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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访问记录（1）

- 第一次访问记录（2）

- 第一次访问记录（3）

- 第一次访问记录（4）

- 第一次访问记录（5）

- 第一次访问记录（6）

- 第一次访问记录（7）

- 第二次访问记录（1）

- 第二次访问记录（2）

- 第二次访问记录（3）

- 第三次访问记录（1）

- 第三次访问记录（2）

- 第四次访问记录（1）

- 第四次访问记录（2）

- 第四次访问记录（3）

- 第五次访问记录（1）

- 第五次访问记录（2）

- 第五次访问记录（3）

- 一、乡里与家世

- 二、童年之教养

- 三、壮岁之修游

- 四、创立新式学校

- 四、创立新式学校（2）

- 五、参加湖南谘议局（1）

- 五、参加湖南谘议局（2）

- 六、膺选国会众议员与国会（1）

- 六、膺选国会众议员与国会（2）

- 六、膺选国会众议员与国会（3）

- 七、袁世凯统治时期之见闻（1）

- 七、袁世凯统治时期之见闻（2）

第一次访问记录（1）

（一）有关同盟会之史料

同盟会之史料，种类繁多，然未尽可靠。就同盟会成立情形言，以田桐之《同盟会成立记》最为可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史》中之记载则不够明确，且有若干错误。当时仿欧美三权鼎立制，设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司法部选余为部长，而冯自由竟记作判事长，盖追忆之误也。民国成立后，湖南老同志覃振（理鸣）对此事之记忆已模糊，尝云同盟会司法部主持人之名义恐非部长，而为判事长。后人以讹传讹，冯自由等均记作判事长。判事长之名称或许合理，但部长之名称乃事实也。

（二）梅乔林对总理赴桂主持北伐记载之误

余亲随总理赴桂，梅文竟未记载。当时余与总理虽非同舟，但沿途上岸无不追随，每夕倾谈，谬承宠召。

胡毅生当时未同行，而竟列名其中。当时胡毅生适奉派赴湘与赵恒惕洽商北伐，故未同行入桂。

梅乔林为广东台山人，故文中对台山人士之随行者如黄芸苏、李绮庵等记载较详，而对外省人士则多忽略。如蒋作宾（湖北人）、焦易堂（陕西人）、周宗良（贵州人）、杨少烱（湖南人）均未记载。即广东人中亦漏列陈少白、李禄超、林云陔诸人。（许崇智因病留粤，未克随行。）

陈炯明回粤一事之记叙亦不确，时陈率部驻南宁，总理赴桂林之前，先往南宁，商劝北伐。陈不表赞同，其时马君武任广西省长亦驻南宁。

军队派遣情形亦不确。实际上，邓铿派遣两团，许崇智则遣两旅，由吴忠信、许济（崇智之堂弟）分率入桂。

梅文题为“总理出发桂林日期辨正”，总理并非自桂林出发，而自广州出发赴桂，是亦应辨正也。

（三）辛亥以前余奔走革命之经过

余幼失怙，赴湘依四叔祖及六堂叔求学，适逢戊戌维新运动，思想上略受湘学报及其他译著之影响。己亥（1899）在桂，考入体用学堂，与马君武同受业于前台湾伯里玺天德唐景崧薇卿先生之门，庚子（1900）赴澳门在储材学堂攻读。辛丑（1901）至四川，秉承五叔教养，但五叔受湖南六叔谗言，防余思想激烈，禁余出外，余终日潜心苦读，目不窥园者凡三年。其后余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深感校长胡太史西岚先生及陆之、吴叔猷先生等之知遇，未几即东下赴日本留学。

同盟会成立后，余毕业日本明治大学，承四川同志荐聘，自日返国，先在四川隆昌中学教书。学生受余影响者甚众，且有被余剪去辫发者。隆昌县令有所风闻，对余渐加注意。一夜，县官来学校查询“邓先生已否入寝”，及见余果已就寝，并未在外活动，始悄然退去。此事发生以后，余遂提高警觉，复因亲友力劝，乃奔成都。

余因姊丈谢汝霖在成都法政学堂执教，故先就该校之聘。旋以胡文澜、刘存厚在武备学堂（时陈宧为监学，沈秉堃为提调），杨庶堪、林冰谷等同志在师范学堂之关系，余同时赴该二校兼课，因是顿形忙碌异常，但可趁此散扩革命思想，吸收同志，故工作极为积极。以后复接受华阳中学之聘。一时兼授四五学校之多。革命运动潜滋暗长，川督锡良亦有所风闻，下令查询各校中何人宣传革命。此时湖北党人胡瑛、刘静庵等在武昌，孙毓筠在南京被捕之消息传至，余乃急遁走上海。舟次武汉，遇时功玖之尊翁泰阶先生，与余原为旧识，知余早已剪除辫发，此时见余长辫马褂，不敢遽认。后乃告余，刘静庵等某日黎明已绑赴刑场，将行大辟，而北京美国公使因教会关系急电保释，并向张之洞抗议，且有：“该督以刘某为匪，有何确凿凭证，如妄加诬杀，一切后果唯该督是问。”因此静庵等得保全性命。余即询时老太爷可否赴狱中探视，彼云督署已有公文，下令“沿江沿海严拿孙文、黄兴及其党徒。”余仍坚欲往探，乃由静庵之弟陪赴狱中，余以五叔临别所赠之二锭银元宝（计合一百两），袖带一锭，递与静庵，聊表同志关怀而已。余因袖中藏银元宝，故负手而入。狱囚以负手而行，为死囚绑赴刑场之姿势，斥为犯忌，止之，余急转身，幸未为人窥破。

第一次访问记录（2）

舟抵上海，首遇湖南杨守仁（笃生）于英租界之《神州日报》社（于右任主办），杨即告余：“风声日急，同志多已变节，且有为满虏鹰犬者，君不宜与熟人见面。”余当晚即购船票，登一开赴横滨之日本船上。忽有二人，自称哥老会同志，来邀余登岸小酌。余已具戒心，且知对岸即中国地界，有被捕之虞，故婉拒之。彼等又询余东京之住址。余答以住于“民报”，彼等追询《民报》地址，余未携片纸，彼等出手巾，请余书《民报》地址于其上。余意《民报》地址人所周知，虽告知亦无妨也。

至东京，余即赴《民报》，向黄克强报告此事。未几，克强告余：“自称哥老会之某人果来东京，余限其三日内离去，否则揍之。”以后果有郑子良等同志为彼等诱骗回国，以下狱闻。

（四）余反对袁世凯之经过

民国元年国父让大总统于袁世凯后，余即辞参议员之职，在沪发刊《中华民报》，专事反袁。同时有周浩、戴季陶等主办之《民权报》，李怀霜（后任李协和之秘书长）主办之《天铎报》，均在上海同持反袁立场，顿得桴鼓相应之效。先是冯自由主持之稽勋局，对革命有功人士纷予官费遣送出国留学。余虽因赶回上海参加革命而未竟学业，但仍拒绝此项机会，而留沪办报，其时因租界之保护，得享言论自由，日日著论攻击袁世凯及北京政府。胡适之旧文学甚佳，尝以翻译及旧诗投寄《中华民报》。

宋教仁遇刺一案，连带搜出若干文件，其中有暗杀名单，余亦赫然列名。可见袁氏对余衔恨之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党羽鉴于租界当局已有戒备，且派印度巡捕来保护余等党人，既无法行使其暗杀之卑劣手段，乃具名向租界当局控告，诬余以阴谋颠覆国家之罪名，因此余遭英吏判决系狱六月。余虽遭缧，而报馆未被封禁，乃由汪洋、胡朴安等同志代为经营。旋以经费不支而自动停刊。余出狱时总理及吾党同志多已亡命日本，总理遣龚练百及李剑尘同志（九江人）来迎余赴日。

（五）二次革命之经过

宋案发生后，孙总理即欲举兵反袁。但党人多犹豫。国民党籍之四都督，湘督谭延闿、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亦多有苦衷，而不愿与袁决裂。时粤省内部不和，陈炯明为客家，而胡汉民属广府，客广之间向多隔阂，而炯明复具野心，益以黄士龙之掣肘，汉民实自顾不暇也。安徽民贫兵少，柏文蔚无能为力。湘潭出身阀阅，对于革命冒险原未热心。故真能响应讨袁者唯李烈钧一人而已。上海会议时，四督之中仅李出席。但李于会中表示，时机未至，如必欲讨袁，亦须俟四督向袁辞职以后，方能行之。盖就法理言，未辞职之前，四省都督如举兵讨伐总统，无异犯上作乱也。

黄克强初亦感手无寸铁，力不从心，故对举兵与否，持模棱两可之态度。后碍于孙总理之坚持，克强始勉允出力。

时程德全（四川人）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

当时南京驻军三师，冷御秋（遹）之第三师与章梓之第一师均似可用，陈之骥统第八师，陈虽为冯国璋之女婿，然亦赞同讨袁。孰料各部中下级军官先已为袁收买。故宣布独立未及三日，部队已尽散矣。上海报载黄克强已走避，余等初犹不肯置信，未久消息传来，证实此说，总理大怒，忿欲亲赴南京，力挽危局。同志等苦苦劝留。同时英国租界当局宣布驱逐孙某离境。总理不为所动，盖总理熟悉国际惯例，其时已成举世闻名之政治犯，租界当局不敢轻予驱逐也。

此役失败之前，林虎尝在江西奏捷。克强既弃走南京，邓鼎丰等所统部队感群龙无首。先遣人来沪邀余前往主持，余以不谙军事，又无克强之人望，故婉却之。未几何海鸣被邀往南京，何胆大妄为，赴南京后亦尝苦撑数日，终无补于大局。

第一次访问记录（3）

（六）在东京调停总理与黄克强、胡汉民等党人间之龃龉

余出沪狱抵东京，首访居正、田桐各同志。彼等告余，孙黄之间，意见颇深。又略述同志反对盖按指印等情形，请余出面调停。余即往谒总理，寒暄之余，余探询导致同志隔膜之原因。总理喟然曰：“革命之所以失败，乃因党员不听命令。汝等党员既不听命，余可另组一党，他日请美国之罗斯福，法国之克里孟梭，德国之兴德堡为余顾问，岂不胜汝等千万倍乎。至于发动革命奔走起义，余则号召三合会可也。”总理滔滔不绝，纵谈数十分钟，余殊觉无词以对。旋询余是否赞成入党，余表示服从。总理即出示誓约，上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等语，余表示不但能决心反袁，其余亦可接受。总理遂稍展笑容，复曰：“克强与汉民等如肯来归，余当然不至拒人千里之外，如彼等犹坚持己见，余又何必强人以所难?”

余乃往访克强。克强对总理略有微词，反对陈英士甚烈。克强与汉民之间尚无隔阂。

余再访胡汉民。汉民向余诉屈，牢骚殊多。余乃婉转劝汉民勿作气愤语，且再三以团结奋斗相勉，余谓汉民曰：“目前余等同志且苦人手不够，亟需吸收新同志，以图与袁党决斗，岂可内部再闹分裂?我等旧同志且闹分裂，岂能再延揽新人?”汉民颇动容，余乃告彼：“总理颇念旧人，尤念兄等诸同志，一切均可商谈，唯盖按指印一点，总理绝不通融，其实此点并不严重，外国亦渐通行此种办法矣。”余认为汉民似有转圜之余地，乃再赴总理寓所（在头山满家）谒总理，婉转告彼曰：“汉民等对先生并无成见。唯最惧先生之叱骂，故不敢来谒。”总理已允许不对汉民等叱骂，然后，余再往劝说胡、廖、朱诸人，如此往复奔走，好像媒婆一般，两边说合。终约定一日，余陪汉民赴头山满宅拜谒总理。见面之后，两人相谈甚欢，总理忽问汉民近做何事。汉民答以正攻习英语，总理笑谓汉民曰：“余可介绍汝一位好老师。”原来即宋庆龄也。以后孙胡之间，日趋融洽，胡毅生、廖仲恺等亦相继来归，惟朱执信始终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直至民国九年在广东经总理再三解释，方正式入党。

（七）余与许崇智（汝为）之关系

许崇智或因先人游宦闽侯（按：崇智为许应之侄），而久居福建之故，满口闽语。其妻亦然。二次革命，许举兵福建，其讨袁之檄文乃余之手笔。时余方主持中华民报于上海，一日获许之电报，略谓各事俱备，独缺檄文一篇，余急草就一文寄往。此时许尚未入党，以后许之入党，余亦尝努力促成之。

二次革命失败后，起义同志多避匿东京，汝为亦至日本。孙总理嘱余往劝汝为加入中华革命党。许颇犹豫，谓余曰：“入党与否，无关宏旨，余事实上已为革命效力。”余再三敦促，彼始答应俟其游鹿儿岛后即加入中华革命党也。后许与陈英士（其美）往来渐密，英士亦乘间劝之，然许君返东京时，余已随克强离日本赴美矣。大概由陈其美正式介绍入党。以后中华革命党之军事部，即归许负责。

（八）余劝林虎入党

总理闻余有意赴美攻读，即谓余曰：“君如离去，恐再无法使林虎入党矣。”林虎亦桂人，保定军校出身。头脑简单，枪法颇佳。辛亥之际，广西巡抚沈秉堃响应独立，而不敢亲自率师北伐，乃遣臬台王芝祥督师赴鄂。时林虎与邓鼎丰二人均隶王部任团长。临时政府时期均随军至南京，二人与余均熟稔。

二次革命失败，党人亡命东京。总理欲重行组党，令众人宣誓服从党魁，并盖指印于誓约。李根源、李烈钧等均表反对，尤其按盖指印一点，在时人心目中与囚犯无异。故林虎对于入党，亦颇犹豫。总理屡嘱余以私谊说林虎入党而未成功，故虑余离日本后，无人可劝林入党也。余则答总理曰：“林君之入党与否，自有其主张，未必以余之去留为进退也。”

（九）再度赴美留学，与在美从事党务宣传

余既非军人，亡命东京，于革命事业亦无裨助，故决意赴美继续求学。总理初欲挽留，告余曰：“吾辈革命同志但能求得一种指挥他人的学问，即已足够，何必孜孜谋求学位?”后见余去志颇坚，乃允余留学，且为余亲撰介绍函与旅美华侨。余遂与克强同舟赴美。

此次同行赴美者，尚有徐申伯（徐宗汉之弟）、李书城、石陶钧（醉六）诸君。李、石二人均文武全才，一时之俊杰也。李书城亦日本士官出身，大约与何成濬同学，而与云南李麻子（根源）颇相投契，以后二人热心欧事研究会。辛亥武昌起义时，书城原为克强之参谋长。书城之投共，盖因其弟汉俊为共产党，遭国民政府捕杀之故。石醉六于护国军起义时佐蔡锷（松坡）为参谋长，以后林森主席时代尝任国民政府参军。

第一次访问记录（4）

余于191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该校政治系主任教授毕尔德（Prof. Charles Beard） 对余颇赏识，且称余为葛苏士（Louis Kossuth），且尝为余邀请纽约时报等报馆记者，请余发表公开谈话暴扬袁世凯罪恶。以后余亦数度撰文投寄，为革命广事宣传。

当时胡适之、蒋梦麟等亦在哥大，同住哈特利宿舍（Hartley Hall），彼等攻教育，余则习政治，彼等常在师范学院（Teachers School），与余不同班，且志趣亦各不同，惟余尝介绍彼二人与黄克强相识，梦麟更以此为克强译政治学书，每千字获酬金三元，于旅费不无小补云。钮永建、锺荣光等来美游历，余招待之于哈特利宿舍，宋子文、张福运、张彭春等此时亦在哥大。彼等皆不敢谈革命或且反革命，而与余同志者尚有谢英伯、黄芸苏、蔡憎基、梁基泰、张奚若、严庄、王夏、陈伯庄、谌湛溪等，皆一时英俊。

余在哥大同时攻读两种学士学位，缘余为广西官费资送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习工程，已读至四年级，因武昌起义匆遽返国，二次革命之后，再度赴美，半工半读，且主办纽约“民气报”，幸伊利诺大学所得学分，哥大均予承认。该校威廉士（Williams）教授颇器重余，初谋面彼此倾谈至二小时，随即用电话商于教务长，许余攻读新闻学与政治学两种学位，一年之后正式毕业，适讨袁军兴，奉总理电促归国，此即1916年也。

民四，余以哥大休假，适旧金山万国博览会开会，中国国民党亦开恳亲会，承林森邀宴，在座有林柏格律师父子、林柏格小姐、诺门（Norman）律师等多人，犹忆小林柏格此时不过八九岁之童稚，其姊则已亭亭玉立矣。近人每谓小林柏格为总理至友，且根据其所著《孙逸仙记》，撰写总理史迹，余每闻之，不禁失笑，曾是三尺童子而与总理为至友，且能熟悉其生平乎?但诺门律师则确为总理旧友。民前八年（1904），总理自檀香山赴美，抵旧金山，为华侨保皇党人运动，关吏阻难，拘留候审所中，赖致公堂同志延请诺门律师辩护，得交保释出。（以后孙科主持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时，且延诺门为法律顾问。）当时余见诺门，身材短小，而老林柏格，高逾六尺，老气横秋。席中曾以前辈口吻询诺门操律师业之年历云。

