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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经历的1976（1）

- 我所经历的1976（2）

- 我所经历的1976（3）

- 我所经历的1976（4）

- 我所经历的1976（5）

- 我所经历的1976（6）

- 我所经历的1976（7）

- 我所经历的1976（8）

- 我所经历的1976（9）

- 我所经历的1976（10）

- 我所经历的1976（11）

- 我所经历的1976（12）

- 我所经历的1976（13）

- 我所经历的1976（14）

- 我所经历的1976（15）

- 我所经历的1976（16）

- 我所经历的1976（17）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2）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3）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4）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5）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6）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7）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8）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9）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0）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1）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2）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3）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4）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5）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6）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7）

-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8）

- 追寻真相（1）

- 追寻真相（2）

- 追寻真相（3）

- 追寻真相（4）

- 追寻真相（5）

- 追寻真相（6）

- 追寻真相（7）

- 追寻真相（8）

- 追寻真相（9）

- 追寻真相（10）

- 追寻真相（11）

- 追寻真相（12）

- 追寻真相（13）

- 追寻真相（14）

- 追寻真相（15）

- 追寻真相（16）

我所经历的1976（1）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字，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我所经历的1976（2）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着，冷眼看着凌乱不堪，像遭强盗抢劫一般的家，始终没有问抄家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从家中带走；抄家的规模和其深入仔细的程度；儿子出门近三个月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一切，其中的勾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当年穿行在我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经经历过太多的风霜血剑，面对这样的搜查，你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这天我正好应该上中班。望着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因心脏病和腹水而刚从“五七干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亲。母亲平静地要求我去工厂上班，我说我可以请假，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呢?起码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着你我才能走。(我姐当时已从插队的东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炼油厂当搬运工。)母亲不同意，固执地将我送到楼梯口，还说：没事怎么好请假呢?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从来不肯因为私事而耽误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走出家门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小楼，小楼上绿色的布窗帘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扑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谈谈”的名义从家中带走了，而且带走后和父亲一样从此杳无音讯。

我所经历的1976（3）

上班后师傅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我摇摇头说没什么。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十一点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径直回到宿舍蒙头就睡。当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来，三三两两地上床睡觉，宿舍开始安静下来时，我依然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我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袁敏住哪个房间?”

“袁敏下中班后有没有离开工厂?”

……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匆匆的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我所经历的1976（4）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又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是做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我所经历的1976（5）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地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声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所经历的1976（6）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蹦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你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你就绝对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我所经历的1976（7）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一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我所经历的1976（8）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我所经历的1976（9）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周恩来19751229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漏一丁点的风声。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我所经历的1976（10）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1966年“*”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祖国大厦已被白蚁蛀空，大厦危在旦夕，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尽管那一年的元旦发表了毛主席“到处莺歌燕舞”的伟大诗篇，对毛泽东思想历来崇拜敬仰的人民群众却开始厌倦最高指示传来，立即上街欢呼*的举动。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搞乱了国家，搞乱了人民，搞乱了思想，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忍辱负重，倾心倾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国家大厦，“四人帮”还要想方设法折磨和打击周总理，而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即便想保护周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全国四届人大时，周总理硬撑着形销骨立的身子坚持做报告的样子，让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是谁也不敢说。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对*同志的信任，看到了小平同志上台以后大张旗鼓地改革整顿，抓革命、促生产所产生的新气象，看到了从1975年年底到1976年年初“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指完全是针对*同志的。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虽然“遗言”中也有一些对张春桥、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当今天下，有谁能如此真诚地向国人道歉?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流淌的无以言说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我所经历的1976（11）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5月下旬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一辆接一辆紧拉着窗帘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从杭州火车站一处不被人注意的边门驶进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一列和普通火车没什么两样的火车已经静静地卧在铁轨上。与众不同的是，这列火车周围没有熙熙攘攘你挤我拥的乘客，而是一片肃杀和静谧。悄然驶进站台的每一辆吉普车的车门都正对着一节车厢的门，而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紧拉着窗帘。神秘和紧张挂在每一个乘警和列车员的脸上，他们显然事先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虽然并没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从她被带出关押的房间到坐上吉普车，再到坐上火车，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被从哪里带到哪里，她的视线所及超不过一米以外。当她从吉普车上下来，还来不及朝两边望一下，一左一右两个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架上一节车厢，推进一个包厢。包厢里除了一个当兵的和她自己再没有第三个人。当她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什么时，当兵的严肃地告诉她，一个包厢一个犯人，你不用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强的姐姐一再问当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当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终于让姐姐放弃了打探，但从小聪慧过人的姐姐还是从当兵的那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中判断出：自己应该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产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

我所经历的1976（12）

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说心里话，只要听到有人敲楼梯门，我心里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第一个来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学同学，由于她总是口若悬河并且功课极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来时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胶皮雨衣。她是个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厚厚的镜片上那一圈圈罗纹让你看不清她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她说话一改平时的滔滔不绝，字句很短，声音压得很低，像地下党在说接头暗号。

“抓了几个?”

“我们家三个。”

“还有谁?”

“蛐蛐儿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头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秀才，她那次冒雨来我家到底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她有没有遭到传讯，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着军绿色胶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间过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个来的是小嵇，一位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个率性梗直的军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环抱的四明山认识的，那是《浙江文艺》(即《东海》)举行的一次笔会，现在活跃在浙江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不少都是从那个笔会上出来的。

我和小嵇都是参加笔会的业余作者。小嵇来时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的，进来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样子。他搬来一箱粉皮鸡蛋，还趁我不注意，将一包东西塞进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发现是一包金猴奶糖。对于小嵇的到来我很紧张，因为他太不管不顾了，嗓门又大，进门就说，我写了一首歌颂*搞整顿的长诗。还没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那高亢无忌的声音在那种压抑的岁月里简直就是异数。我拚命摆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依旧兴致勃勃慷慨激昂。直到我母亲沉着脸出现在门口，小嵇才朝我一吐舌头，红着脸叫一声“阿姨”，赶紧走了。

我追到楼梯口喊：小嵇你不要再来了，我妈是为你好!

小嵇回头挥挥手：没事!没事!

张强和程坚是前后脚进我家门的，张强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而程坚是我中学同级不同班且在校时没什么交往的同学，我上高中时，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场卖菜去了。

他们都很直截了当。张强说，她爸爸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头儿，要不要托他去打听打听人被关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何时能出来。程坚则拎来几条带鱼，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点木讷，眼皮总是耷拉着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谁都知道，那时候物资十分匮乏，老百姓想买点肉骨头和猪油都得半夜去排队，像这样闪着银鳞的带鱼，那要不是菜场职工的家属，恐怕根本别想吃到。这份细微的体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妈妈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好多天没吃新鲜菜了。程坚送来的带鱼和青菜让我口角生津，眼睛发亮。

妈妈倒是没反对张强托她爸去打听亲人被关在哪里的提议，虽然我看得出她对这种打听会不会有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让她此刻只要见到一条缝都会钻进去。她坚持将带鱼和青菜的钱给程坚，同时也叫他以后别再来了。程坚说，我一个卖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给你们送点菜，这难道也犯法么?

我所经历的1976（13）

那以后，程坚果然隔三差五地送菜来，而且公安局果然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大约是来我们家却唯一没有遭到传讯的人。

更让我感动和不能忘怀的是一次我最终没有参加的萧山聚会。那次聚会的发起人是小林和陈兄，其他大多也都是参加四明山那次笔会的作者。

我家里出事，大家马上都知道了。小嵇大着胆子来我家以后，大家都向小嵇打听我的情况。因为四明山笔会时我和小林住一间屋子，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记得当时虽是冬末春初，但山上已星星点点绽开出美丽的映山红，我和小林常常在竹林小径中长时间的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散步不是我们的目的，而离开压抑的城市，来到这犹如世外桃源的四明山，在没有政治硝烟的大自然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才是我和小林一下子走得很近的根源。在那里，我把我从哥哥那里看到并抄录的“总理遗言”逐字逐句背给小林听，但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所背诵的“总理遗言”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笔会结束回到杭州后，小林常和我联系，鼓励我写东西。由于我和小林接触频繁，公安局也对小林进行了传讯。小林觉得自己不方便到我家来，但她又不放心我，所以想了一个主意，搞个四明山笔会的部分作者聚会，聚会放在陈兄家，因为他家在萧山，那时候杭州人的概念萧山就是乡下了，大家心理上觉得乡下比较安全。他们煮了一只鸭子，然后让小嵇来叫我，说大家都在萧山等我吃鸭子。

我知道那年头上面对聚会比较敏感，我也更怕由于我家的事而连累大家，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参加那次萧山聚会，但没吃成的那个鸭子带给我的想望和温情却让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就在张强托他爸打听消息迟迟未果的时候，我父亲、姐姐、哥哥，以及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一行七人，已经被悄然押解出杭，送往北京。

哥哥曾经应我的要求给我画过一张关押他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牢房的地图。称这地方为牢房也许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那地方位居北京城市的心脏，长安街的中心路段，全国总工会对面的一条胡同里。行人若是从那里路过，绝对不会想到那样的地方会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关押*的地方。

在哥哥的描绘中，那是一个幽静美丽的院落，院子里长着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凹字型的一溜房子很像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对着走廊和院子的一面是门，每扇门的上端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但玻璃被厚厚的牛皮纸从外面给糊上了，只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刚可以容纳一只眼睛。哥哥说，很长时间他都无法适应这个小洞里常常会突然冒出来的眼白多于眼珠的瞳仁，每次当自己的目光和小洞里的瞳仁撞上时，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更摧残人神经的是每个房间里门的上端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一天二十四小时照着你，尤其是晚上睡觉时，白晃晃的刺眼的灯光正好打在你的床上，让你有一种被扒光了衣服裸露在别人眼皮子底下的感觉。据说有不少人就是受不了这种灯光夜以继日的不间断的照射，最后胡乱交代，甚至神经错乱的。

从北京站出来依旧每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押送的军人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中央警卫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训练有素，时间掌控得很好。虽然我哥哥、姐姐、父亲同坐一列火车进京，又被送进同一所牢狱，但他们彼此居然都不知道隔墙就关着自己的亲人。

我所经历的1976（14）

我和母亲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个亲人已被关押在北京，我们依然望眼欲穿地等着张强给我们带来消息。但张强却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我和母亲内心的焦虑无以言说，但生性要强的母亲对我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等他们回来，我们不能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母亲说的别人是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幢小楼里的另外三户人家。楼上两家是“*”中造反住进来的，而楼下的奶奶家则是拥有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老祖宗奶奶在这个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家的第三代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从小一块儿玩的伙伴，我们家出事后，奶奶不允许他们再到我们家来玩，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我说话。可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奶奶的阻拦无法禁锢我们说话交流的欲望。他们总是趁奶奶不注意时蹿上二楼，溜到我们家的后晒台上，我也总是避开母亲的眼睛，躲到后晒台来和他们胡侃海聊一通。这里开阔空旷，四周一览无余，只有风从脸上轻轻抚过。有时我会突然哭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他们不会安慰我，却会静静地陪我一起流眼泪。

我知道自己不能总寄希望于从别人那里寻找安慰，我必须自己从内心里坚强起来。我想起“*”中，爸爸妈妈都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那阵，他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我和哥哥没有钱买肉吃，便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黄毛小母鸡，它每天都下一只蛋，而每次下蛋后“咯咯哒”的叫声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温暖使我们那时候的日子都明亮起来。

我和母亲商量我们是不是养几只鸡。没想到母亲一听我的主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说：要养就多养几只，养得肥肥壮壮的，等你爸爸、哥哥、姐姐回来吃!

我一下子养了六只鸡，还在碗桌下用木栅栏围起来，给鸡们营造了一个家。每当下午太阳落山时，我就会把鸡放出来，让它们到天井里散步。

每次鸡到天井里散步时，奶奶都会站在她家厨房门口大着嗓门发出一串笑，那笑声一听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干笑：哈哈哈，你们养那么多鸡给谁吃呀?

我这时总会一边给鸡喂食，一边也哈哈大笑地回答：六只鸡不多呀!等他们回来还不够吃呢!

奶奶撇撇嘴说：他们还回得来么?

我朝地下吐一口唾沫，大声说：当然回得来!我妈说了，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事情总归没有事情。

那一年的夏天巨热无比。7月6日，朱德同志逝世。7月26日，唐山大地震。9月8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自然界的灾难和人世间的悲苦有否心灵感应我无法知晓，但像1976年那样天灾人祸如此集中地接踵而至，让我冥冥之中觉得，人的意志无法和上苍抗衡。

多少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他房间里的暖瓶弹跳起来，翻了两个滚发出“嘣”的一声响，水和银色的瓶胆撒了一地。我哥下意识地朝门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时只要房间里稍有动静就会出现在那儿的瞳仁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倒是房门一下子被打开，值班的警卫战士满脸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说，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卫战士二话没说，拉着我哥就往外跑。我哥一跑到外面就觉得一种久违的只有天地间才有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他被关押进来后第一次看到天和地，那样的感觉若不是亲历绝对无法理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像水盆倒扣。但我哥还是看清了所有的牢房门都已打开，警卫战士和被看管的犯人在漆黑中混同一片，大家都朝一个方面推搡拥挤。在生命的悬崖边，求生的本能让牢房内外的人在一瞬间搀扶在一起。但这样的亲近和搀扶真的只是在一瞬间，几秒钟后，看管人的和被看管的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分寸。很快，一卷卷的塑料布运来了，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敏捷地打开塑料布，闪电般地就一个个手臂高擎，拽扯着塑料布的四只角，绷拉出一个个独立的方阵空间，犯人在尚未看清左右的情况下又已经被重新隔离开来。我哥说，那一晚的感觉仿佛不是在逃离死亡寻求活命，而好像是生死相依血肉相连，他对那些高擎着塑料布帏帐的手突然间有了一种唇齿般的心痛。

我所经历的1976（15）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虽然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但这已足以让原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的犯人们心满意足。蓝天、太阳、金灿灿的向日葵、绿色的小草……这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丽无比。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当时间如同冰凉的秋水深刻地掠过存在的境域时，我体悟到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虽然我已从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蛐蛐儿的哥哥处初步了解了他的现状，我也对蛐蛐儿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种的描画和设想，但当我真正见到他时，心中的震撼和哀伤还是无法言说。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今夏将近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平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和我主编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

他说：能。

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

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我在这里无法将它铺陈开来。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所经历的1976（16）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的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一部后来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稿子《啊，龙!》，当时我在《东海》杂志当编辑，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当时的他依旧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他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我们更无从预料这种毒瘾居然会毁掉他的后半生!

