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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图书目录

-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1)

-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2)

-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3)

-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4)

-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5)

-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1)

-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2)

-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3)

-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4)

-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5)

-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6)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1)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2)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3)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4)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5)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6)

-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7)

- 赴美使者(1)

- 赴美使者(2)

- 赴美使者(3)

- 赴美使者(4)

- 赴美使者(5)

- 赴美使者(6)

- 飞虎扬威(1)

- 飞虎扬威(2)

- 飞虎扬威(3)

- 飞虎扬威(4)

- 飞虎扬威(5)

- 飞虎扬威(6)

- 飞虎扬威(7)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1)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2)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3)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4)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5)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6)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7)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8)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9)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10)

-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11)

- 与史迪威的纠葛(1)

- 与史迪威的纠葛(2)

- 与史迪威的纠葛(3)

- 与史迪威的纠葛(4)

- 与史迪威的纠葛(5)

- 与史迪威的纠葛(6)

- 与史迪威的纠葛(7)

- 与史迪威的纠葛(8)

- 与史迪威的纠葛(9)

-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1)

-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2)

-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3)

-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4)

- 最后的空战(1)

- 最后的空战(2)

- 最后的空战(3)

编辑推荐

几十年过去了，陈纳德与陈香梅的跨国婚姻，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年龄相差33岁……

内容简介

陈纳德，美国空军将军，是惟一的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将军。他在华建立、指挥的“飞虎队”从空中给日本侵略军，特别是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战绩辉煌，威震敌胆。陈香梅，出身名门，19岁成为中央社第一位女记者，22岁与陈纳德相识相恋，冲破世俗和家族的重重阻力，毅然与年长自己33岁的美国将军结合。其后，步入美国政坛，先后任肯尼迪政府难民救助总署主席，尼克松政府共和党行政委员和财务副主席……

作者简介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著有《顾维钧传》等，编有《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合编）等，并有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

图书目录

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家世

童年

求学

二、在美国的军事生涯

飞向蓝天的艰难道路

驻防夏威夷

向“轰炸机至上论”挑战

三人空中秋千

退役

三、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

越过太平洋

请战

“国籍不明”的顾问

武汉空战

昆明航校

四、赴美使者

志愿航空队之梦

奔走游说

一锤定音

招募在悄悄进行

五、飞虎扬威

在缅甸丛林中

初试锋芒

扬威缅甸

空中游击战

六、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

驻华空军特遣队

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第14航空队成立

1943年的攻势作战

中关空军混合团

七、与史迪威的纠葛

该听谁的指挥？

物资分配之争

激战前的争论

在豫湘桂战役中

华莱士来华

八、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

战争的磨难

初次相遇

友谊，还是爱情？

九、最后的空战

在魏德迈麾下

长空凯歌

挂冠离职

“我会回来的！”

十、新的冒险事业

重返中国

“行总”空运大队

民用航空公司

十一、有情人终成眷属

山誓海盟

好事多磨

关梦成真

十二、在国共冲突的漩涡中

民用变成了军用

搭救龙云

西北之行

“陈纳德计划”

一场得不偿失的官司

十三、将军一去兮不复返

民用航空公司易手

与病魔作战

一千个春天

十四、闯荡华盛顿

步入政界

帮助尼克松问鼎白宫

她有一颗中国心

十五、架桥铺路穿梭忙

故国情

少小离家老大回

建议台湾当局“开放探亲”

天下谁人不识君

附录一：宋子文与陈纳德和美国驻华空军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再版附言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1)

家世

克莱尔&#8226;李&#8226;陈纳德，1890年出生在美国南方得克萨斯州的康麦斯。

陈纳德是一个法国人的姓氏。与众多的美国人一样，克莱尔&#8226;李&#8226;陈纳德是移民的后裔。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美法结成同盟。一批法国军人高举为独立而战的旗帜来到北美，支援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战斗。1778年，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陈纳德家族三兄弟参加德&#8226;拉斐特侯爵率领的志愿军踏上北美大陆。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在独立战争中声誉卓著。美国独立后，拉斐特回到法国，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的首领。陈纳德三兄弟却留在了美国。三兄弟中有一位叫斯蒂文的成了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他就是克莱尔&#8226;李&#8226;陈纳德的高祖父。

19世纪初，斯蒂文&#8226;陈纳德及其后代加入了美国开拓新边疆的西进洪流。斯蒂文&#8226;陈纳德的儿子尼尔逊&#8226;陈纳德带着枪在原始森林里漫游，先后到达名叫田纳西和卡罗来纳的地方。1842年，尼尔逊&#8226;陈纳德的儿子，也就是克莱尔&#8226;李&#8226;陈纳德的祖父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靠近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地方购置了一块农田，从此定居下来。

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她像一条美丽的翠带，镶嵌在美国大地上，奔腾的河水不停地向南流淌，像乳汁一样抚育了两岸的人民。路易斯安那州是密西西比河泥沙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地势低平，土地肥沃，主要种植棉花和烟草，由于河水经常泛滥，这里又有众多的沼泽和洼地，而大批农田的尽头则是荒无人烟的丛林。陈纳德家族数代人在沼泽和丛林中的开拓和奋斗，培植了他们粗犷豪放、放荡不羁的性格和敢于进取、勇于冒险的精神，而且代代相传。

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在这个熔炉中，陈纳德家族的血脉中也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血液。克莱尔&#8226;李&#8226;陈纳德引以为豪的是，陈纳德家族曾与美国历史上两个显赫一时的家族结为亲家。克莱尔的曾祖母汉娜&#8226;休斯敦是萨姆&#8226;休斯敦的表妹。萨姆&#8226;休斯敦担任过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总统，也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孤星共和国总统，曾以一比十的劣势，在圣哈辛托赢得了对于墨西哥部队作战的胜利。得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后，又担任过该州州长。美国南方最大的海港休斯敦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陈香梅认为，没有一个美国人像萨姆&#8226;休斯敦那样对克莱尔&#8226;陈纳德的性格和生活有过那么重大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克莱尔的母亲杰西&#8226;李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事首领罗伯特&#8226;李的堂妹。南北战争虽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但罗伯特&#8226;李仍被称颂为美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当克莱尔从父亲斯托威尔&#8226;陈纳德哪里知道他所崇拜的这两个美国人竟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时，曾感到激动不已。数十年后，陈香梅甚至认为陈纳德的军事才能渊源于他血管里流动着的罗伯特&#8226;李的血液。

1895年，克莱尔5岁，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她和斯托威尔&#8226;陈纳德生了两个男孩——克莱尔和他的弟弟比尔。几年后，斯托威尔又与一位小学教师——克莱尔和比尔的老师——绿蒂&#8226;巴恩士结婚。稍懂人事的克莱尔对父亲的这门婚事十分赞成，认为“这真是一个再好没有的选择”。在巴恩士成为他的继母前，克莱尔已与她成为好朋友。他喜爱她的言谈举止，并常常与她一起外出骑马、野餐。当巴恩士成为他继母后，少年克莱尔更把她看作是自己最敬爱的良师益友。巴恩士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和母亲。克莱尔喜欢在野外游玩，她就鼓励他到大自然中去经受锻炼。克莱尔争强好胜，她就告诫他要在学业上出人头地。他们两人的关系不仅是继母和继子、老师和学生，更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克莱尔15岁那年，巴恩士也不幸去世，这使克莱尔十分悲伤。许多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充满伤感地写道：“在以后的时光中，再也找不到一位那样使我全心地钦仰敬爱的人了。”在步入人生的最初旅途中，接连失去亲人的孤独感长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10年，克莱尔20岁那年，斯托威尔又娶了第三个妻子玛泰&#8226;扬格。她生了两个男孩——尼尔迪和乔。但这位继母却没有像巴恩士那样赢得克莱尔的好感。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2)

陈香梅，在克莱尔&#8226;陈纳德出生30多年之后的1925年出生在地球另半边、中国的古都北京。

陈香梅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她的家族正处在新旧传统交替的变化之中，既是中国传统的书香门第，又属中国官绅中最早一批“下海”的巨商之家。在这个家庭中，既保持着在治家、婚姻诸事方面的旧传统，又不断经受新思潮的冲击，甚至须承受商务失败后的酷痛。陈香梅的祖父陈晓云是一个晚清秀才，早年弃文经商，一帆风顺。30岁已荣任中国最大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经理。受到成功的鼓舞，他将巨额资金投向城市公共交通事业，买下了香港电车公司。不料电车还不能为当时的香港人接受，这次投资断送了他的锦绣前程。1910年除夕，公司已经崩溃，而为此耗尽了所有资产的陈晓云却面临债主将纷纷登门的困境。他绝望了，他承受不了既丢家产又失面子的双重打击，在邻家热闹的爆竹声中，用白兰地弄瞎了自己的眼睛，然后跳楼身亡，时年36岁。他留下了1妻2妾5个孩子，长子陈应荣才13岁。陈香梅的祖母含辛茹苦，抚育遗孤，想方设法使子女求学。陈应荣留学英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就是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归国后，先后任教、任职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当过《新中国晨报》英文版主编。后来，他转入外交部，在外交部工作几年后，先后在古巴、墨西哥、美国以及东南亚、南亚各地的使领馆任职。

陈香梅的母亲廖香词也是名门望族之后。曾外祖父廖竹宾是归善客家人，早年赴美国，后来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外祖父廖凤舒是民国初年的学者兼外交家，曾任驻古巴公使。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是他的同胞兄弟。他们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廖凤舒是很有骨气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已经退休的他避居上海。尽管他与汪精卫早年为至交，但在汪氏叛国投日后，即不再与之来往，并断然拒绝汪氏要他出任伪职的一再游说，显示出可贵的民族气节。

陈晓云与廖凤舒是至交，为了确保他们的友谊，两家订立了盟约：将未来的子女联姻，作为联系两个家庭的纽带。于是，陈家长子陈应荣和廖家长女廖香词的婚姻在他们还未出生时就由他们的家长决定了。这种指腹为婚的方式在那个时代虽是司空见惯的，却给陈香梅父母的婚姻带来了令人遗憾的结局。尽管陈应荣和廖香词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但两人的性格却迥然相异。陈应荣幼年丧父，生活坎坷，年纪很轻就形成了老成持重的性格。廖香词则长年随父在国外生活，环境优裕，先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求学，熟谙几门西方语言，喜欢西方音乐，性格开朗，还有一个美丽的西方名字：伊萨贝尔，在社交场合具有迷人的光彩，是“新世纪之初北京的著名美女”。当廖凤舒决定履行向故友许下的诺言，为两个年轻人举办婚事时，在伦敦求学的廖香词却正与一位英国男子热恋着，根本不愿与一个陌生人结婚。最后，廖凤舒不得不请他的兄弟去将她带回。她虽然顺从了父亲的安排，但那颗纯洁的心却破碎了。1918年末，他们在廖凤舒任职的哈瓦那中国驻古巴公使馆结婚。后来，陈香梅这样评述双亲的结合：“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非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陈家姐妹六人，陈香梅排行第二。她们的名字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以母亲的名字加上花木来命名的，依次为香菊(后改静宜)、香梅、香莲、香兰、香竹和香桃。陈香梅解释说，每种花木都象征着一种特殊品德：菊花的坚强与恒定，梅花的纯净与诚挚，睡莲的浪漫与温顺，兰花的妩媚与优雅，竹子的谦恭与聪慧，桃花的活力与希望。

在陈香梅所有的亲人中，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她的外祖父和她的母亲。在她看来，外祖父是她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人，她说：“他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很有才气的，他高高的、笔挺的，甚至穿的睡衣也是极上等的。他的面容、他的气质以及他的声调和他的秉性一样开朗和豁达。他像那些伟大的肖像和大理石的胸像一样散发着智慧和仁爱。”而母亲在她的心目中，则犹如“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代表着‘淑女’这个字真正的含义”。正是外祖父博学多才的伟人气质和母亲仪态万方的淑女风度的结合，构成了陈香梅性格的主要特征，使得她日后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童年

金色的童年是人生的大门，未来将从这大门迈进。陈纳德和陈香梅的童年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度过的。

崇尚大自然的陶冶是陈纳德童年生活的最大特征。他的别出心裁、好强、果敢、冒险的性格正是密西西比河畔的荒漠环境陶冶而成的。斯托威尔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他顺应孩子们的天性，放任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高大阴森的树丛中玩耍，让他们从小养成不怕狼、熊、鹿等野兽和勇于战胜险恶环境的坚强性格。陈纳德的继母更是常常和他一道出去骑马、旅行或到郊外野餐，而且鼓励他去过自己所酷爱的生活，“应当在同龄儿童之中做他们学问上的领袖”。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3)

陈纳德自幼喜爱打猎和钓鱼，常常消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橡树林和苔藓丛生的沼泽地中，一去就是几天。他靠吃野果子和自己打的猎物为生，睡在自己用苔藓和树枝做的床上，住在自己搭的小破屋里。小的时候，曾用笼子捕捉红颜色和黑颜色的鸟，设陷阱捕捉貂和黄鼠狼，稍大一些就使用来福枪整日在丛林中追杀野鹿、山鸡及其他动物。垂钓也是他的嗜好。邓萨斯河流经陈纳德家不远的地方，他常常在河边垂钓，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种无拘无束的野外生活给予陈纳德性格以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游荡的猎人生活锻炼了他强健的体魄，而且头脑反应敏捷，身体协调性好。他从他祖父的黑人老仆那里学会了用头、用脚、用拳打架的技艺，使得他在周围的小伙伴中昂首挺胸，出人头地。晚年，陈纳德回忆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思虑过人，精力充沛，对任何问题都能当机立断而见诸行动”，“假如我全权主理一桩事情的话，其结果常是十分圆满的。”

户外独居的生活也培植了他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他总是不愿意承认：“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在他热爱并感到逍遥自在的森林野外生活中，不容他承认有“不可能办到的事”。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拼搏中，你要么成功，要么就不能活着走出森林。少年陈纳德从自己充满刺激的生活中逐步懂得，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坐等人家用银盘托着送上。如果他需要一样东西，不是挣钱去买，就是用自己双手制造。

大自然的熏陶还给他带来了充满自信、逞强好胜的性格。他不愿听从大孩子们指手画脚的教导，宁可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或在小孩子中称大王，就是在他所喜爱的体育活动中也是如此，进足球队要当中锋，在垒球队就得是出色的投手。成年后，他说当时为了要处处显得高人一筹，于是便要“跑得快，跳得高，游得远，潜得深，钓鱼要大的，射猎要比别人准确，看书要比别的孩子多，在田里工作最卖力，在学校里每门功课名列前茅”，“无论做什么事，我总要独占鳌头”。

陈纳德在少年时代形成的这些性格特点，在他后来的军人生涯中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陈纳德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建立了他的空战理论体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战实践中得到了应验，使得他在中国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长空，成为世界最优秀的空军将领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得陈纳德无论处在什么岗位，总是与他的上司经常顶牛，导致他在仕途上屡屡遭挫，历尽波折。

陈香梅的童年则与陈纳德完全不同，是与古都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她随父母住在外祖父的大家庭中，外祖父的家在东总布胡同16号。这是当时中国典型的庭院建筑，既是完全自然的景色，又是精心组织、巧夺天工的艺术设计，在树、山、水、菜园的小径、果林、花木等自然风光之中，缀以人工——桥、楼阁、长廊，不规则的假山，长长的卷檐，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到处可见的是弯曲、不规则、隐匿和联想。这座四合院给陈香梅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半个多世纪后，她在《香梅之路》一书中还充满依恋之情地写道：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座房子：绿瓦房顶，卷曲的屋檐，明亮的漆门，打蜡的地板，金红色的壁柱，厅堂连着庭院，庭院套着庭院。迷宫式的院落可以让孩子捉迷藏，它可以让孩子迷路；但是，只要我们这些孩子们凭那亲切的气味就感到很安全。循着一股股芬芳的焚香一定可以来到经堂里，闻着茉莉花香和栀子花香能够来到院子外，房子另一侧又会飘来煮肉汤的香味。

那座古老的四合院是北京的社交中心之一，外祖父经常在家里举办多种宴会，进行繁忙、多彩的社交生活。在这样的场合，外祖父身穿巴黎时装，魁梧的身材，潇洒大方，外祖母则穿着金光闪闪的旗袍，曲线优美，容光焕发，在大厅里迎接穿着盛装而来的显贵客人。此时乐队奏起音乐，水晶吊灯光芒四射，地板像一面面镜子，灯光辉煌。年幼的陈香梅虽还只能和姐姐一起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张望这种盛况，却也耳闻目染地受到影响。外祖父书房中堆积如山的木刻线装古书，褪色的古画以及排列成行的一道道书墙，甚至外祖父坐在椅子上读书的样子，都给陈香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香梅不仅受着双亲的宠爱，起居行止都有专职的保姆照顾，而且在犯有过失受到责难时，总会有外祖父出来“保驾”。最令她难忘的是，每晚临睡前，她总要挤进外祖父的坐椅，唱着“浅浅流动的小溪，高高飞起的梦，随着风，飞上天空……”在外祖父的怀中渐渐入睡。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4)

如果说陈纳德是一棵在旷野中受尽风雨摧折而茁壮成长起来的幼树，那么陈香梅就是一枝在温室中精心培育起来的含苞待放的花蕾。

求学

少年陈纳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出现教育复兴大潮，这使家处穷乡僻壤的陈纳德也大受其益。陈纳德在适龄的时候便进入了离他家数里地之外的小学。他每天过河越沟，穿越丛林，前去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为此常常受到父亲的奖励。

陈纳德最喜爱的课程是历史，尤其喜爱读历史上伟人的传记。他很快读完了祖父书橱中所有的历史书籍。他最敬佩的历史人物有两类：一类是像成吉思汗、拿破仑、罗伯特&#8226;李那样的军事领袖，他深深地迷恋他们的军事业绩，并像许多爱想象的小孩一样，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军事统帅，因而关于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战役的叙述比小说更能吸引他。另一类是富有冒险精神的拓荒者。这些人中，他最佩服丹尼尔&#8226;布恩。布恩是西部拓荒的先驱者。他开辟的道路为以后络绎不绝的西进大军提供了方便。但当陈纳德读到布恩的故事时，已经是20世纪初了，美国西部疆域已延伸到太平洋岸边，有待征服的荒地已不复存在，为此少年陈纳德常常后悔自己晚生了一个世纪，但布恩的冒险精神仍被陈纳德视为值得效法的榜样。

《圣经》也是陈纳德百读不厌的书籍。11岁他受洗礼成为浸礼会教徒。陈纳德入教后，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中，他总是为战友出征祈祷，并祝福他们战胜日本侵略者，平安归来。除此以外，陈纳德还喜欢数学和地理。13岁时，陈纳德完成了中学的课程，但由于年龄的限制，他还无法进入大学。

1908年，陈纳德和他的弟弟比尔一起来到巴图鲁克，进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习。由于中小学所受教育的限制，陈纳德与大多数从农村来的孩子一样，只能主修农科，但他并不想以务农为终生职业，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威武的军人，像他所崇拜的罗伯特&#8226;李那样，去战场上大显身手。入学后不久，他就报名投考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第二年暑假，他经过近2000公里的长途旅行，来到大西洋沿岸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参加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美国海军将领的摇篮，正如陆军将领大都从西点军校毕业一样，海军将领大都从这里登上战舰。陈纳德怀着在大海上巡航做海军上将的热情走进考场。但两天后，当得知录取的考生必须过两年纪律严明的校园生活，然后才能上舰受训时，他面对着军校灰色的高墙不觉望而生畏了。这个在路易斯安那州丛林和沼泽地中野惯了的孩子无法忍受军营的刻板生活。于是，在最后一场考试中交了白卷，放弃了考入军校的机会。

这样，陈纳德只能继续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习。3年后，陈纳德的父亲和叔叔考虑他毕业后的就业选择，要他选修师范课程。于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陈纳德转入了该大学的师范学院，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

在大学学习期间，陈纳德虽然学习成绩优良，但平时的表现却近乎放纵，为了寻找机会打猎和垂钓，甚至不惜破坏学校纪律，以至多次遭到开除的处分。多少年后，陈纳德回忆他的逃学经历说：“我急于到河上赶捕鱼的季节，每年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大考结束，得到学分之后，找点错事干，使学校记过，把我开除，以求早一星期离校。”但秋季开学时，校方往往念其成绩优良，又碍于他叔叔——当时路易斯安那州著名教授纳尔逊的情面，让他重新入学。

陈纳德自信、倔强、坚韧不拔的性格在大学期间也有突出的表现。入学后不久的一天，一批惯于恶作剧的高年级学生试图耍弄陈纳德。他们要他在宿舍大楼门口站岗，任务是禁止无通行证者通过，并不得擅离岗位。然后，他们又故意从楼上的窗口将冷水倾倒在陈纳德头上，以此取乐。被激怒的陈纳德决心报复，当开饭铃声响起时，他拦住这些高年级学生，以没有通行证为由禁止他们去饭厅。双方僵持的结果使高年级学生只得另派人替换这个浑身湿透、但意志坚强的新生。自此之后，他们对于来自农村的陈纳德再也不敢轻视了。他的老师回忆：一次，当密西西比战舰的水兵们向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生挑战时，陈纳德挺身而出，与全美中量级拳击冠军交手，尽管被打得鼻破脸肿，身上出血，但还是坚持打了10个回合，被同学们视为了不起的举动。日后，当陈纳德在中国出名后，他的母校一直在报道着飞虎队的赫赫战绩，并为有这样一位校友而感到自豪。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5)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陈香梅的兴趣、爱好则完全和陈纳德不同。陈香梅的生日和中国著名诗人屈原生日相近，她的外祖父早就预言：香梅生于诗人节，长大后一定会作诗写文，否则就有辱于江底的先贤了。

陈香梅进的第一所学校是北平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学生大都来自大户人家，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的儿子与陈香梅同班。孔德小学为童年的陈香梅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殿堂的大门，领她跨入大门的是她的语文老师李洁。李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中国文学底子深厚。聪颖早慧的陈香梅得到了李先生的偏爱，他评价她写的作文“很有感情和想象力”，在同龄学生中“不多见”，鼓励她“多抽点时间读些书”，“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并应练得一手好字。每逢星期一的课后，他都要和陈香梅等数位同学讨论文学；在天气晴朗的周末，他还会带着她们去西山或城外其他地方郊游，无论是在鸟语花香的春天、潮湿炎热的夏天，还是在秋高气爽的秋天、漫长寒冷的冬天，古都的人文景观总是能激发师生们的激情，成为他们写作的好题材。李先生还将一本《唐诗三百首》送给陈香梅，她爱不释手，每天背诵一首，时间一长，竟全背下来了。10岁那年，她写下了第一首诗。从这位博学多才的先生那里，她还第一次听说了狄更斯、毛姆、阿尔柯特等西方文学家，从中“看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充满着催人奋进的新奇事物”。正是在李先生的影响下，她决心要成为一个作家。几十年后，陈香梅依然对她的启蒙老师充满感激之情，她写道：“李老师对我的影响甚大，是他先把文学的领域给我作了一个启蒙。……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也称我做他的小朋友。”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隔断了师生间的联系。到1980年代末，陈香梅再访北京，曾回到母校，与童年的老师再次相见，那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陈应荣被派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领事。陈香梅的母亲带着6个女儿到香港暂居。陈香梅先是考进圣保罗女书院学习。学校是由天主教会办的，校长和大多数教师是修女。陈香梅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很有学识的国文老师杨素影，这使她在古文、诗词方面长进很快。成年后，她成了一名记者、作家，写文章时也常常喜欢引用唐诗宋词中的名句。

后来，她又进入真光女中，这是广州沦陷后由广州迁往香港的中国南方著名的女校。陈香梅在这所学校中文学才华已开始显露。她参加编辑校刊，代表学校参加全香港的中学生写作和演讲比赛，取得过冠军和亚军，为自己的学校争得了荣誉。陈香梅的文学天才也为她的女友们推崇。每逢周末，她常要为同班的几位女友代写情书，那些同学则自愿为她做些杂事作为回报。当然，这些情窦初开的女生们的求爱很少有圆满的结局。但确实有一位女生因陈香梅代写情书而最终喜结良缘。那位新郎直到结婚时才知道，与他在信上互诉衷肠达一年之久的并不是他的新娘，而是陈香梅。陈香梅每当回忆起当年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和妙趣横生的校园插曲，总会禁不住捧腹大笑。陈香梅的母亲去世后，她和4个妹妹一起，重入圣保罗女子书院，后又一度应聘赴真光中学任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香梅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流亡生活后，进入了岭南大学。该校原在广州，抗战爆发后迁广东曲江。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大学的课堂常常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大学的生活虽然艰辛、动荡，但陈香梅却在摇曳的烛光下废寝忘食地读了许多书，她对于文学的迷恋也与日俱增。她最崇拜的老师是教中国文学的吴重翰教授。数十年后，陈香梅这样描述当年她视为楷模的吴教授：“吴教授是个40来岁的矮胖子。他来上课时总好像忘带了什么东西。他的样子使我们联想起卡通片。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滑稽的中分头发，像猪刺一样立着，但眼镜后的一双眼睛却明察秋毫，不时地转来转去，像狡猾的甲壳动物。”“吴教授喜欢茶道。课余之暇，用小泥壶泡上好的铁观音，请我和几位教授一同品诗谈词，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风声，一片茅屋，数卷好书，此生还有何求?”在粤北山村的简陋校舍中，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她的文章印成铅字出现在大后方的报刊上。当她从岭南大学毕业时，是个备受老师称赞的高材生。

陈纳德和陈香梅分别来自地球的西部和东部，他们的家族虽都有值得炫耀的悠长历史，但社会地位却大相悬殊，他们童年生活的环境又是那样的决然不同，他们的志向和爱好是南辕北辙，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的联姻是无法想象的。然而，中美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却将他们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情结紧紧相连，从而在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记录。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1)

飞向蓝天的艰难道路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南方，由于经济力量弱小、缺乏经商机会，那些在烟草田、棉花田、瓜田中长大的青年都以从军作为自己的志愿。陈纳德也不例外，早在少年时代，他已经向往着成为像萨姆&#8226;休斯顿和罗伯特&#8226;李那样的英雄。

1903年，赖特兄弟发明了飞机，首创人类飞行记录。他们驾驶着自己制造的飞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特萨克飞行了260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13岁的陈纳德得知这一消息时，非常佩服赖特兄弟，开始将飞上蓝天作为自己的理想。那段时间，充满幻想的他整天坐在家乡的河边，望着天空，想象着自己驾驶着飞机，像鹰一样在蓝天翱翔!但是，年幼的陈纳德要将这一愿望变为现实，却将经过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1911年，他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后，首先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叫雅典的小村镇，担任乡村教员。他把一个被顽皮的农家子弟搅得一团糟的乡村小学整顿得井然有序。由身强力壮的农家子弟组成的棒球队，在他的教练下，曾多次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郊地区的学校比赛中夺魁。这是陈纳德的第一个教学实验场，他在这里初步尝试了如何对待和理解人这门综合艺术，这对于他以后成功地指挥飞虎队的小伙子们不无益处。此时，陈纳德已与内尔结婚，并且有了孩子，抚养家庭的担子迫使他放弃了收入微薄的教师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密西西比州比路色商学院的英文教员、新奥尔良青年会的体育教练、俄亥俄州阿克朗一家工厂的检查员。陈纳德在从事这些平常工作以养家糊口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飞上蓝天的理想。他执著地相信，这一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尽管此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陈纳德立即申请参加飞行训练，希望能飞上蓝天。有关部门断然拒绝，理由是“申请人不具备优秀飞行员应有的素质”。签署这一意见的是沙尔蒙上尉，陈纳德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个令人生厌的名字。但秉性坚强的陈纳德并不灰心，他认为只要进了军队，就是向着飞上蓝天的目标靠近了一步。8月，他进了位于印第安纳州本杰明&#8226;哈里森要塞的士官学校，由于战事紧迫，陈纳德受训3个月后就毕业了，担任陆军中尉，被派往驻防得克萨斯州特拉维斯的第36师服役。离驻地不远，有一个建立在原先的棉田之上的凯利机场，飞行员们正驾驶着寇蒂斯JN-4型战斗机进行训练。飞机的轰鸣声吸引着陈纳德。他虽在陆军部队担任体育教官，但眼睛却一直盯着在棉田上起飞降落的飞机。

机会终于来了。凯利机场不久开始征召志愿飞行员，陈纳德立即应征加入了飞行部队。作为一个新来的飞行员，他必须先接受枯燥的步兵操练，但他望着一架架轰鸣起飞的飞机，已按捺不住内心要上蓝天的冲动。他接连三次提出立即学习飞行的请求，但都遭到拒绝。于是，他转而设法接近飞行教官，获取他们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和两位教官成了好朋友。经验丰富的老教官利奥那多耐心细致地给他讲解飞机的原理，年轻的教官劳尔夫则常常将飞机开到起飞线上，然后，让他单独驾机飞上蓝天去过一下瘾。当然，他们决不会想到，这个偷偷摸摸开始飞行的年轻人20多年后会成为闻名远东的美国第14航空队司令官。

陈纳德在凯利机场干了近一年，被调到一个偏僻的小机场，负责检查飞行的训练时间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这个简单的差使却很合陈纳德这个飞行迷的口味。当发现有的飞行员没有飞足规定时间时，他并不督促飞行员再飞，也不去报告上司，而是自己跨进座舱，悄悄地驾机飞完剩余的时间。当时美国飞行部队尚在草创时期，缺少严格的规章制度，像陈纳德这样的偷飞者只要不出事故，就不会受到惩处。事实上，有一次陈纳德驾驶着一架飞机飞到几百公里外的达拉斯，度了一个星期假，而整个机场竟无人知晓。

1918年底，28岁的陈纳德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学员，与其他学员不同的是，在此之前，他已偷飞了80多个小时。他师从技艺高超又通情达理的飞行教官爱里逊，受到了极好的训练。爱里逊先让陈纳德按自己的习惯飞行一次，然后让陈纳德坐在他的后面，自己驾驶飞机表演各种特技动作。爱里逊的一连串惊险动作，就像在蓝天上奏出了一首首美妙的曲子，显得那么协调、完美。翻筋斗，打圈圈，横翻转，直线上升，垂直俯冲，随后恢复水平飞行。陈纳德刚喘了一口气，飞机又突然来了一个急滚翻，机舱朝下，机肚朝上，开始倒飞。陈纳德的心一下子绷紧了，这时他看到的完全是颠倒的景象，蓝天、白云、甚至太阳都在他的脚下，而大地却在他的头上。这是多么奇妙的经历，陈纳德完全被爱里逊的飞行技艺征服了，他认识到自己以前所学的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驾驶飞机的方法，他要向爱里逊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从此，他迷上了惊心动魄的特技飞行，他的飞行技术也日臻完美。

1919年春，陈纳德?得了战斗机飞行员资格。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军队缩编，1920年春他第一次从美军中退役。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2)

驻防夏威夷

1920年秋，美国陆军组建独立编制的航空兵部队，退役不久的陈纳德闻讯赶来，成为首批1000名官兵中的一员。这时他正好30岁，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三十而立”。

1921年夏，陈纳德在得克萨斯州艾林顿机场第一驱逐机大队的见习军官班受训。这是一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下显赫战功的部队。陈纳德受训后，分入这个大队的第94中队任战斗机飞行员，中队长亨特少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与陈纳德同时进入这个中队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意大利上空作战的第12航空队司令官坎农，他们俩人在飞行训练中成了好朋友。

第94中队平时的飞行训练，只是重复老飞行员们在一次大战中使用过的战术。争胜好强的陈纳德却喜欢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些新花样，以求改进那些老战术。当时对付从后面攻击的敌机的传统战术是，以S形飞行摆脱敌机，但陈纳德认为可以有一种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快速直线上升，然后划一个弧线飞到敌机上方，发动俯冲攻击，变被动为主动。陈纳德与坎农以及斯塔塞一起驾机检验这一战术。坎农驾机从后面向陈纳德和斯塔塞的两架飞机发动俯冲攻击，陈纳德和斯塔塞立即掉转机头，笔直上升，突然斯塔塞改变了主意，放弃新战术，转而连续盘旋，坎农的飞机猝不及防，与斯塔塞的飞机相撞了。机翼碎片乱飞，一场可怕的悲剧发生了，两个飞行员虽幸免于难，但陈纳德的新战术也由此而被葬送。

