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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难忘这八年》内容简介

- 《难忘这八年》作者简介

- 历史转折的前奏

- “八月指示”：火炉里吹出的清风

-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1）

-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2）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2）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3）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4）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5）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6）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7）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8）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9）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0）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1）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2）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3）

-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4）

-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1）

-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2）

-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3）

-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4）

-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5）

- 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1）

- 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2）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1）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2）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3）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4）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5）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6）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7）

-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8）

-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 沉痛哀悼周总理（1）

- 沉痛哀悼周总理（2）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1）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2）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3）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4）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5）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6）

-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7）

- 天安门事件（1）

- 天安门事件（2）

- 天安门事件（3）

- 天安门事件（4）

- 天安门事件（5）

-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1）

-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2）

-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3）

- 多难之秋（1）

- 多难之秋（2）

- 毛泽东与世长辞（1）

- 毛泽东与世长辞（2）

-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1）

-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2）

-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3）

-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4）

- 十月的胜利（1）

- 十月的胜利（2）

- 十月的胜利（3）

- 十月的胜利（4）

- 十月的胜利（5）

- 十月的胜利（6）

- 十月的胜利（7）

- 十月的胜利（8）

《难忘这八年》内容简介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

在党与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转折”无疑是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围绕这一事件，作者在深入研究后发现，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伺候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送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作者程中原，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共和国史研究权威，也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作者依据文献和档案，以史家的态度与生动的文笔，全景式地展现了1975-1982这八年，即文革后期至中共十二大之间，党和人民为改变中国命运与前途而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与开拓创新的努力。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作者在叙述中着意穿插了许多重要时间的历史场景，让读者在阅读中走入历史，从而在故事中体悟共和国那个特殊的年代。

《难忘这八年》作者简介

程中原，生于1938年，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持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江海学刊》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为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成员，《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著有《张闻天传》，《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年》，《历史转折论》，《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在历史的旋涡中》，《转折与新路等》。主持或参与编辑出版张闻天著作，胡乔木著作和有关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十多种。

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与１９７５年整顿

１９７５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它因邓小平主持各方面的整顿而闪耀着独具的、特殊的光辉。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１９７３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逐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１９７５年整顿，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八月指示”：火炉里吹出的清风

１９７４年８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检讨、揭发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军队高干会的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们，更是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１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毛泽东“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军队高干会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９月１０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毛泽东８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妄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

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１９７５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历史也迫切要求产生伟大人物来整顿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局面。邓小平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下应运而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走出低谷，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1）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１９７５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１９６８年９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范围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林彪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３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１９７２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 ，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2）

可是，好景不长。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１９７４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１９７４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１９７４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１９７３年下降４１０万吨。原煤产量下降４００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５．３％，比１９７３年少运４３２１万吨。外贸逆差１３．４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７．７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一九七五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涉及到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变迁的行动。” 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八月指示”，整顿在１９７５年由邓小平主持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产物，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潮流。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１９７５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主席，同时还有周总理和叶老帅。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2）

１、“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六十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他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６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１９６７年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3）

２、沉默孤单的首次亮相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在林彪事件爆发前夜，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表露了伟大领袖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

１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4）

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周恩来在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会后，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

为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

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致函纪登奎、汪东兴，在信中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又乘此机会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１２月２７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5）

从２月下旬到３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３月９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３月１０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３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３月２８日同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２９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４月１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３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晚七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１９６７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因势利导，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6）

３、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１２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7）

４、“江青，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毛出面同江青作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４月９日在纽约召开。 ３月２０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外交部即于２２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３月２４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３月２５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他们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２５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３月２６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会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于２７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４月３日至５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４月６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发言后，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４月１９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通过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时间，邓小平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8）

５、“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下愈况，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 就在这时，毛泽东７月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８月发出了“安定团结”的号召，紧接着，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上日程。中国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１０月４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新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同张、王、姚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一百一十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9）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呢？

江青一伙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１５０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在１９７４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七十年代的李鸿章”。现在远航返回，又想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江青１０月１４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１０月１７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四人帮”认为，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立即星夜密谋。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１０月２０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0）

第二天（１０月１８日）上午９点，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２点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借汇报１７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讲了昨晚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１８日）下午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１７楼江青处密商对策。江青还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因她们后天（２０日）将陪同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在１８日中午已经找王、唐谈过，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１７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行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在１８日夜间密商的小会上，江青再次嘱王、唐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昨日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在找王、唐之前，周恩来已同邓小平谈话，嘱小平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8226;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即于２１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1）

这一两分钟的交谈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前一天王洪文气急败坏地在毛泽东面前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更加坚定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唐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

毛要她们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关于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２２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１０月２０日这次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两代领导人交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８月１０日作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１０月２０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１１月６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１１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１１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病情，自己的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７月１７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１２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务请主席放心” 。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这时，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2）

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后同邓小平谈话。他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主席说：我赞成你！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又跟毛主席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１１月１２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江青给他的信。江青向毛提出人事安排建议名单，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心犹不甘，１１月１９日，又给毛泽东写信，公然伸手要官要权，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２０日复信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江青野心不泯，在１２月间，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看穿江青的野心，坚决不许。这时江青再怎么厚颜纠缠，已属徒劳了。

１２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１２月２０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１２月２３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

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3）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材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材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在２４日、２５日、２７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

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在批刘、批林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 ：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１２月２６日，正是毛泽东８１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4）

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掌。在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具有绝对权威。他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妄图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从１９７０年起就酝酿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

１９７５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１９７５年１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于１月８日至１０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１月１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于１月３０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２月１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２月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等评语，并说：“以后的事情还要副总理们多做”，“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邓小平也讲了话。至此，周恩来完成了由邓小平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安排。

通过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过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1）

邓小平主持全局工作以后，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在整顿中，他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著名口号，并以实现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报告中重申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为号召，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整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是从１９７４年８月至１９７５年１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作出并重申的。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纲，用来领导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取得了巨大成功。应该说，“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范，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１９７５年的整顿，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决策。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主持的整顿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就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 这两个论点，在顾及全面的基础上突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１９７５年的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１９７５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邓小平主持领导的１９７５年整顿，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化”强国的目标指引下，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发展之迅速，成效之显著，斗争之尖锐复杂，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以下将从各方面叙述这一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2）

五、从铁路突破：“不唱天，不唱地，只唱９号文件这出戏”

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工作。作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部署之后，即着手进行工交战线的整顿。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搞上去。”这是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对当时国内形势分析研究的结果。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清醒地看到，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１９７４年工业生产的情况不好。影响全局的突出的薄弱环节是铁路。当时铁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生产下降。１９７４年全国铁路比１９７３年少运货物４３２１万吨，下降了５&#8226;３％。１９７５年头两个月未见好转，１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量为４５８００车，２月份又呈下降趋势，只达到当时日装车能力５５０００车的８０％。全国２０个铁路局，１５个没有完成运输计划。二、事故惊人。１９７４年一年全路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７５０多起，比１９７３年增加４８％，为十年前的８倍多。三、规章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四、堵塞严重，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行驶。情况特别严重的是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向塘、太原）。其中徐州的问题尤为突出。徐州地处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大干线的交会点。由于派性头头操纵的“批林批孔联络站”的破坏，１９７４年冬以来武斗再起，堵塞严重，处于半瘫痪状态，直接影响到华东以至全国铁路干线不能畅通。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铁路运输不畅，大庆、克拉玛依等油田曾被迫部分关井停产；山西、黑龙江、安徽等省铁路沿线存煤五百多万吨拉不出来，一些煤矿煤炭外运受阻，煤堆自燃，不能继续生产；缺煤使华东电网发电量减少三分之一，江苏、湖南等省有４０％以上的工厂停产或大幅度减产，南方几省氮肥减产三分之一；昆明磷矿石运不出来，许多省市磷肥生产受到影响。显而易见，铁路运输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的问题不及时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已经成为能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邓小平抓住这个关键，下决心首先整顿铁路，把铁路整顿作为１９７５年整顿的突破口。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3）

经过紧张准备，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５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简称“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经过与会者讨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１９７５年第９号文件)，要求全国所有铁路单位必须贯彻“安定团结”方针，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个９号文件在３月５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的这一天下发。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全党要讲大局。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强国，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 而当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是解决铁路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方针是贯彻中央９号文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派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说，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他在讲话中点了徐州那个闹事的派头头的名，说“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他提出，要把铁路上和地方上搞派性的人之间的联系割断，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开，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三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做到家喻户晓。 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在会上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

３月６日下午，铁道部即开大会传达中央决定和邓小平讲话。７日晚召开全路电话会议传达。铁道部长万里反复强调：要把中央９号文件作为铁路整顿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９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３月９日，万里到达徐州，在江苏省和徐州市党政领导的配合下，打了铁路整顿的第一场硬仗。

