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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序：妈妈的心血(1)

- 第2节：序：妈妈的心血(2)

- 第3节：前言(1)

- 第4节：前言(2)

- 第5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1)

- 第6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2)

- 第7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3)

- 第8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4)

- 第9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5)

- 第10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6)

- 第11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7)

- 第12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8)

- 第13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1)

- 第14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2)

- 第15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3)

- 第16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4)

- 第17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5)

- 第18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6)

- 第19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7)

- 第20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8)

- 第21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9)

- 第22节：所谓兄弟(1)

- 第23节：所谓兄弟(2)

- 第24节：所谓兄弟(3)

- 第25节：所谓兄弟(4)

- 第26节：所谓兄弟(5)

- 第27节：所谓兄弟(6)

- 第28节：我又一次当学生(1)

- 第29节：我又一次当学生(2)

- 第30节：我又一次当学生(3)

- 第31节：我又一次当学生(4)

- 第32节：瞿秋白与鲁迅(1)

- 第33节：瞿秋白与鲁迅(2)

- 第34节：瞿秋白与鲁迅(3)

- 第35节：瞿秋白与鲁迅(4)

- 第36节：瞿秋白与鲁迅(5)

- 第37节：瞿秋白与鲁迅(6)

- 第38节：瞿秋白与鲁迅(7)

- 第39节：瞿秋白与鲁迅(8)

第1节：序：妈妈的心血(1)

序：妈妈的心血

文/周海婴、马新云

这本《鲁迅回忆录》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一千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今天我们把五十年前许广平的手稿复原，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其中她发自内心生前一直不断挂在口边的朴实“报恩”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后代。王元化先生在2007年5月说过，大意是这些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作为历史原貌收录进来，是为以后的文学研究者留给他们方便。

然而，眼下有些学者，对于鲁、许在那种历史时代的生活，如“兄弟不和”、“重婚”……似乎进行了“公允”的分析、质疑。我们对这样的“剖析”文章不予回应的原因是：他们脱离了那个时代、历史、环境、对象、感情、功利，单方面地用简单的加减法，去解“数学多元方程式”。那些结论可叹地并不符合历史的“正解”。这些，读者可以从文字里感觉到共鸣。奉劝这些文人，再多些披览，再多些客观，不急于匆匆发布“高见”。

第2节：序：妈妈的心血(2)

目前这部手稿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了使阅读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的读者方便，我们加以很少的注解，以帮助大家减轻寻找相关书籍及资料的比照时间，也便于分析历史的轨迹。

一、注释中的《回忆录》一书均指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

二、注释中的《正误》一书，均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朱正先生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此书对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提出十四处正误，这十四处与手稿本完全相关或有些相关的十处，我们予以了注释，其余四个无关之处不在此赘述。

三、海婴个人存有一册《鲁迅回忆录》的初版本，其中夹有两页《鲁迅回忆录勘误表》，另有两页许广平所作“小小的更正”，均为蓝色钢笔件，是时任秘书王永昌先生的手迹。在出版这册手稿本中我们都据此进行了更正。

四、在手稿中，常常出现一些标记，如“？”或“?”，反映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斟酌未定的，我们均作了相应标注。

五、括号里的注释除标明是作者所作外，其余为编者作注。

六、手稿旁白处留有一些人的意见，对此都进行了标注，以反映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下产生的。至于何许人意见，稿纸上没有注出，编者也不敢猜测。

七、我们为了能真实地反映接近作者写作时的心理情境，对于手稿中大段删除的文字给予了恢复，并加了标注，使研究者了解作者的思维活动，并满足读者了解历史情景的需要。

八、这本半世纪前的手稿，年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是否值得披露于世，曾经有过犹疑。受到几位朋友的推动以及母亲生前说过“她的文稿无可隐秘”，因而决定以史料形式刊出。

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得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于静先生帮助。她在装修房屋的间隙里，查阅了资料，辨识、抄录原稿，还做了加注。她办事认真、勤勉，是难得的做学问者。我还要感谢刘思源先生，他参与确定体例及往来联络，最后还帮助校阅了全稿。

此书的装帧、版面、插图一应出版工作，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们看到这本精美的图书，在此一并感谢。

于2009年7月1日党的生日

第3节：前言(1)

前言

*手稿原有而后删的内容使我们能够略知当时作者的写作背景。《回忆录》添加了批判冯雪峰的文字。

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些回忆之类的东西。有些借参考书给我看；有些要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加以选择和安排；还有些叫我先写个大纲，再加以叙说；更有人提出照我以前写过的《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那两本小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凡这些，都使我感动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而鞭策自己。同时，又因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先在城外找个地方安静下来。

从7月13日—8月13日的一个月期间，用在阅读鲁迅的日记、著作等方面，旁及一些有关鲁迅著作的言论，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很快地书未看完就过去了一个月，再拖下去怎么得了？就是这点不成熟的准备也写作，尽行工作罢，不能再拖了。写作开始于8月半起动笔，到9月20日就又停止工作了，回到城内参加些社会活动，这就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想把自己投入一份去的国庆前后的许多工作。到10月底才又抽身回到城外，静下来，花了些准备工作的时间，又继续进行写了。到11月底，初稿算全部写完，共十三节。（注：第十四章未发表）自己从头一看：时代虽大致略有先后之分，但有些事情带连锁性的，就须一次写完在一个节目里，所以其实也分得不太清楚的。（又，他们的许多建议中，我采取了和我一起工作的王永昌同志交谈方式，在散步中谈谈鲁迅生平事迹，引起回忆，再从谈话中整理出几项要目。）这就是现在所写的，但这还是不够得很的。

第4节：前言(2)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注：手稿此处原有“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后又删除）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体会而写出来的还是自觉离满意还甚远。原因是自己一方面体力不够，初时进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压马上升到240度，头昏脑胀，这样将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下来，所以到十一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离“多、好”实远甚了。幸而重温了一个多月的书，稍稍引起回忆，动笔起来，极力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注：手稿此处原有一句“但鲁迅虽或有时有被蒙蔽、被包围之嫌”，并在左旁白处标有一“？”后悉数删除）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注：《回忆录》在此段中加入若干批判冯雪峰的文字）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注：《正误》认为，许广平所说《五讲三嘘集》未出的原因与“事实不符”，事实一是“北平五讲”整理工作量太大，二是鲁迅认为对“上海三嘘”所要开罪的三个文人，以“无言的轻蔑”为好，见159页）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

第5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1)

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手稿在本章开始用近乎三段的文字对鲁迅的外貌、神采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回忆录》对此只保留了一句，其它内容基本一致。

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论面貌、身段、外面的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扫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旧时代里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一位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这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北京旧社会一般的人所容易看到的，实则是一个被旧社会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的，反抗这阶级并要带领着大家奔走向前的战士。

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在去杭州的时候，因此吃过亏，更加使当时的军警严厉的搜查。我们不要以为当时的政府会那么好，关心到人民生活，用各种方法严查吸烟的人；也不要以为当时的军警也是关心人民生活，严格执行法律的人；他们是别有企图，查出吸毒的人或物，就可以从中发一笔横财的，是不怀好意的工作态度的。这也难怪其然，工资低，生活苦，正直的人得不到同情，处处受打击，一些人没法走正道，把心一横，就四处找横财了。每逢元旦见面，人们头一句总是“恭喜发财”，“横财顺利”。是这样的社会相，也就是鲁迅活了快六十年来为之痛心疾首的社会和人民。

第6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2)

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地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有一位作家郑伯奇同志于一九三六年的回忆，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讲》描写得很生动具体：

……一个广大的文学组织宣告成立。就在这时候，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起见，鲁迅先生和笔者便被派到沪西D大学去演讲。

