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吴晓波序 (1)

- 吴晓波序 (2)

- 自序：历史的意识 (1)

- 自序：历史的意识 (2)

- 目录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2)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3)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4)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5)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6)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7)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8)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9)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0)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1)

-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2)

-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1)

-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2)

-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3)

-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4)

-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5)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2)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3)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4)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5)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6)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7)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8)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9)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0)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1)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2)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3)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4)

-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5)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1)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2)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3)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4)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5)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6)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7)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8)

-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9)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1)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2)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3)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4)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5)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6)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7)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8)

-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9)

-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1)

-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2)

-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3)

-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4)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1)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2)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3)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4)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5)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6)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7)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8)

-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9)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2)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3)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4)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5)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6)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7)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8)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9)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0)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1)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2)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3)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4)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5)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6)

-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7)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1)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2)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3)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4)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5)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6)

-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7)

吴晓波序 (1)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吴晓波/文

"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 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许知远出生在中国，6岁从江苏灌南县迁到北京，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不过，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一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浪。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在25岁那年，他成为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并以一系列的国际观察评论，成为年轻的"全球化一代"的代言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感性认知仅仅局限在文本上。尽管少年盛名，他却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有时候，它只好被符号化，譬如大红灯笼、对襟青布衫、李小龙功夫、梅氏京剧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后来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古董"里去的。

吴晓波序 (2)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1840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也被黄金和后来的英镑美元所替代了――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覆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题，如民族、法治、经济、科学，乃至国家，都是近一百年间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科学无非就是"天工开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谓"家国天下"，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怪异的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非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一八九四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那是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静静陈列着的被打捞上来的北洋船舰碎片，曾经是无数青年反省国家兴衰的起点――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当我到达那里时，心麻如木、欲语无声的心情，许知远也是如此，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许知远在本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还不是一个终结式的作品，却是这个70年代的中国青年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象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

自序：历史的意识 (1)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作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像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自序：历史的意识 (2)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目录

自序：历史的意识

第一部分 追寻现代中国

第一章 帝国的崩溃

第二章 脆弱的新政

第三章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第二部分 重新想像中国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第十三章 变化的三年

第三部分 告别历史的假期

第十四章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

第十五章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第十六章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

第十七章 真正的国家实力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

最后的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 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财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 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先行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2)

第一个大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Q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各种势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邓小平当时7岁，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3)

不断革命

美国记者哈里森&#8226;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备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两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备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邓小平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邓小平、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邓小平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8226;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4)

国父的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的政府里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5)

1925：苦闷的象征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这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8226;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 000听众发表了他那■■■著的演讲，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8226;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6)

信仰基督与儒家的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任上。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士、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20世纪第9个十年的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放荡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还伪装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民主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7)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发表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8226;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革命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像。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8)

并非偶然的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美国艾奥瓦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中华民国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9)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 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国民党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国民党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共产党，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共产党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深刻的自我怀疑，

像很多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面临旧思想崩溃，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转型期，蒋介石从被打倒的旧传统和外来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在黄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阅读了《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4.5亿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毛泽东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0)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从4亿人的领袖到统治600万人口，很少有政治领袖遭遇类似蒋介石的尴尬。二战中，戴高乐一度作为光杆司令身在英国，但他仍宣称是法国的统帅，因为他尚有这种可能性。“光复大陆”的希望支持着蒋介石最后的25年，尽管这个希望是如此缥缈。这个玩平衡的高手，精明的宁波人，一度因中美在朝鲜的冲突而兴奋，他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反攻大陆，而1966年得知文革发生时，他又再度兴奋。在死亡前的昏迷状态，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

但1972年的沧桑变幻只能加剧蒋的伤心。毛泽东在他那间宽大的睡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后者曾是那么著名与执著的反共健将并曾访问台湾，毛泽东这样谈到蒋介石：“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他叫我们共匪。”如蒋介石一样，79岁的毛泽东也正身受疾病困扰，而一年前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刚刚叛变了他。

病中，蒋介石看着最牢靠的支持者正离自己远去，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被共产党政权取代，台湾外交代表团在此决议宣告前，集体离开会场，以避免窘迫的一幕的出现。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1)

尽管“光复大陆”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却留下一个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台湾岛。当年的台湾，人均收入达到697美元，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人口由1952年的800万增至1 600万。自1960年以后，台湾进入经济腾飞期，它马上就要进入“四小龙”之列，成为“东亚之锋”。大批台湾青年在60年代之后前往美国与日本留学，他们的回归最终将被证明为一次重要的文化移植，这些留学生如同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一样极大地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

解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蒋介石建立了一个还算廉洁的政府，而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与大量的美援解决了发展的资金问题，他还在1952年实行了土改，一次性地解决了他在大陆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可以说，或许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更适合台湾岛这么大的面积，而非那么辽阔的中国。但事实是，蒋根本无心管理这上千万人口，胡适曾经批评蒋过于注重细节，而忽略全局观，而美国传记作家布赖恩&#8226;克罗泽则说他“只是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在台湾，蒋实现了“战术上的成功”。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2)

1975年11月23日，83岁的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死亡，距离那场著名的具有国际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西班牙内战已39年，佛朗哥本人也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最著名的同盟者，在他任期的最后20年他在保持着政治上的紧张感，却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西班牙因此有了一段经济增长期。在他死后，君主制与议会制被恢复，3天后，600名政治犯被趁火打劫，6个月后，实施了25年的党禁被取消，西欧最漫长的独裁制度结束了。同年，希腊军政权垮台，而一年前，葡萄牙结束了独裁统治。从1974年至198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30个国家内，民主政权取代了威权政府，这一时间被亨廷顿称作民主化运动的第三波。而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台湾政府在1987年“解除了”党禁，台湾社会相对平稳地进入“民主化”，李登辉成为第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到了2000年，陈水扁的当政则几乎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这位典型的政客完全蔑视了蒋氏父子对大陆的念念不忘之情，他喜欢说“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大陆情感正伴随着一代代国民党元老的老去而日渐衰微。但是，热烈的台湾民众似乎忘记了李敖的著名论断：“没有国是孤岛”，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在台湾“一个也不能少”上演着。孙中山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蒋介石与青帮的亲密关系，同样都流入了台湾政治。甚至到1984年，蒋纬国仍授意黑社会在美国暗杀了作家江南。记者罗伯特&#8226;卡普兰在《龙之火》一书中追述了国民党多年以来在美国的秘密活动，甚至包括监听参议员。这种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则变成了梁家辉与刘德华主演的电影《黑金》的现实版，黑道人物漂白参政，利用政治权力牟取商业利益。于是在立法会议上，大哥出身的立法委员大打出手。国民党似乎从未能独自有效地行使权力，蒋介石使国民党更进一步地统治了中国，却未能如对手毛泽东一样将党的力量贯穿至最基层。蒋介石忙于安抚地方军阀服从中央，他主要的依靠是庞大的特务组织，他像传统充满猜忌的帝王一样通过千万个隐藏在民间的线人来评估自己地位的牢固程度。在表面的无处不在的同时，这种方式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同时，这种方式还必然性地败坏了政治气氛，它使得不信任与流氓精神蔓延。威权制度结束后，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继续在台湾上演着，璩美凤事件成为其中一个有趣的脚注，它讽刺性而极为典型地反应了台湾民众、媒体与政治间的共同的低级趣味。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1)

“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在战术家蒋介石去世时，战略家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战略正在面临破产。在这一年年底接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女儿与女婿时，对他对所热衷的青年革命运动表示出某种深切的失望：“年轻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自1974年以来，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尽管他坚持会见国外政要，但不再能像过去一样一谈几个小时了。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代表们对于总理表示了莫大的尊敬，在主席台上他依旧目光炯然，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他的手经常颤抖得连糖纸都剥不开。在这10年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仍旧极富技巧地遵循了毛泽东“抓好革命，才能抓好生产”的口号以外，周恩来还设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嘱：“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在少年时代曾写下“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而振兴中华的梦想普遍影响了他那一代革命者，不管他们效忠于何种主义，加入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但其中似乎只有周恩来保持了目标的一致性与清晰感：在技术与实用层面推进中国的进步。而本届大会选举了复出的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来实施周恩来的志向。

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显得别具一格。伟大的战友与伙伴并非罕见，令共产主义信仰者津津乐道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即是一例，但是他们造成了观念上的巨大革命，却并未直接参与领导革命，而二人的合作关系除了共同的志趣，很大程度却源自于经济问题。

除了革命精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仍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就连“四人帮”也将周恩来批判为儒家的继承人。他们二人从不是亲切的朋友，却又超越了正常的同事关系，埃德加&#8226;斯诺将他们描绘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一位法国人则发现在与毛的一次会面中，坐在毛身旁的周翻看着一份报纸，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2)

周恩来：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尽管斯诺将周描述成“纯粹的知识分子”，“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但周对知识本身却缺乏兴趣，充满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在20年代初的法国勤工俭学时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关于周恩来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仍扑朔迷离，人们不清楚周恩来在1935年的戏剧性转变，在此之前，他是中共的实际领导人，即使在遵义会议后，他仍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决议的手稿清晰地注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30年代初对毛的批斗中，他既未参加也未反对。而在1935年之后，周与毛的关系开始正式形成，毛制定战略创造理论，而后者将之传达至组织内部与外部世界。周的天才表达与组织能力，与毛天马行空式的思维，互补映衬。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3)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的噩耗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巨大震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个人品质，在深具道德判断传统的中国，周的品行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尽管这种心理文化正在因文革而备受摧残。《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8226;索尔兹伯里的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描述了受人敬爱的周总理：“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在长征途中，他亲身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惟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老朋友安娜&#8226;路易斯&#8226;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忡忡，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一个外来者，即使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老练甚至狡猾的政治家，也对他的个人魅力倾倒不已。

但衡量伟人的指标除了他的外在表现外，更需要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或许会好奇，即使周恩来将每一个夜晚都奉献给了伟大的新中国，但混乱却仍在继续，他看着老朋友们被那些年轻人一个个打倒，却束手无策。在少年时代，他以孙中山为楷模，试图建立一个富强、民主、在世界赢得一席之地的国家，但当他逝世时，他的国家却陷入困境。

领导力专家詹姆斯&#8226;麦格雷格&#8226;伯恩斯在其著作《领袖论》中将领袖分为多种，其中一种为行政型领袖--他往往是民主社会的产物。伯恩斯对罗斯福的描述无疑也精确地符合周恩来：“他具有天生的洞察力，很会把握他人的动机，并有许多技巧，其中之一就是耐心地谛听别人倾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这对一个喜欢讲话并主宰谈话的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懂得如何用说理的方法来说服一些人，用魅力来降服另一些人，用自信的表现来对付这种人，用奉承话来宽慰那种人，用渊博的学识来折服其他人。”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4)

这种素质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事实上，他或许是那一代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者。当同志们都说，主席“土”，而总理“洋”时，绝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穿着与举止，它同样暗示着他们的意识。在这种角度上，周恩来或许与孙中山更为匹配。他们都气质不凡，见多识广，但他们又未让自己陷入过多的臆想之中。他们缺乏理论与极致的幻想能力，经验主义却使他们更容易实践他们在西方看到的好东西。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真正让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他从少年时就追求的尊严。在一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8226;艾登称他是和丘吉尔一样“伟大的外交家”，但美国代表杜勒斯对他伸出的手的拒绝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这位伟大人物敏感的内心世界，他或许还会想起他在1945年试图拜会罗斯福的挫折，或许还有中国一直以来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后，斯诺仍说杜勒斯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飞机时主动伸出了手。

而在万隆会议，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主办者苏加诺的扬眉吐气：“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种的第一次洲际会议。姐妹们，弟兄们！我们的时代多么激动人心！……各民族、各国从几个实际的沉睡中醒来了。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个世界将消灭冷战，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

印度的尼赫鲁是这次会议的主角，这个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受教育的精英中的精英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著称。在这次会议上，他热情地向全世界推荐了周恩来，而西方的媒体很容易将这两位杰出人物作比，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革命者。就像一位法国记者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名词一样，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了20世纪后半叶外交史上最著名的名词之一。如《周恩来传》作者迪克&#8226;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8226;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5)

110年诞辰的毛泽东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因此历史成为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如此困难，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相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民主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以为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毛泽东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

尽管在表面上，在过去7年里邓小平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8226;华莱士采访时的允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死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令人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回收香港的历史性时刻，他也没有看到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在即将召开的十五大上更激烈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的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8226;阿瑟、蒙哥马利少数几位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这样的人物控制着；当他在1978年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他有足够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架马车，更老一些的叶利钦与希拉克似乎也与旧传统相去深远，他们根本不属于由二战与冷战缔造的令人恐惧却不无悲壮的伟大政治人物传统。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邓小平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邓小平却还原了这些词汇的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8226;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赖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赖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以典型的社会主义语气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则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了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词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但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2)

对邓小平的悼念在2月25日迎来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在演讲中几次因过度激动而啜泣不已。大约有3 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在过去的一周里，几乎中国的所有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新华社长达5 000字的统一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投射在中国历史中的隐喻，在经历各种朝代更替的漫长岁月中，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会在24日清晨的长安街上想起周恩来逝世时的类似场景，尽管它已不复有21年前的过于悲怆的气氛；而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联想到1976年9月9日的毛泽东的去世，因为他们认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倘若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邓小平从属于“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更漫长的传统之中，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邓小平是其中最后一位至关重要的领袖。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3)

“谁是毛的真正继承人”

毛泽东去世后，一群美国学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谁是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而卡特政府应采取何种对策。据说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8226;布热津斯基打断这一争论，他认为这一争论毫无意义，他说他这一代苏联专家用10年时间来讨论谁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还是布哈林，结果“赫鲁晓夫掌权了，我们把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确凿可靠的是，他们全秃头，赫鲁晓夫非常聪明，没有被人注意到”。

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邓小平，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中，他不了解后者，却对于前者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四年后他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仍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中写道，而邓小平了解四人帮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邓小平再次表现出其政治敏感性，在致汪东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5年前，当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时，他给毛泽东写了相似的信。而在邓小平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兴，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后排名第三。

邓在1975年的整顿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国民众心中的希望，他主要的改革思想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都已有所展现。尽管他已经73岁，但在复职4天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中，这位老人坦率而自信：“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但一切该如何开始？是的，关于四人帮的控诉仍在继续，从混乱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喜悦感与放松感仍鼓舞着整个社会，但人们知道了旧道路的错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了新方向。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4)

关于邓小平如何在1978年12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过程，没人能够详细说得清。它是民间力量与党内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1977年对四五运动的平反，与《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重要的舆论气氛，而在党的内部，那些文革中受害的老干部也逐渐回到权力的中心，共同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成为邓的支持者。

“伟大的转折时刻”。在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时间， 290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军阀混战，亲身经历了艰苦的长征，抗击了日本的入侵并赢得内战。在激情洋溢地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8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场浩大的动乱--他们同意1957年之后，中国驶入了一条湍急的“左”的航道，而如今他们需要纠正航船。在旧有的航道上，人民并没有生活得更好。后来人们将这次会议视作“改革开放”政策的开端，毫无疑问，开放有着更重要的位置，正是看到了曾经被视作“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面目，改革才变得迫在眉睫。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5)

