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小引

- “毛的遗孀被捕”震惊世界

-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1)

-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2)

-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1)

-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2)

-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拘江”

- 聂荣臻、李先念、陈云也起了大作用(1)

- 聂荣臻、李先念、陈云也起了大作用(2)

- 吴德说出了内幕

-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1)

-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2)

-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3)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1)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2)

-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1)

-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2)

-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3)

-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1)

-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2)

-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1)

-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2)

- 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 邓小平的信被华国锋撂在一边

-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1)

-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2)

- 人们关注着上海的大游行

-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1)

-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2)

-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1)

-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2)

-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1)

-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2)

-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 毛泽东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 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1)

-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2)

-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1)

-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2)

-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

-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2)

-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1)

-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2)

-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1)

-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2)

-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1)

-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2)

-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1)

-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2)

-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1)

-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2)

-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1)

-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2)

-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1)

-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2)

-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 华国锋不得不步步后退

-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1)

-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2)

- 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1)

-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2)

-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1)

-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2)

-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小引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今已经成了一句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话。可是，这次只开了5天的会议，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怎么会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呢？

中国人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

这句话，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见；

这句话，在人们回顾往事时，总要这么说；

这句话，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语”……

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在中国知名度极高的会议，所以人们在讲话时，常常习惯于省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甚至省略为“三中全会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没有主词──“中共”，因为其他的党派也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三中全会以来”，当然更不准确，不仅没有主词，而且没有“届”──因为几乎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开过“三中全会”。

尽管人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者“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人们还是这么说着──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太著名了，所以谁都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至“三中全会以来”，指的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确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举行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每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数十次中央全会。光是1949年10月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便已经召开了25次中共中央全会。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中共中央全会，其深远的意义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甚至超过了许多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引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改革，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57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的，到了十年“文革”达到了顶峰。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奉行“两个凡是”方针，仍继续着“左”的错误。直至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终于结束了这21年的“左”的迷误，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去。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

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遵义会议的：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中共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的历史转折点。

正因为这样，“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成了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的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怎样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本书以宏大的篇幅，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你细细记述这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以及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细细记述中国当代历史性的大转折，帮助你细细理解那句人人都说的“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刻内涵……

“毛的遗孀被捕”震惊世界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关于“毛的遗孀”如何被捕，向来众说纷纭。笔者采访了执行拘捕“毛的遗孀”任务的当事人张耀祠将军……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国伦敦刚刚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

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地位，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

华粉碎极左分子（眉题）

毛的遗孀被捕（主题）

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副题）

报纸都很注重“抢”新闻，尤其是“抢”重大新闻。《每日电讯报》在全世界报纸面前，“抢”到了一个“第一”：独家披露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在6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发生的。“毛的遗孀”——江青连同三个“极左分子”头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就是毛泽东生前称之为“四人帮”的那“四个领导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这一“粉碎极左分子”的重大行动，是在“华”领导之下进行的。“华”，亦即华国锋。华国锋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粉碎极左分子”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便在“毛的遗孀”被捕之后，对外仍严格封锁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独家新闻，出自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8226;韦德之手。

韦德具有极强的“政治嗅觉”。自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以来，他非常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

早在20多天前，他便从中国电视的一个镜头中捕捉到重要信息……

那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全中国都在收看北京重要的电视实况转播。用中国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来说，“在辽阔的国土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8亿人民沉痛悼念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新华社的报道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之逝：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引起了无限悲痛。

几亿中国人收看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实况电视转播，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英国记者韦德却以他高度敏感的眼睛注意到了：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旁；当华国锋念悼词时，王洪文不安地探过头去，透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的悼词稿子……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华国锋的悼词充满“文革”味：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韦德高度敏感的耳朵也同时注意到：华国锋所念的悼词中，没有提到两天前，即9月16日，中国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言”──“按既定方针办”。

韦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间，存?着严重的政见分歧。

不过，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国，韦德的活动深受限制。他设法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打听消息。

终于，在10月10日，韦德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获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当天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中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两报一刊的社论虽然没有点明，显然是有所指的。

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最权威的地位。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韦德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遗孀”及其同伙。

于是，韦德在10月11日写出独家新闻《毛的遗孀被捕》，并立即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韦德写道：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这一逮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1971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翌日，当《每日电讯报》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韦德的报道，世界为之震惊！

10月13日，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使这家报纸和韦德出了大风头……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1)

确实，“毛的遗孀被捕”，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成为结束“十年浩劫”的句号。

从此，历史学家给中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下这样的时间“界定”：“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日期定为“1966年5月16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那一天通过了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

“毛的遗孀被捕”是在一个晚上突然爆发的，可以说是“历史的急转弯”。人们把中国粉碎“四人帮”称之为“中国的十月革命”。

对于这场“中国的十月革命”，人们只知道“革命”的结果——“四人帮”被捕，却并不知道这场“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进行的。

中国当局对于“中国的十月革命”具体细节，守口如瓶，云遮雾障。在当时，这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政界的“高度机密”。

正因为中国当局从不透露“中国的十月革命”的具体细节，于是也就给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和作家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能的机会。

首先对“中国的十月革命”绘声绘色，是在韦德发表那独家新闻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眼看《每日电讯报》一炮走红，便在1976年10月14日，以头版头条发表法新社记者乔治&#8226;比昂尼克的报道《毛的遗孀正在伪造毛的遗嘱时被捕》。《泰晤士报》为比昂尼克的报道，加了这样的大字说明：

据北京的可靠消息，毛泽东的遗孀和30多名极左集团领导人在举行“阴谋会议”伪造毛主席遗嘱时被捕。

《泰晤士报》所刊登的比昂尼克的长达2000字的发自北京的报道，详细叙述了“毛的遗孀”被捕的经过。这报道理所当然引起“轰动效应”，比昂尼克一下子也出了大风头。

然而，比昂尼克那纯属编造的“新闻”，只不过是一堆耸人听闻的“谎言的泡沫”而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泡沫稍纵即逝。

其实，像比昂尼克那样的纯属编造的报道，有过许许多多。就连美国号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罗斯&#8226;特里尔，在其1984年于纽约出版的《ABIOGRAPHYOFMADAMEMAOZEDONG》（直译应为《毛泽东夫人传》，中译本译为《江青正传》）一书中，也想当然地编造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虽说那时离“毛的遗孀被捕”已经整整8个年头，但是中国当局仍对那一事件保持沉默。

特里尔这样“透露”道：

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静悄悄地驶过北京动物园附近空旷的街道，来到一圈灰墙上的一座高大的铁制大门前──这是官园。8341部队第37支队中挑选出来的一位校级军官和两位尉级军官跳出了吉普车，他们有行动指令。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漆黑一片的官园，在经过认真研究地形图后，他们精确地知道哪个房间是他们突袭的目标。

他们足登轻便橡胶底鞋，像猫一样轻巧，摸到了大卧室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一拥而入，冲进了硕大的卧室，自动步枪对准了卧榻。

江青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吃惊地睁大双眼，睡袍四下飘起。“不许动！”士兵们齐声大吼。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似乎听到了阵阵回声。然后，江青瘫倒在地板上，大声悲号起来。压倒她那阵阵呜咽，校级军官粗声粗气地说：“你被捕了！”江青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搞政变！”

其实，江青根本不是在北京官园被捕的，拘捕时也根本没有出动摩托车、军用吉普，更没有动用自动步枪。江青既没有“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也没有“泪水模糊”。

在这方面，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也绝不亚于美国作家。

一位中国作家所著《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纪实》一书，是在“中国的十月革命”之后整整十年——1986年出版的。在书的“开篇”中，作者这样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车队驶近中南海北门，赵营长从枪套里抽出了沉甸甸的五九式手枪，暗暗想道，今天哪个龟儿子敢不老实，我就……他大拇指一推，下意识地打开了手枪保险。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2)

“各分队注意！”他亮开嗓子发出命令。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迅速奔向三个不同的目标──江青、张春桥住宅和怀仁堂。

各个小分队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了同样的战术。1/3的兵力把守建筑物四周的路口，1/3的兵力包围建筑物，其余1/3的兵力执行逮捕。

这里不仅时间不对──不是1976年10月7日凌晨2时，而且根本没有出动“十几辆军车”。

作者这样“真切”记述在中南海张春桥住宅里拘捕张春桥的场面：

张春桥还没有睡觉，在一盏宫廷式台灯下记日记。听到走廊上急促的脚步声，他仿佛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一把推开了圈椅，站起身来，板起面孔对着走进屋里的警卫战士们。

他眼睛燃烧着仇恨的光焰，紧紧抿着嘴一声不吭。他始终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直到两名战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威胁道：“你们不要太猖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跟你们算账的！”张春桥没有显出过度的惊慌，他紧锁双眉，从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装，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从容，他摸着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费了老大劲儿才将它塞进很紧的扣眼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他扣错了两个纽扣。他索性把纽扣全部解开，敞着怀，像个机器人似的，迈着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门，在汽车里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瘫倒在座椅上。

其实，张春桥并不是在中南海住所被捕，所以这一切“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就子虚乌有了。