1923年，陈纳德调任驻防夏威夷瓦胡岛的第19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后来，陈纳德曾把在夏威夷首次获得指挥权比作小伙子的初恋，“更好的、更如意的事情或许会在以后发生，可是在我心灵深处，总盘踞着那种初恋的记忆”。陈纳德在夏威夷服役的3年，是他在美国军旅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他体魄强健，皮肤黝黑，唇边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身着合身的白制服，好不英俊神气，春风得意。

在夏威夷的军事实践中，他有机会不断探索他的战斗机空战理论，并付之实践。在当时的美国军界，战斗机的地位十分低微，他们普遍认为高射炮比战斗机优越，能在战斗机飞临攻击目标前就将飞机击落，为此高射炮部队的军官们盛气凌人，根本不把航空队的军官放在眼里。陈纳德决心证明战斗机在空对地作战中的作用，让高射炮手们尝尝他们在实战中才能尝到的滋味。在一次高射炮和飞机的联合训练中，陈纳德突然摇晃一下机翼，带领全中队俯冲攻击整齐地排列在海滩上的高射炮群。当飞机从海滩上掠过时，陈纳德从座舱中探出身子，嘲笑匆忙逃往掩蔽所的炮兵军官和高射炮手。陈纳德认为，如果是在实战中，他将在高射炮手们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将高射炮群摧毁殆尽。尽管为了此种违纪行为，陈纳德被关了一个星期禁闭，但他由此认识此种俯冲战术可以冲破敌人的防御体系。后来，在中国战场上这种战术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夏威夷，陈纳德也不断寻找机会试验他的战斗机新战术，并在与海军飞行员较量中大获全胜。有一次，当陈纳德的飞行中队在瓦胡岛外巡逻时，一群海军轰炸机在他们上方飞过，直奔珍珠港，进行轰炸演习。尽管海军飞行员看见了陈纳德中队，但认为他们飞行在低空，不会构成威胁。陈纳德一声令下，整个中队的飞机立即以预定的编队形式快速上升，一下子咬住海军轰炸机队的尾巴，然后加大马力，呼啸着冲散了轰炸机群，一个海军飞行员被惊得飞离了机群。飞机着陆后，陈纳德兴奋地对他部下说：“如果不停地开火的话，我们就能全部歼灭他们。”事后，陈纳德曾给陆军航空队总部报告了他的新战术，由于战胜了海军的挑战，该战术一时颇得上司好评，但却未被正式采纳。

为了有效地发挥战斗机的防御作用，陈纳德认为有必要在夏威夷各岛设立一套警报系统。为此，他赴各地勘察，亲自指挥铺网架线，形成了以机场为中心的通讯警报网络。他在机场修建了一座水塔，并派员在水塔上用望远镜瞭望，视程可达4—6英里，一有情况即拉响警报，使飞行员有充分的时间来作迎战准备。一天早上，哨兵突然拉响警报，说有1架海军侦察机自海上飞来，陈纳德立即驾机出击。刹那间，陈纳德已逼近那架飞机，两架飞机靠得那样近，就好像陈纳德飞机的螺旋桨要打掉侦察机的舵一样。侦察机飞行员惊恐不已，飞机在慌乱之中竟直往下冲，陈纳德穷追不放，那架飞机终于失去控制，一头栽入了大海。在夏威夷，陈纳德的战斗机空战理论逐步形成，全中队的飞行员都在陈纳德的领导下，紧张练习着这种新的飞行办法，使中队的飞行技术更加娴熟，并引起了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注意。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3)

在夏威夷的3年中，陈纳德还首次接触并切实理解了远东的地缘政治。当时，由于1924年实际禁止日本人进入美国的移民法的通过，日美关系空前紧张，战争阴云开始出现在太平洋上，驻防夏威夷的美国军队被命令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陈纳德越来越确信远东事务对美国安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觉得将来的某一天，日本将会企图夺取太平洋的统治权，而最可能遭受偷袭的正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前哨基地夏威夷，这一预断在17年后得到证实。

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机场地面指挥所里召集全中队人员会议，郑重宣布：

我召集这个会议，是因为我接到了新的命令，你们已经看过日本军方首脑的声明，你们知道珍珠港具有怎样的价值!如果日本人要发动战争，我们将是它们企图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将从天上发动进攻，它不会宣战，……从现在起，第19驱逐机中队要像战争马上就要到来那样行动。

随即，陈纳德命令他的中队自明日起，每日早晨4点30分就要飞到天上，“要装满弹药，测试好机枪，随时准备射击，如果敌人出现，你们就要进攻。”整整6个星期，陈纳德中队天天环绕着群岛进行紧急战备巡逻，等待日本轰炸机引擎的轰鸣声传到耳边。当战争警报解除时，军需官们检查机场多余的汽油数量时，不由得连连摇头。陈纳德则认为：“任何懂得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日本的威胁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一年比一年警觉。”

在夏威夷，陈纳德还曾和海根勃格一起提出了开辟从美国大陆到夏威夷的泛太平洋飞机渡运航线计划，而当时是用轮船装运飞机到夏威夷的。他们一起估算了汽油的耗费和该专门航线的直线距离及飞行时间，确信该航线是切实可行的，并建议由福克型飞机来承担该项任务。他们向上司递交了计划书，并请求试飞，结果却被视为不现实而遭否决。

对于陈纳德来说，夏威夷的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他是中队长，不必再和妻儿各居一方。他们全家搬至瓦胡岛上，可自由享受海岛的自然风光。他的第6个男孩就出生在这个美丽的太平洋岛屿上。夏威夷还是个钓鱼的好地方，训练之余，他可以怡然自得地在海边度过空暇时间。在这里，他还结识了一批知心朋友，其中有后来成为飞虎队参谋长和第10航空队司令的赫金伯。1926年，陈纳德带着愉快的回忆离开了夏威夷群岛。

向“轰炸机至上论”挑战

陈纳德来到得克萨斯州圣安尼奥的勃鲁克机场，担任飞行教官，不久升任初级训练班主任。这时，他迷上了试验伞兵作战。伞兵作战的设想是美国将军比利&#8226;米切尔提出的，但未付诸实施。陈纳德听到这个设想后，坚信用降落伞空投步兵具有很大的战斗力，在邻近工厂、水坝及其他各种要害之地，只须空投一个排规模的特遣队，就可严重破坏敌方的作战能力。

陈纳德和勃鲁克机场的两个同伴开始试验空投伞兵的方法。他们把哈雅兰型双座飞机编成一个V字队形，每架飞机后座载1个伞兵，再由一架运输机满载武器装备，飞行在V形编队中央。飞行编队到达目的地上空时，伞兵和武器装备同时降落，当伞兵着陆时，武器装备正好降落在他们着落点中央，于是，他们马上可以投入作战。

1928年的一天，美国陆军参谋长查尔斯&#8226;萨默罗尔决定观看伞兵空投表演。为此，陈纳德和他的同伴事先作了精心准备。然而，在表演中，当降落伞刚在空中张开时，萨默罗尔就不耐烦地转身走开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杂耍。萨默罗尔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美国传统的陆军军人对伞兵、飞机之类新的作战方式的冷漠和蔑视。

然而，陈纳德的新创造却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几个星期后，一个苏联军事考察团来到勃鲁克机场，陈纳德奉命为他们表演空投伞兵。苏联人立即被吸引住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战争中，伞兵将发挥独特的作用。几天后，他们备着礼品，再次来到机场，邀请陈纳德赴苏联训练伞兵部队，并爽快地答应了陈纳德提出的条件：给予上校军衔，每月薪金1000美元，订立为期5年的合同。这种优厚的待遇对于月薪只有250美元的中尉陈纳德来说，无异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或许是由于美国军方的限制，或许是陈纳德对于自己在年轻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施展才能充满信心，他最终回绝了苏联人的聘请。陈纳德没有料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美国军方正式决定停止伞兵训练，这使陈纳德怅然若失，闷闷不乐，这是他在空军中不走运的开端。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4)

1929年，陈纳德晋升为上尉。1930年，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利机场的空军战术学校学习。不久随该校迁至亚拉巴马的马克斯威尔机场，毕业后留校任高级战术教官。在这一时期，陈纳德积极参加空军内部关于战术问题的论战以及陆空军战略地位的争执，并总结在夏威夷的实际训练经验，形成了他独特的空战理论。

30年代初，意大利空军将领杜黑鼓吹“轰炸机至上论”的著作《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问世，一下子风靡世界。美国空军中很多人视杜黑的著作为空军的《圣经》。当时美国军用飞机的发展现状也确实为“轰炸机至上论”提供了依据。新式的马丁B-10型轰炸机时速235英里，配有5门机关炮，而通常的战斗机时速只有225英里，配备2门机关炮。美国军界占压倒优势的意见认为，战斗机由于无法迅速阻截轰炸机而已过时，未来的战争将是轰炸机的天下。于是，在陆军航空队内部形成了轰炸机和战斗机两大派别。停机坪上、俱乐部内、教室里，两派都会就两个机种的孰优孰劣展开激烈的争辩。陈纳德虽不否认轰炸机的作用，却是个坚定的战斗机派。他利用在马克斯威尔空军战术学校教授战斗机战术的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空战理论。每到晚上，他总是伏案疾书，将自己的观点写成论文，投寄空军杂志发表。后来，他综合自己的观点写成了《驱逐机在防御中的作用》一书，完成了自己的空战理论，向流行的“轰炸机至上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陈纳德认为，轰炸机是空中力量的支柱，它将在战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战斗机也是空中力量中必不可少的支柱之一。“拦截”是战斗机在防御中的基本作用之一。当敌方轰炸机来犯时，处于防御状态的战斗机队如能及时得知消息，便可立即起飞，排好阵容，前往截击区域，不仅可以避免我方损失过大，减少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而且完全可以截击，甚至消灭敌方轰炸机队。

陈纳德认为，侦察，即建立一个预先警报系统，是发挥战斗机作用的基本原理之一。今天，由于我们有了能够连续工作的雷达警报网，对于这样一个系统的必要性的认识是显而易见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空军战略家们却完全无视这个在防御中生死攸关的问题。陈纳德大声疾呼要建立有效的空中警报网，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英、德两国的情报网学说，确认：“现代战斗机作战的最大问题是情报工作。如果没有一连串准确的情报，无法使战斗机知道敌方高速度的轰炸机所在，而妄想起飞截击敌机，这无疑是大海捞针，难乎其难了。”1933年，美国空军举行演习，这使陈纳德的主张有了一次试验的机会。担任防御的战斗机部队获准可以建立一个警报网。由于这个警报网卓有成效的工作，战斗机在演习中成功地截住了担任偷袭任务的轰炸机，这使陈纳德增强了对自己空战理论的信心。同时，陈纳德为了避免无辜平民重大伤亡，还主张为战时人民建立一套警报防空系统。

陈纳德十分重视战斗机在进攻性轰炸中的作用，这在当时更是“异端邪说”，由于杜黑理论的泛滥，热衷于“轰炸机至上论”的人把驾驶战斗机视为“小猴子在棍子上玩把戏”。陈纳德则强调两点：其一，轰炸机即使强有力，在执行轰炸任务时必须有战斗机掩护，才能“减少重大损失，甚或不致使轰炸任务归于失败”；其二，战斗机能够对敌人后方发动俯冲轰炸和扫射。为此，他提出必须能使战斗机进行长程飞行，并加强火力配备。这些建议在当时曾被认为是“狂妄的设想”，甚至遭到军械工程师们的嘲笑。然而，陈纳德的这些主张日后在中国战场上却得到验证，飞虎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们据此让日本空中强盗吃尽苦头，并使自己扬名世界。

陈纳德通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空战史，十分推崇德国王牌飞行员华德&#8226;冯&#8226;勃艾尔克提出编队作战的主张，他认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两支敌对力量的火力差异是火器数量差异的平方。因此两架飞机组成一个编队，协同攻击一架单独的敌机，他们获得的优势不是二比一；而是四比一。”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单机格斗战术，主张战斗机应集中火力，编队进行作战，并视之为战斗机战术的一项基本原则。

陈纳德的空战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战实践所证明，但在当时尽管他大声疾呼，却仍然未被引起应有的注意。在空军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轰炸机至上论”，他的一些同僚甚至主张在空军训练中取消战斗机课程，这不能不使他大失所望。然而，他遇到的麻烦还不仅仅如此，在整个美国军队中航空队的地位也是低人一等，在与其他军、兵种的争执中，他还必须为整个航空队的生存而呼叫奋斗。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5)

1934年，美国联邦航空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空军发展状况。陈纳德和其他4位空军军官出席作证，为航空队在美国军队中的地位辩护。他在作证中不仅阐明了空军在未来战斗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激烈批评了在不久前举行的陆空军联合演习中，陆军参谋长对于空军的错误使用。一个上尉在大庭广众前指名道姓批评陆军参谋长，这使出席听证会的参谋部的一名将军恼羞成怒，拍案进行反驳。当他怒气冲冲却不着边际地发泄完他的不满之后，陈纳德却心平气和地回答：“将军，如果这就是你部署未来战争的最好的方法，那恐怕该是让航空队一显身手的时候了。”这次听证会使陈纳德成为美国军队中的新闻人物，但他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再次给他带来了麻烦。几个星期后，陈纳德的名字从预备选送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指挥参谋学院学习的军官名册上删去了。这是一所美国高级军官学院，美国军人非经该校学习，就无望晋升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军事将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都曾在该校学习。失去这次学习机会，意味着陈纳德在美国军队的前景已十分暗淡。如果不是远东发生的战争为他提供了机遇，他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美国将军。

三人空中秋千

陈纳德在马克斯威尔机场任教官期间，虽然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但也曾取得过值得自豪的成就，他领导的特技飞行队将美国的战斗机飞行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在轰炸机与战斗机的争执中，陈纳德遭到一片反对声，但空军战术学校的校长约翰&#8226;F&#8226;柯里少将则始终站在他一边。1932年，柯里少将观看了海军俯冲轰炸机组成的空中特技队的表演，就和陈纳德商议，请他组织一个陆军航空队的特技飞行队，以与海军一争高低。陈纳德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将使他有机会检验与完善自己的战斗机编队作战理论。陈纳德认为，只要飞行员的技术娴熟，能够同时完成飞行动作，那么一架飞机能够做到的特技动作，3架或更多的飞机也同样能够做到。

陈纳德挑选特技飞行员的考试十分简单。他自己驾机表演着各种复杂惊险的动作，要求所有的投考者都要驾驶飞机在空中盯住他30分钟。结果在众多应试者中只有3人入选。这3个人是海沃德&#8226;汉赛尔中尉、汉约翰&#8226;威廉逊上士和比利&#8226;麦克唐纳上士。一年后，汉赛尔退出了特技队，陈纳德和威廉逊、麦克唐纳组成3人空中特技飞行队。

他们3人驾驶着美观、高速、操纵灵敏的双翼P-12型战斗机赴各地表演。那时，还没有飞机之间的无线电通讯，飞行员完全依靠领队做出的手势飞行。他们的出色表演，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当地一家报纸称他们为“三人空中秋千”。陈纳德的弟弟比尔这样回忆他们的特技表演：

特技飞行队先起飞，然后高速飞行，翻筋斗，旋转俯冲，再编队着陆。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用一根30英尺长的绳索系住3架飞机的机翼，然后并肩起飞。在空中翻几个筋斗，着陆后绳索仍系在这3架飞机的机翼上。对观众来说，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动作，尽管克莱尔总是说这还是最容易的，远远没有编队旋转俯冲那样危险。——特技表演使观众兴高采烈，使舆论界为之震动!

“三人空中秋千”在美国上空表演特技飞行时，离飞机诞生还不过30年，航空技术无法与今日相比。但他们的表演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人类征服蓝天的能力，看到了精湛的飞行技术和美妙表演的奇妙结合。不少报纸盛赞陈纳德是世界第一流的飞行员。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个特技队显示的不仅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技，而且还证实了陈纳德坚持的战斗机编队作战理论，即协调飞行的战斗机能够在最激烈的空战中，把他们的火力集中起来，持续不断地攻击一个目标，使其战斗力倍增。

正当“三人空中秋千”声誉日隆时，威廉逊和麦克唐纳服役期满，陆军航空队的人不愿意让他们继续留在军队，陈纳德对此非常不满。他告诉驻地的一家著名的报纸《蒙哥马利广知报》说：“威廉逊和麦克唐纳驾驶任何飞机都是出色的飞行员，如果战争开始，我奉命奔赴前线，我会选择这两个人一起作战。”这是一个战斗机队指挥官所能给予部下的最高褒奖。后来，陈纳德在自己赴华前，推荐他的两位飞行伙伴赴华担任空军教官。

1936年1月，“三人空中秋千”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泛美航空博览会上举行告别表演。这最后一次表演却给陈纳德的后半生带来了转机。在众多的观摩者中有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空军将领毛邦初。毛邦初是来美国考察空军的，他看了“三人空中秋千”的表演后，马上邀请陈纳德到中国帮助训练飞行员。这一邀请虽为陈纳德拒绝，因他对于自己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中的前途仍抱有希望，但不管怎样，中国空军首脑却从此知道了有一位名叫陈纳德的美国飞行员，并深感兴趣。

在美国的军事生涯(6)

退役

1936年的夏天，威廉逊和麦克唐纳前往中国，“三人空中秋千”结束。同年，陈纳德身体开始日渐衰弱。5年多来在航空战术学校的紧张工作，以及在军队中多次受挫，使他心疲力倦，疾病缠身。由于多年在轰鸣的机舱中驾驶飞机，使他的耳朵也有些聋了。这一年他被调任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达尔机场的第20战斗机大队主任参谋。由于身体虚弱，他只获准驾驶双座飞机。秋天，经医院检查后，陈纳德被命令停止飞行。他在阿肯色州的温泉医院中度过了1936年的冬天和1937年的春天。

从机声轰鸣的机场来到宁静的医院，陈纳德的生活节奏变了样。躺在病床上，陈纳德不由得回顾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坎坷经历。此时，他已经47岁了，在陆军航空队的服役也超过16年。作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他的飞行技术在航空队中是屈指可数的，作为一个战术教官，他有着自己的空战理论。然而，他仍然只是一位上尉，一个不得志的小军官。陈纳德感到非常颓丧，他想起了童年时曾亲眼看见密西西比河的激流把好好的一只船冲成了碎片，他觉得自己正和激流中的小船一样。

陆军航空队以耳聋为由，示意陈纳德提出退役申请，陈纳德无可奈何地认识到他的军旅生涯不会再有前途。正当他心灰意懒之时，一封贴着中国邮票的信件寄到了阿肯色州温泉医院。这封信是正在中国担任航空顾问的霍勃鲁克写来的。他告诉陈纳德，新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希望陈纳德赴华任3个月顾问，对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估。中国政府将给他每月1000美元的薪金，外加津贴、汽车司机和译员，他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与前两次对待苏联和中国的邀请不同，这次他马上答应了。他明白这是他能够继续在蓝天施展身手，将自己的空战理论付诸实践的惟一机会。他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

4月30日，陈纳德从陆军航空队退役。他匆匆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乡，向妻子内尔和孩子们告別。陈纳德夫妇共养了8个孩子。长子约翰生于1913年，当时已是密执安州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的一名中尉战斗机飞行员，40年代初，他也来到中国，在父亲指挥的美国第14航空队中任中队长。次子麦克斯生于1915年，也是航空事业的爱好者，30年代曾在泛美航空司担任站长等职，后来成为美国空运部队的一名管理员。三子查尔斯生于1918年，当时正在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学习，喜爱读书钻研，后来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无线电师。四子帕特生于1921年，小小年纪即进入纳奇兹的阿斯特朗橡胶公司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驾驶P-51战斗机在英国上空作战。五子鲍比，生于1923年，很有父亲那股野劲，从小就养成了打猎习惯，后来进入航空学校学习。六子戴维生于1925年，他与几个哥哥的子承父业不同，后来参加了海军，在“海伦娜号”军舰上服役，曾参加过所罗门群岛战役。长女修，当时已结婚。次女路易丝是他们最小的孩子，长着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很逗人喜爱。当陈纳德离开家门时，他和孩子们一一道别。他轻轻地抚摸着戴维的头发，把路易丝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实在是太少了。然而，47岁的陈纳德依然雄心勃勃，他将奔赴陌生的远东，去进行新一轮的人生搏击。

离开故乡后，陈纳德赶往旧金山，这里是从美国去中国的必经之路。在旧金山，他会见了与他年龄相仿的中国外交官陈应荣。陈应荣一人在美任职，把妻子和6个女儿留在香港。陈纳德没有料到的是，这次会面会成为他日后一段美满姻缘的最初契机。5月初，他乘上“加菲尔德总统号”邮轮启程赴华，走向使他在后半生得以施展抱负的新的舞台。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1)

越过太平洋

当陈纳德从美国启程时，远东已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正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在华北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行动，奏响了全面进攻的前奏曲。为了举国一致进行抗日，中国的国共两党正就结成统一战线进行谈判。中日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5月27日，“加菲德尔总统号”邮船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在夜色朦胧中抵达日本神户。陈纳德悄悄上岸，未引起任何注意，他的护照上写着“农场主”。日本军部尤其是空军首脑部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美国人以后将在中国上空给他们制造多大的麻烦。在码头上，陈纳德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三人空中秋千”时的搭档麦克唐纳，他的身份是中国杂技团的副经理。

由于中日间的战争已近在眼前，美日间在远东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两个受雇于中国政府的美国军人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即将成为敌手的国家。作为飞行员，他们的目光特别注意那些可能成为轰炸和俯冲扫射目标的工业区、码头、飞机场和大型建筑物。他们租了一辆小汽车，带着照相机，在神户、京都、大阪等地游览。他们在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拍摄了很多具有军事价值的照片，并作了大量笔记。日本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使陈纳德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对于此行的收获，陈纳德事后回忆说：“令我大为惊异的倒是4年之后，我发觉我们那时所得的笔记和镜头中，关于日本多种目标的情报，其材料竟比美国作战情报处所保存的还要丰富。”

6月上旬，陈纳德和麦克唐纳在日本下关登上轮船，几天后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太平洋西岸的黄土地，一想到他将有机会在这里实现他多年来的抱负，心情不由得十分激动。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到中国了。希望能在那里为一个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陈纳德很快见到了他的“老板”——宋美龄。当时，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刚刚度过她40岁生日，并自告奋勇担任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希望在空军建设方面为她的丈夫分担一些责任。由于她对航空事务所知甚少，必须仰仗专家帮助。为此，她首先挑选了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任教官的霍勃鲁克作她的顾问。霍勃鲁克又推荐了陈纳德。陈纳德虽然只是一个远在美国的空军尉官，但中国空军对他并不陌生，毛邦初曾观看过他的空中特技飞行，并曾邀请他来华任教；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军事杂志》也译载过陈纳德那本《驱逐机在防御中的作用》，因此，霍勃鲁克的推荐立即为宋美龄采纳。一天下午，霍勃鲁克驱车陪同陈纳德去法租界的一座楼房会见宋美龄。当宋美龄身穿时髦的法国长袍，步履轻盈地走进客厅时，陈纳德仍端坐不动，他不知道这位看上去像姑娘般年轻美貌的妇女就是闻名中外的蒋介石夫人。直到霍勃鲁克向宋美龄介绍他时，陈纳德才恐慌地起身致礼，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陈纳德与宋美龄一见如故。宋美龄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带有与他一样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曾在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这更增加了陈纳德对她的敬意和亲切感。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她将永远是我的女王。”即使在十多年后，陈纳德回忆起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仍承认自己沉浸在激动之中。这次会见使陈纳德与国民政府的最高层人物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国空军的确凿无疑、不加粉饰的真相，她要求陈纳德巡视全中国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作出客观的评介。她拨给他两架BTB式教练机，并要他自己选择视察组成员。他挑选了老搭档麦克唐纳，两人各驾驶一架飞机，其他人员有机械师史密斯和译员中国少校舒伯炎。他们首先飞往南京，这是他自去年秋天停飞后的第一次飞行，他的心情非常欢畅。后来他写道：“当我们飞行在空中的时候，我和比利是如何的欢畅啊!广阔黄泥色的扬子江，泛流在我们的下面，竟然使我们以为是飞行在密西西比河的上空呢!”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上司几乎扼杀了这位美国空军的天才将领，中国的广阔天空和中国最高当局的信任又使陈纳德对自己的前程充满希望。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2)

请战

在南京，以及稍后在中国各地的巡视中，陈纳德逐步了解到中国空军的真实情况，也对宋美龄为什么急着要他对中国空军战斗力作出估价的心情有所理解。

中国空军的大规模建设是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处在混战时代的各地军阀只是分别地从国外购买几架飞机，招聘几个飞行员。只有东北的张作霖父子从2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定规模的空军建设，至九一八事变前拥有飞机200多架，分编为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5个中队，但也没有很强的战斗力。日本侵略东北时，它的空军在锦州、新民、哈尔滨、嫩江等地狂轰滥炸。一&#8226;二八事变中，日本空军更为猖獗，上海闸北几被炸成一片焦土。这使国民政府最高层对于空军这一现代化军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个直接的认识。1932年6月，国民政府制订了《空军建设计划和防日计划》，指出：

我国空军仅具雏形，日本窥我空虚，攻我弱点，侵占我土地，蹂躏我各地，运用少数飞机而我已感重大压迫，时亟时危，则我应急起直追，作相当抵抗，已属毫无疑义。

我国陆军多而不精，海军更微不足道，欲加以整理建设，使其能与列强抗衡，则需费多数之时日及巨大之经费，惟空军虽较落后，然而急起直追，尚不难与日本并驾齐驱。

这个计划以后虽几经修改，但大力发展空军的宗旨却没有变动。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蒋介石还就航空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发表演讲，强调空军在国防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此，中国向美国、意大利等国订购了大量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器材，以杰克&#8226;裘埃特上校率领的非正式的美国顾问团和以斯坎罗尼将军率领的正式的意大利顾问团先后来到中国，从事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至1937年初，在中国空军司令部的统计表上，已拥有9个大队，600多架飞机，而日本军部对于中国的航空情报则判断，中国拥有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67架，共计720架，并估计中国拥有750名飞行员，每年大致可能补充350名。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空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一些官员挪用航空经费，贪污中饱，以及美国、意大利顾问各搞一套而造成的混乱，使中国空军的实际战斗力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陈纳德是飞行方面的行家，中国空军建设中的种种弊端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在巡视了中国空军的几个主要基地后，他的评语是：“中国空军还没有完成作战准备!”但是，还没等陈纳德写出全面的报告，中日战争已经爆发。

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边挑起了全面侵华的战火。次日，消息立即传遍全中国。当时，陈纳德正在中央防空学校洛阳分校巡视。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他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尽其所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服务。后来，他曾说明过他之所以请战的三个理由：

1.我从不逃避战斗；

2.对我的战争理论，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它；

3.我坚信，中日战争是一场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大战的序幕。我觉得我对日本了解得越多，在战争早期对日本打击得越厉害，最终我就能够更好地为自己的祖国尽力。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3)

如果说陈纳德对于太平洋战争的预言有些自誉之嫌的话，那么，第二点却是实实在在的理由。陈纳德视航空为其毕生的事业。他生性倔强，在美国空军中的坎坷经历反而更激起他在蓝天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为他提供了机会，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2天后，蒋介石回电：“我愉快地接受阁下志愿服役的请求，请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这样，原定赴华3个月，担任临时性顾问的陈纳德，开始了他在中国3年的抗战生涯，成为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数的几个西方人士之一。陈纳德的这一决定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使他从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退役少校，一变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上的风云人物。

“国籍不明”的顾问

7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空军的备战状况，在庐山牯岭的避暑别墅召见了陈纳德和毛邦初，在座的还有宋美龄。这是陈纳德和蒋介石首次会面。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会见时的情景：

蒋委员长在那座平房里挂着帘子的走廊上接见我们。这座平房，隐在松树丛的阴影之中，蒋夫人向他介绍了我，他微笑着以西方的礼节与我握手相见。

寒暄之后，蒋委员长转向毛邦初将军，严厉地用断断续续的中国官话问他关于空军的情况。这时候，蒋夫人与我站在一旁，她代我翻译他们的谈话。

“可以作战的第一线飞机共有多少?”蒋委员长向他厉声问道。

“91架，委座。”毛将军回答。

这时候，蒋委员长的面孔变得通红，我想他快要爆发了，他在走廊上大踏步走来走去，然后说了一大串带齿音的中国话。蒋夫人中止翻译，毛将军面无人色，立正不动，眼睛直视着前面。

“蒋委员长在恐吓他要枪毙他呢！”蒋夫人向我耳语道。“航空委员会的记录是第一线可以作战用的飞机有500架。”

这是我认识蒋委员长8年以来，所没有见过的震怒。最后，火气压抑下去了一点，他转向我用中国话问道：

“据你所知情形如何?”蒋夫人为我译成英语。

“毛将军报告的数字是对的!”我答道。

“继续讲下去!”蒋夫人催促我道：“告诉他实在情形。”

这样，便鼓励了我陈述我所知道的今日中国空军情形。

蒋介石大发脾气是有原因的。为了实行“航空救国”，国民政府曾大量拨款，全国各界群众也节衣缩食，捐款购机，但当战争已经打响之时，中国空军第一线作战飞机竟只有91架！与蒋介石心目中的飞机数字相差太大了。陈纳德并不知道中国空军的内幕，他只是根据他从机场上看到的一切作出判断。他的判断显示了他在空军事务方面的才干，这一才干深得蒋介石赞赏。陈纳德自己十分明白：“牯岭这一会议，建立我和蒋委员长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后不论遇着怎样棘手或是不愉快的问题，他总信赖我供给他坦白的事实；只要我能使他相信我的建议于抗战有益，他无不采纳。”

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参加者是国民政府的高层领导和各地方实力派领袖，陈纳德和端纳是参加会议的仅有的两个外国人。由于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会者一致同意在蒋介石指挥下，团结战斗，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宣布：即使战斗至死，中国也决不退让。陈纳德称赞说：“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先前曾忽东忽西流淌的涓涓细流，如今牢固地凝结起来，坚如磐石。”这个会议也使陈纳德激动不已，战争已经找上他了，威武雄壮的战场大舞台正迎候着顽强奋战的英雄登场。

会后，宋美龄又交给陈纳德一个特殊任务，要他立即赶到上海，通知美国领馆及早疏散侨民，因为上海可能发生战争。当时美国驻上海领事就是几年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高思，他只派了一个小官员接待陈纳德，并毫不理会上海将有战事的警告。然而，两天后，历时三月的淞沪大战拉开了序幕。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4)

同天，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奋起抗抵。中国空军根据陈纳德的建议决定轰炸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陈纳德参与制订了空战计划，这是他驾驶飞机近20年来首次参加实战。次日下午，中国轰炸机凌空而起，但轰炸结果却出人意料。由于天气不佳，能见度低，投弹手的技术也不够精湛，竟使两颗炸弹误落南京路外滩和大世界十字路口闹市区，造成行人重大伤亡，这一天被新闻界称为“黑色的星期六”。但是这次轰炸还是给了日本侵略军当头一棒：一艘日本驱逐舰和日军在杨树浦码头的据点挨了炸弹，一批日军官兵在空袭中毙命。同日，中国战斗机还在杭州上空击落日机3架，首创歼敌记录。这是远东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空战。陈纳德在中国空军指挥部里参与指挥了这一天的空中激战。

从8月到12月，陈纳德主要以顾问的方式参加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作为航空委员会的首席外国顾问，他与中国空军将领周至柔、毛邦初、黄光锐、陈庆云等相处很好，几乎参与了当时中国空军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当然，陈纳德并无任何指挥权，他仅仅是对每个作战计划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通常只要是陈纳德赞同的作战计划，总能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在上海和南京的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日本空军也是“轰炸机至上论”的信奉者，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中国空军运用战斗机拦截战术，使他们连连受挫，也使他们改而在进行每次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上海、南京的空战证实了陈纳德在《驱逐机在防御中的作用》一书所阐述的战术。这一成功也使陈纳德对自己的空战理论更为坚信、执著。