……

那时候，鲁迅先生是住在东宝兴路景云里。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

代表很为难。他说，同学都在等待着鲁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学失望，以后什么怕都不好进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会演讲，唱独脚戏准得失败的，故也极盼鲁迅先生出马。看见这样情形，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我们，带病同去了。

D大学的礼堂兼雨操场是挤满了人。新的文学团体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那是毫无疑义。

由我来唱了开锣戏。现在，连演讲的题目都忘记了，内容如何自然更无从记起。大概不外乎是当时开始受人注意的文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还要汗颜，笔者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我心里有点发慌：

（头一炮就打不响，鲁迅先生又有病，这却怎么办好？）

心里越急，口上越乱。什么“意德沃罗辑”呀，什么“印贴利更地亚”呀，什么“狄亚列克特”呀，这一类生硬的术语，只在口边乱撞。可怜那百十个听众又渐渐散开，变成乌合的散兵线了。

看光景还是趁早退场好，于是赶紧作了个结束了事。

第7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3)

耳边懵懵懂懂听见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是鲁迅先生登坛了。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点沉着的低声。口调是徐缓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亲切。

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冯乃超君轻轻地回敬了一下。

以后，他便谈他家乡的风俗。语词是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乡那里，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

演讲是在热烈的空气中宣告了成功。在散会以后，D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组织。

这当然是鲁迅先生抱病演讲的功绩。

从这个具体的例子看来，理论性的说话还需技巧的，主要还是讲群众所要听的，所能了解接受的。鲁迅的演讲和上课堂的时候，一样的捉住听众所需要的，朴素地用语言传达起来，随时加以分析，而又能驳掉别人的谬误见解；自己的例证，又是浅显易懂，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已知的，绝不用深奥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几分钟之内，就掌握了群众的思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事业也借此建立起来。如D大学的文学组织的宣告成立，就因鲁迅几句话而直接发生了良好影响。当时上海的进步力量或左翼团体的纷纷成立，是在党的领导下，分别教育群众、联系群众，在困难的情况下，点滴收获是不易的。开个会，成立个团体也是不易，因之更珍惜这会的能够开成，说话的人获至预期的效果，而鲁迅就是体会着这样的精神而去的。

第8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4)

……

我以听讲者的体会证实了作家郑伯奇同志所遇到的情况。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掷向听众，掷向四周的空中。如同听广播一样又加以电视，亲切地听到、看到他的声音笑貌，先得我心。说出了人们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说出了人们心坎里所正要说出而未能说出的语言。朴素而率直的，就像他说话一样，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像他写的文章一样，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摈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给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这种话语，听一百遍也不会厌，就可惜时间太短了，人们在他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赞许声，有余未尽的可惜声。我常常向鲁迅提起，假使你多在群众面前说话，那说服力，那看得很远、很透的真理，那语惊四座的效果，那完整无缺的明白痛快的一击，那强劲有力、万夫莫当的气概。那在讲台上整个瞬息万变的音容笑貌，简直就是速写不出的活的精致的艺术表现，就连高超的匠人也刻画不出。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具，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他默许我的话。

但是谁使他没有发言的机会的？是黑暗的政治压迫！

诚然他曾经考虑：教书（说话的一种方式）和写作的互相矛盾。但他的说话机会被剥夺了，实是我们当时无比的损失。他觉得“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见《两地书》：第六十六）时时想到专从事于写作。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确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生产量，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

然而毕竟使我们感觉到停止了讲话是多么可惜。听过讲的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在广州，他的讲课都是那么吸引人，以致别科别系的学生，或偷听课的学生（在北大时期），都一致的津津乐道听过他的课，而且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得到热烈的拥护，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着。

第9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5)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裹，那黑地红色（注：据勘误表改“红地黑色”为“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喜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无异把他坚定如铁，热情如血的整个人生展示给大众，他一点也不浮夸，他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些儿虚假，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称出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地讲出来了。脸上的两只亮睛睛的仁慈而坚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扫射出来。他又何必点名呢（以前学校上课一开始是点名报到的）？横竖一个也不会少，连生病的除非起不来了才告假。像真理一样普遍，他到过的学校都是这般情景。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中，无拘束地披诚相见的时候，更加是在遇到知己的时候。痛快地，对自己的命运、世界的前途都感到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完全了解了自己也相信了对面的人的时候。不多遇而也确乎遇见像他和瞿秋白同志的见面，就有这样的炽烈而明快，灵魂的深处有着不可制服的力量的样子的，释然于怀的欢笑爆发出来。多难得的遇合、相逢呀！在那个时候。

在讲课中，比较为众所知的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听过的人比较多，也许讲的内容大略相同，而未必全然一致。但总之，听者都满意了。我是有幸听过两次的。一次是做学生时候在课堂上的；另一次是旁听：他用日语讲给增田涉先生听的，我算是为学习日语之助的旁听生。那时是1931年的时候，我们生活上永不会忘记的刚刚度过柔石等人被害之后，我们才从避难的旅舍回家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也就是4月11日，从增田君和内山夫妇来到我家吃晚饭认识起，从此增田君每日下午都来。有时讲课之余，鲁迅往同文书院讲一小时的《流氓与文学》，是同他去的；也曾带来另一位日本朋友，这时就会谈至晚上才行分散；或者一同往电影院、展览会；有一回还看过不终曲而去的歌舞团演出。又或兴之所至，晚饭后忽然跑去跳舞场的池子旁坐着看一阵子的跳舞。从多样性的、并不枯躁无味的生活中，朋友般地这样度过了几个月，在鲁迅生活上是难得的。到7月11日的下午，日记只写着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而在鲁迅却是为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就每天用去大半天的时间，为他做讲解工作。详尽地、无私地给予文学上的帮助。这时藤野先生的印象活跃在他的脑海：为文化交流、中日友谊而服务是值得的。这里看到鲁迅帮助青年的热诚，有似园艺匠人为中国的佳种获得新的移植而愉快欣慰的心情，是无可以言语形容的。

第10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6)

增田君原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根据他的证明，益信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当时一些中国无聊文人所说：是鲁迅盗窃他的了。（注：《回忆录》中此处与手稿略有不同：“增田君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从他更加了解，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了，而不是如陈西滢恶意污蔑所说，是鲁迅‘盗取盐谷温’的了”。《正误》在这里认为：这么说“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看了她的回忆录，人们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好像鲁迅的书出在前，盐谷的书出在后似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见52页）

当我自己在课堂上听着讲《中国小说史略》时，也许我们听讲时程度低，和别的学校有些两样。鲁迅对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在早期，那时的书还刚刚在北大第一院的新潮社出版，是1923年的12月，我们就人手一本的拿这分装成上、下册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课本了。前三篇课本还没有印出，是用中国的油光纸临时印的，现在手边没有了。但那上、下册的两本课本，还在身旁，就从这引起我的一二回忆，以告没有听讲过的读者，但也只是一鳞一爪，未必完整的。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把“大旨不离乎言神仙”（见《今所见汉人小说》）的东方朔与班固，又明确的指出：前者属于写神仙而后者则写历史，但统属于文人所写的一派。《神异经》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则带有恐吓性。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西南荒经》上说出讹兽，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亦是食过讹兽罢！”众大笑。《中荒经》载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鲁迅说：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而附会为女人，（注：《回忆录》中此处“女人”为“人名”）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乌鹊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他随即在黑板上绘出中央一柱状为“翼”，东王公西王母相遇于中央的状况，更形象地使人们破除了流传西王母故事的疑团。谈到《十州纪》，亦题东方朔撰，但中有恐吓，故鲁迅疑为道士所作。其中宫室有金芝玉草，服食有龙肝凤肺，居住有仙宫，都是道士特意写的与常人不同。又如武帝时，西胡月支献香四两，烧于城内，能起死回生，于是信知其神，“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见《今所见汉人小说》），已经是故神其说，从空想的香的不是凡品，又入到事实上以坚人信，如果厚待月支使者，则“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见同上），是道士怕人不相信，故为此语，这都是他随讲解而分析的。后来他又引申到“恐吓”二字，他说分析利害，辩明是非，则是煽动性的文章，是革命者的说话，是入于恐吓之类的善者一面的。关于“金屋藏娇”，原出于《汉武帝故事》，他四岁时，人问欲得妇否？答以欲得，指左右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阿娇好不？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也。”后人移用于纳妓，说是“金屋藏娇”，实乃大误的。

