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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1）

-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2）

-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3）

-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4）

-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1）

-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2）

- 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1）

- 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2）

- 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3）

-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1）

-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2）

-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3）

-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1）

-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2）

-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3）

-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1）

-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2）

-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1）

-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2）

-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3）

-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3）

-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4）

-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1）

-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2）

-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3）

-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4）

-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1）

-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2）

-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3）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1）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

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曹操得到毛泽东的点评是最多的了。毛泽东肯定曹操的政治功业，称赞曹操的军事才能，还欣赏曹操的文采风骚……同时也指出曹操存在的缺点。据统计，毛泽东对曹操各种形式的评价共达32次之多！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他读书时就曾经在《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据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周士钊对1918年的《过魏都》记忆犹新。周士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关系甚好。1918年8月，毛泽东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沦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读史时多次点评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多次评价曹操。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0页-761页。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2）

1954年夏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1954年7月23日那天，毛泽东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时任毛泽东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做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还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做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

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他有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和他的子女们的一次谈话时这样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在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就收入了两首曹操的诗，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

毛泽东很欣赏曹操的养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3）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此诗宜读。1963年12月，他又写信给因病休养的林彪推荐《龟虽寿》，说：“此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做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做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但由于《三国演义》通俗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都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刘表在对待俘虏的做法上与曹操是大相径庭的。曹操所以能取得全局的胜利，

毛泽东评点最多的古人（4）

这与他对俘虏的豁达大度是分不开的。曹操“不杀降”，敢于用人，史书有不少的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有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这里，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曹操。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3页。

毛泽东称赞曹操“多谋善断”，批评袁绍的“多端寡要”是有依据的。公元200年春，曹操将东征刘备，手下将领都说：“与曹公争夺天下的人只有袁绍。袁绍正要逼近，他乘人之危袭击我们，怎么办？”曹操说：“刘备是豪杰之士，现在不攻打，将来一定是大患。袁绍虽有大志，但他见事迟，他不会动兵的。”郭嘉也劝曹操东征，于是曹操大破刘备。袁绍的缺点则在于多端寡要，瞻前顾后。曹操东征刘备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他从背后攻打曹操，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田丰用手杖击打地面说：“你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却以小孩生病为由白白丧失，太可惜了！”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到白马攻打曹军。谋士沮授提出：“颜良气量狭窄，性情暴躁，虽然勇猛但不能独当此任。”袁绍不听，结果颜良兵败被杀。袁绍“没有头脑”，“志大而智小”，于此可见一斑。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为了说服中央委员能够同意他的建议，不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用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来启发与教育大家。毛泽东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同年，毛泽东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谈话时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认为他们都是对历史贡献巨大的人。这一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当然，毛泽东对曹操并非全盘肯定。他认为曹操的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有时也优柔寡断。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页。二是不能严于律己。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曹操不能严于律己。《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说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下“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页。一语，批评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1）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以善于用兵而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但影响最大的、被民间广泛誉为用兵如神者仅有两位。一位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一位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笔者认为，诸葛亮是被《三国演义》高度神话了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其并无过人的军事才能。《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火烧赤壁后料到曹操必从哪条道逃走，死后安排马岱杀死意欲造反的魏延等等，描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太过了，鲁迅先生“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而毛泽东非凡的军事才能是被历史证实了的，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指挥战争胜绩多多有如神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总打胜仗，靠的是其超人的智慧与妙算。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神机妙算。那么，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如今，由于早已过了保密期，一些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解密的档案终于解开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真正帮助毛泽东屡打胜仗的“法宝”是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

“《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在万里长征中，敌军从未停止围追堵截，只有数万人的红军时时有被强大的敌人“吃掉”的危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情报工作是生命线，事关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能了解到普通情报，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破译密电，可掌握敌军的动态与行踪，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2）

当时红军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谍报水平并不逊色。长征中的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的远见卓识。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长征之前，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情报组织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连连挫败敌人的进剿。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每破译敌人一个高密度的密电，中央红军的安全就增加一分。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军委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居功至伟，为保存红军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中，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兵不厌诈隐真示假，情报工作再一次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辽沈战役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北满、东满数十万人的大军南调锦州方向，以形成关闭东北大门之作战态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过了匠心独具的作战方案：

“我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作出佯攻沈阳之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用257号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骗敌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佯攻部队则要偃旗息鼓、暗度陈仓，不准走漏任何消息。”就在电波的往来周旋之中、在国军的分析辨别之中，人民解放军已悄然如期完成了几十万大军人员、粮秣、弹药等军运任务。

辽沈战役全面打响后，解放军巨炮裂空，重兵卷地，取锦州，克长春，势不可挡。当战役发展到歼灭敌廖耀湘兵团防止其与葫芦岛之敌南北会合时，野司适时指示257号电台向敌发出“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的假情报。电报发出后，廖耀湘兵团南逃恰与我辽南地区的独立第2师迎头相遇。廖耀湘误认为与我主力部队遭遇，匆忙转向营口逃窜。257号电台又迅速发出假情报：“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目的是加重廖耀湘的顾虑，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这些电报造成了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决策上的顾虑，有效地牵制其军队，使人民解放军能够全歼东北之敌、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1）

