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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1）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2）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3）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4）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5）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6）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7）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8）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9）

-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10）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1）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2）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3）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4）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5）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6）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7）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8）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9）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10）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11）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2）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3）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4）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5）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6）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7）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8）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9）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0）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1）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2）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3）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1）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2）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3）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4）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5）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6）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7）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8）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9）

-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10）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2）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3）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4）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5）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6）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7）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8）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9）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0）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1）

-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2）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1）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2）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3）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4）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5）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6）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7）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8）

-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9）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1）

一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便由上海来到了古都。那时候的鲁迅还在教育部工作，每日除上班之外，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到了抄古书、读旧籍之中。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比，完全在两种状态下。那一年鲁迅的日记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墓志等等。书账所记，全是古书，毫无现代气息。8月27日，钱玄同突然出现在鲁迅兄弟的面前。这位老同学那时都谈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恰恰是他把鲁迅、周作人拉到了陈独秀的营垒里，于是鲁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被友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中。

没有什么资料能看到鲁迅与陈独秀见面的地点与场景，以及彼此的心境。鲁迅日记大量记载了与钱玄同、刘半农的交往。和陈独秀、胡适只是通信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和陈独秀有些隔膜也是自然的了。

1918年4月1日，鲁迅的日记写道：“上午寄来季市（按：许寿裳，字季、季市）《新青年》并二弟讲义共一卷。”此后，关于《新青年》的杂志，偶可从日记中看到。但关于其中的编辑、活动事宜，未见记载。可见鲁迅与陈独秀，只是间接来往。就阅读趣味和写作风格而言，两人是颇不相同的。

1929年的北京大学校门为鲁迅与陈独秀牵线的钱玄同，比周氏兄弟更早地注意到了陈独秀和胡适，早在1916年，已对《新青年》发生了兴趣。钱玄同虽留学日本，与鲁迅、周作人一起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但视野只停留在章太炎的周围，远无周氏兄弟和陈独秀、胡适这一类人那么开阔。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未到北大之前，钱氏主要埋头于文字学研究，友人不过是沈尹默、马幼渔等，圈子毕竟是狭小的。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情况便发生了一些变化。钱氏意识到了新学的力量。也可说，对陈独秀发生了景仰之情。钱玄同在191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钱玄同（摄于19世纪20年代）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陈独秀来北大不久，便和钱玄同成为朋友，两人较为投机。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大鲁迅两岁，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笔名实庵等，安徽安庆人。钱玄同小陈氏七岁，生于1887年，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号疑古，浙江吴兴人。两个人兴趣不同，但性格均属豪放一类。陈氏很是欣赏钱玄同的爽朗、勇气。而钱氏对独秀先生的学识、看法亦多拥护，有敬佩之态，且看钱氏日记的片断：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研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

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2）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和许多学人比，钱玄同像似个活动家，日记里常见有造访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字样。比如胡适的《尝试集》刚一问世，便送钱氏一册，日记里留下了对此褒贬不同之意。他还到沈尹默、马幼渔之处，讨论陈、胡二人的文章，把《新青年》的气息散布到书斋里的人们中去。

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来到鲁迅、周作人居住的绍兴会馆时，亦不掩其故态。鲁迅对他的性格说不上是欣赏或讨厌，但周作人对他却有着很大的兴趣，此后便与钱氏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还是后话。钱造访绍兴会馆，大约一是叙同窗旧情，二是拉周氏兄弟入伙，一同参与《新青年》事宜。钱氏后来回忆说：

“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①

开始的时候，鲁迅对《新青年》并无大的热情。每每谈及到此刊，态度平平。周作人回忆说：

“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②

周氏兄弟如此平淡的对待《新青年》，钱玄同有些憾然吧？当他看到了鲁迅终日抄录古碑的时候，内心是层层疑惑。于是便是一番长劝。《呐喊》的自序里记载了这些。钱玄同的话，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自己和钱玄同、胡适、陈独秀比，并不是同一类的人。因为在他眼里，改变中国的现状，是大不易的事情。在一间铁屋子里，一旦将昏睡的人们唤醒，但看到并无可走的路，不是更为苦痛么？

1917年的整整一年，周氏兄弟还像个看客，离陈独秀、胡适的世界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倘若不是《新青年》迁到了北京，周围又是些活跃的北大友人，也许鲁迅还和弟弟周作人过着寂寞的生活。在钱玄同看来，这两位兄弟倘不出山，实在是太可惜了。

二

绍兴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鲁迅1912年来京时，就住在这里。1917年4月，周作人由绍兴到北京，也与鲁迅在此同住。关于这个地方，鲁迅有过描述，印象是阴森森的，颇为压抑：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③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3）

在这个环境里读书写作，与北大诸人的状态自然不同。不过，由于周作人开始执教北大，《新青年》的信息也渐渐多了起来。北大一些学人的故事，大概都从周作人那儿听来的吧？看那时鲁迅的日记，似乎未被《新青年》所感动，生活得很压抑，或者说，颇像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笼在一片阴冷之中。且看他1917年的部分日记，多少映现着他的心境：

“晴。春假。上午伍仲文、许季市各致食品。午前车耕南来。下午风。晚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月22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蔡先生信。洙邻兄来。午后高师校送来《校友会杂志》一本。往震古斋买《张寿残碑》一枚，《南武阳阙题字》二枚，杂汉画像五枚，共二元；《高柳村比丘惠铺一百午十人等造象》一枚，一元；《曹望僖造像》四枚，十二元；稍旧拓《朱岱林墓志》一枚，五元。”（2月18日）

“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买《泰山秦篆残石》一枚、《李氏像碑颂》一枚、《成公夫人墓志》一枚，共银二元。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竟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泸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4月1日）

“晴。上午得杨萃士所寄汉画拓本一束，十六日曲阜发。晚季市以菜汤一器遗二弟。夜得蔡先生函并《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苏轼等访象老题记》拓本各二分。”（5月21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铭伯先生来。寄蔡先生信。寄三弟信。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买‘家之基迈’等字残石拓本一枚，五角。又造象残石拓本一枚，无题字，象刻画甚精细，似唐时物，云其石已入日本，故拓本价一元五角也。又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饭。出观音寺街买饼干一合归。下午洙邻兄来。季上携第二女来。”（8月5日）

北京琉璃厂新青年这样的日记绝不像新文化人所作，倒是可看出惨烈、抑郁的气息。鲁迅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派人物，即便是后来加入《新青年》行列，与众人还是有着相当的隔膜。他后来承认自己是被迫地加入了文学革命的行列，创作对他而言，不过是呐喊助威，本质上并未是振臂一呼的英雄。《新青年》诸人的主张是率直、坦然的，精神王国被一种确切性的东西所纠缠，但鲁迅却吞吞吐吐，隐曲多致，有许多未尽之言。因为是不自愿地加入，思想也就多有保留，在对世态的看法和人的看法上，有着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是陈独秀、胡适诸君，不久就感到了的。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4）

周作人和鲁迅相似，进入《新青年》群体也带有被动的因素。因为经历过一次张勋复辟的事变，便觉得了思想革命的重要，于是开始了频繁的写作。作品大多发表于《新青年》上。周氏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是在1917年4月10日。《知堂回想录&#8226;北京大学》云：“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关于陈独秀，周作人有多篇文章谈及，对他的看法不像钱玄同那么热烈，赞佩之余，亦有冷观的沉静，好似彼此也有点距离，周作人曾说，“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即为“票友”，看人看事，就不那么热情，对待问题，好似也能拉开点距离。也就是说，不是以陈独秀的是非为是非。这个态度，我以为也是鲁迅的态度。你看他那时交往的人物，除旧友、同事之外，主要是青年，并不是走红的人物。只有蔡元培是个例外，因为是同乡，又有知遇之恩，走动略有一些。但大多也止于礼节，以书信传达音信为多。鲁迅在与人交往上，有时倒是显得有些谨慎。

直到1918年初，鲁迅的状态依然如旧，对国内情形依然有悲观的态度。1月4日致许寿裳的信还显得悲观，对陈独秀的《新青年》，亦采取旁观的态度。信中说：

“季市君足下：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顷蒙书，藉审梗概，又据所闻，则江西厅较之不上不落之他厅，尚差胜，聊以慰耳。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先生耳。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再此间闻老虾公以不厌其欲，颇暗中作怪，虽真否未可知，不可不防。陈君地窃谓当早为设法，缘寿山请托极希，亦当聊塞其请也。《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罗遗老出书不少，如明器，印鉨之类，俱有图录，惜价贵而无说，亦一憾事。孙氏《名原》亦印出，中多木丁未刻，观之令人怅然，而一薄本需银一元，其后人惰于校刻而勤于利，可叹。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起孟讲义已别封上。

树言

一月四日”④

以如此的心态而加入《新青年》的行列，他的文字便显得与别人大相径庭。虽然说是一种调皮的敲边鼓式的呐喊，但那声调，却充满了苦楚和悲愤，远不像陈独秀那么热情、洒脱。《新青年》上的文章大多是充满亮色的。尤其是陈独秀的随感，如一轮太阳，高高挂在昏暗的丛葬的上空，未带一丝的阴冷，就那么朗然的照着。但你看鲁迅的《狂人日记》、《随想录》，却仿佛地狱边上的白花，瑟瑟地抖动着，不过那弱小与坚贞，也给人以惊异。觉得更像人间里的存在，以它的惨烈之美，映现着周边的黑暗。这是怎样的残酷悲壮！鲁迅在忧郁的挣扎与绽放中，显示了人的本真。这不仅是读者，连陈独秀本人也清楚地看到了。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5）

三

晚年的时候，当鲁迅回忆北京时期的生活时，谈到了《新青年》时代的旧事。文章很短，却把陈独秀等人形象地勾勒了出来：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⑤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纠正了鲁迅的回忆，以为有“小说”笔法。他一再强调，兄弟二人在《新青年》杂志属“客师”地位，并未参加具体的会议。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且不管它，周氏兄弟已与《新青年》有了深切的关联，是不容质疑的。而且，鲁迅对陈独秀的看法，倒好于胡适。许多年来，鲁迅挖苦胡适多多，惟不抨击陈氏，那是把他视为独立的斗士吧？鲁夫子对陈氏，有着感激的情感。是他把一个绝望的人，引上了人间大舞台，而且与一个时代，深切地融到了一起。道不尽同，心却有着牵连。在他眼里，陈独秀比许多文人更为可爱，至少，身上没有教授气与导师气。其身上的匪气，恰是士大夫之流颇为缺少的。

陈独秀并不漂亮，说话还带着家乡的风味儿。但他的坦率、真挚，透着明朗之气。他谈事，不吞吞吐吐，快言快语。有时过于尖刻，也不免得罪他人。沈尹默曾回忆说，陈独秀曾直言他的字太俗，让自己颇有些下不了台。因为过于语直，有时也道出玄机，很是中肯。比如，他说自己的友人苏曼殊的文笔不行，刘半农没有什么底气……此类狂话，未必不对，都有些道理。陈氏谈话是才华横溢的，灼见常常闪烁在文字之间，不过有时有一点独断，则不被周氏兄弟所喜欢。比如在讨论文学改良时，陈只允许赞同，不容反对派讨论，在思维方式上，就走了一条绝对主义之路，这模式，至少在周氏兄弟看来，亦形成众人的专制，根柢是反人性的。不同的声音，有什么不好呢？可在陈独秀看来，变革时代，反动思潮，不可姑息，否则新派则难以立足。1917年5月1日致胡适的信中就说：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馀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⑥

周作人后来对陈独秀这种模式进行过质疑，曾在一封信中有过交锋。鲁迅却没有出来臧否陈氏。原因呢，大概一是未能注意，二是心以为然。他主张痛打“落水狗”，内心也有绝然的一面。在四面还是黑暗的时候，他是不太愿去说先驱斗士的弱点的。鲁迅知道，既然是进入了助威的行列，自己只好“听将令”了。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6）

《新青年》时期的鲁迅，写了多篇小说，那风格在杂志里显得颇为特别，和陈独秀、胡适都有些不同。他承认自己的内心过于灰暗，绝不像同人们那么乐天，于是便竭力在作品中增加一点暖色，给人以些许的希望。虽然希望还是一个缥缈的梦，但有梦的人，总比无梦的昏睡要好些吧？《呐喊》的序言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⑦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鲁迅”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出现于世间，是件颇值纪念的事。《呐喊》收小说14篇，其中有5篇载于《新青年》。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很感激地提起了陈独秀：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⑧

我们至今看不到一封鲁迅致陈独秀的信，也看不到陈氏给鲁迅的手札。要不是周作人写过一篇《实庵的尺牍》，陈氏对鲁迅的看法，则永远不会被世人所了解。陈独秀是赞佩鲁迅的。他们彼此远远地望着，各自都知道对方的劳作，对于中国，都是切迫的。在直面生活的时候，两人不自觉地站在了同一个地方。

四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的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心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特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⑨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7）

钱玄同在北大工作室（摄于1921年）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延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惟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惟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鲁迅在《新青年》写的文章都不用真名，除以“鲁迅”笔名外，还用过“唐俟”这个名字。孙伏园有一篇回忆，谈及了此点：

“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青年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青年们常常互相询问：‘唐俟到底是谁呢？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陈独秀、胡适之写文章，主张用真名字，决不会再用笔名发表文章的。钱玄同、刘半农虽然都爱弄玄虚，但文章的格调都不像。于是在文科教授名单中，从本科找到预科，又在法科和理科的教授名单中去想，都没有一个相像的。有人说这一定是蔡元培的笔名，因为他身居校长地位，不便轻率发表文章，所以只好把真名隐去，但文章的格调也完全不像。”

鲁迅在《新青年》作文，一开始就未有扬名的意愿，他的小说、诗、随感，调子都很压抑，即便像《随感录》那明快的行文，也不时可嗅出苍凉的气息。在鲁迅看来，写作不过是呐喊几声，凑凑热闹。至于那声音能否引人注意，青年人能否听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自己尚且不知道怎么走路，怎么能去引导别人呢？

无论是在教育部，还是北京大学，鲁迅那时都没有什么名气。1912年到北京来，不过在教育部做一名小官，过着并不紧张的生活。后来又到北大兼职授几小时课，也是低调处理自己的位置。他长得很小，面貌亦未有什么奇处。沈兼士有一篇《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谈到了北京时期的鲁迅：

“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的时候，他任科长，在办公时间外，从不作无谓酬应，只作学术上的研究，他搜集外间所难见到的书籍很多，是搜集的‘造像’，一般人只注意‘造像’之下的文字，而他搜集的‘造像’则有一千余种，那是最可宝贵的……

先生的嗜好有三种：就是吸烟、喝酒和吃糖。这三种嗜好，一般人固然也有，不过先生嗜好的程度极深，正如同他的学问一样。吸烟起初吸得很少，以后有人劝他，而他反觉得吸纸烟不过瘾，便吸起雪茄来了。他总是烟不离嘴，脸同手指薰得很黄，好像吸‘鸦片’似的。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糖，一般儿童都爱吃，但几十岁的成年人不太有这种嗜好，先生则最喜欢吃糖……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8）

而他对中国旧学问上，更具有深切的研究，伟大的眼光和见解，高于郭沫若等的造诣，不过先生不把自己围在一个圈子里，而还要作更高的追求……”

沈兼士看到了鲁迅与各种圈子里的人的不同的地方，和风风火火的陈独秀、胡适比，鲁迅好像在黑暗之中。他白天在教育部枯坐，应对一些杂务，夜里就呆在绍兴会馆里读一些别人不太读的书籍。生活对他而言，是过于枯燥的。那时认识他的人，也觉出了其行为的特别。沈尹默就说过，鲁迅的话不多，每每发言，却颇有力量。沈氏还引用钱玄同的看法，说鲁迅“神似猫头鹰”。猫头鹰是国人不太喜欢的鸟类，有趣的是，鲁迅是喜爱的。记得有一年，他还亲手绘过一张猫头鹰的头像。这像现在已挂在鲁迅博物馆的展厅了。鲁迅欣赏猫头鹰的叫声，在岑寂的夜晚，它的凄冷而鬼怪的声调，会让人想起诅咒、晦气一类的存在。而鲁迅自己，偏偏愿意诅咒这个世界，活着就是为了让一些人不舒服，他曾这样说过。

五

周作人既然说鲁迅未列席于《新青年》的会议，那么是否与陈独秀见过面，也是一个问题了。至今没有一点资料能表明二人何时何地相遇。胡适那几年的日记失记，没有线索，周作人的日记也毫无音信。陈独秀鲁迅日记对此也没有记载，见面的机会自然很少。我看当时几个同人的资料，相信周作人的回忆是对的。即使两人见过面，次数也当会很少。鲁迅这个人，本是不喜欢凑热闹者，对名人、显赫之人一般敬而远之。在与《新青年》同人关系上，和刘半农、钱玄同往来较多，胡适、李大钊次之，陈独秀再次之。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当年很尊重孙中山，却并未与其交往，那是业有不同所致吧？对陈独秀，好像也有类似的态度，自然没有发展为密友的关系。鲁迅的日记里，记载了不少与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相关的资料，现在读这些文字，读者当可想见那时的情形的：

