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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从“肺石”说起

- 谁是告密鼻祖(1)

- 谁是告密鼻祖(2)

- 国人为什么要暴动(1)

- 国人为什么要暴动(2)

- 天机可以泄露(1)

- 天机可以泄露(2)

- 商鞅的末路(1)

- 商鞅的末路(2)

- 商鞅的末路(3)

- 唐人朱敬则的上书(1)

- 唐人朱敬则的上书(2)

- 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1)

- 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2)

- 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3)

- 韩信之死(1)

- 韩信之死(2)

- 韩信之死(3)

- 告密滔滔(1)

- 告密滔滔(2)

-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1)

-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2)

-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3)

-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1)

-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2)

-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3)

-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4)

从“肺石”说起

想要了解告密的起源，就必须从一块石头说起。

宋人沈括在游览长安古宫那个著名的景点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物体：形状像寺庙里敲击用的响石，但比响石更大，颜色赤红，长达八九尺，形状如下垂的肺。如果你阅读过《梦溪笔谈》，你就知道，沈括是个无所不知的人。据他观察此物体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记载于《周礼》卷六十六《秋官&#8226;大司寇》篇的肺石：“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在沈括看来，肺石是“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推究其意，原是伸冤者敲击肺石，然后站在它的下面三天三夜，最后，官员才肯见申冤者。而之所以做成肺的形状，沈括认为是为了便于垂挂。当然，古人往往喜欢象征，所以，肺主声音，声音用以表达冤情。而颜色赤红，则是“使（上告者）赤心不妄言”。

“肺石”最早运用于西周时期，如果说这就是上访的雏形，却是有待商榷的。据后来许多儒生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访现象。

尧舜时代的美好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战国后的知识分子，因对现实不满，意淫出来一个尧舜时代也未可知。不过，如果真的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后人应该佩服他们的想象力。据晋人孙楚的说法：“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唯曰不足。”意思是说，尧在坐天下时，就在门外支了一面鼓，如果天下百姓谁有事情想要说给他听，就去敲那面鼓；舜比尧要细心，他或许认为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地赶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很是辛苦，于是“立谤木”，所谓“谤木”，就是安在路边，以供行人识别道路的标志。后人又称它为“诽谤木”，当然，那个时代“诽谤”二字还不是今天的“诽谤”。但的确已经具备了讨论“是与非”这一内涵。舜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诽谤木”上留下想说给他听的话，或者是讨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建鼓，也就是土鼓，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鼓大致相同。但“诽谤木”是什么，却让人很模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是晋朝有个叫崔豹的人给我们做了如下解释：“（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跟西方的十字架有点相像。今天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诽谤木”经过小小的演变而来的。

但是，无论是建鼓还是谤木，恐怕都不能催发告密者。我们知道，在尧舜时代，生产力偏低，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只在生计问题上就会忙得不亦乐乎，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密？况且，仅拿诽谤木而言，尧舜时代，中国即使有文字，恐怕连甲骨文都谈不上，有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写在上面？

所以，“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即使不是后人的杜撰，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到了夏朝，就有史料记载，做天子的鼓励百姓来给自己和别人提意见了。《夏书》中谈到，一些官员手持浓缩了的“谤木”，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敲击乐器（上部横向的中空共鸣器为细腰鼓状，与其细腰垂直，中间接一手柄）。这些人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路、小路上，敲击它以吸引百姓来报告事情和提意见以及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所以如果你生在夏朝，很可能会经常听到一种乐器在路上响起，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但绝不刺耳。如果你有什么冤情或者是对某些人看不惯，你就可以走到街上拦住敲打乐器的人，对他们说出你想说的话。

据说，夏朝的开创者启不但让官员四处去寻找百姓的“心里话”，还在宫外支了一面鼓，鼓励百姓来敲打这面鼓。夏朝的历代王都一以贯之。

夏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可能跟夏朝的司法机关有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中央司法机关有“士”与“理”两个单位，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得而知，或许根本就没有。即使有，由于司法程序并不如后来朝代的完善，所以百姓们很可能有了事也不喜欢到地方司法机关，而是直接到中央。

这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告御状”的起源。在后来的朝代中，“告御状”被官方定名为“诣阙上诉制度”，又叫“京控”，该制度在汉代就已经实行。可以说，“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皇帝指定的人来裁决。

“肺石”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尧舜禹三代，即使统治者大为鼓励百姓前来谈心里话，却很少有告密事件发生。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正向的鼓励，或者说，是一种设置障碍的鼓励。仅拿“肺石”来讲，告状人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试问，在这样的障碍面前，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要知道，告密者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他们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告密者全是投机取巧之辈，一些奸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其意志力之顽强，恐非我们正常人所能知晓。我相信，在夏、商、西周时代，肯定也有告密者，偏要站在那块石头边三天三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情况依旧很少见，原因就是，三代的大多数帝王不鼓励这种告密。告密虽然起源于上访制，但由于统治者的“心不在焉”而没有形成气候。

谁是告密鼻祖(1)

自有信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告密者应该是商纣时的崇侯虎。崇侯虎是崇国（陕西户县地区）的诸侯王，名叫虎，据说其长得就非常特别。面如锅底，下巴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一双蛤蟆眼，最喜欢的事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对着蓝天厉声大叫。

从寥寥无几的正史记载来看，崇侯虎应该是纣王设在陕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密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高原上的其他诸侯国。商朝实行分封制，把全国分成若干个国，每一个国都设一个头，外环方国领导人称为“伯”，中环诸侯的领导人就称为“侯”。外环离中央比较远，所以许多“伯”都不是太老实，崇侯虎在陕西密切注意的一个“伯”是封地在歧山的周伯侯（姬）昌。此人就是后来被千古传诵的周文王。

周伯昌是商朝的一个人物，曾与两个诸侯王鬼侯和鄂侯被纣王任命为本朝的“三公”。在一般人的眼中，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完全可以知足了。至少周伯昌是非常知足的，但鬼侯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自己身列三公之位，并不能光宗耀祖，还应该继续向上攀登。众所周知，纣王喜欢美色，鬼侯就把自己漂亮的女儿献给了纣王。纣王当然很高兴，暗示鬼侯将来必有大大的好处。鬼侯这里还没有准备迎接好处，厄运就临头了。

据史料记载，纣王是个淫荡之人，而鬼侯的女儿不喜欢把所有时间都放在男女之事上，尤其是看不惯把男女之事当成事业的纣王所为。纣王的自尊受到了打击，立即将这个美人杀掉。这还不解气，他又找来鬼侯，把鬼侯也杀掉，还将他剁成肉酱。鄂侯站出来为已经死掉的鬼侯申冤，认为纣王做得太过分。纣王又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尸体做成了肉干。

周伯昌当时也在商朝的都城朝歌，听到这样的事后，没有为两位同道说一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崇侯虎这个时候就闪亮登场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崇侯虎跟周伯昌的关系是不错的。首先，大家同朝为官，而且封地又临近，两人时常无事就会来回走动。在一次谈话中，周伯昌就把纣王杀掉鬼、鄂二侯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很可能叹息了几下。崇侯虎当然也没有阻止周伯昌的叹息，很可能周伯昌在叹息的同时，也说了几句不满甚至是咒骂的话。

崇侯虎回到自己的封地后，反复考虑很久。我们知道，纣王是不鼓励告密的，所以，崇侯虎想要把告密一击必中，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如果他只是简单地跟纣王说，周伯昌那老家伙对你杀掉鬼侯和鄂侯的行为表示不满，纣王很可能会找到周伯昌问，周伯昌看上去木讷，但在关系自己性命的问题上，绝对可以口若悬河。到那时，崇侯虎很可能会偷鸡不成反蚀米。

他必须要有所调查才行。据后世的一些知识分子说，周伯昌是个仁义到家的人，在他的封地，他把三泽对外开放，让百姓进去狩猎砍树，又免征各种税收。歧山之地，商人们发大财，农夫也发财。对于一些孤寡老人，周伯昌颁布各种法律条文，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如果仅仅做到这点，周伯昌还不能称之为仁义之王，他不但对活人这样好，对死人也不例外。连挖坑的时候挖出无主的尸骨来，他都命官吏用公款安葬它，这就是后世赞叹不已的“泽及枯骨”。

崇侯虎在经过一系列调查后，很自然地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有史料记载他的告密原话为：西伯大行仁善，诸侯都十分拥戴他，这样下去将不利于大王您啊！（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不过，这个告密版本很可能是假的。据《左传》记载，歧山封地的政府曾发布过这样一条政令：搜捕逃亡者，捕后严厉制裁。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周伯昌领地的百姓不安分，居然从世外桃源逃跑了。他们为什么要逃跑？很可能是周伯昌心有二志，如果真的心有二志，在那个时代，仅靠仁义就能实现？绝对不可能。

周伯昌肯定会大肆敛财，只有钱财充裕，才能招兵买马，才能把“异志”付之实践。于是，崇侯虎的告密原件很可能就是：周伯昌把自己领地的百姓搞得生不如死，大肆积攒钱财，图谋不轨。

谁是告密鼻祖(2)

事实上，第一告密版本，并不能让纣王相信。毛主席就说过，纣王这个人能文能武，就是说，是个非常有才能的王。在他的时代，千百个诸侯都听从他的调遣，凭他的智慧，他不能认识不到，靠仁义就真的能成就一番事业。众所周知，一个人想要成大事，就必须够狠。儒家的那些读书人认为，仁义可以得天下，纯属扯淡。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者都是通过暴力手段达到目的的。

所以，崇侯虎的告密原本很可能是第二个版本，纣王在听到这个秘密后，立即将周伯昌捉来，扔进了里城。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监狱。在原始社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就会被捆绑起来扔在荆棘丛生的地方，或者像牲畜一样地被扔到圈牢之中，地点和形状不固定。纣王可谓是监狱的创造者。

据古文献记载，周伯昌在城被囚禁了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已经很老的周伯昌并没有闲着，而是发奋治学，专心研究上古伏羲的八卦，进而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编成了《易经》，所以，司马迁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从这一点来说，监狱似乎是最好的读书与创作的地点。

崇侯虎在告密后，并没有得到纣王的特别关照，他依旧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当他的侯爷。当周伯昌在监狱里演习《易经》的时候，崇侯虎正在专心地盯着陕西高原上的那些诸侯们。在那段时间，他肯定告了许多人的密，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自有信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告密鼻祖。

