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钟南山真话选

- 卷首语

- 1.寻找钟南山（1）

- 1.寻找钟南山（2）

- 1.寻找钟南山（3）

- 1.寻找钟南山（4）

- 2.挑战降临（1）

- 2.挑战降临（3）

- 2.挑战降临（4）

- 2.挑战降临（5）

-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1）

-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2）

-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3）

-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4）

- 4.他慨叹：我比瘟疫还可怕（1）

- 4.他慨叹：我比瘟疫还可怕（2）

- 4.他慨叹：我比瘟疫还可怕（3）

- 5.夫人是“女篮五号”（1）

- 5.夫人是“女篮五号”（2）

- 5.夫人是“女篮五号”（3）

- 6.皮质激素之谜（1）

- 6.皮质激素之谜（2）

- 6.皮质激素之谜（3）

- 6.皮质激素之谜（4）

- 6.皮质激素之谜（5）

- 6.皮质激素之谜（6）

- 7.他检查过每个病人的口腔（1）

- 7.他检查过每个病人的口腔（2）

- 8.“衣原体”之争（1）

- 8.“衣原体”之争（2）

- 8.“衣原体”之争（3）

- 9.“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1）

- 9.“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2）

钟南山真话选

咳，其实我不过就是个看病的大夫。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病人的生命。

我最推崇讲真话，真话不一定都是对的，假话不一定都是错的。

讲真话，它的可贵之处，不是在于它的对与错，而在于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在任何的群体，任何的一个单位，或者是家庭，能够讲真话，一定会是一个和谐的群体。

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要诚实，诚实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我要充实的东西，就是在事业上要有成就。

我这一生，从来不会想到每天去哪里玩，到哪里享受。我想的就是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这才是我最开心的。

始终不安于现状，这个好像是我生命的主轴，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往前走。假如所有人都有这么一颗恒心，都有一个追求，然后努力朝前走，就会有很大的收获。每个人都能这样，不枉过这一生，这个社会就会进步很快，国家也会进步很快。

我为什么喜欢体育活动呢？因为它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一个是竞争的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提高效率。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

这辈子经历了很多艰难，但是每一次都能够挺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追求，假如自己没有这个追求的话，这些困难我都是很难战胜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给我机会，我就干。

我七十几岁了，做来做去，说来说去，自己的本行还是在的。谁把我看成什么，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始终没有脱离医生为病人服务这个根本。

我这样做，有的时候的确会让领导为难，但是我得讲真话啊。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卷首语

哪一双丝毫也不颤抖的手，来翻这一页历史的沉重？尽管噩梦早已化作吉祥的彩虹。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专家。当罕见的疫情向人类袭来，他毅然决然主动请缨，却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一个血肉之躯，何以承载了一个危难关头的千钧之重？

当他急于查明病毒，却为何触及了“国家机密”？

当他连续工作38小时，体力不支病倒之后，为何一度面临回家养病的窘境？

大病初愈，他重返非典一线，为了搞清疫情的病因，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他为何非要冒着二次病倒的危险，仔细查看每一个病人的口腔？

在得到有力的一手数据之后，他又是经历多少周折，顶着多大压力，勇敢质疑权威的声音，为非典病人的救治方案指明了方向！

为何“查看过每一个病人口腔”的结果，竟赢得国际医学权威的竖指赞叹？

被普遍关注的皮质激素使用，导致那么多病人股骨头坏死，这其中，与他究竟是怎么个缘由？

当疫情肆虐之时，医务人员纷纷感染病倒，他冒着天大危险，挺身请缨：“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这之后，又面对了怎样的情形？

当国际社会普遍指责中国瞒报疫情时，他不顾劳累走访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有力的事实和依据，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了中国政府对抗疫情所做的努力。

德高望重的前副总理吴仪，为何在危难之时表明对他的器重？温总理出访，为何让他亲自陪同？

当2004年非典再次显露迹象，他追根溯源，果决建言扑杀果子狸，切断冠状病毒的传播之链，这其中他又是顶着多少争议与艰难？

至此，这一生，他经历多少鲜为人知的传奇！

当迷雾退去，误解消除，党和国家给予他高度评价；当康复的患者赞颂他大医济世，当震耳欲聋的凯旋如礼花绚烂，当花瓣依然向他绽放——蓦然回首之际，他对一切，为何只给出一句这样的回答：“咳，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那般深沉的他，对自己的评价，为何竟如此简单？

有人说他是敢说真话的“大炮”，有人说他是为标榜自己，更有人把他赞颂为真理的化身。

钟南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1.寻找钟南山（1）

每周总有人会在这时找不到他，因为这时他不接电话。

病人学着他的样子把嘴慢慢张大……

他用两个手掌焐热听诊器，伸出右手扶一下病人，病人的精神一下子松弛了。

病人身上的气味有些刺鼻，他浑然不觉。在为病人听诊，他全神贯注像在谛听一个深深的山谷……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这个简陋的办公室——极小，仅20平方米，除了两张桌子和一排沙发，到处是有序可查、参差错落的资料、书籍。从桌面的资料望过去，他的背影坚实有力。他的一只手向脑后敏捷地梳理一下头发，这是他阅读材料时习惯性的动作。他的手并不宽大，但是因为常年运动，所以青筋隆起；他的头发略显花白，发质柔软、黑亮，稍带天然卷曲，后脑的头发悄悄地有些稀疏了。

时值2008年12月。整整六年过去了。六年前的SARS期间，这满头秀发曾经一下子花白，后来竟又慢慢变黑许多。

钟南山，已经72岁。

窗台的一行蓝色资料夹上，擎着几张他喜欢的照片，一张是走出游泳池的他；一张是与胡锦涛总书记的合影；一张是SARS期间，面容清癯、铁骨铮铮的他；一张是最近的，天蓝色背景前，他穿着洁白的大褂，满面笑容，一片阳光。

靠近门口的墙上有一条横幅，上书“勇敢战士钟南山”，这是广州市护士学校的学生们敬献给他这位师长的。

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所长，又有采访，他们要求好几次了。”是广东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风云人物”的专题采访而来。

一段时间了，SARS那沉沉的往事，又这样被一次次提及，又开始缠绕他平静的心。他让秘书转告，采访安排在晚上。

他走出办公室。走廊是一米多宽的过道，上世纪90年代的建筑，南北两边各房间的门口，间或整齐堆放一些不能丢弃的杂物，因此更显局促。每一个房间内，设备、资料使空间非常狭小。非典期间，这座办公楼的六、七、八三层，全部为隔离病房。北面一间是钟南山的“专家会诊室”，墙上挂着一块横匾：“悬壶济世，福荫众生”，这是广东书法家卢有光亲笔手书赠送给钟南山的。

在这面修整、粉刷过后的墙壁上，在这块横匾的后面，曾经历过SARS期间的一段不堪——

“污水又漏下来了！快！”楼上是SARS病房。连日来，那里有粪便污水，顺着这面本来不严重的破损墙缝往下流，墙面洇湿水浸。

“赶快呀！这个塑料袋接满了，换一个。”

“得赶快修啊，领导、媒体随时都会来，影响多坏呀！”秘书着急地说。修墙的师傅来了，他说这墙一直湿着，流着水，怎么修啊？楼上的下水道平时不堵，偏偏在这个时候……一时抽不出懂行的人去疏通。

疫情过去之后，这面墙修好了，挂上了这块匾。

这座办公楼的北窗外，是即将竣工的现代化新住院大楼。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几十年寒酸的落后环境，即将成为历史。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初创时只有钟南山和另外两位同事，隶属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它原本是一个呼吸科。

这家附属医院，在全国称得上袖珍的三甲医院，占地面积不到一万平方米，而且不是传染病的专科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这一栋楼的五、六、七、八四层，其中包括实验室、病房和办公室。一层楼的面积大概是600平方米，一共不到3000平方米。

不时见到从各办公室轻悄而匆匆出入的工作人员，与钟南山相遇，他们会彼此轻声地示意。靠近过道的尽头，有两条长长的木质板凳，它们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前来办事的人，如果一时见不到工作人员，即使再劳累疲倦，只要在这板凳上稍坐一会儿，就会舒服了很多。

SARS期间，这两条板凳从没空闲过，愁苦万状的病人家属，焦灼却静静地等在这里，像等待救赎、等待天使。对于普通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这简单的长凳，寄托了多少希望！

1.寻找钟南山（2）

出诊，每周一次，是钟南山必做的。

他步履矫健，常人需小跑才能跟上，除非他有意放慢速度。他朝诊室走去。乘电梯的人多，所以要比步行慢得多，他的工作人员也像他一样不乘电梯。年轻时，他上楼下楼，三步并作两步，如今还是一样。

门诊室大厅里摆满了椅子，坐满了不同科室等候看病的人。在过道和人群的夹缝中，钟南山疾走如风，人群里发出惊讶、敬佩、轻轻的声音：“钟南山”、“钟南山”，是粤语也有其他方言。

诊室里，他的学生、助手、实习医生，整齐地站立恭候着。这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大的房间，两边是问诊的格子间。桌子是普通的电脑桌，还有简易的椅子，这些都是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物品。

房间靠窗的一边，有一张检查身体用的医用床；它的对面，墙上是看X光片的灯箱。这样的诊室与医院普通医生的诊室没有两样，除了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小牌子，上面有三个字：钟南山，显示是他这位大专家在出诊。

到诊室之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你去看看就清楚了，他的工作环境，上级领导看了都摇头。原来还不如现在，那座旧楼拆了，才搬到这个好一点的地方。”

第一位病人很快进来了，是一位50多岁的瘦弱妇女，她面色灰黄，由家人慢慢搀扶着，她来自甘肃的农村。

“您来了！来，您坐下。”

“大夫，你看，俺还能活不？”妇女的声音低低的，好像是在问别人的事，表情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哀伤，只有当她的眼神在钟南山脸上停留的那一刻，看见他满脸的笑容，她的眼神里才出现了一丝光亮。

