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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前言(1)

- 前言(2)

- 前言(3)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2)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3)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4)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5)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6)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7)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8)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9)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0)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1)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2)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3)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4)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5)

-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6)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2)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3)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4)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5)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6)

-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7)

-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1)

-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2)

-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3)

-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4)

-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5)

-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6)

前言(1)

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文武主从论》（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0日。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前言(2)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及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被并称为世界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一般认为，法国革命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俄国革命最早从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过20余年。而中国革命如果狭义的算法，1911~1949年，长达38年；如果宽泛一点，往前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往后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长达80多年。前30年是国民党主导，后50年是共产党主导。前后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一场“慢性革命”。王恒：《现代中国政治》，广州，革新评论社，1926年3月出版，第87~95页。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国革命还将持续半个世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初，相当多的中共党人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共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1927年国民党以武力“清党”反共，而中共革命仍能继续而不辍，与革命者的高昂信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而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中共是一个最擅长组织动员、最擅长运动的革命党。这一点在中共早期就已崭露。1915~1925年间，由于日本的挑战与刺激，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行动：一是1915年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二是1919年抗议巴黎和会将山东权益转归日本，三是1925年抗议上海日本工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这三次危机姑且称之为“亡国”、“亡省”、“亡人”，也就是说，三次“危机”的程度其实一次比一次减弱，然而“动员”的规模却一次比一次增大。尤其是五卅运动的规模更是空前，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只有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尤尔根&#8226;奥斯特哈梅尔（Jurgc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第2页。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的参与。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4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尽管如此，五卅运动仍能轰轰烈烈地持续达数月之久，充分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运动方面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若说五四孕育了中共，五卅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始终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共则很快成长为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

然而，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如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部分地方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细致生动，至今仍少为学界所关注。

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

前言(3)

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20年代初，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焦虑，两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以俄为师”，仿效其“民主集权”的政党体制和“党在国上”的党治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不同。“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为个人争自由，而是要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孙中山的这一主张，为国共两党所认奉。而在实践层面，共产党比国民党贯彻得更好。

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中国人整体性地否弃，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取而代之。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具有排他性，不容党外有党，多党并存。对国民党而言，要么“容共”，要么“清共”，不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只有抗战前期的短暂例外）。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

“以俄为师”的另一成果是军队党化。军队党化，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

战争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军事史堪称民国史研究最薄弱一环。这也许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一 “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其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2)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引注：即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页。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6页。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１９１３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作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8页。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技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3)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参阅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新青年》第２卷第１号“通信”栏中，有“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读者来信；第２卷第２号“通信”栏中，有署名王醒侬的读者来信；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读者来信，均强调《新青年》（《青年杂志》）乃继《甲寅》杂志而起者。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1000本。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9页。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怀有好感。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称“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其潜台词亦以陈独秀早已是“大名家”。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三个月前，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2卷起，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页。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4)

二 “复活”与“渐兴旺”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四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三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第4卷第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教育部的任命函，转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7~78页。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六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爱真：《五毒》，《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

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学界对《新青年》之思想主张，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章不侧重思想史考察，并不意味着漠视和否认其重要性。下节有关《东方杂志》角色转换的论述亦同。《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4页。《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７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第615页。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5)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虚拟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4页。“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25页。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引注：原文如此，似为如之误）是乎！”《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致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6号。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如广为人知的《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新申报》1919年2月17日、3月19~23日。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林琴南致蔡元培函，发表于《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有关“林蔡之争”的深入探讨，可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289页。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参阅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6)

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27日。在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第6版。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

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匡僧：《大学教员无恙》，原载《时事新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如《时事新报》称：“北京大学新派教员，屡被旧派学者之掊击。近复闻旧派藉某军人与新国会之权力，以胁迫新派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有愿辞职以自由主张新学之说。”见匡僧《威武不能屈》，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7号。“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

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此点罗志田教授曾多次论及。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2页；《吴虞日记》（上），第300、309页。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胡适致函朱经农说：“美国一班朋友很有责备我的话”。转引自《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8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8页。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7)

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志拯：《谁的耻辱》，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陈独秀终究被撤职。事情的原委是：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开会商讨学校事。会上，汤尔和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事，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元培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销陈之文科学长职。胡适后来致函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胡适还评论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振。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一万五六千份的印数在当时甚为可观了。据称《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也是一万五千份。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第48页。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8)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3页。像《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像《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吴虞之“发迹”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吴虞日记》（上），第272~273页。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吴虞日记》（上），第295、298页。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吴虞日记》（上），第328页。独钟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恽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恽代英日记》，第31~32、445~446、263页。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阅情况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唯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常订阅的刊物。