３月１０日，即召开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万人动员大会，万里出席讲话。同时，把制造武斗、严重破坏运输生产的坏头头顾炳华(徐州市物资局技术员)逮捕。江苏省革委会为此发布《通告》。１１日、１３日又接连召开徐州地区党员干部大会，徐州分局机务段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动员进行铁路整顿。万里还参加各种座谈会，宣讲、传达９号文件，使中央整顿铁路的决心和方针政策家喻户晓。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对派性进行旗帜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批判，对派性头头批评教育，坚决整顿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关心职工生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行为，克服有章不循和运输秩序混乱的状况。３月１５日又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商讨解决津浦、陇海、京广三条干线不畅通的问题。万里在徐州领导整顿１２天，雷厉风行而又扎实细致，使得徐州铁路枢纽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津浦、陇海两条干线畅通，徐州分局结束了连续２１个月完不成运输任务的局面，４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计划。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4）

徐州铁路分局重点整顿的经验对全路整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在全路推广徐州经验，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贯彻９号文件。从４月到６月，万里先后到太原、郑州、南昌、长沙、株州、昆明等老大难单位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在中央支持和地方配合下，果断地调整领导班子，对派性严重、不贯彻中央９号文件的领导干部有的撤职，有的调离。对闹派性严重而又坚持不改的坏头头，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逮捕了一批，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有力地打击了破坏铁路运输的活动。经过整顿，到４月份，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国２０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日均装车达到５３７００辆，比2月份增加上万辆，为历史最好水平。部属３２个铁路工厂，３１个超额完成计划。 初步实现了铁道部在整顿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王震赞扬铁道部领导小组是一个硬班子，指出９号文件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表明整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到６月底，全国铁路形势变化显著，安定团结局面逐步形成，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南昌铁路局五、六两月也都超额完成计划，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保持畅通，运输生产大幅度提高。上半年货运量完成４１６０７万吨，为年度计划的４８&#8226;９５％，比去年同期增长８&#8226;６％，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在２０个铁路局中，有１０个局做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邓小平对工交战线的整顿抓得很紧。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之际，就抓住时机，在３月２５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运用徐州经验推动铁路整顿的深入和整个工交战线整顿的展开。刚从徐州回京的万里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提出，中央９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体制外，也适用于各行各业。 ３月３１日晚，国家计委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并印发工交、农林、国防工业各部，要求迅速把９号文件精神传达到整个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中去，务必做到家喻户晓。要解决好领导班子的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把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整顿工作遂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生产形势很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整顿，在 “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5）

煤炭生产本来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新成立的煤炭部领导决心打一场生产翻身仗。他们积

极贯彻９号文件，一方面促进生产、运输好的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及东北各矿，让他们多产、多运；一方面敢于同派性作坚决的斗争，重点解决在全国煤炭产量中占重大份额的两省四矿（山东的枣庄、肥城、新汶，江苏的徐州）的问题，生产上得很快。４月份洗精煤的日产量创造了全国历史最好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７５４０００吨，比计划超产１９０００吨。 整个工业生产也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一直稳产高产，月月超额完成任务。４月份平均日产量２０８０００吨，比计划超产５０００吨。化肥生产开始大上，达到日产７５０００吨，比上月多产１００００吨。月发电量为５０１００万度，比２月份增长１２％。棉纱、棉布等轻工业产品都有上升。全国工业总产值１至４月份完成９１９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８％，４月份一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达１９&#8226;４％。有十一个省、市、区决心实现“双过半”。

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1）

早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前，为扭转钢铁生产被动局面，冶金部召开了“八大钢座谈会”(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８日至３月１１日)。鞍钢、武钢、包钢、太钢、本钢、首钢、攀钢、马钢八大企业，占全国钢产量的５０％，铁产量的６５％。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份全国产钢２８８万吨、铁３０４万吨，比计划欠产钢９５万吨，铁８６万吨。其中八大钢欠产钢６３&#8226;６万吨，铁８５&#8226;６万吨。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具有决定作用。“八大钢座谈会”分析了钢铁欠产的情况和“上得慢”的原因，增强了“三月份赶上来，二季度要大上”的决心，逐个分析了领导班子的状况，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了措施。会后，各大钢铁企业都有一定进展，太钢尤为明显，但很不平衡。整个钢铁工业没有改变欠产的状况.日产量７万吨都突破不了，老是在６&#8226;５万－６&#8226;６万之间。其中鞍山、武汉两大钢铁企业欠产最为严重，要完成年产２６００万吨的计划，５月起日产量必须达到７&#8226;９万－８万吨。而钢铁如果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机、军工、基建，统统都谈不上。

在３月２５日的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为把钢铁工业促上去，从５月８日起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有１２个省、市、自治区管工业的书记、十大钢厂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 李先念、谷牧主持会议，尖锐地提出，钢铁工业上不去，将会出现一个三年小徘徊，一定要通过整顿，认真解决好几家大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千方百计把钢铁促上去，坚决完成今年生产２６００万吨钢的计划。

５月２１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意见。２９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运用徐州和整个铁路整顿的经验来指导钢铁整顿以及其他行业的整顿。针对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当前第一位要解决的是领导班子问题。要建立一个强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他强调“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把毛泽东１９７４年８月到１２月对国内问题所作的三项重要指示联系在一起，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总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在这之前，中央文件的领导人讲话中都提了这三项指示，但还没有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也没有提到“纲”的高度。从邓小平这次讲话开始，“三项指示为纲”成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著名口号。

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2）

通过钢铁工业座谈会讨论，冶金部向中央作出《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报告指出，要下大力量抓好关系全局的鞍、武、包、太等１２个大钢厂和邯邢、海南两个铁矿。要整顿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坚决调离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放手发动群众，落实具体措施，整顿企业秩序，狠抓矿山、轧钢两个薄弱环节。６月４日，中共中央１３号文件转发这个报告，并作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肯定了一批生产情况好的钢铁厂和矿山，指出欠产多的主要是鞍、武、包、太等几个大厂，而其中太原钢铁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批示提出“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实了”等“七个是不是”，要求生产上不去的企业领导人认真对照检查。批示要求几个大钢铁企业所在的辽宁、湖北、内蒙、山西、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动手，解决这些单位的问题，“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要求完成计划的企业争取多超产，欠产的企业要千方百计完成计划，并限定各地、各企业把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于６月中旬上报中央。

为了扎扎实实地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在会议期间，有关各部逐项落实了石油、电力、煤炭供应、维修配件制造供应和运输保障等外部条件。鞍钢、武钢、包钢等企业都向中央写了有具体措施的保证书（《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报告》）。会后，由国家计委、建委、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十个单位派出负责人组成“保钢小组”，以加强领导，大力协同，发动群众，按质、按量、按品种、按合同，确保全年钢铁计划任务的实现。 各地积极贯彻钢铁会议精神，６月中旬，钢平均日产达到７&#8226;２万吨。７月高温，产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不过，由于鞍钢、武钢两家日欠钢产量仍有３０００吨，一时未能做到变欠产为还账。但总的说来，钢铁整顿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1）

六十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推行其核威慑政策，中国的独立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特殊重要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关心、指导。１９６７年３月，就指定粟裕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对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各部实行军管。经过全国广大科技人员、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国防科技事业排除文革干扰，仍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氢弹空爆试验提前成功，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二、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１号”上天，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接着，１９７１年３月３日，又用“长征１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实践１号”；三、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研制成功，于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相继完成了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但是，随着“四人帮”破坏的加剧，特别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国防科技事业陷入了低谷。

本来，在研制“东方红１号”卫星和“实践１号”卫星的同时，就已开始研制比这两颗卫星重十倍、技术更复杂的返回式遥感卫星。目标是：用具有更大推力和精确制导的火箭，把带有空间遥感仪器的、能够保持高精度姿态按预定程序准确无误地对地观测的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运行，并在完成预定任务后，按预定计划回收。这项科技水平很高的巨大工程，由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加上技术上遇到的困难，研制进度一再拖延，发射计划多次改变。１９７１年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国的火箭、卫星一直默无声息。１９６５年提出的八年四弹计划，时间超过了两年，任务却连一半都没有完成。１９７４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国防科技研究和生产的部署全都搞乱。这一年，洲际导弹试验发射三次，一发也没有打成。到１９７４年秋，具备了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条件，但首次发射失利。这次发射是在１１月５日进行的。用新研制的“长征２号”运载火箭送返回式遥感卫星上天。火箭腾空后没有什么异常，但到升空２０秒时，突然坠毁。原因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一根导线折断。箭坠星毁，整个试验失败。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2）