病人很少看见钟南山是坐在椅子上等人来看病的。

病人一进门，就看见站在面前笑脸相迎的钟南山，心里那种“来看病”的沉重感好像减了一半，何况知道是面对一位满脸和气的大专家，所以心里特别踏实。

“您不要急，啊，把心先放下。”

他给她查看舌苔和嗓子，他张开嘴做示范：“啊——”病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慢慢把嘴张大。

钟南山的两只手掌在焐热听诊器。“来，我给您听一听。”这时他伸出右手扶了一下面前的这位病人，病人紧张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她撩起自己的衣襟，让钟南山给她听诊。

钟南山的腰椎在拍片时发现向右侧倾斜了。2009年体检之后，医生把片子拿给他看。大家说，这是因为他常年向前探身扶一下病人这个动作造成的。

钟南山听了这话，手一摆，笑着边说边摇头：“哪有那么邪乎。”

病人身上的气味有些刺鼻，尽管诊室内有明显的来苏水味道。

他仔细地在给她听诊，坐在病人面前，他俯身低头，静静地，全神贯注像是在谛听一个深深的山谷。

病人得的是严重的肺病，千里迢迢慕名而来。

他搀扶着病人走到检查床前，伸手拉上了白布帘。他搀扶着她，用一只手臂托着她后颈和肩的部位，扶着她慢慢躺下。等检查完之后，他又把她慢慢扶起。

每一个病人，他都是如此。

1.寻找钟南山（3）

助手开始帮助女病人去化验、拍片。钟南山告诉助手，为这位病人去办理住院的手续。

墙上的挂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一位病人从进门，到钟南山为她问诊、听诊、身体的触诊，还有分析她随身带来的X光片，整整用了55分钟的时间。

钟南山一个半天看十个左右病人，但是这十个病人，他常常是从下午2点30分看到晚上6点以后。有时多加两个号，他就要提前到下午2点上班，晚上也会更晚一些下班。

第二位病人进来了。

“呦，老张啊，您来了。好点儿了吗？”钟南山笑呵呵地招呼这位熟人。

老张60来岁，是老慢支病人，家住广州郊区，今天是按医嘱来复查的。他的脸笑成了一朵花：“钟大夫，太感谢您了，我好多了！”他两只手紧紧拉着钟南山的手，就像老朋友一样。

钟南山给老张仔细地听诊，做身体的触诊，然后又聊了15分钟。一共给老张看了半个多小时，这是一个看病时间最短的病人。

老张上次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钟南山说：“我透不过气来呀。”他整天担心儿女，担心老伴的病情，他越想心越窄：“自己要是身体再有什么不好，这个家可怎么办呀？”钟南山一边向老张询问病情，一边和他聊家常，等给老张检查完，又对他推心置腹：“老张，我比你大十多岁呀，我非常累，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把每天要做的事情都计划得很好。”

老张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自己能力有限，一天做好一件事，而且做成了，解决问题了，让别人开心了，自己就快乐了。老张临走，笑哈哈的：“哎？我怎么气不憋了？”

挂钟大夫的号，来跟钟大夫聊一会儿天，都能治病。有的病人就是这样认为的，“那叫话疗”。

助手回来了，甘肃这位女病人的检查结果全部拿回来了，钟南山又仔细查看了刚拍出的X光片。病人必须立即住院。助手说：“病房已经回话会尽快安排。”

钟南山对助手说：“辛苦你再落实一下，因为这样的答复我实在不能放心。”

来看病的，不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孩子。一对小姐弟，姐姐十岁，弟弟六岁，他们手上起了红色的斑点。他们是广东揭阳县的村民，孩子听父亲说是让大名鼎鼎的钟爷爷给看病，所以进了门就喊“钟爷爷”。六岁小男孩对钟南山一点儿也不怯生，竟然摆弄起他桌子上的东西。他的父亲马上责怪他，钟南山哈哈一笑把小男孩揽在了怀里。

1.寻找钟南山（4）

对钟南山来说，事再多再忙，如果不能为病人出诊，就失去了忙的对象，那些繁忙的事，也就好像失去了意义。

看着一个个病人因为自己的医治，病情好转起来，能够转危为安，那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

在全国，究竟有多少病人，希望挂上钟南山的专家号？只怕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看病，在寻找他、询问他，那恐怕也是数不清。呼吸疾病研究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每天繁重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须及时拆读那些雪片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信件。

每到出诊之时，钟南山身上的手机和他的座机电话不再接通，尽管有很多事。但是他一定是在这里，在这间诊室里给病人专心地看病。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不能出诊，那时助手会替他提前发出通知。

电视台的采访设备，安置在了一个临时腾出的工作间。

在SARS时期，钟南山所经历的媒体追访，如同“攻势林立”的战场。在围追堵截的记者面前，他好似人人都想得到的唐僧肉，又似万金油，大家什么问题都会问到他。来自不同领域的记者提问，那些摄像机、话筒、录音笔追逐着他的行踪。在那一时期，很多媒体只要抓到了钟南山，就能提高收视率或者阅读量，至于采访的内容够不够丰富，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

当时，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无所不包的“钟南山说”，但是，只有媒体的行内人知道，很多所谓的“钟南山说”，都是记者自己设好题目，追着钟南山，让他回答的。钟南山从来没有时间去查对那么多媒体都说了什么，那是铺天盖地的报道啊。

那时的他，经过一段被记者们长枪短炮密密封锁的50米路段，要走上半个小时，都是不足为奇的。

电视台的女孩子，化妆用的粉底停在手上——面前的钟南山，可以不必化妆，就非常上镜：这是一张有雕塑感的脸，轮廓硬朗，显示年龄的那些痕迹，好像停在了一个最得当最骄傲的数字上，然后就迟迟地未再延伸。所以比起实际年龄，他显得年轻很多。

靓丽的女主持人，话题直入SARS。

那已是远去的沉雷，又从记忆的天边，隐隐滚动而来……

2.挑战降临（1）

大剂量抗生素，救治无效……

用什么挽救病人？病人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答案无从而知。

首例报告的SARS病人，即非典病人，也是全球首例，他是广东人黄杏初。2002年12月15日下午，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再次收到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叶钧强笑称与他相会是“缘分”，这两位病人都是在外地患病后返回到河源老家的。在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及抗生素治疗后，两位患者的病情始终不见起色。病情紧急！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很快，叶钧强这位最初接触非典病人的医生与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其他六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了与患者相类似的症状。

5月的广州已是高温炎热，呼研所那些收藏有非典病人病历的铁皮柜，却异常冰冷。在所有的病历卷宗中，有一份这样的记录：郭仕程从河源转到呼研所时情况“特殊”，其病情不仅持续高热、干咳，而且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了“白肺”：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均不见效。

不寻常！

钟南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种肺病的毒性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仅来势凶猛，而且难以治疗。

作为呼吸疾病的专家，他凭直觉意识到这个肺病严重的毒性程度，它阴森森地扑面而来，让人如同身着单衫，伫立严寒。

幸运的是，郭仕程没有被死神带走。

在医生们为这非同一般的病例寻找救治方案之时，广东省内接连出现相同的病例。顺德发生同样疫情。之后，从病例档案中反映出：中山，截止1月20日发现28例此类病人。

1月21日晚上，钟南山赶到中山，会同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对中山出现的这些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多日以来困扰着人们神经的“怪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到200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2.挑战降临（3）

大量的，而且是大剂量的抗生素被用于紧急治疗。然而，这样的治疗，却一直无效！

广东省内各地都出现了疫情，而且陆续有同样的病人被送到呼研所和广州市内的大医院来，病情发展迅猛。

从2002年12月下旬开始医院陆陆续续接收病人，医生和护士就开始出现感染，因为当时对疾病认识不清楚，防护不充分。当然，对疾病的治疗也成了问题。是继续用抗生素，还是改用皮质激素，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内部开始有了争议。

因为激素会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从学术界来说，很多人都反对这种治疗方法。但是，如果不及时使用激素，病人自身的免疫力已经难以免疫，如果再出现继发感染，病人本人生命会出现危险，一旦出现医院内的感染……面对激素，就如同面对了一把双刃剑。

用抗生素，还是用皮质激素？对病人的救治一时出现不同观点。

之后这一争执，随着非典疫情的蔓延而扩大，上升到整个学术战线。当时只要是收到了SARS病人的医院，都会出现从医院到科室的如此争议。

对于医生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挽救病人的生命，他们急需一个可以遵循的主流声音。在这时，每天奋战在一线的钟南山，以自己的威信带来了对一个群体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在最初的治疗过程中，还是暂时保留了两种方案。主张用皮质激素的，用一种方案；坚持用抗生素的，则用另一种方案。

当疾病扩展到全国的时候，医学界都还没来得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衣原体是细菌，但SARS是病毒。细菌的克星是抗生素，那么病毒呢？而且是如此剧烈的病毒。

难道这个争议是从疾病一开始出现，就注定了的？

这两种治疗方案持续了一个月。一附院、呼研所和广东所有的医学专家，摸索了一个月之后，对疾病的规律有了一些认识，包括如何防御，如何治疗。但是，非典到底是个什么病毒，还远远是未知数。

不断有疫情的消息传出。“怪病”这个词，随着广东2003年年初的寒风，在民间愈传愈烈。

流传最凶的说法是：从顺德、中山传进广州一种怪病，潜伏期很短，一天就发病，很快就呼吸衰竭，无药可治，多名病人死亡。不仅如此，这种病传染的程度极强，不管是谁，一旦和病人同乘一辆公交车，甚至和病人打一个照面，就可能被传染。更为恐怖的说法是，十几名被传染的医护人员，上午得病，下午透视，肺上就全是白点，晚上抢救便成了无效、死亡。甚至还有说同时在流行禽流感、鼠疫、炭疽的，总之各路说法有板有眼。