不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勇气可嘉，但首创者未必都能得善终。在崇侯虎成为告密鼻祖的七年后，周伯昌的儿子来到朝歌，希望纣王能放了自己的父亲。纣王当然没有那么好说话，有人对他说，周伯昌这个人善于预知未来。在纣王看来，这种人就是巫师。但是纣王不相信。在商朝历史上，纣王这个人很特别，他之所以后来得到“纣”这个恶称，跟他违反商朝的传统有关。商朝以巫术立国，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做什么事之前都要占卜一下，如果占卜得到的结果是坏的，那无论这件事有多大油水，都不会去做。但纣王却不这样，他在那个时代就认为这是迷信，不足取。所以，商纣时代，一向吃香的巫师的生存环境都不怎么样。

不知纣王是不是喜欢恶作剧，他下令把周伯昌的儿子剁成了肉酱，包成包子送给了周伯昌。按他的想法，你周伯昌不是能预知吗，那就看你是否能预知包子的馅是你儿子的肉。如果你真的不吃，那我相信你；如果你吃了，那你就是个骗子。

结果，周伯昌一面吃着自己儿子的肉，一面叫好。纣王哈哈大笑，把周伯昌给放掉了。但在放掉周伯昌之前，纣王又搞了个恶作剧。他对周伯昌说：“我为什么要囚禁你？因为有人告你的密，那小子就是崇侯虎。”

纣王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很可能是这位能文能武、才干卓越的王也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又或者是，像周伯昌这样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分不出来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告诉他，他也不能做什么。不过据历史记载说，周伯昌是推算出了那包子里的馅就是自己儿子的肉，但他必须要吃，只有吃了亲生儿子的肉，才能有活路。况且，他的儿子多如牛毛，吃一个也不算什么。

后来的历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周伯昌回到歧山后，发奋图强，招兵买马。在经过艰苦的准备后，他有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宣布起兵后，先是攻破犬戎、密须、阮、共，然后就把矛头对准了告密鼻祖崇侯虎。

崇侯虎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经营崇城多年，该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但架不住周伯昌军队的猛烈攻击，再加上周伯昌制造了几种云梯、临车、冲车等先进的攻城器械，结果，崇城被攻下，崇侯虎请示过周伯昌，看是否可以投降。但周伯昌坚决不允。所以，只好力战而死。

据说，周伯昌在杀掉崇侯虎后，每天都睡不安稳，一闭上眼就看到告密鼻祖站在自己床前，披头散发，看着自己冷笑。

这说明崇侯虎虽然是个不齿的告密者，但对于国家而言，他还是有功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这种告密当然应该受到鼓励。所以，崇侯虎觉得自己死得冤枉，我们也从周伯昌“撞鬼”这件事上看出，周伯昌杀崇侯虎并不是那么正义的。

但无论如何，告密鼻祖崇侯虎还是死在了秘密持有者的手中。仿佛是他奠定了这样一个基调，后来的所有告密者，都得不到好下场。

国人为什么要暴动(1)

在商朝，由于统治者对告密的不鼓励，所以告密者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而言，都不是那么突出。到了西周，特别是周厉王在位时，才有了挖掘告密者专业性的机会。

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国王，不知是不是基因突变，周朝姬氏传到了他这里就变了样。在他之前的国王即使有瑕疵，也只是无能，还谈不上暴戾荒淫。周厉王上台后不久就把姬氏流淌在血管里的绿色基因清除了。他开始荒淫无度，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增加乐趣的基础就是钱财。为了得到钱财，他特意找了几个善于敛财的人充当敛财特使。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为他向天下百姓搜刮钱财。

有大臣对他直言不讳：“你这样搞下去，咱们周朝的统治肯定要衰落。百姓怎么能经得起你这样搜刮呢！”

周厉王不理这样的言论，依旧我行我素。不过，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多。朝中大臣反对他，由于离他比较近，他能听到，听到后就拉出去杀掉，但民间的反对声音是他所不能听到的。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反对的声音必须要尽快消除。因为凭借着一点点聪明，他知道，仅都城的国人就已经在咒骂他了。

所谓“国人”就是“国中”之人的意思，其中主要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与奴隶相比，他们具有自由民的身份，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依附于贵族。由此可知，这些人由于是自由人，又因为跟贵族有亲戚关系，所以说起话来就不那么小心。在他们看来，国王虽然是世袭的，但如果你做不好，我们还是有权利絮叨一下的。因为是我们在养着你，无数的贵族与国民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体系，国王只不过是国家的一种象征而已。

周厉王当然知道这些国人和那些奴隶不可同日而语，他曾问过身边的大臣，外面那些国人怎么讲我。大臣回答他，对你非常不满。

周厉王虽然荒淫恣睢，但却非常好面子。这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他问大臣，我怎么才能不让他们乱讲话？

大臣回答他，很简单，只要把乱讲您坏话的人捉来，扔进监狱，让他们生不如死就可以了。

周厉王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但是，我怎么才能知道谁在讲我坏话呢？”

大臣继续说道：“我认识个巫师，是卫国人，据说此人能未卜先知，耳朵灵敏，几里之外的人讲话，他都可以探听到。”

周厉王大喜，立即召见了这位卫巫。卫巫的表现很让他满意，于是，就被派出宫，专门在大街小巷竖着耳朵探听国人的讲话。

在那段时间，一份份用甲骨文写成的告密名单摆在了周厉王的案头，一批一批的人被捉进监狱。卫巫果然是人才，但凡讲厉王坏话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捉进监狱的。

但不久后，卫巫的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名单越来越少。周厉王认为他不好好工作，严厉地斥责了他一番。卫巫对周厉王说，实在是没有人说大王的坏话了，现在国人非常的老实，熟人见面都不讲一句话，只用眼神打招呼。

“道路以目”的现象并不能让周厉王满意，他对卫巫说，这些国人狡猾得很，他们嘴巴上不说，就未必代表他们心里不想。

卫巫立即说自己懂得唇语。即使对方不出声，他从对方唇上就可以看出对方想要说什么。周厉王立即让他用这种方法增加名单数量。

结果，又是一批一批的国人被捉进监狱，用卫巫的说法就是，他们在路上遇见后，用唇语诽谤国王。

随着名单的日益减少，周厉王满意了，他找来曾经对他直言不讳的大臣，得意地说道：“你曾经跟我讲过有人在背后骂我，现在我采用一种非常优秀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些国人再也不敢放肆了。”周厉王所说的“非常优秀”的办法就是卫巫的告密。

这位大臣很是焦急，他不但为国运着急，还为周厉王那残疾的思维着急，“大王，您这样想可就错了，国人之所以不敢说你坏话了，是因为有卫巫的告密。你这就等于是堵住了百姓的嘴。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

这话如果放在舜时代，就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大禹治水之前，也有人治过洪水，那就是堵。水到哪里，就堵到哪里。结果，水在短时间内不会制造祸乱，可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堵塞之地冲开，力量比以前更大了。

国人为什么要暴动(2)

在这位大臣看来，堵国人的口要比堵水还危险。周厉王不晓得这样的道理，让这位大臣去街上看看。这位大臣在街上看到的景象很是危险，每个人都垂头疾走，互相之间连眼神交流都没有了。

三年后，国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当哑巴的日子，就在公元前841年的一天，无数国人自发地从四面八方冲进了王宫，顷刻之间，周厉王急得转起了圈。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人物，周公与召公主动站出来，为国王排忧解难。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国人冲进来的目的就是想跟国王理会理会。国王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走，那等于把自己推进坟墓。周厉王这样的人当然怕死，所以坚决要跑。于是，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逃出了都城。周召二公跟前来的国人解释，可以把国王废掉，立太子为皇帝。那么，大家做哑巴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周公与召公在当时很得民心，但国人认为，太子跟他老子很可能是一个德行，大家不想第二次做哑巴，于是要求把太子交出来，两个老头就把一个人假扮成太子，交给了国人。人多力量大，国人围住假太子，一人几脚下去，那个假太子就被踹成了肉泥。

折腾完后，国人在两个老头的劝说下撤出了王宫。两个老头最后决定，绝对不能让真太子上台，所以，他们两人先来主管国家事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共和行政”，十四年后，国人把当哑巴的日子忘记了，两个老头才把太子抬出来，拥立为王。周厉王后来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并在“共和行政”完毕后死掉。

“国人”之所以暴动，全是因为周厉王找了个巫师充当告密者。而这个告密者又非常努力，才惹得国人无法忍受做哑巴的日子而暴动的。

卫巫后来的结局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跟周厉王跑掉了，或者干脆没有跑掉，而被国人活活打死了。但无论如何，作为告密者，他要比崇侯虎专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而言，他的告密成绩相当突出。

事实上，即使到了西周厉王时代，从历史的竖线而言，这已经是西周末期了，告密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崇侯虎是随便那么一告，卫巫虽然是个专业人才，但整个厉王时代，这样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我疑心，中国古代巫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能就是告密。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巫师是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交通、媒介者，是政策决定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是古代知识和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他们的职业特点就能看出，他们经常会将上天所显示的秘密告诉“人”，并且能接通人鬼神三界，能看到一些普通人不能看到或者听到的事物。在夏商西周，巫师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的例子很多。周厉王找卫巫，显然还是看中了他的职业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使卫巫的告密已经具备了后世许多告密者的特点，比如被统治者支持，胡乱地栽赃陷害他人，但仍旧只是个别现象。也就是说，周厉王不是随便找了个人来主持告密事宜，而是先有了巫师的告密本领，才有了周厉王的选择。这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确切地说，周厉王恐怕还没有理性地将“告密”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来发扬光大。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他是无心插柳，才促成了卫巫这个西周历史上最大的告密者的产生。

天机可以泄露(1)

在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道士模样的人都会捻着手指，神秘地对探询者说，天机不可泄露。这些人的鼻祖就是中国古代的巫师。前面提到，这些巫师可谓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许多国王或者是诸侯都把他们当成神的使者来看待。与他们的子孙不同的是，他们工作敬业，不跟探询者打马虎眼，天机在他们口中，是完全可以泄露的。

如果说，人间的王侯设置了上访制是告密的起源，那么，巫师在探询者探询未来时所做出的泄露天机的举动就是告密的深化。作为传奇的巫师，他们也就是一个告密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掌握的秘密不是人的秘密，而是神鬼的。

周宣王是西周共和政体结束后的第一位国王，该王上任后励精图治，把已经在诸侯中间丧失的周朝影响力挽回大半，历史也认为，宣王能改前任的昏庸无能，而使周朝中兴，可算得上是一位明王。但由于他进取心太重，在与少数民族姜戎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引起了国家的危机，又使得诸侯对中央不那么尊重了。