民国四年（1915），美国举行万国博览会，旧金山国民党支部趁此机会举行华侨恳亲会，颇极一时之盛。其时国民党支部由林森主持。林森亦为二次革命后亡命海外者，先在檀岛，后赴旧金山，始终主持党务。邓亚槐当时仅十八、九岁，佐林森，颇热心党务，今在台北复兴中学执教。关于此次恳亲会之情形，余已撰就一文，存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余自哥大赶来参加，孙科亦自加州大学（Univ. of Calif.）来。万国博览会中有“中国日”，孙科、李锦纶（Frank Lee其母为德裔美人）及余三人前往发表演说。林森不善英语，故未演说。当时孙科就读加州大学农科三年级，平时并未兼顾党务。余与克强赴美之际，总理尝致函孙科，谓孟硕学问颇佳，尤精数学，嘱其“师事之”。孙科待余亦甚恭敬，且在Y、M、C、A为余主办演讲会一次，邀余主讲在沪系狱经过。余曾任民元临时参议员，故孙科称余为Senator，吹嘘颇力，来会听讲者因此甚众，且表同情焉。

（十）余对升官发财毫不介意

总理在广西主持北伐时，广西银行乏人主持，总理以余为桂人，尝欲令余负责。余婉却之。总理乃请陈少白主持。未几，即因讨伐陈炯明，余等相率离桂。

陈炯明兼广东省长时，廖仲恺为财政厅长，总理又欲令余负责党内财政及华侨捐款，余复拒却，盖此职易召人怀疑也。

广东发财之机会极多，均不值余顾盼，一名警官，可年入万余，并非贪污。香山县长一任，如不事聚敛，仅坐收陋规，即可积钱十万。陈炯明尝派吴铁城署香山县。但值之（焘）亦一度主香山县政，廉介自持，乡人敬仰，有但青天之名。广东各级机构中以兵工厂、官银钱局（即造币厂）与官煤局三处为肥缺，清末督抚多派其亲信出任。若余想发财，迳向当道干求，何患不达目的，但余拙于自谋，从来不作是想。

第一次访问记录（5）

余对官位亦不热中。总理发表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之先，尝欲任余为省长。余坚让君武，时陈炯明亦欢迎君武，总理谓要君武任秘书长同去北伐，而屡屡表示桂长属意于余，汉民别有用意，巧谓总理曰“先生如发表孟硕为省长，陈炯明必欲杀之而甘心”云云。其后，马君武终为李宗仁部俞作柏驱逐。李宗仁原为君武之卫队长。马被绑缚，李奔至，涕泣慰问，未知其真伪何如耳。卫队将马君武随身之手表、金丝眼镜等尽行搜去，马再三苦求，方发还眼镜。马君武挈眷搭船逃难时，其爱妾中流弹，肚肠溢出。君武目睹惨状，放声大哭。余等返抵广州时，陈少白向余道贺。余讶曰：“何贺之有?”陈曰：“贺君未尝因福得祸也。”

总理五次邀余出长广西，余均未接受。总理尝亲口赞余“民国成立之初，无人料到袁氏有帝制自为之野心，唯邓孟硕一人，洞烛其奸”。

（十一）赴德主持党务

总理先派朱和中主持德国留学生之党务活动，朱返国后，继派余前往。一面与卢尔区实业家Stinnes、德国参谋长Von Seck等人联络，一面秘密进行党务。当时之所以未敢公开以国民党支部主持人身份赴德者，盖顾虑英法等联盟国之反对，与北京政府所派公使魏宸组之破坏也。此时国民党海外部长由林森担任，邵元冲主持美洲党务，余则主持德国党务。

今日在台国民党同志如谷正纲、正鼎兄弟在德留学与余等同时，朱家骅也在柏林攻读博士学位。朱君原欲读工学博士，但据一位德国教授告余，自马君武以后，德国政策改变，不准外籍学生攻读工学博士，故朱君攻读地质学荣获哲学博士。余尝识朱君，在张静江寓所。及抵德，朱君初不知余为国民党派遣之负责人也，与余晤于魏宸组公使宴会中，旧雨重逢，彼此欢洽。朱德、高语罕等共党分子，此时均在德国，朱德且携妻同往，大约彼带往若干款项，供给留学生中之共党分子。朱德头脑糊涂，未正式上学，高则为学生。湘籍留学生中之共党分子较多。有廖焕燊者，后战死广东，为瞿秋白之干部，余至今记得此人，不习弹舌音，尝读Revolution作Hefolution，人莫不非笑之。此时国民党已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故与共党学生时有往还。国民党开会，彼等亦常参加，国民党同志有以此相责者，余辄答以负责办理德国留学界党务，依联俄容共之政策，不能不一视同仁云。一日老友陈启修（蜀人，尝任北大经济系主任）来德国。朱德、高语罕遂邀启修与余夫妇同往德国工业大学，发表演说，适逢外蒙独立，余乃登台演说，朱德继之，竟对余之意见横加驳斥。

此时为民国十二三年间，余适在德国，不及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以后闻张知本告余，总理原欲提名余与邵元冲二人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廖仲恺力加反对，遂改任余为候补委员。廖仲恺等固早已洞悉余之思想不能与左派妥协也。

十二年秋，邵元冲来德国。元冲为余至友，彼与杨庶堪（沧白）之加入中华革命党，亦由余引介。是年夏，元冲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得M.A.学位。适蒋公访俄，电邀相劝，故自美经德赴莫斯科与蒋公相会。元冲之英语不甚娴，德语尤不习，此时余已能操德语，故导之参观西门氏工厂等地，共游数日。临别，大雪纷飞，余不禁惜别之情，亦有意赴莫斯科一游。元冲则告余，俄国革命后，共产党政府控制一切，外人入境极为困难。劝余不妨一试，但须先设法获得苏俄驻德领事之签准耳。

（谈话至此，孟硕先生夫妇招待本所访问人员共进晚餐。以下谈话为进餐时同时进行者。）

（十二）赶返北京，与总理逝世前后北京之党争

余于十四年正月经西伯利亚赶返北京。事先总理急电相召，而未以病况告余也。过莫斯科时，彭昭贤（山东潍县人）方任驻俄使馆秘书，李家鏊为代办，设筵为余洗尘。席间有一白俄，余询彼是否满意苏维埃政权，彼不敢置答，张皇四顾，然后微摇其首，可见人民恐怖之一斑。临行余托彭君代购俄文“苏联宪法” 一部，作此行之纪念。于西伯利亚之火车上，余夫妇同宿一车房中，有红军军官一名，强欲入室同宿，余操英语、德语解释，彼均不能解意，后经一德人翻译，告彼余等二人亦革命党人，为孙逸仙之党徒，彼始悄然退出。

第一次访问记录（6）

余回北京，到北京饭店，欲谒总理。时总理已病笃，孙夫人宋庆龄迎余于客室中，而阻余面谒总理，谓医嘱毋得会客。盖余于德国曾上总理万言书，痛陈共产党阴谋。此信为孙夫人、汪精卫等截留，故对余具戒心。以后在北京亦与鲍罗廷、李大钊等会面。鲍一见面，即谓余日：“I know you are German School（我晓得你是德国学派）”。余立答之曰：“No， I’m Chinese School（不是，我是中国学派）。”在北京余渐察知国民党左派人士已深悉余之立场，且对余存敌意。又一次，鲍罗廷告余，总理所患乃肝癌绝症，恐不久人世。并询余以何人可继续领导革命。余答曰：“革命自需继续，至于何人可以领导，一时尚难推测。”鲍即进一步探询，曰：“余认为廖仲恺是最适当人物。”余支吾良久，徐应曰：“Ye-ye-ye-s”。鲍罗廷察觉余语气游移，颇表不满，谓余应断然答应“yes!”而不可作“ye-ye-ye-s。”

余到京未久，加拉罕大使正式邀宴国民党人士。赴宴同志中，李石曾、丁惟汾、于右任、白云梯与汪精卫等均左倾，而余与李烈钧、居正、田桐、石青阳、杨庶堪等则被目为右派。（余始终谢绝宴会，未尝涉足苏联使馆。）

二月一日，在北京饭店开中央执行会议，在京重要同志，除张静江因病未赴外，余均出席。李烈钧、柏文蔚、石青阳、居正当时均为执行委员，余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列席，杨庶堪则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以上数人均为左派所敌视。以后加拉罕在大使馆开会，左派人士咸参与；惟余等甚少列席。何香凝、宋庆龄常参加会议。邹鲁此时与汪精卫、廖仲恺、何香凝等颇接近，其态度似可左可右之间。

其次为金佛郎案，在铁狮子胡同总理行辕举行会议，两派人士均赴会，此日于右任因事未往（此时于已左倾，拥汪精卫甚力）。会中居正与丁惟汾发生争执，居勃然大怒，攘臂而起，曰：“老子要揍你!”丁抱头鼠窜而去。可见当时左右派竞争之剧烈。

对于继承人选，有图拥汪（精卫）者、有拥胡（汉民）者，亦有拥廖（仲恺）者。事实上亦无人具有与孙总理相埒之声望足以继起领导也。吴稚晖一度提议拥蔡孑民为首领，余立予反对。余鉴于蔡回国过上海之际，尝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并不反共也。然蔡早时出任北大校长，余亦竭尽绵薄，余固对事而不对人也。

总理逝世以后，党魁问题一时既无法解决，党人遂纷纷作南归之计，同时亦各谋增厚实力，广结同志，准备回粤以后活动。此一时期，先后向余拉拢者有三人。汪精卫于总理逝世之前，即约余密谈。汪善做作，对余执礼甚恭，以“邓君”相称，曰：“先生已病危，恐难有起色，今后愿与君共同奋斗。”余察知汪之意图在拉余为彼“抬轿子”而已，故未置可否。汪见余态度冷淡，遂不再深谈。第二次为宋庆龄。宋见余在京态度激烈，再三劝余返广东。余婉拒之。盖此时余在北京学生界中之工作似尚乐观，不愿轻离也。第三次为孙科，拉余至彼卧室中，曰：“我辈反共亦必返广州始有前途。”余告以，愿在北京继续努力革命与反共之事业。

（十三）北京学生与西山会议派之纠纷

北京学生界，余原已有关系，此次自德返国后，学生界知余为孙总理之信徒，益表欢迎。当日孙总理北上之时，北方学生对其钦仰之热烈，诚非笔墨所能形容。朝阳大学反共学生最多，徐天权等为学生领袖。交通、法政、北大各校亦有反共学生。

西山会议派之与北京学生发生冲突，固非始料所及。西山会议为谢持所发动。谢持为该派中之头脑最糊涂者，彼竟表示：“反对赤化是应该的，反共则不可。共产主义为一种学术思想，可予研究。”彼竟不知“赤”与“共”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总理在世之日，亦尝责骂谢持之低能。此次大约得广州第一军方面之金钱支持，便以此拉拢戴季陶、石青阳等穷困潦倒党人，在西山总理灵前开会。（蒋公率第一军在粤从未显然反共，但从事戒备而已。)闻其在开会时尝以手指左方曰：“左的在这边。”又一指右方曰：“右的在这边。”可见其立场矣。

西山会议派虽标榜反共，而是非不明，敌我不分，且倾轧争哄，自坏长城，林森有言：“余与孟硕私交虽笃，但余同意谢持之主张。”此一时期余曾著《为什么要反共产》一书，印一千册，交石青阳散发，以广宣传。

一日，安徽退伍军人王亚樵，率众赶往会场，打邵元冲耳光，复绑囚戴季陶。事后王等来与余商量，余颇不谓然，且嘱彼等从速释放戴季陶。从此西山会议派多对余衔恨，彼等误信此举为余所指使者。其中居正、石青阳对余尚无甚恶感，林森亦能谅解。而戴季陶恨余最切，叶楚伧等对余亦始终不谅。其实余与楚伧原有交谊，叶在上海筹款办报，得余助力最多，余尝引之往谒总理；叶至广东，余复介绍于胡汉民、廖仲恺，然后彼乃有钱维持民国日报也。

第一次访问记录（7）

（十四）有关王懋功之评述

日前中央研究院邀宴诸参加口述民国史访问之党国元老，余见王懋功亦在座。此人之背景余固有所听闻，不敢不详告诸君，供贵所访问计划之参考也。

王某保定军校出身，与国民党之渊源甚浅。初隶桂系马济部下，其后在黄大伟部下。民国十年讨伐陆荣廷一役，黄大伟统兵赴广西龙州，王亦随之。余等在羊城，数月未获黄部之音讯，众咸为之担忧。黄氏眷属住广州天主堂街，亦颇忧虑黄之安危，一日，滑息传至，黄部王懋功奏捷。从此中央官始稍稍注意王某。以后黄大伟在闽与许崇智相争不下，总理旋调黄离闽。此时王懋功大约始终随黄行动。

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王懋功以善逢迎，又为掌握实力之军人，因此渐成汪系要角。王某对精卫之卑躬屈节，余尝亲见之。至于王之获汪赏识，初或由陈公博、顾孟余等引介。

抗战时期，汪组织南京傀儡政府，而王未随往，是其受蒋公重用之关键。其次在重庆举行中央纪念周，蒋委员长将讲稿预先油印分发出席同志，及开会，王因事先未看，一时竟不知所对，蒋委员长勃然发怒，当众大骂。事后，党内同志纷向王某贺喜，盖任何人能幸邀蒋公大骂之后，即获美缺也。未几，王懋功即获发表为江苏省主席。

王为徐州人，当时江苏大部地区沦陷，无兵无钱，江苏主席一职，各方多表冷淡，而王懋功方与汪精卫断绝，蒋公乃欲以此职相酬。某晚，陈树人邀约餐叙，席间王亦在座，王坦白承认，方考虑是否接受此职，据彼自称仅有一条枪，如何能走马上任。及王赴任，抗日战争旋胜利结束，诚为彼之幸运也。

第二次访问记录（1）

（一）同盟会之渊源

同盟会乃由许多热心革命之团体联盟而成，并非如若干人士所云，同盟会与兴中会为一脉相承者。关于此点，有孙总理之电报为证。同盟会成立后，孙总理尝电令檀香山兴中会员一律换写誓约。设同盟会仅为兴中会之扩大，而非革命新团体，则党员何须重写誓约耶?且同盟会之喉舌《民报》以“二十一世纪之支那社”为基础，而“二十世纪之支那”乃华兴会员田桐、宋教仁等所创办，亦与兴中会无关。此为史实，固毋庸讳饰也。

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乃加盟团体之较大较著者，以外尚有各种热心革命之小团体无算。同盟会成立之先，余与吴鼎昌、康宝忠、刘节初诸同志亦组一小团体，并无正式名称，复无适当之领袖；唯热心国事，倡言平等、自由。黄树中（复生）旋亦加入。复生乃穷学生，来东拟习印刷术，因川人陈道循（道循尝在东京宏文书院速成师范班）之介绍，与余等结识，过从渐密。此一时期余等尚未提出鲜明之主义；如必欲冠余等以一种主义，则可称之曰“无政府主义”。盖此时余等方醉心于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之学说，且为文阐扬法国大革命之史实也。当时留日学生所办之革命刊物，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江苏》、《湖北学生界》、《鹃声》，《译书汇编》均欢迎余等投寄文章与翻译。迨同盟会成立，此等小团体乃相率加入。

（二）孙中山先生当选同盟会总理

中山先生之当选总理，在1905（乙巳）年7月30日开会时所决定。由黄克强提议，全体鼓掌通过，而未经投票之手续也。中山先生自伦敦脱险以后，已成国际闻名之革命家，而东京留学界之革命思潮正日趋澎湃，惟无人能领袖之。故先生此次抵日本，即当选同盟会总理，亦可谓众望所归。至于黄克强，虽因湖南马福益一役而扬名，若论声望，尚不能与中山比肩，且克强素性谦逊敦厚，对中山极敬重，其推荐中山乃出于至诚。否则，不率华兴会同志加盟也。克强对东京留学界较为熟悉，此已为其第二度来日留学（按克强首次来日在宏文书院读速成师范，此次则读速成政法），复有湖南革命之资望，故克强对于同盟会之促成亦与有功焉。同盟会成立之初，既无湘粤之分，亦未闻孙黄之争，故内部颇为团结。

（三）同盟会章程与负责人选之决定

同盟会之章程，在八月二十日第二次大会上提出通过。因急于成立，并吸收会员，故负责人选，当场决定。执行部同志由总理指派，其他各部主持人均为选举产生者。当时余被选为司法部长，事前毫无准备。因四川同志出席者，多与余相识，且有若干为余旅川时之同学。大都知余热心负责，故余侥幸当选。关于同盟会成立之情形，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二辑可以参阅。惟其间亦不无错漏，故余尝致函该会主任委员有所更正。贵所可抄录该函，以备参考。（按：原函见附录一。）

（四）同盟会之名册

同盟会仅存之名册，为何天炯同志所保存者，亦刊于前述革命文献第二辑。其中主盟人与介绍人之姓名颇有阙漏，乃因当时之加盟为秘密性质，唯恐泄露，故主盟人或介绍人亦有不署姓名者。当时由余引介加盟之内地各省同志颇多，余亦屡为清廷鹰犬所注意。