“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并二弟讲义共一卷。”（1918.4.1）

“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1918.6.17）

“上午得二弟信，六日发。得东京堂信片。寄蔡先生信。下午寄东京堂信。寄沈尹默信。”（1918.8.10）

“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即答。下午得沈尹默信，即答。收胡适之与二弟信。”（1918.8.12）

“上午寄刘半农信并文一篇，杂志八本。下午得玄同来信。”（1918.9.4）

“上午寄季市《新青年》五之一、二各一本，《部令汇编》一本。”（1918.10.30）

“上午寄三弟《新青年》一本。晚钱玄同来。”（1919.1.28）

“午付贫儿院年捐三元。下午寄李守常信。”（1919.4.8）

“下午往大学，得《马叔平所藏甲骨文拓本》一册，工值券四元。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1919.6.23）

“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午前往铭伯先生寓。”（1920.8.7）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9）

“春节休假。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1.2.8）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得仲甫信。”（1921.5.18）

“上午寄沈雁冰信并稿一篇。寄陈仲甫稿二篇，又郑振铎书一本，皆代二弟发。下午寄孙伏园稿二篇，一潘垂统，一宫竹心。”（1921.9.10）

“上午得三弟信片。得陈仲甫信……”（1921.9.25）

鲁迅致陈独秀的信，以及对方的手札，现在均已看不到了。读同代人的日记、书信，知道两人一直不在一个状态下工作着，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1920年8月鲁迅受聘于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陈独秀已经南下到了上海，二人交臂失之。到了1922年后，他们的交往就已中断了。此后陈独秀只与李大钊、胡适还保持着联系，而鲁迅身边还是钱玄同、刘半农、沈氏兄弟等友人，状态没有太大的变化。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秘密建党，鲁迅大概并不清楚，对他们的理论选择亦无评价之语。《新青年》的黄金时代很短，鲁迅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参与分子，后来的分化，使他很有些茫然。在一次回忆里，他形容这分化的结果是高升的高升，隐退的隐退，而自己还在沙漠里走来走去。显然，陈独秀既不是高升的人，也非隐退者，却成了义无反顾的斗士。鲁迅眼里的陈氏，是个并不简单的人物。

像胡适、李大钊这些人，那时沉浸在自己的道德激情里，并未意识到鲁迅的价值，李大钊的文章谈到《新青年》时，只提陈独秀、胡适二人。胡适的回忆录，也很少提及鲁迅。谈五四前后的文化运动，胡适觉得陈独秀与自己是起主要作用的人物，那是不错的。连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当时心目的英雄也是陈、胡二人，他到北大工作的那段短短的时光，还注意到周作人，且到八道湾拜访过这位学者。但仍未对鲁迅有过印象。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初始，人们感到冲击力的还是那些振臂一呼的英雄，像鲁迅这样低调的，大约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意到吧？

六

而陈独秀是深味鲁迅的价值的。在他眼里，鲁迅与周作人，均是难得的人才。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都有特色。尤其鲁迅，其小说之好，令其大为敬佩。这在一向以狂狷为名的陈氏而言，是少有的。且看他致周作人的几封信：

“启明先生左右：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惟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板，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惟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此颂健康。”

《鲁迅与陈独秀》初识（10）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的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讯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我。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十五日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日准能出板。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替用他纸，或俟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板。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热心的陈独秀连替鲁迅出小说集都想到了，可以看出他的真挚。就鉴赏的角度而言，陈独秀的目光不在周作人、钱玄同之下，有时或说还高于同代的学者。他的喜欢鲁迅，纯然出于内心，有隐隐的快意。因为那时的文人，能有鲁迅笔法者，甚为寥落。即以陈氏而言，与鲁迅的文字一比，就看出了过于外倾，缺乏深广内蕴。直到晚年，回忆鲁迅时，他仍有尊敬的口吻。作为同代人，毕竟有相通的地方。可惜两人相处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鲁迅大概读过陈氏上述的短信，因为那时他与周作人还生活在一起，并未闹翻。而鲁迅也确遵照了陈氏之意，写下了“随感录”和诸多小说。受到了鼓励，自然存有印象，十几年后，当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的时候，鲁迅念及自己最初的创作，还深切地怀念过这位友人。这在他而言，是少有的感怀。至少，对陈独秀没有抱有恶感。是欣赏他的叛逆性格，还是个人的自尊感，这就说不清楚了。

注：

①《周作人年谱》1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知堂回想录&#8226;一一六蔡孑民二》。

③《鲁迅全集》一卷4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鲁迅全集》十一卷3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鲁迅全集》六卷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陈独秀书信集》133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⑦《鲁迅全集》一卷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鲁迅全集》四卷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陈独秀书信集》78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孙伏园：《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载1953年《中国青年》九期。

《鲁迅回忆录》9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周作人：《实庵的尺牍》。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1）

一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通讯，整个的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洲的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悉日、英、法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仍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陈独秀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惟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他的《偶像破坏论》，迅猛激越，刚烈之风跃然纸上：

“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2）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①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远。文章类似口号的罗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二

在陈独秀早期的文章里，很少看到他谈及自己。《新青年》时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己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谈文学，有过《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目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姿。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的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3）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文学革命论》云：

胡适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②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联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开阔，不像唯艺术而唯艺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③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颠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的。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吧。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的响雷，震塌了半边天空。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揭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④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4）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的学界，才引起了读者的文学注意。而这里，陈独秀先生高远的目光，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现在偶读他那时的文章，就觉得真诚专致，毫无伪态，有着相当可爱的一面。中国后来的政论家，不知怎么驱走了陈氏的真挚，他们抨击别人时，常常像个道学家，给人的感觉并不舒服。陈独秀的文章所以还可以让后人激动，一方面他是一个中正的学人，另一方面呢，是个难得的真人。后来专吃政治饭的人，把这两点大多已丢掉了。

三

大凡回忆五四的人，谈起那时的学人，除了蔡元培外，都要言及陈独秀先生。他的迷人的风采，不知倾倒了多少文人。这固然因了《新青年》的传播，另一方面，陈氏自己的作品充满了张力，更给人以深切的印象。陈独秀那时爱说“抵抗力”，喜谈“质疑”，在根本上，动摇了那时的思想，其社会观、人生观、文化观与康有为、梁启超比，已大大地向前进化了。

陈独秀虽不像鲁迅那样，以“立人”的思路言及文化的起点，但思想的原点应当说与此颇为接近。他谈国民性的文章颇多，以廉、俭、洁、诚、信而对抗诸种陋习，最后张扬的是人的独立价值。许多文章涉及了国体与国民精神、旧学与现代生活，精神的指向是明确的，即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给人带来希望。而科学与民主的确立，恰恰也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确立。舍此，中国是难见新貌的。这里，陈氏的看法并不系统，观点的表述甚至还有几分零乱。不过他的基本点，大概可以概括为一种“个人主义”，即从人的生命出发，去建立一种符合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天地。舍此，一切所谓美的信念不过一种空幻。《人生真义》一文，就道出他的真言：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大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才是。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得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⑤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5）

陈氏的看法，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市场，鲁迅、周作人都是心以为然的。因为从个人出发，那么一切反个人的道德、宗教、党派就失去了意义。《新青年》在当时被目为叛逆之所，原因就在于以个人的、人道的、反抗的精神“破坏孔教，破坏孔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⑥这些破坏之力，颇为迅猛，把人的价值从非人道的桎梏里还原回来。看这一时期陈氏的文章，感到是狂傲、奔放、自信，仿佛天意、人魂、真理已集于一身，不容他人所质疑。这样大气而果敢的独白，都给胡适、周氏兄弟、钱玄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许多文章里，陈独秀一再暗示，中国虽已有了共和体制，可国民的心态依旧，衣服换了，身子还是老样子。民国刚建立了几年，国人心态却仿佛明清的，看不到新生的样子。所以真的变革，应是人的解放，使百姓从“臣民”变为“个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云：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⑦

陈独秀的这一段话，让人想起夏目漱石对日本的批判，夏氏说，日本的开化，是表层的、浅薄的开化。人们只学了西洋的外形，却未得到真的精神。陈独秀曾留学日本，对此不能不有所感叹。不过比之于日本，中国的情形可能更糟。解救的办法呢，只能是从教育、文化入手，彻底打破旧的，转来异域的科学与民主，这里不能有丝毫的温吞，所用者当是破坏之力。他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那摧枯拉朽之力是中国所少有的。陈独秀作文故意将问题推向极端，使意绪得到充分的呈现。他不喜欢一板一眼地述说学理，也不简单地拘于什么预言与梦想。他的文章过于直率，也就显得不够绵密，有时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什么余地。他怀疑过去，怀疑现在，但偏偏不怀疑自己，说他写的是个人主义的霸气文本，也不为过。作为斗士，直面自己的对手时，是没有一点后退的余地的。

我以为他那时写下的文章，很难见什么哲学或诗学的价值。这与后来周氏兄弟的文本，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学者、诗人、斗士之间，他更像一个政治化的斗士。我读他的书，常可想见其人，倔强、刚直，滔滔不绝地陈述，以及不安定的心灵……他不可能成为胡适那一类的学者，也不会像鲁迅那么文学家与战士杂然相汇。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热情、冒险、极端，绝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后来未能躲在书斋，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信徒，实在是必然的。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6）

四

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文章，鲁迅未曾表过态度。看五四前后的史料，鲁迅很少对自己的同人发表看法。不过，在我看来，鲁迅的鲜谈别人，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甚关心。比如他说，像李大钊的文字自己就未曾细看，那时他们彼此关心的问题并不一样。二是对一些论者的观点，并不觉有什么新鲜，那些关于科学、民主、自由一类的词句，十年前自己已思考过了。我猜想陈独秀的文章，鲁迅的评价未必很高。和自己曾心仪的尼采、拜伦、雪莱等人相比，陈独秀自然显得有些干瘪。但那时，这样一些激越之词，国人还很少有听过的机会，对于广大的民众，谁说不是重要的呢。

晚清之后的学士，大多有一种狂士情结。鲁迅留日时期从章太炎读书，欣赏的就是老师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气质。但到了1917年左右，早年的激情好似被什么压抑了，不复迸发出来。不过内心深处，本是个叛逆之徒，对一切造反者，并无反感，只要骨子里没有奴才之气，那还是值得尊敬的。陈独秀在他眼里，或许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这位主编的身上，多少也看到早年自己的影子吧。

晚年的时候，谈及自己的留学时文章，有过这样一段话，可窥见他的美学偏好：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我佩服会用施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⑧

这一句话，也让我联想起陈独秀的风格，鲁迅与他在某些方面，是有着相似的一面的。所不同的是，陈氏是直说，快言快语，一览无余。鲁迅则隐曲深幽，有话外之音。因为有时也怀疑过自己，所以不像陈独秀那么理直气壮。比较二人的文章，陈氏好似是宏大的叙事者，对己身之外的世界谈得清清楚楚，有将相之气。鲁迅则是小品心态，直面的都是些有限的题目，像是在昏暗的房间敲开一个洞，射来强劲的光。然而黑白分明，自己还在黑暗里。陈独秀是将自己暴露在风雨里的，有时周身沐浴着阳光。他自信这个世界按人的意志可以改变。语调朗然、大气。不过鲁迅好似有一点尼采气味，根本点上还是诗哲式的智者。陈独秀则有一点列宁或托洛斯基的痕迹，思想是外倾化的，向着社会洞开着。同样是宣扬改革社会，二者呈现于世间的形象，是那么的不同。

鲁迅一生都是主张反抗的。他最早译的《斯巴达之魂》，就有卓异之气，后来写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看重的就是个人的力量和张扬个性的价值。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社会，现代文明的出现，是需要一些猛士开拓性的工作的。这开拓，一方面是教育的普及，另一面是火与剑的搏击。在鲁迅看来，比之于温和的学理宣传，火与剑的意义更大。他曾提到过拜伦与雪莱，那精神的大，不仅是思想上的人道性，其动人之处乃援助别人解放一个民族。所以，我的感觉是，鲁迅在五四前后的写作，更带有一点隐喻的意义，他用了摩罗诗人的情怀，直面各种难题。比如：传统道德、思维方式、学术态度、美学精神等等。先生谈及这些难题，不像陈独秀那样是有煽动性和直击性，他的文章内敛着一股人性之力，如同是自言自语，是心与上苍的交流。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7）

你读着它，仿佛能体味那神态、气色，有心灵交织的感觉。《热风》里的文章和《独秀文存》比，好似有着一种极终的关怀，它流动着的是一种诗性与哲思一类的东西，情感的传达十分精致，是一种美的文本。陈独秀一生都未能写出这类的文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无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还是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都未及鲁迅那么气韵生动。时间过得越长，彼此的距离就越清楚了。

鲁迅但鲁迅从未考虑到“不朽”之类的话题，和陈独秀一样，他关心的是现在的人生，是如何从奴隶的地位，走向真的人的生活。陈独秀是带着希望去抨击现实的，他描述了科学的思想，实现民治的基础，把一个美妙的前景告诉人们。可是鲁迅却带着周身的苦难，从黑暗中发出声声吼叫，并不轻松和欢快。《狂人日记》传达的信息是绝望的，那里绝无陈独秀、胡适式的明快。你更会觉得，鲁迅是以独立的个人在肉搏惨淡的暗夜，牺牲着自己，解放着别人。他自己就说：“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⑨。在对社会与人性的看法上，鲁夫子与陈独秀等没有大的分别，毕竟是同一营垒的，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敌人。但陈独秀的文章像个设计师，是领袖式的直白，那样的口气，或许只有他这样的主将才能发出。鲁迅的叙述语态是普通人式的，并不居高临下。你觉得他就站在民众的旁边，从胡同里发出呐喊。情感、句式、语态都极为个性化，道出了普通的个人的苦乐。鲁迅的文字在那时带有很强的个体经验性。文章道理未必高于陈独秀、胡适，可他的价值表达方式，精神的内在张力，却异乎于常人，有着岩浆般的激情。如果说陈独秀是个图纸的描绘者，鲁迅则把那图像血肉化了。陈独秀的文章很少让人觉出人间的烟火气，鲁迅呢，却勾勒出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他在灰色的帝国里点燃了火把，将垂死的、麻木的、可悲的人们的面目照清了，让我们知道了生活的原态。这是多么的骁勇和悲壮呀，《新青年》杂志如果没有他的加盟，其色泽必将是单调的。

五

一般人认为，《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其文章大多是纲领性的，路标性的。其他的同人不过是敲敲边鼓。不过假若认真地读那些同人的作品，也能看出彼此的差异，抑或说本质上是不同的。胡适就不喜欢陈氏的独断性，周作人则不屑于写时评一类的文章，觉得精神的梳理不应只拘于现象，探明人类重要精神价值的源头更为重要。可是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即相信生命是不安于固定的，只有进化的而不应是固守的。精神信条应随时代而动，新的必将取代旧的，如此而已。1919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四号上撰有《我们应该怎样》，文章说：

“在生物学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物，人性黑暗的方面，象贪得、利己、忌妒、争杀等，和别种动物是一样，并不比他们高明，而且有虚伪、欺诈的特长，比别种动物更坏。但是人性光明的方面，象相爱、互助等，也和别种脊椎动物一样，而且比他们更是发达。至于分别及抉择善恶的心灵作用（即道德意识），或者可以说是人类独有的本能。若是人类没有这种先天的本能，那几个圣贤的教训，必然毫无效果。

……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8）

在事实上看起来，自从始祖以至现在，我们个人的肉体、精神，和社会的组织，都曾经时时努力、时时改造、时时进化，未尝间断。就是那最难改造的道德意识，也没有人能说毫无成绩。拿过去、现在推测将来，何至叫我们绝望呢？至于生活困难，大部分是因为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不良，和人类本性上的黑暗无关，更没有不能改造的道理。”

陈独秀和许多人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性的本能之一就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可以在自身的超越里呈现出新的色泽。陈氏著文时往往只注意阐明道理，并不翔实地论述学理过程。五四前后的学人、作家，都不擅长经院性的推理，只是以“信”的方式，“诚”的情感，去树立一个路标，告诉人们，那才是方向。在新与旧之间，唯新方生，唯新为善，暧昧与妥协是没有出路的。

同一时期的鲁迅，几乎用全部的劳作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寻着生物进化的思想，也自然想起了人的生存的进化，看法与陈独秀是吻合的。鲁迅在1919年《新青年》六卷二号也说：

“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

以进化论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改革与变化就成了自然之理。既成的理念就有了问题。中国人在现实中碰壁的时候，习惯于退到过去，缅怀起往昔的太平岁月，似乎我们曾有过一种荣光。鲁迅和陈独秀告诉世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盛世，人不过是一种奴隶。先秦时是，两汉是，唐宋元明清也是，即使到了民国，也未脱其奴隶相，还囚禁在精神的牢笼里。所以谈进化，首要是堵住复古的路，告诉世人，那旧的遗存不足为道。没有了退路，自然只能前行，靠着自己的脚，在荆棘里走来走去。《新青年》的同人，就是这类探险的人。后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似乎都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先驱的信条。进化论与社会主义梦想，是左右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两盏明灯。而最初的点燃者，恰恰是从《新青年》那里开始的。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9）