宣王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点，就请巫师跟鬼神通一下话，看是否还能继续对姜戎进行军事打击。结果是，巫师把上天的秘密告诉了他，上天认为，连年的战争已经让百姓疲惫不堪，如果再继续战争，很可能连国王的位置都保不住了。周宣王大惊，得到这个秘密后，立即取消了国家的所有战争行动。

当然，周宣王还并不是把经常“告鬼神之密”的巫师看得那么重，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执政手段。有时候，刁民不会听国王的，但却会听鬼神的。所以，巫师的告密往往具有“人”的意志的因素。

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西周的某个国王非常喜欢打猎。有大臣就把国王身边的巫师找到自己家里请吃饭，暗示这位巫师，如果国王继续这样荒废朝政，将来的猎物很可能就是巫师你。这名巫师听了这位大臣的暗示后，很是吃惊。在一次国王又准备打猎的时候，他对国王说，我昨天问了鬼神，鬼神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今天出外游猎非常不好。国王不信，照旧出去了。结果，巧合的是，那天他的车翻了，车夫掉下悬崖死掉，国王命大，抓住了悬崖边的树根，此后，这个国王对鬼神所知道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常常让巫师来告密。

事实上，到了西周时期，喜欢告鬼神之秘密的巫师的受宠程度已经远远不如夏商朝了。夏商二代是政教合一的朝代，举国上下都喜欢占卜，也就是喜欢探听鬼神和与自己相关的秘密。

比如，丢了一头牛，那么牛到底去哪里了，这种事情只有鬼神知道。丢牛者就会找到巫师，让他把鬼神知道的关于牛的秘密告诉自己。再比如，有人某天想要下河去捕鱼，就会找到巫师，希望他能把鬼神知道的那天的情况告诉自己，鱼儿是否主动上钩，哪里有大鱼。

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鬼神的隐私。个人的隐私都不能被侵犯，更何况是鬼神的。但夏商二代的人就喜欢打听鬼神的隐私，并且将这当做是一种非常正常而合理的现象。

西周灭亡后，东周开始，各个国家纷纷自立称王称霸。在我们众所周知的强国赵齐之外，还有南方的楚国。

楚国很多年前就不受中原各国家欢迎，原因是，巫师这种告鬼神之秘密的人已经被中原各国抛弃了，而他们还在坚持地固守。楚国的巫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

即使如楚庄王那样贤明的王也喜欢窥探鬼神的隐私。每次要做什么事之前，他都要找到巫师来占卜一下，看看鬼神那里有什么秘密，以此来做决策。楚庄王后来去讨伐某个不服他的小国，回来途中正巧路过周王朝附近，他就派人去问周王，传说中大禹制的那九个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看看好不好。

天机可以泄露(2)

周王大怒，鼎是随便看的吗，那是政权的象征，楚子（“子”是贬称）这是在问鼎中原啊。于是，他派出人去跟楚庄王说，周王之所以能领导全诸侯，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很晦气，本来，他并没有多想，他只是听说那九个鼎有不可预知的力量，作为喜欢巫师的他仅是想看看而已。楚庄王冒着被天下人骂的危险而想要看九鼎，可见其“迷信”到了什么程度。

古代文献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可看做是原始的《天问》。一位国王问巫师：“鬼神既然神通广大，为什么不来人间为王呢？”

巫师不好回答他，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如果说鬼神有法力，能预知未来，那么为什么不到人间来享受，非得住在荒山野岭中？用普通人的思维，这种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所以巫师的回答是：“他们不喜欢与人类接触。”

国王又问：“可你也是人类，为什么他们喜欢跟你说些秘密？”

巫师回答：“因为我们能彼此信任。”

国王不明白了，“那为什么他们会信任你们？”

巫师又不好回答了，最后只好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国王最后问：“你们把鬼神的秘密告诉了我们，鬼神不会发怒吗？”

巫师的回答很艰涩，但大致意思是说，每个鬼神都有秘密，也就是他们的隐私。我们是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他们的隐私，但放到我们这里，就成了重要的秘密了。

巫师的话告诉我们，作为告密者，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其实都是别人的隐私，比如周伯昌在其封国内的所作所为，国人在一起议论国王，但这些个人的隐私一旦有市场，比如国王喜欢听这样的秘密，那么，个人的隐私就有了价值。告密者就是发现了这一现象，所以才肯告密的。而告密者也就由此而生。

在商鞅这个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告密并不多。因为个人的隐私得不到渠道，所以告密者不会把个人隐私这种无价值的东西拿来贩卖。所贩卖的只是鬼神的秘密，所以，才有“天机可以泄露”的现象存在。

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并不多，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要远远低于人与鬼神之间的争斗。人民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每个人都希望从鬼神那里得到点秘密。告密者巫师就成了天下最有前途的人。但当人们了解了自然后，人们的精力又开始对准了同类，事实上，人才是最难对付的动物。告密现象这才登堂入室，成为一些人必须要正视的现象，乃至制度、文化。

商鞅的末路(1)

与周厉王的鼓励告密相比，秦国的商鞅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居然可以把告密写入国法，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鼓励，而是纯粹的普及了。

商鞅本是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后来到秦国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所以称为商鞅。他的某个祖上曾是卫国国君的小老婆，裙带关系作证，商鞅事实上还是一贵族。但到了他这一代时，家业衰落。商鞅很小的时候就刻苦学习钻研法家的治国策略，成人后，自认为已经是个有学问的人。在那个国家林立的时代，只要你认为自己有学问，能给国君带来好处，你就可以去直接面见国君，阐述你的想法，最后得到高官厚禄。

商鞅俯视天下，觉得只有强大的魏国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跑到魏国后，魏国的宰相公孙座接纳了他，在二人平时的交谈中，公孙宰相发现这个人的确是人才。公孙宰相临死前，魏王来看他，他就对魏王说，我有个门客叫公孙鞅，等我死后，您可以用他为宰相。

魏王一愣，他之前可从来没有听公孙宰相说过这样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真有宰相之才，为什么不早说。我即使不能给他宰相之职，给他个副宰相也可以啊。但他不好驳这个病危之人的面子，就含糊其辞。公孙座知道大王肯定不会用商鞅，就又说道：“如果您不能用他，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

魏王依旧含糊着，出来后，对身边的人说，宰相不但身体有病，脑袋也有病，既让我用公孙鞅，又让我杀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公孙座在床上等了几天后，不见魏王有任何动静，叹息了一声，把商鞅叫到床前，对他说：“我跟大王说如果不能用你就杀了你，你还是快点离开魏国吧。”

对这种真诚的告白，商鞅居然笑了，他说：“宰相您糊涂啊，我为什么要跑。大王不能用你之言任我为相，他怎么可能会听你之言杀我呢？”

这种见识，恐怕只有商鞅这样的人才能具备。果然，公孙座死后，魏王并没有杀商鞅，但也没有用他。商鞅在魏国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闷闷不已。突然有一天，他听说西边的秦国正在招聘有才能之士。于是，他千里迢迢地从魏国赶到了秦国。

当时的秦国虽然并不是列国中的弱国，但与东方的几个大国相比，显然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秦孝公上台后，立志要把国家列入强国之林，所以才四处招纳才能之士。孝公并没有听过商鞅，但商鞅昂着头颅，大步伐地走进宫殿时，他就认定这个人是有才能的人，因为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是不敢那么走路，那么昂着脑袋的。

孝公就单独与他交谈，在商鞅印象中，处于西北的秦国历来就不受东方各国的重视，东方各国都认为，秦国当年的祖宗是给周王放牧的，身份低贱不说，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极低，属于未开化的国家。所以，许多国王每次搞大聚会时，都没有秦国的份。这也就是孝公要找有才能的人的原因之一。

商鞅不知道这个未开化国家的君主到底想要什么，于是，在第一天与孝公的交谈中，他把上古尧舜“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讲给孝公听，孝公险些听睡着了。第二天，商鞅讲了商汤、周文王的“仁义治天下”，孝公一改昨日的昏昏欲睡，恼怒起来。第三天，商鞅对孝公说，我就直说吧，依现在秦国的情况，只能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凭借武力和策略治国”。

孝公这才提起精神来，问商鞅该如何来做。商鞅先是说了自己的法家主张，然后要权力。他希望自己能全权负责整顿秦国政治、经济等等一系列措施。孝公点头，任命他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全权负责变法事宜。

但是，任何一场对传统进行颠覆的变法都会受到阻力，商鞅在各种各样的阻力面前并没有退缩，他还为自己寻找心灵龟汤：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就不能成就功名；怀疑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妥当，就不能建立业绩；才干出众的人，总是遭到世俗的诽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必然遭到一些人的诽谤；愚笨的人对于已经成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是怎样成功的；聪明智慧的人，在事情还在萌芽阶段时，他就察觉了；不能和无知的人商量如何开创新局面的计划，只可与他们坐享其成；创造新的理论，不能迎合旧的习俗；夺取天下的人，不与平庸之辈共同谋划；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强国，是因为不按老习惯办事，他之所以能够使人民富裕，是因为他不遵循老规章制度。

商鞅的末路(2)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商鞅的变法宣言，秦孝公对此深表赞同。虽然秦国内反对变法的声音非常强，但是没有行动，一切都等于是空话。

商鞅的变法内容主要有如下几项：第一是实现乡邑的合并，全国建立三十一个县，每县设县令。第二，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第三，等级与奖励制度。第四，也是最让后人争议的“什伍连坐法”。

该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等于是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基础上的，户籍制从商鞅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继承这一制度。有了户籍制，秦国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在商鞅看来，“人性恶”，特点就是“好利恶害”，具体表现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以此为出发点，商鞅认为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为了自己的利，人人不惜铤而走险危害他人。君主实际上时时处于奸民与奸臣的包围之中。那么身为一国首脑该如何保身呢？告奸和连坐制度应该是一个方法。可见，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国家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在今人的理解中，“奸”是一些坏事，比如杀人越货、贪污腐化这种被人类道德和法律所公认之奸，这些“奸”是必须要告的，不告才是不道德。秦国每个百姓都有这种义务，但是，商鞅所谓的“奸”却不是这样。