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

从现存文献考证，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是周世钊。两人既是经常作诗填词应对唱和的诗友，又是相处融洽无话不谈的知己。周世钊是诗词大家，是毛泽东的同学、挚友、诤友、畏友，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诗词的传播者和注释家。

周世钊，字敦元，别号敦元、东园。1897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9岁入学。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秋毕业，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

周在校品学兼优，诗词上颇具造诣，为师生所称道。受徐特立老师的言传身教，矢志从事教育。当时在一师有一个总务学友会，毛泽东任会长，周世钊任文学部部长。周世钊与毛泽东这时既是同桌又是诗友。毛泽东在校时赠给周世钊的诗竟有50首之多，可惜后来都失传了。现在记得起的仅有残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那时游泳活动的写照与诗词写作的记录。毛泽东与周世钊少年同窗结诗缘，诗词唱和是他们当时学习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1918年夏，周世钊加入毛泽东发起并领导的新民学会，兼工人夜校管理员，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一师毕业后任长沙修业小学国文教员。1919年应毛泽东之邀，周世钊担任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顾问。毛泽东发起湖南各界人士“驱张运动”，周世钊带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驱张”胜利后，毛泽东与周世钊等创办了“文化书社”，向青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不久，何叔衡主办《湖南通俗报》，周世钊应邀任编辑，为该报撰写了一些抨击时弊，宣扬新文化的文章。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与周世钊之密切。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周世钊各奔前程，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毛泽东投笔从戎，“剑屦俱奋，万里崎岖”，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始终没有丢下诗词创作。正是在戎马倥偬中写出了大气磅礴的豪壮诗词。周世钊一直留在“芙蓉国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为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振兴贡献着自己的才华与力量。同时周世钊也无时不关心着毛泽东的动向，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给他寄过书信。

1945年8月，周世钊得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为争取和平建国而奔赴虎穴龙潭的重庆时，周世钊立即寄信安慰，表达自己的问候之情。可惜这封信未能送到毛泽东手中。新中国建立前三天，周世钊即寄信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仅15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即回信给周世钊说：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第69页。

此信中既有怀旧更有期望鼓励，特别是提出向周世钊索取“尊著旧诗”而“多多益善”的恳求，使俩人从此开始了诗词唱和频繁交往的新时期。

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2）

1955年6月20日上午，毛泽东横渡湘江后，弃车步行登山。此时他虽年过花甲，仍健步如飞，走在最前面。他粗气也不喘一口，还和陪游的周世钊等谈笑风生，不觉间一直登上了矗立在岳麓最高峰的云麓宫，仍不肯停下休息。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美丽如画的橘子洲和北去的湘江。长沙市区烟雾缭绕彩旗招展，一片繁荣昌盛的和平景象，与过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迥然不同了。然后又巡视云麓宫壁间悬挂的诗词对联，询问柱子上悬挂的“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对联和“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诗如何不见了？有关人员告诉他说：“岳麓山曾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修复。但对联、诗词等尚来不及恢复原来面貌。”

这次横渡湘江和健步登云麓宫，周世钊一直陪侍在毛泽东身旁。看到老同学的矫健身姿和老当益壮青春焕发的精神状态，十分高兴，夜不能寐。不觉诗情涌动，不吐不快。就取笔在手，一首情真意切的七律油然而生：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

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

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后来将这首题为《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的七律诗寄毛泽东“审正”，同时还寄去了自己的另外数首诗作。

于是便有了毛泽东1955年10月4日致信周世钊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唱和：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册，第408页。

毛泽东信中的程颂万为湖南宁乡县晚清诗人。曹子谷即曹籽谷，长沙人。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长、湖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信中所说“赫曦台”是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据说是宋代朱熹曾讲过学的地方，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现镌刻其上。

1950年9月29日周世钊受毛泽东之邀，北上京华国庆观礼。列车到河南古城许昌，因同行朋友要在这里办点事，趁此机会周世钊游览许昌古城，寻幽访古，凭吊曹操，发思古之幽情。但遗迹早已杳不可寻。但见人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秋风飒飒，叶落苗黄。不觉诗情勃发，一首《五律·过许昌》喷涌而出：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

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残阳。

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

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出人意料的是6年之后的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又是在信中以一首《水调歌头·长江（后改题为“游泳”》答其“秋风过许昌”之句。信不长，全引如下：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长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册，第258页。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这一天，他又给同学周世钊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函：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613页。

这封信中毛泽东有两处笔误：即将“暮雨千家薜荔村”误为“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误为“西南云气来衡岳”。同时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给周世钊（手迹原题为“答周世钊同学”，后改为“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老同学（3）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第118页。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重担在肩，不免有些惶恐。周世钊于10月17日致函毛泽东，申述此种担心。不料只隔7天，毛泽东就给周世钊去信，给予鼓励，消除其疑虑，并且用很大篇幅解释了《送瘟神》二首中的疑难问题：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472-473页。

