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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1.宁用淮奴不用湘才（1）

- 1.宁用淮奴不用湘才（2）

- 2长寿的冯道与短命的解缙

- 3.萧何自污为同流

- 4. 纪晓岚与和珅是忘年交：纪晓岚是如何成为政坛不倒翁的

- 5.不倒翁最怕什么上司？侍候“五朝十帝”纪录的冯道如何倒在第十个领导面前？

- 6. 王平何以取代魏延？（1）

- 6. 王平何以取代魏延？（2）

- 7.曹操是东汉人事体制的掘墓人

- 8.前清三代领导人都选对了

- 9赵高之才：他比李斯更流氓

- 10全能流氓：西门庆为何比牛二牛？

- 11. 跟领导“下水”：大话“流氓精英”

- 12. 谁淘汰了胡雪岩？

- 1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1）

- 1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2）

- 1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3）

- 14. 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 15. 朱和尚的“零隐私”过关游戏

- 16. 李鸿章的克星：伊藤博文（1）

- 16. 李鸿章的克星：伊藤博文（2）

- 17范文成、洪秀全与孙文的才

1.宁用淮奴不用湘才（1）

朋党之争，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课题，同时世界史上也司空见惯。然而，奇怪的是，在晚清末年，中日两国同样有朋党之争，但却出现迥然不同的结局。这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盛一衰的标志，并最终决定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

古代中国朋党之争，最大的诟病是认“奴”不认“才”。腐败透顶的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

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是湘淮党争。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毁人又毁国。

湘淮党争不仅耗去了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有限才华，同时，还使得他们在对人才的选拔上赌起气来。非我族类，不管你才高几斗，一概不用。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有驽马无数，而驽马伯乐亦无数。把不合适的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不是下属的错，而是上司的错。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至于其驾驭海战的能量，却差在千里之外。

丁汝昌虽为李鸿章器重的干将，但既非经天纬地之才，也非与世界接轨的新一代将官，而只是旧式封建一吏。他早年参加太平军，当看到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

没有海军科班出身，没有正规海上训练，只因为是“李鸿章的人”，所以淮系丁汝昌从陆军转行直接来领导海军。丁汝昌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其依赖之重，达到了没有主见的程度，哪里还有海军统帅的半点自信，俨然如李鸿章家丁一般。 海军统帅不求战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迁之路，北洋海军在丁汝昌的领导下，其实已经嬗变为一支“家丁部队”。

在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之前的近20年从军生涯里，丁汝昌虽有长江水师的背景，但对于新式海军的训练却是懵然无知。基本上是个“旱鸭子”，“水战”经历几无，何况海战。

在调北洋海防差用后，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作为清国海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是怎么表现自己“才华”的？

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样子，一点实战性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

比如北洋水师的射击演练，军舰在射击的时候，靶船不动，结果军舰量好了距离，按照这个浮标发炮，当然是百发百中。可是战场上能这么打吗？再如阵型问题，战场上千变万化，平时都事先说，今天演练什么阵型，大家做好准备――这事先你都知道了。可是战场上，可能就给你发出一个旗语，就一个命令，马上就变阵了，变成什么样的阵形根据战场情况定。平时那样训练到战场上怎么能够得心应手？所以丁汝昌主持下的北洋水师，在训练方面平时就缺乏严肃性、缺乏实战性。

“旱鸭子”丁汝昌，指挥北洋水师，基本上是外行管内行。难怪邓世昌等少壮管带在《台湾：1895》里叹曰：英国有不懂海战的海军司令吗？

这样的海军司令官，不仅毁了海军，而且还毁了自己——终为不擅长的工作搭上性命。

庸才与气节无关，虽然丁汝昌在甲午海战最后时刻吞毒自杀，但仍无法掩盖他“无能”的庸才本质，海军需要的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统帅，而不是一死了之的无用之才。

选择丁汝昌，导致海战之败，而选择叶志超，则彻底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选择陆军统帅上，也颇费思量。那时的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惯战的老将，但是李鸿章最终选择的却是叶志超。

靠“口才”赢得胜利，扯谎与对主子绝对服从——这就是叶志超的“大才”。叶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是因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

鼠辈叶志超竟坐上了陆军“总统”的宝座，但是蠢才的官职可以直线提升，才能却无法瞬间上升。叶志超带领的手下，个个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鸦片外，战时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笃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逃走。

丁汝昌叶志超乃庸才，实属无能之辈，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早就看在眼里提醒于口，但是李鸿章思来想去还是重用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出身“淮系”，是自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师的内耗基调。丁本人不谙海军事物，可他属下各舰管带中大多出身于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部分靠人身依附上来的海军将领，虽然很听“丁军门”的话，但亦步亦趋的他们，盘算的是“站队”而非“打仗”，哪里有能力对抗虎狼之师日本的侵袭？

党争，内斗，制肘，腐败，可惜了重金买来的战舰，可叹那么一群海陆统帅！

冯道是个平民子弟，祖上时而务农时而教书，是“半个农民”加“半个民办教师”之家，社会地位卑微。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冯道并没有“志存高远”，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农村家孩子一“书虫”。读书和写文章是少年冯道的两项主要爱好。

冯道是不是个天生胆小，天生比较知足的人？当然，不排除有天生因素，超越“农民”和“民办教师”的水平就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但这里，更有经历风雨之后的蜕变。

刚出道的冯道第一任领导是幽州军阀刘守光，这正是改变冯道人生走向的一个人。

刘守光是个怎样的领导？

宋人在《容斋随笔》中如此评价刘守光：庸奴下才，无足责者。也就是说，似这种平庸之奴，下等之人，都不值得一评——可谓鄙视到了极点。

把父亲关起来，与父亲二奶通奸，杀哥哥夺地盘，专对家里人下死手……做军阀做到刘守光这个地步，算不算人已经很难说了。他是五代时期逆淘汰的胜出者，他比父兄更无耻，所以淘汰了父兄，接管了本家族的地盘。

刘守光比吕布做人差，却没有吕布的本领。他凶残好色，愚氓横行，毫无道德底线，是五代时期一个典型的狗头军阀。

刘守光的父亲也是军阀，刘守光利用其父兵马，趁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之际，杀兄囚父，自立为“大燕皇帝”，变本加厉残暴施政。但他这个“大燕皇帝”不被历史承认。他的“大燕国”历史上称为“桀燕”，一个两年就被灭的短命政权，正史上不算在五代十国的十国中，只承认它是个伪政权。

当最后刘守光被后晋李存勖俘获时，李存勖要杀他，刘守光怕死，又演出了白门楼吕布告饶曹操一幕——“王将定天下，臣精于骑，何不且留。”其路数与吕布如出一辙，但“庸奴下才”之辈，新主子当然不会理他。他的结局自然和吕布一样。徒留笑柄在人间。

1.宁用淮奴不用湘才（2）

如此“人渣混帐型”领导，荒淫和暴虐是其标签，对于属下，他自然视若草芥与玩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他的逆淘汰游戏规则。

年轻人哪知混帐领导的厉害。意气风发，年轻气盛，刚参加工作、给领导当文秘的冯道也是如此。在刘守光这个刚愎自用的领导面前，冯道直言不讳，提了很多不该提的意见，尤其是劝阻刘守光不要不自量力、扩地称帝，惹恼了刘守光。

刘守光一怒之下将冯道打入大牢，幸好朋友相救，才得以脱险。捡回一条命的冯道心有余悸，这次事件彻底改变了冯道的性格，他行事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人变得圆滑了许多。

冯道在刘守光那里经历的一场风雨，无异是生死大关，也是平生第一次重大打击。冯道见识了逆淘汰游戏规则的厉害——年轻气盛遭淘汰，重心越低越稳定。于是，年轻的文秘冯道刻骨铭心地把重心降了下来。

在混帐领导刘守光手下发迹存活下来的人，大都是些“油条”型人物，而那些仗义执言的人早早被淘汰掉了。彼时冯道同事，大都是把逆淘汰游戏规则谙熟到家的官场滑头。他们由于善于迎合“圣意”，所以深得刘守光器重。

然而这些逆淘汰胜出物是怎么报答刘守光的呢？

刘守光终于被更狠的李存勖干掉，李存勖一死，他们马上投入了新主子怀抱。丝毫没有对不住的愧疚。

——他有势的时候为他卖力就是对住，他无势的时候我们就改换门庭，这年头要发达得圆滑……这是冯道领教的第一堂生动的逆淘汰社会课。

如果说，刚参加工作的冯道规劝暴戾的领导时，还带着书生意气和微言大义的话，那么自牢狱之灾和主子之变后，这个年轻人更多的开始为自己考虑：国家是什么？还不是帝王的家事。国是谁的，帝王的。与帝王以外的人关系是什么？帝王还不是一人享有利益，所有人都得做走狗而已。走狗所能做的，不是保全帝王的位子，而是寻求自己的活命。

帝王失国与臣子关系太小。臣子也好，平民也好，无非是换换主子。 换就换吧！与我何干？

“想通了”的冯道一口气做了几朝帝王的臣子。

一个伺候五朝十帝的不倒翁悄然出世。

2长寿的冯道与短命的解缙

低调的冯道73岁无疾而终，而高调的解缙却只活了47岁，且是“非正常死亡”。这是一条奇怪的逆淘游戏规则。拍马者也优汰劣胜。

解缙，一个明代奇才，一步步变成“高端马屁精”，但这位有才的马屁精，最后却还是被拍马无术的同僚“忌才”而死。

朝堂上低调或高调的官员，与忠奸无关，不是低调的官员就是奸，高调的官员就是忠。 在评价解缙这个人时，所谓“忠奸”及“名节”是个伪命题，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后人有赞解缙：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对国家忠心耿耿，视个人生死于度外。这种高度评价，倘若解学士在天有灵，听了也定汗颜。建文之难中，这位奇才临阵脱逃、改换门庭的表现，实在配不上“名节”二字。

所以，这里我们就事论事，不谈品质，只谈“才气”与“调门”之关系。

就才而言，当时明朝初期三任皇帝的朝堂上，解缙之才首屈一指。否则，就不会有解缙版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出炉。当然，这个“才”主要指文才，并非治国安邦的经天纬地之才。然而，即便是文才，当时朝堂之上也没几个拿得出手的，在奴才与马屁精的群体中，才华横溢高调出击的解缙还是相当突出的。

