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1）

-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2）

- “开下了一场战争”（1）

- “开下了一场战争”（2）

- “开下了一场战争”（3）

- 蔡元培入主北大（1）

- “开下了一场战争”（4）

-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1）

- 八方风雨会中央（1）

- 八方风雨会中央（2）

-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1）

-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2）

-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1.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 2、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2

- 3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 4、五四运动的预演 1

- 4、五四运动的预演 2

-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1、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 2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 3、今夜无人入睡

- 4、五月四日那一天（1）

- 4、五月四日那一天（2）

- 5、以爱国的名义（1）

- 5、以爱国的名义（2）

- 6、“杀君马者道旁儿”

- 7、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 8六月的怒吼（1）

- 8六月的怒吼（2）

-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1、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 1、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2）

- 2、“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 3、散伙的时刻到了

- 4、另敲锣鼓另开张

- 5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 后记（1）

- 后记（2）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 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举人们“联轨察院前里许”，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与他前面所述互相对照，可以肯定， 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议遂中寝”。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况。至于后来不少历史书所写：“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则完全是文学化的描写了。

这种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还是别人添油加醋，都无关宏旨，但无论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举人们不仅仅是“集会”，也不仅仅是“拟上书”，而是确实上书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说虚构，只能说时间、人数上有差异，具体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一细节是虚构的。

不管这一系列“公车上书”事件，是反对签约的官员们在幕后操纵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挑头组织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没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请愿，这些都无碍于我们触摸当年知识分子们搏动的血脉。

1895年的“公车上书”，与宋代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个别事件引向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在北京参与上书的知识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区后，组织起各种民间的压力团体、议政团体，成了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每期三四万字，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先后出版了69期，发表了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一纸风行，高峰时每期销1.7万份，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是《时务报》上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官制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必须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必须改革！中国变则存，不变则亡！字字掷地作金石声，有如破山之雷，振聋发聩。

梁启超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大师。当年他在武昌拜会张之洞，张之洞以迎钦差的规格，大开总督衙门的中门、暖阁相迎，只差没有鸣炮致礼。可见他的名气之大。梁启超的成就，远在其师康有为之上，进入民国以后，经历了张勋复辟，康有为的名字已经臭不可闻了，但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梁启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观点新颖外，文章风格，突破所谓桐城古文与八股时文的束缚，亦为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称：“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新文体”——第一代的现代白话文出现了。

由于读者喜欢，许多报刊竞相模仿，一时风靡全国。人们又称之为“时务体”或“新民体”（《新民丛报》是梁氏主办的另一份报纸）。白话文先锋胡适总结，“新文体”受欢迎的原因：一、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二、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终生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打转，他宣称两千多年来盛行的都是伪孔学，真孔学被湮没了，现在他要拨开云雾览日月，洗去真孔学的尘垢，重现其价值光芒，把人民从暴主、夷狄的酷政下解放出来。他的“托古改制”，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又略进了一步，开始尝试把西学的某些“体”，加以包装，移植到中学的“体”内。他要启蒙中国人，所以要引入西学；他要救亡中国，所以要创立孔教，奉孔子为教主。如果他不是有心用孔教包装西学，那他一定是用西学包装孔教。

康有为赞美孔子说：“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 似乎孔子做教主，已是既成事实，其实，又要不托神道，又要成为宗教，这本身已经构成一个难以解套的悖论。康有为呼吁皇帝尊孔教为国教，以教主纪年（1895年即“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四年”），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

康有为把“保教”与“保国”，甚至“保种”相提并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技巧，不如说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启蒙与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着调和的努力。他似乎预见到，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会遭到空前的冲击，到那一天，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将面临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儒学安排后路。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这个主意。其实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想创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学可以变成佛教，为什么孔儒不能成教呢？欧洲启蒙运动，最初也是来势汹汹，挑战上帝的权威，但最后西方的教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无事吗？

这给了康有为一剂强心针：把儒学升格为宗教，儒学的体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岂不皆大欢喜？于是，他致力于创立孔教，一方面，为眼下的政治改革，寻找合法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在未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势下，营造一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启蒙与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着调和的努力。他似乎预见到，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会遭到空前的冲击，到那一天，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将面临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儒学安排后路。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这个主意。其实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想创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学可以变成佛教，为什么孔儒不能成教呢？欧洲启蒙运动，最初也是来势汹汹，挑战上帝的权威，但最后西方的教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无事吗？

这给了康有为一剂强心针：把儒学升格为宗教，儒学的体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岂不皆大欢喜？于是，他致力于创立孔教，一方面，为眼下的政治改革，寻找合法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在未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势下，营造一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这时，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余杭名士章太炎，名炳麟，生于1869年。古文造诣极高，对古代典籍的考订疏证，系统而缜密，在小学、音韵、训诂、佛学方面的研究，天下无人可与争锋。若坐而论道，康有为不是他的对手。

章太炎也是维新人士，给《时务报》撰稿，名气与梁启超不相伯仲。谭嗣同曾夸梁启超是贾谊，章太炎是司马相如。不过，章太炎的文章，用典多而冷僻，用词古奥难解，一般人不容易明白，和梁启超的“时务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章太炎对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不以为然，写了些批评文章，被康门弟子围攻，打得他鼻青脸肿，章太炎一怒之下，到上海自立门户。他把孔子定位为一个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不是教主和圣人。六经皆史，研究经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

康、章二人，学问上“辄如冰炭”，政治上却引为同志，互相呼应。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维新”成了19世纪中国的一出压轴大戏。1895年秋天，康、梁等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大吹大擂，打响了戊戌变法的头炮。“变”，终于汇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而引起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为戊戌变法做好了铺垫，戊戌变法则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先声，而辛亥革命也随之而起。

这一清晰的脉络显示，近代中国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社会革命运动，都是从1895年5月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公车救亡运动开始的。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1）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1916年元旦刚过。在《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告属于他们的时代来临了。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豪气、傲气、狂气，字字铿锵，跃然纸上：

1915年与1916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1915年之青年而自重其1916年之青年。

时年37岁的陈独秀，坚信自己的心态仍然年轻而富有朝气，还具有与青年一道，加入到“扑杀诸老年”的战斗中去的资格。

但这只是空泛的议论，什么才是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怎么破旧？怎么立新？从何入手？都要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青年杂志》的大旗已经竖起来了，但只有陈独秀一个当家，所以他急于招兵买马。

汪孟邹想起了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哲学的胡适，此人聪明绝顶，高才博学，落笔千言，磊磊惊人，小说文论俱佳，不妨请他为杂志撰稿。陈独秀编《甲寅》时，曾收到过胡适的投稿，印象颇深，虽未谋面，然心向往之。他让汪孟邹尽快寄几本杂志给胡适，约他写稿。

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向他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但信去之后，石沉大海。

陈独秀每次见到汪孟邹，一定追问胡适有没有回信，搞得汪氏好像欠了一身债似的，只好在12月又再去信胡适，求他解围：“陈君（独秀）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汪氏自谓）将穷于应付也。”

陈独秀望穿秋水，比小孩盼过年还焦急，终于在次年2月收到了胡适的来信。信中建议：“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并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胡适答应新年时寄上自己的稿子，以慰陈独秀望过年的心情。

这是1916年春天的事。帷幕挑起了一角，胡适准备出场了。

地处宣徽之脊的绩溪，七山一水，人杰地灵，方志称“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是没有错的。绩溪历史上名人辈出，近代不仅出了个汪孟邹，还出了个胡适。

胡适，字适之，原名洪骍，乳名嗣糜，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天资聪颖，从小就被村里的小屁孩们尊称为“糜先生”。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在美国发愤攻读杜威的著作，“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一心要为将来做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打好基础。

早在1914年夏天，康乃尔大学中以任叔永（鸿隽）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时，胡适已是活跃分子。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从一开始就使用西文标点符号，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回。中国文人对西式的标点符号，最初是非常厌恶与抗拒的，觉得像鬼画符，国内有一位学生在文章中写了一个问号，被老师大加斥责：“秤钩也能入文吗？”用鲁迅的话说，那时“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胡适在《科学》上发表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文章，大赞中文采用标点符号。但他也不是马上就全盘接受，他觉得句号、逗号、冒号这些是可取的，而对问号、感叹号，则有所保留。

这班留洋学子，满腹新学，精力旺盛，书窗课暇，弄一本杂志，你和我唱，原是有一点同人玩票性质，并未意识到，他们把蝌蚪一样的标点符号搬上中文，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从标点符号开始，一股掀天揭地的文化新潮，已在酝酿之中了。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2）

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他誓言：“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词，他要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样，推翻旧文学。他用半白话写了一首《沁园春》，其雄气与狂气，与陈独秀的“扑杀诸老年”，可有一比。其下阕云：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

将他腐臭，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

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虽然胸中有三千丈豪气，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论者，甚至一边说文学革命，一边还小心地与“革命”拉开距离。他自称不是笼统地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不成熟的革命。后来他把上面的那首词，改了又改，把“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改作“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词意已卑”。一篇慷慨激昂的革命檄文，顿失锋芒，变成了小学生作文指导。

胡适为中国文学诊断出三大弊病：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摹仿古人，三是言之无物。在胡适心里，文学改良的第一步，从诗歌入手，他主张用散文的语言写诗，所谓“作诗如作文”。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可操作的设想了。即使没有陈独秀的邀请，他也准备杀回国内，向中国“死文学”的“一车鬼”们宣战了。

人与人是有感应的，狂人与狂人的感应更强烈，不然陈独秀也不会苦苦追索胡适的稿子了。1916年2月上旬，汪孟邹又给胡适去信说：“青年杂志已出至五期，六期不日即出。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陈独秀对胡适的期待，从小孩望过年，上升到大旱望云霓了。

2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版了，胡适的稿子依然未见。3月初，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周报）的来函，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与陈独秀商量，拟将杂志名改为《新青年》。陈独秀虽十分郁闷，但群益书社毕竟是投资人，也不好太过反对，只得勉强屈从。

名字虽然改了，但改名后的新刊，却一拖再拖，据说“因战事”暂时休刊，其实，护国战争哪里打到上海滩呢？休刊既有经济拮据的原因，亦有陈独秀赌气的原因。陈独秀于8月13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为《新青年》。” 强调改名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发行者的意思，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开下了一场战争”（1）

“开下了一场战争”

1916年春季，胡适虽然还没有提笔给《新青年》写稿，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思考，却有了重要的突破。他说：“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简言之，“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观念形成了，胡适对中国文学改良的路向，也就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在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班思想活跃、有志于文学革新的中国留学生，以梅光迪（觐庄）、任叔永（鸿隽）、胡适、唐擘黄（钺）、杨杏佛（铨）等人为核心，经常相聚一堂，坐而论道，或两日一短笺，三日一长函，相互切磋问难。

胡适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尽管他们都认为，“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到底应该怎么改，多数人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胡适主张从推广白话文入手。他的观点大致为：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乃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

九、文言的文字可懂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任叔永是《留美学生季报》主笔，中国科学社的董事长兼社长。某日，他和梅光迪、陈衡哲、杨杏佛、唐擘黄等人在凯约嘉湖泛舟游玩后，兴致甚浓，作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长诗，寄到纽约给胡适看。诗中有“言擢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子。

这哪像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青年所写呢？胡适马上回信，指诗中的“言”字、“载”字，都是死字。“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20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

任叔永也是学物理、化学出身的，并非乡间腐儒，被比自己小五岁的胡适一顿抢白，颇不服气，他回信辩解说：“‘载笑载言’固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此君我不同之点也。”

胡、任二人打起笔墨官司，梅光迪出面替任叔永打抱不平。梅氏是1911年的官费留学生，即第三批庚款留学生，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三年，然后入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因为仰慕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之名，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拜白璧德为师，专攻西洋文学。但幼承庭训，对中国古文情有独钟。

梅、任都赞成“文学革命”，但他们不认为文言与白话之争，是文学革命的关键，他们不反对在小说、演说中采用白话，但诗歌不行，因为诗歌是“高级的文学形式”。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人，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南社社员。

南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影响很广的文人团体，1909年由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一批“反清复明”志士在苏州所创。“南社”的意思，就是要和“北廷”对抗，政治上很激进，承继东林党人结社议政的余风，结交天下豪杰，“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陈去病语），不少南社社员都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后，他们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文化上主张保护国粹，坚守传统文化。

以革命的二分法，是没办法把南社归类的。胡适挑战旧体诗词，不仅挑战了梅光迪和任叔永，亦等于挑战了南社。南社的灵魂人物陈去病、柳亚子等人，虽然与同光体、常州词派、桐城派等旧学人士，积不相能，但他们身上那种以大明遗民自居的名士气，也决定了他们对俚俗

“开下了一场战争”（2）

的鄙视态度。陈去病称俚俗只可用于警醒世人，而难有传世之作。

胡适知道，他已经“开下了一场战争”。

其实，胡适早就给对方下战书了。1915年《青年杂志》发表了南社诗人谢无量的一首长律，陈独秀推崇为“希世之音”，胡适当时没看到，一年后翻旧杂志时看到了，忍不住写信给陈独秀，毫不客气地直斥谢诗为下等作品，公开宣称：“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

他不仅尖锐批评南社诗人，还以横扫千军之势，把诗坛几大山头——以汉魏为宗的王闿运派，以中晚唐为宗的樊增祥、易顺鼎派，以宋诗为宗的陈三立、郑孝胥派，统统扫荡一遍，摆出与整个“骚坛”为敌的姿态。

胡适觉得光是批评，尚不足以把死水搅起，于是写一首一百多句的白话打油诗给梅光迪，作为答复。胡适自称这是生平所写最长的一首诗，可见胡适对梅光迪的批评，也很在意，并非游戏之作。胡适诗中写道：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听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这种满纸俚词鄙语的“诗”，梅光迪愈看愈光火，他严厉训斥胡适：“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任叔永也来信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胡适不服气了。你们说文学革命要走大道，可什么是大道你们又说不上来，我提出一个具体办法，你们又反对。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就算这次试验是“完全失败”，还可以再来嘛。如果一次失败，就期期以为不可，怎么称得上“科学的精神”？

朋友们愈反对，他愈来劲，甚至毅然决然宣布：“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胡适后来说：“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没有丝毫的怨望。”然而，六年后，胡适和以梅光迪为首的“学衡派”围绕着新文化的激烈争论，于此埋下了伏笔。

胡适从此义无反顾地步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不仅写了许多“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之类打油诗，也创作了不少精致隽永的抒情诗。1980年代曾红遍神州大地的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原词《希望》便是胡适的大作。

胡适在朋友中是孤立的。在异乡清凉的初秋，当他孤独地坐在寓所的窗台上，遥望着远处无语流淌的赫贞河时，脑子里对新文学的“烟士披里纯”（“灵感”的洋泾浜英语），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涌起，融入寂寞的愁绪里，化成了一行行新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对于胡适来说，这种青春寂寞的情怀，是非常难得珍贵的。因为，在他精彩纷呈的后半生，是难得再有机会体验了。

1916年9月1日，沉寂了半年的《新青年》，终于重新开锣，二卷一号在上海出版。经过一年的观察与思考，陈独秀对青年的观感有所改变，一年前创办《青年杂志》时，他把年龄当成是否该打倒的唯一标准，现在，他不再一味强调年龄了，而是强调青年也有新旧之分。“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

台上锣声急切，台下观众却依然寥寥。未能引起轰动的原因，在于文章大多流于空谈，口号虽然喊得很激烈，但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开下了一场战争”（3）

陈独秀也意识到问题症结，他找到了胡适，隔洋喊话：“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但国内苦于没有这方面的优秀作者，光靠译文又不足以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的观念，因此“务望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登之下期《青年》”。

对文学改良问题，胡适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一式两份，分别投给了《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

他在文中写道，文学改良，要从以下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其中第三、五、六、七、八项为形式革命，第一、二、四项为精神革命。

这是胡适在国内首次登台，措辞颇为温良克制，但批评章太炎“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亦相当尖锐大胆了。陈独秀是识货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获至宝，立即登在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他还亲撰一篇《文学革命论》，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为胡适张目。陈独秀擅长鼓动性文字，腕下霎时兴云雨，纸间顷刻走龙蛇，大声疾呼。