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外，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二十三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字迹清楚，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种赫然和庄严。

哥哥告诉我，他当时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作出的结论，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公安部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子结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难道不想早点回家和家里人见面吗?在他们反复轮番地劝说下，我哥哥终于同意签字。他在他的审查结论上写道：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我所经历的1976（17）

公安部的同志当时就傻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哥哥会签下这样的意见。他们将他一个人撂在房间里，出去商量了半天进来对他说：你这样签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说：我不出去，我不能拖着这样一条政治尾巴去面对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们尴尬而无奈地说，那还是先让你出去吧。

出狱后我哥哥被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间，他们继续派人轮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消自己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中央领导都签了字，你不要再固执了。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对我哥哥说，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这样的结局你们应该满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公安人员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当时我哥、我姐、我父亲以及其他涉此案关押在北京的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共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而我和母亲的户口也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迁移到富阳农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必将家破人亡。

此时，浙江省公安局来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帮着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蒋的老公安对我哥说：我们大家都是这场路线斗争的受害者，我的损失比你还大。原来这位蒋公安当时是省局负责“总理遗言”案子的成员之一，1976年7月26日，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审查材料，他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儿子便要求和爸爸坐同一辆火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车到天津时儿子下车了，从那儿转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儿子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他曾发疯一样地寻找和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种莫名其妙丧子的悲苦他无法向任何人述说，他是去送死的呀!蒋公安对我哥说：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们的材料，我儿子是不会坐这趟火车的，不坐这趟火车，他就不会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现在可能就快抱孙子了……蒋公安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哥哥不再说话，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条骤然消失的鲜活的生命，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认同，他最终也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陈旧的牛皮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

第一张纸上的内容是：*浙江省委(决定)省委发［1978］112号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的决定省电力局党组转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在“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利用追查“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反对“四人帮”的袁中伟同志非法抓捕，实行所谓“拘留”和“保护审查”，纯属政治*，应予彻底*，对袁中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浙江省委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公安部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的决定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作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部同意*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消销毁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2006年9月16日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

我为《收获》2006年第6期“亲历历史”栏目撰写的《我所经历的1976》发表后，许多看过文章的朋友和并不认识的读者纷纷来电话、发短信、写E-mail，反应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小我近两轮，在我看来肯定应该对“超女”“粉丝”等前卫、时尚的东西更感兴趣的媒体人看了文章深夜来电，说：袁敏，太震撼了！你应该放下你现在手中正在干的一切，不要编杂志了，也不要做会馆了，你现在就应该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那段历史，那一拨年轻人完完整整写出来！

那一夜，我通宵失眠。我想这位媒体人之所以会觉得震撼，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和书写那段历史的人。我原以为，尘封了三十年的那段历史今天没有人会再关心、再激动、再感兴趣，我重新打开记忆的窗口，完全是出于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不仅仅是责任，更是追寻一种久违的精神。当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沉浸在金钱、名利、权贵、*等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时，这一种久违的精神便更显现出脱俗、高洁、厚重、大气、慷慨激昂。我在写与此相关的文字时，发现自己对这种精神从骨子里充满了沉醉和迷恋，还有一种无以表述的景仰。而让我更加有冲动和激情去追寻这段历史和这种精神的，恰恰是在我看来对现实狂恋对历史厌倦的年轻人对我写下的久远的人和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好奇。这是我下决心重返1976的由来。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

晨光（左一）、阿斗（左二）、蛐蛐儿（左四）、瓜子（左六）、大耳朵（左七）

醉白楼里的回忆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开始的。

而我对醉白楼的选择则是基于一个“醉”字。我历来相信“酒后吐真言”，三十年的沧桑足以掩埋厚厚的历史，三十年的人生也足以淡漠辛酸的往事，要让一帮皱纹已爬上眼角，白发已悄然滋生的中年人和我一起打开尘封的记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三十年后重新聚首，举杯共饮，一醉方休，却是接到我邀约电话的每一个当事人共同的愿望。

为了这次聚首，我特意找出了我哥哥一直珍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七个同学少年个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清朗的眉宇间有一种久违的明净。看着这张照片，我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污垢都会远远退去。七个同学中有五位都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我不知道经过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当年这些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们如今会是什么模样？

醉白楼坐落在杭州最美丽的一角茅家埠的绿荫丛中，虽然它那古色古香的装潢和服务小姐略嫌俗气的打扮不太合我的心意，但它远离闹市的那种幽静和不事张扬的恬淡却让我对它情有独钟。

夜幕降临时，我所邀请的客人们陆续走进了醉白楼。他们都是下了班以后从各自的单位赶过来的，他们都已人到中年，脸上带着公家人掩饰不住的疲惫，开始发福的身材和鬓角滋生的白发让你不得不感叹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在他们身上你几乎已经找不到照片上那些青春少年当年的影子。

那一晚一共到了七个人：我哥哥瓜子；退休中学老师毛宁；当年和我哥哥一起关在北京监狱的阿斗；“总理遗言”案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晨光；那次和最终诞生“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狗肉聚会”的始作俑者大耳朵；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的前女友J；还有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我。我最最遗憾的是我姐姐晓燕和“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蛐蛐儿的缺席，晓燕那天晚上另有公干，无法请假，而蛐蛐儿目前的身体状况尚无法来参加这次聚会。虽然之前我和哥哥曾商量是否用车去接他，然后连人带轮椅一块儿抬上来，但斟酌再三，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把握这样的聚会给蛐蛐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刺激，他目前的生活虽然简陋但是平静，这对一个病人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状态，假如我们的聚会又在他心中凿开大洞，掀起滔天巨浪，那对他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谁也不能预料。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2）

大家坚持不要红酒和白酒，一致说只喝清凉沁脾的啤酒。但我注意到，他们连啤酒也喝得不多，菜吃得更少，醉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清醒异常，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打开回忆的闸门。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更无须引导和提醒，忆起1976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尽管那天我带了录音机和采访本，但我终究没有拿出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自己无法只做一个冷静旁观的笔者，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回忆，都点燃起我血液中偃熄了多年的火苗，让我全身心热血奔流，我在这一瞬间深深体会到：1976年那段岁月已刻骨铭心地嵌入我的生命，无论这段岁月走得多么久远，只要有一根火柴轻轻一擦，熊熊的烈焰就燃烧起来了。

1976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件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牵连而遭传讯和被追查者无数。直接涉案成员可分为三部分：北京组、临安组、留守组。北京组关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遗言制造者、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儿）；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绰号）；我姐姐，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晓燕；我父亲，“*”中被打倒、后又被解放但仍赋闲在家的老干部；浙江江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阿斗；阿斗的父亲，“*”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度出来工作，后又靠边站的老干部刘叔叔。临安组关押了涉案人员五人：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干部许阿姨；我哥哥的同学，当时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耳朵；父亲曾任团省委书记，被大家当作小弟弟的晨光；比我哥哥他们要大七八岁，但不知为何也进入了这个圈子的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王叔叔。而留守组则是我们这些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门软禁和反复传讯的家属，有我，我母亲；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儿的母亲；蛐蛐儿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的妻子张老师和其三岁的女儿妞妞。

那天来醉白楼参加聚会的有北京组两位，临安组三位，留守组两位。得知我写了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在《收获》发表，大家都很兴奋，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希望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尤其是大家说到了已经去世的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阿斗的父亲刘叔叔，说到涉案还活着的老人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不免沉重和唏嘘，更感到抢救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约大家来的，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这个责任。他们说，你不用说责任，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体想要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我们怕把事情写走样了，这是写历史，不是写故事！你来写最合适了，因为你也是当事人，你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激情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那样的激情和活力迸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他们的述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3）

醉白楼酒酣人散时，我留下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并和他们约定，找一个时间一起去临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关押了“总理遗言”案五个要犯的“留椿屋”，寻觅1976年的风雨烟云。

然而，这个约定很长时间没有成行。这些当年曾是“*”*和国头号大案中的要犯们，现在几乎个个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不是这个公务就是那个出差。从盛夏到深秋，从满目翠绿到遍地金黄，人还是凑不齐。等到杭城落下了透出肃杀之意的潇潇冷雨，我终于决定不等了。我给阿斗打电话，我说我希望立刻去西天目，我的第二篇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稿子是写临安组的，我必须从关押临安组所有成员的“留椿屋”写起。阿斗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他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去住院了。我有些吃惊，问他生什么病了，阿斗说，他身体一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除了已经明确的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以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指标偏高。医院一直没有床位，现在刚刚通知他有床位了，他得住院检查。我听了心里又难受又发慌，我想起我姐姐曾对我说过，我们这些人住在监狱里时精神备受折磨，免疫功能都被破坏了，出来时一个个看着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五脏六腑都被损伤了。当时听姐姐说这话我并没有太在意，现在看来姐姐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蛐蛐儿终日与轮椅为伴，基本是个废人；我哥哥在而立之年患了一场凶险的大病，差点阴阳两隔；我姐姐心脏、肠胃也总有事儿，没有因此影响工作，那是这代人大多具备的责任和毅力。现在阿斗又……我问阿斗那怎么办？阿斗说，你别着急，我让晨光来组织。我说那你还能去吗？虽然阿斗不是临安组的，但平时他也很忙，要采访他很不容易，我很希望他能去。阿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后说，我去，我向医院请假。

最后成行的是五个人：我、阿斗、毛宁、晨光、大耳朵。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雨下个不停，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仍有中雨。我很担心天气作梗，行程生变，辗转一宿，祈求上苍。因为我总觉得许多事情常常是在不经意中一拖就拖黄了。

老天保佑，第二天虽然依旧云雾压顶，但雨霁天清。一辆深灰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五人向西天目进发。

车出杭城，进入余杭地界，公路两旁的秀色就扑面而来。等过了临安收费口，天目山脉便逶迤映入眼帘。墨绿、金黄、深红、棕褐，油画一般的色彩将天目山妆点得美不胜收。

我说：你们关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真是浪漫啊!

坐在车尾的晨光大声说：是啊!我们当时从关了两个多月的市公安局出来被押送上天目山，一路看风景，好像不是去坐牢，而是去旅游。

岁数最大的毛宁撇撇嘴不以为然：我可没有这样浪漫的心情，我们是犯人，是去坐牢，我在里面就是想老婆，想女儿，都快想疯了!

我注意到阿斗和大耳朵一路上没怎么说话，阿斗是关押在北京的，我猜测他也许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年关在北京的岁月；可大耳朵为什么旧地重游，却如此沉默寡言呢?

车过藻溪镇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车上每一个人脸上的神情都凝重起来。毛宁告诉我，进入藻溪，天目山就触手可摸了。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4）

西天目山古称“浮玉”、“天眼”，又名“西峰”、“西山”，素有“浙江诸山之祖”的美誉。这里古木参天，修竹蔽日，奇石嶙峋，谷幽泉清。诸峰之下，有青龙、*两山对峙。“留椿屋”就坐落在青龙山南麓。与西天目大名鼎鼎的“禅源寺”相距不远。来此之前，我听说这幢貌不惊人的小楼曾是三十年代著名电影皇后胡蝶的别墅，当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和胡蝶在这里幽会。来此之后才知道这传说有误。事实上，这幢别墅是上海怡和洋行的小开潘志铨为其父潘澄波颐养天年，于1936年向禅源寺租地营建的。门前石碑上“留椿屋”的题字乃是清末榜眼朱汝珍的手书。胡蝶当年拍电影《桃园春梦》时，这里的确是外景地，胡蝶也确曾下榻留椿屋，至于她是否真的在这里和戴笠幽会，那就不得而知了。倒是另有两位大人物先后在留椿屋住过，一位是蒋介石，另一位是周恩来。

我不知道历史的巧合是否隐含着冥冥的天意。当年，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为敦促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积极抗日，曾专程从重庆来浙江。1939年3月22日，周恩来到西天目，下榻留椿屋，当天晚上就与黄绍会晤，共商国事。第二天，黄绍就在留椿屋会客室主持召开浙西行署军政要员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团结抗日的重要讲话。周恩来此行时间虽短，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使西天目一度成

为浙江抗日救亡的中心。

西天目留椿屋前的石碑见证了1976年的风雨烟云

多少年以后，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周恩来恐怕不会想到，有一群热爱他、景仰他的热血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因为痛恨和反对*他、残害国家人民的“四人帮”而被抓捕关押，其中有五个人就囚禁在留椿屋。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叱咤风云，又身为共和国堂堂总理的周恩来，在那场生死存亡的政治路线斗争中，却也有着旁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无奈。在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周总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其实是充满了忧虑的。1975年9月7日，在北京城内北海西岸边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里(周总理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做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从病床上起来，撑着虚弱的身子，在这里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周总理当时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虽然周总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不无欣慰地告诉罗共中央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总理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但当接见完毕，总理应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求和大家一起合完影后，谁也没有料到，总理竟一反常态，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情都沉重起来。周总理对*的充分信任和对中国在他离去以后会走向何方的巨大担忧，在这一次外事活动中表露无遗。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他作为一个有丰富革命历史斗争经验的政治家，面对党内那些急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家所产生的某种预感。果然，周总理尚在病榻弥留之际，一系列再揪走资派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5）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革命时期的那些*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

无怪乎人们对1976年寒冬里周总理的辞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悲怆；无怪乎群众后来会自发地走上街头，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哀悼这位革命一世两袖清风的伟人；更无怪乎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会群情激愤，对*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王张江姚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留椿屋作为1939年和1976年历史风云的见证，让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因为它而发生了某种勾连。

当留椿屋真正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惊讶于它的素朴和简陋。这是一幢面积大约在三四百

三十年后，“总理遗言”案部分当事人在留椿屋前。

从左至右：阿斗、毛宁、作者、晨光、大耳朵

平米的石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墙围用大块的山石垒就，小青瓦的屋顶，小木条的地板，虽然设有壁炉，配有专用厨房、餐厅、会客厅，水、电、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但相比我想象中住过蒋介石、周恩来、胡蝶这样的大人物的寓所，还是显得不够气派。我注意到留椿屋所有房间的窗户外面都是铸铁的窗栅栏，这使得这幢虽然素朴却仍然漂亮的小楼，微微露出当年曾经囚禁过犯人的阴森寒意。我问陪同我们来留椿屋的天目山管理局局长，这些铸铁的窗栅栏是别墅原有的装置还是后来加上的?局长很年轻，他并不知道1976年发生在留椿屋里的政治风云，自然他也无法回答铸铁的窗栅栏的由来。