把《新青年》的同人们看成播火者，是恰当的。那些人几乎都懂得一些西学，所译的学说与理论，今天看来亦同样亲切，好似可以医现在人的病。自然，那时的一些看法，也有片面的地方，比如：废掉汉字之说，思想上的一元论倾向等等。“五四”的先驱们把域外的学说，特别是科学精神当成不可违的原理，纳入到民族新生的途径中去。于是科学主义就变成了社会变革的内趋力。汪晖在谈到“五四”时代的科学主义思想时，特别的提出，“从表面看，科学的‘解放’和‘控制’功能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更为根本的含义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亦即社会关系的改变。”

不错，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当时确是把一种自认是不可错的科学原理，外化到社会变革之中，并把这一原理神话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论这一做法在历史学家看来怎样片面，但它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后世的变革，都是作用巨大的。中国现代史的悲喜剧，似乎都孕育在这一发端里。直到现在，它的辐射力，我们依然还能感受到。

六

对于《新青年》的存在，许多人写过感慨的话，还没有一本杂志给知识界带来如此的冲击。现代以来，受惠于它的人很多很多。聂绀弩谈到第一次接触《新青年》时，如此地写道：

“《新青年》合订本最容易看。在家时，曾以胡适的《尝试集》为笑料，这时觉得他的文章是标准文章，白话文中也有文言文，又不像有些新诗人把句子造得很难懂，文学改良主张也不太激烈。但是不懂鲁迅，特别是《狂人日记》，怎么仁义道德字缝里是吃人？这到很久以后才会过意来。我看重鲁迅是从陈独秀推尊吴虞，吴虞又在文章里提起《狂人日记》一步一步来的。但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我是了解一些的。白话文，反礼教，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恋爱、结婚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东西像冤魂不散地跟了我一辈子。其实我后来还有了点更新的思想，但一检查，新思想里也有它们的存在。”

陈独秀那代人，确为中国文化种下了新的种子，那是过去士大夫的文字里从未有过的东西。旧文明的弊端是，过于陷入颂圣的路途，在“瞒”和“骗”中滑入虚妄之路。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是奴隶之邦，那结果是人人无我，被先验的、集权的东西所窒息。其实《新青年》之前的十几年里，已有不少读书人发现了此类问题，亦有文章行世。不过都没有《新青年》杂志那么集中、鲜活，形成一股潮流。当思想不再是点点星星的存在闪烁于人世，而聚成火把的时候，便会照亮这个世界。陈独秀、胡适、鲁迅诸人的功绩，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对一个沉闷、黑暗的王国而言，那些声音实在是重要的。

弱国的知识分子，在面临传统的时候，只要略有良知，便会发出类似的感叹。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英国移民作家V．S．奈保尔在他的长篇小说《抵达之谜》中感叹道：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10）

“回想我自己的过去，和我自己的童年——我们想了解其他人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经验和感受——我发现有那么多虐待，我却欣然接受了。我很轻易地接受了贫穷的生活理念，对在城镇的街头巷尾小孩子赤身裸体的现象习以为常；我轻易的接受了鞭打小孩子的残忍行为，对残疾人所受到的奚落我视而不见；我轻易地接受了我们的印度家庭与我们农业殖民地的种族殖民体系所展现的不同的权力观念。

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反叛者。我们的反叛心态都是被训练出来的。甚至在我父亲的愤怒鼓励下——政治上的愤怒，以及他对家庭、对雇主的愤怒——我大体接受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态度和我们的岛屿——后来让我苦恼不堪的种种接受。”

奈保尔的自白唤起了我对上世纪初中国的追思，陈独秀诸人，何尝不是如此的呢？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个体的自觉，而后者则希望发起一场运动。陈独秀认为，象牙塔里的呼喊是弱小的，惟有在现实中形成一股流，且转化为一种社会变革，那么文化的新生才有可能。而变革的第一步，就是向已经麻木的、被常规化的思维挑战。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在过往的生活里，大家是可怜的罪人。

《新青年》最深切的哲学隐含，是后来的研究者发现的，那就是鲁迅《狂人日记》里的话，被人吃的人，也在吃人，没有谁是清白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文章，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鲁迅却清晰地画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在于，直面黑暗的时候，并未把自己天使化。他甚至没有将那些同人，看成圣人。鲁迅一度的消沉，是在于对己身的怀疑。对象世界不行，我们自己也不行，黑暗是要打破的，然而通往未来的路，谁也说不清楚，大家拥有的不过是一个梦想。至于梦之外的一切，尚不了然。

1918年前后的北京就这样集结了一批不安本分而又性情各异的人。牢笼被打开了，然而各种旧物也飞扬到了天空。胡适回想那一段生活时，不无感慨，他一生最为难忘的生活，是与这个杂志以及一批学人联在一起的。《新青年》开始关注的只是学问、时事、文化思潮。但后来政治意识加浓，不能不向权力者开火。后来它成了共产党人的刊物，是必然的。中国人谈学理，要完全冲淡静观，是不容易的。人们很快就发现，纯粹地讲文化，已如雾里看花，不得要领。像周作人这样的人，有时也是借文化而谈政治，陈独秀则赤裸裸倒向政治批判了。《新青年》的历史，也写着文化里的宿命，在一个古老的国度，做纯而又纯的文人是殊难之事。政治可以催促一种文化，亦可毁灭一种文化。陈独秀在播种理想的时候，并未料到那一切的努力有时也把先前的梦打破了。

《鲁迅与陈独秀》播火者（11）

圣徒出走的时候，魔鬼的暗影也在身后尾随着。陈独秀诸人一生未能摆脱魔影的纠缠，而他身边的一些友人，后来不幸也带着魔鬼气。这已是后话了。

注：

①《新青年》五卷2号。

②《新青年》二卷6号。

③《胡适书信集》(上)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鲁迅回忆录》9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⑤《新青年》四卷2号。

⑥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三答辩书》。

⑦《新青年》三卷3号。

⑧《鲁迅全集》七卷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鲁迅全集》一卷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全集》一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全集》一卷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聂绀弩全集》第九卷108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奈保尔：《抵达之谜》27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

一

有几个时期，鲁迅与陈独秀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却交臂失之，未得相见。

他们第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是1902年。那年1月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2月即赴日本，随即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读书。鲁迅到日本的前一年，陈独秀便在东京开始留学生涯了，入的是东京学校。有人说是弘文学院的前身，有人认为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如果真是也在弘文学院，那二人是有同校之谊的。不过陈独秀在1902年2月末就离开了那里，鲁迅4月才入学，自然没有见面的可能。有趣的是，陈独秀在那年9月又再度返日本，到成城学校读书。成城学校离弘文学院有多远，不得而知。但看许寿裳的回忆录，知道两校间的同学是有交往的。那时候鲁迅虽也跑集会，听演讲，但与人交往不多，是留学生中持低调子的人。陈独秀则不然了，他在日本很是活跃，不仅参加了“青年会”这样的组织，是排满的人士，重要的是还是拔刀相助的义士，做了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章士钊在回忆录里写到陈氏那时的果敢，凛凛然像条汉子。那篇名为《疏〈黄帝魂〉》的文章介绍了陈氏如何冒犯恶人被遣返回国的经过，就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活跃。1903年4月，陈独秀因剪了学监姚煜的辫子而被迫离开岛国，未能于日本潜心学业，与鲁迅见面的可能消失了。鲁迅那时和陈独秀的心态有所不同的。他的兴奋点表现在治学方面，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讲到了弘文学院时期的心态，能看出精神的一斑：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

留日时期的鲁迅生活，后人有不少的记载，而陈独秀的形迹则甚为寥寥，已难以考辨了。按学界的一般说法，陈独秀第三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秋，当时与其同行者是苏曼殊。那年秋鲁迅已从仙台回到东京，决定弃医从文了。就是在此后不久，鲁迅也认识了苏曼殊，并将其拉入到自己的行列里，决定创办《新生》杂志。那时能与陈独秀见面的机会很多，如果他们有过什么交往，应是在这一年以后开始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记载过彼此的情形。二人会见与否是个未知数。只是苏曼殊这个人物，倒是很有意思。他既是陈独秀的友人，又与周氏兄弟相交，倒让人可以猜想那时的情形。1906年苏曼殊与陈独秀的日本之行，只是几个月。不久即归国。同行者也是陈独秀。陈氏曾有《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行世，诗中写道：

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2）

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从当时的几首诗中看出，二人的友情很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一年还有一首《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云：

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

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

陈独秀是喜欢苏曼殊的。他一生写下的旧体诗，有许多是赠答苏氏的，与其交往很是愉快。二人于1907年再度到日本，陈独秀埋头于学业，苏曼殊则与诸多文人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也就是那一年，得与鲁迅相识。在鲁迅的印象里，苏氏是个很可爱的人，有着许多别人不同的地方。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里写道：

苏曼殊

“又一次，他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为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非常感兴趣，混血儿和颓废相结合，耽溺于一种好像有道德的感伤。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得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关于苏曼殊，我曾经读过他的《英汉三昧集》，还从佐藤春甫先生（或是在佐藤先生家里从神代种亮先生）那儿听到过他的事情。这时候，知道了他是鲁迅的朋友却不免有些惊讶。我问了种种关于苏曼殊的话，可除了上述的浪漫不羁的生活，和章太炎的关系那一些之外，再问不出别的了。”

这一段文字透露了诸多背景。文中对苏曼殊的印象与其人是大致吻合的。内中还提及了章太炎。苏曼殊与陈独秀都认识太炎先生的，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还专门写到了此点。那么周氏兄弟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情形吧？每次赴日都匆匆忙忙，要么被遣送归国，要么因家事而离开。只是1908年左右时间略长，在那一年都做了什么，也难以考证。他的那首《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是谈学问的吟咏，看来彼时用心于学术是无疑的。陈独秀那时已在小学、社会学等方面显示出特点来。此前在安徽所办《安徽俗话报》已看出他学问的博杂，文如泉涌，有翻江倒海之势。苏曼殊亲近于陈氏，不是没有原因，才学是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还有为人的坦诚。但那时的周氏兄弟与其只是一般的交往，并未有刻骨的相知。至于是否向周氏兄弟转述过陈独秀的故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3）

二

鲁迅留日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传奇故事。日子过得平平常常。那是他潜心读书的日月，并未对社会运动抱有巨大的热情。从仙台回到东京后，已立志于文学活动，在翻译上颇为用心了。他在东京时将自己的学籍列于德语学校，这是东京德国语学协会所办的专门学校，鲁迅大概并未认真于此学习，将精力都用于读书与翻译中去了。1907年前后的鲁迅在留学生中是默默无闻的人物。在东京的学生眼中，有名气的人一般是孙中山、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黄兴、苏曼殊等。连陈独秀也并不被人广为所知，属于新的一代无名青年。日本对两个人而言是个苦苦思考与心灵顿悟之地。他们后来的发展，是在日本奠定了基础的。

日本生活给二人的刺激是显然的。走在东京的街头上，看到清幽秀雅的街巷建筑，于异域的风情里，是有诸多的感慨的。鲁迅那时就想到了国民性问题，思考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日本固然很美，却无心去描摹它，而是将兴奋点用于苦读与写作上。尼采的学说，浪漫诗人的作品，都吸引着它，精神在向哲学的领域靠拢。初去日本时，曾有《扶桑记行》，可惜已散佚，不知记下了什么。后来却不再写关于日本的专门文章了。但陈独秀却留下了几首关于岛国的诗，看出彼时的心情和文风。比较鲁迅那时的诗文，是有差异的。1908年，陈氏曾有日本枥木县日光山之游，作《华严瀑布》诗，其中咏道：

（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

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

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

回首觅归途，夕阳满红树。

（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六）

列者欲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七）

日拥千人观，不能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八）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4）

此诗写得情深，饱满，才气毕现。日本对他的感染是露于笔端的。几次赴日的经历，改变了他的基本文化理念，其反省的程度亦不在鲁迅之下。大家所熟知的日本幻灯片事件，促使鲁迅弃医从文，中国人的麻木，看客心理是让其痛楚而绝望的。而陈独秀也同样有类似的心理。第二次从日本归国后，他所办的《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有一栏新闻，题为《日本和俄国开仗》。消息应是出于他的手里，其中有云：

“唉，日本因为俄国占了我们中国的东三省要和他拼命，我们中国的官民还是袖手旁观，你看可耻不可耻呢？”

《安徽俗话报》有大量的关于日本的消息和评论文字，能看出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鲁迅那时看过的一些书籍，陈独秀也读过。比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那本《支那人的气质》，鲁迅就很赞佩，可说影响了一生。陈氏在自己的报上，也介绍了这位传教士的一些观点，那都与国民性有关。对照二人的思路，当可见那时的风气。留学日本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这类话题，乃文化心理转化的必然。直到现在，留学出国的青年，有时在文字里，也有类似的感叹的，差别的地方是，年代与背景不同了。

陈独秀在年轻时是赞佩日本的。他也不喜欢其侵略的本性，看重的倒是日本人的团结、爱国与毅力。相比之下，中国民众不过是奴性很深的一族，在根基上出现了问题。《安徽俗话报》第三期上有《日本人真可敬》一则短文，陈氏叹道：

“有一个美国报上说道，美国纽约地方，有一千多日本人，大半都贫穷得很。这些人虽说是些穷汉，却比有的国家里的做大官的，还有良心哩。他这些穷汉，平日也很喜欢吃酒看戏，到了日俄开战以后那纽约的酒馆戏园里面，便不见有一个日本人。你道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都把平日吃酒看戏的钱，节省下来做了国家的兵费。现在这一千多人，已经集了十多万银子寄回本国，那日本兵们听见了此事，都感激得哭了……唉，你看我们中国，自上至下，有几个能像日本人这样的呀。”

在这类的感慨之余，陈独秀想的是解救的办法，即兴教育，搞启蒙等等。鲁迅却想从文艺作品中寻觅精神的光亮。所以那时的用意是以此疗救病态的国民，在心灵上来一次洗涤，荡去厚厚的污垢。他在《域外小说》序文中写着这样的话：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新文学这一件事……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

陈独秀想的是办报、办刊、办学，以此走一条救国的路。鲁迅则在文艺的灯火里，借着异域的光，照着世间的路。二人的起点之不同，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了。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5）

三

1909年至1910年间，本应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很遗憾地错过了。

鲁迅是在1909年6月从日本归国的。在许寿裳的推荐下做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很巧的是，陈独秀在这一年年末也到了杭州，任陆军小学堂文科老师。鲁迅在杭州只待了一年即回绍兴任教。陈独秀也在此住了一年有余。二人在杭州都留下了一些趣事。鲁迅虽是已婚之人，在杭州是独住，除了教书没有什么社交。做教员对鲁迅而言是轻松的，工作极其认真。许寿裳在回忆录里说：

“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们所信服。

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

陈独秀在杭州的生活，比鲁迅要浪漫。鲁迅是不喜欢游玩的，一年中只去游湖一次，对山光水色了无兴趣。他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工作之余，比一般人要呆板得多。陈独秀于杭州是有特别的感情的。西湖全景不仅留下了数首咏西湖的诗，也有与士大夫者流交游的兴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和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发生了恋情，在杭州过着同居的生活。西子湖畔乃享世文化之地，自古文人驻足于此，以其为人间圣界。彼时有诸多学人汇聚于此，也成了以文会友之所。旧式文人的遗绪和新思想的光泽，在陈独秀身上都有一些，较之于清苦中默默读书的鲁迅，杭州时期的生活是潇洒的。

关于杭州时期的生活，文献资料很少，两人的行踪都模模糊糊，未有任何见面的线索，大概是毫无交往的。鲁迅在杭州做的是化学和生物学教员，接触最多的是学校的师生。他常与学生去孤山、灵隐、栖霞岭等地，在那里采集植物标本。期间还编定了《化学讲义》、《人生象学》、《生理学讲义》。那一段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一些教员与新学监夏震武的一场风波。夏氏是个官僚式人物，对教员大摆老爷气派，要教师穿戴礼服见他，遂遭鲁迅等人抵制。几周的对峙争斗，夏氏最终辞职，众人以胜利告终。此间鲁迅的硬朗之气表现出来，夏震武那派人谓其为“拼命三郎”。这是他回国后卷入的第一场人事之争。友人许寿裳等也由此发现了他性格里刚烈的一面。此后这一刚烈的一面，渐渐在世人那里展示出来了。

鲁迅性情里有一点与人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对自然山水兴趣殊少，看重的却是精神深处的存在。他在杭州就不怎么游玩。许寿裳的回忆录里说，只到西湖玩过一次。许多年后，他的友人郁达夫要定居杭州时，鲁迅曾写诗阻之，以为非良策也，不可久居此地。鲁迅的不喜欢杭州乃历史的记忆使然，觉得消磨生命之地，又多主奴关系，不要被享世的东西所迷惑。这一点陈独秀就不同了。杭州时期曾有诗多首，《游韬光》、《游跑虎》、《灵隐寺前》、《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等，都清脱、激越得很。他也流连于西湖十景，醉心于古迹之前。不过与一般文人的吟唱不同，是有一些逆俗之气的，比如《灵隐寺前》云：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6）

这一首诗，被后人引用得很多，陈氏的气韵亦入笔端。“酒旗风暖”真是好句，奇气散落，有大的胸怀。虽有湖光山色，却无低之语，与旧式文人的抒怀是大不同的。还有那一首《咏鹤》也很好：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