比如，有人认为酷刑太重，这是事实。如果有人告密，商鞅就会将说这话的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也就是说，商鞅所谓的“奸”是完全跟君主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秦国的百姓要是碰到这种奸人奸事，就有互相告发的义务。如果你知道“奸”而不告发，有人告发了这件事，你也要受到处罚。所以，整个秦国上下就成了一个告密集中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告密，可你不告密，有人抢在你前面告，你就要倒霉了。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能赚得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与后来几个朝代的抄家规定相比，这一法律条文就人性化很多，夫妻之间的财产是分开来算的。

商鞅所鼓励的这种告密，连商鞅自己都认为非常不高尚。但是，在他看来，秦国想要变成一个强国，就必须如此。因为只有鼓励互相告密，才能使君主知道天下一切事，那么，君主就可以拱手无为，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从这一点而言，商鞅的思路很可能是，让百姓来互相治理，而国家只作为裁判与执行刑罚的身份出现。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8943;&#8943;

总之，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已经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通过告密这一手段达到了“全民自治”，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一切有害于国王和国家的举动都被检举出来，从而让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大强国。

作为把告密写进法律的第一个人，商鞅的结果并不圆满。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变法者都得不到好下场。所谓变法，无非就是把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打破，开前人所未做之先河。在一国之内，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很多，这些规矩是许多贵族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原因。而变法者就是把这些规矩打破，将他们的贵族身份踩在脚下。由此可知，变法者，特别是商鞅，其所触犯的利益群体非常大，这些利益的所有者在国王支持变法者时，可能不会有所动作。但当变法者的靠山倒塌后，他们就会从各种各样的角落冒出来，对变法者进行打击。

商鞅的末路(3)

其次，一个变法者想要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商鞅的做法就是，用暴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变法过程中，孝公的太子因为触犯法律，商鞅也不放过，将其斥责一番，又将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史书认为，商鞅刻薄寡恩，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不这样，他的变法主张就无法得到执行，在个人品德与国家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在秦孝公还没有死时，就有人已经预感到了商鞅的将来并不美好。商鞅曾得意地问过别人，我和前任大良造，谁更优秀。那人对他说，前任要比你优秀。商鞅很不服气，问他为什么。

这个人回答他，前任大良造跟大臣与国戚的关系非常好，他走在大街上，没有一个侍卫，却没有人对他怎么样。而你，每次出门，都要带上几百号人，很怕有人对你不利。朝中的许多大臣和国戚表面上对你毕恭毕敬，实际上只是惧怕你的权力，他们恨不得你越快死掉越好。现在，你之所以没有危险，是因为始终支持你的国王还在，真的有一天国王不在了，你的身家性命恐怕也就不保了。

商鞅对这番话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做了一系列准备，比如在孝公封给他的商地大肆营建城防。但他并没有想过城墙即使再坚固，也阻挡不了全国与他的对抗。当时就有人说，商鞅这个人犯有四大错误：一、不为百姓着想；二、大建宫室，劳民伤财；三、实施酷刑；四、贪图富贵。

不久后，秦孝公死掉，被商鞅侮辱过的太子继承王位。一直对商鞅恨之入骨的贵族们群起而攻之，商鞅也给了这些人机会：他在商地招兵买马。于是，谋反的罪名立即扣在了商鞅的脑袋上。

商鞅可不是熟透的柿子，随便让人捏。他立即回应：与秦国前来捉拿他的军队对抗。经过他改革的秦国军队战斗力之强，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瞬间被击败，然后就逃跑。他准备逃出秦国去，但在半路上准备住店的时候，店主不接纳他。商鞅大怒，认为自己有钱。店主却告诉他，国家有法律，住店必须出示证明，否则，被国家知道了，要受连坐。

据说商鞅这个时候长叹了一声，说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但法之“弊”还不仅限于此，商鞅在逃亡路上发现秦军始终在他屁股后面跟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摆脱掉。好不容易摆脱了，不久后，又发现秦军在后面了。他如果聪明，就会想到这是告密法起了作用。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向秦军告密，所以，他等于是在被所有人监视着一举一动。

最终，商鞅还是跑到了魏国。但魏国人一是怕秦国报复，二是当初商鞅带领军队打败过他们，所以，就把商鞅送回了秦国。商鞅最后被车裂，成为历代变法者命运的“楷模”。

商鞅虽然死了，可他所制定的一些法律却被秦国人保留了下来，后来在秦朝，告密法依旧被写进法律。说秦朝是个告密王朝，并不过分。

唐人朱敬则的上书(1)

唐朝武则天时代，一个叫朱敬则的大臣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奏疏，疏中有这样一段话：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说，当初秦朝时李斯为相，仍然执行法家路线，酷刑流毒天下，所以导致秦朝迅速覆亡。而朱敬则给武则天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武则天大搞告密活动之际，朱敬则是希望通过秦朝的历史教训来告诫武则天，希望这位女皇帝不要把自己的王朝也推到悬崖边。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在看到这封信后，“称善”，但却没有停止鼓励告密的活动。

自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独裁王朝后，历届王朝的统治者大都喜欢有告密者。这是因为，独裁者希望维持其统治，就必须要有人做他的耳目。秦始皇登基后，由于六国只是名义上被统一，所以并没有将秦国从前的法律弃之不用。反而将商鞅所制定的告密法继续写进法律，并再三重申。他的目的很简单，用丞相李斯的话来说，人性本恶。任何人，尤其是被灭掉的六国的百姓都对秦朝有着仇视心态，对待他们，就必须严密监视，互相监视，直到他们俯首帖耳为止。

由此可以看出，在秦朝，告密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而一种活动一旦成为国家行为，皇帝的需要和告密者本人的品格都已无足轻重。任何人即使不是把告密当成品德高尚的行为，也当成一种权利或者是应尽的义务了。所以在短短的秦朝，没有人提到品德，更没有人按这种最原始的道德要求来做人和做事。

所以，最大的一次告密事件发生在秦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次事件被后人称为“坑儒”，就是活埋儒生，和这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的是“焚书”事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个年头，某一天，咸阳宫里正在举行酒会，七十多位被秦始皇封为博士（按，此“博士”系指学官名。《汉书&#8226;百官公卿表上》中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及汉初，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的儒生为这位始皇帝祝寿。当时的儒生任仆射的周青臣就对秦始皇建立大功的行为赞赏有加，但另一位儒生淳于越却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弊端极多，这是有违祖宗之法的。他老生常谈“事不师古而不能长久”的儒家老调，秦始皇当时认为这只是一次辩论会，并没有怪罪淳于越。可丞相李斯事后却找到秦始皇，他的意见是，我国以法家主义为意识形态，您封那些儒生为博士已经是天恩浩荡，可他们却不知好歹，“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所以，必须要：“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于是，“焚书”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年，一直被秦始皇倚重的术士有了点反应。其中就有多年来一直寻找不到长生不老药的术士认为他们之所以找不到，跟秦始皇的严酷统治有关。

术士们在一起越说越起劲，其中有侯生和卢生两个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开始“诽谤”起秦始皇来：“始皇帝这个人，天性乖戾，刚愎自用。自以为起于诸侯，而兼并天下，古往今来，概莫能过之，所以就专门任用狱吏，使狱吏受到重用，而掌通古今的博士官虽有七十人之多，可却只是花瓶。丞相与文武大臣都墨守成规，皇上又非常愿意用刑罚来施威于天下，使人不敢尽忠。秦国虽然有三百多位占星家，但这些人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敢直言皇上之过，事无大小，全都取决于皇上的裁决，皇上本人也恃才傲物，贪于权势，这样的人怎么能帮他求来长生不老药呢？”

唐人朱敬则的上书(2)

两人议论完毕，觉得的确不能给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于是，就逃跑了。

但是，两个人逃跑后，听到他们这种言论的人就把他们的话告诉了秦始皇。史书没有记载这个告密者的详细情况。秦始皇知道后，大怒，他先替自己正名：“我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一个找药的人）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说完这些后，他派人去捉拿那两个方士。但他突然想到，既然这两个人敢于议论自己，那么，别的人肯定也会议论自己。于是，他又派专人审问告密者。告密者当然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事情报告，如此一来，有十多人牵扯进来，他们的罪名都是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秦始皇下令继续追查，结果，“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大为吃惊，想不到居然有这么多人背后非议自己，他下令把这四百多人全部坑杀。

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大家互相告密，一牵十，十牵百，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坑杀。这些人之所以告密，并非是想对秦始皇表示忠诚，而是希望以别人的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已。但自己的“清白”还没有被证实，自己又被想要证明“清白”的人告了密。

当然，如果这是发生在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天下建立秦帝国时，很可能会作为秦国的一个普通案例写进史书。但这件事发生在秦朝，意义就不一样了。

如我们所知，秦始皇是完全通过暴力手段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在统一天下后，又对六国百姓不加体恤，在六国百姓的亡国之伤上又撒了一把盐。所以，终秦一朝，除了坑儒事件中的告密者多如牛毛之外，告密者是非常少的。原因很简单，任何人都痛恨秦朝的统治，尤其是身负国仇家恨的原六国的百姓都想置秦始皇于死地，怎么可能还去告密呢？

有许多事都可以证明，公元前218年，韩国贵族的后裔张良与一个善使大铁锤的好汉在博浪沙行刺了出巡的秦始皇专车。不过，由于击中的是副车，秦始皇安然无恙。在拣了一条命后，秦始皇大怒，在附近大搜捕了三天，但屁也没有找到。如果当时有人告密，张良与那个大铁锤好汉肯定很难逃走。

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初，官员报告他说，在东郡从天而降一块大石，上面有“始皇死而地分”六个大字。他立即派出御史查案，大搜捕数十日，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找到。于是，他用军队把大石旁边的所有居住人口全部杀掉，并将大石烧成灰。如果有人告密，我想，写上这六个大字的人肯定会被活捉了。

由此可知，唐人朱敬则的上疏显然故意高估了秦朝告密者的数量以及泛滥程度，他的目的当然是劝武则天停止鼓励告密者的行为。朱敬则当然还忽视了一件事，有些事情一旦写进法律，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秦朝虽然是个告密王朝，但却是用强制手段规定的。告密者的心思都趋于卑劣、猥琐，如果告密真的被当成堂而皇之的法律条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反而不那么积极了。当然，秦朝也许是个例外，它的告密潜在群体是六国百姓，这是一群与秦朝政府有着刻骨仇恨的人们，所以，他们作告密者的身份永远都处在潜伏期，不会发作。

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1)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饭局，“鸿门宴”若称第二，没有哪个饭局敢称第一。也许很多人都知道，之所以能有这场饭局，全是因为两个人的告密。