按庸俗政治学分析，解缙之死，一点也不冤。谁让你摆不正位置，参与皇帝继承人的斗争中？你自鸣得意的“好圣孙”、“启争也不可”之语，公开支持皇帝大儿子贬斥皇帝偏爱的二儿子，在暴君朱棣眼里，已经严重越位，预定死期。

虽说解缙是越位而死，可是死得也有冤屈——他不是主动越位，上赶找朱棣掺乎皇位继承人这件事，而恰恰是朱棣主动找解缙“征求意见”。

领导找你“征求意见”，其实是希望你“没意见”，这就是中国历史朝堂上的毁人游戏。

高调的才子太把皇帝的“仿真状”当真了，于是乎“善称之不容口 ”、“无顾忌 ”。他哪里晓得那只是“表面姿态”。才子高调发言是为了表现才，但是，朝堂上，有时却需要你装聋作哑，只需要奴不需要才。

在领悟领导的实际需要上，解缙远不如前辈冯道聪明。五朝元老、不倒翁冯道虽庸才碌碌，但定位很准，调门很低，他把自己定位为“大勤务兵”，老奴不谈主子范畴的事，所以苟全性命七十余载。

高调的解缙所恃之物，无非二者。一者才，二者宠。他因才受宠，因“调”失宠。在主人眼里，你首先是奴，然后方是才。你把奴才这两个字的位置掉了个个，就会遭到主人的厌恶和抛弃。在奴才与主人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受宠若昏的奴才，才会把什么“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的鬼话当真。

本文不为马屁精叫屈而为才子鸣冤。解缙并非在官场上一窍不通的书生，他的拍马之术也是出了名的，靠拍马诗词赢得朱元璋朱棣这一对暴君父子的欣赏，能说他是不识时务吗？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才子把大把时间和精力才华用在在拍马屁上，还是免不了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真正涉及国家大事和未来政权继承的问题上，你若表现了不应有的才华和独到见解，也终将被主子不容所毁灭。

直接导致解缙落马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都跟解缙的高调作风有关。

一是 “泄禁中语 ”。即将国家机密大事随便说给别人。二是 “廷试读卷不公 ”。就是说解缙主持两次会试，判卷不公，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本乡本土的江西人。这两件严重政治过失，都是解缙的政敌——他所冒犯的“太子漏子”朱高煦举报的。

依解缙的高调放旷的行事风格，谨慎二字不在他的字典中，这两件举报未必空穴来风。只不过政敌要夸大其词，借题发挥。关键是朱棣的态度，他不是个没主见的皇帝，为什么听信了“谗言”呢？须知，在暴君眼里，任何人不是他的宠物，就是他的棍子，当他对骄傲的宠物已经厌烦时，那么就要用棍子打打宠物的威风了。

朱棣采信解缙政敌的举报，不排除是对高调的才子“杀威”考虑。

然而这两件事即便属实也是过错不属罪行，朱棣只能将解缙降职使用。但对才子嫉恨何止一个“太子漏子”，解缙口无遮拦，得罪的同僚多矣，“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是解缙对官场那些用庸才的著名挖苦和讽刺。对同僚大臣十有八九，他如实品评。说某人诞而附势，虽有才而行不端；某人可算君子，却短于才华；某人有德望，但不疏远小人。然而这些被他藐视的人，恰恰是一二品大员。他们听到解缙的评论，怎能不反感甚至嫉恨？

此刻，没有一人伸出援手，而纷纷落井下石。在才子没有受宠的时候，这些同僚敢怒不敢言，而在才子失宠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一把把利器。解缙的路越来越窄了。

然而，由中央大员变为地位官员（大学士谪“广西布政司参议 ”）的解缙，对日后重新启用仍抱有幻想。于是，“不思悔改”的依逞高调，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朝皇帝朱棣命他进京汇报工作，他到京时朱棣却出去远征漠北不在京城，被晾久了许久的解缙“临场发挥”，就直接去了太子府邸，朝见正在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

按照“组织程序”，一般大员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个因参与皇帝家事而失宠的非常官员，这种事，于公可以，于私则是犯了大忌。他忘了其实唯一的领导应该是当朝皇帝，而非明天的皇帝——太子。

老领导最忌讳喜新厌旧的属下，投靠新领导的人在老领导眼里罪不容诛。正好“太子漏子”朱高煦一直盯着政敌呢，于是 “私觐太子 ”、“无人臣礼 ”便成为才子的死罪，朱棣把解缙扔进大牢那一刻，已经厌烦昔日宠物到了极点。最后查房时对牢头说出那句“缙犹在耶”的暗语，宣判了才子的死刑——才子被牢头灌醉，受冻而死。

后世在解缙之死这件惨案上，指责陷害才子的一系列小人。其实，真正要杀且能杀解缙者，唯明成祖朱棣一人。没有他的暗示，谁敢动这位昔日恃才放旷者一根汗毛？而朱棣之所以要杀解缙，首先是他极为不满降不下重心的高调奴才，最重要的，是不想看到，自己百年之后，这个才子被大儿子启用重受新欢的得意。

在杀害才子的朱棣眼里，所谓才子只配做做拍马诗歌，顶多编编书斋里的玩意，对才子的宠爱，与倡优何异？

大明才子解缙自命不凡，不了解自己在主子心中的地位与真实处境。他就一个“三陪文人”的角色，他的才艺表演已被严格限制范围：歌功颂德，插科打诨。倡优能干的，他可以干；国家权臣能干的，他绝对不可以干。

在解缙遇害的时候，太子朱高炽在干什么？袖手旁观！纵然你拼命挺他，但他为避免引火烧身，还是选择了隔岸观火。朱高炽是一位仁君（明仁宗），可仁君最大的问题是仁慈背后的软弱。他会为了才子牺牲自己吗，不，哪怕是损伤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也不愿意。因为在任何君主的心目中，金身与奴身不可比。

解缙死后十年，他所力挺的朱高炽终于熬成了皇帝，解缙一案“平反昭雪”。然而对一个已经“冻死十年”的才子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解缙不能复生，高调的才子在朝堂上依然重复着被毁的命运。

3.萧何自污为同流

当好好先生也做不得时，你只能去做点坏事——这是中国历史的逆淘汰游戏规则中的重要一款。萧何，一个想做好人的管家，不得不因为领导的嫉妒而自污，变成品行不如领导的坏老头……

同为明哲保身，萧何不如同僚张良洒脱。他被刘邦两口子整的灰头土脸，却还是不肯主动放弃相位。

张良“假托神道”挂冠而去，去也彻底，而萧何为了保身宁可“自毁其名”，就是不肯自动退出官场，可见比起同事张良来，说他是一位恋位到死的官迷并不为过。

萧何崇尚黄老，推崇无为是人所共知的。在西汉大营里，他长期扮演了一个“好好先生”的角色。然而这个“好好先生”其实更深刻的定位是“老奴”，萧何唯刘邦吕雉马首是瞻。只要是刘邦两口子需要，让他干什么都可以，哪怕去做一个奸人。

至少在诱杀韩信这件事上，萧何扮演了“奸人”的角色。刘汉天下，有一半以上是韩信打下来的，这个明摆的功劳萧何应该明了。但在刘邦暗示、吕后操刀的情况下，萧何却主动助纣为虐、承担了“请君入瓮”的重任。

可叹聪明一世的韩信大将军，临死前还在渴望“萧相国救我”，殊不知送他下地狱的正是这位大奸似忠的伯乐。

萧何诱杀韩信，后人有替萧辩白，视为无奈。但纵观萧何行事的老练，此举丝毫看不出不得已的痕迹。

且看萧何的骗招多么老谋深算——

假传圣旨招韩信进京面君，声称叛陈已被捉拿斩杀，列侯、群臣都要进宫朝贺。当韩信对加害已有觉察，托病不出时，萧何以老恩师的身份再度出场，“真挚”对韩信说：“你尽管有病在身，也得勉强进宫朝贺，以免皇上生疑。”韩信别人的话可以不信，单单没有怀疑有恩于己的伯乐。于是，韩信中招，自投罗网。

萧何助杀韩信，当然是为了赢得主子信任保住官位，但深的画外音，则是与这匹自己挑选的、已经失宠的千里马划清界限。如此伯乐，何其自私，哪来的善念？！

自保是每个人的本能，但为了自保去害人就有失厚道了。大奸似忠的萧何，貌似忠厚的伯乐，他太贪恋自己的相位了。为了保住位子赢得主子的信任，不惜助纣为虐、坑杀了自己亲手栽培的千里马，何其歹毒也！

萧何通过助杀韩信，获得了刘邦夫妇对他的加倍恩宠，这可谓是“卖灵魂以投主，踏鲜血而求官”。

历史上众多“好好先生”其实都未必是个好人。他们所信奉的中庸哲学，讲究“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然而如此这般，他们的重心在哪里呢？到最后无非是一种“墙头草”状态，哪边风硬倒向哪一边。为了保住自己，所谓中庸是偏向哪一方都可以的。

因此，所谓“好好先生”，中庸信徒，其本质大都乃趋炎附势之徒。他们没有主见，也没有善恶，有的只是永远跟着最有实力的主子走的“信念”。

中庸哲学的克星是强人哲学。萧何前后遇到两个克星。前期刘邦，后期刘邦的老婆——吕雉。这对夫妻把准了萧何的脉，将这个老头玩于股掌之间。

刘邦最忌惮属下野心，其实萧何也是最没野心的一个人。但是你要向刘邦证明自己泯灭了野心，就得表现出来。

本来萧何是通过“体恤民情”来为自己的好人形象加分的，但是在主子疑心病加重情况下，好人好事也是讨好百姓、功高盖主的一种野心，所以好人好事也不能干了，于是萧何就开始干些强买强卖、囤积居奇的贪事，这就是萧何“自污名节”保官的绝招，何其怜也！

比起全身而退保命的张良，萧何除了保命，更要保官。为了保官，他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当帮凶，直至作践自己。

