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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家道中衰（1）

- 第一章 家道中衰（2）

- 第一章 家道中衰（3）

- 第一章 家道中衰（4）

- 第一章 家道中衰（5）

- 第一章 家道中衰（6）

-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1）

-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2）

-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3）

-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4）

- 第三章 在大海彼岸（1）

- 第三章 在大海彼岸（2）

- 第三章 在大海彼岸（3）

- 第四章 痛苦的转折（1）

- 第四章 痛苦的转折（2）

- 第五章 初婚（1）

- 第五章 初婚（2）

-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1）

-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2）

-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3）

-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4）

-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5）

-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6）

- 第七章 辛亥前后（1）

- 第七章 辛亥前后（2）

- 第七章 辛亥前后（3）

- 第七章 辛亥前后（4）

- 第八章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1）

- 第八章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2）

- 第八章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3）

- 第九章 爱情（1）

- 第九章 爱情（2）

- 第九章 爱情（3）

- 第九章 爱情（4）

- 第十章 窃火者（1）

- 第十章 窃火者（2）

- 第十章 窃火者（3）

- 第十章 窃火者（4）

- 第十章 窃火者（5）

-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1）

-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2）

-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3）

-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4）

-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5）

-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1）

-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2）

-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3）

-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4）

- 第十三章 刀丛里的抗议

第一章 家道中衰（1）

公元1881年9月25日，秋色已浓浓地染遍了苍茫的大地。

一个婴儿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宅诞生了。刚刚出世的孩子，在母亲的暖怀中挣扎，扭动，哇哇地哭了。和踏进人间大门的所有婴儿一样，他的第一声啼哭，带着天然的野气，并不是一首诗。然而，正是这个倔强的生命，后来在风沙扑面的荆天棘地中勇敢地前行，以不屈不挠的追求、探索、创造和搏战，写出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诗篇，建造了东方思想文化的伟大金字塔。他，就是鲁迅。

鲁迅，是这哇哇坠地的新生命三十八年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一是寄托着对于仁厚而善良的母亲鲁瑞的爱；二是蕴涵着“愚鲁之人应当赶快做”的严格自勉；三是中国古代周鲁原是一家。而当初，这个婴儿的名字是由家庭的主人、祖父周福清取定的。周福清此时正在京城做官，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正好有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便给这婴儿取乳名为阿张，学名樟寿，字豫山。后来因为豫山与“雨伞”字音相近，不太好听，又改为豫才。1898年，鲁迅到南京求学时，又改名为周树人。

1881年，对于清朝政府来说，那已经是一个黄昏气息很浓的年月了。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耸立于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殿，已经无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席卷清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革命，刚刚过去十七年，其战马腾起的烟尘尚未散尽，而新的社会大变革的风涛，又从远处浩浩呼啸而来。主宰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专制统治，离开它最后走进历史坟墓的日子，只剩下了三十个年头。

鲁迅的家庭，是隶属于这个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到了这样的历史时节，已经日薄西山了。但是，它依然掌握着文化，并用这种文化作为乳汁，培育了从本阶级母腹中分娩出来的两种人，一种是遵循这个阶级的意志，承袭和发展这个阶级的土地、财产和权力的忠孝之子；另一种则是勇猛地撕碎这个阶级的甜蜜梦境的叛逆者，其中有的甚至是伟大的叛逆者。这种叛逆者，在社会大变革的暴风骤雨中，从本阶级的肌体内裂变出来，并在这个大时代里洗净了自己身上的尘埃，进而转向处于苦难中的人民大众，和他们一道向自己出身的阶级开火。由于对本阶级十分熟识，这种叛逆者的反戈一击，往往给旧社会的统治者带来致命的创伤，大大地加速它的溃灭。而他们自己则在这种正义的反叛中，成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驰骋冲刺的战士，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就是这样的最伟大的叛逆者。

鲁迅诞生的时候，周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

周家原籍湖南道州，迁居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是第十四代了。他们的先祖，原是种地的农民，到了后来，不断发家，变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宗祠下分成好些“房”如“覆盆房”、“清道房”、“竹圆房”等等。鲁迅一家属于“覆盆房”的一个分支。“覆盆房”全盛时期占地三千多亩，还有七八座当铺。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革命军踏进绍兴之后，才打破了这个家族的显赫局面。良田大量减少了，当铺大部分关闭了。然而，全盛时期的结束，并没有摧毁鲁迅家庭的安康世界。鲁迅出生时，他家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而他的祖父这时又正在京城做官。既有地租和店面的收入，又有朝廷的俸禄，是一个足衣足食的“仕宦之家”。

这个仕宦之家的台柱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经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改放江西金溪县知事，在任期间，因与知府不和，终于被参劾。这之后，不得不卖了田产，进京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周福清为人倔强，他身体魁梧，才高气盛，往往目空一切。他在江西金溪任县知事时，有一次和顶头上司抚州知府顶撞起来，知府下不了台，忙抬出“王牌”来说：

“这是皇上家的事情，别争了。”

知府以为这么一压，周福清该要收敛了，没想到他竟粗声粗气地继续顶撞说：“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作皇上?”

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欺君”犯上行径，知府立即厉声申斥道：“大不敬！”

知府又气又恼，他知道眼前这个高傲的下属还要口出狂言，连忙下了逐客令。

周福清常常毫无顾忌地骂人，从“呆皇帝”、“昏太后”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子孙。他常常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不留情面地挖苦，有时还自己编了骂人的笑话，使人感到他实在过于峻急和冷酷。他在家中也很粗暴，对家里的人常常无端训斥。

第一章 家道中衰（2）

他的前妻孙夫人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后妻蒋夫人是个聪明、幽默和善良的乡村女子，鲁迅最初知道《白蛇传》这样一些迷人的故事，就是这位继祖母注入他的心灵的。周福清做了内阁中书之后，在京城纳了妾，把蒋夫人遗弃在家，还常常欺侮和咒骂她，这使蒋夫人常常感到愤懑和不平。

对于儿孙一辈，周福清也往往过于冷漠严峻。鲁迅的曾祖母去世那一年，他丁忧回籍，到家还不满半个月，就把一家人闹得坐立不安。一天凌晨，他起床了，院里还是静悄悄的。他突然想到鲁迅的父亲抽大烟而起不来，便大发雷霆，并迁怒于一切人，连无辜的小孩也不放过，那时鲁迅的二弟睡在继祖母房里，周福清竟穿着一身素服，怒气冲冲地跑过去，拚命地捶着床，把老人和孩子都捶醒了。他转身走时，还神经质地将右手大姆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得戛戛响，喃喃地咒骂着：“速死豸，速死豸！”这种暴烈的专制作风，给孩子的心灵投下了郁闷的阴影。

祖父这种刚直而暴烈的气质，似乎也传给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鲁迅诞生时，周伯宜二十二岁，比妻子鲁瑞年轻三岁。他曾考中会稽县学生员，但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也许是在科举道路上的曲折和失败，损伤了自尊心，他终日寡于言笑，脾气很坏。他不仅像自己父亲那样粗暴，而且在粗暴中还渗入了忧郁和消沉。喝酒，抽洋烟，发脾气，常在他身上无穷尽地循环。发起脾气时，摔筷子，摔碗，令人害怕。他尽管爱发少爷脾气，但是为人却很正直，有时鲁迅和弟兄们在他面前告状，说别的孩子欺侮他们，他却毫不偏爱自己的孩子，反而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孩子回答：“没有”。他又教育孩子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他的心并没有在烟酒中完全麻醉，他爱护别人的孩子，也懂得应当给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爱，只是这种爱有时过于峻急，以至挫伤了孩子们酷爱自由的天性。

鲁迅是酷爱自由的。他的童年，也同一切袒露着屁股的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真与蒙昧掺杂在一起的野性，喜欢尽情地玩乐，在嬉嬉闹闹的繁忙中，发泄着幼小生命里那些过剩的精力。在他家的院落里，最闲散无事的要数他与年近八旬的曾祖母，还有他的弟弟周作人。终日无语的老闲人像一尊威严的菩萨，端端正正，从早到晚笔挺地坐在房门东首的紫檀椅上，一动也不动。鲁迅兄弟觉得有趣，偏要拿她老人家开心。哥儿俩便走到她的身旁，扑的一声假装跌倒，躺在地上，老菩萨终于心疼而不能沉默了，连忙叫唤着：“阿呀，阿宝，这地上很脏呢。”老菩萨一开口，这对恶作剧的小闲人，快活得一下子从地上蹦跳起来，跑掉了。

这对小兄弟还常在院内朝北的套房里演戏，那里放着一张小床，他们俩在床上来回徘徊，自编自演“兄弟失散”的小悲剧。他们进入了角色，仓皇地互相寻找，一个叫着“贤弟呀”，一个叫着“大哥呀”，直到叫得凄凄惨惨才停止演出。他们兄弟俩，在无忧无虑的舒适世界中玩得真是快活。然而他们谁也不会预料到，童年时代所编造的“兄弟失散”的悲剧，后来竟会成为严峻的事实，这一对儿时都聪明过人的同胞兄弟，竟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的双生子，以后走上了很不相同的人生道路。

童年的鲁迅，性格很活泼，但是很倔强，他决不能容忍别人来欺负自己。在充满稚气和天真的“战事”中，他是不甘心白白蒙受打击的。那时，“诚房”有个姓沈的亲戚带着三个小孩来到他们的院落，其中一个男孩叫作八斤，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常常赤身裸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钉头竹枪，跳进跳出地乱戳。鲁迅对于这种挑衅本来也想立即给予回击的，但是因为父母亲早有禁令，只好作罢。鲁迅无处出气，感到憋闷得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画图的本领，心里便有数了。他早就喜欢画画，东昌坊口杂货店的荆川纸，他曾买来订成小册，一张一张地画，其中有不少还是漫画呢。这回啊，该给八斤画一张了。他想了想，便画了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又题上四个字：“射死八斤”。鲁迅题完字便把画收藏起来，那时他还没有自己专门藏书的抽屉，便塞在充当戏台的小床褥垫底下。他以“善”对待生活，然而，当“恶”对他压迫与欺凌时，他必定不妥协地对“恶”进行报复。

童年的鲁迅，虽然聪明活泼，却并不文雅。他的儿时，像那些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的野孩子一样，喜欢在粗犷的大自然中真实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为了这一点，他甚至不顾自己是仕宦之家的少爷，而去充当过戏场里的一个小小的鬼卒。

那时候，南方的小城镇还是很落后的，并没有专供演戏的剧场，而且每次做戏，总带有一点原始社会中祭祀性质的舞乐，都供着神位，至于大戏和目莲戏，不但要供神，还要请鬼。这种戏总是在空旷的田野里演出，而且总有一个开场戏“起殇”，这就是请鬼的仪式。从小好奇而且精力充沛的鲁迅，亲自参加过这种仪式。那是一天的薄暮时分，有十几匹马站在戏台下，戏子先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随后便要从观众中招募十几名孩子充当鬼卒。有一次，鲁迅踊跃应募。他和别的孩子一起跳上台去，说明志愿，让人在脸上涂了几笔彩色，拿起一柄钢叉，跟其余的鬼卒们一拥上马，直奔野外许多无主的孤坟旁边，匆匆地环绕三匝后，便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刺进坟墓，然后持叉而回，上了前台，又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这就完成了使命，算是把种种孤魂厉鬼都请来看戏了，于是当后面的戏文演到鬼魂时，大家也可以放心了。孩子们请完了鬼便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是倘若被父母知道，往往不免挨一顿竹板，一是打掉他们身上带着的鬼气，二是庆贺他们没有跌死。鲁迅是仕宦之家的子弟，参加这种扮鬼请鬼的“粗野”仪式，实在是有失身分的，但是，他却十分喜爱这种在朦胧中所进行的神秘而蒙昧的壮举，并且在这种壮举中领略到无穷的快乐。

鲁迅酷爱自由的天性，首先受到了他父亲的限制。不用说扮演鬼卒，就是参加家乡传统的迎神赛会，父亲也会狠狠地给他浇一盆冷水。在他七岁那一年，小姑母来接他们去东关看五猖会，鲁迅简直兴奋极了。这是全县最有名的盛会，地点是在六十多里外的东关，因为离城远，大清早就得起来。为了奔赴盛会，鲁迅也跟着大家起个大早，在准备开往赛会的大船旁边，兴高采烈地跳着笑着。可是，就在这最美好的时刻，父亲忽然出现在他背后，冷冰冰地命令说：“去拿你的书来！”

第一章 家道中衰（3）

鲁迅忐忑不安地拿来了《鉴略》，父亲冷冰冰地教他一句一句读下去，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父亲又命令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父亲说完，便站起来走进书房，鲁迅继续读着，背着，强记着。“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字句，终于像恶梦似地在他脑海里跳动、奔突，最后奇迹般地钳住了他的记忆，接着又像符咒似地从他口中默念了出来。于是父亲冷冰冰地点了点头说：“不错，去罢。”可是经过了这场恶梦的袭击，鲁迅被赛会激起的狂喜已经烟消云散，满腔的热情也已经冰凉了。

鲁迅无法理解父亲这种严酷的感情，然而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的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鲁迅刚满七岁时，周伯宜就把他送进私塾，从这时候起，鲁迅开始了从家庭和学堂这两个地方同时吸取知识的乳汁。他的第一个开蒙老师，是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他从小就表现出爱美的天性。他的父亲命令他背熟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读本《鉴略》，也是周玉田采用的教材。鲁迅后来还曾就学于另一位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到了十二岁，鲁迅才进入绍兴城内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就学于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在这里教书的还有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鲁迅在这里先后读了《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等书。

从七八岁开始，鲁迅还按照祖父的指点，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

由于家庭与学校这两方面的灌输，知识像清泉一样源源不绝地注入鲁迅的脑海。从五岁至十七岁之间，他已经博览了中国的许多古籍，除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读的《论语》、《孟子》及旁的一些儒家经典之外，他还涉猎过许多笔记和野史。那些反抗孔教的仁人志士，使他神往和钦佩，而那些关于吃人的记载，和剥皮酷刑的叙述，又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使他感到惊讶。种种令人恐怖和战栗的故事，跟他所接触的生活太不相同了，他暂时还无法理解这些事情的缘由。

鲁迅从小就喜欢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他用压岁钱的积蓄买书，特别是买他心爱的画谱、画册，如《芥子园画传》、《花镜》、《毛诗品物图考》等。鲁迅最初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真是喜爱极了。后来他积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便视若珍宝，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自在，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甚至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计，嘲弄地说：“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这种刻薄话使鲁迅生气，不过说实在话，这个少年书迷，爱书也爱得太出奇了。鲁迅买不起的书，就自己动手来抄，他从小就有抄书与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西游记》、《荡寇志》里的绣像，他描画下了一大本，鲁迅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为他以后攀越文学艺术的崇山峻岭，铺下了最初的石级。

在中国，任何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鲁迅后来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表现出那么深刻的认识，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勇猛的冲杀中，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毅力，是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领会紧密相关的。他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的民主主义因素，砥砺了他的分辨能力，又使他看清了封建主义圣贤们在冠冕堂皇的纱幕下所隐藏的东西，因此，当他一旦掌握了先进的批判武器反戈一击的时候，便切中要害，显示出一种使黑暗势力无法招架的打击力量。

鲁迅的童年，书本曾带给他欢乐，也曾带给他痛苦，他被强制阅读的那些枯燥乏味的典籍，有时候实在像是一种苦刑在折磨着他。尽管这对他未来的事业具有意义，可是他还不知道。尤其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难受以至恐怖的，是《二十四孝图》这样的读物。这是一位长辈给他的书，听说书中有图，他很高兴，可是，打开一看，却叫他的心紧缩起来。书中所宣扬的竟是各式各样的愚蠢的虚伪的孝子，那故事也一个个令人扫兴和寒心，甚至是绝望。例如该书列为第一个孝顺的模范是晋代的王祥。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不仅对他凶狠，而且在他父亲面前挑拨离间，使父亲对他感情不好。而他却一味孝顺，在冰坚雪寒的冬天里，继母想吃鱼，他竟脱去衣服卧在河面那铁板一样的冰上，用自己幼弱身体的体温化开冰层，去设法弄鱼!另一个使鲁迅更加厌恶的孝子的模范，是过了古稀之年还撒娇的老莱子，这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头，早已老态龙钟，却穿上五色斑烂的衣服，摇着拨浪鼓，故意跌倒在父母面前，扮演婴儿的游戏，以博得父母的欢心，真令人肉麻！

第一章 家道中衰（4）

而最使鲁迅感到惧怕的是“郭巨埋儿”的故事。郭巨生怕自己三岁的儿子会吃掉他母亲的粮食，竟要把亲生的孩子活埋了。幼小的鲁迅看到这种书，心里留着深刻的伤痕。他想，如果父亲学了郭巨，埋的不正是我吗?这种诲孝的教科书，竟是这样的冷酷和可怕!

鲁迅只是由衷地喜爱那些能够带给他美与愉快的画谱，印着绣像的小说，这是他童年时代隐蔽的天堂的一角，而他的天堂还有更美丽、蕴藏着更大欢乐的一角，那是与他的童心和天性完全和谐的世界。

在这天堂的一角里，有给他讲着“猫是老虎的师父”、“水没金山”一类美丽的故事的继祖母。鲁迅常在这些故事里陶醉，并引出许许多多彩色缤纷的美丽的梦。

在这天堂的一角里，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媬姆长妈妈。这个发胖而敦厚的乡村劳动妇女，在夏天的夜里，躺在床上伸开两手两脚，摆成一个“大”字，把鲁迅挤到席子的角落里，没有翻身的余地，不管怎么推她，她也醒不过来。然而这个粗鲁的媬姆，却爱鲁迅，还把他最喜欢的书也记在心里。有一天，长妈妈探亲回来的时候，一见面就送给鲁迅一包书。她高兴地告诉鲁迅：“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他赶紧接过来，打开纸包，又打开书本，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独脚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又在这种美妙的《山海经》世界里陶醉了。

在这天堂的一角里，还有属于他的慈爱的母亲鲁瑞。她是户部主事鲁希曾的女儿，绍兴安桥头人，生于清代咸丰年间。当时的中国像是一潭死水，乡村女子被禁锢在家里，很少有人能够识字，她也没上过学，然而凭着自己的毅力，她自修到能够读书的程度。她读了不少的书，最初读的是些弹词，如《天雨花》、《再生缘》，随后看的是演义，大抵家里有的书她都看。有时她还自己买些喜欢读的书，当时新出的章回体小说，她也买来读。她原先裹了脚，清末天足运动兴起时，就放了脚。这个很有胆识的女子，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温柔的母性的爱。当周伯宜命令鲁迅背书时，她静静地听着，为儿子耽心，儿子顺利地背完了书，她为儿子高兴。她每年回娘家时，总把鲁迅带去。

外婆家所在的安桥头是鲁迅儿时的乐土，那是一个离曹娥江不远的幽静而偏僻的村庄。—条小河缓缓地从村中流过，河里有捕鱼和罱泥的小船。酷爱大自然的鲁迅来到这里后，觉得世界真太美丽了。村庄那么幽雅，田野那么青翠，河里的水草那么婀娜多姿，而斜倚在河畔的那些不知名的小花，在阵阵掠过田垄和小河的野风中，散发着多么浓郁的清香。在这画意盎然的村子里，他和小伙伴们，像活泼的小鸟似地蹦蹦跳跳，嬉戏打闹着。给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风光更增添了无限生机。

在月光如水的迷人的静夜里，他们还结伴坐着白篷的小船，去邻近的赵庄看社戏。年幼的陪着小客人坐在舱中，年长的坐在船尾。小伙伴们架起两枝橹，两人一支，一里一换，有说的，有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水声，在左右两岸都是碧绿田野的河流中，飞一般地奔向目的地。船在河里驰行，河岸两边的豆麦散发出的清香，在水气弥漫中扑面而来。淡黑色的起伏的山峦，彷佛是什么巨大的野兽的背脊，缓缓地向船尾跑去了。

一会儿，见到赵庄了，首先扑进鲁迅眼帘的是屹立在庄外河边空地上的一座戏台，远远地它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十分迷人，鲁迅几乎疑心是在画里见过的仙境，竟在这里出现了。

童年时候，鲁迅的天堂还不仅是这一些。东昌坊口新台门的院子里，另有一个小小的天堂，虽然没有水乡那么广阔，却也有许许多多动物与植物，这就是鲁迅家院子后面的百草园。这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蝉儿在树叶丛中不住地鸣唱，黄蜂在菜花地里忙碌着，轻盈的云雀忽然像一枝箭似的从草间飞向半空中去。而在短短的泥墙底下，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看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背脊，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鲁迅到了三味书屋之后，老师虽然很严厉，但在这里也有许多快乐，当寿老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他的几个同学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而他就开始画画，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地描下来。书屋后面还有一个狭小的园子，同学们可以偷着去花坛上折梅花，找蝉蜕，捉苍蝇喂蚂蚁……”

这一切都是那样美好，那样和谐地点缀着他生命的早晨。天真的、快乐的少年鲁迅，哪里知道人间还有许多肮脏和黑暗，苦难与贫穷。在他充满着稚气的眼里，整个无边无涯的世界，都像他家里的院落，都像百草园、三味书屋，都像安桥头那里的静幽幽的小河与田野，都是那么秀丽，那么生动，那么充满情趣。他不知道，在他的视野之内的小小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悲惨世界，那里还有不平，还有哀伤，还有恶对善的摧残，丑对美的践踏，还有终年像牛马一样辛苦辗转的劳动者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悬崖之上。他还以为，那些陪伴着他的乡村里的小伙伴，也像花木和鸟禽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无忧无虑地装点着辽阔的大自然。

第一章 家道中衰（5）

十三岁以前的鲁迅，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里的少爷生活，他还不了解社会，不了解社会中除了窗明几净、丰衣足食的天堂之外，还有一个黑暗如漆的人间活地狱，更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成了推翻这个地狱的勇士。

1893年，在鲁迅的家庭中，发生了一场决定他命运的风暴。这场风暴，无情地摧垮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结束了，败落与苦难降临了。

这年三月，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告假回籍。就在这年的秋天，他一手造成的灾祸到来了。这是浙江举行乡试的一年，主考官殷如璋已经离京前来。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曾经相识。亲友中便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让子弟出头的好机会，于是，几个富有的人家凑齐了一万两银子，写成钱庄的期票，请周福清出面去贿赂主考官。这些想出头子弟中间也有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周福清承允此事后，便到苏州去拜访主考官，随即又命跟班将装有期票的信函给主考官送进去。那时正、副主考官正在船上闲谈，主考官见到信，知道其中必有奥妙，并不拆看。可是那个老实而粗笨的跟班却急得叫嚷起来，说信里有钱票为什么不给他回条。这一声喊叫，把一场风暴刮起来了。殷如璋打开信阅读了一遍后，很严厉地宣告了信中的关节。周福清很快就作为案犯，被送往苏州府查办。知府王仁堪本来想含混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替周福清开脱。可是傲气十足的周福清却否认自己有神经病。他振振有词地历数考场行贿的许多故事，说自己不过是照此办理而已。王仁堪无可奈何，只好将周福清押往浙江处理。在清代，科场案历来被当作重罪，有时一案竟要杀戮几十人之多。到了清朝末年，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才有所缓和。周福清一案由浙江审理后，呈报刑部，请旨处分，定为“斩监候”。他后来在杭州府的监狱内被关押了八年之久。

这场大变故，对于鲁迅一家是个翻天覆地的灾难。他们不得不挤出全家收入的钱财，来填补这个无底的深渊。定为“斩监候”的周福清，年年都有被处死的威胁，特别是到了“秋决”时候，家里人为了避免危险，每年都得花一大笔钱去通融；监候了八年，通融了八年，钱财几乎被搜刮光了。从此以后，周家丧尽了元气，像是一艘破旧的即将沉没的船舶，颠簸在艰难困苦的沧海之中。

鲁迅当然也在这艘破败的船舶中浮沉。他的祖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中，他的一家也不能不回避株连的打击。于是，他和他的弟弟随同母亲离开县城，到外婆家避难。

家庭的不幸，把鲁迅从五彩缤纷的半空中抛到了潮湿的泥泞地上，他开始看清了地上的污秽。外婆家远不是第一次去，不过这一次以逃难者的身份再次前往时，他感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在从前只看到一些表面的笑影，因此给他带来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甜蜜的梦，如今，这个梦已经被严酷的现实搅碎了。他在这里开始被人们瞧不起，往日还巴结他家的一些人，现在把他当成乞丐看待，取笑他为乞食者。后来到他舅父家逃难的时候，他看到的也是这种世态的炎凉。这种践踏和侮辱人格的嘲讽，深深地刺伤了鲁迅倔强的心，他感到愤恨，感到耻辱。当他还是个少爷的时候，在耳边响动着的是没完没了的甜言蜜语，而一旦家庭遭到灾难以后，就马上被抛入乞食者的行列，他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样的是势利小人。冷酷的社会啊，你为什么那样势利，那样缺乏善良、正直和同情心?

真如俗话所说，祸不单行。鲁迅的家庭刚刚经受了祖父下狱的打击，第二个打击又接踵而来，这就是父亲周伯宜得了重病。

祖父的不幸遭遇，像千钧巨石压在鲁迅父亲的心上，使他深深地感到了打击的沉重。他在科举的坎坷道路上，前途本来就是渺茫的，现在更没有希望了，他生来缺乏持家的能力，而现在家庭的重担却全部压在他的双肩上；为了营救狱中的老人，家道迅速地破落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一阵风暴卷走了他家的财产和土地。衰败，紊乱，绝望，逃难，汇成一座精神上沉重的十字架，简直要把他的心压碎，他的脾气更坏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终于身体支撑不住，严重的肺病把他摧垮了。

父亲病倒，作为长子的鲁迅，不能不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为了营救祖父，需要钱；为了给父亲治病，也需要钱，然而，家境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是靠变卖衣服和首饰来维持。于是，鲁迅几乎每天都到当铺里去，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他高出一倍的柜台，在轻蔑的眼光中接过了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店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家庭没落的凄凉气氛中，这种愁苦挣扎的滋味是难受的，他不能不感到这人世的痛楚与冰冷。

周伯宜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前后诊治了两年，竟没有一个医生说得清楚。他开始时吐血很凶，家里人根据庸医“医者意也”的说法，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给他喝，据说因为血是红的，墨是黑的，黑色可以冲掉红色。这样，弄得他喝得满脸漆黑。碰到这种庸医，当然等于是见鬼。后来，周伯宜的病情更加恶化，水肿也逐渐厉害起来，辗转请来了当时的名医何廉臣，诊费自然也是很贵的，开的“药引”却更加古怪，他开得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难的是“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是不能算数的，也许是不合“贞节”而被取消了做药引的资格。鲁迅弟兄为了寻找这种药引，就到“百草园”的菜地里，拚命地翻土块，好不容易找到了同居在一起的蟋蟀，不过土块一掀开，它们就蹦跳开了，弟兄两人便分头追赶，如果只捉到一只，就不能构成原配的一对，只好把捉到的这一只也放走了。

何廉臣看到病人水肿，便说这是一种鼓胀病，于是按照“医者意也”的万应药方，开出一种更奇怪的“败鼓皮丸”，这是用打破的鼓皮做成的。既是鼓胀，那么用打破的鼓皮做成丸药，想来必定可以克服了。这样荒唐的医术，当然无法救治周伯宜的病。

何廉臣还提议服他的一种灵丹，说是点在舌上，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周伯宜早已对他的治疗丧失了信心，只是轻轻地摇着头。经过名医们两年来的摆布，周伯宜的生命终于熄灭了，那时鲁迅就在父亲身旁，他亲眼看着这盏生命之灯熄灭的惨象，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父亲死时，鲁迅才十六岁。十六岁的少年不得不和他心情沉重的母亲一起，忍着极度的悲痛，艰难地支撑着这个迅速崩溃了的家庭。为了营救祖父，他家里的四五十亩水田已卖掉不少；为了给父亲治病和办理丧事，又将余下的水田全部卖掉了。原先仕宦之家的兴旺和繁盛，一部分随着祖父关进了昏黑的监狱，一部分随着父亲埋入了寂寞的坟墓，现在只剩下困顿、贫穷和悲凉。

第一章 家道中衰（6）

从这时起，鲁迅静悄悄地、凄凉地告别了天真的年代，再也无心在孩子的世界里嬉闹了。他倒是常常到堂房的叔祖母子传太太那里，和他们夫妇闲谈，以排遣自己的忧愁和烦恼。有一次，他说起有许多东西需要买，就是没有钱。子传太太便怂恿他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鲁迅说母亲已经没有钱了，子传太太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鲁迅又说首饰也没有了，子传太太接着说：“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鲁迅觉得她的话里似乎有些恶意，便不到那里去谈天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光景，就听到一种流言，说他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听了这流言，鲁迅感到很气愤也很寒心，有如掉在冰水里一样。

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鲁迅说要请示尚在狱中的祖父，话刚出口，便有许多恶意的眼光射向鲁迅，像烧红了的针一样，刺伤着他的心。在人间原来竟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冷酷与阴险，要不是这场灾难的袭击，他也许还不会看清人世间这许多原被脂粉涂抹着的真面目。

鲁迅对他曾经迷恋过、沉醉过的家乡开始感到厌恶了。他看透了那些人的嘴脸，他不愿意再和他们一起生活，也绝不愿意去学做幕友。他决定离开家乡，离开这个过去使他感到爱和欢乐，而现在却只给他带来痛苦和憎恶的家乡。

