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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凄惨童年

- 崭露头角

- 闯荡战乱

- 翻身解放

- 组织互助组（1）

- 组织互助组（2）

- 加入中国共产党

- 担任党支部书记（1）

- 担任党支部书记（2）

- 试办农业合作社（1）

- 试办农业合作社（2）

- 试办农业合作社（3）

- 厉行统购统销（1）

- 厉行统购统销（2）

- 经历大社风波（1）

- 经历大社风波（2）

-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1）

-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2）

-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3）

-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4）

- 坚持科学试验（1）

- 坚持科学试验（2）

- 坚持科学试验（3）

- 坚持科学试验（4）

-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1）

-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2）

-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3）

-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4）

-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5）

- 坚决不放高产卫星（1）

- 坚决不放高产卫星（2）

- 坚决不放高产卫星（3）

- 组建人民公社（1）

- 组建人民公社（2）

- 组建人民公社（3）

- 支援困难社队（1）

- 支援困难社队（2）

- 轰动全省（1）

- 轰动全省（2）

- 六三抗洪（1）

- 六三抗洪（2）

凄惨童年

陈永贵，1914年农历正月初一①，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小南山（今属大寨镇）一个雇农家庭。父母为他起名荣贵（后改名永贵），乳名金小，为的是图个吉利。然而，陈家既没有因“荣贵”一名而荣华富贵，也没有因“金小”的降生而带来钱财，反倒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陈永贵祖籍是沾城镇西的石山村（今属巴洲镇）。祖父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民，虽有几亩薄田，却难以养家糊口，只好为人做牛做马，饥寒度日。到了他的父辈，境况更加凄苦，命运更为悲惨。兄弟五人竟没有一人顺利走完一生②。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又名陈科妮，排行老二，从小在大寨一带扛长工，勉强度日，直到30多岁时，才在穷伙计的帮助下，和小南山李拐旦的女儿李小妮成了亲，在小南山的一眼破土窑里安了家。成家后，先生一女，又生二子，长子即陈永贵。随着三个孩子的先后降生，陈志如靠扛长工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家了，妻子只好带着孩子去讨饭。1919年，“松溪河暴涨，冲毁两岸粮田甚多”③，庄户人颗粒无收。为了糊口，陈志如只得挑起一副担子，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返回了老家石山村。然而，翌年全县普遍干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④。庄稼绝收，饿殍遍野。面对饥饿的一家，陈志如别无活路，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鬻女卖妻，把他们卖到有粮吃的人家去。他先含泪将女儿卖到了本县窑沟村做了童养媳，又忍痛将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卖给了和顺县固壁村一个姓杨的农家，只留下等几年靠“卖一点力气还能弄个吃喝”的陈永贵。6岁的陈永贵亲眼目睹了一家人的无奈离散，母爱和姐弟亲情的骤然丧失，凄惨的遭遇对刚刚懂事的他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就在这一年，陈志如在卖掉妻儿后，一担箩筐挑着陈永贵和全部家产逃荒到了大寨①。

大寨，位于昔阳县城东南五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背负太行余脉虎头山，山岭沟谷相间，平均海拔1000米。大寨何时起有人居住，已不可考。相传，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大寨东北约五公里的虹桥关，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大寨由此而得名。自那以后，每遇战乱，广大贫苦农民为了生计，不断从四面八方而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

20世纪20年代的大寨，村前是一条深沟，村后是光秃秃的虎头山，连绵起伏，半山腰铺着一层夹沙带石的薄土层，山脚下是被七条大沟和几十条小沟分割开来的不齐不整的土圪梁。再往下，有一个较大的土寨，人们大多栖息在这个土寨的周围和深沟的坡上，依山凿洞，就是所谓的“家”，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大寨的土地非常贫瘠，人们形容这里的土地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个严。这样一个人穷、地穷、村子穷的地方，尽管距离县城只有五公里，但除了官府催粮逼款，30里外竟无人知道有个大寨①。民国年间编修的《昔阳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没有记载。大寨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文牍报端是在陈永贵当了劳模之后。

到大寨后，陈氏父子在三岔沟一眼破旧窑洞安了家，算是有个了遮风避雨之所。然而，苦难并没有解脱，陈志如仍在为生活奔波，为活命挣扎。他把骨瘦如柴的儿子寄养在大寨贾姓人家一位好心老太太李月妮家里，就独自到离大寨一公里的武家坪当长工去了。这位老太太李月妮大概是待人处事稳妥周严吧，村里人习惯称她为稳周老人。陈志如常年在外辛苦扛活，这家干干，那家干干，却终究没有找到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人家，始终无力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养活儿子。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的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在祖坟前痛哭一场后，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坟前的一棵老松树上②。

稳周老人得知陈志如寻死后，看着孤苦伶仃的陈永贵，满腹辛酸，拿出攒在米罐里的几个鸡蛋，换了一尺白布，缠在陈永贵的腰上权当孝服，拉着他朝着石山村方向，含着眼泪说道：“金小，俺孩给你爹磕个头吧！”算是给陈志如送了终。从此，稳周老人承担起了照顾陈永贵的重任。

老人心地善良，有一个儿子，但她从来不分远近，待陈永贵有如亲生，甚至对这个外姓孤儿有时还要格外照顾。贾家有几亩薄地，家境并不富裕，只是有口粗糠淡饭而已。陈永贵和所有的穷孩子一样，从小就去给地主放羊，稍大一些，开始在大寨给人家当小长工。秦怀录曾这样描写稳周老人给予陈永贵的爱：

每当稳周老人见汗流满面的陈永贵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总是十分亲昵地向他打招呼，叫他放下锄，先洗一洗脸。然后扭着那双封建礼教留给她的“金莲”，把自己特意烧下的几张糠面饼子给他吃，陈永贵便要皱着眉头埋怨：“看俺婶婶这人，今年年景不好，我吃假豆腐还不行？总不能让我吃得饱饱的，你们娘俩紧紧扎着裤带吧！”

稳周老人也拉下了脸责备道：“哎哟，叫你吃你就吃，俺娘俩还有吃的。”

……

8岁的陈永贵给地主家放牛放羊，可东家只管用人，连遮羞的裤子也不给一条。稳周老人把自己一条八成新的裤子裁短，叫陈永贵既能遮羞又能避寒。10岁上的陈永贵就成了财主家一条“小觅汉”（长工）。在东家吃不饱时，回到稳周老人身边，老人就是苦菜稀饭也要给他熬个一碗半碗。①

陈永贵12岁那年，在其父5周年忌日那天，稳周老人把他5年前裹过的那条白孝布重新缠在他腰上，装了一块糠面窝头和一封五色纸，送陈永贵出了村，让他回老家给父亲烧纸。陈永贵这次回石山，有幸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丧父失母的他决定翻山越岭去寻找母亲。

母亲是找到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有悲无喜。按照母亲的嘱咐，陈永贵也找到了嫁到窑沟村的姐姐。姐弟相见，以泪洗面。但她们各自寄人篱下，生活困难重重，自然无力负担得起一个正值长身体的“半桩小子”。一场悲欢离合后，陈永贵只得又回到了大寨，继续和稳周老人相依为命。

陈永贵的童年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涩。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饥饿就威胁着他的生命，是饥饿使他失去了温情的母爱和姐弟手足之情，是饥饿逼死了他的父亲，还是饥饿迫使他早早地就开始给地主干活。正是这种植根于幼年的对饥饿的恐惧和对粮食的渴望，使得后来翻身做主人的陈永贵干出了一番敢叫山河易色的宏图壮举。另一方面，困境中的陈永贵也得到了人间难得的真情，从稳周老人那里，他得到了从父母那里也不曾有过的善待和温馨。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组合式家庭里，陈永贵深切体会到了穷苦人之间蕴存的纯情实意，真实感受到了互帮互助产生的力量源泉。这种幼年的体验，推而远之，也使陈永贵后来对共产党倡导的互助合作和集体化一往情深。

崭露头角

在稳周老人的悉心呵护下，陈永贵逐渐长成一条五尺多高的汉子，犁耧耙种样样都会。那时，他一面在武家坪为地主家扛长工，一面照料着老人的十几亩薄地。贾家稳周老人有一亲一干两个儿子糊口养家，生活还说得过去。

但不久，贾家遭遇了一场痛失爱子的打击。老人的儿子刚娶了媳妇不几天就命丧黄泉，留下了大个子儿媳守节。失去独子的老人悲痛之余，越发把希望寄托在养子陈永贵身上，并嘱咐儿媳妇：“你就安安心心地开着贾家这道门吧！有金小给咱养种那几亩地，弄个吃吃喝喝，你给他做饭缝衣，好歹也能往人前走。”儿媳妇也够识礼，对老人孝顺有加，对陈永贵也格外关照。他们三人相处如初，彼此关爱，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然而，陈永贵强壮如牛的身体，出色的种地本领，却引起了贾家族人的疑心，他们担心稳周老人百年后，陈永贵这个外姓人会顺手牵羊，独占了老人的家产。同住一院的老人的小叔子贾四元就曾几次想把陈永贵排挤走，但由于陈永贵品行端正，又有老人和大个子寡嫂的坚决反对，贾四元也就不再多找陈永贵的麻烦了。

以后，陈永贵逐步成长为一个敦实而机灵的小伙子。他力大如牛，得了个“个半驴”的绰号。据说，有一天，在地里干活，小伙子们比谁的力气大，就在陈永贵和一头壮年驴身上分别放了75公斤的东西，他走，驴也走，然后又各加了50公斤，结果，毛驴倒下了，而陈永贵却昂然挺立着①。加之，陈永贵精通农活，所有的活计，没有一样不会，没有一样不通，样样拿手；他干的庄稼活，没有人不夸奖赞扬。凭着这副好身板，借着这些好手艺，他当长工一点儿都不愁找不着东家，甚至有时还有择主的余地。更为重要的是，陈永贵头脑灵活，又敢说敢为，敢作敢当，这就更令村里人佩服，自然也就成了村里左邻右舍穷哥们的头儿。

在长期的长工生活中，陈永贵实际上对那种地主高高在上、农民忍辱负重的封建礼法和剥削制度已产生了厌恶。他冒犯地主迎灯规矩一事，就是典型的一例。

昔阳县有正月十五耍龙灯的习俗。大寨的正月十五虽然没有县城的热闹，但也有一套老规矩。每年的元宵节，大寨的财主们都要凑一笔钱，找几个耍灯的好手舞着龙灯，敲着鼓，打着锣，先上龙山，后上虎山，在虎头山上转一个大圈后，再到财主们家门前收场，以便把“龙虎吉星”引回他们家，图个大吉大利，盼个五谷丰登。

那年正月十五，地主贾存元也作如是安排，在耍灯队伍出发前，又当众宣布了往年的迎灯规矩，并一再叮咛路线不能变，要先龙山而后虎山，再通过康家岭把龙虎吉星引回到自己家。在迎灯的队伍热热闹闹地出发后不久，长工们却在半路上议论开了，他们一个个愤愤不平，有的人还骂开了娘：“日他祖宗，还想引个龙虎吉星！再吉利还不是你发财！有咱穷弟兄什么光沾？”不少人长叹一声：“咱是给人家扛活的，人家让这样，咱有啥办法呀！”

陈永贵在贾存元家干活也没少受窝囊气，听到众人埋怨，带着年轻人的无畏怒声道：“没办法？哼！我就不信没甚法！”

大家一听，就知道陈永贵犯了脾气。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但有人不相信一个外姓小后生敢去惹东家，便说：“你敢把东家治一治，我给你金哥磕两个响头！”

“那，我就收下你两个响头！”只见陈永贵那张厚厚的嘴唇啧啧两下，说道，“咱今天非要破破财主的财，改改穷人的运，什么龙山呀虎山，咱们全不上了，看他们能把咱怎么样！”

于是，这帮穷哥们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出了村口后，一反往常的迎灯路线，既没上龙山，也没上虎山，而是在村外绕了个圈就回来了。这下，可把贾存元气坏了，这不仅没有引来龙虎吉星，还把家里的喜气财气福气都送走了。他怒不可遏要追查主谋和策划者是谁。穷哥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吭声，只见陈永贵笑着磕磕烟袋锅，漫不经心地说：“东家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不要连累别人。”一听这话，贾存元气得直跳，没想到一个外乡穷鬼有这么大的胆，指着陈永贵痛骂了一顿。陈永贵只是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不时地淡淡一笑。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冒犯地主迎灯规矩一事是陈永贵对富人颐指气使的一次反抗，也是对封建礼法和传统的一次挑战，显示了他的智慧和胆略。经过这件事，陈永贵在穷弟兄心目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在大寨逐步崭露头角，村里人对他开始刮目相看。

闯荡战乱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打到山西。太原失守前，11月2日日军已占领了昔阳县城。大寨离昔阳很近，听说日本人要抓男丁，为躲避战乱，陈永贵回到了祖籍石山村。在乡亲的帮助下，做起了小本生意，但时间不长，便本钱耗尽。后来，他曾牵毛驴贩过煤，也曾闯荡到日军占领下的太原，但到头来都两手空空。无奈之下，只好徒步返回大寨。

途中，他走到巴州乡山庄头村，在一块玉米地看见了当地一位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偷偷地啃还没成熟的玉米棒子。陈永贵告诉姑娘说那生玉米吃不得，姑娘只说了一个字：“饿……”陈永贵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只好规劝几句，继续赶路。谁知那姑娘提出想跟他一起走，说：“大哥，我跟你走吧，你救我一条命吧！你走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陈永贵被这丫头的伤心话说动了心，紧紧地攥住了丫头的手。可是，连自己都顾不了，怎么可能养活这个女孩子呢？在姑娘的再三恳求下，陈永贵心软了，答应两年后来接她。

两年后的1941年，尽管陈永贵仍旧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但他说话算数，在朋友的帮助下，凑了几斗玉米，吹打一番娶了当年的丫头李虎妮为妻。石山的乡亲们为他的婚事吃了一顿荞麦面条，陈永贵便带着虎妮回到了大寨，继续住在稳周老人家里。大个子寡嫂对虎妮有如亲妹妹一般，一家四人相依为命，和善相处。可惜大个子寡嫂命薄，那一年得了一场重病，不久就去世了，陈永贵以本家兄弟的身份把她安葬在贾家坟地。又过了几年，稳周老人去世，陈永贵披麻戴孝为老人送终，以养子身份完成了应尽之责。

1942年，陈永贵被战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日军占领下的昔阳，要求普遍建立维持会。除县里早有宪兵队、伪组织外，还要求所有日军占领村庄都要成立维持会，选出会长、村长或代表，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为日本人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等。为日本人做事，出面担任维持会代表，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愿做的，尤其是在昔阳这样一个群众基础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这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时的太行山区，八路军和日军斗争激烈，扫荡和反扫荡、维持和反维持斗争从未间断过，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东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在皋落召开锄奸反特大会，公审处决大汉奸、日伪县维持会秘书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东县委、县政府在皋落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大汉奸王用宾并处以极刑；1940年4月，日军在昔西实行内部“清共”，从县城内的伪机关、学校和附近村的“维持会”中抓走嫌疑人员三百余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东独立营和民兵在八路军新十旅二十九团配合下，将东冶头据点守敌逼退，昔东二区的“维持会”全部肃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县委先后摧垮庙沟、泉水坪、鸽坪、常沟、岩庄、直峪寺、垴上等村的“维持会”①。

在这种情况下当伪代表，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

大寨的大姓是贾家和赵家。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外来人口不得不依附于他们。日本人命令各村选代表，不然，就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不敢不选，但大姓人家谁也不愿充当伪代表这一角色。村长贾泰元有粮有钱，他很清楚，日军来扫荡，吃亏最大的是他，找个敢说敢做、能言善辩的人出面维持、拖延一下，于村于己都有好处。富人们不愿做，又必须做，于是，就把当伪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来户又是穷光蛋，既胆子大又能说会道的陈永贵身上。

陈永贵此时虽说没啥文化，又势单力孤，但他明白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骂的。虽说这时的陈永贵谈不上有多高的阶级觉悟，但他深受昔阳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早在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时就有参军的打算，只因八路军居无定所，他找不着。因此，对伪村长一事，他表示坚决不干，曾准备往解放区跑。就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个经常到大寨一带卖布、化名叫“老曹”的共产党人主动接近陈永贵，劝陈永贵说，当伪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这也是抗日。那时，陈永贵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还不清楚“从维持到拖延、从拖延到维持”的策略，但他觉得“老曹”的话很有道理，就满口答应，并和老曹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就这样，陈永贵于1942年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代表。

陈永贵凭着不怕死的胆量和伶牙俐齿，当上伪代表后，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队”，糊弄着日伪军不要杀人，还真使大寨躲过了一些灾难。同时，他还谨慎小心地为八路军做了一些事，或通风报信，或掩护抗日干部。

后来，他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43年?粮进城时被抓进了宪兵队，差点儿砍了脑袋，是他的妻子四处求情，最后由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才将他保了出来。

出狱后的陈永贵，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一次，他在街上卖烧饼，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拖扯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拦住他央求给口吃的。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让陈永贵动了恻隐之心，他二话没说，将十多个烧饼一股脑儿地给了这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一家人。而他的这一善举，立刻引来店主的不快，自然也丢了一份糊口的生计。

翻身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获得解放。

大寨解放时，全村共有64户人家，190多口人①。其中，贫苦农民48户，地主富农4户。全村共有土地800多亩，48户贫苦农民共有耕地144亩，仅占总耕地的18%，60%以上的土地归地主富农所有②。全村共有7头牛、8头驴、1头猪和100多只羊，多为富家所养。解放前，地主富农采用出租土地、雇用长工、短工和放高利贷等形式剥削穷人。48户贫苦人中，有35户、45人给地富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牧、洗衣做饭等；有9户、21人背井离乡，乞讨为生；有4户被地主灭门绝户③。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寨和其他老区一样，减租减息取得了很大成果，封建剥削有所削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依旧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迫切要求突破双减政策，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手段，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同时，为了正确指导群众运动，“五四指示”还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如：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其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给以适当照顾等。

1946年6月，太行区党委讨论了时局、土地改革及战争准备等问题，决定在腹心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月，昔阳县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①。

此时的大寨，已经有了党组织。早在1946年1月，邢玉清、翟治让介绍贫农贾承福入党，大寨有了第一个共产党员。5月，贾承财入党；7月，贾进才也加入了党组织。8月，大寨成立了党小组，由贾进才任组长②。

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大寨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有条不紊，既轰轰烈烈，又不失原则。大寨近七成共400多亩土地和41间房屋、32眼窑洞、6头牛、6头驴，分给了原先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中农的利益得到合理保护，只有4户地主富农受到了限制，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改那年，赤贫如洗的陈永贵分到了贾登元的一眼窑洞三间房屋和13亩土地。三十而立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一小块无需租种的土地。陈永贵和千百万贫苦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当家作主人的甘甜滋味，实现了他们祖祖辈辈渴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当他看到昔日豪华气派的地主家院转瞬间易主，当他满面春风地耕作在新分到的土地上时，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毛主席，穷人才有出头之日，才能过上好日子。从那时起，陈永贵就下定决心要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陈永贵作为13亩土地的主人，作为一个温馨三口之家的户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铆足了劲儿伺候着土地，发誓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

在大寨住了13年的党报记者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描述了陈永贵的翻身心情和对土地的挚爱，说他“爱地如命，视土如金”，并讲了如下一个故事：

春天，陈永贵赶着耕牛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间播种，儿子明珠在地边玩耍。忽然，明珠举起小手喊：“爹，爹，我拣了一个皮钱，看，还有个老汉！”父亲听说儿子拣了钱，马上停住了牛，边往孩子跟前跑边说：“给我看看！”儿子舍不得，连声说：“我不！我不！”父亲又说：“给我看看，我给你买好吃的。”陈永贵从儿子手里接过那块钱币一看，原来是块银元。那块地原来是地主的，那钱是地主遗留下的。永贵在旧社会过了30年，做过打烧饼等小买卖，挣的钱也都是几个铜子，从来没见过银元。左看右看，在身上擦了又擦，闪出了光。夜里，明珠躺在炕上未睡，看见爹拿着银元给他娘看，估摸着这块钱价值多少。后来，他家用那块钱买了两小卷布，给大人孩子每人做了一件新衣裳。①

作家张映泉在议及此事时，引申说：

他种地种得认真，分的是地主的地，那地过去种得不好，庄稼没长出来时草就长出来了。可见那时候长工们没有卖力。现在到了他的手里，他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做好文章。他使劲挖，挖得很深，要把那些草彻底除净。地边残缺，他也要一点一点地修补上。对每块地的珍惜一点也不亚于那块闪光的银元。②

但没过多久，陈永贵就不满足于只是埋头种地了，他要了解解放战争的大形势。那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征战，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重点进攻。在山西来说，虽然大多处于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但东大门娘子关和出入省境的主要通道正太线，仍然为国民党阎锡山部所控制。陈永贵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对前方战事倍加关注。他分到的宅院底下是共产党员贾承福、贾进才的家，他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想听听上级有什么指示，想看看村里有什么工作需要他做。为保护胜利果实，他多次要求支前参战。

不久，“正太战役”打响，晋察冀部队向正太线中段蒋阎军发起攻击，给陈永贵支前参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陈永贵参加到全县一千五百余人的支前民兵队伍中。在平定前线，炮火连天，枪林弹雨，陈永贵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抢救了一个又一个伤员。由于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突出，“正太战役”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到了上级表彰。

组织互助组（1）

土地改革推翻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贫苦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种新的农业生产关系激发了广大农民空前的生产热情，他们心潮澎湃，忘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着。但是，土地改革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虽然改变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农具还是原有的农具，耕耘还是靠人力和畜力，不少农户不是缺牲畜，就是短农具。同时，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产生了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其经营规模较前反倒更小，这样自然又增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阻力。加上大寨的自然条件还和解放前一样困难，“三天不雨苗发黄，下点急雨都流光”，当时前线战事又紧张，群众纷纷参军支前，后方劳力奇缺，遇到农事集中时节，更是忙不胜忙。因此，翻身不久的大寨农民仍然面临着发展生产的艰难历程。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为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毛泽东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农民响应这一号召，纷纷组织起变工组、扎工队、互助组。这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互助性的组织，有力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支援了战争。那时，昔阳县也涌现出了刀把口、白羊峪两个互助合作的先进典型。