这些“民间流传”，从广州出发，向深圳、珠海、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蔓延，随后又向海南、福建、江西、广西、香港等邻近省份传播，北方省市也有传闻：“珠江三角洲、广州暴发夺命肺炎。”

2.挑战降临（4）

刚到新年的元旦，春节的年味就开始了，因为2003年的1月31日就是除夕了。怪病的消息一方面被人们传得离谱，一方面却被一些人掉以轻心，因为广东向来每到春季，就免不了有疾病流行，比如普通的流感，所以人们早就习以为常。

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两岸客商往来密切，每年临到新年，在顺德、中山、东莞开设工厂，或者定居在这边的香港人，都要回家过年，今年听说出现怪病，就更要早早地回港了。

当时的报纸相继都很隐讳地表达：今年春节要特别注意“流感”。

对于这样的说法，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只有行内的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流行性的疾病，一时间它的凶悍、危险程度，还难以被更多人了解和认可。尽管如此，行内的人还是没有料到，其凶险程度完全超出了设想。

不多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病人越来越多，病情控制不住，明显出现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传染，广州市中山二院、第八人民医院以及广州市胸科医院等，收治的病人越来越多。

第一批收治的医院，如中山二院，在毫无防范意识之下，很多医务人员被染病，倒下一大片；中山三院，是治疗肝病的专科医院，也出现了类似的内部人员感染，让人措手不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邓练贤，接诊了住进该院的第一位病人，呼吸衰竭并心力衰竭的11岁儿童，邓练贤和其他专家使患儿已经停跳三次的心脏恢复了跳动。

大年初一，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开始面对先后传染了一个又一个医护人员的“毒王”。当时病人呼吸困难，命悬一线。邓练贤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在对病人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治疗时，病人的剧烈咳嗽使大量痰液带着血从插管处喷出，在场的医护人员从头到脚都被污染。

2月3日晚上7时，连日抢救病人的邓练贤感觉全身酸痛、发烧，2月5日肺部出现炎症阴影。

邓练贤于2003年4月21日殉职。

叶欣，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直到病倒前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于3月24日光荣殉职，年仅46岁。

陈洪光，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在一线抢救病人的7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亲自为100多名危重病人插管上呼吸机，经常会被病人喷射得一身一脸的痰液、分泌物。在如此漫长艰难的时日，他坚守岗位，始终没有半点退却。他的勇敢感染和带动了身边的每一位医务人员，不仅科室、医院，甚至家人，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召。

广东一家医院有位教授，一直在非典病区工作，1月份因朋友的孩子在香港结婚，就去香港参加婚礼，当时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他身上已经潜伏了非典病毒，就是说他已经是潜在的感染者。

他到了酒店，接触了酒店里参加婚礼的来宾以及其他人，最后这些来宾又分别到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作为一个病毒携带者，当时并没有开始发病，而是回到广东之后才发病。经后来回忆，有人认为，被这位教授感染的，包括香港淘大花园事件中的人。

如此的旅行，像蜜蜂采蜜一样，将瘟疫病毒随处散发了出去。

2.挑战降临（5）

在钟南山指挥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时，在钟南山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作为奋战在非典一线的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及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皮质激素的使用必须得当，要在适当的时间，给病人用上。对于刚转来的危重病人，需要进行人工呼吸，因为这些病人的肺都硬了，通不了气。如果使用常规的通气办法给发硬的肺通气，肺就容易破，破了以后，再想通气，就很困难了，而且一旦肺出现破裂暴发感染，传染给医护人员，造成更大的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一条要命的事项，大家都必须严防院内交叉感染。

于是在每一个病床前，都紧急安装了用于通风的换气扇，天冷也打开。

1月的广州，没有暖气再开着风扇，就有点儿和北京的冬天类似。但是非典以后的广州，室内通风尤其是注意公共场所的空气流通，成为了约定俗成。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1）

他被通知立即从上海的会场返回广州。一下飞机直接被拉走，家人却不知去向……

38小时他不眠不休。

“这是一个故事。”他声音平和，好像开始回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件事。然而这个“故事”对于钟南山所带来的心灵的重压，曾经一时间大过了工作本身。因为非典是战役，是困难。困难永远是人能够克服的；而压力，精神的压力，心灵的压力，却常常能够逼人脆弱，让人屈服。

本来如果是完全在病房忙于救治病人，38小时不眠不休，凭钟南山的体质，也许他是不会病倒的，但这是像刀子一样刻下的38小时，在这把无形的雕刀之下，他倒在了必须要撑住的38小时之后……

这一段往事对于今天的他来说，已形同笑谈。而这笑谈，也只是出现在匆匆之间。如果事情不是被旁人提起，而且如果不是被再三请求回顾，这笑谈，他连回顾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在讲述它未被揭开真相的这一刻，他有些迟疑。

首先是控制！控制传染，控制病人的病情。要做到，就必须先搞清楚病原体为何物，才能够有效控制。

面对这样一个凶险的怪病，它本身的病源是什么？它的传播途径又是什么？大兵压界，何为良策啊？

这么多过不去的大山，该怎么办？难道等着吗？钟南山是有担当精神的人，不是等着的人，他等不了！

他认为眼下的情况，需要两个层面的协作。第一个层面，是流行病学的。病原学和临床方面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它的病源；第二个层面是国际上的大协作。因为这个病是人类的疾病，是致命的，需要综合各国高科技的成果，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这是疫情之初，钟南山就意识到应该进行国际性的技术合作，以期达到用人类共有的智慧，来战胜病魔。

离上述的两个层面，应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其中，却经历了那么多曲折。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2003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用于控制非典的所有物资，药品、医疗器具、防护用品，都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段，根本没有到位。那是最难熬的时刻，控制SARS最艰难的时刻！

2003年1月下旬，钟南山去上海参加一个有关抗感染的会议。这时，他就接到广东省卫生厅的通知，让他马上回广州，并且说事情非常紧急，于是他不得不放下会议给他的重要安排，赶回广州。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2）

他回到广州大约晚上10点多钟了，一辆警用专车已经等候在停机坪。

钟南山一到，那辆专车立刻拉上他直奔另一个会场。这时，钟南山的家人只知道他从上海坐飞机回到了广州，但是下了飞机，人呢？

会场内，气氛非常严肃，钟南山熟悉的一些领导也在场。这时有位领导向钟南山询问了：“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内容是香港明天将要公布非典的病原体。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是你跟香港进行了私下合作，所以我们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他追问，“你到底是不是这样做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专车，直接将钟南山拉到宾馆的原因。

钟南山渐渐明白了，紧急把自己找来了解情况，是因为上面有些担心：如果香港将禽流感的有关资料、信息甚至是数据在明天都公布了，对内地来说是极为被动的，在香港、甚至在国际，就会被指责：为什么搞隐瞒？或者是，这么严重的病原体，政府相关机构为什么不说？

北京来的领导以为钟南山将目前发生的疫情认定为禽流感。

钟南山熟悉的一些领导也仔细询问：“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钟南山如实回答，他做的事很明确。

他说跟他合作的是香港大学的两位微生物教授，是他的学生，一个叫管轶，一个叫郑伯健。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内容就是他们共同来研究目前出现在国内的这个怪病的病原体。

非典来势汹汹，迫在眉睫的是要弄清楚这个疾病的来源。传染源是什么？即使是细菌，细菌也有很多种啊；如果是病毒，那么病毒也有很多种，它到底属于哪一种？他只是想搞清楚病原体，以便有针对性地尽快控制疫情的发展。

对来路不明的敌人，仗，怎么打？

2003年1月中旬以来，焦灼每时每分撕扯着钟南山的心。他是呼吸疾病的专家，他的责任感从来没有如此沉重过，不是为名所累，而是感到：我，应该担当！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3）

在如此万般紧急的时刻，钟南山联络了香港大学管轶和郑伯健这两个专门搞动物病毒研究的教授。

为了早日弄清病因，找到病原体，钟南山从病人身上取下病毒样本，交给了自己的这两位学生，希望他们带到香港去做检测。

因为香港的检测技术水平是很高的，这两个学生又是他非常信任的内行。在病原学的研究上，香港的实力比较强，实验室也很先进。为了抢时间，钟南山决定把病人的血清拿去化验，双方一起研究。

在办理这件事之前，钟南山与两位学生签了一份协议，在这个协议里有一条：假如任何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共同协商，而且要通过国家卫生部，征得同意才能发布。

协议写得很清楚，钟南山和他的学生，双方都签了名。钟南山把那份协议交给与会的领导过了目。

听完钟南山的汇报，空气一下子缓和了，但是仍然有人表示：有确切的消息说，明天香港就要公布内情，所以他们必须和钟南山一起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但是一时没有商量出结果。

这时，已经是夜里1点30分了。钟南山说：“干脆这么办吧，有没有可能让我去一趟香港，找我的两个学生？”钟南山想，这件事大家这么关心，还是自己亲自去一趟香港为好。

凌晨3点30分。钟南山稍做准备，就由研究所的另外一名专家黎毅敏教授陪同，乘坐两地车，从广州出发，过深圳罗湖桥然后直接到了香港九龙。这时，时间是早晨6点30分。

一到香港大学，随同的人就让钟南山用手机跟他的学生联系。钟南山说：“还是等一等吧，他们还在睡觉。”为了不惊动学生的睡眠，所以他就在车里坐着等。他还有一个顾虑，大清早的，他的学生在电话里听说这么严重，会不会不敢来见他？这么一大早他一直等。

钟南山很赏识他的学生管轶，他曾经说：“管轶很聪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早上8点30分，钟南山拿起电话开始与管轶通话。管轶听见老师的声音，就急着问：“老师您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很辛苦？要保重啊！”他听老师说到了香港，不禁喜出望外：“钟老师，您在哪里？我去接您！”

当管轶听说老师6点30分就到了，已经等了两个小时，而且就在他的楼下，他大吃一惊，心疼地说：“老师，您怎么能在车里等这么久？”