（五）同盟会之风波

孙总理被日本方面资遣出境，未几，风潮即起。章太炎、陶成章等以孙总理不应接受日人之赠款，大事抨击。太炎出诸书生之偏激，成章更推波助澜，刘揆一时任庶务干事，尚能顾全大体，调停各方。此时余适在东京。宋教仁辈对于总理此举均感不快，余等甚至对革命前途亦稍感沮丧。至镇南关之役起，同盟会内部风波即自动消弭。其时刘光汉亦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光汉本人未必有何恶意，但刘妻及其表弟汪某似别具用心。

（六）有关同盟会之若干回忆

余主持司法部，惩戒会员之案件甚少。记忆所及，似仅有一件。同盟会成立未久，宋教仁向余检举一位会员。余颇感为难，事实上亦无法予以处分，故劝宋弗为己甚。以后改开联合会，各项事宜均由各部负责同志共同商讨决定。

第二次访问记录（2）

宋教仁与余颇熟稔。宋、黄（兴）、张（继）与余等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编辑部）聚首。宋颇具才识，亦擅词令，喜作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

张溥泉（继）河北沧县人，有燕赵男儿之气概，为北方革命人物中之第一人。彼虽非兴中会员，但结识孙总理颇早。此时攻读早稻田大学，能操流畅之日语。余常见其悲歌慷慨，尤当酒酣耳热之余，常以日语高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歌声至今犹余音在耳。溥泉重义气，深获同志之敬重。

陈天华常来余之寓所（神田区锦町明光馆），默坐移时，不发一言。然其为人极真挚，恒具悲天悯人之怀。长发披肩，衣垢不浣，至今印象犹新，不图葬身鱼腹，而志以殁，可哀也已。

民报发行人，初为张继，后为董修武。修武蜀人，富毅力，尽责任，为极好之同志。修武与余同住。董鸿诗、陈新尼、谢静安亦与余等同一寓所。另一川籍同志黄复生亦常来余等寓所谈天。复生醉心巴枯宁之学说，主张牺牲，其日后之思想行为盖于此时已可略窥端倪。后在横滨随梁慕光习制造炸弹术。复生原名树中，以后参加革命谋炸摄政王一役始改名。

东京诸同志中，就余所知，皖人程家柽之日语最佳。家柽娶日妇，习农科，毕业东京帝大，为留学生中之佼佼者。家柽极热心党务，且为当时最崇拜孙总理之一人。余初见其对总理之殷勤照拂，误认为阿谀逢迎，深耻之，以后方知其天性热诚也。

曹亚伯亦为热心分子。在英国习矿冶，结识孙总理于伦敦。亚伯为基督教徒，极虔诚，逢人即摩顶祷告。余识家柽、亚伯等均在《民报》社内。民国十九年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竟为国民政府所查禁，据闻语涉谭延闿之尊翁（延闿父锺麟，清末任两广总督，尝压迫革命党人），遂为延闿报请政府查禁。

东京留学界，就发式而论，可分两派。一派剪发，一派则挽发于头顶，类妇人状。朱执信（大符）即挽发于头顶。朱蓬首垢面，肮脏已极，指甲常积污垢，但文章颇佳。《民报》刊载之文章，以汪精卫、胡衍鸿（汉民）与执信三人为最多，而余之印象中尤以精卫为冠。黄侃与廖仲恺亦间有著作发表，唯为数甚鲜。

杨度此时亦在东京，彼与黄克强友善，未知其是否原属华兴会耳。其聪明才智度越恒人，以第一名毕业于东京速成政法班，汪精卫为第二名。杨为王闿运高足弟子，与梁启超交往甚密，或为其日后趋向立宪派之渊源。

（七）为黄克强递信蔡松坡

镇南关一役，克强原欲邀余参加，因余已计划回广西，阳则谋藉官费资遣美国留学，阴则由克强亲笔致书蔡松坡，而嘱余转交。松坡方执教于广西讲武堂，克强嘱彼于镇南关起事成功后，在桂策应也。

张鸣岐时为署理广西巡抚。鸣吱在清末以开通大吏自诩，喜引用留学生。余与陈启修相偕返桂，即往谒张，颇获礼遇，盖未尝知余等已加入革命团体也。蔡松坡亦在张处，身材短矮，此为余初次识蔡，余于辞出时即以克强密函袖交之。沈雁潭（沈觐鼎之尊翁）时在广西为候补道，亦为开通之士，以余等为留日学生，故常相往还。

（八）山东革命前辈谢鸿焘先生与夫人（本节为邓夫人谢兰馨女士口述）山东革命活动全为先父鸿焘（一尘）府君所策划，顾以先父自安恬退，功成不居，故近人知之者日尠，而于山东一省之革命活动复多讹传。故愿趁此机会与诸君一谈，亦所以存革命史实之真相也。

第二次访问记录（3）

先父母之婚姻乃凭媒说合者，而先父爱慕表妹，因此婚后生活并不融洽，妇姑间又多诟谇，故结褵未久，先母即随先父东渡游学。旋相偕加入同盟会，先母且得以结识秋瑾女烈士，心仪其人，故改名秋仪。先父母未几即归国，先后设立东牟公学与端本女学于烟台。以学校为宣扬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势力之机关，且于东牟公学之中，设警察班，盖图训练革命人才也。以后烟台独立，参与其事者多为先父之学生。攻黄县一役，死伤枕藉，达三百余人，文登县死难五十余人，县长丛琯珠、皮琦珠被钉死于城垣，又诸城县约三百余人举义，被清兵歼灭，此皆东牟公学学生之为革命而牺牲者也。民国以后，若干著名将领如商震（启予）辈均东牟之学生。今在台立法委员中有蔡君自声，年近八十，亦先父之学生，对于当时情形当可提供诸君若干口述资料。先父创办东牟公学，教育山东革命人才，固有其不容抹煞之功劳也。而近人竟有谓东牟公学乃丁鼎丞（惟汾）先生所创办者。鼎丞先生固亦为山东革命之前辈，自有其功业可资纪念，先生如仍在世，必不愿掠人之美也。而东牟公学之得以设立，尤赖先母之毁产兴学。缘先外祖父马桂芳先生，前清进士，游宦闽台，尝任官今宜兰县，于退隐后，以宦囊所积，购置田产。以钟爱先母故，所馈妆奁甚丰。先母自日返国，即变卖陪嫁之田产三百亩，斥资兴学。此均不容窜改之史实也。先父办东牟公学四年，余时为十余岁，已能解事。记忆所及，丁鼎丞先生似从未一履校门。校中有外国牧师Good Covr君执教，彼取中文名魏丰年。余等均入教会，校舍为教会所让出者。先父为进行革命，避免清廷干涉，故托庇教会。但东牟公学则并非教会学校。

辛亥武昌起义，山东响应独立，乃先父冒险赴省游说孙宝琦，始获成功者。当时孙坐拥重兵，先父只身往说，亦可见其过人之胆识。先父旋奉派为山东代表，赴南京，参加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而宝琦在鲁捕党人甚急，先母乃举家走避青岛。

烟台之独立，亦先父所策划成功者。不仅东牟学生参与是役者不少，即胡瑛之出任烟台都督，亦出诸先父之力荐。党人虽欲推先父为都督，而先父以素未习兵事，又与党人胡瑛相稔，故推之为都督。胡瑛遂率数百兵卒前往。以后胡竟力阻先父，不令与孙总理、黄克强接近。

袁世凯部署帝制，胡瑛应召北上，袁任为高等顾问。时先父在鲁主持留日预备学校，周自齐督鲁，虽畀先父以顾问名义，而颇注意先父之动静，虑其有反袁之举动也。先父颇不自安，而适获先祖母病耗，即欲归去，然以家姊即将毕业，故又稍事勾留，俟家姊完成学业，即举家迁避棲霞故乡。胡瑛尝图牵先父为帝制效力，先母大怒曰：“如此又何必当年冒险革命?”在此期间，袁氏鹰犬百计搜觅先父亲笔墨迹，图加陷害。故先父素年未敢提笔。迨袁氏病卒，先父闻讯展颜，谓余等曰：“袁氏一死，我觉得天都高了!”可见其心情之一斑。

先父隐退之际，曾赋《稷下留别于范亭》一诗以明志。于范亭为民初国会议员，而于帝制筹备期间列名劝进表。民初，选举国会议员，先父索性淡泊，且颇灰心于世局，故退而支持于君竞选议员。先父与于君固非泛泛之交也，孰料于君担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时，竟诬先父列名劝进表，以图自饰。世途之险，人心之叵测，良可慨也。

安怀音君尝来余夫妇处，取得若干有关先父母之资料，写成《烟台东牟公学》与《谢鸿焘遗诗反共》两文，刊诸报端，诸君可予抄录，以资参考。

先父工诗，有诗集一册传世，章太炎先生于逝世前不久亲为题跋，誉为“幽情胜气，过绝于人”。余拟在台重印。太炎先生且为先母亲撰《谢君马夫人六十寿序》一篇。贵所可留存一份，以资参考。

第三次访问记录（1）

（一）马丁姓氏之辨正

民国十年冬，共产国际所派代表来粤桂有所接洽。此人正确姓氏应为“马丁”（Martin），而世人多记作“马林”（Maring），或谓当时张溥泉负责招待，故根据张之回忆。其实溥泉记性甚劣，其回忆未尽可靠。且此时溥泉奉总理命，在穗主持国民党特设办事处，不能陪马丁来桂谒总理。余时任国民党广西支部部长，奉命招待马丁。当时桂林之建筑以广西银行较为堂皇，且已有电灯设备，故招待马丁于此处。犹忆马丁一路跋涉，沿途所见皆为农舍陋屋，及抵桂林，见电灯辉煌，竟跃然大喜，曰：“吾今乃复履文明世界矣!”余亲自款待之，对其姓氏自较他人为清楚也。关于马丁来桂谒总理之经过，拙作《马丁谒总理纪实》一文可供参考，见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九辑。

（二）胡毅生贩盐助北伐军饷

马丁来谒总理，正值总理在广西积极督师谋北伐之际。此时因陈炯明之掣肘，颇困于军费之短绌。胡毅生任参军长，先奉命赴湘说赵恒惕，谋假道湖南北伐（此点前次已谈及），以后毅生部下林树巍来广西，沿途竟随运食盐多达数万斤，民船数艘装运来桂。一时颇招人诟病，以为胡氏昆仲贪敛至于如此。其实此举固得总理许可，图稍补北伐之军费也。

（三）梅乔林之出身

梅乔林对于总理赴桂林督师北伐一段回忆之若干错误，已于首次谈话中指出。梅文所漏之粤人李禄超今犹健在，居香港，当时任总理之英文秘书。按梅乔林原为美国芝加哥华侨。美国华侨多来自广东台山，梅亦台山人。民初任总统府秘书，在冯自由属下管理电报。晚年因冯之介绍，得与党史会发生关系，现竟以元老资格，常撰文述革命事迹矣。

（四）莫纪彭瞎捧冯自由

中国一周第四一六期（民国四十七年（1958）四月十四日台北出版。）莫纪彭有《哀悼冯自由先生》一文，比冯于西汉司马迁犹感不足，竟谓冯为史迁之后裔，有司马氏之血液，未免令人发噱。莫原为陈炯明之部下，为参加黄花岗一役少数得庆生还者之一。莫尝自称为吴稚晖之拜门弟子。

（五）一帧开国纪念照片之人物

国父年谱刊有“国父就临时大总统职”之照片一帧，此张照片弥足珍贵，照上诸人多已谢世，成为历史人物。惟此照并非摄于临时大总统就职之时。临时大总统就职在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子夜一时正，当时并无闪光灯之设备，故无从摄影也。及二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宣布退位，孙总统以民国缔造，备极艰辛，而竟能及身见其成立，堪告慰祖宗，乃率文武官员及参议员往祭明陵，于出发前在南京旧制台衙门大堂前摄此照片，以资留念。

照片上孙总统立于前排中央，右手持帽。其右手依次为黄兴、蔡元培、徐申伯等，其左手依次为赵士北、魏宸组、胡汉民、黄大伟、陈宽沆诸君。徐申伯为徐宗汉堂弟。赵士北为参议院议长，故得立于孙总统之左侧。民国肇造，方盛倡三权分立之说，盖表示尊重民意也。魏宸组时任外交次长，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黄大伟任参军长，陈宽沆为陈宧之侄，其时任孙总统之参军，黄陈两人均留学比利时国，习陆军，归国未久，故照片上均衣比国陆军装。

第二排左起首二人为景耀月与张伯烈。第三人陈剑虹（陶怡）为江苏代表，后任参议员，孙传芳据东南五省时，陶怡尝隶孙任江苏省长。第四人起，依次为欧阳振声、刘彦、彭允彝诸人，均属拥黄克强、宋教仁者。

照片上位于彭允彝之上，穿西装，现半身者为江西代表汤漪。汤与文群（立于胡汉民上方，衣皮领者，乃文廷式之孙）最熟稔。以后倡联省自治之说，与谷钟秀（左起第三排第二人）等热心政学系之活动，与总理渐疏远。

第三次访问记录（2）

末排右起第五人为马素，英语甚流利。其母为粤人，父为白种人（似为西班牙）。马素亦能操粤语。

其时负责管理临时政府公报者为但焘，国父年谱所刊印之“临时政府公报”封面为黄克强之手笔。

照片中另一人为吴永珊，字玉章，川人，现已入共产党，以字行。吴尝留学日本成城学校，亦同盟会员；孙总理死后，随汪精卫搞左派；后与林祖涵（程潜主湘时，林佐程为政治部主任）接近，两人先后相继加入共产党。

（六）余与陈独秀

余初识陈独秀，乃苏曼殊所介绍。二次革命以前，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在皖主持怀宁中学，聘曼殊前往执教。曼殊固名士也，趣事甚多，领薪水而不上课，为其一例。余方在沪办报，某次往访柏文蔚，并探视苏曼殊。曼殊即介绍余与陈独秀相识。犹忆陈亦为名士派头，不修边幅，早晨九点尚未起床。

民国四年，陈办《新青年》杂志，后与胡适、钱玄同等主持新文化运动，声誉鹊起。九年离沪赴粤，佐陈炯明办教育、宣传。陈独秀常撰文发表于《广州日报》，各种问题无所不谈。此时彼已加入共产党，复托庇于陈炯明之势力，故对总理时作讥评，总理则襟怀恢宏，未尝介意也。时夏重民任《广州日报》社长（重民后为陈炯明所枪毙），一日余撰稿寄投，斥独秀之狂妄，全文已难记忆，但其中有警句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此文刊出，陈颇不怿，且谓余不该斥彼为“暴徒”。又一次廖仲恺、胡汉民宴客，陈亦在座，余即面斥其妄。廖等乃左右婉劝之，廖且谓余为神经病，余则答彼等曰：“革命党人均有几分神经病，否则不敢冒险革命矣。”

旋江亢虎亦至穗，然陈、江之间早具嫌隙，此时方处于对立之地位。

马丁至粤时，陈独秀以为良机难得，极力怂恿，促其与陈炯明洽谈。马丁与陈炯明见面以后竟言语扞格，并不投机，乃转而入桂谒总理。

（七）陈炯明之叛变

总理欲谋北伐，湖南方面赵恒惕方倡联省自治之说，未允合作。民国十年十一月，总理亲访陈炯明于南宁，商谈北伐出兵事，亦为陈所婉拒。总理不得已乃命陈返广州负责接济饷械，而自任北伐之军事。陈返广州后，极力巩固其在粤之势力，集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要职于一身，而于北伐甚表冷淡。总理北伐军需乃多赖第一师师长邓铿（仲元）筹措，因此邓颇为陈派所嫉视，终于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广州车站遭暴徒之狙击。仲元之死，总理极为痛心，而双方之关系，自愈趋紧张。以后且查出主谋暗杀者乃陈炯明之族弟陈达生。

三月二十六日，总理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有主调停者，有主回师广州者，而蒋公中正尤为激烈，力主讨伐陈炯明。总理乃决定回师返粤。陈炯明闻讯，即来电表示辞职。总理电召炯明来梧州面商解决一切，而炯明始终拒不来晤。总理乃准彼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但仍任以陆军部长，以留转圜之余地，而图继续北伐。至是年六月，陈部益形跋扈，总理亲赴广州镇抚后方军队，十六日遂有观音山之变。

陈炯明原亦隶属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汉民旋随侍总理北上，任临时大总统之秘书长，炯明遂接任广东都督。大约从此以后，陈即蓄志窃据广东。

余与陈炯明虽相识，但无甚交情可言。朱执信则与之关系较深，盖陈尝从执信受业于广州法政学堂也。执信死后，陈之态度日形跋扈。然以陈个性倔强而言，即使执信不死，恐亦难就范，与总理终不免决裂也。

陈炯明叛后，总理尝一度命吴稚晖往说炯明，如彼肯填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陈炯明无悔过之心，拒写悔过书，遂无法复合。

（八）对于朱执信之印象

朱执信，字大符，广东番禺人。朱为人极恳挚，然平素之表情则极冷淡，沉静而寡言。同盟会成立，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办《民报》，颇为热心。

二次革命失败，余等亡命东京，总理方欲重整革命阵营，成立“中华革命党”。执信虽热心革命，而不愿入党。余屡说之，彼均不为动，执信尝为此事，与总理辩论三日，坚持不愿按盖指印。至民国九年，方为总理说服，正式入党。

