圣书或祈祷书。甘地却很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以前从来没读过，然而在他的后半辈子里，这本书对他影响极多。他看了旧约圣经，觉得无聊沉闷。可是，在新约福音中，他发现了耶稣登山训众这一篇。耶稣教人忍受屈辱，坚持非暴力的行为，深深打动了甘地的心。

在这段时间里，甘地同时正忙于伦敦大学的课业。虽然大家都知道律师资格考试很简单，有些学生甚至懒得去读指定阅读书籍，但是甘地依然非常用功。一*一年六月十日，他取得了律师资格。两天后，他便立即起程，急3着回到故乡，但是一直到他到了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哥哥因为不愿甘地中断学业，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

回到印度之后，甘地才了解虽然他研究法律，但是却没学习如何去运用它。也许他是拿到了一个颇具名声的英国学位，但是他却不具有在印度执业的律师对印度法律应有的了解。更糟的是他不敢在大众面前讲话——这却是律师?备的技巧。事实上他根本无法在任何一群人的面前说话，第一次开庭时，他太紧张太害羞，以致无法开口。

除此以外，甘地逐渐地明白，唯有权势与参与政治的人才有分量。可是，当他想向某位他在英国时认识的英国官员为他哥哥说些好话时，结果却很糟：甘地被粗暴地赶出那个人的办公室。因此，他必须同时明白另一件事，那就是，在印度殖民地想在英国人与印度人间建立起各种关系，要比在英国本土更难。

甘地因为觉得自己在国内没什么前景，于是接受了当地一家*教徒的贸易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到他们公司在另一英国殖民地——南非的分公司去。这家公司需要找个懂英文和法律的人代表公司待在那里一年。事实证明，这份工作对甘地而言，是个崭新的开始。

华盛顿（1）

第一章：就职典礼

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清晨，十三声礼炮在曼哈顿的纽约市上空响起。同一时间，位于樱桃街三号的一栋宅内，一名身材高大、卷发，气度高雅，身着棕色呢布装、白色长袜和银色扣带鞋的男士，正在梳理头发，他的腰际间垂着一把优雅的长剑。

教堂钟声缓缓响了起来，群众渐渐聚集，民兵列阵以待。约莫中午时分，一辆由四匹骏马拖运的马车停在屋前，前方是开道的队伍和满载官兵的马车。四周围观的群众抑不住喜悦之情，但求能一睹此人风采。这名高大的男子跨出屋子进入车座中，队伍便缓缓开向国会会议举行地点的联邦大厅（Federal Hall）。成千上万的纽约市民及来自美国其他十二州的民众夹道挥手欢呼，为能见到这名众望所归，身系全民命运的领袖人物而振奋不已。整个美国正在向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将军致意。

华盛顿现在的光荣背后曾有过多年的惶惑，他不知自己和同胞的命运何去何从。他们一齐向美国领土上的英国律法挑战，度过漫长痛苦的革命战争，在胜利无望的绝境中苟延求存。当时，华盛顿曾写道：“什么都不足以形容我们当前处境的艰辛和危险。”他为残存破败的手下所面临的悲苦境遇感到哀痛，并且“害怕战事即告败北”。

然而，华盛顿和他的人民不但面对了饥饿和疾病，并进而克服了它们；他们还向强大且配备齐全的英军挑战，并获得胜利。许多人为胜利捐出性命，但他们的牺牲却换得一个自由独立、新国度的诞生。为治理新国家，由国家领导阶层撰写的宪法中便明文规定，美国需要一位行政首长——总统——来统领全国。

在纽约四月的晴空下，华盛顿现在正准备接受这个职位。行进的队伍在联邦大厅前停住了，国会两院人士已在里面等着举行这一历史性的典礼。当华盛顿步入大厅，立法人士及宾客便纷纷起立。

在另一位美国革命核心人物，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带领下，华盛顿出现在阳台上，俯瞰整个华尔街。此时，挤在附近大楼屋顶、窗口及街道上的人群，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华盛顿以手抚胸，向人民鞠躬致意。

纽约州最高司法官李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e）主持就职宣誓，他问道：“你愿以天为誓，忠诚地履行美国总统之职，并倾力保卫美国宪法吗？”

“我愿以天为誓，”华盛顿回答。他重述刚才的誓言，并加上：“愿主保佑我。”然后弯下腰去亲吻面前的圣经。

“典礼结束！”李文斯顿大声宣布，他转过身去对民众高呼：“美国总统华盛顿万岁！”人民的欢呼声便跟着在大街小巷爆响开来。

我们的第一任总统鞠躬后回到议会大厅，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华盛顿是名军人而非演说家，因此对这项新任务感到不自在，声音显得有点发颤。但除此之外，华盛顿在演说中有力地声明了，一国之尊对国家未来发展当新任总统出现在联邦大厅的信心以及国民应负的责任与义务，并呼吁人民“尊重秩序与权利的不朽法则。”华盛顿说：“神圣的自由之火必须靠美国人民的双手来传承。”

第二章：弗吉尼亚出身

华盛顿原是弗吉尼亚州的农人，华盛顿家族在这块大英帝国最大的美国殖民州上历经三代经营，自成家风，影响了华盛顿的性情、品位和信仰。他的祖先务农为生，以其所得换取牛只、棉花和奴隶；并慢慢地扩张土地，为民服务办事。华盛顿终其一生不忘其本，以先人的成就为荣，并效法他们刻苦诚恳的精神。

华盛顿（2）

从最早期沿詹姆斯河（James River）开垦森林时，弗吉尼亚州的先民便受这片土地影响了。一七〇〇年时，平均每四个家庭中便有一户拥有五百至两万英亩的土地，而大多数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单位，他们种植自己的食物，编织自己的衣物，建造自己的屋宇、马厩和谷场，并蓄养奴隶。弗吉尼亚肥沃的土地，丰厚的林区，绵延的丘陵和涓流不息的河川，供给居民无穷的机会。华盛顿回忆弗吉尼亚时，形容它是“新生而富饶林木的土地”。

弗吉尼亚的农人种植烟草、小麦和玉米；有些人则生产沥青、焦油和大麻，专供英国海军使用。靠河流附近农场上的奴隶，则捕捉鲱鱼作为自家食用或运到市集出售。大多数农庄都有自己的大农场来生产丰富的蔬菜和花木。弗吉尼亚的农人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也因此带给这些勤奋的居民创造富裕生活的机会。

华盛顿的祖父在一六五七年自英国移居弗吉尼亚，当初他一文不名的来到这片新世界，但约翰·华盛顿（John Washington）的辛勤努力使自己很快便能置产，且小有积蓄。约翰在弗吉尼亚这块殖民地上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先后担任过验尸官、收税官，以及弗吉尼亚殖民议会（House of Burgesses）的议员。

约翰·华盛顿的孙子奥古斯丁（Augustine Washington）在波多马克河沿岸拥有许多小型农场，他的第二任妻子玛莉，便在其中一座农场里为他生下名叫乔治的儿子，时值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接下来的几年内，这对夫妻又陆陆续续生下其他孩子：伊丽莎白生于一七三四年，塞缪尔于一七三五年，约翰于一七三七年，以及一七三九年的查尔斯。