他摇旗呐喊：“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钱玄同也写了一封“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给陈独秀，盛赞胡适的文章，“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又会跳出来咒骂胡适了，“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句骂人话，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发明权属《新青年》所有，一经骂开了，立即在文化界不胫而走。有人摇头叹息，亦有人拍手称快。胡适说，这两句口号之所以流传一时，是因为“它们也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一篇胡适自称“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的“刍议”，经陈独秀、钱玄同大吹大擂，俨然成了向旧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在北京那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里，震动一时，激起了轰轰嗡嗡的议论。《新青年》也一炮而红，从一本默默无闻的滞销杂志，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胡适人还在大洋彼岸，在国内却已经“暴得大名”了。

蔡元培入主北大（1）

蔡元培入主北大

1916年的段祺瑞内阁，内政毫无建树，外交亦乏善可陈，但却做了一件对1919年影响至巨的事情，就是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这时蔡元培还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电报后，10月2日，登程归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当他进入北京时，已是岁聿云暮。巍巍的宫阙与城墙，冷清的胡同和四合院，覆盖着薄薄的白雪，大街上轧轧而行的骡车，笼着袖子缩着脖子的路人，无不予人死寂而凝固的印象，与他三年前离开时，并无两样。

许多同盟会、国民党的老朋友，轮番登门，劝蔡元培不要到北大任职，“说北大腐败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蔡氏后来追述，“但也有少数人就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 据北大学生罗家伦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 蔡氏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服从后说，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到北大履任。

当时的北大究竟有多腐败，以至于进北大就像进地狱一样呢？

北京大学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民国成立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但校内山头林立，派系纷繁，严复没干几天，就被人批评抽鸦片，不得不掩面下台。其后，北大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大都因人事问题，板凳没坐热就走人。

古史专家顾颉刚也在北大就读，作为一名学生，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之前身）是最好的主顾……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开下了一场战争”（4）

蔡元培从师长的角度，看得更加清楚：北大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递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吾北京大学之被谤也久矣。两院一堂也，探艳团也，某某等公寓之赌窟也，捧坤角也，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种之团体而言之。其他攻讦个人者，更不可以缕指计。”蔡元培痛心质问：种种之谤，都是无因而至的吗？

堂堂马神庙公主府（北大原校址），与其说是一所现代高等学府，不如说更像一个富家子的俱乐部，一个官僚培训所，衙门里的一切恶习，这里几乎一应俱全了。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总统正式发表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发表就职通告，宣布于当天到校视事。

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蔡氏向全校发表就职演说，决心改造北大，把法国、德国的大学学风，移植到中国来。他第一步，就是要改变学生的观念，改掉读书为升官发财的旧观念。他向全体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蔡元培殷殷训勉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

蔡元培又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

蔡元培到职后，首先向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北大以文科为重点，汤尔和建议，文科学长可请陈独秀担任。

夏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沈尹默是北大老资格的教授，绰号“鬼谷子”，在学生眼里，是一位“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罗家伦语）。

沈氏也希望协助蔡元培办好北大，但又担心蔡氏和前几任校长一样，五日京兆。他与蔡氏进行了一次长谈。沈尹默对蔡氏说：“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氏问：“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沈氏提出三点建议：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北大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一定要争取成立，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其中以第二条最为紧要。蔡元培深以为然。兴化致治，必俟得人，教授治校，必先得有一批好教授。蔡元培急于招揽一些积学而热心的名流学者到北大，以扭转颓败的校风。沈尹默也赞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据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说，他也曾向蔡元培推荐过陈独秀。陈独秀的大名，蔡元培已是如雷贯耳了。但后来陈独秀被逐出北大，也是这三个人出力最大。人情的反复，殊堪一叹。

其实，早在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参与暗杀团工作时，与陈独秀就有过一面之雅，记得这位独力支撑着《安徽俗话报》的年轻人，但对他近年的活动，则不甚了了。蔡元培在国外也没有看过《新青年》，听了人们的郑重推介后，找来《新青年》杂志翻阅，颇有共鸣，决定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1）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

由于亚东的经营状况一直未有起色，汪孟邹日坐愁城，连陈独秀这个书生，也不得不下海蹚浑水了。他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促成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的合并。合并后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书局，庶可与其他大出版商一争长短。其实也是为《新青年》开辟一条活路，亚东、群益一天不告别“苟延”之局，《新青年》就一天不能摆脱“残喘”之苦。陈独秀与汪孟邹一起，仆仆风尘，到北京为书局招股。

其时陈独秀住在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北大校长任命发表的当天，蔡元培冒着严寒到旅馆登门拜访。“这很像‘三顾茅庐’哩！”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本来不是蔡元培的意思，是别人推荐的结果，究竟陈独秀在教育上有什么主张，令蔡元培觉得非他不可呢？

1915年，陈独秀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病，曾公开宣示他的四大教育方针：一、现实主义（注重现实生活）；二、唯民主义（民为邦本的民权主义）；三、职业主义（从事实际的社会生产活动）；四、兽性主义（体魄与意志的锻炼）。

在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陈独秀也曾与友人就教育方针交换过意见，他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

这与蔡元培在民元鼓吹的“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不谋而合，蔡氏本来就爱惜人才，既已当面，焉忍错过？于是便三顾、四顾茅庐，要请陈独秀出山了。

但陈独秀觉得自己既无学位，又无大学教学经验，对教书兴趣也不大，还是想回上海办《新青年》，他再三推辞，并荐胡适以代。

蔡元培说：“你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同时也非常欢迎胡适回国，北大的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亟盼胡适能回来挑大梁。陈独秀没办法再推了，只好答应，约定以三个月为期，如胜任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

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这样做“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知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按罗氏说法，仿佛陈独秀在北大学生中，是一颗万众期待的明星，其实，那时的北大，从上面几位亲历者的描述可知，简直是一个污水潭。“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有之，“无不热烈欢迎”则未必。

蔡元培亲自出来回答那些质疑：“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 陈独秀在清末民初曾发表过《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荀子韵表及考释》、《连语类编》等著述。这才把质疑者的嘴巴给堵住了。

陈独秀终于踏入了北京大学的门槛。《新青年》也随他从上海迁到北京，在箭杆胡同九号落脚（但出版地仍在上海）。出乎陈独秀的意料，果然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从上海挪到北京，不仅把《新青年》挪活了，而且亚东图书馆竟也咸鱼翻身，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凭借着聚集在北大的一批文化精英，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渐渐回黄转绿，现出了勃勃的生机。

其时北大尚在景山东街四公主府，校内北侧为讲堂，东侧为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称“卯字号”。新文化运动时期，卯字号星光熠熠，冠盖如云，真是猗欤盛哉，恒为北大校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

说这些人都是受陈独秀的吸引而来的，那是夸大了陈独秀的影响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在陈独秀之前，已在北大执教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的经学家刘师培，以及“以骂人名海内”的音韵训诂学家黄疯子黄侃等等，都是蔡元培请回来（或保留下来）的名重一时的学术大师。蔡元培看人，只看称职与否，守旧也要守得称职，不能马马虎虎地守。

辜鸿铭脑后留着一条大辫子，到死也不肯剪，连雇回来替他拉车的车夫，也是拖着辫子的。他这条辫子在北大赫赫有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招来无数注目礼。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为之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有资格笑辜鸿铭的人，普天下确实数不出几个来。

蔡元培又聘请了孙国璋（芾仲）到北大教授世界语。这与蔡氏的安那其世界主义情结有关。世界语在民元前后，曾一度风行，后渐式微。蔡元培希望利用北大的阵地，重振旗鼓。而新学诸子又正提倡改造汉字，双方不谋而合，故积极推波助澜。

应该说，很多人是冲着蔡元培去的，不是冲着陈独秀去的。蔡元培学养纯厚，胸襟廓然，奉行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如黑暗中的一盏暖灯。虽然身材瘦削矮小，但他雍容雅步的身影一出现，几有“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的盛况。

蔡元培强调，他希望北大只有学术宗师，没有学术门派。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1917年，蔡元培聘请只有中学毕业程度的梁漱溟到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氏到校第一天，就问蔡氏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氏回答：“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这是他的心里话。蔡元培反对的只是政治化的孔子，反对独尊孔子，并不是要把孔儒扫地以尽。他所持的完全是一种平等心和平常心。当梁漱溟表示，他到北大，“不仅是不反对（孔子）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时，蔡元培也照样无任欢迎。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1917年2月，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古文之不宜废》。作者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年轻时曾梦想当一名佩剑任侠、载酒行吟的豪客，1882年考中举人，但七上春闱，七番落第，从此绝意仕途，转向从事文化事业。

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学校国文教员，所作古文，备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赏，名声大噪，因任京师大学堂讲席。民国成立后，他与马其昶、姚永概等人，与当时在北大提倡魏晋之学的章太炎闹翻了，相继拂袖而去，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说自己的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他又说，与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诗又不过是“狗吠驴鸣”而已。林纾对别人称他为翻译家甚为恼恨，康有为赞了他一声“译才”，几乎惹得他翻脸。他希望别人称他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可见其对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林纾不懂外文，但在懂外文的朋友协助下，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划时代的译作，乃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产生的。当时林纾因夫人去世，心情低落。他的好友王寿昌来看他，劝他散散心，并把一本叫《茶花女》的法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他，让他翻译，说该书以情感人，使法国巴黎倾城男女为之神魂颠倒，他想让中国人也一饱眼福。

“几日后，包括王寿昌在内的几位朋友，邀我祖父到石鼓山散散心，”据林纾的嫡孙追述，“就在前往石鼓山的画船上，我祖父开始了他的第一部译著。”

从此，林纾的翻译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笔头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毕生把18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时人笑他是“造币厂”，只要他一下笔，就有出版商抢着给他送稿酬。林纾听了这些传言，不禁苦笑，他把自己的画室题名为“磨坊”，意指他像驴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须挨饿，个中苦况，不足为外人道。

1917年3月，章太炎联合了几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发表公开演说称：“近者欧战发生，自相荼毒，惨酷无伦，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而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灭者。” 鉴于亚洲各国宗教虽殊，然以道德为根本，则颇属一致，所以古学会要成为“全洲思想界联络之一大枢纽”。

这种动辄以“黄种人”、“亚细亚人”相号召的大话，人们也听得多了，耳朵起茧，未必当真，但章太炎在中国有一大批追随者，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七被追捕，三下牢狱”的光荣革命历史，不是林纾可以比拟的，连袁世凯都惮他三分，搞帝制时要先把他关起来，免得他乱放炮。芸芸“暴得大名”的年轻人，不少还是他学生的学生呢。

柳亚子早年曾师从蔡元培、章太炎。章太炎也看不起桐城派，他是魏晋派的。对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柳氏虽不以为然，也不屑理会，但后来得知“自命新人”的胡适，不仅对南社横加批评，还明剃其师章太炎的眉毛，不禁怒从心起，立即撰文反击。他说：“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即Esperanto，世界语），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有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

不久前，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八首白话诗，率先打破传统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揭开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第一章。柳亚子显然看过这些作品，他挖苦胡适的白话诗“直是笑话”、“非驴非马”的“恶剧”，但他捍卫古诗文的理由，并非觉得古诗文有强盛的生命力，而是为中文死亡之后，给考古学家留一份原始的记录而已。他似乎担心后世的考古学家搞不清哪些是正宗的古诗文，哪些是胡适之流的“恶剧”。

5月22日，胡适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随即与在美国的朋友一一道别。纵然此地风光好，还有思家一片心，他既已在国内开了一场战争，就只能有进无退了。

6月9日，胡适束装就道，踏上了风涛万里的回国之程。尽管当时国内警电纷飞，他悲观地预感到自己从事建设的困难。舟次日本横滨时，国内发生了张勋复辟。胡适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传统文化把中国人都变成守旧狂了。

胡适近乡情怯，以摘抄柳亚子的文章打发时间。洪宪帝制才去，张勋复辟又来，令他对柳亚子的“形式宜旧”，深恶痛绝。

陈独秀知道胡适回国，不由得精神大振。国内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还有许多旁支庶出，宗亲至戚，枝蔓丛生，势力十分雄大。陈独秀虽有杀神杀佛的锐气，但自家阵营，来来去去，就那么三五丁人，显得势单力薄，为了把旧势力彻底打下去，他急于扩张自己这边的力量。胡适回来得正是时候。

蔡元培从《新青年》上，对胡适已有大概的了解。他称赞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哲学）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从此北大就有了“三只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是老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是中兔子，现在又添一只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的小兔子胡适，声势陡然壮了不少。

7月10日，胡适终于抵达上海。汪孟邹在法租界外滩码头迎接他。胡适在上海小住了十几天，了解国内的出版界情况，逛了多家书局，发现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实在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我几乎要羞死了。”胡适叹息道，“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他离开上海后，回绩溪省亲。江南的山水，依旧是那么柔和、温润、伤感而缱绻。胡适在家里待到8月下旬，才与母亲依依惜别，从绩溪赴京，向着那个新文化大本营的北大进发了。

八方风雨会中央（1）

八方风雨会中央

自从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北京渐渐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中心。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远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怪人的留意。这人名叫吴虞，时年44岁。他童年曾师从经学大师吴伯竭，经史子集，无不烂熟。戊戌变法之后，开始转求新学，是成都最早鼓吹新文化的人。

吴虞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亲赶出家门，导致他的儿子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此事令他对父亲恨之入骨，日记中屡斥其父为“魔头”，甚至愤而悲叹“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 1910年，由于家产纠纷，他被父亲告上衙门，最后官府虽判他父亲败诉，但吴虞却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忤逆子”，受到“社会贤达”们猛烈抨击，指他“无君无父”、“非理非法”、“忤逆伦常”、“大逆不道”。

吴虞为了自辩，写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个学堂散发，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地旧派势力，骂他外扬家丑，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的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永远驱逐出四川教育界。

1916年12月，吴虞在看到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大有共鸣，于是投书陈独秀，毛遂自荐，写过哪些文章，哪些文章遭到官府查禁，哪些文章报纸不敢刊登，章士钊对他的诗文如何评价等等。显然是一份要加入新学阵营的投名状。

陈独秀当然无任欢迎，叫吴虞把全部文章寄来，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对于在四川几沦为丧家之犬的吴虞来说，陈独秀的招揽，简直与及时雨宋江搭救柴大官人出枯井无异。他的文章随即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

陈独秀在日本认识的李大钊，已于1916年夏天回国，当时袁世凯已死，一度被政府封闭的《甲寅》杂志，在章太炎的怂恿下，章士钊也萌发了“中兴之意”。李大钊与高一涵在北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日刊。陈独秀力邀李、高二人加盟。

钱玄同向陈独秀推荐鲁迅，说此人文采不错，在日本编过两本《域外小说集》。陈独秀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托钱玄同把《新青年》送给鲁迅，希望他投稿。但鲁迅看过以后，心如止水。据他观察，《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所以才来找他捧场。他对钱玄同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睡着是死，醒来也是死；不挣扎是死，挣扎也是死。这铁屋子根本就是不可能打破的。为什么打不破？如果这铁屋子是孔夫子造的，一定可以打破；如果是四书五经造的，那也一定可以打破。唯有当这铁屋子是无缘无故和无边无沿时，它才有可能立于打不破之地。

鲁迅无疑认为这铁屋子不仅仅是文化的黑暗，更是人性的黑暗，是人心的黑暗。所以他才会有“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感觉。

做了五年京官的鲁迅，多少沾了一点衙门阴气，目光与心态，显得苍老与灰暗，与其说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说传统的士大夫色彩更浓。这与陈独秀憧憬的“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的新青年形象，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他自称是“思想太黑暗”的“死的随便党”，习惯于站在舞台深处最黑暗的角落里，冷眼相看，钱玄同给他起了个“猫头鹰”的外号，传神之至。

鲁迅对现实不抱希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他的神经兴奋起来，看到一丝光亮。他不相信靠《新青年》上几篇文章，就可以把铁屋子打破。他把杂志转寄给绍兴的弟弟周作人，并引用了教育部同事许寿裳的一句话：“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

鲁迅和许寿裳都是蔡元培的同乡，又都是蔡氏在教育部的老下属，当蔡氏招贤纳士时，他们一起推荐了周作人到北大教希腊文学史与古英文课，蔡元培欣然同意。周作人对北上似乎没有太多的激情。4月，他从春江水暖的绍兴，辗转来到寒冷依旧的北京。在上海码头遇窃，更令他对北京之行蒙上阴影。