在此信中，毛泽东称周世钊为“贤者在位与能者在职”可以得兼的人，又把周世钊10月17日的信叫做“赐书”，这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372封信中是极少见的。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二首写于1958年7月1日，最早发表在《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诗发表后的第22天就在给周世钊的这封信中写下了对“巡天”、“千河”的正确解释，达300余字，纠正了蒋竹如等人的错误说法。这是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自注诗词文字中较长的一篇。信中有小小的笔误：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而是天鹰星座的a星。

周世钊先后撰写出版了《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等文，计数十万字。周还在省内外学校与工厂报告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教育青少年继承先辈的传统，激励青少年健康成长。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担任副省长主持湖南科教工作期间，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主席，坦陈己见。“文革”开始，即上书毛泽东陈述己见。1967年赴京期间，晋见了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言：“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1972年8月，再次向毛泽东进谏八点意见，涉及“解放老干部”、“为知识分子正名”、“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制止开后门不正之风”、“消除派性”等方面，其耿介气节令人钦敬。

1976年4月20日，周世钊病逝长沙，先于老同学、好诗友毛泽东四个多月离世，享年80岁。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1）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

众所周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直品学兼优，这自然离不开各位老师的栽培。先后有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毛麓钟、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七位老师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16岁以前，毛泽东一直在韶山冲附近的私塾里读书，先后有五位私塾先生当过其老师。尽管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这些私塾先生除邹春培外，对毛泽东的成长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第一位私塾老师是文正莹。

启蒙老师文正莹是毛泽东的亲二舅，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生性正直、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毛泽东从2岁多至8岁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祖母家务繁忙，怕对他照顾不周出意外，就让他的表哥带他到舅父的私塾玩耍。不料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竟然不哭不闹，有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和同学们一起背书，就这样接受了数年的“学前教育”。

舅父对聪慧的毛泽东特别喜欢，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在毛泽东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等，毛泽东也读得朗朗上口。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把毛泽东接回韶山正式入私塾读书。此后，文正莹一直关心着毛泽东的教育和成长，在毛泽东以后读私塾期间，文正莹常借图书报刊给他，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

八舅父对他的有意栽培，使毛泽东终生难忘。

第二位私塾老师是邹春培。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毛泽东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2）

平时话语不多的邹春培教学认真、严厉古板，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的知识已教不了毛泽东，更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常想起自己这位严厉的启蒙老师。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邹春培除了严厉外，乏善可陈，他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几位私塾先生。

第三位私塾老师是毛宇居。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有“韶山一支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他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也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毛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私塾，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老师一份。先生却不领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毛泽东说：“你让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心生一计，来到院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作一首赞井的诗。”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可以说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难怪那位毛先生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毛宇居逐渐改变了教学方法，对毛泽东因材施教，针对毛泽东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毛泽东求知欲强、喜欢看课外书，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在毛宇居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他喜爱的书籍，学识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汉语和古文写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位私塾老师是李漱清。

李漱清博学多才，思想开明，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借书请教，师生俩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思想，向他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他的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畅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充溢着少年毛泽东的心，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在李漱清那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3）

第五位私塾老师是毛麓钟。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也感到毛泽东天分极高，对他格外看重。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本人十分喜欢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作了许多诗词习作。在毛麓钟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五年的师范生涯中，毛泽东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位是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毛泽东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第二位是徐特立。徐特立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第三位是袁仲谦。袁仲谦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五年，但是当初毛泽东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毛泽东这个学生。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毛泽东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1）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

天纵诗才的毛泽东一生当中写过大量的浪漫主义诗篇，其中有六首诗词是写给女性的。

第一首是《虞美人·枕上》，是1921年写给夫人杨开慧的。杨开慧1901年生，湖南长沙人，1920年冬，同毛泽东在长沙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1930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21年夏，毛泽东告别新婚不久的夫人杨开慧，与何叔衡悄然登船，东下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夜间无法入睡，思念远方的爱人，写下了这首词。词曰：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二首是《贺新郎·别友》，写于1923年，也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1923年冬，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受党委派，离长沙赴沪转穗，去参加国民党一大。辞别夫人兼战友杨开慧时，他写下了这首词。词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第三首是《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是1936年12月写给女作家丁玲的。曾与杨开慧在岳云中学是同学的丁玲，1936年11月辗转到达陕西保安（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那时，红军经过长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缺乏人才，尤其缺乏知识分子。国统区著名女作家丁玲此时到来，便成为一件重要事情。中央宣传部在一个窑洞里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丁玲感到意外，更感到温暖，后来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毛泽东说，你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个作家，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差，打仗的人多，文化人少，你来了好，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你在上海领导过左联工作，多想些办法，多发挥一点作用。丁玲建议：先要成立组织，比如文艺俱乐部之类，把文艺爱好者聚集起来，开展活动。

11月22日，在保安，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开始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毛泽东建议改为“中国文艺协会”。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毛泽东问丁玲，还想做什么？丁玲说：“我想当红军，上前线去，看看打仗。”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还来得及，还赶得上最后一个仗。明天有队伍上前线去，你就跟着杨尚昆主任他们走吧！”就这样，丁玲跟着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出发上了前线。