别了，家乡！心灵里饱含着苦痛的鲁迅，决定到别的地方，走别的道路，寻找别样的人们。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1）

家，无可挽回地破落了。家庭的破落逼着十八岁的鲁迅去寻求新的路。

现实的路，除了鲁迅蔑视的没落书香世家子弟常走的充当幕友、师爷和商人之外，可行的只有两条：一是传统的路，即读书应试的科举之路。中国一代代的旧知识分子在这条风波险恶的道路上颠簸、挣扎和苦斗着，而他的祖父也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向彩色的宝塔，然后又摔进囚徒的牢狱的。鲁迅不是不想在这种充满着悬崖与荆棘的道路上试试自己的命运，只是艰难的家境实在无法支持他继续读书。另一条却是异端的路，即学洋务。书生去当兵，这在当时并不光彩，它被世俗的人们看成是走投无路而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邪门歪道。然而，世间的路虽多，对于陷入困顿的人们，是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的，鲁迅只能走后一条路。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是一场悲剧。鲁迅出生时，这个运动正处在高潮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来富国强兵，以挽救清政府的危局，然而这种微弱的变革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闭关锁国”的顽固派的抵制。最后随着甲午战败，丧权辱国，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洋务学堂的名声更坏了。绍兴城内曾办了一个中西学堂，不仅教汉文，而且教洋文和算术，可是在绍兴的圣贤之徒眼里，这简直是可笑之极。如今，洋务运动走完了它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却成了鲁迅走向社会的起点和第一个阶梯。

鲁迅对于自己将要踏上的阶梯，是满怀希望的——也许这里正潜伏着光明。鲁迅不相信中国社会到处都像家乡一样黑暗，都那样充塞着狗—样的势利眼。他悄悄地下定决心：不管前面的路上有着怎样崎岖的山岭，怎样迷茫的风沙，也要闯一闯。中国的土地这么辽阔，应该去寻找别一样的人们，别一样的土地，别一样的冷暖。

1898年5月1日，鲁迅决定远走，他带着母亲辛苦张罗到的八元川资，把母亲为他远行而洒下的热泪收进心里，便告别了爱憎交融的故乡，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

家乡混浊的河水把鲁迅送到了上海，然后他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刚刚惜别故园的青年，立在船头，翘首南望，只见江天茫茫，烟波浩渺，大地正笼罩着一派落日余晖。在徐徐行进着的船上，他听着陌生人操着异乡口音在交谈，突然感到一阵悲怆。一种交织着悲哀的思念之情像喷泉般地涌上心头：在大江那边，在看不见的远方，有慈爱的母亲和弟弟，他们这时在想些什么呢？哦，一定是在思念着我，猜想着我走到哪里了。几年之中，家庭里常是风风雨雨，祖父入狱，父亲长逝，只有母亲和弟弟守着那凄冷的家园。想到这里，他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与母亲、弟弟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结束了，他将要跨进社会的门坎了。在江那边的烟波迷蒙处，留下的是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在大江的这一边，他就要开始自己的青年时代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旅程，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踏进南京的时刻，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一个多月，即6月11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始维新运动了。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放肆地吞食中国的河山，台湾、澎湖、旅大相继被掠走。1897年底，德国舰队又强占胶州湾，这一新的陆沉之耻，震撼了大清帝国的朝野。康有为就在这个时候第五次上书。他沉痛地写道，如不变法，将要国破家亡。光绪皇帝随即也向慈禧痛哭陈词，说他不愿当亡国之君，慈禧太后无言以对。于是，光绪下令让康有为统筹新政。1898年初，康有为第六次上书，提出定国是、征贤才、定宪法三大政治纲领。鲁迅到南京时，正是整个受伤的民族在寻找新的出路的动荡年月。

鲁迅乘坐的轮船在下关码头上停泊，这时，他心中跃动着希望。他贪婪地看着这个古旧的大都市，奔流不息的东去的大江里，忧郁的波浪拍击着堤岸，吼叫着，用力地冲刷着那乌黑的、布满着绿苔的码头。在浮动着泡沫的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军舰，另有几艘外国货轮正在江上穿梭，其中一艘突然发出一声汽笛的怪响，得意地从船尾鼓起—叠叠白色的浪花。

鲁迅不想多看这一切，他匆匆走上码头，只见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们正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在搬运货物。在忙碌的人群后面，有几家引人注目的洋货店，那里排着“摩尔登糖”和各种洋货。鲁迅匆匆离开码头，走上一个长长的高坡，这就是仪凤门。门的左边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驻守的清兵在山下看守，中国人不得走近，只允许洋人去“游览”，从江边到仪凤门下，仿佛都是洋人的世界，鲁迅感到一种莫名的愁闷。

过了仪凤门，鲁迅便看到自己将要在这里生活的江南水师学堂了。他的追求将从这里出发，于是，他轻轻地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海军学堂。学堂比他原先所料想的要糟得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只有一排低矮的陈旧的平房，四周还丛生着不知名的杂草，一根二十多丈高的桅杆和一个不知有多高的烟囱，矗立在地上，这就是学堂的标志。

这所衙门式的官办学堂，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当时清政府认为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因此聘请了几个英国的下级军官当教员，并且一星期有四天的英语课。鲁迅所以会在广阔的中国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当管轮班的监督。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鲁迅称周椒生为庆爷爷。庆爷爷中过举，在周氏家族中称得上是个重要人物。那个骂鲁瑞放脚是想嫁给洋鬼子的“金鱼”，就是他的儿子。这父子二人都是视改革为荒唐事的顽固党。周椒生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与仁慈，他还特地雇了一个人，整天挑一副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沿街拣着字纸。这个工人还替周椒生上街买螺蛳，然后又去放生。每天晚上，庆爷爷都要自省，记功过格，然后才坦然睡下。鲁迅到这个大都市里寻找别样的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做官的叔祖。这位叔祖，自己在水师学堂里当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有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2）

鲁迅在学堂里试习三个月之后，被编入最末的一级的三班，而且是管轮班。这个学堂原有驾驶、管轮、鱼雷三个班，此时鱼雷班已经办不起来了。如果能分在驾驶班，将来还可以到舱面上看看雄浑的大海，呼吸大海上的强劲而新鲜的风，管轮的水兵却只能关在舱底吸着闷热的空气，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是一个打击。而使鲁迅更不满的是，他补不上二班的缺额，当个三班生总是低人一头。这个小小的学堂，也是一个小小的等级社会。低班生衣食住行都低人一等。就说吃吧，早餐号一吹，三班生得连翻带跑地赶到饭厅，然后端端正正地把稀饭和腌萝卜咽到肚里。而高班生就用不着这样了，他们可以高卧在自己的床上，等会儿自然有人托着长方木盘，把饭送上门。午餐晚餐更是紧张，高班生一桌六人，坐位都有一定，低班生不得随意闯入；而低班生这里却没有固定坐位，他们一听到吃饭的号声，又须直奔饭厅，在不是高班生所占据的桌子边抢个空位，赶紧坐下，才能够安稳地吃起来。在这种紧张的奔窜之中，高班生自然是可以从从容容的，他们在通向饭厅的走廊上，慢吞吞地、大摇大摆地踱方步，并且将两臂撑开，活像一只大螃蟹，走在他们后面的低班生虽然着急，却不敢绕越僭先，只在高班生的后面老老实实地跟着。一到饭厅，低班生们就像是傍晚寻不到巢的鸡，急忙地到处乱钻，待找到位置坐下，菜碗中的雪里蕻上面那可怜的几薄片肥肉早已不见，只好吃素餐饭了。鲁迅真看不惯那些拥有小小的特权的高班生。这些螃蟹似的家伙，尚未成为名公巨卿，就已经官架子十足，这与鲁迅所预想的别一样的人们，真是相去太远了。

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乏味到了极点。一个星期有四天读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读汉文。嘟嘟嚷嚷地读几天英语的“It is a cat”，“Is it a rat?” (“这是一只猫”，“这是一只老鼠吗?”)又嘟嘟嚷嚷地读古板的“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特别是那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八股式的作文题，什么“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更叫鲁迅伤透了脑筋，早晨刚吃了千篇一律的稀饭和腌萝卜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味道和感受，更谈不上什么可做百事的雄心，现在硬着头皮作这样的文章，实在不是滋味。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又是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有个教汉文的老先生就以为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至于什么叫做社会，更是说不清，因此就解释成古代的结社讲学。有的老师还抽鸦片，学生们对此倒也可以不管，但他们讲课时那种比鸦片烟气味还要浓的八股气味真叫人难受。既学洋文，又学八股，既要革新，又要崇古，洋与汉，古代与现代，摩背挨肩地并存，几十个世纪压缩在一时，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充满矛盾，学堂也生存在这种矛盾之中。世界虽大，然而彷徨的民族能寻得出一个位置吗?鲁迅是怀疑的。

学堂又是那样地名不符实，如果真的像个海军学校，也许还不会那么沉闷，上专业实习课时，还可以让这些血气方刚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去品尝一下飞腾的浪花，大千的雄伟，增加一点生活的色彩和情趣。然而，一点也没有。每星期中只是爬桅杆一次，按着名次，两人一班地爬上爬下，只爬到一半，便从左边转到右边，走了下来，但这好像是在乏味的生活中放下的一点盐，鲁迅是喜欢的。他爬到桅杆的高处时，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看莫愁湖，山光湖色映入他的眼帘，他心里仿佛跃动起一点愉悦之波。然而时间一久，老是这样千篇一律地爬杆，也是很枯燥的。至于在吃午饭时，突然吹号上体操课，更没有什么意思。一般学生弄弄哑铃，或弄弄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学生还可玩木马、云梯和杠杆，或者翻筋斗，竖蜻蜒。不过刚咽下饭就舞枪弄棒，是很不符合卫生习惯的。本来可以调节一下沉闷生活的供训练水兵用的游泳池，却已经被填平了，因为在鲁迅到这里之前，曾经有两个年幼的学生在池里淹死，学堂的大人们实在仁厚得很，他们决定填平游泳池，并在填平的地面上盖起一座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日还要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超度那两个年幼的屈死的灵魂。现在这个关帝庙里住着一个打更的老头子，这个久经世故的老头，参加过攻打太平军的战争，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现在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在庙里也很舒坦，在关帝爷保护下自得其乐，还养了几只母鸡，有时可以隔着窗门偷偷地向未来的水兵们兜售他的鸡蛋，赚几个钱换酒喝。鲁迅尽管没有什么当大清水兵的抱负，然而看到堂堂的水师学堂连个水池也没有，而且还这样求神问鬼，毫无上进的气息，不能不感到异常失望，感到这里简直是乌烟瘴气。

更叫鲁迅不满的是，这个并非真正是衙门的学堂，却偏偏要摆着衙门的架式，例如在大堂里还要摆着“令箭”，谁要是冒犯军令，甚至会有被杀头的危险。鲁迅在这里上学还不到半年，竟受到了一次处分。原因是一个派头很大的新教员，老是睁着一双傲气的眼睛，装着学者的模样，可是有一次却露了马脚，竟把一个名叫“沈钊”的学生唤做“沈钧”，于是，看不惯装模作样的淘气的学生们，就把这位教员叫做“沈钧”。大家越叫劲头越大，连叫带哄过了头，同学之间竟吵起架来。这种胆大妄为的犯上行径，叫学校的统治者们十分恼怒，两天之内，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差一个小过，就要被开除了。

鲁迅所寻找的别一样的人间，原来与家乡一样严酷、寒冷和黑暗，乌烟瘴气弥漫在这个被他寄托着希望的地方，他心里感到沉重，感到告别母亲时那种天真的幻梦在嘲弄着他，原来洋务运动竟是这样不景气。在这种心境下，他于12月间请假回乡一次，并与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去参加了12月18日的县试，这是鲁迅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那时的考试都是做八股文章，从“破题”、“起讲”，一直追加到“后股”，共成八股，才算完篇。而八股文的题目都出在“四书”上面，算是“代圣人立言”，因此“四书”要读得滚瓜烂熟，能够背诵，这才有进考场的资格。踊跃走进这个命运的赌博场里去试试自己运气的人还真不少，会稽一县的考生就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而每年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即首图上的前四十名。鲁迅初试的成绩不坏，名列第三图的第三十七名，周作人考在第十图的第三十四名。鲁迅虽然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没有去参加复试——府试和第二年的院试，就回南京了。而鲁迅的母亲在其他参加考试的叔辈再三怂恿下，也花了三两块钱，雇了本家族叔周仲翔的妻弟莫与京去冒名抢替，最后大案公布，鲁迅在八图第三十名，而周作人则在四图第十七名。

鲁迅回乡唱出人生中的这段小插曲时心情是矛盾与烦忧的。这个刚刚十八岁的青年，旧学底子是很厚实的，如果往这条路走下去，他也许会夺取榜上更大的光荣，这条路仿佛又在他眼前展示出美丽的幻梦，然而他并不真想走这条路，他这次参加考试，只是人们所常有的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一次小小的徘徊。与其说，他是对科举道路的一次回首瞻望，不如说是他对乌烟瘴气的学堂的不满的一种发泄。鲁迅的确不能忍受水师学堂那种难堪的、近于古怪的生活。所以，从家乡返回南京后，便转换了学校，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开矿去了。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3）

矿路学堂和水师学堂一样，都是那个写过《劝学篇》的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办的。初办时，只是一个附设的铁路学堂，后来继任张之洞的刘坤一听说青龙山藏有烟煤，便想训练一批开矿的技师，把铁路与矿务合在一块而办成矿务铁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杀害了，康有为、梁启超也已亡命日本。光绪所颁布的改革的诏书、谕令和各种条律被一笔勾销，不少新开设的报馆也被封闭，与改革相应的其他设施均被废除，所有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革职。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顽固派的一切反动措施，反而推进了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康、梁亡命日本后，针对慈禧废黜光绪的阴谋，成立保皇会。而在横滨、檀香山等地，兴中会又迅速崛起，探索着比改良主义运动更彻底的革命，慈禧所控制的王朝统治已如日薄西山，她只能控制住直隶与北洋的军权，而对南方各省则已鞭长莫及。例如矿路学堂的靠山刘坤一，在慈禧探询废立旨意的时候，他就以“君臣之义宜是，中外之口宜防”的回答，抵制了慈禧废黜光绪的计划。因此，维新派的报纸仍在南方继续发行，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新书仍相继问世，并感染与征服着人们的心。鲁迅进了矿路学堂的第二年，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更浓厚了。因为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呵？”

这个学堂还设有阅报处，鲁迅常常扑在那里。那里不仅有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而且还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译书汇编》，前者是改良运动的喉舌，它以慷慨的言词鼓动着中国的变革，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颇激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后者译载各国政治法律著作，编著者们怀着爱国的热情，正在给古老的沉睡的父母之邦，注入苏醒的药剂，这些警觉之声，在鲁迅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鸣。

鲁迅觉得在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他正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年月，求知的欲望像熊熊烈火在胸中燃烧。他独立地去猎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贪婪地读着各种新的教材和课外新书籍，大胆地跨进另一个知识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他努力地攀登一个又一个山峰，呼吸着在当时对于中国人还是神秘而陌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空气。他学习了格致(物理学、化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还阅读了一些生理学与医学的书。从“颖考叔曰”到西方自然科学，鲁迅仿佛从一个密不透风的沉闷的古屋，走到另一个春风回荡的广阔天地中。于是，他的眼光冲破了原先的狭小范围，看到了无穷的远方：他的内心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深刻的、从未体验过的奇异的变迁。

在这个不平常的变化中，一个星期天，他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诱人的境地。这一天，他照例到城南一家书铺去，那里赫然摆着一本《天演论》。鲁迅急忙把书拿来，翻开书本，如饥似渴地读着：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来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下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一个莫测高深的神秘境界顿然展现在鲁迅的面前，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于是，他拿出平时积攒下的五百文钱欣然买下了这本书，深夜，他贪婪地读着，恨不能把这种新鲜的精神食粮一口吞下。赫胥黎，这个在地球的另一隅的科学家，声名赫赫的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真是个胆大包天的魔鬼，他竟是那样蔑视至高无上的神与上帝，而从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这些侧面生动地论证了一个大逆不道的观点，即人与猿猴是同一个祖宗。他无畏地向宗教的绝对权威挑战，证实了万物之灵的人，并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猿猴变来的。世界万物都在进化，在发展，在变革，人类也正是进化长索上的一个环节。达尔文学派用以开启世界秘密的钥匙，也开启了鲁迅的心扉。鲁迅深深地被这部著作中新鲜的、大胆的叛逆思想所激动，他的思想仿佛变成一只脱了缆绳的小船，在这新奇的知识海洋中被那来自另一个未知世界的清新而强烈的风摇曳着，撼动着。他感到了畅游另一天地的无穷的欢乐。

严复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家，他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汉文，题为《天演论》，目的是很明确的，在译序中他声明这是为自强保种而发的。他在告诉自己的同胞，中国如果能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如果违?这一规律而保守不变，则将面临亡国灭种的灾难，从地球上被淘汰。他用科学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敲响了严厉的警钟。钟声的大波，震撼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思想界，也震撼了矿路学堂的这个年轻人的魂魄。对中国社会的黑暗早已感到不满的鲁迅，当他发现了这一思想火炬之后，更加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变革社会的迫切，他的眼前一下子明亮了：应该告别自己的过去，开始新的追求，为了表达此时的心情，他刻下了三颗图章：一颗是“文章误我”，一颗是“戛剑生”，还有一颗是“戎马书生”。被进化论思想灼热了心灵的鲁迅，感到自己再不能埋进古老的书堆，听任陈腐的文章贻误和摆布了，他要抽出青春的长剑，斩断古老幽灵的魔爪，在尘土飞扬的戎马生涯中，寻找变革祖国的道路，为祖国的生存而进行勇敢的征战。那种守旧的传统的缰绳，再也无法拉回他这颗已经变化了的像野马般驰骋的心灵了。

就在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和其他新书时，他的叔祖周椒生已感到自己招引来的这个本家的孩子有被变法的风涛卷走的危险，他不能不郑重地开导鲁迅：

“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何?”

图谋不轨、想篡夺天下的贼子，这还不严重吗？然而，这种严厉的警告竟没有使被新思潮迷住的鲁迅惊醒，于是，他又把一份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报纸塞给鲁迅，并命令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第二章 异地的追寻（4）

鲁迅打开报纸，一看是《申报》，上头载有清政府大臣、原浙江巡抚、反对变法运动的著名顽固分子许应骙的奏折《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鲁迅又看了看许老头子的慷慨陈词：“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既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议所不容……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即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椒生老先生对于新党越来越看不惯，对于鲁迅弟兄那样热衷于新思想也越来越看不顺眼，前些时候，周作人写信时，竟写什么“公元某年某月”，这使他非常生气，不得不申斥一番“无君无父”，现在鲁迅竟对康梁这些叛逆者那么有兴趣，这不能不使他耽心。许应骙这份忠君保国的奏折，实在是合乎礼义人心，他不能不深为感动，他让鲁迅也看看，希望他也能感动，然而鲁迅看了，竟无动于衷，只感到一股陈腐的朽味袭上心头，他把报纸扔在一旁，又拿起《天演论》，一边思索着，一边吃侉饼，剥花生米……

被进化论思想打开了眼界的鲁迅，愈是读书，愈是感到祖国需要改革，他充满着献身祖国的渴望，然而，他不知道怎么办?眼前没有现成可供他驰骋的道路，长剑戛然一声，乌云即刻散开的情景只存在于天真的幻梦中，他所看到是混浊的现实，是变革的失败，是庞大的黑暗依然笼罩着祖国的泛着血泪的山川，他深深地被苦恼折磨着。

他学的是开矿，要是运用自己的本领，多挖一点煤，让国家富强一点，大约也不失“戎马书生”的本领。然而，学校没有教给他们这种本领，教员自己昏昏然，只懂得教学生抄书，而文抄公是很难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的。更糟的是教师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矿，他们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难处，把煤挖出来不就行了吗？这谈得上学问吗?因此学校把原来聘请的开矿的技师辞退了。这样一来，教矿务的老师竟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而原先留下的矿井，挖出的煤也少得可怜，只能供烧两架矿井的抽水机之用，于是抽了水掘煤，掘了煤来用于抽水，结了一笔出入两清的账。

更使鲁迅感到寒心的是那矿井下的情景：矿洞那么漆黑，那么狭窄，而且积着半尺深的污水，泛着绿荧荧的死光。一盏被油烟熏得乌黑的矿灯，闪出一点阴凄凄的火影，微微地摇摆着，瑟瑟欲熄。火影下有几个黑影在晃动，那是矿工，他们长年累月在这里像鬼一样地工作着。而洞顶还漏着，水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矿井里的积水，发出一种仿佛是在预告洞顶随时都会崩塌沉落的声音。鲁迅见到这阴森森的景象，感到一股冷气落在背颈上，并且一直伸延到心中，心也冷了起来。这时他才感到自己仿佛走进一个远古的荒坟，这荒坟，又好像是通向黑暗无边的地狱之口。他恍然大悟：呵，这样冰冷的地狱进口处，难道正是救国图强的起点吗？这样像幽灵似地挖着那一点可怜的煤块，能挖出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道吗?他想着，感到心里更加冰冷了。

然而，矿井下的黑暗终于使他更了解自己身处的是怎样的一种悲惨世界。

1902年1月，鲁迅结束了这个使他了解自然科学，也更多了解了贫弱祖国的学校生活。他学习成绩很好，获得了“第一等”的毕业文凭，然而一张白纸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什么本领：爬了几次桅杆，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课，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吗？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那么容易了。爬上半空二十丈和钻入地下二十丈，结果呢，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鲁迅在毕业时，凭着自己的诚实和对于祖国的责任感，他感到茫然，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力量与本领可以贡献给祖国，唯一的办法只有走出自己的国土，走出家乡，到国外去造就真实的本领，再回来救治贫穷的祖国。而正在这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要选择一些学生到外国留学，鲁迅便趁此机会，东渡日本，展开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二次追求。（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三章 在大海彼岸（1）

1902年3月24日下午，鲁迅和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张邦华、顾琅、伍崇学等人一起，在学堂总办俞明震带领下，踏上停泊在南京长江码头的日本客轮“大贞丸”号，一会儿，汽笛长啸，轮船鼓起层层叠叠的江浪，开始它东去的航程。

远行的鲁迅，心情是很兴奋的。他和几位同学，能够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生奏奖五品顶戴”的身份，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往日本留学，机会实在难得。摆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种陌生的路，另一个未知的、神秘的大千世界，他将在那里展开新的追求，撰写生活史上新的一页。此时许多朦胧的憧憬，像蓝色的海波，像白色的浪花，在他心中跳跃……

江风轻拂，“大贞丸”沿着浩荡的长江徐徐行进，鲁迅和同学们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江两岸秀丽的山峦，初春的绿树，心中充满着依依的情意。然而当他们看到在葱翠的树丛里，却是农舍残破的乡村，又产生了一种悲凉之感。轮船到了扬子江口，鲁迅又深情地眺望烟雾笼罩着的上海，带着一种对故土的恋情，告别了贫穷而充满着期待的祖国，便迎着千里波涛，直奔大海的彼岸。

鲁迅刚刚踏上大海彼岸的国土时，心情仍然是很不平静的。一个月之后，他给家里寄了三张照片，并在一张照片背后题了情感跃动的、带有一点学生腔的句子：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鲁迅带着兴奋与希望，开始了他的异国学校生活。

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年，这个本来在大清皇室的眼里不过是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失败，让他们感到耻辱，而耻辱又带给他们某种清醒。于是，在1895年日清战争议和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统治者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政权，便派遣大批青年和官僚来到这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潮水似地涌进日本的留学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像鲁迅这种从西式学堂里出身的还是少数，多数的留学生是从旧式学塾、书院出来的，他们有的是童生、秀才；有的还是拔贡、举人，甚至是进士；其中不少是作八股文、试帖诗的好手。如今，他们拖着长长的辫子来到被大海包围的国家，也怀抱着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在改革的风潮中来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实是想学点新的本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甚至是借此来玩一玩，镀镀金，观赏观赏岛屿之国的风光。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惬意，在上野樱花烂熳的时节，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须戴制帽，便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同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的中国人中，却又集中了一批民族的精华。那时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大多数亡命在日本，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反清运动领导人，都在日本传播他们的思想，组织他们的抗争力量。此时，革命派与改良派还没有分裂。鲁迅到日本的这年二月，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他的改良主张通过自己新颖而带有情感的文字，正震动着年轻的留学生们的心灵。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也在聚集力量，扩大自己的阵地。在异国较为自由的空气中，又有亡命日本的革命家们的思想感染，许多留学生的心灵也很快苏醒，他们追随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们变革中国的正义活动。鲁迅到日本后，感受到一种在祖国黑暗大地上未曾感到的热烈的革命气息。他感到鼓舞，感到春意般的希望在心中流动。他经常走出校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本来就沸腾着的血流，被革命先行者讲演中的慷慨之词，掀起了一阵阵的波澜。

那时的革命者极力鼓动剪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很使鲁迅感到共鸣。中国人在背后拖着一条辫子已经两个多世纪了。在二百多年前，清王朝的军队为了在汉民族头上种植长辫，展开了血淋淋的厮杀，经过时间之波的冲刷，印象已经淡薄了。但是，在异国人的眼里，这条多余的、直拖到臀部的长辫，仍然是一种耻辱与失败的象征。在日本，这些来自大陆的学生的辫子，经常成为一种笑柄。邹容在《革命军》中说留学生穿着胡服、留着长辫穿过街心时被人讥笑为“跄跄子”的耻辱，鲁迅是亲身感受过的。鲁迅在这种革命气氛的影响下，反清的思想已经形成。于是，在1903年3月，他决定刷洗这种耻辱，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决然地第一个剪掉了辫子，表示自己反抗种族压迫的决心。剪发之后，他怀着一种洗净耻辱的轻松感和自豪感，去找友人许寿裳，让他欣赏一下更新后的风采。许寿裳也是浙江人，他比鲁迅晚半年到日本，此时也在弘文学院进修日语。他所在的是浙江班，剪辫的人多，到东京的头一天，他就与另一个同学去掉这些纠缠在头上的“烦恼丝”。而鲁迅所在的江南班还没有一个剪辫的，因为这个班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是一个特别顽固的王朝分子，他是决不允许学生剪辫的。

此时，鲁迅来到许寿裳的自修室，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辉，许寿裳见到友人的崭新模样，激动地评论说：

“呵!壁垒一新！”

鲁迅满意地再一次抚摸一下自己的头发，对着朋友，豪爽地，畅心地笑开了。

为了给自己的决心作证，他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对着照片，他看到新的自己，并对着他静静地沉思。瞬息间，大海彼岸风雨如磐的祖国和苦难呻吟的同胞又呈现在他的眼前，向他召唤，他的一腔炎黄之血顿时又奔流起来。近来，他常有这种情感的汹涌，前不久当这种情感最初拍击着他的心胸时，他无法抑制，就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此时，他感到同样的情感更强烈地冲击着他，于是，他提起笔来，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抄下这首明志之诗：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带头剪辫的行动，引起了奉命监督留学生的姚文甫的恼怒。在他看来，这是带头造反，大逆不道，他私下扬言，要停掉鲁迅的官费，并把鲁迅送回中国去。这个飞扬跋扈的监督，实际上是个伪君子，进步的留学生们早就对他讨厌透了。这回正好发现他和一个姓钱的女生私通，便借机教训他一下。一天，正当姚文甫胡作非为的时候，邹容等五个人闯入他的寓中，先批他的嘴巴，然后用剪刀截去他的宝贝辫子，并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门口示众。姚文甫当众出了丑，顿时威风扫地，连继续呆下去的胆量也没有了，便偷偷溜回国去。姚氏的败逃，使鲁迅感到兴奋。同伴们的勇敢行为，使他的身上又力量倍增。1903年4月2日，他怀着胜利的喜悦给家里报告这件有趣的故事。

那时，鲁迅和许多留学生的心，都是热烈的，有着改革中国的崇高抱负。因此，他们对于弘文学院那种糅合孔孟之道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不东不西的保守教育方针很是不满。

鲁迅和其他同学到弘文学院不久的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把他们集合起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去行礼吧！”顿时大家都吃了一惊。正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到日本来的，现在竟被强加上“孔子之徒”的桂冠，并要去拜倒在孔夫子的像下。历经万里波涛，竟翻不出孔夫子的手掌，是很令人诧异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弘文学院有明文规定：“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

校长嘉纳治五郎还公开对学生演说：“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因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以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谓教育。然其活用之方法，则必探明中国旧学而又能掺合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之规律。”这种不敢越过孔孟雷池一步的保守方针和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的保守课程内容，使远涉重洋而来的学生们深深失望。他们屡次要求改革，但都被嘉纳治五郎拒绝。1903年3月25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召集学生会的部长十余人，公布校方新制定的十二条规定。这些规定不仅对教育改革不加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在经济上进一步苛待学生。例如规定什么无论临时告假归国或者暑假归国的，每月都得纳金六元半。对于这些横蛮的新规定，学生会的干部屡次交涉更改，而教务干事三矢却宣称“坚不可改”。他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这是嘉纳的决定，谁不同意，可以退学，他也不强留。

第三章 在大海彼岸（2）

三矢的傲慢和轻蔑态度，使有骨气的中国留学生们感到十分愤慨。3月27日，他们召开留学生特别会，会上群情激愤，毫不犹豫地决定一起退学。第二天，鲁迅、许寿裳等五十二名学生马上付诸行动，愤然离开学院，显示了中国青年不容侮辱的尊严和抗争到底的决心。