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恽代英日记》，第50、128、149、287页。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令人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恽代英日记》，第153页。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

不过到五四前后，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恽代英日记》，第528、568、624页。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9)

五四前后数月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在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中，发生了一次角色转换。只是这一转换，比吴虞大约晚了两年。吴虞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而恽代英虽然也给《新青年》投过稿，其身份更倾向于“读者”一边。从《新青年》“读者”的角度来看，恽代英的情形可能更具代表性。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角色转换，除了思想取向和社会时势的契合外，也不应忽视《新青年》同人在大众传播层面的策略运作。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3号，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一书有收录。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文化主张虽有不同，但两刊从未正面交锋过。陈独秀此次直接“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单刀直入，显得十分突兀。事缘于《东方杂志》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上一篇名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一并推上“复辟”的审判台。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为副标题，十分醒目。在当时国人对“复辟”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攻讦”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同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

学界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已有相当细致的描画，此处无意否认两刊在思想层面的严重分歧，只是对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的“非观念”动机，作一点探奇式的考察。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如何与《东方杂志》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独秀不可能不加以考虑。《东方杂志》以迎合读者、推广销路、确保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新青年》显然不可能像《东方杂志》一样循商业模式来运作。《新青年》要与《东方杂志》竞争，必须以思想主张去吸引读者。就办刊宗旨而论，《东方杂志》力持“平正”，《新青年》则一味激进。但在民初的中国文化界，响应激进者毕竟是少数。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尚认为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恽代英日记》，第517页。张国焘也回忆说，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占少数。

陈独秀借“复辟”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如同使出一个“杀手锏”，大有拔刀见红之效。《东方杂志》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应对。《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0页。但陈独秀仍不罢休，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诘难《东方杂志》。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以“十大杂志”为题，大做广告，力图挽回影响。《东方杂志》列名商务“十大杂志”之首，其广告词称：“《东方杂志》详载政治、文学、理化、实业以及百科之学说，并附中外时事、诗歌、小说，均极有关系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十大杂志”是指：《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农学杂志》、《小说月报》、《英语周刊》和《留美学生季报》。

“十大杂志”广告刊出不久，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一面对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大加赞美，一面对商务旗下的几大刊物痛加批贬，如称《东方杂志》是“杂乱派”杂志，《教育杂志》是“市侩式”杂志，《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等，用语十分刻薄。其中对《东方杂志》的具体评价是：“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罗家伦的批评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词充满火药味，褒贬之间不无意气夹存。《新潮》是在陈独秀、胡适指导下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溜创办。罗家伦之文是否受过《新青年》同人之“指导”不得而知，但与此前陈独秀的“质问”文章无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后来回忆说：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0)

《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张元济日记中有关撤换主编的记载：1919年5月24日：“与梦、惺商定，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8月5日：“《东方杂志》事，惺翁告，亚泉只能维持现状。又云外间绝无来稿。”10月22日：“惺言，《东方杂志》投稿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实太偏于旧。”10月27日：“惺存函商《东方杂志》办法，自己非不可兼，但不能兼做论说，先拟两法：一招徕投稿，二改为一月两期。余意，一月两期既费期，又太束缚，以不改为是。”10月30日：“惺存来信，辞庶务部，担任《东方杂志》事。”见《张元济日记》（下），第778、828、889、891、893页。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第16卷第7期，1919年7月。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新青年》转向宣传社会主义以后，读者群迅速出现分化：一批人重新回归《东方杂志》（如吴虞又重新订阅《东方杂志》，见《吴虞日记》［上］第561页），另一批人则进一步成为《向导》的热心读者。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9~40页。五四前后，像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大多经历了一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此消彼长的“权势转移”过程。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新青年》由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由涓涓细流逐渐汇成为洪波巨浪。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周评论》和《新潮》的相继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三刊同声协唱，同气相求，很快产生了群体效应。

与《新青年》相比，《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相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报纸形式出现的《每周评论》更显灵活也更具时效。