土地改革后，为了巩固土改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号召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大寨党小组组长贾进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在大寨成立了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那是1946年冬，从区上开会回来的贾进才向大家传达了党的互助合作政策，他说：“区上让咱们自愿碰火搞变工互助，这是件好事。俗话说，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在一起，有困难互相搭帮，准能把生产搞好！”会后，不少人聚集到贾进才家，商量变工互助的事，这些人多是劳力好、牲畜好、土地好、农具好的强户。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和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这些自愿碰伙的精兵强将自然很快就组织在一起。这就是以贾进才为组长的大寨第一个互助组。

贾进才互助组是一个由15户组成的“变工组”，是松散的季节性临时互助，他们按季节聚散，组织生产。农忙季节组织起来，变工互助，农闲时散伙，自由做工，各家干各家的活。陈永贵那时年轻力壮，是大寨村有名的好劳力，种地的好把式，在组织变工组时，尽管他不在，尽管贾进才坚持要先征求他的意见，但大伙还是很自然地把他算在了其中。后来，贾进才找到陈永贵，想叫他表个态：“金小，我给你商量个事，外面都组织变工组，咱……”没等贾进才把话说完，陈永贵便爽快地答道：“商量什么？你不是正在组织？我参加！”

第一个互助组成立后，大寨一些生产条件差、劳力弱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可组里有人不同意接受，认为这样做，劳力强、生产条件好的农户会吃亏。贾进才也不好违背这些先加入的农户的意愿强行吸收他们加入。于是这些不被互助组接受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历史给了陈永贵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那几天，正是正月天闹红火的日子。陈永贵秧歌扭得好，正在串村演戏。陈永贵和秧歌队的人串完村刚回到家，就来了一帮人。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是来找陈永贵出主意想办法的。几个老头儿一进门就问：“金小，政府号召互助合作，人家组织起来了，留下俺这些老少爷们该怎么办？”18岁的梁便良更是直接道出了心里话：“金哥，你给进才说一说，变工组算我一个吧，我也会干好多农活呢！”更小一些的贾承联随声附和：“哥，让我们也参加变工组吧！”

陈永贵很快明白了这些老少爷们找他的用意。他们信任他，把他当作了主心骨，希望从他这里找到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陈永贵陷入了涉世以来最难抉择的沉思之中。贾进才互助组是由强劳力组成的互助组，正所谓“兵对兵，将对将”，“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在这样的互助组里干，陈永贵这个精壮劳力的前程显然是辉煌灿烂的。用不了几年，买房置地，过上富裕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面对这些弱者，这些旧社会靠打长工、讨吃要饭长大、没有任何积蓄的穷苦人，陈永贵的心里多了一份酸痛，多了一份同情。梁便良家境贫寒，8岁就给人放羊，12岁当小长工，他个子矮，赶驴送粪够不着卸驴，就从路边搬块石头站上去，用头顶住驴往下卸，就这还经常挨东家的打骂。贾承联也是个命苦人，9岁时，父亲下煤窑死了，母亲只好卖掉他的姐姐和最小的弟弟，带着他们兄弟三个靠讨饭度日。陈永贵自幼孤苦伶仃，是善良的稳周婆婆给予了他无私的爱，是大寨的穷苦乡亲不时关济养育了他。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想到自己的身世，再看看这些求助的穷苦人，陈永贵暗下决心，在贾进才互助组之外，由他牵头再成立一个互助组。

几天后，当梁便良他们又找上门来时，陈永贵明确表态：“咱们都是贫苦人，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地。”①　此时，贾进才组也派人找过陈永贵，但陈永贵推了，尽管此前他曾答应过加入他们的组。

陈永贵的决定，让穷哥儿们既感到心情振奋，又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样的话陈永贵就太吃亏了。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当时，陈永贵的妻子也感到自己家是强劳力，和那些老汉娃娃们在一起吃亏，所以有意见。陈永贵对老婆说：“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②

就这样，陈永贵退出了贾进才的变工组，另立炉灶，把尚未成年的6个娃娃和年过半百的4个老汉组织起来，成立了9户人家的互助组。这几个孩子，年龄最大的是梁便良，18岁；4个老汉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陈永贵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强劳力。

大寨于是树立起了两面互助合作旗帜：一面是贾进才领导的由变工组发展而成的互助组，有20多户，其中14户在劳力、牲畜、土地、农具以及种田技术上均占优势；另一面就是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他们的生产实力稍逊一筹，但热情高涨。

组织互助组（2）

是时已进入1947年初春，春耕生产就要拉开序幕。村里有人见陈永贵那个组尽是老弱妇孺，说他们是“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这叫荞面浆糊－－不沾！可有好戏看哩”！陈永贵也听到了这些议论，但他明白他们这样一个老老小小组成的互助组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冲天的干劲。他对组里的人说：“搞生产不完全取决于劳力强弱和农具好坏，关键是要团结、勤快、互相帮助。我们这个互助组看起来老的老、小的小，但是，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的。”患难之中，陈永贵的这句话实在抓心，犹如电流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田，无形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那些老人和孩子空前团结，谁都怕自己落后了，谁都不愿拖累陈永贵，谁都怕给自己的互助组抹黑，并暗暗和贾进才组展开了竞赛。

春耕大忙还没有开始，陈永贵互助组早已笨鸟先飞，担圈粪、挑炕土，开始积肥，等到人们大举行动时，他们已经送出多半的粪，地也整好不少了。为了在上工时叫上组里的人，他们发明了一种扔石头叫人的办法：上工不能喊，只能往街门上或院子里扔石头，组员们一听到石头响，便以军事化的行动穿好衣服，扛起工具往地里跑。

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早上，他还没起来，老老少少就已经全部下地了，从村里往狼窝掌挑粪，跑六个来回天还不亮。陈永贵随即给大家规定了一条：早上走的时候叫他一声。据贾承联回忆：

有一次，我们有意不叫他，想让他多睡会儿。到他出工上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一到地，可把我训了个够：“怎么不叫我一声，是成心不叫我挣分？”我说，你该挣多少就挣多少嘛！老陈更生气了：“你们担了五回粪，我才担了一回，叫我怎么挣分？”我说：“你晚上开会也能挣！”老陈更生气了：“谁规定开会挣分的？”那一次我挨了骂，可是到评分时，他自己却提出，他那天早上的分不能挣。①

这些孩子们因为有陈永贵掌舵，干起活来不比成年人差多少。陈永贵不仅将春天的种植、秋天的收割、冬天的整地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劳动中还特别关爱这些长身体的孩子。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跌跌撞撞往前走。陈永贵边走边教育他们，叫他们别装多了，别干猛了。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这样，每个人每次可以少跑些路，既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又可以在接担时说说话，增加了劳动的乐趣。秋天收获，掰在地头的玉茭穗，需要人力一担一担地往回挑。陈永贵的箩筐里玉茭穗堆成了两座小山，足有八九十公斤，而贾承联、贾承玉俩小孩抬三十多公斤的担子，他却不允许，说：“你们还小，努着了该咋？”

几十年后，贾承联对这段历史仍充满眷恋地回忆道：

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会事先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给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几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太多把身体压坏。①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当时，大寨的互助组在分配上实行“死分活评”，即“分票制”，就是以组制作分票，面额有1分、2分、5分、10分，由组长加盖手章，然后依据组内各户土地等用工多少，将预计总分数以分票发给各户。每天收工后，按当天劳动进行评议，由户主将相应工分票发给干活人。分票发放后，一般是每季结算一次，然后由记工员统一收回，经过组长审查，再发给个人继续使用。组内设记工员一人，负责本组分票的发放和各户用工多少的清理公布等工作，到秋后以粮食总结算，每十分一斗玉米，多分者多领，欠分者付出②。陈永贵互助组在分配上也照此行事，所不同的是，陈永贵总是要压低自己的工分。作为组里唯一的壮劳力，陈永贵庄稼活干得样样漂亮，可是在评分时，才比一般劳力高出一两分，给老汉娃娃们记较高的工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孩子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对陈永贵互助组的发展，贾进才作为大寨村党小组组长打心眼里高兴，还常常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很有前途。”这两个互助组之间的劳动竞赛，形成了一股好风气，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不过，相比较而言，陈永贵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些。当年，粮食产量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增长到75公斤，平均亩产比贾进才组多出了15公斤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贾进才组都是好劳力，基本上用不着更多的互助，用陈永贵后来的话说就是他们是“春来夏散秋不见”，春天他们变变工，夏天各干各的，秋天谁也不见谁②。而陈永贵这个组由于是一群弱者，没有退路，他们深知只有精诚团结，只有互相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成功。

那时，大寨属昔阳一区管辖，区干部在综合了各地的情况后，总结出几句顺口溜式的话：大寨好生产，武家好意见，留庄好寺院，金石坡好剧团。可见，大寨从那时起就在区干部中间留下了好名声。

1948年，大寨的多数农户已经组织起来，分别加入了贾进才组和陈永贵组。是年，贾进才组发展到30多户，陈永贵互助组发展到29户。到1949年，陈永贵组又创了平均亩产84.5公斤的新纪录，户数扩展到49户③。同年，他和贾进才领导的互助组都由原来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互帮互助转变为长年互助组，即一类互助组④，互助合作成绩相当突出。1950年11月，他们所领导的互助组得到了昔阳县人民政府的表扬，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书“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

生产组织形式本为生产的助推器。无论何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生产的发展。大寨的两个互助组都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在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穷乡僻壤，创造了集体劳动的辉煌成果。相比之下，陈永贵互助组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做得更好，取得的劳动成果尤为骄人，既反映了陈永贵无私奉献的精神，又说明了陈永贵组织才能的高超。

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永贵在积极响应组织互助合作的实践中，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表现出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渴望之情。1947年冬，大寨所在的昔阳一区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吸收一批新党员。陈永贵表现突出，被列为考虑对象之一。而此时，陈永贵也向时任大寨党小组组长的贾进才表达了自己入党的强烈愿望。鉴于当时大寨党员人数少，急需加快组织建设，也考虑到陈永贵的实际表现，贾进才欣然同意作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按照陈永贵的表现，入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就在这时，为了解决党内组织不纯问题，一场全县范围内的整党运动（也叫“搬石头运动”）开始。在整党期间，按照规定不吸收新党员，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只好推迟。到1948年7月，组织发展工作恢复，但规定发展新党员要进行严格审查，手续也比以前要严得多（过去入党只要支部通过后报到区委就可以了），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支部大会通过后，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陈永贵的入党问题被送到区委审批时，区政府的一位秘书提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伪代表”。这可是一个政治问题，通常情况下，有这样严重历史问题的人一般都会划掉。然而，陈永贵这个名字却深深地牵动了区委书记张怀英的心。

张怀英早在1946年就认识陈永贵。在他的记忆里，陈永贵是一位不寻常的庄稼汉。他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

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的住宿情况，在县城的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

1948年7月，我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可是组织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大寨却是另一种景象：号称“个半驴”的陈永贵是大寨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却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的人讥笑他们是“懒散组”（老少组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当时并不叫老少组），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修整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内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来就给我汇报。我正在为“组织起来”寻找经验，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先进典型，而且又是我在我脑海里挂了号的陈永贵，我便亲自到大寨去进行查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我又找陈永贵访问，我说：“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丁丁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了陈永贵的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真是想得深，看得远！①

陈永贵在张怀英脑海中留下的良好印象，更使张怀英在陈永贵入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本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张怀英决心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他派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阎维周进驻大寨后，先后找大寨的共产党员贾进才、贾承福、邢玉清进行单独谈话，询问陈永贵当伪代表的事。阎维周的到来，使陈永贵意识到这位组织委员是冲他的入党问题而来的，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区委书记说明情况。

见到区委书记张怀英后，陈永贵诉说了自己的历史，讲了他父亲的惨死，谈了自己对党的感情以及自己当伪代表的真相，并告诉张怀英，他被捕出狱后，再没有见到过老曹。

凭借张怀英长期的工作经验，他觉得陈永贵讲得合情入理，心里已断定他说的一切都是实情。因为当时有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可是如何证明陈永贵是特勤呢？当年直接的证人显然难以找到，张怀英决定通过旁证来证明。于是，他先在当年独立营常驻的后龙铺垴村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李先模。李先模证实陈永贵确实曾经与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有联系。随后，又访问了阎庄窝村，那里的村支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怀英还专程到了陈永贵的家乡察看。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陈永贵的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

经过一番调查，张怀英认为，自幼饱受人间疾苦的陈永贵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这时，阎维周在大寨的调查结果，也证明?陈永贵所言属实，这就更坚定了张怀英的信念，最后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上签了字。

1948年冬，陈永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对党充满无限热爱，饱含满怀感激之情的淳朴农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好愿望。入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起点，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以后的岁月里，陈永贵始终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跟党走。不论是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六三洪水肆虐的年代，抑或“左”倾猖獗的岁月，他对党都一往情深。

担任党支部书记（1）

入党不久，陈永贵就担任了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他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高，对党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真心热爱共产党的，是愿意为党的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来自昔阳县的太行劳模刀把口村的张老太、白羊峪村的王殿俊、车寺村的王兴武应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陈永贵得悉后，非常羡慕。这几个昔阳名人及其模范事迹，陈永贵早有耳闻。他们早在1943年就响应党的号召，在根据地率先组织互助组，1944年11月还出席了在黎城南委泉召开的太行区首届杀敌、劳动英雄大会①。国庆那天，陈永贵和大寨党员只在本县官方村开庆祝会，这和出席北京开国大典的荣耀当然有别，但他的心情同样激动。这不仅仅是新中国的成立令他倍感扬眉吐气，还有来自张老太、王殿俊他们的激励，这些昔阳劳模给了陈永贵一种蓬勃向上的激情和全身用不完的力量。

1950年冬，大寨全村70户，除了几名地主富农外，全部进入了分别由贾进才和陈永贵领导的两个互助组。但即是在互助组内，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仍归个人所有，新的贫富差别在翻身农民中也会出现。大寨党支部曾做过统计，在1948年土改结束到1952年短短两三年内，大寨有12户贫下中农欠了债，6户卖房卖地，4户条件较好的农户则新买进6亩土地②。大寨出现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陈永贵对卖地买地穷富分野却有着本能的敏感，格外上心。在一次党员会上，他把手中的旱烟袋往脖子上一搭，从炕上忽地站来起，抛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旧社会穷人卖房卖地，是因为地主富农剥削。现在是新社会了，为什么还有人卖地？党支部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听任圪堆上添土，穷的穷富的富？”当然，对农村中出现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苗头，是当时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大寨党支部自然很难作出解答，但如何领导翻身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从此成为陈永贵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1952年1月，昔阳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县委要在党支部领导班子强、互助合作基础好的白羊峪村王殿俊、田千喜，东丰稔村王增禄，前东峪村王中有和赵壁村乔显富五个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其他各村继续办好互助组，积极为办初级社创造条件。

初级社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新名词，在听贾进才传达完会议精神后，他急切地问：“什么是初级农业社？”贾进才解释道：“听上头领导说，初级社要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力和土地分红。这比互助组又进了一步。”陈永贵又问道：“土地入了社，是不是就能制止土地随便买卖，防止贫富分化？”贾进才说，领导也讲到这个意思。第二天一大早，陈永贵又找到贾进才，说：“我想通了，组织农业社是翻身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互助组已决定转社，你们转不转？”贾进才稍稍迟疑了一下：“转社不转社，那得由上级安排。”陈永贵不服气地说：“白羊峪王殿俊他们能办社，我们为什么不能？上级没安排，我们可以争取嘛！”早饭后，陈永贵独自到了区里，申请转社。由于县委对1952年农村互助合作工作的发展已有部署，陈永贵互助组转社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这时，形势的发展，使时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贾进才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贾进才，1948年8月起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把大寨的事情办好，想让大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任期内，他领导大寨人民全面开展互助合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使大寨的生产互助搞得有声有色。这一年，大寨遭遇严重干旱，不少村民缺粮断炊。为解救村民于水火之中，贾进才又组建了供销合作社，以五百多石小米做资本，折价入股，作为周转资金，开展供销商业活动。供销社由贾志远具体负责，组织村民到河北以小米换棉花、布匹。一开始供销社还确实赚了些钱，但很快由于全国物价大波动，棉花布匹价格飞涨，陷入困境，惨淡经营一段时间后，赔本散摊。村民们依然在贫困中挣扎，贾进才不得不另想出路。大寨一带地下蕴藏煤炭，旧社会就有富人雇人开季节性煤窑，也有人挖露天煤自用。贾进才捉摸着开煤窑挣钱比较保险，于是，亲自出面，挨家挨户动员，苦口婆心劝说，最后说服了26户人家，集资小米230石，作为资本。贾进才又请了个行家看山势，选定了窑址，并托关系以一天一斗米的高薪聘了一位技术人员，带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干了起来。谁知，就在煤层已经露出，煤窑快要挖成之时，突然出现渗水，顷刻间窑下成汪洋一片，两年的辛苦、二百多石粮食付之东流。贫苦农民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不说，连老本也赔了，不少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卖刚分到手的土地。作为支部书记的贾进才心如刀绞，怨恨自己工作能力不强，对不起大寨父老。

昔?县三级干部会后，贾进才预感到农村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高潮。由互助组转为农业合作社，土地统一经营，劳力统筹安排，工作千头万绪。办供销社、开煤窑连连败北，使贾进才面对将要到来的创办农业合作社的艰巨任务，再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谁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陈永贵。

陈永贵出身穷苦，有阶级觉悟，脑子灵，能说会道，闹土改、支前样样工作积极，尤其是互助组搞得有声有色，颇得大家赞同。对陈永贵的表现，贾进才早就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陈永贵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才能和群众威信，使这位老党员认识到，由陈永贵来代替自己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寨的发展更为有利。于是，他打定主意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昔阳作家秦怀录在一本书中这样记述了贾进才和陈永贵之间的一段谈话：

有一天，开罢支部会，贾进才把陈永贵留在自己家里，对他说：“金小，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想把村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你……”

陈永贵一听，似乎觉得他的话里还有什么意思，脾气又发作了：“你干着就挺好嘛！……你是不是觉得开会点了你的煤油，上级的同志来村下乡吃了你的派饭？你怕吃亏，那好，开会点灯，煤油钱我出……”

“看你又说到哪儿去了？越说越不上道了。我是出于公心嘛！你比我有能耐，你当书记我放心。我是想把咱俩人的职务换一下。你当书记，我当副书记。我从不反口，也对你没有二心。你给我提意见我没二话。我只是跟着你好好干就行。开会的时候，你主持会议，如果同时开两个会，你主持一个，我再主持另一个。点灯的煤油咱轮着出，我一心想着是如何出一个能人把大寨的事情办好！

煤油灯下的两张脸都是阴沉沉的，贾进才的一席话尽管解开了误会，但陈永贵还是接受不了：

“不不，我不当书记，难道你当书记就搞不好工作？”

贾进才仍然对陈永贵苦苦地劝，陈永贵就蹲在那里半晌没说话，最后才吐了口烟：“领导上……”

“领导上的事，我去！……”①

担任党支部书记（2）

不几天，区委召开各村党支部书记会议，安排贯彻县三级干部会精神的各项具体工作。那天早上，贾进才早早吃过饭，一路小跑赶到了位于县城西大街的区委会，趁其他村干部还未到的机会，找到了区委书记张怀英，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怀英以为贾进才是来汇报大寨生产情况的，一听是要调换职务，愣了一下，说：“你工作干得好好的嘛，又不是党员群众不信任你，干吗要换班？”贾进才遂将理由陈述了一遍。在张怀英的心目中，陈永贵的确是一个支部书记的好苗苗，但对于干部的任用必须经过慎重的考察，他对贾进才说：“陈永贵我们倒很熟悉，是个很能干的同志。但是，换一个村的主要负责人不是一件小事，区委需要慎重考虑。”贾进才无果而返。

过了几天，贾进才又来找张怀英。这次，真心诚意的贾进才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张怀英担心陈永贵在大寨开展工作受排挤，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大寨姓贾的那么多，陈永贵是个独姓，外来户，担任主要干部能站得住脚吗？”这一点，贾进才早就想过，大寨那时73户，288口人，贾姓户数人口占了六七成，但他数来数去，能将大寨工作全面执掌起来，使大寨人民走上富裕之路的非陈永贵莫属。尽管如此，这次区委还是没有明确答复。

到1952年冬季整党期间，贾进才又找区委领导推荐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张怀英终于被这位老党员所感动，感慨地说：“进才，你三番五次说这事，可见不是谦让，是从工作考虑，出于公心。陈永贵倒是棵好苗苗，你俩换班我们同意，不过需要请示县委后再最后决定。”②

同年冬整党即将结束时，在贾进才的提议下，大寨村党支部班子进行改选，陈永贵当选为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担任副书记，贾来恒为宣传委员，宋立英、贾承财为支部委员。

这次领导班子改选是大寨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名扬全国的山村党建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性交接。以此为起点，以陈永贵为书记的大寨党支部带领大寨人民艰苦创业，昂首向前，逐步将一个北方的小山村推向了全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许。

在此期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涌现出15个亩产250公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被评为省级模范单位。

1952年12月17日至25日，陈永贵本人以三等丰产模范互助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山西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省政府的奖励，被评为山西省农业模范。这是陈永贵首次参加全省表彰会，也是陈永贵首次成为省级劳动模范，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更令他欣喜的是著名劳动模范张老太同时莅会。其时，张老太如日中天，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第三名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等桂冠，并参加过开国大典，1951年还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这次全省表彰会上，张老太被评为一等畜牧模范，被授予书有“穷山沟变成富牧场是山区人民富裕的道路”的锦旗。陈永贵对这位劳模充满了敬仰之情。八天的会议，他一直在张老太左右，开会、讨论、受奖，形影不离。会议期间，陈永贵还了解到昔阳县的另一个著名劳模王殿俊其时正出席着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会，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奖励，还将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对这些农民英雄，陈永贵钦佩之余，更增添了一份斗志，决心要像张老太、王殿俊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试办农业合作社（1）

按照建国前夕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经过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性质，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①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对农业经济，毛泽东指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②　通过这次会议，党中央形成了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即：用大约10年至1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使我国有可能稳步而从容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中央领导人所期冀的那样。土地改革完成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先是东北领导人高岗、继而山西省委对农村中出现的新富农和贫富分化现象估计过于严重，主张立即限制单干、动摇私有基础，提出老区互助组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他们的主张先后引发了1950年、1951年的两场争论。这两场争论的实质是当时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急于求成，支持了高岗和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中国可以在当时已有的经济基础上，而不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并以此动摇私有基础，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的重大转折。

基于这种想法，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所发扬起来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转发高岗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批示，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①　高岗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11月21日，毛泽东批转了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综合报告，认为河北经验可在各地广泛施行②。12月15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九月会议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③。