核武器的试验也沉寂多年。美国用各种侦察手段一直监视着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１９７４年秋，美国的新闻媒体说：中国的核试验自１９７１年就没有了活动。

国防尖端科技的这种停步不前的局面，国防科技部门存在的混乱，严重地影响我国国防实力的加强。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导弹、核武器等国防尖端科技的需要出发，改变这种裹足不前的局面，显得十分紧迫。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立即将整顿国防科技事业、狠抓导弹、核武器研制的任务提上了紧迫的日程。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７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指出：加速发展我国卫星通信是很必要的，应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统一规划，形成一定的通信卫星系列。对研制第一颗赤道同步卫星，应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本着综合使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国际国内通信，传送广播电视兼顾的原则，以先解决有无和满足各方面的试验要求为主要目的，在使用中考验卫星各系统的性能。卫星研制、建设所需费用，初步预算约９亿元左右。具体项目，由国防科委制定总体规划，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列入年度计划实施。《报告》要求，卫星通信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抓总，运载火箭、通信卫星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测控系统由四机部和七机部负责研制，通信地球站（即通信卫星地面站）的设备由四机部负责研制，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负责建设。３月３１日，中央军委第八次常委会讨论了这个《报告》。随即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以研制、发射第一颗同步地球卫星为目标的、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地面站五大系统的卫星通信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项工程国家正式命名为“３３１工程”。

在新任务面前，国防尖端科技的整顿就显得格外迫切了。

在此危难、混乱之际，谁能够在乱中求治，使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重振雄风呢？主持军委工作并任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剑英元帅想到了张爱萍。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3）

张爱萍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儒将，深得周恩来、叶剑英信任。周恩来曾夸奖张爱萍“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都能干得好”。 叶帅选中张爱萍来担负整顿国防尖端科技的重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爱萍是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从１９５６年着手制定１２年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开始，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二十年间，张爱萍一直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负责筹建研究机构，调集科研人员，实施各项研制、试验计划。星、弹、箭、场、测，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每一项建设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先后担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特种武器（导弹、原子弹）定型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立即在试验现场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喜讯。１９６５年５月，他又受命担任原子弹空爆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总指挥，５月９日用飞机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样取得了成功。在此前后，张爱萍还担任了地地导弹作战基地专门领导小组组长，研究并制定出第一个导弹作战基地建设的初步方案。他还受命组建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简称二炮）的领导机构。张爱萍二十年的个人经历同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融成了一体，还有什么人比他来使国防科技事业重振雄风更合适呢？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形势下，张爱萍应召从福州到北京出席了国庆招待会。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囚禁六年，腿伤致残。１０月２日，叶老帅亲自到张爱萍下榻的京西宾馆看望。要他回国防科委工作。１１月５日，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失败。第二天，叶剑英就在西山召见张爱萍。告诉他：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军委已经决定，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职务。

１９７５年３月８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主任。当天，他就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七机部下属的“老大难”单位——北京南苑七机部第一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调查研究。第三天到坐落在永定路的二三０厂及其配套研究单位十三所。混乱败落的情景同一院如出一辙，某些方面更为严重。问题的根子在资产阶级派性。在七机部，文化大革命搞了九年，资产阶级派性闹了九年。突出的两大派：“９１５”和“９１６”，全北京乃至全中国闻名。两大派都有通天人物，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周恩来曾３７次亲自主持解决七机部的问题，一些派头头却置若罔闻。派性斗争危害严重，影响恶劣。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一院火箭金属材料所所长、从英国归来的杰出专家姚桐斌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毒打致死。周总理要粟裕赴现场亲自处理。粟裕乘直升机飞抵南苑机场，带一个排驱车直达东高地研究所。传达总理指示，严词责令之下，造反派头头才把凶手交了出来。这年夏天，一院两派发生严重武斗。粟裕赶到现场，责令两派立即撤离武斗区域，找两派头头谈了一宿。第二天又在三座门军委召集两派头头开会，这才煞住了武斗歪风。二三０厂更是帮派势力横行之地。“９１６”派头头舒龙山，从二三０厂造反起家，得到江青、王洪文的赏识。１９７２年底被中央任命为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１９７３年当上十大代表，后兼任部直机关临时党委书记。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4）

张爱萍等进厂的第二天，帮派势力就公开示威。在进厂门的大路地面上刷出一条大标语：“张爱萍，我们这里关你什么事？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还有人给张爱萍送条子，说他管不着。张爱萍毫不动摇，坚持做了十多天的调查，掌握了情况，下定决心：整顿七机部，首先从派性开刀，突破口就是派性最厉害的二三０厂。

３月２７日，召集七机部全体干部大会。张爱萍拄着拐杖上台讲话。他针锋相对，首先对二三０厂帮派势力提出的“管不着”、“滚回去”的问题作出回答。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派性，指出：派性最大的罪恶是破坏团结，搞分裂，把七机部搞乱了。现在，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从工作上，从什么型号方案论证上表现出来。张爱萍揭露了二三０厂存在的贪污盗窃、损公肥私、消极怠工、打架内讧等影响和破坏生产的恶劣现象，予以无情的抨击。对于如何改变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整顿。他说：这是邓小平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乱中求治的措施，已经在铁路整顿中开始见到成效。

张爱萍提出，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生产秩序上的整顿，更重要的是对领导、对干部的整顿。他从国际形势的严峻说明整顿的必要，明确提出，我们要集中我们国家现有的一切科学技术力量，国民经济的力量，科学研究、试制、生产的力量，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必须争取在最近二三年内拿出我们的“杀手锏”来！……我们的“杀手锏”，要一下打到它的黄龙府！他所说的这个“杀手锏”，就是洲际导弹，就是能把核弹头发送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

张爱萍安排工作组在二三0厂进行整顿试点，要求他们尽快做出成绩，以点上之果催面上之花，推动七机部的整顿和发展。对整个七机部的整顿，以实现１９７７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个目标为主线，一方面围剿资产阶级派性，一方面抓科研、生产，边破边立，尽快恢复正常的政治、生产秩序。

就在中央军委通过并上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的这一天，３月３１日，张爱萍同钱学森及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在第二研究院图书馆小礼堂召开的“空气轴承论证会”。在论证会上双方展开争论，各有优长。张爱萍果断决策：为了保证东风５号０１批和东风４号第１、２发的完成，这几发上的空气轴承仍然采用原来的“大锥式”结构方案。对“三段式”和“小锥式”方案，成立三结合的方案论证试验组，同时进行试验，再行确定，以待用在东风５号０２批和东风４号０１、０２批上。把这个久拖不决的难题解决了。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5）

在１９７７年前拿出“杀手锏”，即射程８０００公里的洲际导弹，是七机部近期的奋斗目标，也是整顿的中心。４月２１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运载火箭研究院）按照张爱萍的建议，召开了洲际导弹“东风５号”、“东风４号”两个方案论证会，导弹各系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论证洲际导弹研制的要求、重点和规划。张爱萍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听了三天会，到２４日，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首先提出当前要“抢时间”，失掉了的时间“现在要抢回来”。针对当时存在的没有规划，五花八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情况，张爱萍强调“要抓重点”。首先是把“东５”提到１９７７年前拿出来，可以打到×××，打到敌人心脏里。这一条卡死。然后再去搞第二代，再发展。

与会专家都赞成张爱萍的指导性意见。通过这次论证会，基本上确定“三步走”规划：１９７７年前拿出洲际导弹“东５”，同时搞“东４”（已经确定的另一种型号的洲际导弹）；１９７８年拿出潜地导弹；１９８０年拿出通信卫星。其中，１９７７年前拿出射程为８０００公里的洲际导弹是必须完成的重点。会后，张爱萍又同钱学森等同志反复商量论证，确定把“三步走”规划作为正式方案上报中央专委、中央军委、中共中央。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国防科技的整顿。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８日访法回北，１９日上午就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张爱萍、汪洋、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的情况。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 “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指张爱萍）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

钱学森汇报了４月２１日论证会后形成的航天“三步走”规划，特别强调重中之重是１９７７年前拿出射程８０００公里的洲际导弹。军委领导一致赞成。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又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用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个人。不管是谁，不管你是“９１５”、“９１６”，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不要说社会主义。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而且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6）

限期改正，是铁路整顿创造的一条好经验。得到邓小平充分肯定。这时，他又要求在国防科技整顿中加以运用。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六月三十日为止。从七月一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的斗。邓小平还要求，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科技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搞好科研、生产。

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随即在太原兴建第三个卫星发射基地。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１９７５年第１４号文件）。７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工业总局（简称八机总局），对导弹的生产研制工作统一管理。８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党委和常委的组成。