第11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7)

鲁迅讲书，不是逐段逐句的，只是在某处有疑难的地方，才加以解释。如说到《汉武帝内传》时，他首先讲出：故事，是文人所作，内传，则为道士所作。道士是反对佛教的，而《汉武帝内传》于王母降临的描写则多用佛语，字句繁丽，而语则似懂非懂，以谜惑人，属于神秘派之类。其中之句如“容眸流盼”的容是指颜面，颜面如何能流盼呢，不是不通就是多余之字了。大约作古文之法有二秘诀：一为“省”去“之乎者也”等字，二为“换”成难解之字，也就是以似懂非懂的字句以迷惑人，又多用赘语如“真美人也”、“真灵人也”，灵与美究有何分别？用了许多不可测之字和语，如骂人曰牛曰马，人易了解其骂我为牛为马，因明白易懂得。如果换了猹，喳来骂人，则比较难于认识，至多体会为犬旁，则大抵属于以兽类骂我，但口旁的喳字，则究竟指的什么东西呢，恐怕连字典也没有这个字，无从索解，使被骂的人，也觉得因不懂而心中不安。古文难测，其弊多在此，神秘派之秘也在此。

又，古时席地而坐，西王母如何坐，武帝如何跪，拜又是什么样的，现在恐怕很多人不大了解了，鲁迅深通字体变迁的历史，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写出来，让人一目了然了。坐＝，跪＝，拜＝，这就是古代人日常坐起方式。

杂载人间琐事的《西京杂记》，有与历史有关而正史没有记载的，如吕后之杀赵王事（如卷一）；有似考据语，令阅者恍以为真，实作者故作神妙的（如卷三）；又齐人弹琴而能作单鹄寡凫之弄；武帝以象牙为簟，都在有无不可知之列，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是作古小说的人写下“空中楼阁”的妙手秘诀。

照这样讲解字句，当时文章流派，内容的荒诞与否，可信程度如何？都在书本之外逐一指出，使人不会因读书而谜信古人，是很重要的。

“巫风”到汉末而大畅。鲁迅在讲到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时说：拜鬼属于迷信，人们划出阴阳二界，以为阳界属人则阴界属鬼。写人以“传”，写鬼是“志”。既信有鬼则烧纸物等，成为纯消耗性的，于国民经济有关的，影响实是不浅。

第12节：鲁迅的讲演与讲课(8)

又如《太平御览》载：“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鲁迅为之分析：是属于拜物教的以无生物为生物，附会生说的。又或人与动物不分，二者常交互变易，都是妄说，这就教人读古书而应加以区别看待。

释典，天竺故事之流传世间，在印度讲出世，是说作人诸多苦恼，不好。这似乎说得不错，佛教经典也无非说说而已，即在印度本土，亦不能实践，盖印人言出未必执行，这是揭开佛说连印度也不能遵行的情况。

《唐之传奇文》中谈到元稹的《莺莺传》，其后来的各自分飞，张生解释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因而舍弃莺莺，社会上（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云。鲁迅于讲解时不以为然，他同意有人说《会真记》是写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辩护自己。是属于“辩解文”一类，不是为做小说而做的。

从《会真记》鲁迅又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指旧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言行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食饭，不会发生社会督责，都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

李公佐写“禹伏无支祁故事”“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自《西游记》出，孙悟空的活跃代替了唐之无支祁传说了。追源无支祁说成立之故，据鲁迅说：有山下而面临水之处，适山下有大铁链，则文人为之附会其说，谓铁链后必有被锁的东西，这东西又必是怪物才被锁，而能伏怪物的必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人物是谁？则首推大禹，因禹治水故，层层推想附会而成故事。（注：《回忆录》在此段中指出李公佐所写故事出之其著作《古岳渎经》一书，并增加了些许引文）

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1、多含教训话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做了教训的奴隶了；2、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的。这一分析，对我们学习很有帮助，所以听讲的时候，觉得对书本以外的教益实获益不浅的。

讲到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谈到宋江故事时，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的看，由细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

像这样的坦白而透辟的指引，对青年们每易中了小说之迷而跟着小说的状况随而喜怒哀乐的，如同看戏的人看到戏中人的遭遇而跟着忧戚一样，就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了。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但看小说，就是对一切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断现状所蒙蔽，亦犹之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道理。所以虽说是听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这门功课，对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无穷。大家试想想，有谁从讲解中能广博到这样，把一个大道理从文艺、狮虎、槛的比方，来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理呢？鲁迅的讲学，他的说话，和演说时的讲话风格不同，精神则一致的。

第13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1)

四、北京时期生活、读书

*《回忆录》中本章更名为《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手稿第一章中有关鲁迅生病的文字移至本章。《回忆录》对此章段落结构上做了小的调整，内容基本相同。

《呐喊》自序里有这样的字句：“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有志于反抗，热爱自己的国族的人们所同样具备的遭了挫折，撫摩着伤痕，而周遭的人还是如梦未觉的悲哀。而文学者尤感敏锐的刺痛了整个心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第14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2)

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呀！这时中国人民懵懵懂懂，虽然党的旗帜已经开始树立了起来（1921年——作者），还未能引起鲁迅的注意，他还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环境论者早就证明，既然有人起来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条件的创立。《新青年》救了鲁迅的寂寞，而鲁迅潜伏在体内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适的“无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而走向正道。（注：《回忆录》中删去《孔乙己》，增加了《明天》）如山洪的趋向沟壑，有了归趋，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见《呐喊自序》这“看见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作者）（注：括号内作者所注《回忆录》中删去）鲁迅从此面向人生，面向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前进。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注：《回忆录》中为“五月初”）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鲁迅住在城外山邑会馆，因长途劳累，到后觉感冒发热，但发热之次日就到部视事了。首先给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当时教育部的情况。一直继续着无聊赖的工作，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及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写“拳匪”的事实，乃义和团反对洋人的人民热爱其种族的一种表现，对于压迫我们的异族异国起来反对的勇敢行动而一般人称之为“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记录却令人失望，致鲁迅评书中所描写为“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因而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不会被书所误，不会如书所描写的思想，直以义和团与斐澳野人无异了。

第15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3)

旧社会的措施，和我们今天凭着一种思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正方针政策是不同的。（注：《回忆录》对此段的以上几句删去）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其实也不过做些美术的启蒙工作而已。首次在6月，“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讲演的时候，鲁迅如期赴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原来7月2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被众知晓了。到7月12日，《鲁迅日记》写着很愤慨的字眼：“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就是主持教育会议的人也不再考虑美术的必要了。到7月15日果然揭晓出来：“下午部员为蔡总长开会送别”的例行敷衍的表示一番，至于内幕如何，历史家另有考证，这里不细说了。《鲁迅日记》上写出“不赴”二字，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至于拿现在的眼光评衡美育问题，则在今天来说是有待商讨的，不过鲁迅从少至长，爱好美术，自己颇有领会，为文学艺术中的一面，亦觉不可厚非，然当时的执掌教育行政的人们，则除了蔡元培，其他更不必与语了。