钟南山对管轶说：“我要见你。”

管轶说：“老师，我马上下楼去接您。”

3.38小时撂倒了铁汉（4）

钟南山说：“噢，不用了。我已经在你宿舍的楼下。”

管轶一听，立刻按钟南山的吩咐，找到他的另一个学生郑伯健，师生三人很快聚在了一起。

管轶和郑伯健见到自己的老师以后，马上就说要领着老师一起去吃早餐。

钟南山说：“先别吃早餐，我先问问你，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公布我们一块儿合作研究的关于病原体的信息？”

管轶诧异地问：“哪来的这个消息？”他说，“第一，我们现在还没发现病原体是什么，还没有证实；第二就算是证实了，我们之间不是有一个协议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啊！”

管轶又对钟南山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能骗您吗？老师我必须通过您，而且我们必须通过卫生部的许可才可以发布的呀！”

管轶告诉钟南山：“我这个基本的觉悟肯定还是有的！”

钟南山松了口气，说：“那行吧，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餐。”片刻，钟南山想了一下，又对管轶说，“我觉得不行，你口说无凭，你们两个现在能不能马上跟我去广州？”两个学生说：“既然老师叫去，我们是一定要去的。”

于是，管轶和郑伯健分别马上向自己的单位请了假，跟钟南山赶回广州。

中午12点，钟南山把两位学生带到会场说：“还是麻烦你们亲自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再讲讲。”

钟南山的本意非常明了：是化验致病病毒，找出迫在眉睫的病原体，以解燃眉之急，以便针对疫情对症下药。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竟闹出如此误会。

钟南山深明大义，上级对这件事考量的意味他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自己是个科研工作者，瘟疫降临，他首先考虑的是技术上的协作，是全人类的联手，是一致去面对共同的敌人——瘟疫。

管轶和郑伯健当面向会场里的领导进行了详细解释。

管轶说：“第一，我们根本还没有发现病原体；第二，就算我们发现了，也不会在香港做单方面的公布，我们绝对会遵守协议、联合公布。何况钟南山是我们非常尊敬和爱戴的老师！”

面对面的解释结束之后，钟南山又在当天下午参加了专门召开的疫情防控会议，还作了一个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学术报告。这件事就这样平息过去了。

总之，一场虚惊。

4.他慨叹：我比瘟疫还可怕（1）

他抢救过多少病人？当他染病，回家治疗竟成为最好的选择。

让他感到辛酸的却还不是患病本身……

他心力交瘁。

67岁的钟南山，早年是运动员，之后一直没有间断过体育运动，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典期间无论多么劳累，他和同事周末打篮球的习惯都没有中断。再忙再累，一觉醒来，就能恢复体力。

但是此时，他第一次感到异常疲惫。上海的会议是有关感染论题的，就是与目前这个特殊传染病有关的会议。他本想开完了以后，回到广州能够休息一下。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发生变化，而且是一直没有合眼。他在上海时，从早上7点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赶回广州之后，是晚上9点；紧接着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到香港，从香港回到广州又持续工作到第二天晚上9点，整整38小时。

钟南山在去上海之前，接触非典病人已经奋战了一个多月。“这是很关键的时候，我得带头啊。”他说。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双脚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好像灌了铅，往前走有点拖不动步子，再不是那个快步如飞的钟南山了。

艰难困苦他不怕，天大的难题压不垮他，然而此刻，疲惫不堪的他，一时间胸中仿佛塞满了莫名的委屈。“国家安危”这样的词儿，像是滚雷，轰轰地敲他的神经。

他仅仅是抱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尽快把病原体找出来，结果却被误解了……这让钟南山一时难以承受：怎么搞的？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他回到自己的家，那个至少38小时不知他下落的家，家里有常年为他忧心不已的爱人，还有他的孩子们。

他没来得及过多地去想，因为他被病魔击倒了。第二天上午他发起了高烧，接着就开始咳嗽，他马上拍了X光片，左肺出现了炎症。

当时广东及全国各大媒体，每天都在争相捕捉与疫情发展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是传染性疾病，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信息发布，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好像有关报道又低沉了下去。

据一些媒体的一线记者回忆，当时确实曾经接到过上级的命令，说对非典的报道要降温，要低调儿，有的媒体甚至被通知暂时停止对非典疫情进行报道。

不少人还记得当时有传闻，说钟南山在宣传自己，哗众取宠。

有一天下午，一直埋头忙碌于工作的钟南山，发现手机上出现一条极其特殊的短信：“钟院士，我们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尽管钟南山当时并未完全明白这条短信的全部含义，但是他的内心有无边的落寞之感，他感觉出有一些人很明显地远离了他。

4.他慨叹：我比瘟疫还可怕（2）

2003年1月28日。钟南山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停止工作。

钟南山如果住在自己所在的医院进行治疗，是最理想的，这里是呼吸疾病治疗的权威医院，有很多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都会悉心地照顾他。但是，他不想这样，在这样的时候，他不能多为自己想——尤其是他不能躺在自己的呼吸病研究所，那样的话对整个抗击非典的工作影响就太坏了，大家的士气会受挫，对病人的影响也很大，“怎么，连专家都倒下了？”病人会丧失战胜病魔的信心，还有，谁都会知道钟南山病了，万一他的病治疗时间长、很严重，那影响就会更坏，他怕传到社会上去，影响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

“应该尽量找个僻静的地方。”

钟南山的思路如此明晰。

他悄悄地说服了知情的战友和部下，商量了一个结果：住到其他医院去。

很快，钟南山被安排到了一家医院的干部病区。

但不久，钟南山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到因为这个病区马上有一位即将进行肾移植的病人，而且有一位香港的记者会在现场做报道，届时场地会紧张。 “医院都很不容易。”他替医院着想。

于是，他拨通了儿子钟惟德的电话：“惟德，爸爸要回家去养病。”

钟南山的爱人李少芬，这位国家女子篮球队昔日的队员，她的眼神明净而温暖，就像往常一样亲切地走近钟南山，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钟南山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

在钟家做家务已经十几年的保姆，这时非常紧张。平时她每天全心呵护这两位她心目中又敬又亲的人，很为两位老人的健康担忧，所以此时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钟南山一进门，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给他换了，房间的布置，是提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为了方便每天护士到家里来给钟南山打吊针。

钟南山平时的忙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除了睡眠，他一刻也不能清闲，几乎很难静下来想一下自己。

此时，他躺倒在自家的病床上，苦闷，真真切切的苦闷，如乌云翻滚，袭上心来。尽管心情不好，但是让钟南山有所欣慰的是他感觉自己的病，不太像非典，因为非典病人呼吸很困难，很多病人都是这样。而他的感觉，并不严重。

他只是感觉身体异常虚弱。在家里吊了五天针之后，他决定去复查一下。

复查之后查看胸片，他惊喜不已：肺炎的阴影没有了！五天的吊针，全部用的是普通的抗生素。钟南山心中有底了，他的病不会是非典。

因为当时，对非典病人的治疗情况已经显示出，大剂量的抗生素无济于事。事实触目惊心地摆在眼前：非典，不是普通的肺炎。它向世人狰狞地宣告：传统治疗，无效！

4.他慨叹：我比瘟疫还可怕（3）

一场大病，使钟南山的身体虚弱不堪：“我觉得非常疲惫，就像搬一座大山。”不得已，他又在家里休养了三天，然后拖着乏力的身子，往呼研所去，因为那里是战场。他的心牵挂着他的呼研所，担忧着病人的安危，更担忧着疫情蔓延的凶猛势头，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想：怎样才能找到控制疫情的办法呢？

走进办公区的楼道，他尽量让自己显得没事，像没有“大病了一场”的感觉，他习惯性地用手向脑后梳理一下头发，尽量像平时一样步伐有力，面带笑容。知情的部下见了他，既惊又喜，他们克制着眼泪说：“所长上班来了！”八天，出现在部下面前的他，整整瘦了一圈，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领导如此憔悴，但是钟南山脸上的神情，显得很刚毅。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不知道他得了肺炎，只是知道他身体因为不太舒服，所以没有上班。

“所长来上班了！”整个呼研所医务人员的心安稳了。钟南山又开始了他繁忙的一切。

办公室的同志惊讶不已：钟南山手上拿着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往地上掉，可他自己却没有察觉。所长的身体竟然虚弱到如此地步！这个样子，怎么能工作？何况还要进非典的病房！

钟南山低沉、和蔼却不容分说的语气是他们所熟悉的，根本没有他们劝说的余地，白大褂、口罩、帽子……他们帮助钟南山往身上穿，就像一件件、一层层穿在一副根本不用担心摇晃的铁架上。

防护服之外，钟南山和所有医生一模一样。他的战友能分辨出他，期待着他的病人，也能分辨得出。一位病人这样说过：“我知道，那是他，尽管我非常难受，意识模糊。因为我的心在他面前，踏实下来了。”

在钟南山生病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通百姓，那些在艰难时期习惯“听钟南山都在怎么说”的人们，突然在电视上，在其他媒体上找不到他了。北京的很多市民，每天都在关注非典疫情，关注钟南山。因为他们知道非典在广州肆虐，钟南山是广州的专家，他说的是一线的消息，是新发的病人和来自病房的事情。但是就连媒体的记者，也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看到钟南山的影子；那些能找到钟南山的人，就急切地询问他的消息。

钟南山呵呵地笑笑：“我不过有点不舒服，现在不是出来了吗？”

2003年2月11日，为了安抚民心，钟南山受命，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这次露面讲解，钟南山为了国家，讲出了自己必须负责任的一句话。