中共中央的这些决策，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国防科委进行整顿的措施，促使国防科技各工业部形势进一步好转。张爱萍在中央军委汇报会后进一步抓紧对七机部的整顿。张爱萍等在七机部，在一院，在二三０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贯彻和动员，这些单位和部门都先后召开了“增强党性、反对派性、争做七一派，向七一献礼”的誓师动员大会。在每一个动员大会上，张爱萍都结合传达邓小平、叶剑英的指示，强调两点：一，不许再闹资产阶级派性，要做“七一派”。二，一定要在１９７７年前拿出洲际导弹来。张爱萍说：别的东西失掉是小事，时间失掉了是无法补上的。必须抓紧又抓紧。我们必须进行政治思想、组织、科研生产方面的整顿，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团结一致，为完成１９７７年的任务而奋斗。

经过深入广泛的动员，“争做七一派，不做两面派”成为上上下下围剿派性的行动口号，抢时间，为１９７７年的任务而奋斗，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与此同时，果断地采取组织措施。七机部提出把屡教不改的派头头舒龙山调出。张爱萍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在这之前，王洪文在钓鱼台约见张爱萍，同他套近乎，向他打招呼，说：舒龙山是我的朋友，希望你支持他的工作，团结他一道工作。张爱萍没有理睬。

经过整顿，二三０厂最早恢复了正常生产，第一研究院也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同时，

张爱萍一刻也不放松处于关键地位的科研工作，特别是重要方案、规划的决策。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7）

６月２日，张爱萍听取第五研究院领导、专家关于卫星研究规划的汇报。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谈了三个方案：侦察，导航，通信。张爱萍指出：我们研究问题、考虑问题要从国际形势、时局、备战需要考虑。你们提了三个方案，我赞成第三方案，通信卫星是重点。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预警是第一，反导的东西，要努力搞，这是最有用的。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失利，张爱萍不仅认真抓了失利原因的复查工作，而且对第二次发射的准备，从发射领导班子的配备，到发射现场的组织，都亲自过问。８月１９日，张爱萍出席长征二号第二发质量动员会。讲话后即兴吟诵一首四言诗，精譬地点出火箭及卫星的症结所在和解决办法：“生于乱世，先天不足。精心保健，诊断从速。内脏脉胳，检查周密。气血畅通，筋骨有力。一鸣上天，为民争气。”负责组织第二次发射的同志，受张爱萍这首诗的启发，加强了对长征二号火箭的测试检查，更换了４３台件仪器设备，保证了发射的成功。

经过整顿，七机部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取得很大进展；二机部核武器研制也有新的突破。

最显著的成绩是：１９７５年下半年，接连成功地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人们用中国传统的吉庆语言，赞誉为“三星高照”。

７月２６日、１２月１６日两次用“风暴１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重量超过１吨的技术试验卫星１号、２号。“风暴１号”运载火箭由以上海机电二局为骨干组成的科技队伍经多年研制而成。其运载能力与“长征２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相当，也是以洲际导弹为原型研制的两级运载火箭。

“三星高照”中最亮的一颗，是返回式遥感卫星。这种卫星美国经历了１２次失败才获得成功。我国的这颗返回式卫星命名为“尖兵”。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５日首发失利后，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又认真复查，解决存在问题。１９７５年８月，张爱萍听取了关于即将出厂的返回式卫星及发射这颗卫星的“长征２号”运载火箭质量情况的汇报，要求做到确保质量，力争“一鸣翔天”。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按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用“长征２号”运载火箭把返回式遥感人造卫星“尖兵”成功地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入轨后，由分布在我国大陆上的卫星地面测控站对卫星进行跟踪、测轨、遥测和遥控。当卫星运行到第４７圈，遥控站按时发出了卫星返回调姿遥控指令。地面接收站立即收到了卫星调姿过程的遥测参数。遥控站又发出了返回舱与仪器舱解锁和启动时间控制器的指令，仪器舱上的分离火箭随后点火工作，两舱分离。接着，根据指令，返回舱起旋，返回舱上的制动火箭点火、工作。“尖兵”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三天，于１１月２９日１１时许，返回舱携带着照相胶片等试验资料，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卫星获得的遥感资料。叶剑英高兴地称赞这颗卫星有功。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回收成功，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8）

在核武器研制试验方面，也打破了多年的沉寂。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下旬，张爱萍同国防科委副主任陈彬、二机部副部长张均等奔赴新疆南山马兰训练基地，组织第１７次核试验。这是一次地下核试验，是我国第二次地下平洞试验。张爱萍听取了这次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又亲临各参加试验的部队和部门仔细检查。１０月２７日，第二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这次地下核试验在近区物理诊断测量方面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数据，较好地解决了坑道自封闭、快速取样、近区物理测量、抗电磁干扰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提高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竖井地下核试验方案开始设计。

经过整顿，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又以使全世界瞩目的步伐前进了。

4、“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

同铁路整顿同时展开的，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对于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和“四人帮”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周恩来、邓小平等提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宣传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四人帮”却利用学习理论，把联系实际的重点放到所谓“反经验主义”上去，企图以此来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破坏安定团结，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证“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批评、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为“左”的经济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姚文元故意制造谣言，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时说过的意见：“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就在３月１日这一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要解决”；主席５９年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他还在３月写的一个文件稿中说，“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３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引用毛泽东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写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后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１９７６年：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

引子：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３０年后的１９７６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关头。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又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两种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决战……

沉痛哀悼周总理（1）

１９７５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批邓”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整顿带来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１９７６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欢快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沉痛的哀乐把一个噩耗传遍中华大地、传遍整个世界：周恩来于１月８日９时５８分与世长辞!山河呜咽，苍天飞雪，全中国人民都为失去敬爱的好总理而悲恸，同时也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活着的“四人帮”害怕死去的周恩来。他们竭力限制悼念的规模，削弱周恩来的影响。在讣告发出以后，他们紧接着就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了种种限制：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团来京参加悼念活动。然而，冷酷的禁令禁不住人民群众的热泪，遏止不住人民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感情。从首都到边疆，人们设灵堂，戴黑纱，写挽词，献花圈，寄托对总理的哀思，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世界各国政府、党派、友好团体、各界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唁电、唁函似雪片般飞来。１月１０～１１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行礼时故意不脱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个镜头，江青遭到举国上下的唾骂。

１月１１日下午，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周恩来的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八宝山火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十里长安街的两旁，肃穆伫立，等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要为人民的好总理送行。暮色中，悲怆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们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总理的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夜深了，风紧了，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大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迎候着总理的英灵。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送葬场面。中国人民把在“黑云压城”的岁月积聚在心头的对共产党的期待、希冀和热爱，都倾注在她的杰出代表周恩来的身上了。

沉痛哀悼周总理（2）

可是，“四人帮”控制着舆论工具。他们将记者报道百万群众哭送灵车的文字统统砍掉，

连照片也不准刊登。

１月１１～１４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吊唁仪式虽然移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但还是无法满足许多人与总理的英灵作最后告别的心愿。在１４日傍晚正式的吊唁仪式结束后，成千上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表达对周总理不尽的哀思。

可是，“四人帮”却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心、军心、民心于不顾，于１月１４日，即为周恩来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竟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该文强奸民意，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还说什么“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愤怒的抗议。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赞颂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他建立的不朽功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悼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周恩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致悼词一举，使得全国人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某种希望。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更强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正同“批邓”联接在一起而掀起。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1）

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即继续开会批评邓小平。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听了汇报，提出国务院工作“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小平专管外事。” 　这时，王洪文自以为自己要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了，私自准备了以中央工作主持人身份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稿。 江、张、姚、王以为周死邓倒，总理一职非张春桥莫属。 上海的党羽已经在大树所谓“张春桥思想”，说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上海、北京、天津、辽宁三市一省带头打报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再次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 毛远新向张春桥、王洪文二人谈明毛的意图，张为之语咽。而上海的党羽不知底里，还在街头贴出“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１９７６年１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写《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有感》，宣泄怨愤，说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显露了他图谋篡权、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心机。

华国锋就任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着手抓的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继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２月５日，中共中央通知，将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同一天，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计划分批召开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继续打招呼”，促使他们“早转弯”、“转好弯”。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2）