最强烈的复出

新的开端总是以清除旧遗产开始。早在1977年复出前，邓小平就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他的前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传记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他说尽管毛泽东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犯下了错误，但是他多次将党和国家在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没有他，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仅仅3个月前，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刚刚完成对刘少奇的平反，在文革中，他是比邓本人更“反动”的“第一号走资派”。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决定。邓小平用三七开来评价毛泽东，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显然对那三分错误更为印象深刻--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竟然也有错误。四人帮也在这一年被宣判，而华国锋在这一年辞去了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由胡耀邦与邓小平分别接替。从1978~1984年间，中国的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不会再重返毛泽东时代。

如果你想了解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比《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更好的文献了。这本445页的文选精心选择在1983年7月1日出版，收录了1975~1982年邓小平的主要讲话，它与毛选一样采取同样的封面设计。与毛泽东的文风不同，邓的讲话显得分外简洁、朴素，政治学家邹谠说它“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而比起毛对理论的爱好，邓小平很少引用马克思理论家们的术语，邹谠还发现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还被单独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长：“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邓小平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那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6)

翻开第二卷文献，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他从70年代末起对美国、东南亚等国的访问，有力地消除了中国在文革中树立的咄咄逼人的、输出革命的国家形象，他大胆地作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动员老干部退休，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1984年是邓小平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72年之于周恩来，1949年之于毛泽东，或是1911年之于孙中山。距离1978年那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已经5年，中国正在挣脱令人窒息与一片茫然的氛围。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中国社会似乎从未生产过足够的粮食，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到了。邓在1983年初视察江苏、浙江与上海等地时，发现“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一股乐观情绪鼓舞着整个社会，在通过“伤痕文学”尽情发泄对往日的不满与失望之后，人们对开放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事物目瞪口呆：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在首都机场里出现了正面女人裸体画；1980年，北大的学生开始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个体户成了富裕的代名词；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裤，1983年北京农展馆里首次公演了模时装表演；1984年时纺织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出差时穿了紧身花褂与线条流畅的裙子；比起竞相引用马克思、毛泽东语录写情书的时代，年轻人结婚时希望能够买到三大件……国家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一些集体性的事件也正在使这个被漫长的战争与内乱弄得精疲力竭的民族重新获得想像力。1982年11月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首次超过了日本；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了世界冠军；而在1984年7月，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取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战笼罩的竞赛上，中国获得了金牌数量第三的成绩……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7)

对于这个国家和邓本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兴奋在1984年10月1日迎来了高潮。在那一年10月1日，正好80岁的邓小平横穿了天安门广场，听着上百万人此起彼伏地呼喊着“首长辛苦了”。当时在场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8226;施密特被当时的阅兵场面所震惊，他后来颇富情感地回忆说：“我在一生中经过各种各样的阅兵，有规模大的，也有规模小的；有讲排场的，也有简朴的。作为国防军的一名年轻士兵以及30年后的国防部长，我学会了不那么重视阅兵式。但在天安门广场上沿长安街那场壮观的表演确实是压倒一切的。谁要是在电视中看到洛杉矶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他就可以设想一下，把洛杉矶体育场上的演员人数用100再乘出一个数就是所看到的情况：五彩缤纷的大小彩旗，很多大的绛红色的气球和成千上万只小气球悬在广场上空，还有50万人身穿着艳服围成大圈跟着乐曲跳舞。”而在阅兵式后，施密特看到了“望不到尽头、五彩缤纷、扣人心弦和轻松欢快的游行队伍，他们由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队组成”。

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当他们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小平你好”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地举起来。这个本应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简单举动，更有力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亲密情感。比起18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迷狂，这一时刻充满真挚却冷静的热情。

80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是又一个历史性时刻。他18岁加入革命，23岁成为中共中央书记，25岁领导百色起义，一直到45岁前都是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度过的，62岁时起又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长几代的人一样，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种种挫折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中国重新获得她失落的尊严。香港是这一连串屈辱中的第一个，即使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消除这一旧遗产。在与邓小平的两次会面中，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个在会谈中要在脚边摆一个痰盂的老人，态度坚定、执著，惊人地直率。一个过分戏剧化、被时常提起的细节似乎已为这次延续两年的谈判奠定了基调。那是1982年9月24日，在仍未从马岛战争所获胜利的趾高气扬的晕眩感中摆脱出来的撒切尔夫人，在邓小平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在离开大会堂时，她意外地跌到在台阶上，这一情景随即引发香港恒生指数的暴跌。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8)

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分繁忙、兴奋的一年。1月24日至2月10日，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分别题词；2月11日至16日，他来到上海，说开放得还不够；2月份还会见了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相信中日两国必须将两国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4月18日，他对英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8226;豪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保持50年不变，6月22日，他又对香港代表钟士元重复了这一点；4月18日，他还见到了比他年轻7岁的里根，尽管后者是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总统，一心相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社会主义，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面前，邓仍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还马不停蹄地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巴西总统、缅甸总统、副总理、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突尼斯总理、马尔代夫总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与挪威首相……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来逐渐代替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邓小平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家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

对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满着更多的预言色彩。英国作家乔治&#8226;奥威尔在冷战序幕刚刚拉开的1948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悲惨景象，极权统治使人类彻底失去了自由。根据这一预言，苹果电脑的斯蒂夫&#8226;乔布斯制作了轰动一时的广告。在这一年的2月份，苏共总书记安德波罗夫去世，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72岁了，比里根与邓小平都年轻，身体状况却很糟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标投在53岁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他当时的职位是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比起仍旧“邪恶”而衰败的帝国苏联，中国的独特生命力令人吃惊。一年后，当《时代》再次将邓选作1985年的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赞扬主要来自于过去6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比起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戏剧性的动作--他像1979年的邓一样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与里根进行裁减核武器的会谈--邓对普通公众的物质生活的改变更令人难忘。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邓小平自己，都将1979年~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是它的突破点。而此后，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约在1992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记者用这样的题目回顾80年代末的改革。的确，自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在最初的几年，除去文革中造反派，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收获到更多粮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开始恢复上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9)

但在高歌猛进的变化中，一切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首次超过了10亿，通过29台巨型计算机得出的确切结果是1.031，882.511。这个数字在1964年是6.946亿，1953年时是5.862亿，而1900年时是4亿。邓小平与他领导的党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那些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你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口号，到了1985年，人们越来越感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利用“官倒”获得巨额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在1984年达到产量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没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问题，而且就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一直到1993年，中国才建立现代公司制。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们提供新的机会。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银行……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享快感，因为之前的时光过分压抑。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公众为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而抱怨与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邓小平在1978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被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8226;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卖到10万册……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饥渴与迷惘，人们渴望通过的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与世界--这个世界长期被禁欲主义与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学所左右。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0)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的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如今，他们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越来越强的社会情绪出现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来文革结束的第十年，对于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努力越来越多。而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记者迈克&#8226;华莱士的采访时，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邓小平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邓小平或许比任何人都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仍主要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了最高决策层，当时新华社的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邓小平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元老，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邓小平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腐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物资匮乏备感紧张的同时，长沙政府面对特大丰收的白菜市场，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白菜倒入池塘中。来自知识分子、诗人与艺术家的声音在这一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崔健在这年演唱了《一无所有》，而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沙龙中，民主、人权的词汇使用得越来越频繁。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1)

重组中的世界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资料不够充分，我们仍不足以对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邓小平，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它让他记起了更为年轻时那些更为动荡的岁月。

1989~1991年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英国政治学家约翰&#8226;格雷则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最初它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引发的，他在上台之后问道：“如何摧毁这一官僚巨石？”他采取的摧毁方式，允许人们获得表达自由，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他说：“诚实和坦白地告诉党与人民有关我们政治和实践活动中的缺陷，有关经济、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不利趋势以及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将苏联当局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它在这一灾难前的表现，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政权的傲慢、迟缓与过失。到了1989年，对于昔日罪恶的追寻已逐渐摧毁了苏联帝国的基础，往昔的光辉岁月都变了味道，《真理报》甚至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3月26日举办的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中，许多共产党候选人被击败。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诸国引发了连锁反应，事实上，自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这些国家一直潜藏着一股激流。4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在40多年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选举，5月2日，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该国人民逃亡奥地利的218公里的围墙。6月4日波兰举行新的全国大会，团结工会占有了其中99%的席位。这一切在11月10日到达顶峰，在那天清晨，成千上万的东德与西德人开始共同拆除已建立了27年、象征着冷战的柏林墙，东德政治局在11月8日集体辞职。在柏林墙拆毁同一天，当政了35年的保加利亚总统日夫科夫辞职。这一切最终像难以控制的雪崩，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奇奥塞斯库被枪毙……东欧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变化，在苏联国内则引发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已经难以控制他所推行的改革。不错，他和乔治&#8226;布什分享了诺贝尔奖，并在叶利钦帮助下粉碎了一场政变，但苏联也最终在1991年正式解体。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往往像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全球性因素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显著。没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而即使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如果中日战争不爆发，那么中国的局势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1956年走向一个激进立场，也与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的党政关联紧密……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2)

在1989~1991年之间，中国再次面临一次激烈的全球性变革。邓小平是在1989年11月8日辞去他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在这一天下午3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4点时，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与参会者照相留念。在他离开大会堂时，作为新当选的总书记，江泽民一直把邓小平送到门口，在临别时紧握着他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对于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代表说：“（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但没人真的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邓小平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中国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状态。但邓小平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他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也是一个备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想想看，从陈独秀起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毛泽东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即使赫鲁晓夫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中国也只是指责了修正主义错误，而非苏联模式本身。两国领土的争执将原本已受破坏的关系推到了新的低点，苏联变成了“扩张成性的帝国”，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列宁仍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但现在，那个一直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依旧保存储存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一些年轻与自负的理论家们则开始对于历史的变迁作出解释，他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3)

没人意料到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变化。他已经88岁，他拥有的惟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是的，他仍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但他的权威性多少因为1989年的风波有所损害，那些改革中的反对派则重新获取了话语权。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次后来被广泛引证与评论的行程，在最初却被中国的新闻界刻意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线，他说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他从未放弃对政治路线的强调，他与毛泽东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党组织与国家机构必须有高效、年轻化、廉洁；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方式，是比对方做得更好；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于全球局势，他仍保持乐观，他相信尽管历史仍按照马克思到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预测进行着，既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用了几百年，屡经王朝复辟，那么社会主义也可能经受暂时的挫折，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当然，对于中国与世界而言，在这次南巡中，最令人们激动的是，邓小平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还提出更大胆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对于略显停滞的改革步伐的不满，他甚至用了他在讲话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也显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经战争年代的人才有的气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但关于他的猜测仍在未来几年中不断进行，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试图从每一个细微的信号里寻找到他的健康状态。在他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统计方式表明，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崩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1992 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 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而一片不景气正包围着此刻的世界，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却开始焕发无限生机，并且她宣称自己仍信仰社会主义。

尽管邓小平的身体日趋衰弱，他也曾经深刻地忧虑将国家的命运与一两个领导人的命运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他新选定的领导集体却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性。1992年，朱镕基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与江泽民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4)

邓小平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诺，他竭力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泽东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继5年前破除计划经济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为敏感的旁观者发现，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一名经过长征时代的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故事仍在继续

对于邓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腐败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赤裸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 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 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邓小平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15)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邓小平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邓小平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邓小平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邓小平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他相信只有将20世纪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内来看，才会理解中国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那些剧烈的征战与内乱，都是在为中国向一个通过数字来管理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做准备。如果黄先生对于数字管理的过分迷信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位政治学者的描述或许更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邹谠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并任教。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道：“20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20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起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相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簿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记英国作家阿多斯&#8226;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这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惧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1)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

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莱德福特&#8226;德龙，柏克莱大学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结束时雄心勃勃地给这个世纪作出这样的评判：“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有了这个联结点，你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所激起的反应。人们先是将世界的历史简化成经济的历史，因此大国的兴衰，就变成了经济与物质力量的较量，宏观的经济，又常常与具体的商业行为混淆，于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商业领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又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而新闻媒体又在充当了或许最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憧憬并不等于现实，但媒体了解戏剧性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它是如此偏爱伟大的故事，又是如此地喜新厌旧，它总是寻求新的兴奋点。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2)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你耐心一点，你会发现仅仅在过去2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都是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是由商人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的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备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小拉尔夫&#8226;A&#8226;菲弗（Ralph A.Pfeiffer Jr）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8226;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写作的一本书的标题《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仍然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当然20世纪8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日本的成就，这个在二战中一败涂地的国家如今正似乎要占领全世界。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3)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不同的是，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看看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人们欢呼成“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不再有阻碍，资本可以随意流动，一个全新的名词“全球化”开始被热烈地探讨。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经济强国开始陷入某种困境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以至于年轻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是“笨蛋，这是经济问题”，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只有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改革上不仅没有陷入停滞，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再度启动。

确切而言，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要知道，对于潜力，戴高乐有过刻薄却精辟的评价，这位法国总统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谈到巴西的未来：“巴西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国家，永远都是。”但一名叫吉姆&#8226;罗沃的年轻人要证明，中国的潜力已经化为现实，只是世界忽略了它。1992年吉姆&#8226;罗沃34岁，他先后在柏克莱大学与哈佛获得学位，1991年成为英国《经济学人》的亚洲记者。这一年11月28日，吉姆&#8226;罗沃在这本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在这篇文章中，罗沃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当时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劳伦斯&#8226;萨默斯（后来的财政部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向罗沃解释了这种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出的模型，它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时，不再仅仅以多少美元作为衡量，而在于以同样的美元可以购买到多少实物作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将重新估价那些物价水平偏低的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于是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立刻就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4)

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终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地会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观察报》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令两个不足够重要的事件，也使2001年变得像是中国年。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得4项奖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强烈的向心力。而10月7日中国看到了自己的足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9&#8226;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8226;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他说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8226;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8226;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EP-3事件处于对抗状态，但9月11日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5)

而且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8226;富勒说，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预言，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赖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8226;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是过去数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从2003年8月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两位外交事务专家埃及&#8226;S&#8226;麦迪罗斯（Evan S.Medeiros）与M&#8226;泰勒&#8226;布雷维尔（M.Taylor Fravel）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胡锦涛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 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像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胡锦涛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6)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通向繁荣之路”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8226;福特的Ｔ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入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8226;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了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中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8226;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7)

这是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与父辈不同，我们没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响的阴影之中，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非四面树敌或是输出革命，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稳定性，外交政策与其他政治议题一样，从来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英国开始了私有化运动，罗纳德&#8226;里根在1981年的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运动，他们尽量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举动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场运动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8226;弗里德曼，他们两人都以是凯恩斯的反对者著称，他们相信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最终将通往“奴役之路”。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读过他们的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规范读本。但是1978年时已经74岁的邓小平却让自己成为与撒切尔、里根并列的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前者或许比后两者更为重要，因为他领导的市场化进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时，我才知道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在整个80年代是多么好，在短短10年内，《时代》杂志两次将邓小平评选为“年度人物”。