毛宁和晨光一到留椿屋就直奔二楼寻找各自当年被关押的房间。我拿出来之前毛宁为我画的一张牢房分布图，对照实地场景一间一间地看，一间一间地拍照，一间一间地寻找当年可能遗留的蛛丝马迹。我发现毛宁的记忆力和方位感是惊人的准确，他事先给我画的各个房间的位置和现场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当年关押他们的留椿屋已深深地刻印在毛宁的生命里，永远也抹不去了。

我曾经去过《红岩》中描叙的白公馆、渣滓洞，我也去过上饶集中营，那样的监狱是一目了然的，血腥和残酷会从每一丝墙缝和每一坯泥土中钻出来，向你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故事，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阵营壁垒分明，每一个时刻准备慷慨就义的坐牢者都有一种共产主义信念的支撑和一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的期盼。然而，1976年关押在留椿屋的每一个犯人从头至尾感到困惑的是：谁把他们抓来?谁将他们关押?他们五个人中间，有两个是共产党的干部——许阿姨和王叔叔，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毛宁和晨光，他们的父母都是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唯一的平民子弟大耳朵，爸爸妈妈也都是对党绝无二心的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坐牢了。虽然留椿屋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监狱，但是，荷枪实弹看管他们的战士；丧失自由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羁押；每天都要面对的凶神恶煞般的审讯，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他们坐牢了，留椿屋就是关押他们的牢房。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6）

我仔细地看了留椿屋楼上楼下的每一个房间，楼下最大的一间是会客室，据说就是当年关押这批犯人时的审讯室。这是一间大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的房间，进门左侧有一座壁炉，炉台上摆放着周恩来三十年代来留椿屋时身着戎装英俊挺拔的黑白照片，周总理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向我们投来亲切的目光，但这亲切的目光此时却似乎不能拂去我身上骤起的寒意。我不知道是我们去的那天天气阴晦，还是窗外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光亮，会客室里阴气森森。会客室旁边有几间屋子，当年是看押他们五个犯人的战士住的房间。

会客室门正对着楼梯，楼梯拐弯处是一间大约只有三四平米见方的小屋。小屋背阴，终日不见阳光。晨光告诉我，这就是当年关押他的房间，小屋只能放进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小床小桌和椅子之外，进门拐角处放了一只马桶，那是让晨光方便的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吃喝拉撒睡，晨光都是蜷缩着身子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解决问题，伸胳膊伸腿都很困难，转个身都会磕着碰着。

我看着晨光一米七几的个儿，问他，你那么高的个子，一天到晚呆在这个小屋里动也动不了，怎么熬过来的呀？

晨光指给我看小屋门对着的墙上一扇小小的带玻璃的钢窗，这扇窗不能打开，只能向外朝上推起大约二十公分。晨光说，就是这窄窄长长的二十公分缝隙里钻进来的毛竹的清冽的气息救了他，他从这种气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搏动。晨光的心和层层叠叠的绿色竹子融合在了一起，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在窗前透过这条缝隙数毛竹，数毛竹上的每一片叶子，数叶子上的每一滴露珠。每天数出来的数都不一样，那就从头再数。做这样的功课需要很专注，稍一分心，长得分不清彼此的毛竹和竹叶就会在眼前幻化为一团绿雾，那就只好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始。

上到二楼，才是关押这批犯人的主要场所。二楼一共四间屋子。朝南最大的一间屋子宽敞明亮，两扇大大的窗户像镶嵌了两幅山水油画的壁挂，使整个房间陡然生色。

毛宁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对我说，1976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后来离开留椿屋时，他曾在这间房间的墙上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将要被释放的激动心情。可惜毛宁当年的笔墨如今已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被重新装修过的留椿屋，墙壁上全部贴了厚厚的色彩俗气的墙纸，我相信当初装修这些房间的人们在往墙上贴墙纸时，目光绝对不会在毛宁写下的笔墨上停留，历史的湮没有时候常常来自后人急于不断更新的热忱。我试图寻找墙纸的接缝处是否会留下一丝裂纹，但一无所获。墙纸掩埋下的诗文恐怕只能和那段久远的历史一起浅吟低唱，感时伤怀了。

毛宁还告诉我，楼梯上来左侧西南向的那间屋子是囚禁大耳朵的房间，东南向那间狭长的屋子则是关押阿斗妈妈许阿姨的地方。许阿姨和阿斗爸爸刘叔叔当年在家中被抓后，先是都关在米市巷监狱，刘叔叔和我哥我爸我姐等一行七人被公安部押送北京后不久，许阿姨就被转移到留椿屋来了。我发现关押许阿姨的房间和隔壁一间房间其实是连通的套间，中间隔着一个厕所，厕所两边都有门，通向两边的房间。厕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早被钉死了，那个房间里关押的就是蛐蛐儿的前女友J的父亲王叔叔。毛宁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许阿姨每天都会在她的房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次带她到楼下会客厅去审问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阿姨都会在穿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弄出很响的动静，他猜想许阿姨是想以此引起关在这里的其他犯人的注意，寻找时机弄清楚身边难友的身份，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和自己有某种联系。因为通往厕所的门被钉死了，王叔叔是要到毛宁房间来上厕所的，虽然站岗的警卫总会提前采取措施，不会让他们互相照面，但毛宁还是从王叔叔的脚步声、叹气声和呼吸声中慢慢熟悉了这位应该是父亲一样的长辈。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7）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当年关押在留椿屋的五个人中间为什么毛宁规格最高，待遇最好，一个人住着朝南的最大的房间。论年龄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论身份他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若硬要寻根究底，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勉强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他是“总理遗言”案最最外围的成员。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体育老师，年龄要比我哥他们大七八岁，既不是同学，也算不上哥们，后来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唯一和我们连得上瓜葛的，是我母亲和他母亲战争年代曾在一起经历过共同的炮火，他母亲在战地保育院生下他时，我母亲就在旁边。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两家的孩子一直走得很近。

毛宁家住的孝女路8号和我们家的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只隔着一条弄堂，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甚至可以看到毛宁家的某一扇窗口。

是我哥哥将蛐蛐儿带到毛宁家去的。毛宁比他们要大得多，当时在我哥哥和蛐蛐儿眼里，毛宁总是穿着发黄的旧军衣，脚蹬一双那时候最时髦的灯心绒松紧带懒汉鞋，很神气，很成熟。更让蛐蛐儿总愿意和毛宁在一起的是，他认为毛宁很有本事。他会用刻刀在石头上刻毛主席头像，在木板上刻马恩列斯的头像；他会教蛐蛐儿寄信时在邮票上刷一层薄薄的糨糊，这样邮戳就会盖在糨糊上，然后把用过的邮票收回来泡在水里，邮戳就和糨糊一起泡掉了，邮票晾干后还可以再用；他给在东北插队的两个妹妹寄包裹邮费太贵，他会将红枣、肥皂、电池、月饼等物品用报纸裹卷成筒状，当印刷品寄。毛宁层出不穷的歪点子让蛐蛐儿对毛宁崇拜不已。

那时*刚刚开始，我、我哥哥、蛐蛐儿，我们都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初期我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和哥哥自然都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属于红五类子女，很自豪，很荣光。我们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哥哥还担任了红卫兵团团长。蛐蛐儿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在“*”初期有点微妙。第一批红卫兵中没有蛐蛐儿的名字，这让他很沮丧了一阵。后来，我哥哥几次在讨论发展红卫兵新战士的会议上为蛐蛐儿和其他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说话，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过多长时间，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蛐蛐儿光荣入围。

1967年初，蛐蛐儿容光焕发地来我们家，给我和我哥哥看一张16开的油印的《红小兵报》，上面有新闻，有通讯，有本报评论员文章，有读后感，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各种文体的文章五花八门，一份报纸像模像样。我和哥哥注意到，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署名：小辣椒。我们问蛐蛐儿这份报纸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小辣椒”是谁？蛐蛐儿得意地一笑：我编的，文章也都是我写的。我问蛐蛐儿，那么这个小辣椒就是你喽？蛐蛐儿诡秘地点点头。我和哥哥有点不相信那张报纸真是蛐蛐儿的杰作，我们问他，那蜡纸是谁刻的呢？我和哥哥都知道蛐蛐儿的字像他的绰号一样曲里拐弯，根本没有这么漂亮。蛐蛐儿不好意思了，说，字是毛宁刻的，排版、油印也是毛宁干的。

现在回想起来，蛐蛐儿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赋，一张《红小兵报》上的所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全是他一人撰写。毛宁告诉我，有时候排完版，文章不够，报纸开了天窗，蛐蛐儿会坐在一旁，咬着笔头皱着眉头想一会儿，然后大笔一挥，刷刷刷，不到几分钟，一篇补白的文章就写好了。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8）

蛐蛐儿和毛宁共同编印的《红小兵报》办了一期又一期，我哥哥也参与到其中。开始只是散发，后来还上街去卖，两分钱一张的报纸居然经常脱销，有的同学买报纸时会付一毛钱甚至两毛钱，并豪爽地说不用找了，实际上他们是对这张小小的报纸的支持。报纸卖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小辣椒”的名字也迅速蹿红。那时候，杭州市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红一司和红三司，红一司的袖章是黑字，红三司的袖章是黄字。《红小兵报》作为红一司外围的一份小报，由于办得出色，在一司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目中也很有分量，大家都知道《红小兵报》有个才子叫“小辣椒”。由于我哥哥的加入，毛宁和蛐蛐儿越干越起劲，他们用卖报纸的钱再去买纸张、油墨、钢板，报纸的版面也扩大了。蛐蛐儿俨然以《红小兵报》主编自居，文采泉涌，佳作迭出。在并肩办报的日子里，蛐蛐儿和毛宁的友谊也更进了一层。公安人员后来告诉毛宁，蛐蛐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多次提到毛宁，这恐怕是毛宁虽然不是我哥和蛐蛐儿他们这帮同学中的一员，却也锒铛入狱的重要原因。

当我站在留椿屋朝南的最大的这间屋子里望着窗外重重叠叠的茂林修竹时，我觉得毛宁其实是幸运的，我甚至认为，假如毛宁没有经历这一段牢狱之灾，他的人生会顿失很多光彩。当年，周恩来、蒋介石、胡蝶都是住的这间朝南的大屋子，毛宁在不经意中和这些伟人做了一次不见面的握手，无论这样的握手对毛宁的命运会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足以让毛宁这辈子回味无穷。

毛宁不仅完全认同我的想法，而且对我要求采访他，并希望他提供能够佐证当年历史的物件，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积极的配合。我从中看到并感受到毛宁作为一个个体，那种非常阳光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毛宁的热情爽朗和他在醉白楼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一以贯之。看得出来，为了这次约定的采访他提前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他从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沓纸头一张一张摊在我的办公桌上，其中有一份一看就是那个年头才会有的，钢板刻印的“总理遗言”。泛黄的纸张斑斑点点，上面用长方形的细圆字体刻印着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总理遗言”。我问毛宁，你怎么保存得那么好啊？这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毛宁笑笑没说话，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剪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和一位清秀文静戴眼镜的年轻女人，照片上女孩和女人的表情有点木讷；另一张照片上除女孩和女人外，多了年轻俊朗的毛宁，很显然，有了男主人的三口之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张照片的右下角分别用蓝墨水的钢笔写着：妞妞三岁（76年）；妞妞四岁（77年）。

毛宁告诉我，女孩是他的女儿妞妞，女人自然是妞妞的妈妈了。从妞妞一岁开始，每年的7月13日妞妞生日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留念，只有1976年7月13日这张照片是妞妞和妈妈两个人。妞妞曾经问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拍照片？妈妈当时回答说：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妞妞问：到解放军那儿去就不要妞妞了吗？妈妈说：解放军住在很远很远的高山上，爸爸天天在高山上看妞妞呢！妞妞不说话了，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是光荣的象征，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爸爸也是光荣的。听了妈妈的话妞妞幼小的心灵又踏实又满足，然而妈妈的心却一片冰凉，因为她不知道妞妞的爸爸因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9）

那是1976年5月26日晚上，毛宁抱着刚两岁多的女儿妞妞去看望骨折住院的父亲。从医院出来时，天空中飘下了细雨。妞妞不肯回家，嚷嚷着要爸爸带她去玩。毛宁一看时间还早，就带妞妞到他从前的校友李兆强家串门去了。

李兆强的母亲是浙江省妇女保健院的院长，他们家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条弄堂里。我们家住的小楼在5月10日这天就遭到了劫难，大动干戈的抄家持续了三天三夜，父亲、姐姐被从家中带走，从此杳无音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样抓人，又是同一个案子，为什么一前一后时隔半月，这实在不像公安局雷厉风行的作风。

毛宁正和李兆强闲聊，妞妞和李兆强的儿子在一起玩，这是一个和往常一样安静而温馨的晚上，毛宁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晚上他会和女儿妞妞生生分开，而这一分开就是铁窗内外，自由和囚禁天地两隔。

毛宁的爱人张老师几天前带着学生下乡学农劳动去了，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家。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毛宁听到妹妹在院子里高声喊：哥哥！公安局的人找你。毛宁抱起妞妞就往外走，夜色中，毛宁看到妹妹身后站着一名公安人员，这名四十多岁的公安姓高，毛宁见过他，几天前，这名高公安曾在派出所的同志陪同下找过毛宁，反反复复问他见没见过“总理遗言”，在哪儿见的，从谁那儿得到的。毛宁当时也没当回事，胡乱回答了一通，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这名高公安今天又找上门来。

毛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眼睛一斜眼白朝上，问：什么事？

高公安说：找你谈谈。

走出弄堂口就是孝女路了，毛宁的家在左边，他下意识就往左边走，高公安拦住他说：女儿叫你妹妹抱，我们到前面去谈。高公安边说边推着毛宁往前边走。

往前走到孝女路口，对面就是下城区委。高公安走在毛宁的左边，有意识地将他引导到一辆白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前。小轿车里已经坐着一名穿便服的公安人员，高公安叫毛宁上车坐在中间，自己紧跟着上车坐在毛宁的另一边。望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己夹在中间的面无表情的公安人员，毛宁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他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两名公安目视前方，谁也没有回答他。

车子开到延安路拐弯，然后一直开到定安路杭州市公安局。他们将毛宁带到一间很大的值班室，里面有床。高公安对毛宁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说完就出去了。

毛宁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虽然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值班室里，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抓捕，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从这一刻起已成为瓮中之鳖。

十点多时，进来了好几个身穿便衣的公安人员，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其中一个公安人员向毛宁宣布：因“总理遗言”案，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保护性审查。当时既无书面文件，也没有让毛宁签字认可。