《新潮》的创刊，意味着学生辈正式以群体的形式加入到“运动”中来。在此之前，虽有青年学生给《新青年》投稿，但均是个体行为。《新潮》因系北大学生所创办，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脾胃。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的施存统致函《新潮》编辑部说：“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施存统的这一说法颇值得注意。因《新青年》自1917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先后发表讨论文章数十篇。在《新青年》所有话题中，以“文学革命”的讨论最为热烈。但在施存统看来，在1919年以前，注意新文学的人还不多。直到《新潮》加盟鼓吹，“文学革命”的招牌才竖稳固。

1922年，胡适应《申报》创办50年纪念之约，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文中写道：虽然自1916年以来就有意主张白话文学，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很快办起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1)

胡适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进程的描述。换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全国性的“运动”，与五四运动大有关系。施存统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适更重视各地数百种报刊的响应。数百种报刊的群体响应，意味着“新文化”由少数精英的鼓吹，发展为知识大众的唱和。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

就《新青年》本身的传播而言，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湖南要算《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宫廷章：《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9月，转引自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305~306页。《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两千本。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吴虞致胡适》（1920年3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7页。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吴虞日记》（上），第301页。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情况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新青年》全年定价2元。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间，便出版了16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120余卷。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是这些地区，新文化真正成为“运动”，也是五四以后的事。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就更滞后一些。据恽代英称，五四以后，武汉学生“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1920年初利群书社成立后，武汉才有了专卖新书报的场所。恽代英：《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124~132页。由于书社规模不大，以至于成立半年多后，在汉口明德大学读书的沈均还不知道有此书社。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10月他致信毛泽东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

新文化运动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第5~21页。

新文化运动在各省之间不同步，在各县之间更不平衡。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2)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尽相同。在浙江，《星期评论》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订阅《星期评论》400多份。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第33页。后者几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畅销的新文化刊物是《劳动界》。长沙文化书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共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国》（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劳动界》于1920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通俗小报。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64页。销量排在第二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创刊于1919年8月，编辑李辛白是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办刊宗旨是想将新文化普及于民间，以“平民”为对象，文字通俗简短，定价又很低（一元钱32本），故而销路也很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78，第297~395页。排在第三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销2000册已相当可观，但在湖南仍不及《劳动界》与《新生活》之畅销。刊物的销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趋势。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207~212页。有关孙中山最早提出说，见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冯天瑜《新青年民主诉求特色刍议》，两文均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第62、170页。实际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该期有四篇文章提到“新文化运动”。其中三篇是陈独秀写的《随感录》（《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另一篇是《长沙社会面面观》，注明是由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国民公报》、《晨报》摘出，内中有一节标题是“新文化运动”，很可能也是陈独秀所拟。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陈独秀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申报》1920年3月21日。演讲稿随即同题发表于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周策纵由此推断：“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8226;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引自《鲁迅回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53页。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第2号，1920年6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4页。同年8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更明确指出：“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第5卷第4册第29号，1923年4月29日。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亲身参与过运动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仍坚持这一看法：“‘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93~394页。五四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在郑振铎的语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重要表征。郑振铎专门就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作过分析，认为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成绩，亦乐观亦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文人还不够觉悟，中国思想界没有长进。后者主要指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太少。他说他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第7期，1920年1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03~305页。杂志繁荣而书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景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辞书，也几乎一致以五四为“新文化运动”之开端。如1930年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对“五四运动”的释义：“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行示威之国民外交运动也……论者谓为新文化运动之始。”舒新城主编《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第94页。又如1934年出版的《政治法律大辞典》对“五四运动”的释义：“五四运动以政治的运动始，以后演为新文化运动，实开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之新纪元。”高希圣、郭真编辑《政治法律大辞典》，科学研究社，1934，第40~41页。1949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亦称：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参与政治运动的开始，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底开始。”顾志坚、简明主编《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1949，第28~29页。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3)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此数据由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青年》光盘检索统计得到。内中包括“通信”、“随感录”、编辑部通告等各类文字。其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涉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金观涛、刘青峰曾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的出现频度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此外“德谟克拉西”（包括“德先生”）208次，“民治”194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53次。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56期，1999年12月。笔者根据同一光盘版检索，所得结果略有出入：“科学”1907次，“赛先生”6次，“赛因斯”2次；“民主”260次，“德谟克拉西”（包括“德莫克拉西”、“德先生”）205次，“民治”70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3次。在总字数超过541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系列主题词的出现频度极低。

后来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108页。“民主”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非难”《新青年》者“叫板”说：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已经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和九一八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恰是有人试图挑战“科学”与“民主”的权威而引发。