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本首诗里有魏晋风骨，是晚清以来少有的好诗。比对龚自珍、黄遵宪诸人，要更为果敢，不为旧气所累，古风里有着新语，借旧的形式，一吐胸中之快，我们是要感动的。据那时所作诗，能看到他在杭州交游者不少。沈尹默、马一浮、刘季平、沈士远等，都有交往。看他和沈氏兄弟的关系，是很深的，那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写得情谊非浅。这几个友人，都非等闲之辈，有的后来也成了鲁迅的友人。鲁迅那时还不认识沈尹默，二人相识大概在辛亥革命后，地点也是杭州。估计时间很短，真正的交往，还是1912年之后。这里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马一浮，与鲁迅兄弟是同一科场考试而得头名的人物，那时也在杭州，马一浮是很有学问的人，一些读书人颇愿与其谈天。1947年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透露了陈独秀与马一浮在杭州的一些片断：

“在成都提督街十一号会见谢无量先生，我特别提到《铁云藏色》这部书和书的封面上这两行字。谢无量先生告诉我，当时刘铁云送他这部书，他不懂文字学，他从北京带到杭州，就放在马一浮先生那里，后来仲甫先生看见这部书，非常重视，就借去了，他就送给仲甫先生。我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七日，从四川到杭州西湖复性书院会见马一浮先生，提到这件事。马一浮先生告诉我：这部书，谢先生放在他那里两年，没有人看它，一天仲甫先生看见，非常重视，便拿去了。同时马一浮先生又说，那时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君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莫也有一二年……”

我觉得这一段文字很重要。对比一下鲁迅那时在杭州的情形，有以下几点区别：

其一是鲁迅那时相对比较封闭，没有广结社会贤达的欲念。陈独秀则有点绿林气，于沙龙茶社间过着快意的生活。

其二是一个注重自然科学的教育，一个潜心于小学研究，弄一点诗趣。鲁迅除编写化学等方面的讲义，还译过俄国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做的都是寂寞的工作。周围能解其义者不是很多。陈独秀在杭州时回归了中国文人式的生活，吟诗作赋外，还研究文字学，俨然像一个学究了。所以周围有几个知音。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7）

其三是两人的文化兴趣的不同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差异。如前所述，鲁迅那时是独居生活，对婚姻是悲观的，过的是一种无爱的生活。而不像陈独秀正在新婚的快乐里，似乎看不到身上的焦虑。在杭州译安特莱夫阴冷的小说，多少有些不协调，西子湖的美色一点也没影响过他。相反，我们看陈独秀的诗文，精神幻化在南国的山水间，精神直逼庄骚。联想日后二人的异路，那是有其必然的道理的。他们在那时没能见面，机缘不足是自然的，而性情上存有差异，也是擦肩而过、互不相识的因素吧。历史就这样失去了有趣的一幕。1910年正是中国社会巨变前夜。他们二人都还不是政治性的人物，过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不过杭州的学校已有许多是新型建制了。两人都在新学校中显示了各自的特点。自然，思想是新的，也给学生带来了新的气息，很快，这些就汇入近代中国巨大的变故中去了。

四

这是不错的，他们是两个有争议的人物，说清其历史并不容易。二人各自形成了一个传统，合与分中，分的因素多。他们个人的能量都很强，并不易在一起相处。《新青年》移师北京后，鲁迅对陈独秀既有赞佩的地方，也有故意疏远的时候。陈氏关注的一些东西，鲁迅并不都有热心。《新青年》涉猎的面很广，主编的视野是要开阔的，分散的精力亦多。鲁迅则用心于文艺，或翻译，或创作。写时评时，也带着很强的文学家色调。周作人说他和哥哥只是边缘式的编委，不是没有道理。

1917年陈独秀来北京时，鲁迅已在古城里生活五年了。他们真正的结识，当是在这一时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没有一点资料能证明二人见过面，周作人、钱玄同、胡适的日记都没有记载相关的信息。

周作人鲁迅与《新青年》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钱玄同、周作人两个人进行的。对于像胡适、陈独秀这样的闻人，为何没有主动贴近，是颇值得玩味的。北京时期的鲁迅，与自己相交的除了教育部里的同事外，主要是同乡、学生以及文学青年。对于像章太炎这样偶尔来京的前辈，也只是从众一见，不像钱玄同那么热情。在自己的世界生活惯了的人，不适合走进剧烈变化和节奏快的日子。鲁迅能写出浑厚静谧的文字，和他孤冷的存在方式是联在一起的。

由于周作人任教于北大，与陈独秀的会面几乎都由他代替了。《新青年》的事情也通过周作人知道一二。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到诸多记载，这已成了我们了解鲁迅、陈独秀重要的线索。周作人是1917年4月1日来北京的，鲁迅通过蔡元培介绍他去北大谋职。4月10日，他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和沈尹默。9月初，周作人购买了《新青年》一册，那一月的24日，他第二次见到陈独秀：

“上午往寿宅，至大学为傅宋二生作保，访蔡先生不值，见陈独秀而返。得十九日家寄帖签一包，下午草讲义，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8）

待到10月6日，陈独秀写信于周作人，两人开始了交往。那一日的日记云：

“上午寄实业之日本社函，抄讲义六纸，得陈独秀函。下午往大学访之。至图书馆借罗马文学史一本，又取新青年三之六来即阅了。”

无疑的，陈独秀的信是鼓励周氏兄弟为《新青年》写稿的。中间钱玄同起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因为事先与周作人见过面，陈独秀没有直接找鲁迅，而是让周作人代转自己的意思，让鲁迅兄弟多写一些文章。

此后，周作人多次记下了与陈独秀的交往，及相关情况：

“陈梁二君函起草。”（1917.10.16）

“上午往校访陈独秀君。”（1917.11.19）

“上午往校以佛语书交君默，访陈仲甫君。”（1918.5.20）

“玄同说明年起分编新青年，凡陈胡陶李高钱二沈周陈(百)傅十二人云。”(1918.10.21)

“上午往校访独秀，交予人的文学一篇。”（1918.12.10）

“上午往校还独秀美术一本。”(1918.12.18)

“得编译处函，以稿致仲甫。”（1919.1.8）

“从君默借来国民杂志一本，以文交予仲甫登每周评论中。”（1919.1.27）

“上午寄仲甫玄同半农函，下午许季上君来。”(1919.1.31)

“下午往看仲甫，四时返寓。”(1919.2.15)

“上午往校，以文艺思潮论交予君默。下午访仲甫，四时返。”(1919.2.18)

“上午至中西图书馆购近代短篇小说一本，往校购新潮第三期五本。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1919.3.12）

“下午访仲甫说春假往东京事，六时返寓。”（1919.3.18）

“下午寄一涵函……福源来说仲甫被捕。”（1919.6.12）

“上午至国民公报馆访罗志希君……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君至警所访仲甫不得见……”(1919.6.14)

“知仲甫昨日出狱，晚大风。”（1919.9.17）

周作人日记手稿“上午得尹默函往厂甸至公园，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1919.10.5）

“寄仲甫函，附诗一首。”（1919.11.12）

“寄仲甫稿一卷，四时返。”（1919.11.29）

“寄仲甫函。”（1919.12.16）

“晚饮酒，得仲甫函。”（1919.12.24）

“晚得仲甫函”(1919.12.30)

“至新街口一游，寄丸善函，仲甫函。”（1919.12.31）

……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9）

1917年至1923年，周作人和鲁迅一直住在一起的。每一次见陈独秀，鲁迅都不在现场。几乎都是周作人一人行为。陈氏在北京那段时间重要的事件，周作人都有些记载，鲁迅对此也是知道一二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关于陈独秀几乎没有什么文字，二人的陌生是显然的。不过陈独秀离京后，在上海一直与周氏兄弟有联系，催促二人为《新青年》写稿。1919年下半年，周作人与陈氏的频繁通信，大约均与稿件有关。那么说来，彼此是相敬如宾的关系，说不上很深，也非浅显。陈独秀入狱，周氏还亲自探视，总不能说没有交情的。

鲁迅当时为何不去探视陈独秀，对其行踪不甚热心，大概是一个谜。或许与之不熟，彼此隔膜，或许是公务在身，抽不出时间来。总之，北京时期的生活，他与陈独秀各自在不同的情境里，那是两个独立的世界，交叉的时候寥寥。就陈独秀而言，他的风格是有一点师承的，至少《新青年》的特点和章士钊的《甲寅》有点相似，与当年日本《民报》亦有貌合之处，发出的都是犯规的言论。但鲁迅的生活与劳作，都和一般人不同，白天做科员，夜里抄古碑，搞翻译，既不想搞什么运动，亦无举旗别立一宗的冲动。他和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只是个凑凑热闹的人物，处于明朗与晦暗、消极与积极之间。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三拍，迟疑的地方很多。若不是陈独秀、胡适的热情与主动，二人当还过着平淡的文人生活。从辛亥风波到五四狂潮，鲁迅只是拍拍巴掌，至多不过是一个敲边鼓，聊以呐喊的人物。陈独秀从独自的“个人”而发展为“群”，鲁迅则始终保持着“个人”身份，居守于自己的园地。他和主将的不同，是在这个地方的。

五

1918年至1919年，鲁迅正处于创作的爆发期。生活总体上是宁静的。

他是一个不太易被别人影响和暗示的人。一生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深切地左右过他。连在日本上学时，章太炎对他的作用也止于一点，常常也有与老师观念不同的地方。《新青年》同人热热闹闹地聚会往来的时候，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因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面的风和雨，也只是擦一下肩头，没有过大的冲击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向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时候，他没有加入到队伍中。那是个周日，他的日记写道：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看这一则日记，没有什么变化，日子与以往是相似的。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而被捕，其政治热情正在高涨之时。在“五四”余热尚未散去之时，他的激情澎湃的言行很快被政界封住了。而鲁迅在此时依然没有什么奇怪的行为。是日的日记云：

“昙，下午小雨。晚刘半农、钱玄同来。”

此后几日的日记如下：

“十二日晴。晨许诗荀来。晚往铭伯先生寓。夜子佩来。”

“十三日晴。夜小雨。”

“十四日晴。下午得李遐卿信。晚孙福源君来。夜雨。”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0）

“十五日晴。星期休息。下午李遐卿来。”

“十六日晴。上午寄张梓生《新潮》二册。午后往留黎厂买金文拓片五枚，《孙成买地铅券》拓片一枚，共券三元。”

“十七日晴。晚孙伏园、宋紫佩来。”

“十八日晴，下午昙。无事。”

“十九日晴，下午昙。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

左联创办刊物《新潮》上述文字简约的看不出一点环境的剧变，也无法了解鲁迅的内心。周作人对陈独秀的关心溢于言表，鲁迅却只字未提。对《新青年》主编的命运，周氏兄弟不是不关注的。周作人与其是同事，多有交流，情感上不能不有所挂念。鲁迅毕竟显得陌生，不必过问什么。他对陈独秀入狱的沉默，后人自然有理由做出不同的猜想。

在陈独秀入狱不久，各界出现了营救的呼声，6月23日胡适忽然招人宴于东兴楼，当时有十人在座。鲁迅那一天去了，他在日记中谈到了这一聚会。十人之中都有谁，现已难以查到。周作人的日记说那次聚会是讨论《每周评论》的事，席间讲起陈独秀是必然的了。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主编，他的入狱自然是影响到刊物的运作。众人不一定都有愿意选择陈氏的方式，但对其思想的特质大概是认可的。北大的友人们那时已意识到，知识群落正在受到政府的挤压，思想的自由一旦散到民间，是要经受到权力者挑战的。胡适也好，鲁迅也罢，在心里应该是佩服陈独秀的。因为在《新青年》同人中，敢于身体力行地实现梦想者，惟有这位血性的主编。提倡新思想而又言行一致，在那群人中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

1920年左右的中国变幻莫测，由《新青年》刮出的新风，在外省的许多角落也可以感受到。社会的骚动也引来民间心理的变化。有人担忧，有人庆幸，心态是各自不同的。鲁迅对这一变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并不以为陈独秀的造反会毁坏中国，所担心的只是，破坏社会的是旧式的兵匪之乱，而非西洋思想的演进。《新青年》的思想过激只是好事，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些，该警惕的倒是帝王文化下的流氓气，那才真正是毁坏中国的毒瘤。

在“五四”一周年的那一天，鲁迅写信给自己当年的学生宋崇义，有一席话颇有分量，是可以看出精神的侧面的：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1）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信写得老辣、深切，有着深谙俗谛的机智和慈悲者的良知。鲁迅在信中既讽刺了弄新学者的潦草、自恋，又对旧势力之强大表示了担忧。我觉得五四前后的鲁迅，所以没有陈独秀、胡适式的狂欢，乃是对新旧两派都未抱太大的信心。两势相权，取其利者，他只能站在《新青年》的一边。虽然他并不是都看得上诸位。鲁迅就这样带着矛盾的心，加入了北京知识群落的行列。他的不能走出陈独秀的那一步，是绝望、苦涩的心使然的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好说了。

能明确表达自我的，惟有写作与翻译。这似乎更适合于他。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和陈独秀都走入了极端，一个只问写作，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他们全心地投入着，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生命。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

六

然而《新青年》同人不久就分裂了。

1918年12月，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用以补充《新青年》之不足。陈独秀觉得应有一个专门搞时评的周刊，直接干预当下的生活。《新青年》过于思想化、学术化，陈氏以为不甚痛快。这时他已萌发强烈的政治意识了。1919年6月陈氏被捕之后，胡适接编《每周评论》，调子就有别于以前，带着学院派的某些思路。两人办刊风格之不同，预示了后来的分手。应当说，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旗手，是陈胡二人，这两个人的状态如何，对此一团体关系甚大。

起初的时候，胡适就没有想将思想与学术的问题直接与政治问题挂钩。关心政治是可以的，但阵地却应在大学，即以大学的舞台影响政治。这个思路也适用于办刊，胡适是不愿意放弃思想与学术的研究的。在与陈独秀的合作里，差异还是多于统一。这个现状直接导致了《新青年》同人的解体。

那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这支团队分解的一个征兆。7月20日，也就是陈独秀入狱不久，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李大钊公开争论起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现代中国文化进程的一个纽结，此一问题至今未能解开，也是困扰诸多知识人士的难点。在学理的层面上，难说谁是谁非，看事物的目光不同，知识背景有别，精神怎么能齐一呢？这一类争论鲁迅从未卷入过，自然有他的原因。当人们试图用一种确切化的模式去规范什么的时候，鲁迅便沉默了。在他而言，并不是让人的选择符合什么模式与体系，恰恰相反，是在抵达彼岸的时候，能否尽情地呈现了自我的本质，即人们所说的自由。在自由面前，理论是苍白的。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2）

1920年初，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了上海。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陈独秀是下一期的责编，只能在上海约稿了。这之后陈独秀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新青年》不久就变成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那一年底陈独秀有信与胡适、高一涵，信上说：

“弟今晚即上船赴奥。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望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①

胡适在回信中写道：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只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弱，但北京同人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谅我的质直说话。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②

胡适的信马上传至鲁迅手中。在1921年的1月3日给胡适的回信里，鲁迅谈了对《新青年》的看法：

《鲁迅与陈独秀》在路上（13）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③

在三个人信件的特点上，我们看出彼此的差异。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思维方式完全是独绝的。看人看事的尖锐，远胜于二人。他考虑问题时，注意到了复杂化是通晓世故与人心的。他与陈胡三人在本色上是书生，故有固执的地方。鲁迅多书卷气，却无呆气，他的身上存有书生没有的另一方面：顾大局而不失自我，任个性而远利害。深谙官场又疏离台阁，染有智慧却又不做学人。陈胡二人在苦苦地寻觅精神的定位，而鲁迅偏偏无所谓定位。就那么自如地走着。《新青年》的解体，在他看来本很正常，原先各自就不在一个天空下。散了也就散了。在心灵的深处，他与众人是隔膜的，虽然知道陈独秀的苦苦劳作并非没有意义。

彼时的北京雾气浓浓，鲁迅的内心还带着灰色。李大钊、陈独秀的许多文字他并未都读过，对别人的思考只是泛泛了解，很少打动过他的心。大家都在行进的路上，前面是茫茫的夜，身后也是茫茫的夜，就那么走着。依偎的前行是一种走，独自的跋涉也是一种走，在通往明天的路上，有更好的方式么？鲁迅是悲观的，他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如何，惟一能确认的就是，自己还能做一点什么。也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如此而已。对他而言，人间的路不过如此。至于别的，已无话可说了。

注：

①《陈独秀书信集》293页。

②《陈独秀书信集》294页。

③《鲁迅全集》十一卷371页。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1）

一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15年。

那一年9月，《青年杂志》问世，从编辑设计的思路上，能感到《青年杂志》精神的向路。杂志前几期的封面人物都很有意思，第一期是美国成功的实业家卡内基，第二期为屠格涅夫，第三期刊出的是王尔德，第四期乃托尔斯泰，第五期为富兰克林。都是些在艺术和人生事业颇有创建的人士。陈独秀推介这些人物，与刊物对自由、人权、民主、科学的追求相吻合。那时候他还没有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法国、德国、美国的诸多自由理念大加赞赏。他要引进的恰是域外精神的闪光，给沉闷的世界一个冲击。杂志决不刊登旧式文人的酸腐之作，连广告都有严格的选择。大量刊登的是英汉词典、科学名著等消息，有的给很大的篇幅。看那些杂志，能够嗅出编者的气息，爱好广泛，不拘泥于个人情调，所涉的范围，除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政党政治等。陈独秀借着洋人的思想，照着精神王国的暗角。在他那里，大凡可以让人新生的思想和艺术，都可以使人腾飞起来。中国需要这样的刺激，在他的意识里，昏聩日久的人们，如果没有劲风的吹打，是不能从冬眠里蠕活过来的。

