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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北伐前的准备（1）

- 孙中山入桂组织北伐（1）

- 孙中山入桂组织北伐（2）

-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1）

-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2）

-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3）

-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4）

- 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

- 国民党一全大会

-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1）

-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2）

-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3）

-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4）

- 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1）

- 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2）

- 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3）

- 北伐的顺利进军（1）

- 北伐的顺利进军（2）

- 北伐军所面临的军事形势

- 北伐军的构成

- 北伐的战略及军事部署

- 两湖战场入湘作战（1）

- 两湖战场入湘作战（2）

- 两湖战场战役详述（1）

- 两湖战场战役详述（2）

- 两湖战场战役详述（3）

- 江西战场（1）

- 江西战场（2）

- 江西战场（3）

- 江西战场（4）

- 江西战场（5）

- 江西战场（6）

- 江西战场（7）

- 江西战场（7）

北伐前的准备（1）

一、北伐前的准备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一分为三，把持着北京政局，拒绝恢复约法，全国陷入军阀割据状态。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也成为孙中山此后人生的最大宏愿。为此，他曾在1917年、1922年、1924年三次督师北伐，可惜都因条件缺乏，无果而终。特别是第二次的北伐，因为陈炯明的叛变而使孙中山遭受巨大打击，不仅使其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且自己的以及夫人宋庆龄的人身安全都遭遇大祸。事变发生后，孙中山决定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确定了联俄联共之政策，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至此广东革命形势焕然一新，为此后国民政府的北伐打下了良好基础。

正当南方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改变。1924年，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联合奉系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乃毅然北上，途经天津抵达北京，全国舆论为之注目。可惜就在此时，孙中山不幸罹患肝癌，经治疗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早在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政策时，国民党内对此就意见不一，并逐步分裂成左右派。孙中山逝世后，这种斗争开始表面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排挤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从而为后来国共的分裂埋下了隐患。但此时国共都面临着完成孙中山北伐遗愿的历史重任，国共的斗争还暂时得到抑制。

1925年，革命军经过东征而扫荡了盘踞于广东东部的陈炯明残余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实现了广东与广西的统一。北伐的条件逐步成熟。

本章主要讲述陈炯明叛变经过，联俄容共政策之形成，孙中山北上与逝世经过，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等方面的内容。关于两广统一问题，也关系北伐甚大。本丛书所涉及的传主白崇禧、潘宗武（均为桂系重要人物）对此述之甚详，相关内容已收录入《民国军阀》卷，此处从略。

口述者简介

马超俊(1886~1977)，字星樵，广东台山人。国民党元老，擅长劳工运动，参与过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重大政治活动。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亲历过孙中山北上与逝世全过程。

袁同畴(1901~1986)，字梧江，湖南汝城人。1924年春到广州，加入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后，历任军校办公厅中尉秘书，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黄埔军校校史编纂委员会总编纂。参加北伐战争，随军至汉口后转赴日本学习。1928年初回国，任国民党湖南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感化院院长，湘粤边“讨逆”民团总指挥，湖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内政部简任秘书，国民政府考试院参事兼高等考试典试委员。

邓家彦(1883~1966)，字孟硕，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司法部判事、广西支部长。不久回国，在四川昌隆、成都等地借教书宣传反清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员。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一度被捕入狱。1914年夏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1916年回国，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次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1921年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宣传部长、广西支部长。1924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1926年在上海与马素等创办《独立周刊》。

周雍能(1895~1986)，号静斋，江西省鄱阳县人。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分兼文书、电报两科科长，随军入湘赣。北伐军进入江西后，被委任为赣北财政处处长，筹措北伐军费，整理财政，同时担任九江海关监督兼江西交涉员，将九江英租界收回。1927年江西省政府成立，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此后先后出任南京市财政局长、安徽省财政厅长、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等职。

孙中山入桂组织北伐（1）

（一）孙中山北伐未果

1.孙中山入桂组织北伐

（1）孙中山与旧桂系的关系

邓家彦民国5年以后，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等先后盘据两广，跋扈异常，总理欲断然解决，而同志意见纷歧，有主张调停者。总理不愿养痈贻患，终于民国7年亲率黄大伟至虎门，指挥发炮轰击观音山莫荣新所住之广东督军署。时余适在穗，深知总理困顿烦恼，大元帅府即在广东士敏土厂，总理炮击既无法驱除莫荣新，情绪更极恶劣，对胡汉民、汪精卫等均予拒见，因彼等为桂系软化也。一日，张继往谒，犹欲有所劝说，总理勃然大怒，立命黄大伟扣留。余闻讯颇惊，急往探听真相，总理笑谓余曰：“无妨！令彼在此稍事休息而已。”可见总理并不以余为桂人而歧视，此则总理之伟大，独具知人之明也。

此时马济、林虎均为莫部将领，唯林虎尚识大体，预先嘱士卒曰：“但闻炮击，不得理会，如闻枪声，然后应战。”故总理亲自发炮，而林部均蛰伏不出，事态乃未趋严重。

马超俊 总理于民国6年7月回广州后，民国6年底（11月）派兵北伐，陆荣廷、谭浩明等进至衡阳，遇到赵恒惕，双方协妥，结果失败。民国7年元月3日，广东督军莫荣新拘大元帅府卫队官，并擅杀数十人。3月，总理合同安、豫章二舰，炮轰督军署。在炮战之际，莫荣新派人将我逮捕，罪名是鼓动工人，反对桂系。炮轰事件和解后，我被放出。7月，护法军政府，因政学系阴谋，国会非常会议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改设七总裁，总理辞职赴沪，广东完全落入桂系之手。

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给广州工人莫大鼓舞，于民国9年4月各机工俱乐部，请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向资方广东机器商务联益公会，提出加薪减时要求，及星期例假休息等条件。但资方勾结桂系军阀，不容谈判，而先发制人，由莫荣新调派军警对各厂严加监视，声称倘有自动怠工，或鼓动罢工的，一律军法从事。工人至此，愤不可遏，喊出粤人治粤，为打倒桂系军阀而罢工的口号，造成有组织的罢工运动，粤省各县，水陆交通，顿成阻塞。罢工发生后，我谒见总理，说明支持罢工运动，但工潮不要太扩大，应适可而止。那时孙科、朱执信在香港，我在广州，莫荣新认为此次工潮为我与黄焕庭所鼓动，欲杀之而后快，阴谋百出，但终因我等临机应变，化险为夷。

8月奉总理电召赴沪，此时（民国9年8月6日）总理已下令粤军（陈炯明、许崇智）回粤，并密令各地民军内应，派我担任广东东路第一路游击司令，我星夜驰返，设司令部于罗浮山，派人四处联络，粤东一带机器工人、各县民团、自卫队、农民闻风起义，一个月内，集中两万多人，在增城、博罗、东莞、番禺等县活动，进而控制广九路。海疆军（滇军）总司令李根源所部梁悦师，在广九沿线设防，被我军会同友军击溃，并将梁部一旅，完全消灭。

粤军前锋为许崇智第二军所属赖世璜部（赖为师长），其所派先遣部队一团，团长刘峙进攻增城，我带游击队犄角作战，经两昼夜之苦战，我部首先入城，刘团长误认我为敌军，要将我部缴械，幸蒋中正参谋长赶至，加以说明，乃免误会。旋奉命率部沿广九路直扑广州，经石龙、番禺，分途推进，一路攻龙眼洞，一路攻白云山、瘦狗岭、白沙河，计二日而克广州（粤军民国9年10月26日克广州，莫荣新率部退回广西）。11月29日总理偕伍廷芳、唐绍仪由沪回粤，重开军政府政务会议。

我以讨桂目的已达，立向总理呈请解甲，将所部交粤军总司令部改编，我遂再度从事工运。

孙中山入桂组织北伐（2）

（2）孙中山出巡广西

邓家彦总理离穗在是年10月15日。动身之先，曾函召蒋中正，时蒋公方丁母忧，在原籍奉化。许崇智则卧病广州，不能行动，扈从赴桂者乃许部三团（或两团，已难清楚追忆）。团长为吴忠信、许济与张明达。

胡汉民、陈少白、李禄超与余等随行入桂之同志，则已于首次谈话时追述。惟余与兰馨未与总理同舟，乃自备一小艇，随总理之大舟行止。每夜泊岸辄与总理及诸同志聚首，总理和易近人，或则与余等闲话家常，或则下象棋消遗。诸人之中，胡汉民棋艺最精，观棋时，每曰：“我助谁，则谁胜。”

总理为取得陈炯明之合作，乃劝其筹饷协助北伐。马君武时任广西省长，亦在南宁。此均于以前各次谈话中追述。自南宁归梧州，水流湍急，顶水行舟极速，途经三江口，有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驻防此处（魏本人在广州），遣兵士从岸上抛掷一包礼物于总理坐船。抵梧州后，总理呼问何物，令解囊谛视，则昂然活跃直上长蛇也。粤人固以蛇肉为美味，总理独无此嗜好。而胡汉民、陈少白、曹亚伯、朱卓文等则偏觅善烹蛇肉者与余辈共啖之以为乐。

沿途经昭平、阳朔等地，均受盛大欢迎，总理登岸发表之演说均载于总理全书中，可查考。总理演说常就近取譬，触类引伸，故辄能说动地方人心，如在阳朔发表之演说，即谓阳朔地方，万山环抱，不识者每以为土瘠民贫，难于发展。而自我观之，则阳朔遍地皆黄金也。盖此等石灰层之蓄积，乃制造石灰与水泥之富源。且岩层之中，蕴藏煤炭及其他矿苗甚丰，如知而开发之，则见阳朔皆富翁也。事实上，总理此种见解亦非无稽之谈，曹亚伯随行，亚伯专攻矿冶，每至一处辄携钉锤登岸，各处敲凿勘查。总理尝偕行，惟总理更留心山川形势，备他日用兵参考。

总理一行，循漓江至拓木墟即弃舟登岸，换乘轿子赴桂林。行辕设于桂林城中紫金山下之桂王府中。清末已改王府为科举之考场。关于总理抵桂之情形，当地之《四民报》记载颇详。

总理于民国10年12月4日抵桂林。明年春，陈炯明愈形跋扈。3月下旬，邓铿遇刺消息传来。4月16日，总理自桂林返梧州，陈炯明不应召来晤，总理乃动身返广州。总理初未宣布与陈炯明决裂，故自桂林回师，次平乐，李烈钧始悉总理之意向，大惊，盖恐因此影响北伐大计也。朱培德亦热心北伐，至是咸相顾太息，故梧州会议时，主和者亦不少。

(3)招抚策动桂省军队之经过

邓家彦粤军自入桂之先，余等桂籍同志在广州有一组织，名“广西改造同志会”，负联络桂省军队与绅商从内策应之任务，主其事者为马君武、王乃昌与余三人。其时君武佐总理，任非常大总统之秘书长，不克分身，故王乃昌与余实际负责，而王出力尤多。王为民初国会议员，属孙洪伊一系（即民治派），孙系有四大金刚者，乃昌之外，有湖北彭介石、江西萧金镛与河南万鸿图。余少小离家，而广西人士在外省活动者不多，故余不如王乃昌之与广西同乡熟稔也。而且当时广西之苏无涯、刘崛、杨愿公等人素与君武及余不睦，彼等为外府人，君武与余均桂林人，前清桂林人科名较盛，不免骄矜，颇招致外府人之不满，双方之嫌隙，固非一朝一夕也。刘崛为余介绍加入同盟会者。广西主盟人原由余担任，余离日赴美后，推刘崛继任。关于此点，冯自由之记载未尽确实。刘崛在广西对余芥蒂不深，唯野心大，冀望总司令之荣衔。当时不少自称总司令者，往往无甚势力，但令一名哨兵在门口荷枪站岗，傲睨群众，亦一时之现象也。苏无涯亦然，苏为藤县人。

粤军入桂驱逐陆荣廷等，颇得力于内应。事先之策动可分两面：一方面为邹鲁之策动刘震寰部。其时刘仅为旅长（或团长），惟首先反正，对于陆部士气影响匪浅。一方面为余等广西同志之联络地方绅商，如秦步衢、王寿彭（芰生）、陈智伟（君武之表舅，曾任川东道尹）等人。总理抵桂之欢迎场面均为彼等所策划。《四民报》为同盟会旧人所主持，故对总理之来桂宣扬颇力。

在桂时期，余奉总理命奔走各处，联络军队。李烈钧部约两万人，自湘黔交界处洪江一带南来，余亲赴柳州小长安迎迓。李明扬与赖世璜为李部旅长。赖世璜以后在粤作战甚为勇敢，北伐时曾任军长，后因故在上海被捕杀。

入桂之先，滇军朱培德部，余亦参与联络。朱部驻洪江，约为一旅，王均、黄实等将领均属朱部。余与朱培德之结识，得王乃昌之介绍。乃昌告余，朱决心反对唐继尧，而苦于缺乏军饷，此时总理亦感饷款短绌，无法济助。惟富滇银行中朱培德名下有巨额存款，如总理能助彼诉讼胜利，彼即可凭此款为本钱，协助驱除陆荣廷。余禀呈总理之后，总理驰函上海张静江，嘱聘律师为朱辩护，后朱亲赴上海，终获胜诉。朱部因得开拔广西。

杨益谦、胡若愚等滇军杂牌部队，来归较早，与余交往均甚密切。杨部约有三千人。胡若愚为青年将领，惜已吸鸦片。云南盛产烟土，滇军均吸大烟。故俗谓云南兵有两支枪，一支来复枪，一支鸦片枪。云贵军队出征发饷，所发者，并非银洋，往往为烟土，士兵随身携带。各处均可折换现钱。

谷正伦所率贵州部队约两旅。另有滇军驻柳，为李友勋所统率者。李为人甚和善。

此时朱培德尚未加入国民党，以客军地位驻桂，尚非完全听命于总理也。余等随总理至平乐时，朱电余曰：已解决杨益谦部，并愿自任滇军总司令。余持电谒总理报告此事。胡汉民反对甚力，以朱培德结婚太奢侈，不足为革命军人之楷模。余则劝总理接受其请求，谓纵使不予承认，朱氏亦将自称总司令也。总理颔余说，复电许之。朱培德之入党，在总理回粤以后，由余陪同，赴观音山总理官邸行入党仪式，总理亲自主盟，余任介绍人。余且告朱曰：“平生尝介绍两位得力之军人同志于总理，许崇智（汝为）为第一人，君乃第二人，愿君与汝为能尽忠竭力，总理亦必倚两君为左右手，革命前途实利赖之。”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1）

2.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

马超俊

(1)陈炯明叛变的经过

恩怨重重广东光复的时候，胡（汉民）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为陈炯明、朱执信、黄土龙。是时各路英雄集结广州，胡从香港来，李准、张鸣歧投降。陈从惠州来，收容湘军洪兆麟部，在石龙与王和顺的绿林豪杰会合。广州城内，土匪民军甚多，龙蛇混杂，黑白不分，甚至包围都督府，拿着炸弹要钱，因而被抓到枪毙的很多。总理自海外归来，借胡汉民赴沪，旋至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陈代理广东都督。当时有人拥护汪精卫，有人赞成朱执信，也有人推举孙德彰（字寿屏，总理长兄）。汪、朱皆为文人，无军队作后盾，民军虽拥护孙德彰，但总理不以为然，总理认为他哥哥只能从事实业，不适合做都督，大家拥护他，有失公平，爱之反足害之，其议遂寝。德彰闻讯，甚为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经营大牧场，有华侨两千人参加垦牧，后来在香港开酒店，以其雄厚资财，助总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总理不愿乃兄卷入政治漩涡，以自毁其声誉。

总理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愤而走香港，虽被朱执信劝回，但陈、胡之间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机，即肇端于此。及二次革命失败，党员星散，总理至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振声威，李烈钧亦到日本，谒总理，总理询曰：“君来此何为？”答称：“愿继续献身革命。”总理乃面予责斥：“我将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给你，你却刚愎自用，不服从命令！叫你发动，你不发动。不叫你发动，你反而擅自妄动，贻误戎机，一败涂地，还有何面目见我？”烈钧无辞以对，赧然走南洋，与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组织水利促成社，与总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朱执信赴南洋联络，碰壁而返。陈炯明自视甚高，夜郎自大，对总理并不忠实，至此竟别树一帜。加之陈、胡间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国11年陈的叛变，可说种因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叛变的主因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点说明：

1）个人英雄主义。陈炯明极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大家捧他，南洋华侨也拥护他。他在广东的势力很大，军队最少有10多万人。他总想做领袖，不甘屈居人下。

2）吴（佩孚）赵（恒惕）对陈的联络。在一般军阀的心目中，陈炯明的名气反在总理之上，因为广东方面，总理的力量是虚的，陈的力量是实的，总理只有对党员的影响力，陈却掌握实际的兵权。所以吴佩孚、赵恒惕都派人跟他联络，希望他赞成联省自治，阻止总理北伐计划的实施，并诡称俟全国统一后，拥护他做领袖，适投其所好。

3）左派的拉拢。陈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向往社会主义，当其驻军漳州时，许多社会主义者前往襄佐政治、宣传、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长，派学生出国留学。陈秋霖主编《闽星报》，炯明亲撰发刊词，倡导社会主义。粤军回粤后，邀陈独秀主持教育，言听计从，相处若师友，因此受毒甚深。邓铿常常说：“陈竞存的思想最不坚定。”可称持平之论。

4）封建思想。陈炯明为广东陆丰人，该地甚为偏僻，与外鲜交通。陈氏见闻不广，不懂现代政治，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他虽一度赞成君主立宪，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转而参加革命，又不了解总理的学说和主张。所用部属亲信，亦多海陆丰人，非亲即友。如钟秀南、钟芾农为其表弟，陈达生、陈伯华为其族弟，陈炯光为其堂弟。其智囊马育航则为同母异父兄弟。将领如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钟景棠、黄强等，多不学无术，其中以黄强比较有知识，陆军小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帅府，向不称总理，只问“中山在不在？”其骄悍可知。此外诸将，率皆缺乏远见，毫无知识，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广东当成自己的天下。这种封建观念的作祟，是促成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

总理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陈则受吴佩孚、赵恒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见，号召“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当时邓铿周旋双方之间，颇尽缓和疏解之责。民国11年3月21日，邓铿被刺于大沙头车站，伤重身死，不久，陈达生亦被刺殒命，因此双方疑忌日深，终至不可排解。4月20日，总理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陈即离广州赴石龙，转惠州。22日总理抵达广州。此时陈将亲信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各地，其驻桂军队，由叶举率领，自南宁还师广州，5月6日，总理离广州抵韶关，9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全力注意北伐军事，而陈部主力则集中省城及白云山等处，已显露谋叛迹象，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6月1日?总理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广州，以资镇慑。未料竟发生16日陈部炮击观音山之变。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2）

叛变经过6月14日，我得工会密报，叶举侦探长黄福生连日积极行动，叶部机关枪队，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2时，我去观音山粤秀楼晋谒总理报告，总理不以为然。下楼时，往吊桥，遇廖仲恺，告以叶举、洪兆麟、李云馥等，调兵遣将，甚为频繁，有一触即发之势。廖故示镇定，但已显露恐惧之色。并对我说：“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妨害大局。”

15日，居正、马君武去白云山访叶举，传达总理推诚相与之意，叶举佯允服从。当日下午，秘书长谢持已知陈部密谋，秘书林直勉兼广东电报局长，亦检获陈部密通北政府证据，同时报告总理，恐粤军有不轨行动，宜速离公府，以防反侧，总理拒绝。夜间3时（16日晨）洪兆麟已率队包围总统府，总理仍坚持不去，经林直勉、林树巍等数人强挽出府。

此时各重要街口皆已布满步哨，不能自由通行，总理单身走至财政厅前，恰遇洪部大队，乃杂入队中同行。总理临变镇静异常，从容不迫，洪部以为同事，亦不查问。至永汉马路才脱险至长堤，安抵海珠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决意戡乱定难。

营救孙夫人当天夜里，我得到陈部叛变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莲女士趋往粤秀楼营救总理，虽冲过叛军数条防线，然终被阻，不能进入。天亮后，我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长马湘（系我的族侄）与黄惠龙，我问：“总理在哪里？”他们说：“已经脱险了！”“夫人呢？”“还在粤秀楼。”我嘱他们二人，务必尽力与敌人周旋，乘隙保护夫人向附近水母湾马伯麟家突围。

同时我又电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设法营救夫人。16日下午3时，马湘、黄惠龙护送夫人突围逃去，惠龙中途被冲散，4时，马湘与孙夫人到达马伯麟家。我闻讯后，立偕余妻驰往，留余妻随侍孙夫人，我即赴沙面与工部局巡捕长吴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应办法。继又返马伯麟家，请孙夫人改着黑色纺绸衫裤，与余妻并肩步行，我做前导，马湘殿后。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栏，孙夫人体力渐感不支，举步维艰，这时突有人呼喊“宋庆龄”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副肩舆，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桥闸门，遇有叛军十余人赶来，喝令停止检查，吴有、姚昌正在门闸等候，立启闸门，我们迅速进入，即刻将闸门关闭，总算化险为夷，又逃出了一关。

17日晨，我到岭南大学访钟荣光校长，设法营救孙夫人出险。适孙哲生与美籍顾问努文先生赶来，乃共同商定营救办法，借电船一艘，驶至沙面，由余妻及马湘伴夫人登船，冒枪林弹雨，折返岭南大学，再由我与努文先生一同登船护送夫人至黄埔永丰舰，与总理团聚。

