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我的家庭情况

- 上学

- 加入中国共产党

- 北伐前后

- 湘南暴动

- 千里奔波找党 辗转白区一年

- 来到红三军团 两次打长沙

-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 赣州、水口、乐宜诸役

- 第四次至第五次反"围剿"

- 调任湖南

- 在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工作

- 庐山风云（1）

- 庐山风云（2）

- 庐山风云（3）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2）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3）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5）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6）

- 在庐山会议第五小组会上的发言

-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

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家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我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我一共六口人；当我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有十口人，因我兄弟均已结婚，老兄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点，旱土二三亩（湖南旱土不收田赋，从来不大准确）。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还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每石老秤约九十斤左右）。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以？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我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生日折合阳历，恰好是10月1日。父亲名叫黄清主，母亲姓邓。

我家住的那个村子坐落在两条自西向东流的溪水之间，村北的一条叫做杨家江，村南的一条叫做沙子江，都是由西边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村庄坐西面东，背靠青山，村前面是一片起伏的水田。沿两条水溪筑有一道道堤堰，可以引水自流灌溉。两溪之间还有几道泉水流向田间。溪水冬夏长流，夏季水少时，宽不过二三十米，人可以徒涉而过。村后面的山上长满树木，以松柏居多，间有少许油桐，其余都是杂树。双手合抱不交的树木遍山可见，也有两三个人合抱不交的大树。这些树木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都被砍光了，实在可惜。按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并非很差，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家乡始终是一副贫穷落后、杂乱不堪的面貌。

我从五岁起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伴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风病，家里无钱替她医治，时常发病，一发作起来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知，所以家里就让我伴随她在田里劳动，以便在她发病时能及时喊救。在姐姐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但她自己心里明白，害着这种病，连亲生父母尚且讨厌，将来到了婆家以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她非常悲观，整天只是闷着头干活，极少言笑。在我六岁那年，有一次她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了。但父亲并没有去解救她，而是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好让她快死。父亲刚走，就又有人进屋来，才把她救活。打这以后，姐姐也就更加明白自己是家里的一个累赘，尤其为父亲所不容。后来，她又找了一个空儿，终于上吊死了。姐姐死后，父亲感到松了一口气。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姐姐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母亲嘱咐我说：到外边不要说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说是跌死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实际社会问题，亲眼看见环境是怎样把人逼上绝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淡薄，甚至父母子女之间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但这种事情在那时的农村又是十分平常！

我还记得有一个堂婶母，仅仅因为连生好几胎都养不活，虽然她丈夫并没有抱怨，她就自怨自艾，自叹命苦而上吊自杀了。农村妇女的性命，不但被别人看得贱，连她们自己也看得贱，上吊、投水而死，不算一回事。

农村男人的情况虽比女人稍好，但同样苦得很。一般贫苦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还有时连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所以许多地方，农民都自称为"受苦人"。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状况。我离家时，家中还欠着三十多块银元的债务。

我的母亲是个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加之缠了足，不能到田里做农活，只能在家里做针线，操持家务。母亲的娘家比我家富裕些，在她的长辈中曾出了几个秀才。母亲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相信命运。她自小在娘家学到一些封建礼教、迷信鬼神之类的故事和格言，常常讲给我们听，总是教我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勤奋诚实，不许冒犯神灵。

全家人都不大喜欢我父亲，但实际上他心地并不坏。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成年累月地在生活中艰难地挣扎着。农作之余，他还常常跑几百里路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回来卖。往返一趟行程大约十天时间，除掉开销外，仅能赚得块把钱。全家就靠养一口猪和挑盐赚到的一点钱供穿衣和买灯油等零用。父亲从来安守本分，胆小怕事，在村子里常常受人欺负而忍气吞声，从不敢与人抗争。由于家里人口逐渐增多，生活越发困难，只得借高利贷，年复一年，利上加利，总也还不清。父亲一横心，忍痛卖掉仅有的三亩水田抵债。他对我们说，欠别人的债如果今生今世还不清，来世就得变牛变马去抵偿。

父亲在外边挨了打也不敢还手，但在我们家里他却说一不二。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其中我挨得打最多。我刚满五岁，天不亮就得爬起来?拾粪，起晚了一点儿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还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我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到家里又要挨打。我年纪幼小，睡眠不足，干起活来总想打瞌睡。没奈何，我就想了个法子，在放牛的时候，用一根长绳子把牛拴在我腰上，牛可以走得远点儿去吃草，我就可以借机会偷着打个盹儿。但不久就被父亲发现了，更是吃了一顿好打。

这使我想起苏联十月革命前夕，工人中流传的一首歌，歌词中有几句说：

生活像流着的泥河，

无处泄恨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他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我的家庭生活就也是这种样子。

这歌最后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破坏这个旧世界。就是说：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当然，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这个歌也是后来参加革命才听到的。但这歌却唱出了穷苦劳动人民当时的状况。

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劳动又几乎天天挨打。到九岁开始上私塾读书，又挨先生的打。刚一开始读书，很不习惯，有时一天甚至挨先生三次打：背书背不出来打头，写错了字打手心，认错了字打屁股。后来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我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那时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棉衣穿。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就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直到我二十岁那年，考取了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要出远门去读书了，家里才设法凑了点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这就是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它使我经受了磨练，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在我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甚至蒙受极大的委屈，我都挺受住了。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小经受了痛苦的磨练，但至少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上学

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他的农活全能干了。割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合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他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

由于我的学业基础只有古文的经史知识，所以只能考县立高等小学。十八岁还读小学，这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稀奇，但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比我的年龄还大得多。县立高小规定三年毕业，我只读了一年半。从学业上来讲，除了新学得一些简单的数学基础知识外，其他收获可说是寥寥无几。我入学的头一年，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学金。又由黄锡珍在劝学所里帮我找点课余抄写的差事，一年能收入几块钱。就这样凑凑合合读了三个学期的高小。

课余做些抄写的事情，不仅给我补贴了一部分费用，同时也给了我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使我增加了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如帮助华洋筹赈会编造灾民册，为赵恒惕的省宪选举编造选民册等，使我懂得这统统是些骗人的把戏。名册上的名字多是伪造的，达官要人们以此来骗钱、骗地位，还要冠冕堂皇地标榜是兴办慈善事业、实行民主政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愤懑和不平。

我在县立高小读到第三学期时，黄锡珍告诉我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要在暑期招生，动员我去报考。因为读师范可以免费，我决心报考。为此，这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就住在县城劝学所黄锡珍处，一边替劝学所抄写文件赚钱糊口，一边补习未学完的高小课程，准备报考师范。由于我高小尚未读完，没有领到毕业文凭，只得借了别人？穴也姓黄？雪的一张文凭报考。初试、复试都很顺利，遂于1922年夏，考取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那年我整二十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决心已定，便想方设法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阶段，党的活动不公开，像我这样一个平素不善交际、接触面有限的人，要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考虑党组织不会了解我的情况，更不可能知道我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志向。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并向党表明自己的心迹呢？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位好朋友黄庭芳。黄庭芳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是我们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彼此志同道合，能相互谈心里话。黄庭芳是大同中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接触面广，认识的人也多，我相信他会有办法找到共产党的关系。黄庭芳也很想参加共产党，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就动员他设法去找共产党的关系，找到后代我一起向共产党的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争取一同加入共产党。我还要求黄庭芳把我介绍给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刘寅生、蒋元斋，表示如果刘、蒋二人是共产党员，我就请他们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到1925年秋，黄庭芳告诉我，说他已经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把我俩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介绍，并代我提出了入党的申请。这年10月的一天，黄庭芳通知我，说中共衡阳区委的一位同志约我们去谈话。我和黄庭芳二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中共衡阳区委的同志见了面。事后我才知道与我们见面谈话的这位同志名叫龚际飞。龚际飞与我们谈话的内容略谓：党组织已接到我们二人的入党申请，经过考察，已正式批准接受我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龚际飞还告诉我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寅生和蒋元斋。龚际飞还嘱咐我们说，今后我们与党组织的关系，就由黄庭芳与龚直接联系。

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胸怀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我再不是盲目地参加各种活动，而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选从此，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了解到，衡阳地区早在1921年冬就由蒋先云、贺恕、夏明翰等人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第三师范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入党之后不久离开衡阳去了广州。在衡阳这段时间，就是通过黄庭芳与中共湘南区委的龚际飞发生关系，没有参加第三师范的党组织活动。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寅生同志后来牺牲了，我的另一名入党介绍人蒋元斋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以后又重新入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的湘籍高级军政领导人，成立了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湖南政治研究会"。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的工作。实际上主持讲习班的是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为了培养我党的政治工作干部，并为进军湖南作准备，党中央指示湖南党的组织选送一批学生去投考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我和黄庭芳都被选送上，经过报名考试，均被录取。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已是1925年底。