这是市场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据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场的映衬下，民族国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机会，在9&#8226;11发生前，我们的主要榜样是来自硅谷的IT公司，是那些dot-com公司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旧金山；创造历史的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比尔&#8226;盖茨、杨致远；指导我们行动的不再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言，而是商业计划书……

当然，我们错过了这场革命，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也缺乏技术才华，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龄略长的那些从海外归来创办网络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革命中蕴涵的“中国的前途”。他们将数字革命视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宽带所带来的充分信息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将彻底帮助中国人告别知识匮乏的年代。我正是在一时刻了解到了“中国概念”：中华网 China.com只是将China后面加上了一个.com，就在纳斯迈克上市第一天股价超过了100美元。

而9&#8226;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使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相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意味着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8)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一场必须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战争中，中国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为，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商业丑闻、经济下滑包围、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依旧高速的发展，给人以无穷的想像力。作为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动机的美国视线的转移，突然间赋予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个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种希望。从2001年至今，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极度戏剧性的转变。错过了dot-com革命的我发现，一场更为浩大的革命刚刚开始展开，而我们将是这场戏剧中的新主角。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诱惑与强迫着，重新审视自己与我们一直面目模糊的国家。结果正如V&#8226;S&#8226;奈保尔对于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们发现中国也是“难以表述的国家”，但在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Dot-com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越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中国领导人前往非洲时，关心的重点之一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9)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8226;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8226;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1)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会超过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著名的法学家贺卫方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哪一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志之年？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2)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邓小平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于中国媒体在的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十六大以后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5月份开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上再次呼吁了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权力过分集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望》的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刘军宁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后，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改革走向改制”。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3)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民主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8226;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江泽民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后现代色彩”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 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4)

但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后，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的设想过于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长，“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8226;耶金将贯穿于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制高点之争”。但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从表面看来，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8226;撒切尔与美国的罗纳德&#8226;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政府，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舍地退出大部分经济生活。而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成长的不同阶层获得了不同的财富，感觉到权利与价值观的需求，却仍不知道依靠什么去确保自己的财富与需求。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很自然地被视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培育市场的结果，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所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力量，仍是推进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8226;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张剑荆私下认为，在过去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5)

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民主是个好东西

塞缪尔&#8226;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民主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著名的学生弗兰西斯&#8226;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三波》中文版翻译者，刘军宁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民主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民主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民主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伯克到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于民主制的习惯性看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民主的雅典，苏格拉底是被公众投票处死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民主绝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民主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民主转型国家因缺乏法治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与腐败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刘军宁对于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出来，至于怎么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6)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的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后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村长怎么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新兴力量的出现

我们是否可以如外来观察者一样，期待企业家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但政治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种受宠若惊的荣誉。刚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席殊难以掩饰这种兴奋，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将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业领域倾斜。我们很容易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这样的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的商人的个案，刻意寻找改变的痕迹。但马立诚却并不那么看，事实上，他担忧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它如克林顿所说的人均收入4 000美元一样，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刘军宁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观察之后，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没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岳更乐于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为什么西方政治争论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的0.45的社会尤其如此。出身于农村的袁岳抱怨说，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7)

带有浓重口音的周鸿陵似乎并未被十几年来屡受挫折的乡村民主实验所影响。当记者与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谈时，这个外表质朴、拥有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向我们畅谈他的民主理想与公民社会：“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分别，也没有穷人的民主或是富人的民主的差异，在世界上没有第二种民主形式。”在周鸿凌用与他的外表与语言体系并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谈论“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周与他的支持者茅于轼的“天村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认这项备受海内外瞩目的试验，最终“标志意义大于实质影响”，尽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称村口的大嫂们如何支持民主选举。

令他备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为国家机构越来越接受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认，这种民主实验仍面临着它似乎无法克服的悖论：民主选举出的村长如何与上级委任的党委书记分配权力？而且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天村民主实验”多么像温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须得到当地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比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重要得多。

共同推动的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仍很复杂的争论，改革主要是要依靠体制内的主动变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贺卫方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贺卫方对于“大法官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贺卫方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乃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腐败、社会堕落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贺卫方一直为长期滞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亲和与尊严感的贺卫方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对于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而感到兴奋。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8)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20世纪80年代始兴起于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民主化公开化的问题，包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民主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三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评价道。

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于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的浪漫主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了政协主席，什么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馆，而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民主与个人主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贺卫方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发出新芽的传统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9)

于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于改革的经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出版了《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的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8226;圣吉、彼得&#8226;德鲁克与迈克&#8226;波特的著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于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近年来，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著作之一是该校的机关报纸《学习时报》主编的《落日辉煌》，探讨盛极一时的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为何最终衰落。“学员越来越年轻，思维也越来越开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教授目睹了这座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培训中心20多年来的变化，包括它越来越接近时代变化的课程设置。为他的话作注解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越来越年轻化与专业化，但王贵秀仍坚持，除此之外，党内的民主建设仍期待更大的动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6 600万成员的组织而言……变革或说改变，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1)

费孝通那一代

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这不仅帮助一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在学术世界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在整整42年之后，同样是这本薄薄的小书，帮助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像那一代很多杰出的人物一样，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20世纪中国的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之时，中国的知识青年也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彻底否定传统的方式，可以在言辞与情感的表达上获得快感，它能摧毁一个旧世界，却无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比起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那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一代开始更多地借助于西方世界更为系统的学科方法，来观察中国。借助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社会学，费孝通通过对一个小小的村落的研究，试图揭示中国广阔、沉默的农村世界的秘密。

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在1938年回国之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声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回忆起那段时光：“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2)

社会学试图解释个体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所有社会学家梦寐以求的题目。是全球市场与工业社会的兴起，造就了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而作为20世纪人类最壮观的实验场，中国是所有思想与学科最理想的主题。在被禁止这种探索整整30年之后，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传统。

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职务，还在一段时间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这一切中，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中国社会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正像他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社会学》系列札记，借助于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的描述，他似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像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你很难忘记那一幕场景，27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那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操着各种口味的英语发言，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我常对费孝通那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与智力冒险深感崇敬。他所留下的三项主要遗产，似乎已经失去了传人。首先，他坚持一点，理解一般问题时，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具体，但是在进入具体环节时，他又没有忘记具体环节与更广阔的整体环境间的联系；其次，知识精英如何与大众社会产生联系，他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知识既是用来改进现实社会，也是为了完善自我；最后一点是他们的道德勇气。我从不相信，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只沉迷于眼前利益，缺乏更为超越性的目标，缺乏在面对压力时对道德与智力原则的坚持，这个国家能够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

大学的幻像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3)

两种力量正越来越危以及到今日的中国大学。首先，大学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会的压力，这所精神的堡垒已逐渐变成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普通的机构；但另一种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气，它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对于大学的探讨从来都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争端。坚持她的纯净性，似乎就意味着不应理喻外界的变化，而响应社会的变迁，则往往就以丧失原则为代价。大学1 000年的历史表明，高高象牙塔从来就不可能完全抵御外界的影响，在中世纪她训练教士，在贵族社会进行绅士教育、当民族国家重要性突出时，她就开始训练公务员、而当商业社会兴起，她则建立了MBA教育……当然，这种变迁绝非意味着大学仅仅是社会的应声虫，在很多时刻，她是一位激进的变革者，滋养着叛逆的思想，但在更多时刻，是保守运动的中心，对已经出现的新事物视而不见，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截取相反的例证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质。但归根结底，在过去的1 000年中，没有比大学更富有连续性的机构了。2000年的柏林大学或许比1809年的柏林大学已有巨大的改变，但比起整个德国的变化，这种改变要微弱得多。

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改革的探讨，必须在一开始就要避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比起世俗社会乃至政府的压力，北大面临的更严峻的困境是其自身精神的衰落，是其知识生产能力的薄弱。北大人必须首先清除已习惯了多年的幻想。在105年的大部分时刻，她并非有她宣扬的那样杰出，甚至更为糟糕。她的全部创造性与精神遗产，来自于蔡元培短暂的十年。在20世纪30、40年代，真正创造大学辉煌的是清华。而50年代时，她是行政系统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调整使她在基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实力。在60、70年代，她的确重又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但这次激进却导向一个灾难性的方向。而在80年代，她似乎正在恢复原气，但是她的确并非是80年代空前活跃的中心，充其量她只是产生了几名迅速被遗忘的诗人。而在90年代，她又开始面临急速的滑落，在1993年时，她仍被《科学》杂志评选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但10年后，这个位置已迅速滑落，她在科学理论研究上的成果已迅速被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超过。在1998年百年校庆时，1978年以来整整两代北大人的全部精神遗产不过是一本《北大往事》，是的，这其中蕴涵了某种可爱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却是琐碎与意气消沉，以至于每一代大学生，都只能从蔡元培时代寻找光荣与梦想，并一再地把鲁迅这样的人物强制性拉入北大人的行列。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4)

把大学最重要的三项职能，北大在知识生产方面已经乏善可陈，而在这个传统断裂的社会，北大也几乎未起到保持传统的作用，在屈服于世俗诱惑时，她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别的大学缓慢。而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北大并未给我们价值日趋混乱的社会提供价值参照，她也未能培养出试图改变中国气质的新一代，北大精神逐渐演变成某种犬儒主义，她过分强调片面的批判或干脆是逃避，过去的两代北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无力参与、更无谈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向。

“十五岁时，我第一次见到芝加哥大学，不知何故，我就感觉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阿兰·布鲁姆这样形容他的母校。这本出版于1986年的相当严肃的著作，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年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因为布鲁姆对于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伟大传统日益消失的大学的批评，激起了人们的普遍性情感--在一个价值观念日渐混乱的年代，还有哪个机构能比大学更适合扮演社会评判中心的角色，她既应该抵制世俗的诱惑、保持伟大的传统，又应该鄙视社会保守力量、催生更多的新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多数人心目，只有北大可能提供芝加哥之于布鲁姆式的情感。但是，她却未能提供，她越来越缺乏亨利·纽曼所说“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的感染力。

自从蔡元培时代以来，北大精神一直处于走向封闭的状态。我们相信，比起外界的压力，北大更关键的问题，是学校内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体系。而改革必须从打破这种“自以为是”的幻像开始，鲁迅著名的溢美之词，只适合于20年代的北大。如果新一代北大人真的试图重新获得最初的辉煌，他们必须担负起这一代人必须肩负的使命，勇敢地迎接变革，而不是“白发宫女在，闲坐话玄宗”。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1)

我曾是个dot-commer

证券交易所低级职员查理&#8226;辛在连续打了59天电话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晋见迈克&#8226;道格拉斯--一位金融大玩家--的机会，虽然只有5分钟。我承认在奥立佛&#8226;斯通的电影《华尔街》中，我对所谓的“8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谎言与赤裸裸的无耻”视若无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没有后台、却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赢得荣誉、财富、美女（那可是金&#8226;贝辛格）……

第一次面对张朝阳时，我或多或少带有查理&#8226;辛式的复杂情感。1999年的5月，36岁的张朝阳的身份令人绚目：MIT的毕业生，新兴数字经济的中国版本创始人；他还会在长安街上溜冰，在舞池里疯狂，在镜头面前把脚放在桌子上，他出入杂志封面的频率与刘德华、周润发不相上下，他甚至还敢到岳麓书院讲演中国如何“跨越三百年的自卑”……媒体与读者共同将张朝阳描绘成全能明星，在个性张扬率性的同时，具有发扬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使命感。

作为一本缺乏名声的杂志（《计算机与生活》）兼职编辑的我，将那次采访变成了一次潜意识的进攻。我试图不断暗示被访者，你面前这位年轻的记者是未来中国的沃尔特&#8226;李普曼。你不过是创造了中国的雅虎，而他则试图建立《时代》、《纽约时报》那样的舆论中心，你仅仅是他漫长的评论名单中的一个角色罢了。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知道眼前这个家伙幸运地遭遇了一场浩大的运动。

从《连线》杂志上我了解到，硅谷充斥了富有冒险精神与表演能力的年轻人，他们一脸满不在乎地就开了公司，然后就上市，然后就至少变成了千万富翁。我还知道，美国人将之称作dot-com运动，充斥着60年代自由、浪漫精神的加州，正在因为这场新运动而愈发浪漫。一些评论家甚至开始将之比作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我们时代的世界中心。技术、资本、青春、荣耀在这场运动中闪闪发光。

当财富与荣耀伴随着青春时，伟大的戏剧登场了。就像我这位22岁的年轻人，我无法不热烈地猜想着，马克&#8226;安德森这个25岁的家伙如何在网景上市（1995年8月）的当月成为了亿万富瓮，就像清华、北大的小伙子们都被杨致远的奇迹挑逗得坐立不安。我承认我们惊羡于财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视线被令人吃惊地撕开了。

我们发现，生活除了循规蹈矩--乖乖毕业、找份好工作之外还有别的选择，我们不一定要熬到头发灰白才有自己的空间。身在中国的张朝阳比马克&#8226;安德森与杨致远更具有穿透力与感染性。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2)

1999年5月，我坐在光华长安大厦张朝阳的办公室，对面的被采访者向我讲解着他如何说服风险投资商，如何创办公司，以及入选《时代》全球数字精英50人的感受。我知道，空气里漂浮着一股挑逗与不安的气息，我希望5年后，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将比眼前这位36岁的老年轻人更富感染力与表演性，那时我也不过27岁。

1999年的夏天，北京的空气里充斥这种蠢蠢欲动的气息。我突然发现，我周围的同学都已经开始讨论休学创业的问题了，而在北大东门曾经拥挤了文学青年与艺术青年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时髦男女频率最高的谈话是“我做一个网站”。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名字变得如50年代的东风汽车、灯塔肥皂一样出名。人们说起pageview 、VC、CEO、天使投资、dot-com这样的名词，就像说油条、豆浆一样娴熟。

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偶然与张朝阳、一些媒体记者与搜狐员工坐在安定门柳荫公园的一个酒吧里，人人在新经济的乐观气氛中飘了起来。张朝阳开始将《北京青年报》比作《华盛顿邮报》，将《三联生活周刊》比作《时代》，而他则是斯蒂夫&#8226;凯斯……

我的朋友王锋终于还是忍耐不住，他决定投身这场运动。据说那时的中国上空到处飘荡着美元与港币，只要一份漂亮的商业计划书，就可以分一杯羹。1999年9月，我正在痛苦地回到大学里继续学业，王锋在电话里告诉我诱人的前景，我知道自己不是马克&#8226;安德森那样的技术天才，也不可能一夜暴富，但是，我不想错过这股潮流。那个月《时代》的一期封面故事是：GetRich.com。而中国的《财经》杂志则以“网络成金”为题，采访了中华网、找到啦等九家网站，通往纳斯达克之路上铺面了鲜花与金子，中华网利用中国概念上市当天股价即突破100美元。一贯冷静的王锋在电话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激动，他的意思是，从内容上看，我们随便做一个网站就会一鸣惊人。我们对于dot-com近乎没有概念，只知道做一些漂亮的页面出来，就可能赚上一笔钱，至于它如何赢利，没有人关心。那个电话让我激动不已，尽管我没指望有太多的钱，但如果因为偶然上市而获得去哈佛读书的钱，那该多么美妙。不管这些钱是否到手，我匆忙搬到了一套租金更贵的房间去住了，我还没有毕业，已经有人愿意花8 000块请我了。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3)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