２月６日，第一批参加打招呼会的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５个所谓“问题多一些的省”的负责同志共２９人，就应召来京。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１９７５年７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文件。２月９日下午“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开始。接着，２月中旬，打招呼会又扩大到第二批１２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这１２个省、市、自治区是：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安徽。参加第二批打招呼会的还有南京、沈阳、北京、福州、成都、昆明、济南等大军区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远新根据毛泽东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共１３大段，按照内容分四个部分编排。 一是重申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评价和正确对待；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这两个部分，说明毛泽东从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三是关于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指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强调“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说明毛泽东在运动的规模、方法上吸取了教训，有所控制，不想“天下大乱”了。四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与政策界限。毛严厉地批邓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但又明确指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主席重要指示》成为这场运动最主要的指导性文件。

出席第一、二批打招呼会的人，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被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检讨自己的问题，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转好弯子。第一、二批打招呼会开到２月２５日结束。华国锋作总结性讲话，明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邓”。他的讲话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华国锋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规定对邓的问题，内部“可以点名批判”。华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等政策，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层层揪”，关照“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3）

紧接着召集了第三批１２个省、区的打招呼会议。 ３月３日会议结束时，即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２月２５日讲话分别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这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全然不顾毛泽东多次申述的邓小平还是内部矛盾、要团结、让他专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另讲一套，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多次诬蔑邓小平通过党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出口石油、进口成套设备和船舶的决定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说邓“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２月１５、１６日，江青在“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上诬陷邓小平“上欺主席，下压政治局” ，“搞复辟倒退”，“为叛徒翻案”。３月２日，江青又擅自召集参加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１２个省、自治区同志开会，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店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大阴谋家”，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３月２６日，“四人帮”又利用中央政治局听取清华大学运动情况汇报之机，围攻邓小平。张春桥等人诽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４月２６日，江青又在一封信中诬蔑邓小平“象林彪一样搞大、小舰队”，“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他们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出记者和通讯员到一些地方、军队、部门以调查研究为名，搜集情报，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黑材料。他们还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理论，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企图整垮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4）

在“四人帮”看来，第一批来开会的５个省的第一书记“都难以转弯子”； １９７５年参加讨论工业“二十条”的１２省的第一书记，也都是合邓小平胃口的人，自然都成了批和揪的重点对象。而对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胡乔木(国务院政研室)、胡耀邦(科学院)、周荣鑫(教育部)、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负责人，在２月至３月形成了第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身患重病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出院，自１月以来，接受追查、批判５０多次，于４月１２日上午在追查会上当场晕厥，１３日凌晨去世。刘冰等人短短几个月被批斗２２０多次，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被送到农场等地监督劳动。“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也全部开动起来。从１９７６年１月开始，报刊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从《评“三项指示为纲”》， 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 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 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掀”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江青、张春桥还在２月初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２０部这类电影。于是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炮制出来。

但是，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满和愤怒，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

“四人帮”的浪潮。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5）

２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传单，指出“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３月，一份《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遗言”以周总理的口吻说：“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对王、张、江、姚等则一一有所批评。这份“遗言”是杭州汽轮机厂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假托编写的， 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对邓小平的信赖，对“四人帮”的憎恶。从２月上旬到３月初，在福州、杭州、武汉、贵阳、郑州、长沙、厦门、哈尔滨、徐州、顺德、三明、重庆、太原、西安等地，都出现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指责、批判“四人帮”，有些县、市还出现公开揭露“四人帮”罪行的街头演说。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共和国的主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共和国，阻挡阴谋家、野心家篡权!

３月发生在上海《文汇报》的“反周”事件，激起举国义愤，万众讨伐，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

３月５日，是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１３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播发学习雷锋的报道。 《文汇报》登载这篇报道时，独独把报道中引用的当年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题词的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历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给删掉了。人们立刻警觉到，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四人帮”图谋从政治上否定周恩来。阴谋揭破，群情愤慨。南京大学学生立即写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怒斥“四人帮”利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罪行的大标语、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南京街头。上海、南京和全国各地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接连不断发到《文汇报》。３月中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又发表张春桥授意写的“批邓”、“反周”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打倒周恩来，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6）

这时，离清明节不远了。３月１９日，北京牛坊小学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３月２４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抬着花圈游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仪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贴出“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他们的行动推动了南京群众运动的发展。

就在３月２５日这一天，《文汇报》第１版的新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语句。读者立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明目张胆地把“党内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周恩来的头上。《文汇报》这篇新闻，把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之火点燃起来了。

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和鼓楼广场，贴满了标语、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军人，纷纷走上街头，抒发对周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学生们开始把标语口号刷在火车上、

刷在长途汽车上，动员人民起来和“四人帮”展开斗争。３月２８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学数学系４００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旧居庄严宣誓，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加入，汇成巨大的示威洪流。３月２９日，南大校园内挤满各界群众，传抄标语和大字报。南大学生组成２０多个小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等大标语。３月３０日晨，南大学生在铁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等大标语刷在列车车厢上，让奔驰的列车把战斗的号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全国各地。当天晚上，学生们还在闹市区新街口、鼓楼、山西路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几天来，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不分昼夜，绵延不绝。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达５万人左右，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３月３１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最醒目的地方，贴出一条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把南京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7）

南京的群众运动使“四人帮”万分恐惧。３月３０日，“四人帮”就给“南京事件”定性。王洪文说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姚文元说是“反革命逆流”，“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下令，群众的大字报、游行等等，一律取缔。４月１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认为：南京有人借故闹事，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当前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言”、“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现在还要利用清明节(４月４日)搞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这个动向值得注意。会后，立即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指责南京最近几天“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把南京人民悼念和保卫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下令立即“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指使人”。还把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

言”定为“反革命谣言”，要求“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在电话中还特别指责江苏省委“态度不够明朗”，对政治谣言“没有认真追查”。可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反抗之火是“追查”所扑不灭的。４月３日，南京街头又刷出１５条大标语，内容有：“中央４月１日电话通知精神坚决执行《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我们坚决和打着白旗反总理的野心家血战到底”等。南京事件是四五运动的前奏。正当“四人帮”费尽心机要把它压制下去的时候，它所点燃的烈火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冲天而起了。

天安门事件（1）

临近清明节，北京市总工会２９人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３０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江苏省公安局上访人员在纪念碑上献上了一个花圈。一夜过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诗歌、小字报，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许多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地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４月１日，天安门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花圈、诗词增加了许多。真是“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斥责“四人帮”的法庭。在花山诗海中，纪念碑前一首小诗特别引人注目：“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继承总理遗志，誓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的决心。

清明节快要来临了。４月２日清晨，北京出现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科学院１０９厂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木制大诗牌，经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把诗放在纪念碑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把他们制作的第一个钢铁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并警告人们“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首都人民蔑视

这些警告、阻挠，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发出了“民心不可侮，党心不可欺”、“反周

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诗牌、挽联、传单数量猛增，揭露、嘲笑、咒骂“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阴谋家”等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白骨精”就是对江青的专用语。“我们怀念杨开慧”一句标语，表达了人们对江青的憎厌，也蕴含着对毛泽东的讽谏。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天安门事件（2）

４月３日，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无数支送花圈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满了，便向周围的广场扩展。到了晚上，送来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几倍。数不清的诗词、挽联、悼文及传单遍布广场。人们大声朗诵，俯首抄写。“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贴在纪念碑东侧，被诵读了几十遍、几百遍。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４月３日深夜在广场上朗读的这些诗词道出了千古不朽的真理。这时，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大地，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和“四人帮”已经成了两个象征：一个是忠臣，代表光明，代表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一个是奸臣，代表黑暗，代表专制、愚昧和封建主义。

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门出动便衣，拍照，跟踪，绑架。到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２６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不许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无所畏惧，还是争先恐后涌向天安门广场。这天，来到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广场前面一直排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端。纪念碑四周的青松树林、翠柏篱墙，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盖着一层白雪。纪念碑上，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画像下面，用大朵白花镶边的黑布上，横排四个大字：“民族英魂”。１３块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１３根旗杆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１３个大字横贯天安门广场。空中，两串黄色气球悬带两根白色飘带，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在阴沉的天色下，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肃穆，格外悲壮。

天安门事件（3）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手段。向来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

人们写诗填词，朗诵传抄，倾泻缅怀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感情，抒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一首诗写道：“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另一首词中写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 还有一首题为“要和不要”的小诗，率直地吼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 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诗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帮”陷入灭顶之灾。“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铁锤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广场上展示的血书，即席发表的演说，简捷犀利的传单，都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穿透力。4月4日晚上９点，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传单指斥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传单赞扬毛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来又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传单期望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这份传单，虽然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过瘾，要求再念一遍。许多人打亮手电照明，连续读了五遍才歇。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广场上，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天安门事件（4）

正当广场上诵读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传单，群众的革命义愤高涨之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会议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在天安门前聚集那么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建国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就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鲁瑛送来报告，说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

“四人帮”又闹起来。江青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对卫戍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作好进行镇压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毛远新于４月５日凌晨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所作决定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