由于一系列文件和报告的传达，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和贯彻，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在全国广大农村开展起来。

昔阳县委雷厉风行。1952年，按照山西省委的意图，昔阳县委开始在白羊峪、赵壁、东丰稔、前东峪等村试办起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底，这五个初级社的粮食产量均大幅度增长，五社平均亩产138.8公斤，比上年增产28.3公斤，比五村平均亩产多16.5公斤，比互助组平均亩产多19.6公斤④。县委决定1953年扩大初级社的试点社。

为了办好初级社，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派出三个劳动模范，即畜牧业模范刀把口村党支部书记张老太、林业模范白羊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殿俊和农业模范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办法。

陈永贵在参加完山西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了解了张老太等劳模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事迹，对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很高。经过八天的培训，陈永贵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办社的意义，对办社的原则政策、方法步骤也了然于胸，越发热情高涨。

培训完回村后，陈永贵逢人便讲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合作化的优势。他对乡亲们说：“咱们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翻了身，可是个户经营，小农经济，势单力薄，经不起风吹浪打。如果不走合作化道路，势必会出?新的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重新返回旧社会。办初级社只是土地入股归集体经营，按劳力和土地分配，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以后我们还要把生产资料全部集中起来，统一经营，统一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听他这么一说，不少人表示愿意参加初级社。

陈永贵看到办社时机成熟，随后就跑到县里，提出要求办社的申请。县领导考虑到陈永贵互助组基础好，又有互助合作的高度热忱，批准了陈永贵的办社请求。但鉴于初级社初办，经验不足，出于谨慎，只允许大寨办一个30户的小型合作社。

试办农业合作社（2）

当时，陈永贵互助组有49户，一听要入合作社，感到很新鲜，不少人事先就向陈永贵打了招呼，表示要入社。思想不很坚定的那几户，看到大势所趋，也随了大流。但按照县里的要求，陈永贵必须动员十几户出去单干。“该让谁出去呢？我又发愁了。回来开了几个动员会，一说要往出退十九户，怎也没有人吭气，后来没有办法，就来了个明里三十户，暗里四十九户。这样人们才满意了。”①　这样，陈永贵使用变通的办法，解决了入社的户数问题。

经过13天的酝酿筹备，1953年2月18日，大寨成立了以陈永贵互助组为基础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名“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入社户代表举手选出社务委员会，陈永贵任社长，贾承让为会计，梁便良、宋立英、赵大和为社务委员。

其时，农业社之外，还有三个互助组和四个单干户。为了加强党支部对没有入社农户的领导，陈永贵提议贾进才负责他们的工作。本来，贾进才也是打算入社的，但在陈永贵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信守了推荐陈永贵任党支部书记时的诺言，说：“只要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我办就是了。”于是，贾进才留在了社外，仍旧担任互助组组长，并负责社外群众的工作。

大寨初级农业合作社办起来后，按照党的政策，采用劳动日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规定为：劳动日分配占55%，土地入股分红占40%，公积金、公益金各占5%。评产入股，主要是给土地作价，当时规定，土地以实际产量作价，每一石粮作一股。

那天，入社户在农业社办公室自报土地产量，贾承让负责登记。贾正元首先报了数：“俺那土地总共47石产量。”陈永贵突然停住了抽烟，旧社会他几乎给大寨的所有富户都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虎头山上的每一块土地没有他不熟悉的。贾正元那块地最多也就打30石，显然是想在土地入股上捞一把。如何引导大家在土地入股时消除私心，合理报产呢？陈永贵思索片刻，站立起在凳腿上磕磕烟锅，提高嗓门说道：“承让，记我的吧。13亩，产28石。”大家都知道他家年收37石粮食，但他执意要按28石记。贾承让和陈永贵心照不宣，也将29石的产量压低到26石。

由于陈永贵带头压低自己的土地产量，带动了入社农户合理评产入股，土地入股工作顺利完成。经核定，入社土地448亩，除留82.8亩为社员自留地外，其余由集体耕种，共作土地股882.56股。除土地入社外，农具由社员自有自用，社员所有的15头牛、12头驴归个户饲养，农业社支配，支付合理报酬。

会后，梁便良曾问陈永贵为什么要故意少报产量，陈永贵说：“如果大家都像贾正元那样，农业社还能办好吗？我少报了9股，可以把困难户拉一把，把大家的劳动劲头提一把。这样，农业社办好了，不知多打几个9石粮食呢！”陈永贵的这种公心，在以后的许多事件中都有表现。

土地入股后，土地的使用权就由各家各户转到了农业社的手里。办社第一年，第一炮必须打响。初级社一成立，陈永贵就主持社务委员会会议，制定了当年的生产计划，提出1953年入社土地平均亩产要在1952年80公斤的基础上增产40公斤，达到120公斤，只能超额，不准落空。

如何完成生产计划，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根本。当时，社外不少群众对初级社抱一种观望态度，认为互助组打下粮食归个人，农业社打下粮食归集体，办好办不好还得走着瞧。这些说法无形中影响到了入社农户的情绪。陈永贵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一次社委会上安排了春耕的种植计划后，对大家进行了一番教育：“到底是集体好，还是单干好？我看关键是领导。有一个好的领导，众人拾柴火焰高。今年我们把好地、劣地、阳坡地、背阴地的下种都安排好，看秋后打不打粮食？不是说互助组打下了粮食归个人，农业社打下粮食归集体吗？是的，大河有水，小河干不干？我相信，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领导集体，办社一定会成功！”

这番鼓励固然给社员增加了不少信心，但有多年互助合作经验的陈永贵深知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要靠劳动管理，关键是评工记分。农业社和互助组不同，互助时期，各家产的粮食归各家，而现在，土地归集体经营，社员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如果评工记分不合理，不仅农活不好安排，秋收分配也难公平，这必然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农业社的声誉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陈永贵开始琢磨上了劳动管理，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一直将这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试办农业合作社（3）

办社初期，初级社的管理相当混乱，不按时出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陈永贵发火训人也不见效。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像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①　大家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了起来。为了解决管理问题，陈永贵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会上，他先做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又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读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大家纷纷说好。

这样，陈永贵在互助组评工办法基础上，又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逐渐创造出了一套包工与评工相结合的劳动管理办法，即对于责任明确的农活，比如耕地、锄苗、垒堾等，确定劳力、时间、报酬和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包给社员，到期检查验收后记工。而对于那些不好包和不能包的农活，如救灾扶苗、扑灭山火之类，则进行评工记分。

这种办法比单靠评工记分大大提高了一步，社员的特长得以较好发挥，而且能看到实际利益，劳动积极性甚高。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②。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就带头挑难做的活干，还不时地组织群众开展一些小竞赛。农业社内，人与人竞赛，一月评一次，秋季大总评。被评为先进社员者，首次大会表扬，二次奖日记本一个，三次奖水笔一支。秋季评为全年先进者，奖海昌蓝布六尺。对于群众公认表现不好的人，先批评，二次则大会检查，三次则扣其工分。社外，则和互助组开展竞赛，秋后由党支部出面组织评比。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

新的管理办法实行后，不少妇女也走向地头，想多挣几个工分。当23名妇女陆续参加了生产劳动后，社里有些人说这么多妇女下地，不仅安排不了农活，还要多出工分，咱集体可拿不出这么多工分呀！陈永贵敏感地看出这个问题。他也听说外地一些合作社妇女劳动力有剩余的现象。那么，到底是劳力剩余，还是劳力不足？陈永贵又把这一问题摆在了社委会上，说：“天津郊区的土地我看了，将来要上大机器耕种，咱们有些地连牛还放不下，不改造行吗？叫我说，大寨所有的土地将来都要连成片！要改造土地，就需要劳力呀！不用说23个妇女，就是230个妇女也不够用！眼下这些还顾不着，先得让妇女们调剂土壤。”他这一讲，把大伙给讲明白了。那一年，妇女们压了1200吨土肥料，调剂了140多亩土地。在5月间苗期间，全社205亩谷田，光妇女就间了155亩，占到75%①。

由于陈永贵领导得法，激发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大寨村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到年底核算，全村粮食平均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平均亩产131公斤，互助组亩产118公斤，单干户亩产102公斤。全村粮食总产10.16万公斤，比1952年的9.6万公斤增长了5.8%②。

集体化的优势在大寨显示出来，一些原先对初级社持观望态度的村民也放下了顾虑，纷纷要求入社。陈永贵后来在一次讲话中就提到了贾寿元带着自己的互助组人马投奔陈永贵农业社的事：

到一九五三年春天，农业社开始集体劳动，问题出来了。每天都能听到说初级社“不好”的声音……在这一年，富裕中农什么话也说，这也不像单干好，那也不像单干好。到底好不好呢？秋后才能见高低。秋天打场的时候，咱们社里的会计在场上记账，张三分多少，李四分多少，最后要公布。没想到社外的富裕中农贾寿元当了“暗会计”啦，他也有本账，张三、李四分多少，记得一点也不错。这事儿是在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以后贾寿元才说的。他说：“你们在场上记账，我在俺家记账（他家离场很近，他坐在窗跟前就看见场了）。我是想看看农业社到底打的粮食是多是少，更主要的是想看看跟我同等的户分得粮食比我多还是比我少。”后来，他看到贾明元、贾正元两户富裕中农的粮食都比他单干打得粮食多，这下他才服了气，也报名入了社。③

1954年，入社农户扩大到52户。为了把社办好，实现增产增收，陈永贵采取了六条措施：一、扩大生产投资，购买化肥1100公斤和大牲畜11头；二、改进经营管理，扩大包工范围，推行常年包工；三、继续执行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办起托儿所，使11名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参加劳动；四、改良土壤300亩，每亩垫土450担；五、改变种植习惯，扩大高产作物；六、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合理密植，使用农药、人工授粉等先进技术。到秋天，全村粮食亩产达到137.5公斤，比上年增长10%，粮食总产10.68万公斤，比上年增长5%①。到1955年，大寨除了一户原来的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在集体化道路上，又一次走在了前列?

大寨农业社的成绩和陈永贵的才干，受到了县委的表扬，也开始引起了晋中地委领导的重视。1953年，在晋中召开的一次号召成立初级社的学习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1954年12月，昔阳县召开农业生产模范代表会议，大寨农业社被评为出席山西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先进单位。

厉行统购统销（1）

大寨创办初级社、农业获得丰收的1953年，是我国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需求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加上农村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缺粮的农民增至1亿。这就使得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日益尖锐。据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的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②。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陈云，认真分析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建议和对策。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此，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当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农民的思想十分紧张。当时的粮食产量还不高，统购粮的价格又很低，卖粮太多势必会造成广大农民生活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将动员工作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支部。

陈永贵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山西省劳动模范，对国家的号召，自然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

大寨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发生了一件单干户挑战初级社的事件。陈永贵不失时机地将了单干户一军，并由此揭开了大寨统购统销的序幕。

1953年秋冬，陈永贵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一方面庆祝大寨试办初级社成功，粮食喜获丰收，另一方面向大家说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以吸收新成员，扩大社的规模。会上，就在他神采飞扬地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好处，讲粮食大丰收，平均亩产250斤，比互助组时期每亩多打60来斤时，单干户李二和嚯地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大惊小怪，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初级社每亩多打60斤粮还算多，我这个单干户，每亩地还产了三百多斤哩！”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大家思想的混乱。陈永贵知道李二和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只是想逞逞能而已。他将计就计，马上把几个干部叫到外头研究，把大会的程序调整一下。党支部原计划先总结集体化的优点，然后再宣布国家刚刚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现在李二和站出来逞能，就不如先宣布国家的统购任务，打压一下单干户，然后再总结集体化的好处。陈永贵回到会上，不紧不慢地说道：“不论是农业社、互助组、还是单干户，多打粮食都是好事，都要表扬。不过，有一件事，原来准备散会时宣布，现在索性说了吧。国家今年实行粮食统购，上级分配咱村今年卖粮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库里。这统购任务就按自报产量分担，多产多卖。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

李二和听到这里，顿时脸色就变了，左右开弓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骂自己：“我这嘴是坏嘴，是屁嘴。我根本就没打下那么多粮食，我连秸草算上也不够300斤。”众人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陈永贵和李二和，只听陈永贵问道：“你连秸草也没有那么多，那你为什么要报那么多？”李二和不得不说实话：“我想搞单干，怕人们都进了初级社，没人跟我变工，我是这个目的，我实在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可得救救我哩！”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李二和按亩产300斤的数量卖余粮，将李二和的军只是想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见李二和已说了实话，陈永贵便给他指了一条后路：“要想救你，你得把大寨这七八十户全跑遍，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大家说给你下任务就下，说不给你下就不下。”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在李二和一一恳求大家后，大伙同意按他实打的粮食进行统购①。

李二和事件过去了，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由于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但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各级领导都提倡农民要多向国家卖余粮。?了完成好统购统销任务，陈永贵反复在支部生活会上讲，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工作，挨家挨户地动员。好在大寨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的事情，一般都会照着去办。而且干合作社这些年，社里的老百姓跟着陈永贵从没有吃过亏，对他的话也深信不疑。但毕竟民以食为天，卖粮涉及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大家都看陈永贵，看他上缴多少。陈永贵家分得粮食不多，却毫不犹豫地一下子卖了2750公斤“余粮”。与此同时，贾进才也上缴了自家的余粮，其他党员也纷纷互相比着往粮站缴粮。在党员的带动下，平日里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社员们慷慨奉献，大寨当年向国家卖余粮2.25万公斤，超过应完成任务的12.5%②。

统购统销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征购征得太多了，不少人家由于卖掉了太多的“余粮”，连口粮都没有留足。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大寨村就有人家面临着揭不开锅的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最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没到夏天，他家的粮食就断了，万不得已，他的妻子只好偷偷地到武家坪菜园买菜救急。

厉行统购统销（2）

这一年，昔阳县其他地方在统购统销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没有经验，不少地方和大寨一样卖了过头粮。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人没有去要返销粮。大寨当时已是县里的先进典型，又超额完成了统购统销的任务，口粮够吃吗？

为了保护大寨这个典型，也为了了解当时下面的实际情况，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五公里来到了大寨。陈永贵承认由于自己没有经验而使村民卖了过头粮，致使生活困难。张怀英关切地问他大寨要不要给一点返销粮，解一解燃眉之急。陈永贵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张怀英回到县里以后，就听到陈永贵的老婆李虎妮经常到菜园买菜的消息，他想靠买菜充饥又会为陈永贵增加多少经济负担呢？于是马上通知陈永贵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

陈永贵以为县里有什么任务，接到通知就来了。谁知，张怀英却打开抽屉拿出了两盒烟，要陈永贵拿上，又从衣袋里掏出30斤粮票：“这粮票你带上，去粮站换些面粉。下乡的同志经常在你家吃饭，你也不收他们的钱和粮票，拿这个作些补充吧。”陈永贵听了，嘿嘿一笑：“这烟我装上，那粮票，我一斤也不要！你也挺困难的嘛！我今年紧一点，明年就好了。我老婆虽然有小孩，可是她是个党员，对这事没什么意见，她要怪我卖粮多，我就给她回忆旧社会，怎也比啃生玉茭好吧！”①

陈永贵这个刚强铁汉，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典型体现和真实写照。

困难的一年熬过去以后，第二年卖粮时，陈永贵的心里就有了底，在完成了统购统销任务的同时，给社员留足了口粮，集体储备粮也有了着落。后来，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居然在保证社员有粮吃的前提下，向外借了数十万斤粮食！

大寨卖粮多，上级往往在大会小会上以大寨的卖粮作对比，用陈永贵的例子教育其他卖粮不积极的干部，说大寨完成了多少统购任务，你们为什么完成不了？这本来是要通过典型引路，在全县形成一种好风气，但当时有些村的干部在动员群众缴粮时，方法不当，说人家大寨缴了多少粮，咱不缴过不去呀！这就将陈永贵推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邻村社员的众矢之的。武家坪紧邻大寨，解放前两个村跟一个村一样，解放初还是一个党支部。但卖粮一事，却使武家坪的干部和群众都对陈永贵产生了意见。

有段时间，陈永贵常出席县里的表彰会议，发言、领奖，心里美滋滋的。可每次回村时，他都发愁，因为从县里回大寨必经武家坪等村，他怕碰上人，怕听见一些冷言冷语，什么“人家去县里吃白馍授大奖”、“群众饿肚皮，自己戴红花”，诸如此类。领了锦旗，他也不敢展开回大寨，而是叠起来揣在怀里。

这些冷言冷语自然也传到了大寨。陈永贵认识到完成统购统销政策不仅要动员合作社干部多交粮，还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召开了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会议从一具锄头的生产开始，引起了关于“工人老大哥给我们制造机器、农具，他们吃粮食不吃粮食”的讨论。陈永贵乘势利导：“工人造农具吃粮食，解放军保卫祖国吃粮食，我们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吃什么？”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经过一番议论，大家的思想渐趋一致。梁便良等共产党员说：“我们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国家。有粮食不卖，还叫什么听党的话？只要能拿出来的粮食，我就要卖！”

政策有良莠之别，人心有公私之分。共和国经济建设处于起始阶段，需要大量粮食。粮食是农民含辛茹苦生产的，如何在粮食分配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一省一县如此，一乡一村也如此。由于陈永贵长期引导大寨社员树立顾全大局的思想，在大寨逐渐形成了爱国家、爱集体、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使大寨粮食连年增产，年年多向国家卖粮，社员又无怨言，这不能不说是陈永贵思想教育的成功，大寨人思想领先的表现。1954年，大寨卖粮2.6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5.6%。1955年，卖粮3.5公斤，比上年增长34%①。

经历大社风波（1）

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骤然加快。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我国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因此，合作化必须赶快上马。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等人“右倾”，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①。“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②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说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增产，许多农民积极入社，“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③。这两次会议都把稳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主张视为右倾保守，并且提到方针高度进行了不切实际的批评，这就直接助长了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急躁冒进情绪。

山西省委在8月下旬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围绕解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问题，通过了《关于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在强调发展速度的指导思想下，确定了今后三年内全省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和目标。10月下旬，省委又在贯彻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山西省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工作的全面规划》，重新确定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进程和目标，使本已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再度加快。尤其是当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以及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传达到农村基层党支部时，全省合作化运动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④。

1955年秋末冬初，中共昔阳县委按照上级要求，大抓扩社、建社工作。大寨的初级社基础好、党支部领导坚强、干部群众觉悟高，属于昔阳县首批转社的合作社之一。12月26日，大寨成立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主任。

此时的陈永贵热情高涨，一是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大寨走在了前列；二是迈向集体化高级阶段，盼望多时的社会主义已近在咫尺。怀着满腔热情，他亲自主持制订了转社方案，制订了高级社章程草案。

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土地和农具、牲畜、树木等主要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转社的主要工作是牲畜、农具、树木作价（土地无偿入社）。以陈永贵、梁便良出任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会代表，加上贫农代表李喜庆、贾根元和富裕中农代表贾志发，组成了作价小组。经作价小组研究决定：牲畜作价在市场价格基础上提高五个百分点，中型农具以市场价按新旧好坏折成计算，生产资料作价款以劳力平摊，超余部分由社内公积金逐年还清。树木处理办法为：成材树木作价入社，小树无代价入社，唯房前屋后的树木归个人。自留地的分配：单身户留2分，二人户留3分，三人以上的户每人留1分①。

牲畜农具作价入社那天，恰巧县里通知陈永贵开会。临走前，他和作价小组商量先从谁家开始，不少村民在旁边听着，心里各有各的小九九，都想把自己的耕牛和农具估高一些，又怕别人说没觉悟，都在观望着、议论着。为了完成转社工作，也为了使村民在转社中进一步增强集体观念，陈永贵又一次做出了牺牲，要求作价组从他家开始，然后，就去县里开会了。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和一头快要产仔的母猪，还有一张八成新的犁。按规定，市场价加5%，黄牛应作价140元，待产的母猪80元。梁便良他们怕陈永贵嫌定的价高，最后将黄牛定为100元，母猪70元，犁8元。谁知两天后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这个价，马上提出了异议，说他那头牛最高不能超过80元，因为用了3年，又在去年耕地时崴了脚，母猪最多值40元，犁5元就够了。梁便良等拗不过他，只好再降价。1956年大寨村人均收入43元，陈永贵的这笔损失应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他有他的算法，有他的想法。当有人说他那头母猪一窝生10只小猪，每只卖10元，还能赚100元时，他却说，他买时只花了12元，去年生了一窝小猪，已经赚了，现在虽然怀着胎，但还没有生下来，咱一不费工夫，二不用饲料，怎么能把小猪也算进去呢？他还说，大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一些，但有牲畜、农具的毕竟还是少数，如果把牲畜、农具价折得高了，看起来有牲畜、农具的户没有吃亏，但绝大多数没牲畜、农具的户就增加了负担。我们应该为更多的农户着想啊！①

陈永贵不计个人得失，为的是换取大家在作价时少一些计较，多一些无私；为的是调动广大社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当人们眼巴巴地看着陈永贵家那头母猪入社不到一个星期，就产下11只猪崽，市价77元时，自然没有人再好意思言语自己的牲畜作价低了。

有了陈永贵带头压价，大寨高级社成立时，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贾进才在牲口作价时，嫌自己家那头土改时分的老黄牛老了，便以40元的价格卖掉，又添了60元钱，从县城买了一头油光发亮的大青牛加入了合作社②。一位老贫农自己家里没有牲畜，专门到街上买回一头牛入了社。

经历大社风波（2）

当然，转社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人表现出了自利本性。一位富裕中农，有一头老瘦毛驴。轮到给他家的毛驴作价时，他把那老驴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才牵到作价现场。作价小组给了18元的价格。听这价格，他二话不说，牵上毛驴径自到了集市。当时牲口市场不景气，他那头驴只能卖14元。在进退两难中，他忍痛卖掉了驴，回村后却丢不下脸来，愣说自己的毛驴卖了22元，还是点的现款。消息传开，村里大乱，不少人找作价组，开口闭口作价低，要求重新作价，并威胁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作价陷入困境。陈永贵却专程到县城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膘肥体壮的大灰驴，回村后便拴在了大柳树下。众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买驴，陈永贵道：“入社。”大家围着驴左转右看，都夸是头好驴，人们揣测像这样的驴最少也得150元。陈永贵拿出税票给大伙看，才90元。大伙随即又议论开了牲口作价的事，说照作价标准，像这样的驴少说也得100元。由此，又想到了那头老驴，认为必定卖不到22块。于是众人去问那位中农，他不说话。陈永贵开口道：“我查过税票了，那头驴卖了14块。”③