华盛顿三岁时，全家往波多马克河上游迁移，在小猎溪（Little Hunting Creek）与波多马克河汇流区定居。这时的农场上只有一间简便的小屋和一些散落林间的附属建筑。往后扩建而来的华屋、精致的花园、果园和谷场，被统称为弗农山庄（Mount Vernon）。

华盛顿的家庭在他六岁时再度迁徙，这回来到奥古斯丁的另一座农场，法利农庄（Ferry Farm），地处拉帕哈诺克河（Rappahannock River）河畔的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上。当时奥古斯丁几千英亩的土地和二十名奴隶的财力虽然还无法与弗州的卡特（Carter）、伯德（Byrd）、李氏（Lee）和哈里森（Harrison）等名门家族相提并论，但他却能当上治安法官和郡长，凭着实力赢得邻人的尊敬。

一七三八年，华盛顿同父异母的哥哥劳伦斯（Lawrence）自英国游学返乡，二十岁的劳伦斯是奥古斯丁第一任妻子（死于一七二九年）的儿子。劳伦斯的气质优雅迷人，很快便成为华盛顿心目中的偶像。华盛顿的阅读、习字以及算数均由家教负责，他对这些科目颇感兴趣，领悟力也很强。华盛顿早年的练习簿上写满了数字图表和土地探测的笔记。他不像杰斐逊或其他具影响力的弗州同辈一样进过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In Williamsburg），他甚至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实际上华盛顿是美国前六任总统中唯一没受过大学教育的。） 华盛顿从没精研过经典文学或历史，令他后来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学过法律。华盛顿的主要兴趣偏向体能活动，他酷好钓鱼、游泳、射击和骑马，还被封为弗吉尼亚最佳骑士，可见其骑术之精良。

华盛顿（3）

奥古斯丁死于一七四三年，享年五十八，长子劳伦斯继承他的大笔遗产，包括小猎溪畔的这个家庭农场。华盛顿十一岁失怙，此后在他的青少年期，便穿梭在家族的农场之间，华盛顿尤其喜欢和小猎溪农庄上的劳伦斯哥哥一起消磨时光。后来华盛顿将此地命名为弗农山庄（Mount Vernon），以纪念他曾跟随的英国海军上将弗农（Admiral Edward Vernon）。劳伦斯后来娶了费尔法克斯上校（William Fairfax）的女儿安妮（Anne）。费尔法克斯家庭的不动产贝尔瓦（Belvoir）便在弗农山庄附近。

年轻的华盛顿在探访劳伦斯的这段期间内发现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牌局、舞会、撞球、华服、漂亮仕女和浮华子弟的上流贵族社会。高大健硕的华盛顿很快便领会到这些权贵处世之道。

一七四七年，贝尔瓦上流社会中最具权势之一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Thomas Fairfax）宣布造访贝尔瓦。托马斯是费尔法克斯上校的表亲，这位酷爱猎狐的英国贵族在弗州北部的波多马克和拉帕哈诺克河之间，继承了大笔土地，此行便是查巡那五百万英亩的遗产。

托马斯在一七四八年曾派遣人马到他的西部领地勘察，由于托马斯非常欣赏华盛顿的猎狐技能，便邀年仅十六的华盛顿同游。年少的华盛顿从来没有在荒僻的莽原中生活一个月的经验，这趟旅行对他来说简直太过瘾了。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如何在布满冰雪的河中策马前行，如何遇见一队携着人头皮的印第安战士，并看战士为他们这群白人跳战舞，如何在林中遇到响尾蛇，以及在西部边界一间破烂的旅店中下榻，华盛顿形容当晚睡在“一张熊皮毯上，上面的跳蚤蚊虫加起来足足有熊皮的两倍重。”

这趟旅行中，华盛顿仔细地观察同队勘察老手的技巧和手法，学到许多技术。一年后，华盛顿也参与弗吉尼亚贝尔黑文镇（Belh*en）的兴建，该镇在后来易名为伊斯坎德里耶（Alexandria）。华盛顿在十八岁时正式成为库尔佩珀县（Culpeper County）勘察队的一员，他用这份工作挣来的钱，在伯斯金溪（Bullskin Creek）畔买下他的第一块土地，共计五百英亩。

华盛顿同时也开始对女孩子感到兴趣了，他称那些在贝尔瓦镇遇到的仕女为“低地的美女”（Low Land Beauties） 。虽然华盛顿很喜欢跟这些亲切的年轻女子搭讪说笑，但华盛顿却绝非女孩子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那六英尺三的昂扬身躯比同辈高出许多，手脚又大得出奇，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且一派认真，对大多数的年轻女子而言，华盛顿显得太过严肃了。虽然华盛顿写过不少为情所困的诗作，但他在做勘察员的天分上，显然高出文采许多：

自你明亮的双眸中，我被释放；

光啊，你比太阳还要亮丽，

在上升的白日中，射其华荣，

无人能盖过你的光华。

年近二十的华盛顿愉快地享受他的社交生活和事业，然而，快乐的生活中却飘来一袭阴影：华盛顿崇敬的劳伦斯哥哥染上了肺结核，身体状况迅速恶化。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在一七五一年十一月来到加勒比海上的巴巴多斯岛（Barbados），希望热带的气候能对病情有所帮助。华盛顿生平第一次来到海边，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华盛顿离开日后被称为美国的那块土地。

华盛顿（4）

巴巴多斯岛之旅对两兄弟都没有好处，劳伦斯的病情每况愈下，华盛顿则感染天花，所幸不甚严重，在脸上仅留下浅浅的疤痕。而且往后在革命战争中，一场天花夺去无数美军的生命，比英军的枪杆子还要凶悍，华盛顿则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劳伦斯于一七五二年七月，在弗农山庄中过世，死于肺结核。华盛顿失去了一名兄长、老师和最知心的朋友。

劳伦斯将弗农山庄留给女儿莎拉。他知道如果华盛顿活得比莎拉久，这片财产将会过继给华盛顿。莎拉在她父亲过世两年后也跟着去世了，华盛顿便成为这片农庄的新主。尔后，弗农山庄将永远与华盛顿齐名。

第三章：军官

华盛顿年轻时，许多弗吉尼亚人都对西部抱有一种想望，梦想有一天能越过蓝岭华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到达另一边肥沃的流域中开拓。虽然少数冒险犯难的拓荒者勇敢地克服了印第安人的攻击，在蓝岭山西缘辟出些许边界的社区，但整体而言，俄亥俄流域仍是未经开发的荒地。

这片流域亦很可能成为战场，因为英、法二国争夺世界霸权已有一世纪之久，法国在加拿大东岸已拥有不少殖民地，英国则在现今的美国东岸殖民。英、法的争战在美国尤为严重，因为双方都主张俄亥俄流域的主权。法国与当地几支较强大的印第安部落已有邦交，并已着手建立要塞作为交易站，但土地的主权究竟属谁却仍有待商榷。当英、法均坚决主张俄亥俄流域的主权时，战争似乎是无可避免的结局了。

一七五三年，英国政府授意弗吉尼亚州总督罗伯特·丁威迪（RobertDinwiddie）要求法军退出他们在伊利湖（Lake Erie）南方所兴建的塞堡，法军若拒绝撤退，英国将以武力驱逐。年轻的华盛顿很快就被卷入这场征战中了。