民国五年，执信与总理同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偕马君武、林云陔等创办国民杂志。

民国六年，总理所著“会议通则”（后改“民权初步”），乃依Robert著作，编译而成者。总理嘱余校对，并持书稿与上海各书局交涉刊印。且嘱余不必说明为翻译作品。余先往商务印书馆，书局负责人见作者姓名为孙文，竟不愿刊印。余再往中华书局交涉，陆费逵（伯鸿）允刊印五千册，而以一千册作稿酬赠与总理。余与章太炎、杨庶堪、朱执信分撰序文四篇，刊于书首。

执信待友极真挚，诚难得之益友也。民国九年，粤军自闽回师广州，九月执信在粤活动民军响应，竟于虎门遇害，时年仅三十许耳。

第四次访问记录（1）

（一）余所熟知之苏曼殊

余初识曼殊于东京“民报”社。1907年4月，民报出版临时增刊“天讨”一卷，有插图多幅，出诸曼殊之手笔，其中《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一幅，余之印象尤为深刻，章太炎且为之题跋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彫朱颜。”

曼殊原在横滨大同学校攻读，与秦力山、蔡锷、冯自由等同学。皆梁启超弟子。

民国元年，余在沪办《中华民报》。一日，有衣西服，而貌似日人之男士来访。余对日本人素乏好感，故以日语答此陌生男子，表示愿接待。彼遂自报姓名，竟为曼殊，于是相顾大笑，余乃引之入室，把臂话旧。

以后曼殊应陈独秀之邀赴皖执教，已于前次谈及。

曼殊虽少参加政治活动，二次革命时，则曾草拟讨伐袁世凯之檄文一篇，约一二百字。

二次革命失败后，余为袁世凯代表控告于英租界会审公堂，以煽乱罪系狱半年。出狱后亡命东京，与曼殊同住一室。犹忆某夕发生盗案，日本警察挨户搜查。曼殊、邵元冲与余均在屋内，余等呼贼，曼殊独从容谓余等曰：“勿遽捉彼，彼实窭人子也，可给以两角钱而释放之!”其心情慈善往往如此。

曼殊毕生致力于文艺，诗书造诣俱高，求之古人，盖王摩诘之流也。然颇恣意玩世，不重健康，居恒吸雪茄，甘美食，尤嗜巧克力糖，以是竟得胃疾。民国五年，曼殊卧病法租界嵩山路一粤人所设之医院，忽视医嘱，日仍窃食糖果不辍，医尝自枕畔搜出私藏糖果，曼殊大恨，见余即诉说种种，再三要求迁换医院。余等友人不忍拂其意，乃迁之于宝隆医院，由余加以照拂。及余离沪后，闻汪精卫常往照料。余抵穗未久，曼殊即以病卒闻。曼殊对其胃疾始终未加注意，在医院与余相晤时，犹颇乐观，且允余于病愈后绘画相赠。如此一代才人，竟遽尔夭折，实非余等友人始料所及也。

（二）与谢无量、柳亚子诸人交游

谢无量者，蜀之名士也，尝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与马君武、马一浮等齐名。余与苏曼殊、曹亚伯、马君武等常相过从。时无量寓克利饭店，君武、亚伯等每造访不遇，而餐费所出，辄记谢之账上，谢亦不与之较。一日在饭店聚谈。苏曼殊欲为马君武作传，君武忿然曰：“传记必须余亲撰，他人不得越俎代庖，否则余当饱以老拳。”曼殊悄然曰：“我和尚也，和尚不会打架。”其豁达类如此。

友人与苏曼殊交谊最笃者为柳亚子。曼殊遗集均彼资以刊行。亚子亦以诗文名世，复有种族思想，十六岁即撰郑成功传，以后且为同志赵声作传。

柳亚子家产甚丰，藏书多，乃一旧式书生，尝从章太炎读书，个性甚强，与世多忤，顾笃于风谊，不负知友，余与亚子缔交于东京同盟会时代，亚子入盟与陈剑虹（陶怡）同时，较叶楚伧犹早。返国以后尝为临时总统府秘书，半月，挂冠而去。后又与叶同办“太平洋”日报于上海，四川省同志雷昭性（铁崖）尝有诗嘲之云：“三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

抗战前夕，亚子以事通电，词侵蒋公，被褫党籍，以后日益左倾，与共产党合流。长子无忌，聪明似父，攻习文学，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今在美国执教，未附共。女无垢，亦有文名。

（三）对于章太炎之追忆

太炎先生出狱，余亲赴狱门迎接，并筹款为之购船票，安排赴日本，经过情形已于致党史会函中略加申述。（见附录五）关于此中情形，黄兴、宋教仁以外，知者甚鲜。民国成立后，黄、宋均显达，对于此等琐事，自鲜谈及，余雅不喜矜夸功劳，故甚少表白，即在太炎先生处，亦从未重提此事。于是一般史乘乃有同盟会派龚练百、仇式匡至沪迎接太炎之讹传。唯余尝向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言及此事，夫人因此颇德余。

第四次访问记录（2）

迎接章太炎，乃出诸张溥泉之介绍。溥泉与太炎有金兰之谊，故请余于返国过沪之便，稍作逗留，迎太炎出狱。而余与太炎又素味平生，乃由溥泉为余作一介绍函，宋教仁则另有一函致蔡元培（孑民），嘱彼为余引见于太炎者。余抵沪，即往访孑民，彼嗜饮酒，与余初见面时，犹有微醺。孑民欣然允诺，于太炎出狱之日同往迎候。是日偕往者尚有柳亚子、朱少屏（时任上海环球学生会总干事，抗日战争初期尝一度担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日军占领菲岛，氏于马尼剌被捕，抗颜不屈，遂遇难。）及中国公学学生熊克武、但懋辛、刘亚休等。至于其他情形，均已于前函中详予说明。

余再度赴日本时，太炎方主编民报，常见其立书案前，一手持烟卷，一手振笔疾书。或见其撰稿作文同时，犹讲解学问，滔滔不绝。刘师培（光汉）亦在东京。章刘二人均汉学大师，又能发挥民族大义，故彼等之文章影响于当时人心者极大。民报风行一时，由东京发行，而经上海竟得遍传于内地。

民报之停刊，在余赴美留学以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7月，民报刊至第二十四期，唐绍仪方奉使赴美商缔盟约，道经日本时，趁机向日本政府交涉，坚请封禁民报。日本当局乃强加民报以“无政府主义”、“扰害社会安宁”等莫须有之罪名，而予封禁。章太炎等始在日本向法院提出控告，败诉；复撰文驰寄，嘱余在美洲披露，冀将日本此种野蛮手段暴扬于世界也。

民国成立，章太炎居上海，对孙、黄深表不满，而对黄克强尤多微词，尝自题扇面曰：“悔不击破竖子头”，可见其抑郁牢骚之甚。孙总理夷然置之，黄克强则呼彼为“章疯子”。其实章太炎之疯癫趣事，实不胜枚举，为世传颂者亦不少。犹忆太炎在东京时，因日式房屋大都类似，常误入他人家中。一日太炎入屋后，吸烟喝茶，良久，主人出来探询，太炎始知错认地方；即打电话至民报社中，请人迎接回去。

民国元年，孙总理就临时大总统，先后迎吴稚晖、章太炎等入南京。犹忆太炎衣一袭自制怪装，颇类和尚之袈裟。

是年三月二十九日，纪念黄花岗遇难烈士，章太炎所题挽联，传诵一时。联曰：“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二次革命失败后，太炎蛰居上海租界，未尝亡命东京。护法之役，太炎则又与孙总理携手，担任大元帅府之秘书长，然未握实权，仅奉使云南，说唐继尧等参加护法云。

（四）山东革命二三事（本节为邓夫人谢兰馨女士口述）

先父与先母对山东革命之贡献，已于前次追述，若干资料已供贵所抄录。惟民国以还，关于革命史实之文字，多偏重南方之活动，山东情形因此颇有湮没与讹传者，似亦应在此稍加申述，以存真实。

山东之革命，以烟台为首要。与先父共同策划奔走者尚有徐镜心（子）、刘冠三诸辈。来东牟公学执教之同志则有胡瑛、张继诸同志。胡至烟台，先父尝馈以银洋一百五十元。有陈明侯者，初亦热心革命，后竟为袁世凯效力。陈留学日本习军事，民国初年统兵驻徐州，阴受袁之贿赂，生活阔绰，竟置妾三人。先父遣杨公哲夫南下，节制陈部。陈阳表欢迎，设盛宴于云龙山，为杨接风，而竟即席将杨公及随往之山东学生数人乱枪击毙。尸首掩埋于徐州郊外。若干年后，余过徐州，遍寻杨公及诸义士之遗塚而不得，良可痛也。后先父与陈会面，严诘之。陈支吾其辞，托称系乱兵所为，不能任咎。北伐以后，陈投效国民政府，复统兵至徐州，胡作妄为，一仍其旧，终为桂系将领所捕杀。杀人者固难得善终也。

于君范亭，名洪起，毕业北京京师大学堂以后，分发广西；辛亥革命军起，于君无法在桂立足，仓皇北归，又不能见信于乡里。先父既与之有戚谊，乃出而排解，谓于君未尝反对革命；并挽之于烟台共事。民初推选国会议员，乡绅咸属意先父，而先父素性恬退，乃力荐于君代表山东出任议员。孰料于君趋炎附势，袁世凯筹备帝制时，于竟列名劝进表。袁氏死后，于图掩饰其事，复诬先父曾上表劝进。（关于先父之洁身自爱，拒与袁合作之情形，前已详述。）于君有子婿佐胡宗南，后竟投共产党。

第四次访问记录（3）

有刘冠三者，初亦与先父共事，民初当选国会议员，竟参加贿选。曹锟失败后，刘咯血病卒。

（五）对宋庆龄之印象（本节为邓夫人谢兰馨女士口述）

在广州时期，余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日夕相处，甚为熟稔。当时党政负责同志之夫人组织一军人慰劳团体，孙夫人任副会长，余与何香凝均任秘书。余尝亲撰文稿，何不肯置信，度余必觅人代笔。余力加辩白，孙夫人乃嘱余当场作文一篇，以释何香凝等人之猜疑，交卷之后，孙夫人且颇赞赏余之文字也。

孙夫人性情颇温柔娴静，待人极和蔼，且深具同情心，能谅解他人。当时广州诸同志之服饰多简朴，何香凝年岁较长，但穿玻璃纱花裙衣，领袖加以花边，而满面雀斑，俨然一老太婆，彼忌吾与张坤仪年轻美貌，尝对孙夫人曰彼两人太妖冶，夫人举以告我，一日我回桂，曰：“与我丈夫同行，将不至为人以妖冶加之也。”香凝闻之泪下，后夫人责我不应说出，我歉然而已。

孙夫人一日于开会时，默坐不发一语，甚或流泪饮泣，未知何故也。一日，莫纪彭夫人李瑞慰解之曰：“夫人年纪虽轻，而孙儿（指孙科之子）已极懂事，真好福气。”彼立答曰：“此乃先生之孙儿。”或进而劝之曰：“夫人乃‘平妻’之地位，并非作妾。（广东固有平妻之俗也。）”彼必抗声曰：“何谓‘平妻’?先生与余结婚之前，已与卢氏离异矣。”夫人举以告我曰：“吾辈为至友，若有出此言者，望汝反驳可也。”

缘宋庆龄于民国二年在东京与总理邂逅，总理屡向之求婚，彼则坚持总理为基督教徒，不得多妻，必先与卢氏离婚，方得正式议婚。总理不得已，乃遣朱执信携款二万元赴粤，迎卢氏来日本，卒签字于离婚证书，而后庆龄方与总理正式结婚。此事颇遭党人之反对。

民国六年，孟硕与余结褵后，即偕往拜访孙夫人，此为初次相识。迨民国十年，同住广州，往还渐密，总理赴桂林筹划北伐，余亦随外子同往。桂人或有以糍巴（黏糕之一种）赠余者，余分送数十个至孙夫人处。每与余对坐织毛线，各以此为午点也。

孙夫人初未尝同情共产党，余夫妇奉派赴德国以后，孙夫人常与鲍罗廷夫人往还，两人均能操流利英语，鲍妻对彼之影响自不待言，唯世人每谓孙夫人之与左派接近，乃鲍妻促成者，余则以为未必尽然，而何香凝之影响实更重要。

余等经西伯利亚赶返北京，孙总理已卧病北京饭店，孙夫人情绪自极恶劣，余虽与之见面，而甚少谈话。总理逝世后，蒋夫人宋美龄曾在行辕住一时期，稍慰孙夫人之哀戚。当时有一事虽与孙夫人无关，亦不妨在此稍述。孙总理病逝后，重要同志云集北平，左右两派之活动情形，孟硕已予追述。惟余尝闻及俄使加拉罕透过鲍罗廷收买学生之情形。入党之学生每人可得补助费五元至二十元不等。依当时之物价，每一学生如得二十元大洋，即足供其攻读大学之费用矣。

第五次访问记录（1）

（一）再谈由柏林赶返北京之经过与总理逝世前后之情形

前次接受访问时，已就此中经过有所追述。近日又有若干回忆，可予补充，俾存其详。

总理离粤北上动身之前，即电嘱余赶赴北京相会，且汇来盘费。余奉召前往之际，毫未料想总理会染此沈疴也。迨经由西伯利亚抵达哈尔滨，始闻悉总理病笃之消息。

由柏林动身先赴莫斯科，沿途得德国旅行社之照料，颇为舒适。抵莫斯科严冬未解，气温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但见马背出汗均凝成薄冰，马须亦因水气，凝结成冰。

李家鏊时为北京政府派驻莫斯科之代办，对余夫妇尚友善，或因北京政府此时方迎总理北上之故，李氏设筵洗尘情形，则已谈过。临行，李家鏊之秘书彭昭贤等送余至车站，余犹高声谈笑，同行之德国友人即低声戒余曰：“此处情形与德国不同，君言千万谨慎。”

自莫斯科东行，在火车上为一名俄国红军兵士所烦扰，亦已追述。至奥姆斯克（Omsk）离中土渐近，风俗之受中国影响已依稀可辨。市上有算盘出售，扫帚亦与我人所用者形似，有一种面食，其味酷似中国之锅贴，惟形状较大耳。

抵哈尔滨，朱庆澜来迎，以总理卧病北京相告，余颇觉意外。自哈尔滨经长春，至奉天一段铁道，为日本人所经营，颇具规模，整洁而有秩序，此时且已有类似美国之卧车（Pullman）设备矣。奉天以西铁道为张作霖之势力，则经营无方，肮脏不堪。

抵北京知总理方卧病“北京饭店”，余即赶往探疾，由孙夫人接见，告余曰：“先生病势严重，医生切戒不许会客。俟稍愈后再与邓先生面谈如何?”不数日，闻悉总理迁入协和医院，余乃益感忧虑。遇李大钊，余即向之探询总理病况，李曰：“恐须施行开刀手术。”余曰：“开刀后是否有痊愈希望?”李曰：“未可乐观，总理所患恐为肝癌症。”

时余下榻一小旅馆，名“中西旅馆”者。一日，孙夫人遣仆送来英文函一封，略称总理已悉余返国，虑余或川资匮乏，故随函送来若干款项。

一日，丁惟汾过访，嘱余出言谨慎，盖此时左派声势嚣张，而余在德国时上总理之万言长函，痛陈共产党之阴谋者，则已为汪精卫等左派人士所截获，故彼等对余颇存敌意。后遇汪精卫时，汪亦告余曰：“君有长函致先生（当时余等均以“先生”称总理）者，文笔极佳，弟已拜读，佩服之至，但先生正在病中，故未敢上呈，以免触怒先生也。”

二月一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国民党重要分子集会讨论，余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讨论。以后常有集会，对总理病状，同志咸已绝望，故纷纷讨论总理病后事宜，惟人多口杂，意见纷歧，总理承继人选，无法推定。

此时汪精卫住西山，甚活跃，李石曾、吴稚晖与于右任诸人与汪往还密切。但汪精卫自恃聪明而少读书。某次会议中，汪放言高论，马素与余依学理严词驳斥，汪面红耳赤，从此避不出席。

又一次开中执会时，讨论遗嘱问题。虽咸知总理病将不起，总理本人亦自知其病况，然吾等终未便向总理提出后事。乃推汪精卫草拟遗嘱。草成后，汪仍未出席，由吴稚晖携来，当众朗读。逐句讨论。读至“联合苏联，共同奋斗，”余即起立反对，曰：“今日联苏固然待我友好，他日万一国际情势发生变化，则又将如何?且总理之遗嘱必公开发表，昭告国人与世界，岂能如此措辞?”讨论结果，乃改为：“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并未另立英文遗嘱，以后遗嘱译稿则由陈友仁执笔。但另有一份有关总理家事之遗嘱。然均未敢即请总理签字。

总理卧病协和医院时，余常往探疾，但始终未能入室面谒总理。每次皆由汪精卫出来接见，仅有一次得稍窥总理之容颜，乃张静江来探病，张亦患病，坐椅中，连椅抬入总理病房，因此门房敞开，余得趁隙窥视，但见总理已黑瘦脱形，旋闻总理呜咽语张静江曰：“君亦染疾，犹抱病来探……”

