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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1)

- 序言(2)

- 前言

- 第一章 山雨欲来(1)

- 第一章 山雨欲来(2)

- 第一章 山雨欲来(3)

- 第二章 狂风暴雨(1)

- 第二章 狂风暴雨(2)

序言(1)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我想借再版的机会讲述一些蒋南翔同志这方面的事，作为对这本书的补充。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教育方针，给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了“蒋南翔教育思想”。这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我作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学习办高校、搞教育，也学习了政治。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的启示下，我和学校团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个团支部的工作条例，以便学生中党团组织的工作有所遵循。团委的同志走群众路线，集中了五十条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团员和同学中普遍征求意见后，又经党委讨论通过。这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条例》，简称“五十条”。实行之后，反应热烈，效果良好。

《条例》被《红旗》杂志选登在《内参》上。1961年春天，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例会，我随南翔同志参加了会议。康生在会上手指蒋南翔，高声斥责：“你那个清华大学，自己搞了个团支部工作条例，昨天我全天都在看你那个条例。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做吗？”对康生这个以势压人的话，南翔同志未予理睬。会议室里沉默了几分钟，不了了之。会后，南翔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例、规定。我们这个‘条例’正是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条例的执行情况是好的，是合法的。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并且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南翔同志说：“对于领导人的话，我们要尊重，但我们头脑要清醒。”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校党委作了妥善处理，得到了学校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和欢迎。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分为四。这个批评因为涉及到清华的命运，使我心情沉重。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清华该怎么办？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南翔同志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蒋南翔同志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这一点，无论是在团中央还是在清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秋，在他的提议下，我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往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当面受到他的教诲。1957年有几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点点阅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见稿。他问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怎么样？我说：“学习了，但很粗糙，不深入。”他说：“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在他的启示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并把《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了多遍，使我终生受益。

序言(2)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立竿见影”。南翔同志不赞成这种搞法。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嘛！？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声势已快到“顶峰”了。此时，蒋南翔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了“顶峰论”。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高峰’比较确切。”这真是语出惊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这使我联想到“一二&#8226;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8226;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蒋南翔。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蒋南翔同志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犯了“路线错误”。他坚持十七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们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南翔同志当即把他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8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①迟、谢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蒋南翔同志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蒋南翔同志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深深地震动着我。1966年6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电话上告诫我的话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此时又响起在我的耳边。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蒋南翔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始终激励着我去斗争，直至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最后的斗争——上书毛主席。

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远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在《风雨岁月》再版时要说的话。一方面以此来缅怀我的良师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蒋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绍给广大读者。

刘冰

2007年12月12日

前言

“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和悲剧是从文教阵地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十年中，清华园里的各种风波起伏都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局紧密关联，并且始终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注视，乃至直接干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是毛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1968年7月27日，是毛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标志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1973年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以清华大学为风头，进而波及全国。“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开始的，清华大学遂成为这场斗争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因此，十年风云变幻的清华大学，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窗口或缩影。

我亲自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所处的地位而被深深卷入了激流旋涡。“文革”开始前，我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因为校长、党委书记职务由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兼任，我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管得多些，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历经三年磨难，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解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刘某人的消息，使我这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榜上”有名。之后，我被“结合”为校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期担任了常务副书记，终于“官复原职”。那时的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是官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风云人物迟群，排位在我之后的另一位副书记则是风云人物、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夹板中的我在那个多事之秋常常被推到前台，却又事事受制于人，实谓步履维艰!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过多次的抗争。十年中我和几位一起共事的同志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而每一次都使自己增加了新的罪名，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第一封信是“文革”初期，我自己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是我同原清华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联名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这两封信陈述了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严重混乱的局面。后一封信被转到了蒯大富的手中，我们联名写信的行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第三、第四封信是1975年的下半年我和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一起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揭露了迟群及谢静宜的政治野心和种种丑恶言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作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这个批示震惊了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刘冰等四人由此成了胆敢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或“投降派”，又被批斗、专政达一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过问下，随着两个“凡是”被冲破，冤案才得以平反。

在如此激烈、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过头的检讨。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多种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处境和心态中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一方面，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另一方面，我又作为“革命干部”被较早地解放了出来，去充当“革命的动力”。我就是以“走资派”和“革命干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风浪中起落沉浮，打倒、解放，第二次被打倒……