华盛顿一年前便已在弗吉尼亚国民军中任职，听到丁威迪的指示后，便志愿将信息带给法军，总督接受了他的请求。华盛顿的任务包括了一千英里的漫漫长路，中间得越过雪埋及膝的森林区，且随时可能遭到印第安人攻击。路程之艰辛，远超过这名二十一岁的弗州小伙子所能想象。

一七五三年十一月时，华盛顿开始向西出发，同行的还有两名翻译官。一位能操法文，另一位则能说当地印第安部落的语言，此外尚有四名充当杂役的莽林区住民。队伍在暴风雪中和倾盆大雨里越过陡峭的山岭和斜坡，慢慢的前行，途中还和皮兽商及印第安人交会，最后，他们终于抵达伊利河附近的法国要塞伯弗堡（FortLe Boeuf，现名水滩，位于宾州）。

华盛顿搜集了许多法国西部军力的宝贵情报，但是他与伯弗堡指挥官的谈判却毫无结果。指挥官以严正的语气告诉华盛顿，俄亥俄流域上的法军绝不撤守，若英国打算驱逐他们，法军将不惜一战。

华盛顿带着其中的一名翻译官返回弗吉尼亚，这是一趟状况百出的惊险路程。在印第安人称之为“杀人城”的小镇附近，华盛顿和他的翻译官差点就被他们的印第安向导在近距离用枪射死。这两个弗吉尼亚人跳起来把向导的枪夺了过来，翻译官气得想当场把向导杀了，华盛顿却不赞成这种“边界法”的仲裁行为，不顾同伴的反对，把刺客放走。接下来，华盛顿和翻译官又造了一艘木筏，横越布满碎冰的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 ，在摇摇晃晃的木筏上顶着巨块裂冰撑篙前行，华盛顿失了平衡跌入冰冷彻骨的川流中，等他好不容易挣扎上岸，湿透的衣服不消片刻便结成冰了，华盛顿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用雪揉搓冻伤的手和脚趾。

华盛顿（5）

再向前行，华盛顿和他的同伴在大卡诺瓦河（GreatKanawha）岸上发现七具尸体，头皮均给印第安人削下来了。情形之骇人，令华盛顿毕生难忘。他们终于在出发后的第十一个星期回到弗吉尼亚，华盛顿的报告中指出，法军拒绝放弃俄亥俄流域以及法军采取武力攻击的可能，这一消息震怒了丁威迪和英国政府。

三个月后，华盛顿再度来到俄亥俄流域。这回，他以弗吉尼亚州陆军中校的身份，奉命保护地处阿勒格尼河（Allegheny）及莫农加希拉河交会处，俄亥俄分岔道（Forks of Ohio）要塞上的建筑工人。此地后来成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Pittsburgh，Pennsylvania）。

华盛顿带着一百五十九位官兵西行，他得到消息说岔地上未完工的要塞遭到一千名法军及印第安人的包围，华盛顿的人手虽远不及对方，但他仍执意向目标前进。五月二十八日，当他得知邻近有一批法军的营地，年轻气盛的华盛顿中校等不及上方的指示，决定先给对方来个出其不意的攻击。一干弗州人很快地便摆平这小队法军，杀了十名小卒，并虏获其余士兵。

华盛顿发现生平这第一场战役相当过瘾，“我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华盛顿写给他弟弟约翰的信中说道：“相信我，那声音里面有种东西说不出地迷人。”宾州森林中这场小突击揭开了为期八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序幕。

华盛顿的侦察兵现在的报告内容变成了：大批法军和印第安战队正从西方朝他们逼近。华盛顿下令建造堡垒，并称为“要塞堡”（Fort Necessity）。虽然华盛顿在炮火中的表现十分骁勇，但却缺乏经验不太善战。要塞堡是个开放式的筑城，只有一层土墙和壕沟保护，它坐落在一片牧草上，从山坡上往下看，城中一览无遗。

法军于一七五四年七月三日进军，从山坡上以步枪向堡中猛射，轻易地瓦解了华盛顿的防御。华盛顿手下死伤的人数达三分之一，因此当法军向他们提出停火要求时，华盛顿感到非常讶异。其原因在于，当时英、法之间尚未正式宣战，因此法军指挥官决定让要塞堡的残存者缴械撤退。若非这位法国军官的仁德，华盛顿的头皮只怕早被印第安人削下来了，而美国历史也将为之改写。

华盛顿回到弗吉尼亚后，受到些许批评，但大多数人认为华盛顿和他的部属在要塞堡一役中表现出无比的勇气。要塞堡之役在英国引起巨大的回响，对华盛顿的同情纷至沓来，舆论并认为若要将法军驱出俄亥俄流域，便应供给殖民地足够的金钱和军队。

一七五五年的春天，布拉多克少将（EdwardBraddock）率领两团英国正规军到弗吉尼亚，华盛顿志愿加入英军队伍，布拉多克很乐意接收这名熟知地形的青年，很快便指定华盛顿做其个人助理。

该年六月，布拉多克率领一千三百名士兵及四百五十名左右的殖民军向俄亥俄分岔道的法军堡垒杜肯堡（Fort Duquesne）出发。由于一来需开辟林道供马车和大炮行走，二来英国的正规军和殖民军之间争执不断，使得队伍行进极其缓慢。

经过一个多月磨人的旅程后，布拉多克的军队终于到达距杜肯堡仅七英里之遥的莫农加希拉河。七月九日，士兵们正漫步在他们辟出的十二英尺宽的林道上，突然间一声枪响，紧接着印第安人悚动的战吼汹涌而至，然后是一连串快速的枪声，而悠闲的林道顷刻间成了人间炼狱。

华盛顿（6）

被挤在道上的红服英军成了藏身林中的法军和印第安人的活靶子，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被隐匿的敌人射倒。华盛顿后来回忆说，那些被印第安战吼吓坏了的士兵“就像羊只见到猎犬一般，仓皇逃走。”

又惊又怒的布拉多克，穿梭在惊慌的队伍之中，徒劳地想重整军容。华盛顿试着说服布拉多克让他把军队带入林中，这样还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布拉多克却坚持使用操练场上排练的战术。

华盛顿脚下已有两匹坐骑被射倒了，外套和帽子上也都有子弹射穿的痕迹，但他却发肤无损，“老天爷神奇的护佑，”他追述道：“出乎意料地保住了我。”其他人可没像他那么幸运，布拉多克的肺给子弹射穿，不久便死了。大多数官兵及数以百计的人遭到杀害，层层相叠的尸体染红了路面，那些尚能行走的则纷纷弃枪逃逸，印第安人呼啸着逼迫而来，将战死和性命垂危士兵的头皮削了下来。

后来，华盛顿对这场英军被屠的惨剧愤怒地表示：“我们被一群微不足道的人以最卑微的方式击垮。”他记述当时骑着马踏过这片战场时的景况：“可怕的画面……战亡者、垂危者、哀号者，沿途均是伤兵呼救的悲泣声和哭叫声……任你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心碎。”华盛顿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面对更多这种场景。

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下来的英军莫不佩服华盛顿的勇敢和果断，但英国官方却觉得这场败仗丢尽了他们的颜面，而将罪过悉数算到华盛顿和殖民军的头上。而美国方面在经过莫农加希拉之役后，对华盛顿的崇敬更是有增无减；华盛顿是名万人景仰的大英雄。