整个作价工作中，入社的牲畜有马2匹，骡1头，牛26头，驴24头，羊165只，猪32口，共作价6268元。入社农具以成数定价，有双铧犁2部，山地犁4部，大型农具8件，中型农具32件，铁棍2根，铁绳12条，切草刀15把，作价184元。两项共计6452元④。

就在大寨高级社成立不到半月，社员思想还没有安定下来，许多具体工作还未及扎实展开时，县委突然通知陈永贵开会，要按照省委、地委加快农业合作社步伐的要求，决定大寨新胜社和武家坪国强社、庙坪民强社、金石坡金胜社、高家岭高胜社五社合并，成立规模更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27日，五社合并而成的高级社正式挂牌，仍冠名“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担任社主任，武家坪郭忠义任副主任，贾承让为会计。

高级社合并后，设管理委员会，陈永贵任主任，其余三个村，每村设一个副主任。管理委员会以村建生产队，队下设组，并成立了监督委员会，检查督促计划决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为了把生产搞上去，采取了许多措施。在解决队与队的矛盾上，实行“五固定和三分配”。五固定是：以队固定产量，以组固定土地，以组固定劳力，以产固定工分，以组固定牲畜；三分配是：以组分配种植指标，分配农具，分配种子、肥料。在解决人与人的劳动报酬上，采取了定额管理和以件计酬相结合的办法。为此，对97种农活进行了分类排队，把能定额的78种农活分为5等12级，每级差度为5厘，然后把农活报酬定额到地，7天一安排，半月一检查。在财务制度上，全社共配了三个会计：一个负责财务，一个负责工分，一个负责生产统计。10元以下开支由社主任批准，50元以下开支由管理委员会审批，50元以上开支要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①。

五社合并后，陈永贵信心十足，决心要把社办好。然而，由于规模太大，435户，1755口人，604个劳动力和4928亩土地，大牲畜318头，羊690只，猪52口，社与社经济基础、生产发展不平衡，人与人生活环境、思想认识不一致，尽管他殚精竭虑，采取了诸多办法，但终究还是无法把社巩固下来。并社后，按照陈永贵“办大社，应该显示大集体的优越性，人多力量大，立即组织队伍打搞农田建设”的安排，大社组织了306个劳动力浩浩荡荡开进大寨麻黄沟打坝造地，可是金石坡的人不乐意了，说：“光受苦，没有甜，合在一起没光沾。”面对村与村的不信任，组与组的矛盾，陈永贵无力回天，坚持到秋天结算后，大社很快又分成了五个社②。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1）

大寨位于虎头山西麓脚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地势由东南到西北倾斜，相对高差277米。虎头山下，八道大土梁夹着七条大沟，犹如一把把利剑，将山坡劈成七股八岔，山间沟中还有17条小沟。山岭沟谷相间，山高坡陡，纵横交错，起伏不平。山坡岩石裸露，怪石嶙峋。梁上黄土覆盖，天长日久，风蚀水浸，切割得支离破碎。河沟坡度大，平日里乱石滚滚，雨季一到，则山洪暴发，形成灾害。在当地，人们这样形容大寨：“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解放时，全村约800多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大的不到三亩，小的要好几块才能凑一亩，就斜挂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这些坡梁地缺边少堰，缺肥少水，耐不住干旱，经不起雨涝，“地里上肥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更糟糕的是，一年中，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多半时间处在寒冷中。自然环境贫瘠，粮食产量自然不高，亩产量一般只有三四十公斤，好年景也不过五十公斤左右。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大寨人，已经习惯了顺从或忍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恶劣环境，除了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他们不曾想到向大自然挑战。然而，这穷山恶水在社会主义时代，在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手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说陈永贵率众闸沟造地，得从1951年的天津之行说起。那次陈永贵感触很深，并由此开始思索山区农村的发展之路，立下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那年，陈永贵作为山西省农民代表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娘子关，第一次见到了太行山以外的世界。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一望无垠的滚滚麦浪，青翠碧绿的满园蔬菜，看得他心花怒放。展览会展台上那一台台大型拖拉机、收割机、五铧犁，更令他钦羡不已。回来的路上，代表们在车厢里热烈地谈论着，平原地区的代表兴高采烈，山区的代表们却有点心灰意冷。陈永贵紧锁眉头，一袋又一袋地抽着烟，不时望望窗外一眼千里的辽阔平原，思绪又回到了大寨那被分割成4700块的800亩土地上。他多次陷入沉思：平原条件优越，无法比拟，山区条件恶劣，但可不可就山区地势作一些改变？想来想去，他竟想出了山区建设比平原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平川的土地亩数是死的，而山区地势宽，拓展潜力大，闸完了沟，修好了梯田，东一块西一块，串联起来，就能展出十几二十亩地来；挂在山坡上的梯田，一台一台的，哪一块也通风透光，利于密植，这一点平川万万比不上；山里人吃苦耐劳，有精耕细作的习惯，不论地边、地墙、地角，都要种上粮食，不浪费一寸土地；山区还能多种果木，多养牛羊……想到这里，陈永贵眉头的疙瘩解开了，他兴奋地拍拍同来的下思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帮寿的肩头，说：“老伙计，咱对平川机械化，一不眼红，二不等待，咱走咱们的路子。粮食产量，咱要跟他平川扳跌（摔跤），要扳过他们。”①

天津回来后，陈永贵互助组加强了田间管理，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但没有搞大的土地基本建设。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建社一开始，陈永贵就在酝酿大寨的十年造地计划。大寨当时300来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稍微闹些灾荒就难免挨饿。要将大寨这块黄土地变成米粮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将七沟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体做法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原。

这是一个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陈永贵将引领大寨人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创业之路。为了和大家达成共识，陈永贵一次次和社委会干部谈，和党员谈，和社员谈。支部会上，他慷慨陈词：“组织起来，就是要显示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各户不敢办、办不成的事，咱们不仅要办，还一定要办好、办成功。穷山恶水困扰咱们多少年了，为生存，为发展，咱们首先要向荒山进军，向大自然要粮。”

然而，向大自然宣战，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一开始都心存疑惑，反对者不在少数。吴思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一次讨论会上的争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蹿……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说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

……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子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了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你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①

一场激烈的交锋过后，大家的思想仍旧不通。这也难怪大家一时转不过来，大寨的自然条件太差，社员的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除了扁担就是箩筐，凭这，大寨的穷风水能变吗？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2）

第一次会议失败后，陈永贵认为要让大家接受十年造地计划，思想转变是关键，“首先要思想变，土地才能变，技术才能变。思想不变样，什么也不能变。可是，思想不好变，它是活的。变思想要依靠贫下中农起带头作用。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先把贫下中农的思想提高，再去带动富裕中农。”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前，他就去找过去和他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老贫农、老雇工商量，研究对策。这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坚决地支持了陈永贵：“就这么干吧！又不用贴什么，贴也是贴上点劳力，还能贴了咱房屋、土地、牲口、农具？”陈永贵满心欢喜地说：“这就好，只要你们带头干，把大家带动起来，就能成功。”①

再开会。大家心里还是充满疑虑：“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几个劳力，猴年马月才能把地修好？”陈永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号召大家：“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要咱全村人拧成一股劲儿，坚持干下去，总有一天能改变风水，改变命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1953年冬，大寨打响了改造山川面貌的第一场战斗。

第一个改造的目标是白驼沟。白驼沟，长1500米，宽10余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沟掌海拔985米，沟口海拔940米，高差45米，沟两边分布有零星梯田5.2亩，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小的一条。

改造行动在冬天开始。太行山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合作化以前，单靠个人的力量造地、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冬天的大寨人只能偎在炕上，依靠少运动、多睡觉、少吃饭来减少粮食的消耗。1953年的冬天，这里却热火朝天。

为了确保改造工程成功，陈永贵带着贾承让、梁便良、赵大和等到白驼沟，进行实地观察和勘探，确定打坝的数量，又召集支委、社委开会具体部署，并给大伙下了命令：“这是农业社的第一个造地工程，也是实施十年造地规划的头一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安排部署妥当，大寨五十多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就连71岁的贾金元老人也不顾干部的劝阻，整天和年轻人一起干活，胡须上结了冰凌，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闸沟垒坝需要大石头，梁便良等壮劳力负责抬石头，往往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从河沟挖出，梁便良将铁绳往石头上拦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个社员一撅屁股一使劲，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坝上。陈永贵是垒坝能手，带着四个强劳力专门负责垒坝，“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头上，陈永贵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②　宋立英带领妇女们担土垫地。土塄到处都有，只是冻得厉害，妇女们一镢头下去，刨出的却只是一道白印，但她们毫不松手，不停地挥舞着镢头，等到满身热汗时，坚硬的土被刨下一片。那段时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村进沟，星星眨眼才收工，一天在工地十余个小时，早午饭就吃在地里。天冷路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上面便冻了一层冰，干得满头大汗的大寨人戏称之为“冰碴饭”。梁便良后来回忆说：“冰碴饭不是大寨人实在想吃，因为这也和打仗一样，形势逼着我们非吃不可。”陈永贵后来也说到过冰碴饭：“谁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饭和热面条同时端上来，谁也是先端起热面条吃。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哪里来的热面条？”

这一年，大寨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好多人白天在山上干高强度的劳动，回了家却吃不上饱饭。但就是依靠这样的物资条件，他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休息。刚过完年，正月初三，便又上了工地。就这样，大寨人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共投工1700个，打坝25条，造地9亩，完成了对白驼沟的改造①。这是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初战告捷。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陈永贵更是异常兴奋，他对大伙儿说：“白驼沟是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治理的，没有合作化就不会有这些坝这些地。以后白驼沟改个名字吧，就叫合作沟。”白驼沟，合作沟，这名字起得真好，大寨人由此看到了集体的力量，看到了合作的威力！

治理白驼沟的行动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年底，昔阳县推举陈永贵出席了晋中地区劳模大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不仅讲得实在、客观，而且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地委书记岳?泰在总结讲话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

在治理白驼沟前后，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计划》逐渐在陈永贵头脑中成型。这项规划的目标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变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夺丰年。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基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时间安排是：每年秋后集中劳力治沟，春节到春耕前集中劳力平整土地，夏秋两季抽空打埂，并维护现有土地。

十年造地计划先拿到支委会，又拿到支部会讨论，征得支部大会同意后，又拿到社员大会上宣布。陈永贵以他天生的雄辩口才说服了村民。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造地计划展开了。

到1955年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把后底沟闸住了，赵背峪沟闸住了，小背峪沟也被闸住了，昔日的荒沟都变成了能种庄稼的田地了。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3）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然而，陈永贵领导大家在治理狼窝掌时，却一连失败，两次受挫。

狼窝掌，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大的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沟长1500米，宽约13米，高低落差约200米，总面积87912平方米。这条沟山高坡陡，乱石堆积，野草丛生。相传常有野狼出没，因此得名狼窝掌。狼窝掌最险恶的时候是每年夏秋时节的雨季。由于沟深坡陡，高低落差大，每逢大雨，四面八方的雨水汇集到这里，山洪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猛扑下来，一块块巨石在洪水的冲击下顺势乱滚，肆虐横行。民间有“狼窝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的说法。在这样一条异常凶险的沟里打坝造地，只有陈永贵想得出，干得出。

合作化以后这两年，大寨不仅治理了白驼沟，也对后底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念草沟、麻黄沟进行了整治，可是要在狼窝掌里动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就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白驼沟能治、后底沟能治、赵背峪沟能治，难道这狼窝掌也能治？

陈永贵生怕大家不同意，直到1955年冬才提出来，先在支委会上赢得支持，后在群众会上通过。陈永贵善于左右人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征求全体社员的意见，倒不如说是逼得大家跟着他走。当他说“同意的请鼓掌”时，会场上一片掌声，再说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没有人举手。计划就这样通过了，尽管背地里有不少人反对。

第二天，治理狼窝掌的会战开始。陈永贵、贾进才、贾来恒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8个劳力上了狼窝掌。炮声、锤声、开山打石的号子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狼窝掌的上空回荡，构成了大寨村特有的创业交响曲。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呼啸着，人们往外伸伸手，都感到如刀割一般疼，而狼窝掌却是一派沸腾的景象。擂捶打石的、凿眼放炮的、拴上铁绳抬石头的、挥起镢头掘冻土层的，一个个浑身冒汗，没有丝毫的寒冷。就这样，全村58个劳力全部上阵，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大干了一个冬春，筑起了38条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多亩地，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从沟口渐次升高，直达沟掌，谁看了都赞不绝口。

春天来了，大家满心欢喜地在新造的田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期盼着秋天的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夏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山洪咆哮而来，将38道堤坝冲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被毁殆尽。面对“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面，陈永贵和大寨的共产党员们、社员们心急如焚，他们冒着大雨冲进狼窝掌，手拉手防洪护堤，腿上长了疮的赵大和跳进半人深的泥浆里，用身体去堵缺口……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社员们心痛，陈永贵痛得更深更切。看着洪水过后的惨景，他的心都碎了。他蹲在一道坍塌的大坝前，不停地抽烟。他没有文化，不懂力学，有的只是经验。经验告诉他，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因此，石头要大，基础要深。有了这些措施，他还觉得不踏实，决定在上游修一个小水库，使雨水往下冲时有一个缓冲过程。

想好了办法，陈永贵又去动员大家。当时劝他放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人也不少。陈永贵再次找原来的穷苦人要求支持，又找反对者个别谈话，工作总算做通了。

1956年冬天，狼窝掌第二次响起了大战的号子。这次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将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由1层加到了4层，石头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还在上游修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整整三个月，30多道大坝又一次筑起，20多亩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

大家又一次春季播种，夏季锄草，只有陈永贵一到天阴就提心吊胆，一下雨就往狼窝掌跑。然而，老天爷并不体恤陈永贵的心情，又一次大张龙口。半夜里一声霹雳，一阵闪电雷鸣后，大雨如注，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点燃一只马灯，提了一把铁锹，就跌跌撞撞地跑向了狼窝掌。他从下往上检查，一道道堤坝查看，见都好好的，不觉有些宽慰。不料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听一阵沉闷的响声，如脱缰野马般的山洪奔泻而下，摧枯拉朽似的冲开了一道道堤坝，顷刻间所有的田地化为乌有。陈永贵两眼一黑，软瘫在泥地里。

本来五社合一的“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挫就是一大打击，两治狼窝掌的失利，使陈永贵雪上加霜，打击自然不轻。村子里传出了各种风凉话：“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水闸住，水往哪里流？”“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个冬天，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陈永贵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是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①

陈永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定的事，一定要干下去，决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一定要成功。在他心目中，闸沟造地是展示合作化优越性的舞台，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阵地。就此偃旗息鼓，既扫了农业社的威信，又给集体脸上抹了黑。可是，再干必须要大家干，必须有必胜的把握。怎样才能通向成功呢？

率领农民闸沟造地（4）

一连几天，陈永贵一直在狼窝掌转悠，蹲在坝上发愣，站在山坡上凝想，坐在地上不停地抽烟。他在反复琢磨失败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大的石头经不起水冲？有一天黄昏，他望着自家的窑顶出神，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窑顶的上边是一座土山，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窑洞压不塌？他又联想到后底沟有一座石拱桥，人来车往几辈子，它愣是纹丝不动。想来想去，陈永贵的思维集中在了这窑这桥的拱形构造上。一个奇思妙想产生了：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着上游，山洪泻下来的时候就冲在拱背上，这样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

有了新的方案，陈永贵的心里踏实多了。这时，县领导的鼓励和贾进才等的支持，无疑又给了陈永贵巨大的力量。

二战狼窝掌失败后，县委书记张怀英专程到了大寨，找陈永贵谈心。陈永贵见到书记，一脸的苦笑，伤心地说：“这么多人，吃着冰碴饭……”张怀英想让陈永贵轻松些：“吃冰碴饭那又有什么？你们吃还是坐在那里吃呢，想当初我们打游击，肚子饿了也不能不跑，边跑边朝嘴里塞，塞的都是冰碴饭，一顿饭吃了十几里地。”随后，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临走时说了一句：“革命哪会有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嘛！”

面对又一次的失败，有些干部没了主意，纷纷询问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然想干，可苦于没有万全之策，不好明说。一天，贾进才遇见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仍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反问道：“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说：“我说，还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

这正好合了陈永贵的心思。于是，陈永贵召集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将自己的具体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1957年冬，陈永贵凭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再一次领导大寨人开始了造田运动，三战狼窝掌的劳动号子又一次吹响了！①

开工的前一天晚上，大寨党支部也像前两次那样，召开了三战狼窝掌的誓师动员大会。陈永贵是天才演讲家，他站在高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进行着精彩的演说：“前两次塌了坝，换来了咱们的新套套，叫做坝要拱形，地基五尺，下宽上窄像梯形。上两次石头是干砌干垒的，这次全部用石子填空，灰浆灌缝……咱倒是要看看是洪水厉害，还是咱大寨人厉害！”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陈永贵开始分配战斗任务，领任务者一个个信心百倍，志在必得。

这次的任务比前两次更加艰巨。根据党支部的安排，这次的治理办法是：“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坝是8米多，灌浆用的石灰就要3万公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离狼窝掌三里多远的金石坡开采，几万方土被水冲走，又要重新垫起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依靠的只是大寨人的两只手和两个肩膀。开工那天，只有60多个劳动力的大寨，竟有70多人出工，其中有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各干其事，早上和中午照样吃着冰碴饭，狼窝掌又一次沸腾了！

老党员贾进才在这次改天换地的工程中担负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大铁锤上了山。寒风刺骨，他的双手冻得开了裂，开石时榔头一震，裂口鲜血直流，滴在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上山的路被封死了。贾进才仍早早起来，踏雪进山，扫开工地上的雪，打碎冰凌，便丁丁当当干起来。开山凿石既是一项苦差事，又是一项技术性工作。金石坡上的石头有的大得出奇，几锤下去不见丝毫动静。这天，贾进才就遇上了拦路虎。有一块石头石纹细腻，质地坚硬，是上好的垒坝材料，可无隙无缝，不好开口。老英雄一连砸了98锤，当最后一锤落下时，只听“咔嚓”一声，一道缝才整整齐齐地从大青石上裂开。待其他社员们来到工地时，贾进才已经打好了一堆石头。送饭的这时也挑着饭送到了工地，揭开砂锅一看，稀粥早已冻成了冰疙瘩。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可是地上那么厚的雪，到哪里去找柴火？贾进才端起锅来就吃，还呵呵一笑：“咱是穷苦人出身，身子骨没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冰碴饭就变成热的了。”大家听了，很是感动，有人就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又笑笑，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贾进才就是这样，哪里有苦活累活，他就出现在哪里。在这次改田中，他一个人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

开石不易，运石也难。没有像样的路，车马又不多，所有打坝用的石头基本靠大家沿着山间小路一块一块抬到沟里。到了雪天，运料就更加困难了。梁便良、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雪地?从山上往下抬石头，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都滚成了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运料任务。

贾进才、梁便良、贾来恒等人的实际行动是对陈永贵的莫大支持。

在大家苦干大干的时候，陈永贵这个征服大寨山水的头号决策人更是处处干在前头。这次，他仍然负责垒坝，石头不论大小、方圆，在他手里都是随心所欲由他摆布的东西，放到哪里都合适，而且又快又好。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这才是大寨人的骨气哩！”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有了陈永贵这样的领头人，大寨人哪一个也不愿后退。

凭着这股热情，凭着这股志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下来。

狼窝掌通过前后三次治理，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①

到1962年，陈永贵领导大寨人顺利完成了土地基本建设十年规划。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每个劳动力移动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强劳力每年往地里担粪、担庄稼五万公斤……如此坚持十年不改，不仅治理好了七条沟，在那里垒起了总长约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还新增了80多亩好地。另外，还把200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了笔直如墙的石堰，变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土地连成了2900多块。这些坡梁地都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为秋水春用、抗旱防涝、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在没有水浇、电力和机耕的条件下，他们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387公斤，成为解决当时全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增长与耕地紧张矛盾的成功范例。

坚持科学试验（1）

陈永贵是种地能手。解放后有了土地，他成天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地种好。埋头于土地钻研，他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他第一次走出山西省界，看到太行山以外的土地，看见外省的庄稼时，便产生过奇想，要在他的这块多石少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来。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这样写道：“不用请算卦先生，我就能断定陈永贵是土命，要不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那么全身心投入，‘爱地如命，视土如金’。”①“爱地如命，视土如金”这几乎成为大寨人和后来常年跟随陈永贵的服务人员对陈永贵的一致评价。

对土地，陈永贵有着一种顶礼膜拜式的虔诚。他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说来也怪，他种什么长什么，种什么就丰收什么。这种神来之笔除了得益于他对土地的热爱，还得益于他大搞科学种田。

陈永贵搞科学种田，缘起1953年的两件事。

这年夏天，县里有一位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在大寨辅导科学种田。他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出的粪便仍带有病菌，下到地里会传染庄稼，如果要喂，得把病株的上半截切下烧掉，喂没病的下半截。村民听了不以为然，认为技术员在故弄玄虚，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喂的吗？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陈永贵也有些半信半疑。怎么办？试验。他悄悄地用白发病谷草沤了20担肥，施到了一块八分的谷子地里。出苗、长苗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可一到出穗，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株苗竟有82株染上了病。他新奇地把大家叫到地边，用事实告诉大家：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种地也得讲科学②。

也是这一年，县城脚下的东关农业社试种金皇后玉米获得高产，县里组织人参观。陈永贵就向人家要了些种子，还刨根问底打听该怎么种。春天，他悄悄在离村子最远的一块沟地里试着种了两亩。东关是平地，大寨是坡地，金皇后又是新品种，他对试种没有把握，因此没有声张。从小苗出土起，他天天绕道去看。开始，别的玉米长得枝叶茂盛，金皇后还是细秆细叶。但陈永贵没有灰心，沉住气一直等到秋天，别的玉米早已秆枯叶黄不长穗了，金皇后后劲大，秆粗叶壮还正长呢。试验结果，每亩金皇后比其他玉米多打15公斤。