邓家彦总理欲谋北伐，湖南方面赵恒惕方倡联省自治之说，未允合作。民国10年11月，总理亲访陈炯明于南宁，商谈北伐出兵事，亦为陈所婉拒。总理不得已乃命陈返广州负责接济饷械，而自任北伐之军事。陈返广州后，极力巩固其在粤之势力，集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要职于一身，而于北伐甚表冷淡。总理北伐军需乃多赖第一师师长邓铿（仲元)筹措，因此邓颇为陈派所嫉视，终于民国11年3月21日在广州车站遭暴徒之狙击。仲元之死，总理极为痛心，而双方之关系，自愈趋紧张。以后且查出主谋暗杀者乃陈炯明之族弟陈达生。

3月26日，总理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有主调停者，有主回师广州者，而蒋公中正尤为激烈，力主讨伐陈炯明。总理乃决定回师返粤。陈炯明闻讯，即来电表示辞职。总理电召炯明来梧州面商解决一切，而炯明始终拒不来晤。总理乃准彼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但仍任以陆军部长，以留转圜之余地，而图继续北伐。至是年6月，陈部益形跋扈，总理亲赴广州镇抚后方军队，16日遂有观音山之变。

陈炯明原亦隶属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汉民旋随侍总理北上，任临时大总统之秘书长，炯明遂接任广东都督。大约从此以后，陈即蓄志窃据广东。

余与陈炯明虽相识，但无甚交情可言。朱执信则与之关系较深，盖陈尝从执信受业于广州法政学堂也。执信死后，陈之态度日形跋扈。然以陈个性倔强而言，即使执信不死，恐亦难就范，与总理终不免决裂也。

陈炯明叛后，总理尝一度命吴稚晖往说炯明，如彼肯填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陈炯明无悔过之心，拒写悔过书，遂无法复合。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3）

(2)讨伐陈炯明

马超俊

沪上组织讨逆总理到沪后，我一面策动各地工会，加强组织，严防阴谋，同时协助总理，激励各省部队会师广州，讨伐陈逆。

此时（民国11年9月）到沪各省军事代表，计有滇、桂、湘、赣、鄂、豫、皖、陕、苏、闽、鲁、黔、川等13省，都拥有相当部队，惟缺乏开拨费与经常饷粮，而本党经济极为匮乏，无以支应。总理乃想到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各地华侨旅居香港者甚众，财富亦大，我与刘季生又都是台山籍，就派我俩于9月下旬赴港，与上述四县旅港殷实侨商领袖伍举焜、杨西严、林护、伍于簪、伍鸿南等商洽，请共为救国捐献，彼等慨允为助。我俩即返回上海，晋谒总理，磋商筹款办法，第一次是筹港币50万元，作为分发各省赴粤义师之开拔费，至于各军经常饷糈，在粤省未收复前亦由彼等陆续筹拨。总理派我与孙哲生至港，筹设总机关，主持军政，因应策划，并与古应芬、廖仲恺、邹鲁、林直勉、胡毅生等，终日众处，筹商机要。复促许军长崇智，自赣闽边界进兵，规复福州，一面与陈策联络在粤海军，应援陆军，会同讨逆。

此时桂军梧州警备司令黄绍竑密派代表到港，访孙哲生、古应芬，接洽桂军投诚讨逆事项，系请先拨桂军薪饷港币10万元，即可开拔入粤，经电总理核准，即由余面交该代表10万港币，并推邹鲁前往梧州宣慰。

桂军为讨逆主力桂省既已投诚，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督师东下，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赣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李明扬、赖世璜，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陈嘉佑、蔡巨献、方鼎英、鲁涤平，及川军卢师谛等部队，均先后开拔赴粤，革命声势，至此大振。

是时，我已奉命重行组织游击队，所有地下活动，都假手粤省各地工会为联系。各地工会，有当年打倒龙济光、莫荣新的劳绩，一向拥护总理，闻讯莫不跃跃欲试。游击队集结迅速，行动飘忽，四处埋伏，乘间进袭，并与各地正规军先遣部队密切配合，做其前导，发挥了极大的力量。使陈逆部队，杯弓蛇影，鹤唳风声，大为不安。至民国12年1月16日，陈逆不得不率部退出广州，径奔惠州老巢。当其撤退之日，我已率游击队迫近广州，当即入市区，布告安民，并分电各地报捷，至是广州完全收复。

不久（1月17日至25日），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先后到穗，各路军事领袖，亦纷纷抵达。总理因与苏俄代表越飞在沪谈判，不能即刻赶到，一时广州顿成群龙无首的局面，遂有“工防司令部之变”。

复任大元帅职总理于民国12年2月21日返广州，复任大元帅职，22日派徐绍植为广东省长，杨西严为财政厅长，伍学焜为盐运使，陈树人为政务厅长，孙哲生复任广州市长，吴铁城为广州市公安局长。3月1日，大本营组织告成，分设四部，外交部长伍朝枢，内政部长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建设部长邓泽如。

陈炯明悔悟民国14年3月12日，总理在北京逝世，灵榇暂停于西山碧云寺，并保存总理生前衣物。8月初我随孙哲生先生到达上海，17日，黄大伟邀宴，并且说纯原为我们洗尘，绝没有外人参加。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我怫然作色说：“死者已矣，夫复何言？”立即拉着哲生走出，结果不欢而散，饭也没有吃成。我认为这并不是个人的仇恨而是国家的仇恨，私谊方面尽可通融，而出处大节，分毫不能马虎。

记得陈炯明叛变后，总理宽大为怀，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白映斗（五台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劝陈写悔过书，陈态度顽强，坚持不肯。曾几何时，今突然表示忏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平心而论，陈操守尚佳，廉洁自持，其在广东施政，如禁烟、禁赌、民选县长各项，皆颇有成绩，粤人对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铸成大错，致百身莫赎。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拥护总理，则总理视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岂能望其项背，则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继承总理衣钵者，舍彼其谁？若然，以后的局面，或将完全改观了。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4）

(3)商团叛乱

马超俊民国13年8月初，广东商团总会会长陈廉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方经理陈恭绶，受陈逆炯明及英帝国主义者之主使，组织商团军，借口抵制苛捐杂税，阴怀驱逐总理离粤之逆谋。于8月下旬，酝酿广州商民罢市。9月14日，又集中商团军于西瓜园（即惠爱路、静海路、永汉路、西关长堤） 一带布防，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顿成草木皆兵，变生肘腋之势。商团军并有夺取兵工厂之企图，我指挥护厂队严阵以待。

10月15日拂晓，总理指挥正规军，于一昼夜间，将商团军完全消灭。此事英总领事曾照会我政府，声称沙面领团抗议对一无防御城市开炮之野蛮行动。在商团叛变之际，余妻沈慧莲约同陈璧君、何香凝等，组织妇女救护队，出入阵地，抢救死伤官兵，日以继夜，救护伤员甚众。彼等勇敢赴义之精神，大为穗垣人士所称道。总理得知，备极嘉许。

(4)继续推动北伐

马超俊自直系曹锟篡总统之位，倒行逆施，为国人所不齿，国内各方面业已形成反“直”大联合，当时段祺瑞派许世英，张作霖、卢永祥亦各派代表至广州，与总理联络，遂有“粤、奉、浙三角同盟”之产生。直系亦得英帝国主义之资助，谋武力统一全国，并遣杨森入川，孙传芳入闽，又唆使齐燮元、孙传芳夹击卢永祥。总理遂于9月5日，在广州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认为粤省陈逆余孽，虽尚未扫除净尽，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亟应共讨曹吴，策应浙卢，乃决定整军北伐。任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为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9月8日，出发赴韶关，并宣告粤民三事：①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②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③现行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总理既督师北伐，驻节韶关，电召我前往，告以俄国已派加伦将军来华充任军事顾问团长，不久俄国将有大量军械运穗，命我觅定忠实可靠工人，往虎门担任起运，存放兵工厂仓库，候命分配各军使用。我即赶返广州，派邓汉兴率领工人，妥为处理。

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

(二）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

1.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

（1）早期的接触

马超俊民国10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G.Maring)到桂林，逗留三日，两谒总理，并提出三项建议：①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②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础。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总理期期以为不可，反复辩论，马林毫无所获，愤然而返。不久远东共和国在赤塔开劳工大会，北方以李大钊（守常）为代表，南方则以我为代表，即向总理请示，以定行止。总理说：“现正出师北伐，你如前往，谁负责工会和运输工作？”乃改派黄文山参加。

陈炯明叛变之前，我在广州作工运工作，经常晋谒总理，谈论劳工问题，以及青年人的理想，有时则用电话交谈。很多重要会议我也应邀参加。其时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会长，马文车作秘书长，谭平山、杨匏安、陈公博等都在广州，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SY（社会主义青年团）、CY（共产主义青年团）、CP（共产党）都很活跃，他们筹划夺取工运领导权，以便打击本党，我随时将彼等活动情形与陈逆叛变阴谋报告总理，廖仲恺却骂我挑拨离间，可见其成见之深。

邓家彦民国10年冬，共产国际所派代表来粤桂有所接洽。此人正确姓氏应为“马丁”(Martin），而世人多记作“马林”（Marling)，或谓当时张溥泉负责招待，故根据张之回忆。其实溥泉记性甚劣，其回忆未尽可靠。且此时溥泉奉总理命，在穗主持国民党特设办事处，不能陪马丁来桂谒总理。余时任国民党广西支部部长，奉命招待马丁。当时桂林之建筑以广西银行较为堂皇，且已有电灯设备，故招待马丁于此处。犹忆马丁一路跋涉，沿途所见皆为农舍陋屋，及抵桂林，见电灯辉煌，竟跃然大喜，曰：“吾今乃复履文明世界矣！”余亲自款待之，对其姓氏自较他人为清楚也。关于马丁来桂谒总理之经过，拙作《马丁谒总理纪实》一文可供参考，见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九辑。

邓家彦马丁至粤时，陈独秀以为良机难得，极力怂恿，促其与陈炯明洽谈。马丁与陈炯明见面以后竟言语扦格，并不投机，乃转而入桂谒总理。

（2）确定联俄容共政策

马超俊

反对联俄容共民国12年1月，总理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晤谈，越飞说明列宁的主张，是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掠夺之一切特权，尊重中国之独立及领土的完整。总理对人，向来推心置腹，闻越飞之言误信为真，颇有联俄容共之意。当时我与孙哲生在苏州、无锡，闻讯赶回上海，力劝总理应慎重行事，警惕某些组织非但在粤拥护陈逆，并向各地工会诋毁本党主义，肆意捣乱。上海工界领导人物，希望总理万不可轻信越飞之谎言，任外党羼入，篡夺党权。我俩八次密陈，最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患严重的贫血病，南北都被军阀所割据，要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一定要靠青年。青年热情澎湃，思想激进，本党如不收容他们，反易误入歧途。如今虽允外党加入国民党，但有党的纪律可以制裁，不怕他们不服从。而且有我在一天，他们决不敢胡作妄为。”言时声泪俱下。我俩说：“我们不是不要青年，是不要某党。”但终无法改变总理的决心。

国共谈判沟通民国11年某月某日，总理派张继、居正、汪精卫、戴传贤、谢持诸同志，假上海永安公司大酒楼，邀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等谈判，我与工界代表吴公干、何中民、关民生、张志余、张渭川、王光静、吴子恒等亦皆列席。先由本党同志说明三民主义，是救国建国的主义，全国人民莫不拥戴。最近广州《群报》竟著论拥护陈逆叛变，尤乖情理之常。后经陈独秀说明，广州方面谭平山、陈公博等所主持之报纸，其言论并非出自本人授意，须由谭平山、陈公博负责。继而解释中国共产党决无意制造阶级斗争，更无鼓动工人反对三民主义与孙总理之意向。经此次谈判后，双方意见渐趋接近，遂有总理与越飞共同宣言之发表。

国民党内意见不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参加广州市党部工作。市党部委员为孙哲生、吴铁城与我三人，我兼任工人部长。那时中央党部的工人部长是廖仲恺，他的思想左倾，每次谈到外党问题，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职务关系，与廖时有接触，辄发生激烈争论。每当他理屈辞穷，便面红耳赤地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我们落伍！落伍！落伍！”虽然如此强辩，但我毫不为其所动，广州一市，我们绝对不允许外党逞其威力。

民国13年8月25日，汪精卫视察京、沪、汉党务后回粤，在广州市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当时出席者，有邓泽如、黄隆生、孙科、吴铁城、刘芦隐、黄季陆、陈其援、潘歌雅与余等十余人，汪精卫报告视察各地党务经过，历述跨党分子之情况，他幽默地说：“本党容共，如患?肠痧症，吞下一颗药丸，谁料这颗药丸，就像孙悟空钻入腹内，大翻筋斗，使你痛得肝肠寸断。”这个妙喻甚为恰当，外党之患，就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可惜汪精卫缺乏自知之明，终于也上其圈套。

国民党一全大会

2.国民党一全大会

邓家彦民国13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会议第一天，中山先生讲话，上午自8时至12时，下午自2时至6时，滔滔不已。7时在西濠饭店晚餐，席间人私语云：“总理讲了一天，现在该‘食不语’了吧？”但中山先生仍又讲话，言词形式上是教训国民党员，事实上是警告共产党，李大钊、毛泽东均在座，时毛泽东为一年轻人，未甚受人注意。犹记中山先生于演讲中鼓励国民党员勿为容共忧虑，因为共产主义为民生主义之一部分，其方法洪秀全于占领南京时已经用之，并算不得什么新东西，且共产党之参加国民党，乃是俄国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承认创造三民主义的孙逸仙是中国惟一的革命领导者，命令他们参加本党的。可惜此次讲话迄未发现记录，不然“联俄容共”决策之真意将可大白。冯自由先生时为大会秘书长，其遗稿尚有部分未公开者，不悉其中有所记载否？

跨党之共产党员集中住一旅馆(东亚酒店)，彼等每日必集会商讨次日大会中之策略。如某次会议中山先生为主席，韩麟符上台肆意宣传共产党理论，余不耐，高呼主席注意，议事日程为报告当地党务及政治情况，此人讲话溢出范围，应予以制止，韩某闻言自动下台。晚间彼等集会即提出此事，并商对策。原共产党籍之代表，既存心以党团姿态出现，复有顾问鲍罗廷之指导和支持，于是声势甚盛。

至国民党籍代表则组织松懈，部分觉悟者于“华侨招待所”开会，参加者百余人，余亦在内。该会由冯自由、刘成禺召集(时冯为大会秘书长，刘为中央临时委员)，鲍罗廷鼓动共产党员要求中山先生开除彼等党籍，并予审判。时令已与覃振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主管陕西、湖南、湖北党务，及闻讯乃电中山先生云：“容共乃容纳共产党于本党之内，而竟有本党之人反取容于共者，此决非先生之本意。怀疑共产党之加入仍未失党团作用者即为有罪，则余亦曾参与华侨招待所之集会，宜一并辞去现职，与冯、刘同受审判。”总理来电叫我不要辞职。冯、刘后亦仅予警告处分，未受审判。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1）

（三）孙中山北上与逝世

1.北上及逝世经过

马超俊

（1）北上经过

决定北上民国13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两军从热河潜回北京，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扣。张作霖进军天津，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局，张、段电请总理北上，召开国是会议。10月30日，总理由韶关回广州，先派孙科、谢无量赴东北报聘，并准备北上与会。

我于11月初先乘英国皇后轮赴沪，召集在沪本党同志及工运领袖，积极筹备欢迎总理北上大会。11月10日，总理发表北上宣言，13日乘永丰舰到达香港，改乘日本春阳丸，于17日抵上海，民众十余万人，齐集码头欢迎，全市悬旗，热闹非常。19日总理在沪寓（莫利爱路29号）举行茶会，招待新闻记者，宣布此次北上目的。那天总理召汪精卫与我到他房间，对我们郑重地说：“此次北上，关于军事政治事项，由精卫负责，关于民运工运事项由星樵负责，你俩人要多作联系。”

总理原拟由陆路北上，惟津浦路受军事影响，尚未通车。而在两星期内，复无船直航天津，此时日本朝野有电邀请总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问题。总理乃作绕道日本之决定。于21日启程赴日，我亦随行，23日船泊长崎，24日抵神户，25日晚由在东京、大阪、神户之本党同志开欢迎会。26日以后，总理接见日本友人并赴各地演讲，“大亚洲主义”是总理28日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之讲词。

总理北上之际，北方同志，原主张政府采取委员制，俟总理到京后，再决定组织政府，讵料安福系政客，迫不及待，不等总理到京，11月24日，段得各军阀之拥戴，自称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于一身，成立执政府。总理在日闻讯，深为诧异，惟念国民久困兵燹，亟待苏息，为谋国家和平，仍毅然北上，并派我与汪精卫率同志数人先行。总理于11月30日，自神户乘北岭丸，向天津进发，经黄海黑水洋，狂风巨浪，总理备感辛劳。12月3日抵大沽外。

途经天津总理抵大沽时，海河已封冻，轮船驶入，须赖破冰船引导。当时执政府派许世英、龚心湛（内务总长）在津为总理筹设行馆于张园，我与汪到津，即前往会商布署。那天傍晚，闻总理已抵大沽，我与汪精卫、孙科、张国元、陈剑如及段执政代表姚堤昌及京奉铁路警务处科长郑家荣、副官李荣等，深夜由天津北站乘火车赴大沽，夜宿车内，拂晓，转乘小火轮，驶向大沽外北岭丸。适遇狂风，惊涛万顷，凡经三小时，始驶近北岭丸，我等以绳索软梯攀登而上。总理闻讯，自卧床跃起，并邀我等与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黄惠龙、马湘等同进早餐。餐后，日本船长、机师等各携宣纸，求总理赐墨宝，总理据案挥毫，尽数十幅。此时破冰船开冰引导，北岭丸随之徐徐驶进码头，登船欢迎者，有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及张作霖代表等，其他民众立于岸上，向总理欢呼。总理登岸，乘马车至张园行馆，甫经登楼，即感腹部剧痛，面色苍白，稍事小坐，乃立即偕汪精卫、孙科往河北曹家花园奉军总部，访张作霖，五时返行馆，即请德医克利博士诊视，晚间各界代表在张园举行欢迎会，总理遵医嘱不克赴会，派汪精卫代表参加，同时张作霖回拜，总理卧床未起，张即坐于榻旁，两人纵谈国事，历两小时之久。第二天张复设筵招待总理与随从人员，我亦参加，席间张氏盛称孙先生主义正确，谋国公诚，遵循其道，定能救亡图存。张氏语简言赅，颇有推诚合作之意。张外表文质彬彬，身材短小，佩一小剑，穿一外套，颇为英俊。

总理在天津行馆，疗养四周，病势日趋沉重，并加聘德医聂彼、日本医学博士管简勇及山东留日医学博士癌症专家王伦，共同处方，仍毫无起色，最后乃接受医生劝告，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到达北京12月31日，总理由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鹿钟麟、张之江，迎护入京，车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各界列队欢迎，人山人海，约计有10万之众，其中以青年学生与农工团体居多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吴光新（陆军）、林建章（海军），王九龄（教育）、叶恭绰（交通）、龚心湛（内务）、李思浩（财政）、章士钊（司法）、杨庶堪（农商），及各大学校长、警察总监、警卫总司令、各省军民两长驻京代表、国民一、二、三军驻京全体官兵、各民众团体皆到站欢迎。群情至为热烈。总理出站台登汽车直抵北京饭店下榻。

总理于卧房对门，辟侍从室一间，由我主持，来访宾客，我先予接见，非关重要公务及经医生许可，不得晋谒总理。每日来访者，数以百计，我也不能一一延见，只好按其身份，指派人员，分别接见。凡重要宾客，总理常要我代表回拜，故甚为忙碌。当时在侍从室服务者有李仙根、喻毓西、赵超、邓彦华、黄惠龙、马湘诸人，经为分配，昼夜轮值。此外有?书韦玉、谢无量、邵元冲、黄昌谷，另辟室办公。孔祥熙及宋霭龄则各辟室一间，代表孙夫人招待女宾，及看护总理病体。

1月4日，克利博士与诸医生会议，断定总理为“肝脏痈疡”，需饮矿泉水，后探知玉泉山之水最佳，我每日凌晨乘汽车往玉泉山汲取泉水，以供总理饮料，此虽琐务，但恐遭人暗算，不得不躬任其事。当时正值隆冬，冰天雪地，寒气袭人，蜷曲于破烂车中，手瘃足僵，至感痛苦。惟念总理一身系民族之安危，只求回天有术，赴汤蹈火，亦复奚辞。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2）

（2）就医及治疗情形

马超俊

确诊为肝癌晚期 1月23日，克利博士诊察时，发现总理眼球忽有黄晕，断为肝脏作脓，渐侵及他部，非施行手术不可。我问克利：“万一开刀，总理体力不胜，将如何？”克利说：“只有听凭上帝作主了。”我听了潸然泪下，泣不可抑。26日，病势益趋险恶，大家向总理请示是否施行手术，总理允许，乃由汪精卫召集本党执行部，及到京之中央执行委员，假北京饭店五楼，开紧急会议，报告总理同意医生施行手术，当经决议，即日下午3时，用担架送总理入协和医院，派我与黄惠龙、马湘、赵超、李仙根、梅光培驻协和医院，日夜输班看护。我们在病房旁另辟三室，为侍从人员办公之用，并假地下客厅招待各省代表及各地同志。