总理病势日笃，西医宣告绝望。于是有荐中医一试者。但总理素不信中医，乃由李石曾往邀胡适之，由胡出面，陪中医陆仲安来诊视。惟总理坚拒服药，谓夫人曰：“中医并非完全无效，其效力较之西医犹舢板之于轮船也。舢板亦自能到达彼岸，唯日期难卜，毫无把握。”

群医束手之后，同志乃作种种建议，图挽救总理生命于万一。竟有人欲乞灵于道士符咒之镇邪驱病。汪精卫告余有人作此建议，余力斥其无知。

自医院迁回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之初，总理精神仍旺盛，黄昌谷出语余曰：“总理眼睛睁得颇大，仍炯炯有神，病况未必绝望。”

第五次访问记录（2）

侍总理疾者除宋庆龄、霭龄姊妹，孙科、宋子文等亲属外，尚有何香凝、汪精卫、马湘、马超俊、黄惠龙、邓彦华、赵超诸人。余与李烈钧、谢无量、陈剑如等则派招待探病之宾客，未知是否彼等故意之安排，不令余等亲近总理。何香凝则时至客厅，宣布病况之变化。

三月十二日，总理垂危，汪精卫出语曰：“医生告诉，总理仅有两小时之寿命，众同志可入室与总理见最后一面。”余等乃鱼贯入室，总理之面孔缩成干瘦黝黑，已不能辨识同志矣。

（二）民国七年总理与旧桂系之冲突

民国五年以后，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等先后盘据两广，跋扈异常，总理欲断然解决，而同志意见纷歧，有主张调停者。总理不愿养痈贻患，终于民国七年亲率黄大伟至虎门，指挥发炮轰击观音山莫荣新所住之广东督军署。时余适在穗，深知总理困顿烦恼，大元帅府即在广东士敏土厂，总理炮击既无法驱除莫荣新，情绪更极恶劣，对胡汉民、汪精卫等均予拒见，因彼等为桂系软化也。一日，张继往谒，犹欲有所劝说，总理勃然大怒，立命黄大伟扣留。余闻讯颇惊，急往探听真相，总理笑谓余曰：“无妨！令彼在此稍事休息而已。”可见总理并不以余为桂人而歧视，此则总理之伟大，独具知人之明也。

此时马济、林虎均为莫部将领，唯林虎尚识大体，预先嘱士卒曰：“但闻炮击，不得理会，如闻枪声，然后应战。”故总理亲自发炮，而林部均蛰伏不出，事态乃未趋严重。

（三）辅佐李济深

民国十七年冬，余应邀担任李济深之秘书长，此乃余与所谓“桂系”发生具体关系之始。其实余乃“桂而不系”，余与马君武为广西人之最早参加革命者，追随孙总理，隶属“孙系”岂不光荣，又何必屈居“桂系”之下，况所谓“桂系”之李宗仁、白崇禧与李济深诸人均为余之晚辈，论革命，均为后进也。

总理逝世后，余以反共故，未返广东。先至上海办报（独立周报），后复返北方。国民革命军进抵京沪一带时，余尚在北京。某日，余与冯自由等广东老同志数人在中央公园饮茶谈天，乃知白崇禧已进驻上海。有人谓王亮畴已动身赴上海，据说此回亮畴携大礼帽南下，想必北伐成功颇有把握，故王将参加国民政府，而不作归计矣。

未几，余亦赴上海，冯自由、谢良牧等均相率南旋。时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三人已在上海（李、白均桂林人，与余同邑，济深则为梧州人，皆素不相识），寓南洋烟草公司之简园。余抵沪后，老友马晓军（立法委员，前年罹车祸殒命）引余往访李宗仁，余觉李蔼然可亲。余之与李济深（任潮）相识，则为刘栽甫之引介。刘国学造诣佳，主持广州日报，任总编辑，与任潮关系极深。任潮原已闻余名，相谈复甚洽，乃询余在沪有无其它任务，能否偕彼同赴广州，余慨诺。任潮即令秘书马洪焕为余购船票，原来当晚即须动身也。船上遇邵元冲，方知彼亦应李之邀，同行赴粤。

李在粤主持广州政治分会，并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陈铭枢均归其指挥。余等抵达广州，未久，刘栽甫来访，嘱余就政治分会秘书长或第八路总指挥部秘书长两职之中，任择其一。并告余，如欲多与李接近，则宜选择后者，余即欣然接受。盖自总理逝世后，余脱离政坛数年，此回始重作冯妇。邵元冲旋出任政治分会秘书长。刘栽甫时任广东民政厅长，戴传贤（季陶）、朱家骅亦在粤，分任中山大学正副校长。余既为桂人，又居秘书长之职，季陶度余与李任潮之关系必甚密切，亟谋结交，乃表示欲邀余兼任该校法学院长，余婉却之。

以后余随李奔走各地。北伐成功，蒋公亲莅北京，率各军将领，祭告总理于西山碧云寺，余亦随李前往。此次李备款百万，由余亲自携往，而由李面交蒋公。可见是时李犹热心拥戴蒋公也。

某日，蒋公在北京设宴款待英国公使蓝浦森（Lampson），蒋夫人、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与余等奉邀作陪。席间蒋公欲立起发表演说，而令余翻译，英公使则抢先致辞，双方所道者，无非互相推崇之冠冕语。

返南京后，李任潮即获发表为参谋总长，余亦迁入参谋本部居住。编遣会议召开前后，蒋公对李尤极尽拉拢，日日邀宴。编遣会议结束后，余等即返粤，陈铭枢同行。

民国十八年春，桂系与南京之关系日趋紧张，余又随李北上，抵上海，寓静安寺路诸昌年宅。任潮夫妇、余夫妇、唐榴（唐少川子、曾任驻檀香山总领事）、陈铭枢、欧阳驹等均同来。任潮每日外出，极为忙碌，同张静江（人杰）常有洽商。张与吴稚晖、李石曾均劝任潮赴南京，彼则始终犹豫，虑有不测也。后经稚晖、石曾两人力劝，并愿陪伴入京，保证安全，任潮方勉强答允。而余等抵达南京参谋本部未久，即有宪兵数人突至，向李致敬并报告曰：“奉蒋主席之命，来保护参?长。”李婉辞，然悉其来意。居数日，李犹可自由出入，惟有人跟踪监视而已。三月二十一日，李外出，良久不返。余适自外归，但见室中武装士兵林立，方候余之归也。余诧异莫名，询彼等曰：“余犯何罪?”其为首之军官肃容答曰：“奉蒋主席命来邀请邓先生。参谋总长已先到达矣。”余遂为彼等拥上汽车，驰抵主席官邸，方余坐于客厅中静候蒋公之接见时，隔室有人争吵，声浪传至，乃吴稚老厉声向蒋公抗议也，蒋公答曰：“余但欲留之小住数日耳，必无事故发生。君不见，今日彼仍安在，并无事故。”旋蒋公步入客厅，态度尚和善，谓余曰：“任潮之事，并不严重。余留之在此休息。烦君赴上海安慰其家眷，不必惊慌。”遂派车送余返参谋本部。朱家骅与马超俊相偕来访，告余曰：“胡汉民先生对此事甚表关切，盼能与君一谈。”当晚，余赴立法院拜访胡汉民。辞出后，立即搭车赴沪。车上曾有宪警来查询。数日后则闻李任潮已为送往汤山软禁矣。吴稚老亦赴汤山，陪伴任潮，并表示倘有不测，愿粉身以殉，其亮节高谊，末俗罕见。

第五次访问记录（3）

犹忆此事发生之前，某次余在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公主席、刘文岛致辞，宣布桂系罪状，指责桂系“犯上作乱”，大声疾呼，力主“应予讨伐”。此为余首次听到“桂系”之名称。该次大会终通过讨伐桂系之决议案。

刘芦隐所主编之《三民主义半月刊》曾刊载文章，对于此次冲突，记载颇详。

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变作，外患日亟，中央号召团结。李任潮乃得获释。蒋公于任潮恢复自由之后，即设筵款待，余亦应邀作陪。

二十七年，李获发表为训练总监。初，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各院部负责人选。伍朝枢极善词令，坚决推辞司法院院长之职，并表示愿就任海南岛督办。结果乃推居正暂代司法院长，王亮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同时有提议任李济深为训练总监者。时李未在场，余即立起表示：“任潮未必愿就此职，如必欲畀以职务，似宜任彼以实际负责之工作，而不必为此等空名高位。”然中央仍发表李为训练总监，李终接受。

（四）对于李济深之评述

辛亥以前，胡汉民尝任梧州中学总教习，李任潮适在彼就读，故为胡之受业弟子。任潮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供职陆军部。伍冠祺（庸伯）曾在陆大任教，与邓铿交厚，任潮赖伍之荐介，得入佐邓铿幕，且升任邓铿所部第一师参谋长。日后李即凭第一师起家，为广西人之在粤久驻者，故与粤人关系亦深。邓铿遇刺后，梁鸿楷出长第一师，李仍任参谋长，后得古应芬（湘芹）之奥援，以参谋长身份代理师长，统率第一师。北伐时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余佐任潮时，彼已升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如前述。

任潮待其上司、同事、下属均恳挚，野心不大，政治并非内行，但比李宗仁等等头脑清楚。北伐时期，任潮忠诚拥护蒋公，固为不争之事实。北伐告竟，彼犹筹款百万交与蒋公，则为余所经手者。任潮主持广州政治分会时，亦绝未组任何派系，“桂系”之名称实出诸宵小之猜疑。当时任潮左右如伍庸伯、张文（香池）、邓世增等，均主张支持南京。曾养甫奔走于蒋李之间，尤为出力。

抗战时期，某次在重庆余赴冯玉祥宴，任潮与焦易堂、彭养光（湖北籍国会议员）等数人均在座。席间彼等传阅报上所载宋庆龄反对蒋公之宣言，余拒不置阅，彼等乃知余之态度，以后不再邀余参加矣。

民国三十六年，余在沪方准备第三次游美。李任潮在上海之住宅乃陈诚招待者，李常仆仆于京沪道上，与各方均有接洽。某次余适与之同车返沪，车厢中别无他人，余乃恳切劝告任潮，万勿轻信共党之谎言。并谓之曰：“无论私人恩怨如何，君为国民党员，有功于党国，今如投共，则牺牲个人之光荣历史矣。”任潮则答余曰：“余并未投共，仅与若辈有所来往而已，与余个人历史无伤也，余仍为革命党员。”任潮之态度甚顽固，且牢骚满腹，曰：“君不见南京如此待我?令我坐破汽车。一切要求均置若罔闻，如此情形有何合作可言?”

任潮之家属与余素稔，尝央余劝阻任潮，盼其与共党疏远。余亦再三苦劝，然彼成见已深，家人与至友均无能为力。传闻彼在沪时，每日至旅馆中与共党分子秘密接洽。余虽同居，然彼朝出晚归，避不相见，未几余即去国赴美。

（五）余在沪被捕之经过

民国二十年夏，余方蛰居上海，养蜂自娱。一日，忽有法界巡捕、包探等多人拥至，询余是否邓家彦，余甫应诺，则已为械系矣。余急询，是否事出误会，包探告余，乃应中国政府之请，代为拘捕，随即挟余登车，驶赴法捕房。时张群（岳军）任上海市长，陈希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陈遣警察一人随法捕同来，谓系奉层峰命令。至捕房，余始知彼等所控余之罪名为“暗杀凶手”，交余之牌上书assassin字样，未容余申辩即押入地牢，拍照、按指印，换取囚衣，固以囚犯视余矣。如是者系狱达两周之久，同狱囚犯或询余所犯之罪名，余茫然不能答。

余系狱之后，赖余妻奔走各方，尽力营救。吴稚晖闻讯亦来探狱，甚表关切，对余极力安慰，并慨承奔走之责。以后余端赖稚老之力方得解危。公安局人员尝示余以公文一卷，以手掩卷，仅露一角，赫然“邓家彦”三字在焉。并告余“此乃江西发来密令拘捕之电报”。时宋子文在沪遭暴徒投掷炸弹，始终未能破案，乃有人密报余在上海法租界组织暗杀团体。时蒋公方在赣主持剿匪，闻报即电令拿办。然此等谣传，即宋子文本人亦未置信。余得此中原委后，即在狱中上电蒋公，有所申白。以后上海会审公廨提审时，余复向华方会审员申辩，曰：“余虽为革命党，但仅以文字宣传革命，而未尝抛掷炸弹，亦从未以手枪射人。”

法庭公审，多赖吴稚老与蔡孑民两先生之热心奔走，并承石超庸律师仗义为余辩护。超庸亦桂人，今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毓秀女士娴法语，亲往法捕房交涉，告狱吏曰：“邓先生乃孙逸仙博士之信徒，为革命志士，此次纯系误会”等语。因此狱吏对余改容，余在狱中差得优待。后吴稚老亲电蒋公，力白余之无辜，请求保释，余之冤狱，始得水落石出。

一、乡里与家世

余族世居湖南省蓝山县，先代避迁于此，当在宋末元初，确切年代已难稽考，蓝山僻处湘粤边境，与广东连县（昔称连州）邻接，然建置甚早，为南平旧邦，在清代，向属桂阳直隶州之辖治。南平设县在汉初，高祖二年设置桂阳郡，领县八，南平为八县之一。唐玄宗天宝元年，始改南平为蓝山。盖炎汉代秦，楚南尽收版图，五岭薮疾渐次砥属，故县名南平；后称蓝山，乃因其地山色奇蓝，而名县，其意尤显。蓝山在湘省为三等小县，然地狭而产稻丰，田赋不少，而清制州县秀才名额依各地田赋多寡为准，蓝山因得分配学额十二，又有猺学三名，故地虽僻，县虽小，而文风不逊于附近州县。蓝山多山地梯田，为农村社会，风气闭塞，但民俗淳厚，与通都大邑迥异。

余祖居在蓝山县城南二三里，凤冠山下，地名高阳里。全村聚族而居，仅百余户，然科名为全县之冠。即以余族言，曾祖嗣繇公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贡生，祖范公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拔贡生，父仁浩公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生，族兄某亦为拔贡。清制拔贡较举人尤难，大抵举人三年一试，名额又多，拔贡则十二年一次（每逢酉年考试）。且每县仅拔取一名，至为难得。而余族竟一门三拔贡，故颇享盛名于乡里。

五世祖玉振公，武庠生，好行义，承袭抚徭官，事迹载于《蓝山县志·义行列传》。曾祖嗣繇公号鹤亭，以孝友称于乡里，有兄早逝。事二孀嫂礼意固挚，推美田宅与之，而自取鄙陋者，又抚孤侄如己出。生平载于《县志·孝友列传》。上代擅善书法，而嗣繇公尤胜。祖范公号模堂，生平详载于《县志·贤达列传》。诸祖均有文名，而以范公为最。尝就读岳麓书院，得书院山长丁善庆（曾官翰林院侍讲）之赏识，课艺常置第一，某年王先谦（亦尝为岳麓书院山长）之弟子某（忘其姓名）为湘省乡试主考官，发榜之后即诣书院拜谒丁山长，称道湘省文风之盛，复谓解元何君亦出丁先生门下，可喜可贺。丁徐答之曰：“何君诚勤学之士，而有锺君名范者尤胜一筹。”可见其对先祖赞誉之一斑。范公以丁忧未赴朝考，遭时多难遂辍进取，而致力于乡里，先后主讲本县鳌山书院及桂阳州鹿峰书院，躬行教诲，为乡邦士林所崇仰。范公夙治经世之学，咸丰初年太平军起，曾文正练兵于衡州，征访各地拔贡生之有经济才识者，闻范公名，书币数至，聘邀入幕，范公终以亲老不忍远离辞之。旋襄佐蓝山县令张嗣业御寇守城，擘划辛劳，自咸丰二年六月，迄六年三月，阅时凡五载，乱平后，以所见编为《南平捍寇日记》一卷，详志始末。

先父仁浩公，号静溪，天资尤高，早慧，十岁能为童子试文，十六岁进学，十八岁补廪生，二十二岁拔萃。同治十三年甲戌贡车北上应朝考，而先父于考试时右手忽感不适，遂未能作恭楷，榜发取为三等，以教职用，署华容教谕，旋授安福训导（按：朝考一等方任七品小京官，二等以知县分省）。光绪十二年乙酉祖父易箦，先父挈余奔丧回籍，安福至蓝山约千有余里，不十日而抵达，从此守制，奉侍祖母，不复出。光绪十七年辛卯，年四十，病逝，余时仅十二岁耳!先祖先父均博学能文，又相继拔萃，而均不获伸志于金马玉堂之选，可为数奇。

余家先世原薄有田产，至先祖时约有三十余亩，年产稻谷五六十担，不可谓丰裕，惟因一脉单传，人丁稀少，又知刻苦勤俭，节衣缩食，故家计蒸蒸日上，余幼时每年田产已增近千担左右。曾祖嗣繇公建宅，曾手书“耕经堂”榜之，先祖父咸世守此耕读传家之宝训，以是农田租佃之余，尚保留十余亩自耕自种，亦所以不忘稼穑之艰难也。

二、童年之教养

余幼遭孤露，髫龄时随先父母奔祖父丧返原籍；先父居丧，哀毁逾常，体气羸弱，遂以四十之盛年遽告逝世，先慈见背尚早于先父二年，从此余为无父无母之人，与老祖母相依为命。家中人口原稀，且均为妇孀，全赖祖母独力撑持。孤寡老弱，又稍拥田产，因此时受乡里之欺凌，有出人意想之外者。祖母含辛茹苦，抚育劬劳，深泽厚恩，实永生难忘。