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附设在广州东山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课堂就设在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当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共三百八十多人，绝大部分是湖南籍。讲习班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有谭延闿、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鲁涤平、陈嘉佑、毛泽东、李富春等七人。李富春兼任班主任，朱剑凡担任教育干事，彭国钧担任管理干事。学员编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我被编在第三中队。现在只记得大队长是刘楚雄，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讲习班把学习革命理论作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有一部分军事课程。讲课的有汪精卫、陈公博、高语罕、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蒋先云、朱剑凡等人。宋庆龄、蒋介石、吴稚晖、彭湃等都来讲演过。党员学员还经常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去上党课，讲党课的主要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也来讲过党课。军事课除学习军事学等军事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从单个教练到连教练，从制式教练到战斗教练，每天不间断。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变更环境地点须自带组织关系，当初离开衡阳来广州时，匆匆忙忙卷起行李就走了。到了广州以后，在政治讲习班开学的前夕，遇到原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雷克长。雷克长在三师学潮时被开除后，即在衡阳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来广州比我们晚到几天。当时雷克长把我和黄庭芳拉到讲习班附近的空坪上，很严肃地说道："们连组织关系都不带，就跑到广州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现在我把你们的组织关系带来了，已经交给这里的党组织，以后你们可不许再这样随便了。"在雷克长同我们谈话之后不久，与我同住一室的傅光夏（湖南华容人）通知我说，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衡阳转来，就编在他那个党小组，以后有关党内的事情就直接找他联系。从此以后，我就在傅光夏那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我在政治讲习班学习期间，社会上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北伐前后

1925年，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完成了对广东全省的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将所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六个军，北伐的时机日益成熟。我党两广区委军事部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派遣干部，开展党的工作，积极推动北伐。1926年5月底，以黄埔军校部分学生为骨干、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为北伐开辟了胜利的道路。7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共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了北伐军，不少共产党员参加了北伐军的各级领导工作。

由于北伐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要求学员自己填报志愿。我表示愿意到军队去做政治工作，并向党组织递了申请书。经党组织同意，我于1926年6月下旬转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办的训练班，接受军队政治工作训练。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来总政治部。我在训练班里，结识了段德昌同志，彼此谈得很投机。北伐开始，他先后任唐生智部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和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到了南（县）、华（容）、安（乡）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那里他发展了彭德怀入党。段德昌后来成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1933年5月，在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中，不幸遭到错误杀害。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个军阀集团。

我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经过约两个星期的训练之后，被编入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来。这个宣传队总共有一百多人，负责宣传队领导工作的是前敌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和秘书长张其雄。刘文岛是国民党员。张其雄是共产党员。7月初，宣传队随前敌政治部自广州直抵衡阳。在此之前，吴佩孚曾派叶开鑫率部反攻长沙，唐生智被迫退守衡阳。待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之后，首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当我们到达衡阳时，唐生智的第八军正与叶开鑫部在衡山以北对峙。唐生智的前敌指挥部及其第八军正缺少政治工作干部，于是，就将我们这个宣传队全部编入唐生智所部。我被分配到第八军第四师第十三团，担任团指导员办公室政治助理员。

我们到衡阳后约十天时间，叶开鑫所部被击溃，北伐军乘胜占领长沙。我们自韶关到长沙这一路上，沿途开展了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北伐军。抵达岳阳东南之筻口附近，与吴佩孚的军阀部队萧耀南部交起火来。战斗打响后，我初次听到枪炮声，还以为是群众放鞭炮欢迎我们。后来听得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才知道是打起仗来。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战斗。此时听到枪炮声大作，子弹不断地从头顶上飞过或落在身旁，发出嗖嗖和噗噗的声响，我的心里不禁有些紧张。当时我紧紧地跟着徐恂一起行动，他比我沉着，一边往前走，一边嘱咐我要沉住气，别慌张。敌人的炮弹打来，他就拉住我卧倒在地上。不久，北洋军队被击退，北伐军占领岳阳后，继续向北挺进，进至武昌以南之纸坊镇。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个师行进在我们的前面。叶挺独立团则在最前面打先锋。他们在汀泗桥、贺胜桥一线与吴佩孚所部发生过激战，将吴军打得大败。当我们经过这里时，看到沿途遗尸遍地，被打死的北洋军尸体横躺竖卧，由于天气炎热，所有的尸体都已肿胀腐变，真是目不忍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的场面，给我这个初上战场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亲眼看到革命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此后，战争就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见到流血牺牲也习以为常了。

由于李济深的第四军尚未攻下武昌。唐生智的第八军即由武汉的长江上游渡过长江，攻击汉阳、汉口，与吴佩孚所部打了一仗，随即占领了汉阳。继之，架设浮桥渡过汉水，进入汉口。当地群众纷纷出来欢迎北伐军，情绪颇为热烈。部队继续北进，由第四师担任前卫，在汉口以北之横店又与吴佩孚所部打了一仗，吴军被击溃后，我们即进入黄陂。我所在的第四师第十三团，沿铁路东侧继续尾敌追击。沿途与北洋军队只有小的接触，未发生大的战斗。等进至鸡公山、武胜关一线，吴佩孚所部即据险固守，我们遂发起攻击。第十三团担任对鸡公山的主攻。经两天激战，攻占鸡公山。武胜关正面之敌遂放弃阵地，退守信阳。我们乘胜进至河南新店、柳林之线。

是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至此，北伐军先后歼灭吴佩孚部队十余万人，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郑州，湖北战事即告一段落。唐生智遂将其所辖的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我所在的原第十三团改编为第二师第四团，由原第三营营长凌兆?升任第四团团长。凌升任团长后，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办了一个教导队，让我到教导队担任政治教官。这个教导队办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因继续北伐而停办，先后轮训了一百多名军士。部队继续北伐前，我被派到第三营任政治指导员。第三营营长彭光闾，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毕业生。

北伐进展顺利，蒋介石却叛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亦在北方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汪寿华、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杀。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党内部分同志曾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亦纷纷发表讨蒋通电。但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却不赞成东征讨蒋。武汉国民政府则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相配合，消灭奉系军阀，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头讨伐蒋介石。于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4月19日再次誓师北伐，出兵河南。我们即由新店、柳林驻地出动，未经战斗，即占领信阳、驻马店等地。待进至郾城、漯河之线，始与奉军隔河对峙，每日互相炮击，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乘夜渡河袭扰。我所在的第三营驻守在漯河街一段。有一次，奉军派出约一营兵力，于拂晓突破我军前沿防御阵地，进到漯河街上。我同营长彭光闾立即离开指挥所，到街上带领部队进行反击，经激烈战斗，将奉军这股部队击溃。像这类规模的战斗，当时时常发生。

湘南暴动

我回到永兴家乡后，一边了解当地的情况，一边设法寻找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然后再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

"马日事变"后，湘南各县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幸免于难的也都隐蔽起来，不敢露面了。在外地读书的一批青年学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返回家乡。他们当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是革命积极分子。由于永兴县党的创始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在"马日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尹子韶被反动派称作"暴徒头子"，正遭通缉而潜伏了起来，从外地回来的青年学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暂时在家里躲藏，不能开展活动。我回来后，首先与这批青年学生建立了联系，商量找党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办法。我当时主要联系了八个人，他们是：

刘申，原衡阳成章中学的学生，1925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邝振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在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平（原名黄景藩），衡阳第三中学的学生，在衡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李卜成，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刘木、何宝成、刘明初，三人都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上述七人都是以前我在衡阳组织的"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此外，还有一个尹子韶，是我读高小时的老师，被反动派称作"暴徒头子"而遭通缉。我回到永兴后，很快也同他联系上了。我们这些人彼此早就互相了解。我们商量决定首先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然后再按照党的指示开展革命活动。过了些日子，黄平打听到湘南特委已派人到了永兴县城。我便和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五人，于1927年12月初进城，找到了湘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我用湖南省委的介绍信同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介绍李卜成、尹子韶、刘木、何宝成、刘明初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已是党、团员的，则承认其组织关系。

向大复是湖南衡山人，原来也是在衡阳读书的学生。他刚被湘南特委派来永兴工作时间不久，以开照相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我们去找他联系之前，他联系到的人还不多。他看到我们这些人主动来找，非常高兴。不久，就在永兴县城北一座塔上，由向大复主持，召开了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有十多人与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组织工农武装暴动，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等主张。这个决议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指明道路、鼓舞人心的作用。但同时，决议又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口号和"左"倾盲动政策，如要求在工农武装暴动中，不仅要对豪绅、工贼、反革命采取无顾惜的歼灭政策，而且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也要毫不犹豫地实行革命独裁，对群众过激的革命行动不许加以阻止等。听了传达之后，与会同志群情激愤，一致赞成组织农民暴动。但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发生了意见分歧。邝振兴主张立即暴动，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我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邝振兴立即指责我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反复说明目前立即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工作基础，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都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但由于当时与会者多数赞成邝振兴的意见，我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后来的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以致暴动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不让我参加县委。这是我参加革命后被批判为右倾的开始。