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并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1919年12月，胡适在综览各种解释后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胡适所称的“新思潮”、“新思潮运动”，与时下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同义。胡适认为，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虽然简明，但太笼统。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限制在“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之狭义范围内，而且完全将“民主”排除在外。阐述虽然具体，却远没有“拥护德、赛两先生”那样具有决绝的气势。亦因为此，陈独秀这篇专门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甚少为后来史家所提及。

由于不满意陈独秀的诠释，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4)

就学理而言，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概括“新文化运动”，比陈独秀的“德、赛两先生”更为精当切要。然而，胡适的诠释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1920年8月，陈启天在《少年中国》撰文指出：“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却依我的推想，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当年新文化的“运动家”对什么是“新文化”虽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却相当一致地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说法。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纪念‘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民主’。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民主’！”郑振铎：《五四运动的意义》，《民主》第29期，1946年5月4日，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187页。“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

实际上，后来史家在考察《新青年》杂志后发现：“《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63页。《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显然不曾预想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故上述诸话题不可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话题中有的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有的并未获得成功如《新青年》曾计划邀请“女同胞诸君”讨论“女子问题”就未能落实。

对一个刊物而言，何种主张最为反对派攻击，往往意味着该主张在当时最具反响。蔡元培总结林琴南对《新青年》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此两点为蔡元培驳复林琴南时所归纳。林、蔡往还书牍收入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03~116页。这两点，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亦可得到印证。如《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北京新报》报道称：“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遗生：《最近之学术新潮》，原载《北京新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隐尘：《新旧思想冲突平议》（一），原载《民治日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5)

最值得注意是《申报》的两次报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报道称：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演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腐败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报道说：（《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野云：《白话文在北京社会之势力》，《申报》1919年11月16日。综而观之，当时《申报》等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这两个方面之所以会产生巨大反响，其实不难理解：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砸了旧式读书人的饭碗，而反对孔教则意味着推倒了旧式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话文学。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440~448页。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上海群益书局刊登《新青年》杂志广告，见《申报》1920年1月1日。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内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增刊。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第158页。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够全面，但他的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又过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据1936年北平人文书店版重印?第82页。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理想常常为人们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淡忘。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16)

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8226;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微拉&#8226;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07页。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造”，参见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44~174页。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从此以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模糊。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

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的信：“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见《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下文简称《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页。在短暂的五六年间，中共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四一二政变前，中共党员人数为57900余人。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页。这是否意味着中共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指国民党——引注），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见《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中共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中共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中共上海区委1921~1927年间，上海区中共组织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阶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除上海市外，还领导江浙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阶段，只领导上海市区党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党的工作。本章将这四个阶段的上海区中共组织，简称为“上海区委”。研究对象只限于上海市的党组织，不涉及江浙两省。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区委的工作机构设有宣传部、组织部、工农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区委按区域建立了七个部委员会，简称“部委”，分别是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另有徐家汇独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工会等群众团体文件等。乙编为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之专辑，共六册。甲、乙两编均非正式出版品，注明为“馆藏本，供内部使用”。不过，甲编八册坊间早有流传。唯乙编六册控制最严，外间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动、鲜活。如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尤为难得。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2)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中共最初虽是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其创党伊始即申言要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7~58页。1924年开始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中共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认为只要将民众组织动员起来了，党的势力就可以深植于广大基层社会，并具有不易摧折的伟大力量。

1925年五卅运动，中共对动员民众的信心骤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实力当时中共党员总数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党员仅200余人。和总结前两年工人运动的经验，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打算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罢工，因为中共担心“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群众成无意识的兴奋，恐酿事端”，引来“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之恐慌”。《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页。但运动最终引发为一场超过五四运动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帝大风暴，大出中共的意料。虽然运动由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这场运动给中共一个极深的感受是：革命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如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页。

其实，中共的组织路线和组织目标是相悖的。根据中共的章程，其组织路线十分严密。而严密的组织路线显然不利于“群众党”的组织目标的实现。为了尽快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组织规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相当的候补期，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五卅运动以后，中共决定放宽组织路线。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当此本校当时中共党内文件称团为“中学”，党为“大学”；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中共中央通告自称“本校”，对党员称“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最初虽是为了隐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党团员之“学生气”。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页。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特拟变通办法：两名入党介绍人中，只须一人是正式党员，且不限于入党半年以上者；《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号》（1925年9月9日），《上海文件》甲1，第15页。候补期也尽量缩短，工人的候补期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知识分子的候补期由半年缩短为三个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9~53页。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更进一步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页。并批评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二号》（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页。对于发展对象，区委指示，“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计及”。《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二号》（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枢字第九号》（1925年9月26日），《上海文件》甲1，第3~4、33页。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每人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即使不计及能力和对主义的认识程度，恐怕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指标。况且对主义若无认识，其阶级觉悟也会大打折扣。