他以自己院士的声誉作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5.夫人是“女篮五号”（1）

李少芬不见记者，不领奖金，不因丈夫的荣誉喜出望外……

她曾是著名的体坛国手，更是默默分担压力的贤妻。

2009年1月春节前夕，呼研所举办了传统的迎新年联欢会。

1月26日晚，在广州宾馆会议大厅，400多名员工到达了会场，钟南山的夫人李少芬被邀请出席，她在离舞台最近的一桌，坐在钟南山身旁。

医务人员纷纷表演他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节目进行到接近尾声时，钟南山出场了，他用中英两种语言演唱了奥地利民歌《雪绒花》：

雪绒花，雪绒花，

每天清晨迎接我。

小而白，纯又美，

总很高兴遇见我。

雪似的花朵深情开放，

愿永远鲜艳芬芳。

雪绒花，雪绒花，

为我祖国祝福吧！

……

他的演唱不无深情，磁性的声音回荡在大厅，全场一片肃然，在场的医务人员听到极富象征意味的“洁白的雪绒花”更是面含感动和喜悦。

还有两位特殊演员，一位是钟南山的女婿，美国人费利伦；另一位是他12岁的孙子钟嘉斌。费利伦和呼研所的医务人员一起表演了令全场欢声雷动的双簧。

钟嘉斌身穿红色学生装，他的相貌和爷爷钟南山少年时的模样很相像，虽然年幼，但却有文静且儒雅的气息。他为大家表演了横笛独奏，流畅的演奏，悠扬浪漫的曲调感染了全场观众。在掌声中他走回座位。钟家的家眷包括钟南山的女儿钟惟月、女婿费利伦和亲家母都围坐在同一桌上，这一桌离舞台稍远一些。桌上摆放的是地道的广东菜肴。

待钟嘉斌回到桌旁坐下，钟南山的夫人李少芬从座位上回过身来，向钟嘉斌这一桌打量了一下，然后徐徐地站起身，静静地缓步朝这边走过来。

这是一位气质非凡、娴静、高贵、富态且面容和善的老人。这位曾经叱咤体坛的篮球国手，如今虽已是年逾70的高龄，但一米七以上的身材，仍然显得挺拔；从她的脸上，仍能想象得出，年轻时她曾貌美如花。

她被大家尊称为李姨。

5.夫人是“女篮五号”（2）

2003年1月29日，钟南山带着病走进家门，李姨最直接的反应不是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她对钟南山又怜又惜又疼，但是，却不敢对钟南山多说半句，怕增加他的精神负担。伴着他这样一个工作不要命，基本上陪不了她的“机器”人，她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自己把心放平，静静地替他担忧。

每当丈夫从单位，从千里之外的任何地方匆匆地回来，即使劳累得对她一时少言寡语，她也特别满足和开心。因为她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能够落下来放平一会儿。钟南山说一句“累死了”，就让她没有了任何怨艾。因为她知道他累，真的很累。

丈夫最关心她的是有关她体检和复诊的诊断结果：一份定期的健康状况报告单。钟南山看一下诊断结果用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很，但是，却让李少芬感到很幸福。因为已经是如此年龄的丈夫，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工作多么繁重，心里都牵挂着她这份体检报告单啊。

他们的幸福是默契的结果。

早些年，因为钟南山整天没日没夜地忙工作，当院长、出门诊，身为院士还顶着一堆不得不承当的头衔儿，李少芬曾无奈地暴发过，他们不止一次发生争吵。钟南山一时火大，但一转脸又马上安抚委屈的李少芬，他对爱妻好话说尽，最后李少芬还得顺着他的意。

多少歉疚在心头啊。钟南山对普通的患者都能一视同仁，将心比心，何尝不心疼为自己操劳了一辈子的爱妻啊！

跟钟南山过了大半辈子的李少芬，年轻时耳濡目染粗通医学。运动员出身的她，性格比较泼辣，凡事敢作敢为。但她也有温文尔雅的特质，尤其当钟南山此次病倒，她急在心里，脸上总是带着平和的微笑。

在“文革”期间，李少芬的家，也曾遭受冲击。她由养母带大，亲生母亲则在上海。抗战时期，她家有六个兄弟姐妹，还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一个不幸夭折，她是最小的，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养母，养母一直没有结婚，和另外一个亲属——两个老姑婆相互陪伴了一生。李少芬小时候爱弹琴、爱打球，她在15岁时，被中央体育学院选中，录取去国家队。当时她养母想了半天，本来是不想让她去的，后来又想通了，因为不去也许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所以索性就让她去了。

李少芬是一个不见记者的人。当年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过她们这些国手，难道就因为如此，所以她不把现在的任何记者放在眼里？不是的，她不愿意因为丈夫的原因接受采访。总之除了温暖的生活，稍有浮华不实之嫌的“热闹”，都不属于她的兴趣，不是她的快乐。

更何况有过让她觉得是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的记者。“文革”时，有一些东西被混淆是非，给过她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她被遣送到乡下去劳动，连会议报告都不允许她听。

她是一个对功名利禄不闻不看、态度温和的老人。钟南山得了奖，她会为他高兴、会祝贺，因为他太辛苦了，但她绝不会喜出望外。她从来不会过问与奖金有关的事情，尽管她曾经和丈夫一起度过艰难的年代。这么多年来，钟南山从来没有领过一次奖金，所以李少芬不会指望丈夫的任何奖金。同时她也知道奖金是直接用于科研及人才培养。她的高贵是历练的结果，抑或与生俱来。

5.夫人是“女篮五号”（3）

在钟南山以疑似非典病人的身份回家时，李姨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传染病人而嫌弃或者躲避他。钟南山有博大的心，很多事情时常被忽略不计，但是这八天妻子所做的一切留在他心里，在他的记忆里是那么细致、清晰。她悉心地安排丈夫在家养病的生活，把他的一切安排得是那般妥贴。

钟南山说：“我回家以后她要我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然后叫我去洗澡。以后就没有让我出去了，也不让别人来看我，除了一些领导，还有护士，护士每天来是给我打针的。所有电话她不让我接，包括当时有一个书记问我去哪里了，她说我出差了。她还做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给我吃，反正当时给我一个印象，最困难的时候是她给予我最真心真意的照顾。”

五天以后钟南山复查的结果，让李少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但见到钟南山当时很虚弱，手里拿着东西都会不自觉地掉到地上，她就让钟南山又休息了三天。之后，她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去上班。

李少芬会做一手好菜，以前她让保姆学着做，但是自从2003年钟南山心脏出了点问题之后，她就经常亲自动手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钟南山常规体检时，血脂和胆固醇都偏高，那个时候他没有在意。这件事让李少芬后悔不已。她觉得这导致钟南山后来出现心脏局部问题。

长年不堪重负的工作，非典之后超负荷的运转，让钟南山停不下来，尽情地工作，但是他的心脏没能躲过劫难。

2003年非典之后钟南山心脏出事是一个教训，虽然不是致命的打击，但从那个时候起，老夫妻俩就开始注意了。

6.皮质激素之谜（1）

在一些地方股骨头坏死的非典病人中，有些人提起钟南山就没好气，是他主张使用皮质激素！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骂对了没有？

……

“你认识钟南山？那好，你问问他，非典是他说的非用激素不可，这么多人都股骨头坏死了，他倒成了英雄，他忍心吗？”

说这话的是北京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她的同事因为参加非典病人的抢救，被重度感染，所以用了大剂量的皮质激素，后来股骨头坏死，从此开始了轮椅生涯。

激素是有副作用的，为什么要用激素？不管它是常识，还是在喉的骨鲠，缘由必须是清楚的，因为那是一份对于良知与公正的交代。

皮质激素的使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那么多人股骨头坏死？

没错，当大剂量高倍数的抗生素在临床上被宣布无效，钟南山和广东省所有的专家，就开始面对空前的难题。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肺炎，不是一般的感染，疫情带来的病例每天都在攀升，的确是钟南山和意见一致的专家在这时提出必须用皮质激素，控制病情，保护病人。

激素所起的作用是减轻肺损伤，由于非典造成的损伤首先是一个异常的肺部免疫炎症过程，使用激素治疗是为了减轻这种免疫炎症，减少肺损伤。但过量的皮质激素使用容易引起继发感染和骨代谢损害，所以使用它要讲究技巧。换而言之，使用皮质激素，要选择合适病人、合适时间、合适剂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非典时期，很多病人一经发现，已经处于危重状态：肺组织变硬，不能自主呼吸，需要医生立即为病人通气，但是用于通气的仪器管下到肺部，一是变硬的肺已经难以通开，二是容易因通气造成肺部的损伤。但使用激素之后，病人肺部发硬的状况就一下子降了下来，之后通过免疫调节的过程和辅助的治疗措施，让病人逐渐恢复健康。

广东省是最早发现非典病情的，所以临床治疗中最早使用皮质激素。广东人可谓身先士卒，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后征服SARS——非典铺了路。尽管当时有一段时间对使用抗生素还是使用皮质激素争论比较激烈，但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坚持使用了皮质激素。

广东使用皮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被救治的病人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病人，仅为2.6%，在世界上是最低的……

6.皮质激素之谜（2）

按理说，北京市卫生局于2003年新年刚过，即2月8日就到了广东省卫生厅不耻下问，积极取经。那时风声多紧，多悬哪，人心惶惶啊！他们是冒着一路被传染的危险赶过来的，可是到头来，北京还是有那么多人最后股骨头坏死了，这是为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吴华副主任医师被非典病人感染，和她一起病倒的，还有一名非常有才干的男医生。

吴华是呼研所的老大姐，从非典发生以来，就连日不离岗位，抢救病人，指导护理。她是钟南山的老搭档、老部下、老朋友。大病初愈的钟南山看到战役伊始连伤两员大将，心中又痛又急，眼泪不知不觉流出了眼眶。这是他一手缔造的呼研所，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严峻的问题是，这场战役到底要打多大，打多久？

早在2002年12月的时候，吴华就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有这么多病人呢？而且得的是同一种病。那时她只顾忙，来不及多想。到12月20日传来发现“怪病”的消息，吴华已经首当其冲与非典病人有了近距离接触。当时还没有隔离衣，连一般的防护也没有用上，甚至根本没有戴口罩。