学生们决不妥协的举动，使校方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这些来自长江黄河之邦的青年，团结一致的力量是难以征服的，因此，不得不让步，表示要改良课程。于是，退学的学生们又在3月31日召开会议，向校方提出包括撤消三矢教务干事之职和更订课程在内的七项条件。嘉纳一一接受，但又要学生们也承认有“措置冒昧之失”，学生们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他们指出，这完全是日本学校不尊重中国学生而引起的，中国学生绝对“无失可谢”。经过十八天的斗争，中国学生才于4月16日返校。在回院式上，嘉纳承认自己有“不善之过”，学潮终于胜利结束。自始至终参加这场斗争的鲁迅，此时感到心花怒放，他连忙给家人写信报告这个胜利的信息，说：“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校矣！”

在海波长扬的日本，鲁迅一方面与热血沸腾的同伴一起为自己的前进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则利用这个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的天地，拼命地学习。不仅学日文，学德文，而且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夜以继日地吮吸各种知识的乳汁。富有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艺术和被引入日本的西方古典美学著作以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都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他以后从事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的精神生命被新的知识润泽得一天比一天充实了。

刚满二十岁，这是一个人美丽得像宝石般的年华，谁在这样的年岁里不充满着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祖国的热望呢?鲁迅正处在这样的人生阶段，而祖国正处在变革的动荡中，他正需要自己的有志气的孩子们去拯救，想到这里，鲁迅的心里是多么不平静呵！那时，改革派的思想家们在探索着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问题，鲁迅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思考着这个问题。赫赫有名的梁启超已经撰文分析中国国民的四大弱点，那就是“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这位正在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告诉人们，只有“翦劣下之根性，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才有希望。“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人的品格如此，国家的品格也如此。因此，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受人尊敬之国，卓然冠绝于环球”，就应当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当时同许寿裳也常常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对赤诚的青年忧国者，当谈到在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他们便相对地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他们常常一起认真地思考和讨论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认识是朦胧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思想精湛的哲学家，描绘过那么多理想人性的蓝图，究竟哪一个是最美好的楷模呢？两个年轻人还无从判断。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则十分敏锐地发现，中国国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两个东西，这就是：“诚”和“爱”。

这种直觉的朴素的认识，正是后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乃至中国社会的全部科学认识的胚胎。如果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痛苦的感受的人，是无法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劣根性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一生从不知疲倦地无情鞭挞丧失“诚”的虚伪和践踏“诚”的瞒和骗，也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怀着那么深的祖国之爱与人民之爱，去揭露和抨击那种毁灭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的封建专制，那种没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尽管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的，然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萌芽呵！

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则认为中国两次当了异族的奴隶是最大的病根，这种回答显然是幼稚的。他们只看到元朝与清朝的种族压迫，没有看到几千年来各个封建王朝都一样沉重的阶级压迫。漫长的专制制度，使某些中国人失去了支撑诚实的力量，也使某些人们的情感变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码的爱。

渴望着献身祖国的鲁迅，不仅为祖国的命运在思考着，而且很快地开始了他为祖国的第一次公开的呐喊。1903年6月，鲁迅应浙江同乡会主办的、许寿裳编辑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请，决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认为，新小说是新政治的发端，它对于社会改革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这给鲁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时，《新小说》杂志特别推崇雨果，并刊登过雨果的照片，陈独秀也翻?了雨果的小说《惨世界》。鲁迅此次从日译本转译了雨果《随见录》中的一篇文章《哀尘》，发表于《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鲁迅还发表了他译述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两篇处女作虽然还不成熟，却展现了鲁迅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心和炽烈的爱国之情。

《哀尘》原名《芳梯的来历》。鲁迅所译的这一片断，是雨果自己叙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个下层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事实：在一个雪花如掌的腊月天里，一个无赖少年绅士，无端地用雪球戏弄和袭击一个穷苦女子，这个女子不得不自卫时，巡警走来，他竟不顾是非，公开袒护有权势的无赖少年，而判处被欺负的弱女子监禁六个月。雨果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

鲁迅在这篇短短的译文中，融进了鲜明的爱憎。他憎恶那个无端凌辱女子的无赖少年，把他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名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鲁迅把无赖少年视为凶神恶煞，而对被凌辱的穷苦女子却满怀同情，并对造成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恶社会表示极大愤慨。他在“译者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噫嘻定律，胡独如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的。

与《哀尘》同时发表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充满着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之作。写作这篇文章，正是拒俄运动处在高潮的时候。4月28日，东京《朝日新闻》透露，帝俄已向清政府提出七条密约，公开撕毁1902年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从东三省撤军，无理地要求把东三省划归俄罗斯版图。这一消息引起在日本的留学生的极大义愤，4月29日，五百多名留学生在东京市神田区锦辉馆集会，成立“拒俄义勇队”，并致函清政府，敦促政府坚决抗俄。此信大义磅礴，词色壮烈，并引述了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英勇抗拒异族入侵的精神。信上说：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万，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云。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于?斯巴达这种宁肯战死也不屈服的壮烈精神和冲天浩气，正是当时被污辱的中国所需要的。因此，那时候爱国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鼓吹斯巴达精神。梁启超所写的长篇文章《斯巴达小志》，就是一篇最有分量的代表作。梁启超称赞雅典为文化之祖国，而斯巴达为尚武之祖国，雅典是十九世纪之模范，而斯巴达则是二十世纪之模范。由于它以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所以它成了现代十几个强大文明国的祖国。这位改良派的大将告诉人们，斯巴达精神乃是今日中国之第一良药也。

第三章 在大海彼岸（3）

斯巴达人的尚武爱国精神实在是动人心弦，特别是那些斯巴达的妇女，她们爱国的凛然之气真是气冲霄汉。她们激励男子勇赴沙场，往往不顾危险地送丈夫、儿子到激战的前沿，然后祝福说：“愿汝携楯而归来，不然，则乘楯而归来”。有一个普通的母亲，生了八个儿子，在斯巴达与蔑士尼亚的战争中，全部壮烈殉难。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为死难的将士奏乐招魂。在招魂时，这位母亲不仅不流一滴眼泪，而且高声地、自豪地祝愿祖国说：“斯巴达乎，斯巴达乎，吾以爱汝之故，故生彼八人也。” (参见梁启超《斯巴达小志》)祖国呵，祖国呵，正因为爱你，我才生出了八个孩子呵！这种对祖国的伟大之爱，为祖国献身的神圣精神，正是感动天下的“斯巴达之魂”，鲁迅所鼓动的正是这种伟大的灵魂。

《斯巴达之魂》所描写的，正是留尼达士王(鲁迅译为“黎河尼陀”)率领三百名斯巴达将士和七千希腊盟军，与波斯王率领的数万波斯侵略军决战于温泉门的壮烈景象。斯巴达军在我寡敌众的形势下，大无畏，大无敌，“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而留尼达士王更是抱着“王不死则国亡”的为国战死的决心，和全军将士以待强敌，以待战死。战争开始后，征尘满天，兵气萧森，波斯军以潮鸣电掣之势发动进攻，而斯巴达军扼守险要，奋勇杀敌。留尼达士王身先士卒，策马露刃，在动地的金鼓声中与敌军展开厮杀。顿时，“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波斯军“无数死于刃，无数落于海，无数蹂躏于后援”，遍野横尸。然而，最后斯巴达军终于寡不敌众，刃碎镞尽，国王战死，全军覆没。鲁迅对此高声礼赞：“巍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之魂。”

鲁迅还描写了在这次劲气亘天的鏖战中，斯巴达军中只有一名因为眼睛有病未能参加战斗的士兵得以生还。然而，他的妻子却因为他未能为国战死而感到极度羞耻，她愤怒地说：“生还者非我夫”，“愿归者其鬼雄”，死谏丈夫，再赴疆场。鲁迅为斯巴达女子这种与国家同生死，与敌人不共戴天的精神而深深感动，无限感慨而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身处异国的鲁迅，对于祖国的兴亡寄以多么热切的关怀啊！鲁迅的这篇情感激越的文章，得到爱国的同学们的热烈共鸣，其中有些警句还在他们中间传颂。这篇文章，是他文学才能的最早的表露，也说明他很早就注意救治国民灵魂的问题，他以后转向文学救国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为了唤起祖国人民奋发图强，除弊改良的思想，鲁迅又撰写了《说》。

如果说《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那么《说鈤》则是鲁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1903年10月发表的这篇论文，不仅及时地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这一最新科学成果，表现出青年鲁迅努力跟踪世界先进科学的足迹，而且也显示出他是富有思想家的才华的。他不是一般地介绍发现镭的过程，而且挖掘了这个过程的不平常的思想意义，他在论文的开始就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此新原质以何因缘，乃得发见？”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一方面说明居里夫人本人的“伟功”，另一方面说明镭的发现乃是“X线之赐” 。他努力阐发这个思想：除了科学家个人的努力之外，如果没有前人的科学成果，没有X射线的发现，也就不可能有镭的发现。他看到了科学发展的继承性的真理，并预言由于这个新元素的发现，思想界大革命的浪潮可能会得到日益磅礴的发展。这种思想活泼的科学论文向人们说明：他后来转向思想王国，成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鲁迅除了撰写自然科学的文章之外，还开始翻译科学幻想小说。

科学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十分盛行，这对那时我国的社会革新家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时，就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首先译载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这种别开生面的小说体裁，给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以浓厚的新颖感。鲁迅当时也追随这股风气，着手译述科学小说。他开始是根据日本井上勤的译本《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钟月球世界旅行》，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改作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他把这部十四回的小说书稿，卖给东京进化社出版，得了三十元稿酬。两个月后，他所译述的另一部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地底旅行》也发表了。此外，还翻译了《北极探险记》，在译法上鲁迅大胆创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他托蒋观云把译稿介绍给商务印书馆，但是，编者不但不用，反把鲁迅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寄来寄去，没有人要，后来连稿子也不见踪影了。

鲁迅对科学小说表现出这么高的热情，是因为他认为这种体裁的小说与当时充斥于中国市场的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相比，可真是一种“超俗”之作，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自然，鲁迅是想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超俗”作品来促进国人的维新，对于这一宗旨，他也阐述得十分明白：“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 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显然，鲁迅是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使备受欺侮的祖国强大起来。那时改良派的思想家们鼓吹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他是觉得可行的。他在1903年10月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以后又和他的同学顾琅合编《中国矿物志》，也是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冲击下产生的。他想这种图强之道也许可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列强那么凶恶，那么贪婪，妄图吞食我们的一切，怎么办呢?鲁迅开出了一个药方，他说，有一个小孩看见一群人将要夺取他的食物，他便机敏地拿起食物自己吞掉，我们学这个孩子的办法就行了。中国虽然贫弱，但我们毕竟还是中国大地上的主人，因此，我们可以大群大群地结合起来，开采自己的资源，发展自己的工矿业，这样帝国主义虽然狡诈，也将无法找到要挟勒索的机会了。他感到，“主人荏苒，暴客乃张”，帝国主义那么放肆地步步进逼，实在是因为祖国太软弱了。他痛斥昏庸守旧、苟且偷安的清朝政府。对于帝国主义委曲求全，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今日让与，明日特许”，“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与此同时，鲁迅大声警告垂涎欲滴的帝国主义列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鲁迅满怀激情和挚爱歌颂自己的祖国：“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

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反清的思想已很强烈，因此，在1903年10月，他参加了以推翻满清种族统治为宗旨的革命组织“浙学会”。这个团体的中心设在浙江省杭州，大部分成员是杭州求是书院追求革命的师生，后来因为进行革命活动被清政府下令通缉过。这年10月间，该会的骨干沈瓞民等，聚集在《浙江潮》编辑王嘉榘的寓所里开会，商议秘密组织新的革命团体。会后，沈瓞民和许寿裳一起去邀请鲁迅参加，鲁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浙学会”正是“光复会”的前身。经过一年时间的酝酿，1904年10月，光复会正式成立。随后，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便成为光复会的正式成员。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他没有虚度年华，在这个学院里，他不仅为考入专门学校作了学业上的准备，也为他一生创造的辉煌业绩作了重要的知识准备。这一阶段不平常的生活结束后，他按照原定的志愿，到仙台去学医。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四章 痛苦的转折（1）

在弘文学院毕业之后，要到什么样的专门学校去深造，鲁迅是郑重考虑过的。

按照两江总督派遣留学生时的打算，鲁迅这些来自南京的同学，毕业后应当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但是，那时东京帝大富有盛名，日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都想踏进它的大门，竞争十分激烈。而日本当局为了防止中国留学生占据日本学生的位置，暗中又埋下不少关卡。了解其中奥秘并关怀中国学生的弘文学院教师江口先生，真诚地为中国学生着想，劝鲁迅和他的同学改入医校。江口先生介绍说，当时日本的医学质量与德国相差无几，大大超过了英、美、法等国，并且医校的发展多于工科、农校，所以名额多，可使留学生有一个较好的安排。

江口先生充满情意的劝说，鲁迅觉得是有道理的，他不想去作无谓的竞争了。何况他此时感到，医学是我们亟待复兴的民族所需要的。少年时代他亲身体验过祖国医学落后给他带来的痛苦，他早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亲一样求助无门的不幸的病人。他又从日本历史书中得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进步。尽管这种记载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然而西方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基础，这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确实起了推动作用。日本的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当时正在锐意寻求救国之道的青年鲁迅，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他暗自希望，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但愿它还可以成为我们的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因此，他接受了江口先生的劝说，决定报考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4年5月20日，根据鲁迅的请求，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向仙台医专发出了关于鲁迅申请入学的照会。5月23日，仙台医专校长山形仲艺和教务主任内田守一复函杨枢，答应周树人可以免试入学。6月1日，鲁迅便正式填写了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在鲁迅之前，仙台医专从未招收过中国留学生。因此，鲁迅的这一选择，便成了仙台市的新闻。仙台地方报《河北新报》在7月15日报道了仙台医专已批准中国留学生周树人于9月11日来校学习的消息。9月10日，仙台的另一家地方报纸《东北新闻》，更具体地报道了鲁迅已到仙台，还说他“正在寻找经营中国饭菜的旅店”。

其实，鲁迅并没有寻找什么，他是很随便的。他静静地来了，一到那里，又静静地住在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里。这就是片平町五十二番地的佐藤客店。房主佐藤喜东治，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他原是仙台一带藩镇的武士，藩主伊达的家臣。鲁迅到那里时他虽已失去武士身份，但在那一带还是颇有名气的。鲁迅就住在他的一幢木制的二层楼房里。

站在这小楼上，可以俯瞰峡谷，银澄如练的广濑川，尽收眼底。小川对岸的朦胧处，是青叶城旧址和耸立的向山和爱宕山，山上披满了深绿色的松杉，松杉之间坐落着朱红色的寺院，显得十分幽雅。客店的小院落里，则长着大榉树，树上缠满着藤萝，树下是不知名的灌木和杂草。这样的环境，鲁迅是喜欢的。

但是，这里的住宿条件却很恶劣，人声喧哗，日光直射，让人容易烦躁。虽然才是初冬时节，但天气已经颇冷了，而夜里蚊子却依然不停地飞，鲁迅不得不用被子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住脸部，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因为监狱近在咫尺，客店有时也包办囚犯的伙食。虽然饭菜不坏，但是好心的老板佐藤老人总是过意不去。学校也很为鲁迅的食宿操心，觉得和囚犯一起搭伙，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堂堂留学生是很不相宜的，因此，一再催促鲁迅搬家。尽管鲁迅觉得客店兼办囚犯伙食于自己并不相干，但盛情难却，只好搬到一个离监狱较远的土樋町一百五十四番地的新客店里。鲁迅在佐藤客店虽没有久住，但是佐藤老人很喜欢这个来自邻邦的青年学生，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他把自己珍藏的一把白壳短刀，送给鲁迅作纪念。鲁迅珍重地收下了。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全日上课，而且有两天从早晨七点就开始。课程有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伦理学、德文、物理、化学、体操等。而解剖学和组织学二科，名词皆用德语，还兼用拉丁文。拉丁文必须一一强记，这是特别容易叫人疲劳的。更使学生不得喘息的是，这个学校没有教科书，图书馆也没有可供借阅的专业参考书籍，讲授的内容全靠记笔记，因此上课时必须拼命地记，即使如此，也很难保证记得完全无误，因此，低年级的学生都争着借用高年级学生的旧笔记。鲁迅听课非常认真，笔记也用毛笔写得非常整洁，但是，对于这种连续不断的紧张课程，也不能不感到负担的沉重。

而且老师又都很严格，特别是教授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他上解剖学课的时候，时间抓得很紧，一到点就把解剖室关闭起来，迟到了就进不去。鲁迅听几?留级的“原班生”说，他们的留级，是在两门课上过不了关，其中一门就是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但是，正是这位严格得近乎苛刻的藤野先生，把日本人民的深厚友情带给了鲁迅，而这种深厚的友情是那样珍贵地一直温暖着鲁迅的心。

藤野先生1874年生于福井县坂井郡本藏村。在爱知县立医学校毕业之后，曾在母校任教。这之后，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研究过解剖学，1901年才到仙台医专任讲师。鲁迅到校时，他刚刚提升为教授。藤野先生黑黑瘦瘦的，留着八字胡，穿戴很随便，常常忘记结领带，冬天穿着一件旧衣服。有一回坐火车，竟有人怀疑他是扒手。他身上有一种率真的执拗，正直的古怪。鲁迅总忘不了他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讲课前他是那么认真地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自我介绍说：

“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在座的“原班生”哧哧地窃笑开了。然而正是这个脾气古怪的教授，典型地反映了日本人民那种善良的品格，正直的灵魂。藤野先生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后由两个当医生的哥哥扶养上学。少年时代，他曾经在家乡的酒井藩校，和他的老师野坂学过汉文，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因此，他也尊重这种历史久远的文化和创造这种文化的国家与人民。这种经历使他和一个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求学的中国青年的心灵息息相通。他很自然地感觉到，鲁迅身处异国，又是在仙台，没有本国的伙伴，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他从主人与老师的双重责任感出发，对鲁迅便特别关怀。开课一个星期后，藤野先生派助手叫鲁迅来到研究室。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于是，鲁迅把笔记本交给先生。不多时，藤野先生又把笔记本退还给鲁迅。鲁迅把笔记本打开时，竟吃了一惊，同时又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讲义已经被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而且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加以订正。

藤野先生还让鲁迅每周把笔记本交给他一次，他都同样认真地加以改正，一直继续到教完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还有一次，藤野先生在检查鲁迅的笔记时，发现一幅下臂血管图画得不准确，便指着图，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动了一点位置。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可是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有法改换它。现在我替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鲁迅的好胜心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老师的批评，他口头答应着，心里却说：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物，我心里记住就是了。”

然而，不知怎样，藤野先生这段教诲，竟是那样不可抗拒地征服了鲁迅，叫他始终不能忘却。藤野先生这种把科学和艺术严加区分的求实精神，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 痛苦的转折（2）

鲁迅从藤野先生那里感受了一种崇高的爱，他深切地理解：这不仅是老师对学生的严格的真挚的爱，也是日本人民尊重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这是日本人民给鲁迅留下的永远不会消失的美好记忆。鲁迅回国后，把藤野先生送给他的照片，一直郑重地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时时衷心地缅怀着他。在黑暗笼罩着中国的年月里，藤野先生的形象在鲁迅心中熠熠闪光。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发动侵略，鲁迅对此感到义愤填膺时，藤野先生的形象依然使鲁迅确信日本人民是善良和友好的。《藤野先生》正是鲁迅用记忆中最美好的情感织缀而成的，这篇散文最后深情地写着：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又点上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由于藤野先生认真的辅导，鲁迅第一学期的考试赢得了中等成绩，平均分数在及格之上。虽然不算太好，但也很不容易了。

“中国人是低能儿，能得到这样好的成绩吗？”一部分受沙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歧视中国的日本学生怀疑起来了。于是，一种无端的侮辱随之也降临到鲁迅头上。

一天，鲁迅同级的学生会干事来到他的宿舍，声称要借他的笔记看一看。鲁迅便将笔记找出来交给他。这位干事只翻检了一下，并没有带走，当场就还给了鲁迅，鲁迅感到纳闷。那位干事走后不久，邮差就送来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第一句话就是：

“你改悔罢!”

当时在日本的学生都知道这句话的含意。这本来是基督教的圣经《新约》上的教训，而当时列夫·托尔斯泰反对日俄战争，便把这句话分别写在给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的信中，此事曾在日本轰动一时。列夫·托尔斯泰的信最初发表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以后日本社会主义者办的《平民新闻》周刊加以译载，进行反战的宣传。此文引起当时日本主战者的愤慨。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敢于教训天皇，更使他们不满。而现在给鲁迅写匿名信的学生似乎是个冒头鬼，他竟不知不觉地中了托尔斯泰的“毒”，一说话，就用上托尔斯泰的语言。紧接着“改悔”的警告之后，就是毁谤，说是上学年解剖学的试题，藤野先生在鲁迅的笔记本上都打了记号，所以鲁迅才得到那样好的成绩。

鲁迅读了这封信，气愤极了，他这才想起前几天的那一件事，也是对他放的一支冷箭。那天因为要开全级学生会议，学生干事在黑板上写通知，最后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下边特别加了一个表示着重的圆点。鲁迅那时只觉得好笑，不明白它的意思，现在才明白那“漏”字，原来也是在影射自己因为藤野先生“漏”了试题才考得不错。

鲁迅越想越生气。他的考试成绩除了伦理学在八十分以上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是六十多分，均属丙等，而藤野先生所教的解剖学，他仅仅得到五十九点五分，属于丁等。这样低的成绩，怎么可能是藤野先生泄露了题目呢？这样的成绩，竟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偷窃而来的。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莫大侮辱，这种侮辱比以往的任何侮辱都更强烈地刺伤着他。是的，在少年时代，他遭到过当铺老板的蔑视，遭到过被视为“乞食者”的冷眼，然而，这毕竟是对个人的侮辱。而现在，他感到的不仅是对个人的侮辱，而且是对自己的民族、自己酷爱的祖国的侮辱。在侮辱者眼里，我们的民族是那样低能，那样愚蠢，没有出息，连得个五十九分都被看成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奇迹。他无法平静了，愈想愈感到悲哀，他为祖国的贫弱而悲哀，为自己得不到一个强大祖国的支持而悲哀。鲁迅感到自己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都受到了侮辱，他痛苦极了!

没有比自己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遭受侮辱更使鲁迅感到忧伤了。个人，民族，如果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还会有什么希望和未来呢?然而鲁迅后来却偏偏看到一种使他的心灵遭到更大打击的事情：他发现正是自己的同胞，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这种民族的尊严感。

那是到仙台的第二年，学校增添了细菌学的课程。细菌的形状全是用原版幻灯片来显示的。这是一种德国式的教育法。教完一个段落还没有下课的时候，那位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总爱给学生放映一些风景或者时事的画片。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放映的大多是日本战胜俄国的镜头。每当画片上出现日本胜利的镜头，“万岁”的欢呼声立即沸腾起来。

有一回，鲁迅看到了一个奇异的镜头，那里有一个自己的同胞，夹在日本军人中间，被绑押着走赴刑场。据说他是给俄国人做侦探，要枪毙示众了，而周围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当时斩处“奸细”的情景真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用的是中国的酷刑。曾经发表于报端的《俄国奸细之斩首》的照?说明，就叫人寒心，“中国古来之刑，在于杀一儆众，故其刑极为严酷，宛如所见之佛家地狱图，毫不宽贷。若夫捕至马贼，游街之后，以所谓鬼头刀之钝刀处斩，裸尸曝市示众。尸体身首异处，横抛街头，血流凝聚成块，状不忍睹，尤其日军对俄国奸细所处之极刑，多用斩首”。看到被斩的惨状，周围的中国人竟麻木而无动于衷。“万岁！”此时课堂里又爆发出一阵欢呼。

顿时，愤怒、屈辱、悲痛一起猛烈地在鲁迅的心中燃烧起来。写过《自题小象》和《斯巴达之魂》、立志“血荐轩辕”、呼唤过祖国人民应当有斯巴达勇武不屈精神的鲁迅，怎能忍受这种放肆地嘲弄我们民族尊严的喝彩，怎能忍受在同胞流血时无动于衷的麻木呢?哀莫大于心死呵！一个民族失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呵！鲁迅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他常常独自躺在教室外面的草坪上，仰望长空，长空中的乌云在翻滚，像一群狂怒的野马在急驰，而在他心中，狂飙突起了，家乡的势利的眼睛，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神州大地上沉重的暗夜，两个恶魔对祖国领土旅顺港口疯狂的争夺，东京街头中国的留学生被讥笑为“半边和尚”，还有“你改悔吧’的匿名信，以至今天的这种麻木与喝彩，都化为一把把利刃在割着他。在这思绪万千的忧虑中，这无形的利刃，终于把他“医学救国’的信念割断了。他突然仿佛从梦中醒来，以从未有过的清醒意识到：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加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健，假如精神麻木、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种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民族、于人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一个新的明确的信念在鲁迅的心中诞生了：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以新的姿态展开新的生活。

鲁迅到日本之后，日甚一日的祖国危亡的形势使他无法安静地呆在解剖室里了。时代的必然的大潮流，通过幻灯画片这一偶然的契机，把他推上了思想革命的战场，使他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自己的武器，他这时认为唯有文学艺术才是医治国人灵魂的最好药方。

鲁迅在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后，便去向他所热爱的藤野先生告别，藤野先生听了之后，脸上的表情有点悲哀，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于没有说。他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鲁迅，后面题着“惜别”二字。就这样，鲁迅带着爱，也带着悲愤，在那一学年尚未结束时，就离开了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此时，正是1906年的春天。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五章 初婚（1）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不久，夏季已经来临。

到东京之后，他把学籍放在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仍然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领取清朝的官费。他对德文原来有一些基础，现在进一步学习，想以此作为钥匙，去打开西方文学之窗。这时在鲁迅的心中充满着拯救民族的纯真热望。然而，对于鲁迅的这种崇高的抉择，在东京的友人们却不能理解，反映很冷淡。那时，在一般青年留学生的心目中，只有理工或政治，才是救国和自救的药方，而空洞的文学对于自己和民族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聪慧过人的鲁迅，竟要把人生抛进文学的深渊呢？

当鲁迅正在思考着如何开始这新的选择后的第一步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母亲从家乡接连不断地来信，催他回去结婚，有时一天竟有两封信来催促，弄得鲁迅焦躁不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他既没有顺从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准备。1906年，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母主宰婚姻的时代，哪怕是最慈爱的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裁决儿女婚姻命运的权力。这个几千年来的习惯力量，是强大的，它在继续地制造着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的悲剧。鲁迅身在异国，似乎比较容易逃避家庭安排的命运，然而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涯，理解母亲的内心的寂寞。他不愿意刺伤母亲的心，于是，他妥协了，回国了。

周老太太所以如此匆忙地决断鲁迅的婚事，是因为她听到一个谣言，说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同乡，看到鲁迅和一个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看见他们领着孩子在神田街头上散步。周老太太听到这种谣言是不能不慌乱的，那时确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留学生。当时的留学生有不少是出身富裕的，其中很多人甚至还雇着佣人。就经济状况说，日本的学生毕竟赶不上留学生。那时，在日本的《万朝报》上曾刊登过神保町的漂亮姑娘嫁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而且，这样一结合，留学的人也留在遥远的日本了。一种恐惧情绪控制了周老太太：如果这消息竟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呢?鲁迅是她的长子，日后家庭的重担是要靠他来担当的呀!

周老太太选择的新娘，名叫朱安。平常家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阿安”、“安姑”。她是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儿。家就在绍兴城内的丁家衖，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这门婚事也正是玉田夫人的大儿媳妇，即周伯的妻子谦少奶奶的提议。这位年轻的少奶奶，出身于绍兴赵氏大族，长得漂亮，而且能干，很有《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之风。她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个院落里，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可以隔墙呼话。每天一早起来，谦少奶奶就会亲热地给老太太问安，使周老太太和她有朝夕相处的亲切之感，在丈夫去世、儿子远离的凄冷岁月中，周老太太很喜欢和这个善于言词的晚辈媳妇闲谈。谦少奶奶出于对老人的关怀，便介绍了婆婆的内侄孙女阿安来给周老太太当大儿媳妇，让老人有个贴身的陪伴，周老太太欣然同意，而且和朱家订了婚约。

鲁迅当时远涉滔滔的大海去异国深造，怀着伟大的生活目的，追求知识，追求光明，个人的事，想得很少，结婚的事，更是从未想过。对于做媒的周玉田老人一家，他是熟悉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至于说到朱安，鲁迅恐怕并没见过。到了鲁迅去南京求学后的1899年5月14日，周家曾撑着两条船去夹溏看戏，当时男女分开，各坐在—条船上。在女子坐的那一条船上，除了鲁迅的母亲、玉田夫人和媳妇谦少奶奶外，还有一个就是朱安。也许那时母亲就为儿子看中了朱安，但鲁迅不知道。而母亲所安排的这种命运来得这么突然，他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深思熟虑，只有一个单纯而幼稚的愿望：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不能让母亲难过。他想：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这位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的留学生，默然地服从着母亲的一切安排，按照旧式婚姻仪式完了婚。婚姻仪式后，鲁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台门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二人扶着上楼入新房。他始终沉默着，扶他的时候，他不推辞，也没有一句话，在别人导演的这场似忧似乐的悲喜剧中，机械地充当着无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现实，又仿佛是梦。出现在鲁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着一副黝黑狭长的脸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脚、给人以发育不全的病态感觉的少女。伤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掺杂着悲凉的同情，一时纷至沓来，齐集心头。鲁迅脸色阴郁地沉默着。

这一?，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很快地感到现实强加给他的无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后没几天，他就匆匆地返回东京去了——他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第五章 初婚（2）

真挚地疼爱鲁迅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此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鲁迅对友人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抽掉爱情的灵魂，婚姻只剩下一个空壳。在这种难堪的空壳中沉默着，即使在教育部任佥事过着那种死寂得令人窒息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唯一一次提到朱安的日记中流露过一点不满： “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 颇谬。”那时，他的心境实在太坏了。

1919年，鲁迅三十九岁了。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一所房子，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那时鲁迅除在教育部任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噢”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很尊重朱安的人格，他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但无法使他产生爱情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朱安与周老太太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在阜成门内西四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吃饭时，鲁迅总是坐在靠“老虎尾巴”的一方，老太太坐在靠旁门的一方，而朱安则坐在周老太太的对面。但是谁能理解这四合院里两个中年人的心灵的距离呢?