毛宁一听这话就炸了，站起来就要往门外冲，嘴里嚷道：总理遗言案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抓错人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回家，我女儿才两岁多，我爸住在医院里，我妹还小，我老婆在乡下学农劳动，我不回家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公安人员的嗓门也大了起来：坐下！，你要弄清楚你是在什么地方，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0）

毛宁一下子就傻了，他看着面前一个个身穿便服，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心里意识到事情恐怕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毛宁的家就被抄了。听毛宁的叙述，公安局抄他的家还算手下留情，他当时和父亲、妹妹都住在一起，但警察只抄了他和他老婆的房间。警察问毛宁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毛宁说我从不记日记，但我当班主任，有工作笔记。警察一听笔记眼睛就发亮，当下就抄走了毛宁当班主任的所有工作笔记，装了满满一网线袋。

这一宿，毛宁彻夜未眠。第二天，审问开始了。审问的所有问题全部围绕“总理遗言”：你家中的“总理遗言”是从哪里来的？你最早是在何时何地看到“总理遗言”的？当时有何人在场？你又传给了什么人？毛宁说最痛苦的是要他回忆从1月8号周总理逝世以后每一天干的事情。公安人员给了毛宁一本小台历，要他看着这个台历一天一天地回忆。从1月8号开始，每回忆清楚一天的所作所为，就用大头针在这一天的号码上戳一个眼。有时一个眼戳过去，他以为可以过关了，审问者又会突然冒出一个新问题从头再来，反复折腾后再戳上一个眼。当台历上的*数字被一个个针眼戳得百孔千疮时，毛宁几乎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其实他根本记不起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天天的细枝末节，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听到那种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与谁在一起有谁可以证明等等问题，他脑门上的大头痱子都要爆出来了。而且你曾经说过什么，或者在交代材料上写过什么，你一定要记清楚，审问的公安人员常常会在事隔三五天后突然挖出已经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假如你的回答与以前的回答不相符，那么他们就会揪住不放，没完没了。

牙膏挤到最后毛宁终于明白：面对恪尽职守的公安他只有实话实说才不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他承认他是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的。他也承认上面开始追查“总理遗言”时，蛐蛐儿曾专门跑到他家，让他千万不要说“遗言”是从自己那里抄来的。

多少年以后，当毛宁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着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我说：我已不记得我们中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女的都是江雪琴，男的都是甫志高。这话虽然是调侃，说得也有些夸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姐姐、你妈妈、阿斗妈妈、阿斗妹妹，确实一个比一个勇敢坚强，我们这些男人都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她们。在里面时，我一直为自己最终承认是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而感到内心不安，没想到出来时公安人员告诉我，当开始我还在天上地下胡诌死扛的时候，蛐蛐儿早就撂了。我的胡诌死扛其实毫无意义，5月7日，大耳朵、晨光被抓；5月9日，瓜子在上海被抓；5月13日，阿斗在江山被抓；5月26日，瓜子姐姐、爸爸，阿斗爸爸妈妈和我都在同一天被抓。

一开始的时候对毛宁的看管还是比较松的，毛宁可以到公安局食堂去吃饭。毛宁在食堂里看到了晨光和大耳朵，虽然这时候毛宁并不认识他俩，但几天下来他们互相就感觉到，彼此应该是有关联的。食堂里有一个窗口是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尽管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一点，但他们总是在买饭菜时相遇在这个窗口，而且除了他们三人以外，谁也不到这个窗口来买饭菜。当他们渐渐开始避开公安的目光，彼此试图用眼神交流某种信息时，这个窗口突然对他们关闭了。看守他们的战士不让毛宁再走出房间一步，饭也由战士打到房间里来吃了。毛宁曾借着上厕所的间隙在院子和走廊上四处环顾，却再也没有看到晨光和大耳朵的影子。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1）

1976年7月13日，妞妞的生日照片上，只有她和妈妈，爸爸毛宁第一次缺席

他们再次相见，是在7月中旬的一天押送他们去西天目的路上，当时晨光单独坐一辆上海牌轿车，毛宁和大耳朵同坐一辆面包车，但其时每个人身旁都左右坐着公安人员，彼此根本不可能交谈。尽管如此，毛宁心里依然感觉到一种塌实，觉得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至少知道还有人陪伴。而更让毛宁心生温暖的是，上西天目山前，公安人员第一次允许他老婆带着女儿妞妞来看他，老婆和妞妞看到他就哭，他一个七尺汉子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也是泪流满面。临走时，老婆给毛宁留下了她和妞妞的一张合影，这张拍摄于1976年7月13日妞妞三岁生日的照片，因为没有了毛宁，妞妞和妈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尽管如此，这张小小的两寸照片还是给了毛宁生存下去的勇气，在西天目留椿屋关押的最难受的日子里，只要看一眼照片，想到外面还有亲人在等着自己，毛宁就觉得有了盼头。

毛宁不愧是一个体育老师，他把这间关押自己的牢房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各种体育锻炼的训练场。他告诉自己，留椿屋虽然不是牢房，但我现在就是坐牢，我不能在有朝一日像真正刑满释放的犯人那样脸色苍白地出去，我得晒太阳，我出去时也得有健康的肤色和体魄。

每天清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穿过铁栅栏投射进房间，毛宁就搬过椅子，面朝太阳，眯缝起双眼，享受着每一缕阳光。从日出东方，到夕阳西沉，太阳转到哪里，他的脸也跟着转向哪里，他脸上的每一寸肌肤总是洒满金辉，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流淌着太阳的芬芳。

他的房间里有四张床，毛宁在两床的靠背之间空出一尺见方的距离，用靠背的床架当双杠，练双臂屈伸运动，从开始的十下二十下，到后来的六十下八十下，甚至一百下。他手臂上的肌肉渐渐隆起，臂力越来越有劲，看管他们的毛排长和毛宁掰手腕，每次都是以毛排长失败而告终。

毛宁还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一口气可做五六十个，常常做得大汗淋漓却毫不气喘。他在房间里散步，沿着墙根走出一个房间最长的路线，他用自己的脚丫子丈量出房间长多少，宽多少，然后测算自己每天散步多少公里，消耗多少能量。

除了锻炼身体，陪伴毛宁度过每天漫长时光的就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这是他们从市公安局转移到西天目留椿屋以后新增加的待遇。毛宁是个体育老师，他以往所有的快乐几乎全部来自于学校的操场。无论跑步还是踢球，无论跳高跳远还是双杠单杠，毛宁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总能玩出无穷无尽的新花样，但要他坐下来静静地读书可并不是他的所长。然而，在留椿屋，生性好动的毛宁却似乎修炼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思想者。毛宁给我看了几本他关在留椿屋时读过的书，都是像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恩格斯选集》共四卷、《列宁选集》共四卷、《*传》，还有一本红塑料封皮袖珍的《毛泽东选集》。打开这些大厚砖头一般的书，我惊讶地看到，每一本书的几乎每一页都用铅笔、钢笔划满了道道，几乎每一页上都有蝇头小楷写下的批注，许多地方还有纸条夹页，每一张夹页上也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我还注意到许多段落旁打了五角星，有些地方加了惊叹号，而更让我惊叹的是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有这样的字：×月×日读完；×月×日重读完；可以想见，许多文章毛宁都是一读再读。我仔细看了这些日子，毛宁有时候一天可以读十几篇文章，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心得几乎就是一篇篇漂亮的杂文和读书笔记，看这些文字，你不会相信这只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写下的读后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对历史对现实对政治对人生都有深沉思考的人在和遥远的伟人对话，或者说是一个遇到迷茫和困惑的后来者在向先辈哲人求教，希望书中的理论能为眼前的一切指点迷津。我猜想当时看管他们的战士都忽略了监督检查这些书本，他们一定想当然地认为，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洗刷这些青年人脑子最好的教材。倘若他们当时看到毛宁在书中写下的那些如匕首如投枪般的批注和杂感，他们肯定会心惊肉跳。毛宁最终和思想伟人们走得多近，我无法知道，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伟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剖析和高瞻远瞩的言论，肯定给毛宁混沌的心扉开启了一扇透出光亮的窗户，让他对祖国未来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开始充满了信心。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2）

毛宁在自己珍藏的妞妞和她妈妈的那张照片背面写下了一首藏头藏尾诗：

远离家

住林中

天天盼

目望穿

山遮眼

告乡亲

别友人

留恋重

椿芽见

屋会面

这首藏头藏尾诗每句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

远住天目山

家中盼穿眼

告别留椿屋

亲人重见面

毛宁还主动给我看了他一直珍藏的几件可以从中寻觅那段历史的物品：两个他自己亲手用天目山上的毛竹做的烟嘴，烟嘴下半部油亮光滑，烟嘴的圆孔雕刻得圆润细腻，上半部则刮去了光洁的竹皮露出了有原木般质感的底纹。一个上面刻着“难忘牌”765，另一个上面刻着“海棠牌香烟嘴”1976中国制造。还有一样东西是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剪刀，毛宁用竹子为尖利的剪刀头做了一个精巧的小套子，上面也刻着记录历史的字样：剪刀套临安天目饭店留念七六九七。我想，假如有一天真的如已经远行的巴金先生所愿，建立“*”博物馆，那么毛宁在留椿屋亲手制作并保留至今的这些东西，一定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被收藏。

哥哥的这几个同学中我最不熟的是大耳朵。因为蛐蛐儿、晨光和我都是邻居，我家的后晒台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蛐蛐儿家的尖顶阁楼，我们小时候玩抓抓儿和躲猫猫沽儿的游戏时，常从他家前门钻进后门钻出。晨光的家更是和我们家同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里，这条弄堂很短，一共只有八个墙门。我们家1号，晨光家8号，一头一尾，站在门口互相都能打招呼。阿斗家住在离我们家也不远的学士坊，且父母相熟，彼此经常串门。也许因为都是干部子弟，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家比较容易说到一块玩到一块，自然而然地就聚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是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学生了。那阵子，学校里有两拨男生是很被女生瞩目的，一拨是春风得意，担任着红卫兵团大小职务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已经被“解放”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当然也有和国民党老子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这些领袖人物在校园里呼啸而来，叱咤而去，十分威武张扬。他们口才极佳，演讲不用稿子，煽动性极强，走到哪里呼啦啦都会跟着一大帮同学，大有天之骄子横天下的气势。另一拨却显得沉寂冷峻，有一种莫名的深邃。他们的父母多是仍然被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或“黑帮”。他们几乎总是蛰伏着，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抛头露面，但在私下的场合或小范围内，他们常常语出惊人，他们的身影走到哪里都会显现出一种强硬和坚实的姿态。两拨男生应该说都很优秀，长得帅，功课好，能力强，但他们在校园里的实际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两拨截然不同的男生不仅让校园里的女生无形之中分成了两大阵营，就是男生队伍也在不自觉中悄然分化。我哥哥、阿斗、晨光、蛐蛐儿都属于后一拨男生，除了晨光父亲早年因公殉职，他也没有了可以给他风光的背景外，其余几个人的父亲还都关在牛棚里。在我的印象中，大耳朵当时好像并不在这两拨男生中间。事实上，大耳朵既不可能因父母而春风得意，也不至于因家庭而受到歧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后代，他身上虽然没有需要背负的包袱，但也绝不可能拥有供其炫耀的资本。大耳朵相信，人生靠自己选择，他觉得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3）

前排从左至右：瓜子、阿斗；后排从左至右：大耳朵、蛐蛐儿

我曾经十分坦率地问过大耳朵，你为什么会和我哥哥他们走到一起的？那时候中学里年级班级的编排都流行部队建制，我哥哥是一连五排的，你在一连四排，阿斗在二连一排，蛐蛐儿好像是二连三排。那时候的排就是现在的班，你们分散在各个班级，按说也没有什么交往的契机呀？

大耳朵沉默了很久才说，上中学那阵，同学中小团体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你哥哥他们这拨人很正，很有头脑，思考的问题比较高比较大，身上也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傲慢，我就是想和他们在一起，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层次，是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我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说的这种层次将你送进了监狱，假如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坐牢，你不后悔吗？我说这话时心里有点忐忑，因为我从毛宁、阿斗、晨光和我哥那儿早就听说了大耳朵在坐牢时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举动，但他们每一个人说到这件事时都会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我这样毫无顾忌的提问是否会触动大耳朵久远的创痛，我心里真的是很没有把握。

大耳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我讲了两件事情。

有一次年级语文期终考试，作文的题目叫《起点和终点》，分散在各个班的蛐蛐儿、大耳朵和我哥哥瓜子，却在不同的教室里，在不同的老师的监考下，分别写出了题为《除夕》、《落潮》、《晚霞》的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老师都批给了“优秀”，而且三个班的语文老师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都拿他们各自所在班学生的作文做了范文在班上表扬，结果大家发现蛐蛐儿、大耳朵和瓜子各自的作文虽然题目各异，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无论行文格式还是语言风格彼此都很相像，但考试题目是闭卷的，他们也不可能事先商量。几个老师后来在办公室议论此事，得出的结论是：这几位同学有心灵感应，趣味相投。大耳朵有点得意地告诉我，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这三篇作文都被老师作为优秀范文留作教材。

另一件事情是大耳朵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975年，大耳朵由于表现优秀，被公社作为唯一的知青推荐给下乡来招工的单位，并参加了体检。就在他翘首以盼，以为马上可以回城时，他的招工名额却莫名其妙地被乡干部的孩子掉包了。大耳朵欲哭无泪，他一个平头百姓的孩子，能向谁喊冤哪？他只好给远在杭州的我哥哥和蛐蛐儿打电话，他当时并不指望我哥和蛐蛐儿能将此事咸鱼翻身，他只想向两位哥儿们倾吐一下心中的郁闷和冤屈。没想到我哥和蛐蛐儿接到电话的当天就一起去了市知青办反映问题，他们慷慨陈词，将大耳朵所在的公社为什么都是回乡知青而没有一个下乡知青被招工和毛主席的知青政策联系起来，和杜绝“开后门”的不正之风联系起来，让市知青办的人大跌眼镜。我哥哥和蛐蛐儿为大耳朵的事情还专门去找了省委组织部的王叔叔，诉说大耳朵的情况。几天以后，公社就派人将招工的表格送到了大耳朵的手里。后来大耳朵终于如愿上调回城。我哥哥和蛐蛐儿他们为大耳朵招工一事仗义执言的勇气和有理有节的力争，让大耳朵为自己能交上这样的朋友而庆幸。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4）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又重新找出那张我哥哥和他那帮同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我想看看大耳朵在照片上是什么模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只耳朵，只有最边上的大耳朵长着两只十分醒目的招风耳。我想，大耳朵的绰号也许就是这样来的吧？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总理遗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且不说后来被公安部认定的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狗肉聚会”是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单从公安人员查获的蛐蛐儿的数本日记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却为何没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较外围的毛宁、晨光他们一起关进了留椿屋？