病人情况严重。需要插管的病人，有一些分泌物，沾在了她的手上，吴华没有及时消毒清洗，后来她回忆这可能是她被传染的直接原因。

两个病人的家属，也很快开始发病，让没有准备的吴华触目惊心，这是多么强悍的传染！

为危急病人将输氧管慢慢送进肺里，这是临床上常规的救治。病人因为生理反应，剧烈咳嗽，直接从肺部喷出的血痰最毒，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清楚，但职业的坚守精神，让他们无从顾及个人安危。

当时在一附院和呼研所，病人出现比较明显缺氧状况的时候，医生首先不采用插管或是切开气管来通气，而是采用无创的鼻部面罩通气法，这个方法被证实很有效，它帮助很多生命危急的病人度过了难关。

起初，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钟南山与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等专家，研究出了用这种“无创通气”的方法给予病人呼吸支持，增加病人的氧气吸入量，为病人的生命赢得了更大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又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对最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在广东整个非典战役中，之所以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有两大利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就是在火线创建了“无创通气”法，运用这一方法，减少了病人的痛苦和死亡率，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继发性感染；第二是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医务人员始终根据病情，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量，科学、合理地使用皮质激素，这就有效避免了更多的伤亡。

以上措施由广东省卫生厅于2003年3月9日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的文件形式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这是钟南山以及广东专家组对抗击非典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6.皮质激素之谜（3）

吴华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进入一附院，1995年调到广州医学院的呼吸科，即如今的呼吸疾病研究所。

非典过去六年后的今天，在呼研所安静的办公室里，50多岁的她，是始终面带笑容讲完自己被感染的经历的。她没有眼泪，也没有哀叹，仿佛那是一场惊险、刺激，最终拼尽全力战胜病魔的噩梦。她已经不是30年前那般年轻美貌了，但是一双大眼睛，仍然闪烁着热情和智慧的光彩，衬托着她开朗的性格。

吴华说她现在的体质应该算是很好的，“24小时心肺功能都还不错，只是肺部的纹理比较多。”她幽默地说自己好像老了，年轻的时候，可以一口气登到山顶，现在上楼容易气喘，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在吃带有维生素D的钙片补钙。她觉得有点遗憾，没有专门抽空进行运动锻炼，但是她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忙得要死啦。”

呼研所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都是她亲自带出来的，这是她作为一个50多岁的女人、一位优秀的主任医师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欣慰。

她应该是自豪和欣慰的，因为她用自己被病毒严重侵染后的身体，检验了以皮质激素控制非典的成功，为后来对非典病人病情的控制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她真是所长钟南山的好搭档，在面对国家医疗卫生权威机构对非典的治疗方针意见难以统一的时候；在钟南山坚持认为非典病人必须使用皮质激素来控制病情，而不能用抗生素，因为临床证明，大剂量的抗生素根本使用无效的时候，偏偏是她，为钟南山的声音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和证明。

特别是她亲自验证了钟南山所主张和担忧的，使用皮质激素，需要严格控制用量这一点。

吴华被感染后的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但是，这莫名的高烧上午发起来，下午又突然退了。她觉得非常奇怪，拍了X光片：肺部没有异常，就又开始工作。但是第二天她突然又一下子高烧到39度、40度，到第三天她就感觉支撑不住了。“我不行了，整个人感觉非常疲惫。”她告诉护士，自己可能被传染了。

那时候，非典——SARS尚被称作“不明原因的肺炎”……

第四天，吴华作为病人开始住院。她立即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无济于事，高烧照样不退。这就再次证明：按照以往的常规抗生素治疗无效。

这时，吴华自己要求使用皮质激素。当时却不被获准，为她治疗的医生坚持继续使用抗生素。

由于当时国家主流声音认为应该用抗生素，出于对坚持用抗生素专家的尊重，吴华不得不接受抗生素的继续治疗。

6.皮质激素之谜（4）

值班医生不给她用皮质激素，她叫主管医生来开，医生的态度很迟疑，说是要请示，还要观察，她于是央求着说：“你们不用我就会死的，一点胃口都没有，人累得不得了。”浑身无力的感觉已经让她难以承受。

“那时我基本上一个星期都没有吃东西，一碗稀饭吃两三口就吃不下了，你说怎么能有力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怪怪的，一直发高烧，浑身发冷，一不冷了，就难受得不能忍受。”吴华的述说似回到了当年。

2003年1月31日，除夕。

这一天，吴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特许，她非常高兴。上午用了皮质激素，到了下午感觉就舒服了，不再那么憋气了，而且还能跟着春晚的电视节目唱歌。

“医生见我用了皮质激素，效果不错，就放心了，继续用。当时我的肺还没有受到严重感染。”到了大年初一的下午，吴华感觉自己的病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初二上午，拍了片，果然没有了阴影，她于是打道回府，回家过年去了。因为家里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正在发愁地等着她这个主角呢。

由于吴华轻看了它的厉害，所以她将非典病毒带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了一个春节。

吴华的妹妹从香港回来过年，一家人住在吴华的家；吴华爱人的两个姐姐也都从国外回来过年了。大年初二吴华一到家，就去养老院把她的家婆接回家来吃团圆饭。

本来吴华戴着口罩，后来看到家人不习惯，感觉怪怪的，就拿掉了。她和大家一起吃饭，只是自己另外用一副筷子给家人夹菜。回到家里，和亲人们在一起，她的心情好多了。病似乎也好多了，所以就有了一点胃口。吃过饭，她把老人送回养老院，然后又回到家中。

当时，非典潜伏在她的身上，幸运的是，她的家人都没有被传染。“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了，通风是很重要的。”她说。

初三接近中午时，吴华又有了那种很累的感觉，又开始觉得有点气急，她的妹妹就劝她赶快回到医院去。吴华知道这种症状说明又是开始发烧了。到了晚上9点至10点，吴华的高烧到了39.8度，她又有了那种很累的感觉，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第二天一早，她的爱人和妹妹就把她送回医院了。这时吴华开始意识到，必须与家人隔开，她对自己的爱人和妹妹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停留，赶快走！”

吴华的病情开始升级了，本来没有了阴影的X光片上又出现了问题。病情发展得很快，到了晚上11点左右，她的呼吸很困难，医生给她用上面罩呼吸机。

上了呼吸机以后她感觉舒服多了。一直为她忧心的钟南山，这时打电话来问她的情况。

从春节以前，钟南山就一直忙碌非典的疫情对策，参加专家的会诊；参加各种针对控制疫情的会议；查房；抢救病人；呼吁尽快调拨抗击非典的物资。

他几乎每天都没有安稳的睡眠，“他的眼睛熬得通红，这是他来查房时我看见的。”吴华做了个钟南山弓着身子的样子，“他给病人检查得非常仔细，身子俯下，连病人的嘴巴都认真检查了，和病人脸对着脸的。旁边的医生看着，都担心啊。”

吴华上了三天呼吸机之后，病情又有了好转。

吴华仔细讲述了她使用皮质激素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医生给她用药。因为她自己是医生，有几十年的医疗经验，并且对皮质激素的应用，也有自己的经验。

6.皮质激素之谜（5）

她深知皮质激素的副作用：过量使用会导致股骨头坏死。

她说：“一开始我用的是40毫克的剂量，一天用一次，后来加到一天两次，这个提高的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是有效地控制住了病情。但是我只用了两天半，然后又在七八天的时间内把量逐渐往下减，后来就减为口服了。”

吴华又说：“当时我自己不听话，虽然我知道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但当时我没有看病历。看了病历我就应该知道，那时我的尿糖出现了偏高，皮质激素过量使用会引起药源性的尿糖高，医生当时也没有注意到，实际上那是由激素引起的。”

“后来我并没有吃控制尿糖的药，而是一直慢慢减少皮质激素的用量。果然当时我的尿糖偏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等我把皮质激素降到低量时，尿糖也不高了。”

吴华已经不确切记得那时医生开了多少激素药给她，她说好像是30毫克，有很多片。她偷偷把它们收起来，开始几天每天吃四片，后来则改为每天吃三片。

当别的病人用了皮质激素后变得胖胖的，吴华却瘦了。钟南山去查房，纳闷地问她到底有没有吃皮质激素，她说：“我不敢骗你，我一开始是每天吃四片，吃了三天我就改成三片了，我觉得自己很好，没问题呀。”

后来吴华告诉钟南山，她确实恢复得很好，一点气急的感觉都没有，走路快步如飞都没有问题。

吴华早在2002年10月就做好了准备，要和家人一起到悉尼去探亲。这次终于从瘟疫的魔掌中挣脱出来、大难不死的她，要去一趟悉尼，出一趟远门的愿望特别强烈。开始钟南山担心她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同意。又过了几天，确认完全没有传染性了，吴华再也按捺不住，像出笼的小鸟一般，毅然登上了去悉尼的飞机。

他们是跟旅游团走的，上了飞机之后是半夜时分了，但是她的精神很好，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又转机，到达目的地之后，再去她向往已久的黄金海岸时感觉有点乏力。她说：“我就慢慢地坐一下，又走一段，然后停下来休息吃饭，吃过饭以后一下子又感觉精神好了。一路上只有一次感到有点累，因为是刚出院，又是半夜上的飞机，熬了夜。到第三天精神就好很多了，跟正常人一样，澳洲的空气真好，我感觉很舒服，吃得也多。”

吴华从澳洲回来以后感觉恢复得很好，所以马上就上班了。她出院一共不到半个月，用这半个来月不到的时间出了一趟国，也强壮了身体。上班以后，她除了每天忙工作，还要挤时间，给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她重返工作岗位之时，正是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是病人就诊和住院的高峰期，一线救治的医护人员非常紧缺。