这样鲜明的个人色调，在世间得到了意外的反响。能感动读者的还不仅仅是那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文章，还有诸多世界各地的要闻，关于欧洲，关于东亚，关于北美等的思想状态和学术风潮。比如介绍德国时，有德意志的国民性，德国的党派、军队、学校；介绍法国时，有风光、习俗、宗教等话题。把世界各地的活的精神，言简意赅地勾勒出来。其中对日本的描述，颇为详细，资料是丰沛的。在这样的氛围下讨论问题，自然能看出国人精神的诸多痼疾，给人一种阔大的背景的感觉。陈独秀对此颇为得意，他厌恶旧报章的陈腐气与市侩心理。自己要打造的，是一种开天辟地的景观。

第一期有陈独秀的译文《妇人观》，原作者是法国人马克斯&#8226;欧瑞（1848—1903）。该作者在英国留学，后娶英国女人为妻。善写随笔与批评文章，幽默味与批判味都浓。《妇人观》只是一篇随笔，写得很有力量，在许多地方让人想起培根的作品。此文一反男权主义之风，赞美女性的世界，柔婉而深切，直逼人心。其中有句云：

“夫人之男子，非知妇人者也。常毁妇人者，亦终不知之。

男子衡量妇人，其所见恒不得当，妇人窥见男子之性质，失之者鲜矣。

不见爱于所爱之人，大不幸也。然爱汝者为汝不爱之人，其不幸尤甚。

余非谓独身善于婚配，第决其便利者，未婚之人，一旦自悟其非，即可弃其独身生活也。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2）

女子之知男子之爱己也敏于男子。女子之直觉力，锐利过于眼光。实天赋女子之第六感官，其他五种感官合而一之，亦不若是之有力也。”

陈氏译此文，有大的心得，懂得了思想随笔的韵致，其痛快的笔触，定然让其快慰的。我相信他后来在改版的《新青年》上开辟“随想录”栏目，大概就有这类文章的参照。他甚至学会了这样的笔法，去掉士大夫的委婉之风和绵软之气，在品味上远过常人，是明清以来的士大夫们所写不出来的奇文奇句。

陈独秀还在该杂志上翻译了美国国歌，译笔劲建，通篇豪气，大有骚体意味：

其一

爱吾土兮自由乡

祖宗之所埋骨

先民之所夸张

颂声作兮邦家光

群山之隈相低昂

其二

吁嗟汝兮吾宗国

自由名族之所宅

汝之名兮余所怿

清浅兮川流，嵯峨兮岩石

森林兮莽苍，丘陵兮耸立

余悦汝兮心震摇

欢乐极兮登天国

其三

萧管作兮交远风

飞声震响群林中

自由之歌乐其雍

众口相和声融融

含生负气皆从同

巉岩破寂声宏通

其四

尊吾神兮自吾祖

自由创造汝之矩

吾曹讴歌实唯汝

万岁千秋德惠溥

自由灵光耀吾土

仗汝力兮佑吾侣

伟大之神吾共主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3）

他译介此歌，却用了古中国人的意象，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还没有白话诗，国人翻译歌词大多以旧诗词的韵律比附。他大概在美国人的文字里感到精神飞扬的要义，那种国家理念和信心的翻腾摇曳，使其联想到中华古国，震荡国人精神的一种冲动由此也飞升起来。

那时候他没有精力去翻译宏篇巨著，连长一点的文字也是无暇顾及动手的。好在身边不久就集结了大批才子，他们多是通晓外文的学人，有的甚至还有创作的天赋。所以，有人译来屠格涅夫的小说和王尔德的戏剧时，他高兴不已，遂以重要版面刊发在杂志上。自然，他的口味不仅仅是这些，大凡对国人启蒙有意义的作品，如科学思想史之类，妇女问题的论文，也悉数刊载。《新青年》后来红火起来，固然是因为一些宏论闪闪耀世，实际上这些域外作品也起了作用的。

二

若是细心，你会发现陈独秀的文章写译结合，东西方韵味难分，有些文字甚至是翻译后的偶得。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所译介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看到他那篇《现代欧洲文艺史谈》，就想起鲁迅《摩罗力诗说》，是多种资料的组合，充斥各类信息。陈氏对艺术有自己的看法，极为关心那里的社会隐含。比如他意识到欧洲的变革与进化，文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熟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对诗歌、戏剧、小说的看法都有点意思。比如介绍欧洲的各种艺术时说，“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崇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这么说来，他的从欧洲的艺术风气里看到了现场效应的伟岸，因为切中了时弊和人生的要义。所以后来力推易卜生的剧本，也是现实理念在起作用。

他主持杂志的几年里，推出了一批翻译家。薛琪瑛之译剧本，刘叔雅之翻译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笔下的欧洲短篇小说，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化的介绍，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的西洋思想的推介，输进的都是新鲜的血液。陈独秀这些都是叛逆者的存在，和旧时代的道德意识大异。开始的时候，那些译文还是古文句式，留有旧式文人的语气，即使翻译屠格涅夫那样流畅的小说，也带有晚清笔记作品的痕迹。但这旧瓶里的新酒，却有异样的感觉，完全不同于士大夫的文风了。在翻译中迈出一大步的，应是胡适，他在翻译俄国作家泰来夏甫《决斗》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时，用的就是白话文。待到与罗家伦所译的《娜拉》，在精神上可谓是一缕新风，语言是新的，内蕴也是新的，无论在伦理层面还是思想层面都很有力量，读者受到的震动是巨大的。所以，白话翻译在前，白话创作在后，是那时的一道景观。陈独秀在杂志里也译过科学与基督教方面的论文，和那些文艺作品相映成趣。不过，那时候的文艺作品，在青年的眼里意义似乎更大。像易卜生的戏剧，包含的内容很多，道德、伦理、科学、宗教之类的话题都蕴含在其间。就社会问题而谈社会问题，是政论式的走笔，这样的文章不免说教气，而文艺的作品就有情感的力量，比严肃的面孔多了嬉笑而温润的东西。不过那时候能看到的译作，都是问题小说与问题戏剧，靠社会问题的揭示而感染读者。鲁迅关注的武者小路实笃(按：日本小说家)的戏剧，就是反战的作品，思想的力量在那时是强大的。周作人还有英国凯本德《爱的成年》的介绍，在心理学的层面表明两性关系的现代看法，此文在当时被青年人所喜欢。作者们不同的角度，讲的基本是相似的话语，那就是人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这些和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相呼应，是多种合力下形成的旋风，在一时间造成大势，以致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走向。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4）

相比那些喜欢艺术的翻译者，陈独秀的胃口要显得很大，有宏大叙事的欲求。比如所译法国学者薛纽伯《现代文明史》，在理论上就深切博雅，陈氏在此受到的启示是显然的。他喜欢历史的眼光和精神亮丽的著作，所选择的对象也不是小家碧玉式的。译笔也奔放、热情，没有旧文人的习气。自撰的文章也染有类似的笔调，雄放之外是阔大的豪情。在他看来，欲兴建新的社会，是不能不走变革的路的。而这参照，只能是外国的思想与艺术。在致孔昭铭的信中，他谈到了介绍西学的重要，说翻译西学是本杂志的宗旨。这些翻译一方面在思想的层面解放了读者的意识空间，重要的是，催生了白话文的诞生。人们意识到，只有用现代的口语，才能真正表达现代的观念，否则，还是没有放开脚的老夫，只能蹒跚在老路上。

三

1916年10月5日，陈独秀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说：“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倘欲购者多，即由孟邹处备资运售，亦其书店营业之一助，足下以为如何？”胡适通过汪孟邹认识陈独秀，他们都是安徽人，很快成为朋友。陈独秀感到欣慰的是，胡适身上有股新鲜的气息，思想明澈而深切。其思维方式与国内之人多有不同，所译的小说纯粹而自然。至于其关于文学改良的看法，亦直击自己的思想，激发了久眠的意识。新文学的爆发，就是两人间的思想碰撞的产物。

胡适是颇为看重输进学理与思想的人。他在《新青年》上最早的文字是翻译，而且是小说者流。年轻的胡适对西方短篇小说极其喜爱，所译的莫泊桑、契诃夫、高尔基、都德、史特林堡等人的作品，都有美感，观念是新鲜的。人们一般都注意他关于杜威、詹姆斯的译介，不太了解他对纯小说的钟情。就那时的眼光而言，他的独到，并不亚于周氏兄弟的。只是他的小说理念太正，远离着现代主义的审美情调。他在那时提出文学改良，不是一时之冲动，乃有西洋文学史的参照。严格说，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从理论的层面论述短篇小说的人，借助《新青年》，把欧洲的叙述空间和意象引进话语体系，和旧式文人的距离是很远的。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前的几天，胡适在北大作了题为《论短篇小说》的演讲。所引用的都是外国新的资料，也把自己的翻译作为参考。这演讲后来在《新青年》刊载，颇受好评。他认为现代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手段，表现的是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这是文学进化的结果。胡适所以对短篇小说很有兴趣，乃是在精神上适合世界的潮流，不是像周氏兄弟那样过于自我，而是认为小说不是独立的存在，是在精神上与人类的进化在一个战车上的。与其说他看重艺术上的个人主义，不如说更倾向西洋社会的价值走向。在那时提出的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都基于这样的理念。陈独秀对此也是深以为然的。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5）

尽管如此，那时的翻译队伍还是少得可怜。直到1927年，西洋名著还没有译出二百种，而那时国人介绍外国名著的历史已有六十年了。曾孟朴曾和胡适讨论过翻译的得失，认为新文化运动对翻译还是注意不够。白话文立脚后，青年们很快投入到创作里，好的译作却少。他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赖于希腊罗马的名著的翻译，而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系统引进名著的工程。胡适对此是赞成的。因为基于学理的建设和整理国故，他和许多人都没有全力以赴地从事译介工作，其实后来他认识到，那时启蒙的变形，和没有充分介绍域外的文史哲也是有关系的。

有趣的是，胡适对文学的翻译只是极短时期的热情，后来把精力都放到史学与政治话题上了。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另有选择。已经没有精力沉潜于书斋里。只有鲁迅兄弟，一生执著于译介，直到晚年，从未停歇。且在翻译理念上自成一家，不仅和严复的“信达雅”观念相距甚远，和陈独秀、胡适的视角也大异起来。他们用翻译体和母语嫁接成新的文章，对后世读书人形成了辐射力。陈独秀只是急于引来观点，强调社会的变革。周氏兄弟则在句法和表达式上力求达到一种飞跃。前者看重外在的作用，后者强调心灵的自新。周氏兄弟不能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干将，和政治家距离遥遥，于此也能找到一点解释吧。

周作人四

周作人曾说，翻译的性质有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在民国初，第二种似乎是一个主流。趣味主义只是后来象牙塔里的人才有的。因为把翻译看成事业，那就要讲事功。借用外来的思想和艺术改变社会，那才是真的。

现代翻译直接催生了现代思潮，接着是现代运动。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那一代人，许多前辈都是世界主义者。当今的民族主义盛行，世界主义则不被看重。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世界意识在陈独秀眼里是不容置疑的。在《新青年》所译介的外国作品里，反民族主义的观点颇为流行。比如易卜生就自称是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人，他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挪威人，后来变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我现在已经成了条顿人了。”英国的罗素在1919年来北京大学演讲，也是颇为激烈的反对国家主义的人，看问题并不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他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本国的战争，被囚禁起来，可他的思想却在世间广泛地传播出来，知识界引为同道者颇多。鲁迅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就强调了“他人的自我”的重要，反对国与国的战争，意在从互为主体的世界眼光里分析和看待问题。于是世界语的问题提出来了，废除汉字的问题提出来了，无政府主义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超国家的立场发表看法，在那时形成一个思潮。鲁迅、周作人、胡适的诸多角度，也生成了诸多特别的奇文。比如鲁迅以为，翻译不仅是学理的输送的过程，也是国人思维改变的过程，翻译的目的也是学会洋人的思维，在理念上有一个大的进化。而严复、林纾的那套翻译理念，是该退出知识界的。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6）

由此又产生了世界语问题的讨论，《新青年》那时的主要同人都是赞赏的。陈独秀就和朋友一起讨论世界语的可能性。他以为世界终归要走向一体，用共同的语言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国家主义的立场看待此事还是大有问题的。这个讨论中，涉及了翻译与创作，个体性与人类共性的话题，一时间许多人对此兴趣浓浓。大同理念行走一时。钱玄同甚至认为，汉字乃妖魔的存在，废除汉字，走拉丁化的路，总归是一个通途。

之所以出现反国家主义的思潮，是那时各国知识分子对本国现状的失望，统治阶级被一般读书人所诟病。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知识阶级几乎在思考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对人性的尊重和个人的关注，而本国的法律与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制约这些生命意志的发展的。一些艺术家在创作上表现了跨国界的审美意识。张申府在《新青年》上介绍过法国雕塑家罗丹，说他的理念里“普遍永久，超出时间地域种族的象征是常向他心的。所以他的艺术是出乎自然，入乎自然的，他这样的艺术是很与埃及的、古希腊的、中土的艺术相接近，很能感觉形式之美而把他形出来的。”跨地域的普遍的人性的美，以及人类共有的喜乐，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后来共产主义大行于天下，和此思路有关是无疑的。国家问题没有世界大同重要，一时间思想界萌动的是这样的精神意象。

五四前后的翻译人才不多，许多人是诸种工作兼于一身。翻译巨著没有时间，那就译述，即边译边述。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的许多文字都是转译的。陈独秀那篇《法兰西与近代文明》、《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李大钊《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桑西门的历史观》和鲁迅当年在日本所写《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在方法上都很相近。译与述不可分割，成了新的文体。关于科学家的描述，关于共产主义学说，当时只在几个人的文章里转述一二，作者将几句闪光的话摘出来，要点式的排列。李大钊曾有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将自己的心得端出，可是原文的魅力读者还是隔膜的。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清楚，而读者却只有朦胧的印象。比如国际主义，李大钊知道来龙去脉，可国人能解之者甚为寥落。曾经看过顾维钧的史料，他曾与李大钊有过一次对话，李氏当年曾抗议政府对外蒙的态度，顾维钧却不以为然。在顾维钧看来，不能按俄国的思路办事，那对国家不利。而李大钊却以为，外蒙独立也无所谓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家，世界大同不更好么？李大钊的思维模式是：世界的灾难是因为大家太强调狭隘的地域理念和国家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物。要打破这些理念，就要有大同世界的意识，走共产主义的路。这都是从世界主义来看待问题，今天的读书人断不可能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此事，否则会有卖国之嫌。李大钊从阅读俄国的一手资料里阐释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他的译介直接导致了他的党派意识，思想远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力，它很快成为陈独秀等人欣赏的资源。当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等人联系，彼此一拍即合，实在有共同的心理基础。那时候的激进文人靠近俄苏，存在一个重要心理，就是依靠人类公平、合理的理念去实现大同梦想。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有共同的敌人。《新青年》的编辑意图明显呈现出一种左倾的路向：“易卜生专号”、“人口问题专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世界革命号”。至此，《新青年》由精神自由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陈独秀开始所未料到的。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7）

同样是“拿来”域外文化，周氏兄弟是学会了洋人的笔意，开始潜心于创作，在精神上自省自变，这是一条路。而陈独秀、李大钊则把民主意识运用到社会变革的领域，这也是一条路。在谈思想和艺术的时候，《新青年》的同人几乎没有什么矛盾，看法大致一样。而涉及到社会变革的时候，差异就显现出来。一种是坚守思想革命，一种乃转向社会革命。后者的力量似乎更大。《新青年》没有在思想和文化讨论的路深入走下去，是现实的紧张感过浓的缘故。急于社会的改变而不是思想的深入播撒，是那时中国社会的宿命。睁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最后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其实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在起作用。始于多元，终于一点，这样的历史，在以往的岁月里可谓多矣。

我有时看到这些资料，就想，那时候的思想林立，可是却没有一个学术生态支撑着人们的意识。《新青年》起初的态势如能保持十年二十年，思想界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翻译的历史，成了社会变动的历史的一部分，而没有一个独立的生态，遂被社会政治所压制。我们今天的译介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早就超越了前人。但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在与域外理论融合的时候，实用主义的痕迹依然存在，深入消化的理论，包括对马克思的理论透彻的解释都一直不多。一些学说也只是转瞬即逝，遂被中国固有的理念代替了。前人在此给我们留下的困惑，今人还继续着，从译介史看国民性，其实也有许多未了的话题呢。

五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里，周氏兄弟是把翻译进行到底的一对。不过兄弟两人差异很大，鲁迅在翻译上是自成一路，一直有独异的东西在。鲁迅一生的活动里，翻译一直是文化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不同的是：其译介

周作人1912年在绍兴与家人合影（前排中为母亲，右为妻羽太信子抱子丰一，左为妻妹羽太芳子，后排左为弟建人，右为作人）

是渐渐向自己的内心靠拢，并没有理论巨著。而且所选择的对象都是小人物，没有大作家，也鲜见欧美的名流。另一个特点是，知识分子的话题是主导的，政党的意识并没有占什么分量。