这一年的年底，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就是毛泽东的《临江仙》词，用军队电报拍发给前方的丁玲。词中表达了对于丁玲的高度赞许。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2）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据考证，在毛泽东诗词中，题赠现代作家的只此一首。1937年初，丁玲来到延安，又当面请毛主席亲笔抄录了这首词，写在两张16开大小的浅黄色毛边纸上。抗日战争开始后，丁玲为防丢失，于1939年初夏把毛主席的手书寄给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虽然历尽沧桑，几度风雨飘摇，但始终妥善保存着这件珍贵文物。1982年，胡风从四川回到北京后，终于将它归还给了丁玲。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新观察》1980年第七期。

第四首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是1957年5月11日写给李淑一的。李淑一当时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杨开慧的好友。1957年春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谈她读了毛诗的感想，并附了一首她在1933年听到丈夫柳直荀（曾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牺牲时写的《菩萨蛮·惊梦》。毛泽东5月11日回信，并赋此词。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词中的“杨柳”指的是杨开慧和柳直荀。毛泽东在此词中以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了为国赴死的先烈，与李淑一共同缅怀了自己的革命伴侣。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第五首是《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1961年2月写给已参加民兵的女机要员小李的。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60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女机要员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训练余暇时拍的照片给毛泽东看。照片上，小李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好英武的模样哟！”毛泽东称赞道。

一会儿，毛泽东把手里的烟灰弹了一弹，对小李说：“给我拿支笔来。”他接过铅笔，顺手拿过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便在书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3）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放下笔，笑着对小李说：“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小李又惊又喜：“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

第六首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1961年9月9日写给江青的。毛泽东所写的“李进”，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化名。那张照片则是江青1959年上庐山时拍摄的。诗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际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而在国内，经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东南沿海一带面对着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西部北部边境也存在安全威胁。在严峻形势下，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诗句，与其说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倒不如说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历史年代的情怀，寄寓在题照诗中。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1）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

毛泽东爱读史书，喜欢评骘历史人物。他尤其喜欢读那些纵论治国的政论文。他极为欣赏的政论家有三个，一是西汉的贾谊，一是初唐的马周，一是中唐的刘。

先说贾谊。

贾谊，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河南洛阳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的赏识，收为弟子。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定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

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但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而逝。

贾谊是杰出的政论家，其作品最著名的是《过秦论》（多年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与《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载于《汉书·贾谊传》。

毛泽东最喜欢贾谊的《治安策》，该文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居安思危，痛陈盛世下潜伏的危机，直指西汉同姓王分封制之弊：诸王幼弱，可暂免为祟，但将来长成，国家必现“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尾大不掉局面。建议朝廷“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早削弱其挑战中央的能量。贾谊还提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侈靡、仁义不施等种种弊端。所提措施，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毛泽东曾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给田家英的信。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0页。“事理”者，治国方略也，现实政治也。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如，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毛泽东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江，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与《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毛泽东曾两次写诗歌颂贾谊。他一生两次写诗歌颂的历史人物，仅贾谊一人而已。一首是《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另一首是《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2）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这两首诗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

再说马周。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著的《新唐书》时，读到《马周传》中“马周上疏”的那一页，毛泽东在其天头处写下：“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

这还不足以表达毛泽东对马周的极为推崇，针对这篇传记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即协助周武王灭纣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马氏超逾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可以想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所评点的“马周上疏”，那是马周于贞观六年给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该奏折不粉饰太平，直言各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痛陈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后果就是在贞观之治下，依然“百姓未安”，“自五六年来，百姓咸有怨言”。马周总结历史提出治国原则：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此段话语之上方画了三个大圈，又特意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边上逐字加双圆套圈。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

他生于山东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广搜博览，以致满腹经纶。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时，浪迹天涯，后到长安给中郎将常何家当门客。有一回他替主子常何代写的奏章被唐太宗李世民赏识，遂崭露头角。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人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和终军，对马周的才能也是深为敬佩。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马周当上了宰相(中书令)。他同时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谆谆教导，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词：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最后一病不起。唐太宗见到马周病倒了，便派当时医术最高的名医给马周看病。据考证，马周病重期间，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可惜医治无效，马周就在这一年离开了人世，年仅48岁。他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皇陵。

最后说说刘。

刘，字去华，唐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人。中唐大和二年（828年），他在参加被举荐“贤良方正”之士的考试中，针对其时宦官专权的现状，大胆上策。刘在上策中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阍寺持废立之权”，“四凶在朝，虽强必诛”。痛论宦官专权，能废立君主，危害国家，劝皇帝诛灭他们。考官赞赏刘的文章，但惧怕宦官的专横，不敢录取他。令狐楚、牛僧孺都征召他为幕府从事，后授秘书郎。终因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他乡。

敢于把矛头直指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刘的胆识确实非同寻常。其论述亦切中时弊，“慨然有澄清之志”。不愧为唐一代之俊杰。难怪同时代“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诗人李商隐写了五首关于刘的诗，竟有四首是在刘死后哭刘的。这既是哭刘，也是哭诗人自己，更是哭那个不幸的黑暗时代。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传》时，对刘的政论很赞赏，并在旁边批道：“起特奇。”

1958年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咏刘的《七绝·刘》：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这首诗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1）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