1999年11月，这家50人左右的网络公司成立了。公司第一天开会的时候，没有人不激动。像所有dot-com公司一样，我们的CEO也是大谈期权（stock option）问题，她脸上的自信与笑容极富感染力，新公司努力传达出人人平等、自由宽松、共同创造财富这样的气氛。这是当时硅谷公司最流行的公司模式，从最高领导到前台小姐，我们亲如一家。

我坚信，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工作时光是在这家公司最初的三个月度过的。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在标榜创意与年轻的网络公司，纪律要求是不合理且过时的。不管是《财富》还是《快速公司》，都向我们描绘了dot-com公司美妙的工作新世界。把帐篷与床带进办公室，穿着短裤与拖鞋走来走去，冰箱里应该塞满零食，流行音乐同样应该被引进以刺激员工的神经……

于是，我就每天昂首阔步地在办公室里横行，把CD音量调到最大，以便全公司人都可以听到黑豹的《无地自容》，我公开嘲讽我们的CEO，因为dot-com公司人人平等……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我很自然地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公司，我甚至带有表演性地表现我的自由，两周以后，公司里所有的人都称我为“许公子”。新生公司内充满了混乱与迷惘，管理者缺乏管理经验，员工缺乏职业经验，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互联网到底意味着什么，dot-com公司的方向何在。我们在一团混乱中，热情高涨，迷惘地加着班、唱着歌。网站的发布时间，由1月推迟到2月再推迟到3月，最终4月6日那天，我们的网站开通了。

在此期间，dot-com的泡沫愈发美丽。北京的媒体记者们在各个网站的新闻发布会之间跑来跳去，“每日一站”的说法不胫而走。在中关村、在三里屯、在地铁中，dot-com公司的广告牌铺天盖地，类似“上我一次，终身难忘”的网站广告语成为一时笑料。

而MBA正在成打地归国。Chinaren的斯坦福组合，亿唐5位哈佛MBA的豪华组合，让人头晕目绚。其中一位MIT毕业生拿着《北京青年报》采访张朝阳的报道，去找到该报纸，询问他同样也是MIT毕业，也在做网站，为什么不报道他。关于哪家公司即将上市的猜测，充斥报章重要版面。而丁磊，这位网易年轻可爱富有的28岁创办人被《女友》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就连那些赖在互联网上无耻地聊天与留言的低级文学青年，都被称作网络文学作家、著名IT评论家。一家叫榕树下的网站甚至搞了网络原创文学大赛，以发掘类似台湾痞子蔡那样的水平低劣却大受欢迎的网络作家。Dot-com公司的创建者忙着与纳斯达克“第一次亲密接触”，网虫们则拼命用ICQ进行网恋以勾引到“轻舞飞扬”为己任，类似“网络小姐”这样的拙劣评选也令群众们激动不已。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4)

在美国，纳斯达克的股票指数上扬势头似乎没有尽头，亿万富翁在硅谷随处可见。只有15岁的美国在线吞并了有着77年历史，有着《时代》、《财富》、CNN这样品牌的时代华纳公司，斯蒂夫&#8226;凯斯笑得灿烂如花；雅虎的市值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好几倍，后者几乎控制着全世界最主要的报纸；杰夫&#8226;贝估斯1995年创造的亚马逊书店在1999年底，已经超过了全美最大的图书连锁店巴诺书店，杰夫本人则成为1999年《时代》的“年度人物”；一家叫theonion.com，以发布滑稽、虚假的笑料新闻为主业的网站，因为股票价格的狂涨，声称要收购舆论重镇《纽约时报》，而香港的李嘉诚的公子李泽楷则以Tom.com惊人的奇迹给父亲以惊喜……新经济正在创造童话般的奇迹，对于年轻人来说，世界如此美好，历史要重新洗牌了，就像当时美国电视台正在播放的《硅谷海盗》，年轻人将取代传统世界，成为新的主宰……

2000年4月10日的股市振荡，给中国的dot-com带来的影响是逐渐扩散的。在狂热达到颠峰之后，危险即将出现。在最初的蜜月期过后，网络公司标榜的自由平等开始褪色，我们这些dot-commer必须正视一个正规公司必然面临的管理与方向问题。风险投资突然变得不像那么容易了，但所有的dot-commer们都在安慰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耐心地等待反弹。无论如何，曾经的狂欢感没有了。一个月过后，关于网站即将大批死亡的流言开始出现了。几乎所有的dot-com公司都没有找到赢利方式，他们都清楚所谓的网络广告只是杯水车薪。那些资金有限的网站看来只能撑到破产那天，天使飞走了。甚至有一个传闻，某家网站在拿到一笔钱之后，不做任何市场开销，员工每月上班坐着，拿双份工资，这样支持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5月份，我在与最初的公司变得彼此无法容忍，而我又需要更多的空间时，来到艺龙（www.elong.com）。该家公司的两位负责人，显然也是dot-com浪潮中典型的创业者。唐越与张黎刚不过29岁，他们是在美国上大学时的室友，共同在麦当劳打工。前者在华尔街浸淫多年，对于资本市场的细节了如指掌，因为成功地完成mail.com并购e龙，而被媒体评为做坐拥5亿身价；而后者则于1998年辍学于哈佛，加入搜狐参与中国网络圈地运动。他们的亲和作风与美国背景很容易就打动了我。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5)

这家成立于1999年4月的公司，在一年内由4人膨胀到500人，在中国9个主要城市设有分公司，每月的花费是150万美元。公司内走动着大量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们同样热情但却并没有对应的创造性。但是，在参加了两次公司高级经理会议后，我开始意识到低效与缺乏规范是所有年轻公司的特性。尽管公司的领导人充满才情与坚韧，但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管理500人的公司，的确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在硅谷的自由作风蔓延了太久之后，最终这种自由与公司的发展是相抵触的。

2000年9月开始，dot-com的大幅度降温已经开始。我已经在网络公司浸泡了将近一年。9月时，这还依然算是时髦的职业。我每天早晨天一亮就钻进地铁，然后进入写字楼，看一天电脑屏幕，下班时，太阳已经没有了。我承认，自从9月起，一种沮丧情绪在网络公司内肆无忌惮地流行着，这种沮丧似乎是对一年前的热烈狂欢的报复。网易与搜狐公司的流血上市，让那些以纳斯达克为终极目标的dot-com公司有一种被遗弃感。赢利与烧钱率，成了“上市”之后的最重要口号，但是，如何去赢利，如何让自己活得更长，那些在一年前充满想像力的dot-commer们一下子灰暗了。

裁员，加剧或者终结了这种沮丧感。自10月以来，一些曾经牛气冲天的网络公司传出了裁员的消息。我们以为钱永远花不完的renren.com 、Tom.com、亿唐传出了这样的消息。在美国，雅虎、亚马逊这样的新经济偶像的当季度财务报表显得极不乐观，更糟糕的是传统IT公司如戴尔、英特尔的表现也不尽人意。Dot-com公司的高工资也开始被人怀疑了，那些被扫地出门的年轻的dot-commer们在欢乐了一年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值钱。Chinaren被搜狐并购后，一位被裁掉的、只会作拼贴功能的内容编辑求职时，开口要价是8 000元。当唐海松、张朝阳、唐越、陈逸舟这样的年纪稍长者体验了千万美元的诱惑时，那些刚从校园里出来的更年轻的dot-commer们则体验到高工资的快乐。而那些曾经沸沸扬扬的年轻的校园创业者，大部分都灰溜溜地回到了校园，他们没有让自己变成神话。

到了2001年1月，已经没有人反对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美国的dot-commer正在大批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新经济公司。在硅谷到处有旧电脑拍卖，记录了这里往日的热闹。我在2000年12月决定离开网络公司，混乱、无序与枯燥的生活开始令我无法忍受了。此时仍旧在报刊频频露面的张朝阳已经开始试图用公司的钱购买股票，但搜狐的价格还是徘徊在1美元以下。从美国到中国，曾经以dot-com后缀为时尚的公司，今天都以此为耻辱。

宴会结束了。飘扬在硅谷上空的“技术、财富、平等、青春”的旗帜，令纽约、巴黎、北京的青年同样热血沸腾的旗帜降落了；洋溢在dot-commer脸上对灿烂前程的极度渴望，参与历史进程的骄傲感消失了……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6)

作为这场运动临近尾声的参与者，我心怀莫大感激地回忆起这场运动。没人否认dot-com运动在商业上是失败的，就像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些dot-com公司CEO更象五四运动街头的讲演家，而不是试图赚钱的商人。但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衡量这场运动是愚蠢的，就像仅仅从政治角度衡量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来说，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有效的促进作用。美国青年或许从中看到了一夜致富的可能，看到创新能力的被尊重，但对于中国青年来说，它激发了我们一直压抑着的对于生命多元化选择的可能。不管是唐越还是唐海松，他们不仅从美国带回了美元，更带回了美国式的思维方式。那些刚刚从学校来到dot-com公司的年轻人，发现自己被尊重，发现他们的公司领导推崇想像力更甚于服从，或者干脆通过张朝阳夸张的行为意识到，把脚放在办公桌上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一次启蒙运动，由于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它的启蒙效果比仅仅的学院派的呐喊有效得多，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魅力。就像1999年的5月，我看到36岁的张朝阳，他让我感到生命可以富有戏剧化，可以充满激情，可以故作姿态，这一点也同样激发了无数中国青年。或者是闹剧式的休学创业，尽管它催生了一群蹩脚的青年创业者，但它的确在像更多的年轻人暗示，你可以暂时停下你令人恶心的功课，过一段时间别的生活。

我愿意相信，不管是张朝阳还是唐海松、唐越、张黎刚，他们是中国走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与美国的资本给更年轻的中国上了一课，有关梦想、激情、平等、自由、创新、全球化的一课，这一课是他们在美国浸淫多年才学会的。这些优良特质帮助那些更年轻的中国青年更早地学会了西方世界的基本游戏规则，激发了他们过早夭折的梦想的能力，也让更多的中国其他阶层认识这些特质的重要性。就像我的父母在看到那么张朝阳在电视上大大咧咧的模样后，再也不过问我的长发了；或者是中国大学的领导终于了解了西方大学的一个基本传统：休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无比坚信在这股dot-com风潮鼓舞下的中国年轻人中，会产生一批比张朝阳们更出色的人群。他们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记者、艺术家、作家或者大学校长，他们是在dot-com标榜的梦想与激情下成长的，却又不仅仅将自己放置于简单的高科技商业环境内。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7)

当然，我不会否认在任何一场运动中，大多数人永远是盲从与愚蠢的。就像所有人都误解dot-com仅仅是一种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算了，你们愿意误解就误解吧。对于更多的普通的中国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参加了这场可爱的狂欢，大把地花着别人的钱，然后为自己的青春无理由地喝彩。尽管，他们将来注定平庸，但至少他们拥有了可资回忆的东西。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

两个意兴盎然的历史细节适合于我们试图描述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美国卷入了一场铁路投资的热潮中，这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海盗式的个人主义时代，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贩子与无赖匆匆建造了两倍于实际需要的铁路，铁路的股票价格从迅速攀升到一落千丈。“1865年至1895年之间的这代人早已被抵押到了铁路上。对于这一点，最清楚的莫过于他们自己。”历史学家亨利&#8226;亚当斯后来评价道。第二个插曲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次谈话中，好奇的发问者逐一询问那些见证人在各自战争中做了什么，其中一位的回答平淡却极富震撼力：“我活了下来。”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里程碑。”张朝阳在2003年10月份为搜狐公司5年以来获得的第一次全面赢利而兴奋不已，尽管它在这个季度的净收益不过112 000美元，并匆匆地宣布要重估中国的网络时代，其自信神情仿若他在2000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断言“互联网是永不破灭的泡沫”。与此同时，网易与新浪似乎也终于挺过了它们在过去两年中各自面临的风雨飘摇，它们竟然赚到钱了。而坐落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的马云再度召开了“第三届西湖论剑大会”，该公司的PR经理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我们（举办的活动）的影响非常大。”

可是，在一场风暴过后，谁还会去真正关心这些幸存者，人们的眼神早已转移到照耀过来的阳光，媒体与公众从不掩饰自己的势利眼，它们只喜欢“新新事物”。即使伟大如丘吉尔，他带领英国人走出困境，但选民还是抛弃了他，人们需要新生活，而并非一位战时首相。我不否认，这是一次仓促的评选，这次专题的参与人都具有某种dot-com情结。在我们的青春岁月中，那些dot-com创办者代表着光荣与景仰。我们试图大胆而武断地将1997~2002年称作“dot-com时代”， 它不同于“互联网时代”，前者的主角是在这场技术革命中迅速获得声名与财富的英雄（或暴发户）们，而后者则意味着一场更缓慢与深刻的变革，前者是后者表面上最绚烂的泡沫。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8)

15是个随机的数字，我们当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人选，其中包括一些不知名却作用关键的人，而入选的一些人或许也有凑数之嫌。我们甚至很难为“幸存者”下定义，标准是他们经营的公司营业额，还是他们的个人声誉与资产缩水得比较小？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习惯，煞有介事地归纳出他们幸存的15个理由？没有比这种努力更荒唐的举动，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管理学大师与管理学书籍都是顺风草，他们归纳的一切成功之道在危机面前都不堪一击，况且现实是如此复杂，Ａ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Ｂ也能做到。而他们的转型似乎也缺乏更多的意义，无非裁减了员工，降低了成本，广告收入增加，或干脆如ｅ龙公司一样，它已是一家旅游公司，网络业务成了鸡肋，对于新业务而言，电话比鼠标更起作用。或者并未进入评选视野的唐海松，他创办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而最初融来的几千万美元据说仍锁在保险柜，等待一点点被消耗。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目的并非在于探讨他们未来可能怎样，而是他们曾在过去5年中的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置放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内，他们具有何种意义？

互联网革命仍在继续，最近的数字统计表明中国已拥有约5 000万的网民，而这个数字在1997年是62万。5年中，它增长了48倍，这个数字对于中国社会更深远的影响，并非在于商业领域（至少在个人消费指数上，他们不值一提），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商业模式也未造成足够的冲击，PC业巨子柳传志进入网络业也仅仅留下了遗憾，这些幸存下来的dot-com公司，仍像薄薄一层皮一样附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上。但是，如果将眼光放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上，互联网的影响则超出了最初所有人的想像。谁能想到陈彤在1997年开始的四通利方体育论坛日后会变成一支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dot-com公司更加放松的工作方式会迅速传染到北京、上海、广州几乎所有的公司；ICQ与QQ和短信、E-mail一样对于新一代中国青年的心理产生了仍无法估计的深刻影响……所有人都在感慨“这世界变化快”，但如果你沉静下来，过去5年中，你感受的生活节奏比以往都要快，知识与情感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在迅速更迭，它就像网络世界流行的“一夜情”一样转瞬即逝……没有人能否认，网络在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或许是最重要的助推器。而这一切加速度，都是在帮助瓦解一些陈旧的价值观--迟缓的、官僚作风的、生硬的、乏味的，当然，这种加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的混乱感。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9)