到京后，周作人与鲁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两兄弟聊起《新青年》时，周二先生的反应和周大先生一样，“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他们暂时都没有给《新青年》写稿的兴致。

因为是学期中段，不能开新课，周作人只能暂时在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当编纂，和兄长逛琉璃厂，拜访朋友，吃饭饮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日子过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八方风雨会中央（2）

钱玄同是绍兴会馆的常客。他给周氏两兄弟送《新青年》，向他们约稿。据周作人回忆，当年的《新青年》，在他印象中，亦不过“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倒是他们经常在槐树下的高谈阔论，要比《新青年》激烈许多，从“非圣”、“逆伦”，说到去“东方化”，“用夷变夏”。钱玄同主张烧毁中国书和废除汉字，鲁迅也有同感，深信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认为中国不如改用德文，若办不到，也要在汉文中多羼入外文字句。

1917年9月，北大新学期开学，“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任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他把译稿《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交给了钱玄同，算作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

另一位被陈独秀看好的作者，是出身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刘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1891年，原名寿彭，后改为“复”，号伴侬。他属于没受过严格传统文化训练的第一代文人，童年由父亲开蒙，然后入小学、中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周作人形容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刘半农第一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是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上的《灵霞馆笔记》，还算不上是文学革命的作品。周作人说：“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

迨至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以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正式加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之中。他宣称文学要改良，非破除迷信不可：“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在学院派看来，刘半农有点花里胡哨，文笔也流于轻薄，散发着上海小报记者的气息，深为胡适等人所不屑，但陈独秀对这位“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周作人语）的年轻人，期望甚殷，只要去掉他身上的红袖添香名士气，可望成为冲锋陷阵的勇将。

陈独秀向蔡元培大力推荐刘半农，而蔡元培也从《新青年》上留意到此人了。1917年秋天，北大聘刘半农为法科预科教员。刘半农遂穿着鱼皮鞋，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从此，北大校园又添了一只小兔子（他与胡适同属兔）。为了表示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他把带有脂粉味的“伴侬”，改为“半农”。

9月10日，胡适到了秋风初起的北京。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洗尘。汤尔和、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等人作陪。胡、钱二人神交已久，这时一壶浊酒喜相逢，不亦乐乎。

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接二连三去拜访胡适（9月14、19、25日）的经过及谈话内容。胡适的丰神韵度，把钱玄同的神魂都摄去了，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胡适认为“古书伪者甚多”，主张“读书贵能自择，不可为古人所欺”，一番话好像搔着了钱玄同的痒处，不由得连声叫好。

钱玄同被胡适的才华迷住了，胡适说什么，都好像纶音佛语一般，左一句“此说极是”，右一句“此意吾极以为然”。胡适说他准备编一本《白话文典》，钱玄同大表赞成，逢人说项。他们着手设计新式的标点符号，准备向教育部提出推行议案。胡适还说服了他的老乡汪孟邹，为亚东图书馆订下一个重新出版标点本中国小说名著的大计划。

沙场秋点兵，围绕着《新青年》的队伍，已略见规模。在北京有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在外地则有易白沙、吴虞等。而在他们的对面，北大校内的旧学人物如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陈汉章、黄侃、林损、马叙伦等，校外的林纾等，阵容亦堂堂可观。陈独秀所呼唤的四十二生大炮，已经架起来了，炮弹也上膛了。但这时，《新青年》却偏偏因财务问题，维持不下去。

在众多史家笔下，《新青年》的诞生，直似“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新文化运动从此云腾水涌。其实，《新青年》的销量少得可怜，1916年底，偌大一个成都，只销五份，全盛时亦不过三十份左右。1917年在全国的总印数（包括大量免费赠送）在内，每期约一万五六千份（据梁启超1912年办《庸言报》时说，印一万份仅不亏，没啥赚头）。主要读者，以知识精英的圈子为主，对新文化的争论，亦只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闹腾，即使在杭州这样的东部城市，1918年之前，对新文化注意的人也不多。

《新青年》仍然只是几个知识精英圈子里的事，在社会上影响有限，距离一个“运动”尚远。1917年底，群益书社提出停止出版。对陈独秀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1）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北大，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小社会。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把它作为一个小型的公共社会来治理。辜鸿铭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蔡元培是北大的皇帝”。而梁漱溟对蔡氏的评论，也别有意味，他说蔡元培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五花八门的学会，也从平静的汉花园内纷纷冒出，一派万紫千红。诸如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社、技击会、音乐研究会等（其中有些学会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的，然亦可归入蔡氏治校期间），学生们指点江山，论议英发，十分热闹，为校内的“民间社会”添上精彩一笔。

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由专家、教授主讲，学生可以质疑问难；教授与教授之间，也可以互打对台，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成为那一代学人最具亮色的记忆。胡适与梁漱溟互打“哲学对台”的故事，则恒为北大人所津津乐道。

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古代哲学史”。讲义是自己编写的。在他之前，这门课由陈汉章讲，老夫子讲了一年，才从伏羲讲到洪范九畴。当胡适走上讲台时，许多学生都心存疑问，不知这位年仅27岁，风度翩翩的留美学生，怎么讲五行八政皇极庶征五福六极。讵料，他一开口，便把那些半是神话半是政史的东西，统统抛开不讲，直接从周宣王“胡说”起（胡适名言：“有‘子曰’、‘诗云’，难道就不允许有‘胡说’？‘胡适说’就是‘胡说’嘛！”）。顾颉刚是他班上的学生。

顾颉刚，生于1893年，苏州人。入北大时报的是理科，后来读不下去，才改为文科，他受章太炎影响极大，却常常在自己的书本上署名“上炎”，意思当然不是“上呼吸道炎”，而是要超越章太炎之上。他觉得胡适在课堂上讲课，“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说而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兴奋之余，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国文门同学傅斯年拉去旁听。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1896年，老家是“科目鼎新，贤士辈出”的山东聊城，与历史上有名的伊尹、孙膑、鲁仲连、程昱是同乡。学问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器重，恒被视为章氏学派的传人。

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力之巨，实在令人惊叹，无论新派旧派、革命派保皇派、维新派激进派、老中青年、大中小学，到处都有他的门生与崇拜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然而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当新文化崛起时，48岁的章太炎，虽然年富力强，但学术的黄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适为他的学术做了一个讣闻：“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果然，衣钵传到黄侃之后，连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师门了。

据胡适说，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企图“绞断中国哲学史”的家伙也照样轰走。

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这个铁杆的“黄门侍郎”（黄侃的爱徒），摇身一变，从此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他的转变之快，连陈独秀也不禁生疑：这山东胖子该不是黄侃派来的细作吧？胡适后来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这一年，顾颉刚24岁，傅斯年21岁，从年龄上看，与胡适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化史而言，已分属不同世代了。新生代的文化传人，开始在北京大学登场了。

陈汉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黄侃也看不起胡适，胡适在哲学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黄侃便当着胡适的面大骂：“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质问黄侃何以无端辱及他的父亲。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2）

黄侃笑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但陈汉章、黄侃等人的嘲笑，并没有令学生们听课的热情稍减，甚至连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课室挤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里上课。

梁漱溟也是教哲学的，他的课题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于来听他课的学生太多，原来的课室容纳不下，也要换成第二院的大讲堂。梁氏是土头土脑的墨子形象，大讲西方文化与哲学；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讲的却是中国哲学。两人在楼上楼下同时开讲，打起了哲学对台，但同样是听者如堵，人头挤挤。

两人的对台，打来打去，唾沫横飞，在学生中都那么受欢迎。他们斗得愈激烈，学生们的收益就愈大。

胡适洋洋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过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的学术著作。在内容上，完全打破“训诂古书”的老套套，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引用古人的话，则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以彰显自己的观点。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

蔡元培没有理会陈汉章的嘲笑，在序中对胡适大加赞扬与鼓励：“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不过，胡适的哲学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当时有人断言他写不出下卷，因为他不懂佛学。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黄侃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北大教授讲课，一向很欢迎别人去旁听，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班上的学生，甚至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不然，胡、梁二人的课，也不会有一二百人的盛况。学生与先生之间互相析辩驳难，也是寻常之事。

有一回钱玄同在课堂上讲广东音韵，课后被广东籍学生质疑，写信指出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有错。在下一堂课时，钱玄同便向学生公开承认，这位广东同学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他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一知半解，并表示很感谢这位同学纠正了他的纰漏。这一类的美谈，在北大不胜枚举。

北大成了全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地标，甚至把远在南方的新青年也吸引来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承认深受《新青年》的影响，“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1918年8月，毛泽东偕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扛着被服书卷，投奔北大而来。毛泽东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他说，从此，“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1.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1917年冬天，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经济负担太重为由，决定停止出版《新青年》，经陈独秀奔走努力之后，书社勉强答应继续出版，但杂志必须进行改革。从1918年1月复刊开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编务不再由陈独秀一人承担，改为采取集议制。

胡适说：“民国七年（1918）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半农）、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

当时胡适不在北京，正在家乡奉高堂之命，与只见过照片的小脚妻子，嘉礼初成，新婚燕尔。他是回到北京后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

杂志销路不广，令陈独秀大感头痛。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他们虽然四面出击，向旧派人物挑衅搦战，都得不到什么回应，偶有回应，亦多为不温不火，像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看得胡适火气都消了。陈独秀抖起丈八蛇矛，大呼“不容匡正”，但林纾却来个“吾不语焉”。所以刘半农叹曰：“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做传媒，不怕人捧场，不怕人踢馆，最怕无声无息的冷场。几个大教授一合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演一出“双簧戏”。没人骂就自己骂，没炒作题材就自造题材。就像搞学生辩论会似的，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互打擂台。这种事让钱玄同与刘半农搭帮做最合适，他们一个偏激，一个活泼，本来就是一对活宝，刘半农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

于是，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一直骂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童焉心伤”：

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

文章故意把林纾捧到九天之上：“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 按照“敌人的朋友必是敌人”的分类法，既然王敬轩赞美林纾，那林纾就是新文化的敌人，“反击”林纾就有了理由了。

真是足不出户，祸从天降，林纾莫名其妙被拖进了这趟浑水中。就在同一期，刘半农以记者身份，撰长文反驳“王敬轩”，继续拿林纾开涮，嬉笑怒骂，尖酸刻薄。刘半农讥笑林纾翻译的外国原著，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好著作，他没有选，或没有那个水平去选。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文章最后的话，愈说愈难听了：“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为墓铭’！”

2月初，胡适回到北京。他觉得这种自己与自己辩论的做法，未免过于游戏，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鲁迅认为唱唱双簧戏，也无伤大雅，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沈尹默后来“爆内幕”说：胡适因为对这件事不满，提出要把这个杂志编辑归他自己去编，不许刘半农与闻，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沈氏出头对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胡适只好听从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

这段“逸闻”，后来被胡适斥为“全篇扯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事实上，《新青年》采用同人制两个月，刚刚出现良好势头，而胡适又才从家乡回来，以他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在这时提出推翻同人制，自己包办《新青年》的。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1919年元旦刚过，陈独秀就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正式打出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他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受到旧势力的非难，乃意料中事，但这种非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面临八面非难、乌云压城的局面？如果是，何以刘半农却说“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呢？

鲁迅在1927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白话文，已具备了上升为国语的条件，加上《新青年》“有意的提倡”，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便得以“轻轻俏俏地成功”了。胡适分析说，“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原因之一，是“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不乏坚持文言文者，黄侃即其中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这种调侃虽然很刻薄、过瘾，却没有说服力。中国人常以占些“我是你老子”之类的嘴上便宜为乐，堂堂章太炎弟子，不能免俗，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卫文言文，果然“太差了”，怪不得白话文可以势如破竹。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黄、胡二人举的例子，都可以成立，正好说明文言、白话各有长短。有古文基础的人，写起白话文来，往往比没有古文基础的，略高一筹，这也是一个事实。两者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更上层楼，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远远大于语言本身的意义。《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便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2、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新青年》受到最激烈非难的，并不是文学革命，而是伦理革命。

陈独秀在1916年已经断言：“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陈独秀断言，要实行共和立宪制度，就必须打破纲常阶级制。两者绝对没有并行的余地。他宣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伦理革命，“非孔”是一个总题目，下面还分许多章节，从“天、地、君、亲、师”一路颠覆过来。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什么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统统在横扫之列。

自从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之后，新青年们开始指名道姓批判孔儒，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撰写了一系列“非孔”文章，如《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子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等，对旧文化、旧伦理发起猛烈攻击。

另一员非孔猛将是四川的吴虞，主攻“非孝”、“非礼”，曾写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文章。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引用道、法诸家之矛，攻儒家之盾，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吴虞就说“六亲苟和，孝慈无用”，推而论之，国家强盛时就没有忠臣。这种强词夺理，把旧学人士呛得说不出话来。胡适称赞他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老英雄”对新文化，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他以道反儒，不过用一件古董去否定另一件古董，终究是反不出一种新文化的。他因为与父亲翻脸，被赶出家门，心怀怨恨，适逢新文化运动，他那些骂家庭、骂孝道的言论，正好应节顺时，才成就了一番虚名而已。吴虞自己就是典型的家庭专制主义者，当他面对女儿时，自己所痛骂过的那些“魔头”特质，就从骨子里一一爆发出来了。以致钱玄同后来斥他没有身体力行自己的反儒主张，不过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在非孔的阵营中，鲁迅那支笔，比吴虞尖锐辛辣得多。1918年1月，当《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以后，鲁迅也获邀参加编辑会议，算是参与了编辑工作，成了“独秀辈”的半个同人了。钱玄同再三请鲁迅为《新青年》写稿，其殷殷之意，直如当年陈独秀望胡适的稿子，由“甚于望岁”，而至于“大旱望云霓”了。

4月，鲁迅终于把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写好了，清明节晚上，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一读之下，不禁两眼放光。这真是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第二天，他们把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连连拍案称绝。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出来。据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而“鲁迅”这个笔名，也随着狂人在月色全无的夜晚出现，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了。

这篇四千七百余字的小说，字字风霜，其中的许多经典句子，几十年来，被人们不断反复引用，被专家学者不断解读，被课堂上的学生不断朗诵着，早已家喻户晓。

鲁迅自我评价，这部小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又挑明：“《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作者本人的说法，恒为后人评论《狂人日记》最直接的依据。这篇小说一直被赋予了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表现了现代人最初的觉醒意识的意义。这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解读方式。

另一种解读，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货真价实的吃人肉。吴虞就是这样理解的。他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的读后感，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真实的吃人事例，证明凡是“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即使没吃，但想吃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净。

还有论者说，既然吃人是不分朝代，不分阶级，无人不吃，无时不吃的普遍现象，那么，这篇小说的锋芒所向，当已超越伦理的范畴，而直指人性的恶劣本质。这种本质，鲁迅用16个字概括，就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的《狂人日记》，注定也会有无数种解读方式。正如鲁迅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将注定会成为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年轻的傅斯年，便从这灰暗的小说中，读出了一片大光明来：“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2

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他甚至兴高采烈地招呼大家：“带着孩子，跟着疯子——向光明走去。” 好像去春游似的。

但光明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才走得去？连鲁迅自己也不清楚。

“救救孩子”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经狂人喊出来后，新文化运动取而用之，高揭起人道主义的大旗。但在鲁迅看来，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吃人的，孩子被娘老子教坏了，也是要吃人的。人道在哪里？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不知道。

“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为什么容不得？不知道。

“救救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不知道。怎么救？也不知道。

胡适说我们还不配读经，我们配去救孩子吗？

改造国民劣根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谁敢说自己已经去掉劣根性了，有足够的资格去改造别人了？真正要“救救”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孩子是不是圣贤不要紧，关键是要确立一种连“海乙那”也不敢吃人的制度。只谈改造国民性，不谈改造政治，很容易为统治者说“这样的国民还不配享受更好的制度”留下空间。然而，“救救孩子”这口号，自从被这一代文化革命者奉为义不容辞的天职之后，遂由鲁迅笔下一个余音袅袅的省略号，变成一串串惊人的感叹号了。

后来鲁迅又写了《孔乙己》（1919年）、《药》（1919年）、《明天》（1920年）、《一件小事》（1920年）、《头发的故事》（1920年）、《风波》（1920年）、《故乡》（1921年）、《阿Q正传》（1921年）等一系列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篇篇都是杰作，其光芒不仅覆盖了《新青年》圈子，且在他的同时代，几亦无人可及。