毛泽东与三弟毛泽覃，分别娶了贺子珍与妹妹贺怡；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又分别娶了刘思齐与妹妹邵华，两代人都是亲兄弟娶亲姐妹，真可谓“亲上加亲”。

一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时相识，在那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产生了感情，彼此恩爱，两颗心走到了一起，结为了夫妻。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

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是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

1929年2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西村村头锣鼓喧天，乡亲们正在欢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辗转来到了东固西村。活泼可爱的贺怡得知姐姐、姐夫要来，兴奋得满脸绯红，双眼在红军队伍中到处寻找。贺怡渴望看到久日不见的姐姐，更想看看还没见过面的姐夫。

多情自古伤离别。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只在东固村休整了几天。正当贺怡与姐姐依依惜别时，赣西特委交给贺怡一项特殊任务：护理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四军三十一团党代表毛泽覃同志。

此时不满18岁的少女贺怡早已参加革命了。听姐姐说，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红军的一位年轻领导干部，在大庚战斗中腿部受了伤，不能随队行动。经组织决定，毛泽覃留下担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工作，一边养伤。为此，赣西特委指派特委妇女干部贺怡专门照料和护理毛泽覃。

这一对青年男女志同道合，相处长了不免暗生情愫。在东固养伤的那段日子里，无论在村头村尾、河边溪旁，都留下了贺怡搀扶毛泽覃的身影。两人在一起时，谈儿时的贪玩、家乡的山水；还谈各自生活的经历，憧憬革命的未来。在与贺怡的交谈中，毛泽覃知道了贺怡很小就投身革命，并携父母深夜逃出敌人魔掌，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曲折经历，心里对此不由肃然起敬。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2）

毛泽覃也向贺怡谈了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还谈到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当讲到曾与自己结成伴侣的赵先桂、周文楠因斗争需要及环境恶劣，现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婚姻已名存实亡时，毛泽覃充满了思念之情。贺怡由此感受到，毛泽覃是一个很重感情的男子。

在贺怡的精心护理下，毛泽覃腿伤好得很快。两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都有了解：贺怡那炽热、活泼、开朗、充满青春气息的性格，给毛泽覃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而毛泽覃那诚实、稳重的性格，也留在贺怡的记忆中。

毛泽覃伤愈归队后，贺怡心绪很乱，脑海里浮现出在护理毛泽覃前的一件事：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上门提亲，父母亲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1928年8月，贺怡经组织调动，到赣西特委工作。而在特委工作期间，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男人就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

贺怡当时17岁，性格外向，活泼开朗，颇得刘士奇赞赏。平时，刘士奇就像大哥似的关心和帮助贺怡，对贺怡的父母说话和气、谦逊有礼，深得贺怡父母的好感。贺怡的父亲贺焕文也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向刘士奇倾吐。

刘士奇身任特委秘书长，工作上正缺一个文书，见贺焕文文字功底不错，便在特委会议上，推荐贺焕文担任特委文书工作。

从此，贺焕文就在特委机关担任文书工作，刻钢板、印材料、誊抄文稿，贺怡母亲也在机关帮助做些杂事。

作为特委秘书长的刘士奇常常到贺怡家嘘寒问暖，帮助贺焕文夫妇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贺焕文夫妇对刘士奇感谢不已。贺怡也从内心感谢和敬重这位兄长似的领导。

有一天，刘士奇动情地向贺怡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贺怡听后吃了一惊，对刘士奇，她一向是把他当做兄长和领导看待、敬重，从未把他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恋人，更未想过彼此结成亲密伴侣。

贺怡陷入了烦恼之中，母亲温吐秀见女儿心绪不宁、愁眉不展的模样，便问女儿怎么回事，贺怡便把刘士奇求爱的事告诉了父母。而父母听后，没表示反对。母亲还说：“刘秘书长为人诚恳，处世稳重，只是年纪大些，但也不是很大，我看还可以。再说，你岁数也不小了，早点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我们也放心啊。”

在接受护理毛泽覃的任务前不久，时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唐在刚，亲自为刘士奇提亲。贺怡本是个极孝顺的女儿，见事已如此，心里虽不十分情愿，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默认了。

就在1929年4月，即贺怡护理毛泽覃回到特委后不久，她便和刘士奇结婚了。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3）

贺怡和刘士奇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两人之间，客客气气，不冷不热，缺少夫妻之间那种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真实感情。

贺怡没有因婚姻不如意而消沉，她尽量控制感情上的失意，拼命地工作，在工作中她感到充实和愉快。

1930年8月中旬，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于会议贯彻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担任特委书记的刘士奇被指责为“思想右倾，观念保守，反对中央会师武汉”，受到批判和错误处理，被撤销了特委书记职务，调离赣西南。由于刘士奇的“错误”，贺怡也被停止了工作。父亲贺焕文被解除了特委机关文书职务，安排在一所小学教书。刘士奇被迫离开赣西南，以后再也没回过江西，他和贺怡的婚姻自行解除。刘士奇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赣西特委在全面检查贺怡担任特委妇女部长的工作表现后，对贺怡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她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赣西特委恢复了贺怡的职务。

1931年6月，贺怡担任了江西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不久又负责妇女部工作。这时，毛泽覃也调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和贺怡工作上又有了接触。