鲁迅实际上是过着简朴的独身生活，在严冬季节甚至还穿着单裤。有一次他对孙伏园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反而被生活所累了。”鲁迅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却是一个性情温顺，平和地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对于鲁迅的沉默和冷淡，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朱安都无声无息地接受。唯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个贤良的女子，只是偶而才发出这种淡淡的没有爱的哀怨。

终年无语。确实是她和鲁迅之间的令人悲哀的现实。在这种现实的寂寞的土地上，她的心也是痛苦的。她虽然不识字，但心是善良的，精明的。她是一个中国农村中普通的旧式女子，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社会三从四德这一类封建礼教的熏陶。从自己儿时就开始形成的道德观念和品格观念出发，她在婚前天然地顺从父母，在婚后天然地顺从婆婆和丈夫。她在深深的宁静的院落里宁静地生活，和墙外的世界隔得很远。她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来了解鲁迅是怎样一个不平常的人，然而，她却从一种天然的中国女子传统的坚贞，对鲁迅怀着情意。以至到鲁迅辞世之后，她仍然守在鲁迅母亲的身旁，终身伴随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甚至在老人逝世之后，她也依然把自己和周家紧紧连在一起。她对鲁迅的友人许寿裳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样说，我怎样办，决不违背！……”她虽然没有文化，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为了取函领款而刻印的图章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周朱氏”三字。然而她也有自己的心思，也有心灵创伤的疼痛，她也常静静地想着，只是她也只能蕴藏在心里，没有什么地方好去诉说，也没有能力去向别人诉说清楚。

没有爱的悲哀和对于爱的剥夺者——封建礼教的憎恨，交炽在鲁迅的心中。这使他对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燃起了发自心底的共鸣。那位少年痛苦地唱道：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鲁迅深沉地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作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作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作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热风·随感录四十》)

鲁迅是富有良知的人，即使在这种情感迸发的时刻，依然清醒地说明女性的无辜，对她们的牺牲寄以深切的同情。由于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他更清醒更深切地认识到：他和朱安的婚姻悲剧，只是四千年旧账中的一页。毁灭无数青春的悲剧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祖传的吃人的筵席，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国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这种自称为“东方文明”的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负有多大的历史罪恶啊！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1）

鲁迅结婚后的第四天，和周作人一起东渡。他把婚事留下的难言的愁闷，暂时抛进了大海的波涛。返回日本之后，便专心致志地扑向他决心毕生从事的文学事业。

当时，正是尔后对鲁迅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后奔赴日本的时候。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孙中山等人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发行《民报》，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围绕着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正在展开一场大论战。章太炎被推为《民报》主笔，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先进锋利的思想融于一炉的文章，揭露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也揭露在革命潮流中赌博的吴稚晖等人“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章太炎的文章，说的是救国的真理，加上笔锋强劲，气概非凡，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就是深受其鼓舞的一个人。他钦佩学问家的章太炎，更钦佩革命家的章太炎。他不仅爱读章太炎的文章，而且对他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以1906年为界，在这之前，鲁迅主要是受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而1906年之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代替了。从学洋务，到对维新的信仰，到站在革命派立场对维新派展开批判，这是青年时代的鲁迅思想成长的三部曲；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前进的步伐。

鲁迅弃医从文这种人生道路的改变，是与他政治上从改良到革命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之后，他充满着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的渴望。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救国，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因此，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商定要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期望通过刊物的呐喊，在文学艺术领域打开一个局面，为祖国尽一点力量。那时，他特别努力学习德语，很注意外国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文学，因此决定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移用但丁诗集的名字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鲁迅用这个名字寄托一种希望：愿《新生》之刊能像但丁那样，大胆探索自己民族的灵魂，从而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获得新的生机，新的活力。

鲁迅不想把《新生》变成政治活动的园地，只是想发表一些唤起祖国人民新精神的启蒙之音。然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已迫近眉睫，周围的人都热心于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对文学艺术很冷漠，用文艺刊物来陶冶精神的意义，还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因此尚未问世就流产了。这种流产除了“背时” 的原因之外，就是原来热情支持《新生》的人也走散了。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回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新生》的命运是很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他一走，就只剩下不名一文的几个人了。蕴藏着许多美好憧憬的《新生》之梦的幻灭，使鲁迅感到一种失败的苦恼。刚刚迈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步，就受到了挫折，何况为了迈出这一步，他们已经费了很大的气力。他们不仅拟好刊名，而且还特地印了稿纸，约了稿件，选译了一些外国作品。第一期的插图也已选定，这是从英国十九世纪名画家《瓦支画集》中选出来的一幅油画，题为《希望》，画一个包着眼睛的诗人，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鲁迅还物色了后几期的封面，准备选用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髅骷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现在不仅这一切力气白费了，而且还招来了冷嘲与热讽，有人故意挖苦刊物的名称说：“这不会是县试所取的进学的新生罢”。

《新生》的筹办，真像一场短暂的梦，倏忽幻灭了。失败给人以烦恼，但也给人以清醒和智慧。鲁迅思索着：是呵，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事业是很艰难的，需要有更充分的准备。然而失败丝毫不能挫折鲁迅的锐气，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便开始投稿了。最初他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付邮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着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过了很久，上海给他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但他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写着，不屈不挠地追求着。他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地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是很使鲁迅感到失望的。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地写文章，然后寄出去。鲁迅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韧性?精神，使他踏碎了前进道路上各种荆棘与障碍，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尽管稿子被不断地退回，但是他的思想在艰难的磨炼中逐步犀利了。从1907年底到1908年，他在《河南》杂志先后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主要是阐述他的科学观，有的则着重阐述他的政治观、社会观、文学观。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所谈的一切都与改变人的精神息息相关，都在探索祖国的新生之路。这些论文尽管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一个青年思想家的非凡才能，却表现出来了。人们感到，他比写作《斯巴达之魂》的时代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2）

发表鲁迅论文的杂志《河南》，主编者是刘师培。这一年秋天，刘师培和邓实创办了《国粹丛编》，刊登了一些冗长的考据文章，现在，他又要创办一个《河南》杂志，请周作人在南京时的同学孙竹丹向鲁迅约稿，鲁迅便给《河南》第一期写了《人间之历史》(收入《坟》时改名为《人之历史》)。

《人之历史》是鲁迅关于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性文章。鲁迅自从在陆师学堂接触了《天演论》以来，一直感到生物进化论对于变革中的祖国是很需要的，因此，他希望让祖国人民多了解这一生物学的真理。于是，此次他便介绍了德国坚定的科学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及其一元论的生物重演律学说。

海克尔在1899年出版的《宇宙之迷》一书，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建立了种系发生学。这一新的学说证明：人类个体胚胎的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的发展过程，个体发育过程就是种系发展过程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因此，人类个体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再现了生物进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即再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鲁迅通过对这一学说的介绍，着重说明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不断演变过程，人是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逐步进化、最后从猿猴类变来的，而不是神创造的，海克尔这种学说给宗教黑暗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引起了反动神学家的极度仇恨，列宁曾说：“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他以兴奋的心情赞扬这个敢于向上帝挑战的科学家说：“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鲁迅以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敏锐感，发现了海克尔学说的意义；于是，他选定这种学说加以张扬。那时，海克尔的《宇宙之迷》已有日译本，鲁迅便复述了书中的一些内容，他介绍这些内容，其锋芒所向是很清楚的，文章一开头就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抱残守阙之辈，闻新声而疾走”的情况，鲁迅渴望科学的强大力量，人类进化的法则，能战胜这些陈腐的，阻碍祖国新生的力量。

1908年，鲁迅先后又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在这些长篇论文中，鲁迅的精神救国的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

他的这三篇论文，反对寻找救国道路时走“唯物极端”的道路，否定走纯物质、纯科学技术救国的道路，而坚决主张走精神解放的道路，个性解放的道路。

发表于1908年6月的《科学史教篇》，说明了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关系中，物质性的科学技术与精神性的社会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等，何者更为重要，何者才是拯救民族的当务之急。他用科学发展史实的丰富资料，说明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他又提出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即科学技术既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种推动力，那么，科学技术本身的推动力又是来自哪里呢?这确实是当时主张科学救国的人很少想到的，而鲁迅通过对科学史的钻研，却发现了科学的发展往往要靠一种“超科学’的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包括道德、理想、爱国精神等等。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理想等，才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他说：“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科学发现，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日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此时，鲁迅把超科学之力，即“理想”、“圣觉”的力量，不仅看作是科学前进的推动力，同时看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推动力。这种把精神因素当作社会前进终极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使他引伸出的结论，便是要救中国，不能“以科学为先务”，而应当以“超科学”的精神为先务。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3）

从这种基本见解出发，鲁迅把他开始热烈追求的能够激发人们精神的文学艺术的地位提高了。在《科学史教篇》的结尾，鲁迅告诫人们，科学固然是神圣的，但是社会决不可以走只是崇尚科学知识的极端，一旦走上这种极端，人类美好高尚的情感和明晰敏锐的思想将会消失，社会将走入寂寞，科学也将随之走向虚无的深渊。因此，人们不仅要求有牛顿、波义耳、达尔文、康德等科学之星，而且也要求有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卡莱尔这样一些文学艺术的豪杰，这些文学艺术家在人们心中唤起的精神和情感，将给世界增色，并将不断地丰富人类的文明。鲁迅提醒人们不要急功近利地一味追求物质而忘记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对于处在精神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来说，要获得新生，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把人的精神看成是一种终极的神秘的圣觉力量，认为它是扭转世界的杠杆，则显然是一种空想。

这一年8月，鲁迅发表的社会政治论文《文化偏至论》，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史教篇》中初步提出的思想，更强烈地指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数”；这篇慷慨陈词的长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论点，即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振奋。“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确信只要国人精神振作，个性崛起，那么，祖国将成为强大之邦而无敌于天下。他这些强烈的见解，归结为一个著名的口号，即“任个人而排众数，重灵明而非物质”。此时，在这个青年思想家的心目中，一切都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最严重、最急切的问题唯有改变人的精神。救国的根本之途，祖国的复兴和强大之本，就在于个性的崛起，精神的解放。

不是通过武器的批判，不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革命来达到对社会的改造，而是通过批判的武器，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建立一个人性复归的理想国，这种以个性解放为社会解放的轴心与决定点的思想，只是一种幼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社会是不可能听从这种意见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面貌的，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愚蠢而残暴的高压政策下的中国，人的尊严被践踏，“个人之性”被“剥夺无余”，在此情况下，一个勇敢无畏的思想家提倡个性，撰写个性解放的文字，呼吁大家从奴性与麻木的状态中觉醒起来，振奋起来，却使祖国人民感到格外亲切，也是沉睡中的祖国所需要的。

鲁迅的这些重要见解，当然不是一时的闪念，也不是无的放矢的。那时，各种政治派别对于如何使祖国得到新生见解十分歧异，斗争也十分激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民报》鼓动反清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却主张君主立宪，他们还想修补满清帝制这个即将崩塌的大厦。他们的《新民丛报》鼓吹的正是这种改良主义道路。此外，还有以杨度为代表的另一派，他们以“海外孤臣”的身份，既不主张反清革命，也不赞成保皇立宪，而继续鼓吹“金铁主义”，自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际上是洋务派的余波。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与《文化偏至论》中，站在革命派的营垒中，对持金铁主义主张的洋务派和持君主立宪主张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包括对他自己在1906年之前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否定。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曾鼓动过“实业救国”，认为中国只有“结大群而兴业”才有希望，而现在他感到脱离救国之本的“兴业”主张过时了。无论是“黄金黑铁”，“兴业振兵”，还是“君主立宪”，“议会国会”都不足以救中国，洋务派和改良派以此来改革中国社会，丢弃了最重要的精神变革，实际上是舍本逐末，“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如果离开精神这个根本的问题，如果人民不觉醒，民族精神不振奋，“举国犹孱”，那么，即使“授之巨兵”，掌握了坚炮利器，又有什么用呢?鲁迅责问道：“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既然民族的浮沉兴衰关键在于精神，那么，拯救民族的有生力量自然应当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的精神之战士，这种战士应该是强者，他们天性率真，无所顾忌，勇于抗俗斗伪，敢于蔑视一切偶象和权威，能激发人们精神不息，顽强进取。在鲁迅当时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就是这样的精神战士。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4）

当时尼采的哲学正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鲁迅也醉心于这种新鲜的、惊世骇俗的新哲学。他觉得，处于精神极端贫困的状态中的祖国，正需要尼采这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来加以震荡。鲁迅认为，西方的国家开始也尊重个性，尊重人的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由于他们的平等是“夷隆实陷”，削平出类拔萃的人，结果反而使庸俗之辈，汇成大流，浩浩荡荡而出，把社会又拖到平庸的深渊。又由于社会注意外在的物质，抛弃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结果是芸芸众生被物欲所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此停止，奸诈、虚伪等罪恶行为，日益滋生，这便形成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因此，鲁迅认为，在这样的时候，尼采、叔本华学说的提出，简直像是洪水泛滥时的诺亚方舟。他还认为，憔悴的中国社会的精神要振奋起来，就得依靠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英杰、力抗时俗的异端和敢于向神挑战的摩罗一样的英雄。只有这种人，才能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无所畏惧地坚守自己的主张，不随波逐流，不为时俗所俘虏，对于中国，这种精神战士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

鲁迅接受尼采的思想，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借以打翻还在统治中国的君主偶象，挽救沉沦中的祖国。因此鲁迅早期的思想尽管运用尼采的某些口号和思想形式，但其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就“任个人”来说，鲁迅指的个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敢于站在时代前列、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织分子，而这种从奴性中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个性的精神战士，是引导大众获得解放的先驱，是敢于反抗强暴和压迫的同情弱小民族的英雄，而不是尼采式的“超人”，以强凌弱的侵略者，任意摆布人民大众的政治寡头。因此，对于尼采与拜伦这两种“精神界之战土”，鲁迅更喜欢拜伦。

在发表于这一年二三月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鼓吹的就是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土。鲁迅纵观西方文学史，觉得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显克微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摩罗”诗人，都是这种战士。“摩罗”一词，源于古印度梵语，是“恶魔”的意思。鲁迅采用的这个译语则出自梁武帝以前所译的佛经。这在欧洲称之为“撒旦”，是英国启蒙主义诗人密尔顿的名著《失乐园》中的一个形象。十九世纪被英国宫廷封为“桂冠诗人”的骚塞，对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加给了“魔鬼派”的头衔，是因为拜伦打破宗教的传统观念，偏偏给被污辱的所谓“魔鬼”唱赞歌。例如他的浪漫主义剧作《该隐》，就是一个代表作。他在这个剧本中描写了这样的故事：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继续赞美驱逐他们的上帝，而具有反抗精神的该隐对父母和弟弟亚伯的卑躬屈膝很不满意，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驱逐和欺负父母的上帝竟是善的化身？正当他在怀疑的时候，堕落为“撒旦”的天使卢息弗在他面前出现了，他追求自由、敢于反抗上帝的精神，使该隐十分钦佩。该隐于是跟着卢息弗遨游宇宙，看到星球里也有死亡，就问道：既然上帝也创造死亡，为什么还被人认为是善的力量？卢息弗肯定地回答说，上帝并不是善，而恰恰是世界上恶的根源。拜伦就是这样用”恶魔”的观点来看上帝，鼓吹反抗至高无上的偶象。鲁迅所称赞的摩罗诗人，正是卢息弗这种傲岸不驯、真诚坦白的精神战士。他们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的“新声”，发“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时代最强音，敢于藐视神的权威而不惜被人视为魔鬼。他们为真理而勇猛地开拓前驱的道路。

这种具有强大个性力量的精神战士，与尼采式的精神战士不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都想图强，但爱憎却截然不同，“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是站在强者的立场，而拜伦等人，“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是站在弱者的立场。鲁迅更爱力抗强者的“摩罗”性格。鲁迅觉得，中国的兴起，中国要从精神萎顿状态中振作起来，正需要一批具有这种“摩罗”性格的启蒙家，像他们那样地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打破祖国社会之沉寂和民族精神之偏枯，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5）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它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为祖国呼吁精神战士，而且全面地阐述他的文艺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受到王国维的文学“非功利”的美学观的影响，有的则留下梁启超“文学政治功利化”的思想痕迹，在理论上认为文学“与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在实际的说明中却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认为它是民族兴亡的“首义”，鼓吹文学救国。鲁迅这时还不满三十岁，文学观还不成熟，观点互相矛盾，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已经开始了对文学的全面探索，已经为中华民族创造巍峨灿烂的文学纪念碑安放了更多的基石。

鲁迅在1908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点，即把精神因素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杠杆，显然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

在鲁迅心目中，章太炎最可宝贵的是学问与革命性兼而有之，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而章太炎当时认定的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其中心点也正是在于激扬精神这一点。在改良派主张“兴业振兵”，输入西方科学技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技术、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和社会改革的武器。因此，他反对一味崇拜西方，轻视自己，斥责资本主义文明的流弊。特别是在1909年鲁迅所作的《破恶声论》，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更为明显。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留日学生的欢迎会上，曾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认为中国当时最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所以为佛教辩护，谴责破坏佛教的行为，号召祖国人民不忘自己身上环流着“炎黄之血”，正是受到章太炎先生的启发的。

1908年夏季，章太炎已直接成为鲁迅的老师。《民报》被禁之后，章太炎便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清风亭、帝国教育会、神田大成中学，都有他的讲习点。已移居“伍舍”的鲁迅、许寿裳、周作人，很想去听讲，但因时间冲突，便通过章太炎的女婿龚来生与章太炎联系，请他用星期日午前时间在寓所——民报社另开一班，太炎先生欣然应允。于是，一个新班成立了，成员一共八人，除了“伍舍”中的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和周作人之外，还有原来曾在大成中学听讲过的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

7月21日，星期天。他们来到太炎先生寓所，开始就学于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一到八点，章先生就准时开讲了。讲的是音韵学，先讲三十六字母和二十二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词古奥但无一句空话。他对学生说：“音韵之繁简递嬗，其现象颇背于进化之理。……”讲了一番道理之后，接着是扎实的历史情况的叙述：古音大略有二十二部，至汉则仅有六七部，至隋唐则忽多至二百六部，中唐以后变为百七部，至今韵亦如之，而方音仅与古音相类，不过二十余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来到民报社听讲。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的知识。

每次讲解，鲁迅总是静静聆听，用心记录。他仰慕的太炎先生，那时生活穷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见博识，思想高超，加以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无比精通，讲起来挥洒自如，夏天盘腿坐在席上，穿一件长背心，手捻着泥鳅似的长须，讲话滔滔不绝，庄谐杂出，令听者为之倾倒。在当时，不管是思想之深邃，还是学问之博大，太炎先生都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鲁迅本来就有旧学根底，经过这位大师的指点，又向更渊博的境界挺进。鲁迅后来做学问的求实作风以及考据、校勘、整理文物的非凡功力，都与章太炎的影响分不开。

鲁迅对章太炎是很敬重的，但是对于先生所讲的一切，他是独立地加以思考的。对于太炎先生把文字学也归入文学，而且一提到文章，就讲“条理缜密”，却不注意文学艺术的感情特征，鲁迅就很不赞成。有一次，太炎先生问起鲁迅关于“文学”的定义的看法，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先生想了想，就开导学生说：这种说法虽然有新义，可仍有不当之处。例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虽是文学，却不动人的感情。”对于先生的教诲，鲁迅来不及思索，没有马上与老师争辩。但他经过一番思考，还是觉得这位博学的老师不对，于是，他对许寿裳说：“先生把文学看得太广泛，其实有些文字，如《海赋》之类，就不一定是文学。”鲁迅由于很注意阅读外国文学，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突?旧学固有的观念，而章太炎则还没有跳出“朴学”正统派的框框。

第六章 为了祖国的《新生》（6）

1908年，鲁迅还开辟了为祖国新生的新阵地，那就是译书。为了借他人之新声，发国民之蒙昧，他和周作人努力介绍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特别是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的小说，同时也注意介绍暴露沙俄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他觉得这种作品中跳动的声音，容易引起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共鸣，这也许能够起到一点疗治国民精神衰颓的作用。于是，他们开始编译《域外小说集》。但是做这项工作，正如后来鲁迅自己所说，一要学问，二要朋友，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除了第五样无法预料之外，前四样他们也都不全。不过他们还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硬干下去，他们准备先印两集之后，卖回本钱，还要继续编印下去。于是，选材，翻译，润色，校阅，用了许多辛苦的白天和夜晚。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1909年2月，印出第一集，共一千本；到6月间，又印出第二集，共五百本。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出售处结了账，结果是令人沮丧的。第一集仅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集卖去了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集多卖一本，那是他们的朋友许寿裳去买的。在上海听说也只卖了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集只得停印。几年后，上海寄售书处失火，所存《域外小说集》全部化为灰烬。后来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中说：“我们过去这梦幻似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但是，《域外小说集》那些催人觉醒的文字的价值，在五四运动的大波冲刷之后，终于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域外小说集》中所选择的作品，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针对性的。俄国安特莱夫的作品中所暴露的黑暗，也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安特莱夫所指出的俄罗斯民族的严重病症，有着同样病情的中国人看了之后，自然也会感到痛楚的。鲁迅痛感中国国民性中缺乏“诚”和“爱”，因而他选译了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谩》与《默》。

《谩》描写一个男青年真挚地爱着他的恋人，而他的恋人也信誓旦旦地说：“吾爱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然而她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投入另一个“伟美傲岸者”的怀抱。失恋后的男子悲愤至极，看清了社会无所不在的欺骗与黑暗，他呼喊“诚”来救援，他说：“援我!咄，援我来！”然而没有用，“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呵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默》则是刻画牧师伊革那支毁灭爱的凶恶形象。他“为牧师酷，为父凶，缘此罪障，乃不能自保其骨肉。”他带着冰冷的心，逼死了自己的女儿威罗，妻子也因女儿的夭亡而悲痛得性情变态，成了一个沉默的人。牧师从此处处碰到沉默的报复，以致于疯狂。这是一篇表现摧残“爱”而导致“默”、导致死寂和灭亡的哲理性小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把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当作一种精神武器，期望它们能够有助于打破无声的中国那种令人窒息的沉寂。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七章 辛亥前后（1）

1909年6月，鲁迅告别了日本。这位在人生路途上已经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的留学生，此时，仿佛也告别了可以任理想驰骋的青春时代。

鲁迅的归国，不是因为祖国了解他的赤子抱负而召唤他回来的，而是因为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结婚，家用开支太大，母亲需要他挑起家庭的经济负担。就这样，他刚刚振翅起飞的文学救国的理想，迫于令人惶悚的生计而不得不暂时收起美丽的羽翼了。

他踏上国土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它毕竟还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驴尾似的长辫，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后。没有辫子的人，在那时的许多人眼里，仍然是一种怪物。

鲁迅的辫子早已留在日本作了纪念物：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为了避免意外的麻烦，鲁迅一到上海，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先去装条假辫子。那时上海有一个专门装假辫的名师，留学生们早已闻其大名。虽然他装一个假辫要收大洋四元未免过于昂贵，然而确实装得巧妙，不是仔细察看，是看不出岔子的。但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在人群里行走却要时时提防被挤掉或挤歪。鲁迅拖着假辫子回到故乡，他的母亲倒没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带着怀疑的眼光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的，就冷笑一声，心里在说：“这是要被杀头的!”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的；大则指为“里通外国”。鲁迅对此十分愤慨。他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至于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多么愚昧，多么可怜啊!

鲁迅回国不到两个月，就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那时候，比鲁迅早些回国的许寿裳正在这个学校任学监(教务长)，因此，便由他介绍给学堂的监督(校长)沈钧儒。这个学堂在当时是中国少有的规模宏大的新学堂，从1906年开始，它在杭州旧贡院的地基上建设，直到1908年才建成。学堂从建筑的样式到课程的设置都仿照日本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员有的是从外国聘请的，不少是留日学生。由于他们受到过资产阶级新思潮的熏陶，所以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民主空气。鲁迅在这个学堂里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教员。这个学堂的一些课程还聘请了日本教师担任，他们的讲义和上课时的讲解都需要翻译，因此，鲁迅又兼任生物学科的翻译。

教师的生活开始了。尽管他热爱文学，并且期望用它来振奋同胞们的精神，然而冷酷的现实并不尊重和珍惜他的抱负，倒是无情地逼迫着他为谋生而消耗着宝贵的时光和才华。鲁迅没有力量扭转眼前的命运，他只能面对严峻的现实，把对文学的酷爱深藏在心底。生活好像是在故意捉弄人，它把鲁迅又拉回到已经告别过的生活道路上——他不得不重新把丢下的自然科学重新拾了起来。

然而，鲁迅是严肃而认真地从事着教学工作的。因为他知道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是可以同医治国民精神这一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他十分认真地翻译、讲课、编写讲义。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鲁迅用文言文编写讲义，不仅文字优美，内容充实，而且注意介绍最新科学知识，例如他的生理学讲义，在讲到肌肉组织的化学组成时，就介绍了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库恩首先从肌纤维中发现了特有的肌球蛋白。在提到唾液素对淀粉的作用时，他又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向学生们指出，过去的专家学者们都以为唾液素对淀粉的作用，是使淀粉变成为糊精和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淀粉转化为糖，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糊精只是中间产物。由于他尽量结合当前世界科学的新成就来编写讲义，所以他的课程，得到学生们的喜爱。

鲁迅白天几乎都在教室和试验室里度过，晚上，则忙于批改作业，编译讲义，经常一直工作到深夜。每天早晨，都可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成堆的“强盗牌”香烟头，他不能不用它来驱逐熬夜的疲劳。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消化和掌握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鲁迅担任博物学的翻译时，常利用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间，和日本教师铃木一起带着学生，到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采集植物标本。鲁迅规定采集时，在开花期要采集有花的，结果期采取有果的，以便了解植物生长的全过程。他还不停地给学生们讲解着。这样，学生们在这室外的课堂里，不仅可以欣赏和领略祖国的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而且可以把书本上的东西同实物结合起来，得到些实实在在的知识。所以学生们兴致特别高，鲁迅看到学生们那样渴望求知的情形，心里十分愉快，铃木老师也是兴致勃勃的。

有一次，学生们在山坡上看到一株开着黄花的植物，不知道它名字，便问铃木老师，铃木仔细看了看就说：“这是‘一枝黄花’”，学生听了哧哧地笑了起来：枝上开了一朵黄花，谁不知道是一枝黄花，这也叫名字吗?鲁迅见到这些学生们把真话当笑话，就和蔼而认真地解释说：“我们做学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属菊科。可以入药，也可以提取染料，名字就叫做‘一枝黄花’。还有叫‘兴安一枝黄花’，‘朝鲜一枝黄花’的，生长在北方。铃木先生说的并不错。不信，你们回去可以查植物志，对图谱”。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心里佩服这两位老师都真的有学问。

鲁迅上化学课时，很注意给学生做化学实验，上生理课时，又很注意给学生做生理实验。他的生理学讲义，有一个附录，叫做《生理实验术要略》。就是根据当时学校的条件，给学生介绍的十四个生理实验方法，即“骨之有机及无机成分”、“横纹肌之纹”、“食素检出术”、“唾之糖化作用”、“胃液之蛋白消化作用”、“胰液之糖化作用”等等。尤其可贵的是，鲁迅在讲授生理学时，还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禁区，不仅在讲义中编写了生殖系统的一章，而且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讲解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结构和生理机能，使全校师生都为之惊讶。在讲授中鲁迅严肃认真，并规定学生听讲时不许笑。他曾说：“在这时候，不许笑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生殖系统的构造，是人体器官的一部分，生男养女本是生命的自然现象，然而在十分虚伪的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却给它蒙上了种种神秘的色彩。在清朝末年，鲁迅就敢于公开在课堂里讲授这样的内容，那些尊重科学的师生们是十分敬佩的。

鲁迅在学校里平时沉默寡言。但是这一年冬天，当学校闹起风潮的时候，他对封建旧势力的憎恶却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了出来。

第七章 辛亥前后（2）

1909年冬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浙江巡抚增韫便趁机派出效忠于清王朝的浙江省教育总会会长、自命为理学大儒的夏震武兼任学堂监督。这个人十分顽固，上任前就要求增韫“始终坚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他拼命维护陈腐的、正在被打乱、被革除的一切，留恋清王朝过时的规程，就是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也要扎成一条像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他对新学，痛恨在心，对两级师范这个洋式学堂，更是看不顺眼，为了维护禁锢人们思想的旧秩序，他计划从那些剪了辫子、留着胡子的教员下手，想在适当的时候教训教训他们。两级师范学校的教员们，对这个教育会会长并不陌生，他的忠君崇孝，他的卖力兜售“廉耻教育”，大家十分清楚。而现在这个顽固党竟被派到革新派的新学堂来，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个老顽固到学校接任的头一天，就摆出一付虔诚的圣徒的样子，要求监学许寿裳陪他去“谒圣”，即去谒拜孔夫子。许寿裳听说要谒圣，心里一愣，不过马上找到了托辞：

“开学时已经谒拜过了，这回就免了吧!”