陈独秀把鲁迅的小说奉为“上上乘小说”，佩服得五体投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退潮的1922年，犹衷心称赞：“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随着时移势易，鲁迅被愈捧愈高，头上的光环愈来愈耀眼，几乎到了“千古一人”的高度。一生蔑视偶像的鲁迅，终于也免不了被后人奉为偶像。

3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新派阵营要救救孩子，旧派阵营何尝不要？

新旧两派，各走极端，今天尊孔读经，明天打孔家店；一会儿是“肫肫其仁，渊渊其渊”，一会儿又是“时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个说“百善孝为先”，那个却说“万恶孝为首”。在当时固有惊世骇俗的效果，但可怜嗷嗷待救的孩子们，就在这拔河式的角力中，忽焉驱东，忽焉逐西，被掇弄得晕头转向了。

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叹息：“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之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福’是‘祸’，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 所谓救救孩子，最后却往往是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孩子。这也是革命者们始料所不及的。

不过，唐德刚把革命的高帽戴到老师头上，却不太合适。胡适谦谦君子，哪有搞革命的雄心？别说政治革命，就连搞白话文，他也不敢自称革命，而要说是“文学改良”。后来得到陈独秀的四十二生大炮声援，才敢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号上），“革命”的前面，加上“建设的”三个字，以消除火药味。

胡适对中国旧家庭、旧道德破坏人的个性，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有一句名言：“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言下之意，文化传播的过程，不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而是一个不断与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优势杂交的过程。国外好的东西要引进，传统中好的东西也要保留。

胡适也主张批判旧伦理，但不像吴虞因为与父亲搞不好关系，就非礼非孝，搞起“打倒家庭”的革命。胡适对母亲非常孝顺，甚至在婚姻问题上，也顺从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半文盲小脚女人，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在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时髦的时代，一个大名鼎鼎的留洋新派人物，竟出于孝道维持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岂非咄咄怪事？

胡适1919年所写的小说《一个问题》中，可以视作他对这桩婚姻的悲观预言。小说主人公的婚姻由老师包办，婚后生儿育女，为了谋生苦苦挣扎，不仅身体垮了，年轻时的激情与创造力也消磨殆尽，一生就这么毁了。他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茫然发问：“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呢？”

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解放这位女性。解放妇女的前提，是要自己先解放了的，如果连自己都没解放，如何去解放别人？这是胡适与鲁迅的不同之处，鲁迅是相信自己在铁屋之外，在要倒的车子外面的，他的责任是去扶一下车子，或推一下车子。但胡适却很清楚，自己还远远没有解放，又如何去解放别人？

他甚至很可能暗中希望妻子逃婚、私奔、出走、背叛，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他在结婚两年后写过一个剧本，赞扬一位与男友私奔的女性。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与小脚妻子的婚姻，以缺乏激情的形式，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胡适认为在婚姻不自由之国，断没有爱情可言；夫妻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言。然而，他1917年给未婚妻的一首诗中写道：“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反映出他内心的种种矛盾，互相交战，苦闷至极。不过，婚姻也为胡适带来一些意外收获，他因此而赢得了守旧人士的好感，使他在新旧两边都有朋友。

对孔家店的态度，胡适的立场，与其他新青年也不尽一致。胡适觉得孔家店固然要打的，但不赞成全盘打倒；鲁迅把批孔视作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陈独秀则把孔家店作为腐朽政治权威的基础来拆除。而胡适更关注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如何“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

4、五四运动的预演 1

五四运动的预演

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曾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二十年内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个主张是胡适提出来的，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胡适希望扮演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色，而不要像他的前辈梁启超那样，在知识分子与政客之间，来回摇摆，身份模糊不清。

[胡适说] 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这是我自己的禁约。

胡适的这个主张，后来成了他“反对革命”的一条罪状。虽然谈不谈政治，纯属个人自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在二分法盛行的年代，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最初新青年同人大家约好不谈政治，可是，后来陈独秀要谈，这也是他的自由。陈独秀说：“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渐渐地，李大钊、高一涵他们都开始大谈特谈政治了。陈独秀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这几位北大教授和学生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谈政治了。

1918年的夏天，发生中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事件。这时因为中国留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在举行示威活动时，遭受日本警察殴辱，三千多人辍学返国，组织救国团。

又一个激动人心的5月来临了。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开全体学生大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上台讲述他们的遭遇。大家对政府的卖国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

在一片沉闷气氛中，北大学生罗家伦突然推开人群，跳到台上大呼：“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冯国璋（总统）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

大家轰然响应，平静的校园从此不复平静。正如陈独秀所说，政治找上门来了。

5月21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新华门前，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此一协定，呼吁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出发前，工专学生夏秀峰用刀子割破手指，写下“此条约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的血书，以激励同学奋勇前进。

蔡元培是不赞成学生们搞政治的，他曾坦言：“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竭力劝止学生请愿，但学生们不听，还是上新华门去了。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这是学生运动的启程炮。罗家伦宣称：“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

请愿风波平息之后，政治的空气却迅速弥漫北大。6月，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1918年10月，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等于承认，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与政治革命，是没办法分开的。不能单搞文学、伦理，而不搞政治。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出所谓的“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杜绝秘密外交，签订公开和约；确保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裁减军备；建立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联盟等等。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似乎已破蛹而出；一个充满公义、正义的新世界，似乎已展现它的伟大曙光。许多中国人都由衷欢呼：“威尔逊是个大好人！”傅斯年自豪地说，他可以把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几乎每战必败，这回中国虽然没有派一个兵到欧洲战场，但好歹“站对了队”，成了胜利国，整个中国都兴奋得发狂了。徐世昌总统下令全国放假三天，让大家去狂欢。

北京六万民众在太和殿前聚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在许德珩的记忆之中，“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

4、五四运动的预演 2

楼）。”

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学者，在天安门前的露天讲堂，一连做了三天演说。蔡氏宣称协约国的胜利，有四大意义，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他以安那其主义的目光去看待这场战争，因此，他乐观地预言“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他认为欧洲战争与我们是无关的，俄国革命的胜利，才是新世界降临的转折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安那其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民粹主义者认为是庶民的胜利。

新文化诸子纷纷发表文章，纪念战争的结束。他们普遍地对未来表现出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这是法治主义的胜利，独裁主义的失败。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为这场战争赋予了许多五光十色的意义。自由、民主、科学、民权一类口号，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被推到了三万五千尺高空，光照寰宇。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统摄于新文化运动之下，但没有提及“民主”，这并不是他无心之失，把两轮车变成了独轮车，在他看来，“新的”就是“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用民主的新精神，去创造“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什么是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他们引进西方文化，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

据有心人统计，《新青年》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63册，其中直接谈论科学问题的文章，只有两篇译作，六篇原创；研究民主的文章，只有三篇译作。 这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有口无心，而是在他们的理解中，民主与科学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前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民主与科学的；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与科学。所以，胡适批评陈独秀对“科学”与“民主”的定义，不甚了了。

胡适代表了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种观点。胡适奉杜威学说为圭臬，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不能不尊重少数，更不能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科学的法则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两种民主观、科学观，一接触到中国的实际问题，必然出现分歧，一个要革命，一个要改良；一个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个要点点滴滴的改变。分道扬镳，也就是迟早之事了。

《新青年》在北大掀起了一股“新旋风”，学生们每期都争相传阅。每一篇文章都吸引着大家，从课堂到宿舍，从操场到饭厅，到处可以听到学生们的热烈讨论。大家把汉花园北大一院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叫做“群言堂”，把红楼一楼的图书部主任室叫做“饱无堂”——这是学生们开玩笑起的“雅号”，前者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意，以南方学生居多；后者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意，以北方学生居多——这两个地方，常常是“小朋满座”，聚议盈庭。

大家无拘无束，没有辈分与亲疏，自由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罗家伦追忆，“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

傅斯年和他的前辈章太炎、梁启超一样，一旦认定了新文化、新思想，便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师门。他几乎天天往《新青年》杂志跑，最初陈独秀还担心他是黄侃等守旧派的卧底，后来读了他的文章，才确信他就是自己千呼万唤的那种“新鲜活泼”的青年。

傅斯年的性格，火急火燎，勇于任事，他喜欢《新青年》，?想加入它的队列。傅斯年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还没进入《新青年》圈子时，《新青年》就像一个闪闪发亮的殿堂，等他进入了，又被另一个更具光芒的梦想所吸引了——自己办一份杂志。

傅斯年随即和徐彦之（子俊）、顾颉刚、潘介泉、罗家伦（志希）等几个学生朋友商量，徐彦之主张说干就干：“不成功也没什么不可以。”于是他们带着游戏的心态，把这当作未来的一种职业实习，开始着手筹备。他们作了一个预算，由徐彦之找陈独秀协商，看校方能否在经费上资助一下。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学长的支持，令学生们大受鼓舞。他们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

然而，北大校方资助《新潮》，在校内却引起不少非议。最令旁人妒忌的，是校方出资给《新潮》，对其他刊物不公平。教授评议会讨论后，决定对校内所有刊物一律只垫款前三期。这样一来，从第四期开始，《新潮》就可能断炊了。

一本没有名家支撑，靠几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搞起来的杂志，甫一问世，就有这样的成绩，实在是一个异数。与当年《新青年》创刊时惨淡经营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思想界，已跨越了不同的世代。胡适也承认：“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俱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在《新青年》与《新潮》的互相唱和下，北大更加热闹了。罗家伦兴奋地指出：“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法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这个运动，英文名叫Enlightenment，意为启明。而德文称为Aufkl?rung，带有廓清的意义，似更恰当。）”

Enlightenment，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词汇：启蒙运动。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1、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下篇 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

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率领军事家蒋方震、政治学家张君劢、外交家刘崇杰、经济学家徐新六、科学家丁文江，以及负责后勤的杨鼎甫等七人，组成一个非官方考察团，前往巴黎，以观察员身份，就近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咨询顾问和援助。

1919年1月21日，徐世昌总统特委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意公使魏宸组，以及由南方护法政府委派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由于代表团人数甚少，力量单薄，因此，民间对梁启超寄予颇高期望，希望他能够“化私为公”，协助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合理的权益。

在中国五人代表团中，首席代表陆征祥，上海人，生于1871年，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出任外交总长，中国政府的现代外交体制，由其一手创立。顾维钧，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外交官，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成回国后，曾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七项要求：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大致上，还是梁启超出国前与外交委员会商定的那些要求。其中包括，把德国在1898年利用不平等条约，强占的山东青岛权益（包括租借地及路矿权、铁路警察权等附属权利），归还中国。

1919年1月 27日，巴黎和会召开最高会议（即美、英、法、意、日所组成之十人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被邀列席，日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他一开场就打出了一张令中国代表相顾失色的牌：原来早在1917年2月，英、法、意三国已经和日本签订密约，保证在战后支持日本获得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的领土权。一直对中国表示同情的美国，也哑口无言了。顾维钧起而反对，指出此问题须先由中国陈述理由，再行讨论。

1月28日，顾氏在十人会议上，不用讲稿，即席陈词，长达半小时，解释中国直接收回山东权利的理由，并表示愿将中日密约公开。所谓中日密约，指1918年9月，段祺瑞曾以牺牲山东权益为交换条件，与日本签订了2000万日元的秘密借款合同。该密约规定，日本有权在山东筑路，有权驻军青岛、济南。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的字样。根据此规定，日本不仅继承了原德国在山东之所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2月2日，农历大年初二，日本公使小幡趁中国人都在过年，向中国外交次长陈箓提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发言反对日本，全失友谊，要求电令其不得宣布中日密约，并改变态度，凡所主张，非经日本同意不得提出和会，否则日将取消去年9月参战借款合同，索还已付的300万，并以将取相当行动为恫吓。坊间甚至哄传，日方要求中国撤换顾维钧、王正廷二位专使。

研究系再次挺身而出。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的双方代表，提议共同要求政府公开中日密约：“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口口（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陆征祥）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 在熊氏的推动下，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

由于有民间及各政团党派的积极参与，当巴黎和会召开时，外交问题，已受到国内、国外（留学生与华侨）舆论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政府的一言一行，都在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由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每天都刊登大量有关和会的新闻、函电。没有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单靠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搞不出一个五四运动来的。

4月11日，章宗祥从日本返国，在东京车站被三百多名愤怒的中国留日学生包围痛骂，学生们大叫“卖国贼”，把一面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等字样的白旗，投掷到他的汽车上，竟像下雪一样把汽车覆盖了。章宗祥的夫人吓得抱头而哭。陈独秀在国内闻讯，幸灾乐祸地嘲笑说：“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忍这样恶作剧！”

2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巴黎和会已到了最后时刻。

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在巴黎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第156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

以上三条款中，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噩耗传出，最先行动起来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一班研究系人士。梁氏在获悉交涉失败的消息之后，火速驰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在国内发动不签字运动，声援中国代表团：“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外交委员会决定不能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由国务院拍发。同时，国民外交协会也宣称，如果巴黎和会不能采纳中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代表，并通告全国，定于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许德珩证实，汪大燮向蔡元培透露消息的时间，是5月2日：“最初，这个消息（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是林长民（一说是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于是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于1919年5月2日晚间召开紧急会议。” 不过，许德珩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这个会是5月2日下午开的。

那么，这个会究竟是下午开，还是晚上开？

据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回忆，是在当晚开，但只是循例举行的社务会议，并非专门为讨论山东问题而开的，“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会上大家不约而同谈到山东问题，愈谈愈激愤，当张国焘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时，大家轰然响应。于是，会后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7时在北大法科第三院礼堂开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的代表参加。

另据北大学生何思源回忆，“5月2日（他没有说明是白天还是晚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何思源说他当时是学生班长，参加了这个会，并亲聆蔡氏演说。代表们决定翌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间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这个会，与许德珩召集的国民杂志社的会议，显然不是同一个会。那天北大究竟开了几个相关的会？有哪些人参加了？关于第二天举行各校学生会议的决定，是在哪个会上作出的？各家说法不一，言人人殊。事实上，那天许多学生团体，都纷纷召集自己的会议，商讨抗议办法。

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地下的。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二十余人——据高师学生俞劲回忆，大部分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等——曾秘密碰头，讨论如何暗杀卖国贼，如何举行暴动。最后决定派人密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行踪。夏秀峰也证实，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在5月7日的国民大会上，“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学生们决定5月4日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5月7日到中央公园去出席会议。他们原来的计划，须提前于今天执行，到哪一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因此时还不知道一定是到曹汝霖家里去），就在哪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

这些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

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3、今夜无人入睡

今夜无人入睡

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

许德珩和北大预科学生黄日葵到北女师串联。据罗家伦所说，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13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

13家学校，计有：北大、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当晚成立了由20名委员组成的干事会，下面分成总务、演讲、国货维持等股。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方豪、康白情等人，都在干事会的20名成员之中，几乎由《新潮》与《国民》平分秋色。罗家伦自豪地说：“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但这两个杂志在五四运动之前，并不咬弦。《新潮》是白话文杂志，以启蒙为职志，而《国民》是文言文杂志，以救亡为理想。两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南辕北辙，《国民》不仅反感《新潮》，也不以《新青年》为然。许德珩直言，“五四”以前他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五四”以后才统一起来。他们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是在“五四”以后，陈独秀赞成学生运动，才逐渐好转。

由于新潮社的骨干人物，这天都到清华大学参观去了，晚上9时许才回校，所以没有赶上法科第三院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国民》唱主角，会议主席是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但张国焘说是北大学生易克嶷），《国民》特别编辑员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学生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夏秀峰等人在会上发言。除了丁肇青外，其他人全是《国民》成员。

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四个血字，会场上爆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万岁声和鼓掌声，预示着中国的问题，最终是要用血来解决的。

“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

具体时间是5月4日下午1时正。

新潮社的同学从清华回来时，会议已开到了尾声。罗家伦着急地埋怨许德珩，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但既然已经这么定了，他表示坚决支持，并马上在上面签了字。气氛如火如荼。

晚上11点多，各校代表陆续回校准备，没走的人仍不肯散去，继续聚集演说。这时一位山东学生登台发言，他说，断送国土主权，实曹贼等卖国的结果，章宗祥回国时，留学生高举卖国贼之旗以送之，世人称快。我们对于曹贼，为什么不能用同样方法一泄胸中之愤呢！与会者纷纷拍掌呐喊，以示支持。于是决定明天游行到公使馆表达意见后，到帽儿胡同的曹宅一行。学生们连夜做了三千多面旗子。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13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学校内，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北大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一个个手不停挥，忙着在旗子上书写口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卖国贼宜处死刑”、“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等等。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4、五月四日那一天（1）