总理于入院后四日，实施手术，其时医生特许孙夫人、马湘、黄惠龙、戴恩赛、陈友仁与我入手术室看视。手术经过一小时，由克利、刘瑞恒两医生主持。开刀后，发现肝癌症已发脓，无法割治，恐施刀割去，立时殒命。只得将脓头割去，立即缝合。刘瑞恒临出手术室时告诉我：“病势危殆，在24小时内，恐生不测。”我听了心里悲痛万分，幸好总理回卧榻后，历一昼夜，未见险状。

总理施行手术后，德医彼亚曾对我说：“孙博士之病，若开割时，毅然将腐乱之癌割去，可延长生命三年。”我反问他：“当时你在场，何以不如此主张？”他说：“我是旁观医生，无此特权，不能坚持主张，有什么办法？”此事被卫护人员得知，引为大憾，并疑刘瑞恒在北洋恶势力包围之下，或许受北洋军阀贿买，故意不为根治。我亦疑信参半，惟顾全大局，约束左右，不得以无稽之言，妄加传播，招人讥评。

段祺瑞探病不见总理动手术的第一天，段执政亲来探病，径行登楼，我立即出迎，延至天台花园客厅小憩，并马上命令卫士打电话请孔祥熙等来陪坐，我入报总理，询问可否请段至榻前相见，总理未允，我遂以总理病重，无法见客为辞，向段婉谢。

总理入京之时，段未亲至车站欢迎，寓北京饭店期间，亦未前来拜访，至此知总理病势沉重，始来探病，为时已晚。总理愤执政府之一意孤行，自不愿与其晤面。此实段傲慢于前，有以招至总理之不快。

采用中医治疗2月2日，总理精神更为衰弱，李石曾请北京著名中医陆仲安至院诊视，惟总理信仰科学，并自习西医，曾谓：“中医无系统、不科学，只凭个人之聪明、经验，盲目诊断，决不能医好我的严重癌病。然中药确有效验，惜未能按科学方法，加以提炼制造，难以对症下药，是一憾事。”李石曾秘密与我商量，总理虽不信中医，尚信中药，陆仲安谓总理需服参汤，似可一试。乃由李石曾每日自炖人参汤一壶，携至医院，由我转交孙夫人，俟总理须饮水时，即以参汤代替开水，连饮两日，剧痛稍止。大家感于中药已有小效，若改延中医，或可有济。遂一致以改延中医为请。总理则谓在医院既由西医诊视，如暗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坚主出院后，方可改服中药。又过十多天，协和医院宣布束手无策，总理乃于2月18日出院，至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静养，改延陆仲安诊治，初诊两日，颇见小效，继则药石无灵了。

梁启超问疾被乌鸦攻击总理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后，有一特殊之异征，即行馆屋脊，日有乌鸦飞集，千百成群，啼声彻耳。自3月9日起，群鸦飞集更众，日达数万只，密布天空，俨成张盖。

3月11日，梁启超来行馆问疾，竟有乌鸦数千，猛扑梁氏，争啄其项，梁氏遭此突然攻击，不知所措，举手狂挥，状极狼狈。守门卫士，急举枪击一乌鸦堕地，群鸦飞集益多，行馆全为遮黑，顿时不见天日。当时在行馆同志，以梁氏为总理平生政敌，其唆使北洋军阀，破坏本党，极尽官僚政客纵横捭阖之诡谋，至感愤慨。总理北上，梁氏并未迎谒。总理弥留之际，前来问疾，迹近揶揄，飞乌予以掊击，殆非偶然，莫不称快。并有少数同志，拟乘机加以讥侮，我出面力阻，适汪精卫从外归来，遇梁氏于行馆大门，我将他们导至客厅，略事寒暄，再护送梁氏出门，一场扰攘，乃告平息。

邓家彦总理卧病协和医院时，余常往采疾，但始终未能入室面谒总理。每次皆由汪精卫出来接见，仅有一次得稍窥总理之容颜，乃张静江来探病，张亦患病，坐椅中，连椅抬入总理病房，因此门房敞开，余得趁隙窥视，但见总理已黑瘦脱形，旋闻总理呜咽语张静江曰：“君亦染疾，犹抱病来探……”

总理病势日笃，西医宣告绝望。于是有荐中医一试者。但总理素不信中医，乃由李石曾往邀胡适之，由胡出面，陪中医陆仲安来诊视。惟总理坚拒服药，谓夫人曰：“中医并非完全无效，其效力较之西医犹舢板之于轮船也。舢板亦自能到达彼岸，唯日期难卜，毫无把握。”

群医束手之后，同志乃作种种建议，图挽救总理生命于万一。竟有人欲乞灵于道士符咒之镇邪驱病。汪精卫告余有人作此建议，余力斥其无知。自医院迁回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之初，总理精神仍旺盛，黄昌谷出语余曰：“总理眼睛睁得颇大，仍炯炯有神，病况未必绝望。”

侍总理疾者除宋庆龄、霭龄姊妹，孙科、宋子文等亲属外，尚有何香凝、汪精卫、马湘、马超俊、黄惠龙、邓彦华、赵超诸人。余与李烈钧、谢无量、陈剑如等则派招待探病之宾客，未知是否彼等故意之安排，不令余等亲近总理。何香凝则时至客厅，宣布病况之变化。

3月12日，总理垂危，汪精卫出语曰：“医生告诉，总理仅有两小时之寿命，众同志可入室与总理见最后一面。”余等乃鱼贯入室，总理之面孔缩成干瘦黝黑，已不能辨识同志矣。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3）

（3）逝世及治丧

马超俊

总理逝世总理开刀后，我曾急电广州，请孙哲生速来北京（哲生原随总理北上，后总理卧病，特派其南下，赴广东宣慰）。2月24日，哲生与汪精卫等均在榻前受遗嘱，那两天我正忙着全国各省区联合会指导筹备各事，未得与闻。3月12日晨，总理病笃，时作呓语，并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至9时30分，竟与世长辞。

总理逝世后，本党中央执行部，组织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任委员，我负责护灵。当日下午将遗体送往协和医院，医院请解剖遗体，研究致死的真正原因。经治丧委员会决议可行。并派我与戴恩赛、梅光培、马湘、李仙根在解剖室负责护视。第二天上午9时，协和医院外科全体医生齐集，实施解剖，肝已全部溃烂，脓头蔓延其他各部，实为恶性肝癌，乃继续施行保存遗体手术，至15日10时，手续完毕。遂举行大殓。

关于总理遗体之棺柩选材，治丧委员会计划在美订制铜棺，以期保持久远，制运需时，乃决议先用香沙木棺大殓，俟铜棺运到后，再行更换。这时鲍罗廷及苏联大使加拉罕自告奋勇，谓将由莫斯科赶制与安葬列宁同样之棺柩，运送来华，以安总理之灵。治丧委员会当表示嘉纳，惟向美订制铜棺，亦未中辍。

总理灵榇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不久，苏联赶制之棺柩运到，加拉罕宣称，此系最新式之佳制，并大事宣传。经我与数同志加以检查，乃系用锑铝皮制成，外漆白银色，片片浮起，颇似鱼鳞。我用指在上轻捺，即现裂痕，其不适用，一望便知，故摒置未用。

身后哀荣总理遗体大殓时，在协和大礼堂举行基督教殡殓仪式，肃穆庄严。治丧委员会决定停灵地点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并通告3月19日上午11时，敬迎灵榇。

那天早晨，群众已经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灵榇出发，由本党追随日久同志24人，分3组，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10余万人。灵榇所到之处，高呼口号，声震遐迩。花圈挽联，布满通衢。至12时，灵榇抵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择日开吊。

24日上午10时，举行发丧，先家祭，然后来宾依次行礼。自是日起至4月1日止，各机关团体、各省代表、海外党部、华侨、中外人士，前来公祭者，每日不下数万人。执政府曾订期公祭，届时段执政并未亲来，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主祭，外交总长沈瑞麟、交通总长叶恭绰等陪祭。本党同志咸以段氏不亲来致祭，深致不满，尤以李烈钧同志，愤慨最甚，严词追询段祺瑞不能亲来之原因，段之代表，诿称段因足疾无法着靴，不能亲身参加。其实北洋军阀作风，怕致祭时遭民众之侮辱，故畏葸不来。

4月2日，护送灵榇至西山停厝，上午11时，由于右任等8人，将总理灵榇舁至中央公园大门，驾上灵辆，移往西山，是曰参加执绋者10余万人，民众扶老携幼，罗列于天安门至西直门，以迄燕京大学途中。尤以青年学生、军人及工人为多，途为之塞。下午4时，灵榇抵西山碧云寺，奉安灵榇于石塔内。

（4）国共斗争情形

马超俊汪精卫负党政重任，总理依畀至殷，惟汪氏个性好大喜功，领袖欲太强，此时掌理机要，不免矜持。汪受跨党分子之包围，乃与本党老同志意见扦格不入。凡遇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之青年（多为SY、CY、CP分子）来谒，汪即喜形于色，笑逐颜开，特别兴奋。而本党老同志来谒总理，汪反不愿代为接见，常要我出面接洽。老同志专程访汪，他又托词拒绝，偶尔接见，又复大言炎炎，不得要领，使老同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汪送客后，对来客多加讥讽辱骂，笑其无能。于是本党一般忠贞同志，咸以汪氏得新忘旧，别有私图，积愤难平，群起攻击，竟有结队准备饱汪以老拳者，总理得知，召我到榻前说：“精卫原甚精干，惜稍涉轻浮，目前来此客地，左右乏得力之人，暂嘱其主持一切。务速转告各同志，切不可对他发生误会，如有轻举妄动，将贻人笑柄。”我原对汪甚为钦佩，近见其对人态度，缺乏诚意，认为如果此人得志，将危及本党之前途。惟以总理谆嘱，乃向各同志婉劝，故局面稍形缓和。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经过（4）

到北京后，我除了按时指挥侍从室庞杂事务，与代表总理答访重要来宾外，每晚辄陪同汪精卫赴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举行会议，每次开会，皆由汪亲自主持，鲍罗廷、加拉罕、李守常、瞿秋白等咸来参加，经常谈至夜深一两点钟，始返旅社。因此我看出汪与彼等另有阴谋，不免忧心忡忡，常此下去，将来真不堪设想。当时一般老同志于右任、蔡元培、丁惟汾、吴稚晖、李石曾等在铁狮子胡同行馆整理总理遗嘱，尚未察觉汪的用心，毫无防范。

邓家彦余回北京，到北京饭店，欲谒总理。时总理已病笃，孙夫人宋庆龄迎余于客室中，而阻余面谒总理，谓医嘱毋得会客。盖余于德国曾上总理万言书，痛陈外党阴谋。此信为孙夫人、汪精卫等截留，故对余具戒心。以后在北京亦与鲍罗廷、李大钊等会面。鲍一见面，即谓余曰：“I know you are German school (我晓得你是德国学派)。”余立答之曰：“No， Im Chinese school( 不是，我是中国学派)。”在北京余渐察知国民党左派人士已深悉余之立场，且对余存敌意。又一次，鲍罗廷告余，总理所患乃肝癌绝症，恐不久人世，并询余以何人可继续领导革命。余答曰：“革命自需继续，至于何人可以领导，一时尚难推测。”鲍即进一步探询，曰：“余认为廖仲恺是最适当人物。”余支吾良久，徐应曰：“yeyeyes。”鲍罗廷察觉余语气游移，颇表不满，谓余应断然答应：“yes！”而不可作“yeyeyes”。余到京未久，加拉罕大使正式邀宴国民党人士。赴宴同志中，李石曾、丁惟汾、于右任、白云梯与汪精卫等均左倾，而余与李烈钧、居正、田桐、石青阳、杨庶堪等则被目为右派（余始终谢绝宴会，未尝涉足苏联使馆）。

2月1日，在北京饭店开中央执行会议，在京重要同志，除张静江因病未赴外，余均出席。李烈钧、柏文蔚、石青阳、居正当时均为执行委员，余以侯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列席，杨庶堪则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以上数人均为左派所敌视。以后加拉罕在大使馆开会，左派人士咸参与，惟余等甚少列席。何香凝、宋庆龄常参加会议。邹鲁此时与汪精卫、廖仲恺、何香凝等颇接近，其态度似可左可右之间。

其次为金佛郎案，在铁狮子胡同总理行辕举行会议，两派人士均赴会，此日于右任因事未往（此时于已左倾，拥汪精卫甚力）。会中居正与丁惟汾发生争执，居勃然大怒，攘臂而起，曰：“老子要揍你！”丁抱头鼠窜而去。可见当时左右派竞争之剧烈。

对于继承人选，有图拥汪（精卫）者、有拥胡（汉民）者、亦有拥廖（仲恺）者。事实上亦无人具有与孙总理相埒之声望足以继起领导也。吴稚晖一度提议拥蔡孑民为首领，余立予反对。余鉴于蔡回国过上海之际，尝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并不反共也。然蔡早时出任北大校长，余亦竭尽绵薄，余固对事而不对人也。

总理逝世以后，党魁问题一时既无法解决，党人遂纷纷作南归之计，同时亦各谋增厚实力，广结同志，准备回粤以后活动。此一时期，先后向余拉拢者有三人。汪精卫于总理逝世之前，即约余密谈。汪善做作，对余执礼甚恭，以“邓君”相称，曰：“先生已病危，恐难有起色，今后愿与君共同奋斗。”余察知汪之意图在拉余为彼“抬轿子”而已，故未置可否。汪见余态度冷淡，遂不再深谈。第二次为宋庆龄。宋见余在京态度激烈，再三劝余返广东。余婉拒之。盖此时余在北京学生界中之工作似尚乐观，不愿轻离也。第三次为孙科，拉余至彼卧室中，曰：“我辈亦必返广州始有前途。”余告以，愿在北京继续努力革命之事业。

邓家彦抵北京知总理方卧病北京饭店，余即赶往探疾，由孙夫人接见，告余曰：“先生病势严重，医生切戒不许会客。俟稍愈后再与邓先生面谈如何？”不数日，闻悉总理迁入协和医院，余乃益感忧虑。遇李大钊，余即向之探询总理病况，李曰：“恐须施行开刀手术。”余曰：“开刀后是否有痊愈希望？”李曰：“未可乐观，总理所患恐为肝癌症。”

时余下榻一小旅馆，名“中西旅馆”者。一日，孙夫人遣仆送来英文函一封，略称总理已悉余返国，虑余或川资匮乏，故随函送来若干款项。

一日，丁惟汾过访，嘱余出言谨慎，盖此时左派声势嚣张，而余在德国时上总理之万言长函，则已为汪精卫等左派人士所截获，故彼等对余颇存敌意。后遇汪精卫时，汪亦告余曰：“君有长函致先生（当时余等均以“先生”称总理）者，文笔极佳。弟已拜读，佩服之至，但先生正在病中，故未敢上呈，以免触怒先生也。”

2月1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国民党重要分子集会讨论，余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讨论。以后常有集会，对总理病状，同志咸已绝望，故纷纷讨论总理病后事宜，人多口杂，意见纷歧，总理承继人选，无法推定。

此时汪精卫住西山，甚活跃，李石曾、吴稚晖与于右任诸人与汪往还密切。但汪精卫自恃聪明而少读书。某次会议中，汪放言高论，马素与余依学理严词驳斥，汪面红耳赤，从此避不出席。

又一次开中执会时，讨论遗嘱问题。虽咸知总理病将不起，总理本人亦自知其病况，然吾等终未便向总理提出后事。乃推汪精卫草拟遗嘱。草成后，汪仍未出席，由吴稚晖携来，当众朗读，逐句讨论，读至“联合苏联，共同奋斗”，余即起立反对，曰：“今日联苏固然待我友好，他日万一国际情势发生变化，则又将如何，且总理之遗嘱必公开发表，昭告国人与世界，岂能如此措辞？”讨论结果，乃改为：“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并未另立英文遗嘱，以后遗嘱译稿则由陈友仁执笔。但另有一份有关总理家事之遗嘱，然均未敢即请总理签字。

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1）

2.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

（1）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

周雍能（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采委员合议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林森、谭延闿、廖仲恺、于右任等16人为委员，并选汪精卫为主席。选主席时，出席委员11人，汪获11票当选，显然汪也投自己一票，其政治欲望，由此已可肇见矣。7月1日那天，天气阴而闷，委员们在广州市政府公园内，露天当众宣誓就职。仪式简单，布置平凡，表示此为国民组织的政府，所谓“为民所有”者也。

汪精卫虽因谋炸摄政王载沣事勇敢著名，但入民国后并未任过方面大员，亦未真正做过实际职务，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却平地一声雷忽然当起国府主席，真是幸运非常。汪为人聪明灵巧，工于应付，惟性情浮躁，容易冲动，尤缺少诚实，所以国府主席的地位对他来说，甚不适宜。后来政治上不断发生事故，非无由也。

国府为建设军事计，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会中设参谋团，分组办事，以湘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岳森（宏群)为团主任，配有俄国顾问多人佐理之。设政治部，以陈公博为主任。设秘书处，以朱和中为处长，嗣因胡汉民先生被迫赴俄考察，朱和中随同远行，职务由我代理。军委会实权掌握在俄国总顾问鲍罗廷之手。每次开会，参谋团提案最多，所有提案，都先经鲍总顾问看过。开会时，鲍并不出席，只派若干俄顾问参加。会中有所发言，要辗转翻译向俄顾问说明，经他们同意，始可作决定。遇有较为重要问题，主席汪精卫便亲自在座旁摇电话向鲍总顾问请教，言词态度，异常恭顺。当时我看在眼里，十分难过，古应芬委员冷眼旁观，彼此相视而隐痛。

政治部主任陈公博，生长于广东翁源县，为人言行乖谬，自己拟订政治部的组织，要设部长并叙上将阶级，他常穿着上将服装招摇过市。当商订军委会组织时，我说参谋团主任已定为中将阶级，政治部主任只应为少将阶级，与秘书处长相同。他极不高兴，对我斥责。陈公博原是共产党，他和陈秋霖等在香港所办的《新闻日报》，立场偏激，却月领香港币 2 500 元津贴，而本党办的《晨报》(现任立法委员陈素系当时主笔之一)，艰苦奋斗，只月给500元，我为此事与汪精卫理论过两次，但他并无意改正这项错误。当时我是革命青年，血气方刚，看不惯这种不平的事情，邓泽如、林直勉又从旁鼓动。遂与汪主席在国府主席室内大起争辨。我在理直气壮下竟大拍桌子，指责汪“事理不明，轻重不分，对不起自己的同志”。汪恼羞成怒，也动了肝火，大声嚷道：“你太放肆了，我开除你！”我说：“开除有什么了不起，革命党员到处可打天下！”他气极了，即亲写手令，把我的秘书处长免了职，并说要交给卫戍司令部去看管。这一幕，表面看来是我与汪之间的争执，实际上是左派人士觊觎秘书处长之职位与陈公博在汪面前多方挑拨所引起来之结果。事后我自己思量，觉得不该这样吵闹，遂由广大街搬到一条陋巷——狮子桥八号居住，闭门思过，以待时机，并以为汪主席如此作事，我真为国民政府前途担忧。数月之后，有位国府秘书李守诚（我在故乡江西饶州中学的国文老师）来到我家，说：“汪主席已问及你的近况，愿给你位置。”云云。我闻言叹息，并表示：我一属员在国府办公室对主席拍案争吵，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将我免职处分，是罚所当罚，我已无怨无恨矣，惟望主席办事能一秉大公，知错既改，国之福，党之幸也。至于位置一节，我只得心领，请为我致谢。后来在广州，与汪常有碰面，握手寒暄，若无前事，“人生何处不相逢”，总宜留些余步也。

民国15年6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特任蒋介石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准备统军北伐。某日，我在广州邂逅好友张定璠与邵力子二人，那时邵任总部秘书长。张任总部参谋处长，两人方劝我加入总司令部工作。我心想，参加北伐军可有机会离开沉闷的广州，并可出到大江南北一行，遂慨然应允。过了两日，接到邵、张二兄函告已承蒋先生约期召见。我依期到东山蒋公馆晋谒，正值蒋先生回邸。那时先生年方四十，神采焕发，轻衫暑帽，手杖革履，气宇轩昂，态度自若，赫赫大儒将也。我与蒋先生昔曾相见，经面谈后即任我为总司令部秘书，命随同出发。

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2）

2）胡汉民被迫出国

马超俊总理逝世后，本党未再设总理之职，暂举胡汉民为临时大元帅。迨7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成立国民政府，受中央党部监督指导，掌理全国政务。由委员16人组成，以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以汪兆铭为主席。

总理生平品评党内人才，恒推重胡汉民，比及晚年，依畀更殷。民国13年秋，总理督师北伐，驻节韶关，以胡代理大元帅职务，其重视与信任胡氏，寄以惟一继承人之厚望，可以想见。总理北上，仍以代帅重任付之。而携汪兆铭偕行，其视汪固不薄，但属望所在，亦仅于党务方面，期汪佐胡。总理逝世后，论党内资望风格，以胡氏居翘楚，故本党推为临时大元帅。惟胡氏秉耿介之操，赋刚直之性，意所不可，立见词色，威棱自露，无所蕴藏，不免授人以隙。而汪氏趋向功利，习于圆滑，亟图利用环境，以快意于一时，遂暴露弱点，转为外党所利用，而投鲍罗廷之怀抱与跨党分子相唱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朝联甲以倒乙，暮合丙以排丁，以左派自诩，而强指老成为右派，致使中枢失主，八表为昏。此实汪氏一念之差，流毒无已。胡汉民既失领导地位，意自怏怏，汪氏并进而以特使名义畀胡，阳若尊崇，阴则屏诸远方，作变相之谪戍，使本党忠贞人士寒心矣！