按照中共党章，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须开除：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但上海区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规定：“非万不得已实在无希望之同志，不可开除。”《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页。可见其组织实践与规章制度存有相当的差距。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层组织。上海区委文件一再强调，发展组织是基层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并提出“群众化”是组织发展的主要目标。《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3月13日），《上海文件》乙1，第252页。不仅如此，上海区委经常下达征求党员的具体指标，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党员要扩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扩充到1万人以上。《上海区委组织报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4~45、49~53页。

上海区委对于党员的征求，手段相当灵活，如要求“每个同学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动，不论若何社团，到处参加，无孔不入”。“要与各方面群众建立成很好的联合关系，或尽量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只要不是反动的，并不是一定要马上拉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才有作用，我们可随时加以注意与领导，也就不失为我们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优秀分子加入我们的团体，当然也有很大的意义。”《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号》（1926年5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191~192页。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3)

上海区委很快发现，即使放宽组织路线，党员的征求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区委下达的征求指标，基层组织无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党员总数为2223人。《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5日），《上海文件》乙4，第69页。上海区委发现，这一数字未必十分确实。因为每月各部委报给区委的党员人数，时增时减，波动极大，很不稳定。“往往同志数量的增加或减缩，在一个月，相差至七八百人：发展的时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时候，突然又减少七八百人，党的组织状况不稳定。”《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82页。骤增骤减的背后，其实是党员数字的虚报不实。因上海区委经常向部委下达硬性的征求指标，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时指出，上海党员人数，上礼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发展一百三十二人。报告比上次虽好，但不可乐观，闸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现只二百人。商务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现望各部赶快发展党员，今天要规定各部委下星期发展党员的数量：小一百五十，杨六十，上五，引三十，复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见《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1~232页。部委无法完成时，只好虚报浮夸，或者临时拉人凑数，敷衍应付。

有一个部委如实道出其中的原委说：过去上报的党员数字确有水分。“每次开会，因要人数多，临时召集些人来，每次临时来的人，即认为同志，实际只到一次，并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这是现在同志减少的原因。”《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独支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9日），《上海文件》乙4，第48~49页。

另一个部委也坦承：“本来有许多同志是在开会时临时找来的，在会场上将其名字抄写在名册上，即作为一个同志。这种同志第一次到了会，第二次并不来了的，一到罢工失败之后，不说要他们成为新的干部分子继续负支书干事之责没有可能，即要他们到一到会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罢工结束之后，无论罢工厂的支部或未罢工厂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册之外，至于名册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做起。”《王炎夏同志关于小沙渡九月份罢工后的情况报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60页。

这种情形在青年团内也存在。如团上海地委指出：团员的数目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上级机关催得紧时，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的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时期，又都一滚而去。《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6页。

上海区委对中央的组织路线已经打了折扣，而基层部委又对区委的组织路线打折扣。层层递减的结果，实践与制度日趋背离。

上海区委要求每个党员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介绍者自然首先从自己的熟人、朋友和亲戚、帮派入手。但上海区委很快发现，通过私人感情介绍党员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则是新党员效忠于个人胜过效忠于党，“同志对党关系不如对私人”。《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69页。区委称：“过去我们发展党员，往往以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为介绍新同志的入手办法，因此发现很多的弊病，如一个同志发生不好倾向，或遭其他打击，其余凡为这个同志所介绍的同志，都与党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工人区域，往往以每个同志的帮派或姊妹们的关系，从事发展，结果，这许多同志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很少对党有诚挚的信仰与情感及认识。”《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三号》（1926年6月21日），《上海文件》甲1，第218页。

这种情形在青年团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纱厂工人，有的一人介绍数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将一车间的女工一起领来，不问她是否觉悟，介绍来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支部的通过，更说不上部委的批准……只问在车间是否听他的话，不问她的家庭，她的历史……因为只是一二个人的发展，所以发展是畸形的，一厂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却一个也没有……而且男女同志的发展也不平均，同兴十四厂（的同志）都是女的，东、西五厂（的同志）尽是男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84~285页。