英军司令认为不值得再为俄亥俄流域流血伤人，便下令放弃该区，并将兵力调向北方。然而另一方面，弗吉尼亚的殖民议会却投票表决要重建伤亡惨重的弗州军团，以免未设防的殖民区边界遭受侵略。一七五五年秋天，华盛顿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军团上校及弗州部队总司令”，其时年仅二十三岁。

华盛顿得防守三百英里长左右的山区防线，抵御残酷的法军和印第安人的侵略，他们在打败布拉多克后，变得比以往更嚣张。当华盛顿检视坎伯兰堡（FortCumberland）的军队时，发现情况一团混乱，不仅毫无军纪，缺乏物资，更糟的是士气低落，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够保护弗吉尼亚。

华盛顿决心重振军纪、力整军心，他不断地向丁威迪总督和弗州殖民议会提出沉重的陈情，抱怨设备和人手的不足，他描述前线弗州官兵遭受的苦难，并警告说，支援若迟迟不来，要塞和官兵的性命将双双不保。华盛顿最想要的是进攻杜肯堡的自主权力，因为他知道，一旦扫除法军这个“万恶根源”，大多数的印第安人突袭也会跟着一扫而空。

一如华盛顿所料，前线印第安人的侵袭愈演愈烈，并且愈加残酷。华盛顿在坎伯兰堡的一名士官报告说：“除了满目的疮痍和屠杀外，眼下所见别无其他。山上燃烧的烟火染黑了天色，也遮蔽了邻近的山群。”

一七五七年秋天，华盛顿在防区边界上疲于奔命，试图整肃军容，训练新手并建立军威，后方支援的短缺常使华盛顿感到困顿，他开始对军队感到失望了。

华盛顿这段时期的辛劳付出折损了他的体力，一七五七年末，华盛顿旧病复发，一场痢疾迫使他返乡休养，这一躺，躺了整整四个月。

华盛顿（7）

一七五八年四月，英国正式与法国交战，官方终于决定在杜肯堡再战。此时华盛顿虽已决心辞去军职，但他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且极欲一雪前耻。于是当福布斯准将（Brigadier General John Forbes）率领七千名英军向杜肯堡出发时，华盛顿和他的弗州部属亦赫然在列。

然而这次他们的任务虽完成了，却完成得不漂亮。因为法军一接获英军大队前来的消息后，便把杜肯堡烧毁，然后逃之夭夭。虽然这种“速成胜利”与英军期望的“雪洗前耻”出入甚巨，但法军毕竟是被驱出弗吉尼亚了。

英、法的战役不断在美国北部其他各区发生，尽管如此，华盛顿仍铁了心回归平民生活，于一七五八年末辞去了军职。华盛顿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可在弗州军人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略窥一二。他们由衷赞美二十六岁的华盛顿为人“公正无私，完美无缺”，并为无法在他麾下继续做事感到惋惜。他们说：“到哪儿再去找这样一位爱国勇敢、领导力卓越的人？”

华盛顿返回弗农山庄，回到了熟悉的往日老友以及邻人身边。早先的时候，他曾是贝尔瓦地区的权贵人家——费尔法克斯家族的常客。华盛顿与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的私交尤密，威廉是华盛顿的老东家威廉·费尔法克斯（William Fairfax）的儿子。华盛顿十六岁时，威廉娶了一名聪明漂亮的十八岁少女卡莉（Sally Cary） 。卡莉对年轻的华盛顿非常地照顾，教他跳舞，在他们家庭的业余剧场上给予指导，并训练他的仪态。

时序渐逝，二人的情谊变得非常亲密。对华盛顿而言，他对卡莉的情感早已超乎友谊，然而他除了写写思念的信件和止于礼的和她聚会外，全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华盛顿写给卡莉的信件有一部分留了下来，其中一封一七五八年的信中，华盛顿写道：“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不要怀疑，也请勿对别人说，当我想表白时，世人无须知道我对你的爱意。”

就在他写完这封信的三个月后，华盛顿娶了玛莎（Martha Custis） 。身材圆润的玛莎是名拥有两个小孩的富有寡妇，玛莎的前夫留给她两栋华厦，一万七千多英亩的土地、一大笔钱和许多奴隶。他们的婚礼于一七五九年一月六日，在玛莎的农庄上举行。玛莎对华盛顿很好，她生性温和愉悦，且对操作家务有着极浓的兴趣，一直到华盛顿过世之前，玛莎一直是她丈夫最忠实的伴侣。

华盛顿对玛莎的爱报以忠诚和温柔，他对孩子及孙子们也非常和蔼，然而华盛顿对卡莉却不曾或忘。华盛顿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他六十七岁时，给卡莉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告诉卡莉，在他一生中“从没有任何事物能让我忘却那些快乐的时光，与你相处是我此生最甜蜜的时刻。”

华盛顿终于在他的农园中安家落户了，他做了他一直想做的事——当一名农人；住在梦寐以求的波多马克河边家中，浸淫在农居生活里，尽情享受富裕的地主生活。他成了弗农山庄的乡绅。

君士坦丁大帝（1）

第一章：一场奇梦

公元三一二年秋，君士坦丁的军队朝罗马挺进。在士兵皮靴的践踏下，这条通往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Flaminian road）上尘土飞扬。虽然年轻的罗马将军君士坦丁已自封为西罗马皇帝，另一位罗马人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却占领了罗马，也自称为皇帝。君士坦丁决心要彻底解决此事。他和马克森提乌斯各受其军队拥护为帝，两人也对即将来临的对抗作了万全的准备。

君士坦丁的军队穿着沉重的盔甲，在骄阳下行进时挥汗如雨。因为他们是北方人，比较习惯不列颠、上高卢（现今法国），和日耳曼边境十月里凛冽的寒风。即使是途经的乡间，也比他们大多数人出身的丛林野地开化很多。等到接近罗马近郊，景色从收成后的空旷田野及葡萄园，变成一连串修剪整齐的花园，围绕在红顶华厦四周。一路上，富人的华丽陵墓对比穷人的寒碜坟冢，当地异教徒崇拜的祠堂则错落其间——信奉其他神祇的士兵大多不熟悉这些信仰。渐渐地，沿路出现小旅馆和商店，但是全部闭门深锁。原来店家听到军队将至的风声都弃店而逃。这条重要干道平日除了农夫之外，很少有人行走，现在却只见农夫逃窜。他们对蹂躏美丽家园的其他内战记忆犹新，因此趁着大军尚未压境，赶忙把家眷和牲口藏匿起来。

君士坦丁的斥候仔细观察敌方情势，返回营地报告说，此城看来不易攻破。它那三十年前由奥雷里安大帝（Aurelian）建造的巨大城墙，已被马克森提乌斯强化并筑高。沿城墙新盖的等距高塔，也有操作掷石器的炮兵镇守。这些斥候又说，许多船只在台伯河（Tiber River）畔的码头卸下谷粮，准备在受到围困时使用。斥候说，离米尔维安桥（Milvan Bridge）不远处有一座由平底船支撑的临时木造新桥，然而君士坦丁的军队仍须取道窄小的米尔维安桥才能渡河。

君士坦丁对此不利消息不动声色，他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吩咐部属扎营过夜。他们距离罗马约有八英里远。他要部队吃饱放松，并充分休息，好迎接次日清晨的罗马攻击战。他召开幕僚会议，下达次日的指令，然后回到自己的营帐。他可能曾向赐予阳光的太阳神——军队最崇敬之神——祷告，要求赐予胜利。他感到徬徨焦虑，担心自己是在对未来作一场有勇无谋的赌博。