打那时起，陈永贵便开始种试验田，一种就是几十年。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该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为什么还要搞试验呢？”陈永贵说：“不管什么新技术，都有它产生和推广的条件，都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来推广，万一大面积上失败了，不就打击了群众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了吗？因为，过去一家一户搞生产，庄稼种好种坏，只不过是几亩地、几口人的问题；如今成了集体，集体种坏了庄稼，就是关系几百亩、几百口人、甚至是影响国家的大问题。”①　关于种试验田，陈永贵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从1953年开始种试验田，地一共换过三回。第一回是找背人的地试验，谁都看不见，原因是怕失败了丢脸。第二回就不怕丢脸了，可是老固定在一块地里搞试验。后来我想：种庄稼和开工厂不一样，工厂里的机器有一定的型号，用多少马力都有谱谱。种地是五谷杂粮甚也种。这样搞试验是不是能适合咱这坡、平、圪梁、洼的情况呢？不能。因为，既然搞试验，白土、黑土、红土这些地的土质、气候、条件都要研究，光固定一块地，试验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所有的地都适应。”②　就这样，陈永贵开始根据不同的土质、地块搞试验，常常同时种好几块，试验种子，试验肥料，挖地深浅，水分多寡，苗株疏密……通过多年的一系列的试验，陈永贵在选种育种、入种、套种、密植、耕作、施肥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新技术，掌握了一整套别人难以掌握的种地绝招，总结出了一整套几乎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经验。

他亲自试验选种育种和因地种植。

解放前后，大寨村民主要是依据“母壮儿肥”的传统观念选种，即在长势优良的大田里，挑选秸秆粗壮、穗大籽饱的作物单独收藏，作为家用种子。其中，谷子为大宗作物，品种有毛毛谷、鱼肚白、八叶叶、武安谷、大白谷、二白谷、冒州黄、代州黄等三十余种，其次为玉米，主要品种有大黄、二黄等几十种。合作化后，农作物由个体自由种植变成集体统一按计划种植，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必须在选种育种方面大做文章，淘汰低产品种，精选优良品种。什么品种产量高？必须靠试验。通过试验，评选出两种优质谷：大寨谷和冒州黄①，它们抗旱抗涝又抗风，产量比其他品种高出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较大的金皇后等良种②，培育出了“晋杂一号”等新品种。

大寨地形复杂，有沟里的、坡上的、朝阳的、背阴的，它们的土质、光照、湿度、温度等许多条件又各不相同。经过反复试验，从1958年开始，将过去按片安排作物、“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逐块安排。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块，选种不同的品种：沟凹地水分足、地力肥，就种喜欢雨水、需肥多的；阳坡地干旱、地力薄，就种耐旱的、需肥少的；梁地风大、地力差，就种株矮、抗风的；背阴地冷，就种生长期短的。就是在同一块地里种同一样的庄稼，也很有讲究，以播种玉米来说，一块地就有四个标准：朝阳地方深度是三寸半，背阴地方只种三寸；高处株距是一尺八，低处只有一尺五，这样，就使向阳地背阴地一齐出苗，高处低处长得一个样③。

坚持科学试验（2）

他长期密植，试验如何合理密植。

过去，受种籽、地力、肥料等条件的限制，大寨一直有“稀种薄收”的习惯，老辈子的种田经验是：“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稀谷饱，稠谷秕”，一亩地玉米植株七八百株，谷子八九千株。陈永贵不信这些老套套。1952年，他就在互助组开始进行密植试验，将每亩玉米增种到1500株，谷子增种到14000株。当年，谷子每亩增产60公斤，玉米增产116公斤，获得县政府授予的丰产奖。1953年，陈永贵开始大面积推广密植。1955年春季，根据土地肥力，陈永贵提出谷子留苗密度要达到2万株，玉米要达到2000株，但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怀疑和反对，大田全部按原计划种植，只留了少量地块试验。秋后，亩均密度1400株的玉米亩产140公斤，亩均2000株的亩产200公斤。群众认识到密植的好处。1956年，谷子种植密度达到每亩2万株，玉米每亩2000株，小麦、豆类等作物也相应增加了种植密度。当年，全社粮食获得增产，平均亩产160公斤，超过上年15公斤。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对不同品种和不同土地的种植密度进行了比较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各种土地不同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其中，“晋杂一号”适宜上等肥土地，每亩密度1800~2200株；“二黄”玉米秸秆硬，抗风力强，宜于一般二坡底，每亩密度2200~3500株；“安东黄”秆矮茎粗，抗风早熟，易在土薄地种植，每亩密度2800~3000株①。这样，有效地利用了地力、肥力及作物品种的自然优势，使密植成为大幅度增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当然，密植也不是越密越好。1965年后，大寨连续几年粮食增产速度减慢，但一直找不到原因。一天，陈永贵劳动时，发现有一片玉米苗长得秆粗叶茂，这块地的土质、肥料与其他地块基本相同，为什么长势喜人？经过观察比较，陈永贵发现这块地植株较稀。秋后，这块地的亩产比一般地块增产20%左右。据此，陈永贵提出适当稀植。那年下种不久，陈永贵外出开会，由大队长贾承让负责生产。为保险起见，贾承让将后种的地照原来的密度下种，形成了两种不同种植密度的对比实验。经过对比，发现植株多的地块，玉米秆高大，叶子又宽又厚，不利于通风透光，影响了授粉，造成穗小籽虚，而植株减少的地块，则秆粗穗大，籽粒饱满。秋后单打单收，同为“晋杂一号”玉米，每亩2000株的，亩产500公斤，而每亩1600株的，亩产却达560公斤。从此，种植不再一味求密，而是主张根据地力、通风透光条件和品种来合理密植。

他反复试验如何提高肥效和因地施肥。

合作化以前，大寨的作物主要施用农家肥。谷地、麦地用羊粪，其他农田施用大粪拌炉灰、炕土或经过压熏闷制的熏肥、绿肥等。合作化以后，陈永贵认为要提高地力，光改良土壤还不行，必须在施肥上下功夫。那一年，他在赵背峪沟两分玉米地里施用大粪搅拌炉灰的农家肥做试验，作物秆粗叶大，增产明显。1954年，又在麻黄沟的7亩玉米地里如法炮制，打算做高额丰产试验。不想，事不遂人愿，从夏到秋，庄稼逐渐萎缩，非但没有增产，产量反而比一般地还低。为什么头一年行？第二年就不行了呢？陈永贵组织干部社员、农业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认为问题出在土性上，赵背峪沟是红黏土，上灰渣粪可以减轻粘黏，起到改良土地和增加肥效的双重作用，因而增产。麻黄沟是沙土质地，保水、保肥性能差，再施用灰渣粪，土地变得更加松散，水肥流失加重，所以减产。通过这次试验，干部社员明白了“种庄稼没窍，肥多就好”的旧谚语并不全有道理，施肥也得讲科学①。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1956年，陈永贵又组织试施磷肥。第一年，夏天把磷肥施到地里，到秋天时刨出来还是白的，没有起任何作用。有的社员说：“这肥料不顶事，何必多花钱！”陈永贵说：“国家花钱修起磷肥厂，难道专门造废品？恐怕是上法不对头吧，咱们再试试看。”第二年，他们把磷肥和农家肥合起来作追肥，效果还是不明显。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稀汤，和农家肥搅拌起来，发酵一个月，使用的时候，再按磷肥的数量，配上5%到10%的氮肥。这回很见效，庄稼秸秆坚硬，倒伏少了，籽粒更饱满了，产量明显提高。

过去收了庄稼，那些秸秆便随便扔在了地里，陈永贵觉得这样既浪费又不好耕种，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将玉米、高粱等秸秆运回去铡碎，拌上水和家畜粪，再搅和后用土蒙起来，让它发酵。40天后，秸秆就腐烂发黑了，再上到地里，肥力大大增加。这种办法经推广后，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秸秆还到田里，每亩有250多公斤玉米秸秆沤肥还田，既有效利用了废物，又大大提高了地力。

陈永贵就这么不断研究着，每年试验着。通过不断试验，他逐渐摸索出了不同土性施用不同肥料的有效办法：红土地黏性大，上灰渣肥；沙土地土性松，施土肥；背阴地阴凉，施骡马粪；阳坡地地性热，施猪粪；沟洼地土层厚、地力肥，施秸秆肥；岭坡地土层薄、地力瘦，施圈粪①。这样，有机肥和无机肥的结合使用，弥补了土地板结和营养成分单一的缺陷，使大寨的耕地越种越肥。

坚持科学试验（3）

他组织试验作物的播期和播序。

按照新技术的要求，作物要适时下种，即要适合地温。大寨山地多，老人们常说：“谷雨前后，安瓜点豆”，“小满玉茭芒种谷，不迟不早正合适”，这些传统经验是否一成不变呢？从1956年开始，陈永贵带头种试验田，领导社员进行粮食作物播期试验。试验发现，小满种玉米弊端多多，此时播种，到玉米抽穗时正好赶上头伏的干旱和大风。因此，陈永贵认为种玉米宜早不宜迟，将其播种期提早了半个月，由立夏提前到谷雨。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雨季水浸倒伏。而在洪水来得猛的地方，将玉米的种植期提前至清明，这样，等第一场洪水下来的时候，玉茭已长大，就不会被洪水淹了②。在播种顺序上，祖辈是先坡地，后梁地，最后种沟地，经过试验改为先沟地后坡地，最后梁地。因为沟地日照短、发育慢，提前下种有利于早出苗，延长生长期。

他不断试验禾苗的移栽法。

合作化以前，因旱涝及山害等原因，地里缺苗断垄现象比较严重。传统的补苗方法是补种，在原来的垄眼处开沟或刨坑下种。这种方法虽能保住全苗，但容易形成参差不齐的“老少苗”，影响收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永贵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有个社员说：“往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就活了，移苗行不行？”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1953年，陈永贵带领大家开始试验移栽谷苗，在间苗前将尚未完全扎根的谷苗移栽到短缺的地方。结果发现，凡是雨后及时移栽的不仅成活率高，而且长势与自然苗无异；凡是墒情差的，移栽成活率很低。通过试验，还找到了谷苗移栽的一些技巧，如移栽时间，要在谷苗长出新根时移栽才能成活，等到白根一变黑，就移不活了。要是遇上阴雨天，谷苗长出新根来，移栽效果最好，移一株活一株③。不久，又试验成功按谷苗株距刨坑浇水移栽。

1956年，陈永贵又开始试验在麦茬地里移栽谷苗。这年夏天小麦发黄时，陈永贵问贾承让：“收了小麦能不能再种一季谷子？”贾承让说：“收了小麦小暑了，种谷迟了两个节令了，能行吗？”陈永贵却从移苗补苗中受到启发，说：“能不能把谷子种稠一点，等麦收后匀出谷苗移栽到麦茬地里？”贾承让一想，有道理。说干就干，果真一举成功，移栽的谷子和种下的谷子长得一模一样，秋后打的粮食也不比种下的谷子少①。从此，大寨也可以一年两熟种植，结束了只种一季庄稼的历史。

谷子缺苗断垄的问题解决了，玉米和高粱能不能采用同样的办法呢？1960年夏天，大家又着手解决这一难题。开头，有人说玉米根大，移不活，有人说移苗要带籽，要不，即使移活也不出穗不结籽。陈永贵说，不试验得不出结论，试试看吧！试验的结果，玉米、高粱移苗同样能成活，带籽不带籽一样能出穗，能结籽②。

他提出玉米三深种植法。

耕作技术方面，陈永贵提出变“三浅”为“三深”。三浅指浅耕、浅种和浅锄。“三深”是与“三浅”相对应的深耕、深种和深刨，具体做法是秋后深耕蓄墒，变秋涝为春墒；春天深种防旱、保苗、蹲苗；夏天深刨蓄水养墒。

1956年秋后收割，沟地玉米亩产300公斤，而坡地、梁地玉米亩产只有50-150公斤。陈永贵琢磨着这其中的差距，逐渐领悟到：沟底里每年淤土，活土层厚，既抗旱又耐涝，而坡梁地虽说成了梯田，水土不流失了，但活土层仍不够厚，长不出好庄稼。因此他认定深耕能加厚活土层，能提高粮食产量。之后，他又组织社员讨论、比较，引导社员认识深耕具有增厚活土层和保墒、保肥的重要作用。合作化后，大寨大部分土地使用牛耕，不能一次耕得很深，陈永贵便用套耕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即前面一犋牛深耕4寸，后面一犋牛在耕过的犁壕里再加深2寸，使活土层加厚到6寸，这样就增强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减少了水土流失，变秋涝为春墒，缓和了春旱，促进了农作物的增产丰收。这就是深耕。

昔阳一带长期流传着一句农谚：“深耕浅种，强如上粪。”按照这一传统，玉米一般种2寸深。过去土薄肥少，为了利用表层肥土，浅种是有道理的。但一件事情使陈永贵对这一传统做法产生了看法。有一年，贾承让给一名军属耕地，种得深了，迟迟不出苗，出苗后长得也不好。而陈永贵种得浅，出苗早，长得也壮。但到了拔节的时候，陈永贵种的那块地却越来越落后了，贾承让耕的地里的庄稼越长越好，一亩地多收了六七十斤。于是，陈永贵开始搞深种，经过试验，总结出了因地因品种而不同的播种深度。一般阳坡地和梁地地温上升快，土壤湿度低，出芽快，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4寸；阴沟地低温上升慢，地凉潮湿，发芽慢，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3寸。播种时，下种方法也有讲究，播后用脚踢少许土将种子覆盖，再在上面踩上一脚。ǹ果墒情干旱，要死踩，将玉米种子直接用脚踩实，使种籽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利于种籽接墒吸收水分，另一方面又能保住墒情不易蒸发。如果土地水分多，就活踩，轻轻地踏一下，以免形成土壤板结。

坚持科学试验（4）

和深耕深种相配套的是深刨。深种以后玉米的根扎得深了，怎样才能满足深处根系对土壤中空气养分的需要呢？1958年县委号召推广外地深锄的先进经验，陈永贵也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他在小背峪种过半分地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镢头深刨了一次，刨下有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刨出了名堂，半分地收了上百斤玉米棒子。党支部研究了这一经验，认为深刨有好处，能抗旱，能抗涝，还能清杂草，决定组织大家推广。这年玉米中耕的时候，陈永贵叫大伙扛上镢头上地，要改浅锄为深刨，刨到七八寸深。不少人不理解，说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没听说过用镢头刨草地，认为深刨会伤了玉米的根，会跑了墒。开始时，大伙还尽量把镢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陈永贵不答应了，在后边督促着，非让刨到七八寸。一些社员赌气了，他们憋足了劲儿，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头下去就是一尺深。这一喊一刨反倒让陈永贵心虚了，不知这一尺深将会是什么结果。等到伏天暴雨一来，深刨的作用显现出来了，镢头刨过的小土坑变成了一个个小“水库”，为玉米的旺盛生长保存了大量的水分。秋后，深刨玉米比上年增产一百多公斤。陈永贵在大会小会上总结经验，讲深刨的好处：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了主根；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的热化；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有利于斩草除根；有利于秋耕①。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他们在玉米定苗、长到1尺高之前，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有序踩动，刨过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个盛水的坑。刨的深度因地因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伤根打叶。沙地、漏地（土层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经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

陈永贵创造的三深法，是经过研究、试验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耕作制度，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深耕，活土层厚了，才有可能深种；深种之后又必须深刨，才能满足深处根系生长的需求，促进作物的正常发育。这一制度先在大寨继而在整个昔阳推广开来。一开始，是陈永贵逼着大家这样做，到了20世纪80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还在深种、深耕、深刨。三深法已经“成为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他提出间作混种，实行“四不专种”、“三不空”。

大寨受地形地力和群众生活习惯的影响，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种植传统：沟地、肥地种玉米，坡梁地、瘦地种谷子、豆类和高粱。但沟地肥地不多，每年只能种二百多亩玉米，占粮田种植面积的30%。玉米是高产作物，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得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可是以往坡梁地种玉米一亩只打二三百斤。陈永贵就和下乡的县技术员共同研究，沟地土层厚，每年夏天淤积一层活土，抗旱耐涝肥力高，自然高产，而坡梁地经过几年的改造，土层加厚了，肥料也多了，种玉米说不定也行。于是1957年，调整了作物的布局，扩大了玉米的面积，缩小了谷子、豆类的面积。那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8万公斤，仅玉米就产了8.6万公斤②。

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社员生活所需的小杂粮相对减少，生产与生活发生了矛盾。如何既提高产量，又能满足社员的生活需求，陈永贵又带头搞试验，并参照县劳模会上白羊峪公社白羊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殿俊介绍的“高产带高产”的经验，试验“四不专种”，实行多种作物间作和混种。

“四不专种”就是不专种豆、不专种麻、不专种瓜菜、不专种高粱，这些农作物都带在其他作物地里。具体做法是：在玉米行里带种大豆或眉豆（又叫菜豆）、芥菜等；在谷子地里带种高粱、小豆或绿豆；在山药蛋地里带种芥菜。带种的原则是：“高埂种瓜，低埂种麻，埂根种高粱。”①　实行带种，不仅两种作物都能增产，还有“小倒茬”的作用，对改良土壤和保证下一年增产，都很有好处。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实行“四不专种”的同时，还推行了“三不空”，即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这是根据当地的地块零碎，地边、地角、地墙多的情况提出的。陈永贵组织社员算了一笔账：全大队2900块耕地，一块地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地角，合起来总共有2万多个地边、地墙、地角，加在一起约30多亩土地，能种7万多株苗。每亩产量按350公斤计算，可以多打1万多公斤粮食。②　社员们觉得有道理，就照他说的办了。每年春播?秋种，每个生产队都要固定劳力，专种地边、地墙、地角，使所有土地，不论块大块小，都种得砌边砌堰。来大寨参观的人，看到他们把地种成这样，都不禁点头称赞道：“真种到家了。”

这样，“四不专种”和“三不空”相配合，既提高了产量又顾全了品种。后来，群众对这种搞法你一句我一句地凑成了一首歌谣：“高垄吊倭瓜，低垄种小麻，陇堰根底种高粱，大豆小豆满地爬。春天吃菜有芥辣，秋天摘回大窝瓜。”

有了陈永贵带头科学种田，大寨的试验田搞得红红火火，山前山后、好地差地都有试验田，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有试验田，不少村民也有试验田。注重科学种田，将造地和养地相结合，使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贫瘠的土地被逐渐改造成了疏松、提墒、保暖、吸水、高产的海绵田。

大寨农业技术不断出新，粮食连年增产，引起了昔阳县领导的重视。他们经常派干部去大寨蹲点、指导、总结、推广，加速了大寨经验普及三晋大地的步伐。1956年2月，陈永贵和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省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授予“粮食增产先进单位”。1957年2月，陈永贵、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业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各获奖章一枚，大寨农业社受到奖励。1958年3月，陈永贵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再次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1）

陈永贵曾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从互助组时期起，陈永贵就坚持了以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每年下来，他实作的劳动日，都超过了一般社员。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党员干部时时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劳动本领。

早在试办初级社的第一年，大寨就有些社员说：“集体好是好，就是拉不起困难户，养不起干部”，还有的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他们办社？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不可。”的确，只要算一算大小队干部有多少，就可以看出社员的负担有多重。支书、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赤脚医生、小队长、保管员……陈永贵听到这些说法后，马上明确表示：“如果是真正的困难户，我们就是要往起拉，新社会不同于旧社会，旧社会穷人死了也没人管，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对困难户不能看着不管。至于干部，我们保证不叫大家养活。党教导我们，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如果让群众养活，那不就成了群众的老爷了？”①

在入社后的第一个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就告诫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会上宣布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并规定，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委的劳动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支委。这么一来，意味着他这个支部书记的负荷必须超过其他任何人。后来，大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规范化，规定除重病和外出开会，党员干部每年劳动要达到300天以上；四个不能算：开会不能算，检查生产不能算，在村里办公不能算，外出联系工作不能算；五个不准：无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耽误社员的劳动时间，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不准借检查生产躲避劳动；四个一样：干部和社员一样出工，一样评工，一样记工，一样编组劳动。干部只能比社员早出工晚收工，不能借口工作忙，迟出工早回家；晚上开会时间无论长短，第二天早上必须按时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干部只能在劳动中当标兵，不能在评工时当标兵，不管多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干五活：干部要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提倡“跟我来”，反对“给我上”①。有陈永贵的倡导，又有制度作保障，大寨干部普遍养成了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的良好风尚。

从上述制度看，陈永贵所说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不包含用脑和在办公室办公。在他看来，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都不是劳动。直到他生命即将结束时的那段日子，才认识到劳动并非仅仅是卖体力，他忏悔似的对看望他的老朋友说：“过去我老对机关八小时看不惯，以后才明白，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巴黎公社用生命和鲜血争来的呀！”

陈永贵说到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用零时间工作，挤整工夫劳动，模范地执行了自己定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干部群众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和工作时间的分配上，自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大寨这样的重点村，外地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支书和主任连应付参观、参加会议、整理材料、制订计划、检查工作也忙不过来。陈永贵工作忙，头绪多，有时候会因一些零碎事情影响到他下地劳动。为了解决劳动和工作的冲突问题，他们一面采取了支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全体干部与党员的积极性，一面打破常规，将会议搬到饭场，将办公室搬到地头②，支部研究、安排工作、解决问题都通过“三会”进行，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不占用任何劳动时间。每天晚上，陈永贵要召开支委碰头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安排的结果就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向社员宣布，边吃饭，边开会，边讨论。饭场会一完，陈永贵等干部就和社员一起下地，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就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开地头会。大家坐在地头，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们抓紧时间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地头会。这种深入实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做法，可以使干部经常保持头脑清醒，做到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

高级合作化后，大寨和周围的武家坪、金石坡、高家岭等合并成一个高级社，陈永贵任社主任，而管理委员会当时设在武家坪。这段时间，陈永贵不得不坐在办公室工作，他在《领导生产就得带头实干》一文中诉说了自己这一时期因不能参加劳动的苦闷心情：

没办法，我只好天天钻在办公室里搞计划，扣数数，作汇报。领导生产不?地，思想工作不见人。没几天，我就觉得肚里空洞洞，实在不得劲。秋收下来，大寨反倒不如其他几个村增产多。社员们有怨言。这时，我再次下定决心：说成啥也不老在办公室钻了。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工作好与坏，先要看生产；要领导好生产，就得去参加生产；要搞好思想工作，就得和社员打成一片。①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2）