9月，中国空军因作战飞机急剧减少，停止了白天在上海上空的活动。陈纳德又训练中国飞行员进行夜间俯冲轰炸。在夜航设备缺乏和训练不多的情况下，中国空军频频夜袭上海之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9月18日的夜战，中国空军以24架飞机飞临上海，给上海日军以重大杀伤。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通宵不安，而上海市民则为之欢欣鼓舞。陈纳德对这些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取得的战果十分自豪，认为“这是世界首创的夜间俯冲轰炸呢”！

陈纳德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另一项试验性的工作是建立空袭警报网。他和一个澳大利亚籍的电讯工程师一起，以电话、电报为通讯手段，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建立了空袭警报联络网。在这个区域中，任何一处的观察哨发现日机飞临，都迅速向中国空军指挥部报告。指挥部根据观察哨的位置可以尽早知道来犯日机的数量和飞行方向，及时作出部署。这种警报网极有效力，它为中国空军的作战和防空提供了便利，也减轻了日机轰炸给人民带来的损失。

此时，陈纳德有了自己的专用飞机。这是宋美龄花了5万多美金为他买的P-36鹰特式飞机。陈纳德驾驶着这架飞机不仅观察中日空军的空战，还多次侦察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本军舰以及沿岸日军的活动情况。这架引人注目的飞机成为日本空军追逐的目标，曾多次遭到日本空军射击。以陈纳德争强好胜的秉性，他决不会一飞了之，而是要以牙还牙，教训这些狂妄的日本飞行员。有几本关于陈纳德的书写道：陈纳德曾亲自驾驶战斗机，在蓝天上与日本飞机交战，取得了辉煌成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几个飞行员之一。科尼利厄斯和肖特在《顶好》一书中甚至精确统计出陈纳德一共击落37架日机，而陈香梅则认为是40架，但陈纳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对此不置一词。由于陈纳德的中国空军顾问身份在当时是保密的，而且如果擅自参加对外国的战斗，在美国将会受到惩罚，因而在已知的中文报刊或档案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足以证实上述记载的材料。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5)

不管陈纳德是否与日本空军进行过正面交锋，他在中国的活动确实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华盛顿当局交涉，要求陈纳德和其他美国飞行员立即离开中国。当时，孤立主义情绪正弥漫全美国，美国政府对于远东的这场战争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它要求美国公民避免卷入战争的旋涡。宋美龄对此十分不满，她告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希望美国“不要在中国为生存而斗争时设置障碍”。詹森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于9月10日致电美国国务院，表示除非接到美国政府的特别指示，否则他不愿干涉受中国政府雇用的美国人帮助中国的活动。五天后，美国国务院复电詹森，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赞成在华美国人与中国政府合作，从事任何有军事性质的工作，违者将自负后果。

对中国友好的詹森大使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指令。为了避免麻烦，他在公开场合对陈纳德视如陌生人。当有人问起陈纳德时，他通常回答：“他是俄国人。”而苏联驻华大使则予以否认。这样，陈纳德成了一个“国籍不明”的人。他与蒋介石夫妇结成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有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召见陈纳德，两人的交谈超过了预定时间，而接下来要与蒋介石会面的詹森大使已在客厅等候。为了防止尴尬场面的出现，陈纳德只得从边门离开蒋介石的官邸，而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则心领神会，对詹森只字不提陈纳德。

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一些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的美国人离开了中国，但陈纳德毫不动摇。他请居间的朋友转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在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后，他也乐意离开中国。陈纳德的态度使美国官方大为恼怒，他们威胁说将派遣一个美国司法官来强制遣返陈纳德。为此，依靠许多友好的美国官员的帮助和中国官方采取了明智的外交手段，陈纳德便从正式场合中销声匿迹了。

12月初，日本军队逼近南京。11日深夜，陈纳德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驾机飞离这座长江边上的古城。两天后，南京陷落，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

武汉空战

在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武汉是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是日本空军轰炸的重点目标。陈纳德的目光也转向了武汉的上空。

这时，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已经来到了中国，并成为对日空战的主力。陈纳德以中国空军顾问的身份，和苏军指挥官以及中国空军将领常常在一起讨论制订作战计划，他们友好相处，从未发生过纠纷。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陈纳德撰写回忆录时，苏美之间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他本人也以所谓的“反共斗士”自居，但他仍然比较客观地赞扬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上空做出的贡献，并高度评价了苏联飞行员。他写道：

苏联的飞行员们，一般的是有韧性而富有活力，他们能经得起接连24小时的防守或战斗，甚至通宵狂饮而不眠，我实在还没有见过与这类似的民族呢!他们都比美国的飞行员年纪大而较成熟，对战事似乎永不疲倦。

在由陈纳德参与策划、指挥的武汉空战中，以“四二九空战”最为著名，陈纳德称之为“我平生见过最精彩的空战”。4月29日，是日本庆祝天皇裕仁生日的“天长节”。中国空军司令部和美、苏空军顾问预料，日本空军会以大规模空袭中国的临时首都来向天皇献礼。周至柔、毛邦初、苏联空军志愿队指挥官和陈纳德等人为此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将计就计，用空城计诱惑日本空军来犯，狠狠打击他们的凶焰。

4月28日，武汉所有的军用飞机都轰鸣着飞离城市，向南昌方向而去，故意摆出了整个城市空无一机的假象。中国空军司令部知道，武汉多如牛毛的日本奸细会立即向日本空军报告这一情况。但就在当天，这些飞机又悄然飞返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集结主力，迎候来犯的敌机落入罗网。

29日，武汉上空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下午2点，警报声突然响起，39架日本飞机正向武汉扑来。中苏空军从容升空迎敌，先由20名中国飞行员驾驶苏制飞机在汉口上空与日机周旋，消耗他们的汽油。另有40架苏联空军志愿队驾驶的飞机则等候在汉口以东30公里处，等日机汽油用完从汉口返回时，突然将他们拦住猛烈厮杀。经过30分钟激战，中苏空军击落日机36架，只有3架轰炸机逃回日军基地。这是日本空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中国机队损失9架飞机，苏联机队损失2架飞机。但是当天晚上，日本无线电台却宣传在汉口上空击落中国飞机52架，作为对日本天皇的献礼。陈纳德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开怀大笑。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6)

陈纳德在与苏联军官的合作中，有时也会感到他们过分注重于纪律，甚至为了面子而不顾性命，他认为这是他们的弱点。每当日机来袭，他们常常全体出动，攻势异常迅猛，但一旦领队的飞机受挫，其余飞机就不能灵活地人自为战，这就给日机制造了轰炸扫荡苏联机群的机会。有一次，陈纳德与周至柔以及苏联空军将领阿沙诺夫在南昌机场开会。由于三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会议进行很慢。正在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当陈纳德看见敌机已入境的信号时，立即向他的同行提议离开机场去防空洞躲避一下。但是，阿沙诺夫认为他不能先于周至柔离开，否则有失面子，而周至柔也以同样的理由回答陈纳德。陈纳德与他们不同，他认为性命比面子更重要。于是，他不顾两人的僵持，率先奔向防空洞，他们这才跟着离开指挥所。而一颗炸弹就在指挥所不远处爆炸。如果怕丢面子，就有可能丢了性命。在对待这类事情时，陈纳德常常表现出这种不重名声，注重实效的态度。

武汉上空的战斗消耗着中国空军的战斗力，除了苏联空军志愿队拥有的空中力量外，中国自身拥有的飞机和飞行员均已所剩无几，国民政府产生了雇佣外国飞行员的想法。陈纳德最初对此不表赞同，他认为这将阻碍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但是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空军难以在短时期内恢复元气。恰在这时，美国商人比尔&#8226;波利卖给中国一批维特型轰炸机。陈纳德建议用这些轰炸机袭击日军的运输线，甚至东海上的日本船只。然而，他只能从中国现存的飞行员中挑选出6个能胜任该项工作的人。国民政府决定雇佣外籍飞行员。这样，由4个法国人、2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1个德国人以及6个中国人组成的“国际中队”便在武汉应运而生了。

“国际中队”成立后并非一帆风顺。中国飞行员反对陈纳德提出的由外国飞行员任正驾驶的意见，这几乎使得“国际中队”无法执行作战任务。但是使陈纳德感到麻烦的还是那9个外籍飞行员。他们住在五方杂居的汉口“垃圾街”，只要没有战斗任务，就在酒店、妓院里消磨时光，信口胡诌他们知道的甚至不知道的中国空军情况。这些场所正是各种日本奸细经常光顾的地方。

“国际中队”曾对华北的铁路枢纽进行过几次成功的袭击，但是那些沉湎酒色的外籍飞行员最终葬送了这个中队。在陈纳德建议下，中国空军曾计划对济南附近的日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这次空袭预定在清晨进行。那些外籍飞行员为了避免半夜赶到机场作飞行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而影响夜间的寻欢作乐，在前一天的下午就给轰炸机装满了汽油和炸弹。但就在夕阳的余晖尚未完全消失时，日本轰炸机队飞临机场，炸弹落在停机坪上，维特型轰炸机在熊熊烈火和隆隆爆炸声中荡然无存。“国际中队”随之结束。

陈纳德在中国参战一年，成功地运用了他的战斗机战术和空战理论，使他在空中建功立业的愿望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是，他身在中国，心中却挂念着他自己祖国的航空事业，他希望他在中国取得的成绩能为他重返美国陆军航空队铺平道路。为此，他向美国军方正式提出了复职申请，但军方却以经费紧缺，退伍军官无法恢复现役加以拒绝，这使他十分沮丧，也使他更加铁了心地为中国空军服务。

1938年10月，在武汉失陷前夕，陈纳德按照宋美龄的要求，离开前线，前往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主持飞行员训练工作，为重建中国空军而努力。宋美龄认为，陈纳德在那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昆明便成为陈纳德在中国住得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他把它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向日本空中强盗开火(7)

昆明航校

昆明是一座风光明媚的高原城市，三面环山，南面就是被誉为高原明珠的五百里滇池。抗日战争中后期，这里是美国军人出进中国的大门，也是后来陈纳德率领的美国空军的大本营。但是1938年秋季，陈纳德刚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职时，这里还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边城，甚至连国民政府的势力尚难进入这里。只有当每年夏季狭轨的滇越铁路载着法国人到这有“春城”之称的地方避暑时，才使人感到这并不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世外桃源”。

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原设杭州笕桥，抗战后迁往昆明，设在城东南的巫家坝机场附近，紧挨着滇池，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机场恰当昆明城与滇池之间，隔着湖有一赭红色的悬崖，成为飞机场的自然标志。陈纳德担任学校的总教官，校长是美国人称为“王老虎”的王叔铭，和陈纳德一起帮助训练中国空军的还有十几个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退役军官，其中包括他的老搭档比利&#8226;麦克唐纳。陈纳德称这些伙伴是“强壮的小伙子，优秀的飞行员，爱说怪话的牢骚者，餐桌边的饱食者”。

早在抗战初期，陈纳德就奉命在南昌、南京等地训练中国飞行员，为他们讲授战术课程，指导他们的飞行训练。当时的飞行员中有不少是达官贵人的子弟，“只贪图享受家庭的安乐，而无兴趣于飞行”，他们在训练中“毫无热忱的懒洋洋的”态度，使陈纳德大为恼火。其中也有一些人深得陈纳德赞赏，特别是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4中队中队长刘粹刚更使他赞不绝口。这位空中英雄将陈纳德讲授的战术用于实践，头两天出征就取得了击落日机3架的战绩，陈纳德不无夸耀地称刘是他的“得意门生”。

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则从一开始就给陈纳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他们目睹日本空中强盗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有着飞上蓝天严惩侵略者的强烈愿望，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接受能力较强，能很快适应陈纳德实行严格的美国式的飞行训练。陈纳德从这些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了组建一支新型的中国空军的希望。

但是，昆明航校的训练工作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训练中损坏的飞机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航空汽油也严重短缺。以海南岛为基地的日本空军还经常飞临昆明，轰炸巫家坝机场和空军学校。中国空军没有力量与日本飞机在昆明上空较量，陈纳德只得利用清晨和黄昏日军不来空袭的时候训练他的学生。为了使这些学生能得到更好的训练条件，成为优秀的空军人才，陈纳德力主将他们中的一部分送往美国学习。这一建议得到中国最高当局的批准。当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参加作战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

在昆明任教官期间，陈纳德与国民政府高层领导，尤其是宋美龄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官场的拖拉作风和相互推诿一度使陈纳德丧失了再在昆明任教的信心，他一气之下向宋美龄递交了辞呈。对此，宋美龄坚决加以拒绝。为了留住陈纳德，她就利用自己的权势尽力为他排忧解难。陈纳德发现这是解决他面临的各种难题的有效办法。于是，向宋美龄递交辞呈成了他的家常便饭，甚至频繁到了每星期递交一次。宋美龄也习惯了这种陈纳德式的求援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相互理解了对方，彼此建立了信任和默契。陈纳德需要依靠宋美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宋美龄更需要依靠陈纳德的帮助，来建设并控制中国的空军。当时中国空军中有两大派系，掌握空军作战指挥权的前敌总指挥毛邦初是留学苏联的飞行科班出身的空军将领，而负责全国空军事务的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则原先是一个陆军将领。两派互相倾轧，明争暗斗。对于不谙航空事务的宋美龄来说，要驾驭这两派，虽有蒋介石为靠山，但有时也非常需要陈纳德这样的外国顾问，起某种平衡作用。

在昆明期间，陈纳德还曾与时任美国驻华武官、后来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史迪威上校见过面。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来到昆明，在他下榻的湖滨饭店招待了陈纳德。晚餐后，两人长谈至深夜，中心议题是中国的空军。陈纳德认为，他培训的那些中国飞行员都是十分优秀的空军人才，“若给以同样配备，我认为他们必远超日本空军之上”；史迪威根据他观察的抗战前线情况，也得出结论说：“中国士兵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两人热烈讨论了“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饭，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将会对战局发生什么影响，看法十分相似。但他们中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两人会在中国问题上发生那么大的意见分歧，成为针锋相对的冤家对头。

1939年圣诞节，陈纳德回到阔别了两年半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度假，与家人团聚。休假期间，他走访了他以前在军队中的同事和上司，陆军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曾要他向官兵们介绍中日空战的情况，但是，陈纳德发现这些官兵对远东的战争丝毫不感兴趣。他也曾走访陆军部情报部门，他回美国前曾试飞过中国缴获的日本空军最新式的P-97式飞机，拍了照片，详细记下了各种数据，他将这些资料交给他们。数月后，他收到美国陆军部来信，感谢他的工作，但又称：“我们从航空专家那儿获悉，建造一架具有来函所示的特殊性能的飞机尚不可能。”陈纳德还为重返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再次作了努力。美国军方接到他的申请后，同意安排他到一所炮兵学校担任空军教官，而不是如他所希望的重返美国空军战斗部队，陈纳德没有接受这一安排。

1940年初，陈纳德重返中国。他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说，中国的天空似乎要比美国的天空广阔得多，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驾驶着飞机在蓝天上翱翔，也可以让中国空军按照自己的战术设想去进行空战，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陈纳德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中国，一个更大的机会正在等待着他。

赴美使者(1)

志愿航空队之梦

1940年是日本空军在中国上空最为猖獗的一年。5月15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有关中国方面航空作战的陆海军协定》，强调今后对中国的空中进攻以政略轰炸和战略轰炸为主，即所谓的“政治轰炸”。日军以少量轰炸机轮番出动，轰炸中国的重要城市，并延长每次空袭的时间，达到摧毀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目的。中国空军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由于欧洲战局紧张，苏联西线防御吃紧，苏联航空志愿大队撤离回国，这使中国空军实力急剧下降。8月，中国空军可升空飞行的飞机总和是61架，而同时日本却在中国上空保持800多架飞机，双方的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日本空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他们对重庆、成都等抗日大后方的空袭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5月20日至6月16日的不满1月的时间内，日本空军轰炸重庆12次，炸毀民房近千栋。更令人吃惊的是，10月4日日本零式飞机空袭成都时，居然有4架飞机在太平寺机场降落，日本飞行员走下飞机，耀武扬威，旁若无人。

陈纳德回到中国后，除继续担任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教官外，也经常驾机飞往西南各地，观察日军空袭轰炸的情况，寻找对付日本空军的有效战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拍摄下日机编队的照片，在笔记本上记下对他们战术的评论，陈纳德承认：“看着日军肆无忌惮地空袭不免火从心起，却也无可奈何。”战后，国民政府编印的《中国空军》一书也指出：“这是抗战中空军作战最黑暗的时期。”

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给国民政府造成巨大压力，加强中国空军力量成为亟待解决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没有完备的航空工业，只能求助外援。当时的西方大国中，德、意已和日本结盟，早已停止了对中国的军火援助；英、法已与纳粹德国在欧洲交战，也无暇顾及远东；苏联则因欧洲防务吃紧刚刚撤走了空军志愿部队，于是，国民政府把目光转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这是中国惟一可能获得援助的大国了。6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指示他与美国政府接洽，争取在空军方面获得“特别接济”，并认为美国若提供这一援助，“必收宏效”。这是国民政府为争取美国空中援助而采取的第一个正式行动。7月10日，蒋介石也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转告罗斯福：“每次我军之所以不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在我空军数量对日不及百一之故也。务望其对于飞机能特别助我也。”

外交家们的磋商进展得十分缓慢，而日军在远东的侵略却步步升级。6月25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后，日本军队开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海港。9月22日，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公开暴露了南进的意向，威胁美、英在远东的利益。几天后，日、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太平洋局势更趋紧张，这使得美国对华提供军火援助的可能大大增加。10月4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要他向美国紧急求援：

敌驱逐机近日由宜昌可直飞蓉、渝二地，掩护其轰炸机，随意所至，肆无忌惮，以俄式驱逐机升高速度至6000公尺，须15分钟以上，而敌机只要6分钟就可升至6000米以上，故对之望尘莫及，只有让其猖獗。……以后俄国即使供给我飞机，亦必不能以其新式机交我也。我若无新式美驱逐机与敌机一打击，则军心民心实难持久，故此时以美国新式飞机为惟一急务。

18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正式要求美国向中国提供空中援助。蒋介石直率指出：中国的“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积极援助不可”，而尤以飞机和经济援助最为紧迫，要求每年获得500—1000架飞机，并需于二三月内急运500架来华，“以济眉急”。蒋介石还特别提到，由于中国缺少合格的飞行员，“美国空军飞航人员能来华援助更佳”。为了促使美国政府慷慨相助，蒋介石指出：中国在浙江省有机场多处，可直接轰炸台湾的日本军港，打击日本海军，因而一旦“美、日发生战事”，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之一部分“已足以消灭日本海军，而永奠远东安定之基础矣”。蒋介石和詹森的这次谈话，在战时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之前，中国一直推行对英、美等西方大国齐头并进求援的多元外交，然而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的抗战有赖于美国。开始了对美重点外交，并由此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援华方案。可以说，整个40年代的中美特殊关系正是由此发轫的。

赴美使者(2)

空中援助是蒋介石提出的援华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他希望依靠美国飞机和飞行员应付中国面临的空中危机，稳定局势，继续抗击日本侵略；也想通过这个计划使美国对华援助前进一大步，越出经济范围。当然，蒋介石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是一个十分看重武力的人，想依靠美国的空中援助加强其在国内的地位。在与詹森的谈话中，他毫不掩饰地说：有了美国援助的飞机，“共产党气势可压倒，国内不致生大变”。蒋介石对这个空中计划可说是费尽心机，满怀希望。于是，深受国民政府高层领导信任的陈纳德便将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不再仅仅当一个躲在幕后的外国顾问和教官了。

与詹森谈话后，蒋介石立即电召陈纳德飞赴重庆。当陈纳德走进蒋介石的官邸时，发觉蒋介石心事重重。蒋介石把请求美国空中援助的计划告诉陈纳德。年初，陈纳德在国内亲眼看到美国人对远东发生的战争漠不关心，也知道美国制造的大批飞机正源源运往英国，认为蒋介石向美国求助飞机、特别是飞行员的计划只是一个梦，前景不容乐观。但蒋介石已别无选择，他必须实现这一计划!而陈纳德正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合适的人选。在美国的宋子文也频频电催陈纳德赴美，认为只有他才能向美国人说明中国人能最有效地使用美援飞机，解除他们的种种疑忌。蒋介石态度坚决地告诉陈纳德：“你必须立即去美国，设法照你的意见去实现这个方案，尽最大力量去买飞机及雇佣美国驾驶员。”

两天后，陈纳德与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毛邦初离开重庆。他们在香港搭上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越过太平洋飞向华盛顿。陈纳德将再次返回自己的祖国，但他的身份已是蒋介石的赴美使者。

奔走游说

1940年的秋季，孤立主义情绪依然笼罩着美国的舆论界。陈纳德深感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美国决策者兜售建立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计划，确实十分困难。尽管美国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40年下半年，美国公众中反对卷入战争的人数在减少，赞同帮助英国的人数在增加，但对于远东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7月，美国《幸福》杂志就日美关系向1.5万名美国企业界人士作调查，结果主张对日绥靖的占41.1%，主张听其自然的占33%，主张对日强硬的只占11.1％。对于美国人来说，远东实在太远了。他们刚从大萧条的经济低谷中走出，自己国内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10月底，陈纳德和毛邦初飞抵华盛顿。一下飞机，他们就向宋子文报到。宋子文是在同年6月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到达美国的，他在华盛顿创办了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专门办理美国援华事务。这家公司聘请了许多美国人，有的还是政界、财界要人。陈纳德这次在美国逗留的半年多时间里，也是这家公司的雇员。

当晚，宋子文设宴为陈纳德、毛邦初接风，出席作陪的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社的莫勒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阿尔索普。后者是罗斯福的表亲。当这两位消息灵通的记者听到陈纳德的建立志愿航空队计划时，都大吃一惊，一致认为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罗斯福总统批准这个计划，他就会被赶下台去。但是，阿尔索普始料未及的是，几个月后他本人也成为陈纳德率领的援华志愿航空队的一员。

宋子文为陈纳德在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让他拟订请求美国空中援助、特别是筹建志愿航空队的具体方案。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机密的事情，一旦泄漏就有可能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人声嘈杂的公司驻地显然不是理想之地。于是，宋子文、陈纳德等经常来到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的家里，商议实施这个计划的种种机密事务。正在华盛顿的杨格也就成了这个计划的出谋划策者。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直接支持与策划下，陈纳德开始以他那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四处奔走游说。他曾多次回到陆军航空队，向他的旧友宣传他的宏大计划，并了解美国空军的发展状况，但更多的是设法向美国政界、军界的头面人物游说，争取他们支持这个计划。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沙勒所指出的：陈纳德在促成美国对华提供空中援助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陈纳德非常善于从众多的反对者中寻觅自己的知音。他经人介绍去见了海军部长诺克斯，向他介绍了购买美国飞机和建立志愿航空队的打算，指出这一计划对于美国国防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引起了诺克斯的极大兴趣。这位海军部长不但让陈纳德向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和舰队司令报告了这个计划，还亲自与曾率领美国军舰巡航长江的海军军官雷顿以及向中国出售飞机的美国商人波利一起作了仔细研究。雷顿根据他在中国的经验，十分赞赏对华提供空中援助的主张，认为这对阻止日本的侵略至关重要，但又强调如果没有美国飞行人员的援助，这个计划便毫无意义。陈纳德的成功游说和雷顿颇具远见的看法使诺克斯成为罗斯福内阁成员中对于陈纳德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赴美使者(3)

像在空中寻找战斗目标一样，陈纳德以其锐利的政治目光寻找在对华决策上最具影响力的游说对象。他通过各种门路找到了罗斯福总统两个最亲近的顾问——哈里&#8226;霍普金斯和托马斯&#8226;科科兰。霍普金斯早在罗斯福总统任纽约州州长时，即出任该州临时紧急救济署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总统特别助理、租借管理局长等要职，曾多次以特使身份赴英、苏等国处理重大外交事务，有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部”之称。科科兰在罗斯福的头两届任期中，是白宫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新政”的许多立法都出自于他的主意。虽然由于他在国会中树敌太多，在罗斯福的后两届任期内已由霍普金斯接替了他在白宫中的位置，但此时他仍然是罗斯福最信赖的顾问之一。

托马斯&#8226;科科兰记下了陈纳德向他进行游说的情形：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会见了陈纳德。开头半小时，我怀疑他是否发疯了。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在上面标着日本侵略的范围，蓝色标志是他所说的“可利用的”中国机场，这些机场中有许多位于日本占领的西端和中国的东海岸之间。陈纳德的作战计划是，设法得到战斗机和美国飞行员去击落日本轰炸机；得到轰炸机是为了从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国机场起飞，去骚扰日本的海上航运。在所有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使用这些日本占领区内的机场的打算，似乎像使用日本占领区以外的机场一样方便。

陈纳德毫无顾虑地谈论着，在没有可供使用的供给线或通讯线的条件下，如何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对一个初尝后勤工作滋味的门外汉来说，这种行动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当时考虑到能使用缅甸公路。

如果他谈了10分钟就离开，我会写信告诉別人：他是一个狂妄之徒，但是谈了1小时后，他解释道，他所说的前进机场已经存在，这是在他指导下，由中国劳工在过去几年中建造的，它们有先进的警报网，得到当地人民难以置信的忠诚的守卫。他谈到日本的占领是如何的松散，糟透的公路使日本人陷入泥潭；他谈到中国人向机场运送物资要比日本人封锁机场容易得多；谈到空军怎样能在短期内自己运送物资；谈到警报网如何的有效；谈到整个计划怎样利用了把人民的绝对忠诚和空军的机动性结合的优势。

陈纳德是一个天生的教师——他在1小时中解释详尽，足以使我相信，我正面临着某种有独创性的事物，不管这是一项天才的设想，还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怪念头。这一事物是如此独特，因此从政治上看，它要么遭到彻底失败，而我们从中总能够为自己做出辩解，要么获得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

科科兰被陈纳德说服了，他几乎重写了他给总统的报告，称赞陈纳德是他“遇到过的最独特的官员”，建议罗斯福“应该亲自见见他”。罗斯福虽未马上接见陈纳德，但表示“别让他走!”“让他去说服那些不愿同他讲话的人们吧!”取得科科兰的支持，是实施陈纳德计划的最关键的一步。最终走向胜利的道路由此开通，他本能地使自己听命于科科兰精明的指挥。经由科科兰指点和帮助，陈纳德开始进入美国决策者的视野之中。

陈纳德游说的另一重要对象是财政部长摩根索。摩根索一直是美国政府中主张对华提供援助的倡导者。在他主持下，曾先后对华提供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滇锡借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支持了处在危急关头的中国抗战事业。早在1939年，他就有过以美国志愿空军援助中国的想法。11月30日，陈纳德通过宋子文向摩根索提交了一份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的计划书。陈纳德提出：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得到500架飞机和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就不仅能消灭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而且能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因为从浙江的机场飞到东京只有650英里，具有一支这样规模的空军完全能够独立地完成这一任务。陈纳德在这个计划书提出的构想与蒋介石与詹森谈话中强调的重点稍有不同，蒋介石提出以空军攻击日本海军及其航运，陈纳德则更注重对于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此后，这不但成为陈纳德拟定空中战略时的追求目标，也成为美国政府考虑远东战略部署、制定援华方案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摩根索被陈纳德的计划书深深吸引住了。他决定抓住机会拟定一个军事援华方案。陈纳德向着成功又迈进了一步。现在该由罗斯福总统作出最后决定了。

赴美使者(4)

一锤定音

12月初，刚刚在竞选中获胜连任总统的罗斯福在获悉陈纳德计划后，也大感兴趣。他认为这个计划对于日趋险恶的远东局势来说是“好极了!”当时，由于日本入侵越南，南进野心毕露，以及日、德、意同盟协定的签署，美、日关系相当紧张，太平洋上已孕育着战争的危机。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了迎战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建立两大洋海军、国会通过平时兵役法案、扩大对日禁运范围、下令远东各地美侨准备撤退、加强菲律宾防务、与英国成立太平洋协定等，并于次年1月实施军火租借法案，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力图尽量拖延与日本开战的时间，为此开始加强对华援助，希望中国能更有力地拖住日本，以为美国赢得宝贵的时间。10月，美国鼓励并催促英国重新开放滇缅路。11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公开声明不承认日本扶植的汪精卫傀儡政府。12月1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对华提供1亿美元借款。陈纳德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顺应了美国的远东战略需要。——实施这一计划既可给中国提供迫切需要的空中援助，增强其抵抗能力，遏制日本猖狂的侵略势头，又可避免美国直接出面，激化对日矛盾，并导致日美开战的提前发生。

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命令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会同协商，拟定具体的军事援华方案。对此命令最积极、最迅速作出反应的是财政部长摩根索。两天后，他就与宋子文举行会谈，陈纳德和毛邦初也参加了。摩根索急切希望次年第一季度就能使东京遭受轰炸，为此在尚未获得罗斯福最后同意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地答应可供给中国12架最新式的轰炸机——飞行堡垒，每架配备一个飞行员和轰炸手，但必须由中国政府通过非官方渠道以高薪聘请。摩根索的承诺使宋子文、陈纳德等兴奋不已。在会谈中，陈纳德提醒摩根索，中国没有维修飞行堡垒的技术人员，每架飞机还必须加派机械师。同时，由于中国空军的飞机已几乎全部丧失，战斗机的补充也十分紧迫，否则，就无法抑制日本空军在中国上空的猖獗活动，也无法为轰炸机护航。摩根索表示将尽力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两个月的积极活动，不仅从美国政府方面已可见成功的希望之光，而且陈纳德对由美国提供飞机和飞行员援助中国抗战的方案有了更全面的考虑和具体的设想。1941年1月2日，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组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详尽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打算在中国建立一支拥有350架战斗机和150架轰炸机的“小型”空军。这支空军一开始至少需要250个美国人。陈纳德特别强调了美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空战中受到严重损耗，非常缺乏经验丰富而又能熟练驾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美国人，任何形式的对华空援计划都将无法获得成功。陈纳德确信，这支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空军部队可以切断日军在中国的供应线，打击其地面部队，并且能逐渐对台湾、海南、广州的日军机场、港口以至日本本土进行轰炸。这些轰炸一旦成功，就可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陈纳德在这份计划中提出了他关于远东对日空战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逐步演变为他那著名的“空中战略”。

在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协同会商时，中国的空中求援计划和摩根索的提议遭到了陆军部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要建立一支轰炸机部队，必须有战斗机护航和防空力量掩护，目前美国无法同时提供这些援助，而且要将各种物资运送到能轰炸日本的前沿机场，也是困难重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内阁会议上说：如果给中国轰炸机，它们马上会被消灭，而这些轰炸机给英国，就会在欧洲战场发挥重大作用。陆军部的战略是：通过对华提供空中援助，牵制日本军队，使其不能从中国战场脱身，而不是对日本城市进行战略轰炸。他们赞同军事援华，但同时又认为只要给中国战斗机就足够了。罗斯福总统批准了陆军部的提案。

美国政府的决定与中国政府以及陈纳德追求的目标尚有相当距离。陈纳德提出并得到摩根索赞同的计划的重点是对日本本土实行战略轰炸，这一计划如能得到实现，必将对整个远东的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并危及已日趋紧张的美日关系，甚至珍珠港事变也完全有可能提前发生。美国的决策者们显然不愿意冒这个险。然而，用战斗机代替轰炸机后，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战斗机不可能对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美国政府为此而承受的风险就小得多。宋子文、陈纳德等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依然感到振奋，因为中国终于可以从美国得到飞机援助了，这对于中国的抗战是一个有力的鼓舞，而陈纳德也有可能组建归他直接指挥的空军部队了。

赴美使者(5)