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上海区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层支部加紧发展新党员。区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亲自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写信，声称：“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陈信引自《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77~79页。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4)

因响应中央急于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上海区委经常将指标具体落实到各部委每周的征求数目，并提出“大发展，大洗刷”的口号，认为“因为群众很简单，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认识，就介绍进来，如果进来后稍有不合，就可开除，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6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189、194页。实际上，区委一心追求“大发展”，“大洗刷”并未见实行。

1927年1月的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党员约3000人。这一数字显然与区委所期待的“大发展”目标相距甚远，于是区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发展到1万人。《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上海文件》乙5，第235页。到3月15日统计，党员人数增加到4400人。区委仍十分不满：两个月只发展1000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上海区委罗亦农同志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作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1927年3月15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上海文件》乙6，第272、282页。但令区委沮丧的是，第二天各部委汇报上来的党员人数反而减少了200人。这意味着部委报上来的党员数字并不可靠。区委觉得“部委说话靠不住”，“部委书记工作之不切实”。《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16日），《上海文件》乙6，第293页。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中共中央更感到扩充党的队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陈独秀乐观地认为：“我们如果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尽量扩充CP，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7日），《上海文件》乙6，第318~319页。

为了响应陈独秀的号召，上海区委于3月18日决定开展一个“宣传CP周”，向上海市民公开宣传CP，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18日），《上海文件》乙6，第327页。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更激励了上海区委扩充组织的雄心。3月23日，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提出“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页。也就是说，十天之内，要将党员人数由现有的4000多人扩充为1万人。

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头脑更为发热，声称：“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五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二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页。

4月1日，区委将指标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内要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上海要五万党员，内要有六千知识分子，五千小商人，党才能有好的行动”。《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页。区委要求基层支部放胆介绍，只要肯来，来者不拒。南市纠察队全体加入共产党，受到区委的表彰，号召别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门办党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党员人数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见的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中共党员人数的最后统计，是4月4日的8374人。不过，上海区委对这一数字的确实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页。

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中共在武汉的组织发展也有过像上海一样的“大跃进”阶段。

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4月24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2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页。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十六号》（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页。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页。

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页。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页。

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页。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页。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5)

二　团与党的竞争

20年代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亦值得关注。中共中央规定，团员与党员的年龄大致以25岁为分界，但年龄在25岁以上而在CY工作者，可加入CY；年龄在25岁以下而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会议记录》（1925年9月1日），《上海文件》乙1，第135~136页。上海区委要求团上海地委“注意将青校同学中之年龄超过者或年龄虽未超过而为较好分子者尽量转入本校，以资扩大本校组织。”《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心工作和组织训练班及群运指导工作计划》（1925年10月1日），《上海文件》甲3，第40页。上海区委其后又规定，以后不纯粹以年龄为标准而分化，须以觉悟程度为标准。如未觉悟的分子，仍退入团。《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5月11日），《上海文件》乙2，第107页。这样一来，团的法理定位十分明确：团是党的后备力量，受党的领导，即“中学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同志应领导中学同志工作，中学同志应受大学同志督促”。《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5月），《上海文件》乙2，第183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年团，其实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页。而非父子关系。亦因为此，双方经常呈现一种竞争和竞存的态势。在上海，不仅团员与党员的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团的组织效能明显优于党。如团的支部大都能按时开会，开会时缺席的很少。这一点上海的党就很难做到。五卅运动中，党和团的组织都有过一次大发展。上海团地委担心在这次大发展中有“投机分子”混入，曾举行了一次“洗团”运动，先后洗出上百人。《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208页。而上海的党组织从未洗过党。

在1926年以前，上海区委很少注意团的工作。上海团地委也很少向上海区委汇报工作。党与团很少发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文件》乙3，第72页。1926年4月，上海区委颁布《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规定称：党是革命的总指挥，团是在党指导下对青年施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团体。“每年政治运动的方式、主张及策略均须经过CP决定以期统一。在这大前提之下，CY尽可积极发展政治工作。”“CP和CY各级机关及各支部的会议，均须互派代表，藉以彼此熟悉情形。遇有共同行动时，还应召集临时的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之联合的会议。”《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4月27日），《上海文件》甲1，第156~158页。这一规定颁布后，党与团的上层关系开始发生较密切的互动。上海区委委员中，有了团地委的负责人。《上海区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7~238页。