然而，即便萧何把自己作践成这样，主子刘邦也还并没有完全放过他。萧何在60多岁时曾被病中刘邦以“大逆不道”之名下狱，后良心发现又予以开释。出狱后的萧何已经被折腾得没有人样，但就到了这步天地，他也没有提出辞职告老还乡，终身丞相一直干到死为止。可见，萧何恋位，到了何种程度！

萧何的黄老治世不失为一种政治手段，而他的人生哲学，对于后世官场作风的影响，极为副作用。自萧以降两千年，中国官场“好好先生”群体越发壮大，在清道光时期，军机处领班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浓缩他们生存哲学的座右铭，他们无为而无见，使中国政坛成为不死不活的活僵尸墓地。

从竞争的角度诠释，晚年萧何属于逆淘汰胜出的庸人；从生存哲学的传承而论，萧何是两千年后的曹振镛们的祖师爷，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说明一代更比一代庸，“好好先生”总是不愁后继有人。

张良是刘邦的合作伙伴，而萧何则为刘邦一奴才。合作伙伴的人格是相对独立的，而奴才是没有人格的。合作伙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独立也能活下去。而奴才是寄生物，不依附主子根本无法?存。这就是张良与萧何的本质区别。一个潇洒，一个苟活的哲学理由。

4. 纪晓岚与和珅是忘年交：纪晓岚是如何成为政坛不倒翁的

皇帝面前的每个大臣，几乎都知道“明哲”才能“保身”，也大都想明哲保身免于被逆向淘汰，然而明什么“哲”才能保身？就未必每个人都有到位的悟性。

就拿被当代历史剧热捧的纪晓岚来说，这个被当代编导誉为“智慧化身”的大清国家图书馆馆长，一度在皇帝面前摆不正位置，被皇帝大骂一顿后，方才对号入座，找到了“哲”之所在，遂固宠三十余年，成为朝堂之下的不倒翁。

史书记载：一次纪晓岚为好友向皇帝求情，内容涉及国家大事，乾隆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陪读（侍读学士）。他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以为可以“参政议政”，屡次就国家大事向乾隆进谏，终遭乾隆一顿臭骂。一席话骂得“铁齿铜牙”幡然猛醒。皇帝并没有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而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一样。从此，他找到了自己位置，知道了明什么“哲”才能保身——像鹦鹉那样去生存。

鹦鹉的生存哲学，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主人养我为学舌。在皇帝眼里，所谓的不倒翁与皇家戏台前的戏子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提供精神上的服务、让皇帝开心，而不是帮皇帝“辅政”。

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的文人，便逐渐如纪晓岚一样，接受皇帝对自己的定位，把聪明才智用于拍马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为确保自个儿富贵荣华的实践上。这样一来，富有才气、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便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

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

关于纪晓岚的“不倒翁”生涯的作为，据史书记载，只有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可圈可点，再者就是在对对联上比别人快一点。纪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仅是偶尔陪乾隆聊天解闷的一个“票友”式的角色。然而，就是这样的“票友”加“鹦鹉”角色，使纪免于淘汰，一直维系到81岁寿终正寝。

当现代观众还在为纪晓岚大战大贪官和珅拍案叫好时，殊不知历史上的那个“铁齿铜牙”其实是个仕途上的老滑头，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明争暗斗甚于历朝的大清官场里的不倒翁。

真实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种全非的面目：

纪晓岚和珅这对“冤家”是对“忘年交”，一对官场滑头。只不过从年龄区分，一个是老滑头，另一个是小滑头。老滑头纪晓岚看出乾隆偏爱和珅，所以不时拉近与和珅的关系，投其所好，传授些过来人的“滑头经”。小滑头和珅投桃报李，对这位知趣明哲的“老同事”多加了关照，乃至“老同事”八十了尚在官场不倒。

纪晓岚的不倒翁政治生涯，使我想起了古代倡优。

倡优者，戏子也。现代称为演员。当然，无论是地位还是声望，古代的戏曲演员远远无法同今人相比。司马迁曾愤然地说自己的先人“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从侧面道出了倡优的低贱身份。他们常遭歧视，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

倡优的人生轨迹上渗透了血泪辛酸，读之令人断肠。记得侯宝林老先生的《关公战秦琼》，每次聆听，都能感到那“含泪的微笑”若隐若现。其中京剧演员们的无奈与悲愤，绝非相声大师的杜撰。但倡优没有话语权，他们甩甩衣袖，耍耍身段，卑微的生命于是在满堂喝彩中化作观众的大笑抑或几滴假戏真做的眼泪。倡优用戏曲影射人间悲欢，又在现实的悲欢里老去了红妆，很是轻飘的消散在风里。没有多少人再关注他们的去处，戏里光彩照人的主角是戏外受尽欺凌的玩物。

然而，一些有精神上追求的倡优并不满足于娱人，他们在政治诉求上有正义感，而且要表达出来。。

秦朝有个倡优叫优旃，他竟敢在暴君头上“动土”。秦始皇曾心血来潮，想建造一所动物园，规模大到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便说：“好极了，在动物园里多豢养些珍禽异兽，如果敌人从东方来侵犯，就让麋鹿去抵抗吧！”秦始皇遂作罢。

唐朝有倡优成辅端，为讽政献出生命。唐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分明民不聊生，京兆尹李实却欺瞒唐德宗说：“今虽大旱，而谷甚好”，致使朝廷减免租税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官吏横征暴敛如故。倡优成辅端看不过去，把他的恶行编成歌谣予以嘲讽。李实是炙手可热的权臣，顿时怒不可遏，诬赖成辅端诽谤朝政，将他活活杖死。

明朝有个倡优叫阿丑。明宪宗宠信汪直，这个阿丑在给宪宗演戏时扮醉鬼谩骂，旁人喊：“皇帝驾到！”醉鬼不加理会。复喊：“汪太监到！”醉鬼乃慌忙躲避云：“我不知有天子，但知有汪太监也！”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政治讥笑。

就精神品质而言，纪晓岚不如倡优，因为皇帝面前的戏子还有关心国家兴亡的，而在纪晓岚的“事迹”中，只留下了与乾隆皇帝插科打诨的“对联佳话”，竟无一篇政治上的策议与行动。对于巨贪和珅，他不仅不敢弹劾，反而极尽巴结之能事，如此不倒翁，于己有利，于民无助。

5.不倒翁最怕什么上司？侍候“五朝十帝”纪录的冯道如何倒在第十个领导面前？

虽然“重心越低越稳定”是不倒翁的“物理原理”，但是作为“活体”的不倒翁，却也有“栽倒”时刻，这里，最关键的环节，是由不倒翁遇到的上司所决定。

“不倒翁”最怕遇到什么上司？且看创造侍候“五朝十帝”纪录的冯道的归去来兮——

不怕玩主。冯道侍奉的第二顺位领导——后唐皇帝李存勋，是个典型的玩物丧志之徒，酷爱演戏拍戏，他重用伶官，也就是戏子官员。顺情说好话是戏子的强项，也是“不倒翁”的强项，冯道不怕这样的主子，在这样一个玩主手下工作，他得心应手。

不怕人渣。冯道侍奉的第四任领导——后晋之主石敬唐，是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他认比他小十岁的辽主为爹，并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为的就是稳居“儿皇”之位。冯道在这样的人渣手下工作，只要比主子更无耻就够了。

不怕暴君。冯道侍奉的第六任领导——契丹辽主耶律德光，是个蛮横得只知道洗劫的大王，冯道在这种土匪手下工作，只以“小老儿”自居就平安无事。

不怕病夫。冯道侍奉的第七任领导——后汉皇帝刘知远，久病缠身，他和石敬瑭同被契丹呼“儿”，在位仅2年就呜呼哀哉。冯道在病夫床前做事，只需按部就班，加上身体熬得过上司就过关了。

不怕庸主。冯道侍奉的第九任领导——后周始主郭威，虽是个开通爱民的仁德之君，但可叹他比较知足，没有施展更大报负。“不倒翁”哲学的重要一款，就是知足常乐，“长乐老”冯道在这样的庸主手下工作，当然主奴一起知足了。

不言而喻，凡属政坛不倒翁，在“厚脸皮”基础上，还是颇有些“投主所好”的本事与手段的。但是，这也终究不是决定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主子面前的老奴，即便你使出浑身解数，毕竟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所以“不倒”奇迹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最终要归结到不倒翁前期所遇到的主子身上，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冯道一生换了十个领导，其中以上九个上司之所以沿用冯道，是因为他们悉数喜欢顺手的奴才，而冯道恰到“好用”。

从冯道一生的政治经历来看，他是一位失大义存小义的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从不提早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察言观色，永跟最有实力的当权者。 “骑墙”是“不倒翁”哲学别解，“长乐老”的常乐法宝。

在不伤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不倒翁”也出些好主意，例如契丹辽主耶律德光有一次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些所谓的好主意，属于明哲保身下的“好话”范畴，冯道的自我定位应该是“老勤务兵”，这种“老勤务兵”恰好与喜欢安逸的上司一拍即合。

冯道的出现，正迎合了五代时期“暴政”加“庸政”的需要。“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超级骑墙”式臣下 ，倒是可让“暴脾气”与“玩物丧志”的上司放心顺气。

然而，不倒翁并非无敌。冯道晚年，轮到周世宗柴荣执政，这是冯道遭遇的第十任上司，不倒翁的克星终于出现。

这位周世宗，与前九位暴君庸君大不同。他虽是后周始主郭威的义子，但却比他义父更有抱负更有骨气。他虽然在位仅五年，却干出一番大事业。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不畏强敌契丹，揭开了一统天下的序幕，奠基了大宋的前身，可谓“一代英主”。

表面看来，冯道栽倒于与柴荣的一次争执——周世宗北伐，“长乐老”表示“反对”，但实际上，这是“苟且偷安”的不倒翁哲学与“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的必然碰撞。