事情还是要从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之死说起。这一年，秦始皇到南方游览，路途遥远，颠簸劳累，秦始皇病了，却又不肯让人知道，最终走到沙丘（河北广宗）时死掉了。秦二世上台后，暴政更为严重，先是有陈胜、吴广造反，天下群雄纷纷响应，在众多造反人物中，刘邦和项羽的实力越来越大。前208年，刘邦与项羽在天下诸侯所拥立的楚怀王面前立下誓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项羽是个很实在的人，他认为要进入关中，就必须先灭掉秦朝大将章邯领导的秦军主力，于是，他并没有绕道，而是直接向河北巨鹿进发，在那里，他砸锅凿船，与章邯军背水一战。战斗打得很艰苦，最终，项羽取得了胜利。当他吃掉秦军主力，准备率军从函谷关西入关时，探子却报告他说，刘邦已定关中，并派军把守函谷关。

刘邦为什么这么快，原因是他投机取巧，避开了秦军主力，绕道南阳，没费什么周折就于前206年进入关中，当时的秦王子婴投降，等于说，是刘邦把秦朝灭掉了。在灭掉秦朝后，他又派人把守函谷关，目的就是不让诸侯王进关。当然，项羽也在他的目的之内。但为了让各路诸侯认为他没有称王之心，他把军队驻扎在咸阳城外的霸上。但是，他所不知道的是，项羽在打败章邯收编秦军与各路诸侯军后，实力猛增几倍，拥有士兵四十万，对外号称百万。

在函谷关前，项羽开始并不想攻关，他一直就不曾把刘邦放在眼里，所以始终认为，刘邦即使先进入关中，也只是自己的前锋。但第一个告密者的到来，让他怒气顿生。

这个告密者叫曹无伤，是刘邦军中的左司马。他告密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刘邦要做关中王；二、刘邦想独占秦宫珍宝；三、刘邦想让秦降王子婴为相。

曹无伤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并不多，有人在分析他的告密心理时，曾提出过很多种可能。当时，刘邦有兵十万，与项羽相比，实在是强弱立判。曹无伤很可能是看到了这一现实，所以，想要提前投靠项羽。还有人认为，曹无伤是项羽安插在刘邦身边的卧底。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来项羽把曹无伤出卖给了刘邦，就如同当年纣王把崇侯虎出卖给周文王一样。

那么，告密者的基本心理之一“保身”很可能就是曹无伤充当告密者的原因。项羽在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立即发兵攻下函谷关，然后自己率领四十万大军，进驻距霸上不远的鸿门，并派人去邀请刘邦到鸿门来吃饭。

刘邦在收到请帖后，知道这顿饭并不好吃。项羽攻破函谷关就是明证。但他肯定没有想过项羽在这个时候想要杀他，所以，他虽然担心，却未有性命之虑。

项羽这面，正在跟他的叔叔项伯商谈杀掉刘邦的计划，项伯听了后，大吃一惊。商量完毕后，他立即趁着夜色骑了快马跑到霸上，要见刘邦的谋士张良。

项伯见到张良后，就把自己侄子要杀掉刘邦的计划说给了张良听。这场饭局的第二个告密者由此诞生。项伯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报恩。秦朝时，项伯杀了一人被秦政府追捕，当时张良在四处流浪，一不小心就救下了项伯。项伯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记恩倒是高手。他就这么一直记着，并且始终和张良保持着联系。

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2)

最后他对张良说，你的主子一死，你也难保不大祸临头，还是快点离开刘邦，另寻他路吧。但张良也是个忠贞之士，让他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离开自己的主子，不是他的性格。

他把项伯叫进刘邦的房间，三人谈了很久。项伯回到项羽营中后，就找到项羽，居然还很气愤。他对项羽说：“人家刘三（刘邦）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日夜望您来，岂敢反乎？”

项羽有人证，就是那个告密者曹无伤，他回答叔叔：“曹无伤在他军中，难道还看不清楚他不成？”

项伯立即就露出鄙视的样子来，他说：“他是个无耻的告密者，背叛他主子来您这告密，您怎么会相信一个这样人的话？”

项羽恐怕在江边抹脖子后，都不知道，他叔叔这句话其实是在做自我批评。不过，项羽的确讨厌告密者，可他还是认为刘邦的确有反意：“他既然没有反我之意，但他入关后为什么要派人把守函古关？”

无耻的告密者这个时候已经充当了对方的说客：“他还不是为了您，万一有别的诸侯从函古关进入关中呢！”

这话说得非常到位，项羽居然没有拿出反驳的话来。项伯见侄子不说话了，立即动用所有语言，说动项羽，让他不要在饭局上杀刘邦。

项羽很可能当时就答应了他叔叔。第二天，刘邦壮着胆子只带了百余人到鸿门，与项羽见面。

鸿门本是个小村落，南依骊山，北临渭河，地扼由潼关至长安交通大道的要冲。由于年长日久，车压马踏，雨水冲刷，道路逐渐凹陷，形似鸿沟，“有同门状，谓之鸿门”。

在它的南边不远处就是由天下刑徒七十余万“治骊山，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巨大的始皇陵。

秦始皇不过在那里才躺了七年，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就开始在他陵墓旁讨论由谁来坐他的天下的问题，这实在让人不胜唏嘘。

参加这场饭局的有下面几人：项羽、范增、刘邦、张良，还有告密者项伯。

在中国的宴席上，人们总要礼让长者、客人坐上席，以示尊敬。所谓上席，一般是指坐北面南的位子，也有的是以居西面向东，靠墙为上，根据地形而定。所以，项羽、项伯坐上席（居西面东），谋臣范增次之（居北面南），沛公再次之（居南面北），张良最末（居东面西）。

几个人都不知道，他们吃的这顿饭会被后人屡屡提及，并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著名饭局。范增这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谋士，在昨天，他与项羽商量以玉为信号，只要他一举玉，项羽就摔杯子，后面就会冲出来一群刀斧手把刘邦与张良大卸八块。但双方坐定，开始谈话后，范增举了三次玉，也不见项羽有动静。范谋士着急了，知道项羽又犯了妇人之仁。于是跑到后面，叫住项羽的侄子项庄说：“大王心慈手软，你进去敬酒，请求舞剑助兴，趁机杀了刘邦那小子。”

项庄很年轻，对杀人的事自然熟悉得很，他端着杯酒进来，敬了项羽一个，就去兵器架上拿了一柄剑，对项羽说道：“大王与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兴。”

项羽表示同意。项庄略一准备，就挺剑跃入中央，舞了起来。舞来舞去，张良看出来了，项庄的剑有所指。他想，一旦这小伙子突然给刘邦一剑，那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他把求救的目光投给了项伯。告密者立即心领神会，也去兵器架上取了兵器，对项羽说：“一人舞不如双人舞。”说完，就跳到中央，只在刘邦桌子前乱舞一气，挡住了项庄的剑。项庄找了好几个机会想要下手，但都被项伯肥胖的肚子阻住了。

张良已经看到项伯开始气喘，觉得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就走出来，找到跟来的猛夫樊哙，把里面的形势一说，樊哙想都不想，就冲进了房间。一看当时情景，青筋迸出，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俨然一副要咬人的架势。项羽虽杀人无数，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为之一惊，按住腰中剑：“客何为者?”

张良从樊哙屁股后闪出来，道：“是我家主人的车夫，叫樊哙。”

项羽大笑，说道：“果然是壮士！喝酒。”

厨子马上端了碗酒给樊哙，樊哙也不说谢，一口气喝尽，好像还没有喝足。项羽又大叫：“赐之肉。”

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3)

厨子从架子上割了块生肉，扔给了樊哙。樊哙似乎根本不知道那肉是生的，睁着眼睛就咬。项羽点头称赞：“壮士！再来酒？”

樊哙的生肉好不容易进了胃，酒精和生肉开始发生作用，他向项羽大叫道：“臣死且不避，此酒安足辞？沛公先破秦入咸阳，一草一木都不敢动，就等着您来。如此劳苦功高，您却想杀他，这和暴秦又有什么两样！”

刘邦立即表示出很委屈的样子，“是啊，将军，您怎么会怀疑我呢？”

项羽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出卖了告密者：“你的左司马曹无伤告的密。”

刘邦倒抽一口气，又是解释，又是打包票。项羽这个时候已经相信刘邦了，开始大碗喝酒。刘邦知道危险期已经度过，但还怕节外生枝，就寻了个借口上厕所，带着人跑回霸上去了。张良在项羽问刘邦何在时，回道：“沛公已经不胜酒力，不能亲自前来告辞，令我将白璧一双敬献项王，玉斗一对敬献亚父，并再次对大将军表示深深的敬意！”

范增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项羽却毫不在乎，因为他知道“王”肯定是他的了。刘邦那小子根本没有胆子跟自己抢“王”。

刘邦回到军中后，叫来告密者曹无伤，斥责一番，然后杀掉了。曹无伤得到了告密者应有的下场，可另一位告密者项伯却没有被出卖。这真是苍天无眼。

项伯不但是个最合格的告密者，还是一个彻底的叛徒。如果不是他，后来的历史很可能就改写了。告密者改变历史的事情寥寥无几，项伯可谓是个例外。

他为什么会告密，前面讲过，他只是为了报恩。说实话，这种告密应该被人原谅。可当朋友之谊与政治利害相冲突时，项伯的告密就绝对不值得原谅了。要知道，当时的刘邦与项羽已成为政治上的生死对手。作为项羽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站在项羽这一边，而不是一面告项羽的秘密，还一面维护着接收者刘邦。

项伯这个人似乎读的书不多，但我们通过他告密的心理动机来看，他对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诸如“仁、义、礼、智、信”等这些宗法等级观念却相当熟悉，并且用它们来支持自己的行动。于危难中不忘朋友，有恩必报，这种高尚的情操，不但可贵，而且难能。但是，项伯仍旧摆脱不了卑鄙告密者的身份。

几年后，项羽自杀于乌江，卑鄙的告密者项伯被刘邦封为射阳侯，受封三年后终于死掉了。他为什么会被封侯，司马迁在《汉功臣侯表》中有解释：“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恐怕这还不是全部，他的告密者身份应该为他的“侯”增加了许多砝码。

同样是告密者，曹无伤被杀，项伯被封侯。可见，告密者想要通过告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要找好秘密接收者。这和秦朝时代的告密完全一样，秦始皇时代虽然将告密列到法律之中，但告密者都把接收者秦始皇当成了一个不能托付秘密的人——仇人，所以，秦时代，告密者寥寥。项伯才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名气的告密者。