美国陆军部同意将原拟交给英国而尚未启运的100架P-40型战斗机先给中国，当然，这必须得到英国方面的同意。陈纳德设法通过他的老朋友寇蒂斯—赖特飞机公司的副总经理赖特与英方接洽，摩根索也积极与英方商谈，最终做成一笔交易，英方以能得到更新型的战斧式飞机为条件，同意让出100架P-40型战斗机。中国终于得到了第一批由美国提供的战斗机。

1941年2月，经过一番周折，一艘挪威船满载着这些飞机，缓缓驶离纽约港，前往中国。陈纳德将使用这批飞机，在中国上空创造一个轰轰烈烈的新局面。

招募在悄悄进行

美国的战斗机已经到手，但美国飞行员却还不见踪影。对于陈纳德来说，这是一个比获得飞机更为棘手的问题。

当时，美国国会虽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征兵法》，开始在和平时期第一次征兵，以对付日益迫近的法西斯战争威胁，但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依然有相当市场，征兵问题是罗斯福第3次连任总统后面临的最为敏感和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美国著名作家曼彻斯特形容罗斯福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真是如履薄冰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美国招募军人，尤其是要招募经过多年训练的飞行员前往中国参加对日作战，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美国政府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官员对由此可能引起的国内舆论和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应疑虑重重。

陈纳德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招募飞行员的责任。他以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在美国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部队中物色“雇佣人员”。这是一家由中国政府和美国商人联合经营的装配、修理飞机的公司。陈纳德的招募工作是以“民间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但美国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们都知道陈纳德招募飞行员要干什么。因此，他在各个机场的招募活动都得到同样的回答：没有飞行员，也没有机械师。4月，陈纳德和总统助理柯里，同去拜访陆军航空队司令官阿诺德，试图说服阿诺德能高抬贵手，帮一下忙。然而，阿诺德的答复非常直截了当：他不能同意借用任何人员，因为这将影响美国空军自身的发展。海军航空署长陶威斯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陈纳德的请求。招募飞行员的工作陷入了困境，如果没有美国飞行员，志愿航空队就无法组建，美国提供的战斗机也就无法在中国上空发挥作用。这个问題最终得到了罗斯福的直接干预。4月15日，他签署了一道不公开的行政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从陆军航空队、海军及海军陆战队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去中国。

罗斯福的行政命令使得在各机场四处奔波的陈纳德兴高采烈。他雇了几个美国人组成招募小组，奉着罗斯福的“尚方宝剑”，出入于各航空部队驻地，寻找志愿人员。尽管各机场的指挥官对陈纳德的招募小组不表欢迎，但他们再也无法将陈纳德拒之门外了。

中国太需要飞行员了！因此，以十分诱人的条件来吸引美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陈纳德的招募小组每到一个机场就广为宣传，凡与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为期1年的合同，地勤人员每月工资可在250美元以上，飞行员每月工资在500—750美元之间，而当时美国飞行员的月薪不过200美元左右。尽管每个志愿人员在签订的合同上都注明系从事制造、修理、使用飞机的工作，但陈纳德明确诉告他们，应聘者将与日本人作战，并说明中国政府已同意每击毁一架日本飞机另给500美元奖金。中国政府出高薪聘用飞行人员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在各机场蔓延开来。远东的高薪和充满冒险精神的召唤，吸引了不少美国飞行员。他们开始投入陈纳德的麾下，为中国政府作战。

飞行员艾尔伯特&#8226;普劳勃斯特当时是陆军航空队少尉。后来，他回忆了自己加入志愿航空队的经过：

在艾德尔(招募小组成员)步入我办公室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陈纳德和美国志愿航空队。艾德尔与我谈了几个小时，当时我背了一身债，他答应每月给我600美元。我说：“让我们算一算，现在我每月挣210美元，而你要给我600美元。我可到中国免费旅行了。如果我们与谁交战，我不是一流角色，但可以是个二流的干将。我不愿和那些德国人打什么交道。还是让我们去那儿帮助那些中国人吧！”

赴美使者(6)

普劳勃斯特决定和库肯道&#8226;桑德尔一起辞去军职，同赴中国。他们所在的机场指挥官为此大发雷霆，他不愿意让这些技术熟练的战斗机飞行员离开他的部队。但是，这几名飞行员最终还是获准辞职，因为陈纳德有罗斯福的行政命令作为依据。

当然，并非所有的志愿队员都是为了金钱来中国的。报务员杜瑞东则另有一套想法：

在学校读书时，看见报纸上登载世界各地法酉斯强盗的猖獗，非常痛恨，尤其是见到日寇在淞沪一带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以及屠杀南京市民之消息，更愤恨到极点。但当时因为政府对外政策还未决定，所以无法找到来华参加对日作战的工作。待加入美志愿队后，到了中国，会见了我夙日所仰慕的中国人民，心中真有说不出来的愉快和兴奋。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成员们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离开美国的。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后写道：“有的人想赚点钱买个箍子送女朋友，有的想赚了钱买辆汽车送家人，有的想赚了钱就可结婚，有的想借此机会来玩一趟，有的为了对中国有信念而来，有的喜欢到国外冒冒险，有的喜欢参加空战时的热闹场面。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当他们离开和平之地的美国后，将在中国遭遇一场恶战。”

正是这些出于不同的目的，但都富于冒险精神，或希望在冒险中获利的青年人成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第一批成员。他们被告知受聘人员在上船口岸报到之日起，应聘生效，并开始计算薪金；在抵达中国入境登陆之日起，他们得工作一年，直到合同双方之任何一方在30天内通知对方停止工作时为止；受聘者在合同期满后将得到500美元的差旅费，每年有30天假期，如残废或死亡，将发6个月的薪金；受聘者如不服从命令、经常酗酒或吸毒、非因执勤造成的疾病、开小差、泄密，将受到解雇的处分等。他们在办妥辞退军职手续后，立即从招募小组那里得到一张赴旧金山的火车票，他们将在那里集合，然后到中国去。

在招募志愿人员的同时，陈纳德还须为组建志愿航空队所需要的每一项装备准备书面申请书——从弹药、机关枪管、氧气、飞行服、卡车、医药、打字机、护目镜，直至剃须刀片、纸夹等，他都周密考虑，一一开列，交给宋子文，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负责采购。陈纳德明白中国缺少这些东西，而采办足够的物资，是维持志愿航空队对日作战所必需的。

7月上旬，陈纳德在完成了筹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后，抵达旧金山。7月7日，在中日开战4周年纪念日，他在马克&#8226;霍普金斯旅馆与即将首批赴华的志愿队员会面。随后，他前往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拜会他的朋友、总领事陈应荣。6年后，他成为陈纳德的岳父。次日，他和美国著名汉学家、赴华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同机飞往远东。当飞机在蓝天翱翔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经过9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圆了志愿航空队之梦，他将有一支直属他指挥的空军部队。当他看到落日渐渐沉入太平洋时，仿佛感到那带着太阳标记的日本飞机已被他击中坠入大海。这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所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两天后，首批志愿队员包括110名飞行员、150名左右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搭乘荷兰轮船离开旧金山。尽管他们的护照上写着学生、音乐家、银行家以及农民等各种身份，但这艘轮船一驶出港口，日本电台就广播了美国志愿航空队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消息，并扬言将击沉这艘轮船。为此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命令“盐湖城号”和“北安普敦号”两艘巡洋舰进行护航，直至澳洲附近，由荷兰巡航舰接替为止，日本人的企图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陈纳德收到一份来自华盛顿的电报，通知他罗斯福已批准第二批美国志愿队员，其中包括近300名轰炸机飞行员和射手，他们预定在11月份到达中国。这使陈纳德信心倍增，他决心与日本空军在中国上空决一死战!

飞虎扬威(1)

在缅甸丛林中

陈纳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香港后，转乘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重庆。他立即赶往蒋介石官邸，汇报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组建情况。入夏以来，天气晴朗，山城重庆再不能依靠浓雾作为防空的屏障了。7月7日，也就是陈纳德在旧金山与他的首批队员会面的日子，日本空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夏季大轰炸。日本轰炸机出动得比上一年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常常是一批飞机刚走，另一批飞机又来，炸弹像急风暴雨般地向重庆倾泻，有时甚至72小时内无法解除空袭警报，闹得整个重庆不得安宁。对于蒋介石来说，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要使美国志愿航空队能驾机升空痛歼日本侵略者，还有大量的难题摆在陈纳德面前。首先是要使英国人同意美国志愿航空队以缅甸同古的空军基地作为进行战斗训练之地。当时的英国正困于欧洲战争，力求避免与日本人开战，他们虽然愿意尽力帮助美国志愿航空队，却不想因此更多地刺激日本人。早在4月间，他们就告诉宋子文，美国志愿航空队可以在皇家空军基地装配飞机，但不能在该地从事任何战斗训练。7月，陈纳德、毛邦初与英国驻缅甸总督史密斯、英军司令麦克劳德、空军高级军官曼宁等在仰光会晤，力求解决训练问题，但英方特别是曼宁坚持不准在他的战区内进行战斗训练。

7月28日，首批美国志愿航空队员到达仰光，陈纳德在码头上迎接他们。随后，他们坐火车前往同古。这是一个有20万人口的城市，离城6英里处就是开道机场，它有一条4000英尺长的沥青跑道，更重要的是此处尚未遭受过空袭，是美国志愿航空队进行训练的理想之地。然而，由于英方的限制，美国志愿航空队只能从事组装飞机和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直至秋天，英国人才同意美国人进行充分的战斗训练，但仍不允许利用基地作为进攻日本人的跳板。

其次，由谁来管理美国志愿航空队，也是陈纳德认为必须解决的问題。美方规定的条件是：“在华的美志愿战斗队应由一位有经验的美国飞行军官来指挥，后者只向蒋介石负责。主要职位由美国人担任，下层人员由美国人派遣。陈纳德是现有的最合适的人选。”该项条件是蒋介石可以接受的，但必须经由中国最高当局颁发命令。陈纳德回到中国后，与蒋介石、宋美龄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参加者还有毛邦初、周至柔以及中国空军基地的其他军事领导人，得出的一致意见是：

1．美国志愿队应是中国空军的一个独立单位。这是与华盛顿同意放行人员和物资前所规定的条件相符的，即志愿队不应派往执行该队司令不完全赞同的任务。

2．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在一切问题上合作，但在美国志愿队充分活动的地区内，该队司令是最高权威。

3．所有来自美国的物资(航空队的设备和补给)全属志愿队所有。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与国务院间也就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指挥权问题进行种种磋商。由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坚持，美方于7月23日通知宋子文，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有关该队是否能作战之事应由美国政府的代表来加以决定，并表示将通过外交途径谈判上述限制性条款。随后，马歇尔指示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确保取得上述保证。这样，在美国志愿航空队尚未完全活动之前，陈纳德的权力已受到了限制，并成为陈纳德日后与美国军方不断发生分歧和争执的起端。

但是，陈纳德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充分信任。8月1日，蒋介石以中国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签署了批准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命令：

1．美籍志愿军第一大队于本日组织成立。

飞虎扬威(2)

2．仰陈纳德上校将来华参战之美志愿军组成该大队，其因完成该大队之组织而须增派之华籍人员由本会供给之。

3．仰陈纳德上校就该大队指挥官之职，于组织完成后，将详情具报。

这支不久就将名声大振的志愿军就这样在缅甸丛林中悄悄成立了。没有一家中国和美国的通讯社或报纸报道这一消息，这在当时还完全是一个军事秘密。一星期后，陈纳德应召飞赴重庆报告美国志愿航空队组建情况。这次他亲身经历了日本对重庆的狂轰滥炸。8月8日，日本空军出动了106架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当刚刚抵达重庆的陈纳德坐上轮渡，要过江去见蒋介石时，恰逢空袭，成吨的炸弹泻向江面，幸好炸弹没有光顾他乘坐的轮船，而同一天在重庆的江面上，有33艘大小船只被炸毁。第二天，天还没亮，日本空军又开始了空袭，到中午共有三批日本飞机飞临重庆上空。整个上午，重庆都笼罩在硝烟和烈火之中。亲眼目睹日本空军毫无阻拦的肆意轰炸，陈纳德非常愤怒，他决心尽快使志愿航空队升空作战，与日本空中强盗一决雌雄。但是，由于日机连续不断的轰炸，飞机无法起飞，陈纳德于8月22日才飞返缅甸同古。

陈纳德十分清楚他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要想在空中给日本飞机一顿教训，就必须严格地完成战前训练，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本来，陈纳德想雇佣年龄在23—28岁、而且有3年战斗机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事实上却根本无法做到这点。第一批志愿队员中只有十几个人符合这个要求，其他成员则或者从未见过P-40型战斗机，或者从未驾驶过任何战斗机，或者只驾驶过“飞行堡垒”和海军的鱼雷轰炸机，或者刚从飞行学校毕业，只驾驶过商用运输机，而且年龄最大的已经43岁，他们大多数受过的飞行训练与驾驶P-40型战斗机升空作战的要求完全不符。同时，志愿队员们还必须适应缅甸丛林的生活。当陈纳德在重庆亲历日机“空袭”之时，志愿队员们也正在同古经历着另一场“空袭”——缅甸丛林中各种小虫的骚扰。同古简直像昆虫的天国。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虫——大的、小的、色彩斑斓的、面目可憎的，它们叮在志愿队员的脚上，钻进他们的衣领，飞进他们的眼睛、鼻子甚至嘴巴。同古的生活太单调了。对于那些怀着好奇心想到远东来冒险的美国小伙子来说，这一切实在太乏味，并不堪忍受。因此，陈纳德刚从重庆回来，就有5个飞行员要求辞职。

陈纳德决心尽快让志愿航空队的战前训练纳入轨道。他接受了这些飞行员的辞职，然后召集了一次全体人员会议。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瞪着他那些士气低落的部下，提醒大家，按照合同规定，如不履行任务，要罚款和不光荣地被开除；他鼓励大家立即振作起来，进入战前准备；他宣布所有的飞行员立即开始60小时的飞行训练，人人都得参加地面上两门课程的听课(每门72小时)，次日清晨6时就开始进行；他把体育课也列为例行项目，如有不轨要受到处罚，还规定一日三餐必须定时进行，谁迟到要处以罚款等。会场上一片寂静，志愿队员们明白他们遇上了一位精明而严厉的指挥官。整个部队的情绪立即为之大振。

陈纳德自己给飞行员们上战术课。开始时，不少飞行员以为自己已有多年飞行经验，根本用不着陈纳德再教他们什么了，他们完全能够立即与日本人交战。但陈纳德坚持所有飞行员都必须熟练地掌握他制定的空战战术，否则，就不能上天作战。飞行员们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硬性安排，暗地里却嘲笑陈纳德在开道机场开办了飞行“幼儿园”。陈纳德给他的部下系统讲述了他的战斗机作战原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盛行的单机格斗战术不同，他强调战斗机进行编队作战的重要性。他把双机协同作战比作拳击运动员的双拳，长机是右拳，担任攻击任务，僚机是左拳，在长机的侧翼和机尾担任掩护。他反复说明2架飞机编队行动要比3架或4架飞机各自独立作战的战斗力强得多。他认为日本飞行员训练有素，他们花了几百小时来练习严格的编队飞行，演习过在面临各种情况下使用的各种战术，他们很有胆量，但缺少主动性和判断力，他们总是按照预先制订的战术计划投入战斗，而不管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轰炸机在被全部击落前会一直保持队形，他们的战斗机只会接二连三地施用同样的诡计。据此，陈纳德教诲他的部下，必须尽力打破他们的队形，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作战，一旦日本人被迫背离他们预定的计划，就会陷入困境，他们严厉的空中纪律可以被我们用来作为打击他们的有力武器。他根据自己多年在中国与日本飞机交战的经验，告诉部下必须利用自己装备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他认为P-40型战斗机的长处是速度快，火力强，而日本战斗机的长处则是升空高，爬高快，能在弹丸之地转弯，也能凌云直上，因此，P-40型战斗机必须抢在日机之前升空，以高速迅捷的俯冲力，飞过去，开火，然后溜走，再进行第二次升空、俯冲、开火、溜走，决不能留在日本防御火器的射程之内，这样就能在战斗中占有优势，百战百胜。他甚至主张在必要时?以使用坚实的P-40型战斗机去撞击没有装甲的日本轻型飞机。编队战斗、打了就走等战术原则虽然不合传统的战术规范，但却都是陈纳德的经验之谈。经过他循循善诱的教诲，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美国飞行员在内都接受了陈纳德规定的战术原则。

飞虎扬威(3)

在课堂里听完陈纳德的战术课程后，志愿队员们进入了实战前的飞行训练。陈纳德在机场观察哨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他的部下的飞行练习，并作详细记录，然后在他们着陆后，与他们逐个交谈，指出每个人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射击是训练的重点课目。他认为一个飞行员不管在飞行上多么娴熟，但只要不能准确地射击敌人，就一无用处。他日复一日地让他的部下上天，命令只有一个：“俯冲！射击目标！”缅甸丛林中的战前训练是美国志愿航空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后来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志愿队员希尔曾说：

陈纳德的战术课给人印象深刻，它使我们相信：他对付日本人的飞机有点办法。在战术课中，他教我们如何作战。当我们与日本人相遇时，发现他的战术很管用。

陈纳德在训练中对部下十分严格，但在训练之余，与人相处却十分随和。志愿队员们在营房中可以打牌聊天，或者打闹，经常有一些志愿队员在吵闹中被打得鼻青眼肿，也不会受到责备。每逢周末他们还可以到仰光去享受一下大城市的夜生活。陈纳德还废除了一般军队中通行的向上司敬礼的制度。他讨厌这些清规戒律，认为志愿队员们只要能够在训练和空战中服从命令就足够了。这当然与他幼年在大自然中养成的放荡不羁的性格有关。在缅甸丛林艰苦而单调的训练生活中，这种毫无拘束的气氛使志愿队员们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补偿。但陈纳德也为此而背上了恶名，美国军方一些人视陈纳德的部队为没有军纪的“乌合之众”，然而，陈纳德却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做法。

陈纳德在缅甸丛林中遭遇到的另一重要难题是飞机缺乏零配件。中国仅仅从美国买回了100架飞机，但没有买也买不到这些飞机的零配件。P-40型战斗机在当时已经是过时产品，美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已不再生产这类飞机的大量零配件了。飞行训练消耗了各种零配件，使许多飞机只得在停机坪上休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纳德委派他的部下到仰光、昆明、成都、乃至印度的加尔各答或菲律宾的马尼拉去，向英国空军、中国空军以及美国其他空军部队商借此类零配件或代用品。驻防菲律宾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曾支持陈纳德一批他所急需的飞机轮胎，这使陈纳德大喜过望，麦克阿瑟被他称作为“飞虎队战斗力主要支持者之一”。英国空军上将布鲁克&#8226;波范姆、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和他的武装部队司令麦克劳德中将也给予陈纳德同样的帮助。

然而，这些零敲散打的帮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陈纳德面临的窘境。11月中旬，他致电罗斯福总统助理柯里，抱怨糟糕的供给情况。柯里复电说，这一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在这之前，我们无人知道你的装备情况”，他向罗斯福作了汇报。罗斯福命令军方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柯里的积极活动之下，给美国志愿航空队增加装备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安排。下旬，柯里致电陈纳德，保证志愿航空队将得到更多的支持。科科兰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其他美国雇员也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他们竭尽全力搞到一批P-40型战斗机的零配件，并把它们运往远东。一批轰炸机也在美国西海岸整装待运。可是，美国离缅甸实在太远了，远水难解近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志愿航空队能够上天的飞机还是只有43架。

陈纳德将这些飞机以及不满百人的飞行员编组成一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的名称是“亚当和夏娃”，由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罗伯德&#8226;桑德尔指挥；第二中队的名称是“熊猫”，由来自纽约州的约翰&#8226;纽科克指挥；第三中队的名称是“地狱的天使”，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维德&#8226;奧尔逊指挥。他还将所有的飞行员结成对子，由一架战斗机保护另一架战斗机的机尾。为了提高志愿航空队的士气，陈纳德采纳了一些飞行员的建议，在每一架飞机的机身上画上了一张露着尖矛的鲨鱼大嘴，再加上一双邪恶的眼睛，这个怪样子是这些飞行员从一本《印度画报周刊》上看来的，其中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架在北非战斗的P-40型战斗机，它的机身上被画上鲨鱼的嘴和牙齿。如今，一切准备就绪，P-40型战斗机已张开血盆大口，只待陈纳德一声令下，就将置日本飞机于死地。

初试锋芒

1941年12月8日上午11时，陈纳德结束了例行的值班，离开指挥塔向营房走去。此时，报务员手中拿着一份电报向他猛奔过来。他打开电报，一行字猛然跃入眼帘。

日本偷袭珍珠港!

飞虎扬威(4)

珍珠港事件震惊了陈纳德和他的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对夏威夷群岛怀有美好的回忆，他在那里第一次获得军队的指挥权，并度过了他在美国军事生涯中最值得记忆的日子。志愿队员中有一半来自海军航空队，许多人曾在珍珠港服过役，有些人的朋友正在珍珠港。他们立即打开收音机，希望了解详情。他们惊呆了！香港、马尼拉、新加坡……日本人疯了!他们在各地燃起了战火!

在同古，陈纳德立即召集志愿队员们开会。他告诉他们，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比预计的要艰难得多，这也意味着我们再也不必躲在幕后作战了。我们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我们的工作不再仅仅是为中国而战，我们现在也是为美国而战!”陈纳德的讲话不时地被队员们“这些该死的日本人”、“这些猴脸小杂种”的叫骂声打断。陈纳德明白日本军队很快就会进攻缅甸。为了避免志愿队的飞机在地面上就被日本人炸毁，遭受珍珠港美军那样的厄运，他命令部队立即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志愿队的小伙子们斗志高昂，跃跃欲试，渴望着狠揍这些可恶的日本人。

12月10日，泰国向日本投降，大批日本军队包括飞机涌入泰国。泰国已成为日军进攻缅甸的前卫基地。陈纳德派遣一架

P-40型战斗机携带空中摄影机前去侦察。陈纳德没有专门的侦察机，但这种经过改装的P-40型战斗机在侦察方面也很管用，在以后的战斗中，这架飞机成为志愿航空队的“千里眼”。

在泰国上空摄下的照片使陈纳德大吃一惊。曼谷市郊的机场上停满了准备向缅甸发起空袭的日本飞机。陈纳德心里痒痒的，他认为此时如果有12架轰炸机的话，准可在20分钟内使这些日本飞机全部化为灰烬。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原先已分配给志愿航空队的一批轰炸机未及启运，已被美国陆军航空队征用。他多么希望这批轰炸机就停在开道的机场上啊!多年以后，他仍不无遗憾地写道：“这只是战争中因为缺少几架飞机而丧失了一个国家的多次事例之一。”

陈纳德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根据中英双方协议，陈纳德命令“地狱的天使”中队进驻仰光明加拉敦机场，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第67中队的战斗序列，协助英军保卫仰光。由于在战前训练中，陈纳德的空战原则曾遭到英国空军的非议，他坚持保持对这个中队的直接指挥权，以保证志愿队员们能按照他的战术进行空战。陈纳德的指挥部以及其他两个中队奉命移师昆明，将总部设在巫家坝机场旁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破旧房子内。美国志愿航空队受到了云南军政当局的热忱欢迎。省主席龙云让出自己私人公馆给陈纳德居住，又把昆华师范学校的校舍作为志愿航空队的招待所，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王叔铭也将自己司令部的房子拨归志愿航空队使用。重庆政府的战地服务团包下了志愿队员们的膳食和洗衣。早在陈纳德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任教时，已逐步在整个云南建立了空袭警报网，为严惩来犯的日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志愿航空队员们早已憋足了劲，他们甚至盼望着日本空军能够早些来，以便能狠狠教训他们。

12月20日上午9时45分，陈纳德指挥部里的电话铃响了。王叔铭告诉他，中国空袭警报网发现10架日本轰炸机在云南老街附近越过中越边境向昆明飞来。陈纳德立即意识到——他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当日本轰炸机距昆明还有50英里时，他下达了作战命令。他派遣第二中队的一个四机编队去搜索日机，另一个四机编队在昆明上空作防御性巡逻，派遣第一中队的16架飞机飞向昆明偏西方的高空区待命，等待机会投入战斗。

10时50分，所有的飞机都轰鸣着冲上蓝天。陈纳德真希望自己能年轻10岁，也能驾驶战鹰，亲自参加这场战斗，但他毕竟已50开外，只得和助手以及翻译官进入坐落在机场边山坡上的作战掩体内指挥作战。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日本轰炸机毫无顾忌地向昆明扑来，他们根本未曾料到会在空中遇到截击，他们只知道中国空军已无招架之功。第二中队的搜索编队首先发现日机。他们立即编队升高，然后像细腰蜂一样朝着日机编队斜插下去。他们开大油门，首尾相衔，从轰炸机旁一掠而过，机头和机翼的5挺机关枪向着日机群喷射出致命的弹雨。日机大吃一惊，一边仓促还击，一面慌忙地向着荒野扔下炸弹，然后压低机头，不顾一切地向河内方向逃跑。此时，执行巡逻任务的4机编队奉命出击，他们很快追上正在逃跑的日机群，隔得很远就把笨头笨脑的日本轰炸机打得满身窟窿。接着，陈纳德命令第一中队的16架战斗机投入战斗。这是志愿队员们首次参战，急于求战的心情使他们忘却了陈纳德传授的编队战术。他们没有编队，也不知道节省弹药，只要看见前面有日机，就拼命地朝它们倾泻仇恨的子弹。美国志愿航空队首战告捷。中国情报部门事后报告，有6架日机的残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边境的土地上，有4架日机竭尽全力飞越中越边境，但只有1架平安落地。而美国志愿航空队只有1架飞机受了轻伤。

飞虎扬威(5)

这一胜利是陈纳德梦寐以求的。但当飞行员们着陆后，他却不露声色地把他们召集到指挥部，对空战进行了总结，他夸奖他们取得的战绩，也指出他们在战斗中暴露的不足，鼓励他们在下次战斗中干得更出色些。这就是陈纳德，他渴望胜利，但并不满足于胜利。这一胜利也使长期饱受日机狂轰滥炸之苦的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当晚，昆明各界为美国志愿航空队举行庆功大会，中国各大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这次战斗经过，陈纳德一下子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扬威缅甸

美国志愿航空队更加显赫的战果是在仰光上空取得的。12月23日，日本空军出动了48架轰炸机和20架战斗机袭击仰光。当日本轰炸机扔光炸弹返航之时，遇上了志愿航空队第三中队。志愿队员们像饿虎扑食一样冲向日机，英国空军也赶来助战。经过一番激烈的空中厮杀，击落日机12架，规模不及英国空军的志愿航空队击中其中6架，自己损失了3架飞机和2名飞行员。25日，日本空军出动近1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气势汹汹前来报复，企图一举摧毁仰光的空防力量。志愿航空队的12架P-40型战斗机和英国空军的16架战斗机升空迎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空中大搏斗。志愿航空队员根据陈纳德的布置，成功地运用陈纳德教给他们的战术：首先冲散日机的编队，然后编组集中火力攻击日本轰炸机。战斗结束后，第三中队中队长奥尔逊致电坐镇昆明总部的陈纳德报告：整个空战“很像射鸭子一样，我们打下了15架轰炸机和9架战斗机，如果我们全队都在这里的话，会能够使整个日本空军部没有力量出动哩!”在这场空战中，志愿航空队损失2架飞机，但2名飞行员跳伞后安然无恙。英国空军在同一场战斗中击落7架日机，但自己损失9架飞机和6名飞行员。

这天正好是圣诞节。空战结束后，志愿队员们吃着并不太丰盛的圣诞大餐，望着远处还在冒烟的日本飞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了。那24架日机正是他们送给反法西斯各国人民最好的圣诞礼物了。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荷等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下节节败退，日本军队在南洋、东南亚地区所向披靡，太平洋地区笼罩着一片阴云。在这样的时刻，陈纳德率领的这支小小的航空部队，却是连战连捷，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盟国人民的士气。仰光陷落前的10个星期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果最为辉煌的时期。根据12月23日中、美、英高级将领参加的远东军事会议的决定，陈纳德调遣志愿航空队第一、第二中队轮番进驻缅甸，这两个中队也在仰光上空为美国志愿航空队赢得了声誉。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所有胜利都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取得的。在这一时期，美国志愿航空队能飞的飞机从未超过20架，有时只有5架，而日本空军集中于缅甸前线，用于进攻仰光的日机曾经增加至400架。美国志愿航空队不但要在空中与日机殊死激战，还要在地面上艰苦挣扎，轮胎、蓄电池、润滑油严重缺乏，不少飞机因此困在地面。但美国志愿航空队却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与日本空军作战31次，取得了辉煌战绩：击落日机217架，另外还可能击落43架，付出的代价是损失飞机16架，损失6名队员。在同时期与志愿航空队同时作战的英国空军，击落日机74架，另外可能击落33架，他们的损失是22架飞机。

美国志愿航空队取得的这些战绩，使他们名扬天下。中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他们的战绩，并且送给他们一个美称——“飞虎队”。这个形象生动而又恰如其分的称号成了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注册商标”，很快就传遍了远东和美国，并载入了史册。当陈纳德从友人寄来的美国报刊上看到他的部队已以“飞虎队”闻名于世时，不免有点又惊又喜。

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受到同盟国首脑的重视和关注。1942年3月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发给缅甸总督的电文中高度评价飞虎队：

如果不是在规模上，那么在本质上这些美国人在缅甸稻田上空所获取的胜利可与英伦三岛战役中皇家空军在肯特郡上空获取的胜利相媲美。

而事实上，英国空军在英伦三岛战役中占有4∶1的数量优势，而在缅甸的美英联合空军与敌方相比，却是1∶4到1∶14的悬殊劣势。

在此之前2天，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亲临昆明，设宴招待志愿航空队全体人员。蒋介石在致词中对志愿航空队大加赞赏：

飞虎扬威(6)

(一)今日余夫妇亲临昆明，得与诸君欢聚一堂，为最快慰之一事，而诸君数月来之辉煌战果，尤为余所钦敬。诸君须知我中国空军美志愿队作战记录，实以1人战胜日本侵略者30人以上，成为世界上第一勇敢之空军。余已将此种英勇卓绝之成绩，电达诸君之祖国美政府与罗斯福总统及全体军民，彼等将不知如何感觉光荣与兴奋。

(二)诸君之迭歼日寇，已开同盟国战胜侵略者之先声，并为我中美两国奠定击灭一切侵略暴力之基础。

(三)余今日以同盟国联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资格，欢宴诸君，然余仍不能不以中国4万万5千万人一致之热忱欢迎诸君，愿诸君与我在印缅同盟军团结一致，奋发忠勇，以歼灭吾人共同之敌人，至胜利为止。

(四)诸君之生命荣辱，即为余之生命荣辱，故诸君之待遇以及奖恤，余当负其全责，决与中国空军不分轩轾，希望诸君安心作战，直捣东京，再与诸君共同庆祝吾人之成功。

宋美龄也即席表示愿做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名誉司令，以及志愿队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络官。飞虎队威名四扬，已成为克敌制胜的象征。陈纳德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他和蒋介石夫妇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空中游击战

尽管飞虎队威震敌胆，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防守仰光的英军还是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2月底，英军退出仰光，盟国将面临丧失整个缅甸的危险，而缅甸的失陷又将使中国和同盟国间的陆上交通线中断，对战争物资奇缺的中国战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美、英立即在缅北设立新的防线，力图遏止日军的进攻势头。刚刚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的史迪威率领中国军队第5、6军入缅作战。3月，陈纳德参加了蒋介石和史迪威商讨缅甸作战的军事会议。会后，宋美龄挽着陈纳德和史迪威的手臂走到会议室外的平台上，摄影留念，希望这两位美国军人密切合作，给困境中的中国带来胜利的捷报！