早期的翻译是注重科幻小说的。这大概和他的情趣有关。因为一是喜欢艺术，一是钟情科学。而科幻小说恰是两者的结合。他解释自己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乃为了催出新的艺术，不是没有道理。他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汉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黄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没有科幻的民族，是想象力缺失的。他就在洋人的奇异的想象里感到精神的伟力。也多少满足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他那时就坚信，要使中国读书人从士大夫的情结里走出来，必须要过一下科学的关。没有这个严明的逻辑为基础的文化的沐浴，新文化的出现是不太可能的。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8）

他在留学日本时对科学思想史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科学史教篇》的写作能看出他那时的阅读范围。这些阅读改变了他的认知事物的视角，在对自然与历史的读解里多了厚重的哲学意念。这使他从旧文人的虚幻的语境走出来，理性中的反叛色彩大为增加。不过他对具体的自然科学的细节缺乏热情，倒是喜欢科学思想史的内容，或者说科学的历史给人类的进化带来了什么。他在仙台没能继续医学的学业，实在是不安于枯燥的训练，而更喜爱文学的性灵之美。恰是科幻作品把自己的两方面的爱好平衡了。

但他很快就告别了科幻艺术，对个人主义的小说别有情趣。迦尔洵、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的神经质的絮语，黑暗的体验，都对他的胃口。这类作家身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因，残存着心灵的拷问的色调，个体的鲜活的内觉恰有自我意识的萌动。没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是不会与科幻相逢的。他其实更相信科学主义的温床是个性的自由的发展，天马行空的人文艺术，与科学主义的崛起也许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他对自己后来的弃医从文并不后悔，而且甚至认为，文艺在前，科学随后，是国民启蒙的环节。唤起民众的觉醒，比什么都重要的。

在《新青年》初期，他和弟弟周作人对俄国艺术的感受都很强烈。周作人还特地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俄国革命的哲学基础》的文章。显然，俄国精神界的奇妙的闪光给了他们无限的欢喜。因为这种精神的高蹈可以将人从庸俗的世界解放出来，庶几不为旧物所累。后来，当鲁迅翻译日本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后，他从这个日本学者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了俄国知识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在社会里的作用。于是开始关心革命的问题，知识人的问题。直到晚年，这一直没有改变过。

像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这样的书，鲁迅为何看重于他，世人众说不一。这个无政府主义和恐怖倾向的人，在读者那里是只有惊异的感觉的。其实不容怀疑的是，那时候的鲁迅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从俄国个人主义的作家那里，看到了极其膨胀的自我意识的逻辑可能。但那结果却是相反的。鲁迅自己不是已感到绥惠略夫的危险么？

俄国人的伟大是看到了人内心黑暗与残忍的一面，他们不惜一切把隐含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打捞出来。正视人的内宇宙，在先前的文人那里很少有过。所以他在《新青年》发表的作品就受到俄国作家的暗示，多是从内宇宙出发检讨国民性问题。当陈独秀说传统文化是黑暗的时候，鲁迅却说，自己也是那黑暗的一员，也是吃过人的人。这个观念，在当时是稀少的。他也由此和同人们拉开了距离。他后来和胡适等人距离越来越远，我们由此也能得到一种解释吧？

俄国革命的具体内容他们那时并不完全清楚。但社会所以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精神哲学的基础是无疑的。鲁迅后来一直专注于翻译，其实就是渴望培育幼苗，把自己的世界变成社会新的土壤。这很重要。培育新的幼苗，对他是急切的事情。他知道陈独秀与胡适的路自然有道理，而自己所寻找的，也是合乎内心的需求。用新的文学去感化世界，也改变自己，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至于政党文化与社会斗争，是没有余力为之的。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9）

越来越个体化的翻译与书写，使他一直坚守着良知。思维没有被外力所制约。较之于陈独秀他幸运得很，强大的政党政治和他毕竟是有所距离的。陈独秀后来卷入到风潮里，鲁迅却在黑暗的一角独自徘徊。依靠自己的感受来面对人生，比那些在政党斗争里靠团体的力量支撑自己，要从容得多。陈独秀后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

六

我觉得鲁迅与陈独秀的自我选择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不走常人的路，有骇世惊俗的逆反。用百姓的话说，是不按常规出牌。鲁迅是在文章的章法上出其不意，陈独秀则在与党内不同流派的争鸣里鹤立鸡群。他们的不同流俗之状，在现代史上可谓绝矣。

鲁迅在翻译上被人骂的时候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硬译，词语难懂，真是如天书般难通。

起初，他的白话翻译都很通顺、漂亮。《一个青年的梦》、《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都很有诗意，读起来是精致、快乐的。后来却渐渐发生变化。他在翻译中发现，用旧有的语言对应外文是有问题的。翻译不仅是别人思想的传达，其实是改变我们旧有习惯的机会。于是，他对母语的改造的渴望，很快代替了一般的意思的传达。创造出全新的句法和思想，对他来说比什么都要重要。注重白话文的表达，试图绕过旧的书写套路，在他那里一直是个挑战意味的东西。果然，当与一些理论作品相逢的时候，他的译笔开始改变了。

这是译界有趣的话题。鲁迅学会了洋人的隐曲的表达方式，他将自己的创作也引入到逆俗的拓荒里。表达方式的怪异深切，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译文尽力靠近原文，并不考虑读者能否接受。因为他相信，移植外国语法，可以纠正国人表达不精确的毛病。他从尼采、有岛武郎的随笔里，吸取了百转千回的笔致，在意识深层流出岩浆般的激流。不随和读者，自行一路，在他看来是必须的选择。

胡适在那时就感到了鲁迅的怪异，以为其笔法奇巧，有古风与日本小品的意味，甚或德文的智慧。有人就指责鲁迅的文章难懂，太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吧。不过那时的翻译家过于西化的例子很多。徐志摩就没有化开，受英国和美国文人的暗示很多。巴金的作品几乎是洋人的位移，是翻译体的特征。鲁迅虽受了洋人的影响，可是还有很强烈的六朝风骨，明人的洒脱也是有的。在那样的时代，融东西文化之精华，形成独异的精神表达式，惟鲁迅一人而已。其余的文人在境界和气象上总有距离的。

这里有个例子。和陈独秀、鲁迅都有过交往的张申府，对这两个人物各有看法。早年陈独秀办《新青年》，张申府颇为出力，写了许多文章。共产党的成立和他也有一定的关系。他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与陈独秀的交往里留下了许多故事。他后来退党，与陈独秀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于是潜心翻译罗素的哲学。在翻译西方哲学的时候，他发现中国能在思想界和洋人比肩的不是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物，而是鲁迅先生。1926年，京报副刊评选国内的杰出人物，张申府投票的结果是：

《鲁迅与陈独秀》智之火（10）

一、徐谦

二、蒋介石

三、吴稚晖

四、鲁迅

五、蔡孑民

在谈到推选鲁迅的理由时，他写道:

“鲁迅是今日中国文学界第一人，我想凡是能够成个意见（在这方面）的人，当都是承认的。他的东西，实在看了让人痛快。他不是一般的文人。他的东西似乎有时过损。也不是一般文人的损法。人的最不可恕的毛病是虚伪。鲁迅是恰与这个相反的。处在这么个局面，中国人坏到这步田地，要说实话，自然是不能免于骂了。处在这个生活臬兀的时候，人的心境是不能平和的。人是难得不器量偏小的，刻薄是不容易逃脱的。但这是社会的责任。这责任是不应该放在个人身上的。鲁迅的文章只应向更真切处作（写完了，又看见他登在本月七日京副上的一篇东西。简直过分地说，我是没有一个字不同意的。“对，要这样做！”这是我当下的想头。自然，我要从我自己的假面具揭起，如果有的话。其实是不能没有的。也许有，自己不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这便大有赖于彼此互揭另了。这便是‘表露人类之恶点’的鲁迅一类的文学家——非中国式的文人——之所以可贵）。”①

张申府其实与鲁迅并不密切，但说的话却很有分量。他是早期共产党人，因为不满党内的排斥异己的风气，愤然退党。写此文时，已隐居书斋，不和党团有什么联系了。他不去赞佩共产党人，却对鲁迅大加颂扬，是内心真的体现。在他眼里，鲁迅是真的懂历史和现实的人，思想又与外国人道的精神庶几近之，在中国是少有的。他在哲学上佩服罗素，思想上认可鲁迅，至少说明那时候的读书人，对思想者的看法，是越过政党意识的层面的。陈独秀的杰出的精神由于淹没在政党政治中，那时候的知音就远不及鲁迅是自然的。

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对近现代的翻译贡献巨大。要不是这些译介的出现，新文化与政党文化都不可能出现。五四前后的翻译家既是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甚至是作家，他们的写作上的贡献被人广泛注意，翻译的劳作反被遮掩了。有意思的是，那时这些人也只把此看成一种工作，心里想做的还是研究和创作之类的事。林语堂、徐志摩都是这样。还有一类人，是本本主义，一辈子在自己翻译的对象背后爬着，没有什么创造，也可说是可悲的吧。鲁迅相反，他自己在翻译上最为卖力，看不上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以为都是速朽的东西，不足为论。可是偏是这些速朽的东西不朽。原因呢，是消化了洋人的那些智慧，自己又自成一格，写出了庄子、司马迁之后的千古奇文。张申府在20世纪20年代就看出了此点，是个有眼光之人，现在看来，他不愧是个有哲学见识的人，能在那时点起智慧之火的，也只有鲁迅这样的人物。

注：

①《张申府文集》一卷9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

一

有几个现代人描绘起来很困难，陈独秀大概就是一个。关于他的早期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鲁迅、胡适等人是喜欢他的，观点也许不同，至少身上的个性是有趣的。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之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①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陈氏没有留下什么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文章柔婉的地方少，气脉是宏阔的，连记趣的篇什也殊难看到。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一看就有些类型化。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学者说过一些公正的话，对其的评语很是贴切。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视点是高的。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有趣的是，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的陈独秀，其形貌跃然纸上：

“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先生在沪与章秋桐、张博泉、谢晓石公立国民日报。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上述材料大概受了章士钊回忆文字的影响。它问世的时候，陈氏还活着。想必是可信的。陈独秀的不拘小节，是朋友的共识。关于他有许多传言，有的近于漫画。他没有胡适那么典雅，也不像鲁迅那样内敛，言与行是一致的。以温和闻世的胡适对他有过难为情的时候，觉得遇事不好处理。大概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都提到的特点。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2）

章士钊胡适和周作人的日记，陈独秀的名字频繁出现，并无别人所说的恶魔气。周作人晚年写到老友时甚至还有些感慨。《新青年》的同人是认可他的。你看他从北京狱中出来时人们欢迎的态度，大概就可以看出些什么。但在一些外人眼里，就有一点怪气，甚至有点妖魔化了。林纾的文章里，陈氏就并非好人，简直有点可恶了。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微笑的，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这其实只是一种外表，心性的东西怎么能一下子看出来呢？历来关于他的文章，都不太往作家那里靠，似乎只是个政治中人，混在血迹里。那其实是不对的。陈独秀不仅关联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史，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着。和鲁迅一样，他在中国写下了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有时读他的书，便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而且收获的却是失败。可是后来渐渐接触史料，才恍然感到，用文人和学者的目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刺激和挑战的。

二

陈独秀一生受挫多多，自己却视之无事，并不在意身外之物。他很小就中了秀才，在别人看来是怎生了得。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这一次落第，大概也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其实就那时的文章而言，他算是一个高手，出笔不凡，多见奇气，又见识深远，是一般读书人所不及的。我读他年轻时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有一种别样的气韵，不被士大夫的迂气所绕。他大概是个很会读书的人，在文章中能嗅出真伪之气。《实庵自传》里就写到了他自己如何不喜欢八股文，能从性灵化的文字里呼应些什么。我想是天性里有一种诗性的因素吧？他和鲁迅一样，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自然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染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则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也依稀可以辨别出来。至于他的大哥传染给了他什么，不太好说，但总可以说是中国的良知，或是别的什么。他很早就显示了精神的坦白，作文时亦能自嘲己身，不像别人那么一本正经。1904年，还是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写过多篇文章，内中有诸多剖白。那语气也让我想起鲁迅的几篇忆旧之作，精神深处，有着些许逻辑上的联系。比如在《说国家》一文中，他就坦言道：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3）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②

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实则也有诸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的动人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实庵自传》写到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断，都是惊人的笔触。不知为何，许多晚清应试的描写，看过即忘，然而陈独秀的只言片语，却让人深刻于心。那文字鲜活、深切，场景驳杂。他写人身上的恶气，入木三分，连一点余地也不留。你在他的文字里绝读不到典雅与悠然。那里是心性的写实，也有乡俗的点染。故乡与都市里的浊气几乎充塞着一切，他多年以后赞美鲁迅的小说，我想是相同的经验起了作用。对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实在是笑不起来的。

读着他的文章，看到对丑陋场景的描写，你能感叹他的叛逆性，不陷于虚妄，直面着恶俗，在审美态度上，与士大夫者流的附庸风雅是不同的。在《实庵自传》第二章“江南乡试”的结尾，陈氏有一段小说般的传神之笔，写了科举生活的可笑，那文章说：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老大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去，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4）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此类笔法，已显示了切实的意识，睁着双眼打量世界，写作乃是一种坦露，决非自我的逃避。那个世界裹着缕缕寒气，哪有什么冲淡和宁静？他的文章从不去讨好读者，有时甚至用文不雅训的语体刺激别人，并不在意喜欢与否。细想一下他的思路，是有一点野性的，以丑为快的东西的。如若发展下去，大约有点拉伯雷式的遗风，以恶心与粗俗颠覆着雅人的世界。自己呢，也一路狂欢地走着，亵渎着种种神灵。陈独秀身上其实已折射出了一种精神的可能。那就是以非正经的语体，洗涮一个古老的神话，弄脏它，戏弄它，直到久远的灵光从那里消失。许多年之后，当王小波出现在文坛时，才有了真正意义黑色幽默的文学。以一种玩笑和戏仿的姿态嘲讽身边的世界时，那神情是洒脱的。我在王小波文字里看到了与陈独秀的某一点点相通处。所不同的是，陈氏还残留着士大夫的某些痛感。传统文人的忧患之心，还是很浓很浓的。

三

直到我后来读到他的诗，尤其是旧体诗，才发现流行的看法存有一点问题。陈独秀给人的假相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那是皮毛之见。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在知识界同道者甚广，与人相交时，亦挚诚可感，甚至还带点玩童之态。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胡适、台静农、魏建功，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看他的遗作，感时伤世之文泪血相交，甚或有文人的凄楚，每每读之，心为所动，气韵有唐人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流着文人本色的。

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揖影这个发现也让我联想起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不太爱写己身的泪水。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常，所遇所感，每有凄苦，则援笔书之，和政论文中的形象很有距离。你在这里亦可感到内心的柔情，男儿的温和也掩饰不住的。《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诗，都无横眉之状。且看《哭何梅士》的韵致是多么肃杀：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

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

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此诗最早以由己的名字发表于1904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据《陈独秀诗存》注释，发表此诗时亦附有章士钊的诗与注，可看出陈氏与章士钊那时的情形，彼此的性情亦流露此间：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5）

“二月十六日，福建何梅士，以脚气病死于东京，盖吾党中，又失去一健卒矣，余闻而痛极，然非知何梅士者，亦不知所以为痛也。余与梅士居上海，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膝至漏尽。安徽陈由己，亦与余及梅士同享友朋之乐者也。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由己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由己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由己报书，谓梅士之变，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③

章士钊的注释透露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是陈独秀有绿林之风，善于交友，且情笃者多；二是重于友情，不免有感伤情怀。病中闻友人去世，是雪上加霜，遂有“人生朝露，为欢几何”之叹。看陈氏之诗，有凡人的苦乐，加之佛教的影子，通篇哀凉，泪光涟涟。自有高古气，是格高气爽的。这一情怀，即便是经历了人间挫折，久浸政治苦海，仍未泯去。直到晚年，阅读到类似的诗文，文人气是一看即明的。

要了解他的性格，在旧诗里能找到许多线索。那些都是各类史料中难见的。比如交友之道，就率直无伪，不忘旧情。五四之前，他居杭州时，曾与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相识，和沈士远、沈兼士过从甚密。写过一些赠诗，都非“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之语，有一点江湖格调。再加之行文清峻，唐人行迹宛然在目。《寄士远长安》云：

自君别湖水，天地失清秋。

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

转蓬俱异域，诗酒各拘囚。

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

三沈当中，沈士远是厚道之人，人缘颇好。但论才气和声名，沈二先生尹默，则高于诸兄弟。陈独秀与之关系很密，一直保持着友情。看年轻时代陈氏写给他的诗，当见情谊之深。那一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有孤雁叫群秋更哀的味道。如今读它，不可想象出自陈氏之手，内倾与伤神之处，隐隐可见。台静农晚年披露过陈独秀暮岁时寄沈尹默绝句四首，能看出千秋挚意。真真是让人叹之又叹的好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忱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6）