尽管多数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暴动，但毕竟没有多少力量，立即暴动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在研究具体部署时，向大复同意按我的意见进行，先做准备工作，党员分头下去联络"暴徒"，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会议决定永兴全县以便江（即耒河）为界，江东的工作由向大复负责，江西的工作由我负责。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天，几个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的农民告诉我说，坪石来了红军，为首的姓朱，打垮了白军，实行土地革命，平时一担盐卖九到十块钱，现在红军按一块钱一担的价钱卖给农民，群众非常拥护。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选我意识到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到来了，立即找刘申、黄平、尹子韶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农民暴动响应红军。考虑到尹子韶曾担任过县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在广大"暴徒"和农民群众中有号召力，遂决定仍由尹子韶公开出面领导武装暴动。

1928年年关时节，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自广东转战到湘粤边界一带，发动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和坪石，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久即挥师向郴县、耒阳推进。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亦称"挨户团"）大部被消灭，少数逃到外县躲避。宜章县有一股民团逃到永兴县的板梁。板梁是个大村子，在便江西岸，这里是我们群众工作最好的地方。当时我们已在便江以西地区组织起一百余人的革命力量，宜章民团逃到这里，恰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们当即决定由尹子韶率领已组织起来的一百余人，乘夜赶到板梁，将这股民团包围起来，全部予以缴械，一下子缴获到二三十支步枪，将自己武装起来。随后，将队伍拉到油麻圩一带，打起红旗，发动群众起来暴动。群众纷纷响应，几天之间，队伍发展到千余人。与此同时，刘木在油榨圩一带发动农民暴动，也拉起了近千人的队伍。

千里奔波找党 辗转白区一年

1928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和李卜成离开家乡，打算取道武汉、南京，到上海去找党。黄品清又找了两个可靠的农民一起护送我们到常宁县白沙镇。在白沙河下游，找到开往衡阳的民船后，两农民即转回家，由黄品清一人扮作小商贩，送我们去衡阳。船驶到衡阳，我和李卜成没有下船，黄品清一人上岸去为我们买了去长沙的船票，把我们送上开往长沙的轮船后，他才与我们告别回家。这一阵子黄品清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他那种助人为乐、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至今感念不已。

我和李卜成乘船到了长沙，没有停留，直奔火车站，爬上一列开往武昌的煤车，向武昌而去。来到武昌，刚过双十节没有几天，街上庆祝双十节的标语、牌匾等举目皆是。我们用化名住进汉阳门附近的斗级营旅馆，我化名黄彬，李卜成化名李天赞。我们已半年多没有洗澡、理发了，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住下后，我俩就上街理了发，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买了点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我还配了一副眼镜(我是高度近视)。我们整理好外表仪容，感到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就去逛大街，撞大运，希图能碰上个把熟人，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但转悠了三四天，一个熟悉的同志也没碰到。我们不敢到处乱闯，手头的钱也不多，不便在此地久留，决定赶往南京。

我们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在去码头上船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过去和我在唐生智部共过事的小军官，名字已忘记了。他告诉我说，唐部失败后，他转到桂系军队工作，现驻武汉，并邀我到他那里去玩。我怕引出麻烦，没有去找他，当即同李卜成一起乘船到南京。到南京一上岸，我们就在下关一个比较偏僻的巷子，找到一家旧式旅馆住下。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住在这家旅馆里。相见之下，我们都非常高兴，互相畅谈了别后的情形。从交谈中，我才知道曾希圣到南京来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我离开永兴时，因家里穷，又受到挨户团的搜抢，临走时没有弄到一点钱，从李卜成家里筹借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今后的生活，我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我们打听到有个名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团一级的军官，在南京有公馆。我和李卜成在衡阳读书时曾与曹同学，彼此关系不错。李卜成主张去找曹日晖，一方面想向曹了解些情况，另一方面想向曹求帮点钱。我表示赞同。

一天晚上，我同李卜成到了南京城内曹日晖的公馆，李进到宅内，我留在外边观察动静，以便发生不测时好有个照应。李卜成进去没有几分钟，就出来了，匆忙拉着我离开曹宅，转回下关旅馆。进到房间以后，李卜成才告诉我去见曹日晖的情形。曹日晖一见到李卜成，十分惊愕，张口便说："你真好胆大！竟敢到南京来？选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幸好今天我这里没有别的同乡在，算你幸运，否则，真是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不要在南京呆了。"李卜成见曹日晖这种神情，也不便向他打问什么情况，就干脆要求他接济点路费，好离开南京。曹日晖不肯在自己身上拔毛，就介绍李卜成去找另一个同乡刘乙光。说刘乙光现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工作，人靠得住，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按照曹日晖介绍的地址，找到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到北伐军中作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时，他逃离原来的部队，来到武汉，我曾在汉口的马路上碰到过他。那时他说他是从江西逃来武汉，并说江西方面的形势很紧张，难以存身。我告诉他武汉的形势也不妙，革命左派人士已纷纷离武汉去江西，我劝他还是回江西去。刘说身上已无盘缠，无法上路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答应立即回江西。此后便再无联系，不知他怎么到的中央军校做事。这次我们同刘乙光一见面，刘也感到愕然。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一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二是请他帮助解决去上海的路费。刘先对我们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后，说我们不能在南京久留，如果碰到坏同乡，就会出危险。但刘也不愿意为我们出这笔路费，他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上海。我们考虑随刘乙光去上海，比较安全些，就答应了。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同刘乙光乘火车去上海。一路上既不用买车票，也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到达上海。刘乙光把我们送出车站，就与我们告别而去。临别前刘对我们说，在上海找?固定住所后，就给他写信，他每月给我们寄几块钱的生活费。

上海是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心里没有把握。考虑到我们身边的钱很少，不敢住旅馆，就采取白天逛大街、晚上在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的办法，以节省开支。这样过了几天，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我们感到这样没有固定住所，到处游荡也不是个办法，就设法找了一间出租的房屋，价钱很便宜，房东是个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没住几天，房东的丈夫回家来，看到我们既无行李，又无家具，也不像考大学的学生，就起了疑心，不准我们在那里住了，我们只好另找地方栖身。这次我们在闸北一个茶馆的后楼上租下一间小房子，老板是个警察兼流氓，他不怕我们不交房租，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没有行李，我们就在街上买了一块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烧饭吃。

这时已是1928年的10月下旬了。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大上海，人生地疏，每天除了上街东碰西撞想遇见熟识的同志外，就是钻书店看书。起初我们进书店，店员以为我们是来买书的顾客，热情地招呼我们。后来见我们光翻书不买书，就怀疑我们是偷书的扒手，店员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进行严密地监视。以后我们去的次数多了，他明白了我们是来揩油白看书的，便不大管我们了，由我们自己随便翻阅。

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时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更加焦急。开始，刘乙光还给我们寄来几块钱的生活费，后来他也失业了，又另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永兴同乡厉良圭，是个黄埔军校学生，在复旦大学任军训教官。我们到复旦找厉良圭求助，他给了我们三块钱后，就再不理会我们了。别的关系又找不到，房东又天天催逼房租，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期间，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依然是走投无路。

来到红三军团 两次打长沙

1930年2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赴鄂南游击区。刘玉生、张高寿和那个炮兵连长随同我前往。临出发前，我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吴永钦。吴告诉我说，他从武汉来上海后，就在党中央办的党训班里受训。我与吴永钦匆匆话别，即登程上路。

我们一行四人自上海搭乘轮船，驶到湖北武穴镇下船。由于我们四人都身穿国民党军队服装，一路上也无人盘查。在武穴镇上岸后，我们雇了一只小划子，准备渡江到对岸阳新县与鄂南特委接头。这时，码头上过来一名警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阳新县城驻军是罗霖的第七十四师，原是唐生智的旧部，我们就对那警兵说，我们要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并把护照拿出来给他看。警兵见我们一身军官服装，又持有部队护照，便不怀疑。他还满认真地指点说，对岸有匪(指共产党游击队)，很不太平，要多加注意云云。我们表示感谢他的关照，就上了划子向对岸划去。

接头地点是位于长江边上约有百十户人家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武穴镇有一百多华里的路程。我们很顺利地来到这座村庄，心情颇为欢畅。岂知天下事往往在意外处生曲折。我们来到交通站，按事先约定的暗语上去接头，但交通站里一位四五十岁农民打扮的人，却不肯接应。大概是他见我们穿着国民党军装，起了疑心。我把接头暗语复述了好几遍，他就是不认这个账，始终不理睬我们。这时已经围拢上来好多农民，上上下下打量我们。我们在交通站等了好长时间，围观的农民也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几个年岁比较大的人还没走。我就悄悄问他们知道鲁连在什么地方吗？鲁连是鄂南特委的一位负责人，我在上海曾见到过他。但这几个老人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摇头不搭话。天渐渐黑下来了，与我同行的刘玉生、张高寿等人已经不耐烦了，直催我回武汉再想办法。此时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无奈只好同意先回武汉。