五月四日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

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

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但更多的回忆材料都说，天安门前的示威活动，是从下午才开始。上午9时，各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下午的游行路线，决定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以表达愤怒。傅斯年被推举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由他正式宣布，下午1时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前往东交民巷进行和平的示威抗议。

但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团体，傅斯年并不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已下了决心，必要时以暴力进行抗议。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蔡氏神色凝重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他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校长说明学生们上街游行的理由，请校长不要阻拦。队伍中响起了一片嘘声，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他后来自述其态度是“不去阻止他们了”。 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赶到了广场，劝学生立即散去。学生们以嘘声作为回答。教育部的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无法通过使馆区，建议学生返回学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国公使馆交涉。李长泰说：“有话尽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学生们叫嚷：我们不信任当官的人！

学生代表向前对李长泰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现场学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纷纷催促启程。李长泰取下眼镜，认真读了传单，嘱咐学生们：“那么，任凭你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说完，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漫天尘土。学生在风中用力举着旗帜，继续前行。在东交民巷口，他们被巡捕拦住，不准通行。这时学生们还是相当克制，相当守秩序，他们派罗家伦、江绍原二人为代表（另一说为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君武四人），到美国公使馆递交说帖。

当天美国公使去了西山休息，由参赞出来接见学生，他接了说帖，讲了些同情的话。学生们又转去其他国家的使馆，递交说帖。但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公使都不在。后来有人感叹，如果学生们得到各国公使的接见，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意见，也许就不会发生火烧赵家楼的事件了。就游行组织者而言，确实如此，但就少数激进学生而言，他们是揣着火柴而来，赵家楼是非烧不可的。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4月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在天津逗留了一段时间，住在曹汝霖的私邸里，陆宗舆又专程赴津与他会面，4月30日，章氏到了北京。他在这敏感时刻回国，引起诸多猜测，有人说他即将取代陆征祥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也有人说他准备接替曹汝霖出任外交总长。

5月4日这天，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午宴为章氏洗尘，内阁总理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人作陪。觥筹交错间，忽闻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聚集，指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章、陆诸位，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

曹汝霖对学生的抗议，并不在意，认为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据曹汝霖回忆，当时徐世昌对钱能训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钱能训即用电话向吴炳湘传达总统指示。

过了一会儿，钱能训又电问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增加到约有二千人了。

又等了一会儿，钱氏又电问吴总监：“解散了没有？”

吴氏回答：“人多嘴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

钱氏说：“请你多偏劳。”

不久，吴炳湘来电话说，他正在劝说解散之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忽然要出兵弹压。“如果段芝贵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

钱氏随即打电话给段芝贵：“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吴总监去办，请你不必过问。”不久，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总监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吴炳湘也来电话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

钱能训只好两面协调，一面劝吴总监妥速解散学生，一面劝段司令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段芝贵则说，照吴总监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麻烦。双方各执一词，争辩不已。

据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在学生游行时，警察的态度还算温和，而曹汝霖也证实，当时执勤警察奉了对学生要“文明对待”的命令，所以连警棍都没带。但段芝贵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乃皖系军阀的首领之一。这些军人虽然没有收复山东权益的本事，但镇压学生的本事还是有的。幸亏徐世昌头脑还算清醒，不允许军队介入。

公府的酒席散了以后，章宗祥没有回家，而是随着曹汝霖去了曹府。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赵家楼离外交部很近，东起北总布胡同，西至宝珠子胡同，南邻小羊宜宾胡同，据说是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

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与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也赶到赵家楼。丁氏告诉曹氏：学生已往使馆去了，似无来本宅之意。且庭外已有警察，即使来时亦能充分保护，勒令解散。于是，他们都放心安坐，饮茶聊天。其实，这时学生的队伍正往赵家楼开来。

没过多久，街上渐渐传来人群的呼喊声，由远而近，由弱而强，滚滚而来，大有怒潮排壑之势。曹氏诸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匆匆关门闭户，不敢做声。这时，数以千计的学生已从南小街涌入大羊宜宾胡同，开始他们误认了另一座大院是曹府，纷纷把白旗扔到瓦面上，一名警察走来提醒学生，离此不远的那座有宽敞大绿门的才是真正的曹府。学生们经警察指点，蜂拥到曹府前。

许德珩说保护赵家楼的军警有数百人，曹汝霖没说有军人，只说有三四十名徒手的警察；而罗家伦却说在曹府“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没提及有军人；北大学生范云所看到的情况是：“曹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外站着四个拿枪的警察。”

北京工专学生尹明德说，军警是在曹府大门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他看到的军警是有武器的，但对学生“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另有时人所编《五四》一书则说“（曹汝霖）卒于3时顷偕章宗祥同归赵家楼私宅，并嘱吴炳湘派警察二百名至其家保护”，但警察对学生“皆束手不理”。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警察对学生颇为同情，对阻拦学生不太卖力。如果换了是小段的北洋军队，岂容你几个学生娃“说服教育”、“包围缴械”？早已机关枪伺候、刺刀见红了。几年后的“三·一八”，在执政府门前，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4、五月四日那一天（2）

警察一时间想不出阻挡学生的办法，只好用石块堵塞曹府大门。“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在墙外出现。”曹汝霖所述现场气氛，紧张刺激，有如电影一样，“父亲嘱咐我躲避，但我家房子的建筑是一排平列的西式房，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朝我父亲飞掷过来。幸亏丫环用身子一挡，打中了她的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打中我的病父，就不堪设想了。我赶紧扶我父亲进屋。我于仓猝间，避入一间小屋（箱子间）。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

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而这五名学生的身份，也一直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综合各家说法，他们有可能是：北大理学院的蔡镇瀛、北高师学生匡日休（互生）、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易克嶷、江绍原、高等工业学校一姓水的学生等人。

当他们从破毁的窗户“滚入曹汝霖的住宅”后，看见院内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

取下刺刀、退出子弹这些细节，是否确有其事，还是一种文学描写，殊难判断。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即他们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后门进入曹府的。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

据范云说：“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但更多人的说法是，纵火者是匡日休，而且是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萧劳说：“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如果他没看错，那纵火者的煤油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罗家伦在曹宅内也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

当匡日休准备放火烧屋时，北大学生段锡朋大惊失色，连忙跑来阻止：“我负不了责任！”匡日休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说完，顺手就把寝室内的蚊帐扯下来，划火点燃了。

火光和黑烟顿时冲天而起。曹汝霖半身不遂的父亲、妻妾和佣人，纷纷夺门而逃。学生们没有为难他们，都让他们走了。章宗祥听见着火，被迫从锅炉房逃出，却被学生逮住，见他西装革履，以为是曹汝霖，便围上来用砖头、铁棍痛打一顿。中江丑吉拼命护着他，也被学生们打得七荤八素。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一位记者被这种惊心动魄的群众场面震撼了，他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这位敏感的记者，已经嗅到“革命”的火药味了。由于发生闯私宅、纵火与殴打官员一连串事件，事态迅速恶化，原本对学生态度友好的警察，也不得不采取镇压行动了。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吴炳湘也赶到赵家楼，亲自向曹汝霖道歉，并把他们全家护送到六国饭店。曹府的火被扑灭了，但东院一排西式房已烧成瓦砾，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一小部分中式建筑尚存。章宗祥身受数十处伤，脑部受到震荡，然并无生命危险。

被捕学生当晚关押在步军统领衙门的监房里，不许走动，不许交谈。许德珩描述囚室的环境：“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这位壮怀激烈的年轻人，作了两首诗以表心意，其中一首云：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5、以爱国的名义（1）

以爱国的名义

被捕学生在黑暗的囚室里等候着天明。

他们的命运，令许多人彻夜难眠。北京各校的同学都在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曹汝霖在六国饭店开会，和幕僚们商议应付他个人危机的办法；内阁总理钱能训也在自己的官邸召开阁员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学运。

对5月4日那天学生与警察的表现，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年轻而激情的学生，参与政治示威活动，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立志要演绎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的现代版；另一种则自视为聂政操琴、荆轲献图、鲁仲连蹈海的传人，誓以一己之性命，求社会正义的伸张。

从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到东交民巷的请愿，由一群现代太学生领导，表现出高度的文明，足以垂范后世。而后来火烧赵家楼与殴打章宗祥，则是侠士登场，少数学生不惜以身犯禁，制造惊世骇俗的事端，甚至以牺牲个人来唤醒民众。他们相信只要目的是正义的，无论采取任何手段，都足以名垂青史。

社会舆论几乎是一面倒地同情支持学生，指责警察抓学生是“残暴”、“野蛮”、“专制”。在一场中华民族大觉醒的运动中，个别人的过激行为是对是错？曹、陆、章等人是否真有卖国？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诚如梁敬錞所说：“私人是非，乃至政治生命，都不过是意识觉醒中的微波，或怒火中的燃料而已，不足影响这运动在历史上之评价与地位。”

学生的爱国主张，以及他们不畏牺牲，不畏强权，坚持和平、理性地表达诉求，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理所当然会赢得社会的钦佩和支持。然而，当个别学生不顾指挥者的劝阻，开始纵火、殴人时，警察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呢？这是一道考验政府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难题。

从5月4日的情况看，警察还算克制，没有过分使用暴力，学生集会游行时，警察没有强行阻止，甚至在学生闯入曹府后也没有马上抓人，只是当事情发展至纵火和打伤人（当时以为打死了人）以后，才开始抓捕和驱散学生。

当被捕学生从步军统领衙门移送警察厅后，待遇大为改善，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慰劳学生，给他们换了较宽敞的囚室，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还赠送报纸给他们了解外面的情况；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每人每餐约一毛有零，吃饭时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许外面的同学探视，也允许里面的同学托寄信外出。

由此可见，警方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以一个文明国度对待政治抗议活动和政治犯的标准来看，至少算是合格的。

总统和内阁对事件的反应，也没有头脑发昏，马上诉诸白色恐怖，所谓“解散大学、严惩学生”等等，只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政府，政府也没采纳。徐世昌最初想拿学潮做筹码，打压段祺瑞的气焰，所以对学生颇为宽容。

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是北洋老人，但段祺瑞自恃敉平张勋复辟，有再造共和之功；又主张中国参战，使中国成为战胜国，忝列巴黎和会，功高盖世，气焰熏天，把个退耕老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徐世昌讨厌段祺瑞是实，但说他为了“对段示威”而搞出个五四运动来，则未免荒诞不经了。

政府似乎低估了学潮，以为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因此，政府在一开始忙着封锁消息，切断北京与外国的无线电联系，希望事态不再扩大。在钱宅的会议上，竟有人提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坚决反对。又有人提议至少要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傅氏仍然反对。双方争论不休，钱能训气急败坏地问傅氏：“你说蔡鹤卿（元培）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如蔡鹤卿死了怎么办？”

在政府中，徐世昌对学运，是倾向于温和处理的，而以段祺瑞为首的军方，则力主严厉镇压，包括解散学校、更换校长。段芝贵甚至扬言，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尽管被拘捕的学生不一定就是纵火和殴打官员的人，但政府依然决定把他们移送法庭审判，以收杀鸡儆猴的作用。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下，各种飞短流长，在校园里不胫而走，有人说章宗祥已经死了，学生背了杀人的罪名；有人说被捕学生在警察厅遭到严刑拷打；有人说他们会被判处死刑。大家都没经历过这种大风浪，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都等着学生领袖们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安排。罗家伦说：“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 和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一批学生领袖，已在风浪中自然形成，受众星所拱了。

罗家伦从赵家楼回到北大东斋（第一宿舍）后，筋疲力尽，倒头便睡，睡到黄昏6点爬起来，又再投入活动。晚饭后，北大派出了一批代表，到各学校联络，准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罗家伦负责连夜到各报馆去解释今天发?的事情。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十几家主要报馆。当他拖着疲乏的步履返回北大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夜幕下的古都，一片死寂。

5、以爱国的名义（2）

当晚，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开会，商讨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有人担心地说，校长可能会因这次事件辞职，大家都愤然表示，如果校长辞职，我们就全体解散。室内灯火通明，却一片愁云惨雾。这时，蔡元培赶到了会场，有的学生见到校长，竟号啕大哭起来。蔡元培登上讲台，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话音刚落，全堂欢声雷动。

“我是全校之主，”蔡元培说，“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请大家从明日起照常上课。”

据北大学生曹建说，对校长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听从”。 但学生杨晦却说，“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6、“杀君马者道旁儿”

“杀君马者道旁儿”

5月5日，星期一。北京苏醒了。

北大校园内，人人都在谈论今天的罢课。当时有一个流行说法：“罢不罢，看北大。”如果北大罢课，北京其他学校都会跟进。现在，北大的课是罢定了，因此，从早上开始，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也一律罢课了。高等师范开始不赞成，担心一罢课，同学们就会星散，无法召集。但到了下午，也开始加入罢课行列了。

下午3时，北京14所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他们接获教育部指令，要求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校长们纷起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多数市民的运动，不能让被捕的少数学生负责；如果当局认为这是学校的运动，也应当由各校校长负责。他们决定派代表到警察厅要求释放学生，如警厅不允，就去教育部；教育部不允就去总统府，总之不释放学生，誓不终止。当推蔡元培（北大）、陈宝泉（高等师范）、金邦正（农业专门）、洪熔（工业专门）、汤尔和（医学专门）、姚憾（中国大学）、刘抱愿（法政专门，时校长王家驹在外未归，校务由教务长刘抱愿代理）为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

吴炳湘告诉他们，这次捕人是出于院令，要放人也须院令。于是一群校长跻跻跄跄，又转去教育部，部里职员说，傅总长已决定辞职，今天没有到部办公。他们只好又去总统府、国务院，但都吃了闭门羹。

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各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正在北大法科开会。由段锡朋主持，首先报告上午各校代表会议，议决：由各校联合上书大总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宣言中外、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行动；电请上海和平会议主持公理；电请中国巴黎和会专使对青岛问题死力抗争，万勿签字。

国会议员符定一登台演讲，对学生大表同情，并十分支持学生的主张，愿效犬马之劳云云。方豪报告上午请愿过程，由于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都在开会，所以未能到教育部请愿。刘兆瑸报告谒见吴炳湘的结果，并宣读了被捕学生托他们带出来的一封信。

警官学校的代表上台，又展示一件“杀卖国贼”的血书，令会场气氛再度燃烧起来。段锡朋号召大家，如果被拘同学不能放回，最后手段就是联络各校学生到地方厅自首，决不能使少数同学负全体之责。大会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

北京各界都被事态震惊了，商会、农会、旅京鲁省同乡、山东籍议员等团体及人士，纷纷开会，通电各省，请各地一致行动，为山东问题做后援。国民外交协会召开特别会议，派代表向政府请求释放学生。5月5日，汪大燮致函徐世昌，劝其尽快释放学生。当晚，汪大燮又与林长民、王宠惠联名致函警察厅，请求保释学生。

5月6日，北京总商会决定会员一律拒绝购买日货，并提出断绝与日本一切工商业关系的倡议，要求政府严惩卖国贼和暴虐官吏。北京鼎沸了。连一向闭门读书的女学生，也手挽着手走上街头了。

针对政府对外封锁消息，学生们把关于5月4日事件的真相，通过某些外国机构，传到天津租界，再从天津传到上海，从上海传遍全国其他城市和外国。政府的封锁，只维持几个小时就被冲破了。

事实证明，采取封锁消息捂盖子的办法，是最愚蠢的，而且全无作用。蒋梦麟说他5月5日早上在上海的报纸已经读到来自北京的消息了。内容大致为：“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蒋氏似乎把5月4日的事件与6月3日的事件混为一谈了，当为记忆之误。）

全国各地的抗议电报，像潮水一样涌向北京。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继续在北大开会，会后再次到教育部请求释放学生。傅增湘虽已递交辞呈，但仍允向钱能训疏通。接着，大家又去警察厅，向吴炳湘强烈表示，如果今晚还不能释放学生，各校秩序，都将难以维持。吴氏代表政府答复，只要学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学生就可释放。校长们问他有什么保证，吴氏发誓说：“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当天，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呈请辞职。徐世昌一方面对曹、陆二人“浓情温语，再三慰留”，另一方面又颁布严厉的命令。舆论哗然，群情愈加汹涌。