也就是说，网络其最初的倡导者dot-com公司，充当了中国社会极度缺乏的活跃因子。在过去20年中的商业领域，私营企业是主要的改革推动力，但在20世纪最后几年，dot-com公司则前所未有地、突然间地打开了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眼界，使他们更真切地目睹了整个商业世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尽管按照纯粹的商业统计数字衡量，张朝阳、丁磊们的公司可能仍比不上温州的一位不知名的打火机制造商的资产。

“利用我们的（宽带）技术，启蒙将像水龙头中的水一样流出来，它将带来整个国家的启蒙。”田溯宁对美国记者大卫&#8226;谢夫（David Sheff）讲道。《连线》杂志的特约记者大卫&#8226;谢夫于2002年5月出版的《中国的黎明》一书，为我们理解在dot-com时代的明星人物提供了某种有益的提示。这群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利用世界最领先、时髦的技术与国际资本，对中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尽管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对此懵懂无知，或干脆就是投机分子或是贩子。中国从未像1997~2002年间，如此热烈地对世界潮流做出反应，追随它并克隆它，尽管他们的创造性相形见绌。他们无意之中加快了中国社会的行进步伐，更加迅速地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结构。

互联网对于中国更深刻的影响尚未展开。即使在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一位重要的网络思想家大卫&#8226;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也在宣称，人们仍未意识到互联网的真正价值，它成为了金钱与巨大的名声的受害者。人们本能地将互联网与dot-com百万富翁、IPO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互联网的真正作用在于它鼓励了人们间的交流，正像温伯格所说：“互联网鼓励了人们在大众媒体时代不可能进行的交流。”他甚至不无夸张地宣布，互联网是对人性的再一次颠覆，我们重又开始体验交流的乐趣、智慧的分享，它拒绝了工业时代的极度功利化倾向。大卫&#8226;温伯格过分强烈的网络预言家的色彩损害了他的思想可信度。但对于中国而言，互联网无疑可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过度轻信技术对社会与思维的改变是错误的，但对处于传统断裂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我得承认，互联网在过去5年中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所有人估计的都大。

显然，我已经过度地脱离了主题。让我们回到我们试图记住与评论的dot-com英雄吧。像所有昙花一现的明星一样，他们肯定在某些方面天赋异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一股无法言说的潮流（中国人对于财富、技术、全球化与绽放的青春的饥渴感）一下子推到历史的前沿，连他们自己都吃惊于迅速获得的一切。这时候，真的考验到来了，你是继续纵容自己沉浸在天旋地转中，还是清醒地意识到现实而将获得的一切转化成真正的建树（就像斯蒂夫&#8226;凯斯的作为，不管怎样，他造就了一家超出人们掌控的庞然大物）。我们尊敬那些在退潮后依旧孜孜不倦的耕耘者，他们努力使自己活了下来。但是，他们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是，那些成就他们的社会风尚已经抛弃了他们，即使他们继续赢利，只要没到达一个巨大的利润数字，他们就不会再引起公众的兴趣。当然，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仍是最大的幸运者，如果不是那股风潮，他们或许要奋斗一生才能勉强获得退潮后现在的地位。

但是，身处从来都追逐时代风尚的媒体，我不得不充满忧伤地对这些幸存者说，是的，你们活了下来，但是，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等待一场全新的戏剧。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

苍白的商业领袖

脆弱的全球雄心

“我们可能创造新的标准。”在大多数时刻，田溯宁总是雄心勃勃，他相信中国的宽带用户超过1 000万时，中国将可能变成世界通信市场的主导者之一。美国智囊机构的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调查响应了刚刚上任的亚洲网通董事长的热情，它的分析表明，中国有可能在亚洲的电信市场超过日本而成为行业标准制定者，它甚至用了这样动情的描述，中国有机会填补亚洲信息业的真空。

在田溯宁的坐标中，伟大的企业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他无比着迷于时代、伟人与雄心的单纯故事。在网通公司的一份内部讲话中，他还提到新一代中国企业正在扩张的力量，其中包括他那位过分沉稳的朋友杨元庆，杨元庆使联想集团成为亚洲最重要的PC制造商，而他最近最热衷于思考的问题是国际化，在联想变换标识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称在3~5年内要使海外市场的收入比例提高到25%~30%。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际化成为中国商业世界最热衷的话题，对于本土化议题热情相对减弱，暗示了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信心。就像TCL的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喜欢的思维方式，既然韩国的三星与LG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TCL为什么不能把手机与电视卖到越南与俄罗斯去。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商业世界，他们缺乏同行者。尽管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对商业的盲目崇拜，但商业却从来缺乏其真正的意义与使命，它仅仅被理解为财富积累的数字。对中国最闪亮的企业明星而言，他们或许在热情地谈论全球化，却很少思考公司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几年前的dot-com不无相似--人人相信它是一股不应错过的潮流。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大多数时刻，与中国杰出企业家的谈话是乏味的，他们缺乏与那些已获得的荣耀相匹配的智慧与雄心，当视野离开自己的公司转向更广阔的行业背景（更不用说社会背景）时，他们的思考更显苍白。

尽管对于商业根本意义的探讨至今仍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满足了人们冒险的欲望。经济学家特比特甚至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视作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当那些雄心勃勃的探险家与国际贸易贩子变成了办公间循规蹈矩的文员时，资本主义的覆灭之日就已到来。而另一点对于近代商业成长同样至关重要，即它需要相应的智力源头。经济史学家相信，工业革命的智力起源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建立科学的倾向”与理性原则，塑造了近代经济世界的雏形。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期时，你会很容易发现，它的智力源头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未来学研究，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是今日美国商业世界的最好的预言。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2)

张维迎，中国最重要的企业理论研究者在2002年参加亚洲企业家年会时不无忧伤地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是所有参会人谈论的焦点，却没有中国企业家入选亚洲最佳企业家。这个简单的插曲，暗示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国企业却并未起飞。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军发现，印度维持了中国一半的经济增长，但它最大的私人企业Tata Group的销售额在1995年就达到了72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希望集团在1999年的销售额不过6亿美元。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中国自己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持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

在某种意义，与其说中国企业家创造了历史，不如说他们被一股更大的历史潮流推向了舞台中央，与其说他们独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如说他们在整体迅速增加的财富中侥幸地分到了更多的一部分。在繁荣年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的表演者，但只有危机时刻才能真正检验一个领导人。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掩盖了中国商业世界的种种不足，包括商业精神中至关重要的冒险精神与创新意识，我们更缺乏培育这种精神与意识的智力源头，尽管商业常常是行动的意识，但思想却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伟大的商业领袖尽管并不需要是哲学家或是思想家，甚至不需要读过什么书，但他却往往拥有预言家式的直觉，就像亨利&#8226;福特深深意识到美国式的人人平等精神的重要性--为此他要为所有人生产T型车，而这一点就是智力源头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当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一个世界性的舞台竞争时，一切弱点就会暴露得更加鲜明，那些令中国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很多方法将会失效。这时候，你就需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雄心，这种雄心往往来自于天性中对荣耀与冒险的偏爱，他渴望使世界变得不同，他相信自己能为这世界增加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所幸的是，当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时，所有国家的杰出成果都可以变成中国企业家的智力源头，但就最终而言，它仍需要本国的智力储备的发展。

凡雄心勃勃总是令人陶醉，但对于中国新一代商业领袖而言，他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成功背后的某种偶然因素。当全球性的竞争来到眼前，当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恶化，他们的考验才会真正到来，他们在心理与智力上的准备仍过分不足，他们对于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真正的荣耀、权力与冒险，还没有完全学会欣赏。

大师，还是巫医

“我对此持有矛盾的情感。”杰弗里&#8226;雷伯特，一位号称写作了电子商务圣经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在2002年5月对我表达了他对管理大师（Management Guru）这一名词的看法，因为这个名称下隐藏了太多的江湖骗子。在一个月后与约翰&#8226;科特的见面中，这位世界最权威的领导力专家甚至对这个头衔避而不谈，在他心目中，只有商业思想家，而没有什么所谓的Guru，只不过比起已经历经千年的哲学或是几百年的化学与物理学，商业思想的历史仍过于短暂，但这并不意味它无法发展与前者匹配的思维深度。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3)

在过去的三年中，管理学成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学科。彼得&#8226;德鲁克，汤姆&#8226;彼得斯，迈克&#8226;波特，在中国社会赢得了摇滚明星一样的声誉，他们的著作在街头的报摊与学术性书店内都随处可见。美国的商业书籍出版业是在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的带动下繁荣的，而形形色色的大师们（他们大多数都拥有名校商学院教授的头衔）则造就了中国的商业书籍的繁荣。

“核心竞争力”、“知识社会”、“价值链”、“组织再造”这样的名词不仅挂在那些新兴的商业阶层的口中，他同样也是为各行业的精英人士所熟悉。在中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培训机构中央党校的书店里，仅挨着马列主义名著的是彼得&#8226;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要将6 600万成员的党组织发展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正如50年前在美国备受冷落的爱德华&#8226;戴明在日本找到归宿一样。那些在9&#8226;11与安然事件引发的商业危机中束手无策，并与明星CEO一样大幅缩水的管理大师们（其中有些是更早过去的），在中国寻找到荣誉与尊敬。

三个主要原因造就了眼前的现象。首先，时代的风尚已经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哲学家、小说家与诗人站在舞台中央，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老大哥或是60年代的解放军一样。而90年代则是商人的时代，社会的能量被转移到制造财富的领域。于是德鲁克、彼得&#8226;圣吉们取代了萨特与尼采，他们要肩负起给新崛起的商业社会赋予意义的责任。

其次，对管理大师缺乏鉴别力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商业阶层对商业的技能饥渴与巨大的焦虑感。当他们发现国际潮流越来越不可阻挡，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他们自身又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时，他们本能地借助一些显而易见的符号，就像中国企业家如此热衷于为最新的管理书籍作序（这一点在今日的台湾社会仍然盛行）。

这种焦虑感很快传染给整个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价值观的混乱。一个旧传统已经日渐死亡，那些陈旧的知识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与国际化的社会，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于是，管理学知识与互联网技术，成为人们理解中的新社会代表的意识形态。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4)

但在这些表面的变化之下，一些根本的特质仍未改变。在80年代我们阅读《河觞》，相信文化决定一切，蓝色文明代表未来，90年代我们阅读《连线》杂志与《管理学大全》，相信技术与管理能够决定一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将这种思维方式推到100年前，那时候，我们相信革命能够解决一切，接下来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各种决定论，造就了思维的单一化，和整个社会心理的盲从性。

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两位《经济学人》的记者约翰&#8226;迈克莱维特与阿德里安&#8226;伍德里奇将管理学大师称作“巫医”。知道为什么雷伯特与科特都不喜欢Management Guru这个头衔了吗？他们的新思想的确值得我们多人理解，他们正在为商业社会寻找更好的游戏手段，但是，如果你误以为他们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都将“改写规则”，或是“帮助你重新理解世界”，那么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巫医”了。

除了杰克&#8226;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领袖？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8226;泰德罗在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生为领袖，而非后天造就；他们创造哈佛商学院案例，而非学习案例。当然，你不用过于悲伤，因为在泰德罗教授心目中，惟有亨利&#8226;福特、托马斯&#8226;沃森、安德鲁&#8226;卡内基之流才称得上伟大，因为他们塑造了现代商业的模式。至于在过去20年里风行一时的杰克&#8226;韦尔奇，泰德罗显然认定他尚未有资格获得历史地位。

这或多或少会让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们略感不安。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于2002年初进行的嘉宾问卷调查中，26位嘉宾在“正在读的书”一栏中填上了《杰克&#8226;韦尔奇自传》，他们中既有老牌的刘永行、柳传志，也有新生代的王树彤卓越用前CED、于干（新华在线）。

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官员外，企业家是《对话》栏目几近不变的嘉宾。当然，出于对新闻事件与个人魅力的强调，这份名单不可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工商界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它不得不遗漏一些同样举足轻重的企业的负责人（包括中国石化、宝钢等），另一方面它又过于钟情dot-commer（不厌其烦地就新浪、8848、搜狐这样缺乏实质影响力的公司进行讨论）。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份调查依旧是中国范围内最好的调查之一，因为《对话》栏目至少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今日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他们或许缺乏创造力地不断谈及柳传志、王石、吴士宏、张朝阳乃至张继升，但在依旧十分贫瘠的中国商业领域内，他们的确是惟一听得到的声音。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5)

在从未有过企业家传统的中国，柳传志、刘永行至多能将自己的传统上延至胡雪岩。我们或许有过徽商与山西的银票，却从没见过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我们的近代企业机制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向外人学来的，这些企业主就是作家茅盾笔下的“民族资本家”，法国汉学家白吉乐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很快被抗日战争与内战所终结。紧接着，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值得唾弃的群体之一（甚至不如知识分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机倒把”依旧是一项罪名，但是企业理论开创者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J&#8226;B&#8226;萨伊对企业家的定义即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没人能预料到90年代后期的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商业行为奇迹般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过于突然，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暴发户式的铜臭味），企业家被赋予了他们自己尚无法驾驭的声誉与意义。在政治与文化这两条线索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家所进行的商业活动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你可以理解一位叫吴士宏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何突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或是倪润峰在彩电降价上缺乏想像力的举措如何一次次地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

传统与创新、全球化与民族情感，这两类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相当部分的力量转嫁到了中国企业家的身上（这两类冲突在中国又尤其强烈）。他们一方面要在一片荒原上创造出自己的商业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进行尝试，政策上的限制与这个社会对于失败的鄙视都令他们的探索谨小慎微。从进入股票市场到对产权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成果与挫折表露业中国改革进程的加速与放缓；他们刚刚准备从外部世界寻找经验，却发现这些叫IBM、惠普与杰克&#8226;韦尔奇的老师们迅速加入了竞争者的队伍，况且那些拯救克莱斯勒、缔造松下的经验似乎也不那么适合“挽救巨人”……同样的，这些最初由于勇敢或侥幸而成功的企业家，并未全部因为财富的增长或是地位的提高而获得相应的能力，很多人依旧被自己天然的缺陷所左右--眼光狭隘、农民作风、任人唯亲、不求上进、缺乏诚信。90年代中国商业界上演的闹剧，从点子大王到牟其中再到三株口服液的兴衰，与欧&#8226;亨利笔下的20世纪初的美国闹剧世界异常相似。但是，没人否认一些更为严肃的商业精神正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那些成熟国家的商业经验正在被迅速接受。一本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在1996年时依旧备受冷落，但到2002年初却已备受关注，它倾心的群体已经以相当整齐的阵容不仅凸显于中国社会，更成为中心话题。

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还原成了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由中国企业家群体领衔主演、对抗或拥抱跨国公司的进攻与诱惑的一出正剧，泪水与欢笑交织，结局可能还算美妙。2002年很容易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元年”，它标志着至少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它至少可以先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家要在与老师们的竞争中学习与成长（你会在《对话》节目中看到，中国的CEO们多么渴望与伊梅尔特这样的世界级CEO交流）。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6)

所以，《对话》栏目这份调查结果，多少暗示出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它以商业为例，却远远超越了商业范畴。对于历史感深重的中国人来说，未来10年的发展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商业的崛起 社会的发展