（3）国民党右派之反共活动

孙文主义学会

马超俊西山会议首振义声，孙文主义学会亦踔厉奋发，有若朝曦。此时（民国14年12月）广东中央党部震悸之余，乃用鲍罗廷之阴谋，推派吴铁城来沪，游说孙哲生，劝其回粤，重任广州市长，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藉以削弱西山会议之力量，我得此消息，深滋焦虑，乃力诤于孙哲生，谓：“此次策动反共，你为主谋，西山会议既已决定移中央党务于上海，而孙文主义学会亦以沪为发展之地，你在此执中务实，正可有为，倘单骑返粤，势必俯仰随人。如以沪滨嘈杂，不宜久居，最好先往各省作三民主义之宣传工作，稍迟数月，再赴海外宣慰侨胞，藉答华侨卫党之高谊，并从事国民外交，联络与国，是为远大之图，切不可轻率南返，自入彀中。”顾孙氏绌于资斧，未能作国内外之周游，并以在沪日与中下层民众接触，难耐烦扰，遂不作慎密之考虑，竟拒余之诤言，断然离沪返粤。

孙哲生回粤后，果受鲍罗廷之包围，鲍遣谭平山日侍孙氏左右，曲意逢迎，貌为恭顺。孙氏为人，坦白直率，大为所动，并屡致函电，劝我早日脱离孙文主义学会，以免粤中误会。我曾回信严词拒绝。

（4）西山会议

马超俊余回沪后，一面加紧孙文主义学会之筹组工作，一面吁请本党负责同志，速作护党运动。当经邀集在沪本党中央委员张继、许崇智、戴传贤、叶楚伧、邵元冲、居正、谢持等，在孙哲生寓所，商讨反共对策，旋由在场各中委决定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会议。

西山会议开会未久，即假上海成立本党中央党部，推谢持、林森等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刘芦隐为组织部长，邵元冲为宣传部长，沈定一为农民部长，我为工人部长，刘启明为商人部长，积极展开反共工作，与孙文主义学会，俨若桴鼓相应，对抗广东容共的中央党部。

邓家彦北京学生界，余原已有关系，此次自德返国后，学生界知余为孙总理之信徒，益表欢迎。当日孙总理北上之时，北方学生对其钦仰之热烈，诚非笔墨所能形容。朝阳大学反共学生最多，徐天权等为学生领袖。交通、法政、北大各校亦有反共学生。

西山会议派之与北京学生发生冲突，固非始料所及。西山会议为谢持所发动。彼表示：“反对赤化是应该的，反共则不可。共产主义为一种学术思想，可予研究。”彼竟不知“赤”与“共”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总理在世之日，亦尝责骂谢持之低能。此次大约得广州第一军方面之金钱支持，便以此拉拢戴季陶、石青阳等穷困潦倒之党人，在西山总理灵前开会（蒋公率第一军在粤从未显然反共，但从事戒备而已）。闻其在开会时尝以手指左方曰：“左的在这边。”又一指右方曰：“右的在这边。”可见其立场矣。

西山会议派虽标榜反共，而是非不明，敌我不分，且倾轧争哄，自坏长城，林森有言：“余与孟硕私交虽笃，但余同意谢持之主张。”此一时期余曾著《为什么要反共产》一书，印一千册，交石青阳散发，以广宣传。

一日，安徽退伍军人王亚樵，率众赶往会场，打邵元冲耳光，复绑囚戴季陶。事后王等来与余商量，余颇不谓然，且嘱彼等从速释放戴季陶。从此西山会议派多对余衔恨，彼等误信此举为余所指使者。其中居正、石青阳对余尚无甚恶感，林森亦能谅解。而戴季陶恨余最切，叶楚伧等对余亦始终不谅。其实余与楚伧原有交谊，叶在上海筹款办报，得余助力最多，余尝引之往谒总理。叶至广东，余复介绍于胡汉民、廖仲恺，然后彼乃有钱维持《民国日报》也。

叶楚伧在沪主办《民国日报》，旋为经费等事到粤有所请求，而熟人甚少，乃由余介绍与胡汉民等相识。缘楚伧之初识总理，亦为余所引介者。民国元年，楚伧与姚雨平等在沪办《太平洋报》，经费拮据，余乃引之往谒总理于环龙路寓所，并郑重荐之于总理曰：“此乃江苏名士叶楚伧。”总理因器重之，允每月津贴楚伧之《民国日报》五百大洋。然报馆开支浩大，楚伧仍常感窘迫，某日楚伧闻四川同志林镜台汇医药费若干与苏曼殊，由余经手，乃昏夜叩门，欲先挪用此款，以济眉急，且曰：“曼殊明日不会死，报馆如无此款，明日必停业。”余睹其情急如此，终不忍拒。

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3）

（5）中山舰事件

袁同畴中山舰是一条大舰，其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李为军校之毕业生，曾任军校特别党部第一届常委，第二届落选后，因有俄顾问之支持，得为中山舰政治部主任。事件发生之原由是，蒋先生每日由广州去黄埔，多乘小汽艇，盖水路近便快速之故。而中山舰事前没有命令即升火待发，且一再请示蒋校长何时回广州？蒋先生发现情形异于平时，知道一定别有企图，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扣留李之龙，并夺回中山舰。是即所谓中山舰事变（民国15年3月20日）。当时邓演达任军校教育长，名义上虽非共产党，实则为共产党工作。

马超俊中山舰事变后数日，古应芬急电数通，邀我返粤，号召农工，协助政府，扑灭共产党。此时上海中央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拟于3月29日举行，坚留我参与会议。我以情势已迫，义无反顾，即日束装就道，买舟南下，古应芬闻我行期，派李仙根到港接船，将中山舰事变，及汪兆铭出走情况，详为见告。我到广州，往见古应芬，畅谈数小时，古亲写一函，交我次日赴黄埔军校见蒋校长，面商反共方略。我辞出，赴大沙头东堤葵园，晤孙哲生，他对我前函，毫无芥蒂。畅叙阔别之情，并问我来粤意见。正密谈间，谭平山闯入，使我感到万分惊异，倍具戒心。哲生留我暂住他家，我婉谢辞出。当晚住河南马华家。次晨依照古应芬之指导，觅电船径往黄埔军校，访晤蒋校长，畅叙两小时，承示防共规划甚详，并留午餐。下午乘原船回城，途经岭南大学下游，突有小艇四艘，向我射击，我立伏舱下，命电船加速马力，向东北角冲出。后据船夫称：“有八字脚前来行凶。”我自到广州，不过两日，行藏未露，竟遭袭击，可见彼等恨我入骨，使我益加警惕，所有召集各工运干部会议，皆秘密进行。4月中，政府原拟以突击检查办法，将其一网打尽，讵事机不密，被侦悉，彼辈并检得公安局长吴铁城之密令，载有奉命办理字样，鲍罗廷即据以提出严重抗议，此役遂不得不作罢论。

（6）国民党二全大会

马超俊民国15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当时军校有代表6名参加，蒋先生最初也由军校选出，为了使军校能多增席位，改以浙江代表出席，此6位代表国民党老党员，但已站在共产党一边。因此除主席团有几个国民党外，上至秘书长，下至会场卫兵，大多是共产党人。而戴季陶、吴稚晖、张溥泉、居正等人反而没有来参加，整个大会完全由共产党主持了。

北伐的顺利进军（1）

二、北伐的顺利进军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达北伐动员令，北伐战争正式开打。其实在此之前，桂系的第七军与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已经先行派兵入湘作战了。当时湖南唐生智的部队在吴佩孚部队的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而唐生智此前已透过桂系的联络，允诺加入国民军。援湘作战可以看作是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军当时面临的主要敌人：一是居于正面的吴佩孚，盘踞于京汉线沿线；一是盘踞于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一是盘踞于北方的张作霖。其中吴佩孚的实力是最弱的，又居于北伐的正面，是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其次是居于侧翼的孙传芳，最后才是北方的张作霖。所以当时北伐军的口号是“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这个战略是比较成功的。

北伐军战斗力很强，一路势如破竹，进程十分顺利。很快就打下两湖，拿下武汉，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然后再回师江西，击溃孙传芳的部队。于是北伐军剑指东南，将东南五省收入囊中。就在北伐顺利进行之时，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矛盾开始激化。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所谓“清党”。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组织“东征军”，宣称要东征讨蒋，革命军的内战一触即发。但此时北伐大业未竟，宁汉双方还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主张先完成北伐，打下北京再来讨论宁汉之间的问题。于是宁汉分头继续进行北伐，武汉方面出兵河南，并占领郑州、开封等。南京方面渡江北伐，沿津浦线北上，占领了徐州、临沂等重镇。与此同时，陕西的冯玉祥也出兵河南，响应北伐军。

就在武汉国民军北伐河南之时，在后方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对武汉国民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武汉方面的北伐军于是将河南的防务交由冯玉祥管理，撤兵回鄂，并准备进行“东征”，南京方面的北伐军也被迫回撤。而孙传芳的部队尾随而至，重新占据了徐州等地。蒋介石企图夺回徐州，结果兵败，狼狈退回南京，不久宣布下野。孙传芳集合所有兵力，大举渡江，企图夺取南京城。李宗仁、白崇禧等指挥国民军与孙军在龙潭等地展开决战，是为龙潭战役。结果孙军大败，主力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龙潭战役之后，南京方面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而武汉国民政府早就实现“分共”，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背叛了共产党，于是宁汉双方合流。但蒋介石不久即策划复出，排挤走了汪精卫，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所谓“二次北伐”，最终完成了北伐的任务。

整个北伐的过程十分复杂，为了便于编排，我们大致以两湖战场、江西战场、东战场、北战场等来进行叙述。

口述者简介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中国现代军事家。爱国人士，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早年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堂、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任广西将校讲习所教官。1916年投桂军，先后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因战功由排长递升营长。1922年自任广西自治军第2路总司令，后改所部为定桂军。1923年至192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支持下，联合黄绍竑、白崇禧之讨贼军，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李任总指挥，先后消灭了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部，击退入桂云南军阀唐继尧部，统一了广西，成为新桂系首领。1926年李、黄、白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任军长，指挥所部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苏等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第3路军总指挥、西征军总指挥、第4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军败北，李出走香港，旋返桂。翌年出兵湖南策应冯玉祥、阎锡山反蒋作战，受挫撤回广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指挥徐州会战诸役。在台儿庄会战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日军万余人，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忱。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北平行辕主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1月蒋“引退”后任代总统，4月派代表团到北平(今北京)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导致和谈破裂。李于大陆解放前夕去美国。1955年提出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毅然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9年1月30日病逝于北京。

北伐的顺利进军（2）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军事家。桂系军阀首领之一，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桂军连、营长。1923年至1925年任广西讨贼军参谋长，与李宗仁、黄绍竑采取分化瓦解旧桂系军阀谋略，联合沈鸿英，击败陆荣廷，然后驱逐沈鸿英，从而控制了广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随部转战湘、鄂、苏等省。当攻破南昌时，指挥一部追歼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万余人于南昌东北的滁槎。1927年3月任淞沪卫戍司令，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9年蒋桂战争桂军失败后，潜往香港。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民团总司令。抗日战争中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参与指挥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保卫战。1946年5月任国防部长，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任华中军政长官，率部顽抗，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华中南。次年，所部在湖南、广西被歼后逃往台湾省。1966年12月2日病故。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北伐期间在湖南驱逐赵恒惕，并倒向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军长。打下长沙后，任湖南省主席。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是武汉国民政府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宁汉对立期间，他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后被南京“西征军”打垮，被迫下野出走日本。

邓演存（1888~1966），字兢生，广东惠阳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邓演达之兄。北伐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武昌攻城总指挥部炮兵指挥，汉阳兵工厂厂长兼陆军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校长，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局副局长等职。

徐宪章（1904~1984），字公权，湖北宜都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北伐期间任第二军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宣传员。

张轸（1894~1981），别名翼三，河南罗山人。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

戴岳湖南宝庆人，生卒年不详。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属湘军谭延闿系，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

刘兴（1887~1963），号铁夫，湖南祁东县。北伐期间先后任第八军第四师师长、第三十六军军长等职。

李汉魂（1895~1987），字伯豪，广东吴川人。北伐期间先后任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参谋长、团长，第二十五师少将副师长、师长等职。

简又文（1896~1978），字永真，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尤精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与冯玉祥交好，曾任冯玉祥创办的今是学校校长。北伐期间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兼前敌政治工作团副主任、主任等职。

符昭骞（1901~1968），字孟腾，海南文昌人。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部交通处副处长，东路军第四纵队交通处长。

黄通（1906~），号更夫，江苏海门人。北伐期间其在广州黄埔军校求学。

祝绍周（1893~1976），字芾南，浙江绍兴人。上海四一二清党期间其与杜月笙为主要执行人。

郭廷以（1904~1975），中国历史学家。字量宇。河南舞阳人。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毕生从事近代史研究，卓有贡献。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太平天国历法考订》。1926年起，编撰《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其后，简又文撰《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多所征引，奉为权威之作。《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附录八项：《天历与阴阳历对照及日曜简表》、《太平天国人物表》、《主要战役及将帅表》、《洪清两军战争地图》、《清督师大臣表》、《剿捻统帅表》、《洪清两方洋将简表》、《引用书目》，也有参考价值。例如，向达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即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用书目》为线索搜集资料。在郭书《引用书目》的基础上，张秀眉、王会庵又增补编成《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也难免有个别失误，但它迄今仍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工具书。

郭廷以原拟编《近代中国大事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即其中一部分，后因分量过多，遂单独成书，先行出版。郭廷以1978年逝世。他的其他著作，有《近代中国史》、《俄帝侵略中国史》、《台湾史事概说》等。此外，他还曾主持编辑了几种大型近代史资料丛刊。

张知本（1881~1976），号怀九，湖北江陵人。法学家。国民党元老。1924年1月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中央候补委员。2月任大本营参议，负责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作，主管湖南、湖北、陕西三省党务。任职期间有意与共产党人接触，后被国民党要员觉察，受到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处分。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卸职任上海法政大学校长。1927年12月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北伐军所面临的军事形势

（一）北伐战略的制定

1.北伐军所面临的军事形势

李宗仁我们所面临的敌人实力数倍于我军。正面的敌人是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20万。吴氏自民国14年（1925）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化敌为友，于民国15年春双方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败绩西溃。吴佩孚乃将北路精兵南调，和我们革命军一决雌雄。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孙氏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号称20万。孙氏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之区，所部训练有素，粮饷充足，向称能战。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部，则较吴孙部队更为精锐。民国15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35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煊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100万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郭廷以记得大三开学不久，东南局面又有异动，10月中旬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出兵讨奉，奉军因距离根据地太远，战线太长，况且又要防备国民军的袭击，没打什么仗便自京沪撤退。10月20日孙传芳入南京。就在这一天，吴佩孚在岳州再起，自称受14省（孙传芳、萧耀南、岳维峻、孙岳、方本仁、杨森等）推戴就讨贼军总司令，声称讨奉。此时，奉军自安徽撤退，11月初再撤出徐州。孙传芳控制五省，声势大振，实际上不希望吴佩孚再起，不支持他。比较上吴能运用的是鄂督萧耀南属下的陈嘉谟（二十五师）、寇英杰（湖北第一师）、王都庆（中央暂编第七师）、刘佐龙（湖北第六师） 、刘玉春（第八师第十五旅）、于学忠（第十八混成旅）及宋大霈（湖北第三混成旅）等。吴声称两路讨奉，一路系将前留河南的旧部调出来，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入鲁攻张宗昌，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京汉路北进入直攻李景林。豫督岳维峻对协助靳云鹗入鲁照办，而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使寇英杰徘徊于武胜关外，不能施展，然而不出数日，局面再变。

11月24日，郭松龄倒戈，挥军由山海关直指沈阳，此事郭与国民军密谋，李景林亦参与其事。本来李应放弃直隶转到热河去，后来因不肯让国民军占有直隶。反而与张宗昌组直鲁联军与国民军作战，双方争夺天津，此时国民二军（岳维峻）亦攻山东。不久李景林失败，而郭松龄亦败殁，奉军开始与国民军对峙，国民军内部又失和，吴佩孚突然倒转过来与奉张合作，派兵攻国民军。于是冯玉祥在民国15年元旦宣布下野，国民军群龙无首，国民二军由济南败退。1月底，吴佩孚命寇英杰入豫攻信阳，2月又命在鲁南的靳云鹗入豫夹击，于2月底攻下开封，3月初陷郑州洛阳，国民二军溃败，3月14日信阳亦失。先是2月14日鄂督萧耀南病死，吴命陈嘉谟继任，攻下河南后，3月14日吴命寇英杰为河南督理，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河南省长，命其北上攻保定。

3月18日，靳部前锋直抵石家庄，20日奉军攻占滦州，22日李景林旧部袭占天津，国民一军向北京附近集中，向张作霖求和未遂。3月底拟向吴佩孚乞和，4月9日鹿钟麟以段执政破坏国民军与吴谋和、响应奉军而包围执政府，此时靳云鹗颇赞成和议，然终未为吴佩孚所接受。4月15日国民一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段执政于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尚图联奉恋栈，然终无成。颜惠庆内阁复职又未为张作霖所支持，政治局面杌陧不安。5月26日吴佩孚由汉口北上，31日免靳云鹗职，以示与奉张彻底合作，加紧对南口的攻击，正当6月28日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已大动了。

我很早就注意南方的军事动态，从民国12年孙先生回广东，淬厉奋发，面目一新，很得青年人的拥护。民国14年蒋先生全力办黄埔建立革命的武力，我就相信将来打倒孙传芳的将是来自广东的革命军。其时南京是孙传芳的天下。孙传芳赶跑了奉军，适逢郭松龄倒戈，奉军无力南下报复，稳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大位。他抽鸦片，会讲话，演讲时常说：“我们的政府如何如何。”一般人对他印象很好，像梁启超、蒋百里等都认为他可取代吴佩孚，丁文江替他在上海做督办，很多人说孙很了不得，可能天下无敌。我则对同学说：“孙传芳的大敌，来自广东的蒋介石。”同学们说：“大概你是国民党才这样说。”

平常我寒暑假很少回家，大三结束时我学分已修够了，便在6月底回家看看。此时津浦路由南京到徐州有时还接不上，从徐州转乘陇海路到郑州更不能畅通，有几段要下来走路，一共花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家里。此时，值寇英杰、靳云鹗夹攻岳维峻之后，樊钟秀在南阳独立，又打了一阵子，一切都很乱，人心惶惶。家乡的人问我大局是否要好转了，我说：“北方打来打去，现在奉直军在南口打，最后你看蒋介石要从广东打出来。”他们不信说：“不成，孙传芳五省谁打得下。”我说：“吴佩孚主力对北不对南，湖南局面一动就不同了。”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罢？”7月见半我回家已几天了，又要回南京，家里的人留着不给走。到8月10日才动身，本来决定从汉口走，到漯河时一看报纸，知道革命军已在7月10日占长沙，眼看要打到汉口了，便取道徐州回南京。

北伐军的构成

2.北伐军的构成

（1）北伐军的战斗序列

白崇禧 民国15年4月国民政府对北伐大计大体上是决定了，5月中旬第七军钟旅先入湘援唐，到6月初一切明朗化，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州东校场就职，此时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蒋中正

总参谋长李济琛

副参谋长白崇禧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留镇潮梅，由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兼该军指挥官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

第二师师长刘峙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留守广州，由副军长鲁涤平兼代

第四师师长张辉瓒

第五师师长谭道源

第六师师长戴岳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七师师长王均

第八师师长朱世贵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

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留镇广州，由副军长陈可钰兼代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一路军指挥官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一师师长李品仙

第二师师长刘兴

第三师师长何键

教导师师长周斓

这是最初的战斗序列，不久黔军彭汉章、王天培、袁祖铭等响应北伐，分别编为第九、十、十二军，而江西方面方本仁本来亦要响应编为第十一军，未成。

（2）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势力

白崇禧汪精卫出任国府主席时，政治总顾问为俄人鲍罗廷，各军中亦设有政治顾问。鲍之权势很大，可以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之会议，提意见。当时国民党中有跨党之共产党不少，此因为总理在世时，希望以三民主义潜移默化共产党，故定下联俄容共政策，准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总理所以与俄国发生关系，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正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境况艰困不堪，总理去电慰问鼓励，列宁感谢不已。总理于民国10年进驻桂林时，俄国派越飞前来谒见，因而有总理派廖仲恺、蒋委员长赴俄答聘之行。

俄国之政治顾问，名义上虽至广州助我们北伐，暗中实发展共产之组织。其工作对象为党内党外，及军中之基层人员，故共产党于国民党中所掌握之机构，多是政治、组织、农民、工人等部。当蒋公在黄埔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时（后改为黄埔军校），教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学生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之组织，专吸收黄埔学生为主，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相抗。北伐时八个军中之党代表如第一军周恩来，第二军李富春，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麦朝枢，第五军李朗如，第六军林祖涵，第七军麦焕章，第八军彭泽湘，八个党代表中，周、李、林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也是共产党员。