当吴华又站在了最前线，她要顶着被二次感染的风险，然而，她是有经验的，所以她是病人的福音。

6.皮质激素之谜（6）

六年之后，2008年12月的广州，天气和暖，像北方的春天。静谧的窗外，一缕午后的阳光透进来，像金子一般。

“皮质激素是有副作用的，给病人用，要按不同的体质分别对待，掌握一定的量和不断调整控制用量，才能将副作用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吴华深有体会，“只有在激素用量不合适的情况下，副作用才会产生。”吴华自信自己的用量是准确的，所以她的股骨头并没有出现坏死。

吴华的自豪让人感动。

吴华说广东的非典病人之所以绝少出现股骨头坏死，毫无疑问是严格控制了激素用量的结果，是得益于广东有像钟南山这样的呼吸疾病的大专家。有呼研所这样的专科医院，它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技术力量深厚的医院加研究机构。在以往的临床治疗中，医生自然也少不了使用皮质激素，所以吴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能够如此根据身体情况自我掌控。

相比之下，SARS在2003年4月至5月逐步蔓延到国内其他地方，由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指征（什么病人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大的量）把握得不太好，而且当时广东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广东的专家和专业人员一时还难以抽调到外地交流，所以在一些地方，皮质激素在病人身上的用量有的超出了常规剂量的五至十倍。

皮质激素之殇——股骨头坏死病人的一把双刃剑：他们保住了性命，却沦为残疾。轮椅，将承载他们一生的痛。

所谓无奈，有时就是要面对残酷的选择。但是这种残酷，本身可以降到最低。

吴华说：“钟所长一直这样问我：‘你吃了多少激素啊？’他是关心我，其实他心里一直都有个数。他只是需要随时观察和总结，因为有那么多病人在使用呢。”吴华对自己的老领导老搭档钟南山在非典时期的印象，终生也不能忘怀。

压力，把钟南山置于极限之地，为了战胜非典，他必须从那里带着曙光反身。

人们信任他，依赖他。他需要把能量发挥到极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我有时候去办公室找他，见他叉着两个手，就是这样的——”吴华的模仿形神兼备：他两手 腰，不是将军行伍的那种感觉，而是微微地弓着身子，整个人，周身的血液和神经，都凝聚于思维最深处的声音——那深邃缜密的难题密码。他有时摘下眼镜，拇指和食指掐住眉心，这是他思考问题时最常出现的习惯性动作。

吴华说：“几次看见他都是这样沉默不语，就知道他在那里想问题想得出神。”她回忆当时钟南山默默沉思的程度，“你叫他，他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有人在叫他。”

7.他检查过每个病人的口腔（1）

他让病人屏住呼吸；他不戴口罩，便于示范病人张大嘴巴。

他如此冒险去查看，得到的是令世界医学界为之震惊的结论：

非典病人并没有咽喉部的症状。

这个发现，向世界发出了证明……

钟南山在没有确定非典的病原体为冠状病毒之前，最初对非典病人进行诊断检查时，没有戴口罩检查每一个病人的口腔，却也没有被传染上非典，这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个疑问一直被很多人认为匪夷所思。 所以钟南山这句“我查看过每一个病人的口腔”，后来被很多人流传。

有多位经历过非典的专家认为，当通过飞沫传染的非典带菌病人，张开口腔与你近距离接触时，传染的危险，几乎是十有八九，如果病人面对面冲你咳嗽几声，你恐怕就在劫难逃。

钟南山当时查看的病人都是带菌、带病的，他一开始就是这样没戴口罩查看病人的，到后来，才越来越谨慎了。

医务人员一开始都没有什么防护，因为没有想到病毒会这么严重，从未经历过，所以缺乏足够的警惕。有很多病人在咳嗽。钟南山当时从最初两三周对病人感染的观察，发现这些病人的特点，一个是他们工作或生活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另外，实际上他们是被咳嗽的飞沫感染的。

他这样解说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感染：“一般我检查的时候，会告诉病人：你忍一忍，不要咳嗽。所以我并没有因为给病人检查而受到感染。”

钟南山的声音不高，每个字却清晰在耳：“如果把这个过程全部解释为不怕死，或者是解释为不怕被感染，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的。”

除了不要病人咳嗽之外，他在查看病人口腔的时候，自己也是张着嘴巴，示范病人“啊——”一声，所以病人的呼吸会免不了直接呼到他脸上。

他说：“噢，那我只能解释为自己的体质好，抗病能力强。另外就是长期接触病人，所以有了抗体。”他哈哈地笑了。

最初，钟南山的确对这突如其来的病毒强悍的传染性没有足够的预想。

他的部下这样介绍：没有及时戴上口罩这种从容和淡定的做法，也使他自己无形中对非典病毒的传染性做了一次测量。艺高人大胆，他是如此深入到最实际最直接的现状中，去获取宝贵的一手资料。

7.他检查过每个病人的口腔（2）

他说他之所以后来才戴口罩，是有很多想法的，不完全是不太害怕被传染，“我觉得自己应该带头负责啊。”

直到现在，非典过去的六年之后，仍然不乏有人对钟南山当初那声大胆的吆喝：“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心存疑问——他干吗揽这么大的差事？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后来我让所有的重病人都转到我这里来，还是经过了一段实践以后才有信心的，要是我完全没有依据，没有任何把握，我是根本不会这样做的。”

这种信心，就来自于对每一个携带非典病毒病人的检查。

“作为一个临床大夫，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个病情是需要自己总结的，是一线上的最真实的情况。”他说。

2009年1月16日，他语速匆匆地说着。与人面对面近距离讲话时，钟南山习惯于用喉部发音，这样对他保持精力很有效。

他反复强调，他就是想说清楚一个问题，非典是一个很特殊的感染，而不是一个普通的肺部感染，它需要医学界有很多直观的、感性的认识，然后逐渐形成一个概念、一个结论。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般肺炎或者是感染常常都是先有红肿或者是先有咽喉的症状，但是我观察的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是有红肿的，一个都没有，就是说没有咽喉部充血的一般性症状。但是你要想证实这个观点必须观察很多病人，每个病人你都要去看，所以当时所有的病人，凡是确诊和不确诊的，我都去看，确诊了以后，得出一个非常新奇的概念，就是这种病人的特点为咽喉部没有症状。”

他提出了这些病人的特点：咽喉部没有症状。除此之外，非典病人的临床特点和一般肺炎病人的不一样，还在于他们发烧，白血球低，然后是肺炎，却没有锣音，跟一般肺部炎症常常出现锣音的情况并不相同，而且，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呼吸困难。对于非常深奥的专业问题，钟南山表述得简洁明了。

所以，当2003年5月18日，在一年一度的全美胸肺科学大会上，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数千名权威和学者，钟南山作报告讲述发生在中国的非典——SARS的特殊性时，他描述了此番的真实所见，使世界为之一震。在这个大会上，来自美国的临床医生，听得特别认真。

钟南山坚持认为，对待非典病人要从最简单的病情入手，从最直接接触的情况做起，而不要先去跟病人说：去做一个PCR，做一个血的检测。

“这个发现”——他指的是深入一线，“是实践，是真实，需要时间，但是可靠，有说服力。”

8.“衣原体”之争（1）

他没有顾忌“反对”的风险，没有顾忌名声的代价，毅然决然提出相反的意见。他顶着莫大的压力与委屈，挺直了科学家的脊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由衷地为这句话叫好。至2008年，它整整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坎坷！而2003年，共和国亲历了一场活生生的历史检验！

对于SRAS，是衣原体还是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一场学术领域的争论之下，是千百个病患的生命何去何从，是一场浩大空前的疫情如何战胜。

钟南山的发现——病人的咽部没有流感症状，使这场争论，形成了交锋。

广东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们，始终不渝地在进行关于非典病毒的研究。2003年4月11日下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拟在次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非典的病源——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已被找到。

4月12日，广东媒体在重要位置刊登消息，首次公布在广东的SARS患者身上找到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结果。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因为把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接种到猩猩身上，猩猩发生了和人一样的非典型肺炎。建立了动物模型是证实病原体的“金标准”，就像癌症确诊的金标准是病理切片的报告结果一样。这是全球发生SARS疫情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当时，呼研所分离到冠状病毒的报告比较早就已经层层上交，但是，最后还是由国内某些研究机构对此做了抢先发布。对钟南山来说，本应属于广州的科研成果旁落了，但他并没有抱怨。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广州在防治非典的斗争中打了一场胜仗。

因为用抗生素的治疗方案已经是呼研所实践过的，没有用的。按这个方法去治疗，很多病人都要死的。

无从让步，这是生与死的问题。

钟南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禁心急如焚！

钟南山能够坚持己见，是因为他对自己坚持的东西实践过，他在用实践后的事实说话。

按国家已经公布的方案去治疗，即使错了，谁也不用背负责任。反正全国统一执行，这是国家的权威机构发布的啊。这样报道出来了，全国就这样去做，不用再去探索了，将来出现什么问题，不用任何一个专家来承担责任，当然也不用他钟南山来承担，因为错也错在国家。

钟南山恰恰没有这样明哲保身。

但是，反过来说，他自己坚持的万一错了呢？他不是就把自己所有的声誉都搭进去了吗？“人家就会说，国家的声音、权威的CDC都是这样定的，你钟南山为什么不按规定去做？你看你现在才知道错了，你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要承担罪责的，是道义和良知的谴责。钟南山一连几天沉默寡言。

由于他在不同场合表白自己严重的担忧，表明自己坚持不用抗生素的观点，使本来就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远离了他这门大炮；认为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央的声音，不能“违抗”的人，更是对他退避三舍。他深深感觉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此时此刻，他惊讶。几十年来,他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始终坚信不移，但是对党忠诚岂能是盲从？

8.“衣原体”之争（2）

在沉重的挑战面前，他没有回避和退让，他没有选择推卸自己的责任，他选择了最艰难的办法，把压力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组部、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评选活动中，钟南山当选。其中对钟南山有这样的评语：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主动请缨收治危重病人，全力以赴地精心制定医疗方案，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显示出了科学家治学严谨的作风与高度的责任感。在关系抗击非典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能置自身荣辱得失于度外，力排众议，坚守科学家的良知……