刘半农陈氏晚岁怀念旧友，诗中意绪万端。遥忆当年，在西子湖畔把酒论书，后又逢于北京大学，共编《新青年》杂志，能不感而慨之？陈独秀去北大教书，乃沈尹默所荐。陈氏不忘旧情，于诗中咏之，拳拳之忱，动人耳目。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均盛赞于他，那也证明其为人的磊落之处。了解这个人物，大概是要顾及于此的。近代以来，大凡提及陈氏，只从政治行迹入手，谈其文化得失。而个性中冷热之处言之很少，精神的全貌就不了然了。我们看他与章士钊、苏曼殊、刘季平的手足之情，读他与《新青年》同人的信件，也依稀可能以觉出言行举止的可爱。在其眼里，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编刊时亦与人平等对话，有信必复，且不装腔作势，确是有真人之风。蔡元培后来和他相识，对其印象很好。他觉得陈氏第一有学识，第二有毅力与责任心，第三呢，是有一种向心力。1933年，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特别夸赞了他与胡适、沈尹默、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友情，以为与“诸君甚相得”。这看似是一句普通的话，实则是大的夸赞。在那样一个时代能与如此优秀的人相处，改写了人们的记忆，是大不易的。

四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总是磊落光明的。文坛上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并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大不相同的。书中说：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象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种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7）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④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驰。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⑤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8）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从看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陈氏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看出主编的心里，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⑥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么？《新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那时候陈独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

五

能够真正提示陈氏精神内涵，且带有参照意味的人，是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识，当在1916年前后，据说二人的通信，是由他们共同的老乡汪孟邹牵线的。1916年，《新青年》刚创刊不久，陈独秀正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编刊事业里。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忽觉得自己的朋友资源有限，不禁有点焦急。胡适的出现，让其眼光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那时的胡适远在美国，正在写博士论文，但偶尔也写些短文和译一点作品，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与章士钊颇好的陈独秀，从《甲寅》上看过胡适的作品，那是得到过章氏的好评的。⑦陈独秀的关注胡适，大约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远在美国，有诸多信息；二是文章清新，有锐气；三是精神的兴奋点相近，均有改造旧物，欲创造新的文明的冲动。其实胡适当时的心态与陈独秀并不一样。美国校园里的沉想有一点思乡之情，加之文化的梦想，对故园的思念里也带着哀其不幸的苍凉，根柢不过是改良之心为主，并无“革命”的奢望。然而陈独秀则以内心的痛感和彻骨的体味，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在没有见到这位留学美国的朋友之前，他大概将自己的情绪也外化到别人身上，总以为与自己是相同的。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9）

而当看到胡适清秀的笔迹和叛逆的意识时，《新青年》的主编不禁为之一动。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表现了尊重强者、谦逊为怀的一面。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的。他1916年8月致胡适的信，整个语调是中肯的，决无别人印象中的杀气。要了解他的为人，这样的文字很难得，是不能不读的。在大量的遗稿中，类似的语调殊少，偶一闪动中也能看出其心里的和善。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⑧陈独秀的形象多年被定格在一点上，他热情、厚道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若是能看到他人格的这一面，也就因为他个性的迷人之处吧。

在后来与人的交往里，除了与托洛斯基的通信有过如此尊敬的口气外，他很少用类似的口吻说话。如此看来，能将《新青年》办得那么红火，与主编的甘作人梯，以及虚心的态度不无关系。胡适从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也是陈独秀的引荐，对一个思想界新星，他是敬重的，并不在意能否超过自己。1917年1月，在致胡适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心愿：即让其速速到北大任教。许多年后，当二人各行其路，不再同一营垒的时候，胡适仍念旧情，还到南京监狱里见过老友。《新青年》的共同生活与北大时的友谊，怎么能一下子忘掉呢？在我的推测看来，胡适与他只有友情而无深情。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一个系法国与俄国大革命的崇尚者，哲学的脉络属于两个世界；其次是性格相距甚远，宽容与易怒，冲淡与峻急是难以兼容的。晚年的时候，有人写信与胡适，欲整理陈氏遗书，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是无用的。胡适觉得，陈独秀早年思想很浅薄，是杂凑的东西。后来又染有党八股气，亦不足为观，只是“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⑨。只喜欢从学术层面打量人生的胡适，自然是漠视了旧友的意义。昔日《新青年》主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这位同路人所认识。

但是胡适确实看到了陈独秀致命的弱点。比如吧，对实验主义和唯物辨证法的认识，陈氏就混乱得很。胡适是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的，陈氏则以为能合而为一用之，都是域外文明，为什么不能造一条阵线呢？胡适指出，辨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哲学，那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之前的形而上学。而实验主义是后来的事，它诞生于生物进化论之后，属于科学的方法。两种思想自然就造成两种人生观，调和是无用的。陈独秀对这些背景，以及历史的景观了解有限。用胡适的话说，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位《新青年》主编的评价，远不及对鲁迅那么高。鲁夫子创作上的成就与学术上的功底，在胡适看来是难以企及的。鲁迅那么讽刺他，却从不回手，大度为怀是一个因素，实在是钦佩，也不能够排除。差异就是差异。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0）

令胡适难堪和无可奈何的是，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也是知识群落里的痼疾。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人也未必站在胡适的一边。不过回首当年，看那一段时光里的过客与隐士，难说陈氏的选择没有道理。用象牙塔里的公理，是不能量出尘世的一切是非的。只是在胡适的眼光里，今人视之，也有动人之处吧？1925年，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话，现在重读，好像依然新鲜。这段话也照出了陈独秀的性格特点，在那一封信的背后，现代文化尴尬的一幕也历历在眼前：左联创办刊物《晨报副刊》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1）

鲁迅以自由主义目光看世的胡适，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后世的普遍赞扬，认为确有君子之风，非文化的独断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排它与偏激易，包容则很难。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他们的那些文化之梦，都不大行得通，当两人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那些话语那么无力，几乎影响不了现实，彼此还都是“国民公敌”，百姓和他们还是陌生的。

六

鲁迅对陈独秀，全然没有胡适这样的感觉，或许接触少，或许没有什么关注，总之，没有为之捏汗的负面看法。周作人当年曾因信教自由与否，和陈独秀有过交锋，不同意陈氏非难基督教的思想。那是1922年，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等签名发表宣言，对陈独秀武断干涉宗教自由的行为殊为不满。鲁迅没有在宣言上表态，不知道何以未曾列名其中。他和周作人还住在一起，对一些事情是知道的。在鲁迅眼里，宗教确有文化上的意义，可是让人去膜拜，就有些问题，自己是不信它们的。我猜想，对陈独秀的观点，他未必不同意，支持也谈不上。在那样破败的环境下，纯粹的学理固然重要，而更为切迫的，却是造一批斗士，向黑色的王国进击。那时中国缺少的，恰是这类的人物。所以在评价这类现象时，不能不有一点踌躇。欲言不行，不言又无可如何，也许只有这样的沉默，才是一个交待吧？

有一次和钱理群先生谈天，讲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时，他说：“鲁迅一生对几件事没有表态，一是‘新村运动’，二是陈独秀的非基督教活动问题，三是陈独秀入狱事件，四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几个事件都是引人注意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进去。鲁迅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是有别的顾虑或别的什么？”钱理群以为研究此一现象，或许能看出更深的问题。鲁迅精神某些难言之处，也保留在这里。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我的粗浅看法是，在鲁迅的对面，有诸多无法言说的世界，在打量它们的时候，传统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这也就是《野草》题辞的那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知识群落自以为热点的地方，我们有时看不到他的影子，反而消失了。那个热闹的世界不属于他。对陈独秀，用赞佩和否定的话都没有效力。鲁迅知道，自己和这位昔日的同人，各自存有精神的盲区。谁都不是圣人。但中国最缺少的，却是这样的孟浪之士。鲁迅曾坦言，政治自己是不懂的，对不懂的，便不好发言。在某个层面上说，他不喜欢从事政治事业，那和自己的爱好、性情相距甚远。只不过喜欢借着文学，表达一下政治层面的看法，至于那其间的风风雨雨，知之甚少。瞿秋白和他交往时，联系二人的主要是文坛上的因素，并无政治上的热情，那些明暗相间的烟云只是一闪，便从视线上消失了。根柢还是具有文学家的情趣，它占了上风。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他坚守的是以文学的方式说话，而不是相反。有时候想一想，两人在许多方面，并无可比性。在现代史上，他们的各自存在都有着不可兼容的地方。

只是在一篇文章中，鲁迅为陈独秀画了一幅像，其中都是形容词，精神的特色跃然纸上，无言之语尽在墨中。那篇文章是悼念刘半农的，其中说了些佩服的话，语言不多，意思是明了的。

《鲁迅与陈独秀》绿林人（12）

鲁迅很少对《新青年》同人进行总体的描述。这里却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至少对陈独秀，不是亲密的关系。他坦言只是“佩服”。心里不能说没有保留。对《新青年》这位主编的性格的感受是深切的，长处与短处尽在眼中。文中与胡适的对比，颇为有趣。较之于胡适，陈氏毕竟有可爱之处，他心直口快与朗然的风格，虽不免有造势之嫌，但一切历历在目，并无杂质。鲁迅自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他憎恨这些，又挥之不去。在《新青年》别的编者中，是看不到这些的。似乎没有人像他这样含有如此多的毒素，那是被古老的鬼气缠绕过的。在昏暗的屋子里，有过慢慢待死的绝望，并无走出的渴念。他知道一切都会重归于死灭，挣扎不过是挣扎，光明终要隐于暗夜里。这样的时候，有几个像陈独秀、胡适式的人出来，佩服是有的，却并非样样认同。这是怎样的清冷与凄苦！一个人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对照，相关着又隔膜着。后人对此，仅能体味，却难理清，当回望他们的时候，我的感受仅此而已。要说清其间的故事，是难之又难的。

注：

①朱契：《回忆父亲》，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5期。

②《安徽俗话报》第五期，1904年6月14日。

③《陈独秀诗存》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罗章龙：《椿园载记》26页，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⑤《陈独秀印象》88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⑥《新青年》二卷3号。

⑦《章士钊致胡适》，载于《胡适往来书信选》(上)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鲁迅全集》六卷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胡适文集》七卷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35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1）

一

能让陈独秀佩服的文人不多，除鲁迅外，周作人算是一个。

在学问上，他是很敬重周作人的。但在精神的创造性上，他欣赏的却是鲁迅。不过，在他的北京生活里，周作人给他的印象一直很好。只是后来周作人落水，他才对其有些怨怒了。

周作人与钟叔河书（1963年11月29日）在学理上给予《新青年》巨大支持的，一是胡适，二是周作人。那时他们几位在名气上，远过鲁迅。但在陈独秀眼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玩的那些东西，都不神秘新奇，是可以把握的存在。但周氏兄弟特殊，似乎是神异的闪光，渺乎不知所踪。他和胡适都意识到，周氏兄弟在新文学的队伍里，承担着创新的责任。文学革命的实绩，是落在他们的肩上的。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在那时不过是个伴奏的人，声音自然没有那么强大。可是那些呼应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在深度上是令人难忘的。比如周作人在1918年《新青年》上翻译的《贞操论》，在效果上好于一般的非孔的文章，是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那种透彻的学理与明晰的思想，给陈独秀、胡适的呐喊以很大的支持。不论在译文还是随笔里，在审美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这些伴奏者引人的地方很多，以致有更长久的阅读者相随。周作人的作品和译著，一直在知识界流传，喜爱其文字者也队伍广大。其《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风雨谈》等，被视为现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家每谈及散文的轨迹，不得不提及于他。因为影响甚远，名字随在鲁迅的后面，故有周氏兄弟文体之誉，成了现代散文的领军人物。鲁迅生前曾对埃德加&#8226;斯诺说：“周作人的散文是一流的。”都不是夸大之词，成了知识界普遍的看法。在1923年以前尚未与鲁迅闹翻的时候，他的思想和文风与鲁迅多有相似的地方。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是鲁迅润色后才刊出的。与鲁迅分道扬镳后，周走了一条另类的路，也仍然与鲁迅在精神上有暗合的一面。比如对正统文化的批判，对个性的强调，对域外人文传统的引入，都别有一番苦心。无论在什么时候，他写下的东西都有浓郁的文化感怀，谈风俗，讲性心理学，言希腊旧剧，述日本学术，均是空谷足音，留下了思想的长影，孤独行走于路上。所写的文字看似清淡，实则有大的悲欣，无奈与痛楚也略能溅出一二，使人感到思想的深处有不可理喻的复杂性。弄清其一生的学术痕迹，不下一番苦功是难得结果的。

周作人早期的创作风格与晚年的心态在文化风范上差异很大。《新青年》初期写下的文章通体明亮，有昂扬的色彩。那篇《人的文学》与《新村的理想与实际》，都有点宣言和布道的意味，读后让人深深感动。陈独秀看到他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颇为兴奋，对其鲜活目光下的存在大为赏识。20世纪20年代初周写下的短章都有些锐气，似乎有改造社会的冲动，文字毫无书斋里的暮气。五四前后他写过许多文学批评的短文，在气韵上夺人耳目，见解鲜活有力。大概鲁迅的峻急也感染了他吧，其思想闪电般地呈现着，惊动了沉闷的读书界。周后来的写作表面上有点消极，已没有了先前的热情，而背后的思想也不可小视，学识不俗，转而有些阴晦了。不过从中也能看出其苦心，对社会的不满，视人性之险恶，偶于谈论古书中露出心绪，内在的批判更浓，只是不易被察觉罢了。这样的选择曾引起激进青年的不满，以为是沦入灰色的境地。如此打量周氏，似乎过于简单，如果看不到其消极里的进取的意识，那大概和他只能隔膜了。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2）

北京大学一院从他的性情看来，本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幼时所作之诗与青年时的随笔都有哀怨的东西。后来学识渐增，又东渡日本，了解了日、英、希腊文，由此而接触了域外文明，于是目光由己身转向学林，惟思想为大，喜欢精神的操练，从古文明里找到今人的参照。于是心性转而偏向爱智，能从阅读里找到思想的愉悦。一方面把现实经验投射于读书之中，另一方面又从书本里寻找自我解析现实的公式。在周氏关于文化人类学、古希腊传统的译介里，常有妙论喷出，以文章表达生命意志，就将自我的个体经验与人类认知的经验重叠于一体了。

在许多文章里，周作人喜谈自己是杂家。身上有非正统的儒家传统，对医学史与妖术史、风土志等别有心解。除了伪道学与八股文外，益智的与有趣的杂书都曾吸引过他，所看书之多为同代人所少见。自知成不了陈独秀、鲁迅那样的斗士，又不愿走胡适这样的名人之路，选择的就只能是闭户读书，少与时髦为伍，在古今中外野史笔记里拾点精神豆粒，聊以度日。我看他的文章，心往往要沉下去，沉下去，偶能与火光般的思想相逢，为之一跳，然而又被巨大的力量拖入深谷，置身于旷野的寂寞里。较之于鲁迅那些激昂的文字，他少的是血色，然而多的是哀凉。就对旧文明的失望而言，难说逊于其兄。了解周作人，大概是应看到这一点的。

二

现代史上有两股力量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是哲学意识，即进化论和人道主义，可谓深入人心，二是个性主义的文学艺术。后者在青年中的影响深远。周作人既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非真正的作家。他大概属于界于二者之间的人物，徘徊在学理与性情之中。就思想感情的境界而言，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样的人物在，周氏自然不能独树一帜，锐气难说能高于诸人。就创作上的智性而言，废名、沈从文、郁达夫都强于他，想象力的差异一看即明。但周作人的文章却属于最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力度仅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若要看思想史的演进和文学的演进，周氏提供的图景实在是丰富的。

在他早期的文字里，能够窥见到明亮的人文冲动，学识的深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新青年》诸人沉浸在口号式的说教中时，惟有他以丰富的知识论证了新文学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所谓上呼应于非正宗的儒学传统，旁及欧美的个人主义艺术，下接今人的精神欲求。文章娓娓道来，不露声色，而要义皆出，有着让人信服的伟力。他的说教全无八股的痕迹，理性深处有着逻辑的力量。比如：《新文学的要求》、《蔼理斯的话》就从中外的学说引申开来，道出世间的奥义。他引用洋人的学说，都无生硬的地方，好似将一些观点融化到生命中去了。废名曾说他懂得精神上的静观，能于平淡里道出深切，不是没有道理。而广阔的视角带来的情怀为同时代所惊异，至今仍能看到类似的效果的。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3）

我们在众多的随笔中，能看到他和传统的距离。引起他兴趣的主要是古希腊传统、日本文学、民俗学理论、性心理与儿童艺术等。谈这些域外学说，并非卖弄，而是要医中国人的心病，摆脱古老幽魂的纠葛。和鲁迅一样，周氏对现实的忧患过深，于是多有不满的议论。骂政客，讥迷信，笑看客，唾奴才，笔锋多奚落和刀笔吏的遗绪。有时看似温文尔雅，实则暗藏杀机，有石破惊天之处。只是有时反话正说，也绕着弯子，思想感情未被人看破，以为有逃逸现实之嫌。受到关注的时候多，招到辱骂的时候也多，以文字而获荣辱，反差之大者，无过周作人者。