作者又如此这般描述了拘捕江青的情形：

与此同时，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分队由赵营长率领，正在执行预料中最为艰难的任务──逮捕江青。江青住宅，赵营长来过不止一次两次，都是为公事而来。他常沿着摆满花草的宽大走廊，一直走到楼上的小会议厅，一板一眼地检查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整个环境从没让他看见过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险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却感到在走廊里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气氛，连走廊也变得陌生起来了。江青的住处平时戒备森严，赵营长首先同江青的内卫周金铭取得了联系，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是！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铭没有显出一点迟疑。这位奉命保护江青的内卫，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正义和良心促使他服从了更神圣的命令。

他下令撤去住宅里外的警卫之后，带领赵营长进入前厅，转身进内室去叫江青。

不一会，江青怒气冲冲地出来了，一照面就埋怨：“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我起来不可？”

赵营长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读了中央的逮捕令。

江青听了，怔了一会儿，又换了一副面孔。她又哭又闹，倒在法国式沙发上赖着不走：“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二流演员，在扮演其人生的末场戏。然而，演戏也是需要观众，需要剧场效果的。江青见对方（包括她的内卫）都冷冷地站着，无人买账，又自觉没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来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后，昂起下巴说：“告诉他们，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青固然是在她的中南海住所被捕，但是前去拘捕的不是“赵营长”，江青也没有“又哭又闹”。

从法新社记者到美国作家，到中国作家，都如此这般细细编织了“历史的谎言”；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毛的遗孀”究竟怎样被捕，中国政府一直未作正式的披露，于是，才会出现过这些绘声绘色的“传闻”。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1)

任何的机密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密。

虽说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内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笔者以为，如今从零零散散、陆陆续续的信息中，已经能够勾画出那真实的一幕……

“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常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2)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在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拘江”

在1985年6月，汪东兴则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起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行动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决定的，晚上我找华国锋谈了，他表示同意。我们就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办，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关于中共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在1984年6月15日的谈话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道：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这就是说，在1976年10月6日，作出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决定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的侄子、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做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叶剑英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待。”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十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漏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聂荣臻、李先念、陈云也起了大作用(1)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时，注意到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

在本书初版中曾经写及，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聂荣臻、李先念、陈云也起了大作用(2)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父亲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15号楼，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8226;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吴德说出了内幕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

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时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因此两人接触比较多。

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

近几年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以下是张根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1)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江青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囚。

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毛泽东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

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意即，用东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

所以，只要毛泽东健在，就很难抓江青这只“老鼠”。

所以，中国能够在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爱国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2)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8226;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8226;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3)

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离世，也就使江青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虽说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江青连见一下毛泽东都不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却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开场合处处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我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

自从江青变为“毛的遗孀”，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

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

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

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

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

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在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胡耀邦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

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1)

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北京玉泉山夤夜开会，一致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使中共中央“群龙有首”。尽管中共中央对粉碎“四人帮”严格保密，但是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却“泄露”了这一重大机密……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

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

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

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很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2)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经提出要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1)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耿飚这人，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毛泽东这么提到他：

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

毛泽东所说的“杨罗耿兵团”，也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领导的兵团。这个兵团是1947年7月在晋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是罗瑞卿，而耿飚为参谋长。

杨得志曾这样谈及他的“老搭档”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识多年了，我俩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到达哈达铺，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任大队长，他任参谋长。从此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打太原、攻兰州，进军大西北到宁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员，他任参谋长。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之中清醒的头脑，是许多老同志所称赞的。

耿飚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第一军团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时，耿飚是前卫部队红四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和参谋长。1944年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耿飚和叶剑英结下深厚友谊，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飚担任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副参谋长，与叶剑英共事。所以，耿飚成了叶剑英的部下。那时，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精明的耿飚居然在叶剑英住处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在地毯下的窃听器。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

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耿飚出任中共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作为“杨罗耿兵团”的三巨头之一，转战华北、西北。

耿飚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可是，后来耿飚却奉命“改行”，去当外交官了。耿飚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耿飚被打入“牛棚”。

当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时，外交部的中共党员们选耿飚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却有人借口耿飚尚在“牛棚”，还在接受“审查”，把耿飚的名字从代表名单中划掉。此事被周恩来获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把耿飚列入中共九大代表名单。这下，耿飚也就结束了“牛棚”生活。

于是，在1969年5月，耿飚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病愈后，经周恩来提议，任命耿飚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耿飚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江青。

本来，江青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一桩小事，使她领教了耿飚的脾气：

江青此人，颇爱摄影，又爱出风头。她想在《人民画报》上开一个她的摄影专栏，不断发表“峻岭同志”的摄影作品。“峻岭”，也就是江青的笔名。

《人民画报》是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的杂志，属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属外文局领导，而外文局则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辖。由于江青的地位特殊，《人民画报》打了报告向外文出版社请示，外文出版社把报告转到外文局，外文局上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到了耿飚手中。耿飚认为，《人民画报》无此先例，江青企图凭借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2)

消息飞快地传进江青的耳朵。江青为此大大地生了耿飚的气，以致有一回在春节团拜会上，江青逐一与参加团拜的领导人握手，等见到耿飚时却一扭头！站在耿飚旁边的李先念发觉了这一“细节”，问起耿飚来，方知为了《人民画报》的事，江青对耿飚竟一直耿耿于怀……

当然，《人民画报》的事，只是小事一桩罢了。在江青看来，耿飚和外交界的姬鹏飞、黄镇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人马”。所以，江青对他们很恼恨。

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叶剑英急调耿飚这位有着多年“文官”经历的武将。

耿飚后来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中这么写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3)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也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其中有的细节是《耿飚回忆录》中所没有的：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

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巍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10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20名战士，10名由邱巍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10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

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3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5天。到第6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华国锋和叶剑英是在和耿飚谈话之后，这才乘上红旗牌大轿车从中南海怀仁堂驶往玉泉山的。

耿飚只过了十几天“鞋袜不脱”的生活，而叶剑英原定是“保密两个月”。内中的原因便是本书一开头就写及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在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遗孀被捕”，叶剑英再也无法保密了……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1)

在耿飚奉命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选派迟浩田将军紧急接管人民日报社。

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他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突然接到叶剑英的电话，说是派出专机接他立即回北京。

《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

众所周知，中国的“反右派运动”是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派运动”的第一炮。

据吴冷西回忆，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前一天——6月7日，毛泽东通过秘书胡乔木约他谈话：

（在谈了一通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吴冷西取代邓拓，主持《人民日报》笔政──因为毛泽东早已不满于邓拓，批评他是“死人办报”。

对于《人民日报》来说，1966年6月1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明毛泽东正式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虽说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但是正式见诸《人民日报》，则是从1966年6月1日这篇社论开始的。

与1957年一样，在发表那篇重要社论的前一天——1966年5月31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率工作组突然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回忆，他是在1966年5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紧急会议。会上宣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笔者多次采访过陈伯达。他回忆说，他很匆忙进驻人民日报社。进驻的最初几天，每天由他口授一篇社论。这样，通过《人民日报》，一下子就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点燃起来。

这一回，《人民日报》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叶剑英明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必须马上把《人民日报》的大权夺过来！

叶剑英向《人民日报》派出了工作组。这工作组的负责人便是迟浩田将军。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迟浩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迟浩田这名字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迟浩田在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迟浩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中是后起之秀，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迟浩田生于1929年，山东招远人。他在1944年加入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之际，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便是迟浩田。

当时，21岁的迟浩田担任先头部队济南第一团三营七连的指导员，连长为萧锡谦。

在进攻上海市区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青年军204师占据着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苏州河上的咽喉──西藏路桥。双方打了十来个小时，仍难解难分。

5月25日子夜时分，迟浩田带了两名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决定孤军突袭青年军的师部。迟浩田三人在黑夜之中，游过苏州河，摸掉了对方的哨兵，潜入青年军204师师部。他们抓住了该师上校副师长，要他下命令缴枪投降。那位上校副师长在迟浩田的铁枪威逼下，只得下达了投降命令。当桥上的青年军奉命撤离，萧连长立即命令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

就这样，迟浩田创造了奇迹：三个人逼降了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师部和三个营总共1000余人！为此，迟浩田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此后，迟浩田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教导员。1952年立一等功。回国后，迟浩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治部主任。

1960年，迟浩田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担任师政委。后来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为什么马上从唐山抗震现场急调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社呢？叶剑英看中迟浩田，是因为迟浩田也有着“文官”经验：

那是1971年9月13日爆发“林彪事件”之后，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两?”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

迟浩田一进解放军报社，就感到事情颇为棘手。内中最为棘手的要算是“萧力”问题。

“萧力”何许人？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萧力”，也就是“小李”的谐音。李讷姓李不姓毛，其原因便是由于父亲毛泽东在中国如日中天，姓毛太不方便，而江青本姓李，所以女儿用李姓。但是，即便叫李讷，后来也广为人知。于是，在“文革”中用了“萧力”之名。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2)

李讷于195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夏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在“文革”的浪潮中，1966年盛暑，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李讷在《解放军报》也“炮打司令部”。她以“萧力”之名，写了批判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的大字报。赵易亚下台了。众望所归，26岁的“萧力”成了《解放军报》总编辑。

“萧力”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不久，又被毛泽东指派为联络员，去做别的工作去了。“萧力”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曾发生过所谓的“绑架”事件。这一事件被说成是“反‘萧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一下子使《解放军报》不少人蒙受冤屈。

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报社之后，便着手解决所谓“绑架”事件。他经过调查，认定那是一个假案。可是，要解决这一假案却不容易，因为这案子是江青过问的，必须经江青同意才能解决。