我们四个人又雇划子划回武穴镇，在码头上又碰上那个警兵。警兵见我们回来了，就上前来问情况。我说果然如他所说，那边是不好走，只得回来再想办法。警兵再也没多问什么，就走开了。我们在武穴镇住了一夜后，就搭轮船去武汉。这次没能与鄂南特委接上头，我心里很是不安。身上带着秘密文件，生怕夜长梦多，出什么问题。事后我很后悔，想到当初还不如就在交通站里赖着不走，让他们把我们捆送到游击队，总可以接上关系的。现在到武汉去，又不知要耽搁多少时日。

我们到武汉后，住进江汉关一家旅馆。这时，那个迫击炮连连长表示不愿与我同行了，坚决要求回湖南家乡去。我劝勉一气也不起作用，只好让他走了。我怕刘玉生、张高寿受到影响，就对他俩作了一番说服、鼓励的工作，使他们坚定信心。

我们在江汉关住了两天，突然有人主动来找我们联系。先问我们是不是从上海来的，我们说是的。然后就讲了接头暗语，与事先约定的一毫不差。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便交出从上海带来的信件。来人看过信件后，又还给了我们，告诉我们在这里等着，明天有交通带我们去特委。想必是交通站将我们的情况报告了特委，特委派人追踪到武汉，与我们才接上头。第二天来了一位交通，带我们乘轮船到黄冈。下船后即雇划子准备过江。

黄冈当时属广济管辖，驻有国民党郭汝栋的部队。我们在黄冈渡口被哨兵发现。哨兵喝令我们站住，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走过来。这时，护送我们的那位交通机警地溜走了。我悄悄嘱咐刘玉生、张高寿二人不要作声，由我出面应付。待哨兵走近了，见我们身着军官服装，态度马上和缓下来，由端枪姿势改作持枪姿势。哨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告以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哨兵看了我的护照，又看了刘玉生、张高寿二人的遣散证书，便很客气地对我们说，南岸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盘，从这里过江到不了阳新县城。我问他该怎么走才对？哨兵说，得坐船往下游去，到富池口再打听到阳新县城的路。我即表示要坐划子先去富池口，并向哨兵表示谢意。我们坐上划子，向下游划去，对哨兵作出要去富池口的样子。待划到江心，岸上的哨兵看不大清楚的时候，我就叫船工直接向南靠岸。船工似乎理解我们的意图，也说不定就是自己人，渡惯了我们这样的乘客，便一言不发，掉转船头，一直向对岸划去。靠岸后，我们向船工付了船钱，就上岸来到离岸边约二华里一条小街上。这条小街上有几家店铺，我们就在一家店铺里坐下吃东西，打算看看能不能等到那位交通到来。不大一会儿，那位交通就来了。他是从上游的一个地方渡过江来的。我们一起吃过饭后，交通就带领我们到了鄂南特委所在地大王店，找到特委机关。我把带来的密件交给特委负责同志，就在特委机关的院子里住下了。从此，我就摆脱了黑暗恐怖的白区生活，进到红军活动的区域里，长期以来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这里周围都是自己的同志，再不用躲躲藏藏、隐名埋姓、提心吊胆、求人告帮了。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新天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情格外兴奋、舒畅！

由于红五军的部队已离开鄂南转战到江西，原定截夺敌人军火的计划不能实施，鄂南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4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自江西返回鄂南，驻在阳新龙港。我们三人便结束训练游击队的工作，被派到第五纵队。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不久，第五纵队奉军部命令离开阳新，经江西修水、渣津、马场，进到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主力会合。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5月5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作了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还在会上作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动员。纪念大会结束之后。部队分头进行了两三天的战前准备。便向平江县城开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守敌何键部余贤立团及平江县城里的地主武装民团大部就歼。红五军在平江县城停驻约五六天时间，敌人增兵反扑，我军又撤回到长寿街。

平江战斗后，刘瑜对我说："看来我们来到这里就别想活着回去啦。"我问他何以出此言？他说："红军打仗那么勇敢？选干部又要带头冲锋，我们准得把命丢在这里。"刘瑜刚刚脱离旧军队为时不久，对红军的战斗生活还不大适应，尚缺乏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因而才对我讲出这番话来。我针对他的这种思想情绪，耐心地进行帮助、鼓励，要他下定决心革命到底。这个同志一直表现不错，后来在攻打阳新县城的战斗中牺牲了。张焘后来在攻打长沙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平江养伤。红三军团离开之后，他参加了阳新地方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以后又在鄂东南地方红军中任师长，在一次战斗中手被打残，住进医院。当时正赶上肃反，他有些恐慌，从医院里偷偷地跑掉了，从此便离开了革命队伍。全国解放以后，他回到湖南祁阳家乡，土改中表现很积极，当了农村基层干部。我曾关照当地政府照顾他的生活。后来他退休的时候，政府给他发了一笔退休金。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1930年底，蒋介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奉命于12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荫蔽集结，待机歼敌，同时严密封锁消息。

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通，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12月29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8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红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10时许，对敌第十八师发起总攻，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该敌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我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逃窜。

龙冈、南团两仗，打得敌军丧魂落魄，丢盔解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反攻，将敌军全部逐出了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文昌、宁都、乐安、永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毛泽东有首《渔家傲》词的上半阕，就是描述这次反"围剿"的情况：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词的下半阕，是写准备反第二次"围剿"的情形：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旋即将其处死，割下其头颅，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ＡＢ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肃反打"ＡＢ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ＡＢ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ＡＢ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ＡＢ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ＡＢ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ＡＢ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1931年1月，第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患病住进后方医院，上级调我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休整部队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教练学员如何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之后，便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训练队办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我调离第四师而停办。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后，我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第三师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肃反打"ＡＢ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

在这次肃反打"ＡＢ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ＡＢ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赣州、水口、乐宜诸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兵暴。在这次兵暴中，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口号和主张。后来，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而且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他被挂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起初，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而无可奈何。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等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其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我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ＡＢ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ＡＢ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由于有前一次的沉痛教训，我对打"ＡＢ团"由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ＡＢ团"分子，我拒绝执行。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我获益匪浅。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做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次至第五次反"围剿"

1932年冬，蒋介石在南昌组织行营，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前敌由陈诚、顾祝同等嫡系将领负责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三路向我进犯，妄图消灭我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攻广昌，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红一方面军，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已在红军中深入人心。第四次反"围剿"一开始，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荫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根据曾希圣破译的敌台密码，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可以了如指掌。而敌人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由于群众封锁消息，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我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区后，在上清宫抓住了敌周浑元的第五师。1933年1月5日，我军集中红一、红三、红五三个军团的兵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第五师全歼，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二千余。上清宫是道教祖师张天师居住的地方，在张天师住室里，到处张挂着古字画，都是历代名人的大手笔。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字画值钱，可以变卖用作军费，部队在那里住了三天，一张字画未曾动过。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经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

南丰城高且固，守敌实力较强。我军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先后两次奋勇强攻南丰城，均未奏效，我军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遨亲临前线侦察敌军城防情况时，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见两次强攻未克，今又折损大将，心中十分不快。加之陈诚正督率优势兵力迅速向我进逼，我军将陷入不利境地。于是，彭德怀乃建议撤南丰之围。此时敌援兵正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我红三军团遂改强攻为佯攻，主力与红一军团一起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准备侧击东援之敌。我红军主力，经两天的急行军，进至广昌以西地区，埋伏在敌军行进必经之路两侧的大山树林之中待敌。

敌左翼援兵由罗卓英率第九、第十一师自宜黄南进，其右翼是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自乐安分成两路南进。敌人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摆成一字长龙行进。2月27日，当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行进至黄陂以西的桥头附近时，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两师之敌发起突然猛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成数段。经两天激战，将该两师之敌全歼，敌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伤后毙命，敌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并俘敌官兵一万六千余，缴枪一万五千余。

敌左翼第九师(师长李延年)、第十一师(师长萧乾)继续向广昌进发。我军在结束桥头战斗之后，乃移兵黄陂、东韶一线，荫蔽集结待敌。3月21日拂晓，我军突然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十一师五个团，敌师长萧乾被击伤，并歼敌第九师一个团，共俘敌官兵八千余，缴枪七千余。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苦，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彭绍辉、洪超两位红军将领就是于此役被打掉手臂的，此后即被称为独臂将军。这一仗打完之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就被彻底粉碎了。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沿用毛泽东提出的军事战略方针，打了几个胜仗，吃掉敌人三个整编师，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特别是这次缴获到相当多的轻机枪，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在此之前，我军只有重机枪，没有轻机枪。而国民党军队中，每个连配备有三挺轻机枪。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我军每个连队才开始配备起两到三挺轻机枪。