然而，参加缅北防御战的盟国军队却各有各的打算，自始至终缺乏合作。英国出于保持其殖民权益的考虑，始则拒绝中国军队入缅，继而在作战中不予配合，他们只想阻止日本向印度进攻，并不真心保卫缅甸，这与中美进行缅北作战的目的不同。而史、蒋之间也有分歧，蒋介石虽在口头上同意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实际上却在暗中直接指挥赴缅远征军的行动。这样，缅北防御战成为一场震动人心的灾难。

在缅北，陈纳德面临的局面十分严峻。日军在2月占领新加坡后，集中了14个联队的空军驻在缅南和泰国，拥有飞机400—500架，而志愿航空队和英国空军在缅北总共只有30架战斗机和十几架轰炸机，由于滇缅路中断，驼峰运输线尚未开辟，飞机及其零配件的补充一时又没有可能。面对优势敌人，陈纳德指挥他的飞虎队在缅北开展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空中游击战。

为了保存实力，更有效地打击日机的进攻，陈纳德指挥他的队员们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经常改变飞机的颜色、号码，并在不同的机场起飞降落，使日军无法知道志愿航空队的飞机确数和部署，日本空军还误以为是在与一支颇具规模的美国空军在作战呢!频繁的改换飞机颜色和号码，使得飞行员们有时甚至会认错自己的飞机。他们还制作假飞机迷惑敌人，用以对付日机的轰炸。他们常常躲在自己的机身下面，看着日本轰炸机向离机场不远的稻田中用稻草等扎成的P-40型战斗机倾泻炸弹而开怀大笑。当日本空军集中兵力前来挑战时，陈纳德命令志愿队的飞机避开锋芒，移往他处，而当日本飞机悻悻而返时，他又指挥他的飞虎们驾机奔袭日军机场，摧毁刚刚着陆的日本飞机。

3月19日，陈纳德的两个部下驾机偷袭了日军的一个机场。机场上整齐地停放着20架战斗机，日本空军还没有反应过来，P-40型战斗机已连续俯冲扫射了6次。当他们驾机飞离时，他们看见机场上燃起了15个大火球。3月下旬，陈纳德指挥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偷袭。他获悉泰国北部的清迈机场正集结着大批日本飞机。于是，他派遣驻扎在昆明的10架战斗机在黄昏时分悄悄降落在靠近泰国边境的两个英军备用机场。次日凌晨4点，天色未明，这10架战斗机便借着汽车灯的光亮起飞。当他们飞临清迈机场上空时，太阳刚刚升起，可以清楚看见机场上停放着4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飞行员正准备起飞执行任务。飞虎队们立即大显身手，击毁、击伤了机场上的大多数飞机，连油库都被击中了。在这次成功的偷袭中，两名志愿队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陈纳德的空中游击战术激怒了吃了大亏的日本空军。日本电台警告美国志愿航空队：必须放弃这种不正规的战术，否则，“将被作为游击队员，受到不仁慈的待遇”。当然，陈纳德不会理会日本人恼羞成怒的所谓“警告”，反而视此为对自己空战战术的褒奖。

飞虎扬威(7)

4月28日，缅北重镇腊戍失守。中国援缅远征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史迪威率领退往印度，一部分回到云南境内。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全部撤出缅甸，飞往设在昆明的总部。撤出缅甸并不使陈纳德和志愿队员们感到失败的痛苦，在缅甸取得的战绩是值得他们自豪的。英国空军低劣的空防警报网和缅甸人对西方殖民者怀有的仇恨情绪，使志愿队员们更希望到中国境内作战。在中国，他们有一种安全感。每一个志愿队飞行员背上都佩一块印有青天白日旗的长方形布，上面写着中国航空委员会第287号命令：“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中国军民把飞虎队员们看作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竭尽全力予以支持。中国空军的昆明侦空队提供的正确情报更是使志愿航空队在云南上空屡屡获胜。为此昆明侦空队长曾获得了美国政府颁给的自由勋章。

日本占领缅甸后，沿滇缅路进犯云南。5月初，前锋逼近怒江，云南全境为之震动。自抗战爆发后，云贵高原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缺乏坚固的防线。由于云南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政府间的尖锐矛盾，中央军不能大批进驻云南，边境防线更为空虚。只有汹涌奔腾的怒江，成为阻挡日军前进的惟一天堑。但是，日本军队已准备在怒江架浮桥，后方变成了前线，云南告急！

云南省主席龙云请求陈纳德给予空中支援，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但他马上发现自己遇上了难题。在日军前进的滇缅路上，有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对日军进行轰炸势必会殃及这些无辜的难民，然而，局势之危急已迫使陈纳德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5月6日，他致电宋美龄请求准予对敌实施空袭：

最后一次收到的报告称，5月4日15时，日本人在怒江西岸。桥梁被毁。日本人未遇抵抗，因兵民惊恐，沿公路东撤。我认为，形势无望，日本人可乘卡车直驶昆明，除非将公路和桥梁炸毁，并坚决阻击。许多中国卡车仍在怒江西岸，有被日军缴获之虞，特请委员长核准进攻怒江与龙陵之间的目标。

中国最高当局完全明白这样做将会危及成千上万的同胞的生命，但考虑云南一旦陷于敌手，整个抗战大局就将受到严重影响，在1小时后即由宋美龄复电陈纳德：

委座命阁下倾美志愿队之全力袭击怒江与龙陵间之卡车船艇等。请转告志愿队谓余感念其忠诚，在目前危急关头，尤宜加倍努力，请继续攻击，特别是怒江上之船艇及运输工具。

第二天，经过改装的P-40型战斗机携带着炸弹，开始袭击日军。他们轰炸腊戍、畹町的日军后方基地，歼灭盘踞在龙陵城的日军，破坏敌人的运输线。8日，有日军一部企图偷渡怒江，结果在志愿队的轰炸扫射下几乎全军覆没。云南前线的战局有了转机，日军过江的危险至少已暂时排除。

虽然战后日方公布的材料表明，日军当时并无渡过怒江的计划，但也不能排除日军前线部队好大喜功，乘虚而进的可能性。在缅北战役刚刚失败，中国军队退却之际，志愿航空队轰炸日军的行动，对于稳定军心，巩固防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当时舆论所指出的：“我美志愿空军与陆上部队相配合，打击敌人运输交通，追击歼灭，使我保山、腾冲、龙陵三角地区中的局势，造成最有利状态者，这实在是主要因素之一”，有了它的“配合作战”，“恶劣局势可以急转，前进攻势可以迅速展开”。

5月中旬，滇缅一带进入雨季，志愿航空队只得停止飞行。但至下旬，陈纳德又抓住偶然出现的几个晴天，派遣飞机继续攻击日军，并袭击了河内的日军机场。整个5月份，志愿航空队共击毁日本战斗机24架，轰炸机1架、卡车57辆，自己损失5名飞行员和6架飞机。6月，云南的气候已不适合继续作战。5日，美国志愿队总部及两个中队的飞机移驻重庆郊区的白市驿机场。随后3天，陈纳德出动志愿队所有的飞机在重庆上空巡航，以让日本空军明白志愿航空队已在保卫重庆的上空。此后，又在重庆大摆“空城计”，调遣大部分飞机到衡阳、零陵、桂林一带，向驻华日本空军挑战。

陈纳德的这种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很快在华中战场取得了效果。华中早已成为日本空军的天下，他们已经好几年未在这里受到有力抵抗了。因此，他们甚至把这里作为增加新手实战经验的训练场所。但是，他们很快就领教了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厉害。6月12日，志愿航空队在桂林迎击日本战斗机队，一举击落8架日机，击伤多架。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华中上空的出现，给原先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的日本空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心理压力。即使是最优秀的日本飞行员也被陈纳德打了就走的空中游击战术弄得晕头转向，每当驾机升空就有些忧心忡忡。日本第54战斗机队队长在向上司报告时承认，尽管美国志愿航空队规模不大，但它“发挥速度和火力的优势，采用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我方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要求增派飞机。桂林30万市民却为飞虎队的战绩欢欣鼓舞，发起了慰劳运动，募得慰劳金2万元，送给美国志愿航空队，以表达对于志愿队员的感激之情。

至7月初，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其存在的半年多时间里，以不满百架的飞机，作战百余次，取得了击落日机299架的辉煌战绩。为了取得这些胜利，13名飞行员在作战中牺牲了生命，另有10名在事故中遇难。志愿航空队在战斗中一共损失了70多架飞机，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在空中被日军击落的，而是在地面上丧失的。就敌我损失之比而言，美国志愿航空队取得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是创纪录的。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英文缩写是AVG，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正是“美国最好”(AmericaVeryGood)的象征。当时，中国人看见志愿航空队员往往会伸出大拇指，夸奖一声“顶好!”中国人民对日本空袭有切肤之痛，因而在他们眼里，痛歼日机的志愿航空队正是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最好支援。作为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陈纳德也因此而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最好的朋友。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1)

驻华空军特遣队

当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健儿们在滇缅上空与日本空中强盗展开激战之时，围绕着志愿航空队归并美军问题，中美之间、陈纳德与史迪威以及美国军方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早在1941年12月30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个星期后，美国军方已决定将美国志愿航空队归并美军。显然，志愿航空队有着正规空军部队所无法比拟的作战记录，这对美国军方深具吸引力，而美国军方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供应一支非正规部队，是难以使其合法化和维持下去的。不仅如此，美国军方对陈纳德也素无好感，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剥夺或者削弱陈纳德的指挥权力。

1942年1月19日，美国军方向中方提出了《志愿空军编入美国军队条件》，并与中方以及陈纳德进行反复交涉。美国军方的具体方案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仍由陈纳德指挥，在印度成立美国空军司令部，由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助手比斯尔指挥，陈纳德隶属于他领导，成为2号人物。陈纳德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激烈反对这个方案。他认为：志愿航空队的战绩是同样规模的正规陆军航空队或海军航空队不可企及的；牺牲志愿航空队的精神和经验去换取一套制服是不可饶恕的浪费，他强调志愿航空队之所以无可匹敌，是由于它受过完成特殊任务的专门训练，如果并入美军，就会消除它的战斗力。陈纳德曾致信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尖锐指出：如果改编志愿航空队，将使它的战斗力遭到破坏，很可能长达4至6月之久，这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甚巨。他建议：

最好的安排是将我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将级军官和中国空军指挥官。我身负这一重任，就既能领导美国志愿队又能领导将来派往中国的任何陆军航空队的作战单位。我仍能继续负责中国的飞行训练和对中国空军单位的作战进行领导。我可以监督用租借法设备对中国军队单位进行过渡性和单位性训练。鉴于我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我不相信，到这里来的任何一位其他陌生军官能像我那样出色地办理这些事情。

尽管马格鲁德支持陈纳德的主张，但美国军方却一意孤行。2月4日，美国军方通过志愿队的重要支持者、总统助理柯里致电陈纳德，告知军方准备赋予陈纳德的指挥权限，包括志愿队员中留下的队员、正规军的陆军战斗机队、正规军的中型轰炸机队、中国空军大队霍尔沃森上校指挥的重型轰炸机队，但明确规定由比斯尔总抓。柯里认为，比斯尔得到军方支持，能取得军方对大规模努力的合作，建议他作出牺牲，接受这一安排。

当陈纳德听说由比斯尔来做他的顶头上司，非常气愤，他复电柯里，“对陆军部的态度深感失望”，并特别指出：“比斯尔这个人在我退休时级别还比我低。此外，他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不像我在5年之中所取得的阅历，且我一直不同意他的追击战术和部署。”他表示他可以接受陆军部对他个人的安排，但不能接受比斯尔，建议挑选一位能够与之融洽工作的人如M&#8226;F&#8226;哈蒙、G&#8226;C&#8226;布兰特或伦斯&#8226;希基来担任他的上司。13日，柯里再次致电陈纳德，内称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承认君为第一流战斗人员，并对美志愿队大加赞许”，并说明哈蒙已出任空军参谋长，其他几个人也另有他用，只有比斯尔可以担任此职。至此，陈纳德明白已没有必要再进行争执，陆军部决不会同意像他这样一个受雇于中国政府又自以为是的军人担任要职。15日，他表示愿以“任何身份在一个我认为能最有效地进行战斗的组织内效劳”。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是陈纳德的有力支持者，他反对合并，担心失去像美国志愿航空队那样的辅佐和真诚援助。史迪威则是硬软兼施，一方面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志愿航空队拒绝归并，将停止对它的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又郑重许诺将以一个完整的战斗机大队来代替志愿队，并同意让陈纳德继续留华作为美国高级空军指挥官指挥作战，迫使蒋介石同意解散志愿航空队，并以优惠的待遇解决了与志愿队员之间的合同问题。

4月9日，在中方的一再坚持下，美国军方将陈纳德从退休少校提升为临时上校，9天后又晋升为临时准将，并同意让陈纳德出任由美国志愿航空队改组而成的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官，但仍提早一天晋升资历低于陈纳德的比斯尔成为准将，任美军中缅印战区空军指挥官，成为陈纳德的顶头上司。

美国军方曾将4月30日定为志愿航空队解散的日子，但他们对如何替代这支部队以及该队解散后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却没有详细的计划。陈纳德认为应等待替换部队到达再解散志愿航空队，他提议把这个日子定为7月4日。这个提议得到了蒋介石夫妇支持，史迪威也只好认可。7月8日，陈纳德收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命令：

兹命令你解散美国志愿队，并按我所核准的计划解雇志愿队队员。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2)

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设家宴招待陈纳德，蒋介石夫妇以及宋庆龄、宋霭龄到会，向陈表示谢意。同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坚持战斗，在衡阳上空击落日机5架，并护送美国空军B-25型轰炸机去轰炸广州天河机场，给志愿队的历史画上了值得自豪的句号。当志愿队正式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之时，罗斯福亲自给志愿队员们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美国志愿队的特殊英勇及高超办事能力实在是全美国的荣耀。我们很了解志愿队员在物资缺乏及困苦情况下工作的情形。

我们正派送大量飞机，充实第23大队的力量，并要在将来的重要时期中，保持它的力量。陆空两方面的人员正在来华途中，将来还有更多的人员前来。美国现在正以最大努力使供应物资运到国外服务人员手中。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飞机，有的在印度洋中沉了，有的没入澳大利亚西部的海中，所以我们未能及时派机。现在飞机很迅速地派到各地了。

在此替代人员得到你们的经验、训练及传统精神之后，志愿队队员都应有一个假期去休息，我们正计划在新人员已经受到彻底训练之后，挑选好的志愿队人员召回美国，或送到其他战场，训练新成立的单位，给予他们战斗的经验和训练。

你们的总统非常关切地想使第23大队得到充分的补给，以备在即将来临的重要时期中全力活动。我对于该队的举世皆知之功绩引以为荣，并且期望在该队重新装备之后，迅速恢复它的战斗力。

在这封信里，罗斯福不仅对志愿队员们所创造的战斗业绩赞赏备至，而且全面肯定了陈纳德的空战理论，并期待着新成立的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能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陈纳德来说，是精神上的最大安慰了。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即第23战斗机大队初由鲍勃&#8226;尼尔任队长，两周后由罗伯特&#8226;斯科特接任。美国军方曾答应要用一支满员的由4个中队100架飞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来替代美国志愿航空队。然而，实际上这种许诺大半只在纸上存在。美国陆军部仅仅提供了10余名飞行新手、20名职员及机械师，第23战斗机大队的所有其他装备都是中国人花钱买来的。美国陆军部为第23战斗机大队配备的地面设备是一年多后的1943年秋天运到中国的。第23大队的全部作战力量是美国志愿航空队的51架身经百战的老飞机，编组为第74、75、76中队，稍后又增加了陈纳德用“欺骗”手段弄来的第51战斗机大队的第16战斗机中队，成为第23大队的第4个中队。该中队因雨季困在印度的阿萨姆山谷，陈纳德请他们飞来中国学点经验，来后就不再放他们回去了。陈纳德在他的私人文件中这样说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

在1942年那个令人沮丧的夏季，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不管是否适用，总算是在中国的战斗中凑合成功了。它非常弱小，可以说是远在印度德里的美国第10航空队的继子。每一个人员、每一架飞机、甚至电花栓、汽油都得经过斗争、呼吁、争吵，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弄到手。

尽管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从一开始就步履艰难，遇到了补给不足等种种厄运，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汽油匮乏中蛰伏，但在陈纳德的卓越指挥下，仍然留下了足以自傲的作战记录。在它存在的9个月中，共击落日机149架，另外还可能击落85架，自身仅丧失16架P-40型战斗机。陈纳德将军写道：“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也许是历来在将级司令官指挥下的空军力量中最小的一支。当然它也是最支离破碎的，它既不习晓公文，也不考究礼节，但每当奉令出战，它却始终不辱使命。”

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辉煌战绩证实了陈纳德关于战斗机在空战中作用的理论，在他就任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官后，他为中国抗战事业建立奇功的愿望更加强烈。他认为进行空中游击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为此他提出旨在向日军发动战略进攻的空中战略。

1942年初夏的一天，陈纳德在重庆拜见蒋介石夫妇，正式提出了他关于空中战略的初步设想。他认为在中国进行陆战耗时费力，不如增加空军力量更易见效。蒋氏夫妇大感兴趣，宋美龄当面夸奖他“计划周详，勇于战斗”。7月16日，陈纳德在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他的空中战略的大体设想。他表示，如能得到100架新式的P-51型战斗机和30架B-25型轰炸机，他将负责完成下列任务：

1．歼灭比驻华空军特遣队强大的日本空军；

2．破坏敌军在华军事设施，鼓舞中国士气；

3．破坏日本在中国内地和沿海的航运线；

4．摧毀日本在华空军集结地；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3)

5．摧毁日本后方兵站和生产设施，打击日本空军士气。

8月13日，陈纳德在与中方协商后，又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更为积极而具体的计划。他对实施这个计划十分自信，认为无论在哪里，没有一架美国飞机能像志愿航空队那样“击毁8架至10架敌机，同时又破坏这么多敌人行动的”。他请求史迪威立即将该计划电告五角大楼。

刚刚经历了缅甸战役惨败的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计划反应冷淡。他正在拟订重占缅甸的计划，并将这一行动看作是美国在中国战区的首要目标，尽管他也希望扩大美国驻华空军，但目的在于有效地协助缅甸作战。9月初，史迪威以自己参谋班子制订的空战计划来回答陈纳德的建议。这个计划规定驻华空军特遣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从印度到昆明的驼峰空运线，在保证完成这个任务的情况下，才可袭击敌机、航运线和其他目标。

显然，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如何使用美国驻华空军部队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陈纳德不愿做一个单纯执行防御任务的配角，而要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主角，在中国上空大显身手，由此希望美国驻华空军能成为中国战场的主要抗敌力量，担负独立的作战任务。而史迪威则视美国空军为其地面作战的辅助力量，认为美国空军要担负独立的作战任务，至少应在缅甸战役结束以后。此外，史迪威也不愿让美国空军孤军奋战，而让中国坐享其成。他没有忘记美国政府派他来华的任务是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拖住日军，而不是代替中国打仗。这一分歧成为陈纳德与史迪威日后发生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久，陈纳德得到了一个向华盛顿最高当局阐述自己空战计划的良机。10月初，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威尔基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在1940年的总统大选中败给罗斯福，但这一次他是作为罗斯福的特使来华访问的。从其政治地位看，他是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美国人。10月6日，陈纳德在重庆参加了孔祥熙为威尔基举行的招待会，但是在这种场合，陈纳德还没有机会与威尔基进行详细交谈。然而，陈纳德的声誉使威尔基很希望能参观一下他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并与陈纳德单独交谈。他打电话到陈纳德的司令部，陈纳德回答这必须得到史迪威的许可。史迪威当然不能拒绝总统特使的请求。

威尔基和陈纳德在白市驿驻华空军特遣队的司令部里单独谈了两个小时。陈纳德抓了这个机会，详尽地介绍了他的空中战略。威尔基本人是一个出众的演说家，但他也被陈纳德对空战计划的阐述吸引住了。最后，他要求陈纳德把自己的打算写成一封信，由他去交给罗斯福总统。陈纳德当然乐意，于是和他的参谋长库柏忙了一个通宵，完成了这封信。这封洋洋数千言的信件全面、完整地阐述了他的空中战略，被著名的美国作家塔其曼称为是“有关战争的特别文件之一”。由于内容重要，全文照录如下：

总统暨美军统帅特使威尔基先生：

你对我说过，你不但是总统兼美军统帅的政治代表，同时也兼负军事方面的使命。因为你曾命令我把中国境内抗日军事行动的开展情形向你作一直接的报告，所以我将一切分列报告如下：

一、在中国境内是可以击败日本的。

二、我们能以规模这样小的空军把日本打败，在别的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然而在中国却是可能的。

三、我若有全权来指挥空军的话，对于击败日本有绝对把握。我相信假如我这样做的话，千万名美国陆军与海军士兵都能保存性命，而美国所付出的代价相对来说将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四、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并非虚构。我的自信基于以下的一切事实：自从1923年开始我就觉得日本对美国有开战的可能；在军队服役时，我曾利用最宝贵的时光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担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5年之久，也就是以中国空军顾问的名义，与日军作战已有5年之久；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最初我是指挥美国志愿航空队，后来是指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与日本作战中从未打过败仗。我们这支小小的空军拥有的战斗机数量从未超过50架，对抗的却是整个日本空军。在我指挥下击毁日机300架，另外还可能击落了300架，我确信一共加起来总数是600架，我们自己只损失了12名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和4名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飞行员。驻华空军的轰炸机实力只有中型轰炸机8架，而我利用了这8架轰炸机曾出征25次，分别轰炸日军的仓库、军队、船只等，而我们未曾损失过1架飞机，未曾损失过1名飞行员。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4)

五、当我初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空军聘用意大利人做顾问，但在美国未参战以前我已成功地把这些意大利人请走了，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轴心国开战的。我自信得到蒋委员长和所有中国高级官员的充分信任，因为：1.我是一个常胜将军；2．我从未向中国人说过半句谎话，同时我不随意许诺，我只答应为他们做我能力所及的事情。

六、我绝对相信如果让我全权主持美国在华军事工作，我不但可以击败日本，同时可以使中国人永久做我们的朋友。我相信我能使中国即使隔了几代之后仍然是美国的一个巨大而友好的商业市场。

七、本来军事工作是简单的，可是臃肿、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那些不明了中国境内空战情形的人，却把事情搞复杂化了。

八、为了击败日本，我只需要一支很小的美国空军——105架新型的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同时希望以后能有12架重型轰炸机，并要经常保持这样的空军实力，因为我们将会有损失，那些损失应当获得补充。我认为战斗机需要补充30%，轰炸机需要补充20％。

九、我所以说我能够把日本人赶走，原因是因为我自信我的空军有把握把日本空军击败，时间可能在6个月内，至多也不过1年。我是一名职业军人，这是我的内行之言。实际上，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日本的飞机生产能力有限，而我能迫使日本空军按照我的调遣，在我选定的地点与我作战，这步骤若成功的话，我可以摧毁日本空军的战斗力。日本的精锐空军一旦被击败，我们的海军就能运用自如，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也能如愿以偿地在西南太平洋上进行反击。我还担保，可以从中国东部的空军基地出发，去破坏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区。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易于遭受袭击。切断日本本土到它刚刚征服的帝国领土之间的海路，并非难事。一旦完成上述两件事情，从军事上征服日本就轻而易举了。

十、为了能够保持那支小小的空军部队，一定要在中印之间建筑起一条空运供应线。显而易见，与将要取得的战绩相比，为这条空运供应线付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这条空运线的建立和维持，比起那美国——南美或是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线，要简单而方便得多了。中印空中航线和它们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只是需要优良的指挥、优良的管理。我们所需要通过空运来维持我们的空军的物资数目是很小的，我们研究之后将进一步说明其简单性质。

十一、目前用以保卫这条空运供应线的计划是典型的、正统的、死板的军事思想的产物。它完全缺乏真正利用空军实力甚至基本军事战略的观念，没有真正的军事价值。我将以汉尼拔进攻罗马城时，西庇阿&#8226;阿斐加奴保卫罗马的方法来保卫这条航空线。西庇阿进攻迦太基，迦太基人只得召回汉尼拔和他的军队保卫迦太基本土。我将打击日本通向西南太平洋的供应线，以此保护空运供应线，然后再空袭日本首都东京。到了那时，日本就会被迫在中国东部和东京上空作战。日本空军绝对没有在同一时间内兼顾印度、缅甸、云南和东京的力量。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能干的将领会用现在这种笨拙的方式来防卫供应线的。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命令谢尔曼将军的军队横贯南方的心脏地区，摧毁李将军的供应，切断李将军的交通线，与此同时，格兰特将军则亲率军队吸引住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军队。一旦李将军的供给线与交通线被切断，他就被打败了，南部联邦也就垮台了。我想在中国利用同样的方式，用空军来打击日本，日本一定得守住香港、上海和长江流域，这些地区对日本能否守住本土是生死攸关的。我们则可以利用世界上最优良的空防警报网，迫使日本人在上述地区进行保卫战。运用这样的策略，我自信能以一对十或二十的比例歼灭日本空军。假如日本空军不肯到我们的警报网控制区域内来作战，我将出动我的中型轰炸机去破坏日本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供应线。数月间，日本必定损失大量飞机，日本的领空将失去保障。到那时，我们的重型轰炸机就可以衢州和丽水为基地，从那里出发去轰炸日本本土。我的空军可以把日本的两个主要工业区——东京和神户、大阪、名古屋三角区炸毁。到那时，日本将无法向其驻中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帝国所征服的领地驻军供应军火。这样，中国的军队在中国，美国海军在太平洋，麦克阿瑟也可以从其澳洲基地出击，纵横驰骋，直捣敌巢了，而所花代价却是微不足道的。

十二、在进行这些作战的同时，我将保持中印空运线东端云南省昆明以及沾益、云南驿各地的所有地面设施。假如驻缅日军真的发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进攻中印之间的供应线，骚扰中国国内的空中运输，我们可以撤回云南，依靠我在云南建立的警报网，在缅甸上空与日军交锋，歼灭他们派遣的任何部队。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5)

我上述的计划非常简单，不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用了5年时间来发展中国的防空警报网，我毫不怀疑我会成功。

十三、为了完成上述工作，无论如何，我需要有作战上的完全自由，同时，我也要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军队接触。关于后一点，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与我直接接触。我在美国志愿航空队作战期间，都是在地面部队先行撤退，我的空军基地暴露于敌人的地面攻击之下才开始后撤。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充满信心地作出以上承诺。只有在地面部队撤退之后，我才撤退；并且志愿航空队每损失1架飞机，仍然能换取日本的20架飞机。甚至在那时，如果我有必需的轰炸机和侦察机，也可以不致被迫撤退的。

假如我有权直接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愿在中国进行陆空联合作战。

十四、最后，我愿重复地再说一遍，我的计划如果成功，将不但使中国陆军作战有效，使麦克阿瑟将军乘胜进军，给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作战以决定性的支持，而且能使中国在战后做我们永久的朋友。

美国陆军准将C&#8226;L&#8226;陈纳德

1942年10月8日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空中战略计划。这个计划主张的空中攻势作战正是中国军队无法做到而在当时急切需要的，它对发挥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和尽早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在太平洋战争中，当时只有从中国出发的飞机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以及日本与太平洋间的海上运输线，其战略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美国已决定不派地面部队来华作战，这个计划也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值得考虑的军事援华方案。然而，陈纳德依靠一支规模如此之小的空军来击败整个侵华日军的计划却颇有些脱离实际。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辉煌战绩使他对空军的作战能力估计过高，并没有冷静全面地考虑空中作战计划的各个细节，完全忽略了强大的日本地面部队的存在和对自己机场的保卫问题，这是这个庞大计划的致命弱点。由于这封信件是一份越级上呈的意见书，不仅提出了完全崭新的战略构想，而且对美国军方的现行战略布局提出了尖锐批评，陈纳德还直截了当地要求取得独立的在华军事指挥权。因此，这封信一经送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中美双方的关注，并导致美国军界关于在华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

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蒋介石了。蒋介石也是“空军至上论”者，他认为“陆主海从与海主陆从的旧观念，已不合现代，今后是以空军为中心之国防时代”。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也告诉他“陆空两军同感重要，但如空军不先充足，则不能克复缅甸”。在陈纳德向威尔基递交那封重要信件后，蒋介石又通过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告诉美国政府，希望让陈纳德握有全权，使他能有效地运用空军力量。蒋介石还指责史迪威及其部下不了解空中战略原则，不知道空军在中国战场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没有要求中国军队承担什么重任，比较符合蒋介石依靠美国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1943年1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正式支持陈纳德的计划，内称：“一支规模小、供应不足的空军已显示出在华空中进攻的可观潜力。本人相信，由于此间特殊战况，在华空军尽早进攻实属可行。”

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也不同程度地得到美国政界、军界一些官员的支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评论中国军事形势时，特别称赞陈纳德取得的战绩，认为这表明“在本战区现有情况下，一个能干老练的军官指挥的一支部队能干出怎样的业绩”。他向国务院提出：“美国空军在中国应有独立的进攻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支持中国陆军，打击日本空军，攻击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并从中国出发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高斯特别强调对陈纳德率领的空军能够“产生奇迹”这一点不应持保守的估计。这一看法也得到国务卿赫尔的首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司也对陈纳德表示支持。他们认为，陈纳德领导的驻华空军特遣队自成立以来，对汉口、广州、岳州等地的成功空袭，提高了中国人的士气，只要这种空袭持续下去，中国战场就没有崩溃的危险。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他们指出：“中国需要许多东西，但最需要的是看见美国驻华空军在他们一边作战。因此，任何运往中国的物资和人员都应用于保持美国空军作战这一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部门首脑斯特朗将军也相信陈纳德能够说到做到，完成他计划中的一切事情。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6)

美国军政要人对陈纳德及其领导的驻华空军寄予厚望并不奇怪。美国志愿航空队取得的辉煌战绩为陈纳德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时期，美国国内至少出版了5本颂扬飞虎队的书，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就难以计数了。更令陈纳德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空中战略”也深深吸引了罗斯福总统。11月9日，罗斯福在给即将离美返华的阿尔索普的信中写道，他很希望与阿尔索普一起到中国去看看陈纳德，当然，这只是总统的一点幽默。不过，他确实想与这位在远东创造奇迹的空中英雄见一次面，为此建议美国军方不妨让陈纳德回美国一次。12月1日，他致电蒋介石表示完全赞成蒋介石对美国驻华空军的看法。年底，美国军方计划在缅甸发动的攻势作战由于英国方面和蒋介石的消极态度而前景暗淡，罗斯福不得不另行考虑在亚洲对日军发动进攻的现实问题，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为他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他决定采用陈纳德的方案，让他在远东“唱主角”，指挥一支拥有100架飞机的空军，在长江以北和中国的海岸线附近攻击日军。为了使陈纳德能按他自己的计划作战，罗斯福还准备让他脱离史迪威的管辖，独立行动。

然而，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在美国军方决策层中却遭遇到强烈的反对。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就反对陈的空战方案，仍将反攻缅甸视为头等大事。他对陈纳德企图取得独立的空军指挥权的要求更是深恶痛绝。他向陆军部报告：陈纳德的权限已经很大了，如果再让他获得独立指挥权，中国人就会把美国驻华空军装进他们的口袋里去了，这只会给中国战场带来灾难。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反对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不仅仅是一个蹩脚的战略，而且简直是无稽之谈。他和史迪威一样，认为美国在中国战区的首要目标是进行缅甸战役，打通滇缅路，让美国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这是更大规模地使用美国驻华空军的先决条件。为此，陈纳德的空军必须置于史迪威的指挥之下用于缅甸作战，而不是独立地发动什么攻势作战。

这样，罗斯福总统和他最主要的军事助手马歇尔在对华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罗斯福作为总统，同时也是美军总司令，但他没有马上作出决断，而是将该问题送交即将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进行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过多次会议，讨论、协调盟军作战问题，这是这些会议中的一次。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马歇尔虽然依然坚持尽早发动缅甸战役的意见，但罗斯福最终还是决定优先考虑在中国发动空中攻势作战。他特别强调了空战计划的政治意义，指出不管实施这个计划“花费多大”，它将对中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缅甸战役虽然“可取”，却不会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他也没有忽视这个计划的军事意义，在1943年对日本发起进攻是他当时的一大心愿，他认为在太平洋上逐岛进攻花费的时间太长，却不能削弱日本的实力，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正是他所寻找的“其他的攻击日本的方法”。罗斯福明确表示：加强陈纳德的驻华空军，增派人员，使之有效作战，是美国军队在远东的“当务之急”。