迟浩田勇于负责。他把这一情况向《解放军报》当时负责人张志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作了认真的汇报。后来，又经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力争，终于闯过江青这一关，使《解放军报》蒙冤的干部得以平反。

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人们的称赞。可是，后来居然被打成“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左英雄”。

尽管如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却非常看重迟浩田。

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点将”迟浩田，派这位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将领前往人民日报社。

于是，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迟浩田一进人民日报社，下令逮捕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

迟浩田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领导层中宣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迟浩田是这样宣布的：

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迟浩田宣布：“《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不言而喻，迟浩田所说的“党中央”，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迟浩田严正警告：“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规定了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

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总编辑达一年零20天。直至1977年10月28日才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庄记得，迟浩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上上下下都喊他“老迟”。迟浩田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李庄称迟浩田所率的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社最后的一个工作组，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由耿飚、迟浩田进驻之外，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作为重要的“喉舌”，也撤换了领导。

由于耿飚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而他来自外交界──他原本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大批调集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进驻”宣传部门。

据原驻德国大使王殊告诉笔者，这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耿飚熟悉外交界的干部；第二，外交官们长驻国外，一般来说，跟国内“四人帮”体系没有太多瓜葛。

一时间，出现了“大使当总编”的史无前例的有趣现象。驻德大使王殊便在那时当上了《红旗》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在1958年6月创刊时，总编辑是陈伯达。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销总编辑之职。此后，《红旗》杂志虽然仍在出版，但是总编辑空缺。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殊自1977年1月起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77年12月，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的曾涛，接替朱穆之，出任新华社社长。

1949年，新华社的首任社长是陈克寒。从1952年12月起，社长为吴冷西。吴冷西在1966年6月下台，由熊复继任。半年后，熊复下台，胡痴、王唯真曾先后担任过代社长。1972年9月，朱穆之被任命为社长。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虽说在1976年10月6日夜晚，中南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叶剑英规定要“保密两个月”，所以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昨夜的大事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保持沉默。

10月7日，中国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先播出当天新华社的两则重要电讯。这两则电讯在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这两则电讯其实是在10月8日作出的两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重要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这一决定，明显地违背了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华国锋明知毛泽东在1956年作出过这样的建议，可是在1976年的特殊情况下，却不能不作出为毛泽东保存遗体、建造纪念堂的决定。“文革”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他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就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以求“符合民心”。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8226;法拉奇的提问时，这么谈及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第二项决定是《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项决定提出“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其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工作在此前有过两起两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之后，曾经由陈伯达主持编选过一个待审的初稿。陈伯达曾经对笔者说，当时他报毛泽东审阅，因毛泽东“倦于看旧作”而搁置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本要在1969年10月1日作为向国庆20周年的献礼书，也因毛泽东不同意出版而取消。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经由胡乔木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因“批邓”而中止。

这次，在原先两次编选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选，终于在1977年4月15日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在《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有一段话是引人注意的：

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这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第一次这样公开见报。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由“舆论总管”姚文元把持的新闻传媒从来不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例如：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所以，从“党中央”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文件的不同提法，其实悄然地反映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不过，尽管《人民日报》和中国各报都在1976年10月9日醒目地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却没有多少细心的读者从中悟出中国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天天要出版，广播天天要播出，怎么也无法保密。

就拿林彪事件来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被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的消息。

当时，严慰冰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便提审了她。不料，严慰冰竟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当时，连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呢？

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地看《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上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她发现，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听见狱中的广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严慰冰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确实，“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党的最大机密”！

这篇社论是配合两个决定而写的，阐述两个决定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中的一段不平常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论中的这段话，显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谁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究竟谁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

社论中特别令人不解的一句话是提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究竟是谁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看了这篇社论，也意识到中共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这篇社论上的几句话，泄露了中共的“最大机密”！社论中提到的“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连那位英国记者韦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王洪文不安地从背后窥看华国锋的讲话稿，关注着华国锋的稿子上有没有那句“毛主席指示”。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审讯时是这样解释的：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问：“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华国锋当时看了，却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的翌日──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5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醒目的4个大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4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1)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2)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认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

不过，也正因为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这句话，泄露了“最大机密”！

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在万众欢呼声中，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从此戴上“英明领袖”桂冠。但是，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把邓小平写给他的信撂在一边，使人们大失所望。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发表，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

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社论指出：

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就是说，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社论还指出：

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在这里，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特别是仍强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仍是“照过去方针办”！

这篇社论，是华国锋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反映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初的政见。其实，这篇社论是根据华国锋1976年10月8日的讲话精神写出来的。

那些日子，华国锋处于最忙碌的时刻。

华国锋在10月6日深夜至10月7日清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10月8日起至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

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等大区的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赶到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华国锋说：

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

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华国锋强调，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号召中共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华国锋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因为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即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理所当然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的10月8日的讲话以及两报一刊10月10日的社论清楚地表明，肃清“四人帮”的“左”的流毒远比粉碎“四人帮”更为艰难，从思想上铲除“四人帮”远比从组织上清除困难。

毛泽东的去世，只在几分钟之中。拘捕“四人帮”，也只是在一个晚上。这两桩历史性的大事件之间，相隔又不足一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急转直下！

毛泽东时代虽然结束，毛泽东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是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文革”的那一整套“左”的理论。华国锋遵奉“照过去方针办”，这“过去方针”就是毛泽东的方针，内中也就包括了毛泽东晚年制定的一系列“左”的方针。

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在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欢庆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之际，“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

邓小平的信被华国锋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处于软禁之中。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家中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301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301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粉碎“四人帮”之际，邓小平正住在北京301医院治病。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陈云当时还是“自由”的。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的是邓小平，没有涉及他。他当时担任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陈云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哈哈大笑。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是仍保留中共党籍。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向中央反映，他要求看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文件。

邓小平看了华国锋的讲话稿。10月10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信给华国锋，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充满着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之情。信中，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华国锋不理睬邓小平是有原因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共内部便开始传达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照过去方针办”只是其中的一句。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御笔”所写的这三句话，成了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华国锋作为领袖来说，资历不深，在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亟需仰仗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华国锋出示毛泽东生前给他所写的三句话，显得非常重要。

内中的第二句话“照过去方针办”，通过报纸上反反复复批判“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亦即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已经变得家喻户晓。

这时，华国锋公布了毛泽东写给他的第三句话——既然毛泽东生前说“你办事，我放心”，这就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铁定”了！虽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针对当时让华国锋处理党政大事而言，但是此时华国锋拿出这六个字，已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接班的“放心”，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

不过，也正因为华国锋遵奉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既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定下的“方针”，他也就完全照办。

所以，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仍在强调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提到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也有人后来推测说，邓小平能力强、资历深，华国锋生怕邓小平一旦复出，就会构成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威胁。所以华国锋对邓小平10月10日的信不予置理。

这当然是一种推测。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一上台就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墨守于毛泽东的“过去方针”，所以他后来提出“两个凡是”，那就毫不足奇了。“两个凡是”其实就是“照过去方针办”的另一种说法罢了。此是后话。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四人帮”曾感叹：“我们手中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四人帮”很难从叶剑英手中夺得军队的指挥权，便在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民兵。这样，在1976年，上海民兵指挥部已经拥有30个师、7个独立团、两个高炮营，实力相当可观。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曾经去上海，要求上海的“第二武装集团”加强训练，作好“拉出去”的准备。

在拘捕“四人帮”之后，解决上海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10月7日清早，华国锋和叶剑英商量之后，决定让汪东兴出面，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要他们当天赶往北京开会。

这通知如此局促，使马天水感到有点蹊跷。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想摸摸情况，电话没有人接。给王洪文打电话，也没有人接。马天水又给北京的“四人帮”的“帮友”们去电话，也都没有人接。马天水意识到情况不妙。

终于，马天水拨通《人民日报》鲁瑛的电话。当马天水问他北京的情况时，他只说了一句“没有什么事”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下午，马天水满腹狐疑，和周纯麟一起飞往北京。

马天水一到北京京西宾馆，便被软禁起来，而周纯麟则被接往李先念那里，因为周纯麟曾经当过李先念的警卫员。当周纯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表示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表示上海警备区听党中央指挥。

这天，上海的“四人帮”党羽们惶惶不安。当他们得知“四人帮”被拘捕的消息，决定要“大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打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

10月9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进行部署。

这天，在北京经过“打招呼”的马天水，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晚上，他奉命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另两位书记徐景贤和王秀珍。

10月10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不得不飞往北京。

11日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玉泉山九号楼接见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这时，徐景贤和王秀珍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

10月12日，从上海方面传来消息，那里的“四人帮”余党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要“决一死战”。

华国锋和叶剑英决定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表示“中央对你们几位是寄予希望的”。

10月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周纯麟同机回到了上海。他们先是来到东湖招待所──原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招待所，向中共上海市委一些负责人作了传达。

当“四人帮”的一些“小兄弟”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心如刀绞。1980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的报道这样描述：“黄涛躺在沙发里，像抽羊痫疯似地抖动；汪湘君哭得伤心异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陈阿大、叶昌明抱头呜咽，如丧考妣……”

10月13日下午3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样，中共上海市委的委员们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明白了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知道了“四人帮”怎么被打倒，也就制止了上海的武装叛乱。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庆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中共中央在10月14日决定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因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大体上“稳”住了。