北伐的战略及军事部署

3.北伐的战略及军事部署

白崇禧北伐前夕，蒋总司令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战斗序列：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出湖南；何敬之（应钦）将军统领东路军预定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当时福建是周荫人之部队；第二、第三、第六三个军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传芳；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担任北伐军之正面由湖南攻武昌，第四军在中央，第七、第八两军分别担任右左两翼。黔军袁祖铭、王天培也由常德指向鄂西。

北伐军于民国15年7月9日誓师，此时第七军第四军参加北伐队伍已进入湖南援唐，7月10日即克复长沙。7月27日，蒋总司令出发北伐，当天午后到达韶关，8月2日进入湖南，8月12日抵达长沙，次日召集军事会议，参加者第一军王柏龄、第二军鲁涤平、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陈可钰、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俄国顾问加伦将军和我。记得此时敌人在汩罗江北岸布防，此时提出来讨论的有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个是先打江西后打湖北，理由是江西与湖南相毗连，我大军攻湖北，孙传芳部可由萍乡醴陵打我们侧背，而且现在孙传芳已陆续在江西集中部队，威胁很大，因此应先打江西后打湖北。另一个主张是监视江西，先打湖北，理由是吴佩孚正用全力打南口，新败之余，士气不振，正好乘胜追击；至于孙传芳虽为直系，但其表面上捧吴，暗中是坐观成败，孙传芳与我们尚有信使往来，今若击之，吴必不坐视，是同时打两个强敌，击吴，孙有观望可能，我力量是够的。此主张与在广州定的“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策略相符合，唐生智与李宗仁事前交换过意见，主张最力，虽然许多人主张前者，辩论一下即照唐、李主张通过。根据此一战略，部署如下：

（1）第四、七、八各军为中央军，以唐生智为中央军总指挥，直趋武汉，封锁武胜关。中央军以第八军为左纵队，由唐生智兼总指挥，攻击浯口市以西营田以东一带之敌，经岳州向武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渡过长江北岸向汉阳、汉口前进；中央军以第四、七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经通城、崇阳、汀泗桥向武昌前进；第七军攻击平江以西浯口市及其以东沿岸之敌，经北港、蒲圻、咸宁向武昌前进。

（2）第二（缺一师）第三两军为右翼军，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集结赣边，监视江西。

（3）第九、十两军（黔军）为左翼军，以袁祖铭为总指挥，集中津醴进出荆沙。

（4）第一、六两军为总预备队，第一军随第八军后推进，第六军驻浏阳，对江西严密警戒。

蒋总司令以李宗仁率一省力量参加北伐，反而在唐生智之下，但唐部已在前面打，不能不给唐以中央军总指挥名义，为此要我先征求李同意，李当然不会为此介意。后来中央军直下武汉，而左翼黔军迟滞未动，唐生智不愿意袁祖铭等控制湘西，加袁等以“勾结吴佩孚”的罪名，解决了袁祖铭、彭汉章二部，杀了袁祖铭，黔军仍由王天培统率。袁固然与吴佩孚有密切关系，但既已加入革命军，无实证以证其罪，枉被杀害，唐实有点过分，但我们亦未便追究。

李宗仁在长沙会议时，蒋总司令首先发言，略谓，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时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我即起立发言，竭力主张乘吴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将敌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己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联络，希望与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氏的中立固不可靠，其志欲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彼收渔翁之利。然我人正可利用此点，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抗拒革命军，抑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偶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以上各点来说，我军攻赣实甚危险。盼总司令、加仑顾问及各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也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则不妨左右开弓，对鄂、赣同时进攻。此建议原只是唐氏的激将法而已。以我们区区兵力，进攻一面已感吃力，“左右开弓”实无可能。

反复讨论后，总司令和俄顾问加仑都同意我和唐生智的原来提案，也就是先攻武汉，对赣采监视态度。我们第二期的进攻部署遂按?原则进行，长沙会议也就圆满结束。

郭廷以北伐军的策略很成功，喊出口号是“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吴佩孚的援湘军大败后，一再希望孙传芳支持，而孙一方面轻视革命军，一方面有意抱观望态度，希望藉革命军打倒吴，再图统一两湖，坐收渔人之利。所以直到汀泗桥贺胜桥吴军大败，孙传芳才颁援赣计划。这时南京一般人民仍看好孙传芳，认为他一定胜利，南京小孩子打架常说：“我是孙传芳，你是蒋介石。”直到孙在江西吃了败仗，才改过来说：“我是蒋介石，你是孙传芳。”

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帅，兵多将广，然而可靠的基本队伍估计不到5万人——包括第二师卢香亭、江苏第四师谢鸿勋，第十师郑春元，第一师邓如琢、江西第一师唐福山，第十二师周荫人以及卢永祥、杨化昭等的旧部。其他不可靠的甚多，革命军在两湖的作战主力是第八军、第四军、第七军及一部分第一军。等到和孙传芳争夺江西时，最初是使用第六军、第三军及第一军的两个师，后来再调来第七军、第四军及独立第二师。论双方实力相差不多，可能孙力量要强一点。孙拥有江浙地盘、上海财源，又有英方支持（丁文江做淞沪商务会办，负责向英借款），蒋百里筹划军事，论兵力、地盘、财源革命军似乎居劣势，但孙内部复杂，而革命军气盛，得人心，尤其是青年支持——后来孙军有“便衣队防不胜防”的感慨——使孙反而处于劣势。

两湖战场入湘作战（1）

（二）两湖战场

1.入湘作战

（1）策反唐生智

白崇禧如要北伐，必须先打通湖南之一关。湖南为赵恒惕之势力，赵倡联省自治，民国10年，国父想假道湖南北伐，因赵之反对而改道江西。我们如要路经湖南，是不可能之事。湖南之力量，谭组庵（延闿）率领部分力量至广东组织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程潜也在广东自己成立部队为第六军。赵之第四师唐生智驻湘，因在地理上与广东接近，力量也是四师中最大者，我们利用赵、唐间之冲突策动唐归服国民革命军。赵见大势如此，将省长交唐代理，自己至武汉附和吴佩孚，赵之嫡系部队叶开鑫仍驻在湖南。赵虽离去，唐之态度还是摇摆不定。政府派我与陈铭枢秘密由广州经韶关至长沙，劝唐脱离赵恒惕独立，归向革命政府。唐因吴佩孚委叶开鑫为湖南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他，向我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如加入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是否愿意在军事上支持他抵抗叶开鑫？

第二，谭组庵、程潜曾被他击溃，他如加入革命政府，二、六两军是否会加以报复？是否允许他继续保持在湖南政治上既得之地位？

第三，希望二、六两军出江西，不要路经长沙。

我告知唐，如果他表明态度，革命政府自然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之军政完全由唐负责。关于第三点，革命军之策略是打击吴佩孚，放任孙传芳。孙是江、浙、赣、皖、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势力雄大，二、六两军之任务乃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之活动，自然不会调入湖南。我向唐保证，如二、六两军有不利于他之行动，第七军将支助他。湘桂是邻省，我与唐又是保定之同学，唐得我之保证，才表明态度归附革命政府。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吴佩孚因唐生智附合革命政府，派叶开鑫攻击唐部。唐不能抵抗，退至醴陵、攸县、衡阳、宝庆一带，情形危急。我因对唐有支援之诺言，乃令七军之钟祖培兼程驰援，今之监察委员王赞斌，当时是钟部营长，首先率兵赶至。唐部见第七军来援，士气百倍，才稳住了阵线，以后第四军之叶挺也到湖南，合力击溃叶开鑫，收复长沙、岳州。唐之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白崇禧国父在世时坚决主张北伐，认为舍北伐外无他道可救国家，曾三次北伐没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后，继承国父遗志准备北伐。民国15年春两广统一，北伐的力量加强，而全国形势有利于北伐，直系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帅，盘踞长江下游，直系再起的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合力攻击国民军，湖南赵恒惕以联省自治号召，彼此间貌合神离，正是北伐的好机会。民国15年春正当我们努力于两广的统一时，赵恒惕派其旅长叶琪到广西来，希望说服我们赞成联省自治，如果我们同意，他要帮我们打广东，打了广东后该地区一切听我们支配，他们只是出兵与我们协同。叶琪与我们私交很好，我们分析联省自治的缺点给他听，认为这不过是拿它做招牌来盘踞地方而已，而且像赵恒惕实际上是吴佩孚的附庸，北洋军阀争权夺利占地盘，对国家是不好的，只有走革命路线才是对的。1月26日，中央汪兆铭、谭延闿到梧州来开会，李德公与叶琪一起到梧州，李介绍他与汪谭见面，会后我要到广东去，劝他一同去看看广东的情况。叶琪虽然是赵恒惕派来的，但他与唐生智暗中亦有联络，而唐对赵有取而代之之意，我们利用这点要叶琪策动唐生智加入国民政府，而我们可劝唐统一湖南。在广东时我与叶琪看看各方面情况，也到黄埔去，我有意无意中透露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报纸给登了出来。叶琪很着急说：“怎么办，如何回去？”这样使叶琪不得不帮我们去说服唐生智。

唐生智、叶开鑫、刘铏、贺耀祖是赵恒惕底下四员大将，都能打仗。唐生智扩展最快，实力最大，野心勃勃，叶琪回去后对唐说只要唐加入革命阵营，广西一定做他的帮手。唐有了后盾果然问鼎长沙，赵恒惕看情形自己向议会辞职离湘，荐唐代理省长。3月17日唐到长沙声明仍请赵回湘。此时叶开鑫等三个师长都不服唐生智，指挥不如意，我在此时与陈铭枢奉派为国民政府代表，赴长沙催促唐加入国民政府，在湘江中小洲水陆洲一秘密地点与唐谈判，我们保证他一动就出兵帮他，我说：“我们第八旅（钟祖培旅）已到全州待机。”他顾虑的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二、六两军，这两支湘军军长谭延闿、程潜在国民政府中资格老地位高，到湖南后怕有不利于他的行动，表示不愿这两军开到长沙，不愿与这两军一起作战。我说：“拟作战计划时我会参加意见，江西方面有孙传芳的队伍，我们拿二、六两军到江西边境去准备对付孙传芳。其次我保证若二、六两军有不利于你时，我们广西帮你。”唐生智得我们保证后，下了更大的决心，我们离开长沙后他即就任代省长，并召开军事会议，扣了刘铏及其旅长刘重威、唐希抃及叶开鑫之参谋?张雄与，辣得很，后来杀了张雄与等。叶开鑫是赵恒惕死党，驻岳州，唐生智派兵袭击，而贺耀祖则退往湘西。

唐生智湖南自赵恒惕走后，我将第二师刘铏所部予以收编，由叶琪率领，第三师的一部退到邵阳一带，正在设法收抚中。叶开鑫在岳州一带投向吴佩孚。贺耀祖在常德也可能投吴，也可能观望。当时，我也托人到吴佩孚处设法缓兵，但看来不妙。我估计，对湖南的一、二、三师我还能够对付得了，如果加上吴佩孚在武汉的队伍，就很费劲了。那时我们会退守湖南，以衡阳为中心严阵以待。如果广东方面能够提前北伐，只要有象征性的队伍先行出发，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长沙不至丢掉。陈铭枢、白崇禧说，北伐是肯定要北伐的，但什么时候尚难预定。我希望他们回去催促北伐，过了两天，他们走了，我又派刘文岛等人前往广东接洽。

在吴佩孚方面，我也曾派人前往联系，设法缓兵。当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兼代参谋长，葛豪任军务处长兼戒严司令。葛主张联叶开鑫，张则力主联我，遂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后来吴变了，对我方派去的代表说话极为无理，声言唐先生最好回到衡州，一切可以平顺，否则他将进攻长沙，再由长沙进取衡阳，吴佩孚态度傲慢异常，我的缓兵之计没有成功。这时，我派人到湘西去和贺耀祖联络，并给他15万元和20万发子弹，约好共同打吴佩孚。我告诉他：长沙如不能守，我则退衡阳，要他在常德不动，万一吴打他时，便退守邵阳。结果贺投向吴佩孚，吴便派兵到岳阳，贺耀祖从益阳出湘潭到南岳后山一带向我进攻。我只得撤出长沙。

两湖战场入湘作战（2）

（2）入湘作战

白崇禧赵恒惕离湘后由汉口转赴上海，得叶开鑫的报告即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答应了，派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分四路援湘，而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兼湘省省长。叶开鑫有了后援，一个反攻，从汩罗江前线打到长沙，唐生智无法抵抗，节节败退，一面向国民政府求援。在广东方面对北伐的态度并非一致的。首先，我们策动北伐时，对第四军李济琛一说，李即热烈赞成，李受革命洗礼甚深，对两广统一及北伐均极力帮助，但在广东并非每一个人都像李这样热烈支持北伐，唐生智已经败退到衡阳，国民政府还没颁北伐令。当时共产党大本营在上海，但其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民国13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决定的容共政策。国父本希望他们加入国民党后受三民主义潜移默化，以后能为党国努力，不要与国民党背道而驰。鲍罗廷带了一批政治顾问在国民党重要会议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军中的党代表大部分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他们组织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此外在农工群众中积极发展，势力很大。他们不只在广东活动，亦在全国各地暗中活动，他们不赞成北伐，第一，他们觉得还不能完全控制广东国民政府及窃夺国民革命军的力量。此外，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反而更易于暗中发展，军阀们注意的是地盘和官职，不注意防范，他们希望发展到成熟阶段，各方面都能操纵了再北伐，所以反对北伐，阻挠不遗余力，苏俄军事顾问季山嘉甚至利用共产党员李之龙等所控制的中山舰，阴图劫持蒋中正先生。蒋先生是革命政府的军事重心，主张北伐最力，幸而及早发觉，反而打击了共产党力量，驱逐了季山嘉，使北伐阻力顿减，然而国民政府直到6月初才正式下北伐令，任命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时唐生智已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而第七军钟旅已于5月中旬先行入湘支援唐生智，到7月9日蒋先生才正式就职。就此段事实分析之，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推动北伐就不可能北伐，但我们的确促使北伐提早，蒋总司令是极力要北伐的，而我个人是主张最坚，而且希望提早北伐的。

顺便提一提广西省内对北伐的态度，当时亦有反对北伐的人，其中以侯人松反对最烈。侯是保定学生，任参议或顾问之职，没什么实力，但会讲话，他是张子武的好友，透过张子武可能与吴佩孚有联系。当我们推动北伐时他大唱反调，大意是说：“广西连年打仗，现在好不容易得了统一，然而民困兵疲，正宜休养生息，不可再劳民伤财。”这议论亦不无道理，还好当时军人守本分，不随便听，只有少数文人听他的。北伐前夕，为了先统一意志，我们曾举行公开辩论，侯人松分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力量超过百万，我们两广合起来不足十万，寡不敌众，过去多少次北伐都失败了，现在应休养生息。我们则认为现在是北伐最好时机，吴张合打冯玉祥，孙吴则貌合神离，我们两广是一致的，北洋军阀人数虽众，但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正是我们将其各个击破的机会，此机不可失。此外革命是有主义有主张的，北伐是国策，不能随便反对的。在当时李、黄、白是一致的，侯人松等反对无力。

唐生智我由长沙退到衡阳后，广东国民政府派周鳌山送来委任我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的命令来了。周说，当时北伐本来还未到预定期间，湖南既然发动起来了，中共在广东方面的人又极力主张迅速北伐，所以可能提早北伐。他还说，到湖南来的，可能是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如果长沙收复，蒋介石也来湖南，则王柏龄的一师也可能来。在长沙收复以前，先头的部队是不会多的。我说，只要有一点象征性的军队就行。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对我的任命，宣誓就职，通电全国，并立即将全部兵力开赴前线。

不久，当广东派了第四军叶挺的一团人来到湘江右岸前线时，我便决定第三天拂晓从攸县、衡山、南岳、衡西、永丰、零陵一带全线出击。说来也很巧，一个星期以来的连绵大雨，衡阳附近到处都是大水，到了我们全线出击那天却出了太阳，刮着东风，水也跟着退了。天时、地利、人和，敌人被迫全线溃退，我部第三天就到了长沙。

长沙收复以后，第四军张发奎的一师也到了，以后陈铭枢、陈可钰都陆续而来。当时我这个前敌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有：第四军张发奎的一个师，陈铭枢的一个师，蒋介石第一军的两个师，还有全部湘军等。以后汀泗桥战役，张发奎所部二团，叶挺独立团，刘兴及李品仙所部，均参加了。

2.基本概况

白崇禧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这三个军负责两湖战场——编者注）出师后，有三次会战：即汩罗河会战、汀泗桥之役、贺胜桥之役。

右翼之第七军进攻汩罗江，第四军在中央由平江挺进，第八军沿武长铁路在汩罗?口。唐之另一部则驻在常德，此役吴佩孚之部队不支而败。汀泗桥之役我们虽然获胜，其激烈之情状不如贺胜桥之役。贺胜桥是武长铁路之要镇，也是进攻武昌必经之途。吴佩孚亲至此地督战。我们的军队经过两战之后，弹药甚为缺乏，每人至多有子弹250发，后方的补给机构也无法筹划。我当时在前线指挥，将领们纷纷打电话向我请援。我答复说：“缺乏子弹只有用刺刀赶快冲锋！奉命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话虽是极不合理，当时之情形的确如此，我只好壮他们的气。所幸将士努力，第四军由中央进攻，第七军由右翼迂回敌后，第八军由左翼攻击，连破吴佩孚三道防线。吴虽砍杀退兵枭头示众，也阻不住前线之崩溃。战后我们在吴军中得吴之指挥命令，事前他对击败我们很有信心，称我们为赤军（因为当时尚是联俄容共时期）。贺胜桥既下，大军继续进攻武汉。第四、第七两军攻武昌，第八军由嘉鱼渡长江打汉阳。守武昌的是陈嘉谟、贺对廷、刘玉春等部队。武昌城坚，第四、第七两军占领城外之洪山炮兵阵地，城内外相互发生炮战。我方久攻不下，爬城也不成功，知不可力攻，不然损失太大。

两湖战场战役详述（1）

3.主要战役详述

（1）汩罗江会战

白崇禧中央军右纵队攻击主要目标为沿汩罗江岸之平江、浯江等地，而以平江为最重要，此地为通武汉要冲，有吴佩孚部健将陆率主力镇守。在计划攻击之前我与加伦将军交换意见，我对第七军战力颇为清楚，而且七军比第四军的两个师在兵力上要多，觉得第七军有把握打下平江，而加伦说：“我知道第四军不错，而且四军在右翼，打平江顺路。”因此平江由第四军主攻，第七军则攻击张家碑至浯口市之线。8月17日，四、七两军同时下达攻击命令，齐头并进，协同甚好。8月19日，第七军攻占浯口市、将军山及张家碑，而第四军亦攻下平江，陆沄自杀，敌军败退，顺利完成任务。

（2）汀泗桥战役

邓演存汀泗桥为鄂南第一门户天险，西南北三面环水，东面高山重叠。东西横贯河流而水深，南北只有粤汉铁路桥可通，桥上架设重重铁丝网，桥北山陵起伏，处处设防，桥南地势平坦，只有猪姆冈小高地，为湘入鄂的要冲，当时吴佩孚以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宋大霈指挥四旅之众，据陆死守汀泗桥，并令京汉线上吴俊卿和高汝桐两师部队南下增援。吴佩孚得知平江、岳阳失守，汀泗桥紧急，21日即离河北省长辛店南下，8月25日率刘玉春之部队赶到汉口，次日即率卫队独立第三混成旅嫡系部队乘火车赶赴前线督战，设司令部于贺胜桥。企图以其亲自督战而挽回颓势，固守汀泗桥天险，待北方大部援军驰至而全力反攻。但北伐军洞悉其奸，乘敌逐次南下增援，兵力尚未集中，即予敌以各个击破。当时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即以第四军从崇阳奔袭汀泗桥，第七军支取蒲圻，会攻汀泗桥，第八军沿湘江夺取嘉鱼侧击汀泗桥，在敌人援军未到以前，迅速占领之。

第四军攻克平江后，日夜兼程挺进。8月26日，第十二师三十五团第一营卫前卫（营长林祥）到达汀泗桥附近，驱逐了敌人警戒部队，占领汀泗桥南端高猪山。旋被敌人炮兵集中火力袭击，受到重大损失，但仍打退敌人数次反击。时值黄昏，陈可钰和各师长亲临前线侦查地形，见到汀泗桥地势险要，西南端河流交错，河水泛滥成一片汪洋。又据报吴佩孚南下援军将至，若不急速攻下汀泗桥，等到敌人援军一到，进攻一定比较困难。而岳阳方面第八军又尚未取得联络。面临紧急情况，大家非常焦急，因第四军部队尚未集中，有人主张联络友军后共同行动，叶挺则主张速战速决，以快打慢。正在议论纷纷，踌躇未决时，适最后部队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率队赶到，共同研究了敌情地形，即决定在敌援军未到前，迅速进攻，予敌以各个击破，全力夺取汀泗桥东端最高峰的敌人阵地，侧击其他低山敌人阵地，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于是就策定以第十二师为左翼队，叶挺独立团进攻铁路正面，第三十五团进攻铁路左侧，竭力牵制敌人，第三十六团务要在拂晓前夺取最高峰的敌阵。以第十师为右翼队，第二十九团进攻玛瑙岭，第二十八团从右翼迂回朱家铺，绕出铁路，截断敌人退路，第三十团为总预备队。部署既定，决定于8月27日拂晓前开始总攻。