从五月至岁末的书账后面，鲁迅有如下的感慨系之的对购买书籍的意见：“审自五月至年暮，凡八月旬，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惟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到了1913年，鲁迅还是在公余之暇，承隙读书。这年所看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集、丛书、尺牍、史书、汇刊、汉书补、墓志、碑帖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因多属古籍的阅读，所以自己晚间乘暇又从事校订工作，这年一月间就记着“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到了3月5日又记着“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直至同月27日才在日记里留下一行“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28日夜就又“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29日：“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至31日：“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到了9月7日，又见他夜里工作：“夜写《石屏集》序目毕。”在10月15日，他对《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开始了：“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到19、20两天的晚上都是校《嵇康集》，20日晚且记着：“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至于他校了之后什么时候“写”《嵇康集》的呢，日记中未有明确记录，只于12月19日的夜里记上一笔“续写《嵇中散集》”，则是在这之前已在进行工作，直至同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第16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4)

（翻译工作，为了应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而翻译的几篇从日人上野阳一著的有《社会教育与趣味》和《儿童之好奇心》）

这一年离辛亥革命政府成立才是第二年，刚刚推翻满清，（旧）民主革命初获胜利，鲁迅才不过三十三岁，正应朝气勃勃，大有所为的时候，而一接触到现实，则全不是那么回事。以蔡元培的老成持重，兼容并蓄的胸怀，到京未两月而宣告辞职，继任范源濂不到半年，而代以海军总长，其对于业务的外行，是所当然的，奇怪的是委任这种人掌管教育的无知。鲁迅这年2月5日到部听了这位总长的演说，批评他“不知所云”。后来连次长董士恂亦不耐与之合作，四月即告辞职，这一辞职连总长他迫得于五月辞去了，九月才换来一个汪大燮任总长，就在这个月的28日，孔子诞辰演出一幕复古丑剧，鲁迅记其始末如下：“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倾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教育部之不成样子，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再也梦想不到的事。而鲁迅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言，间或不言，而其内心抑郁，积郁成疾，固是难于令人忍受的。到了同年10月，洪宪称帝袁世凯篡夺孙中山革命成果的时候，鲁迅在10日只登了“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的几个字，不置一辞，盖茶楼酒肆，早已暗探密布，张网待投，谁不作明哲保身之计？而鲁迅还不能已于言，在10月1日这第一天先就写着：“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上面所引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抄书消愁，以及后来的抄碑帖。我们记得：他不是后来在黄埔军校讲演时说过“有实力的人（指反动统治阶级——作者），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所以当时老百姓为逃避不知所犯何罪的无故避杀，就统而言之说：“莫谈国事。”这就对照出旧时代的人们生活苦恼来了，连国事也不许谈。现在我们不是连小学生也懂得国事，连幼儿园的小孩子也会骂美帝野心狼吗？从这里该可以体会鲁迅时代内心的苦恼是到怎么样的程度了。（注：手稿此处标一“?”）

第17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5)

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就1913年中，1、2、3、5、8、10、11、12的几个月中都记录着各种病痛，而这些又互有关连的，如：睡眠不足疲劳，用脑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龋齿，所以鲁迅的齿痛常常犯起来，致不明医道的母亲，有时会从旁说“这是他自己不好。”使鲁迅无从辩解。又多构思则血集于脑，牙患也影响于消化，而消化力弱了，鲁迅的胃病，其实还是因忧思过多，消化不良之故，但似乎一直没有彻底研究病由。至于咳嗽、发热之缘于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或以为晚年肺病无碍，故不警惕注意。窥其逝世前的几个月，一知病肺，即小心翼翼不与妇孺接触，即可知了。在这时期，他是和病痛作捣乱，毫不理会，照样工作，有时自己服些药对付过去，非到影响工作，从不罢休的。观其在1912年6月18日日记：“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1913年1月6日：“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和10月29日的抱病办公：“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辛亥革命后第三年——作者）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的例证，以及平常有病不以为病，还是一样的办公、出外、接待客人、处理事务，到真个需要休息告假了，还是在寓装订旧书，或作抄写，鲁迅就是这样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为群众贡献他的一切力量，甚至超过他体力所能负荷的。这里我想起解放军战士的精神来，每于自己遍体鳞伤，肢骸破碎，而仍奋勇当先，克敌致胜的道理了。（注：《回忆录》将手稿第二章有关描述鲁迅病况的内容移至此处）

“忧能伤人”是众所熟知的成语了，讲卫生的医师总教人快乐，而世事蜩螗，“聪明人”是会随流合污的，“傻子”则不然，鲁迅这时的苦闷徬徨，就感到弄文字的无力，“最不中用”，而自己又“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左右为难，于是乎感到时时的病魔缠绕了。

第18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6)

鲁迅的感触又真多，这时已然如此。人或以为鲁迅自招烦恼，自己爱发脾气，其实揆情度理，是有可以致恼之由的，但麻木之人，熟视无睹，而鲁迅则当四周寂寞如死的境况下，不为屈子之自沉，当如何自见呢？这是他日夕苦思的。（注：手稿此处标一“?”）

北京的天朗气清，月光皎洁，也常使这位革命诗人欣赏，以佐豪兴，初忘尘秽，这就足见其非不爱欣赏。如1912年的8月22日，“晚……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同年9月25日“除历中秋”“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则已具思乡之念了。

然而尘俗中的雅游难得，转瞬又为尘雾所包围而致窒息了，且举其简而又简的1913年日记为例，除了上述忧患而外，身边琐事，也无一不令人难以忘怀。如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蹠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这是在路上，人身毫无保障的情况。再试作赏花雅兴，却亦遇到不清静的俗人，如演戏中的花花公子活跃在现世。这年5月5日：“下午同许季巿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似这等事，如果你采取麻木态度，自可泰然处之，但既欣赏花，则不应有扫游人之兴。鲁迅对这些俗人，自然厌恶难耐，惟有赶速避去耳。同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本已司空见惯，以见惯这类名刺的鲁迅，忽而对田多稼的议员头衔的摆出，特觉可厌者，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到处被优待，名刺上摆出，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鲁迅是觉得讨厌的。稍一出门，又无故招致烦恼，仿佛随地荆棘似的旧社会，真不是今日之我们所能想像的。

抄录于此，聊作新闻：同年6月20日《鲁迅日记》“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这是张勋的辫子兵，在徐州一带跋扈搔扰的恶劣状态，行人无知之何的。今天我们日见解放军与人民亲如一家，抢着解除人民困苦的，已成司空见惯的情景，再回忆一下鲁迅行路难的像遭遇灾难的样子，两两对照则知革命给每个人的好处实在不能以言语传述透尽的。到是岁之末，还有一桩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见1913年12月26日日记）这个详情没有说明王佐昌请发旅费的原因与关系，但看鲁迅说他不明事理，则必是无理于求的了。因为是青年，鲁迅予以“闵叹”而已，然不明事理，亦岂此一青年？这里又包含着青年应明事理的意思在内，而有些青年确也对事理漠不关心，问题一来，连自己也不知措手，于是到处像浮萍一样，沾着在谁的身上就要谁来应付似的，这情况实亦不难遇见的。

第19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7)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难阅读写作方面，（手稿似有脱字）稍加宽泛些来看当时的社会，实亦一面良好的镜子，照出世态万端的各方面来的。