４月５日早晨６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异常气愤。９点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群众前往设在广场东南角小红楼里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交涉，头头避而不见。时间已过中午，群众对受到压制和捉弄，再也无法忍受。愤怒的群众把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推翻烧着了。下午５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互相都有受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地委第一书记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

天安门事件（5）

晚上6点半起，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３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预先埋伏在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木棍，包围、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一二百人被打伤，２００多人被抓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４０人于６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４月５日天安门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四五”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３万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９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以便各省市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还要求注意侦察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２点左右才散。凌晨３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6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４月７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毛泽东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随后就回来向他汇报。他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

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时，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４月５日晚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是姚文元指导撰写并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它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的精神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1）

４月７日晚广播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以后，华国锋正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４月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两个决议，由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坚决镇压”抗议活动，“坚决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标语、诗词，“打击制造者”。４月８日至１０日，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命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并致电支持中央。与此同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反动”传单、标语、诗词，排查、搜捕参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群众，政治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北京一地，到６月中旬，搜悼文、诗词原件５８３件，强令群众交出现场照片和悼文、诗词照片１０.８万余件；拘捕干部、群众３８８人，立案追查者１９８４件，用隔离、办学习班等方式审查的难以数计。南京事件及全国有类似大小事件发生的市、县也都进行重点追查。

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４月７日，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的呼声。4月8日清晨，上海青年工人黄永生在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他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下很长一段批语，痛快淋漓地驳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那篇假报道，尖锐地指出：“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人们还冒着危险，巧妙地将诗词珍藏起来。 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这时，“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范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 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2）

他们这时的目标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他们妄图通过“批邓”，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迟群多次讲，“走资派不是几个人，

而是一层人”，强调要“一级盯一级，最后盯到中央、政治局”。毛远新向辽宁省委传话：“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要注意不轻易说话的“大人物”。在６月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上，“四人帮”及其党羽强调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王洪文亲自指使七机部的党羽舒龙山等揪走资派、夺权。叫他们“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挖出来”。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七机部的党羽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搞“批邓联张”，对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七机部各级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不到半年，就把七机部在京厂、所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改组了８０％。毛远新在冶金部制造混乱，层层揪代理人，抓还乡团。武钢１１名公司党委书记，要打倒７人，另外４人不打倒就打跑。武钢生产遭到破坏，１９７６年产量比１９７５年下降了４０％多。鞍钢１９７６年的钢产量下降到１９７１年的水平，倒退了５年。张春桥叫嚷“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他们污蔑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是“右倾翻案”，在铁道部机关和一些路局、单位培植亲信反攻倒算，铁路系统动乱又起，致使１９７６年全国有十几条干线经常处于堵塞半堵塞状态，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其中郑州铁路局最为严重。江青指使党羽唐岐山 制造混乱。１９７６年该局发生１２次大堵塞，滞留列车８１列，使京广线半瘫痪。这一年该局比计划少装１４００多万吨货物，等于近１００天没有装车。过境物资大量积压，造成１２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影响了半个中国。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更是“四人帮”着重打击的目标。他们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中国科学院也是“四人帮”反攻倒算的一个重点。他们布置在中科院的党羽以“路线分析”为名，把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７０％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成“复辟势力”，广大科技人员重又被诬蔑为“臭老九”，视作“专政对象”遭到打击迫害。江青一伙还布置其亲信、党羽搜集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外贸系统的各种材料，以备进一步打击和批判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上面”的领导。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3）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各方面整顿中断，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人心涣散，生产下降，秩序混乱，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１９７６年１月～５月，钢欠产１２３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应商品１４亿元，影响财政减收２０亿元，原订的１９７６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 为了挽救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５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却认为这是整倒“一层人”的机会，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发动各省、市攻一下”。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按照王洪文的指令在会前准备了“炮弹”，共整理材料２０份，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全国计划工作会议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至８月１日在北京召开。７月１３日下午，黄涛在华东组会上首先发难， 矛头直指现任中央和国务院一批领导同志，他说，去年的计划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他指责：“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 辽宁省委一名书记在东北组发言呼应，说“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并提出：“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王洪文称赞他们“开了一炮，开的好”。王洪文在会议期间四次到京西宾馆找黄涛了解情况，还把上海、辽宁两个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汇报，撑腰打气。黄、杨等人多次串联，南北呼应，策划进退。他们还把会上谷牧讲话和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等情况即时分别报给王洪文、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等则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数同志抵制了“四人帮”扭转会议方向的图谋。７月２４日晚，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确定计划工作座谈会按原计划进行，规定不许追１９７５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国家计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向会议提出１９７８年计划的调整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钢由原计划２６００万吨调到２４００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减少２０亿元，从外贸库存中再拿出２０亿元商品投放市场，压缩进口计划５亿美元，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１０％-２０％，原定调整工资计划推迟实行。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调整方案实际上也未能执行。

多难之秋（1）

１９７６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真是多难之秋。

６月起，毛泽东病情沉重。毛同守护身边的华国锋、王洪文等谈话，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７月１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在江苏无锡逝世。没过几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委员长，在７月６日与世长辞。

人们还没有从忧伤中摆脱出来，巨大的天灾又接踵而至。７月２８日凌晨３时４２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７.８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１１度。有一百万人口的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北京、天津也有较强震感。这次大地震前，马家沟矿地震观测站和唐山市地震办公室都作出了预报，没有得到上面的应有重视。唐山大地震造成２４&#8226;８万多人死亡，１６&#8226;４万多人重伤，损失之惨重为历史上罕见。党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实群众 。组织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种支援人员赶赴灾区，抢险救灾。全国动员，大批救灾物资源源运到唐山。经过２０多天努力，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安顿了几十万受难群众的生活，初步恢复了生产和运输。唐山大地震惊魂甫定，８月１６日２２时６分，四川北部松潘、平武一带又发生里氏７&#8226;２级强烈地震，成都市和甘肃武都地区有强烈震感。从唐山大地震以后，为了防地震，首都北京从上到下，以及全国１７个省市数亿城镇居民，都离开居室，住到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人心惶惶，很不安定。

可是， “四人帮”却全然不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安危，反而攻击党中央、国务院“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１００万人口，全国有８亿人口，有９６０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 并在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中胡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这时，他们已经拟定了一个党政军全面夺权的计划，准备在时机有利时以王洪文名义提出实施，目的是把一些省市自治区、国务院一些部和军委一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在思想上、政治上，他们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

多难之秋（2）

８月１３日，“四人帮”指令各地出版社出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写的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的三本小册子，在经过张春桥改定的“前言”中，把《论总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人民日报》８月２３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２４日，发表报道，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５７１工程”纪要》。２７日，发表署名文章《论党内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然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还预言“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从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６日多天，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１１０篇之多。三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四人帮”得意忘形，说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中名义的中央文件”，发行三个小册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掀起这样一个批“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就可以把支持邓小平整顿的、现在仍居于党中央、国务院、军委领导岗位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统统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建立起他们的所谓“崭新的新世界”来。

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虽然广大群众、党员、干部从1976年初就开始听他们骂这“三株大毒草”，但不知道这“三株大毒草”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现在从三个小册子上看到《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知道了真相，都说，三个文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四人帮”的所谓批判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批判抓生产建设是“唯生产力论”，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

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搞“物质刺激”，起用知识分子是“专家路线”，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引进技术设备是“崇洋媚外”，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反对派性是“反攻倒算”，整顿是“复辟”，这些批判文章才真正是大毒草。人们从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和体会到邓小平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１９７６年“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的这三个文件中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猖狂地“批邓”、“反击”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毛泽东与世长辞（1）

８月１３日，“四人帮”指令各地出版社出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写的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的三本小册子，在经过张春桥改定的“前言”中，把《论总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人民日报》８月２３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２４日，发表报道，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５７１工程”纪要》。２７日，发表署名文章《论党内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然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还预言“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从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６日多天，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１１０篇之多。三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四人帮”得意忘形，说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中名义的中央文件”，发行三个小册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掀起这样一个批“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就可以把支持邓小平整顿的、现在仍居于党中央、国务院、军委领导岗位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统统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建立起他们的所谓“崭新的新世界”来。

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虽然广大群众、党员、干部从1976年初就开始听他们骂这“三株大毒草”，但不知道这“三株大毒草”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现在从三个小册子上看到《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知道了真相，都说，三个文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四人帮”的所谓批判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批判抓生产建设是“唯生产力论”，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

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搞“物质刺激”，起用知识分子是“专家路线”，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引进技术设备是“崇洋媚外”，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反对派性是“反攻倒算”，整顿是“复辟”，这些批判文章才真正是大毒草。人们从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和体会到邓小平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１９７６年“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的这三个文件中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猖狂地“批邓”、“反击”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毛泽东与世长辞（2）