10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几百名海、陆军警卫部队护送下，进驻上海康平路，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真正地稳住了上海。内中苏振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倪志福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冲为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

10月18日，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

从此，“四人帮”的基地土崩瓦解，全国的局势明朗化了。

这时，“四人帮”的失败已成定局，亟需向全党、全国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须知，在整整一个月前──9月18日，正是北京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日子。才一个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中央的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中共中央的通知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揭露“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通知指出：“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第二部分则是公布毛泽东自1974年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第三部分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令人不解的是，通知居然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四部分强调，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时，要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通知指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五部分规定，揭批“四人帮”，“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第六部分号召要“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从10月6日起，中国终于从1976年“天灾连着人祸”的悲痛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的“龙年”，那条“龙”历经劫难，终于欢腾起来。

诗人贺敬之在欢腾的人群中又“放声歌唱”了，写下充满激情的《中国的十月》一诗。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首诗已经落满时代的灰尘，但是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月的历史画面：

呵……

1976年，

严峻的十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已和我们永别……

生前的遗志呵，

怎样实现？

如何继承

他开创的事业？

……

呵！

1976年，

震撼世界的十月！

我们的党

胜利了！

北京的晨曦

向世界报捷。

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反党集团，

无产阶级的巨手，

终于捉住了这窝蛇蝎！

十月呵，

伟大的十月！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胜利了！

看革命的航船

正扬帆飞跃。

华国锋同志

接过舵手的班，

这伟大的战役中，

是何等的英明、果决！

……

从10月21日起，中国各地爆发了大游行、大集会，成千上万的人走在10月金秋的灿烂阳光之下。

在那十年动乱之中，中国仿佛成了一个“游行之国”。动不动就十万人百万人大游行、大集会，仿佛有着“游行癖”、“集会癖”。其实，那并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人们迫于无奈，才去响应“号召”，投入游行的队伍，参加种种集会。

然而，在1976年中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人们却是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游行的队伍，把10年的压抑化为无限的欢乐，痛痛快快地宣泄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

中国在大游行之中。

中国在大集会之中。

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走上街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1)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虽说各地大会的名称略有出入，但是都以“双庆”为主题。以下是当年历史的记录：

10月21日──

中共江苏省委、南京部队党委、省军区党委、南京市委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沈阳部队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兰州部队领导机关暨驻兰州部队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10月22日──

甘肃省、兰州部队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暨银川市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各族军民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青海省西宁地区省、市党政军民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天津市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辽宁省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广州部队委员会暨全体指战员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新疆部队委员会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10月23日──

四川省、成都部队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吉林省及长春市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安徽省及合肥市军民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浙江省及杭州市军民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前线三军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江西省军民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广东省、广州部队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军区举行“党政军民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湖南省会军民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陕西省及西安市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西藏自治区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台湾省籍爱国同胞在北京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济南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福州部队委员会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2)

10月24日──

首都北京百万军民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上海军民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广西军区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武汉部队委员会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成都部队委员会暨全体指战员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昆明部队委员会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10月2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党政军民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中共山西省军区委员会举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河南省省会军民举行“党政军民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10月27日──

中共北京部队委员会暨全体指战员举行“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

此外，在香港和澳门，各界人士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欢腾的10月，欢笑的中国。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自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笔者在查阅当年众多的报道时，注意到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在历史名城遵义，30万人冒雨举行庆祝游行。各族群众和老红军战士纷纷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回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更加激情满怀。他们无限喜悦地说：41年前，在毛主席领导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充分说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人们关注着上海的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致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上海的大游行，那热烈的场面绝不亚于北京。1976年10月22日新华社电讯是这样描绘上海的：

连日来，上海市区和郊区有400多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空前规模的庆祝集会和游行，表达了上海1000万军民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和坚决拥护，显示了全市军民誓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

上海街头的群众游行活动连日不绝，规模一天比一天大，22日达到了高潮。从东海之滨到淀山湖畔，从长江口到金山湾，150万群众浩浩荡荡地举行盛大游行，沿途红旗招展，鼓乐齐鸣，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鞭炮声、锣鼓声传遍浦江两岸。《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的雄壮歌声，激荡在整个城市上空。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一带张灯结彩。许多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长达数十米的巨幅标语，上面写着：“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南京路上的几百家商店、张贴着鲜艳夺目的大喜报。许多工厂、人民公社、部队、学校、商店机关、街道写给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致敬信和决心书，纷纷飞向北京。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一大会。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确实充满着“敬意”：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衷心欢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得到迅速实现！铺蓝天为纸，倾浦江之水，也写不完、说不尽这两件大喜事给我们全市军民带来的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致敬电这样形容上海对于粉碎“四人帮”的热烈反映：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1000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

三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1)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所统计的数字：

10月21日，150万人上街游行；

10月22日，人们冒雨上街，“两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已超过330万人”；

10月23日，“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已达580万人”。

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唱祖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10月24日，离那惊天动地的10月6日，不过18天而已！离毛泽东去世，也不过一个半月。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诚如贺敬之在《中国的十月》那首诗中所写：

华国锋同志

接过舵手的班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时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3000万共产党员、全国8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贺敬之在《中国的十月》中，则以诗人的语言这样歌颂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6年，

伟大进军的十月！

看天安门上

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

听《国际歌》声

在全球响彻……

革命大军乘胜前进，

妖魔鬼怪一定要消灭！

让鲜红的太阳

照遍全球，

这就是我们

终生的事业。

这就是

今日的中国呵，

又一次在回答

今日的世界！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2)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新华社开列了这样的名单：

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8226;艾则孜、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8226;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出席了大会。

华国锋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

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决拥护中共中央1976年10月7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4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4月30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的中国，毛泽东仍享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的话，确实仍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国锋为了巩固“英明领袖”的地位，公布了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公布了毛泽东生前所说“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于是，举国上下掀起宣传华国锋的热潮，出现了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日子的中国报纸上，几乎在每一个版面上都能见到用黑体字印刷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一首署名“胡工”的《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诗，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写的这六个字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对于华国锋的无限信任的情感：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亲手

写金文。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和华主席

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

全党放心，

全军放心，

全国人民皆放心。

毛主席放心，

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

党的接班人！

毛主席放心，

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

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

莫道画皮重重！

有华主席号令，

“四人帮”一举扫尽！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党兴旺发达，

无产阶级大业后继有人！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神州更壮丽，

人民倍精神！

昆仑矗天立，

大字金粼粼：

你办事，

我放心！

东海放声歌，

天下一强音：

你办事，

我放心！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走上天安门城楼；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1976年10月29日，不是以两报一刊齐出面，而是单独以《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了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这篇社论，对于华国锋的“无可争辩”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地位，进行了论述。

社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社论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的人物”进行了论述，论定华国锋是毛泽东最“放心”而又具备“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的革命领袖。社论的关键性的一段话，是号召人们“高度自觉地热爱”华国锋。社论这样写道：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1)

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

最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

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著名画家刘文西和秦天健、谌北新、黄乃源合作，在1977年1月，创作了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空白。

著名国画家李延声精心创作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在北京，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这幅画。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乔冠华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时的知情者。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第299页中，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

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2)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1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年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章含之还写及，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在接受审查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乔冠华在诗中写道：

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

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章含之的回忆录，似乎就是为乔冠华“洗沉冤”的。

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在受到审判时，曾经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字条，一语惊人。

那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这次审判主要是关于江青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居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照江青所说，毛泽东的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江青的话，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1)

就在华国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际，一个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人要“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却是华国锋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了。

各地的“双庆”大会，无一例外地要发出“致敬电”——这原本是因袭“文革”中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发出“致敬电”的惯例。各地的“双庆”大会所发出的“致敬电”，一开头无一例外地写着：“华主席、党中央”。

细细查阅当时的报刊，可以发现，对于华国锋和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只是提“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之类的话，因为宣传大权掌握在姚文元手中，不可能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即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五天，即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此后的报道中，出现“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号召……”；

不久，“华国锋同志”被“华主席”所代替，成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样“步步高”，也还属“正常范围”。

然而，提高到“华主席、党中央”这地步，则已经属于“不正常”了。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原本是中共中央成员之一，把“华主席”跟“党中央”并列，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先“华主席”，后“党中央”，则是明明白白地把“华主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细细探究起来，这“华主席、党中央”其实是当年“毛主席、党中央”的翻版而已。

在“文革”中，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出的“致敬信”一开头是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连“党中央”都不提。

后来，总算提“党中央”了，但是写成“毛主席、党中央”。

后来，在党内的请示报告中，则简称为“主席、中央”。这在“文革”岁月，已经成了惯例了。

这种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加了S的。”所谓“加了S的”，是指英文中复数名词大多要加S。

在苏联，斯大林曾大搞个人崇拜。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花了7个小时作长篇报告，题目就是《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得知赫鲁晓夫的报告，最初也曾同意批判个人崇拜。所以，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吸取教训。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才过了三个月，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见不到“个人崇拜”一词了。毛泽东把“个人崇拜”换成了“个人迷信”，只提“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再批判个人崇拜了。