这以后，李德来到中央苏区，直接指挥作战，红一方面军就再也没有打过好仗了。

1932年这一年，是决定中央苏区命运的关键一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形势非常有利。我军连续粉碎三次大规模"围剿"，使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国民党军队连遭失败，被我歼灭的有生力量在十万人以上。我军虽然受到一些消耗，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补充发展起来了，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使国民党军队再次损兵折将，遭到惨败。当时的客观条件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给国民党反动集团以很大震动，其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被迫下野。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然而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进一步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使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与此同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把中央苏区坚持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统统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从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代之而来的，是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原来红军的三大任务，现在只剩下打仗这一项了，造成了军队与地方、军队与群众相脱离的局面。而且，他们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工运政策、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苏区内造成了新的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军事上的分兵作战和瞎指挥，则使红一方面军连连受挫，逐渐削弱，以致丧失机动作战的能力。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开至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部队在行进途中，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不慎坠马跌伤了腿，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上级任命我代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一方面军于1933年5月间到达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由于部队受到削弱，各部均进行了缩编。红一军团编了第一、第二两个师。红三军团编了第四、第五两个师。红五军团开始只编了一个第十三师，后来又从地方部队编了一个师。当时地方部队编了三个新的师，即兴国模范师、瑞金师、宁都师(即少共国际师)。不久即将兴国模范师归入红三军团建制，为第六师。宁都师(少共国际师)后来归入红五军团建制，为第十五师。上述这八个师，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过去红军部队包括三种武装力量，除主力红军之外，还有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主力红军一般不担负小的战斗任务，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力红军的补充和扩大，主要依靠地方部队升级和改造敌军俘虏。大湖坪整编之后，主力红军削弱了，兵力也不充实，加之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基本上没有打过好的胜仗，俘获很少。地方上虽然相继又组建起一些新部队，但不是用于充实主力红军，而是另外编了几个新军团(即红七、红八、红九军团)。同时又把活动于赣东北地区的红十军南调中央苏区，使之脱离了原来的根据地。表面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加至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子，徒有虚名。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大，虚张声势，尽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其结果，无不以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告终。

调任湖南

中央于1949年夏初决定让我去湖南任省委书记。准备先我南下的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金明和高文华等先到天津集中，我们一起考虑并讨论了湖南工作的大政方针。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党执政后，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我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因为有下列情况必须考虑：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少。

第二，我方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过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起不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我认为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

会不会因此而放松了城市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我认为不会。因为省委、省府、省的各个领导机关都设在长沙，下面地、县领导机关都设在地、县的中心城市。党既成为执政党，城市就必然是贯彻方针政策、行使政府权威的中心。省委提倡重视农村工作，必然形成一种城乡并举、互相促进的局面，不致偏废。

这时，我见到中南局书记林彪，他问起我对新区工作的意见，我就把我的上述意见说了。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直接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他到湖南后，就以中南局的名义发指示给中南各省。其中说到：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这一下，我如释重负。省委和省里工作干部的思想都容易统一了，工作起来也会比较顺利。后来在1962年，邓子恢同志还为此受了批评。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这件事又被提到，邓子恢又再次受批评。因为邓子恢当时是中南局副书记，分工管地方工作，所以就要他承担责任。其实，这个观点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意见没有错，邓子恢同志没有错。我们当时老干部少，又不熟悉情况。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很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1949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后，1949年10月中旬动身前去长沙。

那时，大军纷纷过境。刘邓大军从江西过来，两个兵团，一个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去广东，路过湖南；一个由陈锡联、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等率领经湖南入四川、贵州。湖南省委发动沿途群众，欢迎大军，组织支前。当时，林彪在衡阳指挥作战，我曾陪程潜去看过他。衡、宝庆（邵阳）战役打垮了桂系，林彪将率大军入广西。

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对两广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迅速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再回头歼灭之。四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不沿铁路线进攻，部队从湘西插下去，绕过桂林、南宁，直插友谊关封口。友谊关原名镇南关，解放后改名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

二野刘邓大军在广东的部队，一步不停地占领了雷州半岛，封锁敌军退占海南岛的道路。这一路的敌军，全部被陈赓的部队吃掉了。陈赓部又是一步不停地从广西、越南边界插到云南的河口，使敌在云南的军队也不能越境逃往越南。

两路大军封锁了广西、云南的国境线和广东的海上通路，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敌大包围，切断其退路的计划。这样，我军很快地歼灭了全部敌人。零散逃向国境外的残军为数极少。

这时杨勇率军进入贵州，陈锡联率军进入重庆。贺龙亲自率领我十八兵团，经宝鸡进入四川成都。我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毛主席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实际上，简直是"大"勇追穷寇，其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这一时期内长沙和平解放，干部群众都正在忙于支前。我在"辽沈战役"时期，曾作过这方面的工作，对此比较有经验了。湖南支前的工作比那时条件好得多，因为形势已大大不同了；军队又都是过境的，本地打仗不多。但由于湖南是新解放区，过境军队数量又大；我们动员各地群众，接待各路大军，组织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粮食军需，组织补给工作，任务仍是极其繁忙紧?。

我在湖南工作了三年左右。在三年中，除支前外，我们主要搞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经常工作则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

这里涉及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

（一）关于粮食控制

我一到湖南就碰到了饥荒。那年湖南遭到水灾，讨饭的很多。再加上有些私商垄断粮食、囤积居奇，使得粮价飞涨，市场紊乱，人民生活困难，人心不稳。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新区，社会情况很复杂。我们忙支前，又要救灾，处处需要粮食。那些不法私商，就以粮食问题和我们作斗争。"民以食为天"，人民一天没有饭吃也不行。老百姓眼睁睁看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民生"问题。而我们却不能用武力逼迫私商平价卖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解放军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会治国。共产党能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我们必须迅速稳定粮价，才能安定人心。

我们决定采取两个措施来限制私商。

第一，省政府规定：湖南全省任何地方，凡采购粮食者，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许可证，否则就是违法私购。违犯者可酌情予以处理，甚至没收。这样就控制了不法私商的粮食来源。

第二，我们控制了粮食加工业。一切粮食加工厂、米厂，只准给政府和政府控制的粮食加工，不准给不法私商加工，违者必究。我们还严禁不法私商经营粮食加工业，不准他们办米厂。

我们知道，要保持粮价稳定，首先必须我们自己手里有粮食，能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否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早有估计，而且做了准备。

当省委在天津集议南下时，即已考虑到"支前"要用大批粮食，湖南省人口众多，民食的供应自然需要量也大。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省委副书记金明等都懂得粮食的重要性。他们比我早到湖南几个月，政府一直抓紧征粮征税。金明亲率大批干部，下去进行征集、采购粮食。所以那时我们手中已握有相当数量的粮食，一时不至发生什么困难。这时我们将上述措施和办法报告中央。那时，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措施。我们就照这个办法实行，效果很显著。粮食被私商操纵、囤积的状况立即改变。党和人民政府在粮食的购、销两方面，都掌握了主动权。市场供应没有问题，粮价稳定，人心稳定。对于新解放区取得社会安定局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着。

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证明共产党并不是只会打仗，而且能够治国安民。

在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工作

1952年春夏之间，我奉中央调令，交代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仍回军队任职。这年8、9月间，我到北京报到。于10月奉令担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我先到总后工作。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那时邓华、洪学智的兵团是首先入朝的主力。他们二人都是彭德怀志愿军司令部的副司令员，洪学智还负担了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总责。洪学智是一个头脑清楚、精力充沛、能干实事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激烈时期，战勤工作非常艰苦。他和杨立三同志以及前后方千千万万的后勤人员，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那些司机同志，在没有空防的条件下，不惧敌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持运输，保证前方供应，真是不容易。

我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我们仍不敢对之有所松懈。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我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情况。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局面，就办不好事情。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也得把局面打开。当时我们已有条件把主要力量放在建设总后的工作上，我们就应尽早做出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对各方面来的问题分出主次、轻重、缓急；对难办的事要找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我们很快就召开了后勤党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明确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作出了工作部署安排等等。我们将会议决定写成报告，送军委和毛主席审阅。此件后经中央批转全军。

关于总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特别强调：对国家负责和对军队负责的一致性；强调全局观点，强调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我说：过去我们是军事财政，一切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已由军事第一让位给国家第一。毛主席提出：目前全部的国家行政费用，包括军费，不得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决不向国家多要钱。

国家是大全局，军队还有军队的全局，后勤本身也有自己的全局；小局要服从大局，一切从全局出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个政治立场、观点问题，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要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决定经费的分配，处理好各部门工作的关系，把这个方针落在实处。