一方面，这场运动是由自己所一贯敬仰和信赖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对于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和锻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指示，我是完全相信和衷心拥护的；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基层党组织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文教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并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错误估量，采取打乱和抛开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动群众进行冲击的做法，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愿望与效果严重背离的大动乱，对此，我又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并痛心疾首的。然而当时我自己以及许多党的干部，对于如何实现毛主席关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思想，如何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头脑中存在着“左”的影响。因而在混乱和困惑中所作出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和真心拥护，又怎么会对给党和国家带来如此严重混乱、颠倒和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拥?呢？这就是我当时似明白又混乱的矛盾心态。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二十年，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二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是我想，如果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抱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并努力用历史唯物的眼光，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寻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则是有意义的。因此，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这本《风雨岁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细心指点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些益处，能对困难时期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命运的人们表达出一些感激之情，我将十分欣慰。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尚期各方面同志指正。

刘冰

1996年2月1日于北京

第一章 山雨欲来(1)

四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

随着文艺界整风批判的升温，批判之火在学术界也越烧越猛。哲学界除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对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也进行了批判。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①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只是偶尔读过这方面的文章。冯定同志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写过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文章，由于观点正确，文笔流畅，曾经受到人们的赞扬。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学术工作的领导，决定调冯定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开了党政领导干部当教授的先例。后因工作需要，他又兼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们常见面。他为人谦逊，做事认真，生活俭朴，是一位可敬的老同志。他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我拜读过，觉得写得不错，为什么要批判呢？为什么要扣上“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等等大帽子呢？我思想感情上为这位老同志难过，但无能为力，只是沉思而已。

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后来同毛远新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工作的最高准则。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陆定一同志又指定清华、北大下乡参加“四清”。根据指示，我们在书记会、常委会上多次研究，商定从高年级同学中抽调7000人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并决定由我和何东昌同志带队。准备工作在1964年第四季度已经开始，因为1965年暑假后大队人马就要开赴市郊各县去，时间紧迫。

大约是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清华、北大各去一位负责人到高教部，有重要事情传达。当天下午，北大是陆平同志，清华是我，在高教部三楼会议室，听部长杨秀峰同志（1965年初人代会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大三线，进行备战，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的决定。杨秀峰同志说：“我刚从李富春同志处回来，富春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备战的指示。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建立大三线。在三线要搞工业基地建设，一线二线地区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小火炮、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不然睡不着觉。富春说：‘中央决定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打起仗来，总校就搬到那里。’”当时所讲的三线是指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一线、二线是指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三线是大后方，一、二线是前线。因为那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越战争，战火已烧到我国的南大门；在西、北部地区数千公里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在东南、广东沿海地区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扩张主义者不断向我蚕食。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备战方针，从战略上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中央要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当然这是战略大事，我们立即召开书记会、常委会进行传达讨论，决定由胡健同志全力抓这件事，这就是后来在四川绵阳建立的清华大学分校。

写到这里，我想要交待几句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我是想让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们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处在一种怎样的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毛主席对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看得过于严重了。但是，对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而刚刚获得独立解放的新中国来说，她的领袖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警惕地注视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从有备无患着眼，对于战争因素估计高一些，也在常理之中。对国内工作毛主席那样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铸成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除了他主观方面对党内、国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这一主要原因外，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恐怕对他的思想不是没有影响的。

现在再说参加“四清”的事。1964年12月中旬至1965年1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在“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的基础上总结了运动中新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南翔同志向几位书记传达会议精神时说：“原来的文件草稿是十七条，经过讨论增加到二十三条。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在讨论中有争论。少奇同志认为，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毛主席不同意?奇同志的意见，认为矛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工作方法上，毛主席不主张工作队人数太多，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不要搞神神秘秘冷冷清清那一套，要解放‘四不清’干部的大多数，打击面要小。”南翔说：“最后定稿的文件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修改的，有些重要的话，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对于传达中说的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争论，我感到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没有去多想；对于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的，认为主席关于运动的性质看法明确深刻，工作方法强调注意政策，依靠群众，团结多数，打击面要小，这些都是对的。因此，我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带学生下乡搞“四清”有了更有力的思想和政策武器了，下乡前一定要组织大家好好学习。但对于主席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下面的可能是指“四不清”干部，那么上面指的什么呢？标准是什么呢？后来我和何东昌同志在延庆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议论过，也没有搞清楚。“二十三条”下发后，北京市委把通县作为实施的重点，彭真同志、刘仁同志都亲自去那里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经常蹲在那里领导运动的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同志。为了学习“二十三条”，并为带学生下乡参加“四清”作准备，蒋南翔同志在1965年的3月份还带我们几位副书记专程到通县赵凡同志的点上参观学习，请他给我们讲了那里的经验。