“苟且偷安”这四个字对冯道这样的“不倒翁”来说是“永远法宝”，但是强人哲学却绝对排斥“好死不如赖活者”。

柴荣不听冯道苟安说词，坚持进兵北伐，扫荡辽军，最后振兴百业，俱有大成。众所周知，后周之后的大宋虽姓赵，却是半个柴家天下。

冯道与柴荣的哲学碰撞，随着周世宗在现实中的胜利而而宣告结果，北伐胜利后，“不倒翁”受到上上下下的冷落，“长命丞相”在朝中再无立锥之地，“不倒翁”最后的岁月是在坟前度过的——被派修周太祖坟墓期间，郁闷而死，终年七十三岁。

中国历史上第一“骑墙人士”冯道最终死于被一代英主抛弃。他的不倒翁哲学也终在英雄主义面前败下阵来，不倒翁的克星原来是英主！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不倒翁”大都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他们是不能左右国家局势只能苟安的“好好先生”，后人对“不倒翁”的个人有怎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倒翁”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上司。但凡想成大事、欲千古流芳的政治家，终究是不屑与“骑墙人士”为伍的。

成也领导，败也领导，成也中庸，败也中庸——“不倒翁”冯道的经历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庸人在逆淘汰游戏中，始终不过是个随波逐流者。

6. 王平何以取代魏延？（1）

在蜀汉的君子大营里，王平与魏延分别代表中规中矩与特立独行，“以德治国”的诸葛亮，对二人的使用态度大相径庭。刘备死后，诸葛亮碍于青黄不接的人才形势，不得不用魏延，但时常把魏延纳入“普通战将”一员，甚至与陈式之流的三流牙将并列，对其始终不放手使用，而对于战绩平平的王平，则宠爱有加，助长其爬到魏延头上。

汉中太守一职，是蜀汉要位，其地位不次于“荆州牧”，得此职相当于“第二关羽”。当这块云彩飘落到魏延头上下起雨来时，蜀汉众将无不艳羡。

个性同本领一样强，这是魏延的特点。关于他的才气与功绩，无论史书还是演义，都是公认的卓著。每次战役均打前锋，斩王双，救危难，屡立战功。尤其献“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妙计，为后人称道。当刘备把“汉中太守”授予他时，其实已经视他为“韩信再世”。

然而，争夺汉中太守职位的暗战并未结束，封疆大吏，谁不觊觎？

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谁能将他淘汰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人竟是战绩平平的王平。

关于王平将军，史书三国志记载寥寥，《三国演义》中也以只言片段出现，其中，公认的最大战功是在街亭之战中，力阻马谡山上扎营——

诸葛亮开始北伐，兵出祁山。派参军马谡去把守战略要地街亭，王平为马谡先锋。马谡察看地形后，决定舍水上山。王平一再劝阻，马谡不听。后蜀军水源被断，大败，士卒离散。唯王平领本部千余人虚张声势断后，收拾败军徐徐而退。事后，马谡被诸葛亮军法从事，而王平“因功”破例升为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可见，王平将军的特点与名字相符——四平八稳、谨慎作战。这恰与他的主帅诸葛亮的作风不谋而合。诸葛亮数次北伐之所以不能积小胜为大胜，就是因为他坚持四平八稳的作战风格。稳当的王平，在主帅眼里，是十分可靠的。

然而，既然王平将军这么可靠，为什么一直没有担任什么主将呢？

诸葛亮当然也明白，一般的军事奇才，大都个性鲜明。魏延是个有个性的军事奇才，而王平与魏延相比，不仅少有奇谋，而且几无个性。稳扎营，坚守战，王平可以一用，但出奇制胜的大手笔，就难为这位“平将军”了。

王平最终取代魏延，从才气而论，基本上是逆淘汰的结果。

从荆州到长沙，由汉中至成都，魏延业绩卓著却一步一个坎，到了孔明手下，更是成为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待遇越来越低，最后领导死了也不放过他。令他亦以死亡出局。这一切皆因他的个性……

魏延因个性出局，王平因庸常胜出。在主帅诸葛亮手下，魏延处处走背字，而王平则如与兔赛跑之龟，慢慢耗到前头。

陈寿《三国志》评王平“忠勇而严整”。又说他“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焉。”

一个“轻”再加个“损”字，道出了王平实乃善于捡漏一“庸才”。

史官的话一般不会空穴来风，我们不妨追溯一下王平的“功勋”疑点，发现陈寿所言不虚，其来有自。

《三国志》记载了王平参与的三大战役：

一是家喻户晓的街亭之战， 二是祁山之战，三是汉中保卫战。

在街亭之战，参军马谡一败涂地，而作为先锋的王平，却不战成名，捡了个了参军的大便宜。在诸葛亮死后，蜀军内讧中，王平站在杨仪一边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当杨仪命他追击魏延时，王平自知武功比魏延差不少，不敢追。而当魏延被马岱斩杀后，他渔翁得利，又捡了个“汉中太守”，终于坐上了汉中第一把交椅。在接替魏延，出任汉中太守后的汉中保卫战中，王平遭遇草包大将军曹爽都不敢出战，效仿的却是“魏延战法”，坚持守兴势围，拒敌待援之策。可见，此公除了免战消耗，实无过人之处。

诸葛亮用人，基本上沿袭的是汉朝“举孝廉”遗风，注重表现出来的“德行”。而好德胜于好才，必有虚伪无能之徒表演的舞台。

那关羽镇守荆州时信任的大将潘睿、糜芳，刘备的螟蛉子、见死不救的刘封等人，均为虚伪无能之辈，一触即溃大难临头各自飞。蜀汉后期，费祎蒋琬有德无才，大都将就材料，最后文武百官悉数听命于弱智的皇帝，纵然诸葛亮鞠躬尽瘁，庸才辈出、只有虚伪道德家表演的蜀汉亦焉有不亡之理？！

奉行德治的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极为苛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史学界对他的普遍指责。诸葛亮要求众将群臣“又红又专”，如果“专”而“不红”，他宁可不要；而倘若“红”而“不专”，他却可以将就使用。“蜀汉无大将”时，有着“一颗红心”的廖化不也是作了先锋吗？

自古君子真伪不可分，但真才与草包总该分得清。在蜀汉的君子大营里，特立独?，桀骜不驯的魏延是公认的军事奇才，但“以德治国”的诸葛亮，却一直对他限制使用。理由就是“脑后有反骨”。

所谓“反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完全是乌有之词，遍览通体，潜台词无非是棱角、个性。而个性棱角恰恰就是人才的标签，如何反要撕下？

关羽攻长沙时，黄忠魏延同为长沙太守韩玄部将，韩玄怀疑黄忠通敌欲杀之，刀斧手把刀架到黄忠的脖子上，那黄忠都没有丝毫反抗之意，眼看老黄忠就将一命呜呼冤死在长沙城。是魏延危急关头奋起造反，血刃韩玄起义献城。

试想一下，长沙一战，没有黄忠可以，没有魏延成吗？如果没有魏延造反，休说长沙城拿不下来，就连老黄忠那颗头颅，也早和身体分家了吧！

6. 王平何以取代魏延？（2）

然而，如此在战长沙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就因为“造反”而遭到诸葛亮的排斥。而城陷后的黄忠，一不投降二不杀身成仁，只是在刘备面前苦嚎旧主，便博得诸葛亮好感委以重任。

这对魏延公平吗？魏延的个性里，的确有“造反有理”的成分，但魏延的造反，不是胡反乱反，总得来说，真的“有理”。不妨回放一下历史，个性突出、智勇双全的魏延，他反的主子，从蔡瑁到韩玄，哪个不是“顽恶”之辈？哪个不该反？这样的“反抗”精神，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吗？

刘备麾下，再看王平与魏延，到底谁对蜀汉的贡献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接替马谡前，王平一直以偏将副手形式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魏延自领汉中二十载，威震汉中。他的那句“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何等豪迈，捡漏将军王平，说得出此等豪迈之言吗？

刘备时期的蜀汉造就黄金一代。刘备用人也重德，但刘备用人比较宽松、容忍个性并善于用人之长。

在使用王平魏延的问题上，诸葛亮与刘备截然不同。刘备爱才重魏轻王，诸葛重德重王轻魏。刘备死后，诸葛亮碍于青黄不接的人才形势，不得不用魏延，但却时常把魏延纳入“普通战将”一员，甚至与陈式之流的牙将并列。对其始终不放手使用，助长战绩平平的王平爬到网络魏延头上。

从魏延的最终结果看，似乎验证了诸葛亮的先见之明——脑后反骨，此人必反。但是不妨设想，如果按照刘备的重用魏延之才的思路走，魏延会反吗？怀才不遇是每个人才人心改变的发端，主帅总像贼一样防着属下，属下的心能不起变吗？诸葛亮在时，魏延是不敢反；而刘备在时，魏延是不愿反。

对人才，刘备看长处、容个性，而诸葛亮却不容有短、求全责备。世上人才哪有完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完人”王平算是人才吗？求全责备的结果，是“尽数庸才”。感化人才，令有个性的人才从心里上有归属感，这才是使用人才吸引人才的最高境界！也是刘备高于诸葛亮之处，由是使得前者在识人的眼力上，远胜后者一筹！

蜀汉之盛，就在刘备诸葛君臣合力，谋取汉中大胜之时，蜀汉之衰，就在刘备白帝城死后。表面上看，蜀汉亡于魏将邓艾的一次偷袭，实际上人才的枯竭才是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故去之后支撑蜀汉军事局面的两位大将，姜维与夏侯霸，竟都来自曹魏阵营。可见诸葛亮在本土培养人才方面，是何等的失败！他没有为蜀汉留下足够的人才库，在蓄才选才上，他是一个不及格的主帅。甚至可以说，诸葛亮设置的人才“关”，其实是场毁人游戏，他“至清至察”的“准孝廉选才法”，毁掉的何止一个魏延！

汉朝“举孝廉”，当然也产生了陈蕃等人杰，然而，过于考究德的体制，缺乏公平竞争的程序，也衍生了大量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大都是庸才。东汉的衰亡，说明“举孝廉”选才体制已经走入死胡同，而蜀汉不以为戒，秉承“举孝廉”遗风，苦果尝尽。