第三十六团在26日自晨至暮，整日行军，赶到汀泗桥附近，官兵已是疲劳饥渴，又因攻击任务紧迫，官兵尚未吃晚饭，适该团辎重队队副黄和春率领全团行李、伙食担迅速到达，赶快造饭，膳毕立即前进。并派出熟悉水性士兵数人，离汀泗桥东端较远的地点，秘密侦察汀泗桥的河水，何处可以徒涉，经过几处测探，都是水深没顶。最后得到当地农民向导队协助侦察，才发现一处河水深仅及腰，可以徒涉。由第三十六团侦察队队长梁秉枢率领士兵60余人，在枪林弹雨中，迅速徒涉冲过彼岸，梁秉枢在战斗中受伤，同时因河流湍急，有一个排长和一些士兵被水冲走牺牲。时值黑夜，视野仅及咫尺。第三十六团第三营（营长欧震）和第一营（营长李少霞）先后徒涉过河，奉命遇少数的敌人只用刺杀，行进中衔枚疾走，未到达最高峰的敌人阵地之前，不乱放枪。敌人部队麋集最高峰，在山坡倾斜的山腹地区敌兵较少。我军乘深夜摸索前进，秘密接近敌人，未经过激烈战斗，就已夺取了四个山峰。因更深夜静，在第三十六团前进方向枪声稀疏，敌人似未发觉我军迂回钻隙潜进。迨接近敌人最高峰的阵地时，忽然枪声大作，白刃相接，激战至烈，我军奋勇冲击。此时杀声四起，敌人乱作一团，纷纷溃退。在拂晓前，第三十六团攻占了最高峰敌阵，即以猛烈火力向汀泗桥低山敌阵地射击。敌人阵地制高点被我军攻占后，阵势陷于动摇。同时笫三十五团和独立团彻夜沿铁路向两侧之敌猛攻，吸引大部敌人在铁路附近地区。敌人炮兵火力都集中到铁路方面来轰击，我军伤亡颇重。第十师第二十九团进攻玛瑙岭之敌，于深夜12时与敌发生激战，经过数小时战斗，攻占敌阵数处高地，敌人全线崩溃。第二十八团从右翼迂回包围敌人，向朱家铺前进时，途中遇敌，第一、三、四营与敌展开激战，战况颇烈，我军猛攻猛打，将敌击溃，在8月27日拂晓全线总攻时，我军有的夺取敌阵高地，有的攻占敌阵村庄。叶挺独立团的官兵有的游水过河，有的冲过铁桥，突破敌人正面坚固阵地，敌人全线崩溃，第三十五团相继冲杀过桥，与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共同将敌重重包围缴械。至是，汀泗桥遂为我军攻克。

是役，毙敌约千余人，俘敌军官百余人，俘敌士兵两千余名，缴获大炮六门，长短枪三千余支，马十余匹等，我军伤亡官兵390人。

我军经过日夜战斗，8月27日午占领汀泗桥后，独立团团长叶挺率队猛追败退之敌，急进了数十华里，残敌闻风而逃，即占咸宁县城，我军委派朱江为咸宁县长。当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据报后，谓其“好胜鲁莽，过于急进”。随后陈可钰沿粤汉铁路前进到达咸宁，看见两旁水浸约30华里，一片汪洋，仅一条铁路可通行，如果在狭长道路上遇敌阻击，前进就不易，展开兵力作战也是困难，陈见地形如此险要，于是又赞叹叶挺“具有军事天才，能见机进取”。

两湖战场战役详述（2）

（3）贺胜桥血战

白崇禧第四军打下平江，顺着大道直趋武汉，于8月26日在汀泗桥遭遇吴佩孚部打了一仗；第七军击破汩罗北岸之敌取道小港、崇阳、蒲圻前进，沿途崇山峻岭道路畸岖，兼以下雨道路泥泞，前进迟缓，8月26日始到达蒲圻，未及参加汀泗桥之役，好在此役没大的激战。28日第七军越汀泗桥向咸宁前进，会合第四军布防，其时吴佩孚亲率精锐刘玉春、靳云鹗、张占鳌各部南下，连同汀泗桥败退残部共3万人在贺胜桥固守，而宋大霈、马济部约六千人在金牛方面防守。我军于8月30日攻贺胜桥，第四军在左攻其正面，第七军在右攻贺胜桥以东地区。此役关系吴佩孚及革命军之成败，吴佩孚用全力加以防守，作战惨烈，四军勇猛进攻，吴佩孚亲自督战，见我军冲破其铁路沿线，以卫队团执大刀往来压镇，后退者杀，且挂竿上示众，因此敌兵亦拼命抵抗，四军之右翼黄琪翔团长曾被压下来，第七军一方面威胁金牛镇，一面派兵支持四军之右翼，以前吴佩孚督战每逼使部下力战而取胜，但现在他们遭遇的是革命军而不是像从前的对手，因此还是狼狈而退。我军打下了贺胜桥后获得吴佩孚下达的一个命令，系其秘书长张子武手笔，目的在鼓励士气，大意为：“赤军进犯，贺胜桥右靠长江，左傍梁子湖，防务坚强，在此坚守，可歼灭赤军。”

邓演存贺胜桥地势岗陵起伏，茶树丛生。西南有黄塘湖，东北有梁子湖，河流交错，低洼地区被水淹没，成为一片汪洋。粤汉铁路纵贯南北，为鄂南第二门户要冲。吴佩孚闻汀泗桥已失，宋大霈全军覆灭，即以卫队团，第三混成旅(吴佩孚起家的部队)，刘玉春第八师及张占鳌第十三混成旅嫡系部队及其汀泗桥败退残部共约数万人，扼守贺胜桥、杨柳档之线，自乘装甲火车在桥北亲自督战，企图作最后挣扎，挽回败局。

北伐军攻占汀泗桥后，乘胜挺进，直趋贺胜桥。李宗仁、唐生智亲临咸宁与陈可钰协商作战计划，乘敌增援部队尚未到齐，决定以第七军为右翼军，进攻陈家铺之敌。以一部进出徐家铺，相机攻占鄂城。以第八军为左翼军，由嘉鱼和金口附近渡江扫荡长江沿岸之敌、袭取汉阳。以第四军为中路军，沿粤汉铁路进攻贺胜桥之敌，直趋武汉。以第一军刘峙第二师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咸宁县城，随第四军部队推进。定于8月30日拂晓开始总攻。

陈可钰和各师长研究了敌情、地形，策定了第四军作战计划，以叶挺独立团和第十二师为攻击队，于8月29日黄昏进出黄石桥，30日拂晓向贺胜桥攻击前进。第十师为预备队，位置于官埠侨。各部队炮兵集中统归第四军参谋长邓演存统一指挥，位置于新家桥附近。独立团为右翼队沿铁路进出桃林铺附近。第三十五团为左翼队进出黄石桥、余家湾地区，第三十六团为预备队随独立团跟进。在黄昏时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时，即遭到敌人炮火猛烈射击，枪声彻夜不停。我军保持镇静，不见敌人不放枪，待命开始总攻。在最前线部队以疏薄散兵，与敌对峙，密集队伍在后边停止，待机加入火线作战。粤汉铁路工人组织的交通破坏队，奋勇接近火线拆开铁路钢轨，协助北伐军前进，防止敌人装甲火车的袭击。

8月30日拂晓开始总攻，官兵闻号全线冲锋。其时晓雾朦胧，敌人机枪火网由丛林中射出，见不到敌人影子，我军冒着敌炮火，直冲敌阵，发生肉搏。有的全连排长伤亡殆尽，而全连士兵在政治指导员率领下，仍然继续前进，无一后退；有的全连伤亡仅剩十余人，还是奋勇冲入敌阵；有的全连弹药消耗殆尽，却持手榴弹突入敌阵，夺取敌人枪弹，用来补充自己以打击敌人。在阵地厮杀中，北伐军官兵用“红蓝白”三色识别带系于项上胸前，背后有铜鼓帽(竹笠雨帽）；辨别敌我非常清楚，互相联络亦极容易。在激烈战斗中，叶挺独立团突破了敌人第一线阵地，攻占印斗山、袁家湾附近地区，吴佩孚亲乘火车以卫队团(该团官兵均携驳壳手枪一支和大刀一把)护卫，往来督战，后退者即被杀死。前线敌兵进退皆死，因而拼命挣扎，但我独立团的前仆后继、勇猛冲杀，敌人在正面死力节节抵抗。正在这时，忽有敌兵约千余人，向我军左翼进犯，该处湖沼较多，运动不易，第三十五团利用水网地带有利地形，竭力阻击优势之敌，将其击退。叶挺独立团冲至黄家窑附近，遇敌大部增援部队反扑，独立团反复冲杀，战斗至烈，第三十六团第二、第三营沿铁路两侧突进增援，协同独立团全力冲入敌阵。因地形复杂，茶树遍野，短兵相接，杀敌甚众，我军伤亡亦大。同时第十师在独立团右翼延伸增加，攻击杨柳档一带敌阵，树林荫蔽，绵亘十余里，联络很困难，但仍不顾一切，突破敌人阵地，并以有力部队向敌侧翼包围。那时攻击部队前进迅速，各部队伙食担赶不上，由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发动当地农民群众煮饭煮粥送上火线，士气更为振奋?

到30日拂晓以后，发动全线总攻，激战至上午，敌第二线阵地几处为我军攻占，敌军纷纷逃退，都被吴佩孚督战队射杀，跳水逃跑而溺死者数以千计，有的龟缩一隅，悉被缴械。在贺胜桥北端，吴佩孚所乘火车，又为我北伐军炮火击中，伤车厢一辆，仍能开动北遁。我军前线官兵冲至距离火车约两三百米左右时，从烟雾中望见车上有一面“吴”字大旗摇摇欲坠，继又望见贺胜桥北的树上挂有一些好像灯笼的东西，俟稍接近，才认清悬挂的是人头。后据俘虏供称：“这是吴佩孚怒杀退却的旅、团、营长九人，悬首示众。”又据当时俘虏军官口供，得知吴佩孚以大刀队分为若干队，扼守各主要道路，监视各部队作战，大量杀戮后退官兵，但仍不能制止前线的崩溃，大刀队亦反为退下来的敌军官兵所围攻，互相厮杀，混成一团。足见吴佩孚亲自督战，不外对其部下用残酷凶杀手段，妄图挽救惨败颓势，终亦不得逞。

是役经过一天血战，我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第一营营长马少屏及第三营营副薛纯武等均受伤，其余官兵伤亡497人。此次毙敌约千余人，俘敌军官百余人，士兵约数千名，缴获大炮20门，机关枪约30余挺，步枪约数千支，贺胜桥车站敌人遗下粮食、弹药等，多如山积。在贺胜桥战场上，敌人抛弃多种武器、子弹和其他军用物品，满地皆是，而且尸横遍野。当时我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指导员林一元随队前进，目睹此次血战，积尸塞途，只能踏尸而过，到贺胜桥车站时，看到有一桌饭菜，完整未吃过，可能吴佩孚等还来不及吃，即惊惶狼狈逃窜。当时陈铭枢大声叫喊：“大家不要吃它，提防敌人放毒！”因此无人敢吃。北伐军在贺胜桥胜利后，即派第十师日夜兼程，沿粤汉铁路向溃退之敌追击，越过纸坊。敌人一触即溃，我军直迫武昌城郊。

两湖战场战役详述（3）

（4）武昌之役

白崇禧贺胜桥之役，第七军在余花坪奋战，肃清后，李宗仁令夏威率一、二两旅向金牛镇追击，胡宗铎率七、八两旅协同四军向武昌追击，在梁子湖畔缴敌械甚多，又宋大霈部退鄂城者为夏威围缴大半，进占鄂城。此时，吴军向武昌溃退，闭城死守。9月1日四军先头部队先到武昌城外，吴佩孚于9月2日退至汉口，令陈嘉谟、刘玉春死守待援。9月3日我军攻城未遂，武昌城高坚固，城内有蛇山作为炮兵阵地，不易攻陷，乃改采封锁政策。而第八军于9月6日克汉阳，鄂军刘佐龙附义响应。炮轰查家墩吴佩孚司令部，吴遂退往孝感，我军又克汉口，于是武昌成为孤城。此时孙传芳部队已对我军展开攻势，蒋总司令移节江西，率二、六两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与孙部作战，后来命第七军转赴赣北，由四军负责围城。此时唐生智部乘胜向北攻击，吴佩孚辗转退至河南信阳，9月16日我军攻克武胜关，于是武昌有弹尽援绝之虞，至10月9日，城内河南第三师师长吴俊卿派其团长贺对廷到我南湖攻城司令部接洽投降，次日遂克服武昌，俘获陈嘉谟、刘玉春及其所部，胜利结束了两湖之战。

唐生智北伐军围攻武昌时，我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南湖。蒋介石由长沙坐专车到总指挥部附近的车站，问我攻武昌的情形。我说：“武昌城外面有一道护城河，城墙比较坚固，城内又有蛇山，守军比较强，从地道突破城墙一个缺口，再从口子攻进去；另一个办法就是策动守城门的部队起义，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对象，是混成旅长贺对廷。”蒋说：“这还不好攻？我们攻惠州时，就是冲上去的。”我说：“惠州城比这个城小些，矮些。”他说：“我是有经验的。明天拂晓，我们第一军的一个师带头冲锋，你们也跟着冲上去。”我说：“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们照办。”蒋说：“我直接告诉第一军的那个师，准备梯子，你这边也准备。”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同他的副官长张治中，打着绑腿，煞有介事地督战去。我同蒋到第一军那个师的阵地后方观战。打到将近黄昏，死了好些人，还阵亡了一个营长、几个连战，根本就不能靠近城边，更莫说突破缺口冲锋陷阵了。蒋看攻不下来，又怕自己的嫡系部队牺牲太大，吹了牛皮又收不回来，不得不勉强说：“好吧！还是照你的办法吧。”他又说：“我这第一军的师要调到江西方面去。”我说：“如果照我的办法，就是第四军也可以调到江西去。”第二天，蒋就坐火车走了。

蒋走后不久，贺对廷来投，打开城门，我们进入武昌，隧道也用不着了。湖北督理陈嘉谟及直系第八师师长刘玉春等都被俘了。

张知本在北伐军将到时，武昌城门突闭，我陷身围城之中。湖北法科大学教授及其家眷暨一部分学生均无法出城，我买了许多担米，为大家分配好。开城的前几天，大家所藏的米都吃光了，幸好围城之先，法科大学教授，我的同乡宁君柏青曾经有数个同乡的中学女学生，无处可去，希望我能收容几个。我当然答应，就叫我的太太又多买了些米。后来她们没有来，米就有了剩余，到大家没有食米的时候，就拿出来救急。围城时，原来的纸币不适用，金银又找换不开，只有铜元流通，身价百倍。武昌有一家信用卓著的杂货店“伍亿丰号”，平常我的太太把零用钱存在那里，买完东西后算账。围城前，我的太太从店里取回了一百串的铜币，等到围城后经济紊乱，这一百串钱又救了好多人，可说是小钱大用。那时我的大女孩在上海读中学，暑假回家赶上这场兵燹，她在日记中对这些生活点滴记载极为详尽，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

我租居住在武昌，房东住在后层，我家住在前栋，临时把屋子大门钉牢，利用后门出入。这样从大街上看，好似一所空宅。后门又非常隐蔽，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开城之始，进城的唐生智部军纪就非常的坏，有两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闯入我住的地方，说这房子很好，我们借来用用，随手又把房东的被子拿了两床。走到客厅看到我挂着谭祖庵(延闿)的对联，就问我：“你认得谭军长？”我说是的，他们才拿了被子离开，要不然，乱子不知要闹多大！当时宣传革命军军纪如何如何好，我亲见这种样子，心里很是难过，就赶紧搬家到汉口贯忠里60号，张南皮(之洞)第九公子住61号，人称张老九。那时学校解散了，秩序紊乱，人身安全也谈不到。譬如沙市商会会长汪润之(江西人)平常对地方公益颇为热心，与国民党人士也很接近，因事赴汉口就无端被他们捉起来，一点不让与外界通消息。我的第二子与张笃伦之子在小学校同学，张当时任汉口公安局长，两个小孩子进局里去玩，才得乘机见到汪润之，递送消息。捉汪完全是为了敲竹杠诈钱，当时这种情形很是普遍，以致到处充满恐怖。报纸上又登刊所谓“不革命，反革命，假革命”的口号，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被安上一项?名。就是与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也很可能给套上假革命的帽子，受到生命的威胁，所以人心惶惶。我又看到报上刊出什么“怀九派”，就赶忙弃家乘小驳船离汉口，船上碰到丁超五，看见乘客们对他的鄙视和痛恨，知道人心所向。

还记得围城之中，我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小孩出生，连接生的人都找不到。度过那种生活，回想起来真是不容易。民国16年9月宁、沪、粤三方面合作，汉口方面的中央政府瓦解，左倾人士离开，谭祖庵(延闿)、李协和(烈钧)、居觉生(正)、邹海滨(鲁)等都到南京，组织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改组各省省党部，不久发生讨唐(生智)之役。后来讨唐军事进展，底定武汉，国民政府特于武汉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任程潜为主任委员，我受命为委员兼民政处长，那时上海法政大学甫经恢复，规模粗具，匆遽离校，不胜依依。

湘鄂临时政委会第一次开会，程潜就和我争吵一番。原来我提出该会组织条例，他说我们搞我们的，要什么条例。我说没有条例，就没有法律根据。他又说要什么法律根据。我气愤退席，他的秘书长李某再三来说好话，他本人也来说好话，次日我才继续开会。程潜颇讲权谋术数，他与湖南军人叶开鑫、何键接头，想要他们拥护，自己另成一套。不料给第四集团军的人知道了，就进军湖南，把程氏企图中的力量消灭了。

周雍能民国15年8月26日汀泗桥战役后不久。蒋先生抵达咸宁，直趋武昌城附近，这时随侍总司令左右的人已愈来愈少，仅有副参谋长白崇禧、参谋处长张定璠、参谋徐文明、周日信、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陈立夫、周雍能、陈舜畊、蒋坚忍，另译电员二人。当时为了办公方便，找到一列行驶京奉路的列车做为总司令部，这列车共有四节车厢，因在关外酷寒天候行走，所以窗子为圆洞型，原本不甚通风，现在加上天热，真是难受无比。列车所停之处又在旷野，四周除了稻田外，没有任何遮蔽物，从大早晒在大太阳之下，热度更是锐不可当。在溽暑下，为了表示革命军人的风度，大皮带系扎在爱国布军衣上，服装仍得保持整齐，天热固难忍受，炮火亦非所畏，最苦的是用水艰难。放眼车厢外边，死人横尸遍野，经田水一泡，个个成了浮肿的死鸭子，附近的水都发臭，因此不敢取用，只得从远处田坎里取水运来。这一来水变成了珍品，格外爱惜，当时除总司令一人有一桶水外，我们每人只分配到一脸盆，一盆水要用一天，所以几天不洗澡是常事。幸大伙年纪轻，精神旺，革命情绪高，所以耐得住这种生活上的不便。只有到了夜晚，大家可以宽宽衣，在车厢外透透空气，轻松一番。

江西战场（1）

（三）江西战场

1.基本概况

白崇禧 攻武昌时，孙传芳之部队与第二、第三、第六等军在江西已发生接触。总司令部由武昌转移江西萍乡、高安。第七军也由武昌城外撤退由鄂州入赣北，指向九江。以后武昌之贺对廷开门投降，陈嘉谟被第四军俘虏，第四军也调入江西。当时第二军在江西樟树与邓如琢对峙，无甚进展。第三军在万寿宫与郑俊彦之北军胶着。第六军与部分第一军，攻入南昌，邓如琢由樟树回师救南昌，第六军措不及防，程潜骑马由生米街渡过赣江，逃至赣江西南整顿。第七军于赣北箬溪，遇孙传芳之劲旅谢鸿勋，谢作战负伤回到上海，不久病逝于上海。于王家铺与陈调元、王普接触，陈、王大败而逃。第七军之原定作战计划是指向九江，李德邻以为九江城坚，沼湖太多，不如乘胜打德安。攻德安，先胜后败，战事很激烈，吕演新、陆受祺等团长相继阵亡。不久第四军、贺耀祖之独立第一师也赶至援助。第七军获得支援，占领德安以北之高地马回岭，德安不战而下。蒋总司令关怀赣北之战事，派我前往视察，李德邻派参谋黄远镇带一排兵至半途接我，等我到达前线，他们已肃清前线。马回岭既下，九江之周凤岐不战而退入浙江，当时周与革命军已有了联络。占领九江，孙传芳在南浔铁路之主力被解决。第四、第七两军在九江的战果，鼓舞了第二、第三、第六等军之士气，继续向南昌反攻。唐福山守南昌，革命军久攻不下。敌人之外援随时可以到达，而第二、第三两军又为敌人所牵制，蒋总司令非常焦急。我判断敌人一定反攻，于是在生米街准备船只、浮桥，撤退围攻南昌之部队，全力肃清南浔铁路之琉璃车站，以孤立南昌。总司令要我指挥第六、第七两军部分兵力，夜攻琉璃车站，我以为晚间敌我不分，不如拂晓进攻。正当此时，万寿宫方面之郑俊彦因失败率领一两个军之兵力退至马口。总司令派我为追击司令，带领第七军陶钧之一旅，第二军之第六师，第三军之七、八两师，星夜追击，此时十四军之赖世璜也由赣南调至赣北，事前我们因未有联络，黑夜中遇着刘士毅之一师，双方发生激战，后来从俘虏身上获得用以联络之红白色衣带，才知是自己之部队。我要刘士毅连夜绕过马，毁掉敌人通往余干之浮桥。郑俊彦见我军追至，只身而走。其下辖之三个军因后无退路，前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来投降。我当时有如初生之犊，什么也不畏惧，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之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我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我不缴枪械。我对三人讲解革命情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至孙传芳处，其部队则归我指挥。三军长行至九江，我打电报至庐山向蒋总司令报告处理经过。总司令复电不赞成我的处理，说我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然是我们之劲敌。要我将三人捕捉送至汉口政治部。当时总政治部之谍报人员金佛庄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之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总司令闻之很生气，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令其于三军长中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说：“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我至九江，犹不知蒋总司令生如此大之气。他的机要秘书潘宜之将情形告诉我。我立刻谒见蒋总司令，申述我之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如杀孙之俘虏，难免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蒋总司令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我见事已不可挽回，只好黯然辞出。邓演达接奉电报，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多年后，我在陈调元处遇见李彦青，李突然下跪，谢我救命之恩，其实只是他命中注定不该死，与我毫无关系。

