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峥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如此不可：顾准传/吕峥著. —沈阳：辽宁教

育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549-0661-3

Ⅰ. ①非… Ⅱ. ①吕… Ⅲ. ①顾准（1915〜1974）—

传记 Ⅳ. ①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4708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147千字

印张：17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叶北宁 责任校对：陈晓丹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李慧娟

ISBN 978-7-5549-0661-3

定价：32.00元

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

——普罗米修斯

文革。

红卫兵勒令“牛鬼蛇神”写罪行交代，贴在布告栏上。所有人都认真“交代”，唯独顾准，拿着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两个黑黑的大字：读史。

贴好这张彪炳史册的“大字报”后，他并未离去，而是像参展的画家一样，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自若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人群。

红卫兵问他什么意思，回以：“最近什么事也没做，唯独看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造反、抄家、打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看狂乱的中国到底往何处去——顾准确实在读史，因为他相信，这一切，都将载入史册。

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目录

自序

引 子

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时

天生我才

租界里的童工

16岁的民办教师

第二章 战火中成长的地下党

被点燃的革命激情

潜伏在“孤岛”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解放区的天

第三章 走向人生的“最辉煌”

红色土豪

上海滩的钱袋子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第四章 真理的乱坟岗

身世浮沉雨打萍

从党校到中科院

黑龙江上的斗争

阿左狂欢日

第五章 伤 城

疯狂的“大炼钢”

人头猪脑

商城没有商鞅

决堤的大坝

平生所学供埋骨

第六章 天堂地狱一念间

人民的大会堂？

陈云的惊诧

市场经济第一人

再当一次“右派”又如何？

第七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

康生的《罗织经》

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

以死明志还是“低头认罪”？

“我的手上没有血”

花落人亡两不知

第八章 一个人的“五七”干校

息县，一声叹息

“我就是不服”

卑微者最先醒来

第九章 向乌托邦宣战

重生的娜拉

吹尽狂沙始到金

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

第十章 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希望交织着绝望

倒下的寒冬夜行人

非如此不可！

尾 声

附录1 顾准的作品流布

附录2 名家评顾准

附录3 顾准的平反之路

附录4 顾准年谱

自序

所谓不朽，就是在后代心中引起共鸣

刘慈欣的《诗云》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某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有人问它，你能作出超越李白的诗吗？

它消耗了无数能量，将汉字排列的每一种可能都罗列出来，说：“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但我找不出来。”

对于出生在一个只问成败利钝的商人家庭的我来说，这则故事具有特殊的含义。

还记得《三体》里，当太阳系被降维攻击，颟顸的人类终于明白，如果世界注定即将毁灭，唯一重要的事便只剩下如何证明我们存在过；

还记得《2001太空漫游》里那个默然不语地凝视着人类进化的神秘石板。电影上映之初，一个观众激动不已地冲到银幕前，张开双臂高声道：“这就是上帝！”

还记得《银翼杀手》里被人类创造出来从事危险工作的复制人不甘心只有四年阳寿，逃跑并寻找延命之法，却被前来追杀的主人公逼至绝境。临死前，看似冷酷无情的复制人竟在滂沱大雨中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般绚丽的遗言：

我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壮美，

见过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

注视万丈光芒在天国之门的黑暗里闪耀。

所有的那些记忆都将消失于时间，

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纳博科夫说：“就像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永恒的黑暗之间。”

又如博尔赫斯所言：“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

对意义消散的恐惧，贯穿生命的始终。

起初，我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并愤怒不已。但就像萨特所说，人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发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冀求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而一旦开始，这种内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成为一切苦痛的源泉。

命运的锁链越铰越紧，逐渐，妥协了、接受了，与现实融为一体，乏善可陈地活着。世界越来越坚固，你对现实基本无能为力。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捶的牛一样。

寻求意义而不可得的茫然与空虚，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物质的丰饶使人生的困境早已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衣食无忧人畜无害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心的人，也可能偏偏因为绝望而自杀。

幸运的是，在喧哗与躁动中，我找到了王阳明。

他让我明白，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

让我明白，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让我明白，所谓启蒙，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让我明白，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

让我明白，去私欲可以让人快乐，可以跳出意识的层面，穿透因缘和合的“假我”把握事物的本质；

让我明白，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让我明白，作为人，何谓正确。

然而，正如亚当斯所说：“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人人大谈道德却无视规则、不知群己权界的国度，最终只会沦为《镜花缘》里的“两面国”。

为了厘清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我开始了50万字的跋涉。在第二本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截稿之日，若有所思地写下“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从改良旗手到独夫民贼，袁世凯的转变无非为“路西法效应”做了又一个注脚。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走得更远，却未能摆脱兴勃亡忽的周期律。洪宪梦碎30年后，当一批从延安采访归来的记者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和富于理想时，第一夫人注视着长江，说：“如果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在这片制定规则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的土地上，难道人人都会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胡适曾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主张由社会贤达把政治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但历数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从唐绍仪到熊希龄，皆为一时之选，却劳而无功，不得不令人对政治道德化深表怀疑。

以嘉庆皇帝为例。庙号“仁宗”的他亦步亦趋地按圣德典范行事，如履薄冰，戒慎恐惧，把他老爸晚年的毛病都改了。乾隆晚年那叫一个贪，临死前，有人在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一块两吨重的玉石。乾隆很高兴，说赶紧运来，让我看看。

结果玉石还在运来的路上，乾隆却挂了。

嘉庆立马给押运官下旨，说不管运到哪，当场给我扔了，我不好这个。

某年冬天，皇室观看冰嬉表演，结束后嘉庆回到养心殿，命人去拿当天奏折。太监回禀说，没有，因为大臣们觉得您看了一上午演出，天又那么冷，可能已经累了。

嘉庆勃然大怒，下旨痛骂全国官员，无论满汉，不分文武，一体申斥，说我每天五更起床，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借口心疼我，让我这么勤政的一个皇帝没事干。

还有一次过五十大寿，一个御史上奏说，我们按祖制在京城热闹一下，演十天戏吧？结果当即被嘉庆踢了回去，说你是什么人？你是御史。御史的职责是当皇帝要去玩的时候把他拦下，你倒好，撺掇我去玩？发配边疆。

当然，嘉庆主要是对自己严，对臣下还是比较体恤的。一次，湖北学政杨怿会到北京汇报工作。夏日炎炎，嘉庆一见杨怿会进来，立刻把扇子放下。因为君臣对奏，臣子于礼不能扇扇。

嘉庆就能做到这点：扇子我搁下，跟你一起流汗。把杨怿会感动得晚年写回忆录提起这一幕还老泪纵横。

但又能如何？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已通体皆烂，苍蝇老虎环环相扣，嘉庆位于这个严丝合缝的生态圈的顶端，束手无策，甚至连下面发生了什么事都难以获悉，甚至孕育出曹振镛这等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心诀的军机大臣，其悲哀不下于万历年间面对政以贿成的现实不得不用抽签来遴选官员的吏部尚书孙丕扬。

事实上，政治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就社会治理而言，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远比儒家的王道仁政更接地气。

比如“环形监狱”的构想。

监狱中央设一监视塔，看管者可以监视囚犯，囚犯却无法窥见看管者。边沁建议，将环形监狱承包给私人运营，收益即罪犯的劳动所得，以节省政府开支。

又如“乞丐管理”。

边沁认为，无论悲悯还是厌恶，遭遇乞丐都会降低路人的幸福感，并对政府不满。因此，要把乞丐从街头赶到救济院里。

问题是建造救济院会增加纳税人的支出，违背“使社会全体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主义原则。

边沁的解决方案是：任何遇到乞丐的公民都有权将之带到最近的救济院，乞丐在救济院必须工作，以换取其生活费。从而，“乞丐管理”的计划自给自足。

并且，为了调动路人的积极性，边沁还提议，每抓住一个乞丐便奖励20先令。当然，奖金将记入该乞丐的账单。

对功利主义的反对集中在其忽视个体权利，可能沦为“多数的暴政”上。

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

从这个角度看，在政治的动态演进中，文化和制度互为表里。

文化是制度的土壤，制度是文化的保障。早在西汉，路温舒就用《尚德缓刑书》呼吁言论自由，并以“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的华丽辞藻入选《古文观止》，但历览青史，因言获罪者俯拾皆是。

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只是昙花一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儒家文化圈顶礼膜拜两千年，但在描写“脱北者”的韩国电影《北逃》里，朝鲜的政治机器依然对啼饥号寒的草民咆哮：“混蛋，吃饱饭难道比祖国还重要吗！”

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作了回答：“星星都会灭亡，国家为什么要永远存在？需要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才能存在的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

都是从茹毛饮血的时代一路走来，民主和宪政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西方历史上也不乏查理一世、路易十五这样的暴君。

但自1859年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写下“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人类终于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份发言权，即使是毫无理性或极端保守的人也不例外，那么人性的良知将会在所有可能性中进行挑选并做出正确的抉择。

没有一个文明是因为其公民了解了太多的真理而招致毁灭的。

然而，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寥寥数十字，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之所以至今不可动摇，绝不是靠开国先贤的御笔朱批，亦非凭借法律机器的刀锯鼎镬，而是通过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审判，有惊无险地驶过各种暗礁险滩，方才成为汉莫拉比石柱上的不刊之论。

它既非宗教，也非主义，而是自文艺复兴以降的理性精神，是人类对个体遭遇不公和蒙受苦难的不可遏止的同情，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敲响的恢宏圣音：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责任，也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根本原则。先辈们认识到，所有人类组织都会面临种种威胁。但他们明白，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于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持。不鼓励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同所有历史进程一样，对《第一修正案》的探讨和实践亦有反复，《防治煽动法》《防治间谍法》以及麦卡锡主义都曾使宪法蒙尘，但追求自由的火种却从未熄灭，正如布伦南大法官接过前辈的衣钵，在判词中写道：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

的确，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只有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真理才能在流通的言论市场上得到检验。

1965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约翰逊总统一拖再拖，最后极不情愿地签署了法案。

很快，技术的发展消除了交流中的滞碍，抹平了传播学里的“知沟”，信息传播的效率一日千里。

但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疲劳”。即“因为暴露在过量信息当中而导致的漠然、冷淡或心力交瘁，尤其指由于试图从媒体或工作中吸收过量信息而引致的压力”（《信息简史》）。

人们难以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找到一条独立思考的路径，更多的是成为情绪的奴隶、偏见的附庸。人性的丑恶被空前放大，但这激起的不是悔改与反思，而是更多的阴暗。

世界仍有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危险，奥威尔对信息被集权政府垄断的担忧并非多虑。但与此同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更加恐怖的画面正鳞次上演。

不再有人禁书，因为没人看书；不再有人隐瞒真相，因为没人关心真相；不再有人控制言论，因为大众早就在浩如烟海的信息里失去方向，麻木不仁。

一切都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呈现的那样：被广告和软文淹没，把思考防线拱手相让的人类贪婪地吸食着精神鸦片，宛若《梦之安魂曲》里的老太太，整日抱着电视，不辨真假，安静腐烂。

媒体是现实世界的隐喻。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接触的媒体。因此，电视出现后，总统没有了胖子。

但就像宋代思想家张载区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一样，知识与智慧有着本质的不同。

即便孔子号称“韦编三绝”，也早已赶不上现代人的阅读量。而即使把春秋时全天下的竹简搜罗到一起，也没有微博一天的信息量大。

问题是，六祖惠能不识字，你能说他没智慧？

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如果说知识是做加法，看到事物的不同，那智慧恰恰相反，通过去除盖在真相上面的东西，看清事物的本质和相同。

人的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酒桌上、手机里，每天都听到、看见无数与己无关却使焦虑成倍放大的垃圾信息，却没想过其实远离喧嚣，才会成功。

所幸，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外界到回归自我、回归内心。无论社交工具还是新闻客户端，移动互联时代，举凡成功的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即把最有价值的信息推送给最需要的人。

稻盛和夫认为，真理的布是由一根线编织出来的。找到线头，追本溯源，从洋务运动的变器物到新文化运动的变思想，构建互联网思维的哲学基础，是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

然而，在写作《顾准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重塑社会价值观，不能依赖政府。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道统”被“治统”打压、利用、欺骗和强奸的血泪史。从来都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刘歆还是朱熹，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走入专制权力，几乎都会变成同一模样。

以此观之，孔子其实是没有权力的王莽，王莽则是得到权力的孔子。

对此，顾准反思道：“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当年，鲁迅在演讲中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20世纪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破门而出的娜拉，其无远弗届的能量甚至感召了美国牧师吉姆·琼斯，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宣扬社会和种族平等的人民圣殿教。

在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的60年代，琼斯接济贫民，帮扶黑人，打造了一个守望相助的进步团体。但随着威望日涨，野心愈大，他开始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控制教徒人身自由。

1978年，吉姆·琼斯唆使党徒杀害国会议员赖安，并威逼利诱900多名教众同他一道服毒自杀。至此，无论人民圣殿教有过多么美好的过往，都永远被钉在邪教的耻辱柱上。

一切正如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所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归根结底，政治学的内涵应当是“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为其涂脂抹粉，把某个人、政党或者国家送上至高全能的宝座。

独立战争前，平民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用《常识》《人权》等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点燃了美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被尊称为“公民潘恩”。

而他只是一个鞋匠。

近代以来，“士绅”在中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从写作《盛世危言》的买办郑观应，到公然抗命的银行家张公权，再到清末咨议局里推动立宪的张謇、汤寿潜等衮衮诸公——在董仲舒写下“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两千年里，商人从未如此华丽的在历史舞台上集体亮相。

然而，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历代改革家的共同愿景，虽说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不乏“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放活微观）的政令，但一俟国库告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汉武帝为敛富人之财而颁布的“告缗令”即为明证。

1894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接手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他担心企业步入正轨后被政府收回，向幕主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

从“织布局”到“织布厂”，一字之易，大有微妙。而以盛宣怀浸淫官场之深，亦惧其朝令夕改，过河拆桥，日后刘鸿生、卢作孚的悲剧，可以想见。

不过，商人若转变观念，从“得君行道”到“得民行道”，把重心放在思考如何重建溃败的社会上，《大明王朝1566》里的丝商沈一石的悲剧并非不能避免。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这是最简洁的辩证法。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我们都曾没有焦虑、竞争和压力地存在着。饿了，向母亲哭喊；饱了，则甜甜睡去。周遭的一切，无不新鲜美好；任何东西到了手中，都能变成有趣的玩具。

我们拥有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的充实和喜悦，同世界浑然一体。

然而，随着年龄见长，我们产生了对立分别的意识，与万事万物割裂，开始区分我的、你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对的、错的……

原本完整的世界，塌陷出一道道巨大的鸿沟。而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一场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与社会的无休无止的博弈和冲突，直到精疲力竭，百病丛生，年华老去，死亡降临。

艾瑞克·弗洛姆认为，在古希腊，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则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财物的附属。于是，“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

在小说《熵》里，托马斯·品钦用一场混乱的公寓派对隐喻日益无序的后现代社会。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能量可以转化，但无法100％利用。比如汽油的化学能可以转化为发动机的动能，但一定伴随着大量的热能与废气。

这种转化过程中永远存在的无效能量，被称作“熵”。

任何粒子的常态都是随机运动，要使其呈现出“有序化”，必须耗费能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际上是说，当一种形式的“有序化”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有序化”，必然伴生某种“无序化”（熵）。

由于能量交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从高温物体到低温物。因此，封闭系统内，熵增不可逆，即越乱越混乱，好比无人打扫的房间。

这是宇宙宿命——从有序开始，走向无序，直至熵值达到最大，陷入永恒的死寂。彼时，一切有效能量都消耗殆尽，不再有任何变化发生。

那是时间之矢的尽头，人类文明的所有辉煌与灿烂届时已然作为齑粉，归彼大荒，如电如露，如浪花消弭在大海之中。

以地球而论，技术手段越先进，商品交换越频繁，熵增的速度便越快，世界也愈发支离破碎，后工业时代人的迷茫与孤独亦因此挥之不去。

但同时，人类始终没有停止“减熵”的努力。艺术家用意义对抗虚无，物理学家提出“麦克斯韦妖”的猜想，假设封闭系统内有个精灵日拱一卒地做功。

其实，在死神永生的普世悲凉中，信息是熵增唯一的制衡。这是一种无损的存在，不像能量会散失，价值体现在被人读取。

从微观角度看，铁匠把铁打成镰刀，是一次熵减。但站在宏观层面，世界上的镰刀也许早就过剩，其实是做了熵增。

铁匠应该打铁还是打犁，当由上游资本决定。投资人砸的是真金白银，自然会千方百计探求最有价值的信息。

而这种价值，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人生态度。

20世纪50年代，顾准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比大多数中国人超前了30年。时至今日，距他出生已整整一个世纪，距他离世也过去了40年，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但加诸其身的功过荣辱却逐渐被世人所淡忘。也许，这正是反对“造神”的顾准所希冀的，一切都如凡·高对他弟弟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事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是为序。

引 子

1959年，河南信阳，商城县。

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

彭楚南又一次扔了铁锹。一开始众人还侧目而视，慢慢便习惯了——毕竟是中科院下放的右派，有点脾气可以理解。

只有顾准和另外四个同事明白，彭楚南其实早已加入马来西亚籍，属于在华的外国人。根据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理应允许他持护照返回马来西亚。

可惜，在商城县委看来，国际公约基本等同于《辛丑条约》。彭楚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铁佛寺上空回响着他凄楚的哀号：“我是外国人哪！”

铁佛寺劳动大队原本关着一百来号当地的右派，顾准等人的到来提高了劳动队的规格，县委专门派一个名叫沈万山的恶煞统一管理。

第一次训话，沈万山得意扬扬地对一排排蹲坐在泥地上、仰脸聆听他教诲的“臭老九”们自报家门：

“我年轻时是地主家的雇工，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解放军送过情报，就此参加了革命……”

资历秀得趾高气扬，顾准却在听到“革命”二字时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虽然每天要连续劳动十五个小时，但最难过的其实是政治表现关。

为了跳出火坑，右派们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摘帽，即使出卖灵魂、诬陷他人，亦在所不辞。

沈万山在自吹自擂的同时，注意到了顾准。这是一个个子很高，穿着整洁白衬衫、背带式西裤，头发三七开，显得潇洒干练的中年男子。饶是满面尘灰、一脸倦容，也挡不住黑框眼镜后那深邃而有力的目光。

沈万山冲他一指，道：“就你吧！”

意思是让顾准当联络组长，随时向他汇报中科院小组右派们的思想动向。

顾准觉得沈万山纯属《鸡毛信》看多了，还活在十年前偷送情报的浪漫幻想中不能自拔，当场表示拒绝。

这直接招来了疯狂的报复和折磨。

半夜两点，顾准被叫起来下地劳动。漆黑的夜色里，伴着他翻地、种菜和浇水的，只有当空的那轮明月。累了，顾准就撑着锄头喘气。

抬眼望去，铜钱大的月亮泛着昏黄的湿晕，像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

隔着四十年的时光，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时

转眼到了七月，暑假一结束顾准就要升读高中，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退学几成定局。

百般犯难之际，贵人从天而降。

天生我才

1915年，当《新青年》在上海租界宣告创刊时，一声啼哭划破了陆家浜的晨曦。

这是陈文纬（1873—1944）的第五个儿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女儿。

之所以这么敢生，皆因家境不错。

陈文纬的哥哥陈蓉生搭上了上海发展的高速动车，棉花生意做得很大。在哥哥的提携下，陈文纬从苏州搬到上海，当上了“陈记花行”的二东家。

可惜，陈蓉生因长期吸入原棉纤维，且操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病。沉疴日久，终于在1914年去世。

陈文纬没有其兄的商业头脑和管理能力，生意渐渐败落下来。

小顾准对此一无所知，他和上海所有的小孩一样，头戴瓜皮帽，身穿肥马褂，操一口杂糅着苏州音与上海话的方言，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长大了。

顾准的母亲顾庆莲（1885—1979）在嫁给陈文纬前，顾家曾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顾庆莲所生之子，都随母姓。

陈文纬鉴于已娶了顾庆莲的姐姐，顾家两个女儿都跟了自己，后继无人，便答应了。

对顾准而言，童年的美好回忆永远少不了城隍庙。

逢年过节，父母总是带着他和哥哥们逛庙会。吞蛇吐火的民间艺人，让猴子画画的杂耍，还有弯弯曲曲的窄弄里那数不清的江南小吃铺——酒酿圆子、赤豆糖粥、小笼包子、鸭血粉丝汤……不一而足。

由于陈文纬曾自学中医，并研究过《黄帝内经》等医药典籍，因此，耳濡目染之下，好学的顾准跟着父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

1922年，7岁的顾准已念了两年私塾，陈文纬在征得离家不远的留云小学的同意后，直接将他送去读了三年级。

上学前，按照旧俗，陈文纬给儿子取字“哲云”。

留云小学毗邻香火旺盛的禅宗名刹海潮寺，烟云缭绕、清净庄严，是一所师资雄厚的私立小学。

在德高望重的海潮寺住持应乾法师的资助和奔走下，留云小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凡该校毕业的学生，皆可直升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中院（附属中学），继而免试升入交通大学。

交大的前身是盛宣怀创办于晚清的南洋公学，二十年间培养了章宗祥、邵力子、李叔同等青年才俊——由此不难推想留云小学在家长们心目中的地位。

虽然顾准的国文和数学成绩极为出色，虽然顾庆莲经常把他搂在怀里饱含爱意鼓励他将来做个人上人，虽然交通大学的朱漆大门似乎已在向他招手，但家里的经济条件却每况愈下，快要撑不住了。

后来同顾准关系最好的六弟陈敏之（1920—2009，由于陈家坚持，敏之一生下来便不再姓顾）的出生，进一步增加了开支，陈文纬不得不卖了珍爱的包车（人力车），辞了车夫，从中产阶级沦为小康市民。

顾庆莲东省西攒，仍感左支右绌。肉类已很少上桌，主菜经常是凉粉和小黄鱼。

屋漏偏逢连夜雨，顾庆莲的大姐在39岁时暴病身亡。对亲生的顾准、陈敏之，与大姐留下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顾庆莲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然而，在上海这座“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虚荣之都，三个上留云小学的孩子连穿衣服都成问题。

为了让顾准和他两个哥哥（老三、老四）上学时能有体面的衣服，顾庆莲别出心裁地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质地不同、颜色各异的长衫，轮换着穿。

于是便委屈了年纪最小的顾准。他常常穿着比自己大很多的衣服，拖着袖子，走起路来好似孔夫子上朝一般“趋近，翼如也”，频遭同学们的嘲笑和讽刺。

家道衰落的苦涩，学业竞争的压力，让顾准养成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也塑造了他不甘受辱的倔强性格。

一次上国文课，老师布置大家作五言律诗，顾准认真写完后交了作业本。

谁知，老师看不上顾准的诗，批了一句“狗屎，猫屎，臭不可闻！”，就返还给他。

顾准勃然变色，当众撕毁了作业本。

老师厉声道：“顾哲云，你干什么！”

顾准高声道：“既然臭不可闻，为什么还要留它！”

顿时，举班哗然。

自此，终其一生，顾准再也没写过诗。

童年的时光，就像陆家浜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不知何时才能东入黄浦江。

顾准和陈敏之常常饶有兴致地站在河边，望着满载稻草的货船来来往往，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金黄色。

对未来的憧憬，就沐浴在这样一片暖色调中，令人迷醉。

租界里的童工

1925年，成绩优异的顾准提前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唱起了留云小学的校歌：

“滔滔黄浦歇，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

为了帮家里摆脱困境，顾准决定舍学战而就商战。他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的商科，并顺利被录取——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多到各大商号工作，薪水丰厚。

中华职校教会了顾准两项重要的技能：英语和打算盘。

中华职校校长黄炎培（1878—1965）以“民主科学”为教学宗旨，教材里不仅有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原君》，也有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译文。顾准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树立了他远大的志向。

可惜，顾家花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已接近赤贫。

陈文纬每天宅在家里借酒浇愁。顾准放学归来，书包还来不及放下，就被父亲差去跑当铺，然后用换回的钱沽些廉价酒。

新学期开始了，顾准却因交不起学费，休学了。

望着邻居家的孩子有说有笑去上学，小顾准跺脚落泪，不知所措。

母亲和搬来一起住的外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咬了咬牙，决定为顾准拼一笔私蓄（旧社会的女人为了养老和以防万一，都会藏些私房钱）。

阔别一个多月，顾准攥着两个女人压箱底的20余元，回到学校。

一天，过早负担了家庭重担的大哥陈怀农借着酒醉大骂顾庆莲，说就是因为她嫁进门，自己的母亲才抑郁而死。

顾庆莲很委屈，说她跟姐姐一向相处甚安，姐姐去世时，自己还执了披麻戴孝的大礼。

陈怀农不依不饶：“你还好意思讲，就是你生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外婆吃穷了这个家。”

无尽的纠纷中，陈文纬备受煎熬。

一次吃饭时，他正自斟自酌地喝闷酒，突然听到一句不爽的话，积蓄已久的怒火登时爆发。

他掀翻桌子，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全家都被吓傻了。

顾庆莲默默地蹲在地上，含泪拾起满地狼藉的盘碗碎片。

顾准心如刀割，联想起平日课上所学，愈发憎恨起这个黑暗的社会来。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为配合北伐军，在上海发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直系军阀派驻上海的淞沪镇守使出动军警进行围剿，结果被工人武装队全歼。