这样，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曾出现过十四次的“个人崇拜”一词，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一次也没有提到。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终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对于个人崇拜的观点：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这话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应全盘加以否定的，不存在“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2)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迎合毛泽东，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在这里，柯庆施不光是提倡个人崇拜，甚至提倡个人迷信。面对柯庆施如此献媚之语，会上居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批驳。柯庆施深得毛泽东“宠幸”，不久便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得以从中共中央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日益造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造成了“主席、中央”的局面。

也正因为毛泽东热心于个人崇拜，所以才会由个人选定接班人，所以才会选定林彪那样鼓吹所谓“大树底下乘凉”之类马屁精作为接班人。

也正因为毛泽东个人决断一切，所以才会由他“亲自发动”了那场给中国带来巨创深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个人崇拜就是对领袖个人的神化、偶像化，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和盲目信仰。个人崇拜是个人专断的前提。

“主席、中央”也就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主席、中央”，不只是一种在“礼节”上表示对于主席的尊重，而且也在事实上反映主席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主席既可以指挥中央，也可以否定中央决议。

例子之一：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共发出了邀请。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他请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而且说明代表团去了苏联，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来上海，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道：“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例子之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由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的，毛泽东亲笔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时，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人们知道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不敢提出原则性的否定意见，但是既然参加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是，陈伯达、康生说，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动！

这时，就连刘少奇也不能不如此感叹：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连刘少奇在会上都说这是“独行专断”！可是，最后还是一字不易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

以上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主席、中央”——“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主席可以否决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否决主席！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成了“最高指示”，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无限“神力”，就因为个人崇拜。

在“文革”，“上面一言堂，下面一边倒”，这也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崇拜所造成的。

毛泽东在晚年把“党领导一切，领袖领导党”演变成个人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把领袖高高地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所以“主席、中央”，所以“一句顶一万句”。

华国锋一切“照过去方针办”，连“主席、中央”也“照过去方针办”。

正因为这样，在华国锋上台之初，铺天盖地的“致敬电”，连篇累牍的“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显露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的端倪，表明毛泽东多年以来的个人崇拜被华国锋完全接受，仍在延续之中。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中国人很讲究名分。

1964年4月9日，63岁的柯庆施病逝。中共中央的悼词称柯庆施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本来，“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应该是很多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等，都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然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却成为林彪的“专利”。反正一提“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必定是指林彪。于是，提到柯庆施时，也就改称“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不再提“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了。

同样，“伟大领袖”与“英明领袖”并无本质区别。唯其“英明”，也就“伟大”；要说“伟大”，必定“英明”。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所宣读的悼词，既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又称他为“英明领袖”：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重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然而，在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后，“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名词。人们提到华国锋时，必定冠以“英明领袖”；提到毛泽东时，则冠以“伟大领袖”。

细细探究起来，1976年10月24日上海市“双庆”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里，有这么一句：“全市军民同声赞道：‘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英明领袖”成为华国锋的专用名词，最具权威的起源，是《解放军报》1976年10月29日那篇广有影响的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社论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

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1976年11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为《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样，使“英明”一词有了双重含义：不仅华国锋本身“英明”，而且选择华国锋为领袖体现了毛泽东的“英明”。

这篇社论强调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无限信任，把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很放心地交给了华国锋同志。”在强调了毛泽东“亲自选定”之后，社论列举了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四条优秀品质：

第一，华国锋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二，华国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华国锋同志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

第四，华国锋同志远见卓识，英明果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既耐心稳重，又坚持斗争。

《解放军报》的社论，又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赞赏和选择：

第一，毛主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非常重视革命领袖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赞扬华国锋同志有领导县、地区、省的全面工作的经验，又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事实证明，在毛主席的亲自培养下，华国锋同志具有掌管全党全国全面工作的才能，能够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

第二，毛主席以深刻的观察力，指出了华国锋同志具有作为党的领袖接班人的优秀品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看到，华国锋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坚定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贴心人。

第三，毛主席生前，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华国锋同志讲过，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华国锋同志铭记毛主席的话，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王张江姚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亲自下决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表现了华国锋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系统地论述了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根据。

从此，“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句话，频频出现于中国的报纸、中国的文件、中国的标语、中国人的发言。

从此，“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毛泽东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确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问起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答道。

毛泽东又说起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不同意蒙哥马利元帅所称的“继承人”，而是采用“接班人”一词。

毛泽东后来对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说起跟蒙哥马利的谈话：“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毛泽东所说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屈指算来，华国锋是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则是毛泽东第一个选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根本用不着为刘少奇“造舆论”，用不着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在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从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近20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时，也用不着“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林彪。因为从“文革”以来，林彪就已经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姿态出现，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将领、十大元帅之一。

1971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很使毛泽东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林彪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也不必“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于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邓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根本不存在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造舆论”的问题。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毛泽东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纵观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可以看出：前两次很从容，是经过长期考虑、观察的；自从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5年间毛泽东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仓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才半个月──1953年3月20日，马林科夫就辞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认为，由于马林科夫的资历太浅，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就让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泽东乱了方寸。在林彪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只是提议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两字。在前面已经引述过毛泽东跟熊向晖的谈话，毛泽东如此说：“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这是因为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就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尽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刘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1976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56岁。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确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期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能够按照他的路线把他的未竟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不过，毛泽东也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的领袖，必须具备极高的声望。华国锋虽然为人忠厚，但是作为领袖资历尚浅，不孚众望。

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病重之际，在确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自知余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说这段话，正反映了他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显得局促，以至要“全国人民逐步认识”这位接班人。毛泽东希图通过“宣传华国锋”以提高华国锋的声望。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最后几句话说得那么悲凉，说到了“动荡”，说到了“血雨腥风”，说到了“天知道”，就因为毛泽东知道在他死后，华国锋未必压得住阵脚。毛泽东早就说过，他死后，江青会闹事。他也明白，华国锋未必斗得过江青。所以，他把华国锋和被他称之为“四人帮”的四个人一起召来，说了那番话。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1)

尽管毛泽东“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但是在当时却无法做到。因为舆论大权掌握在“四人帮”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被“四人帮”视为夺取大权的最大障碍，“四人帮”怎么可能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去“宣传华国锋”呢？

在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6日晚上那干脆利落的“横扫”，使中国避免了“动荡”，避免了“血雨腥风”。

领袖是政党的旗帜。平心而论，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失去了享有极高声望的领袖毛泽东，急欲填补这一空白，树立新的领袖华国锋的形象，原本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

一向理平头的华国锋，也蓄起了朝后梳的“毛式长发”。加上华国锋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确实有几分毛泽东的样子。

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其实主要依靠两条：一是毛泽东生前亲自选定他为接班人；二是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戴。

第二条，老百姓个个心里明白，谁都吃够了“四人帮”的苦，用不着多说。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完全是华国锋个人的功劳；而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却几乎把功劳全都算在“英明领袖”的账上。报纸上成天在宣传着“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至于第一条，只有高层人士才知道。于是，华国锋拿出毛泽东亲笔手书“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在病重时所写的这六个歪歪扭扭的字，仿佛是封建王朝的“钦定传位手谕”，成为华国锋“即位”的依据。当时，在华国锋山西交城故居前的墙上，刷出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

其实，就连华国锋本人也感到光靠毛泽东这六个字，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声望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公布了毛泽东那段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热潮……

一时间，中国各报各刊竞载“宣传华国锋”的文章，各出版社竞出“宣传华国锋”的书，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宣传华国锋”，实际上演变成了对华国锋的歌功颂德，演变成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为了“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对于华国锋的歌功颂德几乎涉及华国锋的各个方面。

内中最热的是山西和湖南，因为华国锋曾在这两个省份工作过。

山西交城是华国锋的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书。

中共山西交城县委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山西军区报道组、空军某部报道组、铁道兵某部报道组、《解放军报》记者在山西采访，写出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山西日报》通讯员、《太原报》记者、《山西日报》记者写出了《华主席关怀儿童团——访华主席工作、战斗过的古交区》。古交区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区，原属山西交东县。华国锋曾担任过交东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在古交区建立儿童团。报道说，那里的“红小兵”、“红卫兵”得知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发出“铿锵的誓言”：

华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华主席的红小兵。

华主席关怀儿童团，儿童团爱戴华主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书，记述了华国锋从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吕梁山区所度过的11个冬春。该书写道：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赤胆忠心干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华国锋同志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根据地建设、新区建设、作战指挥、支前、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关于华国锋在湖南的报道更多。湖南，在当时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中共湖南省委在1977年第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这篇文章用三个“者”来形容华国锋：“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

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华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一书。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湖南》一书。书中说：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一贯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发表《华主席是执行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典范》。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2)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发表《华主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中共湖南军区委员会发表《英明统帅华主席率领我们胜利前进》。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发表《英明领袖华主席关怀着我们青年的成长》。

湖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发表《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

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区委员会发表《华主席带领我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湖南省湘潭地区妇女联合会发表《华主席领导我们妇女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中共长沙市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

此外，还有种种文章，罗列一下标题，便可知“宣传”内容：

《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华主席是我军的英明统帅》

《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

《华主席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华主席掌舵我们最放心》

《华主席坚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建设民兵》

《华主席是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

《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榜样──记华主席在湖南领导文艺工作的革命实践》

《华主席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样》

《华主席无限关心革命战士》

《华主席是人民教师的贴心人》

《华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华国锋”的种种文章中，张平化的文章格外显眼。

张平化在1959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共事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1977年10月，张平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张平化在文章中用三个“亲自”来形容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重视：