韩信之死(1)

从告密现象这一角度而言，秦帝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帝国。相比后来的唐武后、明太祖、康雍时代，秦帝国写进法律的告密因为无人呼应而成了小儿科。秦灭后，刘邦建立汉朝，已经几乎被六国百姓扼制的告密文化才算苏醒过来。开国功臣韩信则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识人处世上的智慧几乎等于白痴。从小就家境贫寒又早年丧了双亲的他时常遭到同乡地痞的欺辱，江苏淮阴在那个时代或许非常盛产流氓，韩信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不过，之所以这些流氓总欺负韩信，与韩信自己有很大关系。他从小就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挎一根木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先是认为与他身份不符，随之而来的就是侮辱。韩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胯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跟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是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于是跑到了刘邦那里。

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在与他的谈论中发现此人是个天才。楚汉战争前期，刘邦手下的许多人见他总被项羽打败，所以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02年末，已经被封为齐王的韩信率三十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将项羽的九万兵马团团包围，项羽仅带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击，项羽在吟诵了几句诗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

楚汉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天下已经归刘邦所有，但是，有一个国家不肯投降，这个国家就是鲁国，鲁国不承认刘邦是天下之主，还要为项羽奋战到底。刘邦派人告诉他们，项羽已经死了，他们不信，最后，刘邦只好把项羽的人头拿给他们看，鲁国才放下武器，投降了刘邦。

就在与鲁国对峙期间，刘邦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了他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缴。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这件事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刘邦在得到天下后对功臣，特别是韩信的猜忌之心非常重；第二，韩信虽然能带兵打仗，却不善于治军，不然不会让刘邦那么轻松地进入军营，韩信在军队的管理上相当差劲。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就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

此时，韩信是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他在楚王位上只待了四个月，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召见群臣，脸色灰青，漠然地对臣子们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司马迁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的确有这样一个告密者，而不是刘邦信口雌黄。韩信此时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刘邦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来惩治他。不过，这个告密者肯定熟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其实并不和，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让刘邦把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奖励给他，而且要封他为齐王。刘邦当时可是咬着牙让韩信做齐王的。告密者很可能从这一信息上吃透了刘邦对韩信并不那么友好。所以，即使韩信没有想造反，由于偏见，刘邦也会认为韩信会造反的。

众人都认为告密属实，就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去讨伐韩信，因为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这样的天才。

韩信之死(2)

有大臣建议说，既然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古时天子常到各地巡游打猎，借此机会与各地的诸侯相会。南方有云梦泽（湖南益阳以南、湖北江陵以北之地），您可以说到云梦巡游，会见那一带的诸侯，韩信听说陛下到了云梦，按照礼仪，必来见陛下，陛下乘其不备，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刘邦认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便向天下发布通告，说要到云梦泽游玩。并专门遣使告诉韩信，让韩信前往云梦相见。

韩信听到消息后，是很犹豫的。他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据史料记载说，韩信当时感觉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秘密被刘邦知道了，结果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

项羽死后，钟离昧并没有陪项羽去地府，而是逃到楚地，听说好朋友韩信在做楚地的王，就跑来找韩信寻求保护。韩信想都不想，答应下来。刘邦曾发布通缉令通缉过钟离昧，但因为没有告密者，所以毫无消息。

韩信认为，问题可能就在钟离昧身上，大概是有人告密，说我私藏国家罪犯。韩信于是跟钟离昧商量，希望他能老实点，跟自己去见刘邦。

钟离昧苦笑，却又很郑重地提醒韩信：“你若将我逮捕交给刘邦，以此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也将随后而亡。”

韩信当时很窘迫，他有点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既然钟离昧不肯老实与他合作，那么只有杀了他。据说钟离昧自杀前，说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

这话如果放在二人的关系上，的确如此；但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韩信的确是个忠贞之臣。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还没有作一句解释，刘邦就一声断喝，武士把韩信捆了起来。然后，就启程回临时国都洛阳。

上车时，韩信不知是哪里来的书生气，喟然长叹：“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

刘邦可不想让人误会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

韩信无话可说，总之，现存的史料并没有记载，韩信当时有过争辩。到洛阳后，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虽然要谋反，但功大于过，所以就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去淮阴好好反省去。韩信无缘无故地被贬，当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刘邦也不是不理解韩信心中的不服，这位皇帝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对韩信的软对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告密者又告发了韩信。

韩信这个人似乎命运很不好，小时候无依无靠，好不容易被刘邦封为大将军，只领兵四年就被剥夺军权，然后是被人告发谋反。这次又是被人告发谋反。不过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

栾说在看望哥哥的过程中，哥哥的处境让他感到了无助。据史料给我们的信息，可以得知，就是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韩信最信任的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为了能解救哥哥，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谋反。

韩信之死(3)

陈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当时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陈任代国的丞相。汉朝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中央政府派遣。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有一天，吕后慌忙召来相国萧何，把栾说的告密说了一通，最后认定，韩信肯定是和陈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

萧何去见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果然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可没有刘邦那么仁慈，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说自己是否要谋反，司马迁认为韩信的确与陈探讨过谋反事宜：“陈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那两个告密者也成了历史讳言之人。

许多人对韩信之死表示惋惜，有人认为他在齐王任上时，靠实力就能与刘邦项羽鼎足三分。如果在那个时候不造反，楚王时的光杆司令和淮阴侯时的无兵无卒，“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不得不说，开国功臣大都不得善终，如果不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但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所以，韩信后来之死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必须的。因为有告密者。

如果说第一个人的告密是刘邦搞鬼的话，那么，第二个告密者可是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刘邦当时正在前线拼命，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找个告密者告发韩信。

所以说，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

告密者在汉朝初年，所能担当的角色恐怕也只限于此。至少刘邦在那段时间忙于剿杀诸侯和与匈奴的对峙，国内百废待兴，他不可能将秦朝的告密制立即继承过来。不过，秦朝的告密制度显然是给了他种种启示，聪明的人往往都能利用告密者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不能因此认为，刘邦是个光明磊落的皇帝，只是因为汉初的政体是郡县封国并存，集权制度还没有被强化到必须要帝王一个人来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刘邦在治理国家的大范围内还不需要告密者。

当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有皇帝喜欢告密者了。

告密滔滔(1)

我们知道，秦汉的政体是宰相负责制，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处理所有朝廷政事，皇帝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预权。虽然皇权在实际运作中并不是这样，但至少这是一个程序，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政体就受到了挑战。

汉武帝雄心勃勃，权力欲望极大，又因为要与匈奴开战，所以，他渐渐地把本该是宰相的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终武帝一朝，宰相十三位，其名声与地位远远不如秦国的李斯和汉初的几位丞相。如果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那么，很自然地，集权会催生告密，绝对的集权会催生绝对的告密。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作为专制最高权力者汉武帝，告缗运动不仅让他得到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财富，也通过告密加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毋庸置疑，这种搜刮民财、盘剥民财尤其是鼓励告密的做法，其毁坏国民人格和心智的恶劣影响深远。武帝鼓励告密，事实上就是鼓励全民特务政治，鼓励人性的堕落，鼓励以邻为壑，鼓励贪婪和邪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他手中有任何人都不可以质问和约束的权力。

告密滔滔之下，许多人为了自保，只能做出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常理的事。也就是说，告密往往催生虚伪与狡诈。

告密滔滔(2)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商人。开始创业时，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值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当“告缗”开始在全国铺开时，卜式眼见许多同行都倒了大霉，他认为与其被人告密，不如自己主动站出来，以守为攻。于是，他咬着牙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用作边防之用。很多商人都是低调隐瞒自己的财产，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让汉武帝很是诧异，就派人去问他：“你是想当官？”回答：“我年轻时牧羊，不习惯当官，不愿。”又问：“家里是否有冤，要上访？”回答：“我与人无争，没有冤。”又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如此？”回答：“天子诛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在边关冒死奋战，有财的人应该捐献财产，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卜式的回答并没有漏洞，至少被派去的人是这样认为，回来报告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正想欣慰，丞相公孙弘却看出了门道，公孙丞相认为卜式矫情立异，动机不纯。武帝想了想也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过了不久，卜式居然又捐出二十万钱，武帝第二次看到卜式的名字时，终于欣慰地笑了，他对卜式特别嘉奖，“不想当官”的卜式居然官运亨通，赐爵关内侯，进位御史大夫。任是谁都能看出，卜式是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预”，但是，就是这样虚伪甚至狡诈的人居然封侯，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哀。

“告缗”运动最终因为大批商人破产，无密可告而结束，不过，汉武帝这个人注定要和“告密”有染。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1)

公元前92年，已经六十七岁的汉武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高个男子举着一柄长剑，慢慢地走到他面前，然后举起剑来，正要砍下去，他大呼一声，醒了，朦胧中发现一个男子从门口逃了出去。

汉武帝立即派人去追带剑男子。两个侍卫队长领着侍卫搜了大半天，鬼影也没有。但这位老人不相信自己是在做梦，把侍卫们斩首，又下令先搜皇宫，接着是后苑，最后连京城老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士兵搜了个遍。结果是：没有他想要的那个人。

汉武帝渐渐相信那的确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鬼怪妖魔。武帝时期，因为他的提倡，神仙术盛行，“巫蛊”术伴随而来。所谓“巫蛊”，就是将桐木雕刻成木偶作为自己的仇人的象征挖个坑埋了，大意是我祝你早日入土。然后，每天都要对着所埋木偶之地念念有词。这些“词”大都是中国本土道教的一些顺口溜。

汉武帝决定向鬼怪妖魔开战，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宠臣江充。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当初，他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他也因此而成了太子府的常客。不过，此人的所作所为颇不让刘丹满意，有一天，就把他赶出了太子府。此人一气之下，也不管妹妹日后的幸福了，跑到了长安告发刘丹在地方上违反法纪，武帝大怒，把刘丹捉进牢里，不久，刘丹死了，而江充却升了。到了公元前92年时，他已经是西汉最大的特务机构的头子了（直指绣衣使者）。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

江充在接到任务后，一时之间还找不到突破口，但有人告密说，监牢里有线索。所谓线索，就是一个叫朱安世的强盗想要告密，内容是，大臣公孙敬声用巫术害皇上。

公孙敬声官居太仆，其父公孙贺之妻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公元前103年，公孙贺被升为丞相。父子两人都居高位，自然就骄横无比。公孙敬声有一次居然动用了军饷多达两千万。案发后，公孙贺为了救儿子，请求抓捕震动京城的强盗朱安世以赎子之罪。汉武帝允许，公孙敬声也的确有能耐，通过各种各样的告密，终于捉到了朱安世，但在被扔进大牢时，这个强盗对公孙敬声道：“公孙家从此可矣。”