按他的学识和文笔本可以走一条风风火火之路，建构一种精神的新寓。但因久住书斋，又逢乱世，加之喜过宁静、安逸的文人生活，后来的文字陷入自娱自乐之地，与现实渐远，人间烟火气日稀，渐渐不复有早期的力量了。他后来谈人的文章，把情感隐得很深，只是史实的记录，就少了热泪盈眶与血气。掉书袋的短章精妙者多多，但因为明清杂著的色彩过浓，新锐的东西被古老的灵魂包围着，未能另辟新径，使文章陷入书斋的老气里，实在是一种遗憾。我们今天看周作人，是不能不顾及于这一点的。

周作人写作生涯浓缩了现代史悲情的一幕。其功与过，自有公论。我以为他的另一贡献是，描述了大量的人物，所记沿革、风物、野史、佚文，有很高的价值。有些文献不是他点染成书，恐怕别人不会去做的。周氏写人过于简洁，不屑铺张与渲染，其为优长处。不过有时冷得无情，常是淡淡的轮廓，能看出对人世的薄情。这薄情的一面使文章有中立的色彩，史料价值较高，而一面又削弱了文本的力量，将一些本可升华的题材浪费掉了。总之，看他的旧文，印象是才高、识深，有诱世之处。精神深处是个绝望而消极的人，却又常常不甘于绝望与消极。这是一个痛苦的矛盾，它几乎缠绕了自己的一生。创作如此，翻译亦如此。在清美的背后，是肃穆寒冷的冬夜，那有限的热力终于还是被无光的灰色吞掉了的。

三

细读周作人的文章，在文体上不太好分类。文学史上涉及到他，也只是在美文的层面上讲讲，别的则大多漏掉了。周氏早年喜谈文艺，后来声称关门，不再染指于此。但读其文学，亦有别人不及的妙处。他的写作是处于史家与文学家之间的。在他看来，好的文章所以出来，乃爱智者增加的缘故。在《文学史的教训》一文他写道：

周作人《挽黄晦闻联》

“希腊爱智者中间后来又分出来一派所谓智者，以讲学授徒为业，这更促进散文的发达，因为那时雅典实施一种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参与，在市朝须能说话，关于政治之主张，法律之申辩，皆是必要，这种学塾的势力大见发展，直至后来罗马时代也还如此，虽然政治的意义渐减，其在文章与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4）

观周氏一生，写作时间长，前后观点有别。风格亦稍有变化。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大红大紫，也未清冷寂寞过，总有相当多的读者凝视着他。我觉得他的散文随笔一是有见识，所涉面极广，上下古今，中国域外，看法与世人每每反对；二是有趣者多，非板着面孔说教，而是讲究意味，不把官方语言引入文坛；三呢，有一点学匪的痕迹，常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但又不过于张扬，风格像六朝之人，又多古希腊的余音，杂以日本小品的意味。读他的书，感到像平静的湖面下藏有深奥的东西，波澜不兴而壮哉妙哉，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他的作品对风物人情、旧籍古董均有奇思，又不滥情于中，能于肃穆之中冷冷地打量，悄然抽象，以净观的态度审视人间。早期的随笔尚有火爆之气，中年之后日趋淡泊，恩怨隐于素朴之中，遂不被激进青年理解，爱之者与憎之者参半，可谓文学史中少见的现象。

中国搞新文学者，冲动煽情者多，喜欢在作品中渲染己身，或铺陈怨语。周作人的怨语不是没有，但多能控制，以免使文章陷入“甜媚”的地步。我们读他的书，觉得是从容地咀嚼苦味，又以恬淡之语对之，是深得六朝人的要义的。他谈文学与历史，愿从学术与情调入手，在枯燥中找一点亮亮的东西。既避开了载道文学的陷阱，也未将自己推入无趣的八股路上。他的关于民俗、儿童、性心理的文章，都是士大夫者流很少关注的，周氏却于此发现了奥义，也有审视的快意。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凝视，虽不敢说篇篇精到，但精彩之处随时可见。读他的文章，有时也能觉出对现实的无力感，常常有书生的稚气，迂腐的地方不是没有，甚至有自我重复的时候，可是在文体上的别致与学识的深切方面，又独步学林，有诸多警世的地方。后来落水做了汉奸，为国人所骂，而文章则并非无可取之处，与鲁迅、陈独秀诸人的作品对读，当见史学上的价值。

关于周作人，世人评说不一，争论颇大。学术上怎样评价是一回事，但在我看来，其文章与思想，在中国是特别的一位。他是五四的产儿，又是远离了五四，成了新文学中的叛徒，他背叛了民众，却未背叛过自己，所以文章里能看到属于他自己的真切的东西。近代以来文人不太会说自己想说的话，周氏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己心对民心，正误之间，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看其在学术间的起落，当深感历史的残酷。一个聪慧的人如何从热闹进入孤寂，如何由显赫变为落魄，对今人的提示可谓深切。身败而文存，在历史上多次重演，周作人不幸在现代史上也扮演了这个角色。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5）

四

曾经有个时期，周作人像陈独秀一样，喜欢写时文。比如：骂日本政客，批评北大的欧美派文人，文风和《新青年》早期的匕首般的短论很像，也是金刚怒目式的吧。他和鲁迅、陈独秀一样，自认为是“学匪”。不喜欢正襟危坐。他的配合陈独秀摇旗呐喊，其实也表现了自己的叛逆性。比如痛斥伪道学，比如批驳男权意识，文字是深刻的。但他的天性没有鲁迅与陈独秀的锐气，文字自然是温润的了。后来出版自己的文籍的时候，他竟删去那些时文，大概以为过于火气了吧。他在陈独秀和胡适之间，常常有一种缓冲的作用。比如陈与胡喜欢讲平民文学的重要，就把贵族的一切否定掉。可他在《贵族的与平民的》文章里却说：

“我不相信某一时代的某一倾向可以做文艺上永久的模范，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了。人们赞美文艺上的平民精神，却极力地反对旧剧，其实旧剧正是平民文学的极峰，只因他的缺点太显露了，所以遭大家的攻击。贵族的精神走进歧路，要变成威廉第二的态度，当然也应该注意。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

从他的视角里，能看到五四新文化先驱的不同的认知视野。较之陈独秀，其论述更为学理化吧。他的这种态度，让胡适颇为钦佩，两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都有接近的地方。不过，就思想的切实与个人主义的坚定性而言，周作人还是走在别人的前面。鲁迅就不说古文的好话，陈独秀也万炮齐轰旧文学，可是在周作人看来，他们还有点绝对化。在《死文学与活文学》里，他写道：

“古文是死的，白话文是活的，是从比较来的。不见得古文都是死的；不见得白话文都是活的，也有死的。你们该说我开倒车了，确实有这种情形。我的主见，国语古文得拿平等的眼光看他，不能断定所有古文都是死的，所有的白话文都是活的。”

似乎是多维的视角，看事看人，总不是一路走到底的。所以看他的文章，我们会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不都是偏执者的思想的流布，他们其中一些人，想问题时有深厚的学养的基础。虽然有些主张略显唐突，但后来还是有人在慢慢校正起初的思路。

虽然并不都赞成《新青年》同人的观点，但他也不排斥众人的看法。其实，那时最偏激的人不是陈独秀与胡适，而是钱玄同。因为那时把话说到极点的恰是这个狂人。他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说：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6）

“《新青年》刊行了二三年，赞成者固然并不很多，可是反对者却实在不少，逐渐地显示了出来。这班热心于拥护旧礼教的卫道的人，以清室举人林纾为代表，乃于民国七年（1918）春发起进攻，其形式为质问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意思是要大学来撤换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教员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这是有名的林蔡论争事件，但是很轻易地被蔡校长挡过去了。可是林纾不甘失败，变更方针，在新《申报》上登载小说，肆意谩骂诸人以泄愤，这是所谓《蠡叟丛谈》的事件了。据我上面所说，林纾所攻击的两点，即‘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和‘覆孔孟，铲伦常’，实在都是玄同的主张。独秀虽废孔，却还没有说到废汉文。至于适之，始终主张白话文学，没有敢对于刚常名教说过什么不敬的话。”

在周作人看来，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并不为过，都是可理解的范围。最激烈的人未必是没有人情味的。所以，《新青年》的理论之声，即便是过火的地方，在他看来都可以理解。不过周作人和陈独秀不同的是，他的敌人往往是知识群落，并非都是遗老遗少。他和鲁迅很快把目光集中到对伪士的揭露中。

应当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周作人是个看客。他欣赏着身边的人物，并不在冲锋的前列。他那么欣赏钱玄同，虽然并不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他觉得陈独秀那一群人，都是真的人，没有伪态。在致徐旭生的信里，他谈到了绅士阶级的臭架子，最无聊的可怕的是那些摆臭架子的人。他与鲁迅等人办《语丝》，其实就是和伪态的知识群落作对，这也是《新青年》精神的另一种延伸。他和朋友们对各种名流的批评，带有绿林好汉的味道。比陈独秀多了一种趣味和个性主义的自我意识。和鲁迅一样，他觉得在中国这个地方，敢于重新审视自我的读书人，还是太少太少了。

五

在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中，周作人是较为清醒地反省这场运动的人之一。不都是赞歌。比如早年他排斥京剧，晚年却说了京剧的许多好话。1951年，他以十山的笔名，在《易报》发表《反对关公》一文，其中说：“在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的空气中，对于民间艺术往往过于打击，犯急性的毛病，结果是至少也无益。”类似的话，在别的文章里也说过。他对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的看法，都没有神秘色彩，不把他们当成英雄来看。对鲁迅也是反对神化的眼光。因为是五四的亲历者，知道其间的冷暖，看人看物都平和得很。关于五四前后的北大，他留下的文字最多。如今了解鲁迅与陈独秀，就不能不参考他的文献资料。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7）

我们现在梳理鲁迅与陈独秀的历史，胡适与周作人的著述是不能不看的。他们和五四的关系，并不亚于前者的分量。只是因为读书人的好恶不同，大家的看法有所偏重而已。在《新青年》同人那里，他最佩服的实干家是陈独秀，胡适次之；最喜欢的人是钱玄同，刘半农次之。最关心他的人是胡适，且有恩于他，但他对胡适的评价不高，大概对其学问和个性亦不都赞佩吧。当然，他介绍最多的是鲁迅，有骂的，有赞佩的。晚年回首往事，心已平静的时候，在文字功底上对鲁迅不得不三致意焉。

他对《新青年》的主角和几个伴奏者大体没有微词，因为他认为那些人还是真诚的。可是到了傅斯年、罗家伦那里，他就以为不行，有点功利主义意味了。他在《知堂回想录&#8226;每周评论上》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了七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主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作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不错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五四以后罗家伦在学生会办事也颇出力，及至得学校的重视，资送出洋，便得到高飞的机会了。他们这样做法实在要比旧派来得高明，虽然其动机与旧派一流原是一样的。”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这一段话有私怨是无疑的了，因为抗战结束后傅斯年对附逆的文人大为不敬，周作人以致耿耿。不过也透露了新文化后知识群落分化的原因。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后来拒绝革命，不去搞社会运动，实在是觉得那些高喊口号的人缺乏陈独秀的真诚。可是胡适对傅斯年就不这样看，喜欢得不行，因为是能干的帅才。这一点，胡适比周作人似乎要开明与宽容。在一个大时代里，看人看事各有其视角，那是自然的。

越到后来，周作人越远离陈独秀与鲁迅的圈子。鲁迅身边的人与陈独秀身边的人在他眼里都有些不行。他来往的人多还是《新青年》初期的几个友人和书斋气很浓的学人。鲁迅厌恶的人他却不以为然，徐志摩、钱玄同、顾颉刚都与他不错。至于陈独秀就更为隔膜了。五四初期，大家还在一个战车上，彼此配合得很好。五四后，政治话语突起，政党文化与社会革命到来，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选择了书斋生活，继续着新文人的梦。只是这个梦，已没有先前的亮色，多一些苦味罢了。

胡适对这个变化有自己的解释。他和周作人有相似的一面，即现代的激进主义把一个文艺复兴的机会错过了。对鲁迅、陈独秀的左倾化，他有自己的批评。特别对陈独秀，批评是多的。这一点他的看法与周作人大体不差。在内心深处，他欣赏的却是周作人的风范。因为一是保持了学问家的冲淡、博雅，二是具有不随时风的个性，这正是大学应持有的精神。所以，后来听到周作人留在日本占据的北平，胡适颇为焦虑，希望这个新文化的前辈，坚持操守。可惜，终于被风云遮住，最后一个清洁之人也下水了。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8）

六

一个人的文字被长久地阅读，大概有它看的道理。康德的书是难懂的，可许多年来，一直被述说和褒贬着，那自然因了经典的意义。中国文人的书有许多是被再版的，热闹的话题也随之而出。可是也有一类作品，一直有着广泛的读者，但谈论它的人却很少。悄悄的风行，却又不敢大胆的言谈，这是惟有中国才有的现象。文人们一旦在道德的层面逾矩，再好的文章，也终究要归入贰臣的队伍的。周作人就属于这一种。说起来是一言难尽的。

世间最了解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的人，写出的文章却大不一样。现在热爱鲁迅的多有诗人情怀和斗士意味；喜欢陈独秀者，多是精神界的异端者；在胡适传统下奔波的人，多有自由主义之梦；至于钟情于周作人的，没写什么议论之文，一些周迷们痴情很深，也只是在坊间闲谈而已，为之注解者却甚为寥落。周作人的复杂不言而喻，如今可与其精神平等对谈者，不是太多。八十年来，描述他的文章一直稀稀拉拉，就热闹与丰沛而言，与鲁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什么人喜欢周作人呢？这是个要社会调研才能有的结论，任意而谈很有点空泛。他最亲密的人中，惟有废名写过几篇短文为之介绍，像钱玄同、江绍原、刘半农、俞平伯等，未留完整的文字。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都很关注他的创作，晚年的鲁迅甚至将其列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但照例未有品评的短文。20世纪20年代以后，喜欢杂学的人大概都有注意到周氏的写作，郭沫若、郑振铎、阿英等左翼文人，对周作人的文章甚至有迷恋之感，自认在学识与见解上，不如这位苦雨翁。郁达夫、沈从文、赵景深等，在内心深处景仰过这位京派人物，文字中推崇备至，留下了诸多感怀。如此看来，文坛上的左派也好，右派也罢，都有一些周氏的读者，不像一些左翼作品，只限于一定的阅读范围。会有这一现象，我以为与他的境界有关。不是说自己有点流氓气与绅士气么？文字中的学识与放达之音，加之一些平静冲淡的态度，想必是打动了人心的。至今有关周氏的书一印再印，是有这方面的道理的。

《鲁迅与陈独秀》伴奏者（9）

描述周作人最多的，现在一般来自鲁迅研究者。《周作人年谱》、《周作人传》，都出自研究鲁迅的人之手。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沈启无说鲁迅死后，周作人再也没有了对手，那是对的。周氏兄弟在生前曾互相对视，文章暗合与对立常常可见。所以像钱理群这样的人，时而走近鲁迅，时而瞭望周氏，好像看到了硬币的两面。还有一类人，是带着复杂的心态阅读苦雨翁的。即人们所说的“失节”之人。我看过胡兰成那篇谈论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二人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似。他们都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醉心于自己的文字世界。周作人的文本易让一些异端者感到暖意。文与人是未必统一的。现实中的受挫，误入苦境，却能在文章之中以通达之语开脱之，那是要有一种智性的。中国的文人大多有两面性，周氏的书也直言不讳，内中的惶惑依稀可见。有过失误者，尤其愿驻足于此，因为那里毕竟还在坚守一点什么，读书之人，总想在理性的辩驳里，为自己寻找证据的。除上述二类人群外，热心周氏遗著的，还有一些报人。周作人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报刊之上，朋友也在这个队伍里。曹聚仁、孙伏园、唐弢、文载道等，都从他那里吸取了些什么。以唐弢为例，不少文章讥讽苦雨斋的主人，可书趣却与其暗暗相合，文风略微受到一些暗示。至于曹聚仁，可以说是一位知音。看他写下的书话、评论，分明有一点八道湾的影子。在总体风格与境界上，他是属于周作人那种传统的。这三类人，留下了诸多品评文章，成了叙述苦雨翁的主体。一个人的被读和被说，是社会的回报。至于回报的深浅与正误，那与个人已没有关系了。

在鲁迅与陈独秀之间，周作人的话题其实丰富着那个时代的语境。他与胡适一样，在学理的深层指示着思想的可能性。胡适那一套从美国来，周作人则取自古希腊与日本及古中国的非正宗的儒学传统。他们和鲁迅、陈独秀相同的地方是主张尼采的观点，重估一切价值。在这个基点上，彼此没有什么差异。但下一步怎么走，是输进学理呢，还是社会革命，抑或别的什么，就没有统一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分化的时候多于集结的时候。人各有己，那是没有办法的。

但我有个想法，就是，出现胡适、周作人这样的人物也许并不难，一般社会都会产生类似的学人。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鲁迅、陈独秀这样的战士。在一个平和的时代，胡适、周作人的风采或许被读书人所推崇。但在乱世里，能像鲁迅、陈独秀那样的选择的人就寥若晨星。胡适、周作人与鲁迅、陈独秀的精神的差异，为现代文化史留下了久远的痛楚。那里纠缠着现代中国的宿命。他们每一个闪光，都折射着我们民族躯体的冷暖。将他们分开来，我们的新文化就显得苍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