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优秀学生，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张平化的文章，分五个方面“宣传华国锋”：努力学习和忠诚实践毛泽东思想；捍卫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爱护和培养党的干部；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张平化在文章结束时，把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相提并论：

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斗争转危为安，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接班人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国内外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都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华国锋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曾率湖南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学习，跟陈永贵结识。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陈永贵这样“宣传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光明正大；谦虚谨慎，具有民主作风；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够领导全党、统帅全军，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经过热火朝天的宣传，尽情的讴歌，华国锋被精心“包装”成了“英明领袖”。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尽管全国上下一片“宣传华国锋”，为华国锋歌功颂德，但是华国锋的真实身世仍鲜为人知。华国锋其实姓苏不姓华。他是怎样由山西南下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又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垂青，以至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呢？

走笔行文至此，该探究一下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其实不姓华。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华国锋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穿着长袖衬衫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当时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

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25周年》……还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插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1)

华国锋参加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团。

武光记得，他们是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发南下的。来自老区的干部大约3000多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名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他们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所以没有与干部们一起南下。

武光带领南下工作团从石家庄到了河南开封，那里是中共中原局所在地。中共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邓子恢告诉武光，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的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果真，南下工作团到了长沙，“往下压”了：武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华国锋也被“往下压”。1949年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从山西南下，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一提到湖南，总是这么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湘阴位于洞庭湖南岸。当时的湘阴，“四害”横行。所谓“四害”，也就是水灾、虫灾（血吸虫病）、土匪、恶霸。

华国锋来到湘阴，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时，华国锋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阴，华国锋为烈士塔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华国锋平时从不写诗，这是难得见到的华国锋诗：

为我人民事，牺牲命和家。

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华。

华国锋在湘阴工作了不到两年，1951年6月，被调离湘阴，到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是宋惠。

虽说华国锋在湘阴县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1977年“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收录关于华国锋在湘阴的故事28篇。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题为《打菩萨的故事》，写及县交通班的小张、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庙去砸菩萨，华国锋得知后，找小张、小裴谈话。故事这么写道：

政委给他们分析，在这解放初期，人民觉悟还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打菩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政委分析得那么深透，小交通员们听得那么入神。是呀，在这个时候打菩萨，就会干扰当前的清匪反霸运动，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啊！事情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有些落后群众听了敌人的造谣，对人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嘛！

“可是菩萨还要不要打呢？”一个交通员提出了新问题。

华政委说：“当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们代表群众打，要让群众觉悟了自己去打。”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小交通员们的眼光随着华政委手指的移动，轻声念起来：“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就仿佛是针对小交通员们说的。小张把华政委手里的这本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字闪闪发亮。

“华政委，我们再不打菩萨了。”小张和小裴惭愧地说。

1951年6月，当华国锋被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毛主席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2)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毛泽东委托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毛主席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毛泽东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金字横匾。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道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的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用后来的事来说当初，把“批判刘少奇”之类都“提前”到五十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毛泽东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

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日渐增多。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以使汽车能够直达毛泽东故居。

这样，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1952年8月，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

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

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

就在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华国锋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虽说建国后毛泽东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

毛泽东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1954年夏，毛泽东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了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就是在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毛泽东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毛泽东，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毛泽东。

照片的说明词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那时，毛泽东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毛泽东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这样记述：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在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而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通报批评和《湘潭日报》上发表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2)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

就在毛泽东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1955年8月5日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虽然只短短一两句话，却使作为湘潭“父母官”的华国锋也“极为高兴”。毛泽东的信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故乡；第二，毛泽东很重视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日，毛泽东还给湘潭县云源乡政府回了一封信：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

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同样透露了他对故乡“乡间情形”的无比关注。

毛泽东在一天中给故乡写了两封亲笔信，使华国锋对于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关心故乡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农业合作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主张“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召开部署农业合作化的会议时，原定有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关于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发言，被取消了。

华国锋回到湘潭后，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一文，仍积极推进湘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机会。

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会议，也就是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扩大”，就是指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书记，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的农村工作部长，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

中共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

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至2000字左右”；

“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而在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由于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只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则由于来自毛泽东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地能够在大会上发言。

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东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毛泽东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了如下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在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深文”出自《史记&#8226;酷吏列传》，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书苛细严峻。“周纳”之“周”，即周密，而“纳”是“使陷入”之意。“罗织”指罗织罪名。

在周小舟看来，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是引人“陷入”，然后以罗织罪名，以严酷的法律置人以罪。“深文周纳，罗织成罪”这八个字，是周小舟对于“反右派运动”的错误的高度概括。这表明这位当年的毛泽东秘书，已经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

与周小舟不同，华国锋积极投入了“反右派运动”。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

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祖国的晴空出现几朵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华国锋同志深入学校，掌握文教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参加座谈会。不到几天时间，办公室、教室、宿舍……整个五中校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处都能听到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亲切声音。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帆风顺的。

一年之后，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地袭击了中共湖南省委。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自江西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揭出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这一“反党集团”跟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克诚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从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则是中共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

周小舟在1957年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持怀疑态度，紧接着，在1958年，周小舟又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在1958年12月彭德怀来湖南视察，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谈话，发觉彼此的见解非常相近。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时，周小舟也就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了。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职到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给中共湖南省委带来极大的震荡。面对这一激烈的斗争，华国锋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这种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泽东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虽然华国锋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毛泽东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他一次次下乡蹲点。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畬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

毛泽东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将近有100公里，其中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毛泽东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毛泽东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华国锋自己还写了《贵在鼓劲》一文，发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

紧接着，在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在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毛泽东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华国锋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华国锋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毛泽东非常欣喜，询问华国锋是怎样发现这些老照片的。毛泽东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从1965年起，华国锋担任总指挥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这一工程是引涟水入韶山，?善沿途湘潭、湘乡、宁乡、双峰的农田水利。主干渠全长240多公里，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华国锋几乎走遍了干渠。为了这一工程，华国锋召集工程人员、民工、老农开了150多次“诸葛亮会”。

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动工。华国锋为《韶山灌区报》第1期写下这样的题词：“做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样板来。”华国锋还为巨大的渡槽题写了“云湖天河”四个大字。

这一工程，在10万民工的努力下，经10个月完成。这10个月里，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地上。华国锋曾为《湖南文学》杂志1966年第1期“韶山灌区工程特辑”亲笔抄录了这样一首民歌：

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

华国锋领导建设韶山灌区工程，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忙于“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之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只受到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8226;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冲击，反而能从动乱中稳步上升，威信不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毛泽东表白过自己的忠诚。毛泽东毕竟出生于韶山，正好处于华国锋工作过多年的湘潭地区。

不过，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纷争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很久，未能及早成立。在全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个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他是赞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说，“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

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

从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当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泽东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还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作。

在韶山，从1950年就开始修缮毛泽东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称“旧居”）。人们到韶山来，主要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1961年3月，毛泽东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前往毛泽东故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觉得光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还不够，于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下，在韶山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来改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个陈列馆，选在离毛泽东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以及参观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74岁寿辰，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达12.26米的毛泽东塑像。不言而喻，这12.26米，象征着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于是，光是有毛泽东旧居、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又嫌不够了，在1969年由华国锋主持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主席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8226;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还在长沙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兴建誓师大会。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是毛泽东当年创建的，位于长沙清水塘。华国锋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刨冰破土，为这一纪念馆奠基培土。

华国锋在湖南开展这些纪念工程时，反复强调，要无限忠诚于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

毛泽东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1)

从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3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的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当时，正是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自觉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2)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做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映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和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高潮，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泽东称他是“老实人”。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1)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2)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8226;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华国锋上台后，居然提出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居然认为“四人帮”不是极左派而是极右派，居然坚持要继续“批邓”……华国锋终于明确提出“两个凡是”，并成为他的“核心理论”。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迫在眉睫的是两件事：一是申明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二是开展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关于第一件事，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8日作出的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已经充分申明了。

关于第二件事，比起第一件事要复杂得多。因为既然粉碎了“四人帮”，就得先向全党，再向全国，然后向全世界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也就是说，必须详细说明“四人帮”的罪行，开展对“四人帮”的批判。

1976年10月6日深夜，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要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明毛泽东生前对于批判“四人帮”的一些指示，以求表明拘捕“四人帮”乃是遵照毛泽东的遗愿进行的。

1976年10月8日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在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华国锋系统地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据云，这是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整理的。华国锋也讲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些主要罪行。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在对参加“打招呼”会议的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这样论及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把粉碎“四人帮”称为“文革”的“胜利”！

其实，这是因为华国锋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华国锋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文革”是毛泽东平生所干的引为自豪的“两件事”之一。在华国锋看来，是万万不可否定的。

华国锋论资历、威望，远不及毛泽东。他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借毛泽东的巨大威望才能在中国政坛站稳脚跟。他必须肯定“文革”。在他看来，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他自己。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也正因为这样，华国锋才会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华国锋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的，所以必须予以肯定。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所以目前“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受华国锋的这些指示的影响，在吴德的主持下，中共北京市委在1976年10月15日曾下达了《关于北大当前运动的意见》，共六条，人称《六条》。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校”（亦即“梁效”），原本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大学师生奋起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可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一开头便说：“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一句话，就把北京大学师生的嘴巴给堵上了！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下达批判“四人帮”的文件：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悔改。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六、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这一文件在论述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时，同样这么写道：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是以“文革”的“理论”为指导粉碎“四人帮”的。