枪声稍歇，顾准兴奋地跑上街，去看工人对警察局实行接管。只见身挂红布标志的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开到昔日令人生畏的警局门口，一把夺下门卫的枪，将其大盖帽轻蔑地扔到地上。

这是顾准第一次邂逅“革命”，观感只有一个字：爽。

转眼到了七月，暑假一结束顾准就要升读高中，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退学几成定局。

百般犯难之际，贵人从天而降。

曾在中华职校任教，后供职于工商银行的王志莘（1896—1957）得知顾准的情况后，心生垂怜，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留美时的同学潘序伦（1893—1985）。

这个拥有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之父的人彻底改变了顾准的一生。

20世纪初，现代工商业在上海等大中城市蓬勃发展，简单落后的旧式记账方法早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潘序伦回国后，在暨南大学开讲西方会计学的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会计事务所——潘序伦会计事务所。

炎炎夏日，12岁的顾准沿着黄浦江一路向北，在公共租界洋气十足的事务所中见到了潘序伦。

对这个知书达礼、性格开朗的学生，潘序伦非常满意，当即谈妥待遇（试用期每月6元，三个月后12元）后，就说定了上班时间。

顾准的新差事辛苦而卑微。

遇有客人来访，他必须立即趋前迎候，帮忙脱大衣，恭恭敬敬地引入内室，沏茶倒水。没有来客时，潘序伦或其他职员一声招呼，便得接过信函，穿街过巷，四处送信。

除此之外，还要帮老板料理私事，甚至倒尿盆……

创业之初，人手不足，顾准经常忙得头昏脑涨。喘息之余，不禁怀疑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天，顾准到工商银行送款，王志莘一见到他，便严厉而含蓄地说道：“你可千万不要马虎啊！”

顾准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他肯定在潘序伦那里听到了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从此，他愈加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自己输不起，也没有任何退路。

无论多苦多累，他总是任劳任怨，甚至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不久，潘序伦发现顾准写得一手好字，英语也不错，便在增添人手后免去其杂活，而让他专心做抄写、打文书。

终于，顾准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赢得了潘序伦的信任，初步站稳了脚跟。

16岁的民办教师

事务所的日子繁忙而寂寞，顾准和新来的年轻职员夏星寿很快成了好朋友。

夏星寿多才多艺，英文极好。顾准一边读着他从英文读物上翻译过来的文章，一边把许多不愿对别人讲的心里话都告诉了这个没有代沟的大哥哥。

可惜好景不长，入职不到半年，夏星寿便突发疾病身亡。顾准悲恸万分，趴在好友的小木床上哭了许久。

在夏星寿的影响下，顾准养成了阅读外国作品的习惯。他接触到了由巴金翻译的无政府主义名著《面包与自由》。

作者克鲁泡特金原是俄国亲王，自愿放弃奢华的宫廷生活，远赴西伯利亚服兵役，后来因参加民粹活动遭到沙皇的逮捕和迫害。

在这本流亡法国期间撰写的书中，他大声疾呼：“人类的趋势是减少政府的干涉以至于零”，“当旧的制度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打得粉碎的时候，呼声便起了：‘我们要的是千万人的面包、住所和安乐！’”

克鲁泡特金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保证所有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他主张这个任务必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

思想尚未成熟的顾准也一度深受感染，向往起那个自由浪漫的乌托邦来，直到养家的重担暂时浇灭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7年，家庭矛盾激化到了极点。陈文纬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去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上班，把每月30元的工资一分为二，一半给顾庆莲姐姐生的五个子女，一半给顾庆莲这边，自己则搬到会里去住，靠行医的出诊费维持生活。

从此，便算是分了家。

顾准面临的窘境是：外婆老了，母亲和姐姐陈秉珍都没有工作，下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妹。并且，七个人从家里搬了出来，不得不租房子住。

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顾准咬紧牙关，努力工作挣钱，并承接了刻钢版蜡纸的活。

每晚，顾准都冒着严寒，披着棉袄，在家中挑灯夜战。即使贴着钢板的手指冻得通红，手背上长满冻疮，他仍然坚挺地握着铁笔，只为刻满三千字的会计学讲义，换得两毛五分钱的报酬……

经年日久，顾准对所刻讲义倒背如流。他把一点一滴的理解和体悟融会贯通，在闷声不响中成了会计学达人。

于是，每当事务所的会计师聚到一起讨论业务时，顾准站在一旁观摩体会的同时，经常发表不同意见。

一开始，众人还不以为然，久而久之，竟发现这个孩子确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便赶紧报告给了老板。

潘序伦起初不信，试探了几次后，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原来千里马就在自己身边！

他连续擢升了顾准的职位，从会计员到查账助理再到会计夜校的助教，月薪也随之翻到了40多元。

每月发完工资，顾准总是悉数带回家，毕恭毕敬地交给母亲。眼见儿子一天比一天出息，望子成龙的顾庆莲高兴得合不拢嘴——自己为补贴家用在外面接的洗衣、缝纫等苦活总算能减轻些了。

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逐步确立。潘序伦从美国引进的现代会计学愈发受到重视，业务越来越多。

他把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语出《论语》里的“民无信不立”，并以“信以守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宗旨，很快便叫响了上海滩。

1930年，刚刚15岁的顾准开始出任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负责人。

夜校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函授课程，为上海培养了许多会计人才，顾准的名字也逐渐在会计界传播开来。

十里洋场，霓虹灯光闪闪发亮。旖旎的夜色中，下班回家的顾准总是一袭长衫、一把洋伞，腋下夹一本书，行色匆匆。

1931年，不拘一格的潘序伦大胆提出，让16岁的顾准走到台前，担任兼职教师，开讲会计学。

欣喜之余，顾准为此做了大量准备，想在课上给学生一个惊喜。

开学那天，他穿着整齐的蓝布长衫，夹一叠厚厚的讲义，兴冲冲地走上讲台。

结果悲剧了。

夜校学生多是成年职员，工薪阶层，利用休息时间来充电显然不是为了看一个瘦弱少年如何适应讲台的。

他们又笑又骂，不断起哄，非要把顾准撵下台。场面一片混乱，年轻的顾准无可奈何，只得自顾自地讲了起来。

学生们仍不买账，闹了一个星期，潘序伦迫于压力，只好让步，转而让顾准筹办立信的学术杂志《会计季刊》。

此刊第一次使现代会计学在中国有了争鸣之地，而作为主编，顾准也通过约稿同颇有名望的章乃器（1879—1977，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成为忘年之交。

废寝忘食的顾准像生生不息的永动机，一有时间就跑到东方图书馆看书。

这座只需两块铜板就能竟日流连的公共图书馆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料室，馆藏十分丰富，刻苦钻研的顾准从此步入了思想的殿堂。他终日埋头书海，不仅阅读了陈寿的《三国志》、许慎的《说文解字》、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传统经典，还涉猎了诸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之类的西方名著。眼界大开的同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来年，他再次登上立信夜校的讲台。

个子长高了，浓密的黑发上打着蜡，一张清秀的瓜子脸神情泰然。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老成笃定的眼睛。

这一次，顾准没被赶下台。相反，他语言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

正巧教授“银行会计”的老师因故离职，潘序伦便点了顾准的名去代课。

这是会计学中最艰深的领域之一。顾准接手后，发现这门课长期以来竟没有正式的教材。

于是，他又一次决定挑战自我——编写一套大学通用的银行会计教科书。

工作之余，顾准笔耕不辍。在家里新装的15W电灯下，他通读了日本左翼学者河上肇（1879—1946）的《经济学大纲》、马凌甫（1884—1970）翻译的津村秀松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又补充了大量银行学、货币学方面的知识。终于，焚膏继晷之下，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的大学教科书《银行会计》新鲜出炉，并迅速风靡各大院校。

潘序伦为此自豪不已，逢人便说：“我没有看错人啊！这个顾准，的确是少有的天才！”

第二章 战火中成长的地下党

抗日救亡使顾准胸中的政治热情激荡起来，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则让他深感失望。

顾准认为，欲消灭压迫与剥削，铲除贫穷和愚昧，只有跟着中国唯一的希望——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

被点燃的革命激情

天才被“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社稷安危、民族存亡等宏大命题猛然出现在眼前。恰巧此时的顾准正处于愤怒的青春期，难免会有“愤青”的情结。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就在蔡廷锴与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与日寇在上海浴血奋战之时，蒋介石却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抗日救亡使顾准胸中的政治热情激荡起来，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则使他深感失望。

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李公朴（1902—1946）主编的《读书月报》、邹韬奋（1895—1944）主编的《生活周刊》不遗余力地推介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而一本由犹太人主办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更是孜孜不倦地介绍苏区和红军的状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

其中就包括顾准。

他甚至想去寻找传闻中的共产党。

问题是，寻找主流社会眼中的“共匪”比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还困难，顾准约上三哥陈怀德，把上海翻遍了，也不见共产党的影子。

正焦灼间，逝友夏星寿的哥哥夏增寿从天而降。

夏增寿是南京一家无线电台的职员，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不久前，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下狱，放出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便跑到大上海谋生活。

顾准像捡到宝一样，天天往夏增寿家跑，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情况。

正好夏增寿在自学经济学，便借机同顾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很快，陈怀德与几个立信的同事也被吸引进来。热血青年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最后达成共识：欲消灭压迫与剥削，铲除贫穷和愚昧，只有跟着中国唯一的希望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

舍此别无他策。

1934年，热血青年们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顾准家的厨房。

他们三天两头举行集会，议论时政，研究马列主义，交流思想，探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后来，经众人商议，该“非法组织”被命名为“进社”，以示追求进步，并推举顾准为社长。

春去夏来，进社发展到28人，终于引起中共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的注意。

经过一番严格考察，党组织正式宣布同进社建立上下级领导关系。

为了工作便利，顾准将进社的秘密活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思想开明的顾庆莲表示无条件支持。

于是，顾准把进社的印刷机关设在家里，开足马力油印“非法”刊物——《前卫》。

一次，正当同志们热火朝天地刻钢版、印材料，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在外望风的顾庆莲吓得收起马扎就往里跑，向众人报信后又担负起毁灭证据的重任。为烧得快而彻底，她在灶里添了过量的柴，竟把一口大铁锅的锅底烧裂了。

这也难怪老太太会紧张过度，由于此时中共正执行王明的冒险主义路线，激进盲动，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连续遭到破坏，陈赓、陶铸等大批高级干部相继被捕，政治局势万分险恶。

在此严峻形势下，顾准仍冒着40度的高温，印发抗日传单和宣传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法”出版物，确属顶风作案。

与此同时，经过全面修订的《银行会计》正式定稿，准备出版了。

潘序伦提出把这本书并入“立信会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而且还霸气外露地表示，顾准是立信的职员，按老规矩，《银行会计》的所有版税都要归入事务所。

作为原作者，唯一的报酬只是立信以分红的方式支付给他的800元现金，远远低于版税收入。

顾准不服，当众和潘序伦大吵了一架，斥责老板待他刻薄。潘序伦反唇相讥道：“我比你老子对你还好！”

潘序伦的逻辑是：若非他为顾准提供了一个展翅翱翔的平台，这个穷孩子离真人版“三毛流浪记”也就一步之遥了。

潜伏在“孤岛”

1935年初，《银行会计》出版发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见解独到，语言晓畅，顾准的名字刹那间响彻沪上。

许多老板和政客慕名以求一见，却被潘序伦告知：顾准已经不在立信了。

原来，“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在政府的历次“围剿”中受到严重冲击，直接领导顾准的上级被抓进局子，进社与组织断了联系。

为了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顾准通过章乃器和新成立的武卫会接上了头。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指导下的抗日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为领导班子，实际负责工作的是武卫会书记、共产党员林里夫（1909—2001）。

在林书记的指导下，顾准解散了进社，带着社员集体加入武卫会。

一天，顾准在路上偶遇潘序伦。潘抓住他的胳膊不让走，非要顾准重回立信。

顾准摆了摆手就是不同意回去——倒不是耍大牌，因为他想当职业革命家。

潘序伦见此时的顾准像骑着哈雷机车狂飙在革命的大路上，也不好再坚持。他又抛出第二套方案：为他代笔写一本《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顾准不署名，但可以拿到高额版税。

正好手头缺钱，顾准爽快地答应了，并因此领到400元稿费。

有了这笔巨款，他终于可以同心爱的人结婚了。

方采秀（1914—1968），又名汪璧，安徽徽州一个小茶商的女儿，因父母不和，同母亲迁来上海居住，并随母姓汪。

高中毕业后，汪璧入职同昌车行，担任会计。

这是一家专售自行车的大商店，对职员要求很高。为了自我提升，汪璧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立信夜校充电。

由此认识了正直诚实、风趣幽默的顾准。

一天，当身着素色旗袍的汪璧拎着书包笑盈盈地从立信夜校走出来时，顾准夹着一叠讲义跟了上来。

他将进社的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她，问汪璧想不想加入。

春风拂过，汪璧仰起脸，眼波流转，眉目传情。

她郑重地点了点头。

革命家的爱情最浪漫。在一次次紧张而刺激的厨房集会上，两个年轻人顺理成章地擦出了火花。

经过漫长的冬季恋歌，顾准终于在南市的一间出租屋里迎娶了汪璧。

婚礼非常简单，连双方家长都没通知，只是请了一些关系密切的革命同志来闹新房。

新娘亲自下厨，烧了几道拿手好菜。在美酒与众人的歌声中，顾准醉了。

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武卫会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华南分会（负责人叶挺）、北平分会（负责人周小舟），顾准因表现突出，经宋庆龄批准，正式担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

同时，在林里夫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年后，当顾准回想起那天在党旗下所立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时，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那是中共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红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在长征的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所有驻上海的中共组织，全部同中央失去联系。截至抗战爆发，上海仅存的共产党员不足200人。

如此险峻的情势反倒激起了顾准的革命热情。他把在书店当伙计的六弟陈敏之拉了进来，同他一起写稿、排版、宣传，筚路蓝缕，不舍昼夜。

当然你会问：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下，顾准却安然无恙？

答案是，他打入了敌人内部。

早在办《会计季刊》时，顾准便向中国银行总账室的主任刘攻芸（1900—1973，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约过稿。《银行会计》出版后，刘攻芸觉得人才难得，一直想把顾准挖过来协助自己工作。

他通过潘序伦联系到了心目中的千里马，并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薪水。

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直接归宋子文领导，对想走仕途的人而言，可谓终南捷径。于是，夜间忙革命工作，白天挎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国银行16层的大楼上班，成了顾准日复一日的生活。

顾准的算盘是：以这样一份颇为官方的工作掩人耳目，有利于搞地下活动。

刘攻芸给顾准安排的任务是核对全国几百个分行汇来的账单。

虽然这是一项烦琐而乏味的工作，但顾准处理起来易如反掌、精准高效，惹得刘攻芸心花怒放，对顾准佩服得五体投地。

办公之余，顾准见缝插针地套刘处长的话，收集情报。由于按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都是一帮吃不起饭的穷鬼，因此，对顾准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社会名流，刘攻芸打死也没料到竟然也是个“共匪”。

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乱。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1900—1976）在长征途中派陈云（1905—1995）和潘汉年（1906—1977）回上海重建党组织，结果两人刚到上海，国民政府便抄了党组织的老巢，在沪的共产党人纷纷逃散。

林里夫跑来通知顾准，让他赶紧辞去中行的工作，并暂停一切政治活动，蛰伏待命。

顾准的辞职信刚递上去，刘攻芸的说客便纷至沓来。

可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员。顾准去意已决，无法挽留，刘攻芸只好摇头作罢。

炒老板鱿鱼是很爽，但炒完后怎么生存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为了维持生计，顾准找到潘序伦，表示想继续帮他写书。

潘序伦趁机再次力邀顾准重回立信，结果仍遭婉拒，只好退而求其次，让他帮忙撰写《簿记初阶》，稿酬360元。顾准欣然应允。

寒来暑往，顾准已记不清帮潘序伦代写了多少书稿。除了当枪手，他还在潘文的基础之上，为其大幅度改写出两部力作：《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和《所得税原理实务》。

潘序伦名利双收，不少朋友却为顾准当了幕后英雄感到十分惋惜。

顾准满不在乎地说：“志不在此。”更何况，潘序伦在酬劳上从不亏待，还一直向外界隐瞒他共产党员的身份。

而通过为现代会计学的开山鼻祖捉刀，顾准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经过秘密谈判，决定携手抗日。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向中国守军开火，被当场击毙。

日军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侵略。

三个月下来，国军不敌，上海沦陷，顾准生活的租界成了被围困的“孤岛”。

少了国民党的掣肘，中共决定重新在上海建立地下党。

张闻天点将，点中了刘晓（1908—1988）。

此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奉贤县县委书记，在王明的领导下，执行了盲目的“庄行暴动”，使组织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因此，对上海地下党如何低调地开展工作，刘晓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教训和认识。

在审查了留存的200名党员后，刘晓迅速组建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1908—1964）、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爱萍（1910—2003）、文化运动委员会书记孙冶方（1908—1983）以及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顾准。

在地下会议上，刘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地下党员都必须以合法的职业作为掩护，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尽量进行合法斗争。

如此一来，顾准负责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便成了最关键的部门。

在顾准的介绍下，地下党员们逐渐渗透到银行、外企、百货公司等各行各业，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如说服杜月笙把一千件刚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在昔日同事惊讶的目光中，顾准堂而皇之地回到立信。

潘序伦如获至宝，任命他为编译科主任，每月工资加分红高达250元，并对顾准的革命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

论收入，20岁出头的顾准已堪称“金领”。在许多上海人眼中，他少年得志，宠命优渥，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典范、青年偶像。

然而，对演奏着萨克斯音乐的西餐馆、镂花银盘上精致的小点心以及流光溢彩的华美舞会，顾准丝毫提不起兴趣。他宁愿把精力投入到指挥职委的同志在上海和新四军根据地之间建立秘密的交通路线，以便输送各类物资……

一天，之江大学的名誉校长李培恩特地来拜访潘序伦，请他推荐一位能讲授银行会计的专家，去学校任教。

潘序伦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顾准的名字。

由于之江大学是为了躲避战火从杭州搬来上海租界的，李校长也没听说过顾准的大名，开口便问是哪国深造的留学生。得知没留过洋，又问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潘序伦笑道：“他没读过大学，要问学历，不过是一个初中生。”

李培恩有些不满：“一个初中生，到名牌大学当老师，未免不太合适吧。”

潘序伦正色道：“《银行会计》就是顾准写的，现在各地商学院都已作为教材，你聘请这方面的专家，舍此尚有何人？”

李培恩保守谨慎，总是不应。潘序伦面露愠色，让他另请高明。

没过多久，上海最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也来立信寻找银行会计教师，潘序伦还是推荐顾准。圣约翰的美国校长比较开明，决定冒险一试。

潘序伦非常高兴，立刻告诉了顾准这一好消息。

几天后，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顾准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地折服了圣约翰的高才生们。

消息传开后，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的负责人相继登门，给顾准送来了大红的聘书。懊悔不已的李培恩再次造访，赔礼道歉，恳请重聘。

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顾准身兼数职，摇身一变成了会计学教育家。

由于国人“见不得你好”的传统，《易经》乾卦里“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春风得意的顾准终于被自己人盯上了。

省委副书记刘长胜（1903—1967）是一个在苏联待了十几年，才回国没多久的老革命，对顾准发明的“联谊会”的工作形式横竖看不顺眼。

这种职业界的群众组织没有“救国会”那样又红又专的名字，开展活动也多以“跳舞”“打牌”等娱乐方式进行，虽颇受职员欢迎，也符合“隐蔽”“安全”的敌后工作原则，却激起了刘长胜的反感。

趁一把手刘晓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之机，刘长胜在省委内部清算了被他称为“右倾”的“顾准路线”。

刘晓回来后，觉得刘长胜和顾准一左一右，难以协调，便玩起了平衡术，让顾准去文化运动委员会当副书记，配合孙冶方工作。

孙冶方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史功底深厚，同“孤岛”里那帮文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

自从前任副书记曹荻秋（1909—1976）调离上海后，孙冶方一直苦于找不到理论素养说得过去的得力副手，直至顾准的到来。

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合作非常愉快，领导唐弢、胡愈之、许广平等左翼文人在笔墨间同敌人战斗。

文委旗下新创的“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一时间声名大振。孙冶方与顾准备受鼓舞，又把触角伸进强势媒体《申报》和《文汇报》，指挥柯灵等人打入其副刊，担任主编。

《申报》的立场顿时左转，被惹恼的汪伪政权派特工用报纸包了一枚手榴弹扔在报馆门口，炸死炸伤多名工作人员。

文委不但没被吓倒，反而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1975）受文委指导，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了《明末遗恨》，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成为京剧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在《杀官》一折中，崇祯含泪对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每当周信芳在哀怨动人的伴奏下悲愤难抑地唱出这几句血泪交融的台词时，感同身受的观众无不含泪鼓掌。而当崇祯那句抑扬顿挫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尾音还没拖完时，台下已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许多观众再三再四地观看《明末遗恨》，就是冲着这句话而来，以至于街头巷尾的小孩打闹时都会来上一句。

周信芳深受鼓舞，于1940年义演了曹禺的《雷雨》，饰演周朴园。而随着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周大师也收到了汪伪特工的“礼物”——两颗装在信封里的子弹。

“孤岛”已载不动顾准洋溢的革命热情，他多次向省委提出，自己要奔赴前线，参加苏南的新四军。

苏南的外县原归中共江苏省委管辖，1940年4月，新四军指挥部派谭震林等人接管此地，成立了东路抗日根据地。谭震林随即请沙文汉帮他物色几个能干的助手。

顾准再次被寄予厚望。

得知调令的孙冶方依依不舍。他已同顾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这种感情还将持续几十年。

更不舍的是潘序伦。他一直把顾准当成自己会计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当顾准委婉地向他提出自己要辞职奔赴外地时，潘序伦完全愣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无论诱之以利还是动之以情，顾准就是不为所动。潘序伦只好摇头叹息，久久不语，最后在福州路的一家豪华西餐厅为他设宴送行。

启程前，顾准托人把汪璧介绍到罗蔓饭店担任会计，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大体可以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不愿当“潘序伦第二”的顾准目光坚毅地望着南方，踏上了新的征途。

解放区的天

苏南。

“东抗”（东路抗日根据地）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至上海，西通南京（时为侵华日军总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

在东抗的一年，顾准主抓宣传工作。他负责的江南社旗下有一报一刊，还有十几条船，船上设有流动的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

没过多久，苏北的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骆耕漠（1908—2008）向华中局组织部要人，把顾准抢了过来给自己当副手。

骆耕漠是闻名沪上的经济学家，与顾准虽不曾谋面，但神交已久。

盐阜区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也是陈毅、刘少奇和饶漱石等高级领导的活动区。在盐阜的半年里，顾准多次参加高层会议，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里谈到的问题颇有感触。比如他在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时引用的“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比如他曾旗帜鲜明地否定个人英雄主义。

很快，淮海区的一把手李一氓（1903—1990）也听说了顾准的才干，又把他从盐阜区调到了自己麾下，仍任财经处副处长。

走马上任后，顾准放开手脚对全区的经济进行统一规划。

淮海银行设立，顾准兼任行长，发行“淮海券”。同时，发放商业贷款和春耕贷款。

货币手段的成功应用使淮海区的经济迅猛发展，李一氓逢人就说：“我请来一个财经专家！”

作为苏北三大根据地之一，淮海区的党政机关实行军事供给制，等级分明。副处级以上配马，有专门的干部服，吃饭开小灶。

时间久了，一股官僚主义的习气弥漫开来。

受此影响，加上骄傲自满的情绪，顾准也免不了栽跟头。

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淮海区党委被迫紧急撤离。然而，银行的印钞厂还存有大量待发的淮海券，必须就地销毁。顾准犹豫再三，最后命副行长前去执行，自己则掉转马头，往枪炮声稀少的方向疾驰而去。

他躲到一个老乡家，隐蔽了两个月，其间只收到一张转交的字条，是淮海区党委一个常委路过时留下的，大意是：现在局势混乱，你在原地埋伏，等候通知。

其实这只是常委同志在情急之下的私人意见，顾准却误以为是区党委的决定。直到等得花儿都谢了，日寇已经开始建立据点，才发觉苗头不对。他打听到党委的新址在泗阳县，迅速起身前往报到。

经此一役，苏北根据地地盘缩小，盐阜区和淮北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黄克诚任区委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

党内一些人对顾准的“逃跑”行为严重不满，觉得他党性不强，需要回炉重炼。

晾了一个多月，李一氓宣布处理结果：你去延安学习吧。

顾准紧绷的心弦刚刚松弛，李一氓又补充道：“没有马。”

这意味着从苏北到延安三千里的路必须徒步完成——考虑到一路上战火纷飞，艰辛程度堪比从日喀则磕长头到拉萨。

他默默地背上行囊，跟两个同志一道，心情复杂地踏上了“朝圣”之路。

穿过陇海铁路，长途跋涉来到驻跸在莒县的山东军区。休整了几日，编入新四军四师赴延安同志团，在孔石泉的带领下开拔。

众人昼伏夜出，赶至枣庄附近。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小心翼翼地越过铁路，心惊肉跳得像在玩战棋游戏“抗日地雷战”。