大约在75年前，哲学家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伟大的社会是商人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财富》杂志的创办人亨利&#8226;卢斯将这种使命感推向极致，他认为商业即是“社会的核心”，使商业行为保证了对自由市场的严格要求，从而确认了自由社会的基础。但一直到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企业才真正赢得美国社会的尊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铁路公司为标志的大型公司开始建立，但伴随它的是公众间流行的强烈的不信任感。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同时展开，从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报系之争到黑幕揭发运动，我们看得出这种转型过程中蕴涵的喧闹与丑陋。从纽约到芝加哥到洛杉矶，人们迫不及待地冲进城市，却发现这里肮脏、混乱、道德沦丧，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屠宰业、钢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当空气中蔓延着不满时，刚刚发展起来的、不被外人理解的超大型企业就变成了发泄对象，政府与公众都不明白为什么洛克菲勒、J&#8226;P&#8226;摩根怎样会有这么多钱。对于标准石油公司的肢解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反商业潮流的盛极而衰。而美国的企业在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探索之后，建立了以亨利&#8226;福特、托马斯&#8226;爱迪生、安德鲁&#8226;卡内基、J&#8226;P&#8226;摩根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王国，他们以自己天才的想像力在完全缺乏规则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缔造了现代美国商业。

怎样高估这些巨头对美国的贡献（与危害）都不为过。尽管商业传统从13世纪的威尼斯就已出现萌芽，在英国、德国、法国同样出现过商业帝国的建造者，但商业行为在欧洲社会中始终处于贵族阶层的压力之下，它从未真正获得自己的尊严。只有在宗教精神淡漠、民主意识浓厚的美国，商业才最终获得了压倒性的地位，它甚至将文化、艺术乃至政治包含其中（同时对这些领域造成极大的侮辱）。美国联邦政府正是在与大型公司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今天的巨型政府的；是J&#8226;P&#8226;摩根挽救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就是联邦政府接受了这次教训于1913年成立的；亨利&#8226;福特不仅仅制造了那些T型车，他同样因为给出5美元的日薪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它更是自由、随心所欲的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企业家不仅是赚钱机器，他更是伟大的梦想者与发明者，当然他们也常常犯下致命的错误，今天的美国依旧活在过于浓重的商业气氛的压抑中。

倘若是公司精神缔造了现代美国传统，中国在等待何种改变？中国企业家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一个刚刚决定放下一部分权力、无所不包的大政府，他们的一部分群体甚至还不能决定自己一手创造的企业是否真的属于自己。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7)

他们面前有很多榜样，美国模式、德国制造或是日本与韩国方法。他们与最后一类有些接近，日本与韩国的企业领袖们都仅仅利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奇迹。在一片废墟之上，他们建立了三星、现代、索尼帝国，他们也经历着东方传统的断裂与西方势力的介入。但是他们的弊端在成功之后也暴露无遗，政府对公司行为的过度介入，造就了庞大的企业帝国，也造就了裙带关系背后的腐败。况且日本与韩国疯狂的工作精神背后缺乏真正的信念，他们确实按照设想像西方一样富有，却发现物质富足并非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的商业意识锻造了各自国家性格的基础，而战后日本与韩国大企业的终身制与偏执狂式的工作习惯则塑造了今日的东亚性格。不管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意识到，作为今日中国社会最富表现力的部分，他们正在帮助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家性格，这在一直以意识形态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尽管存在诸多偏差，我们还是可能从《对话》栏目这份不够精确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家身上令人欣喜与失望的表现，这种表现折射出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某种形态，作为致力于推动健康的现代化进程的媒体，《经济观察报》希望对其进行富有理性与建设性的分析。就像乔治&#8226;索罗斯不断强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具有“反射性”的特质，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自己对待环境的态度，并依据这种不断改善的理念行事，最终我们有可能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现实世界。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企业家”这个词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审美疲劳。2004年6月，我站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沙漠内一个名叫月亮湖的绿洲中。在那个造价超过1亿元的度假村中，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努力向当地政府与在场的媒体表明，他们将致力于改善该地区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倾向，他们成立了一家SEE生态协会，并捐助了超过400万元的基金。

那真是一个有趣的场面。与会者是今日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群体，在一个过分推崇物质力量的社会，企业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与英雄，而他们所谈论的则是最时髦的话题--环境保护。在我们的时代，环境问题已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没人敢对它提出任何轻微的质疑。这种结合最终使这一场面变成了一桩大肆张扬的“环保事件”，变成了又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典案例。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8)

但自始至终，我被一种轻浮感包围着。我对于他们绝无成见，其中的一些人是我相当好的朋友，我也相信他们是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相当诚实，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于环保所知甚少。

是什么原因令我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本能性的抵触情绪？他们被谈论得过多了。这个群体被赋予了他们不该有的意义，杰出的商业作家吴晓波在他最近的新书《被夸大的使命》中说：“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的确，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潮流，在多年的物质匮乏之后，中国人对于财富产生了罕见的饥渴感，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充满羡慕与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大学生、娱乐明星之后，企业家成为了新的风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认，张朝阳、王石们在90年代末期拥有的影响力，与朦胧诗人在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类似。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竞争被粗暴地解释为企业的竞争，而企业家则成为这一新的战场的领导性人物。他们还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味道，他们被视作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新生力量。

正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被过度诠释之感。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特比特天才性地将企业家视作经济发展之源，他们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英雄，他们精明、雄心勃勃、无所畏惧、有远见。但简单地将这种描述平移到中国语境内却行不通。在这个只拥有20年商业传统的社会中，他们被突然推到了前台。一直以来他们为自己的生存疲于奔命，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充满机遇，如果运气得当，或是胆量足够大，他们会获得超出自己意料的成功。但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之处，他们尚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哲学，更没有传统可以承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社会事物进行发言。如果你试着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言语乏味，见识平常。对于这一点，张朝阳相当诚实地说：“我刚刚摆脱生存的压力，或许再过上几年，我才会思考更长远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供职于这家商业报纸。我已经受够了在每一次论坛上都见到的那些熟悉的面孔，他们的思考与谈话能力很少给人以新意，我也受够了我的同行们对于企业家们事无巨细的报道，拼命地为他们的行为寻找更深的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够引导与表明这种变化的绝非是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是知识分子与实业家的结合体，他们拥有前者的思维与后者的实践能力。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8226;兰德的说法是：“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9)

这听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感慨吗？或许是的，但我想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意思。让我们跳出那个故步自封的小圈子，将触角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真的试图承担熊比特所描述的使命，他们决不能只谈论自己，我们也决不能只谈论他们。他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成功的偶然性，而我们则要祛除那深入骨髓的轻浮的时髦心态。

转变中的富人角色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J&#8226;D&#8226;洛克菲勒曾对前来拜访的亨利&#8226;福特告别说：“再见，咱们到天堂里再会。”福特回答说：“您如果能进天堂，准会再见到我的。”当洛克菲勒在1937年逝世时，这个98岁的老人终于彻底摆脱了困扰他大半生的指责--冷酷、贪婪、无法无天的“强盗资本家”。在20世纪初他仍被视作残忍的托拉斯大王，而现在，当初攻击他的报纸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一位曾质询过他的检查官赞扬他是除了罗斯福总统外，美国最伟大的公民。《圣经》说让富人进天堂，像让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充满难度，洛克菲勒与亨利&#8226;福特还是顽强地让骆驼穿过了针眼。

这个例证能给今天的中国富人们提供某种安慰吗？在刚刚过去的半年中，这个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兴旺起来的群体饱经折磨。他们拼命地规避《福布斯》这样的机构对于自己财产的计算或是推测，因为，“致富光荣”这样的口号有着历史更为久远的对应物“枪打出头鸟”。他们中间的三位著名人物遭受着各自的磨难，刘晓庆在狱中，杨斌被扣押，而仰融则逃避着种种指控而滞留于洛杉矶。对于他们的指控每一样都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都逃了税并进行了违规的操作，官员与民众都相信他们是国家财政收入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那些并未呈现明显问题的富人，也面临着种种名誉不佳的嘲笑，就像黄巧灵对《时代》的愤怒。这份杂志将之描绘成一个建造了自己的白宫的典型的暴发户，但黄巧灵的抗议与《时代》充满偏见的误读并未能抵消公众对这些富人的流行评价，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并通过骄奢淫逸的方式来展现财富。

但就像美国政府在1910年对标准石油公司行使的反托拉斯法一样，中国政府对于富人的查税等一系列举动也远远超出了商业上的意义，它们都反应了转折时期商业与政治的尴尬关系。在新规范尚未确立之前，它们都在紧张地摸索着自己的正当角色。而富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则证明，我们的时代已陷入多么严重的价值混乱的境地。尽管美国的富人在20世纪初与中国富人在今天的遭遇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问题的解决方式却仍值得借鉴。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0)

据说J&#8226;P&#8226;摩根的游艇上悬挂着三面旗，依次为英国国旗、摩根银行的旗帜、美国国旗。就像政治评论家菲利浦&#8226;凯文在2002年出版的《财富与民主》一书中指出的，19世纪末的富人力量使政府相形见绌，当1907年金融危机到来时，是摩根而非政府挽救了美国。在1861年至1901年间的商业热潮中，美国最富人口的财产增加了10至20倍。而深刻的经济危机在1893年席卷美国时，政府与公众将罪过归于巨富身上。尽管其中充满了不公的情绪发泄，但凯文相信，西奥多&#8226;罗斯福与伍德罗&#8226;威尔逊政府的反托拉斯、建立美联储（1913年）等诸多努力，是为了重新平衡政府与富人之间关系，后者正逐渐变成这块标榜平等与民主的土地上的贵族甚至寡头，从而危害到民主本身。而西奥多&#8226;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同样是对准了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大发其财的商业巨子们，新政建立了现代美国的雏形，它所塑造的大政府开始不再在巨商面前显得无力。

在回顾20年的中国改革时，你面临与上面例证截然相反的线索。中国的富人面临着一个庞大、并占有几乎所有资源的政府体制，在体制之下，所有人因过分贫困而惊人地平等。如同所有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富人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他们中的第一种因占有政府资源，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将这种共有资源转化成个人的财富，观察者相信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转型期中更为普遍；而第二种，则的确是那些更为勇敢（或在既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探险者，他们通过头脑与汗水获得财富，而这种行动同时也不断政府的边界推向其正常的位置。著名国际经济战略家丹尼尔&#8226;耶金称整个20世纪是政府与市场争夺“制高点”的过程，而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开始了政府逐渐对市场让出部分权力的旅程，而中国的第二类富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力量，他们不断试探着政府的反应，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出更大的空间。狄更斯在19世纪中叶感慨工业文明摧毁了伦敦穷人的生活，但仅仅几十年后，人们就发现，英国整体的生活水准、卫生习惯都有了明显的飞跃，他们渡过了那个可怕的原始期。在很多时刻，新生命的阵痛与随之而来的混乱场面是很难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痛苦与混乱之中，你如何清醒地面对现实，用更可行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经济学家胡祖六以俄罗斯的转型为例，尽管90年代的私有化进程因过度混乱被普遍称作“黑手党资本主义“，但这种激进变革的确解决了产权问题，它将深刻地作用于未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1)

而对于中国的富人的问题上，毋庸置疑，在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卑鄙与肮脏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与智慧一样重要，他们引发的公众情绪也正因为他们手段的不正当。而他们在一个灰色地带上建立起的王国，则侵蚀了政府的绝对权力。像每一代最初的创业者一样，他们身上充满了野蛮的不合规范却生机勃勃的色彩。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既然政府没有给我任何帮助，那么我所创造的一切也应该属于自己。而且他们仍为一个最基本问题而踌躇，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吗？当这个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时，他们很难让自己完成由一个野蛮的创业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阶层过渡的过程。对于这种困境，《经济观察报》一篇社论的题目一针见血--“收他们的税，保护他们的财产“。所以，政府与公众都要作出这样的现实选择。不管富人的发家史多么令人愤怒，我们都必须勇敢地承认他们财产的合法性。当然，这一行动，必须建立在对应的法治基础之上。而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将目标更加具体化与公正化，而避免变成一种泛政治化的行动。而对于公众而言，不管这些富人制造了多么强烈的不平等现象，我们都必须承认，他们其中的一些的确值得尊敬。就像20世纪初的美国公众也要承认，洛克菲勒的财产决不仅仅来源于强取豪夺，它更来自于他的不熄的工作热情与经营之道。而在中国的语境下，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今天的私人企业已创造了GDP一半以上的财富，或大或小的富人们提供了1.3亿的就业机会。他们无意中参与创造了日渐自由的市民空间，对利润的追逐，则使他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当然对于富人自身而言，当他们不断被攻击为浅薄与挥霍或是不遵循游戏规则时，洛克菲勒仍是一个学习的楷模，他用他的财富创造了慈善事业，他的儿子则继续树立为公众服务的鲜明形象，同样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石油公司，在过去的100年一直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比起这样的伟大人物，今日的中国富人，仍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

转型年代的商业精神

热衷于排名是美国人的性格。从电影、音乐、文学到体育，各种Top Ten充斥着美国人的日常娱乐生活。正像托克维尔所说，因为没有贵族传统，他们对自己缺乏自信，故热切地渴 望别人的赞美与承认。这种热潮在20世纪90年代又全面入侵了商业世界。《财富》在1955年第一次推出500强的排名时，对权力的崇拜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但在《福布斯》制造400富人榜时，娱乐因素就站到了前台。将商业娱乐化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行其道，《财富》杂志前任主编约翰&#8226;休伊最重要的编辑原则即是，商业应该像体育运动一样性感。

美国的商业模式在过去两年中已遭到了众多的质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8226;凯在《市场的真相》一书中甚至说，曾经作为多数经济思想和决策基础的美国模式不仅已失去了吸引力，而且是不正确的。

或许，里根与撒切尔的确错了，世界其他国家也逐渐发现，美国模式是如此难以复制。但尴尬的现实是，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能提供榜样的作用。美国商业模式被丑闻困扰，但其管理模式，尤其是商业文化，仍在世界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追随者。当然，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排名。比如《经济观察报》“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活动，它是明显的美国商业文化的受益者（或受害者）。

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商业领域，我们行动的主要原则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别人已经做了什么。像刚刚脱离欧洲的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在过去的150年里惊人地缺乏自信。即使在“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样的陶醉的滋养下，北大的学生还是称自己的母校是“中国的哈佛”，一位雄心壮志的年轻企业家会说自己要成为“中国的比尔&#8226;盖茨”……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2)

即使是这场评选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敢说它所呈现的结果是全然的公正与客观。这项活动迅速赢得的声誉与它仍显幼稚的理论基础，已经引来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正确无疑：它的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上，不管是《经济观察报》还是北京大学企业案例中心，都无法作出清晰合理的解释。没人能给“最受尊敬”作出令人信服的定义，它不意味着“最大”、“增长最快”，或是“公益事业投入最多”、“品牌价值最高”、“工作环境最舒适”、“最富远见”……它过分宽阔与含混的定义，使得为之设置的种种量化指标都不那么经得住推敲。科学史学家托马斯&#8226;库恩发现，人类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是由于科学家毫无偏见地观察世界、收集材料，然后推理出结论，而是科学家先拥有某种确定的观念，然后收集合适的素材证明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在哥白尼头脑中，首先是一种“地球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星球”的强烈召唤，然后他才创造了“日心说”。同样的，这项“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不是因为中国的确已经产生了这么多值得尊敬的企业，而是我们的思维早已潜移默化地被各种排名所影响，在习惯性的盲从中作出这项决定，然后套用了一套量化体系，最后，我们要为这种冲动赋予意义--证明这些企业为什么受到尊重。