会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告诉他卡萨布兰卡会议已决定“立即支援陈纳德，使他不仅可以攻击日军重要航道，也可以攻击日本本土”。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终于得到了美国最高当局的批准。

第14航空队成立

以卡萨布兰卡会议为标志，事情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首先，建立一支由陈纳德独立指挥的空军部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蒋介石在收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名电报后十分高兴，但他并不满足，1943年2月7日，他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带了一封信给罗斯福。在这封信中，蒋介石提出了新的要求：

陈纳德将军不仅应得到更多的空军，而且权限也应扩大，使他能独立指挥一支空军。目前隶属于第10航空队之处境使他难以施展，驻华空军应是他指挥下之独立空军。他是一个远东的天才，应让他充分施展才干，以更有效地对敌作战。陈纳德将军为深得中国空军和一切军队信任之美国空军军官，与他并肩作战，必不可少之真诚合作方能实现。

当罗斯福接到蒋介石来信时，宋美龄正应罗斯福之邀住在白宫，她名义上是在养病，但实际上却在为争取更多的美援四处活动。这位前志愿航空队的“名誉司令”没有忘了为陈纳德，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抗战而谋取一支独立建制的美国空军部队。当时，这位仪态万方的中国“第一夫人”正在刮起一股席卷美国的“宋美龄旋风”。她在罗斯福的主要助手霍普金斯面前，着力渲染陈纳德的战绩，使得霍普金斯对陈纳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而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7)

2月下旬，罗斯福总统决定将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与第10航空队分离，组成第14航空队。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将尽快使陈纳德拥有500架飞机，让他可以狠揍日本人，使他“有机会干他认为能干的一切事情”。按照马歇尔的说法，罗斯福的这一决定使陈纳德“时来运转”。虽然马歇尔依然不赞成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但总统的决定还得付诸实施。3月3日，陈纳德的肩章上又添了一颗星，他被晋升为少将。一个星期后，第14航空队正式建立，由陈纳德出任司令。为了弥补陈纳德不善后勤的缺陷，美国军方派遣格仑准将为他的参谋长。陈纳德终于得到了指挥一支独立的空军的权力。

航空队是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总部属下最大的空军战斗建制，整个战争期间只建立了15个，担负着世界各地反法西斯的作战任务。陈纳德从一个退役少校晋升至少将，并被授权指挥一支航空队，这在美国军队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陈纳德明白这一切离不开蒋介石夫妇的支持。他对宋美龄尤为感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她到了美国后只不过几星期，中国的情形就开始不同了”，指的就是这件事。

陈纳德担任了少将司令官后，工作繁忙了，但生活却比志愿航空队时有规律多了。每天早晨7点，他开始工作。先处理急电，然后召集参谋会议和战术筹划会议，会后直到1点半进午餐都忙于应付各种琐碎的例行公事。午饭后，他一般要睡上一觉，然后继续工作。面对着一大堆公文，这位飞行员出身的将军经常一肚子气。他抱怨说：“身为空军司令官，我自然免不了要在最紧急的电报声、打字机声中、文件堆里以及势必参与的华盛顿、新德里和重庆的会议桌前打着大部分的仗。”

陈纳德的住所坐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山坡上，这是中国空军赠送给他的一间简陋的瓦房。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参谋长格仑，前志愿航空队军医主任詹特利和新闻记者出身的艾尔索普。此外，还有两名中国佣人，一名厨师和一个姓汪的汽车司机。陈纳德在这座小屋中住了近3年。

陈纳德的生活很简朴，在战争倥偬中，他惟一的嗜好就是打猎了。尽管中国的上空正进行着激烈的空战，但他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开着吉普车到昆明远郊去打野鹅、野鸭子等小动物。他餐桌上鲜美的野味赢得了来客的交口称赞。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下，他有时也会和部下玩一会儿棒球或羽毛球，以松弛一下整天绷得紧紧的脑神经。

4月下旬的一天，陈纳德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碌，一封急电放到了他的面前，华盛顿要他立即赴美讨论远东军事形势与作战计划。他并不知晓这是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召见他，以尽快实施他的“空中战略”。当陈纳德和史迪威乘坐同一架飞机返美时，史迪威当面责怪陈纳德背着他与蒋介石另搞一套，直接与华盛顿联系，大感意外的陈纳德只觉得有口难辩。

4月30日，陈纳德和史迪威来到五角大楼，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陈纳德向会议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再次阐述他的空战计划。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时，陈纳德指出，日本对长江沿岸的占领完全依赖于航运，中国沿海的运输线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生存也息息相关，而长江和沿海的运输线都在美国驻华空军的活动范围之内，因此一支规模不大的空军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接着，他以十分轻蔑的口气谈到日本空军，认为它根本不是美国空军的对手，以往的战绩表明，美国空军损失1架飞机可以换取7架日本飞机。陈纳德将对日军发动的空中攻势分为3个阶段。从7月份起，以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第一阶段作战，对日军在华中、东南的机场和供应基地以及长江航运进行袭击，并夺取在华制空权。9、10两月进行第二阶段作战，空袭长江航运、沿海运输和日军在华东华北的工业设施。第三阶段从11月起，除了继续在华进行空战外，将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为了不至于因物资匮乏而束手无策，陈纳德要求能够得到驼峰空运的优先分配权，使第14航空队在初战阶段每月获得4700吨物资，从第二阶段起每月获得7128吨物资。

如果说，陈纳德在请威尔基转交罗斯福的那封信中，还仅仅是勾画了“空中战略”的轮廓的话，那么，经过半年多的深思熟虑，“空中战略”已有了一个具体的实施计划。而且，这个实施计划比起先前的夸口要实际得多了。它显示了陈纳德发动空中进攻的雄心和指挥空战的才干。这连反对陈纳德“空中战略”的史迪威也不否认。他告诉五角大楼官员：“陈纳德关于进攻目标的说法是正确的。”但陈纳德的作战计划仍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要害被史迪威抓住了。他问陈纳德，如果日本地面部队对美军机场发动进攻怎么办？他认为“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在中国完蛋”。这反映了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人对国民党军队的不同评判。陈纳德相信蒋介石的担保，认为有了美国的空中支援，中国军队能够有效地阻止日军的进攻。史迪威则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力持怀疑态度。同时，他也明白，由于美国支援中国的作战物资受到运输能力?限制，又由于蒋介石的插手，“空中战略”的确立就意味着取消他的缅甸作战计划，因而他毫不含糊地对陈纳德说：“除了发展地面部队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8)

围绕着中国战场的战略问题，美国最高决策层再次发生分歧。马歇尔支持史迪威，但总统顾问霍普金斯则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影响下成为陈纳德的热情支持者。罗斯福直接处理了这一问题。5月初，罗斯福在白宫单独召见陈纳德，而作为驻华美军最高长官的史迪威与罗斯福的会面却安排在这之后。这是陈纳德第一次有幸与罗斯福谈话。当陈纳德告诉罗斯福，他那威震长空的空军只不过拥有几十架飞机时，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不过，这使罗斯福对陈纳德的指挥才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他的空战计划发生了更大的兴趣。罗斯福问陈纳德：“美国驻华空军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击沉100万吨日本船只，从而切断自台湾至南中国海的日本运输线?”

陈纳德回答道：“假如我们每月有1万吨的供应，我的飞机可以在一年之内击沉和损坏100万吨以上的日本船只。”

陈纳德的这一保证使罗斯福非常满意，他马上答道：“假如你可以击沉100万吨日本船，我们可将日本的脊梁骨打断。”当时，罗斯福在白宫要处理大量公务，接见各方人士，因此他的时间安排是十分严格的。但在与陈纳德讨论空战计划时，他却忘掉了预定的时间。他们谈了1个小时后，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进来提醒罗斯福，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按预定的时间等候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外面了。这次谈话后，罗斯福更加推崇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

5月1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英美首脑会议。陈纳德和史迪威作为远东战场的美国军官首次参加英美高峰会议。此时，陈纳德虽已升任第14航空队司令，但在这种高级会议中级别依然很低。由于晋级不久，他连一件正式的将军制服都还没有，只能穿一件战争爆发前做的棕绿色紧身外衣坐在会议厅的角落里。不过，陈纳德粗犷严峻、布满皱纹的面孔还是引起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注意。当丘吉尔知道这个穿着便服的人就是他曾大加赞赏的陈纳德时，松了口气说：“幸亏他在我们这一边。”丘吉尔大概认为仅凭陈纳德的这张面孔就能吓退敌人的。

“三叉戟”会议是首次将远东问题列为重要议题的英美首脑会议。蒋介石深知会议对中国的重要性，为此在会前频繁致电罗斯福，并让正在美国的宋氏兄妹四处游说，积极活动。他告诉罗斯福，空中进攻不仅可以袭击日本的航运线，也有助于维持中国战场；否则，日军乘夏季长江水位高涨，溯江而上进攻重庆，中国的局势就危险了。至于第14航空队发起进攻后美军机场的保卫问题，蒋介石保证中国军队有能力承担。蒋介石要让罗斯福明白，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是否支持中国战场的政治问题。蒋介石的态度对罗斯福有所影响，他在发言中强调了中国危机四伏的局势，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在喊“狼来了!”中国可能就在崩溃的边缘；为了振奋中国人的士气，必须支持蒋介石，陈纳德的“空中计划意义重大”。丘吉尔出于维护殖民利益以及不愿尽快参加缅甸作战等方面考虑，也在会上支持陈纳德的空中计划。

由于实施空战计划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会议期间，罗斯福十分关心对蒋介石个人的评价。他问史迪威：“你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史迪威回答：“他是一个游移不定、诡谲、而又靠不住的老家伙——他从来不守信!”

罗斯福又问陈纳德有何看法？陈纳德说：“我认为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政领袖。他对我从来没有失信，而且坚守诺言。”

罗斯福似乎相信了陈纳德的看法，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成了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5月18日，罗斯福接见宋子文，明确保证将立即加强美国驻华空军，支持中国战场，并说明第14航空队今后的任务是摧毁日本驻华空军，袭击日本海上运输线，在夏秋两季至少击沉50万吨船只。为此，已决定从本年7月1日起，在每月运进中国的7000吨物资中优先给陈纳德4700吨物资。这一决定是罗斯福撇开马歇尔作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在军事问题上总是听从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只有两次例外，这是其中的一次。由于马歇尔的坚持，罗斯福在批准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的同时，也赞成继续准备进行缅甸战役，这就使美国以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陷入困境。在物资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空中进攻和缅甸战役不仅并行不悖，还可遥相呼应，使日军首尾不能兼顾，加快对日作战的进程。然而，由于以印度为起点的“驼峰”运输还无法同时满足实施两个作战计划所需要的物资，这就使得取得了空运物资优先权的陈纳德和掌握空运物资分配大权的史迪威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势必激化。

5月下旬，如愿以偿的陈纳德准备返回中国。罗斯福再次约见了他。罗斯福非常关心陈纳德将如何实施他的空战计划。于是，陈纳德站在总统办公室的大地图前，详细地演示了他预定中的作战进程，并且向罗斯福保证，如果能按时得到应有的供应，第14航空队将圆满完成任务。罗斯福对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寄予很大的希望，要求陈纳德回中国后经常给他本人写信，谈谈美国驻华空军的情况。对于像陈纳德这样级别的将军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特权。陈纳德在听到罗斯福的这一要求时，实有受宠若惊之感。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9)

第二天，陈纳德又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共进午餐。丘吉尔邀他顺道在英国逗留几天，但陈纳德急于返回中国实施空战计划，婉言谢绝了丘吉尔的邀请。当陈纳德飞离美国时心情十分复杂，“我带着一种非常混乱的心情回到中国去——从一方面看来好像‘三叉戟’会议已把我所有的难题解决，而在另一方面看来事情又似乎不会如此简单”。

1943年的攻势作战

陈纳德离开华盛顿前夕，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发起了新的攻势。它们的空军猛烈袭击在昆明的美军机场，它们的陆军在鄂西洞庭湖北岸挑起了战火。

代理陈纳德指挥作战的第14航空队参谋长格仑准将不但要在昆明上空对付来犯的日本轰炸机，还要应中国方面的要求为鄂西前线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支援，这对于还只有几十架战机的第14航空队来说，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飞行员们渴望战斗，他们穿梭般地飞行于云南和湖北的上空，今天在昆明上空痛击日本轰炸机，隔一天就会出现在长江沿岸扫射日本步兵。6月初，进犯洞庭湖的日军已经受不住中美军队的携手打击，开始后撤了。

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陈纳德为这一胜利的喜讯鼓舞，决心马上发动在他脑海中已形成多时的空中攻势作战。他宣告驻华美国空军的游击时代已告结束，应该开始实施他的空战计划的第一步了。6月中旬，他派遣文森特率领第23战斗机大队和第11轰炸机中队前往湘桂前线，执行防卫衡阳、零陵、桂林一线，并向华中日军发起进攻的任务。文森特将他的指挥部设在风景如画的桂林的一个石灰岩溶洞中。美、日空军将为争夺制空权而在中国上空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日本空军也不示弱。为了保持他们在华中、华南的绝对空中优势，从其他战场抽调大量兵力到达华中，并于7月初将主力集中武汉，准备一举歼灭在华美国空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日本空军把华中上空看成是自己的领地，向衡阳、桂林等地的美军机场频频发起进攻，但遇到了英勇善战的美国空军的迎头痛击。有一天，美国空军主力正在衡阳上空与从武汉飞来的日本战斗机鏖战，广州日军又派出27架轰炸机企图偷袭桂林。文森特只得亲自率领3名飞行员驾着仅有的4架破损的战斗机迎战。结果，日本的偷袭被粉碎了，文森特一人就击落了6架日机。

第14航空队能够以弱胜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军民提供的准确情报。对此，陈纳德备加称颂：“倘若没有中国防空情报网的话，我们的飞机和汽油必因无结果的错误的警戒而消耗净尽了。”一名日本随军记者承认，美国空军斗志高昂，作战勇猛，凭借着“精密之情报通讯网，以对空通信之绝对优势”，左右了空战的进程。进入8月份以后，第14航空队作战更为积极，陈纳德命令他手下的飞行员主动出击敌军机场，空战已主要在敌机场上空进行，日本空军已不敢在白天对华中美军机场发起进攻了。1943年秋，美国空军终于夺取了自抗战以来一直在日军手中的制空权，结束了日本空军在中国上空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的时代。

日本空军一举歼灭美国空军的企图被粉碎了。他们被迫减少在白天的活动，减轻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轰炸，而以主要力量用于防卫自己的机场和航运。失败和沮丧的情绪在日本飞行员中弥漫开来，一些人不得不承认：“白昼编队轰炸重庆之举徒遭损失而已。”更有一些日本军官开始担忧以前在“绝对制空权下的我对华地面作战的形势，颇有改变之虞”。

第14航空队轰炸机队的小伙子们也大显神威。7月1日，陈纳德命令他们以日本船只为首要攻击目标。8天后，第308轰炸机大队对北部湾日本运输船的轰炸拉开了攻击日本航运线的序幕。此后，北部湾和长江里的日本船只在美国空军的袭击下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困境。汉口、香港、广州的日军码头、机场也连续遭到轰炸。日本的运输船被迫驶离北部湾，在中国沿海的航运也只得远离中国海岸线。东南亚是日本掠夺战略物资的一个主要场所，第14航空队的轰炸给日本运送这些战略物资制造了很大麻烦。根据14航空队自己的统计，到1943年底，它共击沉日本船只20多万吨。由于飞行中对被炸船只是否沉没难以作出完全准确的判断，以及战争中普遍存在的对己方成绩的夸大，这一数字是要打一个很大折扣的。战后，美国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表明，正确的数字应该是5万多吨。但以第14航空队的规模和对日本战争能力的打击而言，这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战果。以长江航运为例，长江中游的铁矿石是日本钢铁业生产的重要原料来源，美国空军的轰炸使日本铁矿石的进口从1943年上半年的220万吨，下降到1944年上半年的115万吨，一年中下降幅度达47.73%，这对日本战争能力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陈纳德在他的空战计划中声称，对日本航运的打击将有助于整个远东的战争，这一预言得到了证实。

11月，中国民工在井冈山南麓的遂川为美军修建的机场竣工了，这为陈纳德的战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前进僚地，从这里起飞的飞机可以直接飞越台湾海峡。11月25日，15架战斗机掩护着14架B-25型轰炸机远征台湾，袭击了日军在新竹的机场，一举击毁敌机40余架。这次轰炸震动了日太大本营，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日本军官感到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已为期不远了。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10)

此时，在鄂西洞庭湖边，日本军队以4个师团发动了一场攻势，直逼常德城下。正随蒋介石在埃及参加开罗会议的陈纳德奉命返回中国，为在常德城下鏖战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支援。陈纳德立即把常德地区作为第14航空队的主要目标。从11月下旬起，美国空军每天要出动20—30架次飞机轰炸扫射进攻常德的日军和洞庭湖以及周围河流上的日本船只。12月上旬，日军突入常德城内，陈纳德派出4个战斗机中队和2个轰炸机中队立即对常德城实施狂轰滥炸。日本空军企图打破第14航空队的空中优势，但始终无法得逞。在美国空军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联合打击下，不满一星期日军就被迫撤离常德。常德战役的胜利使陈纳德更加相信他的空军在中国的作用。12月27日，他致电霍普金斯，以常德战役为例说明：“只要获得足够的空中支援，现有的中国军队可以阻止日军的任何进攻，除非日本为了增强进攻力量而削弱它在其他地方的防守。”在常德战役中，陈纳德还与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建立了友谊。为感谢第14航空队的空中支援，薛岳赠送给陈纳德两件在常德城内废墟中得来的战利品——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个被P-40型战斗机子弹打穿了的日军钢盔。

第14航空队在1943年攻势作战中取得的显赫战绩，使陈纳德赢得了一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美国陆军航空队在颁发勋章的嘉奖令中这样写道：“陈纳德将军作为美国志愿航空队、驻华空军特遣队和现在的第14航空队的指挥官，在敌占区飞行数千英里，在缅甸战场亲自指挥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发起进攻，以出色的战术使数量不多的人员和物资获得了最大的效益和战绩。陈纳德发展的有效的战术和他在中缅印战区的空战中显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产生了辉煌的战绩，并发扬了美国空军最优良的传统。”

年底，陈纳德的画像成为12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身后是一只咧着大嘴、展开双翼的飞虎。同期《时代》周刊登载了该杂志驻重庆著名记者白修德采访陈纳德的专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陈纳德都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中美空军混合团

1943年秋季，中国上空出现了一支新的空军部队。在这支部队中，中美两国飞行员混合编队，比翼齐飞，并肩作战，这就是中美空军混合团。

建立中美空军混合团是陈纳德出的又一个点子。他明白要在中国发动空中攻势，不仅需要大量的飞机和物资，也需要大批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然而，美国军方一时是无法满足这一需要的。为此，他建议由美国出钱、出飞机、出汽油，训练中国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组建一支新的中国空军部队，和美国空军一起进行这场空中进攻战。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首肯。1942年3月，中国第一批飞行员被派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航校学习飞行。

中国不仅缺少飞行员，更缺少指挥员。1943年3月4日，陈纳德又致电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建议在重建中国空军时，让志愿航空队的老队员们重返中国，担负指挥中国飞行员的职责。“三叉戟”会议后，美国陆军航空队采纳了陈纳德的建议，同意装备训练一支中国空军，并把这支部队的作战指挥权授予陈纳德。

从华盛顿回到中国后，陈纳德在印度的卡拉奇建立了训练基地。在那里，飞机、汽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要比昆明便利得多。8月，中国飞行员抵达卡拉奇，训练工作开始了，陈纳德以在缅甸丛林中对志愿航空队那样的严格训练来要求中国飞行员。这为中美空军混合团日后在中国上空屡建功勋打下了基础。

9月，100多名飞行员从美国学成归国，组成了混合团的第一支作战部队。10月1日，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组成。它的作战方针是：“协助我地面部队作战，削减敌在我国大陆上进攻力量，并打击敌驻华空军，获得空中优势。”这支部队主要由中国飞行员组成，实行二元指挥制。混合团的每一个大队都设有中、美大队长各一名，各中队也同样如此，即使是副职或作战参谋、情报官等都由中美双方共同担任。每次执行任务，必须由中、美双方队长共同签署命令。这支部队隶属于中国空军，但在作战指挥上完全听命于陈纳德，实际上成为第14航空队的组成部分。

10月7日，陈纳德将在印度训练的混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中队调往中国，这是第14航空队成立以来得到的最大的增援力量。11月初，混合团开始战斗。在第一个月中，它先后出击南海，轰炸日本航空母舰，远征台湾，奇袭新竹机场，击落击毁敌机40多架，击沉敌舰4艘，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绩，赢得了舆论的赞扬。英国《新闻记事报》驻重庆记者格尔德在他的文章中称赞道：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11)

在中国最好的部队，是美14航空队所属的中美混合队。这些中国最优秀的人，过去曾在美国学校里学习，现在驾驶着美国的飞机，是在陈纳德将军直接指挥之下的。

在美国老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一批新飞行员迅速成长起来。至1944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团发展成为一支由第3战斗机大队、第5战斗机大队和第1轰炸机大队组成的相当规模的空军部队，是中国蓝天上对日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与中美空军在空中比翼齐飞的景象交相辉映的是两国军民在地面上的真诚合作。对于陈纳德的空军部队来说，中国人民给他们的帮助除了提供正确的空袭情报，勒紧自己的腰带为他们提供牛肉、鸡蛋等食品外，要数为他们修建机场贡献最为巨大了。

第14航空队在中国以昆明、桂林和衡阳等地为主要基地，但陈纳德制定的机动作战方针要求它必须在华东、华中的广大地区拥有众多的小机场，以便于在蓝天上声东击西、南征北战。为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贛南山区，在湘江两岸，在山水如画的桂林，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修筑了上百个机场。他们没有推土机，也没有压路机，这些笨重的机器根本无法通过空中运输线运到中国，而落后的中国工业又不能制造这些机器。中国人仅仅凭着一双手和著称于世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修建起这些机场，为陈纳德的部队在中国上空叱咤风云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他们推平祖辈留下来的耕田，用小锤子将一块块石头敲碎，又肩拉手推地用石滚压实机场的跑道。当第14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呼啸着从这些跑道上飞上蓝天时，美国飞行员不由地从心底里升起对中国人民的敬佩之情。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有些机场一般离日占区很近。因此当日军一旦发现时，就会倾其全力前来摧毀这些机场。然而，当日军刚刚撤退，中国人就会很快地修复被日军破坏的机场。几天后，美国空军的飞机又可从这些被日军认为已不复存在的机场出发去打击敌人了。

有一次，陈纳德驾机飞往成都，亲眼目睹了中国人修建机场的动人景象。从机舱里往下望，他看见数万中国人像蚂蚁般地在机场上忙碌着：“外表看来很混乱，骨子里却有着计划，那便是中国人建设工作的典型。在埃及的金字塔正在建造的时候，尼罗河流域大抵也像那样子吧。”他被深深地打动了。战后，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中国人为14航空队出力最大的地方，是建筑机场。驼峰运输机没有吨位装运开路机、压路机或轻便的降落用板钢席。我们在华的100多个机场，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小孩流着汗血，辛苦地徒手筑成的。

……

不论日军吞占我们多少机场，我们仍旧能够继续活动，这该感谢他们。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迅速地建筑机场，这样14航空队就犹如一条怪蛇，日军毁了一个机场，即有两个新的产生了。

中国人民对于驻华美军的帮助和支持，还表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救护，这使美国飞行员在华作战时毫无后顾之忧。陈香梅在《陈纳德和飞虎队》一书中曾记录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第14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艾力森在衡阳上空的激战中，连续击毀3架日本轰炸机后，自己的飞机也被击中。为了避免撞入人口密集的衡阳，他驾着失去控制的飞机，坠入了漆黑、冰冷的湘江中。艾力森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在飞机坠落的猛烈碰撞中，他的头被仪器散片撕裂，血流满脸，他爬出机舱，负荷着沉重的衣服，拼命地向岸边游去。当他不堪重负，昏昏沉沉地下沉之时，一个年轻的中国孩子帮助他上了木排，然后经过木排来到江岸上，使他死里逃生。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这个故事的余波。20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久，一次当艾力森遇见他任职的诺思勒伯有限公司的一位姓秦的同事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位同事正是那个中国孩子，20年后他已成为哲学博士和诺思勒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中国人民的密切配合和无私奉献，为陈纳德指挥美国空军在华作战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中美两国空军的联合作战更在战时中美关系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与史迪威的纠葛(1)

该听谁的指挥?

40年代初期，广阔的中国战争舞台上活跃着两位声名显赫的美国将军——陈纳德和史迪威。史迪威是美国军方驻华最高代表，其赴华使命是：1，指挥在中、缅、印之美军；2，监督及管理一切美国对华援助；3，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军事会议；4，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5，指挥美国在中缅印境内的空军；6，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尽管身兼六职，但在中国境内实际可以指挥作战部队却只有陈纳德那支能征善战的空军。不幸的是，有着直接隶属关系的在华美军最高长官史迪威和在华美军惟一作战部队指挥官陈纳德之间的关系却很不融洽。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见到他们俩人一个主张以陆战为主的缅甸战役，一个主张以空战为主的空中战略，在战略方针上针锋相对。1943年4月的“三叉戟”会议召开后，双方的积怨和争执由此更加加深。这两个秉性刚强的军人从开始的意见分歧，最终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还与蒋介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史迪威是蒋介石请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希望美国给他派遣一位参谋长，要求是军阶“须在中将以上”，但“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这一要求似乎有些不合情理，来中国工作却不要求熟悉东方，但从中却可见到蒋介石的一番苦心，他不希望来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中国通”，他认为一个对中国事务一无所知的人会更易于对付。然而，美国政府选派的却恰恰是美军将领中最熟悉中国事务的史迪威，他通晓中文，1921—1923年为驻北京美军官员，1926年被任命为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的营长，当时任团长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8226;马歇尔。1932—1939年史迪威任美驻华使馆武官。他不仅熟悉中国政治，而且对蒋介石的统治不抱好感。这位客卿来华后，在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租借物资供应、装备中共军队，特别是中国军队指挥权等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了一系列的磨擦，使蒋介石感到既厌恶又忌恨，必欲去之而后快。但蒋介石对陈纳德却是厚爱有加，陈纳德在美国军界的连连晋升都是蒋介石夫妇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蒋介石对这两个美国将军的不同态度，使他们之间原本已经紧张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了。

“三叉戟”会议后，陈纳德不仅获得了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且取得了援华物资的优先供应权，由于这是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的，史迪威无法公开反对，但心中却耿耿于怀。为了能保证其反攻缅甸计划得以实施(罗斯福同意缅甸战役和空中攻势作战同时并举)，史迪威坚持统一指挥美国在华一切军事力量，不允许有任何离心倾向，更反对把美国空军装进“中国人的口袋”。5月底，陈纳德的空中进攻计划刚刚在“三叉戟”会议上得到罗斯福的批准，史迪威的参谋长贺恩就通知中国军事当局，今后中国对美国空军的作战要求应由史迪威管辖下的美军驻重庆总部转达；如果美国空军接到中国方面的命令，必须先征询美军重庆总部意见，然后方可执行。显然，史迪威的这一措施是为了约束陈纳德的作战行动，不让他脱离自己的管辖。

蒋介石并不理睬史迪威这一招，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有权指挥战区中的一切部队。6月14日，蒋介石直接命令陈纳德配合中国军队在鄂西作战，“连续轰炸藕池口及石首四日”。但第二天，陈纳德又接到史迪威签署的命令，不准轰炸藕池口，这一藐视蒋介石权威的举动激怒了蒋介石。6月24日，他召见陈纳德和中国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决定“以后凡致陈纳德之命令，均由航空委员会转达”，不必经由史迪威的重庆总部。

蒋介石的强硬态度给陈纳德壮了胆。他马上对史迪威总部官员直接对他的参谋长格仑颁发指令表示反感，并认为第14航空队不需要史迪威派来的监察官，他愿意自己来处理一切事务。于是，他在重庆设立了自己的分部，直接与中国空军进行联系。

史迪威也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来限制陈纳德的指挥权。他向五角大楼建议，加派一名空军高级军官前来中缅印战区，统率在印度的第10航空队和在中国的第14航空队，当然，这位高级指挥官是在史迪威的管辖之下。这种安排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他绝不愿意让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再被史迪威管束起来。

与史迪威的纠葛(2)

6月2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诉他将派斯屈特梅亚将军前来中缅印战区，负责协调美国空军事宜，但保证斯屈特梅亚将不干涉陈纳德与蒋介石之间的特殊关系，对第14航空队也仅有顾问之权。这与史迪威为约束陈纳德而加派美国空军将领的初衷相差甚远，史迪威得知后立即电告马歇尔，反对对蒋介石让步，但罗斯福没有改变这一决定。

蒋介石却仍不满足罗斯福的这种安排。他认为陈纳德应该获得更大的权限。7月初，他致电罗斯福，要求把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取得与史迪威平等的地位，并完全独立于史迪威总部。蒋介石告诉罗斯福，只有这样，“陈纳德方能获得充分自由实现其经总统批准之空中作战计划”。同时，他还要求美国方面召回与陈纳德积怨很深的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

罗斯福又一次面临着蒋介石要他作出的抉择。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罗斯福在白宫的卧室中专门召集他的两个最主要的助手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开了一次会议。由于对刚刚开始的空中攻势寄予厚望，在有关陈纳德的问题上，罗斯福似乎总是倾向于赞成蒋介石的主张，认为陈纳德应该有一个不受史迪威管辖的指挥部。但马歇尔据理力争。他认为陈纳德不善后勤工作，又曾是一个中国政府出钱雇佣的人，受到蒋介石的影响，因而虽然他在战术指挥上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个天才，却不能委以重任。马歇尔最为担忧的是，一旦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势必意味着削弱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权限，而且为他国干涉美国的人事安排开了先例。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马歇尔确实言之有理，但罗斯福的心中又始终牵挂着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于是他作出了一个折衷的决定。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非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并将比斯尔召回。蒋介石的支持，使陈纳德在与史迪威的争执中再次占了上风。陈纳德终于取得了进行空中攻势作战的独立指挥权。

物资分配之争

陈纳德发动空中攻势的必要前提是必须得到飞机、汽油、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源源不断的增援，这就给原本已十分紧张的美国援华物资供应增加新的巨大压力，也使得陈纳德与史迪威在援华物资分配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

当时，美国援华物资是通过“驼峰”运输线送往中国的。这条航运线是美国政府在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开辟的。西起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向东飞越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和怒江，终点在云贵高原的昆明。航线全长500英里。途中山高大多为海拔4500至5000米，最高达7000米。飞机在峡谷深涧中飞行，从机舱向外看去，山峰连绵起伏，犹如骆驼的峰背，故以“驼峰”航线闻名于世。

这条航线是在中国战场面临与盟国隔绝的险境下开辟的，对于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敌士气、缓解中国抗战的物资困难以及加强中国与盟国的联络起了重要作用。它一经开辟，立即引起了日本空军的高度关注，他们不断派出飞机，拦截美国的运输机，企图破坏这条航线。然而，日本空军始料未及的是这反为陈纳德提供歼灭日机的良机。陈纳德命令所有的运输机飞行在“驼峰”运输线的北端，而让外形与C-47型运输机十分相像的B-47型轰炸机飞行在“驼峰”运输线的南端，并且漫不经心地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日本空军上钩了，他们逼近这些“运输机”，满以为可以来一个“饿虎扑食”。孰料轰炸机上枪手准确而猛烈的扫射打得他们措手不及。陈纳德设计这一圈套仅二天，18架日本战斗机就被击落了，而他自己的部下无一伤亡。这次意外的打击使日本空军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敢前来骚扰“驼峰”运输线。