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马上把罗家伦、方豪等学生领袖找来商量，以取消明天的罢课，换取警察厅释放被捕学生。学生领袖们为难地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但罗家伦倒是同意取消罢课，他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节，章宗祥还没有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问校长们：“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

校长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罗家伦觉得应该答应政府的条件。但其他学生领袖都反对，认为未经学生联合会的讨论，这样答应下来乃是越权。罗家伦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5月7日上午10时左右，被捕学生全部释放了（不是无罪释放，而是保释候审）。各学校出动六辆汽车，赴警察厅欢迎获释同学。被捕同学开始以青岛问题还没解决，不肯出狱，经吴炳湘再三劝告，始肯离去。

当汽车驶抵北大时，马路两旁的市民欢呼雷动，好像欢迎凯旋英雄一般。学生们也鼓掌答谢，不停高呼“学生万岁”、“还我青岛”。《益世报》还以汽车环城散发号外，人们争相传阅，雀跃不止。漫天的阴霾，仿佛露出了一线阳光。

从5月4日开始，北京谣诼满天，频频有人向蔡元培报告，政府方面“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画”。据说曹汝霖、章宗祥出三百万买蔡元培的人头。5月8日，北京忽然传出一种惊人的消息，说军队正从廊房开入北京城，准备武力镇压学生。

一度缓和的形势，陡然急转直下。

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惫，他既是一位崇尚个人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也是一位学者，他虽然很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忽然被学生当成搞政治活动的靠山，被各学校校长奉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头人，学生们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长们要联合行动，他也不能不参加；而政府也把他视为学运风潮的幕后操纵者。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请愿，明天到警察厅求情，这完全违背了蔡氏的性格与做人原则。

5月8日午后，又有人向蔡元培通风报信，说政府方面认为，只有蔡氏离开，风潮才能平息。如果蔡氏不去，法庭就要严办被拘学生。蔡氏倒不怕有人要买他的脑袋，但是，“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蔡氏后来写道，“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同时，蔡氏也预见到学生经过这次风潮的洗礼，初尝权力的滋味，将来更不会安于学习，他的办学宗旨，将更难以贯彻。于是，他向政府递交了辞呈。5月9日凌晨，留下了一张字条，悄然离去，甚至连他最亲近的人，亦不知其何往。

人们认为蔡氏是被政府逼走的，整个北京学界愤慨激怒的情绪，就像干柴遇火一样，瞬间点燃。各校约定，5月11日全体一律“停课待罪”（后来又决定改期）。当晚10时，由北京28所学校派出的学生代表谒见傅增湘，商定三项办法：一、请总统下令挽留；二、派司长到天津寻找蔡氏；三、通电上海，请蔡氏即日回任。各校也派代表到天津挽留蔡氏。“各校全体学生进退，以蔡君一人视之”。这恰恰是蔡氏要躲避的“道旁儿”，他怎么可能因此回心转意呢？

7、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5月10日，保释外出的学生接到检察厅传票，出席第一次预审。学生们声称，他们是尊重总统命令，顾全蔡校长信誉而来。当检厅长问谁是5月4日事件的主脑时，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各人具有良心，谁能主使？预审草草结束。学生们回校后，向检察厅正式递交了一份声明，表示今后再不会到检察厅应讯。

北大教授会派出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教授为代表，到教育部与傅增湘见面，请其设法挽留蔡氏。傅增湘表示，他也是非常诚恳地要挽留蔡校长的。大家询问总统、总理的意见如何，傅氏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总统、总理的意见，我未深知，所以我亦无从代为宣布。”

下午，各校教职员在北大开会，大家对政府再三挽留曹汝霖、陆宗舆，而对蔡元培却如此冷漠，深感愤怒和伤心，咸认为蔡氏能否挽回，决不仅是一校长的去留问题，而与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关系。决定联名上书政府，务请挽留。如果不能挽回蔡校长，他们将一致总辞职。

从蔡元培的性格与处事方式而论，他的辞职，当出于真诚。但置身于大时代的漩涡中心，往往被一股无形力量牵引着往前走，已无个人的自由意志可言。这股力量，恒来自蔡氏所说的“道旁儿”。

道旁儿本身，也同样受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牵引。匡日休对此有切身感受，他慨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 ——同样喊着口号，同样挽留着蔡元培。当其时也，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挽留蔡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会顾及蔡氏个人的真实意愿与感受。

5月11日，焦头烂额的傅增湘，索性也步蔡元培后尘，留下辞呈，一走了之。教育部派人到西山和天津，但都不见踪影。坊间哄传政府对蔡、傅二人均无意挽留，拟以胡仁源接替北大校长，以田应璜接替教育总长。学生们更加激愤，一致发起反对运动。下午，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康宝忠任会长，马叙伦任秘书，派出九名代表与徐世昌、钱能训会面，要求政府就以下问题明确表态：一、对于北京教育界的切实态度；二、善后办法；三、对于挽留蔡氏的态度。

外交风潮已呈全面扩散之势，不仅学界、商界卷入，政界、军界内的不同派系，亦看准了这个机会，推波助澜，欲动摇段祺瑞的皖系势力。由外交引起的学潮，至此，已发展成政府高层内部的派别斗争了。政府要偏袒皖段，就要冒得罪其他势力的风险，但要惩办皖段，又没这个胆量与实力，只能顾左右而言他。5月1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也步了蔡、傅二人的后尘，向总统撂挑子。

政府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学生被捕后，学运领袖们对下一步该怎么走，颇觉踌躇，学潮一度转趋沉寂。然蔡元培的辞职，引起连锁反应，成了刺激学潮再度升温的重要因素。罗家伦说：“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的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这时的学运，已不仅仅是为了声援青岛问题，而是带有自保的用意了。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亦公然质问：“与日本争青岛乎？抑为蔡元培等争位置乎？”

为了给学运拓展新的空间，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从5月11日开始，组织十人讲演团，开赴各处讲演，把爱国的信息，传播开去。高师在前门一带，北大在内城，清华在西门，每组一二十人不等，手持“学生演说团”小白旗，分段游行讲演。演说内容，大抵是惩办卖国贼、不买日货、力争青岛等，并向市民散发各种传单和地图。不久，讲演范围扩展至昌平、南口、西郊等地。

5月13日，北京高等专门学校的全体校长，全体向教育部具呈辞职。医专校长汤尔和、工专校长洪镕，即日离京远去。学生们聚集在北大开会，讨论是否要举行全体总罢课。会上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5月14日，徐世昌召集段祺瑞和全体阁员、安福国会的两院议长，在公府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外交、南北和会和学潮问题。段祺瑞坚持对学生要采取强硬态度，并要求罢免傅增湘，态度咄咄逼人。徐世昌无奈，只好下令。

命令中提及的各治安单位，警察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固无疑义，然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主司城门启闭和四乡车捐，它何来权力处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虽然它的越权由来已久）？而京畿警备总司令则属军队系统，总司令就是段芝贵。平时卫戍军队由陆军部指拨，遇特殊情况时，则由陆军部指派京师附近军队归总司令调遣。这道命令，赋予军队弹压逮惩示威民众之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5月15日，政府在段祺瑞的压力下，批准傅增湘辞职，委次长袁希涛代理总长。

5月18日，北京18家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表?对政府的三大失望：一、政府未表示山东问题不签字之明决态度，且勤于对内，无对外之决心。二、政府对于国贼极称许，对于傅蔡诸公则相反，近且有离奇更换之主张，危及教育之基本。三、政府对于留东学生之被捕而不问，北京学生之呼号而不顾，反下令禁止学生集会言论及发行印刷品之自由，如临大敌。全体学生忍无可忍，决定采取罢课的手段，作最后的要求及运动，望全国一致赞助。

会议向总统提出六项要求：一、巴黎和会不得签字；二、惩办国贼；三、挽回蔡、傅，打消田应璜长教育；四、收回警备令；五、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六、维持南北和议。18所学校一致决定：明日全体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们将从事以下工作：一、组织“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促使国人知道以国家为重；三、由各校自组“十人团”力维秩序，以舒国家内顾之忧；四、以暇时潜心经济，俾勿负国家树人之意。

5月19日，星期一，北京下了一场雨。从上午开始，全北京26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课室都空空荡荡，总罢课开始了。

这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以前学生们的各种示威活动，都是以学校为单位的，直到这时，才真正第一次有组织地举行全北京的总同盟罢课。其次，以前的学潮，都是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现在则相反，由聚而散，像水银泻地一样，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在北京街头演说的学生骤然激增，19日那天有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多至上千人。警察疲于奔命，就像十个指头按跳蚤，按得东来西又跳。

大批军警日夜包围着北大等学校，限制学生外出。尽管校方抗议，称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要求撤去包围学校的军警，但政府不为所动。

5月20日晚上，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决议，反对更换北大校长，反对田应璜执掌教育。21日，罢课潮扩大到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等各处中学亦一律罢课。北京简直成了一个谣言世界。有人说，政府将以武力解散学生团体，强迫学生上课；也有人说，教育部准备提前放暑假；还有人传言，北京第二中学已经被解散，高等工业学校也要被解散。各种风言雾语，像病毒一样传遍京师。

气氛愈来愈紧张，仿佛有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天边缓缓升起，向大地压来，马上就要合拢了。学生感到不寒而栗，政府也同样感到不寒而栗。

21日，徐世昌撤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职，换上陆军第十三师师长王怀庆为京师步军统领。当天上午，北大教职员在法科大礼堂开会，再次表达誓不承认田应璜长教育的决心，认为这是教育界的羞耻。

23日，陈宝泉等校长，以学潮扩大，无法挽回为由，第二度向教育部请辞。25日，教育部下令所有学校必须在三天内复课，不复课的就开除。但教职员们却以全体名义，上呈总统和国务院，称学校秩序自有职员维持，无须军警入校干涉，如军警再有此情，即认为是破坏教育机关。

民间的呼声日益高涨，皖段军阀的态度亦日益强硬，徐世昌如同三文治，日子甚不好过，但他的官僚本质，决定了他最终选择牺牲民意，向军阀屈服。5月25日，他颁布了一道更为严厉的命令。

天子脚下，官方重兵把守，北京学生的活动空间，愈收愈窄，有如身陷暗黑牢房，只能跳到外线，冲出京畿警备司令部的势力范围，寻找社会各界和外地的支持，以求把“学潮”变成一种民众的社会运动。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于是，罢课以后，学生们便顶着春天的风沙，分批秘密前往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

8六月的怒吼（1）

六月的怒吼

气温一天一天升高。炽热的夏天来临了。

北京5月4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传到上海的呢？蒋梦麟说他是5月5日早上，通过报纸知道的，“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但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学生李玉阶说，北京火烧赵家楼后几个小时，复旦大学就接到消息了。

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学生朱仲华，则说复旦大学是5月5日晚上10时半，接到《民国日报》经理邵力子电话，才知道北京的情况的，因夜已深，电车停驶，于是请邵力子翌晨来校报告详情。 另一位复旦学生张廷灏说，教授敲钟是在5月5日晚上。几分钟后，北京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了。

5月6日上午，邵力子到了复旦，向学生们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的镇压经过。最后，邵力子呼吁学生：“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会场上群情激愤，当场通过两项决议：一、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二、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

5月7日，上海响应国民外交协会的号召，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由复旦学生代表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严惩卖国贼、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日本归还青岛和撤走胶济铁路沿线军队、废除“二十一条”。

在上海陪同杜威的胡适，也大汗淋漓地挤在与会的人群之中，他说：“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

胡适曾慨然表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中国的学生界，有着东汉末年太学生、两宋太学生、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的传统。然而，胡适却没有料到，对青岛问题的抗议活动，不仅迅速扩大为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而且导致民族主义的迅猛高涨，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

商界与学界几乎同时行动。从5月9日起，上海洋货业宣布一律停售日货。商帮协会、纸业公会、钱业公会、北货业、糖业、商业公团、南市商铺、米业商会、烟酒业联合会、面粉公会、押店公会、杂粮公会、报关公会等纷纷召开同业大会，致函同业、报馆和政府，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5月18日以后，上海学生与市民发起了一个以抵制日货为宗旨的“抢帽运动”，从路人头上抢走日产草帽并踏毁。当时日产草帽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日用品。其后，抵制日货的行动，变成抵制日本人，黄包车夫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拒绝日人进场。

5月19日，上海学生会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三项要求：一、政府收回批准傅增湘辞职的成命；二、就留日学生被日方粗暴镇压事，罢免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并对日本进行严重交涉；三、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决定从5月22日开始全上海总罢课，非得学生会正式上课的通告，不得私自上课。经过蒋梦麟等教育界人士的斡旋，改为5月26日总罢课。

然而，罢课潮已经在全国蔓延开了。

从5月底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走上街头，向市民演讲，推销国货。每天至少有两三千人上街。6月1日，政府颁布两道命令，一道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任职期间，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国人不明真相，始有误会。另一道指学生纠众滋事，纵火伤人，扰及公安，应即日上课，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这两道命令，实际上是政府准备采取大规模镇压的先声。

由于军警加紧防范，驱赶和阻止学生演讲，街头的学生活动，一度几近绝迹。大部分支持学生的报纸都被查禁了，露天演讲也停止了，学生们只在公园、茶馆等地，推销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之类的国货，为学生会筹款。《每周评论》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几几乎‘石沉大海’似的。”

然而，徐世昌的命令，把逐渐缓和的形势，再次推向激化。6月2日，在东安市场推销国货的七名学生，突被军警包围逮捕。其中一人是北大学生会讲演部长张国焘，据他说，这七人是因讲演而被捕，并非因推销国货。

当晚，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街头演讲，但只说提倡国货的话，不说抵制日货的话，以免授人以柄。每次派50人去演讲，如果这50人被捕，就再派50人去，如官厅逮捕其中一人，其他人就一起到官厅自首，听候发落。如果今日遭逮捕，次日则加倍派人，直到所有学生被捕尽为止。

6月3日，农历五月初六，星期二。

根据鲁迅日记记录，这天北京的天气，“晴，下午昙，晚大风一阵后小雨”。然而，在陈独秀的笔下，“民国八年6月3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晨报》也有类似记载：“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

就在这神怒人愤，天呈异象之际，官厅缇骑四出，一发现学生演讲，马上逮捕。当天被捕学生人数，有说46人，有说178人，也有说多达四百多人。

后来的史家，恒将5月4日的逮捕行动，与6月3日的大逮捕，相提并论，视同一律，其实两者大有分别。5月4日在赵家楼是因纵火伤人的刑事罪而捕人，6月3日（包括4日）是以街头演说、抗议示威、罢课等罪名，也就是言论罪、思想罪、表达罪、行使宪法权利罪，抓捕学生。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白色恐怖终于来了。

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了6月4日，迎着军警的刺刀，走上北京街头演说的学生愈来愈多，他们抱定“田横五百人同死”的决心，携囊负橐，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古老的帝国上空，到处回荡着“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悲壮声音。

被捕学生沿途大呼“抵制日货”、“惩办国贼”的口号，也有的学生号召“大家起来革命！”路边的学生与市民流着眼泪，冲他们喊：“你们先去呀！”“我们就来呀！”气氛凝重而凄婉。“真个把北京城圈里闹了成一个鬼哭神号的世界”（匡日休语）。

大学校舍竟然成了临时监狱，大门贴上“第一学生拘留所”的字条。当晚，被捕学生多达1150人。法科校舍人满为患，又把马神庙的理科校舍改作第二拘留所。北京学生会向全国通电：“北京大学法科已被军警占据，作为临时拘留所，拘囚被捕学生于内。校外驻扎兵棚二十，断绝交通。军警长官，对于学生，任意侮辱。手持国旗，军警夺而毁之。讲演校旗亦被撕掷。其坚持国旗与校旗者，多遭枪殴。受重伤者二人。”

被捕学生在拘留所范围内，行动还算自由，甚至可以踢足球。他们马上在拘留所内组织起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和外面的学生会一样有评议部、干事部，有庶务股、交际股之类的机构。

前往拘留所慰问学生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北京的基督徒邀请学生们到他们的布道坛去演讲。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受广东同乡之托，送了一千元给学生，但学生们拒绝接受，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不接受一切金钱捐助。