谁能掂起这评语之下千钧的重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顶着何等沉重的压力，忍受着多少不被理解的委屈。

2003年当中国被世卫组织列为疫区，为旅行的限制地，几乎所有的旅游活动、商务活动和政务活动受限。那一年在广州举办的一年一度春季进出口中国商品交易会，虽然照常进行，但是人气冷落，透着压抑。

北京、上海，全国其他地区，由于惧怕感染，纷纷在县与县、村与村之间封路，如同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不见物流和人流，经济的流动，生活的运转何堪？社会稳定已是迫在眉睫。

一声咳嗽，四座不安。在广州出现这种笑话，一个员工早晨给老板打个电话，报告自己好像有点发烧，老板即刻被吓得要死，马上批准员工一个星期的假。当时有人一发烧，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医院，社会为此承受了重大的资源浪费。

2003年5月初，北京往常上午9点左右的长安街从来都是车阵云集，川流不息。这一天，钟南山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要说服各界，说出在一线SARS疫情控制的真实情况，以便尽快遏止错误的决定。当他途经长安街，复兴门、西单、新华门，5分钟、10分钟，50米甚至500米，竟然只有一两辆机动车飞驰而过，他顺手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历史的镜头。

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恐慌的状况下，确实需要中央的权威声音出来压惊、稳定，但是当时这个权威的声音，说要采取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是无效的治疗，跟实际情况恰恰是不符的。

5月初的北京，正被SARS魔疫包围着，当听说非典的病源是衣原体，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并不可怕”，老百姓得知中央已经有办法的时候，各阶层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缓解了一段时间以来绷得太紧的神经。

北京一度冷落的大小餐馆，又开始有了客源；商场里、集贸市场中，本来已经冷落不堪的公共场所，如电影院，又开始聚集人流。特别是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售票，又开始恢复了些许的忙碌，人们试探着开始如常的生活。

这就意味着，要孕育更大的恐慌，老百姓一旦恢复各种活动，放松警惕，岂不是会出现更多感染？

在这时，中国医学界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学术之争。非典的病原到底是衣原体，抑或是冠状病毒的争论，终于落下了帷幕……

如果该病的病源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已有的普通药物即可产生效果。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衣原体肺炎的死亡率也不高。

8.“衣原体”之争（3）

这场学术之争都经历了怎样的论证过程，钟南山究竟经历了如何的“力排众议”，那一切，都凝结在了2003年4月——令全国瞩目的央视《面对面》节目的播出中。这一节目，对于不能不说的衣原体，钟南山与王志所展开的对话，揭开了一切，也记录了非常时期的历史瞬间。

王志问钟南山：2月中旬有关方面宣布这个病的病原有可能是衣原体的时候，你为何站起来表示反对？

钟南山的回答是用事实向全国人民讲出了缘由：一开始宣布衣原体的时候，他不是说有可能是衣原体，而是很明确地说，现在已经明确非典型肺炎基本诊断为衣原体的病因，而且治疗采用抗衣原体的药物，有足够的疗程比如说两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想，这个看法是不是缺乏调查研究，有没有认真地从临床的角度来认识？从我们临床感觉有两个大的不同，很难用衣原体的肺炎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衣原体的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第二个我们采取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当时我考虑，除非这个衣原体是一种特殊的变种，否则的话是很难用衣原体来解释的。”

王志接下来的这句，可谓“蛇打七寸”：在当时来说，衣原体是一个很权威的声音。

钟南山的回答脱口而出：学术上的声音就是真理，就是事实，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学术的事实跟权威的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王志紧接着继续追问的效果，更让全国亿万观众目睹了钟南山的风骨：但是从人际关系来说，作为从其他方面的考虑来说，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我行我素。

钟南山此时的回答同样敏捷而不假思索：我完全可以，但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是救命的问题。假如我们采取错误的治疗方法，我们死的人会更多，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看到的事实、我们总结的经验，来进行治疗。

9.“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1）

究竟还会出现多少病人，究竟疫情会到何时，还将有多大的风险需要承当。

一切，谁能预测得出，答案在哪里？

时值非典过去六年，仍然有人对钟南山当初那声大胆的吆喝：“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心存疑问，他干吗揽这么大的差事？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2003年3月初，非典最严酷的时段，也是人心最为岑寂、孤独的日子。

不知去路有多远，不知归路为何时。

广州六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负，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去了。

对于大多数医务人员来说，治疗和控制的办法，都是临阵磨枪。

据有关资料记载：3月17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病例在这一天首次突破1000例。

呼研所作为一个坚固的阵地，愈显得倔强峥嵘，勇敢的全体医务人员临危不惧。

重新回到一线的吴华，已经上班一段时间了。呼研所病倒的医务人员，在经受痛苦的闯关。仍然有人在病倒。

非典期间，呼研所共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击中。

钟南山在此时，在广东抗击非典一线告急、人员紧缺的危急关头，说过一句话：“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像攻城的大炮，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开辟了通路。

这句事后被无数家媒体，尤其是主流、权威媒体复制的豪言壮语，显示了深厚的社会根基。

英雄主义，无论任何时代，战争或者和平时期，都是贮藏在人们心灵的火种，即使平庸的人，它仍然会潜在其心灵的最底层，它会敏感于光明的召唤。

真实在表面，也在最深处。

在当时那般危急的情形之下，钟南山，谈何标榜自己，只为铁肩以担。

他说出了一句冒险的话，其冒险的程度，又如何测量得出？

钟南山为什么非要如此挺身而出？毫无疑问，吴华主任最清楚底细。

她爽快地回答说：“是啊，我当然清楚——责任心嘛。”

责任心让钟南山与他的呼研所挺身而出！

呼研所，挺立的呼研所，服从命令、顽强的呼研所！

全体人员尊重钟南山，但却不是苟同于他。科学、民主、融洽的气氛，充盈着这个集体。

当呼研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所长向上级主动请缨：“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大家就清楚了，“我”，就是呼研所，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自从广州各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就有重病人不时转到这里。但是，转来的病人常常是生命已经到了底线，到了一息尚存的地步。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在适当的时间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钟南山的叮嘱被大家一一记牢。

“中山二院过来的病人，病情挺重的，终于醒了；中山三院过来的那个病人，病情也挺重的，都是从大院过来的，都那么重。”吴华回忆着。病人眼看着越来越多，而转过来的病人都是这么重，面对着命悬一线的病人，“回天乏术呀！”吴华这样描述。

当把重病人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手硬邦邦的，神志不清，脑神经也出现了问题，一下子也无从判断他们是否被真菌侵犯了大脑，或者是不是由非典引起了脑部的病变。

必须赶快给这样的重病人脱去身上的衣服，但是衣服已经脱不下来了，病人的四肢都不能打弯儿了，最后他们只好把病人的衣服剪掉。

“不能到这个地步才送过来！不能前脚送进来，后脚就被抬了出去……”

钟南山的提议被上级采纳之后，马上就有病情不是极重的病人被送进呼研所来了。

9.“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2）

“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我应该承担，我应该负责。”这就是钟南山唯一的决定。

每当回想此情此景，已经年过70的钟南山，都对广东省相关领导，在当时能够同意他的此番请求，表示万分感激。这是领导人的重大决策啊！钟南山纵然胆量齐天，如果没有省委领导的批准，也不能如愿以偿，至少会阻力重重。

呼研所的医生和护士抽出人手到各医院去把病人接来。到处缺人，极缺医护人员。

可是他们去那些有病人的医院去接病人的时候，有的医院并不像他们这样亲力亲为，有些医生或者护士是隔着门看病人的。当他们一个主任跟另外一个主治医生去一家医院拉病人时，有个护士就是隔着门去看病人，吴华这样回忆说。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是医务人员被感染的重灾区，当大批医务人员倒下去，幸存者、那些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仍然能够坚持在一线工作，已经是战胜了惊骇，超常发挥了。

女医生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抬担架是非常吃力的。男司机往往帮助一起抬，但是在上担架之前，三个人抬仍然很艰难，因为不是只抬病人，还有随着病人移动的救护仪器、针剂。

房间里好像低回着悲怆的重音……

钟南山回忆那一幕一幕——

“那个时候的感觉，看到自己的骨干一个一个地都倒下去了，非常难受，又觉得现在真正的办法也不多，而且还要继续抢救病人。”

钟南山的团队，终于解了危局，终于挺过来了！在严酷的境况之下，整个团队治疗没有出问题，预防没有出问题，谈何容易？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两个来自内蒙古的患病姐妹前来呼研所就医。在平时，这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2003年3月，那是呼研所抗击SARS最艰难的时刻，这两位姐妹千里迢迢慕名而来，深深打动了医务人员的心。对呼研所来说，这件事，成为他们心头永远的最生动的风景。

那么远的普通病人，都投奔他们来了！已经疲惫不堪的医务人员，突然被强烈地激励了一下，干劲又回到了身上。两个远道而来的姐妹深深唤起了他们心中作为医务人员的价值与责任的神圣感，他们是受了如此的褒奖——病人需要他们。

这两位内蒙古来的姐妹发着烧，有肺炎，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骗过了机场的安检，从呼和浩特飞到广州，然后直接到呼研所来。

“当时两姐妹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其中一个马上就插了管子，做人工呼吸。但两个人后来都完全病愈了，她们很开心。”

2003年3月底，就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出现了一个转机，由于医护人员积极的隔离和防护，SARS病例在广东开始下降了，病人真的开始减少了！

呼研所被感染的医生和护士也都一个个逐渐恢复健康，陆续上班了。有一个是其他医院的医生，病情最重，骨头都坏损了，差点没救治过来，恢复了好长时间，幸好没有落下残疾，后来还回单位上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