在三国的北方土地上，完全是另一番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那里的曹魏阵营，魏王“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不计前科，故人才纷至、门庭若市。三国归晋，晋的老底是魏，灭亡蜀汉的邓艾、钟会这样的军事奇才均出自魏国，曹操“用人之道”，惠及两朝魏晋。

东汉灭亡，蜀汉衰败，魏晋的兴起，已昭示一个明理：“举孝廉”用人制已经成为扼杀人才个性的毁人游戏，“唯才是举”取代“孝悌伪才”，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7.曹操是东汉人事体制的掘墓人

东汉以降，谁颠覆了举孝廉用人体制？“汉相”曹操也。

曹操为什么充当了举孝廉掘墓人？这要从他的身世那里揭开答案。

虽然相当多的读者对曹操的身世颇为了解，但为了把条理说清，还是有必要先把少年曹操的身世简单交代一下。

曹操本性夏侯，曹操的亲爷爷叫夏侯睿，是东汉南阳县令，为官清廉，家境甚贫，后因朝中党争被罢官，家道中落，最后竟达到不能养活子女的地步，所以把二儿子夏侯嵩（曹操父亲）送给朝中的朋友大宦官曹腾收养。于是夏侯嵩改姓为曹嵩。

曹操干爷爷曹腾是汉相曹参之后，侍奉过东汉四位皇帝——顺帝、冲帝、质帝和桓帝，尤其桓帝的即位更是多亏了中常侍曹腾，曹腾也因此被封为费亭侯，官拜大长秋，俸禄仅在丞相、太尉之下，是宦官中位极人臣的佼佼者。

——亲爷爷独善其身却失势，干爷爷身心残缺却显赫，这会给小曹操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什么种子？而亲爹曹嵩寸功未立，却依靠干爷爷曹腾的关系网，官至太尉，位居“三公”之首，达到了为官生涯的最高峰。这又会让志存高远的小曹操怎么看？

少年曹操的“阉人之后”只是名誉上的，实际上他小时候被熏陶的是“党人”教育模式。什么叫“党人”？通俗来讲就是结成利益集团的官僚联盟。曹操的养祖父曹腾是宦官利益集团的巨头，而父亲曹嵩官至太尉，是官僚利益集团的重要人物。曹操生长于乱世之初，从小就见惯了父辈们的朋党之争。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从“营私”到“结党”，早已在曹操心中发芽，成为其人生观之一大导向。

《三曹年谱》记录，曹操从12岁到15岁之间，经历了几度党锢之患。这是曹操形成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党人的作为与思想气节，对于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来说，影响至深。

东汉王朝的实权，自汉和帝起长期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都为他们所占据。一般的官僚有职无权，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办事，仕途充满了荆棘。下层企图仕进的读书人更是官路不通，他们满腹不平，实行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对他们认为善的人，就互相推荐标榜，结合在一起；对他们认为恶的人，一概深恶痛绝。东汉党人由此形成。

他们中，有在朝的耿直的官僚，有在野的名士和京师的太学生，他们结合在一起，视专权的外戚和宦官为仇敌。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不怕风险，不怕豪强，不怕高官。不贬时政则已，一出口无不尖锐深刻，无人不怕这种“清议”。

汉桓帝时期，宦官诬告李膺养太学士，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汉桓帝对宦官言听计从，宣布逮捕党人，布告天下。李膺等二百多人下狱。

随后汉灵帝时期，彼时党人陈蕃为太傅。计谋杀宦官。但不久事发，反被中常侍曹节、王甫等矫诏诛杀，李膺等再次被废，宦官权势甚嚣尘上压倒党人。

当时，党人虽然惨遭杀害，但全国舆论，无不同情赞美党人而痛恨宦官朝廷。人们对党人领袖的气节评价颇高，例如对88岁的著名老党人马融如此赞叹——“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党人的气魄与不屈气节，使少年曹操受到强烈震撼与感染，他非常想背叛自己的家庭，而成为党人之一员，于是，他屡次向党人靠拢，但是，党人却因为他的大宦官家庭的背景，对他比较冷淡。《世说新语》“方正门”就说明了此刻少年曹操不被党人子弟所接纳的尴尬与烦恼。

在《世说新语》“方正门”第二篇中，记载少年曹操前去拜会一个名士之后，“屡拜其门，不能得言”。敲门人家不应声，逼得曹操做出无赖之势，等人家起来，“往要之，捉手请交，”而人家仍然“拒而不纳。”

为了结交名士之后，曹操敲门拉手低三下四，但人家对他就是不屑一顾。其原因不是曹操的才能问题，而是他的出身问题。

宦官之后低微下贱，于是贵族子弟不屑与其为伍，便“而甚薄其为人”，死活不带曹操玩。试想如果曹操出自名门显贵世家，拥有所谓高贵血统，那些公子哥们还敢不接纳吗？

因出身不好而屡遭歧视，这种先天的屈辱在少年曹操心中应该打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一个人不管天资多么聪慧，但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因为他决定不了父母。然而，天资发达的曹操，怎能甘心被人歧视？

虽然遭到世家子弟的歧视，但曹操还是在心底埋下了追随党人领袖的种子。

可以说，少年曹操神交的两位人生导师就是党人头领李膺、陈蕃。

李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个性孤傲，学问高，为人正直，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他不爱随意与人交往，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既能传授学业，又能?兵打仗李膺自然成为党人的佼佼者，成为精神领袖。她虽屡遭杀身之险，但坚决与宦官斗争到底，拒绝“屈节以全乱世。”

陈蕃，就是那个“大丈夫当扫除天下”的可爱书生。成年后果然十分了得。

历来广为流传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中，那个“不扫一屋”的少年就是陈蕃，只不过今天的许多论者提及此事，往往断章取义，把陈蕃打扮成一个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够脚踏实地的反面教材。但实际上，这则故事的出处《后汉书陈蕃列传》对此的评价是褒义的，客人薛勤知道陈蕃有澄清天下之志，对其刮目相看，言语中无不充满了对陈蕃的仰慕和肯定。

立志“扫天下”的陈蕃长大后果然干了番大事情。他官至太傅，勤政为民，礼贤下士，成为一代有为士大夫。《世说新语》论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实非虚言。

陈蕃一生不喜欢应酬，更不招待宾客，然而，只有对才子例外。

陈蕃虽通过“举孝廉”入仕，但他并非虚伪之庸才。他在汉顺帝即位时，因太尉李固的举荐而走上仕途，深知人才入仕的艰难，以及对国家的重要。他在做尚书令时就力荐天下名士。可见，在虚伪成风的东汉朝廷上，这是一位难得的真伯乐。

然而，由于这位真伯乐与宦官势不两立，虽然宦官之后曹操对他心驰神往，还是无缘相见，千里马与伯乐的佳话始终没有在二人之间发生。

出身“浊流”宦官家庭的曹操，一方面仰慕党人领袖风采，另一方面也跟党人产生一定的认同距离，党人傲视他不带他玩，这就激发了曹操在崛起之后的反轻视。

在抱负上追随党人，在处世上带着宦官的自私与狡诈。无疑，这是曹操生存哲学的尽情发挥。一方面他是个“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另一方面却是扫除天下“只为自己”的真小人。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

一个埋葬“举孝廉”制度的党人与宦官结合的“怪胎”横空出世！

他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一方面效仿党人的气魄与作为，另一方面，也对过于讲究的党人门槛予以铲平。在他颁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里，公然要求推荐那些“不仁不孝，但有用兵之术”的人为官。这既是对那些奉儒为教的士大夫的巨大嘲讽，也是对举孝廉察举制的彻底否定与渺视！

8.前清三代领导人都选对了

鸭子爬树与猴子游泳，这样的选择与安排毕现“逆淘汰游戏”。然而，鸭子与猴子都是各有所长的，如果让鸭子去游泳，让猴子去爬树，结果又如何呢？

前清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尤其连续三次选对最高领导人，那么足可以促就一个民族的飞跃。

众所周知，前清在兴盛之前，只是个处于北满的“极寒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部落。

当时，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后金”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多尔衮入关时的全部人马数字（据《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大明的总人口是五千万左右，“抗清兵将二三百万”。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前清把大明灭个干净——严重超乎想象力的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的缘由，众说不一。但我以为，最不可或缺的，则在于领导人的杰出。满洲族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连续三位卓越领导人，在他们卓越才华的发挥下，才得以短短四十多年就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为什么前清能够确保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杰呢？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吗？

审视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多尔衮这二代前清最高领导人，竟发现他们并非“命中注定”的接班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程序”，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宝座。但是他们不仅问鼎了，且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在中原王朝中，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在中原汉族王朝，选择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反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呢？

除了僵化执行嫡长制之外，最致命的是根本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接班人是要么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要么由当权者越俎代庖指定。“贤能”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眼光。他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需要和喜好，决定皇帝接班人。

固定的嫡长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而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即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此做出了概括性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不可经营而得”。

在稳定的大旗下，命中注定的庸君越聚越多。“皇帝接班人”问题遂成为中原历朝最痛的一件事。如何确保接班人既是“合法继承人”又是个“杰出人物”，几乎成为无解之题。

从封建体制的“合法性”来讲，“立长”是中国历朝“共鸣”的接班人制度，但史实证明，这种接班人制度产生杰出政治家的概率不到一成。

譬如执“立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的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但收获的大都是苦果。那些嫡长继承人，不是暴君，就是病夫，悉数令人失望。除去在位几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不提，其它十六位皇帝有八位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明朝276年的统治，这八位“草包恶棍”的统治就占了173年、近一大半的时间。尤其糟糕的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位“昏暴结合之君”，统治中国达百余年直至明亡。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嫡长制”保障的是所谓皇位的“合法性”，确保的是封建统治的有序而不乱。即便是弄个稻草人或患者放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大明最高领导继承人之患，这个无解之题，却被边陲少数民族部落一度化解。

话说回来。前清出现三代杰出领导人，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旗内民主选举”。这是一种“贵族民主选举制”，由八旗贵族内部主要成员推举皇帝继承人。虽然它不是举国普选最高领导人，但比较僵化的封建世袭，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它的优越性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的人，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是直接产生最高领导人，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斗争。实践证明，经这种方式产生的两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皇太极、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出的人物。