在上层，党与团的关系逐渐密切，但在基层，CP和CY之间一直存有门户之见。《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4月27日），《上海文件》甲1，第156页。按理，团员转为党员，是一个团员政治上“成熟”、“进步”和“觉悟”的表征，应该乐意为之。而实际情况却是团员多不愿转入党。由于团内青年学生较多，能力较强，而党员多为工人，才能往往不如团员，加之团的组织比党的组织严密，因而出现团员瞧不起党员的现象。《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6月17日），《上海文件》乙2，第259页；《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105页。在团员看来，“大学支部喜欢指导中学支部而无能力”。有些团员自以为能力比党员强，不愿服从党的命令。“有的地方中学负责人比大学强，就形成中学指挥大学，就发生纠纷。”《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97、104页。尤其在学校学生方面，党的支部组织不健全，不仅不能指导中学支部工作，而且一切问题，大都由中学支部先讨论，实际上是中学支部领导大学支部。党方称此为“大CY主义”。《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团上海地委关于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工作报告》（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3、414页。

其次，团内女青年较多，在她们眼中，党内女同志多是“老太婆”。“小姑娘因姊妹关系，不愿入CP，又不愿与老太婆合伙，又过去男女问题使他们害怕。”《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文件》乙3，第77~78?。所谓男女问题，乃指党内常常闹恋爱纠纷。

同样，在党员眼中，团员还是一帮幼稚的小孩子，也难免存在“轻视中学”的观念。大学说中学是小孩子，中学即骂大学为老头子，因此而影响到实际工作。《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页。

有的工厂中，女工多为团员，男工多为党员，党、团之争几乎成为男女之争。而在学校，如上海大学附中，党员多是教员，团员多是学生，党员往往以先生的姿态对待团员，团员则以“考试太严”而怀疑党员故意刁难。《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98~100页。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6)

另外，团方批评党方散漫，无计划，不能按时开会，纪律不严，做事不与团方商量，只是单独去做，又做不好；而党方则批评团方只注意开会，没有注意实际工作和深入群众。《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1~103页。

1926年7月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这样描述党与团的关系：“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93页。

实际上，党与团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竞争的态势。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团不愿把好同志分化给党；对党方面调走团的同志，团视为“拉夫”。在发展新成员时，党与团竞相介绍，团方有意隐瞒年龄，而党方则增加年龄。《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75、97页。

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一直被笼罩在中共的强势组织结构下，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其实并非如此。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党团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党团关系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一个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自有其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内在动力。如孙中山的同盟会之以海外为根据地，借助华侨的经济支援和留学生的人才优势，避开统治集团的高压环境，均是其成长的有利因素。中共在1920年代的崛起，其内外情境又截然不同，如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治经济支持，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运用，中央政权的弱化与地方政权的分化等，均是其成长的重要助力和契机。

五四时期有一著名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中共成立后，将这一口号改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中共中央强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

在中共的大力宣导下，仅一两年时间，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很快为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表面观之，“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列强”似无区别，其实大不然。清末之际，革命党人将中国的一切病根归咎于帝制。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则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谈道：“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则有。”

这意味着中共并没有严格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20年代上海区委的文献显示，党组织对普通党员其实很少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以至于不少工人党员“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方子山关于前段工作意见及下步工作安排》（1926年8月11日），《上海文件》甲4，第173页。为了追求“群众党”的发展目标，上海党组织也没有恪守其“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组织规程，其组织手段灵活多样，或借助私人感情，或以“封建”帮口为媒介，甚至采取“拉夫”式的吸纳和来者不拒的公开征求等，其“宽松”的实际运作与其“严格”的党章法理判然有别。

不过，中共对“学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颇为在意，其“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妨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也导致党内知识人才的结构性欠缺。工人党员因文化程度低而影响对“主义”的信仰，又因生计所迫，而无暇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以至上海的三四千党员中，从事实际工作较得力的仅数十人。

帮口是上海工人的传统组织。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但帮口并非完全听命于党的操控。帮口首领由“封建”式的工头，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后，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溜赋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党组织与工人之间上下其手，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义胁迫党。这意味着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20年代上海的党员80%以上是工人，工人党员80%又集中于纱厂。上海工人运动几乎成了纱厂工人运动。党的组织触角所伸展的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尚未广泛深入到普通市民群众中去。当然，20年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并不完全相称，如工人党员虽然只有两千左右，而在中共组织影响下的工人大约有10万；学生党员只有一两百人，而实际受中共党、团号召的学生则有五六千人。五卅运动中，中共有过以一两百个党员组织领导数十万工人罢工的辉煌纪录，并于1927年3月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故中共自认为“组织力量弱，政治力量强”。