关于这一点，阿斗说他曾经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材料中看到过可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注解的内容：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有关“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的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阴毒：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这就难怪1976年5月，我爸爸、阿斗爸爸和蛐蛐儿爸爸在这样的指示下作为“长胡子的老家伙”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被公安部押送北京时，没有“老家伙”背景的大耳朵却不在押解之列。然而，大耳朵的平民家庭出身虽然让他逃脱了更严酷的羁押，但与信奉“平平安安就是福”的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比较，大耳朵选择的让他觉得可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朋友圈子显然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来西天目的一路上大耳朵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由地猜想他是否在旧地重游时怀想当年，有了一种青春不再的懊丧和失落？然而，等到看见留椿屋时，大耳朵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激动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兴奋，让我又觉得大耳朵也许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留椿屋前面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满地松针将褐色和金黄交错成一种忧伤的美丽。大耳朵丢下我们一个人向山坡下跑去，灵动的身手和敏捷的步子就像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对可爱的招风耳的小伙子。

看着大耳朵在山坡上欢快的身影和他在山脚下拚命挥手嗷嗷乱叫的模样，我有些纳闷他为何不直奔留椿屋里那间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牢房，而偏要和那些不着边际的大树小草缠绵不够呢？我哪里会想到，当留椿屋真正成了羁押大耳朵他们的囚笼的见证时，重新走近它，仍然需要聚集足够的勇气，毕竟这座囚笼留在大耳朵记忆中的恐惧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后来被公安部定为炮制“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是于1976年2月5日，正月初六的那一天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现在杭州市最热闹的一带，庆春路新华书店的原址本是一排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一般的老墙门，那是当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时建造的官员府邸。大耳朵的家就在这里，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

那一天，雨雪交加，冰寒彻骨。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那条狗已剁成大块在炉火上炖得香气扑鼻。我哥哥、阿斗、晨光、大耳朵都围坐在炉火旁。有肉还得有酒，那时候买酒是要用酒票的，大耳朵向他妈妈要来了所有的酒票，买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我哥哥说，这点酒不够的，阿斗和晨光就又出去买酒了。因为已经没有酒票，他们出去转了半天，买回来一种叫“於术酒”的瓶装药酒，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酒产于何地，更不了解这酒价值几何，只是觉得这酒口感不错，喝进嘴里味道香醇，余味绵长。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5）

蛐蛐儿那天是最晚到的，进来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眼圈红红的。他一直不说话，坐在角落里喝闷酒。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狗肉聚会”，其实只有两个中心话题，一个是议论时局；一个是蛐蛐儿的失恋。

时局的揪心是一目了然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人民群众对周总理喷涌而出的各种形式的悼念不仅寄托了大家对总理的哀思，更表达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慨。1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余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为人民心中最敬爱的总理送行。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被一批批清理、抬走；警察、工人民兵和广场上悼念的人群发生了冲突。1月21日和1月28日，毛主席先后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为此正式下达1976*中央［1］号文件。虽然对总理位置窥视已久的张春桥这次没有达到狼子野心，但令人不安的是*的名字也没有在［1］号文件中出现。更让人心生疑窦的是，文件中还说到叶帅身体不好，让其休息，请其他同志代替主持军委工作。这明显是剥夺了叶帅的军权。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激烈几乎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与时局的揪心相比，蛐蛐儿的失恋似乎便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上这场看似无足轻重的失恋却是一个和“总理遗言”有着重要关联的长长的伤感的故事，我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再专门讲述。

一直坐在角落里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他脸色已经通红，扬起手臂挥舞着：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蛐蛐儿说这话时眼睛血红，情绪激动，当时，我哥哥、阿斗、晨光都在议论中央［1］号文件，谁也没有注意到蛐蛐儿说这话时神情的异样。只有大耳朵比较心细，他问蛐蛐儿是否刚和J见过面？大家都知道J的父母刚给J介绍了一个海军，阿斗打趣地称这位海军为“驱逐舰舰长”，是这位“舰长”把蛐蛐儿从J那儿驱逐出来了。大耳朵觉得蛐蛐儿情绪低落显然和这位“驱逐舰舰长”有关，但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蛐蛐儿的这一场被他们这帮哥儿们引为笑谈的失恋，却可能是酿就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当大耳朵终于从金黄和褐色的美丽中回到留椿屋，和我们一起逐间逐间参观当年关押他们的牢房时，他的神情又开始阴沉起来。相比毛宁和晨光回到曾经囚禁自己的牢房表现出来的轻松，大耳朵走进他的旧地时却是一脸肃穆。我想，这也许是我单刀直入逼近主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若再迟疑，那么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解当年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真相了。

我犹豫斟酌再三，还是下决心向大耳朵问起了1976年在“四人帮”粉碎的前夜，大耳朵却突然割腕自杀的事情。

虽然在这之前，毛宁、晨光、阿斗都交代我，这件事情是大耳朵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最好不要去触碰，但我知道，关于留椿屋在1976年的记载若是缺了这段文字，那将是巨大的缺憾，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今天，当大家回忆了留椿屋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我想，大耳朵也许会用另外一种心情和眼光来重新看待当年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烙印的自杀事件。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6）

当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问大耳朵：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会在“四人帮”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杀这样的选择呢？大耳朵面对我探究的目光，竟没有半点躲闪和忐忑，他坦然地撸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条长长的暗褐色的伤疤，问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个我以为讳莫如深，几乎不能碰的话题，却被大耳朵自己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紧后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他在我面前缓缓松开手掌，离手掌大约一寸半处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大耳朵坦然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对我说，我老婆孩子都曾经问我这道伤疤的来历，我和他们说是插队落户时上山砍柴受的伤。我不想告诉家人真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怀呢？我心里涌上了一阵深深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大耳朵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却有这样平和的心境和宽阔的胸怀，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历史的勇气。我拿出相机，对着大耳朵手腕上的伤疤，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员对大耳朵的审问从头至尾都围绕着“狗肉聚会”，他们明确告诉大耳朵，这是一次和炮制“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预谋会议。他们要求大耳朵将“狗肉聚会”的来龙去脉和那次聚会以后的每一天都作出详详细细的回忆，并且将这些流水账一般的回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这样的流水账不是纸面上“流水账”三个字就能轻松流淌过去的，这样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等等等等的反反复复的提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

曾经看管过他们的毛排长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大耳朵没有疯，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乐，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暖，背后有一份支撑。虽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刚刚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上了没几天班就锒铛入狱，他和单位里的人几乎还都不怎么认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公司的保卫科长是一位老干部，要保大耳朵，说，这孩子挺老实的，不会有问题。当大耳朵被从市公安局转移到留椿屋时，这位保卫科长仍然每个月将大耳朵的工资送到公安局再转给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资时就会让看管他们的警卫战士去买香烟，而每次买来香烟他又都会分送给这些没有工资的警卫战士。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警卫战士们几乎和留椿屋里的犯人们称兄道弟，倘若不是因为1976年9月9号风云突变，大耳朵或许会一直健康快乐下去。

然而，9月9号这一天，情况突然改变了。

先是听到青龙山脚下的天目山饭店传来一阵阵哀乐声，而后又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音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响，哀乐，国际歌；国际歌，哀乐；循环反复，周而复始。

大耳朵的心没来由的咚咚咚一阵狂跳，只听到隔壁传来一声仰天长叹：啊——毛主席逝世啦！是毛宁的声音。很快听到当兵的厉声训斥：不许瞎说！

沉重的哀乐和国际歌悲怆有力的乐曲依旧在继续，武警战士频繁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留椿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终于，山下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沉痛的声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7）

大耳朵两腿发软，一股彻骨的寒气从后脊梁猛地蹿上来，只觉得手脚一下子冰凉。

傍晚时分，大耳朵从门缝里看出去，所有站岗的战士全部换上了陌生的面孔。以前，每个房间门口是一个岗哨，而且大多已是很熟悉的笑脸。现在每个房间外都是双岗，且荷枪实弹，一个长枪，一个短枪，甚至连楼梯口都站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有一种一级戒备的状态。

种种迹象都表明，毛主席逝世了，那帮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了，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幻觉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大耳朵只听到楼底下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多辆卡车发动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押回桐庐开公审大会（桐庐是大耳朵曾经插队的地方）。两个恐怖的字眼钻进了他的耳朵：审判、枪毙，枪毙，审判！

大耳朵脑子一片混乱。他突然想起，在自己当年插队落户的桐庐县，他曾经在桐庐中学前的体育场参加过枪毙人的公审大会，乌秧乌秧的人群站在台下，千百双眼睛面无表情地盯着台上，台上的案犯嘴里都被塞着脏乎乎的破布或毛巾，双手反铐，五花大绑，宣判后绑赴刑场前通常会将犯人押上卡车，绕县城主要街道一周，游街示众。人格的被凌辱和尊严的丧失殆尽，曾在大耳朵心上戳下了很深很痛的可怕印记。他还想起自己插队的地方有一个中学老师，因对*不满，用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大耳朵曾经见过那位老师，人很好，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惨了。他老婆用大板车把这位老师的尸体从行刑的桐君山脚下拖回家时，行刑单位还向这位可怜的女人收了子弹费。大耳朵觉得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是没有能力来收尸的。而唯一的妹妹年纪小，又是女孩，他也绝不会让妹妹受到刺激和惊吓。

2006年秋天，大耳朵回到当年关押

他的地方，这儿已经面目全非

九点过后，有一个声音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房间里不准熄灯，被子不准盖到胸口以上，不准蒙头睡觉！

就在那一刻，大耳朵决定了：与其被拉出去审判枪毙，不如自己结束生命！

他先从自己住的二楼房间的窗口朝下观察，觉得高度不够，跳下去多半不能一下致死；他又抽出自己裤子上的裤带，四下张望了半天，房间里找不到可以挂绳子的地方，上吊是不可能的；他又试着掐自己的脖子，每当要窒息过去，眼睛开始突暴时，手就不由自主无力地松开了。下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大耳朵没想到死会那么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大耳朵发现了自己藏在被单底下的一面小圆镜，他心里有底了，他相信，这是死神给他的暗示。

晚上十点多，四周静了下来，只有外面山上的草丛里偶尔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大耳朵房间门外的岗哨连打了几个哈欠，就再没有动静了。

大耳朵很镇静地坐在床上，将这面小圆镜仔细地擦干净，他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年轻的脸，然后将镜子一掰两半。小圆镜的破口呈狼牙锯齿状，很锋利。大耳朵的手一下子就被划破了，血渗了出来。大耳朵用手指沾着丝丝缕缕往外渗的血，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慢慢地在床上躺平，用左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右手腕一刀割了下去，鲜红的血一下子流出来，染红了雪白的被单。大耳朵看着不断涌出来的鲜血，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为了加快血流的速度，他又纵深来回割了几下，这才平静地躺卧下去，将被子拉到胸口，两眼瞪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8）

我最初写这段文字时，写的是大耳朵“用右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左手腕一刀割了下去”，我把草稿送给大耳朵看以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被割腕是右手镜子是手掰开的手也破了文章左手不对。我看了短信立刻给大耳朵打电话：你是左撇子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是左手割右手，而不是右手割左手？大耳朵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到留椿屋实地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当我站在留椿屋关押大耳朵的房间，看着洞开的门想象着当年在门外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的岗哨，我一下子就明白大耳朵为什么会充当了一回左撇子。大耳朵作为犯人，他的床正对着门，一切都裸露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他若用右手割左手，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而只有翻身向着墙壁，用左手动作，才有可能躲过哨兵的视线。就是这一左撇子的错位，无意中挽救了大耳朵的生命，试想，在大耳朵拚死的决绝下，正常的右手力量，一刀下去，足以让大耳朵毙命！

值班的警卫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发现情况异样的。九月的天依然亮得很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曦已经洒满了每一扇窗口。平常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的犯人早已开始各种锻炼，大耳朵也早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了，可是这一天，大耳朵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警卫先是从门外向里张了一眼，床上纹丝不动，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便一下冲进门来。床上依旧没有声音，床下却有一地的血。警卫慌了，他一把掀开被子，大耳朵闭着眼睛躺在满床的血水中，已经不省人事。警卫从胸腔里发出“哇！”的一声闷叫，整幢留椿屋立马像陀螺一样抽风般地旋转起来，只听到门外“快快快……”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得楼梯上一串串嗒嗒嗒的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人心惊肉跳，更甭说这样满楼的压抑不住的喧哗。

很快，每一个房间都遭到了仔细的检查，每一个人的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收缴上来统一保管，包括剪刀、蘸水笔、镜子、牙膏、肥皂、筷子等等看来可能会成为自杀工具的东西一律上缴。

每一个人都判断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产生联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是大耳朵做出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留椿屋青苔满地的天井里，毛宁告诉我，那天早晨，他到天井里洗漱时看到一只大木盆里浸泡着带血的被单，木盆里的水全被染红了，血水让毛宁毛骨悚然，一股寒气从脚心钻上来，让他周身的热血一瞬间有冰冻的感觉。他不知道他们中间是谁因为什么出了事情，但他回房间时看到大耳朵的房门突然紧闭，心中便有了不祥的预感。

幸亏上苍还是眷顾大耳朵的，它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的青年就这样轻易地结束自己像花蕾一样尚未绽放的生命。掰成两半的镜片毕竟不像刀片那样锋利，左手力量的明显削弱也帮了大耳朵一把，它割断了大耳朵右手的两根肌腱，但万幸没有割到动脉。

是警卫从藻溪镇卫生院接来医生为大耳朵缝合伤口的，即便大耳朵因为割腕自杀血流一地差点死去，他也仍然没能走出留椿屋一步。

让大耳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鼓足勇气做出的壮烈举动差一点就让自己遗恨千古。几天以后，青龙山下天目山饭店里的高音喇叭再次响起：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惊魂未定的大耳朵像傻子一样从牢房走出来，看着眼前一个个晃动的熟悉和陌生的脸，看着洞开的门窗外扑面而来的满目翠绿，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还好我没死……