1958年“大跃进”，工作实在太多了，陈永贵提出：“工作越紧，干部越要参加劳动。”为了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参加劳动，他将试验田搬到了村边，有时候还把下乡的干部请到地里来，一面干活，一面谈工作。这样，他除了外出开会和特殊情况，几乎没有一天不下地劳动。1959年，他就做了486个劳动日，创造产值1000余元②。有些亲戚朋友怕他累坏了身体，关心地说：“永贵，你可不能和俺们比，俺们是吃过饭就是个劳动，你公事挺忙，白天黑夜劳累，身体怎能抗住？只要你操心把头领好，大家稍微鼓鼓劲，就能把你的营生赶回来。”他总是笑笑：“过去富裕中农盖三间房，娶个媳妇，还得苦干三年，咱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股干劲还行！况且，不参加劳动就不容易很快发现问题，那怎么能搞好工作！”1963年3月，阳泉、介休、孝义三个市、县的人连续参观大寨三天，陈永贵既要领着他们参观，又要介绍经验，尽管如此，他没有少干一点儿活。每天早上他比社员早起一个钟头，上午劳动到11点，参观的人来了，就领着他们参观，12点左右开始介绍经验，到下午1点左右参观结束。参观的人一走，陈永贵吃过午饭，就又到了地里，晚上再迟一些收工，这样起早贪黑，中午少休息，就把两个多小时的活赶出来了。由于妥善安排了工作和生产，这三天中，两个社员抬石头，他一个人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生产队包给的五丈长、七尺高的一道石坝任务③。

后来陈永贵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会议越来越多，来大寨找他“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但陈永贵一直心系黄土地。许多人事后回忆，陈永贵经常为不能下地干活而头痛。一次他到县里开会，在闲谈中对人说：“哎呀，自从廖部长走后，三个月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中午饭了！”廖鲁言在1964年考察大寨之后，大寨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一个先进典型，来访的记者、来参观的各方人士越来越多，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崇敬，人人都希望能见上他一面，都想与他谈一谈。为了不影响参加劳动，陈永贵就躲在地里，连中午也不回家吃饭。有人见他有了这么高的声誉还在地里劳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总是说：“咱是劳模嘛！不劳动还能当模范！”“文革”初陈永贵当县委书记后，虽说他有一个办公室，除了开一天会中午不能回家在那里休息外，从没有在办公室坐过。即使开会到深夜，他也要回去。如果是白天散会，回到大寨不进家门就下了地。以后陈永贵当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也从没有放松过，只要一回大寨，一进村就直奔地里。

在劳动中，陈永贵总是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什么任务重就承担什么任务。摇耧下种是重活，有人不愿干，他一连干了半个月。帮助妇女学技术，是件麻烦事，他首先去当教师。1959年夏天玉米追肥时，二队老是完不成任务，社员们说主要是劳动定额太高，他就去二队参加生产，并且在劳动中和全村有名的头等劳动健将贾成富展开了竞赛，大大超过了贾成富。在他的带动下，不仅大鼓干劲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还进一步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这一年，通过“红勤巧”劳动竞赛，大寨管理区在农业生产上的32个男劳力，平均每人做劳动日410个，比1958年增加了60%。27个女劳力，平均每人做劳动日280个，比1958年增加了1.3倍①。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把各个地块都按工分编了号，一些社员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包工后，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块地里的草多，便反悔了，到别的地块去干，撂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看见，没说什么，自己选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闷头干活不说话，预感到陈永贵要发脾气。没想到，陈永贵不但没有训人，还做了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

赵忠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陈永贵的文章，文中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他1963年在大寨采访时见到的陈永贵：

……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重最难干的活。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于干他的活儿，在他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服他。①

陈永贵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并将参加生产劳动作为衡量、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1956年，大寨和几个邻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忙于高级社的各项事务，就安排了一个党员负责大寨的生产。这个负责人忙于组织管理，忽视?参加劳动。陈永贵回村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很是不满，立即召开了支部会。会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段的工作情况。他刚汇报了一半，就被陈永贵打断了：“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这个党员借故说事情多，忙不过来。陈永贵说：“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就因为这事，陈永贵和几个支委碰头，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撤销了他代理生产队长的职务。

贾承让在1958年时已担任党支部委员，仍兼任会计。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往往夜深人静后才在煤油灯下清理账目，只读过几天小学的他，常常记账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一早，照常上地。当会计十年来，两袖清风，没错一笔，人称“万笔清”。后来从学校回来了一个年轻人，党支部经过研究，让这个年轻人接替贾承让当会计。开始时，这个年轻人劳动还算积极，财务手续也办得利索。没想到几个月后，发现他仅出工一半时间。这在大寨是绝不允许的。陈永贵知道后，先是对年轻人说：“不上地劳动不沾啊，咱大寨没有不参加劳动的干部。”见年轻人没有实际行动，又将此事提到支委会上研究，决定这个年轻人不能当干部，先过好劳动关再说，又让已经当了大队长的贾承让重新当了会计。那个年轻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后，劳动不错了，才又重新当了会计。上任之前，陈永贵又和他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谈话，讲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讲贾承让的模范事迹，讲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3）

曾任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的孔令贤在其《大寨沧桑》一书中，议及陈永贵号召干部参加劳动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还是在办高级社的1956年，陈永贵、贾承让、宋立英等干部到了大社工作，大寨成为大社的第一生产队，由经营管理比较有办法的老党员贾承庆担任队长。按说贾承庆土改时入党，初级社时积极肯干，一个八分五的劳力，干一天活能赚到22分，将生产队长的担子交给他应该是合适的，放心的。可是过了些时日，陈永贵回村，在地头跟社员攀谈，人们纷纷反映，贾承庆自当了生产队长后成了“甩手掌柜”，不经常参加劳动了。一查记工表，贾承庆在3个月内劳动不达30天。陈永贵生气了，通知到大社工作的大寨党员全部回村参加党支部会议，批评帮助贾承庆。陈永贵在会上带头检查对近几年村里做的工作估计过高，错误地认为大寨无论拿出哪个社员也比别村干部强。有了这种骄傲自满情绪，才对贾承庆的工作不太过问，以致出了差错。而贾承庆，无论大家怎么帮助，就是不肯好好检查思想。于是，党支部决定，建议社员大会撤销他的队长职务，从大社抽回梁便良来担任队长。此后贾承庆才觉悟过来，一如既往积极劳动，也更加关心集体。众人看他有了转变，又选其当了副队长。①

在陈永贵的严格要求和身教重于言教的影响下，大寨党支部、大寨的每一个党员，个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人都是参加劳动的模范。1959年，一般党员全年劳动日都在400个左右，最少的也不下260个。《大寨村志》有一份1966年到1973年大寨干部年平均劳动天数的统计：陈永贵每年出勤234.3天，接替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平均每年田间出勤288天，大队长贾承让每年出勤351.5天，副支书梁便良每年出勤350.5天，妇联主任宋立英每年出勤310天，副大队长贾来恒每年出勤250天，民兵连长贾长锁每年出勤352.5天②。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贾承仁当了二十多年保管员，经他的手进进出出的有几百万斤种子、粮食，从来没有错过、烂过，或是丢失过；贾承让当会计十年，如前所述，账都是抽时间做的，两袖清风，没错一笔，人送美称“万笔清”；梁便良为了防猪瘟，竟然在猪圈睡了一个月；老英雄贾进才开山打石，打坏的大铁锤无法计算，打断的铁锤把也统计不清，那两只结满厚厚老茧的铁掌便是历史的见证。

陈永贵熟悉大寨的每一块土地。他从小给地主、富农放牛放驴，扛长工，几乎在大寨每一块土地上劳动过。解放后又和群众一起治沟治坡，一道修整、耕种土地。哪块土地什么颜色，什么秉性，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还熟悉大寨村的每一个村民。他从小跟穷哥们一起劳动，后来又和村民们一起搞土改，创办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村里谁是什么脾气，谁干什么活计合适，他了解得清清楚楚。应该说，即使陈永贵不参加生产也可以领导好生产。可陈永贵说：“领导生产，就得参加生产。”在他看来，干部参加生产好处很多。

首先，干部参加劳动是一种很好的垂范社员的方法，能有效地带动社员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陈永贵说：“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①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干部实际下地劳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影响和感染社员的方法。青年社员贾吉义，和陈永贵同住一院，原来上地总是得等队长叫，后来看到陈永贵晚上工作到深夜，白天还要一样和社员下地劳动，很受感动，渐渐地就转变好了②。

一次，社里决定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了石头从哪里来、怎么往村里运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意见很难统一。陈永贵说话了：“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过几天就要动工了，他却不叫讨论，大家猜不出其中的原委。第二天上地劳动，到中午收工时，陈永贵走在路上，他瞧见一块石头，把镢头一放，叫过一个社员指着那块石头说：“你给我搬上肩。”然后，陈永贵一手扒着石头，一手拿着镢头走了。看到陈永贵这样，社员们也一个个找到石头扛了起来，头天晚上参加社委会的人们此时才如梦初醒，纷纷效仿起陈永贵来。团支部看到这种情况，赶忙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并规定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上工时担粪，下工时扛石头。当天晚上开支委会，陈永贵夸奖说：“孩子们干上来了，老的怎么样？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从此，他们就利用下工的机会，每人每天捎带两块石头，不几天就把盖房子所需的石头问题解决了。陈永贵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要是在会上讨论，怕到现在也讨论不出个办法来。可这几天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石头搞回来了！”这件事后来传到县委，被作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广为流传。

陈永贵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讲了一件事，颇能说明干部的带动作用：

去年秋天，队里担谷子，早上定额是担三回。我早上也去担了，担谷的人，最大的是二十七岁，最小的是十六岁，一共是十二个人。我是四十九岁，数我岁数大。年轻人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他们担了三回谷，完成了定额，该收工了，我还在后面担呢！他们看见这情况就说：“永贵叔还在后面，咱们不能收工，咱要收工，留他一个人担，多不好，他这么大年纪还担谷，我们这么年轻应该多担一点儿。”他们就又去担了一回。我趁他们担第四回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就坐在场里想：我一个人再担一回，也只能多担两捆谷，他们十二个人，多担一回，就能多担二十四捆谷。今天早上我要是不来参加劳动，这二十四捆谷恐怕就不能担回来了。”①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4）

其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站在生产第一线，能随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发现并切实处理各种实际问题。

陈永贵在工作实际中体会到，干部在会上征求社员的意见，请社员批评自己，这时候干部和社员的界限是很明显的，社员发表意见不免有些顾虑，但是，如果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社员有意见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他说：“只要我们能经常和大家在一起劳动，真正和群众有说有笑地打成一片，大家就会有意无意地把那些在会议上很难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告给你。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生产上的瞎指挥现象，就能避免和减少。我们大队来自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有90%都是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听到的。1960年，只是我一个人，就通过田间劳动，听到了群众提出的意见400多条，解决社员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73件。”②

一次，陈永贵去参加锄谷，锄得又快又好。社员们说：“全照你挽得，谷子可要增产了！”陈永贵听了，觉得话里有话，就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到各大队检查，果然发现有的社员在耕作上存在着求量不求质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于是，支部立即开会，制定了有关各种作物的质量标准，开展了提高劳动质量的宣传教育，制定了劳动质量连环监督检查责任制，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活质量③。

1961年春天，陈永贵和社员贾承运一起在山上种谷。贾承运曾经和陈永贵在一个地主家里当过长工，关系本来就不错，现在两人又合使一张耧，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贾承运说：“谷子喜欢通风透光，现在的耧，行距窄，容易出秕籽，行距宽些，株距近些才好。”陈永贵一听有道理，马上答应试一下。从地里回来，就跟队长商量，又和技术员研究，最后经过社员会讨论同意，请木匠和铁匠把行距七寸的耧改成了一尺的耧。第二年春天，用一尺耧种了谷，效果很好，秕谷减少了，亩产增加了20公斤④。

第三，干部参加劳动，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社员的疾苦，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了解群众、联系群众一种根本方法。

陈永贵曾说：“不关心群众生活，就是不关心社里的生产，生产的好坏，要看对群众关心的如何。”①　陈永贵说得好，更体现在行动上。

1958年，陈永贵在劳动中发现贾承昌劳动情绪不高。经了解，是老贾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有困难。为此，支部召开了专门会议，一面制定了帮助人口多劳力少的户的具体办法，实行了粮食供给制，调整了劳动分工，让家中人口多的劳力尽量担任能够多做劳动日的工作，帮助他们克服了生活困难。一面开展了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社员牛国栋的三女儿生了重病，因医药费花得太多，不能继续治疗，生命垂危。陈永贵知道后，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交给牛国栋，要他治好女儿的病。感动得牛国栋到处说：“爹亲娘亲，谁也不像共产党亲。”

1959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到了晌午，大家个个汗流浃背，真有点吃不消。可是社员谁也怕别人说自己不能吃苦，谁也不提意见。陈永贵和党支部的委员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提出了改变作息时间的建议：早晨上地提前一小时，晚上收工推后一小时，中午增加两小时的午睡。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社员的赞同。作息时间的修改，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1960年春节前，党支部决定放假五天，让社员们好好过了年。这个消息一公布，大部分社员欢天喜地。而部分担任炊事、放羊工作的社员却心生不快，他们说：“干咱这行工作就是不沾，过年过节连个走亲戚的机会都没有。”听到这个反映后，陈永贵又召开了支部会议，决定在春节放假期间，由党员和干部代替羊工和炊事员的工作。除夕那天，有的党员跑到山上，从羊工手里接过鞭子，陈永贵则领着全体支委，走进了食堂，围上围裙，拿起了菜刀。春节一大早，社员们被请到了席上，由党员、团员端饭，陈永贵等干部一桌挨着一桌给社员敬酒。

第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逐步提高干部的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

陈永贵早就是大寨的技术能手，但在考虑推广某项新技术时，由于没有经验，有时也很难决定。为此，陈永贵主张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陈永贵的试验田是从1953年初级社时搞起来的。对有些试验，他也拿不准，如在开始推广密植时，他也不知道密植到什么程度最合适。他就和老农、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试验，总结了多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终于得出了当地各种作物不同的密植标准和密植后应采取的技术措施，保证了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几年来，大寨在农业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广了新品种，改革了耕作方法，使用了新的化肥、农药。这许许多多的新技术都是在试验田试种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大田里的。干部动手搞试验田，不仅使干部学会了技术，便于正确指挥生产，而且也使群众相信科学，树立了科学种田的观念。

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早在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但在全国包括昔阳并未形成风气。到1959年，大寨村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带头参加劳动的事迹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重视。昔阳县委据此又发出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并且通报推广了陈永贵、李千周、张老太、王殿俊等优秀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经验。在这些文件中，县委反复告诉基层干部：“干部参加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是联系群众、领导生产、提高干部的重要方法”。同年10月，县委在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县委采取层层树标兵的办法，集中总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沾尚公社党支部书记李千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经验，并将陈永贵的经验印刷成书，当作党课教材，发给全县生产队的党支部，让全县生产队和农村党员学习、讨论。同时，还在县城举办了一个大寨模范事迹展览会，组织3万多基层干部和社员来参观。县委和全县12个公社党委，又先后组织6000多人次到大寨参观①。

号召干部带头劳动（5）

通过学习陈永贵等人的经验，昔阳县许多基层干部认识到“不参加劳动就领导不好生产”的道理。在此基础上，昔阳县委积极改进工作作风，控制会议次数，压缩会议时间，减少材料报表，县委书记张怀英、县长王贵科等人更是率先垂范，扛着工具到城关西大街的赤土坡整修土地。县委干部下乡，也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到1960年，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已蔚然成风。

1961年5月，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陪同前往文水县调查，时任文水县委书记的是刚从昔阳调来的张怀英。李雪峰一听张怀英来自昔阳，就说：“听说大寨搞得不错，你给我汇报一下大寨好吗？”张怀英向李雪峰讲了大寨的很多事情，还特别谈到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听了张怀英的汇报，李雪峰感慨地说：“这就对了，真理就在这里嘛！干部能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变不变颜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大寨有个陈永贵，昔阳有那么一大批干部，他们能和群众滚到一起，好多问题都能解决。”李雪峰离开山西后，向毛泽东写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书面报告。

此时，中共晋中地委正在对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进行考察。1963年1月5日，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形成《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一九五九年以来，昔阳县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报告列举了1959年至1962年昔阳县干部的实际工作日和干部补贴工的统计数字，还介绍了中共昔阳县委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①。1963年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批语说，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劳动能否形成社会风尚，是能否真正做到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关键问题。昔阳县的经验证明，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有决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是否能坚持不懈地在广大基层干部中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

李雪峰的报告、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的《考察报告》和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3月23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和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转批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批指示稿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②。5月9日，毛泽东又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高度评价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例，认为此举是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效武器，并希望全国农村的支部书记都能像昔阳的干部那样，积极投身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不久，《人民日报》于6月3日发表社论《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指出：“山西省昔阳县的四级干部，几年来无例外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之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领导好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切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社论号召各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都有必要认真学习昔阳县的经验，把干部参加劳动坚持下去，创造出更大更好的成绩。《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也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同期还刊登了山西省晋中地委农工部撰写的《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一文，详细介绍?陈永贵等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事迹。这样，全国性的学习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热潮迅速掀起。

坚决不放高产卫星（1）

从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就多次批评“反冒进”。所谓“反冒进”是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计划指标过高、基建规模过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急躁冒进倾向所发表的一些批评性意见和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在“反冒进”中，刘少奇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为中共八大所接受。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从1957年下半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1957年经济建设速度的适当放慢，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由于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和“促进会”的概念，1956年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1956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他提出，一个“多快好省”、一个四十条、还有一个“促进会”，都是好东西，不能吹掉，必须恢复。1958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杭州、南宁分别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3月，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几次会上的多次谈话中，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断升级，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使中共中央领导人中不再有人对加速发展战略公开表示反对了。在这种背景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会议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1956年9月八大一次会议时建议的指标相比，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其中，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坚决不放高产卫星（2）

“大跃进”的发动是从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开始的。

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六五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会议还做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反对“右倾保守”，立即掀起农业生产热潮。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要》的社论，号召各地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制订一个积极的生产计划，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这是党中央第一次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①。

1957年11、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会上，受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重要产品的产出量的启发，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今后15年内钢产量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略口号。《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随即与工业方面赶超战略一起作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动员了六七千万人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这实际上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的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经济指标。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开来，这成为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显著特征。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不断报高产，纷纷放“卫星”。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1052.5公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1170公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是《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65217公斤，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是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柴达木蹇什克农场亩产4292.5公斤。

浮夸风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它使许多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我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和全国的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引发了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对于全民大炼钢铁一事，陈永贵不感兴趣，他坚持认为农民就是管种地的，别的事有别人管，把地荒了去炼钢铁就是不务正业。但他是劳模，炼钢铁是上级的命令，他不能不带头。困惑中，他去找县委书记张怀英，问可不可以不去。张怀英自然不能说不去，只是说：“去吧，地里我组织学校去帮帮忙。”陈永贵无奈之下，派出了一些劳力到外村帮着运铁矿，但心思始终放在大寨田上。

在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大量钢铁的狂热背景下，在浮夸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年代，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却安心于种地。他们没有放高产卫星，没有震天的口号，没建小高炉，更没有出现砸锅交铁之类的荒唐事，而是扎扎实实地在土地上干了一年。那一年，他们通过专种种子田的方法来提纯选种，培育出了高产、耐旱、秆壮、抗倒伏的优良品种；那一年，他们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对不同品种和不同土地的种植密度进行比较试验；1958年，大寨粮食亩产达到了271.5公斤，提前九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粮食指标。这对于一个几年前亩产只有50多公斤的穷山村来说，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时，公社设了一面流动红旗，敲锣打鼓送到了大寨，陈永贵郑重地接了过去。他成竹在胸，自信在昔阳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大队能够超过大寨。

1958年秋，“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一方面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积极分子，一方面准备为1959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会议推荐人才。陈永贵和昔阳县其他几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等人一道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上，陈永贵和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前就座。李顺达是老劳模了，早在合作化初期就因成绩突出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会议的安排上，可以看出中共山西省委对陈永贵是非常看重的。分组讨论会上，不少人都在谈论炼钢的事，讨论放高产卫星。当时各地不断放卫星，山西的一些领导也有点着急了，产量要喊上去，必须依靠这些劳模们，尤其是李顺达和陈永贵这两个特级劳模。然而，这两位劳模却让那些领导大失所望了。

据作家张映泉记述，当时会上安排有专人注视李顺达和陈永贵的表情，一有动静就及时汇报。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两位劳模表现出了他们可贵的品质，尽管十分想去北京，也不愿用说谎来换取这份光荣。注视表情的人汇报说，李顺达不说话，那个陈永贵成天叼着烟杆，脸上似笑非笑，不知在想些什么①。

讨论者都是庄稼人，一年到头和土地打交道，种什么庄稼，能收成多少，个个心知肚明。陈永贵没有加入这种讨论，听得不耐烦时，他甩出这么一句：“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能打那么多，我请他们到大寨去吃拉面。”拉面是那时昔阳待客最好的饭食，只有在年节和贵客临门时才可以吃上。但别人似乎不领他的情，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儿去吃拉面。陈永贵笑笑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然而，浮夸风不是一个陈永贵就能顶住的。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央曾在西安召开了会议，就如何提高粮食产量问题，有八位副总理讲了话。这次西安会议对各省市压力很大，山西也是如此。当时省里已经准备推荐李顺达和陈永贵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出于对劳模的爱护，也为了使劳模能紧跟形势，在小组摸底会上，一位领导先问李顺达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又问陈永贵，陈永贵笑了：“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会上又让他俩报产量，说报不上高产量，就不能推荐进京参加劳模大会。李顺达说：“能报我早就报了，用不着催。”陈永贵坚持说他亩产270公斤。领导对陈永贵说：“根据大跃进的形势，你们的产量得往上提一提，起码达到亩产1000公斤，不然不好往北京推荐呢。”这个建议被陈永贵拒绝了，他说：“大寨1958年亩产量比上年提高56%，已经是大跃进了。去不了北京，那就不去吧。报了拿不出来怎么办？”

为了做通劳模的工作，上级派晋中水利局的一名干部到大寨找陈永贵谈话，要他跟上形势，说只要陈永贵把粮食亩产报到1000公斤，保证他进北京。陈永贵执意说：“我没有打下的，一斤也不多报，打下的，一斤也不少报。”承担这项工作的雷震一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1959年春，我随《山西日报》副总编辑康溥泉同志到大寨考察，就住在陈永贵家。当时省委有个安排，想让陈永贵出席国庆十周年北京群英大会，顺便让我们落实一下1958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落实的结果是574斤。当时陈永贵的态度非常明确：宁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在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昏天昏地的年代，陈永贵是晋中地区唯一没有说假话的劳动模范。在全国我只是知道，彭大将军在大跃进年代是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①

由于没有紧跟形势，不搞浮夸，陈永贵进京参加劳模会的资格被取消了，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但他不说假话，敢说真话，体现出了一种铮铮铁骨，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陈永贵没有进京，心里并未因此而难过。参加1959年全国劳模会议的代表不少是“卫星式劳模”、“坐火箭的典型”，会上的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甚至出现了亩产几十万斤的。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省孝感县一位19岁的女社长，在会上发誓说亩产不上万斤，她就不结婚。她的发言，引起了记者的争相报道，但后来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