然而，对于威胁运输线的其他多种困难，陈纳德就无能为力了。“驼峰”运输线既是一条连接盟国与中国的捷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印度缺少四季可用的机场，“驼峰”沿线变化多端的恶劣天气，大批驾驶技术还不娴熟的新飞行员，这一切都使“驼峰”运输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1942年年底，“驼峰”月空运量刚刚突破1千吨。1943年7月，陈纳德开始空中进攻时，月空运量也只上升到3451吨。这些吨位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战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当时，仅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就要求每月获得4700吨的作战物资。尽管如此，美国空军还是为“驼峰”运输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代》杂志1946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记载道：“在长50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下，因而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作为航行的地标。”

“驼峰”运输量的不足，使得物资分配问题成为陈纳德与史迪威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第14航空队成立之时，罗斯福总统为了让驻华空军获得物资分配的优先权，曾考虑让陈纳德从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手中接管“驼峰”空运的指挥权。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得知后，向总统保证，将贯彻他的意图。实?上，阿诺德将军对此事的处理却是草率的，他没有下达命令，只是让赴华就任第14航空队参谋长的格仑准将携带一封信给史迪威，要求史迪威让给14航空队掌管“驼峰”运输线。但对此安排深为不满的史迪威，以信件不是正式命令为由，没有理睬阿诺德。

与史迪威的纠葛(3)

“三叉戟”会议后，陈纳德自恃有总统的决定，满以为以往物资供应短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变了。但严酷的事实却使他大为沮丧，物资供应问题依然严重困扰他的作战行动。8、9两月的“驼峰”空运量分别是5674吨和6719吨，第14航空队获得的份额是3038吨和4575吨。按罗斯福的决定，第14航空队应优先获得每月7000吨物资中的4700吨，占总额的67.14％，而8、9两月实际所得只占53.54％和65.11％。

陈纳德有与罗斯福直接通信的特权，于是，他把满腹牢骚倾吐在给白宫的电文中。他告诉罗斯福，由于物资缺乏，他的轰炸机不能自由行动，补充飞机也没有按计划到达，这“势必延迟”第14航空队对日作战的进程，——陈纳德当然把这一切归咎于史迪威。

夏季很快就过去了，第14航空队的供应情况仍未好转，陈纳德只得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文森特回华盛顿，向陆军航空队总部直接汇报驻华空军面临的困境，并催促增援作战物资。文森特随身携带了陈纳德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因吾人并无足以善其事之利器，而大部适宜作战之气候亦已逝去，无可挽回，苟空中攻势可依时进行，则其初步即建立空中优势于华南，当已完竣，而软化敌空军与打击其海上交通之次一步想法已在进行中矣，若此，则占领距海岸最近之基地开始攻势之第三步，包括对敌岛屿的远程轰炸，亦将为期不远。

因战斗机力量之日渐削弱，以致吾人攻势之初步亦无法完成。……吾人之所以能屡败敌人者，以空中暨地上人员之勇猛善斗且战意坚决耳，在战争之现阶段中，欲使美国作战部队对抗日敌在华之如是优势，实非所宜也。

同时，陈纳德又写信罗斯福的得力助手霍普金斯，希望他鼎力相助：

无数之挫折已威胁中国境内空中攻势之进行，现又威胁之而使其全部停搁矣。……就余之处境所能而试予公正之评价，鄙意以为在华空中攻势之延搁将属悲剧无疑。

余甚欲以名誉保证，投资所获得将可使敌空军铩羽，而削弱其海上交通——后者乃敌人制胜所必需者也。

陈纳德四处求援告状，使史迪威非常不满。9月28日，史迪威在给中缅印战区所有美军将官的信中，不点名地批评陈纳德是最爱抱怨的人，要求他理解目前的困境，学会忍耐。但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中，史迪威忍不住发泄了自己对陈的怨恨，他写道：“对陈纳德有一个好办法。拔掉他的牙齿，使他无法抱怨。”对第14航空队面临的物资短缺的困境，史迪威自有他的看法。他告诉马歇尔，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这就是停止空中攻势。他认为已经给了陈纳德一试身手的机会，结果却表明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

但罗斯福不答应停止空中攻势。他对第14航空队的物资供应情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他先致电已经回到中国的宋美龄，对陈纳德缺少作战物资表示歉意，并保证增援物资正在来华途中。然后，他又向马歇尔询问第14航空队物资短缺的原因，希望马歇尔能支持并推进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这时，蒋介石又插手进来。他致电罗斯福，抱怨美国没有遵循“三叉戟”会议做出的承诺，如今，“只有总统的命令才能挽救一致同意的空中计划了”。罗斯福果真发布了命令。他告诉马歇尔，“驼峰”空运使他十分失望和不满，“因为我们践踏了自己的诺言”。他要马歇尔亲自过问“驼峰”空运，并指示史迪威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不要因为筹划缅甸战役而遗忘了第14航空队。他特别强调，“陈纳德的空军在今后几个月中作用特殊”。为了改善印度方面物资转运的情况，罗斯福又致电丘吉尔，希望“首相亲自干预”。

在罗斯福总统的亲自干预下，“驼峰”空运量有了显著增长。1943年12月终于突破万吨大关。C-47型运输机忙碌地在昆明机场降落，吐出它大肚皮里装载的各种物资，然后又急急地飞回“驼峰”的另一端，去装载堆满在阿萨姆机场上的货物。陈纳德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看着机场上不断地降落起飞的一架架C-47运输机，不由得从心中对那些空运队的小伙子们充满了敬意。他给空运队的指挥官发去函电，感谢他们送来了汽油、子弹、炸弹和各种作战物资，使第14航空队在空战中连连告捷。

但是，陈纳德对史迪威的不满并未消除。要把作战物资从昆明运到第14航空队在华东的各个作战基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这条陆地运输线面临的困难亦不亚于“驼峰”运输线。当时，黔桂铁路只通到贵州省境内的独山，而昆明向东的铁路只延伸到100公里以外的曲靖。在独山和曲靖间是700多公里的山路。卡车和燃料的缺乏使得第14航空队的物资经常堵塞在云贵高原的山道上。

与史迪威的纠葛(4)

史迪威的眼睛盯着缅甸丛林，他不管云贵高原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认为这应该由蒋介石来管。但陈纳德认为事关美国驻华空军的补给问题，史迪威作为驻华美军最高长官应该负责。他给史迪威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要求制定一个合适的补给计划，或者干脆让他本人负责这条陆地运输线，后来他又飞到印度新德里史迪威的司令部里据理力争。史迪威不得不派出一名上校来督导这条运输线。不过，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苦力用最原始的肩扛马驮的运输方式，为飞机这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输送了它所必需的血液。

运输困难使第14航空队要为它取得的每一个战果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从昆明运1吨汽油到湘桂前线的机场就要消耗掉1吨汽油，若要运送到更远一些的小机场，消耗则更多。在上海投掷1吨炸弹，就要从美国运送18吨物资到印度，再从那儿通过“驼峰”运输线运到中国。这些供应上的困难是陈纳德在制订空战计划时所不曾仔细考虑到的，这成为制约第14航空队空战规模的重要因素。尽管陈纳德发动的空中攻势作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完成1943年预定的作战计划。

激战前的争论

1944年初，日本大本营为了扭转在中国上空的劣势，阻止同盟国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向日本本土发起空袭，决定将原本着眼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的主要目的，限定为“基本歼灭西南支那(桂林、柳州方面)敌空军基地”。随后，日军统帅部制定了“1号作战”计划，并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2月18日，日本空军第3飞行师团扩编为第5航空军，直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包括第1飞行团，下辖第25、85、16、90战队，另有飞行第44战队及独立飞行第18、56、54中队。3月25日，日本第5航空军制定了《作战计划概要》，其要点是：在地面部队准备作战期间，首先歼灭敌航空战力，特别在5月华南进入雨季前完成歼灭任务，直接协助作为主力的第11军作战；同时协助京汉作战，确保长江兵站补给线和设备，防止敌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等。至4月底，日军可能出动的飞机数是168架，已经少于中美联合空军的实力。但日本陆军的实力却远胜过中国军队。

日军在长江、黄河流域的频繁调动都是在第14航空队飞机的眼皮底下进行的。陈纳德马上警觉起来，虽然他不能马上判断日军的意图。2月12日，他将日军的行动情报报告给史迪威，并指出日军有可能在中国发动一次空中闪击，希望史迪威能予以注意。

此后，有关日军调兵遣将的更详细的情报接踵而来。陈纳德从飞机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侵华日军坦克、大炮、载重卡车、装甲车的大规模集结是前所未有的。在长江上，每星期都有军火船只从下游逆流而上，抵达汉口。尽管陈纳德命令第14航空队的战机在九江、安庆、芜湖一带对日军航运予以打击，但江南早春的阴雨天气和不够充足的物资供应限制了这种空袭的规模，日军的船队仍陆续不断地抵达汉口。

越来越多的情报使陈纳德得以正确地判断出日军的真实意图。3月13日，他在为中国空军拟定的一份作战计划中指出：

敌人在过去两月间之活动已显露打通郑州信阳间铁路线之意向。因据各方报告，信阳方面及黄河铁桥北端之铁路交点，敌人正在集结军队及军用品，长江下游敌人正积极向上游九江及汉口一带增兵。而2月间所摄得之照片又表示敌人正竭尽全力修复郑州铁桥，估计可于5月间修竣使用。

北平汉口间之铁路线如畅通无阻，则敌人运输物品给养前往华中占领区可无须专赖长江水运。近日14航空队对敌人长江水运之攻击已显示水道运输易为空袭所制，故假定敌人最近活动之企图在打通平汉路实甚有理由。

为了打乱日军的作战计划，陈纳德决定抓住时机对日军运输线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物资供应的不足再次捆住了陈纳德的手脚。2月份，第14航空队获得空运物资7017吨，3月份却下降到4379吨。刚刚进驻中国的B-29型轰炸机群吞噬了大批空运物资，从2月份的283吨激增至3月份的3603吨。这批“空中堡垒”是专门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没有五角大楼的命令不能动用，但它的来华使本来已十分紧张的物资供应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陈纳德心急如焚。4月6日和8日，他两次致电史迪威，报告中国局势危在旦夕，请求增加物资供应。陈纳德告诉史迪威，日军即将在中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将分为两个阶段。日军第一阶段的目标在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段，第二阶段则是攻占长沙。此后，日军可能继续南下，占领衡阳、零陵、桂林等地的美军机场。他认为一月前驻华日军地面部队的部署已是珍珠港事变以来最富于威胁性的。在此危急关头，第14航空队应该担负起新的使命，但物资供应的现状将使第14航空队无法施展身手。为此，陈纳德向史迪威建议：

与史迪威的纠葛(5)

1．给第14航空队补足4月份“驼峰”空运吨位，5月份空运物资增加至8000吨，7月份增至1万吨。

2．增加卡车等物资供应，改善至华东机场的运输线。

3．在中国和印度分别设立相当于驻华空军10％的后备力量，以补充作战损失。

4．暂时转移B-29型所需空运吨位，以便在华东机场建立最低限度的贮藏，并在必要时，动用B-29型袭击日军供应基地。

在4月8日那份电报的结尾处，陈纳德直率地告诉史迪威：“我相信若果能够改变在华空军的地位，中国之危机便可改变了，我诚信你必为这目的而有所行动。”

4月19日，陈纳德又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内容相仿的电报，指出日本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势属必然”，如果日军达到目的，美国空军“在华基地将丧失作用”，甚至将使中国“物价暴涨，政局动乱”。因此，必须以空中力量支援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的进攻。但是，“由于人员、装备、物资等俱感缺乏，我只能向你坦诚相告，我们将来的作战极为艰难”。

日军后来发起的豫湘桂战役证实了陈纳德对敌情的正确判断，他增加空运物资、加强第14航空队战斗力的要求也不失为抑制日军攻势的一个有效措施。然而，陈纳德发出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警告时，中美军事合作正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3月7日和4月8日，罗斯福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驻云南的中国军队跨过怒江，再度入缅作战。史迪威是在一心希望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催促能使他久已盼望的缅甸攻势作战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收到陈纳德的告急电的。这使史迪威深感为难，如果满足陈纳德的要求，便一定会拖延缅甸作战，而且当时驻缅日军正自英坊向印度进攻，危及盟军在远东的后方基地，英国军队已为此在三星期前向史迪威借调了20架从事“驼峰”空运的运输机。史迪威决不肯放弃缅甸战役，他答复陈纳德：在英坊局势好转之前，不可能增加驻华空军的物资供应。他强调在印度面临危机之时，英美联合参谋部不会优先考虑日本可能在中国发动的进攻。他命令第14航空队“减少活动，以确保应付危机所需的储备”，并须以守卫成都机场的B-29型轰炸机为首要任务，“即使这将停止对航运的袭击和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也在所不惜”。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派遣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并不抱积极态度，史迪威为了不让中国得到拒绝出兵缅甸的借口，又于4月12日警告陈纳德，不准他向中国当局递交局势危急的报告。

但是三天后，作为中国空军参谋长的陈纳德却不顾史迪威的警告，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报。陈纳德重复了他致史迪威电报中对局势的判断，建议中国军队在抵御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应向日军发起攻势，夺取宜昌、沙市，或者汉口。陈纳德几乎是在与史迪威唱对台戏。他特别提醒蒋介石，在局势日益危急之际，可以用以应付敌军在华中、华东进攻的大量物资与数万军队实际上已抽调至怒江前线。当时第14航空队拥有作战飞机400架左右，其中200架正在云南和缅甸前线作战。陈纳德希望蒋介石能改变第14航空队面临日军进攻时不能有所作为的局面：

必须告诉阁下，在华联合空军力量(不包括B-29型远程轰炸机)无法阻止日军将发动的空中攻势，当然也无法在需要的区域和范围内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支援。为了使空军能够完成这些使命，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使之获得足够的物资和战斗力。日军威胁已近，事不宜迟。

考虑到史迪威三天前的禁令，陈纳德打算先将这份报告递交史迪威在重庆的参谋长贺恩。但那天贺恩正因病离职。陈纳德认为事关战局，不应拖延。况且他认为自己身为中国空军参谋长，有权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这一行动符合陈纳德不受拘束的性格，但却触犯了美国军队中下级不得违背上级命令的大忌。陈纳德终究是一个美国少将，而史迪威是他在美国军队中的顶头上司。

史迪威得知陈纳德的举动后勃然大怒。4月中旬，蒋介石因罗斯福接二连三的催促已应诺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而陈纳德却在此时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应集中对付华中的日军，还请求史迪威将在滇缅前线作战的第14航空队所辖第69联队调往华中，显然与史迪威的主张背道而驰。况且，就在陈纳德连连告急之际，史迪威在重庆的总部得到的情报却表明，日军在黄河两岸根本没有进攻能力。这一切使史迪威有理由认为陈纳德是在捣乱，是想用他的空中攻势来干扰缅甸作战。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与陈纳德之间的矛盾，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解除陈纳德第14航空队司令一职，让其专管中国空军的训练和作战，理由是陈纳德违背命令向蒋介石所作的报告，已影响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史迪威的电报到达美国时，马歇尔正巧不在华盛顿。处理此事的陆军副参谋长麦坎尼中将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特殊的局势和陈纳德在蒋介石那儿特殊的地位，解职之举并不合适。他告诉史迪威，如果陈纳德被解职后华中陷于敌手，那末这个责任就得由你史迪威承担了。史迪威接受了麦坎尼的劝说，并要求他退还电文。

与史迪威的纠葛(6)

陈纳德和史迪威在激战前夕的这场争论，形式上反映了他们对华中形势的不同估计，更深层的原因则依然是他们关于在华政治、军事战略的分歧，这场争论导致了两位美国将军在中国遭到日军大规模进攻时，更难协调一致行动，其后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豫湘桂战役中

当陈纳德觉察到日军将在黄河两岸发动攻势时，他一面大声疾呼，向蒋介石、史迪威发出警告，一面开始调兵遣将，在中国北方部署空军，准备以空中袭击打乱日军的作战计划。3月中旬，他制定了中美空军在平汉铁路沿线的作战任务：

1．保卫在敌机航程内之中国机场及城市。

2．为中国陆军进行侦察任务。

3．毁损广武附近之黄河大桥。

4．毁坏新乡及开封之铁路交点。

5．攻击：A、敌机场及设备；B、敌阵地；C、敌在黄河长江两岸之运输及渡口；D、汉口信阳间之铁路及汉口火车站。

6．攻击在我航程内之其他有利目标。

陈纳德打算在日本发动大规模攻势前，抢先执行第3、4项任务，使敌军预定的进攻陷于困境。他希望中美两国空军积极合作，完成上述任务。

4月初，陈纳德将在他指挥下的中美混合团调往中国空军在西安、恩施、梁山等地的机场，准备从那儿出发扰乱日军，但这些机场设施极差，又适逢连日暴雨，中美混合团无法及时完成作战准备，失去了在日军发起进攻前的最有利的作战时机。

陈纳德原来估计日军要到5月1日才能完成作战准备，发起攻势。但是，日军的行动比陈纳德预计的提前了半个月。4月17日，日军在河南发起攻势，豫湘桂战役(日军称“1号作战”)打响了。

陈纳德立即调遣在湖南、广西境内的第14航空队战机前往河南前线，轰炸日军交通大动脉——黄河大桥。4月28日，从桂林机场起飞的37架美国飞机轰炸了黄河大桥。同时，陈纳德将刚运抵中国的P-47型新式战斗机和B-24型轰炸机从云南调赴成都，出击平汉铁路。第14航空队最初的空袭成效并不显著。5月初，美国飞机配备了新式的火箭后情况才得到改善。新乡、信阳等日军交通枢纽和重要据点先后遭到美国空军的猛烈轰炸。

日本防卫厅编写的战史对第14航空队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了如下的记载：

京汉铁路作战开始后，美国空军对华北日益关心。新近抵华的P-47型战斗机主力和B-24型轰炸机主力30架从云南移防成都。中美混合空军P-40战斗机30架、B-25轰炸机15架也从桂林、柳州调到梁山。因此，华北方面敌机活动逐渐增加。5月份，敌空军越趋活跃，特别是P-40型战斗机在战场各处频繁袭击。

……

美空军战斗机对华北铁路，尤其是机车损害颇多。

但从整个河南战役看，由于日军突然进攻，美国空军仓促应战，而中国军队汤恩伯部又一溃千里，因此，第14航空队对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4月22日，日军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郑州。5月1日，日军夺取豫中重镇许昌。5月25日，日军攻克古都洛阳，河南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完全溃败而告结束。

5月底，日军调集10万兵力由洞庭湖两侧地区开始向湖南进攻，拉开了豫湘桂战役第2阶段的序幕。进犯湖南的日军进入了以衡阳、桂林等地为基地的第14航空队第68联队的航程范围之内，使陈纳德的空军有了用武之地。6月1日，陈纳德向第68联队发布作战命令：第一，攻击日军飞机，削弱日本空军对地面的威胁；第二，袭击汉口附近的航运；第三，袭击日军地面部队、火车、桥梁等，力图配合中国军队抵御住日军的进攻。为了在燃料紧缺的情况下，确保完成这些任务，陈纳德取消了他惯于使用的对敌机场的袭击。

当时，中美联合空军的力量已远远胜过日本空军。5月末，据日本第5航空军参谋长桥木秀信向日本参谋本部的报告：中美方面拥有战机667架(其中美国飞机556架，中国飞机111架)，日方可能出动的飞机是220架，双方力量对比是3∶1。慑于第14航空队的威力，配合湖南作战的日本空军尽量避免与美国战机正面交锋。这样，轰炸日军后方基地汉口及其附近的航运就成了美国空军的首要任务。6月初，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对汉口进行了几次颇有成效的空袭。但不久，耗油厉害的轰炸机就将袭击日军航运的重担移交给了战斗机。

与史迪威的纠葛(7)

当时，正逢湖南多雨时节，滂沱大雨常使在跑道上准备起飞的美国飞行员望不到机场跑道的尽头。但紧张的战事迫使他们照样斗志昂扬地驾机上天作战，而且每架飞机每天出动高达3至4次。第14航空队在自己的战史上记下了这光辉的一页：

对敌骑兵的袭击、对物资集结地的轰炸和对湘江、洞庭湖上船队的进攻交叉进行。机械师在闷热的天气中连夜修理作战中损坏的飞机，替换零件，使飞机在拂晓前作好一切起飞准备。飞机完成作战任务一着陆，军械士就在机翼下再挂上爆破弹和杀伤弹，给机枪加上子弹。在重新坐回座舱执行新任务之前，飞行员们除了冲到指挥部报告作战经过，简要听取下一个目标的情况介绍以外，再无其他空余时间了。

在反击法西斯的战争中，这些美国军人的英勇表现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日军原认为连绵阴雨是最好的防空屏障，美国空军将无法穿过浓厚的云层找到他们的踪影，于是，就利用暴雨加快推进速度。但是，日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为了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并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援助，陈纳德于日军进攻前夕扩大了他设在中国军队中的地空联络小组。当时防守湖南的是第9战区薛岳的部队，陈纳德向薛岳部队派遣了100名官兵，负责侦察、搜集日军地面部队的情报，为第14航空队的战机寻觅攻击的目标。尽管存在着语言不通和通讯设备差的困难，但与飞行员们相比，这些官兵的工作毫不逊色。有两个美国兵在岳州被日军围困后很久，仍坚持拍发无线电报，指示P-40型飞机袭击围城的日军，直到岳州陷落前数小时才撤离。由于地空联络小组的出色工作，第14航空队对湖南境内日军航运的攻击极有成效。

日军第40师在渡过洞庭湖南犯时，配备有120艘大小船只，担负运输任务。尽管有地面防空部队和空军的掩护，这些船只还是遭到了第14航空队的猛烈袭击。6月初，日军向湖南发动进攻尚不满半月，这些船只已被炸得只剩30余艘了。日本第5航空军在6月15日给日本军部的报告中说，美国空军每日出动飞机数最高时达50架，“水路运输危险大大增加”。

6月下旬，日军兵临衡阳城下。衡阳是粤汉、湘桂铁路的联结点，又是美国空军在华中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因此，第14航空队集中力量对日军从岳州到前线的运输线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轰炸，每天出动飞机执行作战任务十几次。最高时一次出动百余架飞机。丧失了制空权的日军束手无策，只得听任美军对运输线轰炸扫射。衡阳前线日军几乎弹尽粮绝，被迫停止白昼活动，仅在夜间进行运输、作战。日军自己承认，由于空袭，“我部队所遭遇之艰辛，实已超过想象”。

进攻衡阳的日本第11军作战参谋益田兼利对美国空军的凶猛轰炸有着切身的感觉，他在战后回忆道：

1．长沙以南的战场制空权在美军手中。为与第一线部队协同作战，我航空部队飞机场向南推进，但日益困难。这是因燃料运输的困难而造成的。

2．为准备第二次进攻衡阳，第11军从岳州、长沙积极运送军需品，特别是弹药。水路、铁路、汽车、驮马齐头并进。但运输物的一半由于空中攻击在途中丧失。

3．水路运输由于敌机猖獗而昼伏夜行，但遭击沉者仍然很多。到达目的地者约30%。

4．汽车和驮马的运输最有成果。但由于道路不良，渡口、桥梁遭破坏，汽车行动受到限制……长沙到衡阳直线距离140公里，但汽车至少要4天才能到达。

5．……驮马从易俗河到衡阳(直线距离100公里)至少要4日。

但是，燃料告缺限制了第14航空队进一步扩大战果。7月上旬，桂林、柳州基地燃料不足。7月12日，陈纳德不得不命令正在参加作战的一个轰炸机中队撤离华中前线，飞返云南。7月17日，华中各基地所有的燃料仅够前线所有飞机返回昆明之用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华中前线美军飞机只得蛰伏机场。

尽管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第14航空队对围攻衡阳的日军还是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从5月26日到8月1日衡阳失守前夕，华中前线的美国空军共出动作战5287架次，扔下炸弹11640吨，炸毁卡车595辆，桥梁14座，炸沉大小船只1千余艘，并击毁敌机百余架。自己损失了43架飞机。

如果燃料供应不在关键时刻告缺，衡阳之战可能使陈纳德得以证明，美国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的密切合作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现在，他只能引用日军指挥官高桥中将的话来证明这一点了。高桥认为，如果美国空军对日军运输线和前线部队的攻击再增加50%，就将遏止住日军对衡阳的进攻，迫使日军返回长沙以图死守。高桥的看法得到了一些日本军人的附和，他们认为，美军空袭造成的运输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前线缺乏弹药装备，是衡阳久攻不下的原因。因此，美国空军是“检讨1号作战时不可或忘之重要条件”。

与史迪威的纠葛(8)

进攻湖南的日军在占领长沙后计划一鼓作气攻下衡阳，打通粵汉线。但第14航空队的空袭和中国军队的抵抗迫使日军在衡阳城下滞留了40多天，打破了日军预定的作战时间表。8月7日，衡阳失陷，但被挫伤了锐气的日军惊魂未定，军内主张停止或延迟拟定中的向广西进军的呼声甚高。事实上，日军占领衡阳后，足足休整了1个月，才继续向南进犯。即使这样，日军的补给仍未达到正常的标准。开往前线的师团只得到30吨左右的补给，士兵的衣、食都无法完全满足。

衡阳失陷后，美国空军在华中最重要的基地衡阳机场落入敌手。但由于此时第14航空队的供应状况开始得到缓解，作战反而更趋活跃。日军承认，美国空军的活动“并不因衡阳的失陷而消沉”。日本空军虽进驻了衡阳机场，但湖南的制空权仍在第14航空队手中。因此，日军飞机只能在黄昏或拂晓前10至15分钟内起飞降落，以免遭受美国空军的袭击。日本地面部队白天的行动仍受很大限制，前线部队供应更为困难。8月20日的日军战报表明，日军卡车因空袭日均损失达52辆之多。

为此，日本大本营在8月间又从日本本土和台湾向华中增派3个战斗机中队，其中有准备在菲律宾与美国决战时使用的配备最新式战斗机的第22中队。10月末，日本空军又调主力进驻衡阳。但是第14航空队的猛烈攻击，使日本空军完全丧失了主动出战的机会。最终，日军不得不将空军撤出了衡阳。

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力，第14航空队的这些战绩不能对整个战场产生更大影响。日军顶着美国空军的袭击继续南下。桂林、柳州受到严重威胁。11月初，陈纳德飞临柳州作最后视察，当时日军离柳州已不到50英里了。11月8日，最后一架第14航空队的飞机离开柳州。3天后，柳州失陷。美国空军在华中的几个重要基地都被日军占领了。

当陈纳德乘机撤离柳州时，他看着已被他的部下炸毀的机场上冒起的滚滚浓烟，不由得又想起了在豫湘桂战役中与史迪威发生的种种争执，愤怒、不平、怨恨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早在5月18日，他就致电史迪威，请求采取断然措施应付日益险恶的战局，向第14航空队提供足够的物资，以避免华中美军各基地陷入敌手。他更希望史迪威能考虑在适当时机采取紧急措施，动用B-29型战略轰炸机，阻止日军在中国的进攻。在这之前，蒋介石也接见史迪威在重庆的代表，要求将在成都负责守卫B-29型轰炸机的第14航空队战斗机队移往南郑，支援洛阳一带的中国军队，并将给B-29型轰炸机的500吨汽油调拨给这些战斗机使用，以便遏止日军的进攻。

正在缅甸前线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请求反应冷淡。但是陈纳德有关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及第14航空队缺乏物资的报告却引起美国空军最高机关的注意。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接连致电陈纳德，表示“对过去数周来日本地面攻势与你同样深感忧虑，我们将尽力为你提供更多的物资”。但同时阿诺德又告诉他，空军总部认为“给第14航空队的吨位应增加，但如你所知，这一决定权在战区司令官手中。”

陈纳德只得再向史迪威求援。5月29日，他致电史迪威，报告日军已从汉口南下发起新的进攻，希望史迪威能给予每月1万吨的空运物资，并准许他借用B-29型轰炸机的储存物资。31日，蒋介石又应陈纳德的请求，让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长商震向罗斯福递交备忘录，重复了陈纳德的上述要求，并提醒罗斯福：日军进攻的成功“意味着击败日本将至少延迟3年时间”，因此必须“加强第14航空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接连向缅甸前线发出电报，要求史迪威来重庆商谈对策。

局势迫使史迪威走出缅甸丛林。在赴中国前，史迪威曾询问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日军在中国的进攻“是不是一次掩护日本从印度支那进攻昆明的作战行动?”中国的“局势是否危急？前景如何?”专心致志于缅甸作战的史迪威对此时中国战场发生的一切确实是太隔膜了。直到5月中旬，美国驻重庆武官仍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一次春季演习，在达到目的后就会退回原防。在这种情况下，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史迪威怎么能对日军攻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6月5日，史迪威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重复了他在致罗斯福备忘录中的要求，并请史迪威将B-29型轰炸机在成都储存的物资拨给陈纳德。蒋介石强调目前中国的“局势只有以空中进攻才能予以解决”。到这时，史迪威才确信中国局势的确十分严重，但仍不同意蒋介石只有空中进攻才能阻止日军前进的断言。他认为解除危机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为此，史迪威在会谈中坚持，他可以增加第14航空队的物资供应，但中国方面也应作出努力，必须将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全部用于这一目的。当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正担负着飞越“驼峰”运输中国纸币的任务。蒋介石认为，由于通货膨胀严重，运输这些纸币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不能担负其他任务。史迪威在与中国政府交往中一向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时，他又使出了这个手段。他告诉蒋介石，如果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能用于为第14航空队空运物资，那么，B-29型轰炸机的储存物资也不能动用。会谈结束前，蒋介石克制住恼怒的情绪，向自己这位美国参谋长作了让步。

与史迪威的纠葛(9)

与蒋介石会谈结束后，史迪威急着离开重庆，飞回缅甸前线。6月6日，他返程途中在昆明作短暂停留。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司令部的军官们立即把史迪威请到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满认为这下可以当面向这位上司呈报战况、研究对策了，但史迪威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令陈纳德及其僚属好不扫兴。

在史迪威介绍了他与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后，陈纳德重复了他关于动用B-29型轰炸机在成都的储存物资的请求，并希望能动用这批重型轰炸机对日军的后方基地汉口进行一次猛烈的轰炸。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这个提议不表反对，但他似乎更关心如何在昆明保存更多的力量，以对付他一直担心可能发生的日本从印度支那向昆明的进攻。这样的进攻如果发生，显然会影响他在缅甸的作战。在谈到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时，他显得毫无信心，认为已经“无法阻止日军占领我们在华东的基地了”。陈纳德可不想拱手让出这些机场，他正想在粉碎日军的进攻中施展一番呢!他表示如果有B-29型轰炸机的援助和史迪威的支持，他对挫败日军的进攻充满信心。说完，他立即递上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动用除支援缅北滇西作战以外的一切飞机，阻止日军的进犯。陈纳德希望史迪威能对这个计划仔细看一下，并谈谈自己的看法。史迪威收下了这份计划，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后，就把它塞进了口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史迪威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又飞回他在缅甸丛林中的指挥部去了。

陈纳德独自站在巫家坝机场的跑道上，望着史迪威的座机飞向蓝天，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他拉开了飞行服的拉链，让滇池的清风吹散积压在胸中的怨恨。在他看来，他关于日军进攻的预言已被证实，美军在中国的基地受到了威胁，整个中国战场局势危急，史迪威迫于形势会听取他的意见的。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史迪威此行作出的惟一让步，就是同意每月给第14航空队1万吨空运物资。陈纳德对这姗姍来迟的决定是不满多于高兴。当时豫湘桂战役正在进行之中，史迪威同意增加的物资即使马上运至昆明，也至少再需一月才能运至华中前线各战场。正如史迪威的参谋长贺恩坦率告诉陈纳德的那样：“我们认定现在所采取的步骤在9月之前不会生效。”当战局失利后，陈纳德很自然地将过失推向史迪威。而史迪威则认为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得逞和美军机场的丢失证明了陈纳德“空中战略”的错误。双方互不见谅的指责发展到越来越激烈的地步。