我们离开留椿屋时天色已经黯淡下来，远处忽隐忽现的山脊曲线和厚厚的云海混沌成一片。临上车前，热情的天目山管理局的同志抬来一箱据说是当地自制的药酒一定要我们带上，我意外而惊讶地发现这酒居然就叫“於术酒”。我感叹世界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巧合，三十年前和这帮年轻人在历史性的“狗肉聚会”上初次相识的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於术酒”，三十年后竟再次在留椿屋重逢。是天意？是机缘？还是冥冥之中历史的轮回和必然？掩映在西天目深山老林中的留椿屋静静地在远离喧嚣的一角矗立了近百年，但她所承载的每一段历史记忆都加深了她身上厚重的积淀，伟大如周恩来，渺小如毛宁、晨光、大耳朵，谁能想到他们会跨越历史的风雨烟云在留椿屋会合？

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来留椿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寻觅一种心中一直在寻求的永远！

追寻真相（1）

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

4李君旭诗稿。

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没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细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真是太珍贵了！公安部对蛐蛐儿前后两次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显然代表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蛐蛐儿1976年前后的日记，我猜想肯定会记载他制造“总理遗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轨迹；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文件口袋里居然有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这让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儿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历史。

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分别如下：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带国徽的庄严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儿的签字：同意。李君旭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

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追寻真相（2）

年轻的蛐蛐儿和瓜子在大海边畅想他们的未来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当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我们都还要面对长长的人生，我想他不说肯定有不说的难处。我原以为等二十年以后，等我们都老了，再在一起回忆往事时，那些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事情也许就都可以说了，可我没想到，如今三十年都过去了，蛐蛐儿仍然没有说实话，看来我们还是不够老啊……人只有到真正老了，才能对一切无所顾忌。我哥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蛐蛐儿的头脑其实非常清楚，比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想象都要清楚。有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他还是没有写出来。”

追寻真相（3）

挂掉我哥的电话后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起了蛐蛐儿的前女友J对我说过的一番话：“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得自己都陶醉了。虽然他有时候说假话并不是存心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总是追求完美，达不到他心中的完美他往往就会编造故事，说假话。”J说，她自己从不说假话，所以她不能容忍蛐蛐儿说假话。她曾经向蛐蛐儿提出这个问题，蛐蛐儿说他对别人说假话，对她从不说假话。可是J说，当说谎已经成了蛐蛐儿下意识的习惯和无法抵御的思维需要时，你怎么判断他说的一切是真是假？我也想起了我哥曾经对蛐蛐儿说假话的习惯有过一段评价：蛐蛐儿说假话常常是并无恶意的，他很真诚地说谎，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常常给他人造成了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时，他又想弥补，但事情的走向他已无法把握，于是，他常常在后悔和焦虑中越走越远，最后弄得无法收拾。我更想起我写的第一篇回忆“总理遗言”案的文章发表后，我将刊载这篇文章的《收获》杂志分送给每一个当事人，当年因为这个案子而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J的父亲王叔叔看了我写的文章后婉转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蛐蛐儿为反对“四人帮”而编造了“总理遗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智慧和胆量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有一次大耳朵到我办公室来，将王叔叔的这层意思转达给我时，我的心沉重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和矛盾的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蛐蛐儿说谎的事情。我也总是无法判断蛐蛐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谎。为什么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蛐蛐儿依旧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本来我为《收获》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蛐蛐儿和他的前女友J的爱情故事的，我已经开了头，写下了题目《走过春夏秋冬》，我甚至已经在电脑上写了一万多字，但是，接了我哥的电话以后，我面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思路完全被堵塞了，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给说谎定位？说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从小到大说过谎吗？我有没有为自己的谎言付出过代价？假如因为我说谎而造成某种后果，我有勇气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吗？

我发现自己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给我的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打电话，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困惑。像往常一样，这位老友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说：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一下子愣了，她的话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上重重地砸了一下。老友紧接着又说，我的直觉是，你应该先放下那个写了一半的爱情，就写你所了解的谎言，那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放下电话，一个标题跃上我的脑海：钢丝上的谎言。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将“谎言”这个词搁置在“钢丝”上，我只知道走钢丝是一桩特别危险的事情，走得好，身体保持平衡，你便可以在那一根弹跳起伏的细绳上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姿和造型；但如若走得不好从钢丝上掉下来，轻则致伤致残，重则摔个半死，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义无返顾前赴后继地去走钢丝，那是因为钢丝上幻化出来的种种美丽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如痴如狂。那么，谎言呢？谎言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

追寻真相（4）

我最初发现蛐蛐儿说谎是在我们家从前那幢小楼的旋转扶梯口，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印象中我那时的阅读范围也仅限于《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我爸爸的卧室里有一口老旧的书橱，里面有一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满满两架单位定期给我爸送来的浅灰封面的《文史资料》，据说这种《文史资料》当时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我那时对爸爸书橱里的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注意到蛐蛐儿对我爸爸房间里的那口书橱情有独钟，他每次到我们家来玩都会偷偷溜进我父母的房间，而每次进我父母房间蛐蛐儿又都会磨磨叽叽地在那口书橱前东张西望。每次我都会将蛐蛐儿从我爸的房间里轰出来，我告诉他我爸不喜欢小孩子进他的房间。那一天蛐蛐儿又在我爸的房间里磨叽了半天，要回家前被我在楼梯口碰上了。那时候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将皮带束在衣服外面，显摆他挺拔的长腿。可那一次他怪怪地穿了一件肥大的灯心绒夹克衫，那松松垮垮的样子和他平时的精神利落判若两人。他看到我有点紧张，脑袋一低就要下楼。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似乎显得臃肿突起的肚子，说，蛐蛐儿你穿谁的衣服啊？怎么变得那么肥胖啊？我边说边用目光扫过蛐蛐儿的肚子，追问道：你衣服里是否藏了什么东西了，怎么好像鼓鼓囊囊的？蛐蛐儿慌乱地摇摇头说，没有啊……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紧接着哗啦啦的响，蛐蛐儿肥大的夹克衫里掉下了好几本《文史资料》。“好啊！你偷我爸爸的书！”“不是偷，是你爸爸答应借我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呀？”我爸爸正好从外面回来，他的出现让蛐蛐儿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是，我爸从地下捡起书本拍拍蛐蛐儿的肩膀说：小鬼，说谎要不得哦！你要看这些书尽管问叔叔借，但要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喔！看得出来，我爸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对蛐蛐儿的喜爱。我有些妒忌，我知道我爸爱才，对蛐蛐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读《文史资料》备加赞赏，可也不能因为蛐蛐儿有才，就对他张口说谎、动手偷书的行为姑息啊！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因为偷书而被人抓获了。那时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龄，而*对知识的戕害和对传播一切中外文化的书籍的*让我们面临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书可看，像干涸的河床里奄奄求水的小鱼，却看不到一滴水珠。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学，它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是谁最先发现那些藏书，又是谁出主意砸开图书馆的窗户跳窗而入，这些细节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七八个同谋犯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欣喜若狂！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在窗户底下接应，三四个同学发疯一般地往窗外楼下的草坪上扔书：《红与黑》、《高老头》、《牛虻》、《九三年》、《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直到告密者带着老师和学校保卫处的人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我在自己的裤腰间藏了一本《金蔷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金蔷薇”这个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也让我对蛐蛐儿将我爸的书塞在裤腰里想偷出去的行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追寻真相（5）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为“谎言”做什么辩解，但当我敲完一段，按习惯重新阅读一遍时，我承认，在我的笔下，“谎言”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憎，反倒有几分单纯和可爱。我想，我们每一个从孩子走向成年的过来人，如果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大约没有多少人能和谎言脱得了干系，在汉语字典上，“谎言”无疑是个贬义词，但在人生海洋中，“谎言”的内涵和定义似乎可以更立体更宽泛更辩证更人性一些。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方面将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复印了若干份分送给所有我能联系上的“总理遗言”当事人，请他们尽可能地回忆核实文中的主要环节和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想找我哥哥弄清楚，蛐蛐儿究竟在哪些重要环节上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他又为什么要隐瞒？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他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坦然回首的呢？

我没能马上找到我哥哥，因为在这期间我上海的姨父由于一个意外突然去世了，我哥哥匆匆赶去了上海。1976年5月9日，我哥哥就是在上海姨父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走的，虽然姨父姨妈作为老共产党员当时还是配合了组织上的抓捕行动，但我哥哥一直没有忘记他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时姨父姨妈受到惊吓的表情和为他担忧的目光。我哥哥对姨父姨妈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他会在上海耽搁多久，我不能因此而等待，我决定先进行我的工作。

重新仔细阅读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我注意到这篇文字的第一页上的笔迹和后面的完全不一样，第一页的上端还很奇怪地重复记录了一个电话号码：86633018。电话号码旁潦草地写着一个曾经熟悉但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人名：蒋南翔。我知道蒋南翔当年曾是清华大学校长，“*”后又出任过*长，也知道“*”中他曾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蒋南翔会和“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

在我记忆中，“*”进入到1975年，随着*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刘冰等人之所以给毛主席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个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主席的信，惟有通过*的转交方可送达。他们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四人帮”党羽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批评。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次年4月，*再次被打倒。

追寻真相（6）

然而，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最后一场战役恰恰表明了“*”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

应该说，清华园里的“刘冰事件”和1976年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有紧密关联的，但其时蒋南翔只是一只早已被打倒在地的“死老虎”，他不可能和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再发生什么瓜葛。蛐蛐儿的回忆文字首页蹊跷地出现蒋南翔的名字和一个重复记录的电话号码，这中间是否还会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缘由呢？

从笔迹上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的第一页似乎有他人操笔，会不会是蛐蛐儿口述，别人记录的呢？如果是，那这个记录的人又会是谁呢？从内容上看，第一页的记录显然非常重要，而且应该是蛐蛐儿本人的表达，虽然文字排序有点凌乱，但陈述是清楚的：

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

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

参考胡志敏（明）遗言，并且想找斯大林遗言和列宁遗言。

1月8日周总理去逝（世），想到周总理活着的话，“四人帮”就不致敢乱搞。我要和他们唱反调，肯定*，因为76年“四人帮”开始批邓运动，我要和他（们）捣乱。

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这样我就拿去抄了几份，给我姐姐寄去，还寄给别人现在想不起来。然后就再拿给瓜子看，并问他像不像真的？他说像的，并且他们就开始抄。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

我注意到最后那句“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这句话被用箭头和黑线标明插入“然后”后面，“就再拿给瓜子看”之前，如果这一页纸文字确实是蛐蛐儿写的，那说明蛐蛐儿还是很在意细部的准确性的。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油印件原件

我先打电话问我哥哥，当蛐蛐儿最初把“总理遗言”拿给你看的时候，你相信“遗言”是真的吗？当时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想到“遗言”是蛐蛐儿写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是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吗？我哥说，他们当年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时，直接的反应就是议论像不像真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抄。

据我哥的回忆，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身患重病久不露面的周恩来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并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瘦骨嶙峋，脸上布满了老人斑。印象中，总理坚持在讲台上站了半个多小时，只念了报告的前面和后面各一部分就离开了会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许多人落泪，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只要总理在，大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那时候，我哥他们这帮哥儿们聚会越来越频繁，只要聚在一起大家就要议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总理逝世后，他们更是经常在一起议论怎样用具体的行动支持*同志，阻止“四人帮”上台。他们上街撒传单；深入工厂、农村做社会调查；到部队联系解放军战士，试图寻求武装力量的支持……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显然对改变时局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份从天而降，说出大家心里话的“总理遗言”时，每一个人都兴奋无比，尤其是遗言中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这番话既说明了小平同志复出是主席的正确决策，不能说变就变；更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隐隐的担心，同时也吻合了这帮年轻人心中希冀*继续为国家掌舵的愿望。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总理遗言”的真假，不是他们没有辨别力，而是他们太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将“总理遗言”作为和“四人帮”作斗争的战斗檄文和锐利武器来传播了，当他们迅速地将抄录的“总理遗言”不停地给别人看，让别人抄；别人又给别人看，又让别人抄时，那种会心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共鸣，无声地流淌在彼此之间。直到今天，我哥他们还认为，在当年，尽管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都从心底里反对“四人帮”，全国像他们一样的青年小团体多而又多，但真正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用文字统一起来的却是蛐蛐儿制造的“总理遗言”。我哥说，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计划和设想，但最终对“四人帮”真正产生打击，影响全国，喷薄而出的火山口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总理遗言”。我哥还告诉我，他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会是蛐蛐儿自己写的，如果想到，或者蛐蛐儿向他透露哪怕一星半点，那他一定会采取措施，不会像蛐蛐儿那么幼稚，最先把“遗言”给身边最亲近，关系最密切的人看，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在我哥看来，随便撒在路边，或者贴在墙上，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时也能保护自己。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他和他的这帮年轻伙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追寻真相（7）

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

追寻真相（8）

大病后脑子受到重创的蛐蛐儿

已失去了英俊潇洒的模样

我们走进蛐蛐儿家中的时候，蛐蛐儿正坐在床沿上削一个梨，见到J和我进门，蛐蛐儿放下手中的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将刚刚收到的刊载着我的关于“总理遗言”第二篇文章的《收获》送给蛐蛐儿，J则给他带去了一大袋水果和真空包装的肉食。蛐蛐儿打开了《收获》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文章开首处那张曾经被公安部查抄存档，作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蛐蛐儿年轻英俊一脸阳光，是一个任何女孩子见了都不会不动心的帅小伙子。

我拿出了复印的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困惑：

这第一页上的字和后面的字完全不一样，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看了一眼，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

那这上面的两个重复的电话号码是谁的？旁边写着“蒋南翔”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蛐蛐儿还是摇头。

我和J互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J也许觉得我的追问过于急迫，但我急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又问：那后面的文字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点点头：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问。其实我看到装订好的封皮上用铅笔清楚地写着：2007年2月26日，那应该是今年春节过后。但我需要蛐蛐儿的回答来证实我的某种预感。

蛐蛐儿沉默着，不说话。当我再问时，他说：几——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开了口：怎么是几年前呢？是春节前后写的吧。

就在这时，大耳朵赶到了。大耳朵家离蛐蛐儿家很近，他盯着蛐蛐儿写这些回忆文字时几乎三日两头往蛐蛐儿家里跑，他最清楚蛐蛐儿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的，自然是封面上记录的2007年2月左右。我不知道蛐蛐儿为什么要说是几年前写的，他的脑子究竟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还是想清楚时清楚想糊涂时糊涂？要命的是，就连第一个拿到蛐蛐儿回忆文字的大耳朵和整天陪伴着蛐蛐儿的葛师傅也说不清楚这第一页的文字是谁写的。