东曦既驾，一行人安全抵达炊烟缭绕、饭香扑鼻的村庄“佛山后”。正要端起碗来吃饭，忽然，一人急匆匆地进门报信，说伪军已经进村，大家赶紧撤离。

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顾准和同志们撤到了屋后的山岗上。

伪军追至山下，向上射击。游击队据险还击，敌不敢近。

趁此机会，同志团三五成群地散开，各找地方隐蔽起来，到了傍晚才重新集合，再在游击队的引领下上了微山湖渔民的小船。

接下来的路更不好走，一行人便在湖里割芦苇草时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休息了两天。

这是真正的敌占区，环境极其险恶。顾准在窝棚里可以清楚地望见对岸的夏镇，以及周围密密麻麻的敌伪碉堡群。

再次出发，中间没有立脚点，必须一口气穿过七十五公里的距离。从太阳还未下山就上路，连夜急行军，到达宿营地已是翌日早上八点。大家累得躺在地上，谁也不想动弹了。

伪军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是由强迫农民挖掘的宽阔陡峭的深沟组成的，没有辅助工具，难以逾越。在游击队和老百姓的配合下，顾准发现沟壑上已经搭起了结实的门板。

一天夜里，顾准一行又遭遇了伪军。游击队命众人进入交通沟继续行进，并互相嘱咐低下头来防备流弹。

顾准个子高，脑袋露在沟外，一不留神被流弹击中，打在后颈的颈椎骨上，当场倒地。

他强忍剧痛，爬起来再走。等到了宿营地，同行的军医检查后发现子弹只伤及皮肉，并未击中要害……

八个月的暴走，一次次冰与火的磨炼、生与死的考验，凤凰涅槃的顾准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宝塔山。

然而，解放区的天不一定总是明朗的，也可能风雨如晦。

心潮澎湃的顾准还来不及平抑一下激动的心情，就赶上了整风运动。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1898—1975）灵活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的政治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留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重建了政权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产生了一系列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的概念和范式。

不过，延安虽说气氛沉闷，但对远道而来的顾准，中央还是非常欢迎的，安排他到党校学习，按中高级干部的伙食标准，配给西北少有的白面和小米。

平时，学员们在党校附近的山坡和平地上种蔬菜瓜果，虽说一天下来也挺累的，但同志之间那种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氛围深深地感动了顾准。坐在窗明几净的窑洞里，他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彼时的顾准还看不到诸如王实味事件等阴暗面。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一个胜利的政党，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伟大预言：“新中国航船的帆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44年春，中央党校聘请顾准担任会计。以此为机，他结识了党内著名的理财能手陈云。

时任西北局财经办副主任的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听说过顾准的大名，此次一番畅谈，对其深厚的会计学功底更是赞叹不已。

陈云非常重视边区的财经和会计工作，提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在他的动议下，财经办开了个会计训练班。陈云亲自点将，把顾准调来当会计教员。

为体现训练要求，顾准不用现成教材，一上课就“设例出题”，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

同时，他十分注意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立即投入假想的记账实践，等有了亲身体验，再讲解学生必须了解的复式簿记原理，使其迅速、深刻地掌握要点，以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有口皆碑的教学方法传到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1908—1989）的耳中，求才若渴的他立刻聘请顾准前去兼课，讲授会计原理。

事实上，顾准从来就对当学院派知识分子不感兴趣。教学之余，他搜集了大量的边区财经问题，分别致函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1895—1967）与物资局长叶季壮（1893—1967），向他们请教。二人接信后热情邀谈，共同商讨如何发展贸易、克服经济困难以及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逐渐，一向挑剔的陈云萌生了把顾准留在身边协助他搞财经工作的念头。

与此同时，刘晓也带着江苏省委的干部来延安汇报工作，并等待参加中共七大。其间，他的窑洞成了白区（敌占区）干部们聚会的“根据地”，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搞地下工作的，传奇故事最多，陈赓和潘汉年的惊险经历总是让大家如痴如醉，乐而忘返。

刘晓向顾准转达了汪璧的问候。她和顾庆莲在上海虽说清苦，倒还算安稳，党组织也没少给予关照。

而一直待在“联义善会”的陈文纬，在72岁时无疾而终。虽说父子俩已多年不往来，但听闻噩耗，顾准还是非常悲痛，以传统礼仪为他服了丧。

刘晓到延安后兼任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全面负责白区工作。他非常重视顾准创造的联谊会的组织形式，想挖他回去协助工作。

正当顾准犹豫不决时，陈毅派人把他请到了自己的窑洞。

这个苏北新四军时的老首长此刻正因受饶漱石的排挤，被中央调到延安参加七大的筹备工作。快人快语的他对顾准的才华极为欣赏，早就想引为知己。

在关怀备至的气氛中，顾准打开了话匣子，道出自己在扫荡中当了逃兵的心结。

陈军长大手一挥，斩钉截铁道：“淮海扫荡，军部事前已有情报，并电告淮海准备。而淮海负责人却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你在这件事里是没有责任的！”

大人物都发话了，顾准这才稍觉心安，但并未完全放下思想包袱。

陈毅鼓励他重回白区，继续战斗，顾准郑重道：“一切听组织安排！”

即将调任东北局财委主任的陈云想把顾准带走，他找到刘晓协商，谁知后者死活不肯放人。

相持不下间，刘晓估计自己抢不过陈云，便找到顾准，向他摊牌。

顾准选择跟刘晓回上海。

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天意莫测，命运之神似乎在为造就一个青史留名的奇才而精心布局。

第三章 走向人生的“最辉煌”

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此时，一种传言开始在官场上悄然流布：顾准这个人就是不服用。

红色土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顾准作为上海地下党干部，离开革命圣地延安。

不久，他摇身一变，变成了顾老板。

当时，共产国际业已解散，党员缴纳的党费又杯水车薪，中共不得不绞尽脑汁筹措经费。华中局在党中央的建议下，成立了许多由党委投资、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公司。

这些被称作“党产”的企业同工商局备案的其他公司表面上一样，但活动能量却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它们可以调动大量的资金，利用军队、地下党等各种关系网进行内外贸易，一些海外华商和国民党大员为了追逐高额回报，也暗中同“党产”公司秘密交易。

经华中局书记邓子恢（1896—1972）批准，华中财委指定由顾准来负责华中区的“党产”工作。腰缠万贯的顾老板大笔一挥，“利丰棉业公司”挂牌营业，汪璧担任会计，协助他开展工作。

顾准先搞大规模的棉花收购与出口，继而扩大到棉纱、棉布等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最后利用地下党的关系开拓了上海市场，使利丰逐渐成为远近闻名、如日中天的“民营企业”。

顾准一鼓作气，又兼任了鸿济外贸、大成贸易等公司的总经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作为党产的“总舵主”，顾准每天过手的资金成千上万，但他克己奉公，以清教徒般的自律将所有利润全部上缴，不留一个铜板。

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华中党产摊子铺得太广，一时难以收手，为处理好善后工作，顾准在大军压境的危情下依然坚持了三个月，才同李一氓一起向山东撤退。

渤海区是山东最为富庶的地区，在此，顾准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1904—2005）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争论。

当时，渤海区在财政厅长顾准的经营下，生产的粮食完成上缴和储备后仍有大量积余。

顾准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趁此机会帮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

邻近的敌占区正好缺粮，粮价很高。顾准颁布了一条新规，准许治下有富余粮食的农户拿出一部分到敌占区的市场上交易，换取他们各自所需的物品，尤其是区内短缺的茶叶。

政令下达后，渤海区的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推着小车去自由贸易。

同时，顾准又在边界设卡，照章收税，大大提高了区委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可惜，这一消息传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薛暮桥不高兴了。

财政经济部领导中共在全国的财经工作，薛秘书长给顾准发去了申饬的电报，说他资敌。

出于战争的考虑，当时的解放军严禁对敌占区输入粮食。

然而，顾准对薛暮桥的论调却不以为然，他发了封辩解的电报，不谈什么苍生大义、阶级敌人，而是从尊重常识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切切实实地为百姓谋利。

薛暮桥固执己见。两人通过电报你来我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一直处于胶着之势。

彼时的中共党员皆信“真理不是权威的孩子，而是时间的”。因此，无论是中财部部长董必武，还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都静观这场辩论，并不插嘴或干涉。

上海滩的钱袋子

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

进攻前夕，陈毅命令攻城部队“不准开炮，不准爆破，就是子弹也要长眼睛，避免误伤市民”。

作为接管上海的干部，顾准和潘汉年、刘晓等人在丹阳县集合待命。

眼看胜利在望，大家都很兴奋，来到一个小饭庄喝酒庆祝。回顾地下党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战斗的往事，畅想新中国的明天将何等美好，顾准醉了……

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攻入上海市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1900—1954）在吴淞口登船，仓皇撤离。

顾准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随接管委员会入驻南京路的金门饭店。

由于需要接管的部门众多，人手不够，上海地下党赶来帮忙。年轻的地下党员顾树桢见到顾准后非常兴奋，对他的年龄发生了兴趣：“顾局长，您究竟多大年纪？”

顾准道：“三十四。”

顾树桢惊讶道：“我念大学时就看你写的《银行会计》，来见你前，猜测至少也有五十岁了。”

顾准笑道：“出书时我十九岁。”

顾树桢这才恍然大悟，对顾准更是敬佩有加。

五月二十七日，顾准率顾树桢等人接管财政局。当他坐在豪华的局长室传唤原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1896—1971）时，汪突然要求同顾准单独谈一谈。

顾准沉思片刻，答应了。

待旁人退下，汪维恒爆出一个惊天大猛料：其实我是共产党。

1925年，汪维恒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克农（1899—1962）手下干情报工作，潜伏在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后受陈诚举荐，任少将军需署长，在国共内战时为共产党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他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1896—1971），结果却被陈市长委任为财政局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早已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只等接管领导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交给自己的上线潘汉年。

顾准打了个“了解”的手势，又使了使眼色，让门外诸人进来。

汪维恒心领神会，当着众人的面对顾准鞠躬行礼。顾准厉声道：“你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

“是。”汪低着头回答。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上海市财政局！”

汪维恒马上让随员递过大印、钥匙和账册，由他双手呈送给顾准。

接管手续完成后，忍俊不禁的顾准派人将汪维恒秘密送往潘汉年处。

他这才舒了口气，并点燃一支自己最爱的飞马牌香烟。

飞马烟是新四军当年生产自救时由二师烟厂创建的品牌，虽说后来同“中华”齐名，但因用料低廉、工艺简陋，事实上是劣质烟。但顾准酷爱这一品牌，对它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长期只抽飞马牌香烟，结果死于肺癌。

几天后，新政府在国际饭店的丰泽楼大宴上海各界人士。陈毅市长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为全体军政干部上演了《贵妃醉酒》《打渔杀家》……

新时代开始了。

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工业也陷入瘫痪状态。一万多家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不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总产值75％的轻纺业，也因缺原料、无销路，基本停产。

遏止通货膨胀、恢复上海经济，是摆在顾准面前最急迫的重任。

为稳定物价，新政府用人民币从市民手中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但因物资供应跟不上，成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华东局财委和市政府反复研究，提出两个空洞的解决方案：

1.繁荣上海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

2.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

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

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

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解放之初的上海，经济任务繁重。既要从财力上支持肃清残敌、调运粮食、供应煤炭、抢修公路桥梁，又要疏散、救济十几万难民，清除城市垃圾、恢复交通秩序，还要为市民注射防疫针、改造租界供水系统各自为政的紊乱状态。

并且，上海还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资金支持上，顾准功不可没。

当然，高效的工作离不开科学的团队建设。据时任顾准的秘书陈新华回忆：

一次，顾准突然对我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的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

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往下一劈，朝我道：“对，来个‘大脑袋’活动！”

“什么叫‘大脑袋’活动？”我纳闷地发问。

“集中所有人的脑袋，融汇每个人的智慧，这岂非‘大脑袋’？”他笑着说。

“大脑袋”活动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全局员工都要到位于外滩6号大楼的本部学习。顾准亲自上大课做报告。说是报告，更确切讲是谈心。因为他讲话从不用稿，而是针对大家的思想动态坦诚地和员工们交换意见，谈心里话。员工们根据局长的讲话，随时可以递张条子，写上三言两语都行。每当此时，顾准总是详细地做出解答，然后像珍藏宝贝似的把这些凌乱不堪、毫无规则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为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他总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少次，他都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用心听着汇报。有一回，我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便主动为他写好了上大课的稿子。

他接过来翻看了一下，低声问道：“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

“当然是你局长做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顾准莞然一笑：“既然是我做报告，那就应该我自己动脑筋，自己动笔头，怎么能叫你代劳呢？”

诚能动人。

“大脑袋”活动激发了广大财税干部的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位头发花白的员工激动地说：“我做了半辈子旧机关的小公务员，从来都是在局长面前低头听训，而现在却是局长和我们一同商量。上面没有官架子，下面没有畏惧心。”

然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次，听完顾准的报告后，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局长不是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吗，怎么还称我们是‘留用’呢？”

“喊我们‘留用人员’根本就是给我们划了条界限！”

的确，接管的税务局，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从旧机关转过来的，心里埋藏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甚至认为新领导未必会对自己坦诚相待。

而这种长期压抑的委屈，又因顾准一口一个“留用人员”的无心之失发酵成强烈的失落感。

顾准得知后，自责不已，专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同志们，作为一个领导，我曾错误地称呼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你们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才到旧机关工作。但在新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友，是平等的，是同志。我们应该互称同志才是！

自此，“局长检讨”在全局上下传为美谈。

为了让顾准更好地工作，市府将一栋三层的洋房分给了他。

楼前是一个将近一千平方米的西式大草坪，院内摆满了盆栽与花坛，楼后还有一个车库。

除此之外，政府又给他配了秘书、警卫、司机、门卫等九名工作人员，但顾准从来只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待之，极少使唤他人。

刚搬进来时，顾准一眼就瞥见了客厅里那套奢华的硬木家具。他想都没想，便让人统统搬走，一件不留。

顾庆莲不乐意了。好不容易熬出头，儿子当了大官，改善改善生活都不行吗？

顾准见母亲执意要家具，怎么劝也没用，只好跪下来求她撒手。看儿子长跪不起，顾庆莲便也不再坚持。

于是，所有去顾准家做客的人，都看到宽大的客厅里只摆了几张破旧的沙发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

顾准却不以为意。

警卫员不止一次向汪璧感叹，说真不知首长的精力从何而来，似乎用之不竭。

汪璧也很郁闷，孩子们总盼望临睡前能见上晚归的父亲一面，可连这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当时的上海，三个局长最忙，一个是公安局长扬帆（1912—1999），一个是工商局长许涤新（1906—1988），还有一个就是财、税局长顾准。

组织上给繁忙的顾准配了三个秘书，其中税务局的秘书刘方锦跟他关系最近。

工作中，刘秘书发现顾准有一门绝活——速写。

一次，他起草讲稿，一个小时写了70张纸，刘方锦连抄都来不及。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顾准握笔的姿势很奇怪，笔身同桌面夹角小于三十度，笔尖斜抵着纸飞快地滑动，一个个俊秀的小字便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

对顾准而言，一边主持财务局的党代会，一边写税务局的年度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完全是家常便饭。在召开办公室会议时，他总是让各处处长先说，待大家都发过言了，才画龙点睛地总结几句。有时甚至连总结都没有，只说一句：“好，既然各位都清楚了，散会！”

1950年5月，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宣布顾准正式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项任命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顾准已隐然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前途无量的他吸引了众多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公开示爱追求的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有的听了顾准的报告后，专门跑到后台去看真人，要签名；有的干脆直接在市府门口堵顾准的专车，当面递情书。

一次，刘方锦在办公室拆阅群众来信，无意间发现一封含情脉脉、令人脸红的情书。他将信纸小心地塞回信封，交给顾准：“局长，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顾准看完后哈哈大笑，并不避讳：“以后再拆到这样的来信就不必拿给我了，直接处理掉。”

这是顾准人生辉煌的顶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征税工作统一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即由一两个工商界著名人士在行业会议中提出各户应摊派的税额，大家点点头就算通过，以后便按此交税。

而顾准在上海搞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可谓自行其是，独此一家。

弊端很明显：“自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对上海工商业如数家珍的顾准却相信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毕竟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税务的认识都是从他和潘序伦那几本书中学到的，又岂敢班门弄斧？

再加上“轻税”的红脸和“重罚”的黑脸，顾准觉得税务工作已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

中央则不作此想。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再三发电训斥顾准，责令上海整改。

顾准坚持己见，执意不改，但为了减轻上面的压力，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他提出一套“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中和方案。

首先，根据普查将所有税户分为三类：

一、账册齐全的工商业大户；

二、账册齐全的中小企业；

三、没有账册的个体户、夫妻店。

第一类由市税务局稽核处专管查账，第二类由区县分局专管查账，第三类则不查账，只收定期定额的工商税。

由于新办法科学公正，一出台便受到企业的欢迎。在陈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顾准的征税方案，收入激增。

1951年12月，陈云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表态，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于是，这套税务制度开始在全国施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时隔多年，上海财税系统的老职员提起顾准仍充满敬意：“顾准局长来事（能干）！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一种传言开始在官场上悄然流布：顾准这个人就是不服用。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1952年初，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华夏大地上风起云涌地蔓延开来。

二月二十九日，顾准和大家一道走进大礼堂，参加由新近调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的陈丕显（1916—1995）主持的党员干部大会。

会场气氛异常，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时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1903—1967）代表市委在会上宣布：我市的“三反”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从高级干部中揪出八只“大老虎”，依次是黎玉、顾准、曹漫之、程万里……

顾准听到自己的名字，毫无思想准备，大脑一片空白。与会人员向他投来复杂的目光，却只看到顾准那张迷茫而痛苦的脸。

处分是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

当晚散会后，顾准拖着沉重的脚步，惘然不知所往。

他打电话给尚不知情的汪璧，说今晚暂不回家，然后来到市府自己的办公室。

顾准颓唐地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这间即将易主的小房间，一支接一支地猛抽飞马牌香烟。

获悉首长遭遇的刘方锦来到办公室，默默地陪领导忍受煎熬。

顾准一言不发，大脑高速运转，半年来的一幕幕像胶片一样在眼前掠过，方才发现今日的“飞来横祸”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三个月前，同顾准交好、数次提名他当市政府秘书长的潘汉年，居然一反常态地在一次会议上当着顾准和许多干部的面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大意为：顾准的工作是我建议的，建议不当，所用非人。

顾准听得一头雾水，事后专门跑到潘汉年家，问他什么意思。潘没有明确回答，只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

紧接着就有小道消息称顾准是野心家，曾放出豪言说，“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顾准对谣言置若罔闻——反正陈市长是知道自己的。

当初，北京批量抽选地方干部去中央任职。财政部想调顾准担任预算司司长，陈毅征求他意见时，得到的答案是：“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我是上海人，更愿意在上海工作下去。”于是，陈毅同意他继续留在上海。

上海官场将调入中央部门戏称“入阁”。有同事问顾准“何时入阁”时，他说：“入阁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因此，说顾准权欲熏心，陈毅第一个就不信。对这个治理上海的得力助手，陈市长是既信赖又感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而资本云集的上海征税指标远远高于全国任何一座城市。

资本家受损，顾准和潘汉年遭殃。

作为分管统战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最多吃些闭门羹。而直接从资本家口袋里“抢钱”的顾准就惨了：一边跟中央讨价还价，替上海工商业说话；一边又得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极力筹钱。最后的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两面不讨好。

一些资本家当着顾准的面恶狠狠道：“交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四分之三的税户开始逃税，私营工厂的厂长恶意停产，煽动工人向劳动局要工资，更有甚者，竟给顾准寄来一堆匿名恐吓信，扬言要砍掉他脑袋。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也不容易。以实业大王刘鸿生（1888—1956）为例，当年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占据全中国火柴市场的半壁江山，此外还涉足水泥、煤炭、纺织等多个产业。

刘老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是租界工部局（租界最高行政机关）的五位华董之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胁迫其出任上海商会会长，刘鸿生当场拒绝，连夜乔装出走。

辗转到重庆后，蒋介石宴请刘鸿生，并承诺他只要在大后方发展工业，国民政府将给予原料和资金的扶助。

然而，办厂需要设备，刘鸿生派儿子率人潜回上海，拆除了纺织厂的机器，经历了整整两年险象环生的大搬迁，最后数百吨设备还是在中缅边境成了炮灰。刘念智逃进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跑回重庆。

刘鸿生惊魂一场，落得财亡人疲，无奈之下进了体制内，当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

1949年，刘鸿生听到一则从解放区电台发出的专门针对他的广播：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

加之刘的儿子已加入共产党，各种苦劝，刘鸿生打定主意，留下不走。

结果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强行挟持到了香港。

上海解放后，刘鸿生避开日渐松弛的监视，乘邮轮离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他们可以保留过去的生活”的承诺，接着回到上海重新接管家业。

刘鸿生的回国在全国工商界引起极大震动，他被任命为华东财委委员，成为共产党怀柔政策的样板。

然而此时，刘鸿生却有上错花轿嫁错郎的感觉，写信给陈毅抱怨道：

“公债买了十几万，现在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为防意外，公安局长扬帆奉陈毅之命亲自赶到顾准家，要给他配备警卫。顾准坚决不同意，争执之下，最后只增加了一名警卫员和一条警犬。

顾准勉力完成了几次摊派后，实在撑不住了，写信给陈云求救，说实在收不上来了，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请求中央指示。

最后，上级下令，逐步调低了对上海的征税额，以稳定人心。

陈毅和顾准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

如果联系到紧随“三反”之后的“五反”，那么对顾准的罢官就不难理解了。

表面看，“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实际目的只有一个：增加税收。

“五反”逼死了一批以卢作孚（1893—1952）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清了障碍。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动阶层，使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深感自卑和羞耻。

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其后几十年，为自己谋求财产和从事商业活动竟成为一种难以启齿的行为。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质疑这场运动。而顾准种种左右兼顾的举措，在全面左转的中央看来，无疑是为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

那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顾准常常夜不能寐，卧听路上的车水马龙，直至天色拂晓。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直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并帮他向孩子们隐瞒了这一重大变故。

六月，顾准终于接到了处理结果——降职为华东局建筑工程部办公室主任。

这是一个闲职，顾准不想混日子，入职没多久，便向领导主动请缨，改派到工房工程处当处长。

该处的首要工作便是建造两万套给工人住的工房。

由于施工条件差，设备奇缺，几乎都是徒手劳动，顾准干脆把办公地点设在工棚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作。

第四章 真理的乱坟岗

他非常淡定，于专家楼前开垦了一片种植地，每天除了翻地浇菜，就是躲在家里读书。

之所以没有“三反”后的愤怒、颓废、迷惘，皆因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此番所受的打击，已非他一己之荣辱，而是关系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身世浮沉雨打萍

1953年1月，中央建工部一个副部长到上海视察，给顾准透露了一个消息：中组部已决定调顾准到建工部当财务司司长，汪璧也一起调往该部任处长。

春节过后，顾准安排好家小，便偕汪璧一同赴京任职了。

虽然建工部的风气还算团结和睦，顾准每天按时上班，处处谨小慎微，但在那个天天搞运动的时代，躺着中枪并不鲜见。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发，建工部的时任部长陈正人（1907—1972）卷了进去，被认为是联盟骨干。

在批判会上，轮到顾准发言时，他避重就轻地说了两句，意图为蒙冤的陈正人开脱，结果立刻被戴上“陈正人四大黑金刚”的帽子，百口莫辩。

好在顾准历史清白，和陈正人素无瓜葛，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抓住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陈正人被排挤出建工部后，部长之职暂由副部长万里代理。他组了一个班子，准备去洛阳筹建以矿山机械厂为代表的全国三大重点工程。

顾准的豪情再次点燃，他找到万里，表示自己希望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的建设前线去。

正好刚成立的洛阳工程局缺一个副局长，顾准打点行装便上路了。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东汉的白马寺、唐代的龙门石窟等众多名胜古迹，顾准四处调研后，对何以选这样一个地下古墓多到“洛阳铲”都成了盗墓代名词的地方搞建设深表疑惑。

但自觉人微言轻的他不再多事，而是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世界文化遗产——即使因此会增加许多劳动量。

工厂一旦盖起来，连同职工宿舍与配套设施，其规模堪比一个新城区。

厂区的规划由苏联设计院负责，可当施工队集结时，苏联专家关于新区道路的施工方案却还没做好。

顾准不想干等，为了合理利用劳力资源，他根据在上海积累的建工经验，组织民工修筑了部分道路，这样全面施工开始时，便于运输材料。

然而，如此未雨绸缪、因地制宜的行为，却触怒了蛮不讲理、迂腐教条的苏联专家，他们向新任的建工部部长刘秀峰（1908—1971）狠狠地告了顾准一状。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洛阳市委为了凸显政绩，对顾准的建议置之不理，非要仓促上马，在冬季露天施工。

为了给工棚里的工人御寒，工程局新来的调度室主任老石要求河南省委协助解决保暖用的草帘子。老石因为粗心大意，匆忙间在申请报告中将草帘子的总数多写了一个零。而顾准在复核时，因为事出紧急，也没细看，便签字送往省委。结果，省委立即组织几个县的农民停止生产，专门编草帘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事发后，老石非常害怕。顾准考虑到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熟悉业务，便在洛阳市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虽然义举赢得了广大职工的尊敬，但建工部的刘部长来洛阳视察时，却认为顾准屡次犯错，已不再适合担任工程局的副局长。