“哼!”

夏震武很不高兴地盯了许寿裳一眼。他出乎意料地发现，监学也是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心里十分懊恼。于是，在向学生训话时又大肆鼓吹他那仿佛可以扭转乾坤的“廉耻教育”，并对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感到痛心疾首，他说：“……神州危矣，立宪哄于庭，革命哗于野，邪说滔天，正学扫地，髡首易服，将有普天为夷之惧。”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改了服装，剪了辫子，提倡西学的人，造成了中国的危局。圣人教诲的廉耻，全被他们扫进了垃圾堆。教员们听了夏震武的训话，异常气愤，更加看清了他的面目。还有更使教员们难以容忍的事，按照两级师范的惯例，新任的监督应该亲自去拜会住校的教师，而夏震武却偏偏要在这些具有新思想的教师面前大摆其臭架子，也是要借此打击一下教师们的尊严，他只差人向住校的教师每人送一张名片，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使教员们非常不满。许寿裳拿着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时，他又很不客气地说将另有指示，待许寿裳走后，他下了一张“手谕”，申明自己将在礼堂与教师相见，所有的教师应当按照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全副顶戴，就是说要穿戴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总之，要一应俱全。那时，教员中很少有人有袍褂、叉帽的，就是有，也不愿意穿戴。鲁迅和许寿裳，不但没有礼服，连辫子也早就没有了。因此他们一听到夏震武这样执意欺人，一下子愤怒起来了。

两级师范的许多教员受过改良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呼吸过西学的清新空气，他们的头脑里，早已没有了“天子”的地位，他们对日薄西山的政府早已不抱希望，民主思想哺育着的新的人格在他们身上已逐步形成。而现在这个不识时务的老顽固竟要大家穿上全副顶戴去见他，这不正是下属谒见上司的“庭参”吗?教员们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十分气愤，许多人主张不去见他，看他怎么耍威风。但鲁迅却主张去，看他耍什么把戏。

第二天，夏震武果然穿上全副顶戴来到小礼堂，满堂没有声音，只有一副副冷脸，没有人穿礼服，而且有一大半连辫子也没有。大家沉默着，没有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夏震武看到教员们的打扮和那一张张冷冰冰的脸，自己又受到这种冷冰冰的待遇，气得脸色发白，他颤巍巍地坐下之后，就对着许寿裳训斥说：

“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

听了这话，穿着西装、留着短发的鲁迅站起来责问说：

“怎么不好，你说！”

“说，说，怎么不好!”愤懑的教员们也都站起来了，愤怒的声音一起扑向这个全副顶戴的顽固家伙。教员们如此激愤，大大出乎夏震武的意料，他一时心慌意乱，又气又怕，竟不知所措。一张张愤怒的脸孔，一双双利剑般的眼睛威逼着他，这个色厉内荏的老顽固威风扫地。于是在陪伴他的人的保护下，夺门溜走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夏震武怀恨在心，就写信骂许寿裳“离经叛道，非圣侮法”，并写了什么“你不能一日立于教育之上”的不通的句子，逼着许寿裳辞职。这事引起了教员们更大的愤怒，他们立即向浙江省提学提出集体辞呈。接着，鲁迅和住校的十几位教师一起，带着行李、书籍，离开学堂搬到湖州同乡会馆。老师一走，学生们无课可上，他们就向提学请愿。提学在下令教师复课无效之后，请了一个杭州姓陆的绅士来调解，以后又耍了提前放假的花招，但教师们一致坚持：夏震武不走，决不回校。学潮坚持了两个多星期，有人劝夏震武辞职，而他却执意地说：“兄弟决不放松”。但是，在两级师范师生的斗争下，浙江的提学无计可施，只好叫夏震武辞职了。夏震武离开学校时，发表了一个《告两浙父老书》： “震武少懦劣，向不能与时俯仰……” 接着又是一通忠孝为生、尊君亲上的八股调，只是心还不死，说什么支持许寿裳、鲁迅的报纸“诬及先朝，且污蔑先朝官闱”，企图请朝廷来镇压，但是，朝廷自身尚且惶惶不可终日，哪能顾得了这些呢？

斗争胜利结束后，鲁迅和其他二十多位教师，在湖州会馆的院子里照了一张相，并在大井巷一个饭店里聚餐祝贺。聚餐会上，在这次斗争中被夏震武称为“拼命三郎”的鲁迅，格外高兴，他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模仿夏震武的语调说：

“兄弟决不放松!”

同伴们也开怀地大笑起来！

第七章 辛亥前后（3）

鲁迅在杭州工作了一年。1910年6月，他又回到故乡绍兴，并从秋季开始，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教员。那时鲁迅刚刚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办事认真，学生们都敬畏他，学生中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都是这个学校的佼佼者。宋紫佩开始曾不满意鲁迅的过于严峻，后来感受到了这种严峻中的正直，二人便成了好朋友。鲁迅加入南社也是宋紫佩介绍的，但是鲁迅不太满意南社的作风，所以他始终只是一个挂名成员。

鲁迅到绍兴的第二年，即1911年10月10日，中国似乎出现了生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首先获得成功，革命新军赶走了湖北总督瑞瀓，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此时，清王朝的崩溃之势已成，因此，不仅各地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就是原来的立宪派和改良派，满清的各省督抚和其他一些地方官僚、商人等也都纷纷站到革命派的一边来。这样，两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上海、江苏先后宣告独立，起义的浪潮席卷了满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起义的火焰很快地蔓延到鲁迅的家乡。11月4日，革命党人活捉了浙江巡抚，烧毁了省署衙门，光复了杭州。这一消息很快传到绍兴，沉寂的小城立即沸腾起来，鲁迅更是特别兴奋，因为他所憎恶的一个腐败的王朝垮台了。在生命力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曾为推翻这个王朝呼唤，如今，他期望的革命在现实的土地上发生了。他怀着胜利的兴奋，礼赞了这次革命： “国土恒恒，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公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铎出世辞》) 在革命军进入绍兴之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因此，还在挣扎的统治者便传出谣言，说是杭州被打败的清兵要渡过钱塘江到绍兴来了。小城的人心一时浮动起来，人们神色紧张，有些店铺也紧紧地关上了门。鲁迅敏锐地感到旧的势力在挣扎，他需要挺身出来支持革命。于是，他召集了全校师生，手执长刀，到街上游行。他精神饱满地带着武装的队伍，在这个古老而沉寂的小城里走一遭，人们竟以为革命军来了。这次游行，在鲁迅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便是绍兴的光复。

革命的游行粉碎了谣言之后，谣言家转眼又成了“革命派”。他们还组织了新“军政分府”，原先的铁道股东变成了行政司长，钱店掌柜变成了军械司长，原绍兴知府程赞清变成了新政府的首脑，而杀害秋瑾的幕后操纵者章介眉，竟成了治安科科长。光复的果实，他们摘取得真快。

“光复”的第二天，鲁迅留日时的同学范爱农就进城了。他带着绍兴农民常戴的毡帽，笑嘻嘻的。他脸上从没有过这样的笑容。范爱农比鲁迅早一些回国，回来后，强大的旧势力把他压到社会的最底层。他躲到乡下教几个小学生度日。鲁迅回绍兴后，他常来一起谈心，喝酒抒发内心的不平和苦闷。他的内心是忧郁和痛苦的。而现在，胜利和希望带给他难得的笑影，他一见到鲁迅就摸着自己没有辫子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他们到街上，第一次昂着没有辫子的头顶，慢慢地走着，只见满眼是欢迎革命的白旗，再也听不到嘲骂，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好像人间真的变了。然而，鲁迅比范爱农清醒，他看到几个旧乡绅组织的“军政府”也在革命，但“内骨子是依旧的”，他没有范爱农笑得那么天真。

过了几天，鲁迅倒真的感到高兴了。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这是真的革命党人，鲁迅是了解他的。

穿着蓝色制服的王金发的军队进城时，绍兴城沸腾起来了。那是夜间，人们倾城出动，欢迎的队伍站在街道两旁，满街的灯笼和火把，把古城的夜，照得明如白昼。口号，白旗，酒，肉，兴奋，希望，一起迎接着这些真的革命军。第二天，全城剪了辫子，革命气氛更浓了。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人，他马上就宣布取消旧乡绅凑合的伪军政府，而组织以自己为都督的新的军政府，还逮捕了劣绅章介眉。鲁迅和带着笑容的范爱农，在第二天就去见他们早已熟悉的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都督，范爱农见到王金发的头皮剃得精光，就摸着王金发的头说：“金发大哥，你做都督哉”。王金发此时还很随便，见到老朋友也是高兴的。他还委托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的监督，而范爱农被委任为这个学校的督学。

然而，权力和地位是会腐蚀人的。带上了都督桂冠的王金发，很快就被胜利模糊了眼睛。他以为江山已定，再没有“反对之人”了。然而，“反对之人”是存在着的，而且它的根基比新政府雄厚得多，只是换了面孔，自然都是拥护革命的面孔。辛亥革命的悲剧正是仅仅打掉一个皇冠，革掉一条辫子，却没有清除这些支撑满清王朝的封建根基。封建的旧乡绅们现在是彬彬有礼地包围?金发，而革命党人也包围着他，他们一致赞美着这个革命的英雄和英雄的革命：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忘乎所以。而他的革命政府里的人员，刚进绍兴是穿布衣的，不到十天，也都换上了皮袍，尽管那时天气并不怎么冷。一群不久前还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很快变成了冷冰冰的官僚，而且动手刮起了地皮。

几个青年学生看不下去，他们来找鲁迅，建议应当办一种报纸来监督这个新政府，并请鲁迅做发起人之一。鲁迅觉得这也许可以给胜利者注入一点清醒，便答应下来。

12月下旬商定后，新年的1月3日，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三人联名发起的《越铎日报》创刊了。“铎”是警钟的意思。从第一天起，这个警钟就敲得很激烈，鲁迅为它草拟的《出世辞》声明，它的宗旨是“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武之精神”。报纸攻击了军政府，攻击了都督和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一点也不留情面。在一个月内，就发表了《杜海生污我浙水》、《呜呼章介眉——奸贼，奸贼，而今水落石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抨击秋瑾案的告密者和在绍兴军政分府的代理人。2月中旬，王金发受贿，竟将秋瑾案的告密人、绍兴城的大劣绅章介眉释放，这事引起《越铎日报》的义愤，次日，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进行揭露和抨击，王金发看了之后，非常恼火，说是鲁迅骗取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鲁迅的母亲很担心，叫他不要出门，而鲁迅倒不在意，他了解王金发虽然是绿林出身，但杀人还没有这么容易。何况，钱是堂堂正正的校款，并不是“诈取’的，他依旧在夜间提着写有“周”字的灯笼去学校住宿。

所谓“诈取”，鲁迅起初以为是指学校经费而言，后来才从社外编辑范爱农那里知道，指的是送给报馆的另一笔款子。王金发被骂了几天之后，倒采取了一个办法，表示愿意资助《越铎日报》两千元的经费，并马上送来五百元。范爱农当时是社外编辑，知道后主张拒绝资助，但办报的革命少年们开了会决定收下，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还要骂。鲁迅听了这消息之后马上跑到报馆去问明真相，果然是真的。他就告诉少年们不该收这些钱，但是，一位名为会计的不高兴了，质问说：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鲁迅沉默了。他知道不能再说下去了。如果要说出此事已连累到他和范爱农的话，这些极端的少年就会当面斥责他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说不定，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有他怎样怕死的记载。鲁迅此时已有相当深的社会阅历，他对于这些激烈的少年是有些失望的。旧的势力是那么雄厚，他们是那样巧妙，那样富有经验地逐步吞食革命的力量，而革命的力量呢，一部分正在被腐蚀，一部分似乎在抗争，然而又是这样的幼稚，不讲策略，不分好歹，光凭一点愤激的感情在对付庞大的黑暗，这些激烈的少年，这种幼稚的挣扎，和对他这种幼稚的顶撞，真叫他寒心，革命落到这个地步，有希望吗？他怀疑了，心情终于沉郁起来了。

正在满心惆怅的时候，许寿裳写信告诉他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聘请他到教育部工作。鲁迅怀着对故乡失望的心情第二次踏上去南京的路。

鲁迅到南京之前，即在1911年冬天，曾写了他的第一篇文言小说，后来又经过两年的琢磨，才于1913年刊登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卷首。小说起初没有题名，发表时由周作人加了《怀旧》的题目，作者署名周逴。小说刊出时，编者恽铁樵大加赞赏，说：“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钉，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鲁迅这篇小说确实言之有物，与空头词章全然不同。

第七章 辛亥前后（4）

《怀旧》是一篇具有喜剧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为背景，刻画了在这种历史性变动之前，中国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心里面貌和性格特征，塑造了地方劣绅金耀宗、封建腐儒秃先生和劳动人民王翁、吴媪以及第一人称的私塾学童等几种不同的典型形象，反映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两类人物对于辛亥革命的不同态度。鲁迅以“第一人称”的天真学童的眼光，真实地、正直地看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逼真地揭露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在动荡年月中的微妙变化，使人看到一幅辛亥革命前夜的生动的社会图景，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显示了鲁迅的讽刺才能和观察社会的犀利眼光。

《怀旧》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上层社会人物塾师“秃先生”和在太平天国革命中随机应变而发了财的绅士金耀宗，都是伪道学家，他们两人臭气相投，是因为两人处世哲学的一致，金耀宗曾以二十一岁无子为理由，纳妾三人，而秃先生则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投三十一金，购如夫人一” 。两人都是当地的富户，当时辛亥革命已成风雨欲来之势，他们终日惴惴不安，到处打听消息。有一天，金耀宗告诉秃先生一个传闻，说是革命军就要进城了——“长毛且至矣!”金耀宗是个蠢笨的地主，它把所有造反的人都称为“长毛”。开始秃先生不信，金耀宗就说这个消息是从“何墟三大人”那里来的，“秃先生”一听到是“三大人”说的，便大惊失色，他们两人在惶恐中急忙商议应否写“顺民”等字样前去迎接：不识一字的金耀宗为安全起见，请秃先生为他书写“顺民”二字，以备“长毛”来时作护身符用。而秃先生更加狡猾，说对这些反贼不可触犯，也不可太亲近，在门前贴上“顺民”字样，往往无效，而一旦他们站不住脚，倒得罪了官兵。因此是否张贴“顺民”字样，还得辨辨风向再说。而当务之急是赶快把亲眷迁走，先避其风头，但也不必走得太远。商定之后，他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到处打听消息。秃先生书也读不下去，更无心管教和吆喝儿童了，这使得私塾儿童非常高兴。而秃先生的佣人王翁听说要造反，却心安理得，照样乘凉，还在桐树下和吴媪愉快地追述当年长毛到来的故事。就在王翁讲故事时，金耀宗又打听来一个消息，说是何墟三大人已探听到了虚实，原先说的长毛完全是误会，实际上是一批要饭的难民。秃先生听了这消息，便哈哈笑起来说：“哈哈，难民耶！……呵”。风声一变，秃先生又板起圣徒的脸孔，装出一副架子，拿着《八铭塾钞》大声吆喝着学生：“趣去读书勿恶作剧”。私塾儿童归寝后，还梦着自己受到秃先生的责打。

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在一个晚上的私塾内外和桐树下的场地里展开的。场面很小，故事也很平常，但是，它却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上层社会人物对辛亥革命的恐惧和投机心理，也生动地表现了下层人民向往革命的另一种感情。小说成了反映辛亥革命那个特定时代的一面镜子，写得十分真实，十分精彩。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天下还是金耀宗、秃先生的天下，这是叫鲁迅深深失望的。他是带着这种失望的心情离开绍兴的，临走时，他向范爱农告别。爱农了解他的心情，也赞成他远走，因此，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二人就这样地分手了。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八章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1）

1912年2月下旬，鲁迅再度来到阔别十年的南京。此次他的心情很坏，故乡的乌云投在他心中的阴影，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变迁而消散。那里出现的一场壮剧之后紧接着的闹剧，恐怕是要演成悲剧的，他对革命后的一切所感到的失望，伴随着他来到这座熟悉的虎踞龙盘的古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华盖集·补白》) 这种情景是鲁迅所未曾料到的。反对革命的士绅们竟像魔术师似的，摇身一变都成革命党了。于是，时髦的革命也只剩下了一块时髦的招牌。可怕的是这种情况到处都在发生，蔓延，恶化。南京也一样糟。他到南京的前夕，即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就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的职位。孙中山在军阀、政客、官僚和革命妥协派的包围之中，不得不履行让出总统职位的诺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全场一致的十七票选举了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并在通告电报中，大肆吹捧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世界之第二华盛顿。”鲁迅曾经为之呼吁的一场革命，就这样半是闹剧半是悲剧地蜕变了，鲁迅不愿意再深想这一切。既然到了南京，就试着往前走吧！反正背后的故乡是晦暗的，没有出路的。

聘请鲁迅当部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是真的革命党人，但这个部也实在可怜得很。堂堂的新政府教育部，几乎是一个空架子，除了教育总长之外就是一个次长景耀月，还有一个总长通过私人关系找来的秘书长，此外还有会计员和若干部员。开始连房子也没有，只能寓居旅馆。为了解决房子问题，蔡元培曾亲自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来，而孙中山也无能为力，他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倒是有几处地方的，可是军队都占去了，所以现在只好由你自己想办法了。”蔡元培只好另找门路，他坐上一辆人力车东奔西跑，在车上颠簸了几天，最后才从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那里借到了几间房屋，衙门才算成立起来。

鲁迅到教育部后，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日子分外冷清。在这种寂寥而无所作为的生活中，幸而有他的好友许寿裳在，白天一起办公，晚上一起谈心，可以使寂寥的生活稍微带点活气。两人多时不见了，鲁迅把故乡发生的那场壮剧和接踵而来的闹剧告诉了他，他们一起议论着，感到可笑又可悲，常常相对苦笑。

鲁迅赴任后，看到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向各省发出的一项通告，上面写着： “……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之鞠躬，祭服改用便服”。 鲁迅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通告，他悲愤地想到，这次革命除了革掉旧的礼服和一条辫子之外，只不过把“跪拜”改成“鞠躬”，原来昨天旧势力膜拜的孔圣人，还是今天新人物必须鞠躬致敬的偶像！

这一年的4月，委曲求全的革命派再次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同意把新政府迁往北京。

5月5日傍晚，鲁迅随着教育部的搬迁，到达北京。第二天，便住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内。这是一座古旧而沉寂的房子，当天晚上鲁迅躺到床上还不到半小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爬起来一看，床上竟有三四十只臭虫。鲁迅大吃一惊，连忙把被褥抖了一抖，搬到桌子上去睡，第一次领受的北方的夜晚，竟是这样糟。

5月10日他第一次正式上班。他在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8月才改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5年9月，又兼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1916年10月，改任小说股审核干事)，主管文化、科学、美术。然而，照样是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人想做好什么工作。躯壳刚刚形成，内里就腐烂了，这是北洋军阀政府各部的共同点。

鲁迅在暮气沉沉的部里干坐一天之后，晚上回到死气沉沉的小院内。小院是那样寂静，古城好像死去一般。他打开日记，觉得笔头像自己的心情一样，沉甸甸的。这一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教育部的面目：一批前清旧学部的人员渗透了进来，连新任次长也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这些封建顽固的小官僚，和其他的新人物混杂在一起，都无事可做，有的品茶，有的抽烟，有的读着佛经，有的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想得出神，有的用拂尘有节奏地掸着自己身上的灰尘，彼此都在百无聊赖中消磨一天的时光。鲁迅想到一天的光阴又白白浪费掉，彷佛感到自己的生命中遗失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空虚和惆怅，于是，他在日记上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这种极无聊赖的、空漠的生活，一直像慢性病似地延续着，鲁迅和他的同事经常要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于是，他每天照例去签个“到”字之后，便又枯坐终日，静静地让一天的生命在无所作为中化成看不见的轻烟。在这些日子里，中国一天比一天黑暗，而他的苦闷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他看到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特务到处盯梢绑架着反袁的嫌疑分子，“东厂满长安”的恐怖笼罩着北京城。鲁迅憎恨这种黑暗，然而他没有力量驱逐它，也不相信此时在中国的那些变幻莫测的新派政治力量能够驱除它。因此，他对政治冷漠到极点。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即他到北京的第二个月，竟有新拼凑起来的“共和党”来拉他入党，头一天共和党的事务所给鲁迅来一封信，第二天便强加于人地寄来党证和党徽。共和党是当时匆匆凑合又匆匆解体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分裂，另行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来又与立宪派张謇等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党”。这一年年初，该党又与“民社”、“国民促进会”、“民国公会”等共同成立了以黎元洪、章太炎、张謇为首领的“共和党”。对于这种政党活动，鲁迅的心早已凉透了，他根本不予理睬。

在这死寂、凝滞的生活中，唯一给他的生命带来活力和养分的是书籍。在南京时，书籍曾是他的精神避难所，此时，他更加感到书籍的可亲。他想：在浓重的黑暗中既然没有力量铸造新的光明，那就在远离时代的书籍中麻醉自己好了。这些书籍，也许就是荒冢吧。然而，此时此刻只有这荒冢，才是可以依托的，多少还有一点意思的世界。于是，他如痴如狂地看书，抄书，买书，买来的书如果有残缺，他就设法补抄，或补绘遗失的插图。1912年至1913年，他所读的书范围极广，包括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等等。正是这些书籍，在他的寂寞生活中陪伴着他，支撑着他，安慰着他。

除了抄书之外，他在教育部感到可做的并有兴趣的一件事，就是赞助蔡元培提倡美育。鲁迅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心胸广阔的蔡元培在法国时，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在北京办了孔德学校，中小学都有，还有很好的法文图书馆。这一年4月，他在任总长期间，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认为要“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可不用美感的教育。他想借“无人我之偏见”的非功利的美学思想，把“美育”作为一种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武器。尽管他的“美育代宗教”这个口号的内容有些软弱，但在人们的情感被严酷的封建专制禁锢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有利于解放人民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因此，鲁迅衷心地支持帮助它的推广。所以，到北京的第二个月，鲁迅就欣然承担了教育部夏期美术讲习会中关于《美术略论》的课程。这个讲习会是辛亥革命后为解决教育荒缺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带有临时教育训练班的性质。教员由教育部聘请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担任，教育部第一批聘定的教员，有严复、许寿裳等十七人，开设的课程有《进化天演》、《教育学》、《算学》、《化学》、《植物学》、《经济学》、《货币学》等。这之后，又增聘了章太炎、鲁迅等十一人，开设了《东洋哲学史》、《美术略论》、《海军军制学》、《英文文法》、《佛学》等课程。

6月21日，鲁迅来到宣武门象坊桥的法律学堂，开讲他的《美术略论》，听者有三十人，但讲的内容对有些人似乎还很隔膜，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中途退出课堂的竟有五六人。6月28日又讲了一次。7月5日，他第三次赴讲演会时，其他讲员都请了假，而竟无一个听者。鲁迅只好失望地返回。原来这时，提倡美育的蔡元培提出辞职的消息已经传开，既然美育的提倡者走了，那么美育的学员也就觉得没有听讲的必要了。

第八章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2）

蔡元培被迫辞职之后，袁世凯的亲信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美育的提倡随即夭折。在蔡元培走后一个星期，北洋军阀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在“教育宗旨”中删除“美育”。鲁迅对这种愚蠢到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认识美育意义的人，非常气愤。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上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连这么一点革新也要抹掉，真是豚犬之行。鲁迅难以忍受这种横暴，他不顾教育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的第三天，又到原定的地点继续进行讲演。这次讲演，课堂里开始只有一个人，但他还是认真地讲下去，听者陆续而来，增至十人。鲁迅深切地感到，提倡一点新的东西，在旧思想传统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里，真是太艰难了。

到北京之后，尽管他竭力钻进古籍中去寻找慰藉，然而，他毕竟生活在纷纷扰扰的社会中，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不能不使他感到烦恼。北上两个月，他时时陷入苦闷的煎熬中。在他讲了《美术略论》最后一课之后，一个不幸的消息，把他推进了更深的苦闷与悲哀之中：他那位正直、憨厚的友人范爱农死了。鲁迅到北京之后还接到过他的信，常常衷心地缅怀着这个诚实然而力量单薄的友人，也想在北京为他找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鲁迅常常怀着爱莫能助的悲哀。他知道，在他离开绍兴之后，接替他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孔教会会长，而这位会长上台不久，就革掉了学监范爱农。范爱农失去了职业，又被推回到革命前的卑微境地。他寄食在一位熟人家中，由于贫寒和寄人篱下，很少有人和他交往，人们也不愿再听他的空洞无谓的牢骚，他感到万分寂寞。他的窘困景况，鲁迅是有所了解的，然而却没有想到，革命后还不过半年，他竟突然死去了。为什么死得这样突然?是真的落水而死的吗?不，他明明是游水的好手，决不会像落叶那样轻易地被波涛卷走的，一定是不合理的黑暗吞食了他。鲁迅深情地怀念着这位善良的朋友，为他的死感到深深的悲痛。范爱农的面影，一天，两天，三天，总是徘徊在鲁迅眼前，似乎在向他悲诉，向他呼唤。第四天晚上，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鲁迅沉思地凝视着眼前的雨夜，想着这血淋淋的大地上的争夺、权谋、闹剧和悲剧，想到正直、忠厚的友人，已被横暴的黑暗所吞没，他悲愤极了。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哀范君三章》： 风雨飘摇日， 余怀范爱农。

……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

独沈清冷水，能否涤愁肠。这是真正的悲剧呵！这位朋友是在他所憧憬和追求的革命到来之后被现实的黑暗所吞没的，鲁迅怎能不感到格外的悲愤!