历史的碎片常常因为时间久远而无法拼接，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当下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会如此扑朔迷离。就在我几乎丧失信心，打算将蛐蛐儿回忆文字首页作为一个永久的悬念搁置起来的时候，蛐蛐儿姐姐李君励撰写的回忆文章让迷雾一般的事情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可能性。李君励回忆文章的第一段文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热身或者说是引子。李君励这样写道：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旭往我所在的航天部210所（陕西省户县）寄来了“总理遗言”手抄本。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如：高教部长蒋南翔的讲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痛斥当时的教育状况，什么取消高考，交白卷，考教授等），这些资料，当时都很对我们的口味，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痛恨，对*的期望，我们那批知识分子都非常爱看。我在办公室拆开信件（我们那时没有家庭住址，只有信箱和分信箱。信件都由室内助理员从传达室拿来再转），往往是室内室外的同志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有些材料我都没能先看到，就给其他同志抢去了。那时还真感谢小旭，能给我们寄来说出我们心里话，使我们激动不已的资料，在乌云滚滚，非常迷茫的日子里，使我们看到了一点光明，看到了一点希望。

追寻真相（9）

这段回忆在时间的记忆上肯定是有误差的，蛐蛐儿写“总理遗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会”之后，他不可能如李君励回忆的在“1976年1月”就将“总理遗言”手抄本寄给姐姐。但李君励说的“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解释了她在时间先后的记忆上所产生的误差。倒是紧接在这句话后面括弧里的关于高教部长蒋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侧面佐证了蛐蛐儿回忆文字的首页上“蒋南翔”的名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肯定是蛐蛐儿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也可能是触发蛐蛐儿回忆那段历史的标志性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大耳朵说的蛐蛐儿“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这首页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儿写的，那接下来的疑问是：蛐蛐儿为什么要否认是他自己写的呢？他为什么又要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来撰写回忆文章呢？当我问蛐蛐儿他的回忆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又为什么要说是几年以前写的呢？是真的脑子一时糊涂产生的失忆，还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说谎呢？如果是说谎，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三十年后，蛐蛐儿在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聚会上和

和当年“狗肉聚会”的哥儿们重新聚首

我急于解开这些谜团，我想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能否打开解密蛐蛐儿的通道。我拿起手机，走到凉台上，悄悄地拨出了“86633018”这个电话号码。一串动听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伴随着音乐说：您好！欢迎致电浙江中医药大学，你的来电正在等待接听中……我连续拨打了三次，都是同样的女声和音乐。我一时想象不出浙江中医药大学和蛐蛐儿之间有什么关系，停顿了一下，又在这个电话号码前加拨了010，我想，蒋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这个电话号码或许和北京方面有什么关联？拨了两次，话筒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这是一个空号。我失望地关上手机，从凉台回房间时一只蚊子趁势从纱门缝隙里钻了进来，房间里立时有了嗡嗡的蚊子叫声，它让这间昏暗燥热的房间更显得郁闷无比。我知道我的一连串疑问很难从蛐蛐儿嘴里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琐琐碎碎中寻找蛛丝马迹。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看来我只有暂时绕开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还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难得J也在这儿，一个曾经存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趁两个当事人都在，我得赶紧求证查实。

“蛐蛐儿你还记得那个高高大大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依旧是迟缓地摇头，眼里的神色像孩童一样单纯。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在市局关押的时候是他参与审问你的呀！那你还记得另一个瘦瘦小小，眼睛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亮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仍然摇头。

我有些沮丧，面对蛐蛐儿安然无波的眼睛，我依旧无法判断他是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还是不愿意重复辛酸往事。我那位老友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觉得蛐蛐儿和“华子良”虽然没有任何可比性，但他们面对外部世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自闭，这中间可能有某种相似的内因。

我看看坐在一旁一直不说话，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蛐蛐儿的J，悄悄地和她耳语：我能将我们给蛐蛐儿过生日那天你说的那些话重新问蛐蛐儿吗？J没有正面回答，却用眼神给了我默许。

追寻真相（10）

我拿出那本红塑料封皮，像极了“*”中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袖珍本一般的日记本，这是J在2006年12月26日蛐蛐儿生日那天交给我的，是她珍藏多年的记载着她最美好也最伤心的初恋的文字。

帅哥蛐蛐儿曾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给蛐蛐儿过生日最初是我提议的。从1976年二十三岁的蛐蛐儿写出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到2006年跨入知天命的蛐蛐儿只能与轮椅相伴，三十年的日子流水一样淌过，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蹒跚臃肿的残废，生命的大悲喜就蕴藏在这无声无息流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生日是刻录他生命年轮的底版，我知道蛐蛐儿离开这个喧嚣的社会已经太久，这些年来他生命的底版上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让他回味和咀嚼的东西，倘若我们这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在三十年后一起为他庆贺生日，或许会给他单调乏味的幽居生活带去一丝色彩。

2006年12月26日，大家商定选择离蛐蛐儿家最近的“张生记”给蛐蛐儿过生日。

下午，J给我打电话，说生日蛋糕和鲜花她会准备的，叫我们谁都不用管了，又让我提前一点去，说我们俩一起去点菜，我说好。

我五点一刻到达“张生记”时，J和蛐蛐儿早已在那儿了。蛐蛐儿那天显得特别精神，穿一件红黑两色的夹克衫，气色红润，若不是坐着轮椅，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陪同蛐蛐儿来的护工葛师傅告诉我们，蛐蛐儿知道大家要为他过生日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从下午开始就要葛师傅给他洗头洗澡换衣服，四点不到就嚷嚷着要出门，这会儿已经在“张生记”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到墙角的柜桌上摆着硕大的蛋糕和美丽的鲜花，J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蛐蛐儿。显然，她也早就到了。

我和J一起点菜，平时经常有应酬的我早就腻味了大鱼大肉，下意识地点的大多是清淡的素菜，和几味家中不太易做的海鲜和汤煲。J在我点完之后果断地又加了几样在我看来如今几乎已经没人爱吃的菜：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我说，东坡肉那么肥，叫花鸡和蹄膀那么腻，谁吃啊？J说，他吃，他爱吃肉。吃不完给他打包带回去。J说这话时，蛐蛐儿一直坐在轮椅上傻乐，我想，J是真正知道和了解蛐蛐儿的。

六点过后，我哥哥瓜子，阿斗和他的妹妹小利，晨光和他的姐姐欣荣，还有毛宁、大耳朵，大家陆续走进来，每个人都大声地和蛐蛐儿打招呼，这个说蛐蛐儿气色好，那个说蛐蛐儿精神佳。蛐蛐儿一直在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这完全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而这些老朋友几乎都是和他共同经历过1976年那场牢狱之灾的难友。入座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大家就让J坐在蛐蛐儿的旁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她的脸红了。大家张罗着给他俩拍照，我注意到J还是很矜持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她看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情，但那温情里显然已没有波澜，三十年的人生磨难已经熨平了J情感世界里的褶皱，虽然这样的褶皱当年曾将她的心戳得百孔千疮。

在我心目中，J和蛐蛐儿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南北两极。蛐蛐儿在学校时是有名的*才子，英俊倜傥，才华横溢，有许多女生都在心中暗恋着这位白马王子。参加工作以后有更多的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天生就是被爱情包围被爱情宠坏了的那种男孩。而J却不是那种靓丽抢眼浑身会放电的女孩，她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特别出众，但却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气质。她原本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健康阳光的女孩，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父亲被打倒的原因，她变得少言寡语。她有一双像湖水一样深不见底的眼睛，但那眼睛总被一层淡淡的忧伤笼罩着，谁也无法看清那忧伤背后是什么样的风景。印象中，J除了和一个叫明的女生总像姐妹似的结伴而行，几乎不和其他同学来往。蛐蛐儿和J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没有理由走到一起。

追寻真相（11）

我曾不解地问过大耳朵：我一直以为我哥哥、阿斗、晨光和蛐蛐儿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在蛐蛐儿的日记本中，你的名字却出现得最多呢？大耳朵说：那是因为蛐蛐儿生命中走进了一个女孩，他恋爱了，爱得不能自拔，爱得痛苦不堪。那时候，阿斗在外地路太远，鞭长莫及；瓜子太严肃，历来对风花雪月不屑一顾；而晨光年纪又太小，情窦未开，蛐蛐儿苦恼的爱情无处可以倾吐，他只有和我说。

我说，你说的那个女孩自然就是J了，蛐蛐儿真的那么爱她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怎么偏偏就爱上其貌不扬的J了呢？

大耳朵说，嗨，你们只看到蛐蛐儿表面上*才子的一面，其实他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他传统吗？我有些不以为然。蛐蛐儿的*成性是出了名的，在上中学那阵他就喜欢拽女生的辫子，看到身材姣好的女生背影，他一定会追上去，跑到人家背后大叫一声“啊！”那些身材娇好的女生往往都会吓一跳，尖叫着回过头来。其实，看那些回过头来的脸蛋，才是蛐蛐儿的真正目的。若是碰上漂亮脸蛋，蛐蛐儿会乘胜追击；假如相貌平平，甚至长得有点困难，蛐蛐儿也不会让人有所觉察而难堪。让蛐蛐儿屡试不爽，愈试愈勇的是，没有一个女生因为蛐蛐儿的放肆和唐突而生气，几乎每一个被吓一跳刚要生气的女生只要发现大叫者是蛐蛐儿，都会娇嗔地莞尔一笑，令蛐蛐儿神酥骨痒。而惟独有一个女生，蛐蛐儿在她面前从来不敢造次，这个女生就是J。按说她和我哥同在一连五排，和二连三排的蛐蛐儿严格意义上说距离本是比较远的。而且J是那种总是隐在人后，像一片绿叶躲在树丛中，一点不愿意张扬的女孩，人尖子一般的帅哥蛐蛐儿眼睛从来都是朝天上看的，他怎么会注意到像树叶一样，只有等露珠滴在它身上，太阳照到它的时候才会发出光亮的J呢？蛐蛐儿是否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喜欢上J我不知道，然而中学毕业后蛐蛐儿和J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我早就听说了。虽然J和蛐蛐儿周围的女孩子相比长得不算漂亮，但她身上特有的一股气质对蛐蛐儿很有吸引力。大耳朵曾经问过蛐蛐儿：J又不漂亮，你为什么就喜欢她呢？蛐蛐儿说：她有才气，也很有主见，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大耳朵说：那阵子蛐蛐儿是真的掉进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蛐蛐儿为了一个女孩子这样神思恍惚，寝食不安。他和女孩子大多都是逗逗的，从来没有认真过，等他把女孩子热情挑起来了，那他一准逃之夭夭。惟独对J，蛐蛐儿动了真情。

大耳朵对蛐蛐儿的评价恰恰也是J对蛐蛐儿的担忧，这样的担忧让她对蛐蛐儿退避三舍，她是个对感情非常专注和认真的女孩子，她其实心里非常喜欢蛐蛐儿，无论是他俊朗的外貌，还是他挺拔的身材；无论是他丰沛的才华，还是他浑厚的男中音，早就在她心中最隐秘的柔软处荡起了涟漪，但她在蛐蛐儿面前从来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静。也许正是这种理智和冷静与别的女孩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让自恃甚高的蛐蛐儿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孩反倒有一种敬佩。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这样阴错阳差，两个彼此都已深深走进对方心里的男女，却总也绕不过隔在他们中间的一层层迷蒙的纱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绝对无法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可能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表白搞定的爱情，在那个年代里却有着迈不过去的沟沟坎坎。J面对着高大英俊才华横溢的蛐蛐儿心中没有一点自信，她根本不相信被那么多漂亮女孩包围的蛐蛐儿会真正地爱她，在蛐蛐儿面前，她缺乏安全感。她的理智和冷静让她在自己和蛐蛐儿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蛐蛐儿面对这堵无形的高墙六神无主，他只有去找大耳朵。

追寻真相（12）

那次生日宴会上蛐蛐儿的胃口极好，看来J确实是深谙蛐蛐儿的，蛐蛐儿对我点的那些海鲜和汤煲似乎不感兴趣，却对东坡肉和叫花鸡情有独钟。他一连吃了两块硕大的东坡肉，又吃了一只鸡腿，当他还要吃另一只鸡腿时，J给他夹了一大筷青菜，说，吃点蔬菜，肉带回去，明天再吃，别一下子吃撑了。

我注意到大家都吃得很少，每上一道新菜，大家就转动转盘将菜转到蛐蛐儿面前，大家都争着给蛐蛐儿夹菜，都希望蛐蛐儿能多吃一点。虽然谁也没说，但大家谁都知道现在蛐蛐儿每个月的病假工资拿到手的只有一千多一点，而护工的工资就要七八百，还要房租、水电，日常花销，吃只能压到最低水准线了。我们去蛐蛐儿家中看他时，发现电话高高地挂在墙上，蛐蛐儿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显然无法够着居高临下的话筒；蛐蛐儿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能消磨时光的就是看书和看电视。但我们注意到房间里的灯光昏暗，日光灯的瓦数大约不会超过二十五支光。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远离蛐蛐儿床边的地方，可以想象蛐蛐儿即便想看电视他也无法打开电视机。我们曾因电话电灯和电视的问题问过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并表示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葛师傅说，电话挂得高是怕他没完没了地打声讯电话；不让他看电视是怕他受刺激；而灯光暗就是让他少看书，因为看书毁眼睛。葛师傅说得都很在理，我们没法说蛐蛐儿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切也许和蛐蛐儿窘迫的经济有关。面前这一桌在我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酒菜，对蛐蛐儿来说却无疑是一顿盛宴大餐。瞧他吃个没够的样子，我心里涌上一阵无以名状的心酸。当生日蛋糕端上来，J在蛋糕上插上蜡烛并一根根点燃时，机灵的服务小姐适时地关掉了电灯。大家在红黄的烛光里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并一致要求蛐蛐儿为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说几句话。蛐蛐儿虽然几乎不说话，行动迟缓，但他清纯的目光告诉我们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的内心是明明白白的。

果然，在大家期待了很长时间后，蛐蛐儿缓缓地说出了一番让大家都很震惊的话：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就算是前面的路再难走我也有信心走下去；前面的事情再难办我也有信心办下去。

昏黄的烛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影影憧憧，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也容易让人充满勇气的。J在烛光里站起来，打开了那本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了一首当年她抄在日记本上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她念完了，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中，说实话，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一种共同的感动了，感动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一种矫情的代名词，然而这一刻，每一个人的感动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想到，一口掩埋了三十年的爱情深窖，一旦打开，里面的温度依然烫人。