最后君士坦丁一夜辗转反侧。是夜某时，他做了一场奇梦，梦见耶稣基督出现。基督教在当时是流传于罗马帝国的新兴宗教。在这场梦中，君士坦丁获命在其士兵的盾牌上写下耶稣姓名起首字母，并得到耶稣的允许说，因这些神圣文字的保护，他将赢得胜利。

这令人鼓舞的显圣和命令，改变了君士坦丁的一生。他醒来后深信，这位基督教之神无所不能，其令必从。天一亮，他便下令部属在他的头盔上漆好基督姓名的起首字母，并尽可能画在每面盾牌上。在此记号保护下，军队朝罗马前行。

公元三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君士坦丁击败受古神祇保护的敌军，促使他成为基督徒。那次决定性的胜利，引导他继续在基督教的旗帜下获得多次胜利。等他终于成为罗马名正言顺的皇帝后，他运用一己财势加速基督教会扩展，并削弱广大帝国内的异教崇拜。他死后，基督教仍继续扩张，最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君士坦丁大帝（2）

首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Fl*iusValerius Constantinus） ，以君士坦丁大帝著称，约生于公元三世纪末叶某年的二月二十七日，确切生年不详。有些学者说他生于公元二八四年，并且在二十几岁时就做了著名的梦，赢得其关键性的一仗。参考其他资料来源的一些学者说，他的生年应该再早五年或者十年。君士坦丁的出生地也一样令人争议，至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英国，一说在小亚细亚，还有人说在南斯

拉夫。

目前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或推翻任何一项说法，

因为君士坦丁及其同时代的人并未记载多少有关他的私生活。大多数传记作家权衡老旧及相互抵触的考据，结论都是：其出生地在罗马伊利里亚省的内索斯〔Naissus，现今南斯拉夫的尼什（Nis）〕，出生日期约在公元二八○年左右。

君士坦丁之父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生于伊利里亚内陆的农家。当地的地理环境险恶，距离罗马帝国危险边境的一处据点不远。长久以来，伊利里亚便是征召罗马官兵的最佳地点。对满怀壮志的农村男孩而言，从军即是在罗马出人头地的最好方法。君士坦提乌斯也不例外，一到法定年龄便从军去了。他的同袍替他取了个拉丁文绰号克洛鲁斯（Chlorus），意即“苍白者”。他的苍白可能是他极力控制自己情绪所致，因为他终生必须应付压力和危险，是个认真干练的人。

克洛鲁斯生长的年代，适逢罗马帝国经历混乱而绝望的黑暗时代。到第三世纪中叶，帝国数千英里边境的几处据点均遭野蛮部落蹂躏。过去的罗马皇帝，都是阅历丰富、作风开明的人士，而今却由粗鲁不文的军队将领担任。罗马虽然亟须强人领导，但在克洛鲁斯从军队基层力争上游的时候，少数几位展现实力的皇帝常常掌权没多久就被暗杀。

不过事情并非一向如此。在此二百五十年前，年轻的奥古斯都·凯撒（Augustus Caesar）建立了罗马帝国。他在公元前二十七年一手掌控了逐渐崩溃的罗马共和国，把它改造成皇帝一人统治的国家。奥古斯都是一位聪慧精明的领导者，他表面上延续以往官员及*院议员（Senators）民选的宪政体制，因此博得民众及有力高层人士的欢心，其实他才是真正掌有实权的人。由于他的管理，古罗马法律和传统受到支持，帝国恢复生气，影响力及领土均获扩展。奥古斯都死时，帝国疆界扩及地中海附近的一块广大地区——北方与西方临海及运河，东接三大河（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 南邻非洲和*省份接壤的危险沙漠。改变后的边界外便是蛮族出没之地，他们不时威胁要进犯边境，但总是被罗马训练有素和高度机动化的军团所击退。

在公元后的头两世纪内，奥古斯都的继位者当中出了许多杰出帝王，其权力中心罗马的重要性与荣耀与日俱增。它坐落于七座丘陵之上，拥有辉煌的异教神庙、广大皇宫和政府建筑，其间错落供人民使用的巨型公共建筑——浴场、竞技场、纪念碑、市场和公园，绵长的渠道自七座山丘向四方伸展。特优的道路自罗马黄金柱石（Golden Milestone）向最远的角落辐射，是贸易和迅速防御的绝佳通道。罗马附近濒临台伯河口的奥斯蒂亚（Ostia）在罗马海军舰队保护下，运货船只川流不息。罗马商人的交易对象，包括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ia）到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酋长，他们甚至在第二世纪中叶派遣一百多艘船至印度，到中国的船也有数艘。

君士坦丁大帝（3）

几近两世纪，在国防内政兼修的罗马世界里，许多种族均享有繁荣及和平，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 。罗马人相信，这个黄金时代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到了公元一八○年，昏君康莫都斯（Commodus）主政，罗马的命运从此改变。

就在君士坦丁之父克洛鲁斯从军、赢得首次晋升，并在危险的多瑙河边境担任小小的指挥官之际，短短的一个世纪内，罗马帝国即陷入有史以来的最低潮。边境部落侵略帝国境内各地，边境相继沦陷。公元二六○ 年，来自波斯（现今伊朗）的大队人马征服了重要省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叙利亚（Syria），严重威胁到整个帝国东边的贸易，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列里安（Valerian）。这位代表罗马至高权威的皇帝，机运不佳，成为罗马千年历史中唯一遭敌人俘虏的帝王。

在三千英里外帝国最北的不列颠，经常与罗马人发生边境战争的野蛮民族皮克特人（Picts）攻破哈德良城墙（Hadrian’sWall） 。在帝国最南部，沙漠部落首次运用骆驼作战，攻击富饶省份埃及。日耳曼部落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罗马本土。虽然奥雷里安皇帝（Aurelian）已将他们逼退，他还是强化防御工事，加高罗马原本向南延伸三百多英里的巨大城墙。

波斯战争（Persian Wars）后，染上瘟疫的罗马士兵将病传回罗马，后来蔓延至罗马东部，肆虐十五年，造成各大地区和城市空无一人，并因此招致罗马受到进一步侵略。此外，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更使罗马惨境雪上加霜。一些野心勃勃的军事将领趁着局势混乱，号召军

队拥护他们称帝，并且允诺，事成之后将提高军饷和战利品回报他们，结果产生了两位或更多位皇帝争权的扰攘情势。他们的统治期都很短，但是其暴力手段却严重破坏国家的统一。有识之士穷于应付物资短缺和钱币贬值，他们预见了不可能发生的事——罗马帝国的灭亡。

逐渐崛起的年轻罗马军官君士坦提乌斯，把这些年投注在指挥家乡伊利里亚边境地带的军队，日耳曼部落经常在当地探察罗马的弱点。他首次遇见海伦娜（Helena） ，可能是在其军旅生涯之初。此女后来生下君士坦丁，并成为著名的基督教圣徒。