刘秀峰在会上当场免了顾准的职，并用讥讽的语气对他说：“你大概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吧？！”

顾准一阵眩晕，差点跌倒在地。

天可怜见！自己放弃北京安逸舒适的生活，跑到洛阳艰苦荒凉的工地披星戴月、胼手胝足，为的就是有所作为。而新部长的意思却非常明确：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再奢望有什么作为。做得越多，错误越多罢了！

上海的冤屈无处申诉，现在又经此打击，顾准顿感前途未卜，黯淡无光。

1955年8月，背着党内警告的顾准返回北京，心灰意懒的他开始考虑远离仕途。

同汪璧商量后，顾准向建工部党组申请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1896—1992）思想开明，理论扎实。在他的主持下，党校气氛非常宽松，定期邀请罗瑞卿、邓子恢等中央领导来做报告，并请王淦昌、钱伟长等科学家普及物理化学知识，以使学员文理兼备，视野开阔。

当时的中央党校分两个班。研究班招收省部级（包括副部级）领导，普通班招收司局级（正厅、副厅）官员，学制都是一年。按级别划分，顾准被编入普通班。

这是含金量极高的一年，在学习班里，顾准听杨献珍讲唯物主义，听孙定国（1910—1964）讲辩证法，听艾思奇（1910—1966）讲历史。这些教员都是一时之选，国士无双，在他们的倾囊相授下，顾准的思想得到极大发展。

由于杨献珍内部声明“所有学员在学习期间发表的意见，既不揪辫子，也不进档案”，顾准经常语惊四座。他在日记中剖析道：“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义’？因为文化不普及，知识是教会和僧侣的专利品。我们现在的文化基础仍然不深不厚，因此偶像主义还是有市场的。”

上天似乎要给顾准这段话作一个绝妙的注解。第二天，新上台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便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篇震撼世界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表示“决不能把一个人吹捧到神仙般的超人地步”，并称斯大林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犯了不少错误，已经背叛了列宁的教导。

在对苏联亦步亦趋的年代，这样的猛料传回国内，人心之震撼，可想而知。顾准却平静地延续着他的思考：

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但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可结果却是发展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准则，从而提供了一片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土壤，思想上则是廉价的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对于西欧革命，无疑是取消了一大障碍，但在中国呢？

带着疑问，他通读了几遍《资本论》，在日记中独具慧眼地指出：“除了德国与捷克，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成员都是落后国家。而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苏联，紧接着就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中间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八十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多少新的现象！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不加理睬。”

从党校到中科院

每个周末，顾准都会回家同家人团聚。五个孩子和顾庆莲已从上海迁来北京，一同住在建工部的宿舍。

闲暇时，顾准和孩子们打羽毛球，带他们滑旱冰、吃西餐。在与孙冶方、骆耕漠等老友互访时，他总是和汪璧一起出门。

时值夏天，汪璧一身清爽的长裙，秀发烫得蓬松微卷，显得秀丽而文静。顾准还是洋派的背带裤、白衬衫，潇洒利落。

党校的学习行将结束，建工部想让顾准回去继续搞财务，被已然醉心学术的他回绝了。

毕业那天，顾准带着一大堆新买的书回到家里，汪璧做了美味的菜肴以示庆祝。

天伦之乐，其乐融融，但汪璧已跟不上顾准的思想。她时常流露出淡淡的忧虑和寂寞，不知以后的路将通往何处。

建工部不想放人。顾准急了，他已和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谈妥，即将入职。万般无奈的他赶紧写信给刚刚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请求帮助。

在陈老总的过问下，建工部终于让步。

张劲夫是老地下党，对顾准的才华非常了解，本来打算安排他当经济所的副所长，谁知顾准已不想同政治有丝毫瓜葛，唯愿青灯黄卷，当个普通的研究员，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中科院对顾准很重视，在张劲夫的特意叮嘱下，后勤部在中关村新建的专家楼分给他一套高级公寓。

这里住的都是国宝级人物，顾准的家与钱学森为邻，面积宽敞。他对那间向阳的书房尤其满意，拉着来京探望自己的六弟陈敏之的手道：“能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研究学术，夫复何求？”

老友林里夫也在经济所，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问题，他只能担任所刊《经济研究》的副主编。

顾准的到来让林里夫兴高采烈，当即把珍藏的一套英文版《资本论》送给老友，乐得顾准合不拢嘴：“里夫，里夫，这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书啊！”

1956年是很多人记忆中的“最后一个春天”。随着“一五”计划接近尾声和公私合营的全面实现，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几乎每个月都有重大工业项目建成的喜讯传出。比如，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

然而，见微知著。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完“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后，向陈云提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东来顺是一家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纸、匀如晶、齐如线、美如花”，投入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又香又嫩，不膻不腻。

1955年，东来顺搞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结果，羊肉再也涮不出原来鲜美的味道了。坊间因此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羊肉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就不好吃了。”这些话都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陈云早就注意到，公私合营后很多老字号的质量明显下滑，比如全聚德的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对此，他专门做了实地调研，故当毛泽东提问时，当即给出了答案：

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到42斤的小尾巴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陈云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

可惜，毛泽东早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一个资本家后来回忆道：

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给你的原材料，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的风险和压力很大，也就没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到了隐患。

两位学者从制度层面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六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顾准紧随其后，惊世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草就，也在《经济研究》上全文发表。

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写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寻找的结论是：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

《试论》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当时便能得到重视，至少能够少走三十年的弯路。

可以说，顾准就是改革开放的预言家。

张劲夫对顾准没有占据领导岗位始终心怀不安。正巧周恩来指示中科院成立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由另一个副院长竺可桢（1890—1974）兼任主任，张劲夫便提名顾准当副主任（正厅级）。

问题是顾准早已“觉今是而昨非”，准备大隐隐于市了，若再想把他拖回庙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张劲夫也不是吃素的，以善于做老顽固的工作著称。在他不厌其烦的劝说下，不忍一再拂人好意的顾准最终勉强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留他经济所研究员的位置。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顾准不想再以身犯险。

当时，中科院各部门的习惯是由党外科学家担任正职，突出专业性；党内干部任副职，强调政治性。

顾准和竺可桢一见如故，配合默契。并深知肩头的担子不轻，且意义重大。

综考会要勘探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在顾准到来前已经初步制订了六个省十二年的考察计划。

第一项工作便是和竺可桢陪同一位著名的苏联植物学家视察海南的橡胶林。

竺可桢私下向顾准透露，他很早就反对在气候复杂、台风频繁、土质不适的海南岛大面积种植橡胶树，但因该项目由斯大林亲自监督，便强行上马。果然，在广阔的华南农场，放眼望去，除一小片区域种植成功外，大多已是满眼的枯黄。

竺可桢痛心疾首地告诉顾准，亏损后，苏方片面违约，拒绝按共同经营的原则承担经济损失。竺可桢无奈，只好邀请这位90岁高龄的苏联植物学权威来到海南，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力争缩小摊子，降低损失。

顾准闻言，深感震惊。

返京后，中科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竺可桢海南之行的考察报告。会后，顾准协助撰写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呈交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引起高层的重视。

黑龙江上的斗争

1957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悄悄地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袭来。

“大鸣大放”开始了，全国各地的人们按照中央指示给政府提意见。各家报纸，整版都是群众来信；机关大院，大字报连篇累牍。顾准也时不时在同事间发表各种议论。

七月的中苏联合考察是针对由苏方提出的共同开发利用黑龙江水能资源项目的实地勘察。临行前，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1899—1992）向顾准交代了任务：协助竺可桢带队，仔细研究在黑龙江干流的什么位置拦江截流、建造巨坝，并与苏方协商。

苏联这边的代表是涅姆钦诺夫（1894—1964，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院士。

七月七日，中苏联合考察队在海兰泡登上苏联的退役炮舰“拉佐”号，顺流而下，沿途探查。

海兰泡，屈辱之城。原名大黑河屯，和黑龙江省黑河市原本是一个城市。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后，被帝俄割占。1900年，沙俄出动十万军队，以“护路”为名，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

勘测以此为起点，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拉佐”号长30米，船舷上漆着苏联海军的徽记，十分威武。由于舰内的生活设施还没来得及改装，考察人员不得不挤在原来炮兵住的房间里，睡军用吊床，吃苏式饭菜。年届七十、身体瘦弱的竺可桢为此苦不堪言。

除了生理折磨，还有精神摧残。苏联专家一天到晚向中方人员炫耀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谈起中国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时，则一副不屑的表情。

涅姆钦诺夫更是不可一世，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指挥姿态，对比自己年长的竺可桢呼来喝去，还在众目睽睽下训斥、责骂他。

竺可桢涵养好，又自觉是个党外知识分子，哪敢同苏联老大哥派来的“钦差”顶撞，一直忍气吞声。

顾准看不下去了——竺可桢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世界闻名，上下推重，不能听任苏方肆意侮辱。

接下来的行程中，顾准不卑不亢地维护着竺可桢的尊严，并屡次提醒涅姆钦诺夫：你只是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而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应该尊卑有序。

涅姆钦诺夫气得暴跳如雷，并因此怀恨在心，指责顾准破坏了中苏友谊。

考察途中，顾准得到不少意外收获。首先，由于中苏汇率定得极不合理，以致中方对苏贸易吃亏极大；其次，当年抗美援朝，苏方所谓对中的“援助军火”，其实都是以五折购买的；最后，在苏联境内的工厂里发现了大批镶有日文铭牌的机床，证实了苏军驻扎东北时大量拆迁日据时期工业设备的传言。

而此时，双方对巨坝的选址也产生了重大分歧。竺可桢的意见是，坝址应本着双赢原则，选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太平沟一带，而涅姆钦诺夫则认为应选在上游靠近海兰泡的位置。

竺可桢私下告诉顾准：太平沟两岸地域辽阔，双方可开发的土地都多；而海兰泡附近，中方很难建成庞大的工业基地，水利电力资源都无法充分利用。兹事体大，他希望得到党内高层的有力支持。

顾准闻言，及时向聂荣臻通报了情况，在得到聂帅的支持后，以针锋相对的姿态，分毫必争地同苏方展开拉锯式的谈判。

怒不可遏的涅姆钦诺夫和受他影响的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激烈斥责顾准“反苏”。

这么大一顶帽子都扣上了，顾准索性坚持到底。

阿左狂欢日

不久，风向急转。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民建副主席章乃器、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等著名人士都因给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

顾准感受不到首都的严峻形势，更不知前方已是万丈深渊，还在口无遮拦地发表各种“右派言论”。

这些话都被陈剑飞暗自记录在案，发往北京，又在中科院内部那些党性很强的“革命群众”间口耳相传。

再加上被指为资本主义“复辟”抬轿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此番，插翅难逃。

果然，回京后，揭批顾准和一帮“反党右派”的大会便在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召开。

面对一千多名不明真相、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顾准步履稳健，相当平静。他紧抿着嘴唇，带着几许嘲讽，以睥睨的目光扫视全场，以大无畏的姿态面对这出人类历史上最可笑的闹剧。

由柯庆施（1902—1965）主政的上海市委落井下石地转来顾准在上海期间的“罪状”，最劲爆的当属那句“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众口铄金之下，又被演绎成了“顾准想取周总理而代之”。

批斗会由张劲夫主持。他非常难过，极力维护，不断向批斗大军摆手道：“这一点顾准已经说过，并无其事，并无其事。”

然而，群情汹涌下，顾准虽没有戴上更严重的“篡党夺权”的帽子，还是因黑龙江坝址选择的问题上严重“反苏”被打为中科院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竺可桢获知后，心情异常沉重——顾准是替他受过。高层为了保他这个国宝，不惜抛弃了顾准。心如刀绞的他想施出援手，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潘序伦、林里夫、钱伟长、费孝通以及竺可桢的儿子竺希文相继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顾准被批斗后，也不能再去综考会上班了。

他非常淡定，于专家楼前开垦了一片种植地，每天除了翻地浇菜，就是躲在家里读书。

之所以没有“三反”后的愤怒、颓废、迷惘，皆因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此番所受的打击，已非他一己之荣辱，而是关系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1958年春节，对顾准家而言可谓愁云惨淡。专家楼里，一片欢声笑语，只有顾家门庭冷落，无人拜年。

当邻居的小孩下楼放炮时，顾准的几个孩子也拿着爆竹想跟下去，却被顾庆莲阻止了。

林里夫前来探望时，顾准终于爆发。他指着建工部的《简报》，勃然大怒，肆意地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在老友耐心的宽慰下，方才逐渐平复。

1958年5月，中科院公布对顾准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下放至河北省赞皇县进行劳动改造。

顾准在楼门口和送行的家人拍了一张合影，穿着汪璧为他准备的篮球鞋，踏上了通往广阔天地的旅程。

第五章 伤 城

顾准几次在暴晒下累得头昏眼花，心悸腿软，踉跄着几乎跌倒，却没人敢来搀扶。

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内伤连着外伤，噩梦接着噩梦。顾准已学会了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只有在日记中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疯狂的“大炼钢”

在河北省赞皇县，顾准目睹了一出荒诞剧。

在参加赞皇县土门村的“土法炼钢”时，他“有幸”躬逢了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上演的所谓“大炼钢铁”。

这真是土得不能再土的炼铁方法。

在一座座压根不耐火的砖砌泥抹的高炉里，在一个个由顾准等人亲手挖成的“地炉”（土坑）里，用完全达不到所需温度的火力进行冶炼。

最后只能炼出一堆毫无用处的海绵状铁渣。

对此，郭沫若曾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称“今年准超千万吨，几年就有亿吨强”。顾准则一边拉风箱一边嘀咕道：“什么炼铁？一场蛮干罢了，不讲科学！”

回到工棚，他又忍不住当众讽刺了几句：“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明摆着得不偿失。”

结果可想而知——迎来更猛烈的批斗。

事实上，自从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后，一种空前的疯魔便自上而下蔓延开来。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曾多次表达对经济冒进的担忧，周恩来要求各地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陈云则警告“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

然而，1957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他还直接点名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从此，党内再无人敢提反冒进。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人谈话。在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未加思索，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

三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产钢计划》，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达3000万吨，1962年可争取到八九千万吨。

毛泽东非常兴奋，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决策层并非没有明白人。一次，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找到陈云，希望他向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陈云无奈道：“现在不是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1958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今年要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3000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中国的工业基础又是苏联帮着打下的，家底多大，一清二楚。因此，心中有数的他用外交辞令回答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

言毕，再无下文。

随同来访的还有援华专家团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1907—1998）。一次宴会上，陈云私下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吗？”

阿尔希波夫没有正面回答，只笑着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

宴会结束后，阿尔希波夫跟薄一波走在一起，给出了明确意见：“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

阿尔希波夫苦笑道：“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后，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半年钢产量只完成370万吨，离1070万吨的全年指标差距很大。曾向各国共产党代表夸下海口的毛泽东非常焦急，特别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都不行！

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周抓一次钢铁生产，没完成生产任务的，区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同时，命令各省市自治区分管工业的书记马上赶到北戴河，召开工业书记会。

一周后，工业书记会开幕，薄一波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100个土炉子里只有一个出铁，那也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该向它学习。”

几天后，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和鞍钢、武钢等几家大钢厂的党委书记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挨个落实：1070，行不行？

问了一圈都说行，有的还立了军令状。最后问薄一波，薄出了个破釜沉舟的主意：“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

结果可想而知，地方上全疯了。

曾任鞍钢副总经理的马宾后来回忆说：“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炉拼命装料，眼见就是胡来，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

结果，鞍钢生产出来的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到42％。

广西一个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可专家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的火，死活不肯去；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厂完全由苏方援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高的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中方为创造纪录，违反既定的工艺流程，热火朝天一阵猛干，炼出大量废铁。

据《光明日报》报道，开封师范学院和河南医学院两校停课炼钢，日夜鏖战。一个叫闻传烈的教授把家里烧饭用的破煤火炉抬出来支援炼钢，别人说他年纪大，冬天还要烤火，他坚定地说：“烤火是小事，炼钢才是大事。”

《天津日报》则称，本市河东医院建成一个小土炉，在欢腾的锣鼓声中，150多位白衣战士展开了一场炼钢的激烈战斗。年轻的女护士组成钢铁运输队，从十多里远的地方一夜之间就运来20多吨废铁。医生们在炼钢炉边忙个不停，有的用铁钎伸进炉里搅拌，有的用大锤锻打，留在科室的人一有空闲就放下听诊器，拿起20多斤重的大锤去砸钢。

年底，《人民日报》传来喜讯：1070万吨的钢铁产值超额完成。

然而，数字背后却隐藏着无比沉重的事实。

首先，炼出来的基本是质量不达标的废钢烂铁；其次，破坏自然环境。有的地方为了炼铁，砍光了山上的树；最后，全民炼铁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以至于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在后来的一份交代材料中，顾准描述道：

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我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

1958年，顾准在赞皇县先后参加了土法炼钢、三秋劳动，于年底暂时回到北京。

人头猪脑

1959年，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口号的鼓吹下，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

北京航空学院要求苏联专家帮忙设计时速3700公里的飞机，这让他们十分为难，因为只有火箭才能达到这样的速度。

北京大学则不等不靠，宣称半个月内完成了680个科研项目，超过过去三年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很快，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和技术报告。碍于情面，有关部门只得要求北大提交相关材料。于是，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国际笑话。

农村也不甘人后，河南省遂平县就出了个百年奇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延续二十多年的农村基层组织，将农民的全部财产和生产资料充公，实行集体劳动、粮食供给和报酬工分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今位于河南省驻马店遂平县，当时归河南省信阳管辖）。

嵖岈山带头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宣称亩产小麦已达3530斤（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只有500斤）。《人民日报》发来贺电，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隆重报道，称“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

几天后，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道：“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不久，钱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作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地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后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回忆：“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

一个月后，信阳西平县的和平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体验版）宣布小麦亩产7320斤，经新华社报道后，震惊全国。

河南省委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核查，结论是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实情不忍卒读：

当遂平放出卫星后，信阳市委书记路宪文（1919—1993）找到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

在市委的指示下，西平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的数字问题。

会上，县委要求各农业合作社自报产量。报得多交得多，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肚皮开玩笑，因此各社相继报了比较客观的产值。

县委领导很不满意，一再施压，又报出400斤、600斤的亩产，还是难望嵖岈山之项背。领导急了，分别谈话，动员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

两社长见气氛不对，只好你追我赶地把产量往高了报，直至和平社放出7320斤的大卫星……

为蒙混过关，和平社用两辆大车从12个生产队拉来14640斤麦子，堆放到两亩“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

西平县出名后，吸引了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三个月之久，甚至连苏联都专门来电，要求中国政府介绍西平小麦“丰收”的经验。

产量是虚的，征收却是实的。西平的农民因不满县委发射超级“卫星”，爆发群体性事件，三百多人被打死，七千人逃跑。

一时间信阳大乱，成千上万的农民扶老携幼，不断涌向京广铁路，企图扒上开往北京和广州的火车，以求生路。

路宪文下令各县派出武装队，在主要路口设岗拦截。农民无处可逃，只得含泪就擒。

饥荒如影随形地降临到这片“恐怖世界、黑暗世界”（河南省委事后向中央检讨中语）。“三年自然灾害”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逾200万，死亡牲畜74万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

而被誉为河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受灾尤为严重，饿死100多万人，许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肆虐，饿殍遍野。

为了封锁消息，路宪文命令各县全面检查邮件，扣押了一万多封向外界反映情况的信件。

但是，粮食危机还是很快烧进了各大城市。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发现，在北方寻常可见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

尽管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城市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第一次登上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1磅。沿海的广东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难以买到肉食。

截至1960年6月，北京的库存粮只够7天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作为中国粮仓的东北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

华中最大的钢企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的发明则是“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开饭。这一办法在当时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大力推广。

很快，不久前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日夜攻关的科学家们专门“研制”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人造肉精等。这些“新生事物”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就是把原本作为肥料或喂猪的玉米、小麦秆子碾碎了当粮食吃，而所谓的“人造肉精”则是一种食用酵母。

代食品中，最有名的当属水生植物“小球藻”。《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称：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五倍，比小麦高三倍。用小球藻试制的糕点、面包，质高味美，清香可口。

一个成都五中的学生后来回忆当年培植小球藻的经历：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灌满清水，再加上小便，因为据说小球藻在小便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为迅速。接着把藻苗倒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往大食堂的锅里倒。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两桶。如此反复，以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小球藻……

商城没有商鞅

第二次下放劳动，在河南商城的铁佛寺劳动队，羸弱的顾准必须挑起一百斤的重担。

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长期吃不饱，顾准在担菜时扭伤了左脚，造成大腿骨严重下挫。

沈万山见顾准已干不了重活，便让他穿上胶鞋，到公共厕所清淤。

于是，顾准歪斜着身子，钻到厕所，一点一点把干稠的大便铲出粪窖，推到菜地去做肥料。

清完厕所，沈万山又命顾准挑着篮子去拾大粪。

当地有许多修水库的民工，喜欢随地大小便，经常把屎拉在犄角旮旯的地方，粪钳都钳不起来。

每每此时，顾准便得忍着剧痛，吃力地弯下腰，用手把大粪捡起来，再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

短短两个月，体面的衣衫便成褴褛。烈日当空下，顾准没有遮阳的草帽，为了防止中暑，只好包一条湿毛巾在头上，顺便用来擦汗。

大腿骨疼得愈发厉害了。

即便如此，轮他到菜地巡夜时，也绝不能请假。从午夜12点一直巡逻到黎明，翌日一早，还要照常参加十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

顾准几次在暴晒下累得头昏眼花，心悸腿软，踉跄着几乎跌倒，却没人敢来搀扶。

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内伤连着外伤，噩梦接着噩梦。顾准已学会了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只有在日记中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劳改人员在劳动中出汗厉害，想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谁知小人当道的沈万山却像恶霸一样狠狠道：“你们喝！你们的肠子会变成腊肠的！”“你们忘记了自己是有罪的人！”

其实，更惨的是水库上从事建设的民工，天天高强度劳动，口粮却严重不足，饥一顿饱一顿。

这天，已是隆冬季节，北风如刀，一个饥肠辘辘的民工跑到劳动队的菜地偷菜，被沈万山当场抓住。他残忍地喝令劳改人员把民工的棉衣扒了，痛打一顿，再将其扔到门外的冰天雪地里。

遍体鳞伤的民工行走困难，最后被活活冻死在附近的雪地里。

目睹这惨无人道的一幕，顾准实在无法忍受，私下说了几句怜悯死者的话。谁知小报告打上去，被沈万山抓住，召开批斗会，强迫顾准对他的“人道主义错误”做出检讨。

面对人性的完全泯灭，良知的彻底沦丧，顾准在日记中悲愤地喊道：“如果有一天能让我来审判沈万山哪！”

然而，在商城县委的包庇下，沈万山一直怙恶不悛，逍遥法外。

决堤的大坝

1959年7月，旨在有限度地纠“左”、就“大跃进”中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饥荒进行反思的庐山会议召开了。

彭德怀在“万言书”中指出：

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

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非常不满，把彭和支持他的人打成“彭黄张周”（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为了迫使中央委员表态，毛撂话说：“彭德怀再带兵，我就上山打游击。”

会议形成决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

中国的经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义无反顾地奔向万劫不复。

商城。

颟顸的县委应对粮食短缺的办法，即便是以“何不食肉糜”出名的晋惠帝也无法想象——大力养猪。在县城附近投入巨资，建造“万猪场”。

当县委书记带队来铁佛寺选址时，顾准和几个劳改分子站在一旁悄悄议论“万猪场”将会建在何处。

顾准估计，八成会利用修筑水库后空出来的河滩地——至少不会占用农民经营多年的上等水田。

可惜，他又低估了领导的“热情”。

县委书记选定的场址，偏偏就是那片可以产出大量粮食的水田——只要“万猪场”建得气派，能供各界参观，就是浓墨重彩的政绩，至于“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压根不在领导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久，沈万山吆五喝六地让右派们带着工具去摧毁水田。

亲手铲除这片可以救活不少饥民的上等稻田时，顾准的手颤抖了。

为什么越是美丽的乌托邦，就越显得残忍？当伟人的政治理想和人民的利益严重对立时，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意义究竟何在？

有梦想固然不是错，但强迫他人活在你的梦里，则大错特错。

夜深人静时，顾准拿出妻子汪璧的信，读着读着便呜咽起来。

哭累了他就盯着从小窗泻进来的一地月光出神，脑海中回响着日记中的话：

“手的变化最大。虽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宜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起茧皴裂，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

但仍可握笔。

顾准爬了起来，写道：

对一般人要求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实际生活却又做不到这一点。空话连篇，相互欺骗。结果一边强调交心，一边极力掩盖。思想革命，政治挂帅做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可怜至极！十年前强调入城后腐化的危机，闯王（李自成）集团的危机是自上开始的，我们亦复如此。

正当商城县委热烈庆贺铁佛寺水库竣工蓄水之际，凝聚着数千民工血汗的大坝突然决堤了。

那些共产主义式的建筑还来不及登台亮相，便被咆哮的洪水以雷霆之势冲垮。

许多年后，当顾准回想起这一可怕的景象时，他写下了那句入木三分的警语：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平生所学供埋骨

劳动队不但戕害人的肉体，还摧残人的灵魂。

画家叶浅予后来回忆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靠说假话活过来的。”