公孙敬声当时还没有明白过来，这是一个告密时代，朱安世平时口口声声光明磊落，无论如何，他都想不到这个人是个污蔑者，更是一个靠污蔑来达到告密的混蛋。

江充在监狱里听了朱安世的告密内容，多年的告密经验使他感觉朱安世在撒谎。但他不想拆穿他，而是把告密内容又重新润色了一遍，以达到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在润色完后，他把告密信呈送给了汉武帝。告密信的内容是：公孙敬声与皇后卫子夫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两个人之所以私通是想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诅咒皇上的言语恶毒之极。

汉武帝对江充是充分信任的，所以，立即对公孙贺父子展开了调查，两父子在江充的酷刑之下，不久就死于狱中，其整个家族都被处死。几个月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被处死。

卫子夫着急了，因为汉武帝明显是在对自己的骨肉开刀，很可能下一步刀锋就要转向她本人了。就在此时，汉武帝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人拿着大棒，向他脑袋乱舞。他大惊，忽地从床上坐起，浑身冷汗。急忙把江充找来，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江充想了一想，就试探地说道：“巫蛊”？

汉武帝愣着：“公孙父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江充道：“恐怕还有别人。”

汉武帝思考良久，说道：“去给我查！”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2)

江充开始查，先是在宫廷中四处挖，然后是京城百姓家，一旦挖到木头之类的貌似人形的东西就把该地的主人找出来，严刑逼供。由于江充的查案，告密者纷纷而来，他们要么是检举某人家里有木头之类的东西，要么是检举某人可能家里有木头之类的东西。江充对告密者的告密内容绝不怀疑，只要有人告密，他都要去进行实地检验。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在查了几个月后，告密者虽然与日增多，被告密的人也数不胜数，但江充仍旧一无所获。他建议汉武帝去甘泉宫养病，因为有告密者告密说，皇宫之中才是犯罪现场。之所以让汉武帝走，一来，许多人想要说情无处说，二来，不必担心影响武帝的休息。

汉武帝果然听话，在他走后，江充就派人到始终对他抱有偏见的太子刘据的东宫中挖掘。刘据非常不喜欢特务江充，在他看来，这个人除了拍父皇的马屁，就是喜欢告密。实在是一奸诈小人。江充自然也感受到太子对他的敌意，想到武帝百年之后，太子登基，自己怎会有好果子吃？

所以，他趁着这次大查探之际，想把太子拖下水。他来到东宫，对太子说，有人密告，您这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奉皇帝命，特来查探。

刘据只能让他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挖了几天后，江充真的就挖出了如下东西：桐木人无数个、帛书一卷（上面写了谁也看不明白的咒语，但江充一下就看明白了，得出结论：是诅咒皇上早死的咒语）。

他挖到这些东西后，就跟太子说：“你看，巫术那一套东西你这都有了，我要去甘泉宫报告皇上。”

太子刘据浑身冒汗，他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未卜先知，在自己的地盘，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居然有人会知道。

江充满意地走后，太子刘据的一位家臣对他说道：“这显然是诬陷，太子可还记得公孙贺父子事件？”

太子道：“当然，就是有人告密，所以才被江充那厮给扳倒的。”

家臣还有更深层的看法：“公孙丞相一死，您的两位妹妹也被处死。这是您家族的不幸。他们之所以死，是因为挖出了证据。而现在太子您的情况也是如此，皇上年迈被江充所欺却不知。一旦江充把事情报告给皇上，太子您的厄运就来了。”

刘据听后，觉得很有道理，问他该怎办。家臣胆大，索性道：“可以冒用朝廷的符节收捕江充以及其党，然后马上处死，再向皇上解释。”

刘据连连摇头，因为擅自冒用朝廷的符节是谋反，但他的家臣却道：“现在皇上说是在甘泉宫养病，但生死谁知道？而江充却以皇上的名义如此作恶，太子殿下难道忘了当初秦时太子扶苏被诬杀的事情吗？”

刘据思考良久，又去请示了自己的母亲卫皇后，最终，决定谋反。前91年7月9日，刘据先派自己的门客充当使者收捕江充等人。当门客当众宣布圣旨时，江充的同伙韩说跳了起来，说圣旨是假的。门客当场就将其杀死，其他人只好乖乖就范。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跑了出去，快马加鞭奔甘泉宫。江充不服，刘据并不想让他服，让人杀掉了他。同时调出武库的武器，调动长乐宫卫队，发布告说江充造反已被诛杀。

武帝在甘泉宫得知此事后，立即下诏令当时的丞相刘屈调动军队捉拿刘据。又下诏，令京城诸县的将士都归丞相调遣，并把自己印有玉玺的诏书让人交给刘屈，上面写道：“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当用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至要至嘱。”

刘屈果然忠心，带领军队就与太子刘据的东宫士兵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开战。经过四天的血战，太子一方死伤惨重，无辜的百姓也死伤不少。刘据急忙逃出长安城。汉武帝回到长安城后，下令对太子一方的余党大清洗。长安城一时间成了地狱。对于儿子刘据，汉武帝更是痛下杀手，下令不论死活，只要捉住自己儿子的，就有封赏。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3)

当时，谁都不敢为太子说话，只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壮着胆子给汉武帝上书：“臣闻父者如天，母者犹地，而儿子好比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会孝顺。而今皇太子为汉家社稷的正式继承人，将承受万世的基业，担负祖宗们的重托，而且他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乡僻壤出来的无赖，陛下使他显贵，给他高官大权，而他竟迫害太子，栽赃陷害。而且这些邪佞之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那些乱臣贼子所围攻，他蒙受了冤屈却无法奏告，所以郁积愤怒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才杀了江充。他心怀恐惧，所以子盗父兵，用以救难自保罢了。臣窃以为太子并无谋反之心。《诗经》上有一首《小雅&#8226;青蝇》是这样写的：绿头苍蝇真正讨厌，把它赶出篱笆外面。和善明理的正派人，绝不听信挑拨离间。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天下人有目共睹。现在江充又谗言挑拨皇上和太子的关系，激怒皇上。皇上偶尔疏忽，过度责备太子刘据以致派大兵围攻，由三公亲自指挥作战。智者不敢言，辩者不敢说，臣感到无限痛惜。愿陛下放宽心怀，慰平怒气。对亲人不要过于苛求，不必担心太子的错误，应迅速解除这么多守兵，别让太子在外面长时间地流亡，以致再误入奸人的诡计。臣一片忠心，谨在建章宫阙外待罪，昧死上闻。”

汉武帝却并不为所动，“追捕太子，无论死活，捕获者封侯”的命令依旧不变。

太子刘据最后依旧死于告密，他从长安城中跑出来后，跑进了一个穷乡僻壤泉鸠，跟着他逃跑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三人在一穷苦人家住了下来，但很快，他就觉得生活清苦，所以就去投奔了一个朋友。他给这个朋友写了封信，朋友很欢迎他。但是，这封信却被一些人看到了，他们觉得太子三人不像是善类，就告密到地方官那里。结果，新安县令李寿迅速带兵赶往闻泉鸠里，把小小的几间民房围得水泄不通。

刘据一看逃生无望，就返回到里间，关上房门，上吊自杀。房屋的主人冲了出去，挥舞着擀面杖似的武器想要杀开一条血路，被乱刀砍死在地。太子刘据的两个儿子见父亲关上内房房门不出来，还以为他要逃跑，为了保护父亲逃跑，他们也冲了出去与官兵搏斗，被乱刀砍死。

李寿冲进房子，发现的确是当今太子，已经死掉了。他立即高兴地派人去京城里上表奏功。汉武帝得知儿子死了，虽然有点伤心，但说话算话，还是封李寿为邗侯。李寿以为这下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想不到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背后骂他，诅咒他生孩子没屁眼。李寿被封了侯，倒真成了被人人耍的猴了。

这次告密事件，可能是群体告密。大家都认为来了陌生人，而陌生人向来是颇不受当地人欢迎的。李寿所以能被封侯，当然全是告密者的功劳。

此后，武帝依旧对太子的亲属与同党进行屠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巫蛊案”，此案持续数年，长安城里几乎到了血流成河的境地。

因为连环的告密而导致的这场“巫蛊案”，不仅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大血污，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污垢。

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有很多共同处。比如在告密问题上，他们都鼓励并加以扶持。而且就是因为告密，使中国历史上有了“坑儒”和“巫蛊案”这两大著名事件。

汉武帝时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告密时代之一。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1)

对我们而言，杨恽的名字其实比较陌生，但他的外祖父却是大名鼎鼎，他就是司马迁。杨恽后来被腰斩是因人告密，但这位汉代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人物却是因告密而发迹的。

杨恽的父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汉昭帝时的丞相。杨恽出身名门，聪慧明敏，自然“以才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被皇帝招到朝廷为官。

不过在此之前，杨家并不显赫。杨敞当时只是被汉武帝任命为顾命之臣霍光的一个小幕僚，霍光虽然器重他，但杨敞天生胆小。在元凤年间，同被汉武帝任命为顾命大臣的上官桀很看不惯霍光的大权独揽，密谋杀掉霍光。要知道，当时霍光权势盛天，想要造他的反，必须要有严密的计划和十足的把握才行。但是，上官桀的密谋几乎成了光天化日的运作，其要造反的消息居然被负责收取稻田租税的稻田使者燕苍探知，燕苍深知自己身微言轻，汉武帝之后，朝廷对告密者不是很重视。于是，燕苍找到了时任大司农（财政部部长）的杨敞，希望让他出面来进行告密。

杨敞天生胆小，他考虑一旦告密不成，如果无此事，上官桀想要搞死他简直和捏死一只蚂蚁相当。所以他坚决不做告密者。燕苍也不请求他，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怀揣着稀世珍宝的人，肯定有人做他的买卖。他又找到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听了这个消息后，险些没跳起来，这是老天开眼，该当他富贵。二人立即向霍光告密。结果，查证属实，两人通过告密升了官。不知道燕苍是否把自己曾找过杨敞的事跟霍光说过，我认为是没有讲。因为不久后，杨敞就替换了丞相王欣。如果霍光知道他有密不告，一定不会给他这种待遇。