从努尔哈赤驾崩，到皇太极暴毙，前清的最高权力三易其主，但这三次易主均“旗内民主选举”交接。皇太极能力超群，却非国君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他不是大太子，而只不过是候补王储中的一个人选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死，旗内一番“民主选举”，皇太极即位，优胜劣汰，自然是一种“进化”的硕果。

等到皇太极暴毙，皇太极虽留有长子豪格，但经过“旗内民主选举”，幼子福临（顺治）胜出。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似乎是劣胜优汰了。但实际上，通过这场“选举”，骁勇善战的多尔衮亲王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他是“旗内民主选举”最大的赢家，所以终归是优胜劣汰的硕果。

而反观大明国，坚持僵化的“嫡长制”，“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最后，延续出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崇祯皇帝，“勤快”地埋葬了朱家王朝。

由此不难看出，前清的最高权力虽三易其主，“淘汰赛”连连，但基本是“旗内民主选举”的正向淘汰，强者胜出，执掌最高政治权柄，所以只能愈争愈强，前清焉有不兴之理？！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才者居之，庸者止步。不是前清三代领导人个个杰出，而是“旗内民主选举”把杰出的人推上了皇位！

衡量一国之政治水平，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高质量地继承。高质量，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前清一度做到了这一点，行“优胜劣汰”之“正向淘汰”法，故大起大兴。

9赵高之才：他比李斯更流氓

《百家讲坛》栏目中听王立群教授讲述《史记》，谈到“李斯之死”，王教授高度概括出这样的原因：

李斯之所以死于赵高之手，是因为赵高是个阴谋家，而李斯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永远不是阴谋家的对手。

王立群教授讲述历史旁征博引，有条不紊，是《百家讲坛》中博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师者风范令人感佩。然而这一次关于“李斯死因”的剖析却存在相当的商榷余地。

关于“李斯之死”，史学及关心历史的各届人士均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趋同的结论是“李斯栽在赵高之手”，不同的是“李斯为什么会栽在赵高之手”的深究。

一个丞相死于一个宦官之手，是政治家和阴谋家的差别所致吗？

蝇营狗苟的宦官赵高当然算不上是政治家，然而作为一个辅佐暴君二十余年，甚至在焚书坑儒方面助纣为虐的副手，李斯能逃出阴谋家的范畴吗？

作为暴君的助手，李斯首先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这个建议，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这手段还不够流氓吗？

纵观两千年国史，应该一目了然的是，所谓政治家与阴谋家是个合并同类项，唇齿相依，并无泾渭分明。

我看“李斯之死”，是因为他只有贪心却无野心，从而导致手段不如赵高更流氓所致。李斯与赵高的区别，不是政治家与阴谋家的区别，而是“野心”所造就的流氓程度的高低。

众所周知，李斯是“仓鼠哲学”的缔造者，老鼠“仓厕所两重天”情景令李斯深受启发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仓鼠哲学——谋取好的位置，保住好的位置。这逐步成为中国历代基层官员普遍生存哲学，他们钻营有术却只看眼前利益，其流氓手段不够野，必被大流氓玩家所克。

李斯从一个基层官员，当到“国家总理”，作为他的抱负，这已经是登天到头了。仓鼠的最高理想只不过是钻到好地方吃饱喝足，决没有想过自己独霸天下。所以，在争权夺位上，手段不够野。

而李斯的对手赵高虽然出身低贱，但野心却远在李斯之上。从赵高步步为营的手段上看，他的最终目标是皇位——学习嬴政好榜样。这可是仓鼠李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秦始皇用法家之术，一统天下，做到了国君的极致，他的威风勾起了无数人的皇帝梦。从落魄的贵族子弟到市井二流子，直至“不完整的男人”，都想“大丈夫当如是”。

从野心而论和流氓手段而论，赵高与项羽刘邦在同一条线上，而李斯根本是不入流的。所以，赵高与项羽刘邦，都是天下的大玩家，李斯却只不过是诈着胆子被胁迫的参赌者。

把最高理想设定为皇帝的宦官赵高，犹如一支野性十足的“老猫”，一步步玩死了“仓鼠”李斯。他先利用李斯的贪心怕失去既得利益，胁迫其参与政变，而后又利用其野心不足抢占制高点反守为攻——流氓无底线，野心无极限。这就是赵高之才，高于李斯之处。&not;

赵高淘汰李斯，只因前者比后者更流氓。如果说李斯的流氓度是三级的，则赵高为A级。一个想当皇帝的人，以大流氓手段弄死一个只想保住“仓鼠”之位的人，岂不正好“一物降一物”？！

总结李斯之死，果真是成也哲学，败也哲学。

“仓鼠哲学”成就了他的官场之路，但最后却束缚了他的手脚。乃至作茧自缚，无法升级为大流氓，终被大玩家老猫赵高所克。从抱负来看，他不是什么大政治家，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官僚，这样的官僚无论怎么折腾都是“鼠类”阵营，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流氓手段上讲，他栽在没有底线的“老猫”赵高手中，是毁人游戏玩出的必然结果。

10全能流氓：西门庆为何比牛二牛？

小孩子出门在外，中国家长叮嘱最多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别惹事”，还原到千年文言，即为——“勿生事端”。

千百年来，“勿生事端”既是大人对孩子的规劝，也是官府对良民的诫勉。然而，“勿生事端”的良民遭遇“生事端”的泼皮，却往往是前者吃亏。泼皮战胜良民的事情屡屡发生。官府的“诫勉谈话”，为什么对泼皮不起作用？这些泼皮的生存哲学，又从哪里得到支点？

最值得探究的，是今天还是被人管的流氓，明天却可以摇身一变为“官员”。这种转换，当然不是每个流氓都可以做到的，而做到这一点的流氓，又需要怎样的“才”？

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流氓的对比中揭示答案。

《水浒传》里的牛二在未遇到杨志前，欺行霸市未遭法办，可谓混得不错，如果没遇到青面兽，在鱼肉乡邻的基础上，他的幸福生活依然延续。

然而，虽说牛二的地痞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比起他的同道西门大官人，他的生活水平还是差得远。且看西门大官人，除了欺行霸市，还能黑白通吃，美哉快哉。两厢比照，牛二只是个简单流氓，而西门庆则为全能流氓。

同为流氓，为什么西门庆比牛二更牛？

西门大哥可以先用他的“黄金哲学”如是指教牛二——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用那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那铢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嫦蛾，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西门庆的这段“名言”，告诉天下流氓什么是通行无阻的法宝，那就是黄金。有了大把黄金，就可换来“大好前程”。在这个全能型流氓眼里，没有人不可以被金钱打倒。“西天佛祖也用那黄金铺地”，道出了这个流氓对结交政府大员的自信，它是一个市井之徒的豪言壮语，是浑浊世道中“骄子”的狂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流氓暴发户那睥睨一切、不可一世的气概。

从出身看，西门庆比牛二略好，是个商人的独生子，而牛二无父无母，是个市井底层流氓。西门庆算是社会中层流氓，相对牛二，他更具流氓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气概”。

虽说比牛二的出身好些，但西门庆的家庭“算不得十分富贵”。成年后的西门庆基本是靠自己的“才华”打拼出来一片“西门世界”。

西门庆的“才华”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书中记载，他“惹草招风”、“拳棒赌博”无所不能，然而，这些均属于“游戏技能”，反衬出他不学无术、“不甚读书”的痞子品行。

宋朝是士大夫的世界，最讲究“学而优则仕”，一个“不甚读书”的人显然难以从“正途”踏上仕途。

按理讲，“学习不好”的西门庆的官运是十分有限的，但经过一番“奋斗”，这个流氓却“前程无忧”。

全能型流氓眼力非凡，他们非常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西门庆的“人生奋斗”实则为一个流氓的暗道“钻营”。这里，体现出了他的最大“才华”，乃“作事机深诡谲”，译成白话，就是“有心机、耍奸诈”。由于此道，他“放官吏债”，编制关系网，“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们浸润”。

西门庆作为一介乡民，之所以能与朝中四大奸臣拉上关系，首先是因为“攀龙附凤”的结亲。西门庆把大女儿当作踏板，许配给权奸杨戬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为妻室。有了这一姻亲，西门庆就挂上了朝中四大奸臣的关系网。

善于钻营的流氓，终于得到了“政府公职”，可以在“在县里管些公事”，地痞终于成功转型，成为官痞。

有了关系网，又有了公职身份，西门庆就具备了“捞人”的资本，并拿这个当作一门好生意，开始堂而皇之地巴拉事。西门庆在“平事”这方面颇有一套，“平事”成为他的主要敛财途径。“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而满县人都惧怕他”。

“平事”生意专门宰熟，这个流氓天天盼着“朋友”出事。

当花子虚被诸兄弟告发私吞遗产抓进牢房，其妻李瓶儿向西门庆求情时，西门庆就借机趁火打劫，大玩“捞人”游戏。李瓶儿给西门庆三千两银子做“人情费”，西门庆仅用一小部分银两打点，其余全部私吞。此外，他还趁人之危，把李瓶儿霸占。花子虚出狱后，对这样的“神通广大”哥们还千恩万谢，殊不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攀权势，狐假虎威，两边通吃”，是西门庆这样的全能型流氓的主要“才华”体现。

最善“捞人”的西门庆往往一举多得，他靠结亲与权贵搭上关系，又靠送礼巩固关系，最后以关系“捞人”聚敛钱财再互惠关系。如此链条犹如食物链，被这个流氓搞得如火纯青。从这个食物链中不难看出，这个流氓的本质与牛二没什么不同，都是靠“事端”生存的人，其幸福也是建立在鱼肉中下层市井黎民基础之上。拉开流氓距离的，是他们的身份与脑力。

全能型流氓脑力上优于简单流氓，他们在歪门邪道上会动脑筋。比如“送礼”，简单流氓直来直去，而全能型流氓则把“送礼”当作一门“艺术”琢磨。西门庆深知：节假日、生日再加红白喜事，是向领导送礼献媚的最佳时机，但此刻想送礼未必就能送得上去，因为拍马屁的太多，苦于无机。