6月4日下午，北京15所女校的学生也冲出校园，到总统府请愿。她们顶着狂风，排着整齐的队列，据在场的女学生吕云章记述，“女师师范部学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专修科学生则是蓝布褂、黑裙子，后头一律都梳一个髻；附中的学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头上则是左右一边梳一个小髻。队伍从下午1时后陆续出发，到总统府前变换队形排列站立，等代表们向军警交涉……好几个钟头之久，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

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兰四名代表们进入总统府后，没见到徐世昌，只能向总统的秘书递交了请愿书，请他转达。女学生们提出四点要求：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请从速释放被捕学生。二、不应以对待土匪的办法对待高尚的学生。三、以后不得命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学生只能告诫，不能拘禁虐待。 女学生的行动，在中国这个极端保守的孔儒之邦，是破天荒的壮举。

8六月的怒吼（2）

自傅增湘辞职躲到西山之后，袁希涛勉强支撑，亦已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唯有效法蔡、傅，三度请辞，跳出这个烦恼场。4日，钱能训召开内阁会议，安福国会议长王揖唐也参加了，他提议由傅岳棻接替袁氏。傅岳棻是湖北省武昌人，曾任山西大学堂监督，民国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铨叙局佥事、参事，与安福系关系密切。钱能训病急乱投病，无论谁自称有办法解决学潮，他都一概照准了。嗣经阁议通过，任傅岳棻为教育次长，摄行部务。

傅氏提出两项解决学潮办法：一、请军警当局撤去对付学生的军警。二、由部与学校会同劝告学生回校，恢复原状。钱氏忙不迭一口答应。傅氏再就商于各校长和教职员，大家也都赞成。于是，由教育部派两名官员，会同各校长到北大法科斡旋。

这时胡适陪同杜威，已到了北京，他震惊地感到，北京大学——甚至整个北京——与他离开时，已是天上人间。“北河沿一带，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帐棚。” 这简直是对神圣的教育事业的亵渎，打算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忍不住拍案而起。

刘半农执笔起草了《致本校全体教职员诸君函》，在校内征集签名，声援学生。6月9日，胡适与陈大齐、沈士远、刘半农等北大老师和罗家伦、狄君武等学生，一起到警察厅交涉释放被捕学生。胡适又去探望被捕学生，他对外界表示，他们的待遇十分悲惨，缺少被褥和食物，受伤和生病的也得不到医治，呼吁教员给学生们送些面包。各校教员以私人名义，买了三千个馒头送给学生。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一天比一天加剧。自从罢课以后，学生不断与商界联络，寻求支持。到6月4日，北京镇压学生的消息传来，上海市民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有如炸药遇上了洋火，开始爆炸燃烧。学生们涌上街头演说，散发传单，号召工商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埠，商人给人的印象，一向是不问政治，唯利是图。然而，6月5日，震惊全国的上海大罢市，却在学生的鼓动下，突如其来地爆发了。最令人惊讶的是，这次罢市并非商会的统一行动，而是先由南市的中小商户发起，所有店铺一律关门，停止营业；邻近法租界的商铺也跟随关门了，紧接着，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商铺也起而效之。罢市潮就像倒了多米诺骨牌似的，从南市迅速向闸北蔓延。到中午时分，全市已经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做生意了。

罢市以后，人们忙着在店铺外张贴“还我自治，还我学生”、“爱国自由，不受干涉”、“压力无用”等标语；各团体纷纷致函、致电北京，要求罢免曹、陆、章三大员，释放被捕学生。蒋梦麟描述：“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对罢市并不十分热心的上海总商会，发出紧急通告，告诫商户：“此次商界罢市虽激于义愤，而一切举动务求文明，勿酿意外。”

当天下午，上海学生会邀集社会各界名流，在总商会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上海工商界大亨虞洽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蒋梦麟、张东荪、叶楚伧等人，学生代表有段锡朋、许德珩、朱承询。由何葆仁主持。会议以“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名义，发表对内宣言，表明其立场为：一、国贼不诛，誓不开市。二、纯粹为对内的行为，对外概守相当的敬礼与友谊。三、尊重市场秩序，拥护法律之自由。四、辍业不效，则更求多数之应援，待公道之裁判。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包括工、商、报、学界的全国性联合机构，定名为“全国各界联合会”。

罢市的多米诺骨牌，瞬间扩散至宁波、杭州、苏州、松江、南京、扬州、镇江、九江、武汉、天津、济南等地。继罢课、罢市之后，上海工人也发起了罢工运动。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厂、札新机器厂、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江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南市电车、英美电车公司、华洋德律风公司接线生、中国电报局等，纷纷加入罢工行列。仅上海一隅，至少有43家工厂、公司和公用事业机构，卷入了罢工潮中。

6月5日，上海宣布戒严。警察殴打演讲学生，并拘捕百余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散发抵制日货传单。

各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浪潮，受到上海事态的刺激，迅速蔓延高涨。北京学生“一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罗家伦语），态度愈加强硬，不肯向政府让步。6月5日，有五千多学生向警方自动要求入狱。

经过各方斡旋，大学外面的军警，终于全部撤走。但被拘学生宣称，政府?故逮捕，又无故撤退军警，形同儿戏，为尊重法律和学生的人格起见，不得圆满的结果，决不出拘留所。学生们的心理，如罗家伦所说：“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

教育部派员苦劝学生出狱，学生们不听。徐世昌又派一名官员，偕教育部专门、普通两司长，到拘留所向学生们低声下气道歉，学生们还是不理。“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 学生们这才离开拘留所，在同学的夹道欢迎之下，踏着一片欢呼声和军乐声，昂昂然返回各自的校园。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1、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学潮爆发一个月以来，冲在最前线的，都是青年学生，而他们的师长辈，直接参与的不多，所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蔡元培在9月复职时，对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诸君经了许多艰难危险的境遇，我卧病在乡，不能稍效斡旋维持之劳，实在抱歉得很。” 他并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但学生既然已经从事了，他也不会制止，盖各人皆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他认为作为师长的职责，充其量，也就止于“效斡旋维持之劳”而已。

陈独秀认为蔡元培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与李大钊对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不仅予以极大的同情，而且积极鼓励。据高一涵说，李大钊参加了学生游行，还生动地描述，当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李大钊“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 但有人质疑，既然铁门紧闭着，怎么看得见里面架着机关枪？

一位“五四”亲历者说，李大钊当时“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像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身参加在请愿队伍里”。 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附录的《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及李大钊哲嗣李葆华的回忆文章《怀念父亲李大钊》，都没提到他参加学生的游行。不过，他对学潮的关心与支持，则是可以肯定的，学生们天天往北大图书馆跑，那儿是学生们讨论问题的重要场所。

作为新文化主旗手的陈独秀，虽然已请辞文科学长，但评议会还没正式批准，他还是教授，北大让他放一年长假避风头。5月4日那天，据朱洪所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一书说，“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没有上街游行”。 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们讨论行动的会议。但他以笔为武器，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时评，“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梁漱溟语），对学生无疑起着一种鼓舞和煽动的作用。

至于其他新青年同人，陶孟和3月受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各学校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推，赴欧美考察教育去了，5月时不在国内。

鲁迅为了搬家一事，到处去看房子，折腾了好几个月，忙得晕头转向。

5月4日那天，刘半农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学生大游行时，他在鲁迅家里做客（见鲁迅日记）。

另一位《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听街上人说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才知道北大学生们烧了赵家楼（见沈氏《五四对我的影响》一文）。

那么，教员中有谁参加了游行？据就读于北京高师的学生周谷城说，5月4日大游行之日，“当时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 胡适参加了5月7日上海的大游行。北大的第一位体育教员白雄远也参加了游行，游行前蔡元培还特地吩咐白雄远，遇到非常情况时，要注意学生安全，设法照顾学生返校。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的老师，虽然不止于此，但在北大202名教授和教员中，毕竟屈指可数。

蔡元培辞职南下以后，6月15日发表了一篇宣言，措词激烈地提出：一、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的，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但北京大学却被强权干涉，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胡适作为师长辈，他也有一番批评：“（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

中年智识阶级，当然包括在大学里任教的老师。他们不敢出头，原因很多，有些人是从理念上不赞成学生的过激行动，有些人是出于利害关系考虑，担心影响自己的生计，担心影响学校的生存。当时政府中的强硬派，对北大恨之入骨，解散北大的谣言，不绝于耳。胡适一回到北京，就被这些传言搞得耳热眼跳，坐立不安。

胡适支持学生的诉求，但不赞成用罢课这种形式，罢课是最不经济的下下之策，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游行、罢课、喊口号，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青年来说，读书才是第一重要的，唯有读好书，将来才能从根本上救国。

一直鼓吹要“直接解决”的陈独秀，这时决定要身体力行，采取直接行动了。

6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随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表明他已做好走出研究室进监狱的准备了。6月9日，他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的传单，准备亲自上街散发。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陈独秀宣称：世界与中国的问题，“非得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现在又说“直接行动”。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表达意见，是直接行动的一种；但如果现实连这个也不允许，也要横加镇压，那么“暴力革命”就是下一步的直接行动了。

陈独秀上街撒传单，被军警拘捕，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他已经为自己在过去几年的努力，作了一个总结，也为新文化运动作了一个总结。长逾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从这时起拉开了帷幕。

6月10日，由于北洋政府终于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整个社会气氛为之一松，各地的罢市陆续结束了；北京各校原定从10日起，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同往总统府前痛哭，也因曹、章、陆的罢免而取消了。然而，就在这天，陈独秀却怀揣着《北京市民宣言》，在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

陈独秀为何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实行他的“直接行动”？这时距离五四运动的开始，已一个多月了，学潮已渐趋平静，学生的要求快达到胜利了，他却在这时才走上街头，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何他不跟随学生一起上街，不争取做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者，却采取单独行动这样一种抗议形式？

虽然巴黎和会还没闭幕，但在陈独秀提出的五条要求中，有四条是对内的，只有一条是关于山东问题的，他的目的，显然不是针对外交问题，而是显示出他希望把五四运动转化为对内的革命运动。他在一个月内不行动，这时才走出研究室，其心路历程，很值得后人探讨与深思。

1、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2）

[高一涵写道]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顶层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被逮进号里的消息，轰动了北大，校园里沸反盈天，李大钊匆匆找到北大的文科预科学生罗章龙，商议营救办法。“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简短消息。由蓝公武任主笔的《国民公报》发表文章说：“近日外界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为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言下之意：一是传单不一定是陈独秀所撰；二是捕陈乃针对北京大学。又把警方的拘捕行动描写成有军警数百人，荷枪实弹包围陈宅。用这种夸张的笔法，激起民愤，引起各方关注。上海的《民国日报》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并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

6月14日，周作人、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到警察厅看望陈独秀，却不得见面，怏怏而返。京师警察厅发表公告，交代逮捕陈独秀经过，指出“本厅派人访查缉获，乃出于维持市面之一种正当手续，且派赴陈宅检察人数不过八九人，提署人员仅十余人”，绝非《国民公报》所说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同时表明警方事先并不知道被捕者是陈独秀，此举亦非有意针对大学。

然而，陈独秀被捕，依然在整个知识界造成大地震，引起了严重恐慌，人们担心这是政府秋后算账，不敢拿学生开刀，就拿教员做替罪羊，因此人人自危。

继《晨报》、《北京日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之后，《时报》也发表时评；《申报》以《北京之文字狱》为大标题，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标志着文字狱的开始，北京“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

罗家伦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呼吁向政府施压；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章士钊拍电报，请他出面和龚心湛斡旋。6月15日，北京中上学生联合会致函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

6月16日，聚集在上海的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地学生，决议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这天，在大东旅社召开成立大会。北京代表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陆宗锷等，上海代表何葆仁等三十余人，及蒋梦麟等二百多名嘉宾到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致电北洋政府，强烈呼吁释放陈独秀。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当时患病卧床，闻讯扶病而起，6月16日，与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一起，联络北大教授马叙伦、马裕藻、程演生、王星拱、马寅初，及中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著名教授、学者七十余人，联名请保陈独秀。函称“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际，殊非息事宁人之计”。古文家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节）等，亦以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恳请当局准予保释。

刘师培、马其昶、姚永概等人，都是著名的旧派学者，桐城派传人，曾被新青年诸子斥为“妖孽”、“谬种”，但在这维护人权，捍卫自由的重要关头，他们却挺身而出，领头为营救陈独秀而奔走努力。

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相继致电京师警察厅，以“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请尽快释陈。上海工业协会、江苏教育会、学商界及和平联合会各省公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会、中国工业协会，都先后致电政府，众口一词，警告政府勿兴文字狱。

当时寓居上海的?文，在接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以讽刺的语气说：你们抓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颇感尴尬，连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全文转载了陈独秀的传单内容，详细报道了各界营救陈独秀的情况，毛泽东预言：“政府尚未昏聩到全不知外间大事，可料不久就会放出（陈独秀）。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他继而慷慨激昂地宣称：

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卢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员，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早年参加过暗杀团的陈独秀，一直有某种烈士情结。办《新青年》时，他声称已做好“断头流血”的准备；五四运动起来时，他又说“我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的话。现在他终于实现了“出研究室入监狱”的誓言，可以说是求仁得仁矣。

2、“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徐世昌态度暧昧，一直不肯下拒签的训令，但又不敢公然下令签字。6月24日，学生们忽然接到消息，说政府已训令中国的巴黎和会专使，在和约上签字。大家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了。

27日，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外，向徐世昌请愿，要求他下令拒绝签字。他们露宿在总统府前，通宵达旦不散，坚持了两天一夜。最后，徐世昌当面承诺，专使如未签字，即电令拒绝签字；如已签字，则将来和约送到中国时，一定予以批驳。

各界纷纷致电巴黎，敦促中国专使万勿签字。陆征祥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是副总干事，蔡、王、叶三人联名致电陆征祥，电稿由叶景莘起草，最后称“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

据《华北明星报》（英文）说，巴黎中国议和专使团先后收到国内国外团体或个人关于和约的电报，共七千余通。在国内强大的舆论支持下，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由陆征祥领衔，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致电徐世昌，决定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

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激动地写道：“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诚如胡适所说：“现在中国专使居然不签字了。将来一定有人说这是‘电报政策’的功效。其实不然。这一次七千个电报所以能收效，全靠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和一个‘六五运动’。要不然，那七千个电报都只是废纸堆里的材料。” 7月2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结束罢课。从5月4日开始，长达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学生们簇拥着被释放的学生领袖，一路欢呼，返回学校。被捕学生释放了；曹、陆、章罢免了；和约拒绝签字了；7月9日，蔡元培已允复职，返校前由蒋梦麟代掌校务（9月20日正式返回北大）；7月30日，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免职。学生们的诉求，已接近完全胜利。现在，只有陈独秀一案，成为五四运动一个未了结的尾声。

7月9日，广州军政府总裁之一岑春煊（8月21日被推为主席总裁）致电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敦促北洋政府尽快释放陈独秀。舆论奔腾怒卷，当局要装聋扮哑，几无可能。徐世昌急于和南方和谈，也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短文，激励身陷囹圄的陈独秀：“《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后来，胡适感慨地对陈独秀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人们往往将当时的北京警察，描绘成专制恶魔，其实，李长泰、吴炳湘二人，都是当时公认同情学生的官员，陈独秀被捕后，也有赖于吴炳湘的暗中保护，才得以化险为夷。

事实上，“五四”时代的北京政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与制度完善的民主宪政国家没法比，但与它的前任（慈禧的晚清时代、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时代）相比，还是前进了一大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开放、最具现代色彩的政府了。

新文化运动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勃勃乎兴起，绝非偶然。尽管发生了6月3日、4日的大逮捕事件，以及把大学校园变成监狱的荒唐事，但不可否认，这并非政府的原意，而是受到军阀蛮横干政的结果，政府很快就加以纠正了。五四运动没有演变成义和拳运动，天下没有大乱，政府也没有在菜市口杀人，没有侦骑四出，大兴诏狱，没有秋后算账，这是朝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时代进步的一个表现。

政府的可悲之处在于，由于没有完善的宪政制度，缺少坚实的法治基础，甚至连最基本的现代法治观念——诸如人人皆受法律统治，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观念——都成了空言虚语，军阀有了枪炮在手，就可以罔顾法律；学生有了正义在手，也同样可以罔顾法律。罗家伦承认：“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 这就是滥用公权的第一步，要说违背“科学”、“民主”，这才是真正的背道而驰啊。