郭廷以最初，革命军在闽粤边界暂取监视状态，嗣自粤湘两方面进攻江西，由于赖世璜反正（编为独立第一师后扩编为革命军第十四军）革命军很快地攻克赣州，北占萍乡宜春，而第六军从通城方面入赣，遭遇孙的先遣部队江苏第四师，竟打了胜仗克修水，攻铜鼓败扬镇东，这是给孙军的第一个打击，觉得革命军神出鬼没，便衣队防不胜防。第六军再占高安后，展开南昌会战，与第一军第一师乘虚入南昌，不料孙军自南浔路及樟树两方面一齐反攻，革命军败退，第六军军长程潜从赣江渡河逃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刘真如做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躲在阴沟里寻隙逃出来，狼狈不堪。这时蒋总司令调兵反攻，从武昌外围调来第七军，一到箬溪和江苏第四师遭遇，江苏第四师大败，师长谢鸿勋重伤不治，第七军直指德安，占下这个南浔路的据点，给孙军威胁太大，后来孙军反攻，第七军撤出。此时蒋总司令在南昌城外督战，未能得手，报纸且盛传蒋受伤阵亡。革命军经过相当时间整顿，调第四军及独立第二师入赣，而孙军内部发生变化了。周凤歧不打了，浙江夏超也变了，孟昭月攻击夏超的保安队杀夏超，孙传芳命陈仪为浙江省长，然而陈仪也变了。此外，孙本来要利用陈调元等皖军攻湖北，而陈调元、马祥斌王普等都变了，这使整个形势改变过来。11月初，第七军再攻下德安，第四军及独立第二师攻下马回岭，直逼九江，到11月5日攻下九江，南昌便无法守了。8日南昌残余孙军投降，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白崇禧指挥第六、七军各一部在汉口附近一下子俘了两万人，包括三个师长三个旅长，孙传芳主力丧失大半。11月7日孙回南京，我们有些同学看到他狼狈入城。

江西战场（2）

2.各主要战役详述

（1）箬溪之役

白崇禧孙传芳对北伐军之猛攻吴佩孚，最初一面观望，一面集中部队于赣省，图谋收渔人之利。及北伐军攻抵武汉，8月底孙传芳以时机已至，颁援赣之计划，企图大举袭击湘东，9月初旬孙军即与北伐军接触，我北伐军有二、三、六等军驻防赣边，又有十四军赖世璜之响应，是以孙传芳虽兵力大于我军，反被我军收复赣州，唯孙传芳强兵云集赣北，对我军威胁很大，因此9月10日蒋总司令调第七军赴赣北作战。李军长于9月11日由武昌外围率第二路胡宗铎部出发，到鄂城会合第一路夏威部向阳新前进。18日到阳新，驻该地之马济部陈良佐团请求收编，乃编为第十旅第十九团，由陈任旅长，并命其收编马济残部。此时阳新附近蕲春、田家镇、富池口、瑞昌、箬溪等方面都有孙传芳队伍，因此第七军对各方面都要警戒。9月23日得悉孙军一般情况如下：

1）卢香亭部分驻在瑞昌、九江；周凤岐部在九江；谢鸿勋部由武宁、洋港向阳新前进。

２）陈调元部由武穴对岸码头至木石港，有向阳新前进模样。

３）王普部在富池口小河架桥，有向阳新前进模样。

４）孙军海军在半壁山附近向我警戒部队射击。

５）孙军马登瀛率先在山东收编之土匪两千人用兵舰掩护从石灰窑登陆。

李军长以孙军三路向阳新前进，一路登陆石灰窑对第七军采包围之势，七军在阳新是孤军，没有后援，但判断陈调元、王普、周凤岐及海军等均非孙嫡系，马部系新收编之匪，仅谢鸿勋是孙心腹，现谢已向阳新前进中，擒贼擒王决定先击谢部，谢败则其他部必观望不前。因此9月25日由荻田桥、阳新向前推进，28日在南边附近羊肠山击溃谢鸿勋部十四团，得悉谢部主力在箬溪，即指向箬溪，29日到达该地立即下攻击命令，激战至30日午后将敌完全击破，缴获枪两千余支，机枪数十挺，炮数门，而当时传闻谢本人阵亡，实系负伤，送上海治疗，伤重而亡。此役对孙军打击甚大，谢为卢香亭底下的主力，被我军一击即垮，主将伤亡，不但解了第七军受包围之不利态势，且使孙部其他队伍精神受威胁，心理受打击，这是七军到赣北建的首功。

（2）三打南昌

第一次南昌之役

徐宪章当邓如琢的中央第一师由南昌调到赣西增援作战后，南昌顿成空虚，程潜的第六军乘虚捣入，直驱南昌。得到南昌城内的工人、学生之助，于9月19日占领了南昌。

孙传芳看到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对革命军不可小视，江西方面兵败如山倒，南昌失守，感到东南半壁有损，五省联军难保，即由南京赶来九江指挥，令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指挥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由北路反攻南昌，又令邓如琢第一师由南路回师反攻南昌，此时第六军孤军深入，陷于南北夹击之中，又处于背水战的形势，势甚危极，乃分途应敌，苦战一昼夜，敌众我寡，于9月23日被迫退出南昌，几至全军覆灭！程潜泅水渡江，幸免于难！

邓如琢失弃赣南赣西，又丢掉南昌，滚下台来。孙传芳任郑俊彦为赣军总司令。郑师入南昌后，闭城三天，对城内的工人和学生，大肆搜捕，残酷杀戮！

张轸我军从湖北汀泗桥进入江西以来，除打战以外，每天都是以120里行程向前疾进，仅半个月时间，即顺利地进至赣江附近，进军之神速是孙传芳所意料不到的。我团由生米街渡过赣江，向南昌挺进，当渡过第二道赣江时，尚未遇到敌人的阻挡。9月18日黄昏，我团直抵南昌漳江门外，时城门紧闭，敌人亦未加警戒。我团在城外搜索当中，捕获敌警察所长一人，我询问城内情况，据他说，城门驻有步兵一个旅，警备部队一个团，省长、警备司令都在城里。我考虑结果，决心乘敌不备，一举而攻取之。经向敌警察所长了解，在漳江门右方约200米处，有一个个城墙缺口，可以攀登。我立即命第五连连长邹公瓒率领全连挨次爬上城墙，将守门敌军一一俘虏，大开漳江门，除以两连兵力占领城门上下各要点外，其余都依次进城，并集合全团号兵在部队先头以四路纵队吹着号行进。我率特务连为尖兵，并以敌警察所长为向导，径向敌警备司令部前进。在沿途各街口上俘获不少敌哨兵及游动哨等，敌并未发现革命军已进城，我亦未放一枪。当进至敌警备司令部附近，突然遭到敌大部队的阻击，我团即在十字路口展开战斗，向敌人包围攻击，敌被击散，我于午夜12时冲至敌警备司令部。此时，漳江门附近亦闻有枪声，全城骚动。敌人以事出仓卒，不敢恋战，即由得胜门狼狈退出南昌城，向牛行车站逃窜。我团占领南昌城后，即布置警戒，以待天明。9月10日9时，我第十九师师部率第五十五团及五十七团到达南昌城外，军部亦于午前11时入城。全城居民，悬灯结彩，庆祝胜利，欢迎革命军的到来。

当时南昌虽已?我占领，但孙传芳的主力并未被我摧毁。在牛行车站附近尚有卢香亭、郑俊彦的两个师及被我击溃的谢、杨残部。在丰城、樟树一带尚有邓如琢的一个师及两个混成旅。在进贤一带尚有唐福山、岳思演等三个师。论道理，第六军进入南昌后，我右翼的第二、第三两军，应该星夜兼程向南昌疾进，前后夹击敌人，把敌主力消灭在南昌附近。但蒋介石对第六军攻占南昌并不满意，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第六军是由共产党员林祖涵参加领导的；第二，程潜在国民党里的资历比蒋介石要老得多；第三，蒋介石早已默许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有此三者，所以蒋介石有意迟缓第二、三两军的行动，使第六军陷于孤军深入境地。孙传芳看到革命军这个破绽，遂集结在南昌附近的兵力，乘虚反攻南昌。程潜虽察知敌情，但并不明白友军情况，更无法了解蒋介石阴谋陷害第六军的用心。于是会商决定固守南昌，以待友军的到来。当派王柏龄第一师及邓彦华第十七师攻打牛行车站而占有之，同南昌作为犄角之势。派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占领东门外30里的邓家铺，以阻击进贤方面来犯之敌。我团仍守南昌城，第五十五团为预备队。我团除守城外，我还奉命率兵两连去破坏南浔铁路，截断牛行车站敌人的退路。我于9月20日午后5时接到命令，即率第八连及特务连、侦察队各一排，出德胜门，经七里街渡河，在牛行车站北端约有10里上下之处，占领小山头。正准备掩护进行破坏铁路活动，忽发现山下有敌人整队休息，旗帜飘动。并望见远处有敌列车一辆，向南开来。我当时错误地判断这股敌人是被我军在牛行车站打败下来的，而这列火车，就是接运这股敌人去九江的。因此，我就下令第八连袭击这股敌人，企图将他们全部缴械而俘虏之。当我部开始向敌人袭击的时候，敌人不慌不忙，从容应战，反向我两翼包围。我看眼前敌人的兵力，约有四个团之众。一时间，敌人山炮、机枪一齐向我射击，简直使我抬不起头来。正在十分危急当中，军部传令兵来到，命我迅速回去守城。幸而我的部队小，行动方便，遂迅速脱离敌人炮火，撤入南昌，敌人亦未追击。我回到军部，已是夜间12时，得知攻打牛行车站的我第一及第十七师均失利，已向后方撤退。我奉命赶修城防工事，固守南昌。到9月21日4时，我又去军部联系，情况大变，军部人员一走而空，仅留给我军长手令一纸，着我团速向邓家铺集中。我集结全团兵力，尚有500余人，于8时出进贤门，正遇第五十五团又奉军长手令开进守城，彼此均感诧异。经会商结果，都认为应随军部行动，遂一同向邓家铺前进。行至中途，即遇着我第五十七团由邓家铺败退下来的零星士兵，据说，军、师部及第五十七团已向生米街撤退，敌邓如琢部正向南昌前进中。移时，果然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向我前进，我团在右，王尹西团在左，即同敌人展开战斗。从上午9时30分开始，战斗到午后3时左右，我团剩余不到300人。第五十五团和我们失去联络，不明去向。我不得已，于黄昏时撤退，又转回南昌，并在南昌收容散兵，和共又有七八百人，重新加以编组。并打开敌人仓库，都换上好枪，补充子弹，准备突围。此时，敌邓如琢部已进抵南昌南关，郑俊彦部已进抵漳江门外，形势非常严重。我团即乘黑夜潜出得胜门，准备由七里街渡河，越过南浔铁路，向奉新撤退。不料在七里街河边仅搜索得三只小船，第一渡船到中流，即遭到敌入射击，一只被击沉，余两只皆退回。我同周指导员、李团副及黎、罗两营长会商，决定化整为零，到奉新集中。并提出两点公约：第一不投降，第二不缴械。当即分散行动，以五至七人为一组，自选组长，各找各的出路。当这决定宣布后，全体官兵都痛哭流泪，我亦伤感不已。

周雍能北伐军久攻武昌不下，蒋总司令遂决定改攻江西，以第一、三、七军及四军张发奎师为主力，向江西发动全面攻击，总司令部设在高安，策划一切。9月19日，王柏龄师与六军程潜擅自进军攻南昌时，中了伪督军邓如琢之计，溃败化装而逃。蒋先生闻讯大为震怒，立刻下令到奉新收容溃军，随行者蒋先云、陈舜统与我及卫队若干人。由高安到奉新计60华里，从早上8点步行至下午3点始到。蒋先生一到奉新，即传令所有官兵在城外河边堤上集合。当场蒋先生沉痛训斥，追究南昌溃败的责任，要枪毙第一军第一师团长孙元良，幸孙元良已得蒋先云事先通知，逃命去矣！

当我们抵达奉新时，据当地人士报告，孙传芳部游击队二三百人中午尚在奉新用午餐。一听此言，我们人人都捏把冷汗，若早到几个小时，岂非自投罗网，成了网中之鱼。蒋先生鸿福齐天，常能履险如夷，逢凶化吉，这也是国运当隆，故能平安无事。冥冥中似有定数，能不信乎？

江西战场（3）

第二次进攻南昌

徐宪章“打下南昌喝重阳酒”，这是蒋介石在一次作战会议席上自吹自擂的豪迈语，也成了我们宣传鼓动的兴奋剂。10月8日，蒋介石没有等到第三军、第六军到齐，就性急地下令第二军进攻南昌。第二军进到莲塘地区，即作攻城部署，第四师在右，第六师在左，向南昌进贤门攻击前进。第四师在尚湛店附近占领攻击阵地，以第十团、第十一团(在左)为第一线攻击队，以第十二团为第二线攻击队，并向临川方向警戒。我军攻击了五天五夜，进展不大，第三军尚在牛行，敌之援军日有增加，以集中炽盛的炮火向着第十团右翼第二师轰击，又后派遣敢死队潜出城外，连续来了几个反冲锋，把第二师打垮了。敌人的炮火又转移到第十团、第十一团阵线射击，也引起了第四师的混乱，于13日向沙埠潭撤退。从此，攻城部队暂时进入休整状态、第六师撤至丰城，监视南昌之敌，第四师向临川转进，协同第十四军进攻临川。

李宗仁10月11日，第二、第三两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强渡赣江，将南昌合围。蒋总司令为鼓励士气，曾于10月12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甚为坚实，我军屯兵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

是夜，正当我军作攻城准备之时，敌军敢死队忽自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我军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至全团覆没。我军不得已仓皇后撤。白氏遂命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由浮桥渡江。大军卒于黑夜安全退往赣江西岸。

戴岳10月12日，军部下攻城令，着各团挑选奋勇队100名，每队编为10班，攻城时各班以一字形逐次前进，并颁示攻城奖励办法。第二师攻德胜门，第四、第五两师合攻朝阳门，第六师以主力攻进贤门，另以笫十七团绕攻阜民门。敌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各部坚守城垣，弹如雨下。我军利用城外铺屋接近城脚，架梯登城，与敌肉搏。惟以进攻过猛，敌火猛烈，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长廖新甲壮烈牺牲；廖团第一营陈营长督率所部猛攻阜民门不得手，全营被敌炮火封锁不得出，我和萧劲光党代表亲在阜民门附近机关枪阵地指挥，当派第二营营长李月峰代理第十七团团长，并令各部集中火力压制敌方，使陈营全部得以脱险。是时全师官兵虽均奋不顾身，誓不破城不收兵，惟以城坚敌众，顿兵坚城之下，实犯兵家之大忌。当日军部转来总部通知，谓敌刘宝题、陈修爵部约万人聚集临川，有扰我右后之势，决定撤围南昌30里，派第五师监视城内之乱，第四师进攻抚州方面之敌，第六师增援南浔路，第二师撤过赣江西岸整顿。

第三次进攻南昌

徐宪章10月底、11月初，各军在南昌外围会师了，于11月2日开始准备作第三次进攻南昌城。

此时，孙传芳以所有的兵力来防守南浔路一带地区：南昌、涂家埠、永修、德安、马回岭、沙河、九江等据点，形成一条长蛇阵，南北横躺在那里。防守南昌城的有：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等部队，幻想背城借一。

第二军作了进攻南昌城的部署：第四师担任进攻德胜门；第五师担任进攻章江门，右与第十四军联系；第六师为预备队，并协助第三军攻略牛行，又协同第七军追击敌人至麻口。

德胜门、惠民门和进贤门城外的房屋，敌人为扫清射界，都付之一炬，全是一些残垣颓壁，一片焦土瓦砾。德胜门外正街的西面和北头，濒临赣江，成为背水战的形势，我军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余地，官兵都抱有必胜的决心。守德胜门的敌人又是岳思演第一师，战斗力相当强韧，我第十团以很大的伤亡代价，才攻到德胜门城墙根，第十一团、第十二团也有不小的损失，城墙又高又厚，我军又缺乏攻城的炮兵，只有利用夜间，搭梯爬城。

我们宣传队在附近民间，征集大量梯子、绳索，结成云梯，以资攻城。有木梯，也有竹梯，有长梯，也有短梯，长梯配短梯，竹梯配木梯，两张梯或三张梯连接成一张长梯。还有用长绳索和竹(木)棒，连接成为一个软梯，用这些作为攻城部队爬城的工具。当攻击部队爬城时，敌人的机关枪、手榴弹，势如雨点遍盖，并投下无数的棉花火球(浸上油脂)，照明如同白日，爬城计划不能成功，“兵于坚城之下”，莫可奈何！

群众是我们革命军的助手，群众是我们革命军胜利的保证。正在“兵于坚城之下”无计可施之际，有一个老百姓来向第十团献策：德胜门西边城脚下，有一道阴沟被敌人堵死了，可以挖通钻进城去。于是我军仍作佯攻，掩护第十团第二营偷偷摸摸地挖通被堵死的阴沟。阴沟挖通了，两个突击队钻进城里去了，抢占了德胜门，攻击队如潮水般涌进城门，直奔督军公署，从中心开花，一面向德胜门两翼扩张，配合各友军于11月8日占领南昌城。

守城部队除一部向余干逃窜外，唐福山师、岳思寅师、张凤岐师全部被俘，无一漏网。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都被生擒。

江西战场（4）

（3）第一次德安之役

白崇禧箬溪之役第七军打垮了谢鸿勋整整一个师（四个团），在其司令部获得甚多文电，其中最重要的是孙传芳的军报，由此获知一星期前程潜率一、六两军袭取南昌，旋被邓如琢、郑俊彦优势兵力反攻，仓皇退出，损失很重，而一、三、六军受敌压迫，向西撤退。

由于第七军行军中，而无线电时或失去联系，对友军情况有时不明。本来在9月下旬，孙军主力在南昌以南对付第二军，程潜率一、六两军由高安袭击南昌，竟然轻易得手，但郑俊彦、邓如琢分别自北方南浔及南方樟树方面反攻夹击，我军寡不敌众狼狈而退，在生米街渡河，程潜不谙水性，拉着马尾过河，十分危险，损失甚大。此时孙军大集，一、三、六军向西撤退。这些情况我在总司令部知道得很清楚，而尚未与第七军通报，李军长从敌司令部中获知情报，即面临前进或后退之抉择问题，第七军固然打败了谢师，但就兵力讲是以十团打四团，轻而易举，没什么了不得，现在则是明知友军失利后退，若再前进是孤军深入，有被围歼的危险，最稳健的办法是退回湖北江西边界，或靠往武宁，或就在箬溪候命，但如此必助长敌人气焰，因我主力在南昌失败，七军以偏师入赣北又不战而退，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此李军长还是选择攻势，由箬溪攻德安，德安是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如果能攻克德安，必能打击敌人士气，提高我军信心。

10月1日李军长率全军向柘林前进，2日在朱桥郭村得悉敌情，在德安之敌有卢香亭、李俊义、陈光祖、段承泽等部，在马回岭有周凤岐部，在南诗车站有颜景宗部，共约两万余人，此一线兵力比第七军占优势，敌人在德安南面占九仙岭高地，西边占箬山拢高地，北面铁路边亦为高地，而且北军素来善于做防御工事，他们利用铁皮车、敞车放沙包架上重机关枪在铁道上巡逻，看来极难攻取。但李军长仍决心一战。10月3日展开完毕，开始攻击，力战克九仙岭，到下午克德安，敌人焚毁辎重粮秣向九江溃退，我军获步枪五千余支，山炮迫击炮数十门，机关枪数十挺，俘虏数千人，而第七军损失亦重，官兵伤亡共两千余人，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由该团营长何次三指挥），可见战况之激烈。