追寻真相（13）

当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她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然后对我们大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她接下来说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我妈妈和两个妹妹每天在家望眼欲穿地等我从公安局带回消息。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很凶，态度很不好，总是要我揭发我爸。我说我不相信我爸会做什么坏事，我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的不配合显然让他非常恼火，有一次，这位陈公安铁青着脸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却不肯揭发你爸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党籍！说这话的时候他将我爸的钥匙、笔、手表等随身物品从接待室的窗口里扔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像一下子被扔进了冰窖，我甚至感觉我爸是不是死了？就在我因此感到心里发慌浑身发冷的时候，这位陈公安硬邦邦地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远在彼兮，旦夕以待

我不知道J说的陈公安是否就是1976年5月那个春天的晚上，将我从工厂宿舍带回家的两个陈公安中的一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两位陈公安其时应该也已有四五十岁。他们一个身板高大敦实，有一副宽厚的肩膀，他的一双眼睛很明亮，但是他的神情很暧昧。另一个陈公安更显威严，冷峻而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容似乎时时在提醒你，作为犯人家属和公安之间绝对应该保持的距离。我觉得公安人员对犯人家属态度的好坏，常常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可以想见，陈公安那么凶巴巴地对J，那她爸爸的问题肯定比她想象的要严重。果不其然，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知道，J的父亲王叔叔被抓以后先是关在三台山，性格刚烈的王叔叔对公安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抓来气得热血上头，他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越狱行动，这次越狱行动没有成功，王叔叔还在越狱行动的过程中被看守的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离开心脏仅两公分，差点致命。王叔叔的老伴至今还保留着那件曾经被刺刀穿透的衣服。王叔叔自此罪行加重，问题升级。1976年5月27日，我爸我哥我姐和蛐蛐儿父子、阿斗父子被公安部从杭州押送北京，当时并没有王叔叔。很长一段时间王叔叔和阿斗妈妈许阿姨是与毛宁、晨光、大耳朵一起关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的。然而，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王叔叔却突然被秘密地单独押送北京，到北京后也没有和我哥哥他们关在一起，而是单独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知晓，连J从她爸爸这里也从来没有问出过所以。事实上，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想搞清楚的事，每个人也都可能有永远不想说的事，有时候，往往越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却越缄默，他们更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尘封在心里。

J是在说出陈公安那番话以后将日记本交到我手里的，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两张用老式120相机照的黑白照片，她告诉我，这是蛐蛐儿当年送给她的相片，她一直珍藏至今。

照片一看就是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那种，相纸发黄，相片本身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蛐蛐儿在相片中的样子和神情完全是他当年的模样。两张照片背后都用钢笔写着小字，一张照片蛐蛐儿侧身蹲在那儿，面前是大片的滩涂和凌乱的茅草。照片背后写着：远在彼兮，旦夕以待。——《诗经》，另一张背后写着：××同志留念君旭一九七三.二.七。

追寻真相（14）

两张照片时隔一日，一张没有署名，感情表露却十分直接，虽然借用了《诗经》中的句子，但那种“旦夕以待”的渴望却一目了然。另一张照片后的留言却一本正经，××同志留念，是典型的那个革命时代的公开版本。我不知道当年的蛐蛐儿为何在送照片给自己心爱的女孩儿时会写下如此大相径庭的留言，但我可以猜想在那个视爱情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年代，蛐蛐儿和她之间暗中流淌的情愫要面临多少双拷问的眼睛。

现在，蛐蛐儿和J近在咫尺，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我将夹满纸条的小红皮日记本摊开在桌上，每一张纸条上我都用铅笔写满了各种问题，但我最想问蛐蛐儿的就是：陈公安当年对J说，你写“总理遗言”和J有很大关系，这是不是真的？我听大耳朵和阿斗他们也都说过，蛐蛐儿当时面临“驱逐舰舰长”的挑战，他知道“驱逐舰舰长”是J的父母给她介绍的，那年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简直就是安全和可靠的象征，蛐蛐儿当时作为一个父母还戴着“臭老九”帽子的小工人，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和那位海军军官抗衡的资本。失恋后产生的无名冲动和勇气，激发了蛐蛐儿潜意识中一直蛰伏着的想冲天而起一鸣惊人的深刻念头。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向J和J周围的所有人证明自己并非庸人鼠辈。蛐蛐儿最初写“总理遗言”的动机当然是反对“四人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渴望为党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所担当的同时，是否也有一部分动因来自于J呢？当我犹豫了半天，最后下决心向蛐蛐儿提出这些问题时，J在一旁虽然不说话，但她的眼神告诉我也告诉了蛐蛐儿，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不可改变，人生的道路也不可能重新改写，但她还是非常希望从蛐蛐儿嘴里了解事情的真相。

当年蛐蛐儿送给J的照片上，透出满满的自信

这一次，蛐蛐儿反应非常迅速，很坚决地摇头。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你个人的隐私，你不想说？

蛐蛐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一直看着J，J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蛐蛐儿。我不死心，再一次向蛐蛐儿重复这个问题，蛐蛐儿又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点点头。

坐在一旁的大耳朵轻轻地吐出一口长气，作为曾经见证了蛐蛐儿那一段彻心彻肺的初恋感情的密友，他也许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在制造“总理遗言”的天平上，J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大耳朵清楚地记得，后来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上，蛐蛐儿进来时明显红肿的眼睛。大家都知道他刚和J见过面，那是J决定和蛐蛐儿分手的最后一次谈话。按我哥的说法，J和蛐蛐儿的分手就像在点燃的干柴上浇了一盆滚烫的油！而“狗肉聚会”之后的一两天，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就诞生了。

我注意到看似木讷的蛐蛐儿削梨却削得很有水平，像刨花卷一样落下来的梨皮居然一点不断。他将削好的梨一分为四，并且拿起其中的一瓣放到J的面前。J一声不响地拿起梨，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我想我和大耳朵都是不会妒忌J的，这一瓣小小的梨告诉我们，蛐蛐儿的脑子确实是清楚的。

J和蛐蛐儿都是1970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安吉生产建设兵团的。她在蔬菜班，他在水稻班。刚从一个中学生成为兵团战士的她雄心勃勃地要在这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锻炼成长。她骨子里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她要求自己和战友们比谁更能吃苦，谁更艰苦朴素，谁更要求上进，谁更会写小评论文章。大家争相穿着胳膊肘子膝盖屁股打补丁的衣裤，互相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下田挑淤泥，光脚起牛粪，什么活儿苦大家抢着干，什么活儿累大家争着上。这一切似乎比不出高低，论不清短长，虽然大家都在心里暗暗较劲，互不服气，但终究没有谁在农田里脱颖而出。她的吃苦精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挑塘泥，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她一声不吭；拉牛粪，男生都要发憷的活，她拉起大板车就走。到兵团才几个月，皮肤晒得黝黑，头发烤得焦黄，最要命的是从前细嫩白皙的脸蛋变得橘子皮一般粗糙，像被烫上了猴屁股般的两块红晕，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雅的绰号：烂苹果。

追寻真相（15）

那时侯，兵团团部的墙报才是大家真正能展示和比拚自己才华的唯一舞台，写小评论是这些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书生们仅存的尚能舞文弄墨的机会。她和蛐蛐儿就是在写小评论办墙报的过程中渐渐走近的。她注意到蛐蛐儿总是穿一件米色的粗砺的帆布衣服，那样式一看就是父辈们传代的旧褂子，补丁叠补丁，比谁都更显朴素。他的个子很高，像一根细长的青竹竿，裤子总似乎短一截，露出瘦瘦的脚脖子。那时候，大家又给他取了另外一个绰号叫“麻秆”。他的文采是在写小评论时一下子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她也是在写一篇评“偷黄瓜现象”的小评论时被人口口相传的。他俩当之无愧地当上了人人羡慕的小评论员。那时候男生和女生的宿舍前后排挨得很近，女生在前排，男生在后排。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她都会悄悄地拉开窗帘朝后排的男生宿舍张望，每次都会看到蛐蛐儿站在窗前微笑着看她。只要看到蛐蛐儿在看她，她的心一天都是甜的。她有个收音机，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她都会将声音开得很大，而心情一般的时候就会将声音开得很小。时间一长，蛐蛐儿就掌握了她的规律，只要收音机声音一响，他就会伺机跑过来问她，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

有一天，她宿舍里的收音机声音开得震天价响，蛐蛐儿心神不宁地朝那扇熟悉的窗户张望，但窗帘紧闭，他绕到门前，门也关得死死的。他想敲门，但又不敢。好不容易挨到傍晚，蛐蛐儿看到她眼圈红红的从宿舍里出来，蛐蛐儿左右一看没人，赶紧上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部队到兵团来招女兵，连部推荐了她和另外一个女生，她满心以为论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一定非自己莫属。没想到，部队最后挑中了那个女孩。她内心遭受的重创是巨大的，她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那么响是想掩盖自己压抑不住的哭声。蛐蛐儿没有安慰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这一句话，蛐蛐儿就让心境灰暗到极点的她破啼为笑。

她的嗓子很好，在团里素有“金嗓子”之称。有一次，连里举办文艺活动，她和一位男生上台表演二重唱，她唱得声情并茂：高不过喜马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当热烈的掌声响起来时，没想到蛐蛐儿竟然脸有愠色，拂袖而去。她哪里会想到，蛐蛐儿这是在吃醋呢！

星期天，别人有的回家，有的上街，因为她不上街也不回家，蛐蛐儿就买来菜和肉，拉上她一起到食堂包饺子。她是山东人，会擀薄皮会包大馅，蛐蛐儿什么也不会，却津津乐道地在一旁看着她忙活，两人都很开心。蛐蛐儿就是在这时候讲给她听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的，蛐蛐儿从小学开始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而那些爱情故事又都那么缠绵悱恻，她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听着蛐蛐儿低低的却充满磁性的讲关于爱情的故事的声音，她觉得这样的星期天美好无比，但她此时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美好有什么更深的含义。

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的，她在蛐蛐儿的一个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名字，她才像触电一样突然领悟到某种柔软的藏匿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是每一个女孩子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或早或晚都会撞上的一种人世间最美丽的情感。

那张写有“远在彼兮，旦夕以待”的照片，是有一次她回杭州探亲时蛐蛐儿到半路上来接她时送给她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表露应该说是非常大胆和直接了，她虽然没有回答他什么，但她却收下照片，将照片藏在自己那本红封皮日记本的勒口夹层里。每天夜深人静时，她都会拿出照片默默地看上一会儿，那种甜蜜和幸福是无法言喻的。

追寻真相（16）

她开始将蛐蛐儿带回家，她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也都很喜欢他。爸爸是个爱才的人，蛐蛐儿和她爸爸能上谈文史政治，下侃天文地理，知识面之宽，阅读面之广，让她爸爸对这个才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刮目相看，成了忘年交。妈妈心细，也很敏感，她从女儿看蛐蛐儿的眼神和蛐蛐儿追逐女儿的目光中断定这两个年轻人中间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假如做朋友，蛐蛐儿无疑是最精彩的，但如果挑女婿，蛐蛐儿显然不合适。从外表看，蛐蛐儿太优秀了，这样的帅哥有太多的女孩追逐，不可能给女儿有安全感；从才华论，蛐蛐儿也太出色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才子和自己平凡的女儿很难携手走完人生；而最让妈妈担心和不安的是在她看来，蛐蛐儿将来若要成为一个丈夫和女婿显然是不合格的。他是属于公子哥儿型的，而自己的女儿是属于实实在在型的，这两个类型的人在一起是不可能长久的。长辈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不可能不对J产生影响。说实话，爸爸妈妈所说的“安全感”这个问题重重地在J心上砸了一下，因为这也是她自己最揪心最困惑的问题。

我认真仔细地读了J当年的日记，可以说她和他的情感曲线是贯穿这本日记始终的，虽然整本日记中从头至尾没有一处出现过蛐蛐儿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感觉到恋爱中的女孩应该会有的快乐，爱情是深埋在革命战友的战斗友谊之下的，是“以政治帮助为基础，互相关心，互相促进的志同道合”。但有一种情绪是弥漫整本日记的，那就是焦虑和疑惑。她的焦虑和疑惑来自于蛐蛐儿无法让她相信他只爱她一个，而且这种爱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这样的焦虑和疑惑是很折磨人的。

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记录了J的情感隐秘，而绿皮红花的

日记本则陪伴蛐蛐儿走过1976年的风风雨雨

征得J的同意，我从日记中摘录了几段弥漫着这种情绪的文字：

一年多来，我所碰到的到底是什么？我难道真的没有能力判断一个人吗？隐藏在心底的疑问久久地被深深地埋着。今天，就在今天下午，这种疑问终于有所解了，但是我的心也因此而碎了……

我接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将是多么不幸啊！一片真诚换来的是虚假，表面上道貌岸然，灵魂深处却如此低级。我简直感到可怕，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个沉重的打击是多么无情啊！

两年多来，有多少事曾使我感到鼓舞，有多少事曾使我感到温暖，但不可否认，也曾有多少事使我感到烦恼和不可捉摸。“纯洁”“诚挚”“有价值”都成为泡影，所谓“志同道合”也无从谈起。

……

那是一个掉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的纯情女孩对自己深爱的人无法把握的伤感和痛苦，事隔多年再来阅读这些文字，似乎仍旧能够触摸到这种伤感和痛苦的无奈。我想，J在当年记下这些撕心裂肺的文字时，肯定遇到了对她和蛐蛐儿之间的爱情产生毁灭性打击的事情。对此，J没有对我再做更多的解释，我也没有做更多的深究，有些事情是需要烂在肚子里的，结了痂的伤口最好不要再去触碰，否则，也许会造成更深的、对更多人的伤害。

我从大耳朵提供的文件袋里找出蛐蛐儿1975年11月—1976年5月的日记复印件仔细阅读，试图从中找到和J的爱情相对应的文字，因为按大耳朵和J的讲述，包括我从阿斗、晨光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这一段时间正是蛐蛐儿和J处于分手却又彼此割舍不下互相折磨的阶段。J的日记是印证了这一长长的痛苦的折磨的，然而蛐蛐儿的日记里却没有一丝一缕失恋者的忧伤痕迹，甚至没有一点一滴他和J交往的记录。这是奇怪和不可理喻的，像蛐蛐儿这样一个喜欢用笔头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生命中最深刻的情感不留一字？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给毛宁写信，给瓜子写信，给大耳朵写信，甚至给阿斗妈妈许阿姨阿斗妹妹小利写信，但恰恰没有给J写信。当我就这个疑问向J提出困惑时，她显然很意外，甚至有点失望。她问我，真的一点关于我的文字都没有吗？一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