全能型流氓在这方面有的是办法，他采取迂回战术，曲线到达目的地。西门庆给蔡京送生辰大礼，并非直接送往蔡京，而是先勾结上蔡京的生活秘书管家，作为接近蔡京的最坚实的跳板。西门庆用“色弹”将管家击倒，将他伙计的女儿选送给管家作妾。有了管家的内应，于是西门庆得以顺利将生辰厚礼送上蔡府。

在具体送什么上，西门庆也颇有些“才华”，他给蔡京送礼不但厚重而且新奇，令百官相形见绌：三百两金银铸四阳捧寿的银人，金寿字壶和玉桃杯；汤羊美酒，异果时新……令蔡京喜上眉梢。西门庆可谓挖空心思的送礼高手。

肉蛋加金蛋，把贪官击倒拿下，有贪官这棵大树撑腰，全能流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俨然无所不能。

天下流氓千千万，但像西门庆这样的全能型流氓也颇为突出。于是西门庆理所当然成为当地流氓团伙的老大。在西门庆结拜的流氓十兄弟中，论年资与口才，他不及应伯爵；论出身与心计，他未必及吴典恩；论富贵，他似不及花子虚。但因其关系网密集，又会“吧拉事”，所以战胜了众多狐朋狗友，成为这流氓团伙中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

在玉皇庙拜结仪式上，流氓十兄弟排座次时，众人一齐推“西门大官人居长”。流氓排座次，不按年龄大小，只叙财势谁叙齿，谁有财有势谁就是老大。西门庆的“狐假虎威”成功地演变为“有威有德，众兄弟都服你”，就此，全能流氓西门庆“居长”，成为流氓老大。

作为一个地痞与官痞相结合的全能流氓，要想如日中天，仅得到地痞的好评是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官府的好评才行。西门庆的“才”就高在这里，他能够让地痞服他，也能让官府夸他。

封建王朝，对官员也要进行例行的考评，并且把考评结论作为官员提升或降级的重要依据。

作为一个全能流氓，西门庆深知，得到一个好的考评，只要将上司摆平就行了，至于如何摆平上司，无非是使出银两而己。

西门庆以“黄金哲学”应对考评，果然换来精彩的“考评”结论。西门庆在掌刑部副千户的任上时，上司给他的考评结论是： “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素，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

“考评”结果，西门庆由副千户变成了正千户。

从这段考评结论看，西门庆的德、能、勤、绩简直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不提拔不重用都不行了。而事实上，西门庆是一条无恶不作的恶棍，五毒俱全，坏事做绝。这就是逆淘汰游戏的结果，“评”的是才，“考”的是“关系”。

转正后的西门庆，达到了全能流氓的顶峰——上有靠山，下有爪牙；上能通天，下显神通；于红道、黑道，左右逢源，道道皆通；上能呼风，下能唤雨，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上须媚人，下有人媚，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由此不难为两个流氓做出小结：同为流氓，西门庆携流氓之智勇，敢于到官场全面“发挥”，结果如鱼得水，结交了蔡京等文化大流氓，成为呼风唤雨的全能型流氓。而牛二只在集贸市场发展，终归简单小流氓一个。前者比后者，焉能不牛？

浑“才”要入仕，是流氓就要敢于到官场折腾——这是西门大哥对牛二小弟的谆谆教诲，地痞之“励志”，莫此为甚乎？

11. 跟领导“下水”：大话“流氓精英”

相比较那些地痞，以及由地痞转化的官痞来，文学家的流氓化显然更具有“影响力”，称他们是“流氓精英”并不“过誉”。

提及“精英”流氓化朝代，西晋当列头牌。西晋以奢侈成风闻名，彼时社会虽贫富悬殊，但享乐主义至上。整个社会弥漫着“我堕落我快乐”。

尽管享乐主义打破了虚伪的礼法，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并直率地加以表现，但其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是以吃喝玩乐的兽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享乐主义主宰下的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必随之而来。

彼时，精英阵营也呈“两极分化”。以石崇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精英主动下水，追逐世风，助长奢侈，混迹官场，敛财斗富。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精英看不惯这一切，力图避世隐居，超然物外。但是，隐居的精英显然不敌斗富的精英。隐居作家群——“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嵇康被皇帝砍了头，而斗富作家群的带头大哥石崇却备受皇帝宠爱。

石崇之所以在当时“声名大噪”，靠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斗富”。能捞钱、能“显摆”，是这个时代宠儿“才气”的“精华”所在。

石崇在捞钱方面“出类拔萃”。 当然，他的生财之道，靠的也不是“版税”，而是权位——职场官位。他当过省级地方大员，曾任荆州刺史。在任期间，不爱造福于民，专爱“打家劫舍”。史书称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这就是他的致富手段——令人不齿的“官盗”。

以石崇为代表的文学家，全然失去了社会“是非观”甚至羞耻心，全力追求以“实惠”为目的行为方式。通过“如厕换新衣”，“蜡烛当柴火”、“击碎珊瑚树”等具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斗富故事，可以看出石崇在世风日下下，起到的是多么不良的导向作用。

高调斗富的石崇纯属时代的产物，他有恃无恐进行 “显摆”表演的最大动力，乃是在“主席台”上一直以欣赏目光注视他的政治流氓司马炎。

皇恩浩荡，点火煽风。制造奢靡世风的“宗师”，实际上就是当朝最高领导人司马炎。而石崇这些流氓精英，充其量是在“显摆大赛”上，发挥了推广传播的“起哄”作用。

司马炎乃曹魏大都督司马懿之孙，晋公司马昭之子，是个坐享其成的“开国皇帝”。大都坐享其成的皇帝，一般都有暴发户心理作祟，这种心理助长放荡不羁的流氓品行，司马炎就是这样一个推崇“高消费”的“贵族流氓”皇帝。

司马炎在奢靡挥霍方面，堪称“楷模”，他在这方面的“传奇故事”也相当多。如“驾羊车游幸后宫”、食用“人奶喂乳猪”等，晋书传称：晋武“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奢侈之风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位借祖上阴德暴发的皇帝。

在石崇与皇室成员王恺斗富的时代闹剧中，作为一国之君的司马炎，不仅不加以劝诫约束、以正世风，反而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甚至参入其中，拿出皇宫的宝物——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支持手下“参赛”。

一国之君鼓励群臣斗富，毫不掩饰财主嗜好，明目张胆以奢靡为荣，西晋骄奢淫逸之风，从哪而来，岂不一目了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高调斗富的石崇，活脱脱迎合了主子的嗜好。表面上石崇“显摆”的是自己之富，本质里石崇“显摆”的是主子司马炎之宠。

玩女人争女人也是流氓精英的强项，石崇在这方面也是不拘一格，乃至最后因为争女人送了命。石崇最终“不得好死”，直接原因是因为一个叫绿珠的小妾，石崇惹怒了更大的权贵赵王司马伦相忌，落得个开刀问斩的下场。司马炎死后，没人罩着石崇“显摆”，流氓作家再跟流氓皇室大肆“显摆”，只能 “显摆”致死了。

石崇死后，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那就是他的主子晋武帝司马炎为何不再像老爹司马昭那样重视人才、而是偏爱石崇这样的“废料”呢？难道他是一个发昏的皇帝吗？

问题也许不那么简单。笔者以为，晋武帝司马炎虽然奢侈成性，但毕竟不是个糊涂虫。他偏爱石崇、鼓励臣下斗富，恐怕不是出于一时糊涂，除了纵欲的本性，不能排除有更深的政治统治意图。

三国归晋后，天下政局基本稳定，晋武帝司马炎一时处于“志得意满”的最佳状态，于是开始玩物丧志。但一个皇帝要想“高枕无忧”，自己玩物丧志显然不够，要满朝文武都玩物丧志才行。鼓励群臣斗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乱七八糟”的奢靡世风，大概也是这位暴发的皇帝“废掉群臣野心”的“御臣之术”。

天下已定，满朝文武都蜕变成为行尸走肉，暴发的皇帝遂无被夺宝座之忧。世人皆怨晋武帝带头腐败，谁解司马炎醉翁之意不在?！

由此可见，晋武帝鼓励文学家也去斗富，是有意为之的毁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无非是拉举国人才同他一起“下水”，当社会精英都流氓化之后，玩物丧志的他们还有什么贰臣贼子的野心吗？

在主子毁人游戏的推波助澜下，斗富的石崇既是“时代风尚”的模范，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最终不得好死的石崇给后世还留下一本《石崇全集》，证明自己好歹也是一文学家。文学是时代的灵魂，一个在毁人游戏中生成的 “行尸走肉”，只享乐没思想，真才已废，灵魂又何在呢？！

12. 谁淘汰了胡雪岩？

“一红就死”是条螃蟹哲理，也是中国商才的逆淘汰法则。

黑白通吃的胡雪岩成为中国商人的偶像。后人佩服他权钱一把抓，且妻妾成群后院不失火，但谁想过他最终被谁所克？

台湾作家高阳在小说《红顶商人》中，把胡雪岩的克星锁定为盛宣怀。《红顶商人》把盛宣怀描述为一个“冷血杀手”，盛每次出手，都能让胡惊出一身冷汗，最后还令胡搭上了身家性命。

诚然，在晚清红顶商人排行榜上，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相上下，他们之所以成为“冤家”，不仅是因为同行——盛宣怀所涉猎的产业，从船政到纺织再到电报，无一不与胡雪岩碰撞，而且更因为所走的“线路”不同——胡雪岩走的是湘系左宗棠的路线，盛宣怀走的是李鸿章淮系路线。

利益与路线的博弈，导致盛宣怀与胡雪岩这对冤家积怨越来越深，决战时刻终于在盛宣怀刻意、胡雪岩不经意间发生——

光绪八年（公元1882），盛宣怀采用“窃听、掺沙子、挖墙脚”这三招，对对手胡雪岩发起暗战总攻。

窃听：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的商业秘密情报。知道胡雪岩要高价尽收国内新丝、企图垄断丝业的动向。

掺沙子：盛宣怀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偏偏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挖墙脚：挖断资金链，拖死胡雪岩。胡雪岩80万两借款正好到了还款期限，外国银行向胡雪岩要钱。本来这笔钱是胡雪岩为左宗棠代筹的军饷，应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但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打着李鸿章的大旗，指使上海缓发这笔协饷，然后又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银行倒闭在即，造成挤兑风波。