在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强调反浪费。提倡少花钱，多办事。

我军正在统一建军的开始，各军、兵种的建设，军事院校、训练基地的建设，边防、海防和空军基地的建设，军队的新式装备和营房的建设，还要修医院、仓库等等设施。处处要建设，处处要用钱。经费有限而需求甚多，就必须善于安排，学会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总后任务很多。除当时还有战勤外，总的可概括为一句话：提供一切后勤保障，为把我军尽快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大军而努力。军队愈是正规化、现代化，对后勤的要求也愈高。我军过去一直在作战（分散作战）的环境中、在没有任何物资保障的战争条件下生存成长。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供应、补充主要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那时后勤的担子较轻，后勤显示的重要性较小。领导多把优秀干部派到军、政岗位上工作，而对后勤干部要求较低。因此，有些后勤干部不安心，要求调动；有的人产生自卑感。一直到解放战争大决战时期，才有点改变。到抗美援朝时，后勤的这种状况就大大地跟不上形势要求了。形势逼迫我们改变看法，改进工作。现代战争物资消耗之巨大，运输之重要、艰难，为我军历史所未见。因此，彭总在谈到后勤工作时，曾强调要总结抗美援朝的经验。

建国以后，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主要是：（一）全军的一切需要，都由国家统一供应，总后主管其事，担子十分重大。（二）后勤工作搞得好不好，对战争胜负的关系，日益密切，越是现代化战争，关系就越大，后勤的责任也就越重。（三）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水平愈高，对后勤干部的管理水平、政治、文化、技术、业务水平，要求也愈高。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必须迅速提拔、培养大批优秀的、高水平的后勤干部。

因此，就需要动员全军各级领导都重视后勤工作，要选调优秀的、有水平、有能力的干部去从事后勤工作。还必须及早建立各级、各种后勤院校，培养专业的后勤人才、后勤专家。在职人员也要采取各种办法，不断地培养提高。要使大家懂得：后勤是一门科学、一门专业。建立干部对后勤工作的事业心，建立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因此，我到后勤不久，就筹备开办后勤学院，筹建颇具规模的陆军总医院等等，认为经费用在这里是必要的。

因此，彭总在军队高干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重视后勤，选派优秀干部抓这个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也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全国战争结束时，数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工。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我了解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我们提出"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我们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为保证质量，包干除包造价外，还要包质量、包使用年限。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进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高兴了。

我在总后工作没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我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我就奉命前往，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到1953年，总后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我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我在总后的工作，全力放在军委、总参日常工作上。

1952年末，我刚到总参时，正赶上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在他的住处，召集军队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参加这个会的，我记得有：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萧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等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以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很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但它却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中、美三方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彭德怀代表中国签字。这以后，彭德怀正式回国。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个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授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毛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我虽不是军委委员，因工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的责任，帮助彭德怀做经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日常助手。1954年10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毛主席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的称呼是当时一般对我的习惯叫法），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主席的话即指上述情况而言。实际上，军队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

庐山风云（1）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当时党内外的确是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讲话中就曾提到：江西党校的反应是一个集中表现。7月26日批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的错误。李是搞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熟悉情况，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给主席的。主席对这封信写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他敢于直言，对计划工作的缺点，批评得很中肯；但又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否定了一切。

这些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阴影。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一直和主席一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断别人的发言。"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这时，讨论已近结束，《会议纪要》已在起草讨论，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就结束了。

庐山风云（2）

就在此时，彭德怀写了他的意见书，于14日送给主席。他正是因为会议即将结束，而又感觉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自己的意见亦未能畅述而写的。这封信对毛主席起了强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奋失眠。主席自己在会上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在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仔细琢磨的结果，就把这封信和党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会议将扩大延长。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主席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我在26日作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7月26日除传达了主席说的"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外，还印发了主席对李云仲信的批示，说的就更严重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说，谁还敢当中间派呢？自此，批判、斗争不断加热。既然对人，那就得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地来进行斗争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ＡＢ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我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庐山风云（3）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锐四人列席。

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最多，从历史到理论，长篇大套，我无法记述。讲理论，主要是说彭不是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革命有感情；要革命还是好的，寄以希望。讲历史则是批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说是一半对一半。主席仍说是三七开。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以前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你都没写信，这次写那么长。对你那些挑拨的话要顶回去。

彭说：我过去在江西也给中央写过长信提意见，这次信是供你考虑，并没想发表。

主席又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

彭说：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1、2月间就转过来了，曾和黄克诚谈过，还得请主席来领导。我今年61岁，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 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其他同志多是举个例子，说明彭德怀有问题，表示同意主席意见。

毛主席还说：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觉，要触及灵魂深处。说彭：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主席最重要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我不能不表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

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主席来看我，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我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同时听说彭德怀也被派到四川，去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我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只要允许做工作，干什么都是高兴的。他们要我快走，尽快离开北京。因国庆节将到，我问：可以过了节走么？答：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这样急使得我略感奇怪。

去山西前很高兴，写一首七律抒怀。

七律　（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

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

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

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

愿尽余生效薄绵。

于是立即准备动身，收拾东西，交出公物住房等等。以前有人送我几幅字画，还有我保存的一点革命文物，如苏区的货币之类，这时都分别送给了有关的博物馆保存。这些年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公家。唐棣华的工作准备过一年再调动，孩子们仍在京读书，我一人先迁居山西，但做的是在那里长期工作、安居的打算。

到达太原后，省政府分工让我管农业，我立即提出要到各县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于是先去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绛县、浮山、翼城、闻喜等十一个县，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我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省人代会，我参加了。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我为副省长。

会后，我又到下面去跑，这次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粮仓"。来回走了一个多月，回到太原，就要过春节了。这两趟一共走了21个县。我已是60岁出头的人，但并不觉疲劳，因为我一心急于投入工作。

记不清是过新年还是过春节时，听到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犯错误的消息，感到很诧异。春节后天旱，我又到县里去做抗旱工作，这一次去的是太行山区。到高平县时，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我到平顺去接他，正是在高平地区接到了彭德怀。那时我们在一起研究部署反(国民党搞的)磨擦，他是何等地意气风发！此时念及，不胜怅惘，作《江城子》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我在高平地区搞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住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一路去了不少基层社队，有时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这期间我去平顺看了李顺达，还到河南看了红旗渠，觉得红旗渠修得甚好，县委书记杨贵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时"5.16通知"已经下达。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高平县王副书记对我讲：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是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对此我难以回答，唯有默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2）

此后我回到太原。那时我已移住省府大院宿舍。随便出门走走，街上已经有大字报了。有一天在街上竟碰到了杨尚昆，又觉高兴，又觉意外。我和他拉拉手，谈了几句一般的话，得知他那时住在太原饭店。他叫我不要去看他，我也知道他的处境定有为难之处，我去看望恐怕只会给他添麻烦，就依照他的话办了。

那时还没有揪斗我，也没有批我的大字报，我自以为和彭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搞我们了。大约6月上旬，老伴唐棣华从北京来看我，在太原住了三天。她认为这次还是不会放过我们，颇为担忧，说：文化革命首先抓了"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说那是为彭德怀翻案，你们还跑得了吗？她刚从江西参加"四清"回来，只有几天假期，不敢多留，匆匆忙忙地又回北京去了。听说到了8月，她就成了被揪斗对象，戴上了黑帮的帽子，挨整的时间比我还早。

我后来还到晋西离石、中阳、临县、方山几个县去看农业工作的情况，在离石还看了贺昌烈士的老家。这次往返又是个把月，回来时是7月份，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我看这情形，已不便再去外地，就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有时和同院的刘副省长下下棋，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闹不清楚，没法说。当时山西省委的负责同志我都不熟，我认识的陶鲁笳那时已经离开了。国庆节开会时，省委特别通知我不要去参加。周围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我虽经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清头脑，只觉得奇怪，对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心中完全无底。

就这样过了1966年。1967年1月刚过新年，一天早饭后，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以及北航的学生一共二十几人，冲进我的宿舍。当时恰只我一人在家。我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我说：为什么？他们说：你自己难道不明白？我又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我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就动手阻拦，不许我打。我故意发脾气，重重地摔了电话机，又大声喊叫：你们怎么不讲理？这一吵闹，就引来大院里许多人看热闹。我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无益。于是回头和这些学生说：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走了。

这些学生在太原关了我一天，那地方估计是社会主义学院。就在这天，照顾我生活的小李给我送来了毛巾、牙刷之类的日用品。秘书也来看过一次，我更加放心了。晚上，他们让我睡在地板上。他们大概想叫我们这做"官"的吃点苦，可这些青年哪能体会到我们当年在革命战争中的艰苦？睡地板又算什么？但我对"文化大革命"实在无法理解：打击面那么大，方式又那么混乱，于国于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火车，没有卧铺。他们总算客气，让我住进列车员房里；大约还是为了不让我和乘客混杂，便于监管之故。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总计我到太原，不过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前后想想，不免也生些感慨。