对于中国抗战事业来说，陈纳德与史迪威这两个美军在华主要将领的各执己见，各行其是，是颇为遗憾之事，其对中国战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对此评论说：“在史迪威与陈纳德的争执中，观点不同和个人冲突兼而有之。两个个性鲜明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之间缺乏合作，有损于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

华莱士来华

当陈纳德与史迪威彼此指责、互相攻讦越来越升级之时，正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多事之秋。陈纳德作为美国在中国惟一作战部队的司令官也卷入了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

史迪威离开昆明半个月后，陈纳德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机会和对象。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以总统特使身份访问中国。陈纳德是在6月19日得知这一消息的。正与史迪威争执不休的他马上想起了上一个总统特使威尔基为他带来的机遇，希望这一个总统特使也能使他在与史迪威的争执中再占上风。这样，当华莱士在重庆机场走下飞机吋，陈纳德就出现在欢迎的官员中，而史迪成这时却还在缅甸丛林之中。

陈纳德得知华莱士访华期间将光临第14航空队司令部所在地昆明，大喜过望，立即飞往昆明进行准备。行前，他将自己的亲信、第14航空队的新闻官艾尔索普留在华莱士身边，作为他访华期间的空军副官。艾尔索普是美国报界的专栏作家，又是罗斯福的远房表亲，与华莱士早就相识。他当然是让华莱士了解陈纳德观点的最合适的人选。

6月24日，华莱士的飞机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陈纳德率领他的部下热烈欢迎这位副总统。华莱士是一个农业专家，当过罗斯福政府两任农业部长。1941年，罗斯福第3次出任美国总统时，他当上了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时，已经56岁，但他身体很好，精力过人。在飞机旁与陈纳德略事寒暄后，这位美国副总统竟不顾旅途疲劳，玩兴大发，要陈纳德立即组织一场排球赛。陈纳德不敢怠慢，马上组织起两支排球队，并亲自作陪，参加球赛。陈纳德年轻时也是运动场上的好手，但此时前线战事正急，大量的电报公文正等着他签发。于是，他乘华莱士玩得尽兴时悄悄离开了球场。排球赛一连进行了5场，华莱士还未过瘾，又拉着陈纳德陪他打棒球。晚饭后，华莱士还与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参谋长格仑车轮大战乒乓球，直到11点才心满意足地上床就寝。但却把比他小两岁的陈纳德累得够呛。在接下来的两天中，陈纳德形影不离地陪着华莱士在昆明各处参观访问。

华莱士这次访华不满半个月，但在昆明却逗留了两天多，因而，陈纳德有大量时间与华莱士交谈，向他宣传在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空中攻势的必要性。当然，也忘不了贬损一下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这使华莱士对陈纳德和他指挥的空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史迪威身为战区司令官，却没能与这位副总统见上一面。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跟随华莱士到达昆明，却被陈纳德的部属故意支开，不让他与华莱士有时间待在一起。对此，史迪威在重庆总部的官员不无担忧地认为，陈纳德已经抢在战区司令官前面了。

陈纳德的努力取得了效果。华莱士离开中国时，接受了陈纳德和艾尔索普的观点，即只要史迪威继续担任战区司令官，中国的局势就无法改进!因此，史迪威必须调离中国。华莱士让艾尔索普为他起草了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上述建议的文件。在考虑史迪威的继任者时，这位副总统想到了陈纳德。但是，艾尔索普提醒他，五角大楼尤其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是根本不会让陈纳德担任此职的。这样，华莱士才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写上：“陈纳德深得蒋介石信任，他不应从现在成绩卓著的军事岗位上调离”，并且建议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艾尔索普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罗斯福后来下令调离史迪威时，也曾考虑让陈纳德替代，但很快就因为五角大楼的反对而改变了主意。史迪威最终调离中国牵涉到中美关系中的许多因素，但是，陈纳德为了毫无约束地发挥第14航空队的作用，确实想千方百计地挤走给自己设置障碍的顶头上司，在这件对中美关系影响深远的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了调他回国的通知。第二天，他神色黯然地离开了重庆。当史迪威的座机飞抵昆明巫家坝机场时，陈纳德像一个胜利者一样踌躇满志地站在跑道上迎送这位昔日的长官。史迪威颇有风度地留给陈纳德一封十分友好的告别信，表示对陈纳德所取得的成绩引以为豪，并承认陈纳德受到中国人的钦佩。陈纳德与史迪威这两个冤家对头最后谈了些什么已无从查考，不过，我们从陈纳德的回忆录中还是能发现他当时颇为得意的心情：

对于史氏的去职，我并不觉得惋惜。……史氏自中缅印的走开显示出中美关系的一个可悲时期的终止，和一种不良政策的结束。

当史迪威的座机升上天空向西飞去时，陈纳德确信，第14航空队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1)

战争的磨难

当陈纳德在中国上空叱咤风云，给日本侵略者以痛击之时，年轻的陈香梅则正经历着侵略战争给中国平民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香梅及她的5个姐妹已跟随母亲居住在香港。日本侵占华北，使廖、陈两家的财产几乎荡然无存。战前，陈家不必依靠当外交官的父亲的薪金来维持，抗战开始后，这种情况就变化了。在香港，陈香梅不断地见到她的母亲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靠典卖来维持一家七口在香港的生计。然而，对于她打击最大的，还是她目睹她亲爱的母亲身患癌症因缺乏良好的治疗而痛苦地死去。她在《往事知多少》一书中回忆说：

战争夺取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了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晚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1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慌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

她的母亲终于在痛苦的煎熬中带着对孩子们的深深的依恋离开了人世。13岁的陈香梅和她17岁的姐姐独立地料理了母亲的后事。由于姐姐正在住读护士学校，于是陈香梅成为一家之主，她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照顾4个妹妹。后来，陈香梅姐妹5人一起进了圣保罗女书院，成了住读生。

更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她们。1941年12月8日上午，陈香梅起床不久，听到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整个学校都在震动，透过窗户，她看见隔岸相望的九龙笼罩在一片滚滚浓烟之中，收音机在播音：日军正在向香港发起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出于安全的考虑，学校让学生们都躲到地下室去。地下室年久失修，阴暗潮湿。陈香梅姐妹在里边待了一整天，又冷，又饿，又恐慌。这就是战争留给陈香梅的最初印象。随后，陈香梅姐妹5人在上了锁的圣保罗女书院围墙内度过了6个月时间，忍饥挨饿，除了豆类，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令陈香梅切齿痛恨，永远难以忘却还是亲身经历了日本兵对圣保罗女书院的敲诈。她在《香梅之路》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追忆：

沉重的皮靴开始敲击着木制的楼梯。我们通过宿舍的窗口从庭院上面看到他们走了过来，并想象着将要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学校的两个女佣人描述过日本侵略者进行蹂躏的流血惨案：年轻的姑娘们被轮奸后剖开肚子。她们说，当她们的父母或丈夫目睹这一切时，面对日本兵的枪口，也是毫无办法解救她们。

在宿舍里，我们挤成一堆，被越来越逼近的可怕的皮靴声吓得晕头转向。

大厅对面，一把钥匙插进门锁，发出咯咯的开锁声。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修女院院长颤抖的声音——我们自己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不安，然后钥匙插进了我们的门锁，门打开了。

修女院院长的身后站着十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发出酒精和洋葱的恶臭。我的眼睛简直不敢离开他们的皮靴；皮靴非常笨重，沾满了泥污。

修女院院长严肃而镇静的脸上显露出抑制着的痛苦神情，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姑娘们，把你们的手表和自来水笔交给我。”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2)

我们连忙顺从地搜出这些物件交给她。她强作镇定地站在门口。她严肃地将笔和手表一一分给了那些日本兵。这些士兵摇摇手表，把金表凑到耳边去听，然后又拧开自来水笔查看。翻译又说：“他们还要。”

院长果断地摇摇头，摊开双臂：“再也没有了。”大量汗水从她戴的白套袖上渗了出来。

这些日本兵还是不走，交头接耳，目光贪婪，然后，勉强大踏步走开了，嘴里不住地嘀咕。

到了楼梯的尽头，翻译回转身来说：“明天我们还要来，搜查整个院落。”

我一头扑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眼泪已经流完了。此刻，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仍在猛烈地发抖。

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来说，是人生道路上一段痛苦的经历。不过，对陈香梅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总算还有一线光明。这一年，她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伍耀伟，并开始了她的初恋。他是她同学的哥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到香港来探望父母的，这场战争使他留下了。日本占领香港后，伍耀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望陈香梅，并带些吃的东西。当时日本人在香港实行宵禁，时间是从每天晚上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伍耀伟总是在清晨赶到陈香梅姐妹的学校，然后在黄昏前离开。有一次，他没有通行证，被日本军队的岗哨拦下，硬指为间谍，险些被枪毙，多亏他拿出随身带的手表和派克金笔疏通，才得以脱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伍耀伟的到来给陈香梅带来阵阵暖意。每天，在寂静的校园中，她急切地盼望着他的出现。只要他来到她的身边，她就感到踏实，感到高兴。而他一离开学校，她就为他的安全担心，生怕他在路上遭遇不测。16岁，正是多梦的年龄。为同学代写多次情书的陈香梅，这一次拿起笔写自己的第一封情书了。她发现，这要比为别人写情书困难得多，因为那些惯用的套话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她心中的真实情感。

日本人占领香港三个月后，伍耀伟首先拿到了离港的通行证，但是他却不愿留下陈香梅姐妹独自先走。陈香梅则惟恐日本人改变政策，不准青年男子离港，含泪劝他先走。他却坚决不肯。多年后，陈香梅回忆起战争中的这段经历，引用了唐朝诗人卢纶的五言律诗《送李端》：“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她认为，这几句形容当时他们的一片纯情十分恰当。

幸好，经过长期交涉，陈香梅姐妹也拿到了离港通行证。于是，在日本的铁蹄下生活了半年之后，她们和伍耀伟一起离开了香港，踏上了流亡的路途。临行前，陈香梅把母亲留下的珠宝缝在衣服中，躲过了海关的检查，但海关日本检查员的搜身，还是使她吓出了一身冷汗。在这以后的流亡生活中，这些珠宝成了她们到达目的地的生活来源。

他们流亡的路线是经澳门到广州湾，再到广西的茂林，最后的目的地是桂林。这么一群人在战争期间徒步跋涉这样长的路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途中，陈香梅患了流亡难民的通病——疟疾。祸不单行，她抱病赶路两天后，又患痢疾。身体虚脱的陈香梅只得躺下了。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疟疾和痢疾都是致命的疾病，但在学过护士的姐姐陈静宜和伍耀伟的精心照料下，她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经过艰难的跋涉，陈香梅一行终于走出了日占区，到达桂林城。伴随着到达终点的喜悦的是分别的惆怅。伍耀伟要去战时陪都重庆工作，陈香梅要去岭南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分手的时候到了，别意离情充满他们的心间，但涌到嘴边只是凄然一句：“不要忘了我，常来信!”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3)

此后，陈香梅与伍耀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信，终因兵荒马乱失去了联系。当他们再见面时，已经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了。那时，陈香梅已经是陈纳德夫人。他们的房子需要翻新，找了一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代表上门了，陈香梅打开门，站在她面前的竟是伍耀伟。两人默默无言地对视了几分钟后，他说：“我感到很遗憾。”她答道：“我也感到很遗憾。”战争就这样改变了人们的命运。

在桂林与伍耀伟分手后，陈香梅进了岭南大学，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岭南大学原在广州，抗战爆发后迁到广东曲江。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大学的课堂经常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或许正是由于这番经历，才导致陈香梅对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深恶痛绝，并对美国驻华空军和它的指挥官产生由衷的敬意。

初次相遇

19岁的陈香梅从岭南大学毕业时，因才学出众，已经有一家杂志社和一家晚报想聘用她了。但她年少气盛，志向远大，想进大一点的新闻机构工作。恰好她的一位熟人与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社长陈叔同是好朋友，他为她作了引荐。陈叔同很欣赏陈香梅的才华，惟一使他担忧的是重庆总社会不会同意录用女性，因为中央通讯社还没有这个先例。最后，他们商定昆明分社先试用陈香梅，过一段时间再通知重庆总社。就这样，陈香梅来到了云贵高原上的春城。

中央通讯社是国民政府的官方新闻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由南京迁至重庆，并在一些大城市设有分社。它向全国几百家报纸供应新闻稿，每日发出中文电讯1万字左右，并与路透社等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建有业务关系，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陈香梅在中央通讯社的最初工作是助理编辑。每天下午上班，校对所有的新闻稿，再给每则新闻加上标题，通常总要工作到午夜结束。这是一份较为枯燥而又吃力的工作，却是做一名记者的必修课程。

在昆明分社的办公室里上了6个月的夜班后，陈香梅终于被派出去跑外勤，负责采访文教方面的新闻。她很庆幸自己得到了这么一份好工作。在战时的大后方，有许许多多像她这样年纪的大学毕业生，但很少有人能找到可以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工作。不过，记者的工作虽然很合陈香梅的口味，薪金却并不令人满意。在物价飞涨的岁月里，她只得再去找“第二职业”。于是，在采访新闻之余，她做了昆明一个富商的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这样，她不但收入增加了，连住房也有了着落。在富商家做了一年家庭教师后，陈香梅有了足够的钱，才自己租了一间小屋。

采访了两个月的文教新闻后，陈香梅奉派去采访驻昆明美国空军，成了中央通讯社第一位战地女记者。上司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是写一篇第14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的人物专访。她——一个19岁的初出茅庐的女记者和他——一个54岁的威震长空的美国少将——就这样见面了。

陈香梅身穿阴丹士林蓝布做的旗袍，脚穿一双布鞋，心情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坐落在昆明市郊的第14航空队司令部。她虽在如花似月的年龄，可在战争期间，却始终只有这身普普通通的打扮。陈香梅走进一间标有“会议室”的大房间，紧张的心还在急剧地跳动。毕竟这是第一次采访一位著名人物，采访的成败与自己今后在通讯社的前途紧密相关。当然，她还不知道，实际上这次采访，将影响她今后的一生。会议室中已经坐着十几位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清一色的男子汉，看见一位妙龄少女进屋，眼睛都一亮，当他们得知这是一位新来的同行时，目光中又露出惊讶的神色。女记者，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凤毛麟角”。

战地女记者和“飞虎”司令(4)

这时，会议室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打开了。记者席中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老头来了!”这是记者和第14航空队的官兵送给陈纳德的雅号。个头不高的陈香梅透过前排记者的肩膀，看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美国将军阔步进来，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件已经不新的皮夹克上嵌着两颗银光闪闪的将星。陈香梅带着微微的震颤凝视着这位闻名遐迩的飞虎将军，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陈纳德以平稳的语调说道：“下午好，先生们!”当他的目光习惯地扫视会场时，看见后排有一件醒目的阴丹士林蓝旗袍，旗袍上面是一张稚气未脱的瓜子脸，后脑还露出两根小辫子，于是，连忙加上一句：“还有女士好！”陈香梅微笑着表示感谢。

与往常一样，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内容是陈纳德介绍第14航空队近期取得的战果，记者们也会不时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次采访战地新闻的陈香梅虽然绞尽脑汁想提一个精彩些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完全被陈纳德的话语吸引住了，直到招待会结束，她还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问题。她随着男记者们准备离开时，看见陈纳德正微笑地朝她走来。她紧张地站住了。陈纳德先和她打招呼，然后告诉她陈应荣最近从美国写信给他，询问陈静宜的近况，并提到不久将会见到他的另一个女儿。陈香梅这才想起，在美国做领事官的父亲认识陈纳德，姐姐陈静宜也正在第14航空队做护士。一位威震长空的美国将军以这种聊家常的方式和她开始了面对面的谈话，陈香梅刚才还绷得紧紧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她感到，陈纳德不仅是个坚强的军人，还是一个和蔼的人。于是，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轻松地交谈起来，并愉快地接受了他一起喝茶的邀请。

离开第14航空队司令部时，陈香梅显得神采飞扬，步履轻捷。此时此情真可以用一句她喜欢的唐诗来形容：“春风得意马蹄疾。”几个小时前，她还顾虑重重，没有想到首次采访战地新闻竟如此顺利。更令她激动不已的是，她已认识了家喻户晓的陈纳德将军!她感受到了这个不一般的人物在她心灵上产生的巨大震荡。19岁的少女很难掩饰心中的感情。那天，姐姐陈静宜听见陈香梅不停地调换形容词来夸奖陈纳德，就微笑着问她是否爱上了这个飞虎将军。陈香梅连忙答道：“我只是崇敬他以及他为中国所做的事。”陈香梅没有撒谎，她和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对陈纳德怀有一种英雄崇拜。然而，对一个19岁的少女来说，英雄崇拜常常是通向绵绵情海的起点。

友谊，还是爱情?

有了第一次采访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采访就方便多了。频繁的接触使陈香梅对陈纳德的身世和业绩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也愈发崇敬了。她把自己了解的写下来，于是有关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的报道、专访，不时刊登在昆明、重庆的报刊上。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陈纳德对这位活泼、聪明的中国小姑娘的好感也在不断增长。

1944年8月，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攻陷衡阳，湘桂铁路的终点桂林已处在日本军队的威胁之下。成千上万的人们离开了桂林，朝西向着云贵高原跋涉。在桂林的陈香梅的4个妹妹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她们很快就消失在潮涌般的人流中，失去了音信。那几天，陈香梅翻看着令人担忧的战报，心急如焚，难以入眠。想起两年多前从香港到桂林的艰难路程，她不寒而栗。

这时，陈纳德把她请到了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他脸上略带微笑，平静地告诉她：“你父亲给我来了电报，请我寻找你的妹妹们。他还寄来了她们的照片，我已翻印了几份，派出一支特别搜索队前往贵州。我知道你在为她们担忧，希望这消息能使你感到高兴，安娜！”安娜，是陈香梅的英文名字。这消息使她略微宽了一点心。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焦急地等候着第14航空队司令部来的消息。

陈纳德派出的特别搜索队到了广西的金城江。从贵州来的火车在这里驶到了黔桂铁路的尽头，逃难的人们如果运气好，可以搭乘卡车西行，否则，就只能徒步向前了。那些美国士兵根据陈纳德的命令，守候每列进站的火车，拿着翻印的相片，仔细地查看下车的年轻女乘客。两个星期后，这批美国士兵总算圆满完成了这次特别使命。陈香梅的4个妹妹坐着第14航空队的军车平安抵达昆明。

陈香梅姐妹的遭遇和中国战场急剧恶化的局势，使远在大洋彼岸的陈应荣决定把她们接往美国。他致电陈纳德，请他帮忙。陈纳德的秘书很快就为陈香梅和她的4个妹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大姐陈静宜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当拿到盖有签证的护照和飞往印度的机票时，陈香梅的几个妹妹都非常高兴，她们明白，这意味着可以离开动荡的战争环境，去生活在当外交官的父亲身边。然而，陈香梅的心中却是另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

她去向陈纳德致谢并道别。这位飞虎将军不但空战是行家，?察人也入木三分，他似乎看出了陈香梅的心思：“如果你不想去美国，我可以请秘书去取消你的签证。不过，你要仔细考虑一下。”陈香梅自己明白，她其实愿意留在中国。她不愿生活在父亲身边，19岁的她希望自主。她喜爱记者的工作，看着自己写下的文字不断地变成铅字，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并且感到自己应该为这场战争做出一些贡献。她更愿意留在陈纳德的身边，将他的工作、生活和其他一切告诉中国人民。她对他除了崇敬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感情?是否像陈静宜所说的那样是爱上了他？此时，她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多年以后，她在谈起这段往事时承认陈纳德是她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人的一生总会有几个重要关口，个人的选择就显得尤为关键。陈香梅留在国内的选择就属此类，否则，她以后的生活就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了。

陈纳德对陈香梅这个选择非常高兴，他也愿意她在他的身边。当时在昆明有不少年轻的美国妇女，陈纳德与她们其中的几个相处得不错，但他感到与这些人在一起和与陈香梅在一起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更乐意与这位中国女记者打交道，接受她的采访。

陈香梅留在昆明后，巫家坝的第14航空队司令部成了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她去那里是采访新闻，但有时她自己也会感到，去那里似乎不仅仅是为了采访新闻。有时，陈纳德离开昆明飞赴前线，陈香梅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在第14航空队司令部里采访起来也没精打采。而当陈香梅暂离昆明前往滇缅前线采访战地新闻时，陈纳德也会感到他的司令部少了这位女记者，显得冷冷清清，缺少生气。

在采访和被采访中，女记者和司令官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心灵上的距离越来越近。第14航空队的官兵们渐渐发现，他们的司令官与这位中国女记者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没有了平时冷峻的神色，嘴角常常挂着一丝微笑。

最后的空战(1)

在魏德迈麾下

史迪威走后，陈纳德很快就迎来了他的新上司。

罗斯福在决定召回史迪威的同时，也改组了美军中缅印战区，将它分为独立的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并从赫尔利提出的若干候选人中，选中了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副司令的魏德迈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总司令。

10月30日，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在赴重庆就职途中抵达昆明。陈纳德和他的部属在10天前送走史迪威的机场上欢迎这位新长官。当晚，陈纳德为魏德迈设宴接风。席间，两人交换了各自对中国战局的看法。尽管魏德迈早已熟知陈纳德与上司的不和之争，在离开新德里时又有一位美国将军提醒他，与陈纳德接触要多加小心，但他对陈纳德还是颇有好感。他发现在他眼前的陈纳德与史迪威尖锐的批评给他留下的印象截然不同。当然，他也注意到与陈纳德谈话时必须提高嗓门，因为他的耳朵很不好使。

魏德迈继史迪威为驻华美军最高指挥官后，他接到的任务却与他的前任有所不同。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成功的越岛作战，魏德迈在中国的主要任务已不是动员或指挥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地面攻势，而是最大限度发挥美国空军的作用。作为一个严格遵循正规工作程序的军人，魏德迈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从马歇尔那儿接到的上述指令。

魏德迈一上任，就告诉驻华美军总部的指挥官们：现时美国在中国的主要军事任务，就是为空军最大限度地攻击日本创造条件，“必须明白，是我们支援空军，而不是空军支援我们。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可以建造机场的地区。本战区地面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现有机场和为建造新机场夺取新地区。”

魏德迈发现当时美军重庆总部中许多军官因史迪威的调离而情绪低落，而且这些参谋官员大部分来自陆军，不谙空军事务。魏德迈立即采取措施，将大批空军军官调进重庆总部，充任他的参谋人员。他认为在他的参谋班子中必须有一半以上的成员为空军军官，才能完成他所接到的任务。

当时，已占领广西的日军派出小股部队沿桂黔公路向贵州进犯，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为之震动。11月间，魏德迈召集陈纳德等美国驻华高级将领商讨对策，制定了代号为“阿尔法”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分三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由美国空军立即袭击日本地面部队和后勤运输，阻挠日军向贵州的进犯，使中国军队有时间完成防御准备。第二阶段预计从1945年初开始，集中近10万的中国军队在通向昆明的道路上与日本作战，而陈纳德的空军继续袭击日军，支援中国军队作战。第三阶段从1945年春季开始，陈纳德的空军将是这一阶段的主角。它们应该将战争推向日本占领区，摧毁交通要道和地面运输，随后打击日本的航运线，最后则是中国军队的大反攻。这个由陆军和空军军官共同制定的作战计划表明战时美国在华高级将领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认识和行动步骤，也给了陈纳德又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

12月，魏德迈对驻华美军的整个任务作了具体规定。第14航空队接到的命令是：保卫“驼峰”空运线；为保护陆上交通线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掩护空军设施；支援守卫昆明的地面部队，并袭击日军运输；支援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攻击日本交通线和供应点等。魏德迈最让陈纳德感到满意的是，将陈纳德一直盼望得到的空运指挥权交给了他，让他负责为驻华美军供应所有物资的任务。几年来，物资供应问题一直是他与史迪威争论的焦点之一。如今，他最终取得了这一指挥权。这意味着他可以让第14航空队从“驼峰”空运吨位中优先获得急需的作战物资，因而将大大提高驻华美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最后的空战(2)

陈纳德的这位新上司似乎显得与史迪威处处不同。陈纳德费尽口舌，死缠硬绕要求史迪威同意让B-29型轰炸机袭击日军在华中的最大基地——汉口，但终无结果。魏德迈上任不久，就对这个计划全力支持，并立即向五角大楼汇报而获得批准，使陈纳德如愿以偿地指挥了一次战时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空袭。史迪威不许陈纳德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甚至中国方面有关的作战要求也要经史迪威的参谋部转达。但魏德迈却没有这样不信任陈纳德，有好几次，魏德迈去见蒋介石，都让陈纳德同去作陪，使他得以充分了解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计划。

当然，魏德迈对陈纳德的行动并非毫无限制。魏德迈上任不久，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就向陈纳德提出支援武器的请求。豫湘桂战役时，第14航空队曾空投过武器给薛岳的地面部队，为此，陈纳德受到史迪威的严厉指责。此时，陈纳德一面将薛岳的请求转告魏德迈，一面擅自将武器分发给薛岳部队。11月30日，魏德迈与蒋介石会面时谈到此事。蒋介石坚决不同意美国将武器直接发给非嫡系并与他存有芥蒂的薛岳手中，并抱怨陈纳德擅自行动。魏德迈来华上任时曾接到命令，在政治上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得卷入中国国内各派纷争。因此，他立即告诉蒋介石，他将制止这一行动。12月11日，魏德迈致电陈纳德，通报了与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命令他在今后未经蒋介石同意，不管任何用途，不得向中国军队分发任何武器装备，并建议让薛岳自己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请求。

一个月后，不堪美空军轰炸的日本军队向江西南部的遂川等机场发起了进攻。守卫这些机场的正是薛岳的部队。在得不到国民政府正常供给的情况下，薛岳再次向陈纳德求援。陈纳德请求魏德迈去为薛岳说情。但魏德迈是个刻板的军人，他坚持他原来的看法，认为这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军不应插手。陈纳德只得自己出面，找他认识的中国军政要人。但那些做官多年的人都明白，绝不能去干蒋介石反对的事情。陈纳德失望了。但他觉得决不能眼看着那些守卫机场的中国军队缺乏武器而见死不救。他私下里还是尽可能地向薛岳部队提供了援助。

在魏德迈看来，陈纳德的这些行为显然是出轨了。魏德迈指责他把美军的武器装备给他自己在中国军队中的朋友而不入帐。魏德迈开始对陈纳德能否完全服从自己的命令发生了怀疑。在给陆军部的一封电报中，魏德迈指出，陈纳德是一个勇猛顽强并富有灵感的指挥官，并表示十分欣赏他的指挥才能。但是，他感到对陈纳德能否无条件地与自己合作没有把握。因此，他要求陆军部派一位他所信任的军官充任陈纳德的副手。这样，既可以使战区司令部的命令得以贯彻，又可以为以后撤换陈纳德预作准备。大概是出于陈纳德与史迪威发生争执的前车之鉴，魏德迈甚至向陆军部建议，如果陈纳德的健康状况不佳，那么就应不失时机地马上解除他的职务，而不必顾及他在中国上空辉煌的战绩。

美国陆军部没有答应魏德迈的请求。当时，史迪威事件风波才息，中美两国关系刚刚缓和，在这样一个时候撤换在中国战场声名显赫而又深得中国人好感的陈纳德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陆军部答复魏德迈，要他静观中国局势，不必忙于做出最后决定。

陈纳德对这些在美军高层悄悄进行的事情毫无了解。他只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体会到，自从魏德迈上任后，他和第14航空队的境况得到很大改善，空军在中国战区司令部中受到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十分尊敬地称赞魏德迈“人格完美，待人公正”，并认为在所有的美国军人中，只有魏德迈和艾森豪威尔两人，既是职业军人，又能办好外交。他高度评价魏德迈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取得的成功，他指出魏德迈成功地消除了中国人对他们的盟友——美国的不信任和猜疑，重新争回了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使中美有效的协同作战成为可能。然而，他根本不知道命运之神随时都有可能把又一次不幸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仍然全神贯注地望着中国的上空，期待着实现自己的誓言：在中国上空肃清日本空军!

最后的空战(3)

长空凯歌

日本军队占领了衡阳、桂林、柳州等美军在华中的主要机场后，原以为能捆住美国空军的手脚，使其无法施展，从而扭转中国战场的空中形势。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面对着第14航空队毫不减弱的打击，驻守在湖南、广西的日本第6方面军不得不承认，豫湘桂战役“只是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行动，而无法给予致命的打击”，更“无法应付敌军转移和恢复机场的速度”。对此，陈纳德不无得意地评论道：

想单独用地上部队去毁灭空中力量，和用苍蝇拍去消灭苍蝇没有分别，力气费得多，所得的结果却微不足道。驻华日军各司令官费了6个月的努力想把我们的铁鸟逐出我们的战略窠巢，但仍不能使它们绝迹于华东天空。这对于他们当是一大打击。

华中各机场陷入敌手之后，第14航空队只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撤往云南，其余的战机则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向东进驻江西南部的遂川、赣州和南雄等小机场，成为一支名符其实的敌后空中游击队。当时，遂川机场离最近的日军据点只有80英里。这种随机应变，凭借敌后小机场进行空战的做法，在战略上与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极其相似，但在世界空军作战史上却是没有先例的。

第14航空队进驻这些机场后就向日军的长江运输线发起袭击，从其他机场起飞的第14航空队战机也频频轰炸平汉铁路，致使11月间日本通往武汉地区的运输量只及数月前的五分之一。不过，这种零敲碎打式的轰炸已不能使陈纳德感到满足了。他在得到魏德迈的支持和美国军方的批准后，正筹划用B-29型轰炸机对日军在华中的最大基地汉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

12月18日上午，77架B-29型轰炸机轰鸣着从成都机场起飞了。它们分成7批，每批相隔10分钟，展开了对汉口空前规模的空袭。日本空军的战斗机还未来得及起飞，炸弹、燃烧弹就落在汉口的机场、码头和仓库上了。当最后一架B-29型轰炸机飞离时，整个汉口都笼罩在一片浓浓的黑烟之中。1个小时后，从各个机场起飞的第14航空队的200架战机按计划赶来对汉口实施第二次打击。战斗机与刚惊醒过来的日本空军在空中搏斗，轰炸机则俯冲袭击日军的油库、军营。在这次中国战场上规模最大的空袭中，美国空军歼灭了64架敌机，而自己无一损失。空袭后8天，汉口码头上和仓库里的大火还没完全熄灭，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线陷于瘫痪。

陈纳德对自己指挥的这次空袭十分满意。第二天，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颇为自得地告诉记者们，第14航空队与B-29型轰炸机联手进行的这次空袭，规模之大在整个远东战场上是前所未有的。空袭严重地破坏了日军的后勤基地，对华中和华南日军的作战必将产生不利影响。当然，他对没能更早地发动这样规模的空袭深感遗憾，否则，日军就无法在豫湘桂战役中推进得那么远了。他还指出，这次成功的空袭表明美国空军已可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日军的交通线和供应中心了。这次招待会引起了中国新闻媒介的广泛关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也登载了陈纳德的讲话。半个月后，陈纳德又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第14航空队将在从泰国到华北的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攻击日本的运输线和空军基地，保持并扩大最近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使日军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

陈纳德没有吹牛。美国空军的频繁轰炸使日军在完成豫湘桂战役后沟通大陆交通线的希望完全落空了。1945年1月，日军原计划从北平向汉口运送4.5万吨物资，但实际上只运送1.2万吨。2月份的情况更糟。日军从华北向华中、华南的运输计划只完成10％，而长江上的航运几乎瘫痪。当时任日本驻华空军最高指挥官的第5航空军司令下山琢磨无可奈何地承认，“敌空军活动猖獗，交通干线的利用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长江以南的铁路运输，以及长江以北的白天运输。长江航运同样陷入困境。日军调动只能靠徒步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