坚决不放高产卫星（3）

可是，当时的浮夸风已经遍及神州大地，不可能因周恩来的批评而扭转，更不会因陈永贵的真言而发生变化。在陈永贵到太原开会之前，昔阳县一些地方已经为提高粮食产量折腾起来了，放卫星之风也已经吹到了大寨，到处在刨坑堆肥搞什么千斤田万斤地了。时人管这种做法叫“刨穴窝”竞赛，即刨一个大坑，装进切碎的秸秆，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土。据说，这样就可以打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了，这叫做“科学种田”。陈永贵不准大寨人刨，说该怎么种地还是怎么种地。为了把这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组织者还采用流动红旗的方式，在竞赛中输了的村子得主动敲锣打鼓把红旗送给赢了的村庄。

这么搞对大寨的压力很大。干部们预感到大寨很可能会把红旗输给别人。当时陈永贵在省里开会，干部们担心陈永贵回来后怎么交待？听说陈永贵太原散会后到阳泉办事，村里就派贾害和特地到阳泉找陈永贵汇报。贾害和说由于大寨没有“刨穴窝”，流动红旗怕是保不住了。陈永贵说，穴窝是我不让刨的，丢了红旗我来送，一杆红旗也没有多重，我一个人就可以扛着送给他们。别人干什么咱管不了，咱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眼下要做的工作第一是搞土地的里切外垫，第二是组织劳力把秸秆切碎沤肥。你先回去照我的话安排就是了②。

陈永贵原本打算在阳泉多住一天，后来怕误了给别的队去送红旗，就提前一天回到了大寨。一路上，看见地里铺满了刨坑堆肥料的人们，他越看越生气，说了一句话：“堆成山也产不了一万斤。”回到大寨，陈永贵径直来到了地里，看到大伙都在搞土地加工，在切秸秆沤肥，他放心了。作为一个农民，陈永贵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要想多打粮食，就得多施肥、勤管理。第二天一早，陈永贵亲自扛着红旗，没有敲锣打鼓，没有随行人员，把红旗送到了在竞赛中“取胜”的村社。

在举国上下都跟风走的形势下，陈永贵能够顶住瞎指挥风，坚持按部就班种田，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和耿直。

尽管陈永贵失去了出席1959年全国劳模大会的机会，但在这年的国庆节，他却昂首挺胸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自然是陈永贵自己奋斗的结果，也同当时反感放卫星、工作扎实的地县领导的关心分不开。

1958年大寨取得亩产271.5公斤的好成绩后，时任地委书记的王成旺曾亲自来到大寨，和大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生产中，陈永贵给他讲了大寨粮食高产的诀窍，讲了耕作技术的改革和试验田的作用，他问陈永贵：“按你现在的生产条件，你的产量还能不能再提高一点？”这次，陈永贵和在省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态度大相径庭，他想了想，答道：“潜力还是有的。如果上边再多供一点肥料，还可以提高。”王成旺又具体了解了大寨使用化肥的情况，并专门把县委书记张怀英找来，希望他能多给大寨供应些化肥。他对张怀英说：“大寨的粮食单产提高幅度这么快，对国家的贡献这么大，可是化肥供应还不太多嘛！你能不能在化肥供应上多给他们吃点偏饭？”张怀英说：“化肥供应，全县都是按上边的政策供应的，大寨卖粮多，当然也比其他地方多供。但是，超出政策范围就不多给了。不仅大寨，我对刀把口、白羊峪也是这样。”王成旺说：“为把大寨的产量再上一上，是否超供一点？”张怀英笑了：“我多给，怕别人不服气，这反倒对大寨不好。”王成旺点点头：“你考虑得周到。不过，按大寨的贡献，化肥供应还有点少。陈永贵不错嘛！那个宋立英也不错，撑起了半边天。大寨就是有人才！”化肥没有多供，但地县领导处处流露出对大寨的关心和对陈永贵的爱护。

1959年，大寨粮食总产量达到23.5万公斤，亩产量达到308公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4700公斤，公共积累88万元，每户平均万元①。这一年，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标兵，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

一到北京，庄严巍峨的天安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人头攒动的人民大会堂，一齐向陈永贵袭来，使他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然而，首都最吸引他的、最让他激动不已的是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秦怀录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详尽地描述了陈永贵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时的激动心情：

渴望已久的愿望实现了。陈永贵心里惦念的毛主席出现了！毛主席招手健步向这边走来，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乐曲。陈永贵激动地把那块白毛巾从头上摘下来，用手高高举过头顶，也和山西其他劳模一样挥动着，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在拥挤的人群中不由自主地把脚步移向了前边。他一面呼喊着口号，一面偷偷地用白毛巾擦一下滚下来的泪花儿。

住进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陈永贵的心里十分舒畅。他知道这一次进京是多么不容易，这是在那块黄土地上奋斗的结果。这些天来，他随集体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出席了晚会和各种招待会，这是他一生想不到的事情。那一次，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劳模们的住处接见他们，要他们一一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也和来京的其他劳模一样，很恭敬地报出“我是山西昔阳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周总理也和对其他劳模一样，只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过去了。但在陈永贵心里却刻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记。①

陈永贵赴京前，县里领导曾嘱托他见到毛主席时握一握他老人家的手，向他老人家问声好。陈永贵自然将这些话深深地藏在心里，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当他登上观礼台时，更希望毛主席能走到自己身边来。可惜，观礼台离天安门城楼还很远，他只能仰望并大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却没有机会和毛主席握手，向他老人家问好。不过，在陈永贵和大寨人看来，能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能登上观礼台，已经是一件破天荒的、意义深远的事情。因此，当陈永贵从北京凯旋时，大寨响起了震天的锣鼓，男女老少喜集村口夹道欢迎。北京归来后，陈永贵更加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在大柳树饭场，他兴奋地对乡亲们说：“好好干吧，过不了几年，咱们这儿也要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社会主义前途大着哩！”

组建人民公社（1）

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的掀起，农村广泛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兴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为此，农村出现了十分广泛的打破社界、乡界、县界乃至省界的较大范围的协作。这种协作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涉及到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入手考虑。正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思想①。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毛泽东早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因此，1956年内一些地方办的高级社，规模比较大。

1956年秋后，一些地方因社的规模过大、难以管理、吃“大锅饭”严重而出现了闹退社、分社的风潮。中央为此于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宜。”但在经历了批评“反冒进”的曲折，又遇到了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开展带来的新问题，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1958年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文件下达后，各地很快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农业社合并后，各地采用的名称多种多样，有的叫农场，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共产主义农场。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这些大社的名称尽管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尽可能地体现这种大社比高级社“更高级”的公有化程度。因此，1958年夏，公社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明示了办公社乃是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农村基层组织的构想。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8月，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农村。8月4日，毛泽东一行首先来到河北省徐水县进行视察。毛泽东对这里的公共食堂、幸福院、幼儿园以及县办、社办小工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6日，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泽东看到公社办公室门口的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9日，在视察山东时，毛泽东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①

组建人民公社（2）

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还是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陈永贵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他心灵深处，公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1956年办大社失利，曾使他十分痛心，但并未因此而放弃对公有制的钟爱和追求。他爱看报纸，关注时事，留意新闻，时刻盼望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尤其是报纸上出现“毛泽东”三个字时，他总是抓住不放，一口气读下去。那天，他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的消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赞扬使他兴奋不已。他多次到县党校学习，党课的内容多是讲共产主义，讲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现在又看到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陈永贵坐不住了。

第二天，陈永贵就到武家坪传递消息，接着又鼓励几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联合起来创办人民公社。凭他当时的影响和实干精神，他一呼百应，几天时间就联系了7个高级社的主要干部，由他们推荐，挑选出64名干部群众代表，浩浩荡荡开赴县城，向县委请示：坚决要求办人民公社！

当时，人们的热情很高，县委也有意创办人民公社。于是，主要领导欣然同意。8月24日，在武家坪敲锣打鼓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包括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09户人家，1370口人①。11月6日，红旗公社进一步扩大为105个高级社，更名为城关农村人民公社，陈永贵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几乎在红旗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在全国全面推广建立人民公社。《决议》还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北戴河会议后，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发达起来，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在中国一国首先实现，而且在一个国家中一些敢想敢干的地方可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河北省的徐水县就开始了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工作。

其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毛泽东认为“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②。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曾提倡一天吃五顿饭，之后，他多次在不同会议上谈到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还提倡实行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搞“义舍”。于是，媒体大肆鼓吹大办公共食堂是消除私有观念、提高集体思想、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的最好形式。因此，大多数地方建立人民公社后，便把农民自家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共食堂，搞所谓“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实行吃饭不要钱。

大寨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寨的公共食堂设在贾进才几户住的大院里。那时，村里除几个人外派参加公社组织的大炼钢铁外，大部分劳力忙着收割秋粮。每天，生产队长举着喇叭一喊，人们便齐刷刷地走向田野。收工号令一发，大家将挑回的庄禾往场上一放，便扶老携幼涌向食堂，尽情地享受那统一免费不定量供餐的“共产主义天堂”生活。

陈永贵发自肺腑地赞同办食堂，有一位富裕社员说了几句公共食堂的怪话，陈永贵就动了怒，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

然而，公共食堂实行吃粮不定量，吃饭不掏钱，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浪费问题。自幼挨饿长大的陈永贵容忍不了人们浪费粮食，也因此感到仅靠各家各户那点存粮无法实现“敞开肚皮吃饭”。办起食堂后不久，他就开始考虑一系列问题：如何增加饭菜的花色品种？如何照顾老幼病残行动不便者？食堂浪费严重，如何加强管理？尤其是在粮食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供应？

这些问题被提到了党支部会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磋商，大寨公共食堂进行了改革：由大家信赖的管理区保管贾承仁任食堂事务长，一周食谱不重样，以家庭为单位由一人打饭回家去吃……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是确立了公共食堂实行以人定量凭票吃饭的制度，即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是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1至3岁定4成，4至6岁定7成，7岁以上定10成，一个劳动力分0.5公斤粮食。全村1959年的平均口粮为202.5公斤，其中基本口粮占80%，每成为17.15公斤，劳动粮占20%，每个劳动日多吃0.565公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①?这些措施的实行，既保证了社员的生活，也节约了粮食。由于进行了改革，大寨食堂在整个昔阳县是办得较好的，坚持的也是较长的。1959年10月，县妇联在一份总结和推广大寨食堂经验的材料中说：大寨办食堂一年中，吃白面饺子8顿，油果1顿，烙饼1顿，蒸馍4顿，拉面1顿，大米饭4顿……那时候，一年里能吃到这样的饭食，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大寨的公共食堂因为有厚实的集体家底，总体上说比其他公社办得不错。尽管如此，吃食堂毕竟难以满足不同人员口味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不符合当时的生产条件、生产水平和社会发展规律。办了两年后，大寨食堂也跟着其他地方散了伙，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夭折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陈永贵也曾由衷地赞扬过人民公社，但公社成立后的一些做法，却使他产生了一丝的迷惘，感到自己向往已久、积极参与建造的人民公社并非理想世界。一方面，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使陈永贵等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受到形式主义的很大掣肘；另一方面，“一大二公”的组织特点，带来贫富拉平的一统局面，使群众生产积极性遭受严重挫伤。1958年，秋收分配时节，按照当时公社的统一要求，为增加共产主义要素，要提高人口分配比例，以劳动日和人口65∶35分配。大寨那年总收入39593元，人均收入67.3元，均比上年增长一成多，但按此比例分配，收入减收和持平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1/3，且皆为劳力多的农户，劳力越多减收越多。面对这种分配结果，陈永贵百思不得其解。

组建人民公社（3）

1958年冬，为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城关公社决定办万头猪场，要求调集各大队的猪至公社集中喂养。这一做法令陈永贵对成立公社的好处再次产生了疑惑。那天，陈永贵到办公室，会计贾承让告诉他此事。他皱皱眉头，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公社办猪场，怎么不自己买小猪？借孩子祝满月，虚体面！”言语中流露出对调猪办场的不满。然而，人民公社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调配生猪是公社所有制的职能，自己又兼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此事该如何处理？陈永贵为难了。他默默地抽了一袋烟，才对贾承让说：“能拖就暂时拖拖。”公社一催再催，大寨一拖再拖。最后，公社派人到大寨，陈永贵还是拒绝了：“不是舍不得几头猪，办什么万头猪场，放在这里养和放在那里养不是一样吗？只不过换个地方，说不定活猪喂成了死猪。我不明白为啥要办这种事。”陈永贵是劳动模范，又是城关公社的领导，他不同意调猪，来人也不好勉强。尽管猪没有调走，但陈永贵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他不明白“一大二公”是怎么个公法，自然陷入了对他一往情深的人民公社的沉思之中。

当然，这一问题也非陈永贵所能解决。他思来想去，认定一条：不管搞什么，提高粮食产量是首要。为此，陈永贵在会上几次叮咛：“外面的事咱管不了，大寨的事必须精心干好。买卖说谎赚了钱，庄稼说谎耍了拳。干好就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陈永贵继续带领大家搞农田基本建设。继三战狼窝掌之后，1959年冬治理麻黄沟，垫土2190多立方米，建成高标准稳产高产田8亩；1960年冬，又在村口的老坟沟改河闸沟，造地5亩。田间管理上，种子田、合理密植等都在按部就班地试验着……到1962年，十年造地计划全面完成，原先4700多块“地里上粪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经过挖石填土、调剂土壤、里切外垫，修成了2900块坝牢、堾齐、地平，能经受较大雨水袭击和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①。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专心在土地上做文章，使大寨一如既往地显示出它的生机和活力，与同时期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负增长、生产大幅度滑坡、许多地方出现严重饥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959年，大寨经历了先旱后涝两次灾难，但平均亩产仍超过上年，达308公斤，售粮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人均口粮240公斤②，大队的储备粮也比上年有所增加。1960年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年头。北方地区的晋、冀、鲁、豫、陕、甘、青七省遭受严重干旱，昔阳灾情严重，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大寨的庄稼却枝粗叶茂，穗大籽饱，秋后亩产达330.5公斤，售粮14万公斤，户均1750公斤。1961年，大寨又取得平均亩产336公斤的好收成，这一年，大寨又向国家售粮12万公斤③。

这一时期，大寨人为了多缴爱国粮，为了替国家分忧解愁，他们主动压缩自己的口粮。1960年秋后，晋中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落实当年的生产和生活，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鉴于当时困难户多的情况，社员的人均口粮定为175公斤，最多不超过190公斤。在讨论的时候，晋中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贾俊介绍了大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王谦听后明确表态，大寨的人均口粮不低于200公斤，以体现按劳分配的政策。会后，昔阳县委向全县传达了会议精神，又把王谦副书记对大寨的指示转告给陈永贵。陈永贵得知会议精神后，找到县里领导，坚持要求把大寨人的口粮压一压，说：“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大寨不能吃那么多口粮，我们的口粮少一点，有眉豆瓜果顶上，工人和战士们没有粮食吃该怎么办？”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县领导最后答应他口粮最少留到195公斤。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动生产，粮食产量年年上长，向国家缴纳的商品粮年年增加，他们在全国困难时期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着实令人钦佩和感动。

1962年，大寨粮食总产量275.63万吨，亩产387公斤，油料总产量1010公斤，瓜菜总产量6.74万公斤，除社员生活所需自给自足外，集体家业也迅速壮大。大队不仅喂有32头牛、12头驴、8头骡、11匹马，饲养着120头猪、240头羊，还有3辆马车。全大队总收入达到85000元，为10年前的8倍，公共积累累计已有47847元，库存储备粮3万余斤。

支援困难社队（1）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给我国农业发展的是一场大倒退，经济严重滑坡，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不少地方发生了营养不良、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这一时期，大寨连年丰收，陈永贵丰收不忘国家，不忘兄弟队，在积极上缴爱国粮的同时，又向困难社队伸出了友谊之手。正如他所言：“要是我们光顾自己，不顾国家，不管别的兄弟队，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处理国家和别的集体关系的时候，是先国家，后集体，先别的集体，后自己的集体。”①

大概是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单门独户难以应对天灾人祸的缘故，大寨人生来就有一种相互依存彼此帮扶的品格。集体化后，土地、牲畜统归集体，生产劳动集中进行，陈永贵又笃信社会主义，经常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社员，告诉大家“不仅乡亲间要相互关心帮助，还要关心爱护集体；不仅要关心自己的集体，还要关心别人的集体；不仅要关心集体，更要关心国家，国家是个更大的集体。”“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裕，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②　这些自然为团结互助传统风气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沃土。

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大寨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早在合作化时，大寨就以逐步强盛起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粮食。从办初级社到1962年，10年间大寨共产粮食179.937万公斤①，售粮75.9万公斤②，卖给国家的粮食占总产量的4成还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尚的爱集体、爱国家的思想，陈永贵把帮助兄弟生产队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向是倾心帮助，不遗余力。

“大寨带井沟”是陈永贵帮助兄弟队的一个典型事例③。

井沟和大寨生产队同属大寨公社，都在虎头山下，大寨在山西边，井沟在山东边，两队的客观生产条件基本相同，但粮食产量悬殊却很大，1958年大寨平均亩产已达270公斤，而井沟只有100多公斤。从1959年起，陈永贵开始在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积极帮助井沟。那一年，虎头山一带遭了旱灾，井沟事先缺乏抗旱准备，结果收成减产两三成，连社员的口粮也出现了问题。而大寨几乎看不出一点灾情，社员们够吃够用，仓库里还囤着粮食。井沟党支部书记赵银全向陈永贵请教，并邀请他到井沟指点指点。陈永贵对井沟的土地和耕作情况非常熟悉，他对赵银全说：“你们要增产，先得整地，在提高地力上下功夫。至于要我去井沟，那好办。只要你们有决心迎头赶上，别说去一次，去十次八次都行。”打那以后，陈永贵经常爬过虎头山，去井沟传授经验，井沟的干部们也经常带着社员来大寨取经。

1960年夏季，玉米长得齐了腰，大寨社员们忙着锄地、追肥。陈永贵却还操着另外一份心。一天，他站在虎头山上向东瞭望，发现井沟西坡的玉米地里有的苗不壮，叶子发了黄，他想：眼下庄稼正需要追肥，井沟的地里却不见动静，是不是他们积得肥不够用？当天晚上，陈永贵召开了大寨队委会，他在会上讲了井沟的情况，并建议大队从刚买进的2500公斤氮肥中，拿出500公斤支援井沟。氮肥在农民心目中可是宝贝，陈永贵的话当场就引起了争论，有的说：“咱正紧用，怎能送给别人？”有的说：“人的胳膊只能往里弯，还能往外弯？”陈永贵觉得大寨社员们顾自己的集体，不能说不对，可只顾自己，不管兄弟队，就不好了。他站起来说：“要把帮助兄弟队说成是胳膊往外弯的话，有时就该把胳膊往外弯。你们说，不管是往里弯，还是往外弯，还不都是弯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家庭了。这有什么不对？”接着，他要求大伙讨论：“大寨成了先进单位，同兄弟大队有没有关系？”问题一提出，大家立即嚷嚷起来，说，如今搞生产，谁也离不开兄弟队的帮助，远的不说，前两年大寨修机房，缺木料，井沟把他们山上的大树砍伐掉，还加工好送到大寨来。如今，我们富足了，能忘掉比较贫困的兄弟队吗？绝对不能。陈永贵见大家议论到这里，马上言归正传：“眼下，咱大寨的庄稼长得壮实，井沟那片玉茭地发了黄，我说把500公斤氮肥上到井沟地里，增产的作用要更大。这也是我们对困难兄弟队应尽的义务。”陈永贵想得宽，看得远，大家从心底里佩服，支援一事就这么定了。井沟因为有了大寨支援的化肥，秋天西坡地的玉米每亩多打了百把斤。

1961年春耕时节，陈永贵像关心大寨一样关心着井沟的播种工作。一天下午，陈永贵跑遍了井沟的沟沟岔岔，晚上又参加了井沟的队长会议。赵银全把种植计划递给陈永贵。那只是一个每亩种几株玉茭、每亩种几株谷的计?。陈永贵看后对赵银全说：“这计划太不具体，得一块一块来。”赵银全遂让会计打开地亩账，在陈永贵的指导下，逐块制订密植计划。制订了密植计划后，陈永贵又建议井沟实行间作以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和改善人民生活。谁知赵银全说：“大寨的经验在我们井沟都顶了事，可就是间作这一项不见效，去年四队间作的豆子产量就很低。”原来，井沟早已悄悄地学大寨在搞农作物的间作。陈永贵详细询问了井沟间作的土质、肥料、下种情况，发现井沟在玉茭地里间作的豆子品种不对头。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在当地的玉茭地里间作大黑豆最适宜，而井沟间作的是小豆子。这种小豆子经不起热，透风不良，就会造成减产。陈永贵的一席话，使井沟人茅塞顿开。第二天，陈永贵又派了他的50名好汉，来井沟边参观，边传授经验。这一年，由于有了陈永贵的帮助，井沟增产幅度不小，但亩产量和户均售粮，都不及大寨多。

是年冬，井沟决定开拓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对此，陈永贵认为，像井沟那地方，山洪经常冲刷，大量开荒，不只新开的地保不住，还会助长水土流失，冲坏原有的耕地，于是，他诚恳地向井沟说明开荒的弊端，并建议井沟通过闸沟淤地的办法扩大耕地面积，他说：“你们把那条七里沟闸住的话，不出二年，就能增加百十亩好地。”井沟人按照陈永贵的指点，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七里沟闸沟工程，奋战90天，砌起了108道石坝，垫起了一层肥土，卵石累累的河沟变成了梯田。

1962年，井沟粮食亩产由1959年的135公斤提高到202.5公斤，改变了先前的贫困面貌，成了全省的先进单位。1963年3月，赵银全和陈永贵并肩出席了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井沟和大寨一样，以优异的生产成绩被评为山西省特等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帮助困难队，帮助后进队，以帮助别人为己任，这样的事在陈永贵身上还有好多。