贺怡自两年前护理毛泽覃以后，尽管两人也常见面，但毕竟不常在一起。尤其和刘士奇结婚后，与毛泽覃见面就更少了。有时两人见了面，也只是一般的寒暄而已。但在贺怡的心中，毛泽覃的身影总是抹不掉，与毛泽覃相处那段日子的情景，常在她脑海深处浮现。

现在，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贺怡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他俩在工作上共同商量研究，生活上互相体贴关心，彼此之间的了解自然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颗早已相互爱慕的心，终于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7月初的一个夜晚，天下着小雨，野外漆黑一片。已担任特委妇女部长的贺怡，去沙溪村开妇女大会还未回来。毛泽覃望着窗外漆黑的天，心里老是放不下。近来敌人经常派人潜入苏区，杀害红军干部，一个年轻女子黑夜走七八里山路，很不安全。毛泽覃一想到这里，立即挎好短枪，打着火把去沙溪村接贺怡。

当毛泽覃来到沙溪村时，只见村里祠堂灯火通明，悦耳的山歌声从祠堂里传出。原来，贺怡开完会后，又教山村里的妹子们唱起自己编的山歌。

毛泽覃的体贴关心，深深打动了贺怡的心。回家的路上，两人边走边谈。毛泽覃开玩笑地夸着贺怡：“想不到你还是个唱山歌的好手哩。”贺怡轻轻一笑，夜色遮掩了贺怡脸上兴奋的羞涩，一种温馨的感觉遍布全身。

这段时间，毛泽覃即担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又兼红军独立五师政委，既要领导苏区建设，又要指挥红军打仗，整天又忙又累。贺怡在生活上对毛泽覃细心照顾，体贴入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颗爱慕的心贴得越来越近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1931年7月20日，经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夫妇。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3）

毛泽覃、贺怡婚后，感情甚笃。他们把儿女情长都投入到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组织决定毛泽覃、贺怡夫妇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上级考虑贺怡身怀有孕，同时她的父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决定贺怡不随部队行动，携父母去赣州坚持地下斗争。12月的一个早晨，天低云暗，冷风阵阵，在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毛泽覃和贺怡依依惜别。他俩相互紧紧握着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一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诀！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的红军独立师被打散，他便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鳝口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高山上有个名叫黄田坑的小村子，在一位好心老乡的带领下，毛泽覃和红军战士夜宿在村后一个僻静的小屋里。

第二天清晨，山中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原来是敌军在叛徒的带领下，向房屋包抄过来。毛泽覃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游击队员迅速从后门撤往山上，他自己则端起枪向拥来的敌人猛烈扫射。敌人以小丘、丛林作掩护，从四面向毛泽覃逼上来。一阵枪弹飞过来，毛泽覃右腿一阵剧痛，鲜血染红了草地。毛泽覃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枚自己珍藏的红星奖章，这是苏维埃中央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而颁发给他的。毛泽覃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奖章落在敌人手里！”毛泽覃把奖章丢在小溪边的杂草中。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毛泽覃牺牲的小溪边寻找到这枚奖章。

身经百战的毛泽覃尽管腿部受伤，仍忍着剧痛端起枪，向敌人射去。不料从右后侧又打来一枪，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胸膛……

红军的杰出将领毛泽覃就这样牺牲了，年仅29岁。

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差点把贺怡击倒。她泪流满面，抱着襁褓中毛泽覃未见过面的孩子，深深怀念与自己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丈夫。但这时的贺怡已经是经历了九年严酷斗争磨炼的共产党员，丈夫英勇牺牲的精神，给了她战胜一切挫折的力量。她为革命仍不畏艰险、呕心沥血地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中共华东局分配贺怡到江西工作，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同年11月，贺怡经组织同意先回到家乡永新，接回寄养在亲戚家的自己与毛泽覃的孩子贺麓成（又名毛岸成），然后转道赣南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长征前夕留在赣南的孩子毛毛。但是多方寻找，音信全无。

11月21日，贺怡怀着失望沮丧的心情返回吉安途中，驾驶员因疲劳而方向盘失控，在离泰和七八里路一个名叫凤凰圩的地方发生车祸，贺怡不幸遇难，时年38岁。儿子贺麓成腿胫骨折断，所幸生命无虞。

贺怡遇难后，贺麓成由姨妈贺子珍抚养成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他曾翻译了近百万字的导弹技术资料，拟制的图纸资料达数十本。尤为重要的是，贺麓成和另一位工程师经过反复钻研提出了自己创造的导弹控制方案，为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第二代和第三代导弹研制方面，贺麓成均做出了独特贡献。1980年贺麓成成为总参系统第一个被评上高级职称的人，职称证书上印着“001号”。

二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4）

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毛岸英弟弟毛岸青的妻子邵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姐妹俩共同的母亲张文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是一位老革命家。张文秋在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失去两任丈夫的痛苦和两次入狱的磨难，但她始终对理想忠贞不渝。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因此她是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结成儿女亲家吧。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不仅张文秋的长女刘思齐1949年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而且张文秋的次女邵华1960年也嫁给了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