在北京车站停留了一下，我就看了看大字报，看到江青、陈伯达关于陶铸的讲话，知道陶也垮台了。他本是中央特意从南方调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人，却这么快就倒了。另外，还有许多各种"打倒"、"火烧"、"炮轰"的大字报，我也记不清是针对谁的了。

此后我被带到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我。我就和他们聊天、谈话，了解情况。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抓起来了，是我们抓的。言下颇有得意之色。我本很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点，但他们正陶醉在这种"革命"的举动中，自然没有我这大黑帮说话的余地。

又过了一天，他们议论着：上面不肯收容我。这下抓人的人们似乎也伤了一阵脑筋。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我又被送到一个简朴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当时我不知身在何处，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住处是在五棵松附近。记得那时在关押的地方，曾听到薄一波的声音。我虽然辨别声音的能力颇强，但再也听不出其他熟人的说话声。

这以后，我常常和看守我的人吵架；他们对我有侮辱行为时，我就也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一来，他们反感到为难了，说：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26日，我发作了前列腺急性炎症，痛苦异常。军营里找个军医给我在尿道里插了一根很粗的管子导尿，十分难受而又不能治病，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就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说我病情严重，要求住院治疗。这以后才让我住进了267医院。我住在医院侧面平房里，听说是传染病房，也不知确?？我住的单人房间，对外完全保密，不接触外人。现在记不清是哪一位同志，可能是刘少文，这期间曾奉命来看过我一次。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在卫戍区是监护，对你有保护作用。我当时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不过是借口。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不断被各造反派组织揪斗，实在吃不消，自己请求要"监护"。果真如此，这"监护"就确有几分保护作用了。谈话中我还向他提出，我的情况要通知家属，他答应了。到了3月我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准备要出院了。这时管我的专案组人员带了唐棣华来看我。在这种情况下相见，真不知该说什么。我们于是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坐下来谈我的病情，谈家中孩子们的情况等等。给我看病的张医生一向对我很关心、很和气。他仔细向我老伴介绍病情，反复说明我的病是前列腺炎症，不是癌症，让家属放心。其情可感。不过，我们见面那一笑也引起了别人注意，甚至传到了唐棣华的单位。据她说，后来她单位的造反派还曾追问：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名堂？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3）

我3月10日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那里北边八里庄附近，地名叫唐家庄。我们住处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不知是什么单位的房子。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一间小屋，相互隔离。送我来京的秘书等二人已经返回山西。我就此单独关押，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开始，在我门外放哨的战士还和我说说话。这个战士是冀鲁豫人，我告诉他，我在冀鲁豫打过游击等等，我们不时谈谈天。不久他就被调走了。新来的哨兵大约是受到了告诫，不进屋门，也不和我说话，只从门上的小孔里，时时窥视。

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这时山西那边我的秘书把我订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我的要求寄到这里，家里知我在卫戍区，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书籍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当然是允许读的。有了书报，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虽然房间很小，我仍坚持每天散步、走动的习惯，尽可能保持健康。

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七律　（纪实）

无端入狱亦寻常，

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

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

板床薄褥睡也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

斗居旋转乐洋洋。

这年3月仍然很冷，屋子没有暖气，叫我们自己生炉子。煤的质量不好，里面有许多烧不着的煤矸石，又要我们自己选煤。这对会烧炉子的人不是难事，但我不会生炉子，因我的家乡冬天是不烧煤火的，即使有煤炭我家也烧不起。所以我经常烧得满屋是烟，在乌烟瘴气中过日子。

4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

桃花（调寄蝶恋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飙，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

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1967年4、5月间，专案组找我谈话，要我写自传，要从小到老写出一份简要而全面的材料，而且限期两天写完。我说：不行，最少要给我四五天到一个星期，否则我写不出。他们放宽期限。结果我到6月份才写出了一万多字的简历。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

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廖汉生、苏振华也可能在内，不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一则不准我们东张西望，二则除我们几个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他陪斗人员常有变化。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地方上拉去斗争。北航、北师大等大专院校以及地方上其他机关也来揪斗他。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总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赵凡、林枫、徐冰、叶子龙、吴自立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又说：别说话了，免得麻烦。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折磨更加不易。我虽极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从8月起，又重新对我们进行审查。审查者先是在我的自传中找矛盾，让我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我的专案组为了弄清情况，曾跑到我湖南老家两次。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在1968年1-3月中常常有人来审问，3月里追查得特别紧。他们着重查我的入党问题，逼我承认我是假党员。这真令人哭笑不得。我在党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已经超过40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审查组的理由是：我入党时，能证明我是党员的同志，都在年代久远的残酷斗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不记得他介绍我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因我入党情况较为特殊，是和另一位同志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我入党时和我们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我们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他们忘记了，也不足为怪。但根据这一点判断我为假党员，可就真是不通事理了。专案组不管我说明的情况，在3月对我搞起"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

这一段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有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个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两个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动不得，只能任他们摆布。我见情况不妙，不愿受辱，就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砸得头上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来给我包扎了伤口，又让我休息了一天。我醒来后，神志仍很清楚，于是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我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因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这封信我请傅崇碧转交。后来知道林彪收到此信。

大约3月17日晚上，他们见我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整整逼了我24个小时，仍无所得。我已精疲力竭，不能保持冷静了。恰在此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骂我：你这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我大怒，火了，破口而出地回骂他：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一下，他们几十个人哄起来：好呵！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我想：他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来对付他们。就说：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回去。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整天。第三天他们又来搞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我这时已想好了对策，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别急。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他们又感到出乎意料，就改为追问我：为什么写信给林彪，不经过他们。我说：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搞逼供。

从此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再搞"提审"、"批斗"时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不再来了，对我改用说教、劝供方式。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问我：你听进去了没有？我说：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你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和彭德怀专案组都属"二办"领导。大约在3月24日左右，原主持"二办"工作的杨成武也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怎么出的问题，我没法知道，只知道杨成武也垮了。这件事使那些起劲搞逼供的造反分子们大受影响。也许是看到了人事变化的无常吧，他们的劲头变小了，连诱供也不那么卖劲了。

以后就让我写详细的自传。我感到经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点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于是就在这次自传中，写了上次没写的一件事。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生活无着，迫不得已通过同乡介绍到康泽所管的一个单位中当图书管理员的一段经历。其实这段时间很短，我过去也早就和彭德怀、滕代远等谈过。

这一次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他们派了人出去找康泽、郑洞国进行调查。康泽那时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郑洞国则是二师的一个旅长。我在那里的图书室，当过几个月管理员的事，他们不但说不知道，而且连名字也不记得。调查人员左调查、右调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么来，没有人还记得这件事。但我认为，虽然我过去向彭、滕正式交代过这件事，滕还作过调查；但已年代久远，战争时期也未必有档案留存，现在既写自传，就也应把这一段写明白。

1968年8月，大约是26日左右，我们又被转移到公主坟南边、某个部队驻地的平房里。我只知道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和我在一起。这里把原有的厕所、洗澡间都封闭了，在室外偏僻处，挖了一个大坑当厕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几度时，也得到外面去上厕所；下雨、下雪都无遮无庇。

此外，在搬家时我写的那首"桃花"词被人发现。看守人员说我讥讽时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于是我所有的笔、墨、纸张均被没收，我为此挨了斗，并且还要写交代。要写就写，我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检讨当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他们也没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这首词和所写的交代的原文却居然因此而保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家庭忽然完全断绝了音讯。1968年秋冬之际，在北京唯一和我有联系的老伴唐棣华随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的干校去了。她临走以前给我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物，并附一封信请专案组转交给我，说明：孩子们有的去农场劳动，有的下乡插队，她自己马上要去干校，以后不能再给我写信送东西了，让我自己注意保重身体。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竟然没有交给我。长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讯，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由得担起心来。

此外，我在押的时间已久，进行强烈对抗的阶段已经过去。我的情绪似乎也由当时的高度亢奋转为低沉。这时期又作了两首词，无纸笔记录，就记在脑子里。其中有"卧床时听蝉声鸣／彻夜不眠辗转到天明"、"分飞小雏今何在"、"老病手足（指我的哥哥）入梦来"等字句，表达了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和殷切的思亲之情。

1970年还是照样坐班房。冬天冷得很，室内结冰，手臂疼痛。我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痛处，倒也颇为有效。以后我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后来我解除监护后，见了一些老同志，就向他们推荐我这自我按摩法，可惜肯照办的人不多。但我一直保留这个自我治疗的习惯。

这个时期，我经常因为监管人员的蛮横态度和无理干涉而和他们争执。有一次我又和哨兵吵起来，吵得管理人员来了好几个。他们对我早就不满了。其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你别这么猖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气极了，有人动手打我，我也和他们对打。但他们到底不能真把我打伤、打死，也有些无奈，以后便不再和我为难。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打架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5）