关于海伦娜的出身，有很多种传说——最吸引人的一种（而且最不可能）是，她是不列颠凯尔特（Celt）国王寇尔（Coel）的红发女儿。苍白而含蓄的克洛鲁斯在执行皇帝吩咐的一次秘密任务时遇见她。另一种较为传统的说法是，克洛鲁斯某天放假时在河口城市内索斯的一家颇受欢迎的小酒馆里，遇见老板年轻的女儿海伦娜，两人陷入情网。虽然海伦娜后来的政敌谣传，她以前是*，其子是私生子，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合法结婚的。

君士坦丁是他们的独子，即使后来他们的婚姻破裂，又与儿子长期分离，两人一生都挚爱这个孩子。他是个金发、蓝眼、讨人喜欢的结实小子。就像现今一般的军人家庭，他和母亲必须在许多营地驻留，通常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盼到克洛鲁斯放假回家。根据一项旧消息来源，克洛鲁斯担任达尔马提亚（Dalmatia）省长时，他们必会随之迁徙。达尔马提亚濒临伊利里亚的美丽海岸，当地气候温和。对一个从基层干起的人来说，省长职位是朝上发展的一大步。

君士坦丁大帝（4）

君士坦丁四岁左右，纽莫里安皇帝（Numerian）从波斯湾远征回来，他一直紧闭轿子的窗帘，以免强烈日光刺激他发炎的眼睛。他那诡计多端的岳父趁人不备，一刀将他刺死。不知情的轿夫仍抬起轿子，带着尸首继续上路。同时凶手将消息先行传给在罗马的另一位皇帝卡里努斯（Carinus）。

但是数天后，有人发现轿中的死皇帝，军队为此相当愤怒，举行了战时会议。由于他们不喜欢在罗马的另一位皇帝，便宣布他们爱戴的将领戴克里斯（Diocles）为帝。这位在历史上以戴克里先（Diocletian）知名的军人，与前任统治者作风大相径庭，在其非凡的二十年统治期间，他阻止罗马世界每况愈下，并且大开改革之风，使得年幼的君士坦丁得以在其中茁壮成长。

第二章：年轻的贵族

纽莫里安皇帝被谋杀和戴克里先获拥皇帝的消息，一路从小亚细亚的尼考米迪亚城（Nicomedia）迅速传至伊利里亚军营。克洛鲁斯、妻子海伦娜和四岁的儿子君士坦丁就驻守在该地。克洛鲁斯必曾盼望新皇帝注意到他，并且予以擢拔，因为戴克里先正好也是出身寒微的伊利里亚人，而且同样具有诚实可靠的性格。

戴克里先进行新的人事命令前，他必须先行解决罗马另一位皇帝——他在同年的战争中完成此事。现在他是庞大纷乱的罗马帝国唯一的领袖。在半年内，他判断单靠一人无法重整偌大帝国，于是在公元二八六年秋，任命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安（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imianus）的伊利里亚将军为共治皇帝（coemperor）。马克西米安曾在波斯战争中表现优异，虽然残暴不文，他的忠诚度却值得信任。戴克里先向马克西米安言明，他本人还是罗马事务的主导者，然后才将帝国西半部的管辖权交给他。

克洛鲁斯当时也获得晋升。他成为马克西米安的御卫队队长，亦即最高军事助理，握有罗马驻高卢军队的重要指挥权。

君士坦丁在父亲升官时是六岁。他和父母向家乡道别，连同新增的随行人员朝克洛鲁斯未来的总部前进，该地靠近北日耳曼边境。克洛鲁斯身着崭新戎装，令人瞩目，他骑着一匹精壮军马，而让君士坦丁骑着一匹小马随行其侧，海伦娜及侍女则坐在一辆附有窗帘的四轮马车内。其他的随行人员尚有奴隶、仆役、秘书和特种军事部队。他们从沿着山边蜿蜒而建的罗马大道行走多日，跨越溪流，穿过山谷，越过高山，在固定的哨站换马及收发信件。军需军官沿路安排供应品，以无限量的皇家公帑替他们支付费用。

最后，一行人抵达战略上重要的城堡特里尔（Trier） ，它位于莱茵河支流莫塞尔河流经的河谷，盛产谷物与美酒，这是君士坦丁首次置身罗马大城堡。他从一座高山俯视河川，看到巨大的港口、仓库，以及在他身后建有炮塔的高大城墙，环绕着比城墙还高的屋顶以及高塔。他的父亲向他保证，这座城市很难攻破，因为攻击者必须通过该城的两道壕沟，然后再躲过如下雨般密集的大鹅卵石炮攻击，才可以触及城堡防备完善的城墙。一行人通过横跨河流的石拱桥，然后骑马行经巨大的城门。克洛鲁斯的新部队沿路排成一列，好奇的群众争相观看他们的新指挥官，以及在他旁边神气十足的英俊儿子。

这一家人定居下来，过着他们以前从不知道的豪华生活。人人尊敬这位新队长，并夸赞他年轻的小儿子。他在军团里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君士坦丁大帝（5）

克洛鲁斯工作一早上后，常常跑到公共浴场松弛一下，君士坦丁也会跟在身边。在这个北方城市，人人连在最冷的寒冬里都洗澡，因为室内大浴场的大理石墙和地板都以面积广大的火炉和蒸汽管加热。首先，一间房里有三个热水池，他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然后裹上毛巾再移往另一间温水室，滑进一个水温稍低的池子。接着再到冷水室去，从五个水温极低的冷水池中选择一个赶快跳进去。然后再到蒸汽室、按摩室和更衣室。这些房间均以镶嵌图案和雕像装饰。离开浴室后，父子俩沿着柱廊行至外面的运动场。在这里，男人们都会在运动之余拨出时间，教导他们长官的儿子各类型的运动，其中包括使用长剑和匕首的正确方法。

遇到特别的日子，这一家人常到罗马市中心的竞技场。他们坐在保留给高层人士的特区观赏各种奇景，例如将罪犯或日耳曼俘虏丢给饥饿的狮狼。

其他时候，克洛鲁斯会带家人到太阳神密特拉斯（Mithras）的大神殿祈祷。在近东地区，每个士兵都知道太阳神，其信奉者仅限男性。太阳神保证赐给信奉者胜利及永生。克洛鲁斯在还是年轻士兵时就加入信奉行列。为此，他还经历了可怕的入教仪式，例如火炙、束手被扔过深坑，然后才是浸在现宰的牛血里获得洗礼。君士坦丁当时年纪太小，无法跟着父亲参加秘密仪式入教，但是父母同时教他要信奉古罗马神祇、远祖和权力及于洪水雷电不具宗教色彩的山野神祇。

此外，海伦娜可能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并且就此影响其子，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她的影响力之大。基督教是罗马世界一支相当新的宗教，它所传达的讯息是同情妇女与穷人，其教义涉及个人生活——与罗马帝国枯燥乏味的仪式性宗教迥然不同。许多基督教徒都住在高卢（Gaul） ，其中大半在特里尔工作。海伦娜可能曾和女基督徒交谈，对她们的信仰至少有些概念。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此事，但众所周知，海伦娜后来成为基督徒，其子君士坦丁在三十出头幡然改信基督教前，已经熟知基督教的许多故事和许诺。在克洛鲁斯参与多次高卢战役期间，君士坦丁与母亲独处的时间相当多，她在这段期间将一些感人的基督教福音故事传给儿子，这事可能性很高，不过当时君士坦丁可能偏好其父信仰的神明，即军人的太阳神。