经过同市委商量，我们下乡的7000人分配到延庆、怀柔、平谷、密云四个县。9月初，我们的“四清”队伍进入了四县我校负责的各公社。我和何东昌同志，还有党委常委滕藤同志、李恩元同志带队，我和东昌负总责。东昌、滕藤和我到延庆，我任县工作团党委副书记，东昌任永宁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滕藤同志任四海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李恩元到怀柔参加县工作团领导，担任县团党委副书记，同时兼管派往密云去的清华师生。去平谷的，由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同志负责。出发前，我们组织学习了“二十三条”和市委的指示，向师生提出了几条主要要求：一是要学会吃苦；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三是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四是要学习政策、掌握政策；五是要提高警惕，防止地、富、反、坏的破坏。同时，我们向清华带队的各级干部特别交待了几点：一是要尽量给学生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二是要注意团结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坏分子；三是要搞好群众的生产，千方百计增加水浇地；四是要注意和各机关、各单位参加“四清”的干部加强团结，搞好关系。从事后看，大体上清华参加“四清”的大多数同志做到了这一些，没有出大的偏差，在掌握政策和兴修农田水利上搞得更好些。刘仁同志、赵凡同志都曾向我提到过这些，表扬了清华。

第一章 山雨欲来(2)

我们正在全身心地搞“四清”运动的时候，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因为我们在乡下看不到《文汇报》，不知道这回事。11月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语，我这才知道姚的文章。我是在12月上旬看到这篇文章的。姚文元的文章说，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鼓吹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文章进而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产生的背景和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帝、修、反的反华高潮联系起来，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剧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希望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说“《海》剧中‘退田’、‘平冤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对于姚文元文章的这种牵强附会扣大帽子的霸道作风，我是不赞成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都加了比较长的按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讨论的精神，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时因为我没看过《海瑞罢官》，不知道《海》剧的具体内容，在乡下消息又闭塞，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什么。后来听说1965年秋天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同志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姚文元文章发表后，12月20日，毛主席将他对《海瑞罢官》的意见找彭真同志谈了，彭真同志不同意把《海》剧同彭德怀联系起来。据说，彭真同志认为，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的文章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剧本是别人让他写的，与“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并且提出他主张“放”的方针。当时毛主席表示同意彭真同志“放”的方针，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说学术上的批评讨论是一件喜事，他表示欢迎，还说：“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他把研究海瑞的情况列了一个时间表：《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中央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8月间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写于1959年到1960年，发表于1961年1月，也在1961年、1962年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之前。吴晗的自我批评列举的事实，证明彭真同志向毛主席说明的情况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后来报纸上发表了许多评论吴晗的文章，我有的看了，有的没有看，我的思想集中于“四清”，没有再去注意这件事。

1966年2月中旬，中央下发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我记不得是在市委看到的，还是在学校看到的，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汇报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对吴晗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学习了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思想上觉得比较明确了，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场争论引向正确轨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搞“四清”，我的思想仍然是集中于“四清”运动。当时已快到3月了，春耕已经来临，我们加紧了扩大水浇地的工作。延庆有许多干河滩，上面是沙石，水都从下面流走了。据专家说用截流的办法聚水很灵，就是从干河滩寻找适当地方挖条沟，一直挖到地下基石，然后筑一条水泥墙，把水挡起来，让它从地面上流出来。为此，我们多次到河北省怀来县和邻近一些县看了这方面的工程，学习他们的经验。

大约在4月上中旬，市委通知回城里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礼堂看电影。蒋南翔同志和清华的几位副书记都去了，刘仁同志和市委的几位书记也去了。看完电影，南翔说他要到刘仁同志处有事，让我们几位书记到他家里等他一会。大约快吃午饭时，南翔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关于吴晗的问题，批评了彭真同志和市委。市委要开全会，刘仁同志要我参加，因我还挂着市委委员，一直也没参加过他们的会。还要我准备发言，你们先回去，过两天我向你们传达。”这样我们就回学校去了。又过了两天，因我急于回延庆，就先到南翔那里去了。他说：“市委已开完会，毛主席最近有许多重要指示，说解放后，我们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主席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培养自己的年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主席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彭真同志、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主席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主席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市委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市委检讨了不抓阶级斗争、不抓意识形态的错误。刘仁同志说他只抓砖瓦沙石，不抓意识形态。”南翔说他发了言，主要是建议市委今后多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说：“市委现在压力很重啊！”听了南翔的这番话，我顿时感到沉重和紧张，什么话也没说，向他告辞回延庆了。