前74年，被霍光扶持了十二年的汉昭帝驾崩。霍光依旧大权在握，他和富平侯张安世立了昌邑王为帝，可昌邑王不懂得珍惜，日夜荒淫。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准备废王更立。两人象征性地把这个密谋告诉了丞相杨敞，据史书记载：“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徒唯唯而已。”当他汗流不止，就要惊惧而晕时，他的夫人及时出面了，不愧为司马迁的女儿，几句话就把杨敞说得呼吸恢复平静，他的夫人认为，你同意，霍光也是废，你不同意，还是废，倒不如顺水推舟。

这两件事就足以见得，杨敞不但胆小，而且听到告密之事如同见到鬼一样。可他的儿子却跟老子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杨恽是绞尽脑汁去探听别人的秘密，然后上告。历史记载他这个人时有这样一句话：“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已圪，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就是说，杨恽天生喜欢挖人隐私，越是别人的秘密，他就越想知道。用心理学来解释，杨恽很可能有心理疾病，跟偷窥狂、露阴癖有一比。

但霍光在世时，杨恽似乎没有多少密可告。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当时的宣帝在许多人的怂恿下，对权倾朝野的霍家进行“去皮见骨”似的打击，霍光的儿子霍禹和家族成员最终无法忍受家道的日益衰落，密谋谋反。前66年，杨恽第一个知道了霍家人要造反的消息，第一个向宣帝告了密。其实我们不难理解，杨恽本就是个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霍光死后，皇帝逐步削弱霍家势力，杨恽很可能就猜到，一向不甘人下的霍家肯定会有所动作。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长时间的窥探后，终于有了他想要的结果。霍家被皇帝削平后，杨恽因告密有功，升为中郎将，封平通侯。

后人对平通侯杨恽的确有些想要向他脸上吐几口痰的冲动，首先，告别人的隐私就不是什么好事，其次，如史学家王鸣盛所说：“敞以给事霍光幕府，为光所厚爱，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恽，即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谓倾危之士矣。”王鸣盛就认为，杨恽这个人虽然是个挽救汉朝政权的人，但从道德上讲，的确不怎么样，即使你的恩人的确正准备触犯国法，可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你来告密，而且你还是首告者。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2)

无论在道德和法制上怎么评价杨恽，他是听不到了。在成为平通侯后，杨恽的好日子是过得如火如荼。但他始终没有把“发人阴事”的嗜好忘掉，整个宣帝朝廷，一旦有人的隐私被人曝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喜欢“发人阴事”的杨恽。杨恽也不客气，对众人的“认定”不做任何辩解。

但是，常走夜路，总会遇上鬼的。杨恽不是不明白，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只要有人胆子大，黑夜中装成鬼站出来吓他一下，就够他惊魂半天的了。

这个“鬼”就是太仆戴长乐，此人是汉宣帝的亲信。也擅长告密，但最擅长的是说大话和记仇。有一次，他受宣帝的委派去祭祀宗庙，回来后就对下属吹牛：“皇帝当面召见我，我做皇上祭祀的助手，连侯金日都亲自为我赶车。”金日也是汉武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昭帝、宣帝都非常尊重他，可谓位尊权重，戴长乐这样吹牛法，实在是脑子有问题。

果然，不久后，皇帝就把他召进宫，把他的吹牛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读给他听，然后训斥一番，把他关进了监狱。戴长乐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他甚至不用想，就知道是谁打了他的小报告。杨恽！

刻板印象害了杨恽，现在无法找到证据证明是否真的是杨恽告的那次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戴长乐认定就是杨恽。戴长乐决定向杨恽报复，主要手法就是告密。在监狱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戴长乐不避辛苦，艰难地写下了一封告发杨恽的信件，呈给了宣帝。

据告发信所写，杨恽曾经跟富平侯张延寿谈过话，说的是高昌侯的车狂奔抵触北掖门，可能有事要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杨恽举了个例子，说，先帝（昭帝）未死前，有马狂奔触殿门，马死，随后，昭帝就驾崩了。那么，这次发生什么事呢？杨恽没有说，只说了一句话，“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

真是毒辣无比！戴长乐可谓深得告密三昧，在上者如果不鼓励告密，是不能轻易告密的，如果要告，就必须一击而中要害。戴长乐的告密信可谓是中了要害。他是在告诉宣帝，杨恽是在诅咒您早登极乐呢。

戴长乐是做了十足的准备要把杨恽告翻的，所以，在这个主要问题告出后，他又举了杨恽的一件事，“杨恽曾看过古代帝王的画像，他却不看皇上您和尧舜的，而只是盯着桀纣的画像说什么‘天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应该问问他们有什么过失，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是’的话。”然后是自己的阐释，“这不是明显在骂皇帝您是昏君吗？”

汉宣帝看了这封告密信后，大吃一惊。他认为戴长乐那样口无遮拦已经属于大逆了，想不到杨恽这个小子居然还有更“不道”的阴事。经过查证，杨恽绝不抵赖，供认不讳。宣帝把他废为平民，戴长乐并没有因为告密而得到奖赏，只是把他从监狱里拎出来，逐出了朝廷。

事实上，东汉的皇帝都不鼓励告密，如果不是威胁到他皇位的事情，一般对告密者的处罚都很人性。第五位皇帝章帝时，洛阳太学（国立大学）有两个书生叫孔僖与崔的，上完课后在自习的时候，谈论起了汉武帝，二人先是谈论了刘彻最初登极时，崇信儒家学派，五六年间，被称有文帝与景帝的政绩；但是后来却放纵自己，遂抛弃了从前的善行。而且引发战争，劳民伤财。两人越说越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恰好被邻房的同窗梁郁听到了，梁郁立即向皇上告密，说两人诽谤先帝，讥讽时下政治。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3)

案件立即被皇帝确定，要求官员对孔僖与崔进行调查，崔先被传讯审问，此人与同学辩论倒是滔滔不绝，但在朝廷官员面前，却慌了手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传讯孔僖时，孔僖却丝毫不慌，很镇定地答辩道：“诽谤的本意是指并没有这件事，而有人作了虚伪的诬陷。至于孝武皇帝（刘彻），他的美恶得失，都明白地记载于史书之中，如同日月在天，人人都见得到。我们二人不过是把史书上的记载，用口头再说一遍而已，并没有虚构。皇帝这个角色，无论做好事或做坏事，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人们根据这些来评论，无法用诛杀来遏止。”章帝看到臣子记载的孔僖答辩后，就下诏：“不要受理这件控案”。同时，又把孔僖任命为兰台令史（图书管理官）。

人性史学家柏杨在看了这个故事后，说：“孔僖与崔应是中国冤狱史最幸运的两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遇到用理性可以说服的君王。”“用理性可以说服的君王”恐怕只有在东汉才有，后来就灭绝了。梁郁这个告密者后来的结局不知如何，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即使捞到估计也不会太大。

杨恽被废退以后，并没有闲着，而是“居家治商业，以财自娱”。按理而言，被废退的臣子应该低调一点才好，杨恽却不这样，他用经商赚来的钱大肆招徕才学之士，俨然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集会点。

他的好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有一次来找他，发现无密可告的杨恽的确是闲不住。他告诫这个朋友，应该采纳前人的经验，大臣被废退后，必须胆小怕事，装成一副可怜相，让人觉得你很低调才好。

杨恽不这样认为，他肚子里有怨气，他认为皇帝只凭自己的几句话就把自己废了，的确不符合规矩。当孙会宗走后，杨恽心血来潮，拿纸拿笔，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报孙会宗书》，他先是在信中夸耀自己的显赫世家，然后是废为平民后的生活，最后，他狂傲地说，古代有个叫段干木的不肯做官，我要效仿他。

这篇文章还没有传出去，他的侄子读到了，对他说：“您过去有功于朝廷，现在只要低个头认个错，皇帝会重新起用你的。”叔叔大怒：“胡说！这种皇帝，我还为他卖命做甚！”这当然还属于大逆不道之言，在专制时代，为皇帝卖命是权利！但他的这种话并没有被人告发，直到他的《报孙会宗书》被人读了去，又接着而来的是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出现了日食。

日食在今人眼中，只是一种天文现象。在古代，却是一件关乎性命的预兆。一旦出现日食，就只能有两种人要死，第一种是皇帝，第二种是大臣。与其死皇帝，不如死大臣。宣帝正在思考不知该死哪个大臣的时候，有一个养马的小官叫拜成的前来告密。他说，日食警告的是杨恽，因为他不但未有悔过之心，而骄奢淫欲，私自经商，又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怨恨之意。

宣帝立即叫人拿来那篇文章读，读到“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度。不知其不可也”时，宣帝大怒，下令逮捕杨恽。

宣帝为什么会大怒，《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给出了答案：“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4)

杨恽觉得，我已经被贬官三年，就仿佛是我给我死去的老子守了三十六个月的孝一样。按礼制，我已经尽孝道了。也就是说，以后我老子再来我梦中找我骂我不孝，我就会骂他。因为我所尽的已经尽到，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对我说三道四。你皇帝老儿也一样，我被你贬了三年，已经对你尽了忠道。那么，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井水河水，你别来找我，我肯定不会去找你。我们之间君臣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

宣帝看到这样的话，自然不会发怒，如果他仔细想想，杨恽说的的确有道理，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让宣帝受不了的是，杨恽居然把他和死掉的父亲相提并论，这无疑还是那个“有马狂奔触殿门”之语的翻版。宣帝自然就要大怒了。

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可谓成也告密，败也告密。但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喂马的小子拜成为什么要告密。也许，有时候，这种在皇帝身边告密的人只是希望给皇帝排忧解难，才把别人性命给搭进去的，而随着别人性命的丧失，告密者则摇身一变，被加官进爵。拜成后被宣帝封为郎，从此结束了与畜牲在一起的岁月。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像杨恽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告密了。因为告密是一条终南捷径，许多人用毕生精力才能到达的顶峰，在专制时代，你只需要告密就能登上去了。

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柏杨先生的论断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唾某一人二人！”

杨恽当然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记录，那就是文字狱。著名的散文家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后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他的认为当然有根据，民国年间所编的《辞源》“文字狱”条目下就有这样一个注：“以文字贾祸之谓，如汉杨恽以《报孙会宗书》腰斩&#8943;&#8943;”宋人罗大经也说：“杨（恽）子细以‘南山种豆子’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

从此后，这个告密者创造的记录开始笼罩着中国专制时代的所有文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