在沈万山的催逼打压下，劳动队的学者学会了先自唾其面，再反咬他人，互相残杀，彼此蹂躏，既可怜得像虫豸，又疯狂得似野兽。

为了争取早日摘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摇尾乞怜，声泪俱下地扮演忏悔。等而下之者则献媚、告密、窥探、栽赃，连顾准也怀疑自己“是否变得卑鄙了”，不得不使人感叹这种“摘帽讹诈”的威力：

赵暴露思想，琐琐碎碎，我将她二军……赵所乞求的是脱帽子与做老婆，如此而已……杨自诩全无问题，样样都通。此人告密别人，鹦鹉学舌式地积极，奉承领导。

二日，我早起记笔记，冯顺站岗，也参加烧火。他利用灶火火花，观察我写什么，也侦察我茶缸里烧什么。冯对沈出奇地恭顺，目前属于告密者这一类。

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余人（摘帽），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越紧，防范越严。

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是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顾准妻子）式的空想。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只能来个10%左右，备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

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

的确，当无处控诉时，唯一可做的就是把它记载下来。在后来集结成册的《商城日记》中，顾准怀着绞痛，记录着浮肿、死亡和冰冷的统计数字之外那一个个死者的姓名：

三组的周为凤，肿死的；

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下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来；

昨晚附近路上倒尸二起，系工地民工；

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多个；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的，诚哉斯言（哥哥是劳动力）；

……

制度的禁锢不许人说人话。顾准写道：“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派机会主义者。”

饥饿褪去了廉耻的面纱，暴露出生存的本能：

劳动队的家当都是靠收集破烂撑起来的，不能辨明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

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

……

恍惚间，顾准甚至怀疑中央不搞马列主义而改搞马尔萨斯主义（通过提高人口死亡率和降低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了：

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

中科院给下放的右派定了粮食供应指标，虽已大为缩水，倒也不至于饿死。同周遭炼狱般的景象相比，劳动队竟成了天堂。

幸亏有《顾准日记》，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的人祸之惨状，有更直观的了解：

十一月四日 晨三时

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破米还能买到。红薯未起，破口子储备起来，腌菜已达九千斤，这一场雨后，白菜茁长，还有胡萝卜。

徐云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

恐怕要过去明年春荒。在此以前，有一个避难所，于公于私，二方有利。

政策不转变怎么办？

可是这不以政策转变为前提。否则，这一类集中营还得扩大。

十一月十三日 晚九时

红薯收获，较去年在赞皇所见大为逊色。沙滩地是原因之一，基本原因是旱灾。气温降低到适宜于红薯生长的时间过短，霜冻来得太早，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像水果，不像薯块。

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一个新发明，用薯藤磨粉，徐云周调去做这件事。旱年本应如此，惜在劳动队见闻不广，形形色色的现象知道得少而已。

十一月十八日 清晨四时

上次雨后，基本无夜工。工地劳动定额为四十五车，五时半即回，似乎想抓紧学习。

领导水平太低，反右倾学习抓不起来。其实问题不在领导，而在群众。

于是，最近确定学习重点是《河南日报》十一月三日《大长节约粮食之风》的社论。

社论是“忙时闲时，粮菜混吃”老一套，所据消息是办得好的食堂如何吃法，标准是吃得好，吃得省，消息还有“顿顿有馍”之语。

其实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刘进明说，有些民工队一顿中午饭，每人菜一斤，红薯半斤。如何禁得人们不来红薯地捡薯头？

还是初到赞皇时的感觉。农村吃粮历来紧张，但是有冬眠时间，有男女之分。如今冬春不分，男女都下田了，粮食标准依旧已不堪设想，何况紧缩。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十一月二十日 晨四时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晨三时半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民工队来买菜的多。

东风队来买菜，闲谈情况。每天十两，中午吃跃进饭，为米面中和蔬菜的糕。大体现存粮食，够如此支销，到达明年夏收，已算了不起了。

昨上午捡粪二挑。

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是腻烦的。

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

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间，蛔虫倒有七八条。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晚九时半

今天县委库部长来决定县直养猪场建设在上菜棚与下菜棚之间，叫做千头猪场。据杨明昭画图时咕噜，准备发展到五万头。猪饲料呢？

连日用评比的方法发动暴露思想，暴露最多的是吃饭问题。

商城去年全县平均亩产600余斤，今年则达七百余斤。余济美说，赵家棚子的公共食堂停止供饭，各人自己设法，结果是各家吃菜。董副大队长说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今年征购任务尚未完成，想来下放干部对此普遍思想不通。

今年打下粮食，隐藏私分是普遍的，搜粮与停止供应也是不乏其例的。然而隐藏私分必定为量不多，中秋过后，吃饭问题已经紧张，征起粮食，明年供应，叫做细水长流，慢性饥饿必较今年更甚。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

商城全县平均土地，每人不过七八分，用这个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倒也好。

大量发展畜牧，而且是集体大猪场。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还可以观察一番。

天气寒冷，蔬菜已基本上停止迅速生长。

蔬菜作为代食品，民工队竟来买撇的菜叶。菜园的白菜，可砍的可撇的都将完结。十二月，一月又是如何？胡萝卜还可以供应一时，以后大约是腊菜了。

不少菜地，原来分给个人的，如今蔬菜成为主要食品了，又归公统吃了。

刘方惠偷红芋六七斤给他的母亲小孩带回。

据说是小孩可吃生，其实还是饥饿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 晨一时半

昨晚所闻，胡萝卜市价二角。市场挂牌二分九厘。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

晨九时

蔬菜价格，民工回家，局势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劳动队是保险库，短期内不能解散，否则群魔乱舞，如何是好？

劳动队是艰难的，比之农村，犹是天堂。

十二月二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

被偷至少十几个。

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

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十二月五日 晨六时

截至三四天前规定病员吃豆浆时为止，肿病凡44人，脚病4人。

肿病续有发生。柳学冠也肿了。

十二月六日 晨六时

烧澡堂，代冯顺站岗。

叫醒张哲华时，取胡萝卜二个，小红薯三个。喝红茶，在外面吃生的吃掉了。

稀饭熟时，喝米汤一茶缸半。通体暖和。

共用糖9 Tea spoon full（满满9茶匙）。

三四天内无电，无夜工。商城城内也是一片漆黑。

决定加强学习。讨论题叫做“什么叫做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为什么人民公社——应该保护？”

厨房严禁外人入内。

倪济川、杨永新贴大字报反对厨房多吃多占，然而厨房的多吃多占取决于领导集团的多吃多占。

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芫荽。谢有胃病，不馋，分一杯羹给老姜。

昨晚用二个鸭子招待砌跃进灶的劳师傅，显然事后可以分润。

杨荫堂卖糖，非病号不卖，然而厨房的人大概都有。

回想从前我做首长时也相同。然而那时还是供给制。现在伙食费相同，还不准随便自购东西吃，而特殊化现象又不可免。不偷才有鬼。

所以我也偷了。

偷其实普遍之至。建猪场的人拔地里胡萝卜吃，我洗我的胡萝卜时，过路的人无不伸手。

十二月十五日 下午四时半 上棚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陈、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菜馆去吃它几次。

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原拟今晨早起，竟至耽误。

商城如今已无食品市场。卖糊涂的饭铺均已停止营业，月饼黑市已紧绝，只能通过医院或杨荫堂的路线买到少量。医院自己进行加工。酒也买不到。土酒没有，杨荫堂买到一点红酒是稀罕事，大曲全无。今晨他值岗，烤火时托他买瓶酒，回称“啥也没得”。

今晚稀饭很稠。新编桌，人数七，度打饭还按八人（即按八人那也是分量很多的），加上要我刮盆，吃得极饱。赵淑仁要让我一些，我拒绝了，她给了何祥福。

中午饭是没有吃饱的，分得似乎我这一份也特别少些。

十二月十六日 晨一时四十分

河这边的站岗是看柴火与萝卜种。萝卜种种下197个，被偷的已20余个。一般说来，这边的站岗任务不重。四时以前，不致发生事故。

晚饭吃得很饱，现在毫无饥饿感。

河那边的站岗是看西瓜地的胡萝卜，那是宝中之宝。严格说来，实在是看不住的，每天要损失几个。而且站岗的人，连杨文华在内，必定自己也吃。

昨上午担过了粪水浇麦，一阵阵冷，担不起担子。想想是发了烧了，到刘复生那儿去量体温，腋表，38.3度，给了全休一天的证明。

病了，该睡，刘复生给的是发汗、退烧、止咳的药，理该吃了去睡。可是要吃饭，不吃不能睡。刘复生不懂我的发烧——不，不懂劳动队全部人病情的性质。所以他的指导我是不听的。

回后，跃进灶第一次烧，蒸的饭根本未成，还差得远。穿上大衣，睡到十二点半，还差得远。一时半，吃了一碗米面糊涂，大家上工，我还是不睡。

我在灶堂子喝了一碗红茶，在躺椅上假寐了一二回。四时半，跃进饭吃成了，才睡下去，直到今天七时。

跃进饭十二两一盆，赵刚还给了我不少。发烧消化本会不好，结果是影响十分良好。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我这是发烧。刘复生诊断是把脉，不量体温，他量不得。我，昨天与上次一样，一开始他也是不量体温，我要求了才量。把脉时，他说没有什么，感冒。加以我的脉搏本来低，有什么呢？

但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今晨刘复生跟病员在谈肿病病因。他说传染，但是县里没有肯定，不敢说。

其实，谁都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荒年，农村人吃草根树皮，全身浮肿，所在都有。而今，过度劳动加甚，没有瓜果吃了，没有月饼吃了，没有酒了，没有糊涂了，哪能不肿？

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跃进灶，就是用蒸饭代替煮饭，这在节约粮食消耗方面是有用的。因为容器直接是食器，流失减少，与火面接触损失的部分也就减少了。

杨柔远不懂得兢兢业业地处理新事物，第一次用跃进灶按通常程序，结果吃了大亏。实际上，烟筒还必须改装一次，使火力集中于第一锅，才算解决了问题。

吃饭制度，如是已经三变。

第一种制度，打在饭桶里，大家在桶里装碗。那好紧张，真是抢饭那。我吃干饭也不免少嚼急咽，还不免“干活一个不如一个，吃饭一个比一个厉害”的批评。那是何祥福的话。

看来第一种制度，在去年还行得通。粮食多，吃不饱可到工地食堂与小贩那里买鸡蛋、包子、干饭、馍馍之类吃，有人卖，也有钱买。

今夏，瓜果多时，也还勉可维持，紧张程度不免愈来愈甚。

第二种，那是十一前夕实行的，各人一盆，实行分饭。紧张程度减轻了，可是分饭时还不免紧张得很。

第三种，连分饭都不要了，定量下盆，各人直接从蒸笼里端。

贫乏出办法，那倒是真的。

可是以后再没有剩饭了，早起烧锅，喝碗米汤也办不到了。

……

第六章 天堂地狱一念间

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回到家里，门刚一关，他便严肃地说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

人民的大会堂？

1960年，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中科院担心下面的人被饿死，发通知让顾准等人返京，另觅新的改造基地。

临行前，顾准在日记中一语成谶地总结道：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自然灾害’），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物质的补偿！”

沈万山最后一次大发淫威：回去后一律不准传播这里的见闻！

欢送仪式非常隆重，县委领导齐齐送行，搞得跟拍戏似的。返京人员集体高喊口号，以示继续革命的决心。

上车后还频频招手，都做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恨不得插上一对翅膀，赶紧逃离这处魔窟，一辈子都不要再提起。

“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顾准这样形容离开商城时的心情。

颠簸的汽车上，摇晃的人群挤碎了挎包里的豆馍——这是一个好心的老乡临走时塞给顾准的。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信阳俯拾皆是的炼钢炉。当汽车驶过名震全国的“超英”“超美”公社时，顾准发现，所谓的赶英超美的“模版”，不过是两个破集镇，连江南最普通的农村都比不上。

一月二十日，坐着被信阳百姓视为“诺亚方舟”的火车，顾准抵达北京。

换乘中科院派来的大巴，在动物园门口下车，往南走两公里就是顾准的新家——百万庄职工宿舍。

这一带在当时非常荒僻，几十栋一模一样的红砖楼鳞次栉比，宛若迷宫。

两年前，顾准被打成右派，一家人从中科院的专家楼搬来这里，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两年间，从赞皇到商城，顾准在新家待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至于当他扛着行李回来时，摸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认出自己家的单元楼。

窗户里黑乎乎一片，家人均已安睡。

汪璧听到动静，起身开门。对顾准的蓬头垢面，她一点也不惊讶，能活着回家，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顾准换了衣服，洗漱完毕，在台灯前枯坐。

身处北京，心却留在了商城。日记中他写道：“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再过七天就是农历新年，顾准稍事休息，外出散心去了。

在天安门广场，他看到《人民日报》上铺天盖地介绍过的“十大建筑”。这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以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为代表。

望着这些气势恢宏的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建筑，顾准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信阳那些倒毙在路上的浮肿尸体。

他已无法融入这个时代，只能在家同妻子倾诉衷肠。而作为财政部的处级领导，汪璧不知该如何面对丈夫所说的那些“天方夜谭”，更不要说被严重洗脑的孩子们了。

落寞的他只好对着日记本倾诉：

“厉行上调后，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顾准一天到晚表达不满，句句反动。比如说农村应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群众去商店买钉子，只有大钉子，没有小钉子，因为国营工厂按吨计算产值，不讲实际效益。

更恐怖的是，顾准还经常给子女普及一些诸如“马克思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论述不一定正确”的观点。

有一次，一个亲戚来家里做客，顾准比画着跟他讲“大炼钢铁”：在泥地里挖个坑炼铁渣，泥土导热，你说怎么炼？

亲戚吓得脸色苍白，落荒而逃，汪璧为此很不高兴。

因立场不同，长女顾淑林经常和自己的右派父亲吵架，她凛然的神态深深地刺激了顾准。在同汪璧商量后，夫妻俩决定：今后就让孩子们把顾准当“反党右派”来看，不再争论，以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正常成长。

谁知，这个痛苦的抉择竟草蛇灰线地为日后埋下一出更大的悲剧。

陈云的惊诧

春节刚过，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特派至院属的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饲养场占地一千余亩，养猪养牛、种植粮食，专为中科院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提供食品。

给顾准安排的职务叫“参谋”，工作比较清闲，伙食令人垂涎。

静养了一段日子，顾准的病体逐渐好转。他开始抓紧时间读书——天知道这黑暗的时代，暴风雨何时又会落下来。

从休谟到康德，从黑格尔到杜威，日复一日的苦读让顾准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而对西方历史的研读，又使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有了深刻的认识。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顾准为了让子女跟他划清界限，痛苦地选择了自我隔离，连节假日都不回家，只是当购得鸡鸭等紧俏食品时，才带回去给他们补补身子。

汪璧为了让顾准能尽情买书，让他自由支配饲养场发的50元补助，而以自己每月180元的工资承担全家老小的生活。

她没有别的指望，只是默默地祈祷顾准逐步向组织靠拢，家庭早日恢复常态。

顾准则一副“我改造好了”的神情，几乎不开口说话，每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闭门读书，连春节都不回家，留在饲养场加班，终于感动了组织。

1961年11月，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

会上，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大会圆满结束，顾准带着一大摞书稿回到家里。

门刚一关，他便跟换了个人似的，严肃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把迎接他的家人彻底吓傻了。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犀利地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农民就不服。”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说：“如果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也不检讨，将给我们党造成恶劣的影响。”

压力之下，毛泽东当着全国七千名代表做了检查。

六月，陈云下基层，回家乡青浦县的小蒸公社做调研。

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便是富足的鱼米之乡，可“大跃进”后，这里的农民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时，竟把原本用作绿肥的红花草吃光了。

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见许多农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能搓下不少麦子。

陈云问一个农妇，到底能搓下多少麦子。农妇说，攒起来有一斗哩。陈云大惊，并很快猜出了答案：农民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等把麦秆分回家后再仔细弄，如此便能多得些口粮。

陈云感慨道：“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有办法应付的。”

接着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陈云，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陈云算了笔账：允许私人养猪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强烈的对比，又让他大吃一惊。

更让陈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傍晚，他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

陈云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早就化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只好用碗来卖。

陈云听后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捕鱼，清晨运到上海城里去卖。但实行统购统销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来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及其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其统一运到上海，以保障供应任务。

如此来回运输，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生生运成了死鱼。无奈之下，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运输费和手续费，价格比以往高出不少。

陈云听说后，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对方很为难，说如果这样做，必须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秘书说：“我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

此后近二十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在同老乡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众人答：“好人。”

陈云意味深长道：“我虽然是好人，却办了错事。”

回京后，陈好人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写了封信，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研报告。

以此为契机，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建设的道路。刘少奇等人抓紧来之不易的机遇，主持恢复经济。

春花烂漫，冰雪消融，顾准欢欣鼓舞，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又一次对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如三十年前那样……

市场经济第一人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1962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略有好转，经济也逐渐复苏。

三月，刚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调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敲开了老友顾准的家门。

两人相见甚欢，感触良多，再次讨论起中国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一直在为“价值规律”奋战。他公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说“一步登上共产主义的青天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并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许多工厂不讲成本，不讲价值规律，上缴利润很少。还有的企业在靠救济过日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应该提倡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

国家统计局毕竟是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地位同国务院不相上下）的下属单位，孙冶方不敢公然挑战计划经济的“国策”，只是呼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同时，折中地补充了一句“不是指听任价格自发涨落来调节生产”。

其实，真正的先知是顾准。

早在1956年初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时，顾准便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搞好经济，只能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传世之作中，顾准挥动如椽大笔，振聋发聩地写道：“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

要知道，那是党内找不到一个人相信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无缝连接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孙冶方沿着老友未竟的路一直走下去，奠定了其领袖群伦的学界地位。然而，在1983年逝世前夕，他严肃而郑重地对弟子吴敬琏说：“我于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文章的启发。”

以此为据，吴敬琏后来指出：“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回到1962年。孙冶方这次登门探访，是想请顾准出山，重回经济所。

顾准对老战友的关心和提携感动不已，接受了这一诚挚的邀请，因为经济所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娘家”。

孙冶方四处奔走，上下协调，终于办妥了报批手续。五月，顾准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他被分配到政经（政治经济学）组，组长是另一个老友骆耕漠。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顾准从苏南调到苏北，协助时任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陈毅最信赖的密友骆耕漠工作，担任副处长，由此两人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真挚友情。

骆耕漠亲切地欢迎顾准的到来，他伸出双手，连道：“回来了就好，我们都是了解你的人！”

在孙冶方和骆耕漠的关照下，顾准得到一间专属的办公室。

书架书桌一应俱全，角落里还有一张铺着洁白床单的单人床——同饲养场的条件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当年轻的女研究员张纯音闻讯前来看望传说中的顾准时，发现这个年近五十的“摘帽右派”正高兴得在床上滚来滚去。

回所的第一个周末，顾准特意买来好酒好菜，亲自下厨，为家人烹制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他把在单位的见闻同妻儿分享，并宣布以后除了读书写作和照顾家庭，别无他求。

汪璧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满怀希望地向丈夫举杯致贺。

经济所“收容”了一批在政治上失势，但理论水平很高的党内干部，级别最高的当属前总书记张闻天。

自从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张闻天便发配到经济所政经组当研究员。因为保留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他每天还能带着警卫员和秘书坐轿车来上班。

除此之外，政经组还有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巫宝三（1905—1999）以及吴敬琏、张纯音等青年俊杰，一时间人才济济，群贤毕至，被戏称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在骆耕漠的领导下，政经组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极其浓厚。

平心而论，顾准的性格缺陷非常突出。他善于独立思考，也爽快实在，但城府不深，自尊心强，遇有争论，往往得理不饶人。

这样一颗近乎透明的赤子之心，遭逢那个特殊的时代，注定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然而，在经济所这个人人平等、追求真理的“雅典学院”，顾准身上的“刺”却被视为可贵的知识分子本色，受到充分的理解与包容。

随着中央开始试行“包产到户”“自由市场”，孙冶方预感到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时机到了。他给顾准下达了任务：从改革现行会计制度的角度对“利润挂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每月150元的工资不能白领。奋笔疾书中，顾准的眼前闪现出20年前那一幅幅炮火连天、激情燃烧的壮丽画卷。

再当一次“右派”又如何？

1962年9月，顾准到上海出差，调研国企的会计状况。

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回乡，趁机拜访了暌违多年的潘序伦。

在赴潘宅途中，顾准钻进一间书店，竟发现有揭批“右派”潘序伦“反党罪行”的小册子在出售，便好奇地驻足翻阅，结果笑了个半死。

原来，编书人把潘序伦曾让他这个地下党代写专著的事也作为重要的罪证罗列出来……

岁月如梭，顾准已从当年活蹦乱跳的小伙计变成了阅尽沧桑的中年人，潘序伦更是白发苍苍，廉颇老矣。

话别时，顾准希望潘序伦送他几本会计学方面的书，早已看破红尘的潘指着家中汗牛充栋的藏书道：“我现在根本用不着书，你喜欢哪本就尽管拿走吧。”

顾准选了二十多本，提着满满一兜，在潘序伦的相送下走出大门。

此番一别，竟成永诀。

忙完公事，顾准又去探望了打小便和自己最亲的大姐陈秉珍。在聊到极“左”路线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尤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顾准激动地喊道：“老和尚（毛泽东）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陈秉珍惊惧交加，连番软言相劝。

闲谈之际，大姐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帮忙照顾她在清华大学念水利的儿子宋德楠。

顾准欣然应允，却没料到同外甥的联系日后竟酿成弥天大祸。

1963年初，北京经济学会召开研讨会。在会计组的讨论中，顾准把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是成本和利润的计算体系”。如此一来，会计制度的改革，就必须紧紧围绕为企业利润服务这一核心。

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终于得到了理论上的有力呼应。

然而，政治的云谲波诡永远超出顾准的想象。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他“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并重提“三面红旗”，号召国人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经济所作为全国经济的舆论风向标，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更微妙的是孙冶方和刘少奇的关系。

两人很早便相熟，1941年，刘少奇的著名文章《答宋亮》就是对孙冶方（宋亮）来信的回复。

孙主持经济所后，刘少奇一直表示极大的关注，经常约他到自己家谈话，以至于《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1904—1984）阴阳怪气地对人说：“经济所？那是刘少奇直接控制的理论阵地哩！”

早就上了黑名单的孙冶方多次被康生邀去“座谈”，他明知这是阴谋，却不顾好心人的劝告，坚持参加，并说：“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在一次中科院的扩大会议上，一个年轻学者劝孙冶方：“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孙冶方淡淡道：“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对康生而言，一直为孙冶方献计献策的顾准更是老相识了。

1948年，在整风中犯了众怒的康生被毛泽东下放到山东省渤海区，负责接待的便是区委副书记顾准。

生活奢侈的康生养了条大狗，天天逗狗玩，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喂鲜肉给汪星人吃。

顾准看不惯，便在机关议论了一通康生的生活方式。谁知非议传到了睚眦必报的康生耳中，从此在他心头埋下了深深的怨念。

1957年“反右”时，顾准的右派帽子就是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自圈定的，一边圈一边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孙冶方只好象征性地把顾准独用的办公室暂时取消，让他和另一个研究员共用一间。

顾准对此全不在意，依然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紧密配合战友，为财经改革方案提供思想资源。

而孙冶方为了便于顾准写作和休息，又给他在附近的经济所单身宿舍解决了一套住房。

两人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形势，在一次政经组的内部讨论会上，顾准慷慨悲壮地表态：“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的帽子！”

无论风刀霜剑，还是恶语相加，顾准和孙冶方总是无私无畏地联手走在经济改革的最前沿。每当顾准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便第一时间提供给自己的老友参考。孙冶方则在欣赏之余，立刻加以运用。

1963年底，《会计原理》第一卷杀青。顾准在这本新著中对苏联忽视企业利润的会计体制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并重新阐述了会计学的真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迪。

顾准原计划写七本，提纲都拟好了，结果天不假年，只完成了一本。1984年，当《会计原理》残篇以三万册的首印出版时，91岁高龄的潘序伦强撑病体，用颤抖的笔撰写了生命中最后一篇序言。

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郑重指出：

“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识。”

为了向家人“偿债”，改善汪璧和孩子们的生活，顾准又接了译书的活。

在他辛苦翻译的外国文献中，最具价值的当属熊彼得（1883—1950，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这本40年代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名著第一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

熊彼得认为，过去界定民主与否，都看是不是依据“人民的意志”来达到某种看上去“公益”的目的。他推翻了这种研究民主的狭隘着眼点，指出：“民主是为做出政治决定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

熊彼得最大的贡献是分清了“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与“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以及程序的民主概念”。

顾准敏锐地觉察到，只有读懂了熊彼得，中国才有可能从以暴易暴的治乱循环中走出；才不会假自由之名，去干剥夺他人自由之事；才不会接二连三地涌现李自成、洪秀全……

孙冶方听闻译著杀青，非常高兴，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动该书的出版。本来商务印书馆已经答应承印，却因紧张的政治形势而搁浅，直到1979年才践诺，将这部珍藏了15年，纸页已经发黄的译稿一字不动地出版，以告慰顾准在天之灵。

第七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

怎么办？是像老舍、傅雷等传统知识分子那样以死明志，还是如林昭、遇罗克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般拼死一搏？

都不是。

虽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但顾准并不打算为理想而死。他要为理想忍辱偷生，瓦全于世，用余下的生命去探究这吃人的“革命”到底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