这一文件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中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为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审查，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20日成立了“王张江姚专案组”。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由汪东兴负责。

这一专案组分别在1976年12月、1977年3月6日、1977年10月1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内中，材料之一主要是关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之二则主要是揭发“四人帮”的历史罪行；材料之三主要是揭露“四人帮”如何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系统地公布“四人帮”这些罪行，对于揭批“四人帮”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材料之二前面以中共中央名义所加的前言中，却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也就是说，把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反党集团”相提并论，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给予平反；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不允许“翻案”！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1)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时，理所当然批判林彪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毛泽东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极左。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毛泽东也认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林彪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江青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认为很好，正是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龙岩”，便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2)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江青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判刘少奇：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批判林彪时，把林彪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于刘少奇。既然毛泽东当年认为刘少奇“形‘左’实右”，那么林彪当然也是“形‘左’实右”。

就在周恩来和张春桥、江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之际，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还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

看来，最后要由毛泽东进行“裁决”了。

这时的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最初关于林彪是极左派后台的说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这样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

张春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入两报一刊社论。

于是，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新年献词》指出：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林彪的极左，而是批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以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其实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误。毛泽东“左”，所以在他看来，林彪是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为“极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

前文已经写及，华国锋跟“龙岩”一文还有一点瓜葛。华国锋亲自经历了1972年那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毛泽东的“最后裁决”。既然毛泽东在1972年认定林彪是“极右”，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了！

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迷误，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的“左”的迷误，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帮”时陷入了“左”的迷误。

其实，华国锋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这同样由于：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帮”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引发对他的批判；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线的?要。

这样，华国锋认定“四人帮”是“极右”，也就把对“四人帮”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帮”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林彪的“假左伪装”。这表明，跟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报》很快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借助于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了今日也应该批“左”之意。

《人民日报》为此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

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了，而改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才最后论定了“四人帮”的极左本质。这是后话。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1)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2)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1)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2)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1)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华国锋的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2)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1)

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华国锋仍然不断“筑堤”，企图挡住这股历史洪流。但是，华国锋毕竟步步后退，不得不同意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一出来，就朝“两个凡是”开了一炮。

打倒刘少奇，

大家喊声齐。

打倒林彪，

惊恐吃不消。

打倒邓小平，

谁也弄不清。

打倒江青，

都拍手掌心。

这是流传在北京的一首歌谣。

所谓“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是指“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倒刘少奇，那时人们听命于“伟大领袖”，所以“喊声齐”。

在打倒林彪时，由于林彪事件突然爆发，原本是“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在一夜之间成了“叛国投敌犯”，难怪老百姓“惊恐吃不消”。

至于“打倒邓小平”，真的“谁也弄不清”。

终于打倒了江青，老百姓个个“都拍手掌心”。

这首歌谣，生动地勾画出中国的老百姓经历四次政治大变动时的不同心态。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位“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千千万万人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奇迹的人物。

早在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的“左派”发动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就涉及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邓小平被称为“毛派”的头子，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后来，在1935年1月初，邓小平复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出席了遵义会议。

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指责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在1966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第二次被打倒。然而，他又在1973年4月12日奇迹般出现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他成功地第二次复出。

接着，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所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邓小平能不能第三次重新站起来呢？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务必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

叶剑英是邓小平坚定的老战友。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他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2)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华国锋听不进叶剑英的话，也听不进胡耀邦的话。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样，叶剑英不得不在此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这时，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叶剑英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华国锋不好当着叶剑英的面说反对的话，但是以沉默相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此后，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下发表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久，叶剑英派儿子去把邓小平接来，向他亲自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是亿万人民的呼声。李冬民在北京长安街上刷出的大字标语，就是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之后，8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当时，四川省江津县一位名叫聂坤映的青年工人，犯了所谓“反革命攻击罪”。其实，他的“恶毒攻击”不过是：“该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胡说什么粉碎‘四人帮’不只是华主席一人的功劳，还有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功劳，要不是几个老帅给华撑腰，他就奈何不了‘四人帮’。”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通知》的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3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阻力重重，叶剑英干脆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不远处的25号楼。

叶剑英在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作准备。叶剑英不断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

叶剑英来了，李先念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么多客人来向邓小平拜年，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拥护邓小平，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第三次复出。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华国锋和汪东兴抢先在一个来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其实是想预先给这次会议定好调子，即在“两个凡是”的轨道上运行。

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回忆，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

那是因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

吴明瑜记得，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得知文章是吴明瑜参与起草的，所以也就很热烈地跟吴明瑜谈了起来。当时，由于胡耀邦刚刚“解放”，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时就由吴明瑜兼做他的助手。这样，吴明瑜在会上担任了方毅和胡耀邦两人的助手。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由胡耀邦发言。吴明瑜协助胡耀邦起草联合发言稿。

可是，胡耀邦最终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

这是因为从3月14日起，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温”骤降。

这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使老干部们大失所望。华国锋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从吴德讲话到《人民日报》社论，到华国锋的讲话，虽然几种“两个凡是”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是一样的。这次华国锋直接提出了“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中共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此时，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华国锋则千方百计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

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他坚持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还强调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也就是说，华国锋不仅用毛泽东压邓小平，而且企图把邓小平跟“四人帮”捆在一起，使邓小平无法平反。

华国锋在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不仅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说成是“反华国锋”、“保王洪文上台”，即所谓的“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华国锋企图以李冬民这一假案堵别人的口：谁要是再提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就是“?华”，那就是“保王洪文”，那就是“反革命”！

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依据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那么邓小平就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也不能平反，因为那都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

其实，华国锋拿毛泽东压人，拿“两个凡是”压人，说穿了，因为无论是为邓小平平反还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都意味着对华国锋本人的否定：华国锋正是在邓小平下台时上台的，他是取邓小平而代之。如果为邓小平平反，那也就意味着应该否定华国锋；同样，华国锋是在“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的时候上台的，邓小平是因为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才下台的。所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意味着对华国锋的否定。

华国锋正是深深知道一旦守不住“邓小平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这两道防线，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千万百计加以阻挠。当然，对于华国锋来说，最“理直气壮”的莫过于打毛泽东这张王牌。他借助于“两个凡是”、借助于毛泽东压人，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全自己的“英明领袖”地位。

汪东兴在会上为华国锋帮腔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如此针尖对麦芒，足见会上斗争的尖锐。

华国锋借助于他的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压制陈云、王震，不让他们在小组会的发言登会议简报。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还是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发人深省的是，陈云呼吁为邓小平平反，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有人呼吁应该让陈云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也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汪东兴搬出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陈云同志一贯右倾！”

华国锋不得不步步后退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又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李先念多次跟华国锋谈话，希望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尽管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依据，固执地宣称邓小平是“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但是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迫使华国锋不得不步步退让。

最初，华国锋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华国锋这话，比起原先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复出，是退了一步——他已经表示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

接着，华国锋又退了一步。他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这时他不再提“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之类了，但是仍想拖延时日。所谓“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无非就是一个“拖”字。

人们听到华国锋这话，讽刺道：“如今水也到了，渠也成了，就是被华国锋筑的堤坝挡住了。”

197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

《当前宣传要点》宣称，要宣传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他继承、高举和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要宣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的基本路线伟大理论在当前的具体实践。要宣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就在中国报刊根据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大力宣传“英明领袖”华国锋、宣传“两个凡是”的时候，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总是写“华主席、党中央”。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中，关键性的话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邓小平的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而“完整”地加以理解。

邓小平的话，也就是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对于毛泽东的话，不论片言只语，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此后不久，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曾这样谈及他的4月10日给中央的信的含义。邓小平说：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要求，把他的这封信印发全党——正因为这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应该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

在种种压力下，经过20多天的反复考虑和权衡，华国锋不得不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是邓小平的很大的胜利。因为自从1976年清明节之后，中共全党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听见邓小平的声音了。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中共党内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华国锋不能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至于这“适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

但是，面对党内外的强大压力，华国锋无法再拖延。华国锋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声称：“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说，华国锋还是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条防线，只是由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可以“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

华国锋所说的“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话，倒也是有来历的。

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派记者专门调查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记者查明了，是当时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梁效”，写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谣言。于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诬指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人民日报》的记者经过调查，查明当时把邓小平打成“天安门事件总后台”，是“四人帮”玩弄的政治阴谋。记者写出了调查报告《“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要报送中央。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以报社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人民日报》记者的这一调查报告。

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

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因为报告表明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天安门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理所当然拒绝了华国锋的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

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出来”而已，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80大寿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

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再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不得不对“天安门事件”降低调子。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了。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秦基伟（1988年199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曾这样谈及当时看了中共中央转发的邓小平两封信之后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六年前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尖锐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针对性很强，但毕竟只是从指导当时工作的现实意义上考虑得多，对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认识得很肤浅。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认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识到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透过复杂的现象，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内乱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这确如一声霹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顿开，成为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

尽管邓小平一出来就向“两个凡是”发起抨击，但是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两个凡是”还占着统治地位，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曲折而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张春桥提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知识分子被臭骂为“臭老九”。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马上提出了应该尊重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邓小平后来在1977年8月8日这么谈及：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毕竟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刚一重新工作，便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1)