在特里尔的头两年，君士坦丁之父对日耳曼部落战役节节称胜，不仅冲破罗马防线，并进占高卢。公元二六八年的一次大胜之后，他获得戴克里先的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赐予一场凯旋*，或者“凯旋式”。马克西米安本人也从意大利北部米兰的住处北上参加。那是君士坦丁首次见到的胜利*：长长的队伍中有返乡士兵、戴上手铐脚镣的惊惶战犯、一车车的战利品及胜利纪念碑，最后是他父亲，这位得意扬扬的队长，与身着紫袍、头戴金冠的皇帝马克西米安并辔而骑。

这一家人在高卢待了七年。在这段时期，君士坦丁变得又高又壮。他的下巴愈发坚定，仿佛反映出他铁般的意志和追求完美的渴望。就像多数的军人之子一样，

他学会玩军事游戏，为日后的军旅生涯做准备，并很早即表现出其领导能力。身为御卫队队长之子，他变得习惯于接受特殊的关注和享受。他似乎曾逃避许多学校课程或私人教育。虽然海伦娜聪慧又有活力，但她并未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如果学校教育干扰其子对体育或军事

君士坦丁大帝（6）

的喜好，她就不坚持君士坦丁必须接受学校教育。

公元二九三年时，他们的家庭和谐开始粉碎。戴克里先皇帝远自尼考米迪亚的皇宫宣布，他将政府制度改为由四位皇帝掌权的四人分治制（tetrarchy），其中两位皇帝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被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 ，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古老头衔。他们将由两位年纪较轻者辅佐，这两人的头衔“凯撒”（Caesar） 更古老。四位领袖每人统治四分之一的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握有最终的权威和权力。戴克里先的东部“凯撒”是一名叫做伽列里乌斯（Galerius Valerius Maximianus）的军官，君士坦丁的父亲克洛鲁斯也获封为西部的“凯撒”。克洛鲁斯和伽列里乌斯均为杰出的将领，当时对戴克里先而言，那是最重要的事。

但是，克洛鲁斯如果想当“凯撒”，就必须接受一位被俘的敌军将领在罗马皇帝面前请求饶恕。君士坦丁之父克洛鲁斯从特里尔挥旄征战，节节胜利，让当时仍然年幼的君士坦丁初尝胜利的滋味。两个条件。第一是与海伦娜离婚，然后与提奥多拉（Theodora）结婚，因为前者的身世被认为不适合做西部新凯撒之妻，后者是马克西米安皇帝的养女，较能为社会所接受。不管克洛鲁斯的感受如何，他并未拒绝这项条件，海伦娜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遭到离婚的命运。接着他与提奥多拉举行豪华的婚礼。

克洛鲁斯的第二个义务是将他十三岁的儿子送到跨越半个帝国、戴克里先在尼考米迪亚的宫廷。戴克里先表面上是为了让他接受比在边境时更好的教育，事实上把他留在身边当人质，以确保他父亲在握有大权的新职位上忠贞不贰。

君士坦丁不知是否能再见到母亲，却仍然必须向她道别。她被送走，可能到她的故乡伊利里亚的娘家或朋友家里。她的前夫克洛鲁斯必会确定她有足够的钱，并且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她并未和其子完全断绝联络，因为在三十年后，她突然重现于历史，以皇太后的身份立于其子身旁。

而君士坦丁有十二年未曾再见到他父亲。等见面时，这位苍白、紧张的克洛鲁斯即将逝去，君士坦丁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男孩，而是坚强的军人及精明的政治家。

第三章：天下无敌

十三岁的君士坦丁加入戴克里先在多瑙河边境的一处军事基地，首次会见这位对他一生影响至大的人。他看到一名强壮的男子，头发粗短，面容诚实——但并非那种你想违抗的脸。善于看人的戴克里先则看到一名高大健壮的青少年，显然未接受太多教育，但是值得培养作为日后之用。

自两人在公元二九二年冬会面后，他们南迁到戴克里先最喜欢的住所，即小亚细亚的尼考米迪亚，半途停驻古老的拜占庭市。拜占庭不比一个村落大，后被君士坦丁改建成首都。在此后的五年里，戴克里先及其朝臣从尼考米迪亚至埃及作一连串扫荡才返回。

今天历史上记载有关君士坦丁的第一手资料，是根据一位基督教教士所述。在他们几次停驻巴勒斯坦期间，他看到这位身着青铜色和深红色相间戎装的年轻军官立于皇帝之旁。这位教士在四十年后写下他的印象，他回忆君士坦丁“已经从儿童期过渡到青春期，身高、风度及相貌均高人一等，而且获得所有见到他的人赞美”。

君士坦丁大帝（7）

就在戴克里先巡逻近东，君王坦丁随侍在侧之际，他的共治者也出动军队巡行——类似现在的弹性机动部队。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由西班牙来到北非，驱逐四处掠夺的摩尔人（Moors）。西部的“凯撒”，即君士坦丁之父，率领他的罗马舰队在迷雾中驶向不列颠，打败了一名篡夺者的军队，并且向北前进，以整修前皇帝哈德良（Hadrian）为对付入侵者皮克特人所建立的防御城墙。东方“凯撒”伽列里乌斯获命至亚美尼亚击溃波斯人，除了得到财富，还擒获波斯王的妻妾，使波斯王很快就求和。为了在实际战争中吸取经验，君士坦丁加入这次战役。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他的力气却很大[他的士兵们称赞他为“牛颈”（Bullneck）]，并且表现出他自小就有的领导才能。

仗着他三位得力助手的杰出军事表现，戴克里先可以专注于他真正的兴趣——执政，并解决前任皇帝所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的管理天才渐渐将事情整合起来。他面临岁收及人口减少，投机者囤积居奇导致物价上涨，交易陷入停顿，但是他的钢铁统治使得国库仍然充实，军队供应无缺，四个皇宫的人手和设施保持完备。许多人被迫义务修补道路或运送军需用品。有些人侥幸逃离收税官的征召，其他留下来的人都被折磨成赤贫。然而总括来说，由于这位杰出的皇帝，罗马帝国才免于继续衰颓，他后来的继承者君士坦丁也从他身上学到许多。

戴克里先统治多年，但是后来逐渐年老力衰，而且易怒多疑。因为他亟欲成就一个运作平稳的帝国，故而不容有任何歧见，基督教徒的异议开始触怒他。他们拒绝崇拜罗马帝国的古老神祇，促使戴克里先质疑他们的忠诚度和爱国心。他开始把一切出差错的事全归咎于他们。

最初充满灾难的数百年间，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东部宗教开始席卷全帝国。他们提供个人神奇的经验，诉诸人们最深层的情感，与罗马古老国教平淡无奇的公开仪式形成强烈对比。许多罗马人看到宫廷教士一成不变地向古代神祇和被奉为神明的先皇举行祭祀时，一定无聊得以穿凉鞋的脚轻叩地板。这些树立于全国各个公共场所的神像，对焦虑的个人既未提供希望，也未提供慰藉。