康生的《罗织经》

1964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中科院发表讲话，说代表党中央，号召大家进一步活跃思想，争取在学术上多出成果。

按理说顾准经过两次打击，也该学会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了，但一听周扬的讲演，他又激动了，不但以“群星灿烂”来形容这篇报告，还自学起高等数学来，想为进一步钻研经济学打好基础。

据顾准身边的数学家检验，顾准竟无师自通地达到了数学博士的程度。

二月，骆耕漠召集政经组讨论张闻天的经济论文。文中，张闻天呼吁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价值规律。

这的确是医治“左”倾顽症的良药。顾准看后虽觉气味相投，但仍感前总书记还没说透，便在家中赶写了一篇附和的文章，在肯定张闻天观点的同时，提出：“目前在我国应大力提倡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五月，政经组学习“毛选”。顾准冒着生命危险酣畅淋漓地宣读了一篇“学习体会”，跟当时“反修备战”的浪潮大唱反调：“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应该学习德、日、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方针。”

铁了心要把真理坚持到底的顾准，即使在家，也不忘同子女交换意见，普及常识。

当毛泽东让全国人民都向雷锋学习时，顾准却告诫青年人“不要堕入盲从”。并且，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应该倡导‘民主个人主义’，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凡人不当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一个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八月，顾准将孙冶方布置的“命题作文”《粮价初探》交给他。已感到黑云压城的孙看都没看便意味深长道：“今后，你就不要参与这项工作了。”

顾准没听出弦外之音，不悦道：“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从哪来回哪去好了。”

孙冶方急忙摆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好！”

直到一个月后孙冶方被陈伯达和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顾准方才如梦初醒。

征兆出现在不久前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

经济所的杨坚白和张卓元受张闻天文章的鼓励，撰写了《反思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的论文，遭到批判。

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异常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此刻，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道：“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开始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冶方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同孙冶方一起出门，悄声道：“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呢？”孙冶方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十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

他们大肆搜罗孙冶方、张闻天、骆耕漠、林里夫和顾准等人的材料，从写成书的到没成文的，甚至连锁在抽屉里的草稿都不放过后，终于列举了孙冶方的种种“反党反革命”罪行，召开批判大会。

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条：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

更不可思议的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31年曾在上海与组织失去联系”等让人哭笑不得的欲加之罪，尤其是“里通外国”一条，罪证居然是1958年苏联专家索波里访华时，问起中国的“大跃进”，孙冶方随口用俄语答了一句“头脑发热”。

“摘帽右派”顾准自然也跑不掉。他被称为“孙冶方幕后的狗头军师”“反革命理论家”，一些诸如“我永远也不进人民大会堂”之类的“黑话”被揭发出来，和骆耕漠、张闻天一起被诬为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面对一年39场的批判浪潮，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孙冶方坚如磐石，大义凛然。他公然宣布接受挑战：“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顾准更硬，铿锵有力道：“我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

张闻天也以沉着镇定的态度应对这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在家中的台历上，他自我激励地写道：“肩膀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

色厉内荏的工作组一边斥之为“死不悔改”，一边又拿这帮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毫无办法。

正僵持间，祸从天降。

顾准的外甥、大姐陈秉珍的儿子宋德楠出事了。

只身在京求学的宋德楠逢年过节常去看望舅舅，而顾准也非常喜欢这个善于思考的上进青年，有什么读书心得都与他分享交流。

一次，宋德楠和顾准谈起，他与几名清华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参加的人不少。顾准一向开明，不觉宋德楠此举有何不妥。

然而，当顾准被揪斗的同时，研究会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

当毫不知情的宋德楠来找顾准时，因“四清”工作组定下的“不准把运动情况传至所外”的铁规，顾准并未将孙冶方和他已成批判重点的事告诉外甥，反而破口大骂了一通“四清”运动，以为宣泄。

同时，他好意提醒外甥务必谨慎，清理重要资料，不要“鸡蛋碰石头”。

不久，研究会的两个头头决定向有关部门坦白，宋德楠和其他成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计可施下，一起到百万庄向顾准求援。

有关部门获悉这一动向后，迅速采取行动，对这批大学生进行严格审查。

几番软硬兼施、刑讯逼供后，涉及顾准大量“反动”言论的材料被工作组掌握。

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斗争开始了。

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

顾准的问题大大升级。

顾庆莲多次埋怨儿子，怪他平日不注意言谈，影响了宋德楠。甚至，一向对顾准信任有加的她，竟也相信外界传言，怀疑儿子实际参与了研究会的活动，指责他害人害己。

顾准有口难辩，激愤地大喊：“为什么我不死？为什么我不死啊？！”

被悲切的心情包围着的顾准，支撑他重新站起来的，除了家人，就只剩一项宏伟的课题——民主社会主义了。

心念及此，顾准找到工作组，提出：在他与宋德楠的问题上，可以加重对他的处分。

此举既非服软，也非认罪，只是想替外甥减轻罪责。工作组却欣喜若狂，认定顾准这条线“大有可为”。

1965年2月的一天，两个陌生人敲开顾准的家门，闯进室内，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不由分说就将户主强行押走了。

家人目睹了这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绑架，无不噤若寒蝉。

幸好顾准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为了不让对方抓住把柄，早就忍痛把多年积存的手稿和笔记统统销毁了。

他怕火烧浓烟会引起邻居注意，便采取把纸浸泡在浴缸里，揉烂后用抽水马桶冲掉的办法。

由于需要销毁的材料堆积如山，全家人不得不分工协作。汪璧和顾准在洗手间销毁“罪证”，80多岁的顾庆莲则站在阳台上放风——一切都像是回到了30年代的上海。

顾准被秘密逮捕后，关押在公安部。

四个月的审查击垮了他的身体，却没能撬出一句康生想要的信息。从经济所的同事到他各个时期认识的熟人，没有一个受到牵连。

然而，顾准却因“抗拒从严”一跃成为学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问题最严重的人。他自知前途不妙，抓紧时间将母亲送到了山西太原——妹妹陈枫时任山西大学宣传部部长。

临别之际，老母亲冥冥之中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死死地盯着顾准看了半天，而顾准也凝重地将母亲那张苍老的脸端详了许久。

从此，母子再无相见之机。

九月十七日，阳光灿烂的日子。顾准踩着沉重的脚步，去单位听取最终的处理决定。

孙冶方被撤销经济所所长之职，继续接受审查。张闻天也被中央办公厅取消了一切特权，包括可以同政治局直接通话的“红电话”、专用轿车以及特供卡。

最惨的是顾准，他成了“四清”运动中处分最重者，也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中国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人。

他跌跌撞撞地走回家，极为不安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们，又戴了右派帽子。这个家，我顾不了了，今后都得靠你了……”

汪璧几近崩溃，若不是看到孩子们尚未成年，她铁定从窗口纵身一跃，了却这无穷无尽的痛苦。

两天后，顾准被强行下放到京郊的周口店劳动。而他上中学的小儿子顾重之，当即被同学扯去了脖子上的红领巾。其他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

个人的苦难只是风暴的预演。

仅仅一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发表到《文汇报》上，“文革”闹剧，拉开序幕。

周口店因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闻名于世，但其实非常荒凉，杳无人烟。顾准在商城劳改时身体严重损伤，落下病根，此刻顶着骄阳割了两天麦子，小腿急剧肿胀起来，竟至行走困难。

然而，刚刚参加劳动，病了也不能休息，他只好咬紧牙关死扛。

连续的高强度劳动压垮了他。全身浮肿，难以下床，顾准开始怀疑自己能否熬过这场灾难。

几个月后，孙冶方、骆耕漠等人也被遣送到周口店。大难不死喜相逢，顾准心情之激动不言而喻。

大家同病相怜，暗中关照，顾准的病体逐渐好转，慢慢适应了严酷的劳改生活。

以死明志还是“低头认罪”？

1966年1月18日，顾准获准回家过春节。他戴着汪璧捎给他的遮耳棉帽，顶着风雪，艰难地独自行走在通往百万庄的路上。

此刻，顾准的心情非常矛盾。

一方面，政治气候愈发严峻，以他“极右”的身份，实不该再去连累家人；另一方面，他又幻想能得到家庭的温暖。毕竟，那里是他最后的避风港了。

顾准到家时，汪璧还没下班，孩子都不理他。

晚上，汪璧回来了，开口第一句话便是离婚。

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虽然她一直深爱自己的丈夫，但在如何看待顾准的政治问题上，殚思竭虑也想不出答案。汪璧曾写信告诉陈敏之，说离婚实在是百般无奈，如果你五哥以后还能摘帽，便和他复婚。

陈敏之一念之差，复信表示同意。时过境迁，他为自己当年的鲁莽后悔不已，深感要是能拦住她就好了，夫妻俩说不定能熬过十年浩劫。

好妻子、好母亲、好干部，三者太难统一了。内心世界分裂的汪璧，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九后来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走啊！”

顾准明白，只有自己咬牙离去，独自承受凄苦，才能使不幸的妻儿获得安宁。

天道循环，他绝不相信中国会永远如此。当黑夜过去，太阳照常升起，顾准坚信，一家人终会重聚。

他同意了。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顾准从早忙到晚，给家人做了最后一次拿手好菜。汪璧默默地配合，任由泪水在心中流淌。

子女都被压抑的气氛笼罩着，以难言的痛苦吃着这顿极不寻常的年夜饭。

大年初五，不堪重负的顾准病倒了。医院的诊断是“心律严重不齐，不宜参加劳动”。

然而，本应卧床休息的顾准为了不拖累妻儿，却打算提前返回周口店。

离家那天，顾重之和小女儿顾秀林还在拌嘴。顾准回过头来，大吼一声：“吵什么？你们没爹啦！”

带着离婚协议（口头的）和病体的伤痛，顾准又回到了周口店。

在给陈敏之的信中，他心酸地自嘲为“丧家之犬”，还罕见地迷信了一把，说自己不慎打碎了剃刀盒上的玻璃镜子，莫非是自己和汪璧“破镜难圆”的谶语？

他一边通过陈敏之了解汪璧的近况，一边拿出患病的证明，坚决要求休息。

在断断续续的劳作中，撑到了以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为纲的“文革”《十六条》的公布。

此时，经济所的一干右派被调到大韩继村的工地进行建筑作业。一些当地贫下中农根据《十六条》中“不能那么文质彬彬”的号召，自发组成了红卫兵，对“臭老九”们实施武斗。

顾准经常被拉出来“单练”，当众毒打。

一次，红卫兵把他打得伤痕累累，仍觉不过瘾，便抓起一块砖头，狠狠地朝他脑门砸去，但听“砰”的一声，登时血流如注。讵料，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一声不吭。红卫兵顿时恼羞成怒，挥拳将他打翻在地，又连拖带踹，百般凌辱。

只穿着汗衫和单裤的顾准被折磨得满面血污、奄奄一息，地上的黄土也被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殷红色。红卫兵终于打累了，扬长而去。顾准挣扎了半天才站起身来，用手把头上淌下的鲜血擦了擦，仰面朝天，一阵冷笑，蹒跚着向前走去。

没过几天，大韩继附近某村的红卫兵便把一个地主出身的人活活打死了。消息传到北京，中科院怕闹出人命，赶紧把右派们拉了回来。

看管干部勒令顾准“不许回家”。本就无家可归的他便蜗居在经济所的一间斗室里，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自此，顾准同经济所以外的社会断绝了联系，和陈敏之的通信也被迫中断——他再也得不到妻子的音讯了。

九月十日，造反派又把旧伤未愈的顾准拽进会场。由于以往一系列问题，加之新近查抄出他的一套写有批评性评语的“毛选”，顾准被认定犯了“文革”中最严重的“恶攻罪”，人称“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群众像被集体催眠了一般，整齐划一、声嘶力竭地喊着热浪滔天的革命口号。顾准明白，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

怎么办？是像老舍、傅雷等传统知识分子那样以死明志，还是如林昭、遇罗克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般拼死一搏？

都不是。

虽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但顾准并不打算为理想而死。他要为理想忍辱偷生，瓦全于世，用余下的生命去探究这吃人的“革命”到底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

于是，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所有罪行，积极表示将努力改造。

在低头认罪的表象下，隐藏的是一颗永不妥协的心。

造反派责令顾准和孙冶方打扫经济所办公楼的过道。两人每天都去得特别早，利用人少之机，躲在厕所里交换思想——特别是讨论对“文革”的看法。

臭气熏天的公厕，旁人躲还来不及，却成了两位学者驻足久待之处。

有时，顾准弯腰劳动累了还会恶搞一下，拿起滴水的拖把走出厕所，在造反派面前晃来晃去，气得对方直骂他“顽固不化”。

好景不长。

1968年4月4日，孙冶方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批捕后，送至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服刑。

狱外的顾准经常念及身陷囹圄的老友，在和经济所的女研究员张纯音聊起孙冶方时，后者忧虑道：“听说有的人长期单独关押，最后疯了。”

顾准坚定道：“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

凝思半晌，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孙冶方如果出狱，第一个要见的人一定是我啊！”

“我的手上没有血”

为给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定罪，康生组织了名目繁多的专案办公室，顾准隔三岔五被叫过去“了解情况”。

然而，他的态度恶劣是出了名的，经常在外调人员面前跷着二郎腿，一副爱答不理、不屑一顾的表情。

有一次，年轻的造反派对30年代的历史一窍不通，却想通过顾准挖某人的黑材料。顾准觉得他无知可笑，便以教训的口吻道：“别问了，我从头到尾给你们讲一遍吧！”

毫无悬念，招来的又是一顿毒打。

还有一次，几个红卫兵要顾准写一份证明，说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明确拒绝：从来不知此事。

红卫兵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革命小将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以示绝不屈服。红卫兵黔驴技穷，只好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正如他对孙冶方所说“我的手上没有血”，顾准从来不向淫威屈服，没写过一句冤枉他人的假话——即使此人和他有仇。

农业大学专案组曾找顾准调查谭震林的历史问题，让他确认谭是“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阵顾准在新四军担任《东进报》主编，未经请示擅自修改了谭震林（时任第六师师长）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随即便被撤职。

即便如此，顾准也没有借机报复，矢口否认专案组对谭震林的栽赃。来人狠狠地打他，打完再问，回答如故，气得对方大喊：“滚回去！”

他本就不想啰唆，如此倒省心不少。

最难熬的是群众大会，因为每次都有保留节目“喷气式飞机”。这种模仿飞机将要起飞，半蹲昂头、双手后扭的挨斗姿势严重损伤了顾准的腰背，使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坐卧。

各种侮辱更是家常便饭。前胸和后背贴着一层层纸糊的黑标语，脸上常常挂着唾沫与痰迹。无论大人小孩，谁都可以唾骂他、捶打他、用垃圾扔他……

一天，顾准的次子顾南九去四川“串联”。他与曾在自己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认顾准为干爹的烈士遗孤崔红军邂逅。

崔悄悄地跟他说了不少犯禁的心里话：“其实，很多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顾南九深受震动，燃起了对父亲的思念，急于知道其现状。

于是，他和崔红军各给顾准写了一封问候的信，径直寄往经济所。

对如陷冰窖的顾准而言，家信可谓大旱云霓。他捧着儿子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立刻提笔回信，介绍近况，表示：“很想念你妈妈，她身体不好，你们要多照顾她。我很想让她吃到我做的鱼，她一直很爱吃鱼。”

渴望见到妻儿的顾准，未等顾南九回信，便又给汪璧写了一封。信中要求妻子给自己寄一些布票（顾准的户口还在家里，得凭本领票），并说因为急需，如果一直没收到，自己便回家去取。

汪璧用平邮寄了布票，谁料莫名其妙地遗失了。于是，顾准请了假，穿戴整齐，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

进门时，汪璧还没回家，长子顾逸东和顾重之正在熬粥。从儿子口中得知，长女顾淑林仍在中科院力学所，次子顾南九和小女儿顾秀林去了四川。

正闲聊间，筋疲力尽的汪璧回来了。

受顾准株连的她已被开除党籍，成为财政部重点批斗的对象。连续的折磨使她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汪璧看到顾准，惊恐慌乱。

顾准走上前去，端详一年未见的妻子。只见她面容憔悴、双目愁苦，满口的牙齿都被打掉，假牙还未安上，嘴巴瘪着，显得苍老了十岁。

顾准望着不成人形的妻子，内心既痛且疚。

汪璧语无伦次：“你，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顾准无言以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汪璧转过半边脸，颤声道：“你，你走吧！”

言毕，便抽泣起来。

顾准见她神情恍惚，痛苦不堪，想要安慰几句，却不忍再加重她的精神负担，便急忙夹起一些衣物匆匆离去——连刚从箱子里取出来的鞋都忘了拿。

事后，汪璧给他寄去了二十尺布票和落下的鞋。

花落人亡两不知

回到经济所，妻子的病容每天都出现在顾准眼前，使他辗转反侧，不能释怀。

顾准感到形势在恶化，风暴在持续。为了使一家人抱团取暖，扛过漫漫严冬，他放下尊严，开始每周一封地给汪璧写信，关心她的生活，诉说回家的热望……

然而，汪璧一接到信就非常紧张，更不敢回，怕被造反派抓住把柄。

顾准一封接一封地写，问冷暖、诉衷肠，转眼间秋去冬来，到了北风呼啸的十一月。

他久久不见回音，有些急了，又去了一封，说天寒地冻，必须回家取些书和过冬的衣物。汪璧终于回信，定了时间：星期天早上7点。

挑这个点显然是为了避人耳目。当天，顾准推着从经济所借来的板车按时到了家。

只见大门紧闭，他要的东西安安静静地放在门口的水泥地上。

顾准想同妻儿再说上几句话，也希望家人能帮他搬搬箱子。但任凭他如何凄楚连连、喊哑了嗓子，门内只是一片静默——令人绞痛的静默。

顾准绝望了。他满含泪水，从棉衣里取出一张准备好的存折和一些粮票，弯腰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这是他一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承载着对妻儿的感情和歉意。

正巧邻居家的老大爷走过。他早就听说了这对夫妻的遭遇，非常同情，帮顾准把东西抬下了楼，装上板车。

凛冽的寒风中，顾准推着板车，伤心欲绝地离开了百万庄。一路上，泪如泉涌。

一个月后，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封薄薄的来信彻底粉碎了他阖家团圆的美梦。

这是由五个子女联合签署的简短声明。望着那斩钉截铁的九个字“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顾准握纸的手颤抖了。

锥心之痛，痛彻心扉。他再也不能自抑，像一只蜷缩在方寸之间的受伤老狼，绝望地哀号起来。

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顾准不愿坐以待毙，他困兽犹斗般又拿起了笔，给汪璧和子女们写信，一如既往地嘘寒问暖，告知近况。

写信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写的意义就是写本身。

频繁的来信也曾激起汪璧心湖上的涟漪，却挡不住造反派越转越紧的铰链。

财政部造反派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顾准“黑关系”的高潮。几年前她在家中协助顾准销毁材料的“重大罪行”不知被什么人揭发出来，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狂潮。

多年对党的无限忠诚，甚至牺牲夫妻关系，却换来这样的下场。汪璧已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

顾准不晓家中情况，仍然继续着自己的研究计划：通读乾隆御批的《资治通鉴》，复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还翻译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顾准私下幻想，以后还能用翻译的稿费补贴子女。

结果刚想完，革委会就告诉他一条雪上加霜的消息——顾准的子女把他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从家里转到经济所来了。

这意味着最后一点联系也被无情地割断，顾准不禁仰天长叹：恩断义绝，以至于此！

他不知道的是，此事的动因源于汪璧的自杀。鉴于家庭已完全毁灭，孩子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是1968年的4月8日。林里夫曾偷偷上门看望汪璧，把她拉到街角谈心，劝她不要把眼前的问题看得太重。

然而，她寻死的心已无人能阻。

当天，子女皆有事外出。汪璧整个下午都在楼下的院子里转圈，心事重重。当夕阳西坠之时，她回到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登时倒地身亡。

晚上，顾南九回家时敲不开门，从邻居的窗户爬回自己家的阳台，才发现母亲已气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字迹潦草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顾南九含泪奔到姐姐顾淑林的单位，姐弟俩一起找到顾逸东和顾重之（顾秀林当时不在北京），四个人哭得泪眼婆娑，为死不瞑目的母亲简单料理了后事。

而顾准竟一直不知妻子已和自己天人永隔，又连续写了十多封信，直到他被正式隔离监管。

第八章 一个人的“五七”干校

顾准想通过繁重的劳动强迫自己变得麻木，以忘掉内心的痛楚。可夜深无眠时，妻子的音容笑貌还是会浮现在眼前。

往事如梦，何处话凄凉。

息县，一声叹息

1969年，根据“五七”指示，中科院所有监管对象都按军事编制集中管理。一个研究所就是一个连，经济所是七连，文学所是五连，由军人担任连长，军宣队统一指挥。

在林彪“搞好斗批改”的号召（斗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下，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将强制下放到农村（场）从事体力劳动。

顾准估计汪璧和子女也会被“上山下乡”，为了使一家人不至于天各一方，他多次向军宣队提出要与汪璧会面，陪伴患病的她一同下乡。

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无人理睬。

转眼到了十一月，学部各“连队”总计两千人被确定下放到河南省息县的东岳人民公社，在那儿组建“五七”干校，学工学农。

军宣队的领导说：“既然叫“五七”干校，那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去吧。”于是，文学所与经济所的右派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顾准再次呈递要求同汪璧见面的申请。当晚，焦虑难眠的他，胡思乱想间突然意识到：也许汪璧已经不在人世！

此后几天，他不断催军宣队告知实情，并赌咒发誓：“无论她死了还是疯了，都不影响我下去，也不影响我改造！”

十一月七日，顾准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晚，在他的一再苦求下，军宣队将隐瞒了一年半的妻子的死讯告诉了他。

死亡日期、地点、原因和后事则一概不说。

汪璧真的死了，从此阴阳两隔，永无相见之日！

顾准只觉天旋地转，一阵寒冷刺骨的晚风吹来，几乎站不住脚。

眩晕中，他的思绪回到了1955年的冬天。

那时，刚从洛阳回来的他准备去中央党校进修。子女和母亲也都从上海接到了北京，一家人再次团聚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

当时，他在日记里写道：

十五年二十年之后，让孩子们在新疆、西藏和青海，让老头子和老太婆去看看他们，也看看建设起来的新地区，就是极好的酬报了；

采秀也是有些忧郁的，自然也引起了我的忧郁。出来时我跟她说有寂寞之感，她说读了书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秀去了西安，要分别一个多月，不免使我若有所失；

一封是采秀来的。因为地址流转不定，无法回信。这一晚十分寂寞，盼望她早日回来；

又过了一个假日，秀不在家，悒悒寡欢。

……

撕心裂肺的绞痛把顾准拉回了现实。他急不可待地想找妹妹陈枫问明情况，搞清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然而，军宣队回绝了他的请求。连副指导员赵钟声道：“你去整理东西吧，我们帮你找找。”

顾准在日记中写道：

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嚎。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生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几天后，顾准默默地把买好的二十多个信封和邮票收了起来。那是打算下乡后给子女们写信用的——他原本幻想，孩子们在得知他即将离京的消息后，至少可以恢复一点基本的联系。

但是没有。

顾准自此再也没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形单影只地走完了剩下的人生旅途。

十一月十六日，在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带队下，全体五连、七连的“五七”战士伴着喧天的锣鼓，告别学部，去往息县。

和商城一样，息县属于信阳市，十年前也是饥荒的重灾区。

“五七”战士们刚到时，都惊讶这里何以人烟如此稀少。只有顾准心里明白：都是被饿死的。

五连和七连的宿舍是东岳公社的棉花仓库。

这是一座三层楼高，灰砖砌成的建筑，只有两扇门和寥寥无几的小窗户，室内非常阴暗。

仓库里是两排长达数十米的大通铺，顾准被安置到西南角的下铺，行李塞在简陋的床板底下。

南铺和北铺之间放着一排排桌子，便算是食堂了。

由于大炼钢铁时缺煤，砍光了树，东岳显得空旷而荒凉。一入冬便异常寒冷，却没有燃料取暖，许多人的脸上手上都生满了冻疮。

添置被褥时，顾准找张纯音借布票买来三十尺的维尼纶（一种合成纤维），亲手做了两套白色的被套和枕套。服丧从白，他想以此长悼亡妻，直至生命的终点。

“我就是不服”

干校规模很大，东岳一时间群英荟萃。钱锺书（1910—1998）、沈从文（1902—1988）、何其芳（1912—1977）、吴世昌（1908—1986）、余冠英（1906—1995）、吕叔湘（1904—1998）、金岳霖（1895—1984）、胡绳（1918—2000）等济济一堂，蔚为壮观。

这帮知识分子干起活来很卖力。杨绛是种菜能手，吕叔湘管饭票。钱锺书和丁声树（1909—1989）负责烧开水，被人戏称为“钱司炉”和“丁司炉”。

由于开水供不应求，两老头只好在锅炉里对冷水，结果又获封“钱半开”和“丁半开”的绰号。

而顾准这个双料右派，因名气太大，又拒不悔改，常被拉出去批斗。干校里除了骆耕漠、林里夫等几个老友，几乎无人敢同他说话。

顾准想通过繁重的劳动强迫自己变得麻木，以忘掉内心的痛楚。可夜深无眠时，妻子的音容笑貌还是会浮现在眼前。

往事如梦，何处话凄凉。

内外夹攻下，他得了急性肺炎，连续两次发起39度的高烧。

窗外大雪纷飞，顾准躺在冰冷的大通铺上瑟瑟发抖，神志不清。遥想1953年在上海，也是肺炎，汪璧心急火燎地送他到华东医院，每天守护在病床前悉心照料，无微不至。和眼前的境况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拖了两个月，才到县医院就诊，但仍未治愈。在日记中他写道：“晨间痰中不断带血，有铁锈痰，也有鲜红血块，一直坚持劳动。”