但1913年还有一点小尾巴，就是3月间（即从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鲁迅“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这里看到鲁迅得间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中国书的态度，他不是对青年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吗？这里表示出他自己也笑叹自己的，是对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严肃的态度，并不如某些人所说，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说的又一套的两面的心口不一的人。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辨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十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就是佛书，以寓讽世之意，鲁迅也吸取滋养以惠世人。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为世人世事，可资研究或借镜的。迷恋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超宗教的观点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哲理。如佛家的因明学。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看他后来1928年夏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谈佛学时被鲁迅说倒他，可见鲁迅于此的了解深透。又到晚年，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呪》（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以为看此可超脱世俗，不至于终日作文章的斗争，以为这样可以救出鲁迅。而不知鲁迅早已研究过佛经，他的意见卑之无足论，甚至不足以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现实的，唯物史观的，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已经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犹如小孩以木偶认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不作敷衍了。（注：《回忆录》将鲁迅与徐诗荃对佛学的认识上升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思想的不同，这是手稿没有的。据海婴回忆，许广平先生生前是对徐诗荃当时的一些作法存有异议，但多属误会，后已解除。）

第20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8)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象、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从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象、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象、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作者）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象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有大帮助。亦即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现在，这工作落到后人身上了。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买一通有关研读德文的字典、辞典、语文等，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时，有时亦勉强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赞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不多久，不能应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甚少，大约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总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的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通过北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也可以说，与时代、环境也不无关系，就是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闷，自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已经响起了反封建的号声，断之而来的反帝的深刻影响，人人找出路，寻问题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是受鲁迅所支持，而鲁迅又受青年如任国桢、韦素园等人思想所推动，互相牵引，以自觉而觉人。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第21节：北京时期生活、读书(9)

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注：据勘误表删除《苏联文学之理想同现实》一书）《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社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韦丛芜译的《穷人》，胡斅译的《十二个》，韦素园译的《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曹靖华译的《烟袋》，韦素园译的《黄花集》，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蠢货》，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自力奔走，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这时鲁迅首先担任节约生活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谈经营，为中国文坛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础，现出了成绩。即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无异暗夜之燃点明灯，使众皆欢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注：据勘误表改“1926”为“1928”）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业被摧残的丑剧了。（注：《正误》认为未名社被封的原因乃是怀疑其是共产党的机关；也没有被捕者被押解至南京一事，见58页）

1926年的10月以前，（注：《回忆录》将“10月”改为“8月”）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ッ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作者）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ット》。（即新俄手册——作者）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注：《回忆录》为9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注：《回忆录》中将“人生地疏，课务须备”改为“因为当时厦门还是一个‘荒岛’”）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

（注：《回忆录》最后增加了一小段叙述到上海后购书与读书都方便了的文字）

第22节：所谓兄弟(1)

五、所谓兄弟

*《回忆录》对前半部分的结构有所调整，在后半部分对手稿中出现的鲁迅对周作人文章的认可予以删去，加入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有关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

第23节：所谓兄弟(2)

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注：以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联想在《回忆录》中均予删去）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

第24节：所谓兄弟(3)

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注：手稿此处左旁白处标注有某人意见“首当其冲”）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从日记的记载，从鲁迅诗集的描写：“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诗和跋，印证以鲁迅日记与“二弟”通讯的频繁，寄书籍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弟兄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故亲日运筹帷幄，安排生活，劳累匪所计及。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而无愧。

第25节：所谓兄弟(4)

这样过了无数的日子。从日记看出：1923年的7月3日还“与二弟至东安市场”等处，7月14日就写着“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的话。到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在横逆忽来之下，带着连日患着的齿痛，到8月2日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又带病看屋，另找住处，接着母亲又生病起来，又陪去看病。到9月24日，鲁迅真个病起来了，24日记着“咳嗽，似中寒，”第二天又记“夜服药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但一样的去讲课，10月8日又记着“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自后一面仍教书、看屋、诊病，到11月8日才记着“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脅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巿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廖廖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注：此段最后“拿阿哥卖钱……”等文字《回忆录》中未收，但增加了周作人在日伪时期曾想出卖鲁迅藏书一事的内容）

第26节：所谓兄弟(5)

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这就是她们的卖国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说法：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请日本人来治理中国的亡国政策。所以说，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对，还更是汉奸周作人的卖国思想不对。鲁迅是何等样人，对这种思想暗流的日见显著，其不和是有由来的了。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计较个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国家民族气节的典型发挥到高度的、不可救药的程度的反面教材。后来他在北大投靠胡适，鲁迅就知道这人的不可救药。是对人们的教育有深刻意义的。鲁迅的被侮辱与损害，就在其次了。

据鲁迅分析：“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前，周作人的态度还是好的，是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待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学院又第二次被任可澄教育总长同林素园校长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见《华盖集续编》），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眼看当场又想捕人的时候，周作人考虑到切身利害，不敢再斗下去了。曾在《语丝》96期《女师大的命运》那篇文章上，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惟有朝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则不难设想：谁当权就顺从谁，个人目前既得温饱，又免于政治（汉奸霸占的局面）的迫压，事后还可以打扮自己为入地狱的菩萨，总胜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筹，以告无罪于人的苦心撒谎话，冀求人们谅解以自解嘲，终至于其所行为，前后判异。以与鲁迅的骨头最硬，绝不妥协的精神迥异。一则只顾个人，一则全为大众，距离稍异，总账则悬殊实甚，真可谓履霜坚冰，其来有自了。有时鲁迅又会意味深长地说到自己：我幸而跑到南方来，看到、学到许多有意义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是不会有那么些东西看到的。但周作人却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联的人们——作者）攻击我。”黑暗的土拨鼠是见不得光明，就自在瞎说。这些年来党和政府的宽大，不但安排了他的生活，还让他安静地写作，这不就证明了他对党的不信任和自己的卑劣无耻吗？生存决定意识，物质环境之于人，关系甚大。过着苟安的生活，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别人，以榨取别人为得计的一张伪善者的态度，诚如夏虫之不足语冰，转瞬秋凉已届，则成为寒蝉无声，于人无益，于世无补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学习了社会主义教育，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忘我地劳动，忘我地生活。把舒适的生活放在后头，留给别人，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风格。我们不会有而且唾弃周作人式的只图自己免于劳累，由着别人供我效劳的生活方式，也就痛恶这种生活方式而以为鉴戒，这就是写这回忆所想到的、所要说的话。当然周作人之流看了是不会欢迎的，然而这是事实，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所关心的事实。

第27节：所谓兄弟(6)

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注：《回忆录》中将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删去）这又可以看到鲁迅的批判看待每一个问题的态度，也正是马列主义分别看待问题的方法。而我们党直到今天的给予周作人某些文化上的工作，如果我的体会不错，是否也是说明，在党的领导之下，虽一得之长，都不会遗弃。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何等伟大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以周作人的做过汉奸，不耻于国人，但是党还是望他有所贡献，其他右派更不用说了。

读者是会关心的。有读者问：“为什么鲁迅被八道湾赶出？”又有读者写信来问：“八道湾似乎是地名，它怎会……”我每次收到这样的询问就要分别写回信，很费一番唇舌。这回总算依照鲁迅当时说的话，回忆其梗概，加以叙说了。（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不过这里还只是扼要地说，就鲁迅口中说的分析经过。其他事实琐屑，与夫信子们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1947年，北京西三条封存起来，她们还集合了一大伙伪宪兵人等往鲁迅故居接收房屋，搬移用具的蛮横动作，可证明她们凌架一切，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自高自大，旁若无人，至今还存在着变天思想，因不在本范围内，故从略。

至于周作人，解放后写过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等，仿佛在人前看来是鲁迅的好兄弟似的。他家没有被查抄，还保存有与鲁迅讨论学问的书信未交出来，可能还有鲁迅的旧作存在彼处，如果他真的是修晚年之好，痛念前非，毅然把他收藏有关鲁迅著作部分全行献出，以赎前衍，还可冀求见谅于国人，这才符合于事实。否则伪作友好，写再多的“故家”、“人物”，仍是逃不过“虚伪”的一塗。（注：此段内容《回忆录》未收）