然而有什么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足以扫除这苦难土地上的寒云与长夜呢？这种力量隐藏在什么地方呢?鲁迅不知道。他感到迷惘，感到寂寞，感到无以救国的悲哀。他陷入了更深沉的忧郁、更浓重的苦闷之中。

为了排遣这种忧郁和沉闷，不使生命虚度，他把工余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辑录和校勘古书。每天夜晚，在藤花馆里，他伴着昏黄的灯光，不停地抄写着，校勘着，身外的一切：星光，树木，闹市，人群，青翠的草，飘香的花，彷佛根本不存在。就这样，在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辑录了《谢承后汉书》八卷，虞世南《史论》，《虞世南诗》等，还从《沈下贤集》中抄录了《湘中怨辞》、《秦梦记》等传奇故事，并继续纂辑了《唐宋传奇集》，校录了《嵇康集》，辑录了虞预的《晋书》，补写了《石屏集》。

鲁迅是想用辑录和校勘古籍来给自己建造一座高墙，把自己同这个令人失望和厌恶的社会隔离开来，以换得内心的安宁。然而，他毕竟不是潜居于深山中的隐士，他同社会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依然越过他手造的墙壁，钻入他的耳中：1913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进步党第一届内阁产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江西督军李烈钧宣布独立，起义讨伐袁世凯；袁世凯颁布《通令尊孔圣文》，袁军击败李烈钧、黄兴，攻陷南京，野心家袁世凯正式爬上大总统宝座，举行庆典，紧接着又解散国会，连民主的招牌也不要了；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袁世凯通令全国“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开始了复辟帝制的准备。

面对越来越浓重的黑暗，越来越露骨的闹剧，鲁迅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只好沉郁地、自我麻醉地继续加厚着那道精神的围墙。他在校勘古籍之外，又开始钻研佛经和抄写古碑。从1914年4月中旬起，鲁迅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佛学书籍，一年中，他读了《三教乎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津》、《瑜珈师地论》、《阅藏知津》、《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佛教经典，并校录了《法显传》、《出三藏记集》等。他不但自己阅读，还常常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这类书籍。

为庆祝母亲六十寿辰，他在这年9月，还捐资银元六十元刻印《百喻经》上下卷四十部，并于1915年1月，由金陵刻经处印成。《百喻经》是印度僧人伽斯那所撰，南朝萧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成古汉语。原出自印度大乘佛教，实际上是九十八则佛经中的譬喻故事。1926年王品青对此书加以标点铅字印行时，用它梵文的原名，叫做《痴华鬘》。鲁迅还为他写了一篇题记。鲁迅觉得《百喻经》与《伊索寓言》相近，译笔又好，可供翻译外国文学时借鉴。此外，佛家因明学中含有逻辑的思想方法，某些部分确实能启发人们思考。因此鲁迅读了这些佛教书籍之后，兴奋地对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了，真是大哲！”这时他对于尘世的一切厌烦到了极点，尽管从这些书中感到一种哲理上的慰藉，但他并非从根本上去信仰这种虚幻的宗教。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逐步从故纸堆中解脱出来而去迎接时代，他就展开了对佛教的批判。他后来曾对许寿裳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远不会复活了”。五四运动时期，他指出儒、道、释“三教同源”，金人玉佛与孔家店一样，都是科学之敌，也都属于应当踏倒的欺人的偶像。

1915年至1916年，鲁迅除了继续披阅佛经之外，还进一步开拓了阅读的领域，造像、画像、拓本、墓志、壁画、金石、瓦当文字无不阅读研究，仅在1915年，他就搜集了《射阳门画像拓本》、《武氏祠堂画像并题记拓本》等数十种。

第八章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3）

因为绍兴会馆的藤花馆过于嘈杂，1916年6月，他搬进了同馆的补树书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袁世凯演出的复辟帝制丑剧，已经破产，张勋的复辟丑剧正在酝酿之中，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他决定继续沉默，是在沉默中死亡还是在沉默中爆发，他未曾考虑，他只是感到必须沉默，在沉默中让生命像小河一样静静地流逝。如今，他找到僻静的古屋了，而这院子又有一株古槐树，相传过去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因此这屋子很久没有人住。他觉得这阴冷的环境和自己的心境是相宜的，因此搬了进去。在这里他又潜心地抄写、校勘、整理了大量的古碑以及其他有关美术的宝贵资料，其中有《吴谷朗碑拓本》、《唐邕写经碑》、《栖岩寺舍利塔碑》等二百数十种碑帖，《汉画象》、《杂造象》、《六朝造象》等五十多种石刻拓本。不管会馆外的世界是如何纷扰，每天他从办公室一回到补树书屋，就一头钻进这些从来无人问津的古老碑帖丛中去研究、欣赏和抄录，并在这种缓缓的开拓中，赢得了一种只有他能领略的精神上的淡淡的慰安。

唯在夏天的夜里，因为蚊子太多，屋里又实在闷热，鲁迅才不得不摇着蒲扇坐在高大的古槐下乘一会凉，然而他也不愿意更深地想些什么，只是孤单地从古槐的密叶缝里看那星星点点的破碎的青天。常常在这时，晚出的槐蚕会突然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脖子上。

在鲁迅经历着他一生中最寂寞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大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1916年9月1日它改名为《新青年》，杂志社也由上海移往北京。10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即“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之后不久，陈独秀在次年2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提出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对于中国土地上这些新的足音，鲁迅倾听着，静观着，而且是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他按期阅读《新青年》，并在1917年3月，给周作人寄去了十期。他在想，过去自己曾经呼喊过变革之声，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有用呢?他决心要看一看。他继续过着他那独特方式的生活，陪伴他的依然是孤独和寂寞。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上写着：“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然而他那颗伟大的心灵无时不在燃烧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这一年3月，他在教育部审查中华书局送审的书刊时，看到了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心里十分喜悦。他感到在黑暗里的中国，这种介绍被压迫民族和欧美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是难得的。他欣喜地给这本书写下了“空谷足音”的评语，并呈请教育部适予奖励。这是鲁迅流露出来的真正的心声：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所发出的声音产生了共鸣。

从这一年的夏初开始，鲁迅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露国思想及文学》、《波兰说苑》、《陀氏小说》、《高木氏童话》、《古普林小说选》、《德文学精神》等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这一年7月，鲁迅第一次以明确的行动对反动的政治公开表示了抗议。当张勋宣布复辟，辫子又要重新回到人们的头上时，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愤然地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半月后，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束之后，他才重新回到教育部。

这一切都在表明，这颗伟大的心灵将要在沉默中爆发了！

……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九章 爱情（1）

广州已经黑暗得看不见可走的路了，鲁迅和许广平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于是，他们决定9月27日离开广州。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没有通知友人，临行时只有一个人来送行。这一天下午，南海上空正聚集着乌云，仿佛暴风雨即将降临。别了，风云变色的广州!

鲁迅同许广平乘着太古公司的“山东”轮向东驶去，第二天就到了香港。这是鲁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异样的岛屿。

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午后，英国殖民当局雇佣的两个中国检查员因为没有得到贿赂，将他携带的几口书箱又撕又扯，翻搅得凌乱不堪。当鲁迅要求他们不再翻看旁的箱子时，一个检查员低声跟鲁迅说，要给十块钱才肯罢手。鲁迅没有理睬他，于是他又开始了恶作剧式的检查，照样把另外的几口书箱和提包弄得一塌糊涂。他们的检查，吸引了不少观众，四面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在继续检查的时候，一个检查员又提出了给他十块钱的要求，鲁迅只好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交给他，他悻悻地拒绝了，又开始检查起来。这时候，另一个检查员简直是存心毁坏，撕碎了鱼肝油瓶的纸盒，钻透了茶叶瓶的盖子，当他瞧见桌上一把削水果的小刀时，立即拿了起来，指着鲁迅说：“这是凶器，你犯罪的。”

鲁迅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用沉默表示了抗议。

检查员不再纠缠这把小刀了，让鲁迅打开一只装着照片、钞本、文稿和研究资料的箱子。这箱东西如果被搅乱或毁坏的话，损失可就太大了。他在这时又看了一眼沉甸甸的手巾包，使鲁迅顿时恍然大悟起来，把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递给了他。他向门外张望了一下，在那只箱子上画了个查点的记号，赶紧伸出手接过钱去，塞在鲁迅床上的枕头底下。他向另外的检查员打了个暗号，走出去了。留下的检查员却还用铁签乱刺着装饼的坛子，又将一块木板做的盖子掸在地上，拿起一块饼捏了捏，又掷进坛子里，这才扬长而去。

一个胖胖的白人走到门口，看着舱里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停下来笑嘻嘻地问道：“查过了?”像是在安慰，又像是在嘲弄。临末，那个检查员才又露面了，从枕头底下取出自己藏的钱，走了出去，一场殖民地的小小的闹剧才算收场了。这幕滥用权力和营私舞弊的闹剧，活画出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影子：中间簇拥着几个洋主子，手下是一批为虎作伥的奴才和歌功颂德的“高等华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这样了，将来的中国还会是这样的吗?这不能不引起鲁迅的沉思。鲁迅愈想愈难平静，他的心像南海的波涛，翻腾不息。在这海上的暗夜里，他是难以入睡的，祖国是这样可怜，而革命又被抛入血泊，他拿起笔，记录下今天船上所见到的这一切，很快地，他感到了笔头的沉重，放下笔，透着船窗向外眺望，窗外的大海是一片无边的黑暗。

鲁迅和许广平经过了几天海上的航行，观赏了几回海上的日出和日落之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几天之后，他们迁入了闸北区景云里的寓所。他们已经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再也不能分离了。以往的日子，只要常常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幸福；而不在一起时，心就像是悬在半空里。他们是应该在一起生活了，从这时起，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一个有着爱情的家，对于鲁迅是重要的。在他身边，与他朝夕相处，和他一起度着辛苦奋斗的日日夜夜的，不仅是一个情深意重的真挚的伴侣，而且是一个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坚贞的战友。许广平敬仰他，体贴他，衷心地热爱他，并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学来帮助他。许广平是一个有抱负有见识的女性，她知道鲁迅不仅是属于她的，而且是属于这个苦难的民族的。因此，她尽了自己的所能，支持和保护鲁迅。而鲁迅，也从许广平身上体味到深沉诚挚的爱和无穷的鼓舞。

同居不久后，许广平曾希望有个工作，独立地为社会服务，因此，她请许寿裳设法在教育界找个职业。由于许寿裳的热心帮助，工作很快就有了眉目。然而，鲁迅却不愿意许广平离开自己的身边，他含蓄而深沉地说：

“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

鲁迅的话，打动了许广平的心。她感到，鲁迅是多么珍爱现在的生活，多么需要自己给他的工作以精神上的力量，她不应该让寂寞的“一个人干”的生活重返鲁迅身边，不应该改变鲁迅所珍惜的这一切。因此，她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她暗暗下定决心：从现在起，要做一个无名的人物，尽自己的力量助鲁迅一臂之力。许广平没有辜负鲁迅的希望，她时时陪伴着他，分担他的繁重的工作，不管是黎明还是黄昏，她都使鲁迅感到一个坚贞不渝的战友和知音在支持着他。

对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许广平，鲁迅一面感谢她真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像师长一样地关怀和爱着她。为了使许平的知识更加充实，把眼界放到更广阔的世界，到上海两个月之后，鲁迅就开始教许广平学日语。

1926年12月2日，鲁迅还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许广平说：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到广州之后，学校繁忙的教学生活纠缠着鲁迅，使他无法履行这一许诺。“四·一二”之后，白色的狂潮又把鲁迅和许广平的心搅乱了，愤懑的鲁迅，自然没有心思实现他的诺言。而现在，生活稍稍安定了，鲁迅是要完成他的这一美好的愿望的。

从1927年12月初开始，鲁迅把教许广平学日语的事提到日程上。那时他很繁忙，不断地撰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但他却挤出时间，给许广平编出二十七课的讲义，从教单字开始，内容逐步深入。每天晚上，是授课的时间，鲁迅非常认真地教着，许广平非常认真地听着。夜，安宁，和谐。灯光下，他们愉快地开拓着一个新的原野。他们不浪费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除了有人邀请，鲁迅回家太迟了，才在这一个晚上停学。一个月里，二十七课学完了。从1928年1月开始一直到10月，又改换了课本，那是一本名为《ニ——ル河の草》(即《尼罗河之草》)的论艺术的书。实际上是一本简明的艺术发展史，内容包括：原始时代的艺术；埃及的狮身人面象；罗马的维纳斯；中世纪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十五世纪油画的发明；十六世纪礼拜堂的建筑；近代欧洲各国的艺术，宗教时代的艺术；近代法国革命的艺术；现代艺术等等。学习这种课本，不仅学了日语，而且可以粗略地掌握西方艺术发展史的一个轮廓。

这一课本学了整整十个月。从1928年10月30日至1929年4月7日，五个多月中，鲁迅又教授了第二个课本。这就是神永文三所著的日语《马克思读本》。这时，由于同创造社进行论战的需要，鲁迅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便利用每天授课的时间，和许广平一起研读马克思主义。这一读本除了序文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累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

第九章 爱情（2）

在二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所阐述的深刻的真理和科学的逻辑，对于许广平来说，还是很陌生的。鲁迅虽然接受不久，但由于经过一番思考，他是较有感受了。鲁迅一方面把难懂的日文句子加以分解，使许广平掌握日文的句法，还校正课本上的错字，另一方面又深入浅出地给她讲述其中的科学道理。在学习这一课本的过程中，他们敬仰的长着浓密大胡子的革命导师，仿佛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静静地听着这一对相爱的伴侣在切磋琢磨。革命导师所讲的新鲜而伟大的真理，在这两颗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感到，彼此的心，靠得更紧更紧了。

到上海之后，鲁迅虽然日夜繁忙，但是精神却好了很多。1928年夏季，在杭州教书的友人川岛，怀念鲁迅，想邀请鲁迅到杭州休息几天。他到上海时，看见鲁迅和一年前大不一样了：脸上气色那么好，不像以前那么沉郁而带着苍白色。人也胖了些，身上的衣着也比以前整洁得多。他看到这一切，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心里在想，这该归功于许广平的照顾了。的确是这样，许广平除了学习日文之外，其他能够工作的时间，全部献给了鲁迅。为了让鲁迅腾出更多的时间写作，她把家里柴米油盐的一切琐事都承担起来。从早到晚，他总在屋里屋外，楼上楼下奔忙，操劳，有时他忽然坐到鲁迅身旁，鲁迅还分明地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敏感的大文学家，是理解这声音里所包含的一切的：她是辛苦的，除了要替他购买书籍，查找材料，校正文章之外，还要替他织毛衣，做棉鞋，缝衣裳，连换件衣服，也是她拿到面前。鲁迅含蓄地对人赞美说：“我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鲁迅对于这个了解他，热爱他，真诚地献身于他的人，心里是感激的，然而，他总是用紧张的工作把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都处于繁忙之中。因此，鲁迅虽然在心中感激着，却极少有交谈的时间，他对着劳累的许广平是深怀歉意的。所以每夜在许广平将去睡下时，他总要陪她坐几分钟，这时，他总是说：

“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总是这样回答。

烟雾袅袅上升，鲁迅感到，真的爱情就像炉中的火，很平常，然而却给人以温暖。他躺在许广平身边，从容地谈着，关于国家，关于朋友，关于文学，烟抽完了，他还想谈谈，于是，又请求许广平：

“我再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说。

鲁迅更高兴了，他又谈了起来，然而，劳累一天的许广平却在他的声音与烟雾中睡着了。这时，鲁迅才轻轻地走开，继续坐在那已铺满稿纸的灯光下。鲁迅曾经多次深情地望着劳累的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听到伟大心灵这样恳切的表白，许广平幸福地微笑了。

然而，在他们之间有时也有小小的风波。个性倔强而从不掩盖自己情感的鲁迅，有时会因为听了许广平几句不合心意的话而不高兴。这个时候，鲁迅就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不满，特别是在夜里，这真叫许广平心里难受。有时鲁迅甚至烟茶不动，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问，这种比沉默更沉重的愠怒，更使许广平感到不安和痛苦。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也是一个最富有童心的人，尽管他具有人类最高的智慧，但有时也会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发泄他的不满，鲁迅也不只一次有过这样的情形。他对许广平生气的时候，竟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那样，跑到空地躺下——独自一个人在晚饭之后，无言地睡在夜幕低垂的凉台上，直到许广平把他叫起。遇到这样的情况，许广平心里总是感到忧郁和怅惘，然而她慢慢理解了，一个受到社会多方磨难而感触敏锐的心灵，有这样率真的表现是不奇怪的，而且至多不过一天，鲁迅就会意识到自己给亲人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于是，他会在抚慰许广平的心时自歉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许广平这时自然是报以理解的微笑。

劳累而美好的上海生活，瞬息之间过去八个月了。许钦文从杭州来到上海，再一次邀请他和许广平到杭州西湖去休息几天。经过了一阵犹豫，鲁迅觉得这回应当去了。他和许广平在离开广州前夕，就打算在上海安顿下来后到杭州看看西湖，这也算是婚后的蜜月。然而被紧张的工作包围着的鲁迅，总舍不得把几天的时间消磨在欣赏水光潋滟的西湖之中，因此他一再迟疑。这一回，他虽然也犹豫了一阵，但终于决定把紧要的事暂时放在一旁，和许广平去西子湖边休息几天。

年初，鲁迅还在上海的时候，在杭州的青年学生中，就盛传鲁迅已经到了杭州，而且有人亲眼看到他在孤山脚下苏曼殊的坟前题了诗。不久，鲁迅在上海又听到叶圣陶提起此事，他还接到一位姓马的女子从杭州寄来的信，说从1月10日在孤山别后长久不得音信等。后来经过许钦文和川岛的调查，才知道这是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的一个教师，冒鲁迅之名，在苏曼殊墓前题了诗，这才引起了满城风雨。鉴于这种情况，鲁迅和许广平商量，这次到杭州去，只让两三个熟人知道，以免惊动这个秀丽、宁静的城市。

鲁迅在杭州尽情地游玩了四天。虽然仅是短短的四天时间，但他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他和许广平、许钦文、川岛一起，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美，在碧波荡漾的湖边与林木幽深的山峦间发出畅心的笑声。他们在著名的“虎跑”泉边，兴致十足地品茶，谈天，舀泉水洗头、濯足，嘻闹，并到泉眼的一个小方水池前去掷铜元。他们累了，渴了，就坐下来喝茶，清香的茶水不知喝了多少碗。一直玩到暮色苍茫，他们才从丛林中走出来。在返回的路上，他们坐在敞篷汽车上，还观赏着葛岭、宝俶山一带暮霭沉沉的景色……

第二天晚上，川岛邀请鲁迅、许广平、许钦文弟兄等到著名的素餐馆“功德林”进晚餐。川岛知道鲁迅不大喜欢素餐馆，但是，时值溽暑，只好到那里去。而心情舒畅的鲁迅，这次竟抛开对素餐的成见，也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素餐馆的名菜中尽是些素鸭、素鸡、素火腿之类，鲁迅以为，既然愿意吃鸡吃肉，就不必再图个斋戒吃素的美名，倘有戒杀生、吃素的虔诚，何必又念念不忘鸡鸭鱼肉呢，所以鲁迅向来对素餐馆的菜肴怀有反感。但是这次南来，鲁迅自己心情愉快，也希望爱人和朋友高兴，所以，他吃着这种素餐莱肴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称道起来。鲁迅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次作了“违心之论”，但也许是事实改变了他对那菜名怀有反感的偏颇。

鲁迅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做，他不愿在西子湖畔耽搁得太久。他对同游的友人说，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鲁迅在杭州只玩了四天，就返回上海了。在鲁迅的一生中，这次杭州之游是仅有的一次。当然这是许广平的爱情带给他的。

第九章 爱情（3）

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这种真挚的情感给了他更大的精神鼓舞力量，使他摆脱了许多琐事的干扰，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创造出了更辉煌的业绩。许广平后来回想和鲁迅一起生活的时候，像法官似地严格审问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她感到欣慰，她没有虚度与鲁迅相处的岁月，她已经把一个女子所能尽的一切责任都尽到了，在鲁迅为中国人民创造的巨大的精神大厦上，也有她默默地献出的辛勤的汗水。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扪心无愧，感到由衷满意。

爱情还结出了另一个甜蜜的果实。那是在1929年9月28日，他们有了孩子。孩子出生在上海，因此鲁迅给他命名为海婴。海婴出世前，鲁迅不顾身体发烧，亲自为许广平办妥了住院的一切手续，然后又亲自在许广平身边照料，整夜陪伴着。因为难产要进行手术时，医生曾征询鲁迅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鲁迅立即决断地说：“留大人。”鲁迅心里掠过一阵忧虑，立即就爽快地安慰许广平说：“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手术开始了。鲁迅虽然蔑视人间路上的一切劫难和阻拦，然而此时，他的心却分明紧缩起来，在旁边焦虑地等候着，医生用产钳把小孩的头拔出来，许广平在朦胧中感到一阵剧痛，孩子与自己紧连着的神经一下被切断了，就像一颗布满根须的大树从大地母亲的怀抱里被拔出来一样。赤红的小身体终于跨进了人间，哇哇地向父母和世界报告着自己的降临。鲁迅紧张的心平静下来了，看了看这个在母腹中捣乱后才降生的婴儿，喜爱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母子的生命都保存下来了，这使鲁迅非常高兴，同时对于幸存下来的小婴儿也更加喜爱。

海婴的倔强问世给近五十岁的鲁迅带来极大的愉快。孩子出世的第二天，鲁迅满怀喜悦地来到医院，手里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许广平看到这盆小松树，脸上浮起甜蜜的安详的微笑。这颗小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如鲁迅。她了解鲁迅这份不平常的礼物所蕴涵的情意。平时，他总是那么繁忙，不分日夜地读书，写作。而今天，他却带来了这样的礼物，许广平从这苍翠欲滴的松树，感到战胜一场风雨后的一个母亲的自豪感。她衷心地感谢鲁迅给她这富有诗情的祝贺，也深切地感到鲁迅的深厚的爱意。

在许广平住院期间，鲁迅每天都要来看望两三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朋友来慰问。鲁迅那时眼里总是闪着微笑，总是想多看看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朋友们看了海婴，说孩子长得像鲁迅，他就满心喜爱和慈祥地再次凝视着孩子，然后承认的确像自己，但又补充说：

“不，我没有他漂亮”。

说完，他畅怀地大笑起来。

鲁迅在医院与寓所之间，奔走了整整十二天，他希望许广平能在医院里多休息几天。然而许广平不愿意让鲁迅这样操劳，不愿意让他在这样的往返中耗费时光，因此，她坚持要回家了。

回家的这一天，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上海。许广平抱着婴儿走进楼上的卧室。呵!全变了，阳光明媚，窗明几净，屋里显得格外亮堂，一切都充满着喜气在欢迎她。家具变换了位置，床铺很整洁，床边还摆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除了放着些茶杯等日常用品之外，也放着一盆浓绿的松树，使屋子显得更加生气盎然。许广平看到这一切，一种惊奇与喜悦交织的情感涌上心头，她深情地看着鲁迅。心想：爱的力量真是不寻常呵!鲁迅会心地微笑了。

海婴的到来，给鲁迅和许广平的情感生活更增添了温暖与幸福。生性活泼的小海婴很叫鲁迅喜欢，朋友来了，他总要把海婴抱给朋友看看，有时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他也要叫人抱下来，然后和朋友一起，把他欣赏、评论一番，或者向朋友介绍这个尚处于无知王国的公民最近的表现，引得朋友们都开怀大笑。

第九章 爱情（4）

许广平搬回家中之后，鲁迅把楼下的客房改为书房，又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为了让许广平得到休息，每天深夜十二点后，他负责值班看孩子。这个时候，万籁无声，人们早巳沉入梦乡，而海婴这时却已经睡足，准时地醒转来，于是鲁迅急忙把他抱起来，坐在床沿上，手里弄着点东西，哄着他玩。孩子梦似乎感到人世间的美妙，蹬着一双小腿，高兴极了。当他玩得疲倦了的时候，鲁迅便把自己的两臂弯起来，做成柔软的小摇篮，让海婴躺在里面，轻轻地摇动着，然后从床边踱到窗前，又从窗前踱到床边，口中还哼着专为小海婴编的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海婴听着熟悉的轻柔歌声，渐渐地安静下来，不久便在父亲的怀抱中甜蜜地睡着了。

鲁迅非常爱海婴。从这个活泼的爱子身上，他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他给海婴买了许多玩具，在给国内与国外的友人的通信里，一次又一次地报告着这个孩子成长与“顽皮”的信息，特别是在与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通信中，海婴几乎成了主要的话题：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浓厚的恋子之情。1932年，他曾为自己的恋子之情作了诗的辩白：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请看兴风呼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海婴，这个小小的生命把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点缀得更美丽了。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十章 窃火者（1）

祖国经历了1927年春夏的大黑暗之后，鲁迅来到了上海。这正是国内阶级关系与阶级力量重新组合与激烈斗争的动荡年代。

离开广州的前一个月，他回想起在南来的两年中走过的路，特别是想起不久前见到的刀光与血影，想起了他一向信赖的青年竟是那样分明地分成两个营垒，青年在砍杀青年时，一点也不留情……事实太严峻了，说“青年必胜于老人”，显然是太空洞，太抽象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了不起的生物学真理，然而，现在他明白了，用生物学的眼光来解释远比自然世界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是不够了。那么，应当用什么样的学说来解释呢?鲁迅还不清楚。旧的观念破灭了，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他感到苦恼，感到需要作新的探索。他曾给北京政法大学一个学生写信，坦白地说出了这种心境：“我飘泊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糊糊涂涂。”(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信)

到了上海之后，他仍然在思考，在总结，想从被搅乱的思想中理出一点明晰的认识。在“目瞪口呆”之后，是需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好好沉思一下的。

他思考着，观察着，注意着现实中新发生的一切，他并不消沉，而且感到中国的地平线上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大时代。他虽然还时时看到如广州那种屠刀下血的游戏，然而，他也分明看到从血泊中挺立起来的不屈的身躯，他们从死亡中重生，并正在向地狱和死亡的制造者作新的抗争。这样的时代是严酷的，然而是伟大的，时代的激流在心中翻卷，他凝望着案头上等着他作题辞的中篇小说《尘影》，于是，他握笔疾书：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入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的确，中国正进入生与死搏斗的时代，不是在血泊中死亡，就是从血泊中重生，中国的命运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百折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要从血泊中重生。他们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埋好同伴的尸体，又举起血染的旗帜继续前进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展开武装斗争，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打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更加光辉的一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则对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的军事“围剿”。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血迹斑斑的“革命的策源地”，从波涛汹涌的海外，带着满身征尘，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新的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进行英勇的反“围剿”。

鲁迅此时一边思考着，一边以刚直而尖锐的笔向人们愤怒地揭露，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用血的洗劫的中国，“现在常为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国民党的统治乃是用机关枪的暴力主宰一切的法西斯统治，而他们的帮凶文艺，现在则“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变成了吃人的赞歌。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用笔作武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的十年，也是他发挥着最大影响力的十年。

他到上海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斥责了国民党指挥刀掩护下的所谓“革命文学’，阐明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的主张：“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是的，只有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做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才会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来，而不在乎要什么动听的口号和似乎是十分激进的主张。

鲁迅还应邀到不少学校去发表讲演。在劳动大学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为平民说话，还是压迫平民呢?是在金钱和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同情和倾向于民众呢?鲁迅主张“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是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是做一个随风转向的知识分子？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意味十分深长，而他自己在一生中所走过的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确实是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表率的。

他在暨南大学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他认为原因是在于政治家不喜欢人们思想，不喜欢人们反对自己的意见，而文艺家表达的其实是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见，不过由于敏感的缘故，比别人早说了出来。鲁迅谈论这样的矛盾自然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和暴虐的统治，不过鲁迅接着也讲到了，即使“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回事”，他把这个将来社会?的假设的矛盾，归结为“理想和现实不一致”。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社会，文艺和政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难道注定了非有冲突不可吗?鲁迅在当时自然还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才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是为解放本阶级而斗争的一翼。

在这年冬天，他还几乎跟创造社组成了联合的战线。到了上海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朋友。他感到在这种营垒分明的生死搏斗的年代里，是需要朋友共同奋斗的。就在他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即11月9日，创造社作家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征得郭沫若的同意前来拜访鲁迅。“四·一二”事变之后，郭沫若、郑伯奇、成仿吾等创造社的主力，比鲁迅早一些由广州返回上海，参加重整创造社的工作。现在大敌当前，也感到力量单薄，需要友军。

这一次创造社的朋友主动来拜访，鲁迅感到很高兴。畅谈了一个上午还不够，下午郑伯奇、段可情又再次前来。创造社的朋友提议要和鲁迅联合办一个文艺刊物，对于这个提议，鲁迅是非常赞成的。他还热心地主张恢复《创造周报》，并向郑伯奇他们表示，他自己也愿意参加撰稿。他恳切地评价了《创造周报》，认为它曾经在青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恢复起来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郑伯奇这回见到鲁迅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交流思想和商议工作则是头一回，他深深地感到鲁迅是公正的。

第十章 窃火者（2）

经过一天的商议，他们终于决定：把恢复《创造周报》作为第一步工作。编辑委员由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段可情四人担任，而由鲁迅、郭沫若、蒋光慈、李初梨、冯乃超等三十人作为“特约撰述员”。这时候，郭沫若于参加南昌起义后，辗转流亡，刚来到上海，正过着地下的生活，他依旧很关心革命文艺运动，自己也在辛勤地写作，他在登出的这分名单中，化名为“麦克昂”。“麦克”是英文Maker的译音，“昂”通“卬”，在古语中是“我”的意思。《诗经》的《匏有苦叶》中，就有“人涉卬否”的句子，“麦克昂”就是宣称：作者是我，这实在是跟想要逮捕他的反动派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恢复《创造周报》，邀请鲁迅一起作战的这个倡议，就是经过他支持和赞同的。郭沫若本来还想找鲁迅当面交换意见，可是在不久以后，他生了一场大病，接着又匆匆忙忙地流亡日本，再一次失去了跟鲁迅见面的机会。

蒋光慈、郑伯奇等人的采访以及初步的商议，使鲁迅满心欢喜。这一天夜里，他吃着螃蟹，开怀畅饮，直到大醉。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衷心喜悦过了。

面对着庞大的黑暗势力，鲁迅多么希望革命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他意识到：没有坚固的联合战线是难以胜利的。但是对于创造社提出的革命文学口号，他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当务之急，在于做革命的人，至于提不提革命文学的口号，倒无须急急忙忙。然而在中国文坛上，创造社是一支有生气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很清楚地看到的，因此早就有联合他们一起抗击黑暗的愿望。1926年11月7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明了自己的心愿，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鲁迅到了广州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愿望。1927年4月1日，他和成仿吾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篇宣言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暴行而发的。宣言以激昂的感情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底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我们底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宣言最后还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这是一个磅礴着爱国主义与革命理想的宣言，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由创造社的朋友起草，鲁迅毫不犹豫地在宣言上签了名。

1927年9月24日，鲁迅就要离开血雨腥风吹打着的广州，离开之前，他觉得应当去告别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友人。此时，他想到了创造社。于是，他到设立在昌兴街四十二号的创造社广州分部，向他们告别。分部的同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招待即将远行的鲁迅，并赠予《创造周报》、《洪水月刊》、《磨坊文札》、《新消息》等六种书刊。鲁迅此次离穗，不愿意告别其他的朋友，但觉得不能不向创造社告别，他对于创造社是信赖的。次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想起创造社，觉得在文艺已逐渐萧条的中国，创造社的努力是很可宝贵的，他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离开广州的时候，鲁迅对创造社怀着那样美好的印象和感情，而今天，创造社的友人又来访，并表示了联合的愿望，鲁迅怎能不感到兴奋呢？按照这一天共同商定的计划，1928年1月1日，《创造周报》公布了编辑委员和特约撰述员的名单，在特约撰述员的名单上，第一人就是鲁迅。

但是，计划仅仅实现到这一步，下一步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创造社在决定与鲁迅联合及拟定计划时，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年轻人真有点冒冒失失。在郑伯奇等准备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成仿吾已到日本去了，彼此在事先也没有商量。成仿吾在日本与创造社的另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又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准备加强创造社的革命色彩，把创造社作为鲜明的思想斗争的基地，出版政论性很强的月刊《文化批判》，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郑伯奇这时写信告诉成仿吾，他们已和鲁迅商量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而成仿吾认为，要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老作家都不行了，鲁迅当然也是属于“不行”之列。