到了延庆，我在县里一般性地问了一些面上“四清”的情况和春耕生产情况，就到永宁公社去了，因我住在永宁。这时已是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和“四清”都在紧张地进行，人来人往不断征求我对春耕、“四清”的意见。虽然我也讲些这样那样的想法和建议，也照样东奔西跑到各村参加会议和活动，但我的心思基本上不在这些上面，几乎无时不在思索着主席对彭真同志、对市委和中宣部严厉批评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第一章 山雨欲来(3)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登载了一些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表示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开展严肃的批判，并自我批评说“放松了文化学术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全部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符合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精神，学术批判就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感到市委这下主动了，无形中紧张的心情舒展了一些，但还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回学校，先到家里看了一下，即刻进城到南翔处。他告诉我：“现在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已经作了布置，这你已经知道了。我前几天找了京津地区的高校负责人开了座谈会，也作了批判‘三家村’的部署，想推动一下全国各地高校的大批判。小艾（这是当时我们对艾知生同志习惯的称呼）和胡健他们都知道这个精神。何东昌的病不知怎样？我准备抽空去香山看看他。你还是帮助县里把‘四清’搞好。”我把延庆的“四清”情况简单地向他通报了一下。他接着说：“康老（康生）从杭州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开了个会布置批判“三家村”，谁让你开的？你为什么不守纪律？不向中央报告一声？’我向康老作了解释，社会上都已经进行批判了，高等学校理应开展批判，不布置怎么行呢！是我决定召开的。后来康老说现在富春同志在北京代表中央负责，你今后应和富春联系，有什么事向他请示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到富春同志家里，他正在房里接电话，不便打扰，我在客厅等他。这时，刘仁同志和市委其他两位书记也来到富春同志的客厅，见到我在那里，就问：南翔，你知不知道富春同志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会不会是关于‘三家村’的问题。”南翔说：“他们够紧张的了，当时刘仁同志神情不好，有些沉闷。”听了南翔讲的这些事，我无言以对，心里有许多问号，也不便问。

在回延庆的路上，我靠在车座上，时而远眺窗外的田野山川，时而闭目沉思。车进入关沟，我看到两面山上这几年新造的一片一片绿油油的松林，山下与河滩相连的大片刚刚抽芽、显得生机盎然的白杨，想起了刘仁同志1958年为绿化首都，要清华也包几个山头，侃侃而谈的激动笑容。路过三堡，我想起了去年暑假，清华党委在三堡开会时，刘仁同志特地来看我们，他说：“你们三堡盖的房子质量低了，要有百年大计的打算。”我说：“有人批评我们搞的标准高了，浪费了。”刘仁同志说：“那是缺乏眼光。”这些亲切鼓励的话好像是刚说过一样。车爬过八达岭，和山下相比，则是另一种景象。已是4月下旬了，绿色还很少，几乎是一片荒凉。南翔说的那些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思绪紊乱，琢磨不透，上边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

第二章 狂风暴雨(1)

十一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汉和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第二章 狂风暴雨(2)

大约是8月15日，清华科学馆的墙壁上出现了传抄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传抄者注明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写出大字报，问题提得如此严重，语言如此尖锐，实是震撼人心。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的是谁呢？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指的又是谁呢？起初我猜可能指的是邓子恢和各有关的同志，但仔细一想现在这样大的动作，又觉得不像。那是谁呢？1962年少奇和小平同志曾经支持和赞成实行包产到户，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少奇同志同主席有过争论，那时主席就曾经有所批评，有可能指的是他们两位。如果真是，这就太严重了，中央主席怎么能给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贴大字报呢？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或者批评，而要捅到社会上呢？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触动党中央的最高层——中央常委呢？显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越想觉得越严重，我有点害怕了，担心这样下去国家会出大乱子，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会不会乘虚而入，钻我们的空子。

8月13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们最关心的中央人事问题，没有透露。8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呢？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排到周恩来之前，名列第二，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报道中只有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就是林彪。这等于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这时，我对于毛主席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清楚了。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仍然站在高层领导行列之中，我为之庆幸，但愿今后太平。长期“患病”既怕“风雨”又怕“阳光”的林彪，一反常态，精神抖擞，以他特有的怪腔怪调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这个打倒一切、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讲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