1977年5月的变化是巨大的：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6日，邓小平“出来”；24日，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也就在1977年5月，一桩发生在幕后的事，使华国锋极为不快：《人民日报》社有人整理了一份材料，使华国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生动摇。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的这一文章，是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发表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在1977年4月15日起在全国发行的，首批便发行了2800万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实收入了许多反映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文章。华国锋却号召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学习，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左”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编辑们很注意删除有碍“两个凡是”的字句。例如，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

这句话，显然与“两个凡是”格格不入。因为毛泽东“也犯过错误”，那就是说，毛泽东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内中也有错话。于是，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中共中央在1977年4月7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华国锋在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实际上也就是点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主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主要学什么。

华国锋强调指出：

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华国锋这样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的党，武装了广大群众。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及时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在我国重演。我们党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

这样，华国锋就把“两个凡是”加以阐发，把“照过去方针办”加以阐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华国锋最要“维护”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内中最主要是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办。所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华国锋的理论支柱。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社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是印发中共高层参考的。这下子，在中共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这份来自《人民日报》的材料，着眼于揭批“四人帮”，据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伪造的！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毛泽东的理论，那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倒是次要的，对于华国锋来说，这一理论是不是毛泽东的理论才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两个凡是”，只有对毛泽东的理论，才“坚决维护”。倘若不是毛泽东的理论，华国锋就不能“坚决维护”并用作理论支柱了。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2)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会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一伙所伪造的呢？

据查，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指出：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社论接着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分6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中国的报刊就不时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都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

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串在一起编成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毛泽东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是符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同意发表。

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中共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很符合华国锋的“左”的思想。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加以继承。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很快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高层人士的电话，批评他们不应该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捅出去。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华国锋的威信，关系到华国锋的“理论基础”……

那位高层人士说，虽然那些话是陈伯达加的，但那是毛主席同意的，还说“加得好”。所以，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毛主席的理论。

但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毛泽东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只是出来工作，只是表示了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

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叶剑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一段对华国锋寄予厚望的话：“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出现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场。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变化较多：

由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原本为5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1975年1月，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5年1月，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仍为5人；

1975年12月，康生去世，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3人；

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2人；

1976年4月，增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3人；

1976年10月，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也就不担任副主席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减为2人；

1976年10月，由于王洪文被捕，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上只剩叶剑英1人（王洪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是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才被正式撤销）；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

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样，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驾马车”式的新的领导核心。

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

在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

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

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这次会议认为“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以及为实现这个“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会议还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实际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续下来。

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虽说随着邓小平的恢复职务而从此不再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的基调，便是“两个凡是”。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看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

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邓小平喜欢看足球赛。那一个夜晚，邓小平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1)

邓小平刚刚恢复职务之际，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叶剑英主管军队。汪东兴主管组织、宣传、公安。邓小平则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确实，“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尤其是邓小平刚刚复出，许多人对他还投以怀疑的目光。

就在这个时候，那部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居然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那里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为什么要轰走《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进行调查。记者找了6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

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纪要》。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

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

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

别人不敢碰那个《纪要》，邓小平敢碰！

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

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方毅是在1978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科教工作。

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座谈会。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是吴明瑜、刘道玉（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明庭华（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记录，整理成《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当时，仍然充满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讴歌，充满着对“两个凡是”的膜拜，也就充满着对于“文革”前17年的否定。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的8月8日的谈话，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后来，邓小平又举了他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不少人生怕跟了邓小平，又会“犯错误”——对于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还记忆犹新，还心有余悸。

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不错，人们被“文革”整怕了，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怕了，胆子越来越小，生怕犯错误。由于《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人们走不出这个“圈”。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2)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把毛泽东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壮起胆来批判“两个估计”！

不过，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

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

不得而知！

无巧不成书。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笔者原本是为了向他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起草经过——因为他是这篇重要文章的作者之一。我们谈及了关于批判“两个估计”，出乎意外，他用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出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原来，孙长江在“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毛主席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即便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圈阅”过的，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派看来，生怕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

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

邓小平复出之后，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1)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中共十大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按照正常的情况，中共十一大应在1978年召开。但是由于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重大而特殊的情况，所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一大。

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二十来天，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着两幅巨大的画像：“伟大领袖”毛泽东像和“英明领袖”华国锋像。这两幅画像，形象地表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代表3500多万中共党员。

大会在8月1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汪东兴显眼的地位，引起人们的关注。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是意料之中。副主席除了叶剑英和邓小平之外，增加了一人，即汪东兴。另外，汪东兴还兼任主席团的秘书长。这样，汪东兴的地位一下子就突出起来。在此之前，汪东兴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的潜台词，就意味着他不久将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另外，从中共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秘书长来看，也都是重要人物：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秘书长是邓小平；中共九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共十大的秘书长是张春桥。

华国锋要加强汪东兴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随着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领导格局，使“华汪体制”中汪的地位下降。所以，华国锋采取了加强汪东兴地位的措施。

历数中共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看出，都是在时代大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八大是在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九大是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十大是在发生“林彪事件”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十一大则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政治报告是中共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中共七大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中共八大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中共九大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中共十大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中共十一大则由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长达4小时。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批判“四人帮”，这当然必要。但是，由于华国锋自己仍站在“左”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政治报告充满着“左”的理论和错误，充满着自相矛盾。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告：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

应当说，华国锋宣告结束“文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可是，他偏偏说，他所宣告的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不是在那里否定“文革”，而是在那里肯定“文革”。

其实，华国锋是依据“两个凡是”这么说的。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便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

华国锋尊奉毛泽东的“教导”，“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所以把这次“文革”称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依然强调，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所以，“文革”要进行多次。

另外，他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历时11年”，实际上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年也算了进去，这是错误的。因为粉碎“四人帮”，就标志着“文革”的结束，绝不是到了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这才结束的。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甚至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华国锋把跟“四人帮”的斗争，称为“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

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2)

华国锋肯定了在“文革”中召开的中共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华国锋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要求“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正确决策。但是，华国锋又流露了在现代化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情绪。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可以说是正确和错误的混合物——

他既宣告了结束“文革”，却又充分肯定了“文革”；

他既号召批判“四人帮”，却又仍然不批“四人帮”的极左；

他既强调要安定团结，却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却又要“大干快上”、急于求成。

所以，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没有在理论上和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叶剑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大会上致闭幕词。那时，邓小平恢复职务不久，大会由华国锋所左右。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这样，邓小平仍排名第三。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慕华（女）赵紫阳赛福鼎

在中共十一大结束后不久，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军委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张平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曾经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华国锋当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张平化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中宣部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中宣部对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有指导的责任。

这样，“中共中央宣传口”从此结束了历史使命。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就在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在主持科教工作的邓小平的提议下，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重要的筹备工作之一，是起草首长们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需要起草的讲话稿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讲话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讲话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讲话稿。

筹备小组经过分工，决定由吴明瑜、林自新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讲话稿。

方毅和郭沫若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很顺利。然而，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在起草过程中却遇上了“麻烦”。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据吴明瑜回忆，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八八讲话”的精神，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份讲话稿起草后，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送胡乔木征求意见。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他们又起草了华国锋的讲话稿，报送华国锋审阅。

不久，这两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至于华国锋的讲话稿，谁也没有说可用，谁也没有说不可用。

之后，起草者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汪东兴的意见修改讲话稿。邓小平很干脆地回答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不久，起草者又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要他们转告方毅。吴冷西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冷西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的话。引用毛泽东的话，比较合适。

起草者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在50年代说的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可是，这支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到底是增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呢？引用毛泽东的话，无法说明。还是用邓小平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为明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更高。

当然，起草者无权决定取舍，他们把吴冷西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告方毅。方毅向邓小平请示。

邓小平答复道：吴冷西的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就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

邓小平的讲话稿定稿了。可是，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直不置可否。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1978年3月18日一天天逼近，华国锋对讲话稿的意见还是没有下达。

吴明瑜着急了。

终于，上面传来华国锋的意见，说是讲话稿可以付印。可是，当吴明瑜拿到经华国锋审定的讲话稿一看，傻眼了：那是华国锋另外请人起草的讲话稿。吴明瑜和林自新为他起草的讲话稿，被否定了！

吴明瑜细细一想，倒是明白了：他们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贯穿了“新长征”这一概念，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这是用胡耀邦在1975年的讲话精神。吴明瑜毕竟受胡耀邦的影响太深了。华国锋当然无法接受以胡耀邦的观念所起草的讲话稿！所以，华国锋另起炉灶，找别人根据他的意思写了讲话稿。当然，除此之外，华国锋也无法同意他们起草的讲话稿的其他一些观点。

全国科学大会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都公开见报了。

倒是一家台湾报纸很敏感，马上发觉邓小平讲话的观点跟华国锋不同。他们发表文章，列举了邓小平讲话和华国锋讲话，有着十处针锋相对！

确实，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已经不言而喻了。

当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之一，是关于如何看待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华国锋则提出，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所以，华国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左”的思潮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的反映。

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见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据吴明瑜回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强调了“拨乱反正”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半年之前，即1977年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提出的。

邓小平在提出“拨乱反正”之后，不久又提出“正本清源”。一时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成为批驳“两个凡是”的响亮的口号……

全国科学大会的第一号简报，便是代表们讨论邓小平讲话，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旗帜，这实际上就是反驳了汪东兴所谓邓小平讲话稿“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