不久，日后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因非议康生，也被送了下来。

吴敬琏第一件被派的活是起猪圈。毫无经验的他怎么也干不了，铲子一下去就被猪粪粘住，抬不起来。

顾准瞧见，马上过来帮忙：“你哪里干得了这活？我来吧！”

自此，两人成为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吴敬琏永世难忘的是那最残忍的一幕。一天，嗜血成性的造反派突然把在田间劳作的顾准拉了出来，无端说他“偷奸耍滑”，并要当场开“地头批斗会”。

顾准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罪名，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一顿群殴。

望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顾准，造反派得意道：“服不服？”

顾准愤然高喊：“我不服！”

殴打更加猛烈，造反派揪住他的头发，恶狠狠道：“你到底服不服罪？”

顾准高昂着头，置生死于度外：“我就是不服！”

围观的人群震撼了，像看法西斯一样死死地盯着那几个造反派，直看得他们毛骨悚然，最后只能讪讪地离开。

当晚收工后，大家鱼贯而入，回棉花仓库吃饭。

瘦骨嶙峋的顾准一脸哀伤地坐在长桌旁，费劲地吞咽着食物。对面恰巧坐着张纯音和她16岁的女儿咪咪。

以正直仗义闻名于经济所的研究员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张耀祥同李大钊、郑振铎等人过从甚密，被称为“中国心理学第一人”。而她的外公程树德（1877—1944），曾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

见顾准形影相吊，张纯音深感同情，对咪咪小声道：“对面那个伯伯叫顾准，下乡前刚刚得知妻子自杀了，而子女又和他断绝了关系，很不幸。我们帮帮他吧……”

咪咪抬头看了看顾准，只见他两鬓斑白，穿着打满补丁的旧棉大衣，非常可怜。

张纯音又俯身道：“顾准是个才华横溢的好人，我真怕他也自杀了，我们帮帮他吧。你不是带了一个小箱子，里面有不少好吃的吗？拿一些送去给他吧，你是小孩子，不要紧。”

咪咪听话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顾准遇到张纯音，感激道：“我知道又是你啊。真感谢你，谢谢你！”

早在大韩继被打得头破血流、押回经济所时，张纯音便借机在顾准暂居的斗室悄悄放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八十元钱。彼时顾准就曾感动道：“我知道一定是你。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也正想问你要呢。我被他们弄得险些没钱吃饭了。”

心地善良的张纯音劝顾准多保重，又屡次派咪咪给他偷送食品，捎带鼓励的口信。

见顾准很喜欢自己的女儿，她干脆拉着咪咪的手说：“要不你就拜顾伯伯为师，常去看望他吧。”

于是，咪咪成了顾准的跟屁虫。

月神无语，默默地注视着在田间散步的咪咪和顾准。

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知识无用论”，顾准语重心长道：“你可千万别信这一套啊。一个民族如果不读书，就注定要灭亡。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终有一天，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谁有本事谁上。如果你没有，那就太可悲了。你应该像小孩子捡石子那样，不断为自己搜集知识。”

见她若有所思，顾准又道：“人一定要有个目标。无论如何都要坚定地向着这个目标走下去，否则就是行尸走肉。你现在就要给自己定一个高一些的目标，百折不挠。须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从那时起，张纯音便欣慰地看到，每天收工后，顾准都和咪咪并排坐在棉花仓库外的小木凳上，教她数学、物理等文化课。

日落黄昏给干校这幅最美的画面镶上了一道暖暖的金边。

一次，顾准被揪斗回来，悄悄对咪咪说：“刚才，你别看我前面的头要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啦！”

这笑中有泪的情节便是电影《美丽人生》也模仿不来。

慢慢地，张纯音开始毫不避嫌地去照看顾准。年轻时在上海读书，满大街贴的都是由顾准签署的政府布告，从那时起她便对这个党内的大才子心生仰慕。

而此时，顾准却悲戚道：“我现在凄凉如丧家之犬啊！”

张纯音望着顾准，真挚道：“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顾准难过道：“我真羡慕你有一个好女儿，我现在连自己的孩子是否活着都不知道！”

张纯音诚恳道：“孩子们对你这种态度，你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只和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就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她，右派分子其实都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见了好几个右派。”

顾准喟然长叹，半晌无语。

一次，又被拉出去猛斗后，顾准幽幽道：“坚持研究和探索的大凡是两种人。一种为了谋生或谋利，另一种为了探索真理。我一生都不愿放弃探索真理，我受的痛苦就是我得到的快乐。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大门，我一定要蹚过这个地狱！”

张纯音崇拜道：“你一定要把你的思想留下来，找个机会写吧！”

其实一直以来顾准都是一边劳动，一边观察思考。他在日记中以坚定不移的口吻道：“一个人用生命写出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卑微者最先醒来

1971年4月，干校搬到信阳以北的明港镇。

随着高层矛盾激化，贵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突然被宣布为“反党分子”。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批陈整风”使“文革”成了一场闹剧，不少人借机要求中央对极“左”路线公开纠偏。

明港的气氛也有所缓和，顾准主动给自己解禁，在营房（原是一个团的驻地）捧着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旁若无人地看了起来。

军宣队的参谋见状，严厉斥责道：“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圣经》？！”

岂料几天后，顾准当着众人的面笑嘻嘻地拿出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跟这个参谋理论：“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

参谋被考住了，呆若木鸡。顾准趁机把他教训了一通：“这个典故就是出自我正在读的《圣经》。《旧约·创世记》里讲，犹太族长的长子以扫又饿又累快要晕倒了，向弟弟雅各要一碗红豆汤，雅各让他用族法规定的长子继承权交换。以扫贪图眼前小利，便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并嘲讽道：“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你说，我凭什么不能读《圣经》？”

从此，军宣队的干部一见到顾准就躲得远远的，怕遭他羞辱。

在顾准的示范下，右派们纷纷“效尤”，为争取各自的权利同军宣队打起了拉锯战。

然而，内斗永远是国人技法娴熟的天赋。敌人稍显势弱，出卖同志的“积极分子”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了。

吴敬琏躲在营房收听“美国之音”，被叛徒举报，大斗数次；

骆耕漠从夫人处带回一些面粉和花生米藏在宿舍“打牙祭”，并接济了一下顾准，结果被举报为“资产阶级意识”，公开批斗；

丁声树的妻子关淑庄早年留学哈佛，获博士学位，是熊彼得的弟子。她蹲在冰冷的河边洗衣服时，对咪咪轻声说了一句“我们在美国时，用洗衣机洗衣服，是自动的”，立即被一旁偷听的“积极分子”举报，因“宣扬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挨斗。

然而，无论告密者还是强权主义，在科学面前都不得不低下其猥琐或高傲的头颅。

一日，正是数九寒天，明港干校却没有任何燃料可以取暖。一个右派冻得缩手缩脚，随口抱怨道：“真是冷死了，有煤就好了！”

军宣队的于排长闻言怒叱道：“怎么没有煤？”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面：“我们脚下就有煤，问题是要劳动！”

他不知道的是，中科院的地质学家早就研究过，这一带根本没有煤矿。顾准等人在背后给这个爱说大话的排长取了一个响亮的雅号“于有煤”，一时传为笑谈。

在顾准的号召下，众人齐心协力，终于争取到了自由读书的权利。这在“文革”几乎不可想象。

一天，经济所的年轻研究员赵人伟拿着一本英文版的小说《茵梦湖》找到顾准，向他请教其中的语法问题。

顾准翻了一会儿，十分喜欢，便对赵人伟道：“把书留下让我看几天吧。”

这是19世纪德国作家施托姆的中篇作品，开头非常感伤：“晚秋的一个下午，一个衣冠楚楚的老人沿着大路慢慢地走着。他那双黑眼睛好像凝聚着全部早已逝去的青春。”

这部三万字的抒情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莱茵哈德在年轻时和秀美的伊丽莎白情投意合，但他从来没向她表白过——即使当他将要告别故乡，去往遥远的地方。伊丽莎白虽然深爱着莱茵哈德，但在母亲的压力下还是嫁给了一个有钱人，铸成了终生的遗憾。多年后，两人虽又重逢，但也只能将爱意蕴藏在心间，发乎情止乎礼。从此，莱茵哈德茕茕孑立，孤苦伶仃，一心钻研学问，皓首穷经。

主人公的命运打动了顾准，他边读边哭，泪如雨下，看完后又把它推荐给了张纯音：“我很像书中的这个男人呀！”

张纯音和咪咪用几个夜晚一起读完了这个哀婉的故事。还书时，她对顾准道：“《茵梦湖》是哀而不怨，乐而不淫啊！”

顾准然其说。同时，对自己余生要走的路更加确信了。

在一篇题为《十年来的苏联经济》的文章中，他以犀利的笔调，锋锐的思想，手起刀落地预测了苏共的解体：

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

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起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同时，他跟吴敬琏约定：从最重要的希腊史（西方文明的源头）展开，进行一次历史漫游。

边研究、边讨论，吴敬琏从顾准身上获益匪浅。心悦诚服的他干脆拜顾准为师，聆听那醍醐灌顶的教诲：

“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钻研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文明做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并探索人类的发展。”

孤独的人最容易找到真理，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除了真理，没有可以凭依的力量。

第九章 向乌托邦宣战

在众神已死的荒原上，孱弱的顾准举起冷静到冷酷的手术刀，解剖起这段荒诞而疯狂的历史来——这也是他苟活于世的最后使命。

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归纳为一个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鲁迅忧虑道：“（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有鉴于此，顾准一次次扪心自问：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

重生的娜拉

林彪的叛逃让局势起了变化。

1972年7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明港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

很多人已失去住所，中科院统一把他们安排到学部大院。隔着一条长安街，对面就是公安部。彼时，顾准几个回京的孩子和顾庆莲都住在公安部大院陈枫的家里（其夫施义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顾准心情大好，特地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像，并翻拍多份，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好友。

很快，便收到了潘序伦等人充满惊喜的回信。而子女，依旧杳无音信。

他想去对面看望家人，怎奈国安重地、朱门高墙，拦的就是他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顾庆莲想过来这边看儿子，也是困难重重，无法成行。

咫尺天涯，可悲可叹！

顾准的宿舍在学部大院8号楼2层，与同所的李学曾合住。

两人从院里捡来一个废弃的旧书架，擦净后用它把房间隔开，顾准住里面，李学曾住外面，各看各书，互不影响。

平时，不管顾准发表什么“反动”言论，李学曾都假装没听到。有这样一个令人安心的室友，故友们便都跑过来看望顾准，放言无忌，好不快活。

骆耕漠每次到访都用大搪瓷缸装着妻子做的红烧肉。张纯音私下对他说：“顾准身子这么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乏锻炼，要想些办法才好。”

于是，一帮好友不时拉顾准出去下馆子，并借机陪他逛街。

一次，顾准相中一盏有两个绿色灯罩的双头台灯，价格不菲。他坚持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下来。

咪咪来访时，在两张小书桌的拼缝处看到这台醒目的并头灯，好奇地向他发问。顾准叹了口气，道：“过去在家里，我和妻子就这样摆桌子，共用台灯。坐在灯前，我感到汪璧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一起看书……”

此时的中国已是万马齐喑，一片寂寥。翦伯赞（1898—1968）自杀，储安平（1909—1966？）失踪，梁漱溟（1893—1988）禁言，熊十力（1885—1968）发疯……

在众神已死的荒原上，孱弱的顾准举起冷静到冷酷的手术刀，解剖起这段荒诞而疯狂的历史来——这也是他苟活于世的最后使命。

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归纳为一个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娜拉是戏剧名著《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厌倦了被圈养的生活，向往自由和理想，毅然从名存实亡的家庭出走，成为20世纪初无数憧憬新生活的中国青年心中最具影响的人物。

然而，对改变了一代青年价值观的娜拉，鲁迅却有不同的看法。在给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他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题目。

鲁迅忧虑道：“（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1935年，上海公演话剧《玩偶之家》，演员蓝苹饰演娜拉。她矫揉造作地伸出食指，冲着观众激情四射道：“你们不要以为娜拉那么不懂事！”

讽刺的是，30年后，这个“娜拉”成了“文革”的旗手，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有鉴于此，顾准一次次扪心自问：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

他辛辣地指出：“一些自称‘人民做主’的国家，能做到当前掌握权力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和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把现在和不远的将来用于乌托邦的献祭，必将导致徒劳而残酷的人祭。”

为广泛收集资料，顾准经常步行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

晚上回到8号楼，草草扒几口饭便去找张纯音分享心得。每当此时，咪咪和她的工程师父亲便饶有兴致地坐在一旁听课……

正如同住学部大院的钱锺书身边聚集了一帮中青年的“钱迷”，顾准也吸引了一批热爱思考的“顾粉”，包括张拙园、张曙光等杰出的经济学家。

无论天赋、性格，还是才华、人品，顾准与钱锺书都不乏相同之处，但两人的境遇却判若云壤。

早在30年代，吴宓就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论学，钱锺书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陈寅恪不如钱锺书。事实上，左手《管锥编》，右手《围城》，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写情诗的钱锺书在治学与创作之间游刃有余，双峰并举，环顾20世纪，堪称独步学林。

同顾准一样，傲骨铮铮的钱锺书最讨厌趋炎附势没有节操的御用文人，曾大骂冯友兰（1895—1990）“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对郭沫若的迎合之作《李白与杜甫》更是嗤之以鼻。

“文革”中，上面通知他参加国宴，钱锺书不给面子，回绝道：“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赶紧道：“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哈！”来人怕不好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您身体不好，起不来，谁知钱锺书郑重其事地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很好！”

1982年，胡乔木（1912—1992）写了几首诗，请钱锺书帮他看一看改一改，并谦称自己“作旧诗总是没有把握”。

胡乔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可以说给足了“礼贤下士”的面子，钱锺书大可改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彼此都有面子。岂料他书生气发作，把胡诗大刀阔斧地修理了一遍，搞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

事后，钱锺书去信致歉，说“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得“好多不合适”。

话说得很客气，却难掩不屑之感。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早就担心儿子的禀性会招来口舌之灾，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即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可吊诡的是，口无遮拦的钱锺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体风平浪静，最惨也不过挨了记耳光，比之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差距不可以毫厘计。

何也？

因为钱锺书虽然呆，却不傻，政治敏锐性很强。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他就没掉进去，还在当年开春写了首预言诗：

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

作为一个超脱的读书人，钱锺书未必丝毫不过问政治，但绝不介入政治。与钱穆不同，他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透彻如他，虽然在已为人父后还会干出诸如大热天用墨汁在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的事，却是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

唯其悲观，所以逃离，闭门不问天下事，也不把荒唐的现实看得太严重，沉浸在学术天堂里。而反观顾准，正因其坚信世界会变好，眼前是错误的，所以要革命，要担尽天下忧乐，挽狂澜于既倒，哪怕被打成右派，剥夺一切权利，也要退而求其次，思考中国往哪里去。

他根本无法洒脱，无法游戏人生！

如果说钱锺书是笑看风云，陈寅恪是坚守底线，顾准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有段时间，顾准大量借阅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对上面刊登的经济学家鲍尔丁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推崇备至。他向前来学习的赵人伟介绍了这篇文章，让他翻译成中文。

赵人伟回去后发现难度很大。被顾准布置了类似作业的张纯音对他苦笑道：“我年轻时就能看懂原版的美国电影，但要翻译顾准给的文章，挨个查完单词还是无法理解。”

二十年后，当赵人伟重读鲍尔丁的这篇文章时，才发现当年是因为对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观念不理解，才造成的障碍。而根据他的估计，拿下历史、哲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会计学等近十个博士学位，对顾准来说绰绰有余。

吹尽狂沙始到金

1972年11月，陈敏之怀着对久未谋面的五哥和母亲的思念，向所在干校请了假，来到北京。

他投宿在陈枫家，看到顾准寄给孩子们的信：

你们近况如何？我很想念。奶奶是否健在？也很想念她。附寄刚回北京时拍的八张照片。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照顾你们，我对未能尽好父亲的责任深感歉疚。不过，我存了一些钱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先寄去一张油票，表示心意。

信纸的下端粘着在当时珍贵无比，可以购买食用油的油票。

陈敏之哭了，愈发惦念起五哥来。

一番周折后，兄弟俩终于见面。当陈敏之推开顾准的房门时，只见他头戴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正坐在炉边专心致志地读书。

看到陈敏之，顾准立刻惊讶地站起身来。

这是他在“文革”期间见到的唯一亲人。两人十分激动，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以示庆祝。

当晚，顾准感慨万千地对张纯音道：“我老弟来看我了。我们去吃烤鸭，结果边吃边流泪，出尽了洋相！”

陈敏之的到来勾起了顾准对亲人的思念。

他常常静默地伫立在窗口，目光穿过人头攒动的长安街，凝望对面，久久无语。

一天，赵人伟去看望顾准。只见他脸色蜡黄，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枕边放着一个摊开的相册，里面贴着从陈敏之处得来的子女和母亲的照片。

赵人伟问：“怎么大白天躺在床上，是不是病了？”

顾准软绵绵道：“听说小女儿已经回京，想和她见上一面，但是没办法如愿以偿，心里难受。”

还有一次，骆耕漠领到补发的工资，请顾准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结果他们到晚了，“老莫”客满，只好换一家小餐馆解决。

饭后，两人散步回去。在一个岔路口，顾准忽道：“从这边走吧。”骆耕漠便跟他转了弯。

走着走着，就到了百万庄顾准的旧居。

顾准在楼前停下，望着因妻子自杀而早已不复存在的“家”，眺望许久，满脸悲伤。

百万庄，承载了多少幸福与痛苦的回忆，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无论寒暑，他总要到这里来凭吊亡妻，寄托哀思……

后来，陈敏之多方奔走，还是没能解决顾准母子相见的夙愿，他带着遗憾返回了上海。

然而，自1973年起，陈敏之便不断写信到北京，将读书后的种种体会与疑惑告诉顾准，请他指教。兄弟俩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交流的全是学术问题，一直持续到顾准去世。

这些保存完好的信件成为今人了解顾准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

七月，当顾准赶写《辩证法与神学》一文时，毫无征兆的肺疾向他袭来，以至于连续几日疯狂咳血。

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医院是不懂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敷衍了事地查了查，说是支气管扩张，随便开了些止血药。

顾准无权要求进一步诊治。他拿着药回来，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扛过去。

一天，曾深受国民党元老朱家骅（1893—1963）赏识的经济学家巫宝三来访。顾准非常高兴，道：“我最近在读吉本（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韩非子》。”

巫宝三：“吉本的书不错。我对韩非很反感。”话题一转，又道：“听说上面准备取消货币。”

顾准哈哈大笑。

巫宝三也边笑边道：“你是一向谈货币作用的。”

顾准：“你不也是吗？”

巫宝三：“劳动券太笨拙了，根本行不通。”

顾准：“对什么都不能盲从啊。”

炎热的夏季，顾准把他从上海带来的那身西式背带裤翻出来穿。半旧的背带裤配上白衬衫显得非常洋气。一些小孩遇到顾准，说他像革命电影里的资本家和坏人。顾准笑道：“穿这种裤子的不一定都是坏人！”

即使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在遇到比他更艰难的友人时，顾准还是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加之买书的开销和替子女攒钱，他过着近乎赤贫的生活。

而在安贫乐道的顾准看来却无所谓。

人们时常见他拿一只破搪瓷碗，迈开大步，穿街过巷，到小店买甜面酱，回来时则小心谨慎地端着——滑稽的样子惹得学部的小孩纷纷模仿。

粗茶淡饭的清苦之余，是两部酝酿已久的皇皇巨著的出炉。

《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华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何以前者走向了民主，后者走向了专制？这是横亘在顾准心头长久的思考，也是《希腊城邦制度》追本溯源所要探求的真相。

而后一本着力探讨的则是，为什么中国的娜拉堕落了？带着疑问，顾准以恢宏无匹的勇气，写下一句句充满真知灼见的警句：

长期高喊激进的口号，追求绝对的完美状态，企图彻底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都是导致“文革”的历史基础。

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壅塞时的溃决。一百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溃决”如同“瓜熟蒂落”，以后还是渐进的进化。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

“史官文化”是阻碍中国人思考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批判。文化和历史决不能从属于政治权威。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

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悠久。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

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

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假如，1929年恐慌时期，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资本主义不这样做，哪里有各式各样的批判——越南战争、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种族歧视、水门丑闻、自由放任是恐慌的根源、三千美元或两千美元年收入以下的人是贫穷线以下的人，等等。这样，就呈现出一种奇观，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却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起了一种揭发批判、促进改良的作用。现在英国的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家对于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的童工(《资本论》对此作了痛烈的揭露)，谈到时还是情绪激越，起码也要讽刺几句。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家中，《资本论》还是一种重要的经典。不过着重的，总是它的批判部分。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必需的。

……

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

除了死亡，已没有任何事可以打倒顾准。然而死神却一点一点地在逼近。

长期的肉体折磨和劣质香烟带来的损害使他患上了肺癌。顾准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浑身乏力。

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拼搏着，在紧张的写作中，不断对自己笔下一泻千里的文字发出会心的微笑。

要知道，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时期，顾准压根没有写作的权利。他用生命抒写的这些文字，既无发表出版的可能，也无法在大范围内传播，只能指望它们“藏之名山，传诸后世”。

但更大的可能是：今天写完，明天就被销毁。

如果真理是太阳，顾准就是夸父。这种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的纯粹追求，是那些以著书立说为人生目标的文人墨客、名士鸿儒难以企及的境界。

顾准不是陈寅恪，也不是巴金。他无法从理念到理念，而不掺入感情。

曾经，他是最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而当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成为专制主义的根源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自我告别是痛苦的，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其惨痛煎熬无异于撕下自己的皮肉。多少人在这过程中蜕变、沉沦、发疯、毁灭，只有顾准迈过了门槛，靠的是推导和批判，靠的是实事求是地重估一切价值。于是，他为那个迷乱的时代留下了最掷地有声的回响。

癌症逐渐侵蚀顾准的气管，胁迫他的心脏。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淋巴网，大肆吞噬他的白细胞。

顾准虽不清楚病因，却也深知病势不轻。为了争分夺秒，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和一个喝水用的旧酱菜瓶去往北京图书馆。

天色阴霾，紫禁城北边的城墙下，隔着一条灰蒙蒙的护城河，顾准的身影渺小而又坚强。

一切都像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早年在上海做实习生时的情景：甩开膀子，徒步去爱多亚路上班。意气风发，充满希望。

古雅的北图人迹罕至，寂寞萧条。管理员似乎也厌倦了这无聊的工作，动不动就打瞌睡。

静穆的阅览室内，顾准静静地研读着，思考着。没有人关心他破旧的借书卡上“顾准”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昔日的荣光与恶名早已湮没无闻，他就像书架上的尘埃一般，即使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来搭理。

只有真理，透过发黄的纸页在召唤他。

哲学是神学的敌人，它向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宣战，并郑重地告诉你，只有自性之光才是永久的神。

因此，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正如顾准所说：“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每天，他都在闭馆时最后一个出来，并逐渐感到体力不支。返回学部的路并不远，他却需要在中途休息一下，钻进弓弦胡同的林里夫家吃些茶点，再往回走。

林里夫多次询问他的病情，顾准总是乐观道：“我相信可以死在操纵‘文革’的人之后！”

因为持续的咯血和低烧，顾准虚弱不堪。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输液，并强制自己戒烟。

张纯音非常担心，劝他多休息，顾准却总是笑道：“老毛病了，不碍事。”

怕张纯音不信，又转移话题道：“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只待用文字写出来啦。你就等着看吧！”

张纯音兴奋道：“我等着看，看你即将到来的大丰收！”

转瞬到了1974年9月。九月意味着丰收，却也是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季节。正如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所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顾准的晚期肺癌全面爆发了。

可怕的大吐血让他再次坐到了医院的门诊室。

医生应付差事地拍了个片子，仍言支气管扩张。顾准说了一堆好话，恳求深入检查，医生不耐烦地训斥他啰唆。

无奈之下，顾准只好自己去买止血的特效药云南白药。谁知，这种热性药剂反倒加重了病情，使他极度虚弱。

已然命若琴弦，依旧痴心不改。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从布拉德莱的《逻辑原理》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不知疲倦地写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物我两忘……

十月十六日，顾准彻底卧床不起。

在给陈敏之的信中他写道：“咳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我自己无奔走力量……”

张纯音、骆耕漠、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等闻讯一一赶来照料。他们坐在顾准沾满血迹的床头，悲哀地望着这个被医院拒之门外的重病患者，忧心忡忡。

十一月初，顾准已严重到每天卧床吐血三百毫升（一罐可乐）的地步。在众人的强烈呼吁下，驻经济所的军宣队终于出面把顾准送到了反帝医院（协和医院）。

但因是右派，仍住不进病房，只能睡在走廊上临时观察。医生们浮皮潦草的态度，说白了就是等他自生自灭。

骆耕漠见顾准躺在混乱嘈杂的过道上生不如死，心急如焚。年逾六旬的他拄着拐棍，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