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早年是毛泽东情投意合的战友。1931年，刘谦初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时，因被叛徒告密，与妻子张文秋一起被敌人逮捕入狱。当年4月5日，刘谦初遭军阀韩复榘枪杀。临刑前，他唯一的遗言是对张文秋说：“你怀的孩子，我再也见不到了。不过，今后你们不论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这片热土，因此孩子出生后，就取名‘思齐’好了。”

1938年春节，毛泽东在延安观看话剧《弃儿》。当他知悉扮演小主角的女孩，便是刘谦初的女儿时，立即将张文秋和她的后夫陈振亚叫来，郑重其事地交代说：“思齐是烈士的后代，我们都有责任好好培养她。”接着他抱起思齐说：“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毛泽东再次见到“干女儿”，刘思齐已经16岁了。她刚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牢狱中出来，陈振亚已牺牲了。毛泽东对张文秋说：“你安心工作，思齐就交给我管吧！”从此，刘思齐与毛岸英便以“干兄妹”相称，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８岁，但处得却十分亲密。1948年５月，毛岸英与刘思齐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确立了恋爱关系。作者查阅文献得知：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房里举行。新郎穿的一身标准制服，是他给李克农当翻译会见外宾时配发的，新娘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半新不旧，方口布鞋是张文秋买的“陪嫁物”。

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更加关怀刘思齐，为了尽快减轻她沉痛的心情，改换一下环境，同意她赴苏留学。毛泽东对刘思齐一直有信必复，抬头不是称“亲爱的大女儿”，就是“思齐儿”。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刘思齐于1962年初，与空军学院教师杨茂之重建了家庭。毛泽东还亲手书写了“贺匾”：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她“思齐”。

邵华是毛岸青的妻子，毛泽东的二儿媳。她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父亲陈振亚一反传统，让女儿随母张文秋姓，取名张少华（北大毕业后，她用谐音，取笔名邵华，沿用至今）。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均在《少年文艺》上发表。参加工作后相继发表了《刘谦初传》《陈振亚传》等传记作品。

1960年和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毛新宇。她与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迄今为止，邵华已单独创作和与人合作编纂、出版了画册、文学作品及各类丛书并拍摄电影、电视剧数十部（套、集）。1984年，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邵华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1993年毛主席百岁诞辰时，邵华和岸青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画卷》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她与薛启亮同志主编了《我们的父辈丛书》，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邵华和毛岸青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计27册600多万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江苏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许。

邵华兴趣十分广泛，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她尤其热爱摄影，其作品曾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展播活动中获奖。2002年，邵华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和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成为执掌中国摄影界帅印的第一位女主席。

邵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正军职)、少将军衔；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第七、八、九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6月24日傍晚，邵华将军因乳腺癌扩散，在北京301医院去世，终年69岁。中新社报道，6月27日傍晚，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在北京向记者介绍了妹妹邵华生前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1）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

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来”。

一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2）

二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3）

三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陈毅关于扫盲工作气吞山河的号召显然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受当时普遍存在的浮夸风的影响，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4月底，全国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

6月底，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9000余万人，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7月底，全国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全国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12个省相继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即797%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有17个基本无文盲省；从1958年1月到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时确实无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也发现了，并对之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现在回头再来解读1958年扫盲的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毛泽东四打人民文化翻身仗（4）

四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疾风暴雨的高潮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万荣县决定在全县广泛地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识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正在为复盲现象苦恼的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激动地提起笔来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150页。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这一指示。

这年的5月1日，《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一花引得万花开。“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第四次全民扫盲高潮。

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果然很好，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现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这与毛泽东当年在扫盲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1）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

毛泽东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其名作《沁园春·雪》中的“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描绘的就是气势磅礴的黄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曾两次东渡黄河。一次是在1936年2月底，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兵分两路渡过黄河转战山西，击败阎锡山的军队完成东征使命后，5月又挥师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再就是1948年3月，毛泽东在陕西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对国民党开始战略大反攻。

他第一次渡黄河时，正是黄河的凌汛期，激流里漂浮着许多磨盘大的冰块，不时发出与船身冲撞的惊心动魄的巨响。毛泽东坐在东征的木船上，谈笑风生。船工们头上包着白羊肚的毛巾，赤膊坦胸，喊着悠远浑厚的号子。毛泽东说，看，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他又问警卫员们谁敢游黄河，几个人七嘴八舌，有人说给彭总送信游过，有的说发大水时游过，有的说枯水季节游过。毛泽东说，那太好了！来，我们不用坐船，游过去吧！卫士们都吓坏了，说河里还有这么多冰块，怎么能游？毛泽东笑了，他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在延安时，毛泽东敞开心扉，曾同斯诺进行了数次长谈。斯诺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毛泽东虽然不知疲倦地为他的祖国操劳，但内心深处却仍旧怀有诗人的情愫，蹈李白步履，观黄河远去，不断萦绕在他的心头。于是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骑马沿黄河流域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的时间，出京对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了现场视察。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第一机械部部长黄敬、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和汪东兴等同志。10月27日，毛泽东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济南历史上决口频繁、灾害严重的乐口险工处。毛泽东站在抗洪大坝上，远眺滚滚的黄河水，深思后问：这里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高多少？有人回答：6至7米。毛泽东深情地交代，要把大堤、大坝修牢，万万不要出事。毛泽东顺堤前进，边走边谈，怎样修好堤、修好坝，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许世友说：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前进中，看到堤外大片盐碱地，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人回答道：黄河高(悬河)，堤外低凹，再加小清河多年未疏通，排水不畅，造成耕地盐碱化，种不保收。群众说：“春天一片霜，秋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这一片上下有15万亩地种不成庄稼，群众生活困难。