第28节：我又一次当学生(1)

七、我又一次当学生

*此章手稿有九页，为许广平手迹的约占三页多，主要内容是鲁迅为许广平编写的日文讲义举例，该部分《回忆录》中未收入。手稿其余部分为秘书手迹。

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做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1926年的12月2日“厦门通信”谈起的：“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两地书第八十五）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无日不忙于学校的业务上，没有机会履行他给我教日文的许约，到了四月“清党”以后，虽则是大家都辞职了，该可以学习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侦察，心胸中被大时代塞满了一肚子的愤懑，静不下来，我也没有心思要求鲁迅实现（注：据勘误表改“实行”为“实现”）他的心愿。

到了1927年的10月里，我们到了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往来，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从12月起，我就开始读书。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就教的；教时在话语中加ノ（的、野、之）デ（以）ミル＝見ル（即见的意思）キク＝聴ク。但闻与听意思就有不同，如キコエル＝聞エル。举例如下：

第一课

字母解释

ハ歯、刃

テ手

カ蚊、乎

キ木

カキ柿

ノ的、野、之

コ子

キノコ菌

ヒ火

上面突出的指出，カ、キ相连与原来的解释不相同而另外产生植物名：柿；而キノコ不是照原来木的子的解释，而是菌。但菌确多是从木而生。似这样的教法，又生动，又有趣，易记。鲁迅又以为：教外文无须专教文法课本，只须从语句上随时指出，予以解释。如小孩学语，何曾须教文法，但到习用惯了，自然纳入规范。他教书时由浅入深，由简至繁，进度是比较迅速的。

第29节：我又一次当学生(2)

第二课

字母解释

メ目、芽

デ以

メデミル以目看

ミル＝見ル

ミエル＝見エル

クル＝来ル

カク＝書ク

手デ書ク

学到第二课加教了些动词，到第五课加了些形容词，语句也比较长了。

第五课

字母解释

オトコ男

オンナ女

コドモ孩（子供、日）

ホン书（本、日）

ミヅ水

ヨム＝読む

デル＝出ル

ハナス＝話ス講（较详）

イフ＝云フ说（简）

カエル＝帰ル

ノム＝飲ム

タベル＝食ル

クフ＝食フ（少用）

アカイ＝赤イ红色

シロイ＝白イ白色

サムイ＝寒イ冷

アツイ＝熱イ热厚イ厚

アタタカイ＝暖イ

ウスイ＝薄イ

カラ从（即英文之from）

ト同、与、和

人ガ町カラ帰ル

女ガ子供二話ス

秋二白イ花ガ咲ク

寒イ夜二鳥ト蟲ガ啼ク

以上第五课和下面第七课，兼教些文法的常用语，如：

第七课

コレ此レコツチ此処コノ此之ココ此処

ソレ其レソツチ其処ソノ其之ソコ其処

アレ彼レアツチ彼処アノ彼之アソコ彼処

ドレ何レドツチ何処ドノ何之ドコ何処

アル有ルアリマス（アル的敬語）アリマセン不

オル居ルオリマル（オル的敬語）オリマセン不

イル居ルイマス（ヲル的敬語）イマセン不

ナイ無（不常用）デス是

コレハアノ人ノ本デスカ（？乎）

アノ人ノ本ハドコ二アリマスカ

ココ二アリマス或ココニハアリマセン

アソコ二木ガ有リマスカ

木ハアリマセンガ花ハアリマス

学习到了第十一课，就总结一下学过的字和句，成为语言的简单应用了。例如下：

第十一课

御茶ヲ拵へテ下サイ（御敬词，大抵加于名、动词上）

第30节：我又一次当学生(3)

御茶ヲ御飲ミナサイ

町二行ツテ御茶ヲ買ツテ来テ下サイ

アノ子供ハアソコデ何ヲ読ンデ居リマスカ、行ツテ見テ下サイ

秋二成リマシタ、ケレドモ天気ハ暖イデス

町二行キマシタ、ケレドモ御茶ヲ買ヒマセン

花見二行キマシタ、ケレドモ花ハ見エマセン

花ハ咲キマシタ、ケレドモ花見二行キマセン

鳥ガ啼キマシタ、ケレドモアノ人ハ聞エマセン

ト（代括号）

コレハ何ト云ヒマスカ？

コレハ筆ト云ヒマスカ？

女ノ名ハ何ト云ヒマスカ？

私（ワタハシ）ハ許（キヨ）ト云ヒマス

アノ人ハ御茶ヲ買ヒマセント云ヒマシタ

（注：以上日文课本举例部分为许广平手迹，《回忆录》中未收）

如上的举例子，逐步深入，而又灵活的每天这样地学习。一共自编自教了廿七课，大约是从1926年12月共学了一个月，就换了课本。每天都是晚上授课，非常严肃认真地教着，除非晚上有人邀请，回来太迟了，才在这一天休息。到1928年1——10月，改换了课本《二——ル河乃草》，即尼罗河之草的一本浅明谈论艺术的书，内容从原始讲起，包括埃及的人首狮身及罗马的维纳斯至中世的十字军及文艺复兴以至新时代的小方块石砌像以及偶像破坏；后来的美术又包括雕刻与绘画；至十五世纪油绘的发明，十六世纪礼拜堂的建筑；到近古的欧洲各国的艺术，及宗教改革时代等的艺术与近世法国革命后的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等；凡欧洲文化具有初步了解，都尽量设法给与一个从事文学工作者的初步认识，这和他一向叫人在文学之外多得些普通知识，或各方面知识的认识是相符合的。

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每个人基本上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思想在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极其浓厚，但鲁迅一经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就不但要学习，而且还要宣传教育别人。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除序文而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的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教时，从序文讲解起，于1928年10月30日晚起，至1929年4月7日止，费时共五个多月。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的转译，其术语和整个句子对我来说就更加难懂，自是不难料想的了，但是鲁迅能够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使我听来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来这是为学习日文而采用的一本课本，但是现在打开这个课本，如对严师在前，不但要你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依稀可辨，历久不渝。

第31节：我又一次当学生(4)

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但只要对青年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不顾一切地埋首做去。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发出宏心，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的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在1929年3月5日的日记里就写着“通夜校奔流稿”似这等情况，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我整天在他身旁，连看一些书报有时也顾不到的时候，学习日文势必也受到影响的，这是客观因素。而存在于我内心的一向未曾提及的，就是鲁迅在闲谈中说出：希望我将来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书籍，租个亭子间住着。不需要求助他人。这话是在未有孩子之前，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个人如何生活的设计。他深知我出来做工作会和旧社会争吵，到处不安分，闯祸的本领是有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极力保卫我向安全方面生活，甚至设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这是他的苦心。（注：手稿中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的初衷是望日后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以免在旧社会闯祸。《回忆录》此处有所拔高：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有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但我从心内（没有说出来）起反感，以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尽力帮助他，因为他做的工作，对人民贡献比我大，我能帮助他，减轻他的日常生活负担，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写作和革命工作上，不是效果更大吗？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才知道，就很忧郁的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下去了。这话很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写在《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英雄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虽然我实际没有给予鲁迅以什么帮助，只是有心无力地直至他逝世还是如此。但是他教日文时的愿望，在他无言的祷祝中要我在家内，看书度日的心愿，在学习日文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厚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我独自一个人生活了，我会高飞远走，奔向革命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自己是安心不下来的。怀着这样的心情，随时牺牲在革命烈火中的心情，就不由自主的涌起了抵触情绪。不好好的学习日文了。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其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藉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从未学完的一课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

第32节：瞿秋白与鲁迅(1)