情急之下，他想到原淮海区战友杨纯（1917—2005），此时正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一番陈说，正直善良的杨纯爽快地答应了。

她打了个招呼，反帝医院破例收下了“反革命分子”顾准，还把他和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安排在同一间病房。

第十章 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顾准对真理执着无畏、飞蛾扑火的追求，替一代知识分子洗刷了身上的耻辱。

然而，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又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与重建，都是为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顾准是孤独的，但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希望交织着绝望

陈敏之获悉，迅速从上海起身来京。

整洁明亮的病房里，顾准紧攥着六弟的手，悲怆道：“我这次从前门进来，要从后门出去了！”

陈敏之强忍泪水，宽慰他好好养病。

顾准又道：“想见见几个孩子。”

望着哥哥凄凉的神态，陈敏之点头道：“我一定为你转达到。”

顾准激动地追问：“在我临终时，他们会来见我吗？”

陈敏之不敢确定，只好轻声道：“这得由他们自己来答复了。”

第二天，陈敏之给顾准的子女们写了一封长信：

历史上有许多先行者，不为同时代的人理解，被视作异端。你们的父亲比我和你们的眼光要远大得多。多年以来，他不过是在探索当代和未来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有人以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顾准也附了一张条子：

“很想见到你们。我已经宽恕了你们曾经对我的态度，希望你们也宽恕我害了你们。”

陈敏之把信和条子都交给孩子们看，百般劝说，却遭到他们的一致回绝，理由是“怕受影响”。

顾准闻言，怅然喟叹：“我人都快死了，还怕受什么影响？”

陈敏之无语，只见顾准愣愣地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出神，心中非常难过，只得默默地转身。

在顾准的请求下，陈敏之又给时在长春的顾重之（顾准小儿子）单独去了封电报，希望他务必过来一趟，却再次收到冰冷的回信：

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可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这封信，陈敏之始终没敢拿给顾准看。

89岁高龄的顾庆莲得知顾准病危，不住地用衣袖揩拭泪水，对陈敏之道：“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竟然要先我而去了。”

她步履蹒跚地走出家门，却被女婿施义之（1917—1995）拦下了。

顾庆莲老泪纵横道：“已经十年不见，实在想去见见啊。”

施义之还是不撒手。

他并非不通人情，相反，当年汪璧自杀后，正是他立刻把顾准的孩子都叫到自己家保护起来。

施义之只是见惯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曾亲眼看见前任公安部长李震上吊自杀，两个副部长被中央警卫局逮捕。如果任由顾庆莲走出这座大院去看顾准，那么老太太能否全身而归都是问题，自己的家庭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顾庆莲放弃了，她选择每晚坐等陈敏之从医院返回，向她叙说顾准的病情。

当她听说儿子只能吃流食时，便背着众人掏出钱，让保姆买来母鸡，每天一大早起床，亲自下厨，为他熬汤。

病榻上的顾准，喝着母亲亲手煮的鸡汤，落下了眼泪。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管他变成了什么样，是万众瞩目还是千夫所指，母亲永远都是那个母亲。她一直在原地等着，就像顾准年少时在立信打拼，劳累了一天下班回家，总是能吃到母亲为他做的可口的夜宵……

十一月十一日，医生当着顾准的面用英语交流，以为他听不懂。顾准则无比清晰地接收到了死亡判决书：

肺癌晚期。

癌肿大如鸡蛋，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且已扩散。专家们看着片子，都对顾准能撑到现在深表惊讶。

生命的大幕即将落下，顾准充满遗憾地对张纯音道：“我真不愿意死啊。生活毕竟是美好的，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多不甘心！”

张纯音俯下身去，温和道：“医生们正在研究方案，医学界也在探索攻克癌症的办法，不会有事的。”

为了照顾垂危的顾准，大家排出一张值班表，轮流到医院护理和陪夜。林里夫把自己的女儿林皎皎也喊来帮忙，让她做一些易于吞咽的饭菜给顾准。

骆耕漠和张纯音商量了一下，决定找名医李丰润一试。

李丰润是个中医，曾治愈空军某司令的胃癌。延请这样的人显然不易，骆耕漠亲自出马，提着点心到了李大夫家。

李丰润被他恳切的言辞和顾准悲惨的遭遇打动了，答应出诊，但因年事已高，要求汽车接送。

张闻天都没车坐了，何况骆耕漠？张纯音急得直跳：“我真恨不得去给李老大夫跪下啦！”

骆耕漠安慰了一下众人，又拄着拐棍出发了。

他找到20年代和自己一起蹲过监狱的张崇文（1906—1995，时任铁道兵某兵团政委）求援，张爽快地把自己的专车借给了他。

在获得反帝医院的同意后，李丰润给顾准开了药。

张纯音负责抓药煎药，并一口一口喂顾准喝下去。

可惜，再好的灵丹妙药，也已回天乏术。生命的烛光在狂风中摇曳，日渐微弱。

顾准一想到自己尚未来得及写完的著作就痛心不已。他望着床头柜上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对陈敏之道：“我并不怕死，唯一遗憾的是，对学术和政治无能为力了。”

念起往事，又对赵人伟道：“虽然一辈子那么苦，还是想活下去。在干校时，邵心杰（中科院亚太所副所长）的爷爷80多岁，临终还不想死，难道我心甘情愿死吗？回北京才两年啊！总想多做一点工作，延长一些生命，不想死。但是，没办法。”

听他时断时续极为吃力地说出这些话，众人揪心的难过，都背过脸去擦泪。

倒下的寒冬夜行人

远近各处，关心和敬重顾准的朋友，纷纷不避嫌疑地赶来见他最后一面，有当年武卫会的同事，进社的社员，甚至立信会计夜校的学生。

告别故人后，顾准对陈敏之口述了遗嘱。

生前全部遗物留给陈敏之，由他处理；在京存款交给母亲；在上海由陈敏之代为保管的五百元（第二次被打成右派时潘序伦的馈赠）送给生活困难的林里夫；遗稿交给吴敬琏……

在朋友们的多方吁喊下，经济所的领导终于同意给顾准摘去“反党右派”的帽子，以示安慰。

然而，当来人拿出一张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告诉他只要在上面签个名，马上就能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时，顾准拒绝了。

来人反复说明，他们是出于好意。顾准却并不领情，怎么劝也不签字——他实在不愿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

众友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儿女们就会来看你啦！”

顾准触动了。沉思半晌，极其勉强地同意了。

他颤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因内心备受煎熬而流下了眼泪，对骆耕漠和吴敬琏道：“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见见我的孩子们，也是想，这样或许多少能改善一点他们的处境。”

经济所的党组织收到认错书后，派代表到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顾准简单地表示感谢后，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可惜，顾准的子女们还是没来医院。他们坚持认为，大限将至才被摘帽，也没恢复党籍，意味着顾准的政治问题依然存在。

当顾准得知五个孩子一个也不会来时，他崩溃了。

已经瘦得皮包骨的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在床上痛苦地辗转了四个小时，久久不能平静。

仿佛上天安排，正在此时，他收到了咪咪从兰州寄来的信。

她已是甘肃省歌舞团的小提琴手，听说顾准病危后，哭成了泪人。可惜无法请假，只好先去信一封：

顾伯伯，你好！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去你，你是我的启蒙恩师。是你教会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几年来，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那些在一起的日子像电影一样又出现在我面前。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

在生活的道路上，我碰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多么期望能向你倾诉，得到答案。现在看来，暂时是不太可能了。我相信你会坚强地生活下去的。明年年初要搞调演，那时我们就又能见面了。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就先写到这儿吧，希望你勇敢地面对现实，要有信心把病治好。

听六弟读完来信，顾准泪雨滂沱。

不必羡慕身前的山呼万岁，也无须奢谈什么流芳百世，能真正长存于一二人心间，此生足矣。

故凡·高有言：“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自知不久于世的顾准开始跟老友们一一话别。

他拉着骆耕漠的手道：“耕漠，你和里夫是我最感激的人。谢谢你们！你们也要保重，告别了！”

须臾，又运足气力，对吴敬琏道：“趁现在还能说话，和你做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啊，总有一天，中国要发生变化，那时，你才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祖国。”

对张纯音，他凝视许久，方道：“我们的友谊很珍贵。今生今世我报答不了你，倘若真有来世，让我衔环结草来报吧！”

张纯音拉着顾准的手，泪流满面。

1974年12月2日，北京暴雪纷飞，气温骤然降至零下八度。下午，顾准一度被死神拉到鬼门关边上，手足冰冷，昏迷不醒，经抢救方脱离险境。

晚上，陈敏之、林里夫、骆耕漠为略显平稳的顾准梳洗，在他沙哑声音的一再催促之下，先后回去休息，只留吴敬琏值班。

夜间，靠高压氧气瓶维持一线生机的顾准，面容忽然痛苦起来。吴敬琏凑了过去，轻轻暖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入睡。

11点，苏醒后的顾准连连打手势，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关照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

岂料，吴敬琏刚睡下不久，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猛然惊醒。当陈敏之接讯赶到时，顾准的脉搏已然停止跳动。

非如此不可！

吴敬琏亲手把顾准的遗体推进阴冷的太平间。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12月4日，经济所在医院的太平间为这个拆下肋骨点燃光明的先知举行了一个由二十人参加的告别仪式。顾准的生前好友和妹妹陈枫、长女顾淑林、长子顾逸东赶来送行，气氛异常沉重。

人群中，一个老同志的目光像刀子般刺将过来，顾逸东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时代，不必苛责顾准的儿女。

1957年，顾准第一次划成右派时，最大的女儿才14岁，还戴着红领巾。她根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顾准也不可能告诉她自己在思考什么，相反在家里还表现得很乐观，只有一次看到小儿子嬉耍时感慨地说：“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60年代初便同顾准划清界限的子女，随着汪璧的自杀，留下的是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

之所以不见顾准，表面看是怕受牵连和影响，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出于怨恨——恨的不是顾准“害”了他们，而是“害死了”他们的母亲。

汪璧服毒自杀时，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究其根源，是1964年她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而被揭发一事。

“文革”刚爆发，汪璧就被打成“走资派”和“狗右派的臭婆娘”。这一切无不与顾准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说她被丈夫间接害死，并不过分。

汪璧被逼死后，几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姐弟们只好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可曾来看亡妻一眼？可曾为丧事出一把力？可曾来安慰哭天抢地的子女？

爸爸去哪儿了？

当然，顾准没有错，他也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人的情况。平时为妻儿攒粮票自不待言，下放息县前还特地用省下的钱置办了一套被褥，准备孩子来探望他时可以用上。然而，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切联系均已隔绝，真正的生死两茫茫，只能通过在张纯音和咪咪面前夸自己的孩子哪个考取了科大，哪个进了清华，说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来慰藉思念之情。

这一切，子女们一无所知，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毕竟，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担惊受怕含辛茹苦的母亲，将心比心，站在哪一边不言自明。

然而，他们这种固执和永不回头的决绝又和顾准的性格何其相似！如果说这是顾准精神的翻版，唯一不同之处便在于方向反了。

个体的方向错了，酿成的是人伦悲剧；国家的方向错了，则是一个民族的浩劫。

根据顾准的遗嘱，陈敏之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中科院大楼前的小河里（三里河路）。河岸上，白杨萧萧，一抹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林斜射过来，四周一片静谧。

半年后，孙冶方出狱，第一件事便是打听顾准的现状。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三万字的著作，反复背诵腹稿，就是期待出来后同顾准畅谈交流，可惜已是天人永隔。

于是，人们经常在清晨看见孙冶方沿着三里河路散步，默默地望着流淌的河水，黯然神伤。

1980年，顾准沉冤得雪，彻底平反，并恢复党籍。中科院联合财政部为顾准和汪璧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讣告高度评价了这对伉俪的一生，万里、黄克诚、谷牧、张劲夫、李一氓、刘晓、骆耕漠、孙冶方……党内外各界贤达或出席或来电，一时间哀荣无限。

当今人为顾准那一篇篇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文章拍案叫绝时，是否想过他那沉重的千古一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顾准对真理执着无畏、飞蛾扑火的追求，替一代知识分子洗刷了身上的耻辱。

然而，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又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与重建，都是为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因此，他的孤独，不同于因境遇导致的落寞。

落寞至少还可以充满幻觉或憧憬，而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这种选择，在外人看来或许是傻，是痴，是无情，是固执，但对顾准而言，却是非如此不可。

因为，这是所有伟大先知共同的宿命。

尾 声

1979年，95岁的顾庆莲病逝。顾重之获悉后给陈敏之写了封信：

随着奶奶的去世，有关这个家的许多往事都在脑子里翻腾。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可挽回了。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不能平复了。

为了这一切，为父母，为兄妹，为自己，为亲友，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我应当奋斗，永远也不满足，永远怀着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逝去的已不能复生，然而我们奋斗之成果，或许能在他们灵前献上一小朵白花？

顾重之没有辜负自己的忏悔和誓言，1979年以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人大。

其他子女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翘楚，如长子顾逸东，是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现任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副院长；次子顾南九（高粱）是经济学家，供职于国家发改委；长女顾淑林是中科院研究员，清华、浙大等多所高校访问学者；次女顾秀林现为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近年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发布捍卫食品安全的《决不宣言》，舆论反响热烈。

1984年，顾准去世十年后，顾淑林看到陈敏之抄录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草稿，写了一篇《读后附记》：

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求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判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

可以说，凡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的重大问题，父亲都几乎涉及了。对这些问题本身，我不敢妄加评论。从中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使人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迟到的理解的末尾，顾淑林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融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附录1 顾准的作品流布

顾准以研究会计学成名，早在19岁就以一部《银行会计》开风气之先，独步学界。

1957年，“反右”开始，顾准立马中箭，被打成右派，饱受摧残。

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的顾准在孙冶方的关心下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作为所长，孙冶方为顾准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科研条件。而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在会计研究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北上东北、南下上海，在做了大量实地调研后写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可惜，《会计原理》是一部残卷。遗留的写作大纲表明，顾准原计划写七篇，结果只写成其中的第一篇。

即便如此，其出版亦困难重重，用陈敏之的话说就是“往事不堪回首”。

1976年，唐山大地震震惊了整个中国。一时传言四起，说北方到处都在闹地震。

为此，孙冶方夫妇特地赴上海暂住。陈敏之听说后，立即与之晤面。

不久，“四人帮”垮台。

孙冶方从陈敏之处取来《会计原理》手稿，托人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欧阳仲华。欧阳认为书稿内容过时，用词陈旧，不适合出版。

陈敏之心有不甘，又找到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许毅。许毅是立信的老校友，跟顾准共过事，当时正在上海出差。他欣然答应了陈敏之的请求，把书稿带回北京运作出版。

一年后，陈敏之收到邮寄来的新书，却一头雾水地发现是本非法出版物——书号、定价、版权页统统没有，而且只印了1000册，其中200册由陈敏之分赠亲友，余下的800册，出版社让他自行销售，书款抵充稿费。

后经再三努力，《会计原理》才得以编入《新编立信会计丛书》，于1984年由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31000册。

潘序伦拿到样书后满怀深情道：“看了顾准的这篇遗著，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又引起了我对他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顾准在现代会计界堪称难得的人才。”

另一本专著《希腊城邦制度》的问世则显得平淡无奇。

按照顾准遗嘱，这份读书笔记由吴敬琏保管。

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吴敬琏将其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社国际问题编辑室收到书稿后立刻组织人员校勘，对文中大量的外国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认真审核，终于顺利出版。

发行后，《希腊城邦制度》好评如潮，被认为是研究古希腊史的开拓之作。

随后，顾准的两本译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作者熊彼得）、《经济学论文集》（作者罗宾逊）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然，顾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这是保存在陈敏之处的书信体思想笔记，因话题敏感，历时十八个春秋，几经波折，方才艰难面世。

最初，稿子通过文化部的一位老友交到三联书店。编辑读完后写道：“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见地。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故能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个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

当时，三联书店由著名出版人沈昌文负责，他对出版社的要求是：“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但对各色各种的单本‘奇书’，也要给予支持。”

顾准之作，即被归为“奇书”之列。

话虽如此，稿子还是被原封不动地退给了陈敏之。

多年后，沈昌文在其风靡知识界的《阁楼人语》一书中坦承：“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的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住不敢发。”

差慰人心的是，三联的品牌杂志《读书》选刊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部分章节和顾准的另一篇文章《科学与民主》。

1987年，年轻读者陈申申在看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手稿后，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顾准深刻的思想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精辟的见解，他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陷在迷雾当中。

出版社的责编在审读文稿后，反应非常积极：“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并认为，“作者竟能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其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

出版似乎已成定局，陈敏之连序言都写好了，满以为不日便能收到样书。

谁料，1989年，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又使这本书遗憾流产。

最终还是香港的三联书店伸出援手，出了繁体版。

由于印数有限，一经发行，便告售罄。

内地这边则被大量复印，竞相传阅。顾准的英名，也随着那些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文字渐为世人所知。

1994年，在陈敏之的多方奔走下，《顾准文集》终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首发。

文集囊括了顾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巨大轰动。

人们这才知道，早在50年代顾准即已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早在70年代初，面对如火如荼、席卷宇内的“文革”，顾准以“戴罪之身”，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反思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因而，著名学者钱理群将《顾准文集》同《鲁迅全集》相提并论：

“这是20世纪两个‘真的人’写的‘真的书’。借用鲁迅的话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附录2 名家评顾准

沙叶新（剧作家）：

这十多年来我多次出访，经常被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质问：“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以及在以往所有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怎么那么逆来顺受？那么一再检查？那么甘愿改造？那么沉默无言？你们为什么不思索？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控诉？为什么不怒吼？你们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什么？”每被这样追问，我都万分愧怍，无地自容。如今有了这个戴着镣铐问天的顾准，有了这本在炼狱中诞生的《顾准文集》，总算稍觉心安，总算可以昭示世人：在冰河下火种未绝，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头颅！

吴敬琏（经济学家）：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其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同希腊罗马一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来对待；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心服口服。

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因个人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之中，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的宿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的行为实在受不了，不知道应不应该歌颂，有点迷惘了”，并使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绝不是全面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改善物质生活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

傅国涌（作家）：

在“绞肉机”上搅拌过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顾准终于从理想主义回到了经验主义，重新找回了一种方向感。他未能及身看到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没有目睹“文革”的终结，没有见证改革开放艰辛与曲折的每一步，但他的思想已预见了世事的变化，洞察了社会进步的规律。他在幽暗的隧道里单兵掘进，却意外地达到了几乎可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相对接的高度，他举起的火把照亮的绝不是他一个人。他在鲁迅之后再次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回荡不已，令人深思。他写下的那些从来没打算发表的读书笔记，已成为本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索是深刻而全面的。他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做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含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没有用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袁伟时（中山大学原教授，历史学家）：

直至1991年末、1992年初，中国也应实行市场经济的主张才被官方认可。中国人不应忘记，由于没有听取三十四年以前，提倡市场经济思想的先驱顾准的意见，中国付出了国民经济一再濒临崩溃的险境和“非正常死亡”两千万至四千万的惨痛代价。

顾准作为殉道者早已寂寞地离开人间。尽管一些权势者仍视之为异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阶层却深知：他的文章是他用自己的血泪写下的国人苦难根源追寻录。咀嚼他的思想遗产，就是继承历史的智慧，铭记刻骨锥心的教训。

李慎之（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

顾准作为一位非凡的思想家，是因为他是绞肉机里滚过来的人，因此眼界更宽、体会更深。从主观上说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着地追求中国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他探求真理的所得不但不过时，而且非常切合今天的需要，我们自以为了解他，其实了解得很肤浅。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前部长，著名学者）：

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作者（顾准）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他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

它们促使你思考，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我正在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一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和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时，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时，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他便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对马克思的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一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凡是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里最美的篇章。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准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人，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容易忽视的是，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政法体系）来配套的人。三十年前，他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讨论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但是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了“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超前的主张。

换言之，对顾准而言，市场经济首先是有和无的问题，其次才是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果不割裂顾准有关市场经济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思想，那么我们在假设他今天的回答时，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首先会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然后是力争“好市场经济”的前途，前途只有在坚持前提时，才不会在批判中迷失方向。

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足可称“坏市场经济”，或可称“权贵资本主义”，但这个“坏”“权贵”首先来自权力体制，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原罪”。市场经济没有原罪，如果有，也是来自“左”的头脑，而不是来自外部现实。

把今天发生的社会弊端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原罪，是“左”的思潮的回归，旨在倒退，把中国拉回没有市场经济的昨天。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批判“坏”和“权贵”的来源，改革“上层建筑”，坏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厘清，变为好市场经济；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坏”和“权贵”，而有意无意地移向市场经济，那么代替坏市场经济的，只能是更坏的计划经济。

柴静（媒体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道：“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附录3 顾准的平反之路

中国科学院关于顾准的右派改正报告

中央组织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和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有关规定，我们对顾准同志（已病故）的右派分子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顾准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现应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制待遇。

可否，请予审批。

随后，在胡耀邦的关心下，1979年5月7日中组部发函给中科院党组：“同意你们对顾准同志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意见，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此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国务院又分别对顾准1952年在“三反”中的错案给予彻底平反：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顾准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市委同意你们关于顾准同志的复查结论，撤销1952年2月29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代表市委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恢复顾准同志的政治名誉。

关于建议撤销1952年7月2日政务院撤销顾准本兼各职的批复问题，市委同意按规定报请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

特此批复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撤销顾准同志行政处分的批复

上海市人民政府：

你市1985年7月29日《关于建议撤销顾准同志行政处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撤销1952年4月15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撤销顾准职务的请示和1952年7月2日政务院撤销顾准本兼各职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附录4 顾准年谱

1915年7月1日

出生于上海陆家浜顾家湾。

1920年5岁

入其姑妈办的私塾读书。

1922年7岁

插班转入留云小学。学校为佛教寺庙“海潮寺”开办的私立正规小学，校长王志莘。

1925年10岁

从留云小学毕业。

1926年11岁

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初中，课程包含基础课与专业课，英语为学习的重点。

1927年12岁

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1931年16岁

为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编写《习题详解》，后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作为立信会计丛书中的一本。协助潘序伦编写《政府会计》，以两人共同名义出版。

1932年17岁

兼任立信会计夜校教师。

1934年19岁

经潘序伦推荐，到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任银行会计教师。编写《银行会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大学教材。发起研究马列主义的小组“进社”，成员中有女青年汪璧。

与中共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联系，出版刊物《前卫》。后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武装自卫会”，任上海市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1935年20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汪璧流亡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6年21岁

回到上海。自此至1939年期间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委职委宣传部长、书记。

1939年24岁

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书记为孙冶方。

1940年25岁

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

1941年26岁

调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

1943年28岁

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6年31岁

回到华东。自本年起至1948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渤海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1948年33岁

进入上海，主持接管上海的财经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1949年34岁

上海市成立税务工作委员会，与潘汉年共事。

1952年37岁

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与某些领导人主张的“民主评议”税收制度不同的意见，被定为“恶劣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华东建筑工程部工作。

1953年38岁

先后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

1955年40岁

入中央党校学习。

1956年41岁

调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42岁

在《经济研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958年43岁

四月，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河北赞皇县“监督劳动”。

1959年44岁

三月，下放河南省商城县“监督劳动”。

1960年45岁

一月，回到北京。

1962年47岁

摘掉“右派”帽子，重返经济研究所，翻译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

1963年48岁

《会计原理》第一卷完稿。

1964年49岁

写作《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1965年50岁

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下放北京郊区周口店“监督劳动”。

1966年51岁

与汪璧协议离婚。

1968年53岁

四月，汪璧自杀身亡。

1969年54岁

下放至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改造。

1972年57岁

回到北京，入住中科院学部大院，为写《希腊城邦制度》做准备。

1973年58岁

与六弟陈敏之通信讨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问题。这些通信后整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1974年59岁

写作《读希腊史笔记》，因病未能完篇，即后来名动一时的《希腊城邦制度》。

九月陈敏之到京探望。

十一月因咳血住进协和医院。病危之际，中科院经研所同意摘掉顾准的“右派”帽子。

十二月三日，因肺癌晚期，病逝于当时的反帝医院（协和医院）。

1980年

中科院、财政部等单位为顾准夫妇举行追悼仪式，他的骨灰被正式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引 子

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时

天生我才

租界里的童工

16岁的民办教师

第二章 战火中成长的地下党

被点燃的革命激情

潜伏在“孤岛”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解放区的天

第三章 走向人生的“最辉煌”

红色土豪

上海滩的钱袋子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第四章 真理的乱坟岗

身世浮沉雨打萍

从党校到中科院

黑龙江上的斗争

阿左狂欢日

第五章 伤 城

疯狂的“大炼钢”

人头猪脑

商城没有商鞅

决堤的大坝

平生所学供埋骨

第六章 天堂地狱一念间

人民的大会堂？

陈云的惊诧

市场经济第一人

再当一次“右派”又如何？

第七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

康生的《罗织经》

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

以死明志还是“低头认罪”？

“我的手上没有血”

花落人亡两不知

第八章 一个人的“五七”干校

息县，一声叹息

“我就是不服”

卑微者最先醒来

第九章 向乌托邦宣战

重生的娜拉

吹尽狂沙始到金

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

第十章 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希望交织着绝望

倒下的寒冬夜行人

非如此不可！

尾 声

附录1 顾准的作品流布

附录2 名家评顾准

附录3 顾准的平反之路

附录4 顾准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