毛泽东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引用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不行吗？省领导说：没经验，我们一定试试办。

在河南，毛泽东来到兰考县杨庄察看黄河险工，在第9号坝上察看了工程和黄河形势。他不无忧虑地问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毛泽东问王化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王化云回答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

毛泽东看到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他对大家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毛泽东，面对着世界上最桀骜不驯的黄河，表现出了少有的敬畏和谨慎，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殷殷地嘱咐王化云等有关领导：“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第二次专门关注黄河是1953年2月。在乘坐的专列上，毛泽东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在汇报过程中，王化云老想让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表个态，毛泽东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

1953年5月，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邓子恢将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报告很欣赏”。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2）

1954年冬，毛泽东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第三次专门听取了黄委负责人王化云、赵明甫二人关于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

1955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会客室第四次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汇报，这次他关心的热点是关于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1961年8月在庐山时，毛泽东曾和身边的卫士张仙朋闲谈，他感慨地说：我有三大志愿：

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可使我多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官员也是个推动。

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

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三个愿望中，就有沿黄河实地考察，可见毛泽东的黄河情结之深。其时，毛泽东是全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工作自然是千头万绪，许多大事需要他去考虑。这些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他来说就成了奢望。

1963年的金秋时节，毛泽东坐在中南海丰泽园的摇椅上，心头一片空明。十几年过去，共和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与苏联的争论也以“九评”的发表暂时告一段落，国内反动势力已逐步被肃清，自然灾害已基本渡过，“大跃进”的问题经庐山会议也初步得以平息，经济建设正处于调整发展状态。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忽然感到一阵少有的轻松。于是，诗人的情愫又在他的身上复活了。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与好朋友萧三交流过，他一要通晓中国各朝代的历史，寻找一条中国之路；二要周游名山大川，结交天下志士墨客，找到国家兴衰的规律。旧年的夙愿被点燃了，毛泽东告诉身边的汪东兴，他要到黄河源头去开始他的叩问，这江山如何千秋万世，无疆无限。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固执拍板了，汪东兴就只能马上去落实。

翌年元旦刚过，解放军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将军就急忙通知内蒙古军区保卫部，立即派一名负责人，两天内赶到总政保卫部。时任内蒙古军区保卫部部长的恽汝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副部长图门毕力格图。仅用了一天半，图门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总政保卫部。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和保卫部蔡顺礼部长立即布置任务，提出要求。

第二天，蔡顺礼带图门去中南海，汪东兴把任务向图门作了交代，并强调绝密，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只能告知乌兰夫和政法委书记，内蒙古军区领导只能告知第一书记和主管政法的副政委。

这年的2月，图门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带着汽车和马匹，出发考察内蒙古境内的18个旗县。他们不仅要考察沿黄河的地形、文物、史志、风土、人情，还要调查社情、道路、人员成分、政治环境，包罗万象，详细之至。小分队的成员们，除了内蒙古公安厅警卫处长查德格尔隐隐约约猜到一些外，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执行这次任务。图门心里清楚，他要向伟大领袖提供考察路线上的一切细节。

考察的路上，历尽了艰辛。小分队踏着未融化的冰雪，顶着西伯利亚刺骨的寒流，吃着冻硬的干粮，喝着雪水，艰难地行进在广漠的草原、戈壁、沙漠上。这一群现役的或者曾经的军人，以长期军旅生活磨炼出来的韧性，不怕野狼的袭击，不怕沙暴的疯狂，不怕刺骨的冰河，走过了18个旗县，获得了丰富的资料。

和战争期间送情报一样火急，这些资料迅速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3）

和战争期间送情报一样火急，这些资料迅速报到了中南海。

转眼又到了夏季，又一批专家、学者被派来，从专业学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考察，考察形成的资料迅速报送到了中南海汪东兴那里。

图门在此期间，精心挑选了马匹和好骑师，到北京教毛泽东骑马。又专门从骑兵部队抽调武艺、胆略、骑术都十分精良的战士，组建了骑兵警卫部队，一边等待中南海的指示，一边严格训练。1965年就在等待中悄然过去了。

1966年，毛泽东在他丰泽园宽大的书房里，吸着烟踱着步子，对阶级斗争问题、领导权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的思考，已占据了他的几乎全部身心，考察黄河的问题已经没有它的位置了。

毛泽东一直很关注黄河，笔者考证，毛泽东曾多次想畅游黄河。1958年8月7日他视察郑州兰封东坝头，就打算横渡黄河，保卫人员再三劝阻，终于作罢。1959年9月21日，他在山东泺口险段视察黄河，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但终其一生，毛泽东没有游过黄河。这对毛泽东和黄河来说，都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