商业革命的意义

上面所写的一切是否已经让你不知所措？我在解构这项评选的意义？我蔑视入选企业的荣誉？不，不，并非如此。我首先试图表明的是，很多时刻，那些辉煌大厦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所以不要对眼前的成就或失败赋予过分的意义。其次，世界的演进规律也同样如此，没人能在一开始就设计出一套令人满意的计划，人们只能在粗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我试图将这种评选拉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与美国一样，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是商业的年代。企业家群体成为社会最耀眼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崛起的代表力量，甚至在21世纪开始时获得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他们已经习惯了各式各样的评选与鲜花、掌声和赞扬。对，这份名单的确不够完善，但我们仍然为一些企业在它面前表现出的态度而吃惊：他们要么对于自己未出现在排名上而耿耿于怀，要么因为名次不够高而闷闷不乐，其中的几家在入选后表现出相当的不合作态度--似乎公开他们值得尊敬之处就是在公开他们的商业秘密。这份或许漏洞不少的名单的确就像今天的中国商业世界一样，它或许有一个光鲜的形式感，但其内容却有待充实。但仍显幼稚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的未来不值得期待。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3)

需要知道的是，能否坚持下去是决定其结果的最关键要素。你还记得1956年《财富》500强的排名，或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86年第二次进行大学排名时的艰难吗？不错，在当时，它们都被指责为浅薄与幼稚。但当它们坚持的时间足够长时，它们就变成了令人生畏的传统。这种传统开始有效地影响了公司的行为准则。当我们对此思考越多时，它就获得越来越大的意义。只因为商业在现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其在美国的角色绝然不同。对于后者，商业始终是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创造力集中之地。但在中国的语境内，商业往往意味着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商业始终提前点火启动”。中国的商人或许不知道布罗代尔是谁，却肯定会对他研究历史的方式深感兴趣。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将人类的历史理解成一部商业史，缔造现代世界的不仅是马丁&#8226;路德与拉伯雷，也是投机家约翰&#8226;劳与实业家雅科布&#8226;富格尔。在他的眼中，我们生活的环境由生产世界与消费世界共同构成，市场经济不仅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纽带，更是马达，是狭窄但活跃的区域，于是一切“刺激、活力、新事物、创举、各种觉醒、增长甚至进步皆由此涌出。”

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J&#8226;B&#8226;德隆说，20世纪是经济的世纪。比起1900年，在政治形态与文化价值上，2000年的世界并没有发生飞跃的变化，人们仍相信民主制与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但物质生产能力却发生了飞跃。20世纪的主要灾难，正是源于迅速改变的经济形态与仍旧停滞的政治与文化形态间的冲突。一直到1978年之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还是一部彻底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实验的历史，之后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2003年的中国与1978年的中国相比，经济变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变革令人无法想像。

商业革命（尤其是以技术为背景的商业革命）再造了中国。在这样的语境中，80年代的个体户与90年代的企业家，还有浩浩荡荡的全民商业化的行动，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商业理念拓展了社会空间，重塑了中国人的性格，他们变得更尊重个人权力，更独立，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现象。一个年轻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一家企业，并改变了世界，这种传奇在传统的中国从未上演过。想一想杨元庆、张朝阳、田溯宁对于新一代中国人的榜样力量，谁能说那些默默无闻的温州打火机制造者没有在推动中国变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更为浪漫的经济史学家熊比特的价值谱系中，企业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英雄，是他们一次次将世界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他们蔑视常规、热衷冒险，野心勃勃地开创着新世界。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8226;海贝勒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视作一个战略群体，他们在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领导性的作用。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4)

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也同样越来越强，即商业没有获得真正的主动性，它在政治与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布罗代尔对此拥有更生动的解释，他说资本主义是一位晚间来客，当它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绪。流传在18世纪埃及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参照意义，当地人说大商人不可能超过一代，因为他们会被政治社会所吞噬。对于中国商人而言，过去100余年或许的确与众不同，但政治与社会传统至少已经窒息过几次商业革命。按照普遍的观点，我们错过了明朝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曾出现过，但因中日战争而终止……在我们习惯中，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是商人的代表，他们的商业行为是官场文化笼罩下的花朵--美丽、繁茂，却脆弱。借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商人常常在书房中摆上曾国藩家书与胡雪岩的传记。种种迹象表明着这种延续性，入选名单中的招商银行，不正是延续着盛宣怀创办的招商局的传统吗？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面临后者在当年遭遇的双重考验。

比之消极历史的循环与不变论，我们明显地趋向于将商业行为作为变革性因素。尽管今天的商业世界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比起其他阶层，商人阶层无疑如爱默生所说：“他们更好地理解并着手他们的工作，并且吸收更多有活力的力量。”商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

清醒地面对现实

艺术史家爱德华&#8226;福克斯相信，至少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沿海法国，充满活力、灵活，一切视线都转向外部世界；另一个是内陆法国，土气、保守，意识局限，与外部缺乏联系，但政权恰恰掌握在第二个法国手里。同样的，中国至少存在着两个商业世界。我们已经在媒体上熟悉的企业都属于第一世界，他们活跃，他们或者直接来自外部世界，或者一心试图融入外部世界。但那些更为沉默的第二个商业世界，尽管动作迟缓，却掌握了主要的资源，他们不动声色地左右着中国经济。就像斯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所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FDI和政府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中国微观经济的改善。尽管西方媒体上充斥着“中国品牌的力量”这样的大标题，超级市场中塞满了Made in China，但黄亚生仍发现，中国私营企业与自有品牌仍发展滞后。中国经济起飞了，中国企业却没有起飞，相反的例证是，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的经济起飞都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中国最大型企业的成功不是由于其自身的竞争优势，而是国家垄断资源的结果。而相应的，那些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私营企业，却很少有机会得到大量的贷款。相比较而言，在黄亚生眼中，印度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尽管GDP的增长率仍落后于中国，但其私营企业的发展却成熟得多。

我们不断谈到几个著名的公司，不管是海尔、联想或是TCL，他们在海外市场的扩张举动，仍不足以说明中国企业已经走向成熟。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最明星的企业，仍是主要受惠于整体经济的上升，但当他们的表演舞台已变成全球性时，他们要面临一些更为深刻的挑战--他们依靠什么与众不同？作为产生利润最重要的来源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在那时将会发挥中心的角色。

企业的成长与国家的成长有些相似之处，即当简单的技术性模仿走到尽头时，他们要依靠什么保持增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的重大挫折，正是由于它已达到了模仿对象--美国的水准，他们对未来失去了方向。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5)

让我们谈谈未来

迎接未来，该做好哪些准备？这是三星集团首席执行官尹钟龙时常问自己的问题。对于急切地谈论自己的全球雄心的中国商业领袖而言，还有什么比三星的崛起更令人神往的例证吗？关于三星成功因素的探索已浩如烟海，你可以在战略、人事、生产、领导力、企业文化任何一方面寻找切入点，但最为根本的是什么？自1997年起，李健熙将赌注押在了产品“从模拟时代（analogue time）到数字时代digital time_的转换”上。在一次访谈中，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领袖说：“一家企业如果光凭眼前‘养家糊口’的技术很难长远立足。”而尹钟龙则在驳斥一位投资家时说：“您作为投资家，能预测到未来一两年的情况，而我作为职业经理人，可以看清未来五到十年的状况！”

我们都说自己面临着一个迅速转变的社会，德鲁克对此的忠告是，在这个年代里，赶上一辆全速行驶的新列车，比修补旧机车更重要。而尹钟龙的理解则说：“在模拟时代，一个后来者很难成功。但在一个数字时代，如果你慢了两个月，就注定死亡。”

中国企业应该从这种变化中学到什么？他们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问题。转型社会赋予了中国商业的特殊性，但是我们已经谈论了太多的地区性话题，幸灾乐祸地说起跨国公司的水土不服。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更多地谈到普遍性。中国的领导性企业不可能永远依靠国内市场。一位菲律宾的企业创办者说：“世界迟早会向你走来。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你不用出门就能体验到国际竞争的残酷。”索尼公司的前领导人出井伸之喜欢这样对那些第三世界的商业领袖说：不要被你的国内市场的成功所束缚。

中国的杰出企业几乎都拥有全球500强的梦想，但他们却都是经验主义的俘虏，很少真正地设想趋势的变迁。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如何建立经理人制度，如何运用6西格玛原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我们很少听到中国的商业领袖对于未来20年中国前景的严肃思考，听到他们对于产业变迁的特立独行的看法。商业世界源源不断产出的仍是经验，而非智慧。

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名叫《全球角逐：后发未必后至》的文章中，两位作者克里斯托夫&#8226;巴特利特与休曼特拉&#8226;戈沙尔总结说，与传统的观念相反，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国家也能产生一流的跨国公司，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清晰的战略、学习的热情以及卓越的领导力。世界正在从洛克菲勒的石油时代转入比尔&#8226;盖茨的数字时代，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为后来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全球市场开始以信息为基础，知识的多少是决定在全球竞争中成败的关键。也正因此，在25年的杰出模仿之后，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创造。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6)

谈论未来或许是这种创新精神的最佳表现。在那本著名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子》中，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8226;泰德罗得出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这些杰出的商业人物最大的特点是投资于未来，而非现在，更不是过去。他们总是敏锐地抓住了新兴的力量，比如亨利&#8226;福特与伊斯特曼对于崛起的大众市场的深刻洞见。我们迫切地希望中国的企业也能够不断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未来10年，最重要的变化将会是什么？

我们的镀金年代

1972年，在香港股票市场最为疯狂的时刻，本地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忙得就像疯人院。当董事局主席桑德士在试图穿过银行大堂回到办公室时，必须费力地穿过厚厚的人墙，递交股票认购申请表的人群把此处围得水泄不通。结束此等混乱的方式是向临近的圣约翰教堂求助，银行答应捐给教堂一大笔钱，请求神父借出圣堂来容纳这些申请人。于是在这座香港最大教堂中，闹轰轰的人群在圣父、圣母与其他圣灵的注视下，争吵与盘算着自己即将的获利。

20世纪50年代之后曾几次来到香港的经济学家米尔顿&#8226;弗里德曼被这个拥挤的城市的生命力惊呆了，感慨说从内地逃来的懒散难民在几个星期内就被变成了勤奋、自制的技术工人。在这座典型的中国人城市中，创业精神到处弥漫着，小企业兴起与死亡的剧目不停地上演，在闷热的天气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汗流浃背地工作，以至于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香港人拥有创业魔力；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一块岩石上创造了工业城市；给他们另一块岩石，不管是在苏格兰还是澳大利亚，他们将再次成功。”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外界的惊叹与疑问、我们自己的自鸣得意经常令人好笑。想一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尽管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缺乏建树，却几乎无一不在当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优势，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他们的财富。15年前，当“中国奇迹”还远未达到今日的绚目程度时，全世界都在流行讨论儒家资本主义，当时预言家们相信全球华人经济网络将并肩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尽管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奇迹的信誉大为损伤，也连带使华人资本主义的流行概念过时，但一个事实却并未改变，华人在各自所处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并未减弱。

种种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实用性传统与双重规则。中国知识分子表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念，但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直遵循着更为实际的准则：不存在形而上的东西，唯物主义深入骨髓，追逐实利是恰当甚至值得颂扬的。过分拥挤的人口，使得对基本生存资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在踏出自己的国门时，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明显高人一等，节俭变得必不可少，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始终难以从心头去除。而中国历史上周期性进行的大规模战乱，则常常将中国人的生活推入绝境，使他们对于政治关系、社会网络丧失了信心，除去依靠家庭积累的物质基础，他们什么都不敢相信。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17)

“为何这里人人都有铜臭味？”据说那位偏见性十足的英国作家吉卜林曾在20世纪初时这样形容香港。将近一个世纪后，香港的经济奇迹已有目共睹，米尔顿&#8226;弗里德曼说什么资源都缺的香港是“独腿人赢得双腿人的赛跑”，铜臭味是它的汗水。不管是西方人，甚至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对香港怀有深刻的偏见--这座城市的单一经济取向，实在不让人尊敬。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在一个英国人曾一直占据着政治控制权的地方，华人惟有在经济上证明自己，获得成就；99年的租借期，使这里终究是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切只能做短期考虑，“迅速致富”变成了最实用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回望一下20世纪中国人的悲剧性命运，除去香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一种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控制着，他们不能躲避战乱与屠杀，或者身不由己地陷入迷狂。处在旋涡之外的香港的中国人心存侥幸地生活，把握尽可能把握的东西。

不断地提及香港，只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探究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我们也同样发现，中国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量多么惊人。在1978年之后，仅仅是由于制度上的紧张感稍微放松了一些，中国的创造力就开始以各种面貌示人。如果散居在中国之外的5 000万华人，能够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创造世界上最引入瞩目的经济网络，那么这10亿人口、并且拥有如此的资源储备，能取得今天所谓的“中国奇迹”似乎也不应该赢得那么多大惊小怪，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做的还有更多。

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为一个“镀金时代”并不为过。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中国取得今天这样的物质成就，实在不足为奇，1820年时，中国的GDP值就占全球的三成左右，只不过那个经济体是自给自足的罢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不需要多么艰难的观念转变，“士农工商”的儒家社会的秩序只是不让商人缺乏尊敬，但实质上，每个中国人在利益的计算上，都有着过人的训练。而且在从极度匮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所激发出的热情，总是惊人的。每个国家都在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想想荷兰人在17世纪时，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人，美国人在19世纪后半叶时，20世纪60~8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都在心怀赞美地谈论财富。

只不过，在这个狂热时期过后，一些新的挑战就该出现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这个镀金年代正在继续时，两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变得更严峻了。首先，它能够持续吗？财富的持续积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它既包括财富分配不均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包括我们如何孕育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心理，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既缔造了新型的公司组织，也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丰裕社会该如何将财富转化成为其他社会福祉。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成功。

其次，从世界舞台而言，一个国家如何将它的财富转化成别的形式的影响力？中国令世界兴奋与忐忑的一点是，它是美国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美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将积累的财富转化成新的军事、外交的影响力，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一过程？

天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聚会之地，是否正如教堂成为股票交易大厅一样，充满了象征色彩？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摆脱单纯的物质积累。全世界华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其物质财富的相比，显然不成比例。金钱是我们对抗持续的社会动荡的手段，它不应该成为惟一的目的，我们心灵中过分实用主义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自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1)

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

在1988年接受CBS访问时，已经将近80岁的彼得&#8226;德鲁克说，他为作为一个老年人的身份进入21世纪深感幸福，他说在他那个时代，一位工人儿子甘心继续成为蓝领，而农夫后人也毫无怨言地继续种地……但是现在，所有年轻人都被要求获得成功，他们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竞争，并且都深信一种平等哲学：每个人的资质都相差不多，只要你足够勤奋，你都可以通向最高层。