蔡元培对此早有预见，他深知学生们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就是九头牛也拉不转了。7月9日，他在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电报中，语重心长地说：“惟深望诸君亦能推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非特仆难辞咎，诸君亦与有责焉。”

3、散伙的时刻到了

散伙的时刻到了

以前新青年同人也常有意见分歧，在双簧戏问题上，在世界语问题上，在旧戏曲问题上，每每发生争论，都没有影响他们并肩作战。但现在不同了，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骤然上升到第一位。文化的争论要让位于政治了。李大钊和胡适不想影响私谊，但时代要把他们拉开。

在新文化运动中风头无两的钱玄同、刘半农诸人，这时已是书剑俱老，渐渐退隐到舞台的边缘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青年阵营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论战，但已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的声音，已被五四青年的呐喊所淹没，不复一年前清脆响亮；他们的文章，亦不再像一年前那样，具有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锐气与魅力了。

胡适对“谈政治”心存戒惧，不是全无道理的。谈文化时，再怎么争论也可以做朋友，但一谈到政治，不是同志，就是仇敌；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了。《每周评论》被封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不了了之。然而，这次争论最终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标志着新青年同人的合作，已到了“同行千里，终须一别”的时刻了。

在各方人士的奔走营救下，被拘禁三个多月的陈独秀，以胃病为由，经安徽同乡保释，9月16日出狱了。一班老朋友相见，悲喜交集，无限欷歔。李大钊写了一首诗，贺陈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陈独秀致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

北大评议会正式批准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之职，聘为国史馆编纂。但陈独秀已不打算再回北大了。

由于五四运动，原本应该在5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五号，拖延至9月才面世。这是由李大钊负责编辑的“马克思研究专号”。10月5日，离中秋节还有三天，秋风渐紧，街上的茶馆开始撤凉棚砌火炉了；银杏树的叶子也开始片片飞扬。一班在京的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在胡适家碰头，讨论《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鲁迅因为修理房子，没有出席。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以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也不多了。据《陈独秀年谱》称，“由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号’集中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胡适的恐慌和不满，胡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再度想独揽编辑权。鲁迅对沈尹默说：‘你对适之讲，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来编。”

这表明一度赫赫有名、战斗力甚强的新青年团队，已三衰而竭。沈尹默脱离了队伍；刘半农因为学历低，一直被其他人所轻视，已决心出国留学；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政治理念和办刊宗旨上的分歧，愈来愈大；钱玄同对新文学的兴趣，似乎也在渐渐消退。

作为《新青年》坚定盟友的《新潮》，因为学生们都搞学潮去了，一卷五号在5月1日出版后，二卷一号拖到10月才出版，第二号又不能按时出。傅斯年、俞平伯都在收拾行囊，准备到欧洲留学去了。

在经过五四运动这场风暴之后，各人似乎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对未来也有了各自不同的期许，产生了若隐若现的隔阂。

11月10日，刘师培病逝。陈独秀主持丧事。在葬礼上，他对友人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示要离开北大。蔡元培希望他在北大开一门宋史课，他也拒绝了。他不仅想离开北大，而且想离开北京这个“臭虫窠”。

冬天来临了，三海冰封，雪花飘飘。12月1日，由陈独秀一人编的《新青年》七卷一号出版了。在这期杂志中，陈独秀以全体同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新青年〉宣言》。《新青年》作为一本同人刊物，办了两年，还没有一篇共同的宣言，现在要散伙了，才发表共同宣言。与其说体现了《新青年》的团结，不如说暴露了他们之间深深的裂痕。

一年前的现在，他们还沉浸在欧洲战争结束的狂喜中，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那时，他们的新刊物《每周评论》就要面世了；小兄弟《新潮》也快要出炉了。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五花八门的问题，传阅文章，朗诵诗歌，逛琉璃厂淘宝，下馆子把盏言欢，你开心所以我开心，你愤怒所以我愤怒，一起批判共同的敌人，一起激扬文字，笑傲江湖。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恍如隔世。到了分手之时，才蓦然发觉，在他们中间，竟没有发生伯牙碎琴、管鲍之交一类荡气回肠的故事，有的，只是每个人都成了不同主义的化身，互相对立，虎视眈眈，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分手就分手。

宣言发表之后，新青年阵营就正式解体，各奔东西了。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对陈独秀的出逃，高一涵也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描写：“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

李大钊陪陈独秀逃到天津，两人握手而别，陈独秀乘火车（而不是坐船）转去上海，李大钊则返回老家。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交谈过什么？引起后人诸多猜测，高一涵的文章《李守常先生传略》里说，陈、李二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于是，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也说，他们在路上“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这场没有第三者在场的谈话，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原话是怎么说的？全不知晓，但同样被史家广泛引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不刊之论。

2月12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一下火车就感冒了，在旅舍里躺了几天。2月14日，他致电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 有人想当然地以为，这是陈独秀故意调侃北京警方，其实不然，陈独秀在狱中颇得吴氏回护，现在弃保潜逃，无疑给这位安徽同乡制造了麻烦，内心有所不安，专电致歉，倒是更有可能的。

1920年春，一位叫布鲁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安那其主义者郑佩刚、黄超海，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上。布鲁威自称是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在天津居住多年，以学习中文为名，介绍许多向往苏俄的中国青年，前往苏俄。据梁冰弦说，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天津、北京期间，与布鲁威见过几次面，“结果产生一‘社会主义者同盟’，没有分什么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者，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旂下的众多而热烈”。

这个春天对陈独秀来说，大半时间都在颠沛流离之中，他何时何地与这位布鲁威见面，并讨论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殊难稽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离开北京，是陈独秀改变一生的决定。“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几十年后，胡适感叹系之地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4、另敲锣鼓另开张

另敲锣鼓另开张

陈独秀滞留上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写道：“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各处来信问西南大学的很多，我因为除免痛苦，一概不复，实在对大家不起。”

他愈想去广东，就愈觉得上海乌七八糟，在他眼里，简直一无是处。他所感受到的上海，令他痛苦不堪。

后来他又写了再论、三论、四论上海社会，把上海骂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把它翻个底朝天。在这样一个昏天黑地的社会上，陈独秀，一个愤世嫉俗者，怀着满腔的怒火，没有职业，裘敝金尽，靠写文章、编杂志、到处演讲为业。从下面的一份日程表，可以一窥陈独秀在上海的忙碌情形：

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

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4月18日，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演讲《劳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月1日，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他从这个演讲会场，赶往下一个演讲会场，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从文化运动讲到社会运动，从工人生活讲到官场黑暗，从废督裁兵讲到平民教育，从国内讲到国外，把听众的情绪，一次次推向高潮。“罪恶、黑暗、觉悟、革命、奋斗、压迫、反抗、恐怖、解放”，这些名词意象，纷至沓来，在他的脑子里，整天轰轰作响，好像雷电一般。他不断向到访的学生领袖（包括罗家伦、张国焘、许德珩等人）表示，中国一定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这时，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已呼之欲出。

陈独秀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做成劳动节纪念专号，比平时的《新青年》厚了两倍。他亲自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主张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走欧美日本的道路，而应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又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高君宇的《山西劳动状况》、李次山的《上海劳动状况》，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等文献、文章，还有一组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教育等问题的通信。

谷雨过后，上海的雨水渐渐多起来了。毛泽东从北京启程到上海，为新民学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会员送行。5月5日抵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月8日，毛泽东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并讨论会务。大家议定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送走了出国的会友之后，毛泽东和朋友们租了几间房子，兴致勃勃，要躬行工读互助团的生活。所谓工读互助团，最初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在青年学生中，风行一时，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互助”是安那其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当时流行的“工读互助”，大都有安那其背景。陈独秀到上海后，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建议团员可以做印刷装订、种菜等工作，读书可到复旦大学。

毛泽东也捋起衣袖，准备亲操井臼，一尝洗衣服和送报纸的滋味，但没做几天就停止了。他给北京的朋友写信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不仅毛泽东觉得工读互助搞不下去，其他的工读互助活动，也很快趋于冷却。陈独秀一针见血地说：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渐渐觉得，中国需要的不是工读互助，而是“直接行动，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他和毛泽东在细雨纷飞的上海见面，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及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随后，毛泽东和他的湖南朋友们，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上发表。在其后的十几天内，毛泽东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在《时事新报》连续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政治主张。

7月初，当毛泽东告别陈独秀，从上海回湖南时，炎炎夏天已经来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说，“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一年，纷纷破蛹而出。

5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不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吗？不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吗？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援之以手，没有人去协助他“救火”，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在宣言最初署名的16人当中，大部分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有李大钊一人是中共党员。原来的新青年阵营，除李大钊外，还有胡适、陶孟和、张慰慈、高一涵诸人。而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则一律缺席。

李大钊也意识到，好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大异其趣，但碍于胡适的情面，不好推辞，便同意署名，但他担心会引起陈独秀误解，特意写信到上海解释说，好人政府在当前混乱的局势中，未尝不是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然陈独秀对“好政府主义”，不屑一顾，6月17日，中共在“对时局主张”中，把“好政府主义”轻蔑地斥之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并指这种主张“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 胡适看到批评后，在《努力周报》上公开回应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这两位曾经是文学革命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虽然还保留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与私谊，但在政治上，已是泾渭分明，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

刘半农还在国外，他与国内的新青年同人，星离雨散，音问两疏，当然也无从与闻。刘半农因为在北大被人看不起，发愤到法国留学，最终亦学有所成，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获得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他可以自豪地挺起胸脯，衣锦荣归，有足够的资格，与北大的名流教授们比肩而立了。然而，纵观刘半农的一生，真正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却不是“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而是出国镀金之前，作为新青年同人，潇洒倜傥，意气风发，“丈八蛇矛笔，横挑马上将”的那些日子。

鲁迅自1920年8月进了北大，在中文系当讲师，因为他在教育部还有一份正职，所以在北大只能兼职讲师，不能当教授。他常说自己思想太过黑暗，他的武器是匕首和投枪，对敌人冷嘲热讽，揭其肮脏老底，撕其虚伪面具，是他擅长的，所以他的杂文所向无敌，但像《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类正儿八经向政府提点建设性意见的事，他是绝对不做的，避之唯恐不及。

新青年阵营中的另一位健将钱玄同，也没有参与“救火”活动，他依然埋头研究汉文字，与当年一起反传统的盟友们，早已疏远了，但他对于文字革命，却依然十分激进。1921年后，他提出“疑古”主张，与顾颉刚一起发起了古史辨运动，欲“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他年轻时曾宣称，凡到40岁的人，不死也该“绑赴天桥枪毙”，1925年，38岁的他，在北京的国语大会上，还振臂高呼：“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此时此刻，他真的还相信汉字应该打倒，国粹应该打倒吗？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依然年轻？

后人每说及钱玄同，必然要说他当年如何向鲁迅索稿，如何逼鲁迅写小说，仿佛鲁迅这匹千里马，是他这个伯乐发掘出来的。两人关系，亦一度过从甚密，但后来也冷淡了。文人的圈子，从来如此，在这些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正如鲁迅痛恨顾颉刚一样，是什么原因，连顾颉刚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人猜测，因为鲁迅不喜欢顾颉刚，而迁怒于和顾氏思想投契的钱玄同。

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这两位章太炎的高足，不仅变得形同路人，而且终至反目。钱玄同公开说自己“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而鲁迅也以钱氏主张到40岁就自杀，却不能身体力行，写打油诗挖苦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据说钱氏在北大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令了解他们往日情谊的人，不胜欷歔太息。

从复古派蜕变为革命派的钱玄同，踏入该枪毙的年龄之后，壮心与身退，对当年的激烈言论，似乎已颇生悔意。1927年，他向胡适喟叹：“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今后大有‘金人三缄其口’之趋势了。” 周作人后来亦尝反省：“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 感慨之深，而至于悲凉。

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逝世。

?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

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逝世。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逝世。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

陈独秀、李大钊并肩走上了革命之路。1924年，孙文在苏俄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一大批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1925年3月，孙文病逝。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受到严刑拷问，判处绞刑。这位温和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4月28日下午1时50分，从容地走上了刑场。呜呼，所谓烈士者，就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人，当大黑暗来临之时，黄泉路上，独来独往，天下为重，性命为轻，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国共两党的合作，最终在1927年破裂。国民党在打过长江之后，以“清党”名义，大杀中共党人，直杀得人头滚滚，尸横遍野。陈独秀领导中共的能力与政策，受到党内严厉批评，不得不辞去总书记一职。被誉为“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陈独秀，胸中空有万里丘壑，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终于又回到了书桌前，埋头写起《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这时已不是北洋政府的年代了，当这批革命者奋力打倒北洋政府以后，才发觉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他们连出版《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样的书，都成了问题，商务印书馆一看见陈独秀的名字，便缩起脖子，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颗“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就这么黯然陨落了。陈独秀虽然号称“终生的反对派”，但廉颇老矣，再不能有什么作为，只留下一句“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的哀叹，1942年5月27日，在孤独中郁郁而终。千古英雄之命，其如斯乎！

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去世。1962年6月24日，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在台湾去世。1969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去世。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遥想当年，他们为白话文言而争，为标点符号而争，为横排竖排而争，为戏曲脸谱而争，为世界语而争，为孔家店而争，为民主与科学而争，为自由、平等、博爱而争……到如今，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他们的名字，像星星一样镶嵌在中国文化这片苍茫无垠的天空之上，英灵永在，同放光芒。

古人恒叹物是人非事事休，但历史却不会休。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新文化运动，是这个大变局中，一个必经的重要阶段。“五四”那一代人所遇到的千山万水，走到今天还没有走完，前面依然有万水千山。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传统文化要不要打倒？怎么打倒？要不要全盘西化？怎么西化？五四运动究竟是民主主义的觉醒，还是民族主义的抬头？它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还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它使中国的大门对世界更加开放，还是更加关闭？究竟哪一条道路才是最适合中国的道路？

喧嚣的世界，依然日夜喧嚣。

“五四”的传人们，依然在千山万水间，奋力跋涉……

后记（1）

1919年3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笔，因为那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北大会议，决定让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在多年以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其实，胡适有点自欺欺人。陈独秀即使不离开北大，也不会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因为陈独秀思想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无论是打孔家店也罢，白话文运动也罢，与林纾论战也罢，他都站稳了一元绝对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宣称《新青年》的主张不容匡正，不仅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归宿，而且也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路向。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吸收俄国革命养分成长起来的，和自由主义完全不搭边。由江湖会党为骨干的同盟会领导，以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由主义化。所以，胡适大可不必感叹。李大钊没离开北大，他不也一样信仰了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新文化运动同样不会使中国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因为它的性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一课，这决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绝对姿态出现。虽然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桂冠赠予了它，但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文化基因、思想谱系，还是前因后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DNA，无法相提并论。

所谓启蒙运动，是要启自由与理性之蒙，但什么是自由与理性？只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学说统统纳入这场运动中，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局面，才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理性的苏醒。但回顾历史，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出现，随着国民革命的勃兴，国民党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方向演变，最后

后记（2）

进此门，不革命的滚出去”、“不为同志，即为叛逆”的极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胡适就曾感叹，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其实，这同样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肇远因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承近因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前驱，以救亡为己任的。所以，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盘桓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在民族主义的基因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启了革命之蒙，启了救亡之蒙，并不存在“让位”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干扰”。

但如果说它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也不对。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新旧对抗，而五四运动是朝野的政治博弈，范畴不同。用“五四时代”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二者，但用“五四运动”，则容易产生歧义，不足以涵盖二者。

在这一个舞台上，在这一出戏里，只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哪个是红脸，哪个是黑脸。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也有来自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孔家店的发源地，决不容日本人侵占；保卫山东就等于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样。

这实在太吊诡了，以至于常被左右为难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运动打了半天孔家店，但当民族危机发生时，孔家店却依然是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还能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吗？或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吗？当初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对立面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谓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历史的因果丝毫不爽。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环紧扣一环，这是一个必然的、连绵不绝的过程。因此，胡适的感叹，如果扩大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皆起于新文化运动之会”，并承认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历史盛会的推手之一，就与事实相距不远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当我想把这段历史再梳理一遍时，已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讲述了，只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读那些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

对中国的历史，也许我有过于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么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历史确实被某些事件改变，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被改变的东西，才属于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这种宿命感，把我的这本书，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与著述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

2009年2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