10月4日李军长未得友军情报，而探悉敌人有包围德安之势，孤军四面受敌，只有迅速退往箬溪，若在德安与敌纠缠，腹背受敌，太不安全，乃于5日夜撤退，7日返抵箬溪。此役有形效果是消灭他们几千人枪，虏获他们甚多武器，而其无形效果最重要，因以孤军深入竟打垮其卢香亭主力，切断其补给路线，震动孙军，孙传芳闻而胆寒，精神上受大的打击，此后七军配合友军再度攻击，终于肃清赣北。

（4）王家铺之役

白崇禧七军在德安之役伤亡两千余人，但士气仍盛，退回箬溪后从事休息，10月8日接程潜通报，得悉友军情况如下：

1）蒋总司令接得我进攻德安之报告，曾令第六军及第一军王俊师由严汤山渡修水到建昌与我军取得联络。

2）蒋总司令已督率第三军及第一军刘峙师反攻南昌。

3）第六军与王俊师到达建昌后闻我军已退箬溪，遂由建昌转至柘林市、谢家铺一带。

至10月10日接得敌情如下：

1）德安孙军被我击败后大部退回九江。

2）瑞昌陈调元部步骑约万余人、炮数十门向箬溪前进，现已达王家铺。

李军长得悉友军情况及敌情后，以“先发制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决定攻击王家铺，于是一面与程潜、王俊等联系，一面调9个团由箬溪长寿桥出发攻向王家铺，留一团驻守箬溪。陈调元是孙部第五方面军总司令，辖有王普、刘凤图、毕化东等安徽部队，现在王家铺者有刘、毕两旅（4个团）及骑兵第六团、炮兵连等。10月12日我军展开攻击。陈调元练兵很有名，虽攻击精神差，动作慢，但擅长防守，他们凭覆盆山、梅山南麓之崖壁设守，复利用山上房屋穿凿枪眼，并在山坳、丛林中构筑工事，十分坚固，因此攻击困难，发起几次冲锋都没成功，伤亡很多、第二团团长吕演新、机关枪大队长吴铁英阵亡，入夜战况益烈。此时第七军弹药缺乏，此问题不解决太危险，乃抽收驻箬溪部队弹药及入阵地搜取敌尸所带弹药补充。后忽闻孙军五千人抵白水街，右翼受威胁，乃派第十九团警戒，并电程潜军长派王俊师由谢家铺截击白水街敌援军，并借弹药数万发。次日我军继续总攻，认为打不下要撤退时不堪设想，官兵一起冲锋，正午12时，我军仰攻占覆盆山，此时敌千余自白水街来援，我军即予猛击，并占梅山，下午2时遂克王家铺，敌人向瑞昌溃退，第七军缴获枪三千余支，俘虏三千余人，第一军第一师亦截击缴械甚多。惟七军阵亡团长以下千余人，颇伤元气。

第七军一入赣北，先击溃谢鸿勋师于箬溪，继续溃敌第三方面军卢香亭于德安，复击败敌第五方面军陈调元于王家铺，孤军深入，横冲直撞，因此敌人认为是钢军，与浴血汀泗桥、贺胜桥而成“铁军”之名的第四军相媲美。陈调元经此役后投到国民革命军这边来，以后常在一起，他编入第二路军，而我代理蒋总司令为第二路总指挥，由于他在武昌陆军预备学校教过我“地形”，是我老师，我对他礼遇有加。有一次谈起王家铺之役，他说：“你们广西军是钢军。卢香亭在孙联帅中是最能打的，给你们打败了。我原来是想乘你们相持不下时打箬溪，料想不到你们回师来打王家铺。我们占领的是山地，总觉得地形好，很稳固，第七军来进攻，人数比较少，我们用大炮机枪来压制你们，你们不在乎，从山下爬到山顶来打，北方人擅长打平原战，打山地战不习惯，南方水田多，在田岸中行军，两边都是水，也很不习惯，好像走天桥一样，你们都不在乎。你们能各自为战，一排、一班、一个人都可上来，我们认为坚固的阵地费了大的力气守了三天三夜，还是守不住，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很佩服。”他提到龙潭之役说：“龙潭战役，我看你们自芜湖渡江北进，渡江时坐轮渡，队伍守纪律而且敏捷快速，对老百姓也很好，那时后方粮饷接应不上，在芜湖借了50万大洋，事后还还，出乎意外，纪律好，难怪打胜仗。”又有一次问我：“你们怎么打胜仗的？”我说：“照老师教的去做。”他说：“老师练的兵自己打败了，惭愧惭愧。”

陈调元投归我方后编为三十七军，后来交给范熙绩带，打张宗昌时损失很大。陈调元练的队伍很好，步伐整齐，民国17年在唐山校阅时三十七军走超分列式十分整齐，而广西队伍校阅时不如人。

江西战场（5）

（5）肃清江西计划

李宗仁在南昌战役之后，总司令部于高安拟定“肃清江西计划”，由白崇禧携来箬溪与我会商新战略。

根据这个新“计划”，第一项要事便是通讯。除由总司令部赶购新式无线电机和在各地建筑临时飞机场外，并自箬溪经奉新、高安至樟树一带架设有线电话，以便各军切实联络。其次，便是各军兵员弹械的补充。因我军在赣血战匝月，兵员、弹械损失均大，亟须补充始可再战。

至于指挥方面也应重新部署，使职权统一，指挥灵活。我军作战部署系以左翼军肃清赣北。进攻时，以一部牵制建昌、涂家埠之敌；以主力攻击德安，截断南浔路。占领德安后，主力即转向建昌、涂家埠之敌进攻。同时以一部警戒九江方面，阻止敌方援兵，并相机攻占马回岭，使主力容易进攻。

中央军自奉新、安义向南浔路进攻，以乐化车站为攻击目标，然后北向与左翼军夹攻涂家埠之敌。

右翼军左纵队自万寿宫攻击前进，目标为南浔路的蛟桥，牛行两站，南下包围南昌。右纵队除以主力第二军自樟树、丰城一线北向协攻南昌之外，并以一部协同第十四军攻击抚州方面之敌，截断南昌、抚州的交通。第十四军并堵截敌人南窜入闽之路。

总预备队驻于奉新、安义地区，随作战进程参加决战。

航空队任侦察并轰炸敌军，并于前线各基地赶筑机场。

我军总攻击日期定于11月2日。

白崇禧孙传芳的军师是大军事家蒋百里先生，他对孙说：“革命军初起有锐气，让他们与吴佩孚作战，消耗其锐气，再乘虚攻击。”这种策略在理论上是对的，所以孙传芳最初对吴佩孚要求共击革命军是满口答应，但另一方面对革命军喊出保境安民，高谈和平，希望吴佩孚与革命军两败俱伤，再加突袭，而未料及革命军能迅速在两湖打垮吴部，逼使吴退到河南去，于是孙传芳公开与革命军为敌。在革命军方面，“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策略定得很好，虽说对孙最初是采妥协态度，而非对其全无防备，第一军何应钦在粤闽边境即防孙部周荫人乘机袭我革命根据地；至于二、三、六军屯兵赣边，一方面在保障革命军侧翼安全，一方面亦实践了我在长沙答应唐生智的诺言：“二、六两军不入长沙。”一举而两得。因此待孙军准备攻袭我军时，我军乃可先发制人，何应钦侵入福建，赖世璜响应革命军攻取赣南。而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一部分即挥军攻入江西。这时孙传芳重兵驻扎赣北，蒋百里计划守南浔路，采攻势防御，在赣边及南浔路做好防御工事，等革命军来送死。及第七军不管友军在南昌失利，孤军深入赣北，打入南浔路上重镇——德安，旋受南北两方压力退回箬溪，再趋向王家铺打败陈调元，这时局面又起变化，使孙传芳、蒋百里不能实现其计划。其一是武昌方面由于贺对廷等密向我军输诚，在10月10日被我军攻克，于是兵力可转用到赣北，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早已调入赣北，现在第四军亦可入赣，均受李德邻统一指挥，于是赣北革命军力量大增；其一是孙部纷纷携贰，福建方面有曹万顺投过来就十七军军长，浙江方面有夏超通电就十八军军长，而安徽部队陈调元、王普，浙江部队周凤岐等均先后向革命军接洽输诚，情势对我方十分有利，于是蒋总司令便颁布肃清江西的计划。

江西战场（6）

肃清江西计划是我拟的，再请加仑将军发表意见，最后由蒋总司令核定，略述如下：

1）作战方略

为肃清江西，决以主力在南浔铁路以西之地区集中整顿，待增援部队来到，即迅向南浔铁路之主力攻击，但须先以一部肃清抚州方面之敌。

2）敌情判断

南浔铁路有孙援赣部队之二、三、五方面军，共三万四五千人，一部在九江，大部在德安、建昌、涂家埠、牛行各站；南昌方面有周凤岐、唐福山、岳思寅等六七千人，有固守企图；抚州进贤方面有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及刘宝题等约一万两三千人。敌人屡经挫败，军心涣散，不堪应战，因此应以主力击破南浔路敌主力，则南昌残部不攻自破，肃清赣境计日可待。

（3）军队区分

左翼军：指挥官李宗仁

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

第七军：第一路、第二路、第十旅

独立第二师

右翼军：指挥官朱培德

左纵队：指挥官朱培德兼

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第二十六团

右纵队：指挥官鲁涤平

第二军：第四、五、六师

第十四军：第一、二师

第五军：第四十六团

中央军：指挥官程 潜

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

总预备队：指挥官刘 峙

第一军：第一、二师

航空队：战斗机三架

4）作战指导

左翼军：以一部牵制建昌、涂家埠之敌，主力攻德安，占领后向建昌涂家埠之敌进攻，以一部警戒九江方面，阻敌援兵。

右翼军：左纵队以三军牵制牛行车站之敌，主力攻蛟桥，右旋攻牛行车站之侧背，歼灭之；右纵队以二军一部牵制南昌之敌，主力协同十四军攻抚州，占领后由十四军任追击，二军全力攻南昌。

中央军：攻乐化车站，占领后与左翼军夹攻涂家埠。

总预备队：位置于奉新、安义地区，随作战进步推进，参加决战。

航空队：攻击前侦察敌情、地形、阵地，开始攻击后多投炸弹，驱逐敌机。

5）协同作战策略

第七军在10月13日王家铺战后，适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开到，本想约程潜于18日再攻德安，奉蒋总司令“就地整顿补充待命进攻”令，仍令独立第二师接替王家铺防务，自率第七军回驻箬溪整顿，将后来运来之新兵弹药及挑选俘虏补充各团，此时汉口拨来无线电站，军容大振，军实益充，于是派排长黄远震率一排人送战斗要报到高安总司令部，并询问我们整个作战计划如何。总司令认为赣北作战最为重要，四、七两军战斗力强，要我去帮李军长，于是我携肃清江西整个作战计划带了这一排人赶到箬溪去。到了箬溪后，第四军刚从武汉开来，于是照计划于11月1日发起总攻击，第七军主攻德安，为预防上次南北夹击之重演，派独立第二师掩护左侧，佯攻马回岭，视情形将该敌歼灭；第四军向乌石铺前进，与独立第二师联络，如七军攻下德安，马回岭未克，四军应助攻马回岭。德安马回岭均克时，左翼军视实际情况向涂家埠或九江前进，左翼军的作战计划大致如是。

江西战场（7）

（6）第二次德安之役及攻克马回岭、九仙岭

白崇禧11月1日，四、七两军及独立第二师俱各到达准备攻击位置，2日第七军向德安攻击前进，敌守军为陈光祖部，最初在德安西边防御，午后见我进逼，与我先头部队甫一接触即退走，我们进占德安后一看无敌人踪迹，很是奇怪，如此重地为何不守，我们判断敌人一定企图由南北夹击我军，而我军此次已派有部队北面攻马回岭。第四军见德安已克，遂转向马回岭协助独立第二师攻击，其时独立第二师进到车站，张发奎率部与之合力猛攻，果然马回岭驻有颜景宗、上官云相、马登瀛、周凤岐等重兵，本为准备夹击攻德安之我军，现受攻击，战况激烈，李军长又令第七军第一旅星夜驰援，由张师长指挥。至3日晨攻破马回岭，续向南康、九江追击。

李军长占德安后本想攻向涂家埠，11月3日忽得飞机侦察报告，知孙军二师自涂家埠开来在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岭前进。涂家埠本由第六军攻击牵制，使其不能北来驰援德安，程潜的第六军不行，卢香亭还是把主力移来，北边又有周凤岐部移动。孙军每师在万人以上，兵力比我军大，李军长一面派部队在九仙岭布防，一面急调回驰援马回岭的第七军第一旅及第四军两个团，准备翌日攻击。

4日拂晓各部攻击前进，战况激烈，优势孙军猛扑我军左翼，此时第四军黄琪翔团赶到，我正在督战，初次看见黄琪翔，人漂亮而活泼，我要他的团做预备队，他看左翼动摇即自动请求加入支持，我讲：“你等一下。”我们看敌人与我左翼部队进退几次，他又要求加入作战，我要他迂回到敌人右翼侧背突击。他得了命令，立即吹号集合，这团人动作很快，他立即带着迂回敌右翼，我看他指挥活泼灵活，作战勇敢，觉得他是好的团长，很赏识他。不久黄团迂回成功，敌阵动摇败退。此时还有继续乘火车来的敌人，看到前头败了，跟着也败下去了，我军分途追击，4日夜在江横村一带停止，于是左翼军攻德安、马回岭切断南浔路之任务完成。独立第二师向九江进展，涂家埠、建昌之敌向星子及吴城退去，于是第四军向星子追击，第七军向吴城追击，加紧歼灭孙军。

李宗仁我左翼军基于既定“肃清江西计划”，乃于总攻击日期到达之前向攻击地点集中。28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师长发奎率所部四团到达箬溪，即转赴白水街接防。30日独立第二师由王家铺集中杨村附近。11月1日各军乃向南浔路发动攻势。第七军向德安，第四军的第十师和独立第二师向马回岭前进，2日第七军进抵德安市郊。时德安守军为孙军陈光祖的一部，午后刚和第七军先头部队接触，便向东退走。下午4时张师长见七军已克德安，乃亲率三团向马回岭急进，转助贺师攻击马回岭，此地孙军守军甚多，筑有强固工事，凭险顽强抵抗，战斗至为激烈。我在德安听得该地炮火极为炽烈，知战况严重，乃调第七军第一旅星夜弛援，归张师长指挥。3日晨，张、贺两师长以新得援军，乃下令于拂晓全线总攻。马回岭之敌不支，向九江后退，我军乘胜猛击，张师夺得山炮八门，步枪千余支，停止待命。贺师也夺得机枪十余挺，步枪、迫击炮很多，仍按原命令向南康、九江追击。

我军既破马回岭，我遂按原计划和白参谋长亲率第七军自德安南下，拟向涂家埠前进，应援第六军。大军待发，忽闻九仙岭一带有枪炮声。晨11时，忽有我军侦察机在德安城上空投下通信筒报告说：“刻自涂家埠开来的孙军约二师在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岭前进中。”我当时判断孙军二师不下两万余人，实力较我优越，决集结兵力先迎头痛击。乃调德安附近部队先行进入九仙岭一带高地，并急调在马回岭阵地待命的第一旅和张师回援。惟自午至暮未见敌军来犯，因敌军此时已闻各方败耗，故不敢继续前进。

翌日拂晓，我军第一、第二两旅遂奉命出击。时白参谋长亲率第四军的两团在九仙岭北麓第一旅后方作顶备队，到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已呈疲惫状态，白氏才率生力军出击，孙军立呈动摇状况，我即下令全线出击，孙军乃全线溃退。我军分途追击到（马口）南车站，掳获人马器械无数，遂于阵地彻夜露营。

原先我军进攻德安时，几乎未遭敌人抵抗，而德安为南浔路的中间枢纽，何以敌军轻易放弃，当时殊为不解。至九仙岭一役之后，自掳获敌人秘密文件中始悉个中玄秘。因敌军已预料我军必以主力攻德安，乃故意以少数部队驻守，诱我入瓮，拟于我军攻入德安后，即以优势兵力由南诗车战和马回岭南北夹击我军，以完成一大包围歼灭战。讵知我军进攻德安时，却派有贺师同时攻击马回岭，复有第四军临时协助。到孙军由南诗车站向我军进攻时，其北路马回岭一带的敌军已被我张、贺两师所歼灭。于是我军复借用主力再破南诗的强敌。孙军夹击之计因此失败，反为我各个击破，敌人可谓弄巧成拙了。

江西战场（7）

（7）肃清江西

李宗仁南路之敌既破，北路我军贺师也于同时进入九江城。5日晨得报，知建昌、涂家埠方面敌军已星夜乘船退往吴城、星子。我便令张师向星子追击，同时自率第七军赴涂家埠，和第一师及第六军会师。当程潜、王俊各率所部抵涂时，适南昌方面孙军主力正南下向我军反扑，我军几被包围，情势危急。总司令乃急调第六军南下救援。程潜以所部损失甚大，本人又患疟疾，乃商请白参谋长崇禧率第六军的四团往援。白氏商之于我，调第七军的第一、第二两团同往，赴授南昌。至王俊的第一师和七军的第七旅则向吴城追击。

6日午后到达南昌郊外时，我军遂克复南昌。同时第七军亦克吴城。吴城三面环水，敌人无路可逃，除少数乘船漏网外，全数缴械。其第四旅旅长崔景贵以下官佐十余人俱被俘虏。

九江、南昌相继克复之前，孙传芳知大势无可挽回，已先行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则绕出进贤、余江向浙江溃退。白崇禧奉命追击。是日到达马口，适内河水涨，孙军不能渡，遂悉数被俘。是役白崇禧俘获孙部军长杨赓和、梁鸥恩等以下官兵3万余人，缴获步枪3万余支及其他器械、弹药不计其数，江西之敌至是遂完全肃清。

白崇禧11月4日独立第二师攻下九江，5日第七军协同第一军王俊师攻吴城，翌日破之，俘敌千余人。此时总司令参谋处命第六军赴援南昌，而程军长患病，我到建昌车站时，程潜要我指挥第六军，我遂率第六军四个团、第七军两个旅赶赴南昌，连夜赶到牛行车站附近。此时总司令与加仑将军都在第三军军部督促攻击牛行车站。我在6日夜赶到，加仑即用电话与我联络，要我即刻挥军投入战场，紧急得很，我说：“官兵刚到，还没吃饭，而且敌我不分，不如到明早来一个拂晓攻击。”加仑还坚持要我攻击，我说：“多数未到，少数加入也不好，到天明一起攻击比较好。”总司令同意了。翌晨正待攻击，而敌人闻讯已连夜撤退了，我军遂轻易占领牛行。为消灭撤退敌军，总司令要我任追击司令，带原来部队负追击任务。此时南昌未了，我过了牛行车站的赣江浮桥，骑着马在沙滩上指挥部队，看到天上有俄人驾驶的飞机丢手榴弹，敌我不分竟投到我附近，自己的兵受伤，而南昌城内有机关枪射出来。我带了部队就去追郑俊彦残部，不管南昌攻得下攻不下，到11月8日南昌残敌才出降，而我亦于是日俘敌三万。

郑俊彦是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他本人已不在军中，其残部李彦青、王良田、杨赓和号称三个军率三万多人向马口、余干撤退，想经由余江逃往浙江。我带了部队猛追，7日晚追上了，因为我们到达马口附近，步哨夜里俘到一个红白色衣带的人，我一看是革命军标志，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他说：“十四军。”我问：“十四军多少部队来了？”他说：“两个师。”我问：“师长是谁？”他说：“刘师长（士毅）。”我连忙说：“你赶快去对刘师长说，要他把马口的桥毁掉。”刘师自赣南北上，现在靠近马口浮桥，顺利达成任务，于是李彦青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次日只好派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陈敢持白旗来洽降。陈是我保定三期的同学，他们吹了停战号，要求我们不要进攻，我亦下令吹停战号，我看敌阵前大旗下有穿长衫马褂的，我问陈敢：“穿长衫马褂的是谁？”他说：“军长！不打了。”我便带两个参谋和班把人跟陈敢到敌阵去，敌人见我如此勇敢都很惊异。他们要求不要缴械，我说：“你们的安全我保障，三个军长每人四个卫兵佩驳壳枪保护，可自由离开，可带行李。”我又宣传革命的道理，不良的政治一定要改良，革命军为人民的利益打仗，希望早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对于他们官兵仍是要缴械的，但一定要好好安置，不使流离失所。此时敌人实已无斗志，接受我命令缴了三万余支步枪及许多其他器械弹药。我遵守诺言送走三个军长，他们的行李真多，不料蒋总司令不赞同我的处理，在九江又给扣起来，送到汉口给邓演达处理，后来枪毙了杨赓和、王良田，只放了李彦青。

我俘了三万多官兵回到南昌，三万多支枪堆在牛行车站，几个军长都来欢迎我，都要求我补充他们的部队，我看二、三、六各军都有损失，满口答应。后来向总司令报告时他不愿意，他说：“这些队伍不能打仗，黄埔四期来了，把俘来的编一个军，你带。”我对各军长的要求不能兑现很不好意思。我们把所俘的兵编成十三军，干部多半遣散，而由刚到南昌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充干部，总司令要我兼十三军军长，后来交给熊式辉带。

自民国15年8月底北伐军与孙传芳部在江西接触，到11月8日未及3个月北伐军即底定全赣，而东路军亦进略福建，逼使孙传芳微服北上，乞援于张作霖，而北伐军乘战胜余威，一方面命东路军攻略闽浙，一方面派大军顺流东下，直指京沪，双方都准备着另一次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