余天资中等，幸祖慈对余之学业极为重视，屡延名师督余课读，又有家藏先祖亲笔抄写之四书五经课本，自较坊间刻版为可靠。祖慈初送余入家塾，后以余羸弱，乃先后重金礼聘族兄锺才藻与萧树培两老师至家中教余经史，并邀一位表兄伴余读书。

当时湖南风气已开始转变，士子多轻科举而讲求实学，余接受环境之影响，亦鄙视八股，醉心新学，对于“算学”一科尤具浓厚兴趣。族兄才藻习算学甚勤，唯无人指点，为无师自通者也。余旋从易抱一先生游，易先生为本县所邀聘之西席，博通经史之外，且擅长算学。其时讲经史、策论、地理、掌故，已蔚成风气。以开通自命之督抚及学台又从而助长之，故学风为之丕变。依例学台三年一任，初到任时，考试生童文章一篇，曰“观风”试，内容已渐改为经史、词章、算学、舆地等门类，学生可任择一二门应试，称“经古”。凡此种种，均可为戊戌维新大变革之前奏。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余年十八，适逢祖慈八旬大庆，表兄彭君以举觞祝寿请，祖慈忽垂涕曰：“寒门孤苦，余将就木，而孙儿犹玩稚不成器，何庆之可言?”彭君等亲友乃慰之曰：“今年四月学台将按临桂阳，表弟如得院试进学，届时自当庆祝一番。”其实祖慈与诸表兄对余之应试均未敢乐观，而此时余未能体贴祖慈内心之辛酸与对余期望之殷切也。是年主试学台为徐仁铸（字研甫，原籍江苏宜兴，为礼部左侍郎徐致靖之子，戊戌政变后，父子均革职，致靖且下狱监禁），方盛倡新学。余选考“算学”一门。依例院试前须经两考：初为蓝山县试，取二十四名，余列第四。再赴桂阳州试，所属蓝山、临武、嘉禾三县，县试录取者均来会考，再汰除半数。分两场举行，首场试题为“日日新”，余则参加次场，试题乃“为命”。余幸取案首，捷报由脚夫递送，桂阳距蓝山一百四十里之遥，黄昏榜发，翌晨捷报即传抵蓝山，是日巧逢祖慈华诞，祖慈闻讯，喜极而涕。同榜进学者尚有表兄陈君。邻里戚友乃于辰寿之次日，铺张盛筵，为祖慈补祝寿辰，近年余追忆祖慈抚育之深恩，曾有诗句：“八一最逢奇，寿辰娱清吹，捷得秀才归，重闱喜滋泪。不徒典初衣，嘉运转造次，悠悠六十年，重有青衿被，天胡春巧音，凤野（世居凤冠山下）思晚翠。”即吟此次双庆巧合之盛事，余每谓此或上苍之所以慰藉祖母独力抚持多年之辛劳也。

余县试录取为前十名，州试又为案首，故院试入庠，极为顺利，惟余之进学就家世言，本属寻常之事，盖父祖均为拔贡生也。但从此门楣振作，邻里不再有欺凌孤寡之行为。余亦渐受乡党重视，得参与公益事务。

三、壮岁之修游

余进学后，颇知奋发上进，读书甚勤，常随乡里之长者游，与同县赵秉钧、成凤韶、萧凤墀、彭世俊诸君尤称志同道合，务经世之学，以开通风气自励，而从雷飞鹏老师处，获益尤多。（按：雷老师之哲嗣嗣尚于抗战前任北平市教育局长，嗣尚夫人唐舜君为行宪国大代表，绰约多姿，有“国大之花”美誉。）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乱作，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出走西安，是年乡试正科停止举行，翌年辛丑恩科亦缓办。壬寅补行乡试，两科合并举进，名额因得倍增，向例湘省取五十六名，是年乃录取一百十二名。时八股已废，改试策论。题为“理财论”、“算学中西异同论”之类，其实西学初传，学子对于算学仅一知半解而已，何能讨论此类问题，然可见当时维新风气之一斑。是年解元为宾某，余取中第二十八名，谭组菴（延闿）同年获隽，惟中式亦不高，似名列二十至三十之间。余与组菴之缔交自此始，尚在结识赵炎午（恒惕）之先。是年同科举人中不少湘省名士。

翌年北上参加会试，因受辛丑和约限制，会试地点改在河南开封。组菴与余均铩羽而返。以后光绪三十年甲辰组菴赴京再度应试，始获中会元点翰林。

按组菴为茶陵谭文勤公（名锺麟字文卿）之庶子。组菴母原为长兄宝箴（字朴吾）之使女。某日文勤公某侍婢为其长媳（宝箴妻）携出，乃召宝箴房中使女来侍候洗脚。文勤公一时兴发，告之曰：“吾脚底有一痣，常人所不能见及者，汝今得见之。”该婢竟告以彼之脚底，亦长一痣。文勤公奇之，于是纳为侍妾，宠爱有加，盖依相法记载，凡女人脚底生痣，必生贵子也。以后生三子，组菴为庶出之次子，而排行则为第三，或呼之曰谭三先生。文勤公去世日，组菴犹在髫龄，由长兄之教养成人。其母既出身微贱，家庭之中组菴母子乃颇受欺凌。宝箴治家素严，而督责组菴尤其苛切。但组菴对之敬畏异常，每谒宝箴辄侍立不敢就座。组菴中翰林后，其母子在家中之地位始稍提高，并挽族中前辈出面向其长兄提出分爨之议，犹不敢有何要求，一切但听长兄之安排，结果析家产为二，长兄取一份，庶出三兄弟合领一份，从此分居，得稍减生活上之痛苦。组菴每与余言及其早年之境遇与其太夫人之含辛茹苦，辄泫然落泪，不能自禁。余亦尝拜谒组菴之太夫人。

组菴幼有大志，每思出人头地，故读书甚勤又聪敏颖悟，诗文均可观，但性情不，王闿运尝呼之谓“谭三浪子”。

余返里以后，仍读书奉亲，祖母年迈未敢游宦外省，尝赴岳麓书院小住一年。此时革命、立宪两派思潮，日益伸张，湖南亦受感染。而抚台岑春煊方热心维新，大批遣送学生赴日本留学，分文武两科，此举对于湖南政治思想之影响，乃非其始料所及也。当时系就壬寅所取百余名举人之自愿东渡留学者选送，余额则就壬寅科之副榜名单中挑选。由抚台备轮送往上海，余等应会试之举人，与彼等同行，至汉口始分手。此批留东学生中人才济济，又得风气之先，不乏日后风云际会之人物。如程潜、陈强、程子楷等均为此次送往日本留学者，同乡成凤韶、彭世俊两人亦于是年东渡。（凤韶在东颇活跃，“湖南留日同学会”成立，有《劝湘人留学书》即出诸凤韶手笔。宏夏师范毕业后即被召回，从此竟默默无闻；世俊为余表兄，留日习化学工程，甚勤慎规矩，学成返国，殿试取工科进士，入翰林院。）杨度（皙子）之弟杨钧（重子）亦于此次赴日留学。杨度本人则先已东渡。

余与留东学生通讯不辍，又常赴长沙交游，因此对于立宪、革命两派之思想与人物均有认识，唯并未加入任何组织。余之思想确力趋维新，然对革命派抑立宪派，初无褊袒也。两湖革命秘密组织，有“求志社”者，与华兴会同时，宋教仁等为领袖，湖北文武普通学堂学生加入者不少，同志中欧阳振声极活跃，与余颇有交往，曾毅（著有中国文学史，增补稿尤见功力，惜未刊印）亦余至友，然余未尝正式加入彼等之组织。谭组菴中翰林后，亦无意仕途，而颇留意革命、立宪两派之发展。余与组菴志趣既相近，交往乃渐密，后因组菴关系，得阅览立宪派书报不少，迨组菴膺选湖南谘议局议长，余亦当选为议员，始参与立宪活动，然对革命主张，则始终同情。

祖母体健，得享遐龄，光绪三十四年戊申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值祖母九十大庆，事先筹备庆祝已久，余家人丁虽单薄，但诸姑表亲枝衍繁茂，遂趁表兄寒假返里之便，提前在阴历正月祝寿娱亲，戚友欢聚一堂，备极热闹。余先染疾，届时竟霍然而愈。时余已娶继室李夫人，且育三男，祖慈之欢愉诚难形容。祝寿之后，祖慈康健如恒，不意一夕忽无疾而终，犹未至四月之生日也。

祖慈弃养之后，余始敢远游。宣统元年赴北京，时财政、法政两学堂方招收学生，余报名财政学堂，应试录取，以余有举人资格，故甚受欢迎。然未及入学而湖南开办谘议局，余膺选议员，遂赶返湖南。

四、创立新式学校

光绪三十四年清廷下诏积极筹办所谓九年立宪，各县规定创设官立小学。余适在乡奉亲读书，素以开通风气自任，乃出私赀，创办“锺氏高阳两等小学堂”一所，自任堂长，主持校务者凡四五年之久。学舍假原有之凤麓山房改造而成，经费由余独力筹集。新式小学堂毕业学生，须经考试，由府县教谕主试，成绩最优等者给廪生资格，优等为增生，中等为附生，余任堂长期间，考试两次。成绩均较官立小学为优。余以创办学堂故，旋被推为本县教育会会长。教育会尝举办运动会三次，学业展览会一次（展览会情形见附录），皆可以倡导新式教育之风气也。

民国元年蓝山创设中学，余主其事，而学校首需经费，蓝山中学创办费用之来源亦可于此一述。民元湖南田赋章程重订，县分三等而定赋税之轻重。其法以正赋为根据，分有漕粮、有秋米采买及无漕粮亦无秋米采买三种。凡有漕粮之县，额征正银一两，收常平银二两四钱。有秋米采买之县额征正银一两，收常平银二两二钱。无漕粮秋米之县，额征正银一两，收常平银一两六钱。蓝山旧无漕粮，仅有地丁正饷银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两一钱三分三厘，别有秋米采买，谷类二千二百二十四石六斗，以谷二石折成正饷一两，并入原额内征收。夫采买秋米原为养兵，价由官给，故有采则买，无采则不买。本不在征解之例，前清官吏视为宦囊，终不肯放弃。入民国尽蠲苛征陋规，宜在豁免之列。乃民元田赋改章时，湘省财政当局以蓝山地丁外有秋米，应依有地丁、秋米之二等县，额征正银一两，收常平银二两二钱，总征额应为二万四千七百九十六两四钱六分四厘，折银币须三万七千一百九十四元七角。余意田赋改章原在减轻百姓负担，而都督新规定及增加蓝山税额，颇不合理，适余与都督谭延闿，财政司长陈炳焕素有交谊，乃数往力争，总获彼等同意，改按无漕粮、无秋米之三等县分征收，每正银一两收常平银一两六钱，但原有采买兵米谷额二千二百二十四石六斗，扣作正饷一千一百一十二两三钱，并入丁赋原额，定县赋为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三两四钱三分三厘，折收银币为二万九千七百二十元零二角四分二厘。较原额减少银币七千余元，此事交涉经过与详细项目可参阅《蓝山县志》。余争此甚力，终得成功，亦所以稍谋福利于桑梓也。然民元田赋已按二等县分规定数额征收于先，乃得临时县议会之通过，将此超额七千余元移作蓝山中学开办经费。其新建校舍亦得以完成。

蓝山中学依新式教育方针办理，故成绩斐然，较桂阳州立中学远胜，盖桂阳中学保守已极，蓝山中学则在湘南一带颇占风气之先。

蓝山既有新式学校，历年毕业生送往长沙乃至日本深造者不少。

附录：湖南蓝山县新式教育展览记录稿

会期：

闰六月初三日官学两界展览

初四日学界展览

初五日绅商界展览

初六日女宾展览

部署：

门首交悬龙旗会旗，中建柏叶匾额，结成教育成绩展览会七字。门内校旗夹道，向左为演说厅，向右为憩息场，正中入陈列所，第一处初等部附私塾，第二处高等部，第三处留学部，第五处特别部，各处分类陈列入口出口顺序排比。

四、创立新式学校（2）

会况：

初三日八时行开幕式，振铃开会，宣颂词，会长报告筹备情形，并演讲本会之目的，来宾职员均临席演说，谱风琴一度，宣军乐一次，摄影纪念，随即摇铃开幕，官界先后到会展览，学界尤络绎不绝。

初四日，官高小学，大慈南平梧冈舜乡锺氏彭氏各两等小学，朱氏陈氏萧氏成氏杨氏廖氏谭氏同义潇源各初等小学，均整队来会展览，颇极一时之盛。

初五日，到会人数尤多，有距城数十里特来参观者，有年近九十之乡先生欣然莅会者，临武教育会特派员陈廖三君亦是日临会。

初六日女宾到者数百人。

职员：

会长：锺才宏

副会长：王士吉成守贞

审查员：李家炤

审查员：成守廉李占林刘镇青孙迪哲锺才濂

雷识剑彭堃锺华绅李灿廷梁超汉

邓文昺萧汉珵李荫唐杨文华朱树琪

庶务员：雷震潜陈晋芬锺才毅朱树松廖振鹏

招待员：彭植廉邓绍芝邓树南雷志诚谭湘锦

朱炳鳞萧崇荫

调验：

分科审查成绩优异者取录三百五十余名，惟科学多寡不等，十五日调验国文、历史、经学、修身字学，十六日调验算术、图画、地理并图格致，十八日调验手工，查照各校学期，分别试场，按科命题，限时收卷，随即分酌各审查员核对成绩，酌记分数，分等取录。

赠品：

高小学统计五百分以上者锺华燊等五名，初小学统计四百分以上朱崇道等六名，均列最优等，奖几何画器及板尺纸，各品有差。高小学统计四百分以上者彭树人等十名，初小学统计二百分以上者黄良兆等二十名，均列优等，奖铅笔、毛笔、习画帖、中外地图，各品有差。高小学统计二百分以上者彭履中等三十六名，初小学统计百分以上者雷润时三十四名，均列中等，奖墨合、笔墨、扇巾，各品有差。

赠凭：

留学特别两部审查成绩即分等给凭，留学部最优等文凭十四名，廖同鹗、彭含章、锺华鎣、邓元、锺才潭、杨纯禧、锺才抡、黄际清、李兆涵、锺华禧、黄佳谷、彭步云、锺华筹、盘锡寿；优等文凭二十三名，陈奇芬、成凤笙、成兆炎、邝灿云、李宗弼、锺华绩、雷在衡、陈鼎章、陈嘉章、李兆春、雷佐熊、朱树烈、雷震环、杨嘉旃、廖如瑄、彭明镛、彭中孚、雷光灿、廖廷珪、利金榜、李艳春、锺才择、锺才；中等文凭四名，曾景銮、廖寿泉、罗星灿、杨泽浩。特别部最优等文凭一名，陈炜棠；优等文凭五名，黄鹤举、锺华、锺华棠、李镜元、郭瑶琼。

五、参加湖南谘议局（1）

宣统元年（己酉）湖南成立谘议局，为当时筹备九年立宪之重要项目。谘议局议员为民选产生，采复选方式。各县初选，州府复选，故须经两次手续。议员任期三年。被选资格规定需为本省男性而具备下列五项之一者：（一）在本省办理学校或公益三年以上者；（二）有五千元以上之财产者；（三）举贡生员出身；（四）曾在新式学校毕业者；（五）曾任实缺文官七品以上，或曾有军功任武官五品以上者。外省男性则另有规定。年龄限制则选举人须二十五岁以上，被选人须三十岁以上。桂阳直隶州规定名额为议员三名，初选五倍之，先由桂阳、蓝山、嘉禾、临武等州县初选十五名，再由此十五人互选三人，是为复选。其情形亦值得一述，盖可见中国初行民选议员时民风之淳朴公正，毫无机诈，亦不知机诈也。在初选十五人中桂阳州占十名，事实上可以垄断选举。然投票揭晓，余与桂阳某君同获四票居第三位，依例应抽签决定。但该州人士竟自动宣布放弃，因该州已获议员二名，故以为第三名议员应让与蓝山人土，且嘱事务人员依此呈报。而与余同获四票之桂阳某君亦未力争其抽签之权力，可见当时谦让君子之风未泯。后以获七票膺选首名之陈士杰为老翰林，无意接受议员当选，坚辞不就，桂阳某君仍复得递补为正式议员，可谓皆大欢喜。当时之选举过程，颇为规矩守法，绝无舞弊情事，亦可谓人民尚未重视选举权利之争竞。观诸日后议员之相互倾轧，选举之公然行贿，实令人对于清末民初风俗之淳厚，追念不已。

湖南谘议局议员总额为八十二名，是年九月举行首次会议，会期二月。会后互推常驻议员十六名（约占总额五分之一），驻会料理日常事务。常驻议员平均每府（州）一人。余为常驻议员之一。议员以地区大概可分为湘中、湘南、湘西三路。湘中议员稍占优势，故谭延闿得膺选议长，湘南曾熙（农髯）、湘西马星槎分任副议长。