罗马社会产生新信仰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迅速成长的基督教正好适时提供这个需求。基督徒声称，罗马朱迪亚省（Judaea）一位寒微的传教士，实际上即是上帝之子。他被罗马总督彼拉多（Pilate）处以磔刑，钉死在十字架后复活。而且——奇迹中的奇迹是——他曾很快重回世间，并答应人类，在审判日来临时，他将赐予信仰者永生。这项讯息，比其他宗教更有情绪上的号召力，而且更为直接，因为耶稣不是遥不可及的神祇，而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忙碌的基督教传教士欢迎每个人加入这个新信仰。他们传播神爱世人的讯息以及他们对寡妇、孤儿、囚犯和穷人的善行，都给人极深的印象。但是他们拒绝崇拜异教神祇，使他们直接冒犯了皇帝。

这种行为对公元前二世纪度量较大的皇帝并不构成困扰，虽然偶尔也有零星的反基督教事件及地方上的集体屠杀发生。在那些集体*中，拒绝改变信仰的基督教烈士从容就义。这些烈士并未领导革命对抗政府。他们纳税、享受罗马政府提供的福利，在艰难时刻和其他人一起受苦。他们所要的，无非是政、教分离。没有政府能够迫使他们向其厌弃的异教神祇崇拜——甚至崇拜一位已逝的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8）

就是这种强硬的态度，震惊了保守的戴克里先。他一直想重振罗马的权力，并恢复古老的宗教传统。他发现，有人不愿遵循数世纪以来的仪式（同时也是爱国心的重大表现），却去实行他们私人的宗教信仰，令人难以置信。基督教徒对基督的忠诚，对他而言，即代表对罗马的不忠。

身为皇室的亲近成员，君士坦丁仔细观察到皇帝逐渐增加的反感。他必曾出席皇室家族晚餐桌上的争论。后来不顾戴克里先的想法，改信基督教的戴克里先妻女，在用餐时表达了她们的观点。这时，辅佐戴克里先的共事者“凯撒”伽列里乌斯却愤怒地咆哮说，如果不加以遏止，基督教将毁灭帝国。伽列里乌斯生性粗暴，为一蛮族女祭司之子。

戴克里先的耐心，终于在公元三○三年用尽，后来这年被称为“大*年”。受到预言家的煽动，他下达一张敕令，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向官方的异教神祇祭祀。那位预言家指称，因为基督徒曾在一项庄严肃穆的公开祭祀中作出象征十字架的手势，使他无法正确解释祭祀牲口的肝脏传达的讯息。一名烈性的年轻基督徒撕下敕令，便立即被逮捕、折磨，然后处死。在戴克里先的神圣寝宫内位居要职的三名基督徒官员被处决，地方主教的下场也一样。其他许多烈士，特别是帝国东部的烈士，在面对火刑、磔刑或绞刑时，全部毫无畏惧地忍受那些最严酷的刑求。他们的英雄行径——有些人可能称之为宗教狂——后来因天主教堂追封他们为圣者而永垂不朽。

君士坦丁目睹了多起基督徒表现英勇的例子。自身也是一名勇敢青年，他一定对这种英勇的行为印象深刻，甚至对这种令人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基督教神祇力量感到好奇。同时，父亲方面传来的消息，也使君士坦丁暗自萌生的同情升高。他担任西部“凯撒”的父亲在执行戴克里先的命令上有所保留，拒绝在管辖的区域内处决任何基督徒。然而并无证据证明，此时君士坦丁在哪方面受到基督教吸引，或是除了旁观这些可怕的公开*外，还做了其他事情。他在戴克里先宫廷中的地位岌岌可危，性命完全依附于两位东部统治者的好恶。他知道伽列里乌斯嫉妒他在军中的声望，而且等着他做出错误的行动。他也知道，如果他对基督徒稍加偏袒，戴克里先会毫不犹豫地以叛国罪名将他除掉。目前及多年后他幡然改变信仰之前，他一直公开信仰军人阶级所信奉的太阳神，并且在所有公开仪式中祭祀传统的罗马神祇。任何改变信仰的念头，一定被他深埋在下意识里。但是他成为基督徒皇帝的后来几年，一谈及前任皇帝的*，总显得极度厌恶。

戴克里先另外又增加其他严酷措施，专门用来瓦解基督教教堂仪式。他囚禁教士、烧毁《圣经》、破坏许多教堂——包括在尼考米迪亚的一座基督教建筑。该建筑就在皇宫大门外，看来似乎是在嘲笑他。在短短的时间内，皇宫二度遭遇祝融。多年以后，君士坦丁断言，那是基督教神祇发出雷电，将皇宫烧毁殆尽。指责基督徒为纵火者的戴克里先，更进一步地加强*行动。在罗马遥远的首都，胆小的主教马尔塞来努斯（Marcellinus，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英雄）将所有《圣经》交给警方。近东、埃及到北非的监狱，都挤满了无辜的基督徒。

戴克里克的疯狂并未持久。颁布首道反基督徒敕令的两年内，他深受极度衰竭之苦，那是因为二十年来的长期紧张所造成。有一次病情相当严重，在那几个月内，有关他已去世的谣言满天飞，他开始慎重考虑退休，把这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担子交给其他人。他的问题之一是，西部的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虽然有蛮勇，但无智慧接下这个重担。戴克里先的解决之道是，遣人送一道密令给马克西米安，要他在自己公开退位同一日一起逊位。

公元三○五年五月，他在尼考米迪亚城墙外的一座山丘上举行正式的逊位典礼。君士坦丁身着护民官深红及金色相间的军服，随侍一旁聆听皇帝的宣布。戴克里先站在一根刻有他最敬爱的朱庇特神像的大梁柱下，含泪告诉众军队说，他身体日益衰弱，需要休息。在他们惊惶的喊叫声中，他宣布他和共治皇帝即将逊位，而“凯撒”伽列里乌斯将出任位高权重的奥古斯都一职，君士坦丁之父克洛鲁斯则出任另一位“奥古斯都”，统治罗马西半部。这对君士坦丁而言，不啻为一好消息，但是他却觉得距离父亲相当遥远。那位刚出炉的共治皇帝此刻在欧洲北部的某处作战。

戴克里先接着宣布接任伽列里乌斯和克洛鲁斯旧职的两名新“凯撒”。虽然君士坦丁只有二十五岁，但他可能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在军中颇孚众望，戴克里先卧病时，宫中阴谋者阿谀的私语后来传成谣言说，君士坦丁也在晋升名单之列。没想到，新“凯撒”变成塞维鲁斯（Severus）和代亚（Daia），一个是伽列里乌斯的旧袍泽，另一位是他的侄子——两人对君士坦丁均不很友善。当代的一位作家拉克坦蒂（Lactantius）形容众人对此宣布的反应：

众人一片惊讶。伽列里乌斯一手猛然向后推，把君士坦丁推开，再把代亚拉向前，替他脱掉了身上穿的平民服，让他站在最显眼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怀疑他能成就什么事……戴克里先把他的紫袍脱下，披在代亚身上，并且恢复他的原名“戴克里斯”（Diocles）。

现在变为一介平民的前任皇帝戴克里先，退隐至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萨隆纳（Salona，现今是斯普利特岛上的一个殖民地）。他在该地拥有一座巨大豪华的宫廷。这栋建筑，至今仍为游客所惊叹。就在此处，他整理花园，不问世事。

君士坦丁从此以后不能再依恃戴克里先的保护。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壮志和信心，但是权衡伽列里乌斯的嫉妒，和新朝廷内满是伽列里乌斯心腹的事实，君士坦丁知道，他出头的希望受阻，而且可能有不利于他的阴谋发生。他开始计划逃出宫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