成仿吾和在日本的一些创造社成员，正当年轻气盛，革命热情很高，但也“左”得厉害，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幼稚。他们要建立新的普罗文学，这在中国是需要的。在当时大资产阶级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祖?大地的时候，他们敢于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确实是勇敢无畏的，是有卓越的历史功绩的。然而他们正像一切新生的事物一样：虽然带有革命热情、敢于斗争等许多宝贵的品质，然而也带着一些很难避免的冒冒失失的弱点。他们显然带着“左”的幼稚病。他们觉得神圣的新鲜的普罗文学，是应当纯粹又纯粹的，普罗文学队伍也应当是纯粹又纯粹的，而在中国，则只有他们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是纯粹的，鲁迅这样的老作家已是“时代的落伍者”了。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思想水平来认识鲁迅深刻的革命性，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识还比较简单，甚至比较肤浅，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鲁迅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与鲁迅还存在着距离。他们还不了解，革命文学不可能单凭革命的观念和热情产生，如果自己不投入革命洪流中真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把自己首先锻炼成为革命者，那么，革命文学就难以成功，而且还会把革命文学引入错误的方向。由于他们的幼稚病，结果他们不仅未能执行与鲁迅原定的计划，而且错误地把鲁迅作为普罗文学的抨击对象。他们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又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这些文章错误地把时代的先躯者鲁迅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是向旧中国吃人筵席进攻得最坚决的战士，他最清醒而尖锐地看到了旧社会的污秽和积弊，而这些文章却把他说成是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他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说几句“人道主义漂亮话”的旧作家。

这种左倾、幼稚的主观臆断，距离伟大战士的实际实在是太远了。鲁迅心里不服，而且创造社这样改变计划，他事先不知道，他不能不感到突然，感到不满。他决定给这些头脑发热的青年浇一点冷水，对他们进行反批评，同时，也可借此来阐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看法。

1928年2月23日，鲁迅终于写出《“醉眼”中的朦胧》，第一次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批评正面地进行反驳，他让这篇杂文公开发表在3月12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

第十章 窃火者（3）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并没有给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扣什么帽子，他据理申明，指出这些青年革命者的一个根本弱点，这就是“朦胧”，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朦胧的，对中国社会斗争的营垒分野的认识是艨胧的，对无产阶级文学面貌的理解也是朦胧的。在鲁迅看来，革命者的可贵品质在于襟怀坦白，敢于明言，决不怕批判自己，因此，他不赞成本来是朦胧的，却要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甚至觉得“唯我是无产阶级”。例如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提倡人道主义，这在野蛮地践踏人的尊严。不把人当作人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是有反抗意义的，这与拿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革命是两回事。但普罗文学的倡导者们对于人道主义的认识也是朦胧的，因此，他们笼统地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抨击鲁迅讲了“人道主义的漂亮话”。鲁迅批评他们“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对于中国社会的人肉筵宴似的所谓东方文明，鲁迅是比创造社的青年革命者们看得透彻的，他清楚地知道，在兽道横行，人的尊严被随意践踏的时代里，人道主义式的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屠伯面前，丢掉人道主义的抗争旗帜是不应该的。鲁迅的反批评显然是善意的，为中国革命着想的。

鲁迅还看到：“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另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他们与人民大众的位置放得不对。鲁迅指出他们虽然自己认为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实际上还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跟实际与大众结合好。他们只想用从书本得到的革命意识去“获得大众”，启蒙大众，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当在大众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应当和大众，特别是和无产阶级大众思想感情首先融成一片，做大众的一员。鲁迅恳切地告诉他们：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鲁迅对这些青年革命者错误地看待他，坦率地表示了不满，他说：“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

写完这篇文章，鲁迅的心情很不好，他似乎觉得无须把气力放在这里。第二天，他心情郁闷地写信给台静农说：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 (1928年2月24日信) 论争延续了一年多，鲁迅又作了《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严格地站在论争的立场上，从不感情用事，也不作人身攻击。他在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一直认真地思考着，探求着。

鲁迅是一个富有实际精神的人，他对现实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态度。他的文章，嬉笑怒骂，都让人们感到跳动着革命的脉搏。他虽然没有积极地提倡革命文学，认为没有急急忙忙挂招牌的必要，但是对于“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鲁迅还觉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文艺与革命》)他还指出：“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引者注)文学。”(《文艺与革命》）无产阶级文学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及时地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就是必要的。而且，在当时中国提出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历史条件也已经成熟。对于这一点，鲁迅似乎过于谨慎，过于担心时机并不成熟。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作家的良心和责任感，他说：“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估计的过于谨慎，使他对于揭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战旗的态度显得冷淡，他依然觉得当时对于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是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因此，他提醒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注意，不要忘掉艺术的特征。他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 鲁迅还从阶级实质上深刻地剖析了创造社虽然“方向转换”而仍不免有些朦胧的原因，就因为思想是朦胧的，自己本来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现在要向无产阶级转换，那就要切实正视自己过去的弱点，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否则就会含糊不清。他说：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 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在中国最黑暗的年月中，带着鲜明的战旗，冲上生死搏斗的文化战线，这是极其可贵的。在当时革命正遭受大挫折，中国变得哑然无声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就像寂静的长夜中轰然震响的惊雷一样，使人们振聋发聩，为之奋起。他们的召唤，在许许多多的奔流着革命热血的青年中产生了反响，使大批青年集合到了被鲜血染红的革命旗帜之下。他们在艰苦的年月里，写出了最初的一批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像火焰似地烧向整个黑暗的旧中国。这种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伟大运动，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气魄，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将独立地建设本阶级的文学艺术，中国的劳苦大众将开始占领文艺阵地。他们的功勋应当充分地记录在中国革命文学史册中。但是，他们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幼稚病也是明显的。他们当时刚从日本回国，受到日共内部福本主义“左”倾幼稚病的影响，在国内，又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因此出现了混淆革命对象的错误。总之，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条文还没有消化，鲁迅后来很中肯地指出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把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第十章 窃火者（4）

由于上述原因，同样真挚地追求着革命的鲁迅，就无法实现和创造社的联合，而且在后来还发生了这样一场相当牵动感情的论争。在历史前进的路程中，常常会出现许多人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历史似乎是有点儿神秘的，为什么它会这样复杂和充满变化呢?不过，如果透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就会发现在这里有着各种深刻的原因。而且拿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来说，当人们惋惜着在这场论争中出现了不少误会的时候，同时却发觉了它也有着多么重大的收获啊!

历史总是这样曲曲折折地前进的。因此懂得了历史的人们，就往往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沉溺在过度的叹息和悲痛之中，而是永远从这里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永远向着更为光明和美好的未来跋涉。历史是会使懂得了它的人们异常欢乐和开朗的。

事实上，这场论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文学阵营更成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序幕。

论争，逼着论争的双方更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更大的热情去获得这一照亮世间黑夜的伟大火把。

鲁迅坦率地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

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带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初学者的锐气，他们的理论武器虽不够齐全，使用得也不熟练，但重要的是他们却开始拿着这种新的思想武器上阵了。他们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把文学看成是—种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上层建筑，所以他们主张文学艺术都有阶级性，一切文学都是宣传，都可以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种情况逼着鲁迅也必须进一步去了解和掌握这种武器。任何事情鲁迅都是认真对待的，对于革命文学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他认真地钻研着，思考着。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这个工农大众已经成为时代重心的大时代里，对代表工农大众最大利益的学说缺乏深刻了解怎么行呢！因此，他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学说。他在翻译介绍了几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说明了自己这种寻求真理的崇高的动机。他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 躯。 (《“硬译”与“文学的阶极性”》) 崇高的动机可以化成行为的巨大前进动力。鲁迅是出于崇高的动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用功之勤和涉猎之广都令人惊叹。这从他所买的书中就可以窥知一二。1928年之前，他购买的马列主义书籍数量很少，而1928年以后，这类书籍却源源不绝地涌流进他的书房，在这一年的二百多笔书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的书籍就有六十多种，仅上半年中，就有如下这些重要书籍：

1月15日《布尔什维克之表里》

1月16日《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2月1日《什么叫阶级意识》

2月5日《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

2月7日《史的唯物论》

2月10日《俄国劳动党史》

2月13日《中国革命的诸问题》

《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根本概念》

《辩证法及其方法》

《论新反对派》

《辩证法杂书》

2月21日《唯物史观解说》

2月23日《文学与革命》

2月27日《俄国的文艺政策》

《农民文艺十六讲》

3月14日《阶级斗争理论》

《唯物的历史理论》

3月20日《经济概念》

《民族社会国家观》

《社会思想史大要》

《史的唯物论略解》

3月30月《辩证的唯物论入门》

《阶级斗争小史》

《马克思的辩证法》

4月12日《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4月14日《马克思主义与伦理》

4月17日《社会意识学概论》

《艺术之原始》

5月1日《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

《无产阶级文学论》

《社会主义文学丛书》

5月31日《革命后之俄国文学)

6月26日《列宁的辩证法》

《苏联文艺丛书》

《阶级社会的诸问题》

第十章 窃火者（5）

鲁迅一面大量阅读，一面又着手翻译。当时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翻译得极少。鲁迅十分希望能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但是这种切实的人却很少，加以当时的中国懂英文者最多，日文次之，懂俄文者更少，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只好从日文转译。他首先翻译的是苏联的《文艺政策》，该书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1924年5月俄共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1925年1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党的政策》(1925年6月俄共中央的决议)等三个部分。6月20日，译稿开始在他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这是他有计划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开始，在这之后，他于1929年又先后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0年2月15日，鲁迅在他主编的、只出了一期的《文艺研究》上，还译载了普列汉诺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当时论战的另一方创造社也在努力进行翻译工作。1928年8月，他们创办了理论刊物《思想》，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情况。同年10月，《创造月刊》还刊载了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创造社作家还先后译介了一些科学文艺论著。与此同时，冯雪峰编辑《科学艺术论丛书》，自己也翻译了《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文学评论》(梅林格)等书。于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传播在中国便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鲁迅不能从俄文直译，而从日文转译，这是翻译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他初步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其中大量的新概念、新思想、新逻辑，又需要自己准确地把握，这是第二个困难。但是，为了把火光带到黑暗笼罩着的祖国，他坚韧地征服一切困难，以惊人的工作精神，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地译下去。后来，梁实秋攻击他“硬译”，但这是多么可贵的“硬译”精神呵!

鲁迅在这场借火和播火的斗争中，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立下了特殊的功勋。他所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著作，篇幅很大，翻译时注入了巨大的心血，他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不怕钉在岩石上被老鹰折磨的苦楚，硬是要把火窃给人间。

鲁迅在翻译之后，又对这些论著进行科学的评述，譬如他按照列宁的观点，精当地评价了普列汉诺夫本人及其著作《艺术论》。他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动摇，却衷心地赞誉他的美学理论，并抓住这些理论的精髓介绍给我国人民。之后，他又运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解释艺术，许多原来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鲁迅和他的同志，是一群无所畏惧的拓荒者，他们平整了荒芜的土地，搬来了他山的巨石，为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开创了我国美学发展史的崭新阶段。历史是最公正的，它无容置辩地证明着他们是光荣的、有卓越贡献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先躯者。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1）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1935年6月29日，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白了这种崇高的志向。鲁迅到上海后，依然为创造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大建筑而孜孜努力。他知道，为这个精神的大建筑奠定牢固的基石，需要坚韧不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而不能依靠激昂的口号。

那时，无论是新文学还是新艺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都还处在襁褓时期。文艺队伍还很薄弱，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内容还不够充实，技巧也不够成熟。鲁迅从对革命文学艺术的高度责任心出发，深感到年轻的创作队伍需要扶植，需要滋养，因此到上海之后，他把精力主要放在编辑文艺刊物。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作品、扶植新生文艺团体的工作上。在他的创造力最成熟的年月里，他的时间是多么珍贵，然而为了新文化事业，他宁愿去做这些一木一石的工作，用自己生命的血，一滴一滴地灌溉那些新开垦的处女地。

他到达上海不久，在北京出版的《语丝》被迫停刊，但是北新书局把这个杂志转移到了上海，所以从1928年2月起，鲁迅便亲自担任主编。这一年6月，鲁迅又和郁达夫一起编辑一个以翻译为主兼收创作的文学月刊《奔流》。这个刊物共持续了一年半。

郁达夫原来也是创造社的骨干，但在1927年8月就脱离了创造社，鲁迅与他的关系一直很好。他觉得达夫为人诚实，坦白，没有“创造气”。他们合编这个刊物的目的在于给新文学艺术多输送一点新的血液。鲁迅那时的想法是很明确的。他认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则受点别国的影响，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为此感到脸红。而且单就文艺而言，鲁迅觉得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实在知道得太少，要使自己茁壮成长，营养是太不足了。所以，鲁迅历来主张对于外国文化，要具有“汉唐气魄”，敢于“拿来”滋补自己。不去了解国门之外艺术的大千世界，而要使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有大的发达，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办一个刊物，让它起着输送的作用，是必要的。

然而，这个工作实在麻烦得很。每月出一期，从编辑、校对、翻译到挑选插图、跑印刷所、与投稿者通讯联系，代作者向出版社索取稿费和退稿等等，事无巨细都是鲁迅一个人亲自办理。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刊物的内容，鲁迅每一期还要亲自写一篇《编校后记》。特别是校对工作十分繁琐，他常常通宵达旦地校对《奔流》的稿件。刊物是在夏季诞生的，而南方的气候炎热得很，晚上蚊子又多，但是鲁迅还是一边淌着汗，一边专心致志地一页一页校对着。关于这一段的生活情况，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有过自白：“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为要使《奔流》少几个错字，每月的功夫几乎都消费尽了。”鲁迅虽然向自己的友人诉说了劳动的沉重，但是他总是那样一丝不苟地把全副精力倾注在别人的稿件上。了解鲁迅的友人们都知道，那一本一本的《奔流》，实际上奔流着的是鲁迅那赤诚的心血和汗水。

在编辑《奔流》的同时，鲁迅从1928年12月，又与柔石等人合编《朝花》月刊，自然，这也是为了给新的木刻艺术输入一点营养。

柔石是在这一年9月搬到闸北区景云里二十三号的，这里本来是鲁迅的住处，门边还留着户主周豫才的字样。现在鲁迅的新居景云里十八号，就在柔石住处的斜对面。早晚吃饭的时候，他们常常相遇，经友人介绍，他们就亲热地交往起来。初次接触，柔石就给鲁迅留下了忠厚质朴的印象。柔石心性率真，对鲁迅又有一种特殊的信赖，因此在交往的开始，就把自己的身世无保留地告诉了鲁迅。他是浙江台州宁海人，谈吐举止都带着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的味道，给鲁迅的感觉就像耿直地反对明燕王朱棣的方孝孺。在旧中国，“滑”的市侩和“媚”的奴才是很多的，这些都叫鲁迅厌恶，他喜欢“迂”的柔石，这种忠厚到“迂”的人，倒无须防备。

柔石幼年时叫赵平福。但他家乡有一个霸气十足的豪绅，觉得这个名字好，要留给自己的儿子用，不让柔石用这个名字。柔石没有理睬他。不过，他长大后，很不喜欢这个“福”字，便改为“平复”，并以柔石为笔名。

这个连名字也几乎被剥夺的青年，非常热爱文学事业。他和鲁迅往来一些时日之后，彼此觉得很投合。鲁迅把柔石看作自己人，常邀他到家里吃饭，饭后他们俩，还有许广平、周建人总是在一起谈天。和亲密友人畅谈，在鲁迅看来，正是繁忙人生中的大乐趣。因此，他谈起来兴致很高，从文学到哲学，从五千年前到五千年后，渊博的知识、锋利的思想、高尚而深刻的幽默，常使柔石为之倾倒。鲁迅对于柔石的创作常常详细地提出中肯的批评，使柔石心悦诚服，尤其使柔石深受启发的，是鲁迅指点给他的严肃的人生与治学的态度。有一次，鲁迅告诉柔石，“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坚韧地慢慢地走去。”

听了这话，忠厚的柔石想了好久，他责怪自己和鲁迅所说的“象”的韧性相去太远，倒是和游荡的鱼一样，神经末梢太灵活了。他感谢鲁迅这种切实的指点。

由于鲁迅的指点和激励，柔石从事文艺的信心坚定了，就在与鲁迅接触将近两个月时，他写信告诉自己的哥哥，他今后将“努力，刻苦，忠实于文艺”，决心献身于进步的文学事业。于是，在1928年底，他和王方仁、崔真吾商定办一个文艺刊物，这个想法马上得到鲁迅的支持，于是成立了朝花社。经费由他们四人共同承担，但实际上，鲁迅除了自己的一股外，还替柔石垫付一股，后来又以许广平名义再加一股，共承担了五分之三的经费。

朝花社成立后，柔石便以全副心身投进工作，切实地挑起担子。那时他很穷，自己便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费用。他生来就不懂得取巧，自觉地承担一切杂务：买纸，校对，制图，跑印刷所；碰到钉子，说起来皱着眉头，但没有怨言，没有牢骚。他用工作赢得人生的欢乐，也用工作消化掉一切不愉快的事。

柔石工作的踏实使鲁迅喜爱，而他的高尚的心地更使鲁迅喜爱。鲁迅偶而注意到，当他的“迂”气悄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与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起走路时，那距离，总还是要保持三四尺的。他没想到，这样的方法也会使熟悉他的朋友误会的：倘若路上遇见他 ，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便会疑心这是他的女友。但是，他和鲁迅一起走路的时候，却和鲁迅贴得很近。他带着一对近视眼镜，一边搀扶着鲁迅，一边还东张西望，生怕鲁迅会被来往的车辆撞倒。鲁迅又因为替柔石近视而担心，吃力地看着他，两个人紧张地互相担心，互相照顾，结果是两个人都很吃力，一路上都是仓仓皇皇，十分紧张。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2）

柔石的心地总是那么纯真，像一池清沏的泉水。旧社会那么黑暗，那样损害他，连他的名字也不许与“福”字沾边，但他还是以善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一切，相信人们都和他一样善良。对于中国社会黑暗感受得很深的鲁迅，有时告诉他，在这个社会里，人会怎样地骗人，怎样地卖友，怎样地吮血，柔石听了竟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难以置信地说：

“会这样吗?——不至于此吧!”

他用孩子般纯真的眼光来看待复杂的社会现实，信赖现实，而现实一点也不和他讲情面，照样冷酷地愚弄这个只会牺牲自己的善良人。柔石苦心经营的朝花社倒闭了，白花了力气不说，还得又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赔这笔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一句怨言，一句牢骚。为了偿还这笔欠款，他拚命翻译和创作，用诚实的汗水来填满现实给他造成的亏损。尽管现实不分善恶地摧残他的事业，他仍然相信人是好的。他不泄气，仍然锲而不舍地追求进步的文化事业，追寻革命的足迹。他后来勇敢地参加发起左联的活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以后又担任过常务委员和编辑部主任，并且加入了担负着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他还代表左联出席了一次党的会议，头一次参加这种庄严的大会，和具有共同理想的工人、农民、战士一起谈论着革命，他兴奋极了。他把自己和鲁迅合编的《萌芽月刊》送给代表们看，念给不识字的农民代表听，代表们亲切地抚摸着《萌芽》，满意地微笑着。柔石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鲁迅，让鲁迅和自己一起共享这种特有的快乐。这位年轻的、纯真的共产党人，直到最后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始终怀着纯真的信念，确信自己的崇高理想必定会在中国变为现实。

朝花社尽管倒闭了，然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却留下了闪烁着光辉的业绩。从1928年6月6日至1929年9月21日，它出版了二十期《朝花周刊》和十二期《朝花旬刊》，发表了许多文艺作品和评论，还介绍了东欧和北欧的一些作品。此外，朝花社还编辑出版了介绍外国美术作品的《艺苑朝华》，开创了刊物致力于介绍美术作品的新风。朝花社所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一)、《比亚兹莱画选》、《蕗谷虹儿画选》、《新俄画选》等至今还生存在中国的文化土地上。鲁迅作《〈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时表示，“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是怀着这种献身精神做着培养花卉的工作的。

鲁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自己觉得是满意的。他说：“创作木刻的介绍，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们的注意。”鲁迅和柔石共同创办朝花社，首倡木刻，确实在青年艺术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的木刻运动这个时候便开始兴起。朝花社的结束，并不是鲁迅倡导新美术的终点，而是他开拓的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起点。这之后，他自费出版画集七种，编辑出版画集五种，作美术评论文章二十余篇，办木刻训练班一次，向国外输出木刻新作展览会一次，举办三次外国版画展览会，写了激励和指导美术青年的通信二百多封，收集中外版画原拓三千多种，已列入计划而未出版的画册十二种。鲁迅对于木刻的倡导，在当时美术青年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八艺社、木铃社、MK木刻研究社、野穗社、无名木刻社、广州现代版画学会等进步木刻团体，就是在鲁迅的影响和支持下，在中国美术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新芽。而这些新芽从草莽中出现的时候，又得到鲁迅心血的润泽。

以一八艺社来说，这个小小的绘画艺术团体的成员，是一批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被艺专当局开除或被迫退学的进步学生。他们的活动场所只有在上海江湾路租到的两间房子，一间作画室，一间作宿舍，社员们虽然在穷苦中挣扎，但敢于同泛滥于画坛的庸俗习气相抗衡，追求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在他们探索的时候，看到鲁迅先生自费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仿佛见到艺海的航标，顿开眼界。这个德国木刻家，以强烈的黑白对比和豪放有力的刀法塑造的工人形象，以及工人们奋发劳动所构成的场面，使他们感动不已。这种崭新的革命内容与艺术技巧相兼的作品，在这些艺术青年身上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从此下定决心：放弃油画改作木刻。那时木刻运动尚未兴起，连木刻刀也买不到，他们有的就用刻图章的刀代用，有的在日本小学校的文具店里买到了日本小学生用的木刻刀，有的用大小不等的蘸水钢笔尖根部磨锋利了使用，有的甚至用遮阳伞上的钢撑骨磨利了当小圆口刀。那时，江丰和陈铁耕在先施公司发现了有美国制的五把装的木刻刀，每副定价七元。他们欣喜若狂，江丰马上当掉了一件毛料夹长衫，把刀买了下来。这个当时不引人注意的小小的艺术团体，首先得到鲁迅的关怀。鲁迅从一八艺社看到自己对于木刻的提倡，在社会上终于有了反响，十分欣慰。他不仅给艺社送外文绘画书，让他们借鉴，而且在1931年6月，特为沪杭两地一八艺社举办的展览会，写了一篇对进步木刻萌芽洋溢着爱的著名短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这是一篇赞颂萌芽美的情意真挚、寓意深刻的散文诗：……

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 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3）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鲁迅深信伴随着绿色萌芽而来的，是春天的繁荣。在幼小的年轻的小团体背后，一定会出现旌旗蔽空的艺术大军。于是，他尽自己的所能，捍卫这幼芽，扶持这幼芽。就在作这篇小引后的两个月，他趁内山完造的弟弟、日本木刻教师内山嘉吉来华的时机，在上海办了一个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嘉吉给一八艺社的几个社员和其他一些上海的美术青年讲授木刻。从开班那天起，鲁迅就给内山嘉吉当翻译，他每天提着一包版画书籍和版画拓本到讲习会，结合内山嘉吉的讲座内容，在翻译时便把这些外国版画原拓本给学员们传阅，这里有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和现代版画，有秀丽的英国木刻，有托人从德国买来的珂勒惠支的铜版组画。在讲习会期间，鲁迅又送一八艺社八册关于版画的书，还向内山书店提议寄售日本木刻刀，以补木刻刀之缺。在鲁迅的支持下，一八艺社的成员，成了我国现代木刻的一群有作为的拓荒者。

鲁迅在南方扶植朝花社的同时，在北方继续支持着另一个青年文学团体未名社。5月中旬，鲁迅赴北平探望母亲，趁着这个探亲的时机，多次走访未名社的朋友，在精神上给予他们很大的力量。

1925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扶植成立的未名社，并没有什么宏愿，然而却有勤勤恳恳的努力和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做下去的毅力。鲁迅向来不喜欢那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习性，因此，对于他们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定的事业心，是很激赏的。鲁迅到北京时，未名社的骨干韦素园正得了很重的病，住在西山病院里。

对于韦素园这样默默无闻地工作，静静地把生命消融在中国文化事业中的人，鲁迅是欣赏的。中国文化事业当然需要天才，然而也很需要养育天才的平凡的泥土。他说：“是的，但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它多。”鲁迅到北京后不久，就和李霁野等四人到西山医院去探望他。

听说鲁迅要来探望自己，素园高兴极了。自从来到西山病院，伴随他的只有疾病与寂寞，他常常想起鲁迅，常给鲁迅写信，今天竟然来了，这是多么难得呵!鲁迅来的前一天，他就让人帮忙把小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请厨房的大师傅帮助，准备好明天的午餐，还把自己喂的几只小鸡，挑了两三只大的，请大师傅做盘可口的、鲁迅喜欢吃的菜。

5月30日早晨八点，鲁迅就到了医院。看到素园的皮肤因为日光浴而晒黑了，精神也还好，心里感到踏实些，然而他心中又很快地浮起一阵悲哀，他想起这个把才智默默地赠予别人的人，被疾病折磨得几乎不行了。一年前，就接到他从这个病院里发出的信，而且是伏在枕头上写的，那时就衰弱得坐不起来。以后又接到他翻译的果戈理小说《外套》的精装本，那似乎是一个最后的纪念品，译者也已觉得生命临近最后的时节了。现在这个病弱的友人就在眼前，而且那么高兴，而在这之前他就在这里痛苦地静卧着，在另一个阴暗的世界门口挣扎着，不知道自己是在等待痊愈还是等待死亡。想到这里，鲁迅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凉，他想到这样一个甘当泥土的善良人，一个在默默中生存、劳动、无所企求、无所奢望的知识分子，却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连他的爱人也因为他没有痊愈的希望而离开了他，与别人订婚了。于是，鲁迅又感到他将经不住折磨而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想到这里，鲁迅心里真是难过极了。然而他在刹那间又意识到，决不能把这种悲哀传染给衰弱的但还在高兴着的病人。于是，他又强装出欢笑，与素园闲谈起来，使素园感到快慰，暂时忘掉病痛和烦恼。交谈了几个钟头之后，素园才想起鲁迅是抽烟的，他连忙请鲁迅吸烟。鲁迅摇摇头说不吸了，因为他觉得不应当给病人留下烟味。素园见鲁迅这样爱他，愈加感动，再三地说吸烟对自己并无妨碍，鲁迅这才到外面急急地吸完一枝纸烟。

这一天晚上，鲁迅心里一直不能平静。他时时想起素园，想起素园病房里挂着的那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对于这个善于审判人们灵魂的俄罗斯大作家，鲁迅是敬佩的。然而今天他感到这位大作家有一种异样的冷酷。这个用笔墨使读者受到精神苦刑的作家，总是把不幸的人一个个拉出来拷问，而鲁迅意识到，诚实、勤勉而不幸的素园，也是他的苦刑架上的犯人了。素园该被这个俄罗斯作家拷问出怎样的人间苦呢？这些苦将怎样煎熬素园的心呢?想到这些，鲁迅心情十分沉郁，觉得应该与许广平谈谈这一切。然而她在南方，于是，他提起笔来，给许广平写信，告诉他在西山病院里所见到的一切。在信上寄托了自己的感情，他才心绪稍觉宁静地度过了这个北国的夜晚。

鲁迅此次北上，还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师范、北京第一师范作了讲演。鲁迅身上巨大的磁性力，吸引着中国许许多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他讲演时听的人总是很多。到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演时，二院礼堂容纳不下，临时改到三院礼堂，但仍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只好绕到后台才走上讲坛。讲完之后，听得十分兴奋的教师和学生们，还层层围住他，久久不肯走散。

学生们是单纯的、热情的，他们不仅希望听鲁迅讲一次，而且希望常常听到鲁迅的课。5月23日，北大国文系的学生还派了六名代表，请鲁迅去教书。鲁迅婉言谢绝之后，他们承认鲁迅应当回上海，但又要求预定几门功课，恳求鲁迅再次来京时进行授课。鲁迅了解青年们的心，然而他无法答应这种办不到的事。

他是不愿意留在北京的，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明这一原因：我这次回来，正值暑假将近，所以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都感不到什么刺戟，略不小 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忧，但也别有生气。鲁迅是不习惯于“世外桃源”的安闲生活的。他向来喜欢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喜欢对于生的执着和对于死的挣扎，而不喜欢玩赏琥珀扇坠，翡翠戒指，也不喜欢宁静和幽雅的地方。那些迷恋于桃花源式的生活的人，固然没有斗争所必经的苦痛，然而也决没有胜利时的难言的欢乐。对于一个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比与时代隔绝、落在队伍后面，更使他感到不安的了。所以身在北方的鲁迅，总是留恋着上海那种既有烦忧又有生气的生活。

回到上海之后，鲁迅照样是终日伏案写作，照样是不停地看稿，翻译，校对，生活是紧张的。然而，他依旧热心地做着培植艺术花朵的工作。6月16日，他分别给白莽和孙用发了一信，鼓励了他们的翻译。