谘议局时期之重要案件不少，兹就记忆所及，追述一二。其一为保路案。初，粤汉铁路由美商兴建，光绪三十一年几经交涉，收回自筑，由鄂、湘、粤三省各自筹款分段兴修，四川绅士亦以自筑川汉铁路为请。惟四省招股兴办，集股不多，距工程需款尤远，同时川路股款有被经管人侵蚀甚钜者，清廷于卅四年下诏收回官办。宣统元年复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贷款，以为兴筑之用，因此引起人民之激烈反对，其时在湖南方面，全省绅商已凑集款项，筑路不独就盐斤加价、田赋带征、兴办出境米捐等项筹得经费，且已开始兴工筑成长沙至株洲一段之铁路，故湘人之反对借外款筑路，较川人尤烈。谘议局代表民意，抗争甚力，议员粟戡时且啮指血书，以示决心，宣统二年谘议局推议员陈炳焕、曾继辉、石秉钧及粟戡时四人晋京请愿，川、粤、鄂省亦相继踵起，清廷犹豫不能决。至宣统三年春，始宣布铁路政策，将川汉、粤汉两路收归国有，遂引起轩然大波。湘省乃再推议员左学谦、周广询为代表，再往请愿，谭组菴亦尝晋京奔走。清廷处置路案昏聩不当，终促成川省保路运动之爆发，驱使各省热心立宪派人士如谘议局议员者走上同情革命之途。

另一案为湘省财政预算案。巡抚岑春蓂送来预算一份，议长谭组菴指定余与童光业（子谅）负责审查（童君为宁乡士绅，唯经商甚早，以商会会长膺选谘议局议员，其侄童锡梁日本士官毕业，后佐谭延闿为军事厅长）。余鉴于会期即将终了，不能延长，必须如期交卷，故与童君昼夜工作，历三日夜始完毕，此为湘省有预算计划之肇始，自难期精确，唯求其收支平衡，支配合理而已。乃于闭幕之日提出报告，得大会顺利通过。余毕生屡屡参与财政政策之拟订与财政行政之措施，而实以此次为滥觞。

清末邮政初创，尚未普及。湘省若干小县即邮政代办所亦付阙如，余亟思补救。谘议局终通过余之提案，建议中央，普及邮政于全国。偏僻小县均令先筹设邮政代办所，一年之后再扩为正式邮局。此于推动全国邮政之普遍发展，亦不无有其相当影响。

五、参加湖南谘议局（2）

湖田案亦尝热烈讨论，洞庭湖累年淤积，沿岸积土日广，土质甚沃，湘人竞往垦植，但湖面缩小，影响调节江水之功能，如洪水暴涨，可酿成巨灾。故似为巨利，实乃大害。然淤田肥沃，产米极丰，湘人视为米库，而江洪泛滥则鄂人首当其冲，尤其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受害最重，湘鄂两省利害既冲突，意见遂难一致，争端时起（民国以来，两省人民之意见始终争持不下。中共统治大陆后，传闻毛泽东硬性规定一种方案，毛泽东为湘人，所订方案不免于湘人较为有利）。当时湘省谘议局为研究如何疏口防洪，划堰还湖，推定议员曾继辉主其事。继辉为湖南新化人，继梧之介弟，尝主修《洞庭志》，对洞庭水利问题研究有素。

议员初无薪给，推定驻会常设议员后，则通过月酬常设议员车马费五十两。抚台欲增至一百两，竟为议员所拒绝。此种风格较之后世若干议员之争俸给、受贿赂，诚不可以道里计。

谘议局自行组织秘书处与警卫队。警卫得维持议场秩序，而受议长之指挥，并非由行政当局指派者。后世议会多由政府指派秘书长与警卫，较之清末谘议局情形诚有开倒车之嫌。由是观之半世纪之中国民主之发展，究系进步抑退步，实难遽予断言。

宣统元年七月谘议局闭幕期间，适逢南洋劝业会举行于南京，余以湖南谘议局常驻议员身份前往参观。劝业会规模盛大，会址在南京三牌楼，南方各省均分设陈列馆，陈列各省特产，琳琅满目。会场中并有新式戏院，扇形舞台，台上装置灯光，余来自内地，眼界为之一开。余并往访江苏谘议局，亦值休会期间，议长张季直（謇）适离南京，由副议长仇徕之与常驻议员孟森（心史）两人殷勤接待，相谈甚欢。此时可谓已有省际关系之萌芽矣。

宣统三年宪政编查馆派员视察各省谘议局开议情形。吴县汪荣宝（袞甫）奉派来湘考查，某日亲莅议场旁听开会情形。是日适讨论解放天足问题。翌日报章报导会议情形，竟有“腐气腾腾”之句，亦新旧转变时代趣闻之一。

宣统二年春长沙米价陡涨，商人乘机居奇，米价自每升五六十文涨至七八十文。人心惶恐，士绅有进谒巡警道赖之佩者。赖以四乡之米寻即运至，不必压抑米价而使各地米商裹足，且谓即使涨至每升百文亦非太贵。以天然台茶馆每碗茶亦值百文，而每日座无虚席，可见百姓不以为苦等语。消息传出，百姓为之哗然。缙绅如王益吾（先谦）、孔宪教、叶德辉辈，成为守旧顽固之士，素恶湘抚岑春蓂与湖南谘议局之倡言维新，此时乃乘机鼓动，散布谣言，官方又不知应付之道，群众聚集巡抚衙门，竟至焚烧衙门，以后且四处抢掠，焚毁教堂学校。军队不得已出面弹压，百姓颇有伤亡，当时为全国瞩目之大事。朝廷派员彻查以后，对于官绅均有处分，岑春煊且因此去职。谘议局方面虽恶弃王劣绅之操纵，但对无辜百姓始终同情。此一事件可目为湘省新旧势力冲突之一幕。

谘议局议员率多赞成立宪，谭组菴议长亦倾向于立宪之主张，但湘省革命势力早已潜滋暗长，如长沙明德学校与周南女校均培育不少革命分子，黄克强即尝执教于明德学校。宣统三年辛亥八月，湖北武昌起义，九月朔日湖南党人于长沙起事成功，巡抚余诚格遁走，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两人出身微寒，其部众多会党分子，皆椎鲁不文，起义成功后嚣张跋扈，横行一时，湖南缙绅，尤其谘议局议员，甚表不满，隐隐与之对立。一度且筹组参议院，以制衡都督。不数日而焦、陈两督突以遇害闻，谭组菴受众拥立接任都督位，都督府设于谘议局，并厚殓陈、焦两人。事后始探悉杀焦、陈二督系梅馨所主持。当时梅任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二营管带，而事先或尝获组菴之默许。组菴督湘后，长沙及各属方趋平静。组菴初任龙璋为民政长，旋改设教育、司法、民政、财政四司，且欲任余为财政司副司长，余未接受。时赵恒惕（炎午）任桂省混成协统领，率部由广西援鄂，道经长沙，余伴之同行至武昌，与黄克强、黎元洪均相见，余旋即返乡。

六、膺选国会众议员与国会（1）

民国元年秋季，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国会两院议员选举法公布，参议员由各省议会推选，众议员则由民选，采复选制。翌年二月全国选举完竣。湖南依规定可选出参议员十名，众议员二十七名，余参加竞选众议员。全省同时举行省议员选举，湘南为第三选举区，依人口比例分配，可产生众议员四名，省议员十六名。当时余已加入国民党，入党保证人为谭组菴与覃振两人，时组菴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部长，仇鳌任副部长，组菴委余为国民党第三选举区（湘南）招待处长，招待处设于桂阳州。其时国民党之对手为共和党，但国民党声势浩大，共和党无法对抗。仅湘西一带，因熊希龄关系，共和党较有号召力外，其余湘中、湘南各地国民党占压倒优势。湘南选举结果，国民党囊括四名众议员，而十六名省议员中国民党亦占十二名之多数。余以最高票当选众议员，其余三名为欧阳振声、陈九韶与席绶（湘军名将席宝田之子）。竞选期间屡有公开辩论，竞选过程则始终公平诚实。招待处开支约为二千元，印刷宣传品不少。党员竞选费用，除部分由省支部补助外，余皆自行筹集。

首届国会议员于民国二年二月底选竣，国民党获致全胜，共占两院议席近四百名，超过其他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席之总和，遂遭袁世凯之深嫉。故国会尚未集会，而有三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于上海车站之血案发生，举国哗然。宋氏为国民党重要领袖之一，惨遭凶杀，全党同志尤悲愤填膺，议员中且有主张拒绝参加四月八日开幕之国会者。卒因顾全大局，不愿以一二人之关系使国会不能成会，国民党籍议员仍赴京出席，首届国会得以如期开幕。然宋案之发生不仅导致国民党不能与袁世凯合作，以及促成赣、宁举兵讨袁之役，且从此预伏民国长期不能和平合作之祸机。

其最值得吾人注意者，当时国会之召集，依法律规定，乃自行集会，而非由大总统召集。此举似较后世之议会由行政官吏召集之规定更合乎民主原则。故清末民初国人初行民主，其规模与理想均有令人追怀不已者。

国会开幕前数日，袁世凯遣梁士诒赴彰仪门大街国民党本部，与多数党领袖商洽袁氏以何种身份莅临国会，席位如何安设，盖袁氏仅为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国会须在召集之后订定总统选举办法，此时民国正式总统尚未产生也。国民党人方以宋案恨袁切骨，遂公开扬言袁氏无资格列席国会。当时国会之尊严因此等小事可见一斑，而国民党与袁氏之斗争则方兴未艾，以后相激相荡，愈演愈烈，终至以兵戎相见。

参议院之权力不逮众议院，代表民意之程度亦弗如。盖参议员每省分配十名，由各省省议会推举；众议员则为真正民选，且依人口比例决定每省名额。故众议员为各方所瞩目，争端亦多。国会开幕后，首先选举议长，参议院内国民党籍议员占绝对多数，张继、王正廷顺利当选正副议长。众议院中则竞争最为激烈，国民党既占多数，共和党、统一党与民主党遂联合组成进步党，以相颉抗，而国民党以迅速扩张，吸收党员分子复杂，一时难以团结行动，袁世凯复倾人力、财力打击国民党，由王揖唐代袁出面，以金钱活动若干中间分子，使双方票数极为接近，结果投票至第四次，始选出进步党之汤化龙、陈国祥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此实为议会政治中少数挟持多数之一例。至于运动贿选情形，虽非严重，却实有其事。有国民党籍某议员，平时党性极强，论事辄拍案叫骂者，竟为袁氏金钱所诱惑，然于第四次投票前，示余以其选票上所书姓名为国民党候选人吴景濂，原来此公乃接受贿选而未卖党者，恐日后受人揭发，乃盼余能作证其未尝卖党之事实也。由此可见对方出钱收买选票确有其事，恶劣风气已渐萌芽矣。余平素党性不强，亦从未挟党自重，或作拔剑砍柱之狂态，但立身处世自有所持，故能获同志之信服。此公对余素极敬重，余雅不愿追述其姓名，惟记叙此事，可供史家之参考耳。

国民党之推吴景濂为众议院议长之候选人，殆以吴籍隶东北之故。吴此次虽未获当选，而此举实其卓见。盖国民党议员多为南人，自应著眼于北方势力之部署也。

国会召开后，意见纷呶，争执时起，质问查办，层出不穷，而于大经大法之拟订甚鲜成绩，会期四月瞬息即至，是年八月八日乃宣布延长会期。宪法之起草虽已推定起草委员六十人，国民党人汤漪（斐予）为委员长，假天安门外天坛拟订宪法草案，而至此时尚未完卷。余鉴于百废待举，不容再缓，乃提案亟谋补救，包含八点意见，曰制订宪法，曰选举总统，曰划分国税省税，曰议决二年度预算，曰会计法及审计院法，曰盐政计划，曰釐正中央官制，曰订省县制省官制（见附录一）。余盖欲建议两党议员暂行搁置政治纠纷，而就此等基本事项尽先讨论，以树立国会之声誉，而收信于国人。余于提案中稍作自我检讨，对于议员?仁，乃至本党同志，均有微辞。余原无所谓强烈之党性，唯以国事为重。提案旋为各报所披露，而日本人主持之顺天时报，且冠以大字标题，并作短评，揄扬之为“有体有用”，认为国会开议以来得未曾有者。该报且代印分送全体议员。此案之原稿余初未发表，报馆方面或得之于国会秘书处。然该案事实上牵涉太广，议长汤化龙亦告余无法实现。此案既未切实讨论，终未能弭祸患于无形。日后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亦尝利用国人对于议员吵闹之恶劣印象而有所藉口也。

袁世凯积极谋巩固权位，其种种措施与国会有关者以“大借款案”与“总统选举”两项为最重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袁擅与五国银行团（英、法、德、俄、日）订立善后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条约，未经国会通过而签字，国会哗然。袁氏尚采守势，尽力掩饰，然于总统选举则力采攻势，盖袁氏亟谋出任正式总统，以取得合法地位。故欲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而立于反对方面之国民党，则主张先行制定宪法，后选总统，冀用宪法制限袁氏之行动。双方争执不下。迨七月赣、宁举兵失败，国民党势力大受顿挫，不得已乃先行通过“大总统选举法”，于十月六日举行大总统选举，经两次投票而袁氏未能获得必需之四分之三多数票，袁氏乃嗾使所谓公民团包围会场，非至选出袁氏为总统，议员不准离场。而所谓公民团者，多为便衣军警，由步兵统领衙门所指挥。依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至第三次投票可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如此袁氏方得于第三次投票中如愿以偿。而余等议员则困坐会场忍饥终日矣。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以首次投票，即获四分之三以上多数顺利当选。盖议员藉此泄愤也。

六、膺选国会众议员与国会（2）

自此以后，议员咸感袁氏羽毛丰满，其势力实不可轻侮。两党均警觉鹬蚌相争，袁氏坐收渔利之危机，因有捐弃成见，共谋休战之尝试。乃由两党各推定十人，磋商合作，筹组民宪党，宣言不为金钱势力所屈，以贯彻民主，拥护宪草为职志。基本立场乃欲在宪政常轨之内尊重袁氏之大总统职权，如有逾越轨道之行动，则竭力制止。两党推定之人员，就记忆所及与余之老友刘幼蘅（闽籍国会议员）先生所函告者，国民党方面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杨永泰、沈钧儒、徐兰墅与余等人，进步党方面有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刘崇佑、汪彭年、解树强、刘幼蘅等人。十月二十一日民宪党开成立会，此举诚可代表国民、进步两党议员之觉悟，然为时已嫌太晚，实不足以救国之危亡。

国民党同志甚觉事态之严重，平素拔剑砍柱之激烈分子暂行隐蔽，而推温和持重之议员出面，参加筹组民宪党，同时积极完成天坛宪法草案，十月三十一日脱稿，翌日即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氏见事机迫促，竟于十一月四日下令停止国民党籍议员职权。盖总统无权解散国会，袁氏乃采此举，使有资格出席之国会议员不足半数，国会无法开议，乃不得不自动休会。而对于国民党籍议员则分两类处置：对于激烈分子予以通缉处分；对于温和分子则仅遣军警追缴议员证书而已。余被目为温和分子，故仅被取消议员资格，而未遭通缉。至于国会虽名存实亡，而袁氏仍必除之而后甘，然袁氏又不敢轻冒解散国会之大不韪，故初则使各省都督民政长通电表示，继则交御用之“政治会议”讨论，直至翌年（民国三年）元月十日方循政治会议之请，宣布停止两院残余议员之职权。国会至此乃告正式解散。

附录一：国会提案一份

议员锺才宏意见书一件

第一次国会延期会间，择举要案迅速议决之意见。窃民国肇造，两年于兹，一切规模，阙焉未备。说者谓临时期内几百草创，张皇治具，有待将来，庶几国会正式成立，各种重要问题不难次第解决。乃光阴逝水，去日苦多，意见纷呶，议论寡要，为溯成绩，无可指数，一院法也，而尚待协议，一院规也，而未经三读，内部之组织不完，外部之形式徒具，虽谓国会至今未成立亦可，返诸人民望治之殷，国家代议之制，及吾人负责之初愿；不料其若斯之迟滞也。夫共和国家最重法制；欲求完全之规定，钜细靡遗，诚非旦夕可以期效，考诸东西各国，其颁行法典，有迟至数年者，有数十年而犹待改者，固非绝无先例，然必循序图功，亦非漫无成效也。今正式会期瞬息经过，统计政府交出之案，议员提出之案，无虑数十百通，非鳞爪不成统系，即旨趣别有指归，越乎正轨，趋于极端，甚或涉于旁歧而正意因而掩护，以故凌轹纷乱，百无一成。近虽以时势之必要，延长时限，而为时几何，若更从前因循，国会机能无形消灭，国家何赖，即为立法史上特开新例，长年会议而不择其要，程日以赴未见其有济也。为今之本，愿两院中明定范围，择其重大问题，计日图功，其余比较的视为可以轻缓者，一切罢置弗提议，以待他日之解决可也。请列举其目，并缀意见如下：

一、制定宪法宪法为国家根本法，不先制定，则国家各种机关之权限无所依据，必混淆而不分，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权利义务，亦惶惑而不定。临时约法虽于宪法未颁布以前规定有同一之效，而未能完备，执行多碍。近者起草诸公，则列举重要问题，限日决议，即条文之编纂计亦为期不远。查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民国宪法由两院会合行之，其规则及程序亦宜提前预备，免致临时周章。前朱君劭文提出两院合议宪法规则案，甚为切要，亟宜将此案先列议事日程，提前议决，移送参院一致成之，使会议得有依据，而宪法可尅期告成。