十一、瞿秋白与鲁迅

*手稿在本章中先后出现过三次“谢澹如”，《回忆录》均予删除。瞿秋白去世后，鲁迅等为其出版译作的过程、认识、评价等，手稿与《回忆录》均有差异，《回忆录》除了对内容加以了充实外，思想与理论性也有所提高。

时间一久了就遗忘了月日，不记得是春末还是夏初光景，真算得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人们游兴正浓的某一天，那是1932年了，通过一个人的介绍：说有一位为了革命过着隐居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时光，出来游耍一下，见见太阳，但苦于没有适当的地方。问起来，才知道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正如瞿秋白写给鲁迅信中所说的一样）——瞿秋白同志，就约定于某日来我家盘桓一整天。

这一天天气特别和煦，似乎天也不负好心人似的，阳光斜射到东窗上的大清早，介绍人就陪同三位稀有的、初次到来的客人莅临了我们的住处。那三人是除了秋白同志之外还有杨之华同志和房东谢澹如先生。（注：《回忆录》将此处“谢澹如”删去）

我们虽则住在北四川路底的电车头停车终点的一个公寓里，离此不远正对着虹口公园。但在三楼上，四周都是外国人住着，比较寂静的，正适宜于我们迎接这样一位革命者的所在。

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般有似许多话要说，又似对待亲人般的至亲相见（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欢喜新生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室皆春似的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的斗趣场面。

我是依稀如见故人般对秋白同志似曾相识的。回忆起来时间也许太久了，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大约那时秋白同志刚刚从苏联回来了，女师大请他来讲演的。那时我还是初到学校不久，听讲时的内容全不记得了，总之是关于对新社会苏联报道方面的吧！为什么说似曾相识呢？就是从前见到的是留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还深深记得。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时代的煽动家的模样，（注：《回忆录》将“煽动家”改为“青年宣传鼓动员”）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注：此段手稿左旁白处标一“？”）

第33节：瞿秋白与鲁迅(2)

那天谈得很畅快。只见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事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太快了似的；又像小海婴见到杨妈妈，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献出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

为了高兴（注：《回忆录》中“高兴”为“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待交换倾谈呢！总之，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散而别了。

从此天壤间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文化界，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共同切磋，建立起革命的友谊，而一以党的领导为准绳，为依归。鲁迅得到秋白同志之助，如同得到党给与力量，精神益加奋发百倍，勇往前进了。

秋白同志精俄、英文，对中国旧文学也素有根底，新思潮（马列主义理论）又充实了他的新文学，所以思想透辟，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鲁迅平夙就是尊敬有才能的人，何况更加是党的领导人。这回相见，又岂肯轻易放过。双方各有怀抱，都感觉到初次见面还有什么未尽之言似的，要求再一次的相见。

终于，打破了障碍，在同年9月1日那天也是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拜访了他们，就是紫霞路谢澹如先生的家内的一个三楼上。（注：《回忆录》将此处“谢澹如”删去）这是第二次的见面了，秋白同志悠闲地坐在他的书桌旁边，（注：手稿在“悠闲”二字下划线，并在此处左旁白处标一“？”，《回忆录》中将“悠闲”二字删去，）看到我们来时就无限喜悦地表示欢迎。他的书桌是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据他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后来他去苏区时就把这桌子搬到我们住的大陆新村里，至今还保存在原处，这是后话。当时他就在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纸张，指出里面有关语文改革的文字发音问题来，向客人讨论。并因我是广东人，他找出几个字特意令我发音。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不会忘记活资料的寻找的，这又可见他平日留心研究，不错过任何机会，谦虚地、忠诚地丰富自己写作的范围，订正自己的看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会放过机会。就这样，这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后来又几经改动，誊抄完整，这些资料到离开上海时，就成为他比较完妥的遗著了。这些遗著，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连鲁迅的存书和柔石等革命遗著一起，存在这里的一个书箱内安放着。到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内。日军占领上海，侵入我家搜查时，感谢一位女工，她对敌人用了瞒和骗，向日本宪兵队（注：据许广平《遭难前后》将手稿改“日伪军”为“日本宪兵队”）说：三楼是租给别人了，这才没有去搜查，才得以保存下来，得以完成多时埋藏，至此如释重负地交还，以作革命遗物的珍宝，实当感谢这位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

第34节：瞿秋白与鲁迅(3)

秋白同志在鲁迅寓里避难过三次。两次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一次在大陆新村。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鲁迅这时正好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去，是我接待他们的。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到来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住下。查鲁迅日记，是11月11日动身往北京，同月30日回到上海。那么秋白同志来了几天才见到鲁迅回归，则大约是在11月下旬来的了。在这期间，和我们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真不少。这时看到他们谈不完的，像展示电影胶片的无休止的丰富资料，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书本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倒于秋白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的愚昧，黑暗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对“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日夕相见中交换意见了许多。（注：手稿中“交换意见”四字下划线，《回忆录》中四字换为八字“相互交谈，精心策划”）此时更进一步有似古话的“猩猩惜猩猩”地成为密切的，（注：《回忆录》中“猩猩惜猩猩”五字删去）在党领导下的通过秋白同志同是资产阶级出身而又背叛了这个阶级的“贰臣”，成为为党尽其忠诚的知己了。更有杨大姐干革命工作、团结群众的精神，表现在对女工、小孩都乐意和她亲近，无丝毫客气接待生人之感的亲如一家人的相处，我更其是学习到许多说不尽的道理了。

他们是干革命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误。在离去之前，曾经有这些东西留着痕迹给我们：

一、1932年12月7日曾给鲁迅写过：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他在诗后说明是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以他后来的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无疑是否定了前期思想的不正确的部分的。但我们若从“雪意凄其”句不仍是对此时此地遭遇压迫写照？末句“犹折梅花”则梅开十月，已属小阳春，也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迟吗”的意思。仍然描写其心怀浩荡坚决不移的意志，这是秋白同志毕生抱负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必以作者自谦，即相信其确属“颓唐”也。

第35节：瞿秋白与鲁迅(4)

二、同年12月9日，曾以高价托人向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我们的孩子，在《鲁迅日记》是这样写的：“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当时他们并不宽裕，鲁迅收下深致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培植科学建筑知识给儿童的好意，秋白同志在盒盖上又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他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他来我家的称呼的话）。可惜几经变乱、搬动，这盒盖已遗失，零件还有若干存在上海纪念馆，作为秋白同志们预想到革命胜利后技术的需要，从小孩时期就应给以技术知识的教育深意的珍贵纪念品，来体会其精神耳。

至多到年末之前，他们就离去了，因为我的印象没有留他们度岁的记忆。当中曾经有过几次人来向秋白同志接洽，但总是让他们自己见面，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从未打听过曾经来的是什么人。只记得曾来过一个牧师，并托鲁迅替买字典，就照办了。解放后，我见到一些负责同志时，他们说曾到过我们家里，是为秋白同志去的，这才知道是他来过了。许多党内同志也说见过鲁迅，或说到过我家。但那时是铁的纪律要紧，我们从不问人姓名和地址。知道问是不妥当的，因此至今对人的姓名、地址最记不住，一时改不过来了。

（注：《正误》认为将瞿秋白第一次避难叙述为是11月下旬到年末之前是“不够清楚”的，瞿秋白第一次到鲁寓避难具体确为“11月26日之后是适当的”，离寓时间应具体确定为“12月24日或23日深夜”，见212页）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间，（注：《正误》认为此处“也没有写得很清楚”，第二次避难时间“大体上可以断定是在2月4日到9日这几天中间”见221页）从谢澹如先生家里来的。（注：《回忆录》将此处“谢澹如”删去）这里也有两件事可记：