白莽就是年轻而有才华的革命诗人殷夫。鲁迅办《奔流》的时候，他投来了从德文翻译出的《裴多菲传》一稿，鲁迅一看便觉得宝贵，于是立即发信去索取原文，殷夫便亲自送来了。

殷夫那时才刚过二十岁，面貌很端正，脸色是黑黑的。他真是个诗人，一和鲁迅见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滔滔不绝地说话。走了之后，又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他对这次相见感到后悔，因为他说的话太多，而鲁迅的话太少，又冷，好像受到一种威压似的。鲁迅读了信，微微一笑，他喜欢这种爽直而率真的人。于是，他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去解释，安慰这个感情丰富而容易波动的青年诗人，并且告诉他，作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不应当以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原来，昨天鲁迅收到《裴多菲传》原文后，就连夜校对译文和原文，除发现了几处误译之外，还发现一个有意的曲译，把“国民诗人”这个词，译成“民众诗人”。鲁迅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因此他把意见及时地告诉这位新结识的诗人气质很浓的年轻朋友。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4）

鲁迅自己是喜欢裴多菲的诗的，现在他发现一个也热爱裴多菲诗的青年，心里感到喜悦。因此，在写好这封信之后，他把自己藏在身边的十分心爱的两本裴多菲的书，也赠送给殷夫。这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一本是诗集，都是德文的译本。在裴多菲的祖国匈牙利，已经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了。这两本书是鲁迅珍藏的，这是三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到德国去买来的。开始店员不肯经手，而鲁迅那时正当是酷爱裴多菲的时候，便怀着惴惴之情恳求，才最后得到的。几次搬迁，这书总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此次鲁迅遇到能够理解这书的价值的人，感到很高兴，他决定送给也如他在日本时那样热爱着裴多菲的青年，这也正好可以给书找到一个好的着落。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委托柔石亲自把书送交殷夫。殷夫得到这本集子，自然如获至宝，高兴地阅读，还译出几首诗来。后来他被捕牺牲后，鲁迅翻翻他的遗物，发现其中一本《裴多菲诗集》还在，鲁迅像捏着一把火，一页一页地翻看，见到在一首诗的旁边，还有殷夫的译文，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然而鲁迅倾注心血培育的幼苗，却被凶残的刽子手摧残了。

与殷夫同时注重从德文翻译诗文并注意裴多菲的诗的，还有一个当时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1929年1月，鲁迅第一次接到这个青年的译稿后，就亲自给他回信，并把他的译诗刊登在《奔流》上。他开始译莱蒙托夫、海涅的诗，以后又译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这部诗是孙用从世界语译本中转译的，这一年9月初，鲁迅接到这份难得的译稿，非常高兴，他一口气读下去，觉得译文认真而流利，更是高兴，感到得了一种珍奇，他马上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这部译稿问世。

这本书稿有一百多页，《奔流》是容不下的，只能出单行本。鲁迅原先想交给上海书局出版，但书局并不太热心，而且常常变化难测，鲁迅恐怕交稿之后，如石沉大海，便作罢了。他又想自行印刷，先印出一千本给大家看看。决定之后，就把自己的打算与孙用商量，并亲自与书店接洽，当时书商都图谋重利，见到这个无名之辈的作品，都不感兴趣。鲁迅先是介绍到小说月报社，然而似要非要，碰到不软不硬的钉子后，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却是干脆拒绝，于是满身晦气，仍然回到鲁迅手里，伴着鲁迅枯坐，流离，最后鲁迅才找到湖风书店，算有了个着落。在与书店的接洽过程中，鲁迅一面又帮助年轻的译者校改译文，在校改中鲁迅对于专有名词的音译或仅通行一地的方言，以及不顺口的单字和短语，都作了重要的改正。为了保证译稿的质量，鲁迅还一字一句地参照1878年约翰·施采尼尔(J．schnitrer)的德译本校改，中肯地指出译文的错处，这样认真的编校，竟反复进行了五次，修改的地方有四十九处之多。为了这部童话诗在中国得以更广泛的流行，鲁迅还亲自委托在德国的友人，转托匈牙利留学生，买一本画册，以作插图之用。他得不到答复，又提议译者委托在匈牙利的世界语会员帮助搜集有关的插图。在鲁迅倡议下，孙用写信去匈牙利，过了不久，《勇敢的约翰》的世界语译者考罗奇果然寄来了十二幅大型图画，附有裴多菲像一张。鲁迅得悉后，高兴极了，他和孙用一起分享着这种创作的快乐。

为了介绍这部讴歌匈牙利人民的诗篇，鲁迅从1929年11月6日至1931年11月8日，费了两年的时间，其间他与孙用来往通信达二十一封，与书店及有关人员的接洽书信共十二封。其中鲁迅复孙用的第十封信，这样写着：十一月二十七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采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 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ǒfi（裴多菲)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 鲁迅在自己“倒楣”受压迫的时候，仍然为一个很少人注意的无名译者的译文，耗费这样多的心血。在中国文化田地上，这样无言耕耘的牛，是多么感人和令人钦敬呵。他确实是：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觉自己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来到上海的两年中，鲁迅正是把自己的心血一滴一滴地献给那些想为中国做点事业的青年，他虽然劳累，但他感到文艺事业在后人身上扎根，心里是快活的。唯一使他感到痛惜的是不少有抱负的文艺青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1929年，匆匆早逝的是青年美术家陶元庆。

1929年，陶元庆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教画，没想到，这一年的8月10日，鲁迅却从许钦文那里得到他去世的消息，这使鲁迅悲痛了很久。

鲁迅认识陶元庆是在1924年。这年年底，鲁迅从许钦文那里，看到他所创作的《苦闷》，激赏不已。以后就通过许钦文和陶元庆认识，并请陶元庆给《苦闷的象征》作封面。那时陶元庆才三十二岁，但封面设计很有创新精神。此次他给鲁迅的译书设计，特别认真，他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以图案画来作此书的封面，为中国新文艺书籍的封面设计闯开新路。他把握了全书的灵魂之后，便画了一个象征着“人间苦”的图案，构思十分新颖：一个半裸体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而她的舌头却被钢叉尖叉着。使人看了想到许多。想得很远。鲁迅喜欢这个抓住原书灵魂的富有诗意的设计，因而更加喜欢这位书籍装帧的设计家。

1925年3月，陶元庆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鲁迅于一天之内参观了两次。他两次到会场，都在陶元庆的《大红袍》和《农女》两幅画前长时间地停留，仔细地欣赏着。参观之后，他作了《〈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给这个青年画家以很大的激励。这之后，鲁迅一再请陶元庆设计自己的著作、朋友的著作和由他扶持的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书籍的封面。当他看到陶元庆为他设计的《彷徨》的封面时，他高兴地给陶元庆写信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1927年底，当陶元庆在上海举办画展时，鲁迅又为展览会写了《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的评论文章，精辟地分析了陶元庆绘画艺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民族向来的灵魂”。对于鲁迅的激励，陶元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这个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青年，在鲁迅到上海之后，一直怀念着鲁迅，多次从杭州来看望鲁迅，甚至违背自己不爱送礼的本性，给鲁迅赠送了火腿。陶元庆的挚友许钦文说，这在元庆是个创举。是的，忠厚的陶元庆，觉得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他对鲁迅特殊情谊的感谢是必要的。

然而，晨露易逝，这个有希望的青年画家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消息使鲁迅感到多么突然，多么痛惜呵。他爱艺术事业和这种事业不可多得的人才，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当许钦文料理完后事到上海见鲁迅时，鲁迅伤感地问着陶元庆去世的每一个细节，去世后家里的每一个消息。他满脸悲哀，微合着两眼，静默地听着许钦文的述说，时而又突然睁大眼睛，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仿佛这样可以唤醒他所爱的已经长眠的死者似的。当他知道元庆临死前，许钦文抱着他喝咖啡，而终于死在朋友的怀抱里时，鲁迅紧张的脸色才轻松了一下，说：

“两次死在你的手臂上，总算临终是有亲近的人在身边的了”。

鲁迅悲戚的心，似乎感到了一点慰藉。

过了几天，鲁迅又约许钦文到他家来。许钦文到他家之后，鲁迅沉默着，过了一会，他站起身，从那约一尺高的保险箱里拿出一个纸包来，放在许钦文面前，侧着脸声音低沉地说：

“我想，既然璇卿喜欢西湖，大家的意思也主张要给他在西湖边上留个纪念品，索性就把他葬在西湖边上罢。这里是三百块钱，你去给他买块冢地。”

第十一章 点点滴滴（5）

璇卿是陶元庆的字。钦文知道鲁迅的眷眷之心，感动地默默把钱收下，并按照鲁迅的意思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冢地，建了小小的“元庆园”，让长眠的青年艺术家可常常沐浴着西湖上清新的风。

在这之后，鲁迅又想到许多古坟本身已经陷下看不出什么来了，可是坟旁的柏树却高高挺立着，标志着坟墓的存在。于是他又约来许钦文。建议在陶元庆的坟旁，种上几株柏树。最后，他告诉许钦文，说他还有一种遗憾：他原准备为死者出《陶元庆画集》，可是现在国内印不好。到国外印，出口进口要纳很高的税款，又负担不了，只好作罢。他希望许钦文努力保护友人留下的这笔遗产。鲁迅希望友人的艺术遗产，能比坟旁的柏树有更长久的生命！

鲁迅在与青年文化工作者交往中，总是给予他们导师般的关怀，然而他却从来不以导师自居，他总是称这些青年为“兄”与“先生”，把他们看成亲密无间的友人，与他们相互学习。当后一辈的青年指出他的错处时，只要是对的，他便在真理面前心悦诚服。

陶元庆曾介绍自己的一个同学钱君匋与鲁迅认识，君匋也喜欢书籍的装帧，他第一次随同陶元庆见鲁迅时，就把自己装帧的《寂寞的国》和《破垒集》请鲁迅指教，鲁迅看了看，指着几种装帧，诚恳地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己的风格也还显著，努力下去，是不错的。”1928年陶元庆为鲁迅的《朝花夕拾》作好装帧之后，为了保证套色印刷的质量，钱君匋负责跑印刷厂作校对工作。书印完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上除了关于《朝花夕拾》的印刷之外，还告诉鲁迅：他所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有一个误译。鲁迅见了信之后，连连点头，并立即给钱君匋回信，信中说：……《思想，山水，人物》中Sketch Book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鲁迅不把自己的疏忽归罪于翻译的艰难，他欣然地接受青年朋友中肯的指正。在—个崇高的心灵里，它对任何细小事情的反映，都是无私和明朗的。鲁迅正是以这种慈爱而谦虚的精神，赢得青年们的爱戴。青年们从他心灵中感到一种最美的信念：祖国的文化事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30年3月底，鲁迅回顾到达上海后两年多时间里，把生命消磨在点点滴滴的扶助青年的事业上，使自己少写了不少文字。然而，他并不后悔，他从这种回忆中感到充实，扪心无愧，他为自己能作为青年们前进的阶梯而感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是值得缅怀的。他把这种心绪告诉友人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

鲁迅确实做了崇高的“梯子”。通过它，许多蹒跚学步的青年，才攀登到白云深处，采掇了文学艺术的灿烂之星。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1）

鲁迅到了上海之后，要说心情愉快，得数1930年。尽管这一年也有偶尔的烦忧，也有遭受政治压迫的避难。然而，洋溢在他心中的却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喜悦。这是他在政治上进行重大决择之后的喜悦，是联合后一起共同奋斗的喜悦。

在过去的两年中，鲁迅的工作是辛苦的，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倒没有什么。因为他习惯于用艰辛的劳动铺筑人生的道路，对于工作担子，他从未感到沉重。使他感到沉重的是，他必须与同一营垒的朋友论战。这不能不使他花去许多宝贵的时日。他严肃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严肃地对待这种论争。在论争中，他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这种出于内在要求的解剖，对于一个严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决不是轻松的。

想想1927年春季那种带着浓烈血腥味的背叛，想想工农群众在血泊中挺立起来进行新的斗争，想想创造社对他的误解和与他们的辩论，他是不能不考虑自己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的。鲁迅的心里洋溢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深厚的爱，这种爱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时时支持着他去反抗危害祖国与人民的一切强暴，支持他不倦地追求革命与光明。当时中国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别代表着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利益正在进行生死大搏战，中国的光明与黑暗，命运与前途，已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地与这两个政党的激战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那些真诚地追求光明，追求正义，追求祖国美好将来的人，都把自己追求的事业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历史时刻要求鲁迅这位最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战士，也必须在政治上作出具体的决择。鲁迅经过严肃的学习、思考与自我解剖，终于相信惟有无产者才有将来，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团体与文艺团体，这就是1930年2月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3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样，在鲁迅的奋斗历程中，便树起了一块辉煌的里程碑。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治性团体，它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性质是很鲜明的。筹备组织这个团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做一个发起人，并委托冯雪峰和他商谈。深知中国社会的鲁迅，历来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并不赞成这种斗争方式。他知道，严酷的专制斧钺是不会允许这种组织生存的，组织一成立，就一定会立即被解散的。但是，这时他已经决定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因此还是欣然地答应参加这个团体，并作为发起人之一。

这个组织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召开的，鲁迅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静静地倾听着同志们的发言，精神是愉快的。他和郁达夫、夏衍、田汉、彭康、郑伯奇等五十一人联名正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并在他主办的《萌芽月刊》上首先发表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宣言高举起自由的旗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野蛮的文化专制，呼吁为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而斗争：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的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 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直达到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竖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下之来共同奋斗。 正如鲁迅所预料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终于因为鲜明的政治色彩遭到了野蛮的压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所有的发起人，鲁迅被宣布为“堕落文人”。反动派声言要捕杀发起人，刀光剑影又一次在鲁迅眼前闪动，他只好离家避难，暂时寄寓在内山完造家里的假三层楼上。每隔三两天，许广平就会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这时小海婴已经半岁了，长得胖胖的，活泼可爱，鲁迅见了真是高兴。

尽管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鲁迅的心境却是充实的。他斗志不减，依然日夜不辍地译书撰文。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次参加政治团体的行动，是在向社会表明：他的政治归宿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他已公开地站到中国共产党这面火焰般的鲜红旗帜下。

伟大的鲁迅具有高尚的政治操守，他一旦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便无比坚贞。他怀着圣洁的情感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决不在危险中退却。当有人劝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他坚定地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直到他逝世前不久，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鲁迅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鲁迅，打算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希望预先得到他的“?解”，妄图以此软化鲁迅。鲁迅却蔑视这种诱惑，断然地回答说：“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它去的。”

这一年2月，鲁迅在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还参加筹备党领导下的另一个重要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2）

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29年下半年，创造社的一部分同志已经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开始对鲁迅表示尊重。这一年秋季，当时的地下党也感到必须调解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以共同对付还很庞大的敌人。于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富春找了阳翰笙，中宣部干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找了冯雪峰，开始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李富春对阳翰笙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展开论战，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鲁迅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李富春还说，中央也有这个意见，认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团结鲁迅。阳翰笙当时马上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这之后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了有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冯雪峰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李富春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党的决定，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便决定派冯乃超、夏衍、柔石、冯雪峰去找鲁迅，向鲁迅表示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创造社、太阳社方面，并说明党过问了这件事。这之后，党中央又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团体。潘汉年把这个意见告诉冯雪峰，让他与鲁迅商量，说团体名称暂拟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否妥当，“左翼”两字用不用，也都取决于鲁迅，如果鲁迅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鲁迅听说要成立这么一个团体，非常高兴，欣然表示赞成。对于“左翼”二字，他想了想，也觉得还是用的好，这样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这之前，原先创造社一些同志到鲁迅家里，去研究成立左联事宜的时候，鲁迅也是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而谈，善意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对他们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侃侃而谈，在座的同志都舒心地笑起来。他们了解，鲁迅是殷切地希望他们避免不必要的主观臆断，以免在复杂和黑暗的中国社会中吃亏。鲁迅这种率真的态度使他们深深感动。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还常常回忆着鲁迅所讲的这两个简单而意味深长的故事。

在鲁迅同意成立左联之后，潘汉年与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协商，提出十二个左联“基本构成员”，实际上就是筹备人与发起人，鲁迅是其中的一个。除了鲁迅之外，还有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彭康、沈起予、华汉(阳翰笙)、蒋光慈、洪灵菲、柔石。这样，左联的主干就形成了。

2月16日，这十二个人决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会议。这一天下午，鲁迅与柔石、冯雪峰一起到了咖啡馆，会议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由于彼此心灵已经相通，与会者都感到会场跃动着希望。他们认真地回顾了以往走过的路，讨论了左联的纲领、章程和任务。最后，会议委托冯乃超起草《理论纲领》。会后不久，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三期刊登了这个《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的消息，说明会议“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讨论题目”。对于过去的运动，会议认为有四点应当引以为戒： (1)小集团主义乃个人主义； (2)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3)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4)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会议还明确了当前的文学运动的任务，即：（1)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2)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3)新文艺理论底建立。

在会上，大家推举冯乃超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冯乃超起草后便到景云里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细细地看了看，觉得其中有“拉普”、“十月”、“列夫”等许多从苏联文学团体的宣言搬过来的话语，显得有点生硬，还有一些激烈的论断与口号，如“诗人应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死”之类，似乎并不确切。这种写法、文风，鲁迅是不太习惯的，然而他尊重别人的习惯，并没有让冯乃超改掉，只是饶有风趣地说：“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

《理论纲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翼队伍的思想水准，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还不很成熟，鲁迅似乎觉得应当给他们提醒?些什么，于是他认真地想了想，准备在适当的场合上讲讲。他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正是把理论纲领所没有注意到的，向大家敲了警钟。

3月2日下午，左联的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到会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人。鲁迅和夏衍、阿英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大会一开始，潘汉年先代表上海地下党组织讲话，接着冯乃超、郑伯奇又先后报告组织筹备经过。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代表演讲之后，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相继讲话。

鲁迅讲话时从靠窗的角落里站起来(他怕烟味熏人，一到会场就在那个角落里坐着)，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声音不高，夹杂着一点绍兴口音，但一字一句，令人感到他是在把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认真地表述出来。他历来的讲演总是那么自然，真实，幽默，没有空话，让人感到他是以自己的整个人格和心灵在与人们交流思想。此次，他也没有一句客套话，一开始就是一个善意的尖锐的告诫：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 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么浪漫…… 鲁迅发人深思的讲话，把人们带进了严峻的现实世界，也带进了严峻的历史环境。不错，从左翼变成右翼的教训，在文学历史上真是不少，这种危险是应当防止的。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让左翼队伍的步伐在坎坷的路上走得坚实一些，立足点更牢固一些，鲁迅提出建设左翼文学的几点意见：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

第二，战线应当扩大。

第三，应当造出大群新的战士。

第四，克服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为共同的目的而团结奋斗。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战线也就统一了。

听到鲁迅这些语重心长的声音和建设性的意见，与会者心里很不平静，有的连连点头，衷心地敬佩，有的似乎觉得还应当思考，会场上竟纷纷议论起来，使得几个在门外放哨的青年，显得惶惶不安……

在会上，鲁迅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鲁迅加入左联，是他在1930年所采取的第二个重大的实际行动，这不能不尖锐地刺激国民党反动派的神经。他们觉得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奴隶造反还可恶。于是，他们掌握的《民国日报》、《金钢钻报》、《晶报》等大大小小报纸，便群起而攻之，谩骂与恐吓的文章连篇累牍：什么《鲁迅卖狗皮膏药》、《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鲁迅参加左联之动机》、《鲁迅的革命问题》、《解放中国文坛》、《文阀的内哄与投降》、《从列宁到鲁迅》、《鲁迅的投降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有的造谣说，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有的则讥笑鲁迅“投降”。有一家报纸还刊载起《文坛贰臣传》，而第一名就是鲁迅。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对于鲁迅的行动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憎恨。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3）

队伍组织起来了，鲁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他感到身上有更充沛的力量，而对于工农大众的前途，他也有更坚定的信心。鲁迅蔑视黑暗，而且一向处在同黑暗的搏斗之中，倘有必要，则准备与黑暗同归于尽，而现在，他确信死亡只属于黑暗，不属于无产者。但是他认为，还应当认真地工作，把附丽于黑暗的东西扫进坟墓。未来也必定属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这种文学与国民党反动派指挥棒下的狗屁文艺相比，谁先化为烟埃与粪土，鲁迅心里是有数的：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这样充满信心地宣布：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这篇文章写于1月24日，而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时正是左联刚刚成立。因此，它成了鲁迅加入左联后向反动营垒发出的檄文。

这是针对新月派的梁实秋的。1928年，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源、梁实秋等人，出版了《新月》杂志，之后，这一资产阶级文艺团体便被称为“新月派”。

梁实秋作为新月派的一个理论家，一走上《新月》舞台上就明显地带着强烈的阶级偏见。一方面是对资本家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无产者的侮辱，他认为资产是文明的基础，那么反对资产阶级便是反对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的手段。总之，无产者只能当奴才，慢慢地爬，决不应当革命的。他认为，无产者本来也没有阶级观念的，只是几个过于富有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阶级观念传授给他们，他们才不安于低劣的地位的。他认为文学艺术也不应表现这种阶级的观念，而应当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他说：“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又说：“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他认为， “人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梁实秋从这种阶级偏见出发，反对革命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因此，他在1929年9月的《新月》上同时发表了强烈表现这些偏见的《论文学有阶级性吗?》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文章，对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和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攻击，对此，鲁迅便作了著名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给予粉碎性的打击。

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怀着深厚感情的鲁迅，读了梁实秋这种充满资产阶级气味的文章，从心里感到厌恶。以智和愚给人类划分等级，以为只有资产者才有鉴赏文艺的福气，说什么文学要以永久的人性为基础，真是充满阶级偏见和虚伪，然而，正是这个充满阶级偏见的人，却偏偏说文学不能带有阶级性，并借此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鲁迅实在不能容忍，于是，对于梁实秋所提出的论点，他一一加以驳斥。

无产者的“阶级性”是本来没有的吗？他们的阶级自觉是革命导师外加的吗?不，鲁迅驳斥说：“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家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人的主要属性是他的社会属性，人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就带有阶级属性，这是原有的东西，并不是别人强加的。人的阶级属性，既然是必然的东西，那么，以人作为对象，以反映人的内心情感为特点的文学，能像梁实秋主张的那样，以超阶级的永久的人的生物属性为基础吗？不，鲁迅驳斥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太婆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的论据是那么平常，但又是那样颠扑不破。他以一种难以抗拒的真理的力量有力地批驳了梁实秋，说明人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因此人的思想情感就不能不打下阶级的印痕。文学艺术只能以人的社会属性为根本基础，而不能以自然属性为根本基础，而梁实秋恰恰是主张用自然属性的永久人性作为艺术的基本内容，这就只能使文学降低到“生物学文学”的低级境地。鲁迅击中要害地指出：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学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 鲁迅的批判，有声有色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有声有色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传播运动。

与鲁迅同时展开对梁实秋的反击的，还有左联的其他作家。这一年2月，冯乃超在左联的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发表了《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于梁实秋所说无产者只有诚诚实实工作一生才有出息的谬论，表示了特别的愤慨。他指出，对于这样的说教者，我们要送一个“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梁实秋读了之后，着急起来，又在《新月》上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进行申辩，“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

鲁迅见了梁实秋这样的辩解，觉得好笑。那时正在编辑《萌芽月刊》的冯雪峰，恰巧在他家里商量工作，他就对冯雪峰笑着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于是，他就写了《“丧家的” “资本家的乏走狗”》：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写完这文章，鲁迅自己琢磨了一遍，觉得很满意，于是，他交给冯雪峰，请他编进《萌芽月刊》。鲁迅这时带着笑容，指着文章说：

“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

停顿了一下，鲁迅又补充说：

“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文章发表了，冯乃超和其他同志一读，都兴奋极了！

“这真是奇文。”冯乃超佩服地说。

鲁迅不仅撰文反击梁实秋的进攻，而且还参加左联组织的讲演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驳斥梁实秋的观点。

3月19日下午，郑伯奇和中国公学分院的代表一起到鲁迅家里来邀请他去中国公学分院讲演。

此时鲁迅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坏。他一连病了几天，连夜失眠，几个牙齿都掉了。代表们来了之后，他拿起掉落的一颗大牙给他们看，代表们知道，病魔还在折磨着他，他是没有足够的精神去讲演的，但是，通知已经发出去了，公学分院的那些向往进步的学生们都渴望着听听鲁迅的声音，他们早就在大学的礼堂和操场上挤满了，何况这是左联有意组织的文艺活动，假如第一次就使大家失望，以后就不好办了，代表们感到有些为难。

第十二章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4）

鲁迅听了代表们介绍的情况以后，便接受了邀请，抱病和代表们一起出发了。 在挤满了学生的礼堂里，郑伯奇先作了讲演，他年轻，缺乏讲演的经验，一登台就十分紧张，而且讲的时候，用了许多新术语，什么“意德沃罗基”、“印贴利更地亚”……讲了一会，看到台下的人不感兴趣，有的已经不耐烦地走了，他更着急，讲得更乱，只能给人们感到那些新术语在奔跑着，于是，走的人更多了，几百人只剩下一百来人了。于是，他赶快宣布讲演结束。

鲁迅这时从容地走上讲坛，一阵热烈的掌声顿时腾起，那些走散的学生，这时又拥进礼堂，礼堂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欢迎之后，很快安静下来。

鲁迅因为有病，讲的声音不高，然而在他显得有点微弱的声音里，思想仍然是那么明晰，语调仍然是那么幽默，使人感到他生命的活力和任何力量也压不倒的坚定的精神。

鲁迅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所阐述的无产阶级文艺观是那样深入浅出，对梁实秋超阶级文艺观的虚伪性的批判是那样地有力和一针见血。他总是用极平常的事例来说明深刻的理论问题。例如，他谈到家乡的农民讨媳妇的审美观点，他说那些质朴的满身泥土芳香的庄稼汉，并不会选什么杏眼柳腰的美人，这种纤弱的女子在他们心目中并不美，他们要的是腰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妇女，他们喜爱这种与劳动相联系着的健康美、强壮美。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听众，使他们从这生动浅显的阐述中，印象深刻地懂得了：劳动人民同绅土们对于美的感觉和看法是大不相同的，而这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

鲁迅就是在这种繁忙而愉快的工作中度过了三十年代的头一年。

第十三章 刀丛里的抗议

左联的成立，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树起了一面火红的旗帜。旗帜在烟尘飞卷的地上坚定地飘扬着。集合在这面战旗下的左翼作家的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无法安宁，感到仇恨和恐惧。

他们派出走狗在文坛上奔窜，对革命文学进行文化“围剿”，活动得最疯狂的是纠集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旗下的混杂的一群。

这一群的骨干是当时上海市政府委员潘公展和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长朱应鹏以及其他的文化特务如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他们以《前锋》和《文艺月刊》为阵地，发表《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大肆攻击左翼作家，妄图把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一举扑灭。

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又派出另一类走狗：特务、侦探、巡捕，配合文化“围剿”而干着侦察、盯梢、逮捕、杀戮等直接镇压的勾当了。1931年1月17日，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

这一天，李伟森、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五位作家，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三十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东方饭店举行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所发觉。狡猾的特务，立即将会场包围起来，切断电线，然后化装成饭店的仆役，借口检修电灯，闯入会场，他们一见与会者毫无准备，便发出信号，其他埋伏的大群特务一拥而入，就这样，与会者全部遭到逮捕。 顿时，白色恐怖更沉重地笼罩在上海的上空。

危险威胁着左翼作家，威胁着鲁迅。鲁迅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

在五位革命作家被捕的前一天，为接洽出版鲁迅译著的事，柔石曾与鲁迅会过最后一面，分手时柔石将鲁迅与北新书店签订的印书合同带在身上。他被捕后，敌人从他衣袋里搜到合同之后，一次又一次地逼柔石说出鲁迅的地址，但是柔石一次又一次地断然拒绝。鲁迅深知这些灵魂黑暗的反动派是什么灭绝人性的事都做得出来的。因此，在1月20日，他烧掉朋友们寄来的信札，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带着许广平和海婴，举家迁移到黄陆路花园的一家日本旅舍里去避难。

他们住的是一间紧靠浴室的阴暗潮湿的小房间，低矮，狭窄，而且堆着许多散发着霉气的杂物。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窗口，然而勉强透进窗口的微弱的光线，又被浴室扩散出来的蒸气所吞没，从而使室内显得更加阴暗，令人窒息。鲁迅全家就挤在这间小房内靠近门口的一张旧床上，苦熬了一个多月的避难生活。

避难生活的艰辛，使鲁迅更加深切地思念身陷囹圄的战友。他多方设法去探听消息，只要是有关这些朋友的，他都关切地听着。柔石在狱中两次写给同乡的信，他也设法看到了；他们在狱中的一点一滴的消息，对于此时的鲁迅，比什么都更珍贵。

二十多天过去了，天气愈来愈冷，鲁迅更加挂念他们，不知道铁窗下的柔石有没有被褥?这里是有的?但该怎么送去呢？前些时托人送到牢里的洋铁碗，不知收到没有？……愈想愈觉得悲愤，似乎天气也更加寒冷了。

2月7日的夜里，柔石等不屈的革命者在狱中开完“二·七”罢工纪念会之后，刚刚入睡，突然几重铁门全部打开，一群国民党武装士兵饿狼似地冲进牢房，气势汹汹地吼叫着，喊了二十三个名字，并且一一核对了照片，然后呵斥着，凶狠地把他们驱赶到刑车上。当晚，这些坚贞的革命战土全部惨遭杀害，柔石身上竟中了十弹……

战友们死难的消息很快地传给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