二、选举总统总统为国家之元首，对内对外关系极重，宪法未经制定，总统无法产出，宪法既成，即当首先选举。惟选举手续必求严重办理，选举人如何规定，选举地点如何抉择，一国典式所关，烈强观瞻所系，不可不慎重出之，而预为之备。

三、划分国税省税税则之淆乱，莫过于中国，军兴以来尤为凌乱，中央欲诛取于各省，而各省复藉端存留以自肥，至不得已彼此相师，同借外债，一经抵押，则国家之收入源又从之而灭损其一。且近今各省长官与省议会，每因预算案互相冲突，皆由两税划分未明所致，而财产乃无整理之日，人民负担且如黑夜冥行，任官吏之侵蚀而莫明。所以为民国生存计，中央固宜活动，地方尤重发达，调剂得宜，斯为两利，若财政部之两税草案，搜刮一切悉奉中央，而瘠苦省份几无回旋余地，手足麻木，何利头目，宜将两税审量划分，庶办理预算，不似从前困难矣。

六、膺选国会众议员与国会（3）

四、议决二年度预算预算为大政方针所寄，即国会行使监督权之要点。民国二年度预算案，始而质问，继而咨催，迟之又久，此累累之簿记始入于众院之门。然会计年度既经开始，提出已为后时，而预算委员尚未产出，议决既遥遥无期，审查亦复无标准，蹉跎复蹉跎，支出自支出，何以举监督财政之实也。窃以为现今财政困难，姑采量入为出主义，依各部支配定为几分之几，如军备宜暂为收束以蕲至严整也，冗员骈机关宜极力淘汰也，不急之工程宜一切停罢也，海陆军官之现役俸宜展缓施行期间也，官吏议员之仰给均不宜过丰也，准是以求，收支适合，乃克有济。

五、会计法及审计院法会计问题吾国从前亟为放任，一任行政官之挥霍，迄今尤为浮滥，欲图整理不可无会计法。盖此种法规，所以扼财政出入之要；盈余不能挪用，亏缺必有指明，其出纳官吏皆负有完全之责任，东西各国更列为规则，不愿精详条文至百数十，诚以程序有一定，则从事决预算不至漫无头眉，此宜规定者一也。至审计院为司法监督组织，尤刻不容缓。盖国会不过为财政上之事前监督，事后承诺，审计院则凡关于行政官吏之动用财政，皆有干涉之权，其地位之重要，有与法院同一独主之精神，英美德法且明定其院员为终身官，其尊重审计之意可知。今欲举国民监督之实则此项机关未可视为缓图，且必使其脱行政官之绊以树独立之帜，此宜规定者二也。

六、盐政计划盐务为岁入大宗，抵支洋赔各款已达二千余万，近以借债抵押，关系尤重，非认真改革，不徒无盈余以供政用，即债务已不胜危险之虞。顾历史复杂，现状歧纷，研究虽宜从详；迁延实为非计，体察各方，惟以张君謇主张民制官收商运商卖为最适宜，据此厉行改革，庶有收效之一日，若枝枝节节为之，一转瞬间善后借款划定之二百万镑整顿费，不难借题消耗，而税收疲滞如故也，偿款拨付无著也，并入海关之约行将见诸实行，则永堕地狱，万劫不复，言念及此，不寒而栗矣。

七、厘正中央官制中央为出政之地，官制整齐，则政举而费不繁，现行之国务院各部等官制，果能应时势之必要乎?其实则徒备清曹，无所事事。甚者总统府内骈列机关，顾问咨询，盈千累百，他如步军统领之设、军政执法处之设，皆溢乎法制之外，非廓清而厘正之，不独岁耗国帑，而行政亦有拘牵不灵之虞。前徐君兰墅有裁节政费案，贺君赞元有催提总统府官制案，实于政治有绝大之关系，宜毅然刷新，使组织中繁简之程，政务呈敏活之象。

八、省制省官制省制存废为近今最有价值之问题，顾存废理由，甲说乙驳，聚讼纷纭，实则利害参半，强谓为集权分权无当也。行政区域过疏，不得谓之分权，行政区域即密，亦不得谓之集权。我国省制沿袭五六百年，疑于分权之妨害统一，欲一旦推翻之，徒使全局骤蒙骚动，而财政愈呈恐慌。窃以为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事，当然集权于中央，其民政事项有为中央所必不能概括者，不妨赋予地方，促其发展。故宜就中国现势，保留此殊特之阶级，迅将省制省官制厘定，权限惟求分明，脉络期于贯通，则中央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官治有独到之精神，自治不患无发达之希望矣。

上举八案，窃以为今日之重大问题，无有急于此者，惟此中有必须由政府提出者，则催咨政府交议，有可径由议员提出者，则指定委员起草，正鹄既树，不更从事歧趋，庶几一致进行，不蹈从前虚縻事日之弊。盖来日无多，若条举法案，则关于实业教育海陆军警，皆有待于规定，固不独刑法民法商法民刑诉讼之宜事编订也。窃见时局岌岌，险象环生，内忧虽有就平之机，外患益呈紧逼之状，宜从根本上解决，将以上所举之八案从速议决，虽不免有割裂挂漏之嫌，而大纲既举，图治有年，若侈谈完美，不求先后之序，则治丝愈棼，反陷于迁延业脞，后来之危险或更甚于今日，将欲补救，苦于无术，则何如及今直追，犹未晚也。尤有进者，两院开会以来，有不可讳者，惟中挟党见以致贻误前途，此后务希共念国事之艰难，以救国为急务，毋为积极之党竞，毋为治极之缺席，静气平心，一以国家为前提，不复参以意气之私，则国会第一次会期之余晷，未尝不可收成效一二也。区区之见如此，是否有当，拟请议长谘询院议，或作议案方式提出，合两院开谈话会协议，抉择施行，不胜盼幸之至。

锺才宏提出

附录二：刘幼蘅先生复函忆述民宪党发起人姓名

槐村先生道席：得书本当即答，因尊著《新王道论》于昨日始行奉到，欲俟细读后一并作复，以致稽延，乞谅之。承询当日民宪党发起人姓名，以弟记忆所及，国民党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杨永泰、沈钧儒、徐兰墅及我兄诸人，进步党为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刘崇佑、汪彭年、解树强诸人，其余则忘?矣。至敝著民国史遗中记载亦极简略，兹姑再另奉备阅。大著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佩服之极，惜并世足以语此者恐甚寥寥也。余容面罄。

专此即颂

道祺

弟刘幼蘅拜五日

七、袁世凯统治时期之见闻（1）

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国会复遭解散，袁世凯之威权如日中天。南方诸省备遭压迫、湖南若干人士侥幸能保全则应归功于谭组菴与熊秉三（希龄）等之努力。赣宁举兵失败后，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均受通缉，独湘督谭组菴得黎元洪之力保，且袁、谭两家原有世谊，故组菴得免论罪，唯袁氏坚持组菴必须离湘赴京。时余虽已被取消议员资格，然未遭通缉，熊秉三方组第一流内阁，任国务总理，复以乡谊，邀谭北上，且挽余转劝组菴来京，盘桓数月，以缓和南北之紧张气氛。余因留京，伴组菴日日游宴。组菴来京后尝拜谒袁大总统两次，熊秉三亦颇尽维持之苦心。组菴名义上住于国务院内秉三处，实则寄寓头条胡同小关三庙。湘籍议员多已离京远避。唯余每日陪伴组菴游玩山水，走马章台。组菴平素自律甚严，此时乃不得不佯犯自浼，以免项城之疑忌，此中委曲求全之苦心，唯余一一洞悉。而湖南方面，除财政司长陈炳焕及部分激烈派之革命党人惨遭杀戮外，实力大多得以保全，其间组菴与秉三诸人实煞费筹划。至于透过汤化龙与芗铭之兄弟关系，因而获得庇护者亦不少。然芗铭终以杀戮党人之故，致有“汤屠户”之恶名。

湘人李执中（懋吾），为国民党议员中之激烈派，遭袁氏下令通缉，时亡命日本，生计窘迫。常澧镇守使王正雅，尝于辛亥年受执中策动，兴兵独立于荆州，甚感德焉，又知执中未尝忤袁氏，因百计乞湘督汤芗铭转呈兔赦，会袁氏谋称帝，欲缓和党争以牢笼天下，故下令准免执中之通缉处分。执中闻讯勃然怒作，迳电袁氏痛斥其窃国祸民之罪，且谓“吾本无罪，独夫有何资格赦吾之罪。”声名震动一时，王正雅几因此落职。（按，王正雅为一旧军官，辛亥武昌起义后，王率巡防营三营并募集旧部二营，取道湘西，攻克湖北之荆州，守军开城迎降，王于此役中曾受伤。后驻荆半载，终以客军被摒，退回湘西，初任湖南第四区守备队司令，后任常澧镇守使。九年七月，王为谭延闿所派之常澧镇守副使卿衡所杀害。）自是以后，孙中山对李执中之伉直敬礼备至。日后执中且赞成护法，南下参加广州国会。惟以久处潦倒，执中乃一贫如洗，迨曹锟准备贿选总统时，执中穷愁老衰，已难守正不阿，又有受贿议员前往劝说，以南下护法议员领受他方津贴，其同为“受贿”则一，又何必故为区别。执中意为之动，竟欲参加贿选，覃振与余二人前往力劝，挟之出京，执中初犹怒斥余等多事，以老衰为辞，不愿离去。迨抵天津，则又促余等立即携之南下，彼恐在津再受直系之劝说，无法抵抗其压力也。由此可见名节之保全诚非易事。即国民党议员同志中，平素标榜党性坚强而临难变节受贿者为数亦不少。组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时，执中为常设议员。

当民国二、三年间，袁世凯励精图治，翦除异己，权势盛极一时，然起初未必有帝制自为之野心，或仅志在作大权独揽之总统而已。故解散国会，而另行召集约法会议，制订约法，成立参议院以自建其法统；废国务院，设政事堂，致置国务卿与左右丞，以自设其中央集权机构。在在均谋独揽统治大权于一身。民国四年五月九日，不幸而有承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交涉，遂为国人所指斥；而更致命之打击则为同年八月以后由筹备帝制所导致之反帝制运动，此盖由于袁氏昧于世界潮流大势，终于作茧自缚，无法自拔，卒致身败名裂而后已。然袁氏主政时期之内治，确极可观。彼为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不惜处斩素所宠信之京兆尹王治馨，其实王之罪名不过受贿五百元而已。此区区之数，罪不应至于死，然袁氏竟置之大辟者，无非欲借王某首级以立信、立威耳。自辛亥各省起义以来，都督各拥实力，形同割据，袁氏依次削平，收统治权于中央，且设国税厅于各省，使全国财政亦得归于统一。凡此种种建树吾人均不应以政治立场不同而一概抹煞。

至于《二十一条》之交涉，除第五号中五项，袁氏坚拒，仅允日后再行协商外，其他有关山东满蒙之权益，所允许日人者太大，致为国人所痛恨!唯袁氏动机是否卖国，亦未必尽如其政敌所攻击者，以后袁氏亲笔证据陆续发现，均难谓其居心卖国。王芸生所著《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亦谓袁氏未必有意谄媚日本。《二十一条》对于中国自属不利，但袁氏以后当政之衮衮诸公所作丧权辱国之事，更有甚于《二十一条》者。

七、袁世凯统治时期之见闻（2）

民国四年六月，都肃政史（相当于现在之监察委员）庄蕴宽等提出“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路大参案，或谓袁氏所授意，或谓袁克定图要胁交通系素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逼其资助帝制运动，余以为克定或则有意，袁世凯本人似不必出此下策。袁氏有所命令，梁又岂敢违抗，故无挟持之必要。但此案历时五月，结果卒未得何证据，仅以私罪微谴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一人，而所谓最有关系而必欲排击之交通次长叶恭绰竟奉明令复职，则殊启人疑窦，此中内幕如何实为民国史上一桩疑案。

民国四年八月，帝制运动之筹备推动日急，八月二十三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英等发起之筹安会成立，初犹以学术研究姿态出现，顾名思义乃“筹国家之长治久安”也，参加筹安会六君子实亦极一时之选，而尤以杨度（皙子）为最活跃。杨之《君宪救国论》亦尝轰动一时，杨为湖南湘潭人，吾湘人才蔚出，自魏默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以至最近逝世之赵恒惕等，知名之士实屈指难数。余虽与杨度政见不同，立场迥异，但皙子才学诚令人叹服。彼尝受业于王闿运，且与王有姻谊（其妹适闿运之第五男），晳子初露头角于光绪二十九年之经济特科，与梁士诒同获隽于初试，梁名列一等第一，杨则第二，复试乃以有人对梁中伤之故，俱落选。杨后以参加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之宪政编查馆，而邀袁项城赏识。袁时为直隶总督（按：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调外务部尚书），二人结识自此始。此次杨倡组筹安会，野心匪浅。袁氏尝欲挽之出任教育总长，晳子以为闲职，不屑屈就，而以“帮忙不帮闲”一语谢绝之，项城曾赠皙子匾额，题“旷世逸才”四字，可见袁氏对杨之推崇。

袁氏布置势力极为周密，可略举数事为例：（一）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与张謇为“嵩山四友”。（二）予黎元洪“武义亲王”之尊号，并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其亲信疆吏及部属。黎氏行事素忠厚颟顸，独于此等大节出处不亏操守，始终未允接受亲王之封号。（三）迎湖南名士闿运（湘绮）入京，奉为国史馆馆长，其实王未尝负责，多由其高弟杨皙子代劳。（四）夏寿田出身湖南世家，其尊翁累官至江西巡抚，本人则中榜眼，曾拜列王闿运之门墙。袁氏对之极尽笼络，筹备帝制期间，夏以内史名义，居袁氏私邸，朝夕共处，参与密切。夏为文人，原无一定之政治主张，但才思敏捷，佐袁氏笔札，每能道出袁氏内心所欲言者，故深获袁之知遇。袁氏败亡后，筹安会六君子与曾受王爵封号者未必尽遭通缉，夏寿田位不尊、权不重独因与袁关系密切而列名缉捕焉。

民五讨袁护国之役，湖南虽无直接行动，但湘人亦与有功焉。领导护国军之蔡锷（松坡）将军为湖南宝庆人。辛亥云南光复，即任都督。袁氏久闻其名，颇留意蔡之行动。民二赣宁之役后，即藉故解彼兵权，调之入京，畀以全国经界局督办。松坡于任内并非尸位素餐，对于全国经界之测量调查确甚用心，而袁氏亦任以全权，松坡手订各种规章，可见诸其遗集中。至于松坡效法“佯狂为奴”，纵情声色，与小凤仙之旖旎故事早已传颂人口，其与梁任公师徒二人奔走倒袁之努力亦多载史籍，不必在此赘言。民国五年十一月，松坡病卒，小凤仙以两联均颇传诵，其中较通俗者，余犹能诵一联：“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下句用典是唐人传奇红拂女的故事，甚为贴切。

讨袁之役，乃进步党人与国民党温和派及南北有志倒袁之士所联合奋斗成功者，国民党激烈派（孙中山嫡系）则不与焉。民二赣宁举兵失败后，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者不少。孙中山倡组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按印指模，宣誓效忠于其个人，拥之为独裁党魁，黄克强以次之同志大多表示反对，时欧战方炽，克强与党中健将如李根源、章士钊、李烈钧、耿毅、冷遹、张孝准、欧阳振声、程潜、陈强、程子楷、彭允彝等乃倡组“欧事研究会”，后亦邀余参加，以国事为己任，而与中华革命党之暴烈分子分道扬镳。民四冬西南护国军兴，实为进步党与欧事研究会携手合作之成绩，中华革命党则始终未参与。刘揆一所著《黄兴传》言之甚详。惟仍有所隐讳，章士钊所主办之《甲寅杂志》，谷钟秀之《正谊杂志》，张季鸾之《中华新报》等刊物均与欧事研究会有关，上述报刊既同声讨袁，势力甚张。日后政学系一派亦渊源于欧事研究会。民国五年五月，西南各省设立护国军军务院于肇庆时，以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务，其秘书长章士钊及主持财政之杨永泰等人均欧事研究会之要角也。

袁世凯筹安称帝，实铸成大错，终至众叛亲离，抱恨而终。设非如此，袁氏之声望与势力决非国民党人士所能撼动者也。或谓袁氏应效法曹瞒，不必及身而践至尊，乃袁氏竟不计此，其愚亦殊可笑！说者又谓，袁氏长公子克定之野心勃勃固类似曹子桓，而其庶子克文风流倜傥亦堪比拟曹子建。克文号寒云，诗文享名籍甚，复与帮会深相结托，帮中所居辈分甚高。谭组菴尝语余以袁项城城府之深。宣统初年袁氏一度罢废，养晦彰德私宅，然其部署复起，未尝稍懈，而其用心周详，即内宅收支用途亦分令两人掌管，使经手支出者不知袁府收入情形，掌管收入者不知开支数额，其权衡细密周详由此可见。谚云：“逆取顺守。”观乎袁氏一生之事业则可谓：“逆取逆守。”故终不免最后之失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