五卅运动的成功发动，使中共感觉到革命动员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难。然而五卅有两大支撑不可忽视：一是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二是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张国焘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30页。五卅使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但也遗留下一些令中共十分头痛的“恶习”。五卅期间多达300万的巨额捐款，使一般工人养成了罢工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人领袖”养成了从中“揩油”的习惯。而且这一“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共的某种认同，以至于罢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这无疑给中共增添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只是中共的后备军，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并非如此。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而且早期团的组织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团与党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

第二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7)

20年代的中共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如农运方面，湖南比广东激进，而工运方面，则上海较汉口温和。上海区委明确表示，上海工运不希望蹈汉口的覆辙，采取改良行动，避免幼稚行为；《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7页。既要使工人不太消沉，也要抑制工人过分嚣张；《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9日），《上海文件》乙3，第38页。在后期还一度与商人资本家以及帮会头目建立联合战线。1926年底上海区委的报告反映：“工人群众都太信任蒋介石。”《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6页。“一般工人群众把蒋介石当做‘万家生佛’看”。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25日），《上海文件》甲2，第123页。这提示我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镇压工人运动，并非因为上海工人运动如何激烈反蒋，而主要是蒋对中共政治组织力量的恐惧。

早期中共各地方组织形态不尽一致，在都市和乡村的遭际和应对更是不同。过去学界更多地关注中共高层决策及其“共性”的一面，而对中共地方组织的差异性关注不够。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1)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伸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校史（包括北大、清华、南开）著作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中，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各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

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

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另外相当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参见杨奎松《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其次，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章拟考察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兼析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将党务推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期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章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国台先生曾利用台北“法务部调查局”所收藏的国民党档案和中共文献，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情形进行过研究，但不知何故，他未利用其本所档案馆所藏之朱家骅档案。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2)

一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党国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3)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5-（5）。，党员人数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新党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致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新党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3。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4-（12）。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学生极少。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5-（1）。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50%还是保守估算。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4)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5-（5）。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4-（13）。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联大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5-（5）。

二 教授入党的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

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蒋梦麟要求院处以上负责人先行加入，应只是劝进，而非强制。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亦未影响其职位。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5)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此一论点，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两人论文中均有提及。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页。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时，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国民党体制中的一员。1939年11月，朱家骅接替CC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给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CC系掌控。CC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甚至有些行政部门为了防御CC系势力的渗入而抵制设立国民党党部。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20~321页。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的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推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CC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学背景，常常是影响他们相互聚合或疏离的重要因素。显然因为朱家骅的关系，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分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这样写道：“凡与先生有学谊者，第一虚心请其与党合作，其次当使为党之诤友，再其次亦为党部之朋友。”《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被介绍者中，有的对入党比较积极，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如史学系主任雷海宗，与姚相交甚密。姚对其反复游说，雷仍有些犹疑。姚请朱家骅亲自出面邀雷入党，雷碍于情面方表示允可。《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该函原件无时间，年月系根据信的内容推断）；《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张伯苓是1941年加入国民党的。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伯苓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第271页。

联大教授中，考量个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其人。其实党票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政治机会，多是希望通过入党而与朱家骅建立私人关系。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之所以如此，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大有关系。国民党虽然号称“以党治国”，但在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私人背景。

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6)

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00~302页。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借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者，亦希望借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

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8226;学校党务卷》：95-（5）。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据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见《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33页。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

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他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2年12月19日）：“骝先部长先生赐鉴：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朱家骅档&#8226;人才人事卷》：459—（2）。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骅档&#8226;人才人事卷》：459—（2）。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考虑到华罗庚身有残疾，从昆明赴重庆，路途遥远，行动不便，劝他不要受训，并允诺华罗庚，“苟他日有机会出国，可代其证明”。华罗庚回复说：“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8月7日），《朱家骅档&#8226;人才人事卷》：459—（2）。朱家骅感其意态殷恳，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华罗庚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28日）。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骅档&#8226;人才人事卷》：459—（2）。

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内有：黎锦熙（西北师范学院），陈寅恪（燕京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熊庆来（云南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金毓黻（东北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王星拱、朱光潜（均武汉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姚从吾（均西南联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