一、2月10日，《鲁迅日记》有如下记录：

“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这说明鲁迅写回信给靖华同志时，秋白夫妇适在旁边得有方便，附笺寄出。

第36节：瞿秋白与鲁迅(5)

二、2月17日，亦从《鲁迅日记》中记着：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傍晚归。”

归来已傍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了。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各方态度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各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的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说到这里，兴趣也起来了，当时就有人说：何不我们亲手来搞一下？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时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贴，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洛文署名，（注：《回忆录》“洛文”为“乐雯”）就在二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注：手稿中“二月”二字下划线，并右旁白处标一“？”）即市面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这书创纪录地迅速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一“快”字，也代表了革命者的精神，更开辟了众人合作做一件书业的良好先例。这是我们从秋白夫妇的工作作风上得到的。

这回住了不久，二月底就又走了。但敌人追踪甚紧，秋白同志担任的工作又相当重要，为敌所忌。似乎在短短期间，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搬迁，就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秋白同志的许多书都留下了。在我家临行时送杨之华的棉旗袍也丢掉了，但革命精神和意志却是永远也丢不掉的，这就是革命者的顽强性！在鲁迅方面也常常替他们焦急起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自己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着：“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日又“午后往东照里看屋”，这“屋”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内山夫人陪去看，他分出余屋租给中国人，而这人就是秋白同志他们。这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问长问短，查职业，看家底好得多了，鲁迅也为此稍稍放心了，因此满意地租下来。到3月6日的日记里，鲁迅写着；“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是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的。为什么送堇花呢？这堇花又是什么样的呢？连我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堇花大约是日本有的，是3日内山夫人送来，鲁迅以之“借花敬佛”的。

第37节：瞿秋白与鲁迅(6)

大凡意气相投的人，见面总不嫌多，路远也觉得近了，真可谓“天涯若比邻。”而这回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相隔不远，许多日常生活之需就由我效劳，而鲁迅也早晚过从甚密。他们房里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鲁迅写的对联也挂起来了。到4月11日，鲁迅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就过往更其频繁，有时夜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到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具有正义感的，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能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似的了。

从3月5日的《王道诗话》起，秋白同志因一时的较安定的小康生活，创作就更施展得丰盛了。计：

3月7日《伸冤》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头经》

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

4月11日《关于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内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

以上是用鲁迅名义发表的秋白同志写的文章，从日期看，如果没有充沛的文学休养和高度的理论水平，哪能在短短的期间，有如是的丰富而充实的文字见之于世，尤其后几篇同一时间写的，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不少深入人心的力量呢？

秋白同志是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所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一度交换意见了，就修改或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午饭后至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身体的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有时他自己开门出来，这时往往就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了，鲁迅看后，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而他所率领大家跟着党走的强烈的政治思想，又是那么义正辞严地寒敌人之胆。只要一看到他在1933年骂那些卖国贼汉奸如汪精卫、胡适等辈是多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就知道秋白同志是运用革命理论作预言的确凿不疑了。

第38节：瞿秋白与鲁迅(7)

第三次秋白夫妇来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1933年7月下半月，（注：在瞿秋白第三次来避难的时间上，杨之华的回忆是当年二月间，《正误》初版本采信了杨的说法，其书第三版对此予以了纠正，认为“这里，杨之华是记错了”，并考证推论第三次来避难的时间可能是“1933年7月10日”，见224页）机关被敌人发觉，在深夜约二时左右，我们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阻他，以为如果是敌人来抓人，我也可先抵挡一阵。后来听声音晓得是秋白同志，夹着个小衣包走进门来。刚刚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耳里，我们想，这却糟了，莫非是敌人追踪而来？还是由我下楼去探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片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人家内和西邻住着在巡捕房工作的白俄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奇遇，而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革命贡献一切，连自己的生命在内，之外没有任何要求。而白色恐怖弥漫空际，被破获的事件有时日有数起。网越撒得宽广，钻网的办法也就越多、且密。（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就这样的互相斗法，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然而略微的牺牲些人和物，是在所难免的，不然怎叫革命！这个道理，秋白同志是处之泰然的。当其住在东照里亭子间里，过着起码的生活，而又支撑着病体工作的时候，就连不用钱买来的太阳光也照不到，这对肺病是不利的。杨大姐对革命、对同志的关怀，不由己地就非常热望他能有机会见到阳光，在我们面前也暗示过要他多来玩，我们当然欢迎。但秋白同志却很泰然地解释：只要想一想革命者随时有入狱的可能，那时什么也不能做，更不用说见到阳光了。住在外面，无论如何总比在里面（入狱）强百倍不止的，这样就在亭子间也心平气和了。这是多么伟大的忠诚于革命，不知有己的崇高品德呀！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的精神，向他学习。然而作为鲁迅个人所能做到的，对革命知己的关怀和友谊，仅只能拼命设法给他介绍出书，冀于物质上有所帮助，从而对病体增加营养，更其对革命有大贡献，但还是遭到现代书局第三种人杜衡的扣压，致《高尔基论文集》终于赎出后才能出版，这里看到中国旧时代的作家说些人民要听的话时，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经营出版事业，就永远遭受呕气，鲁迅们就是如此度着最黑暗的时日。（注：《回忆录》将此段对瞿秋白革命精神的颂扬有所删节）

第39节：瞿秋白与鲁迅(8)

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怀念之情，表现于他自动向我提出让出床铺给秋白同志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这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鲁迅以无产阶级思想，体贴对同志的爱，出于至诚做到了。走后常常挂念着党的胜利，秋白同志的工作顺利。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来信，是秋白同志被敌人捉去了，起先他冒为医生，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接济，要保释，终于被敌人识破了，他就毫不掩饰地正面渺视敌人，以致遇害。那时鲁迅从收到信，设法营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时，他长期被悲哀所痛苦着，连执笔写作也振作不起来了。（注：《回忆录》此处充实了瞿被捕、慷慨就义的过程）

到1935年夏间，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的消息传到之后，鲁迅就替他设法营救，甚至筹集资金接济狱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鲁迅极其悲痛地向人说：作者“已经并不急于要钱”。（注：《正误》认为此处的“已经并不急于要钱”非指筹款救瞿，而是“为了赎回瞿秋白的两部译稿”，见239页）这就是最后一次鲁迅未能完成为知己服务的一次。

（注：《回忆录》增加了一段叙述鲁迅筹措营救资金和出版瞿秋白译作的详细过程）

人们因为是鲁迅怀念秋白同志的牺牲于反动势力之手，托内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为这书付出了辛勤劳力而对鲁迅的友谊也给予崇高的估价。其实是不止鲁迅一人的。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里集合到郑振择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商议给他出书，传布、教育人民，以扩大革命影响。大家集款，负担排印到制纸板的经费、印刷、纸张费用由鲁迅收尾，其中编、校等琐碎工作亦鲁迅经手，故有许多向朋友述说排印慢的书信（当时决定由开明排印的）。但又想到：创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时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须遵重党的决定，所以就暂定先出翻译。（注：此处与《回忆录》有诸多不同，《回忆录》指出鲁迅主张暂时不印瞿秋白创作文字，是要“留待党作决定”。“而且就在译述文字中‘有些错处’，自己也不加以‘改正’，表示要留给‘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据海婴回忆：许广平先生生前多次向他表示此意。《正误》认为这是“思想性、政治性”都很高的议论，但却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鲁迅的精力、财力、时间都不够所致，见268页）《鲁迅书简》内给曹白信说得很清楚：“《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作者）学院来办吧。”

这种态度，在信里充分显示出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不敢印创作，就是先印翻译也不加改变，把决定的“权”归给党，是战士听命于领导的态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动也不例外。读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鲁迅教给后人他们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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