于是，阿兰&#8226;德&#8226;波顿（Alain De Botton），一位年轻而广受欢迎的英国流行哲学家不无嘲讽地说，在我们的时代，成为比尔&#8226;盖茨，就像在17世纪成为路易十六一样困难，但是大多数人却相信，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比尔&#8226;盖茨，至少我们和他一样，都穿牛仔裤，喜欢麦当劳。在最新的一本书《身份焦虑》中，不到35岁的波顿说，深刻的焦虑感已经攫住整个世界的心灵（至少是他理解的西方社会）。

迅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通俗心理学的消费市场，在一个价值观支离破碎、缺乏长远精神寄托的社会，各种口味的“心灵鸡汤”都能唤起人们的普遍情绪。

随意地选择一个方向与路线，你信步走过北京时，你所看到的大多数表情都一致：焦虑的面孔。在一部制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片中，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他们随机寻找到的被访者--他们的身份从城市精英到无职业者--他们想要什么？大多数答案是“钱”。没人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一切关于“伟大中国故事”的讨论与炫耀，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空洞的国家，对物质的追求可以短暂地给我们生活赋予意义，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些根本的东西。

好了，这篇文章绝非是为各种有关社会风气堕落的感慨增加新的注脚，而是试图探讨在未来20年中，我们该如何承担整整两代人精神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德鲁克与波顿所说的世界普遍的焦虑感，是技术革命、民主化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心理结构，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像纽约与伦敦的年轻人一样，被信息焦虑、成功焦虑所俘虏。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为艰苦的挑战--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抬头时，我们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感觉到什么也抓不住，而低头时，我们又看到脚下的土地早已松动，我们不知道能够踩住什么。

一个不健康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我们身边早已司空见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对丑陋事物的无限宽容，庸俗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对贫困的漠视……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2)

1982年从人民大学毕业的王安在第一天前往煤炭部上班时惊奇地发现，人们最关心的是油、鸡蛋、大米的分配，它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无关，人们一点也不像他读书时的偶像保尔&#8226;柯察金那样生活。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至少是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之中。整整一代人试图从尼采、萨特或是鲁迅身上，重新找到关于人的价值的定义。

在《身份焦虑》一书中，阿兰&#8226;德&#8226;波顿提出解决身份焦虑的5种方式，哲学、艺术、政治、宗教、波西米亚。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寻找更多元的价值标准来替代经济这一惟一的社会信念大厦的支撑物，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没人能精确地定义一个健康社会，但总被焦虑感所包围的社会无疑令人不悦。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有可能继续进行着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镀金时代的继续，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个成长中的巨人躺在弗洛伊德的病床上，向他倾诉内心的不安。

环境与社会的崩溃

是什么导致了明朝的崩溃，它拥有百万军队，而北方的满族部队不会超过15万人？大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仍占据着世界1/3的GDP，却为何在西方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这种问题必然拥有复杂的答案，而且永远相互争论不清。但一些意外和重要的因素却经常被忽视掉。如果不是全球白银的供应量在17世纪时骤然减少，或许明朝不会覆灭得那么快，在一个所有税收都以白银结算的经济体制中，拉丁美洲白银产量的减少，将使中国百姓的压力陡然增加。

在解释19世纪的清朝中国时，这一点不能忽略：正是人口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倍增，才使得整个帝国的压力剧增。生存环境的紧张感可能比外来者的到来更加令人不安。同样，你也可以说，通货膨胀在击败国民党的统治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石油在1973年之后，出人意料地跳出来，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资金的自由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时可以轻易地让一个国家陷入破产。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3)

陌生的挑战，是检验一个社会的生命力、韧性、学习能力的最佳、也是最残酷的方式。大部分时刻，被挑战的社会对于眼前的危险浑然不觉，当危险排山倒海地到来时，它们已来不及做出反应，或是即便在溃败之后，仍不知其中原因。所有的历史学家、志向辉煌的人文学者，都对此深感兴趣，他们探究了一个个“衰亡的原因”，尽管从未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贾里得&#8226;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加州大学声名远播的人类学家，1998年的普利策奖得主，全球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在2005年，对这个无解的答案做出了新的解释。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与成功》中，他追溯了那些失败的文明，玛雅文明和格陵兰上的维京人、卢安达人和海地人，是何种因素造成这些一度风光的文明灭亡？我们能从这些族群的厄运中，得到怎么样的教训？戴蒙德先生相信，包括气候剧变、过度的人口增长、森林覆盖率的降低等环境的恶化，才是摧毁这些文明的力量。

你可以暂时不去理会这位一贯喜欢宏大历史题材的作家给出的“文明崩溃”的答案。在我们的时代，谈论环境恶化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尽管这个专业的大多数预言家们都有着糟糕的履历表--世界既没有在2000年崩溃；生物的物种也不可能在2020年灭绝；人口仍未压垮整个地球；石油的储备量也没有完全干涸，但预言家们的声誉却从未受到真正损害。当他们发出末日警告时，仍有人在倾听。我所深感兴趣的是贾蒙德的疑问：同样面对变化，为何有些社会做出了正确决定，拯救了自己，而有的却束手无策？

他将失败的社会归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它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出现；第二种，当问题出现时，社会的决策层没有理解它；第三种，当这个社会决策层理解时，他们却不能做出努力去解决问题；第四种，当决策层做出努力时，却失败了。贾蒙德发现，失败的社会往往是非常迟钝的。它的决策者们，不管是国王、贵族还是政治家们，总是将自己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的纠缠使他们拒绝对现实的变化做出反应，而且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内，即使当外部环境已经极度恶化时，他们仍感受不到，因为他们的特权足以保证其免受匮乏、灾难；而他们最终不得不做出反应时，又发现一切为时过晚，或者是他们在慌乱之中做出的努力，不过使得问题变得更糟。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4)

比起那些消逝的古老文明，今天，面对一个更加恶化的全球环境，拥有了更多技术手段的我们应该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贾蒙德选择了谨慎的乐观。因为他看到一个民主的政治形式、全球新闻网的兴起，都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灵敏。如果我们富有诚意与耐心，我们将可能感知与研究可能到来的灾难。即便是对末世图景最不屑的人也要承认，环境变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也不容许我们再次进行实验，如果丧失了阻止它变坏的机会，可能就永远失去了机会。

就在我刚刚开始阅读贾蒙德的这本新书时，看到了关于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的新闻。这场争论意味深长，这个地点也正蕴涵着国家复杂的情感。它在上个世纪被烧毁，正是庞大的清帝国对于陌生挑战不知所措的结果。而现在，环境问题将是我们时代一个在表面上被过度谈论、而事实上却被严重忽略的话题吗？就在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引入瞩目的经济体时，我们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制造国家之一。对于陌生的挑战，我们的社会开始做出自己的警告并进行了分析研究吗？我们做出了相应的心理准备吗？实际上，环境问题，还只是一个复杂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我们必须使自己变得更敏锐起来，决策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人的内部游戏，而应该引入更广阔的辩论，更顺畅的信息流通。

也许，听证会上激烈的争论让听众颇觉意外，甚至会有人感到难堪。人们期待这次听证会所表现出的某种公开透明性，能够成为政府变革决策机制、引进新思维的第一步。一套更开放、更敏感、更富效率的决策机制，是一个社会应对陌生挑战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一点上，贾蒙德的提醒对我们颇有益处。

压抑的狂欢

每天，中国一亿网民中的大多数都会浏览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他们曾是新科技、新文化的象征，现在却是流言与滥情的最佳集散地。一些人曾经期待它能解放人的情感与智力，却发现它酿成了新的暴政：没什么比统计数字更让人冲动的了，浏览量、收视率、发行量主宰一切，“最有人气”是最高指标，似乎离开了手机短信与网络投票，一切标准都丧失意义。

“你非得让自己像一个知识分子那样想问题吗？”尚不足三十岁，我却成为一名文化上的保守分子，尽管经常不是很清楚应该守什么。我的谈话方式常常招致奚落，别人认为那里面充满精英式的自以为是、与社会脱节造就的无知，甚至是虚伪。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5)

或许他们是对的，我努力让自己不那么偏激。但是，我实在想像不出来，除去“庸俗”，还有什么词汇比这更适合于形容眼前的中国社会心理状态。在硬币的一面，它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区，最大的市场，世界的工厂，一块希望之地；而在另一面，它无疑又是垃圾成堆的社会，它所制造的精神污染，可能比物质成就更惊人。这还是那个历史书上被描绘成精致、优雅的国家吗？做一个中国人曾经意味着敏感、细腻，能享受风过松林的声音，能悠然于山水之间，但现在差不多只剩下卡拉OK与洗浴中心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似乎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们不正处于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之中吗？我们的个人自由不是一点点在增加吗？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抒发自己的意志，成为“十五分钟的名人”。放弃那种空洞的理想主义吧，我们早已品尝过它的危害性，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让自己太格格不入……

但人们在做这样的自满、得意的表达时，又分明处于焦虑之中，当他说享受自由时，却一点也不自由。他对自己的身份很焦虑，因为能证明他的价值是一套单一的指标：他能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名声，有多少特权。如果你试图说我的内心有多丰富，或是我喜欢哪些小说家，这多少像个怪物。即使你是一个依靠思想、艺术为生的人，你会连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身份，以文字为生的人从不说自己在写作，只是在写字。

似乎每一个职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对自己所处的状态不安，一名政府官员最努力的是如何将房地产价格推到更高或者把高的价格拉下去；一位商人四处演讲、希望获得博士头衔；一名教授显然对于思考与教书兴趣不足，他更愿意从媒体与公众处获得声名；一名新闻记者相信自己只是权势集团的传声筒；而一位电影明星，则不遗余力地想出版作品……

一方面，每个人很自信，相信自己理应得到更多；另一方面，人们又极度虚弱，将所有信心建立于外在评价上。在我们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物质与数量两种力量面前屈服。我们的时代英雄是资产最多的人，或是曝光率最高的人。于是人人都喜欢用Google查一下自己的名字有多少项相关目录，即使那位“最为勇敢”、“最有个性”的芙蓉姐姐，也是数量的产物，是清华大学学生的鼠标所造就的。

我们试着用西方社会学家们的理论来理解中国，它们显然只适用某一个狭窄的片面，因为中国与欧洲、美国所处的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你在大卫&#8226;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C&#8226;W&#8226;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丹尼尔&#8226;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都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某个侧面，我们看到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拜物教、身份焦虑、群氓、个人主义……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6)

探讨一个社会心理的变化拥有相似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它被哪些传统力量影响，又有哪些新力量涌现出来，占据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观被哪些历史事件塑造……

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力量的兴起。因为对政治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个人生活记忆犹新，所以一切经济活动立刻被赋予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所有追逐利益的行为，都被视作是对严酷政治斗争的一剂解毒药。当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初期的理想主义式微，信念濒于破产，物质成为大多数人惟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得消费主义浪潮到来。

中国所谓的开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彻底到来。全球化浪潮在信息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席卷中国。似乎几年前还为书籍匮乏而发愁的一代人，立刻变成信息过剩的新一代。他们尚未培养出独立性格、明辨是非的能力，就陷入了信息焦虑症。他们宣称自己了解一切，却不知道他们可能拥有整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是平面的。他们开始过分强调自己所知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可能的无知。由于上一代人可能深受集体主义之害，所以，几乎所有对个人权力的质疑（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得到赞扬，几乎所有对共识的破坏，都被视作一种自由边界的扩大，不管它本质上是反自由的，还是根本盲目的行为。

政治力量部分退出了公共生活，但仍是强大的力量。在拓展出的新空间中，商人变成主导群体。就像所有社会变革一样，他们从边缘来到中央，身上沾染的野蛮、粗俗力量与他的生命力同样显著。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但这种财富没有赋予他们独立性，也没有转化成社会、文化上的影响力。财富赋予了他们发言权，他们却无话可说。

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溃败。作为知识分子家园的大学，有着比国有企业更加保守的机构设置。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要么对眼前的社会变革视而不见，用“世风日下”、或“安于清静”来掩饰自己的智力贫乏，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观值得坚守；而另一部分，则兴致勃勃、而又过分低级地投身社会变革，他们通过简单的嘲讽性语言，或是对某种既存秩序进行辩护，而证明自我的存在。他们最多是不错的专家，却很少有人成为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比这个词语更流行的伪概念了。他们生活在一个狭窄地带，或许体验到全球化的部分好处。他们没有勇气做出多少尝试改造现状的努力。

如果，社会仅仅由这些力量构成，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它逐渐从这个庸常的状态逐渐进化到一个更文明的阶段。

但是，市场力量在过去的20年中，既催生了更富裕的人群，也使一些人破产，他们无缘享受财富积累的好处。政治力量的退出既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曾经的保护的消失，尤其对于那些在新的改革中失利的人。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7)

同时，融入全球经济，不仅意味着更充分的财富与信息，也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参照体系中，眼前有更眼花缭乱的对比，它让你焦虑不安。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将近5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必须要学会掌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新的语言与思考，而另一个为数不少的人群则试图进入世界，他们要了解卢浮宫和尼罗河。你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北京人到纽约》到《马大帅》都受到巨大的欢迎，后者更受欢迎，是因为它所针对的群体人数更为巨大。

于是，我们时代首要的难题是，我们的技术力量与物质力量已经进入21世纪，而我们的情感与智力却停滞不前，并且误将前者力量加到后者身上。没有一个群体在提供社会标准，因为人们相信，任何标准都是过去权力集中的某种延伸，都应该被反抗。但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已几乎无力反抗，因为缺少基本的道德与智力武器，我们所有的差不多只是反抗的情绪与姿态。当我们在标榜用一种个性来反抗集体化、平均化的社会，却最终发现，我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平均社会。我们不相信存在着更高级的智力与情感，不相信有的人拥有比别人更大的发言权力，只认为只要你敢于表现，就应该获得一切。

一个社会最糟糕的状态不是它已经身陷粗俗，而是它沉缅其中，放弃从中摆脱出来的努力。而在摆脱过程中，嘲讽绝不可能作为惟一的武器，它的伤害性可能比建设性要更显著。重建的重任只能建立于那些智力与情感上的真正精英之士，他们是一个社会的头脑，它提供方向感，刺激你的庸常状态，提供新观念，也进行不负责任的争辩，在一片噪音中提供清晰、富有审美意义的声音。而确认这些精英身份的不仅仅是他的地位甚至学识，更在于他是否拥有一种不断超越甚至否定自我的勇气，愿意过一种不懈的生活，追寻更高的标准。

想做到观点客观是困难的，陷入悲观情绪与过分自满同样有害。一些人在现实之中只看到衰败、堕落、解体，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解放、新视野和冲出牢笼的欢乐。即使在感慨西方没落的同时，斯宾格勒也会说：“命运始终是年轻的。”

中国是一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它不仅意味着你在这里可以尝试开办各种工厂、寻找各种廉价的劳动力，或是在大学里招募聪明的年轻人，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人类知识与理解力，提供了巨大的样本。这里本应出现更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因为这一幕戏剧既悲壮又引人发笑，既粗俗不堪，又生机勃勃。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所做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