９月１８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缅怀和颂扬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号召化悲痛为力量，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国县以上地区也同时召开追悼会。

在哀悼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人们缅怀他对国家的贡献，对人民的恩情，格外悲痛，也对他格外崇敬。这时，中国人民虽然已经从感情上厌弃“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五运动，但人们只是对毛泽东被江青一伙蒙蔽表示惋惜，对毛泽东的信仰却并没有动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亿万人民手捧“红宝书”，怀着“三忠于”、“四热爱”的感情，“早请示”、“晚汇报”，听从“最高指示”，紧跟“战略部署”，学习运用他的语言来思考、应对。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毛泽东成了真理的化身，共和国的象征。惯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人们，这时还没有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还来不及去思考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来不及思考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别，所以想不到也看不清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想不到也看不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一场由他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人们当时已经看到，经过镇压四五运动，“四人帮”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气焰更加嚣张，处处咄咄逼人。人们担心华国锋的资望和才干对付不了“四人帮”，一旦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被“四人帮”篡夺，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毛泽东的逝世，使得中国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失声痛哭，反复呼号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情绪。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生前对江青、对“四人帮”有很多严厉的批评。当然，也很难设想，在毛泽东逝世后，就会出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机会。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1）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同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毛泽东刚逝世，“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妄图掌握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９月１０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的值班人员请示，妄图切断党中央、华国锋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这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部署。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与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的这个“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及时制止了“四人帮”的阴谋。与此同时，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即委托李先念去同叶剑英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四人帮”的另一花招是连续不断地布置北大、清华、新华社等单位的党羽、亲信，用各种名义，写“效忠信”，上“劝进书”，“拥戴”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制造抢班夺权的舆论。

再一个严重部署是，“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偷偷地写进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从１７日起反复加以宣传。华国锋、叶剑英等立刻警觉到，江青一伙是以此把自己打扮成“正统”，标榜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以便打着毛的旗号夺取最高领导权。

９月１８日开过追悼大会以后，两种力量展开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正面的交锋首先围绕着毛泽东的文件保管问题爆发出来。

毛泽东收存的文件、材料，还有毛泽东的手稿和未经审定的重要谈话记录等，包含大量党和国家最核心的机密。从毛泽东病危时起，江青就想方设法要掌握这些文件、材料，其意图是可以运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来保护、抬高自己，打击别人。９月１７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毛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们封存起来。９月１８日下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华国锋、叶剑英等坚持原则，使江青一伙争夺毛泽东文件保管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2）

在江青争夺文件保管权的９月１７日，王洪文悄悄飞往上海，加紧督办“第二武装”。张春桥也在北京会见徐景贤，密谋准备打仗。８月下旬以来，上海已经给民兵突击发枪７４２２０支、炮３００门、各种弹药１０００多万发。 这时经王、张不断督促，上海的亲信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

经过围绕文件处置问题的斗争，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深感江青一伙猖狂之极，下定了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他同汪东兴商议后，当晚驱车到李先念住处，谈了最近“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请李代表他到西山见叶剑英，请叶务必想个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解决“四人帮”早就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举国上下也都意识到为了挽救党，为了保卫共和国，必须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五运动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意志。在四五运动前后，在中央领导层中，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也有计议。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表示只搞一个不行。 王震曾当面向叶剑英提议：“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们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心中早有考虑，他没有正面回答，做手势表示要等待时机。王按叶的嘱咐，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那里去“联络”，找汪东兴交谈，还同８３４１部队干部交朋友。 在为毛治丧期间，华国锋、叶剑英等在表面上“示之以缓”，实际上已经紧急行动起来了。他们多次商谈，交换情况，共商对策，在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形成一致。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先后找叶交谈，寄予厚望。 聂荣臻在９月２１日这一天找杨成武，要他给叶剑英传话，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杨连夜返回西山把聂的意见向叶报告。 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在这场斗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治丧期间与“四人帮”的几次较量中态度明朗，措施得力，完全站在华国锋、叶剑英一边。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3）

李先念遵华国锋之嘱，于９月２４日下午，秘密上西山见叶剑英，转告华国锋的决心和重托，请叶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 这时，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反复比较，已经考虑了一个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的方案。

党中央最高领导决策并出面解决是此计关键。现在华国锋既已下定决心，下面就是作出决定，照计行事了。

２４日晚，政治局成员应江青邀请在怀仁堂小礼堂看新拍摄的国产影片。李先念利用华国锋上厕所的机会转告：叶帅同意你的看法。

此后，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又经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比较了几种不同方案，确定采取“先动手，后开口”的办法解决“四人帮”。重大决策作出后，叶剑英同汪东兴又商议了行动办法，由汪东兴考虑具体方案，作出周密安排，组织实施。为防止出大乱子，对上海方面，叶剑英通知东海舰队和六十军做好应急准备.北京方面他同粟裕、宋时轮打过招呼，要他们加强戒备。他还通过苏振华要北京卫戍区吴忠保持首都的稳定。华国锋也同吴德通气，要吴德同吴忠联系，确保北京卫戍区四个师听从指挥。华还要耿飚随时听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帮”在这些日子活动频繁，行动诡秘。王洪文９月２３日飞回北京后，也进入西山，紧挨着叶剑英住下，跟踪监视。他们一方面制造流言，说叶在西山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串联”、拉拢、煽动。 北京部队不跟他们走，他们只能在巩固上海方面下功夫。他们还抓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权。９月２４日和２８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向毛著编办负责人要《毛选》五卷材料。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4）

在９月２９日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接连发动进攻。

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同时攻击华国锋处理“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此议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的抵制。

在讨论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时，江青一伙大吵大闹要毛远新留在北京准备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华国锋当面顶了江青，说她出尔反尔。最后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党中央领导问题，三中全会政治报告问题，应该交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对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国庆节怎么过，决定９月３０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国庆座谈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政治局多数坚决地挫败了江青一伙抢班夺权的图谋。但是，“四人帮”丝毫没有收敛，继续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灭亡。

十月的胜利（1）

在９月３０日国庆座谈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仅二百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却依然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上登了发言的６位群众代表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仅有的一张政治局全体与会人员的照片，也是江青居于正中。“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明目张胆地否定华国锋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本来，“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晚听华国锋汇报情况后对华讲的，当时毛写下了三句话，这是其中第二句。当天华即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四人帮”在９月１６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重复宣传。《人民日报》在１０月２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扬这句话的文章有８２篇。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是毛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并用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在此紧要关头，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成了区分真伪的标志，确定合法与非法的焦点。华国锋这时已无可退让，提起笔来，把发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１４个字删去，并在眉头“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的批语下注道：“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还注明了已查了计划会议上他的讲话记录，记成“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当即找耿飚等人商量，让外交部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已在纽约的乔冠华，令其将那句话删去。叶剑英坚决支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心怀鬼胎，他们无法反对华国锋的批注，只好以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提出不向下传达此事。但在行动上却依然宣传所谓“临终嘱咐”，更加猖狂地发起进攻。

十月的胜利（2）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出“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文章称“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才是毛临终前给江青一伙的“嘱咐”，“正统”、“合法继承人”是江青及其同伙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批六个字“错了三个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实际上为讨伐华国锋制造舆论。

“四人帮”这时已经沉浸在夺权“胜利”的迷梦之中。

张春桥已经写好了“怎样巩固政权”的纲领，他要一手拉大旗：“编书”，“纪念”；一手

搞“革命与专政”：“批邓”、“镇反”，“杀人”。

江青１０月１日跑到清华大学讲话，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１０月２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３日又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什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带着一帮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上海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开始行动了。社会上有传闻，１０月８、９、１０日有“特大喜讯”，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红纸、鞭炮已经卖空。

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决战关头。共和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十月的胜利（3）

１０月４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８号院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提出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 华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即到汪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的行动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证决战全胜。随后，汪东兴紧急行动起来，布置进行各种“临战”准备。他同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局(８３４１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 同时，又布置中央办公厅主任副李鑫，起草好三个文件：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关于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汪落实之后，即向华、叶作了报告。与此同时，华国锋也已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商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负责解决“四人帮”几个死党的方案。

华、叶、汪多次商量后确定的具体办法是：事先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华、叶和王洪文、张春桥出席。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预定在解决了王、张、江之后，用找他来做毛选五卷的文字工作为名，通知他列席。万一不来，再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对江青及几个死党，也定了可靠的处置方案。解决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