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过去我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说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有"儒将"风度。"儒"字我不敢当，我读书不多，对马列主义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并未系统地读；其他亦未学有专长。这话只是说明我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温、良、恭、俭、让"。那时我是囚徒，又年老体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毕竟表达了我反抗的意志，有时也多少有点效果。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讯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陈毅和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我悲伤不已。

1972年2月，我病稍好，出院回监。那时，我们同被监护的一批人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陪我同去的连长态度较好。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这里有一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此外，这里是楼房，设有卫生间，厕所和洗澡设备齐全，日子好过多了。彭总、谭政就住在我隔壁，还不时听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班禅后来告诉我，他住得也离我不远。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万里则已经出狱，解除监护了。这是个好消息。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见面。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来的，但也记不太清楚了。大女儿已经结了婚，1973年生了一个小外孙女，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小孩刚出生不久，包在小被里，就放在那长桌上睡觉。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个方面，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而且接触面也小，了解情况不多。

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然后我再回监护所。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优待。我从谈话中得知：1970年我老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我已死亡，她无意中得知此事，半信半疑，乃写信给周总理，说我长女要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我的东西。总理批示将信转给我，并说东西可以给家属，令我写信给山西。这样我才在隔绝两年后得到家属的消息，而家属也得知我并未死亡。到此时能见面探视，我心里自是更为安定。

只是还得写检讨，实在没得写，也得东拉西扯地敷衍一下。好在专案组如今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使，对我这种做法并不苛求。审讯者曾逼我揭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我都实实在在地说真心话，不作违心之言。他们知道我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少奇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我揭发他。我说：我和刘少奇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有叛党的行为，不能瞎说。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得个事；别的我都不知道。杨尚昆在三军团当政委，是我的上级领导。我这人意见多，愿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林彪叛国后，他们也要我揭发、表态。我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听取和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到了1973-1974年间，对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4年我又因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彭?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剧痛，把被头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选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74-1975年，周总理病了，病情逐渐加重。"四人帮"制造混乱，总理不得不一一处理善后，忧心忡忡，到处奔忙，心力交瘁。"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毛主席选择了邓小平来接替总理，特别提出：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九个字的评语，在干部中进行传达。除"四人帮"及其死党外，听传达者无不欢欣鼓舞。

1975年1月，我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疼得满地打滚。专案组急送我到301医院，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我只得写信给家属，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马上批示下来，我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时期后，病情逐渐好转。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准许我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望能保外就医。

到这年夏天，专案组王组长来和我商量，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我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

因我仍有不同意见，反复争论，拖了很久。后来我的老伴极力劝我，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我勉强同意签了字。王组长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我这个包袱了。他宣布：中央决定给我解除监护，仍让我回山西任副省长。我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又回山西去了。

1975年秋，我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我参加工作之意，说是先住几天宾馆，等安排好住房，即迁往省领导大院宿舍。但不几天就变了，说我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我搬到晋祠去。晋祠招待所像个公园，最适于疗养。这实际上是不让我参加工作，我知道他们必有难言的苦衷，当然服从决定。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6）

自从邓小平代替总理执政以后，全国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他大刀阔斧地抓工作，各条战线都开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形势对"四人帮"一伙十分不利。于是他们极力攻击小平同志，利用主席在听人读《水浒传》时说过的一些话，把"投降派"的帽子扣到邓小平头上，说他向党内"走资派"投降，像宋江架空晁盖一样，架空了毛主席，等等。

主席批宋江的话曾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接着就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主席指定华国锋为代总理。这时，我虽在野，但已撤销监护，有不少人来看我，既有老同志，也有年轻人，使我能听到很多消息和情况。对时局比以前明白得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举国痛悼。送葬之日广大群众表示了深切的悲痛。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清明节，各方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追悼周总理。人们登上纪念碑，朗诵诗歌，发表讲演。一面追悼周总理，一面揭露"四人帮"，也表现出对毛主席任用"四人帮"的不满，同时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拥护和期望。人心向背，极为分明。刚过清明节，"四人帮"便连夜遣人驱散守护在场的群众，并撤除了全部花圈、挽联、悼词、诗歌。我虽僻处晋祠，也能不断地听到消息。我既为群众的觉悟感到高兴，也为毛主席、为党的过失和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而忧虑、而难过。毛主席一辈子讲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现在在这事上却如此失了民心，实在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

1976年是一个不幸的年头，继总理逝世后，朱总司令于7月6日也去世了。朱总司令是我党建军的元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一向健康，我曾以为他必定能活过百岁。不想他甚至未能度过1976年。

接着，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代伟人，从此与世长辞。他去世前决定：由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四人帮"的野心又一次被主席所打破。主席晚年日子并不好过。他自己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还没办完，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他的语气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党我国的大灾难。50年代后期他虽然也犯了错误，但还能够在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努力下较快地匡救过来。但这一次毛主席却力不从心了。过去群众运动搞过了头，还能够调整方向、克服困难，主要依靠我们的强大的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却恰恰破坏、摧毁了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四人帮"一伙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根本不能依靠。毛主席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矛盾之中。

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

不幸的是，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而主席已建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代替的。何况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毛主席的著作则在理论上深入浅出，对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的思想认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毛已发挥了他的巨大作用，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我们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和解决。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他的思想、著作，应有公正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

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在叶帅等老同志的主持下，与华国锋等议定采取紧急措施，一举逮捕了"四人帮"，一时人心大快。"四人帮"为祸十年，终于走到了末路。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我可算是十分幸运，居然历尽劫难，看到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庐山会议第五小组会上的发言

我同意主席对形势分析的三句话，同意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的三句话。对主席的三句话，我认为现在会有争论的，可能是在中间，两头应该是一致的。我同意会议记录草稿对我讲的成绩要写具体、写足（例如工业农业增产，基建、财政、商业、文化教育、科学跃进和成功经验等）。主席讲，问题不少，我理解即是讲缺点不少。从全局讲，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甚至不到一个指头。从个别或某些局部看，缺点也可能是一个指头、一个半指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扎实。

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我认为头一条是主要的，后两条与头一条有联系，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今年的计划指标，现在事后来看，如果在去年12月抓住及时调整，今年二三月情况就会更好些，跃进是要跃进，但步子不跨那么大。当然去年12月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

公社制度是优越的，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好形式，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因为可以取得经验，逐步健全巩固；从暂时说，不搞更主动些。对公社化运动初期的具体做法，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北戴河中央决议、毛主席思想，而是徐水、遂平、査岈山那一套。

另外，在作风问题上补充一点，某些地方只讲成绩，不讲缺点。例如，高扬同志反映河南炼铁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很不高兴。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这样，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共产党员的作风三条中，有一条就刮掉了。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连队支部书记汇报工作，从来讲几个优点几个缺点。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使党有生命力的武器，这个缺少了就会减弱党的生命力。

还有一点，去年铺张浪费之风有增长，地方情况我不了解，就拿中央开会来说，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下命令几个月不杀猪，我们吃那么好，影响不好。

这些缺点虽都是个别现象，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正在纠正中，现在讲只作为经验教训来提示自己认识。

缺点造成的影响：一、引起了一些紧张，今春粮食紧张，恐怕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日用品也有些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局部地区暂时受些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可能受点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很快就会克服的，并且有些已经克服了，因为我们党员是为人民办好事的，人民是相信我们党为他们办好事的，在困难时，有些意见，经过解释就能消除的。

缺点产生的原因，同意会议记录中所说的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部分的是由于主观片面性。讲成绩同时讲缺点，同鼓足干劲是一致的，在大运动中有缺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党，特别是毛主席，看问题看得透，看得深远，公社化运动初期的缺点发现纠正很快。总结经验，提高认识，讲了缺点，更可心情愉快，鼓足干劲。缺点是执行总路线过程中的缺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去年和今年落实的话，到适当时机要向人民讲清楚；不讲，我个人总觉得是个包袱。明年的步子我同意可以放慢一点，为61、62年的大跃进准备条件。我估计61、62年将有大的跃进。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像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像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后果是尽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有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重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

今天主要谈一谈"林彪"这条释文。你们送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把林彪列上，这是应该的。现在写历史比过去实事求是多了，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你们考虑一下。我知道写这个条目有很多难处，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是很费力的事。关于对林彪的历史如何评价，从前没有人讲过，最近陈云同志在谈如何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时讲到这个问题。这个材料你们大概看到了。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不要受"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这是我的想法，我也没有把握，你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请你们考虑。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他生前我是这么说，他死了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他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乌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全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全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土城战斗是他指挥的。不过那次战斗没有打好，没有消灭敌人。总之他是有战绩的。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战，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不能硬拼的，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点，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领导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也需要稍具体一些，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的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级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这不要紧，错了也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当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了一句错话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说话，怕说错了挨斗，这是很不好的。据我了解，像这类的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的问题都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以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在历史上的成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错误的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种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我这个意见提供你们参考，最后还是请总政干部部、总政领导和编委会考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