支援困难社队（2）

金石坡生产大队老早就想有一套马车，可一直也买不起。1962年秋季的一天，县生产资料公司翟经理打电话给陈永贵，说巴洲供销社要出售一辆胶轮马车，连车带两头骡两匹马一共才8000元，比当时市价低得多，如果大寨想要，尽先售予。第二天，陈永贵进城看了马和车，车不赖，八成新，两头骡子，口齿很轻，两匹马，稍微上了点口。回来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琢磨：“没说的，是便宜，社员们听了一定乐意买。可是最需要的地方，还是金石坡大队。”金石坡是大寨的近邻，集体经济不很富裕，年年整风，金石坡的群众都给党支部提意见，说金石坡“闹腾了这么多年，连根骡毛也没有。看人家大寨，大车鞭儿叭儿叭儿地脆响”。陈永贵听到这个反映后，早就想帮金石坡买一辆车，现在机会来了，正好让给他们。可是，回来向社员一宣布，不少社员争着说：“咱要，咱要！”陈永贵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咱已经有了三辆马车了，而金石坡连一辆都没有，这套马车先让给金石坡。但社员们还是不同意，有的说：“这么便宜的东西咱不要，让人家要？”还有的说：“咱不是还有一辆没有拴起来？要不，咱把牲口要下，把车让给金石坡。”见大家思想不通，陈永贵便给大家讲国家和集体的关系，集体和集体的关系，他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咱们在党的领导下，过上富裕日子了，还应该帮助兄弟队，也和咱一样富起来。”社员们的意见终于统一了。当天晚上，陈永贵就给金石坡的党支部韩德元挂了电话。韩德元高兴得不得了，一连声地道谢。第二天，陈永贵和金石坡的李存良进城将马车赶了回来。金石坡祖祖辈辈喂的都是牛和小毛驴，这回见了骡马大车，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争看。年轻小伙子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今后，我们就要少压扁担了。”可是，金石坡是个穷村，暂时没有现款。几天后，陈永贵又进城，从银行提出了大寨大队的存款，借给金石坡付了车马款，又到税务局上了税，托人把税票少给了韩德元①。

1959年春天，城关公社青岩头大队粮食短缺，向大寨求援，陈永贵答应从集体储备粮中拨出一点给他们。管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个别人说：“给粮食可以，价钱可得由咱们定。即使借，也不能白借。”陈永贵不这样看，他想：旧社会，地主富农资本家就是趁灾荒困难时期，囤积居奇，卖高价粮，放高利贷，剥削他人。他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社会？旧社会剥削阶级乘人之危，坑害别人，自己发财，大寨人哪能干那种事？”陈永贵高尚的风格，耐心的教育，使大寨人思想更高，眼界更开阔。1960年和1961年，昔阳县连遭旱灾，大寨周围不少大队粮食减产，生活有困难。因为大寨生产搞得好，年年有储备，不少大队来找陈永贵借粮食。只要库里有，陈永贵从未拒绝过。几年来，借出的粮食有五万多斤。在归还的时候有什么粮就还什么粮，没有粮就按照国家收购价格折还现金。1963年大寨遭到了特大洪灾，房子倒了，有些粮食也被压了，借了大寨粮食的大队，心里过意不去，有的找上门来还粮食，陈永贵知道他们刚刚遭了雹灾，就说：“我们有灾，你们也有灾，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还了粮食你们受困难，还不和我们受困难一样？”不仅如此，他和带着大寨的几个干部，在附近村庄转了个遍，发现井沟、金石坡、武家坪这几个大队的庄稼黄蜡蜡的，得赶紧施肥。可一打听，都说肥料紧缺。于是，陈永贵从新买的4000公斤化肥中拿出1000公斤让给兄弟队使用①。

1964年是大寨生产大队建设最紧张、也是最困难的一年，但陈永贵并没有放松对兄弟队的帮助和支援，他提出了“大寨周围无落后”的口号，在每个重要的农时季节，他都要派出专人，到周围的井沟、金石坡、武家坪、安家庄、留庄等大队传经送宝，帮助兄弟队规划生产，传授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同时，还支援了兄弟队2500公斤优种和15000多公斤饲草②。

轰动全省（1）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不仅户户有饭吃，人人安居乐业，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而且慷慨解囊，全力帮助兄弟社队。陈永贵在困难时期所显示出的领导才能，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逐级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陈永贵先由晋中地委确定为基层党支部学习的楷模，后又被山西省委树为全省党支部书记学习的模范。

1959年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城召开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各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工部长及各试点公社及管理区负责人2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号召在全地区推广大寨经验，并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会议期间，晋中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贾俊在张怀英的陪同下，深入大寨田间搞调查研究。当他看到大寨的土地和庄稼后连连叫好，说大寨是晋中的榜样，陈永贵是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的楷模。

1960年6月，中共晋中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城关人民公社大寨管理区党支部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是晋中区数千个党支部的一面红旗，陈永贵成为晋中区数万个基层干部中的一个典型，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决定》进一步指出，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的领导办法是多方面的，最值得学习的是：学习陈永贵同志在办初级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方法；学习陈永贵同志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陈永贵同志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习陈永贵同志先公后私的精神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学习陈永贵同志处处关心群众生活的做法。《决定》最后号召各级基层组织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以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为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和自己地区的工作，创造性地学习和推广陈永贵与大寨党支部的领导经验①。稍后，贾俊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学习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的领导作风》的文章，发表在8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文章从大寨粮食连年增产、集体财富增加、穷大寨基本变成富大寨的实际出发，从五个方面肯定了大寨党支部实行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经验，即支部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员有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热忱；有一套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方法；经常摸群众的思想，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将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当作党支部的主要议题；在战斗中不断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1961年3月26日，中共昔阳县委作出《关于认真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大寨生产队几年来，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但就目前来说，最需要和最有价值学习和推广的经验有：整修土地，增施肥料，因地制宜进行土地基本建设；认真执行党的各项基本政策，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认真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妥善处理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作风，密切党群关系。1962年，晋中地委号召在全区推广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1963年5月，中共昔阳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干部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一面旗帜，做“陈永贵式”的干部。不久，中共晋中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学习陈永贵同志出色地领导大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模范事迹，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提到新的高度②。

这样，一个“学永贵，赶永贵”和“学大寨，赶大寨”的运动在昔阳县和晋中地区逐渐展开。

陈永贵早在1952年就因其领导的互助组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受到了省政府的奖励。之后，也曾多次荣获省劳模的光荣称号。但他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众多劳模中脱颖而出则是在1959年12月以后。

1959年12月晋中地委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后，晋中地委将关于学习陈永贵事迹和大寨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报到中共山西省委，首先引起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重视。在举国困难时期能够出现这样的好支部书记、这样的好经验，无疑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和重要的榜样作用。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他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转批了中共晋中地委的报告，并向全省发出“学习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要求全省所有农村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并介绍了陈永贵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大寨人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改变生产条件的模范事迹。为了配合这一活动，3月15日，《山西农民报》以整版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认为陈永贵是“用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手脑并用的新人”，是“又当司令又当兵，手脑并用新英雄”。该报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劳动，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工资问题，更重要的是掌握了生产情况和生产中的问题，加强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和《领导作风好，群众干劲高，生产大飞跃——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陈永贵是出色的党支部书记》的长篇通讯。社论从“怎样才能当好党的支部书记”这一问题出发，高度概括了陈永贵作为一名好的党支部书记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和风格，动员全省支部书记们要向陈永贵看齐，学习陈永贵，赶上陈永贵，超过陈永贵，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支部的战斗力，保证实现当年的持续“大跃进”。

轰动全省（2）

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1965年10月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①　一文中回忆，省委的这个号召当时并没有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翻阅这一时期的《山西日报》，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原因。1960年9月22日头版发表《农业第一线上的一个出色战斗队——介绍榆社县城关公社大寨管理区大寨生产队的领导方法》。23日头版发表《一个好当家——介绍柏子公社燕家坪管理区第一生产队队长李天才的领导方法》，24日头版发表《知心书记——介绍小辛庄生产队党支书王玉堂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10月12日，头版头条《坚持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制度》，介绍了武乡县大有公社凤台坪管理区六年来坚持执行劳动定额、评工记分的经验，并加了中共山西省委按语，要求全省各公社效法该做法，把管理工作提高一步。1961年12月2日，刊登了《尚明智——一个领导群众改变山区面貌的党支部书记》，15日，登载了《依靠集体，挥动双手，艰苦奋斗，建设山区——西沟组织起来十九年巨变》的长篇通讯。1963年3月11日，又在头版发表通讯：《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勤勤恳恳为集体兴家立业——武侯梨坚持以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十年如一日》，并配发了社论《评武侯梨工作方法》……如此多的学习榜样，自然分散了人们对大寨和陈永贵的注意。

然而，真金不怕火炼。1963年3月13日—3月19日，山西省1962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召开。会上，陈永贵代表大寨作了典型发言，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以及大寨帮助井沟进步的事迹，他说：“一个先进大队，在周围的大队都比你落后的情况下，就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屁股后边没有人赶嘛！一个先进单位要能帮自己周围一两个后进单位，别人能先进，自己就能更先进，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陈永贵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中共山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从陈永贵发言中得到启示：不树立榜样，不能说服人；单有榜样，不能带动后进单位赶先进，超先进，先进单位就不能巩固提高①。所以，在这次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省委总结了大寨的增产经验和大寨带井沟的经验，认为这是先进经验以较快速度在大面积上开花结果，缩小后进面，扩大农业生产先进面，改变不平衡状态的有效措施，提出学习大寨“一带二”，号召全省两万多个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发扬“见后进就帮”的共产主义风格，主动去帮助附近一到两个后进单位赶上先进水平，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②。陶鲁笳书记在报告中高度赞扬肯定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他说：“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生产大队，粮食产量扶摇直上”；“在这几年的战斗风浪中，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有着越来越明显的阶级斗争观点，自觉地执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因此他们能够顶住一切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在大风大浪中不动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和坚贞气节”。陶鲁笳断言，“只要我们有千千万万个陈永贵式的党员干部和大寨党支部那样的战斗堡垒，我们的集体化制度就是打不烂、冲不垮的铜墙铁壁”。

“一带二”号召的提出，迅速得到了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自找帮助对象，上门传经送宝。同时，也极大鼓舞了许多后进单位学先进、赶先进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自觉确定学赶目标和措施，主动求师取经。于是，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运动开始由点到面扩展开来。

六三抗洪（1）

三晋大地之外，最早对陈永贵作出反应者当是敏感的国内主流媒体。继1963年7月《红旗》杂志刊登《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的文章，开始把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字介绍到娘子关外后，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全国首次以整版篇幅专题推出陈永贵和大寨。然而，真正使陈永贵和大寨引起党和国家高层领导重视的竟是一场不期而至的毁灭性灾害。命运和陈永贵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命运又使大寨化灾难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人间奇迹。

这场灾害，这个玩笑就是1963年发生的特大洪灾。

这年3月间，陈永贵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信心十足地表示：奋战六三年，亩产过长江！会罢便紧锣密鼓组织生产，春耕播种。待到6月中旬，李顺达、武侯梨、张聚全、王德合等23名劳动模范前来考察、访问时，虎头山上已是满坡葱绿，一派生机盎然，大秋作物长势喜人，田间管理也搞得很好。照理，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寨干部和社员都对秋后收成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的前一天，1963年8月2日，一场罕见的暴雨从天而降，遮天盖地，整整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达590多毫米，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虎头山下的洪水所到之处，山流、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被冲垮，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被冲得剩下了红石坡。七条沟里，波浪滚滚，奔腾呼啸，800多亩耕地有139亩连地基都被吞没了，40多亩被上面冲下来的流土淹埋，540多亩被洪水冲刷过。全村150眼窑洞，全倒塌了的有113眼，有危险不能住的27眼；125间房屋，塌了77间，有危险的36间；全大队80余户人家，78户塌了住房。还淤没存粮11787.5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5公斤。

在狂风暴雨的七天七夜里，大寨人在泥里、水里和大自然搏斗着。党支部迅速组织了抢险队，贾来恒、贾承让、贾进才、梁便良、赵大和带领三十多名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出生入死，从快要倒塌的房屋里抢救人，抢救牲畜，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粮食财物。

莎荫、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

共青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二十三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块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他们冒着塌窑的危险，扛的扛，担的担，奋战了两小时，三万斤粮食刚运出窑洞，突然，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

大寨人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处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炕，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子让给别人住。①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针对突降的暴雨，陈永贵建议大会就当前全县人民的抗灾斗争进行讨论，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此时此刻，最让他牵挂的是大寨，4日上午他就急着往村里打电话询问情况，安排部署抗灾抢险工作，但很快，电杆被洪水冲断，他和大寨联系的唯一通道中断了。此时，县城已经开始骚动，松溪河上游的郭庄水库不断有险情告急，下游居民纷纷紧急疏散，一时间人心惶惶。陈永贵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5日散会后，就心急如焚地想往回赶，无奈，大雨未停，松溪河河水太大，没过了头顶。直到8日，雨住了，陈永贵才又急匆匆赶到松溪河边，只见浑黄的河水满畔彻岸，淹没了原先的道路，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咆哮着打着漩涡奔腾而去。过河心急，回村心切，不会游泳的陈永贵卷起裤腿跳下了水，然而浪高水急，洪水很快淹到他的脖颈，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帮助了他，将他护送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

此时的陈永贵，心情比谁都难过，十几年，大寨人兢兢业业，修地打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怎能不心痛！但他明白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表情都会在村民中产生重要影响。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只要他能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乡亲们见到陈永贵，立刻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人人都像是大病了一场，个个失声痛哭，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带讲：“庄稼冲了！”“房也塌了！”“地刮了！”“以后的日子咋过呀！”陈永贵见大家愁眉苦脸，反而显得镇静起来，显得轻松了许多。他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这些让人难过的话题，而是询问人员、粮食和牲畜的情况，当贾承让告诉他没有人员伤亡，牲畜也在，粮食也大部分抢出来时，他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那我给大家贺喜了！”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解不开这“道喜”的含义，奇怪地问：“房倒了，窑塌了，地冲了，哭都没有声音了，还道什么喜？”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吸了两口旱烟，讲出了一番道理：“这场大灾要落在旧社会，恐怕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不是被压死，就是逃荒饿死。可是现在，遭了这么大灾，全大队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想去逃荒，这还不是喜事？只要我们人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怕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接着，他一条一条数起“喜”来。他说：“我真的是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的灾，一个人没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民国九年，咱这里遭了旱灾，灾比这次轻得多，灾后，我家五口，母亲、姐姐、弟弟都被迫卖了，只留下我和父亲。第二年，因生活所迫，我父亲也上吊自尽了。这次大灾，我家还是五口人，灾难里没有死一口，灾后也不会卖一口。自古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什么也不怕。第二，遭了这么大灾，咱大队的几十头牲畜没有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大灾中，咱们的粮食保住了些，饿不了肚子，道不道这个喜？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毛主席说，坏事能变成好事。我看，灾害虽说是坏事，也给咱带来好事来了。”①

六三抗洪（2）

逆境方显英雄本色。陈永贵的一席话，把大伙的心再次拨亮了。人们从他的话语中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全新的希望又出现在面前。而陈永贵之所以说出这番蕴含哲理又充满睿智的话，半是鼓舞士气，半是心里有底。陈永贵是个创业的人，多年来，他领导大寨人把坡地修成了梯田，把荒沟造成了耕地；他还是一个精明的管家，在他手里，集体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公共积累，大队积攒了七万多斤储备粮，还在银行里存了一万多元公积金。这些家业在大灾中都保住了，这就为战胜灾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经过干部们的精心运筹，没有房屋的社员大都搬到仓房、学校、办公室、展览室和大队锅炉房住下来。当时300多人口就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的办公室居然住了100多个人，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大寨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重建家园。

陈永贵很清楚救灾的关键是将干部群众的情绪调整好，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又主持召开了支委会、贫下中农会、社员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回忆对比新旧社会遭灾的不同情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战胜灾害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包括：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关怀，有集体化这座靠山；十年前全村只有50个劳动力，现在有100多个，战胜灾害的力量更强大了；13年来大寨连续增产，年年增收，粮有储备，钱有积余，战胜灾害有雄厚的物资基础；合作化以来，自然灾害年年有，已经积累了一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干部和社员在多年的生产斗争中，有了较丰富的搞好集体生产的经验；现在全大队有胶轮大车3辆，砖瓦窑和石灰窑3座，搞基本建设有了家底；几年来大队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铁、木、泥、石匠都有，修建困难减少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集体经济更巩固了；今年的庄稼是合作化以来生长最好的一年，虽然被洪水冲毁了一部分，但留下来的庄稼，只要抢救及时，还可以获得部分收成。①　通过分析总结有利条件，社员战胜灾害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增强了，男女老少迅速投入到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的战斗中。

然而，灾后的大寨百废待兴，救灾的工作千头万绪，既要抢救庄稼，又要整修房屋，生产和生活问题都要解决，而大寨的劳力就那么多，是先顾家还是先顾地？先修房屋还是先救庄稼？一连开了几次会议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不少人主张先治“窝”，后治“坡”，先修起个房屋让大家有个安身之所再搞别的。陈永贵则提出“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即先集中力量把地里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顾及房屋和窑洞。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是陈永贵在回村后的第一天，曾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一株倒伏的玉米苗轻轻扶起来，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时，他欣喜地发现，玉米苗还能够站住！由此，陈永贵认为，只要尽早扶起庄稼，粮食还不会绝收，再加大追肥力度，产量估计也许不会低于去年。然而，没有了住房的村民，何以能安下心来劳动？二队队长贾承富说：“好永贵呀！家里扔了一大摊，还能劳动呀？”是啊，社员们住宅破坏严重，借火做饭寻炕睡觉终非良策，解决社员住房也迫在眉睫。但是救灾有轻重缓急，党支部会上，陈永贵高瞻远瞩，慷慨陈词：“到底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也即先抓生产还是先抓生活，不光是个营生安排先后的问题，更是个眼光看得远近的问题。种庄稼讲究不违农时，讲究一年生产二年闹。不抓紧当前生产，今年遭灾的损失补不回来，还要影响明年。至于治窝，我看依靠各户单枪匹马不成，咱们有集体经济，有组织起来的力量，倒不如来个彻底改造旧大寨，建设一个新农村！”根据陈永贵“先治坡，后治窝”的救灾方针，党支部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原则，决定抽出20%的劳力修房补屋，80%的劳力搞田间管理、积肥整地①。

其时，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是将倒伏的青苗扶起来。全大队社员包括老弱病残尽悉动员，天不明出工，天大黑收工，早午时分送饭。宋立英、郭凤莲的铁姑娘队在山脚下扶，陈永贵、梁便良的男社员队在山坡上扶，两套人马暗暗开展了竞赛，比着干。淤没在泥水里、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苗扶不起来，他们就用手一株一株抠起来。一根根苗被扶了起来，站不稳得就几根绑在一起，他们将之戏称为“组织起来”。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扶起倒伏的庄稼250多亩，并在根部培了土施了肥。

初战告捷，当一株株倒伏的庄稼被一棵棵扶起来，一片片地挺拔而起，地里渐渐像个样子的时候，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也一天天高涨起来。他们兵分三路：60%的劳力修整土地，准备种麦；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①。而此时，陈永贵和贾承让、梁便良、贾来恒已经对集体修建住宅做出了勘察设计。

后来，在一次社员大会上，社员赵小和提出了个建议，说现在处暑已过，白天短了，干不了多少活，夜晚长，浪费太可惜，不如利用晚上时间加班修建新农村。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在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于是，这些赤脚挽袖的大寨人在白天扶苗整地劳苦一天后，晚上又集中在规划好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挖土壕，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加班苦干。每晚，煤气灯照得村子明亮如昼，建房工地上一派忙碌景象。

在抗灾斗争中，大寨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们高扬干部参加劳动的优良传统，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边劳动边做思想工作。陈永贵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干部不参加劳动，办法就想不出来，事情就办不好。”②　陈永贵每晚加班干三个小时之后，还要和工匠们继续搞规划，检查工程质量。在干部的影响和带动下，社员们提出“一个人要顶两个人”，充分利用工时，提高劳动效率。在大寨人夜以继日重建家园的战斗中，抗灾佳话频频传出。

恢复灾害创伤，修地修房都需要大量石头。共产党员贾进才临危受命，前往荒山野岭的金石坡开采石头。时年，贾进才已经54岁，这位干瘦干瘦的小老头，在采石场上，竟有着使不尽的力气，用不尽的智慧。他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见石头才回家，两眼熬得血红血红，掌上厚如铜钱的老茧裂开了许多血口。晚上回到家，他让老伴儿宋立英用针线将厚茧的裂缝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再用布条紧紧扎住。第二天一早照常进山采石。陈永贵看着心疼，劝他休息几天，他却不肯，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年共产党员。”

在抗洪救灾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由23名年轻姑娘组成的“铁姑娘战斗队”。她们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每天和别的社员一道，白天抢救庄稼，担土垫地，晚上搬石头运土，打夯平基。素有“大寨刘三姐”之称的郭凤莲能歌善舞，劳动之余，她组织姑娘们唱革命歌曲，编演文艺节目，坚持在田间地头演出，鼓舞士气。乡亲们见她们生龙活虎的样子，赞誉道：“真是一伙铁姑娘！”陈永贵因势利导，索性将原先分散劳动的姑娘们也组织起来，“铁姑娘队”由是得名。大队长贾承让后来这样夸奖“铁姑娘队”：“大寨共有800来亩土地，分成2900多块，亩亩地里都有妇女的脚印，块块田里都有妇女的汗水。这800来亩土地，从下种到秋收，哪一道工序也离不开妇女，哪一株庄稼也和妇女有密切的关系。”

有了这些乐于为大寨献身的人们，有了这些藐视困难的大寨人，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当时，整个大寨就像是一团燃烧的火，人们忘却了自我，忘记了休息，忘掉了疲惫。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奋战，大寨的生产自救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灾后留下来的550多亩秋庄稼在社员们的精心呵护下长势喜人；被洪水冲没了的防洪渠道已经全部修整完毕并新修了几条防洪渠；共修整出被冲毁淤漫了的土地80多亩，按计划种植的40亩麦田，苗全茎壮，一片葱绿。在村里，有危险的18间房屋、20孔窑全部进行了修补，新建成的40间人字架的瓦房和20孔石窑洞，倚着山坡，一排排地屹立在大寨的新址上，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楼房，又像是一列列的火车车厢。所以人们说它是似楼非楼的车厢新居。窑洞的两端有车道可以出入各种车辆，中间有楼梯使排排相连，村民上下出入十分方便。

在生产自救的过程中，陈永贵曾设想用五年时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当时就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这不到三个月所取得的成绩，却用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大寨人征服困难的强大力量。在社员们冲天干劲的鼓舞下，陈永贵又提出了新口号：五年修地，七年修房。实际建设速度比这还要快，后来，他们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修复了全部被毁土地，三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大寨新村，社员们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