１０月６日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四人帮”的时刻到了。将近８时，怀仁堂正厅灯火辉煌，华国锋、叶剑英并肩端坐中央，汪东兴组织执行。警卫们屏住呼吸等待着。７点５５分，王洪文第一个跨进怀仁堂大厅。望了望华、叶，未及说话，就被第一行动小组的队员扑过来钳住双臂，形成低头弯腰的“喷气式”。王洪文嘴里咕着“你们干什么”，竭力挣扎。突击队员们不容他动弹，把他牢牢地押站在离华国锋、叶剑英大约５米左右的正南。华国锋目光逼视着他，大声宣读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的决定：“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念完就把他押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反背铐上手铐。出小门塞进早已备好的汽车提到隔离室监察起来。

十月的胜利（4）

接着来的是张春桥。他进门一看华、叶端坐正中的架势，感到情况不妙，迟疑不前。第二行动小组的队员，快速夹击，把他押到华、叶面前。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宣读一遍。队员们给他戴上手铐，押解出去。

解决王洪文、张春桥前后只花了５分钟，真是顺利之极。汪东兴即让张耀祠、武健华带人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拘捕江青。他们先到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抓了毛远新，然后再到春藕斋。张耀祠威严地向江青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让她交出保险柜钥匙后，即由行动小组的女战士“请”她上了轿车，押送到一处隔离室去。

顺利拘押江青的经过报到怀仁堂西厅，华、叶和汪都很高兴。随即按预定方案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立即前来开会。８点２５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行动小组人员示意让他进东庑廊的休息室。姚刚一进门，就被拽住双臂，武健华即高声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姚文元即被戴上手铐，押上汽车，送往隔离室去了。完成任务，正好是晚上八点半钟。

就这样，前后用了３５分钟，没有放一枪，没有流一滴血，粉碎了“四人帮”。

这时９点刚过，华国锋、叶剑英即按原定计划召来耿飚、邱巍高、迟浩田等，向他们分别下达了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命令。将近１０点，耿飚、邱巍高指挥原守备电台的一个营控制了直播室，接管了电台。迟浩田也带领一支部队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并逮捕了鲁瑛。

迟群、谢静宜等由吴德负责，用通知他们到北京市委开会的方式，把他们抓了起来。

当晚１０点多钟，在北京西郊玉泉山９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１１人。华国锋主持会议首先作长篇讲话，通报对“四人帮”的斗争历程。接着由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及其重大意义。到会人员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对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告，征求意见。他们都完全拥护政治局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７日凌晨４点多钟才结束。

１０月７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由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后即下发关于华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８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８日至１５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逐渐传开，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时值金秋季节，菊黄蟹肥。煮螃蟹三公一母，持螯饮酒，庆贺胜利，风行一时。

十月的胜利（5）

当时，稳定局势的关键是稳定上海。 因为“四人帮”在上海经营多年，党羽颇多，且有相当可观的“第二武装”――民兵。

早在１９７１年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张春桥就对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讲：我们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也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没有我们的人。１９７５年６月，王洪文借到浙江上海工作之机，在上海住了１０５天，主要抓了加强第二武装这件事。他要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抓住指挥权，准备将来打仗。

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９月，上海民兵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购置枪支书８４８２支，指挥车１０辆，雷达指挥仪１０套，以及四十多万步枪机枪的另部件。他们打算装备３０个步兵团、１０个高炮师、３个地炮师、１个坦克师、１个摩托团，配备一三０火箭１０８枚、高射炮７８２门。

１９７６年８、９月间，马天水就说：“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０日，张春桥在北京听了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点拨他们要抓好民兵，注意行动的时间和方式。

９月２３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和，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帮”的骨干传达他的意见：“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实际上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动员令。

１０月６日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晚于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

７日，党中央首先找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接着，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马天水从通知由警备区转告中觉察情况异常。他到京后听了中央的通报，但无法按预先的约定告诉上海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１０月８日，徐景贤、王秀珍通过各种渠道刺探消息，最终从马天水秘书那里听到马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而马并无胃病，这才得知“四人帮”真的出事了。

十月的胜利（6）

１０月８日下午，徐、王接连召集了四个会议。两点开的是常委会。张敬标（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少庸（管政法）、冯国柱（管外事）三名常委，还有上海警备区两人参加。经过对形势的分析议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对抗。警备区的人表示，部队人员有限，真正要动还得动民兵。下午三点多，徐、王还有王少庸找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和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开第二个会，决定以检查战备部署的名义着手叛乱的准备，并专门研究了民兵的指挥问题。第三个会在下午四点召开，徐景贤找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广播电台负责人，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人被抓起来了。他要新闻单位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提出如果新华社播发有关王、张、姚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准播。

第四个会是市委常委会紧急会议，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召开。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作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会议从下午五点以后开始，“列席常委”上海写作组历史组负责人朱永嘉、工人造反派头头陈阿大、叶昌明也参加。徐景贤通报了情况，说种种迹象表明，上海要提高警惕。七点多钟，徐景贤在会场上先后接到“四人帮“的亲信从北京用暗语打来的电话。总工会金祖敏的秘书说“我娘心肌梗塞”；当上了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说“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文化部的刘庆棠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都病了”。会议即讨论发动武装叛乱的部署。肖木说，中央上头的问题已经解决，北京已经开始对下头动手。朱永嘉说，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肯定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搞的。徐景贤问大家究竟怎么办？朱永嘉提出：“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当场决定，撤出康平路，组成两套指挥班子，设置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是文的一路，由徐景贤率领，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二号点设在东湖路招待所的市民兵指挥部，是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领，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徐景贤当场写了调集３３５００名民兵“加强战备”的手令，交王秀珍执行。随后，文武两路人马进入各自的指挥点，准备行动。

对于上海“四人帮”党羽利用“第二武装”策动反革命叛乱一举，叶剑英、华国锋等早就料到，作了周密部署。在１０月６日解决“四人帮”之前，就已令东海舰队从海上监视，着驻镇江的６０军向无锡、驻浙江的１军向上海“拉练”，从西、南两面形成钳制上海之势。在１０月６日解决“四人帮”之后，立即在７日把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召到北京，随后在９日又通过马天水打电话给徐景贤、王秀珍，召他们于１０日到达北京。这样，“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陷入群魔无首的境地。

十月的胜利（7）

１０月１２日晚，“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得到了王、张、江、姚被捕的确信。８点多，又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会上，朱永嘉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朱永嘉提出要马上干，说再拖下去就全完了。陈阿大、叶昌明，还有肖木、王知常都叫嚷要干就大干。黄涛表示要坚决干。王少庸说，要把全市政搞瘫痪。他们策划要发动群众，停产罢工，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口，切断电网，控制要害部门，破坏铁路桥梁，等等。叶昌明在会上打电话给钟定栋，要他连夜拟定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会议进行时，马天水、王秀珍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明天即可回上海，务必等他们回来。朱永嘉、王知常认为不能再等，主张天亮前就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发“告全国、全市人民书”，放手大干，并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对朱、王的提议，因群凶无首，无人来作决断。与会王少庸、冯柱国、张敬标等，资历深，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主张等马、徐、王回来再说。这样，武装叛乱的行动就拖了下来。

为控制上海局势，中央政治局于１０月１２日上午在玉泉山９号楼叶剑英住处开会，讨论决定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工作组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一批领导干部参加。会议明确工作组到上海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１０月１４日，一方面“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还跃跃欲试，另方面群众开始起来。这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上海。马路上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大标语。１０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出通知，宣布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上海武装叛乱的阴谋顷刻瓦解。１０月２０日，上海市一百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罪行。２１日，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喜讯公诸于世。当天，首都１５０万军民欢欣鼓舞，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十里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人们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诞生的胜利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８５岁高龄的郭沫若，当天以“粉碎‘四人帮’”为题填《水调歌头》词，上阙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一扫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这首词，当即在全国传唱。港澳及海外华人也为除掉“四害”拍手称快。香港爱国人士马万祺填《沁园春》词赞颂叶帅功勋：“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十月的胜利（8）

１０月２２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上空。２３日，庆祝游行活动达到高潮。从天刚亮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５８０万人次。群众游行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动人，为建国以来所未有。２４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自１０月２１日起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真是普天同庆，一片欢腾!

１０月２６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通知说：为了加强对上海市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０月２７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央的决定。由此开始了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运动。

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与“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这一伟大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从此，共和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尽情享受十月胜利的欢乐时，人们还来不及痛定思痛，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历史骤然揭开了新的篇章，但历史的车轮依然由着惯性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后，发动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运动，这是合乎党心民意的。但是，华国锋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想以“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落到了时代的后面，注定了他必然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使命，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站在共和国历史发展前沿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来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新篇章将由他们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来继续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