盛宣怀的“三板斧”，让胡雪岩防不胜防，四面楚歌的胡雪岩穷途末路，即便卖房产清仓，但最后还是没挨过挤兑风潮。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无力回天的胡雪岩终于破产。

——这就是胡雪岩的破产瞬间。从胡雪岩的“突然死亡”来看，胡雪岩的克星，铁板钉钉就是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手盛宣怀，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胡雪岩的克星，看似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手盛宣怀，而实则另有其人，那个人就是——朝廷。胡雪岩的破产是清廷奉行的螃蟹哲学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朝廷保他，休说一个盛宣怀，就是堂堂李鸿章也奈他如何？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晚清著名官商胡雪岩的主战场，始终不在“商场”，而在“官场”。胡雪岩的命运始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所谓“传奇”，只不过是“寻租权力”而后又被权力吞噬而己的一场电视连续剧。

胡雪岩的商才最突出表现是“整合能力”，他整合官场、商场、黑道各种势力，同大小官员与漕江帮派打成一片，一度手眼通天。

然而，他的手眼通天，是通的哪片天呢？那片天对他的庇护力又能达到几许呢？《南亭笔记》有则记载，可窥一斑：

胡雪岩败迹，官场索提存款者蜂拥而至。扰攘间，左宗裳驾到，按簿亲为查询，官员们于是“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计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

——原来，胡雪岩的天就是左宗裳，而这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帅，虽然威风八面，但毕竟不是最高的那片天，比起朝廷来，他仍为一小巫，而“大巫”不保，小巫又乃之若何呢？

胡雪岩的倒掉，看似湘淮两派斗争的结果，胡雪岩看似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则是朝廷早就垂涎的一支大螃蟹。

尽管晚清通商对外开放，但统治者的本质没有改变。他们依然是地主主宰“末业”的“打劫”态度，区区一个胡雪岩，即便有个地方大员照顾，也注定蹦跶不了多久。

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从清廷对胡雪岩的最后处置不难看出，他们对彼时这位最大商人是不保的。

巨商如蟹，巨商似猪，都是养肥了要宰的。官商也是商，本质为商人的胡雪岩注定是要被洗劫的，这主要由封建王朝的统治哲学所决定。贼王不善创造而善打劫豪夺；他要垄断一切，不会允许商人无限做大。

在朝廷庇护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动物，势必还会因朝廷要“过年”而遭屠宰，在饕餮的体制，胡雪岩式的“成功”滚出的是一圈连一圈的政治和社会腐败的雪球，最后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蒸发的命运。

螃蟹哲学是“不养商”的，即便养，也是为了杀。螃蟹红了，那是被人煮了，标志着生命的完结。“一红就死”——中国历史上“巨商”的命运何其相似奈耳！

1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1）

（1） 大嘴“该死”乎

祢衡、孔融与杨修，这三位狂人，组成了三国里最著名的三张大嘴。他们的结局惊人相似——都是被领导夺命“封口”，身首异处。

祢衡因挖苦领导而死，杨修死于猜透领导心思，而孔融，这位圣人之后，亦因 “跌荡放言”被杀。

所谓“跌荡放言”的主要内容，是对父母之恩的否定：“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这段言论是孔融与祢衡这两个大嘴“漫谈”时，孔融吐露的“异论”。 翻译成白话，就是：父亲对于子女有什么恩惠可言吗？论其本意，不过只是情欲的宣泄罢了。母亲对于子女也一样没什么恩惠，母亲就好比是一个盛放器物的瓦罐，子女生下来就好比是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一样。

孔融的领导曹操认为，这番言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显然，在强调“孝治天下”的东汉，此言严重犯忌。但孔融的领导曹操，素来就是轻视“孝廉”之人，怎么突然重视起“孝道”来了，说到底，是厌烦大嘴，借题发挥罢了。

孔融之言“出不出格”单论，但上升到“重诛”之罪，却绝对是扩大化。在很多人眼里，祢衡，孔融，杨修这三个大嘴是“该死”的，理由是他们在官场上口无遮拦，形同找死。然而，大嘴徒呈口舌之利，即便过头，又是多大罪过？ 何至杀头？

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导致“反大嘴扩大化”最深刻原因是：“大嘴”的命运都掌握在别人手中。

想当年群雄并起，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那十八路诸侯里，身为北海太守的孔融也赫赫占据一路。与袁绍、曹操不分上下，平起平坐。可是几年之后，孔融却成了曹操的属下，只能在“汉贼”手下混饭吃。

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是个不分贵贱相对公平竞争时代，孔融虽为圣人之后，但作为一路诸侯，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也要凭实力与地盘说话。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曹操与孔融平级，无论孔融怎样放言，曹对孔太守那是相当尊敬。待孔太守沦为曹丞相“打工仔”后，形势就发生了巨变。孔融再与曹操斗嘴，就会引起领导的不耐烦，做刀下之鬼。

三国三个大嘴的结局大同小异，他们几乎被同一个领导所杀。曹操借刘表黄祖之手间接杀死祢衡，然后又明火执仗直接砍了孔融的脑袋。

祢衡与孔融死后，曹操帐下的大嘴只剩杨修一人，不知前两位知己之死是否给杨修带来震动，但可惜他还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最后因看出领导心事，道出“鸡肋”口令玄机而获死罪。

后人把“曹操与杨修”编成剧目，以图揭开“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知识分子”从这个曲目得到的，何尝不是个逆淘汰信号：自古大嘴无好果，知识分子要“识趣”。

1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2）

（2） 做鹦鹉，还是当乌鸦？

官场大嘴的悲剧根源是，领导希望你做鹦鹉，而你却担当了乌鸦的角色。

乌鸦在异国（譬如日本）尚属吉祥鸟，但在中国却从来不是祥瑞的象征，它们不管飞到哪里，都被人驱赶、厌恶。

官场大嘴犹如乌鸦，众人避之不及，唯恐引火烧身。曹操要杀祢衡时，尚有孔融为之求情；曹操杀孔融时，还留杨修嗟叹。而杨修之死，竟无一人求情，一人叹息。对于周围同僚，大嘴“乌鸦”的所作所为已经叫习惯做鹦鹉的他们人心烦不已——谁都不说的事，咋就显出你？

在许多人眼里，祢衡就是一个会骂街的官场“疯乌鸦”。但你去看看流传千古的《鹦鹉赋》，纵然不能像孔融那样过誉其为“圣”，但总不能说那是平庸之作。

祢衡明知道，在官场里，领导喜欢的是鹦鹉不是乌鸦，读书人求官就要重复鹦鹉的命运，但他还是禁不住为先为鹦鹉鸣不平——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于薄躯。”

《鹦鹉赋》里，有才子的怀才不遇，有寄人篱下的痛苦，更有对金丝笼子里的宠物不能自主的深深嗟叹。文章华美却又不失豪情，可见祢衡不同于他人的才气与傲气。

《鹦鹉赋》出台时，正是祢衡临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投奔第三个主人黄祖，虽与黄祖之子黄射甚密，但祢衡还是不能被黄领导真正认可。放眼江湖，让他有自伤飘零之感，恰好黄射邀请祢衡到江心饮酒，有位客人赠送了一只珍贵的鹦鹉，黄射表示要将这只鹦鹉转送给祢衡，但要祢衡写一首咏鹦鹉的文章助兴。祢衡毫不迟疑，即兴创作，连一个字也没有修改，留下了“文无加点”的传世佳作：《鹦鹉赋》。

——主人养我为学舌。祢衡不想做那样的巧嘴鹦鹉，而宁可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嘴乌鸦，虽然他明知道，等待乌鸦的将是什么命运。

乌鸦的率真不适合官场，但于人而言，未必不是可爱的好品质。

面对来自上司的侮辱与损害，敢于据理力争，历代官场有几个这样的率真直性人？击鼓骂曹的故事发生在曹操对祢衡“图欲辱之”之后，上司侮辱你让你难堪，你该不该怒发冲冠是一回事，敢不敢怒发冲冠则是另一回事。祢衡敢做一般下属不敢做的事，即便不便效仿，难道也不便同情吗？

你总不能说，嘴尖舌历的祢衡比草菅人命的黄祖更该死。

官场上，看不惯大嘴的人，不止是领导，还有被领导阶级。大嘴口无遮拦，对任何事物评价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极易招致同僚咬牙切齿的仇恨。

“人皆以是憎之”的大嘴，不但很难在官场交到朋友，反而招来无数的怨恨，受其辱者，皆欲寻找机会报复他。

个性张扬，锋芒毕露，不知韬晦隐忍，逢迎附和，与世浮沉……这些让同僚不屑的仕途菜鸟秉性，大嘴几乎全具备了。

京城容不下祢衡，“唯才是举”的曹操容不下祢衡，带着失望，祢衡辗转到荆州，他换了三个领导，其结果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他失望。

祢衡，直到死也没找到值得他献计的领导。《文士传&#8226;祢衡》讲，祢衡竟“无人可以依违，无处可以投”，怀中提案（策文）上的字渐渐模糊，“竟无所诣”。因为得不到伯乐的阳光，才子的耕耘，竟颗粒无收，白白荒废。

乌鸦的悲剧同样属于逆淘汰之仕途悲剧。逆淘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逆龙鳞”，即冲撞了最高领导。逆龙鳞的结局就是死于领导之手，也就是死于主人之手。如果装聋作哑那就可以勉强生存下去，假若不做乌鸦而做鹦鹉学舌，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青云直上，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官场多禁锢，乌鸦多倒霉。于是乌鸦越来越少，学舌或谁都不说，形成官场的指定“风格”：要么学着说，要么什么都不说。“紧闭口慢开言”已经扩散到每个为官者的细胞，成为做官本能。一眼望不到边的，是没有思维的哑巴，他们的背后，是一条逆淘汰游戏规则作祟——沉默是金，大嘴者死。

1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3）

（3）官场有没有“书生”容身之地？

把大嘴的外延扩大一些，可知他们属于这一类人群：书生。

自古中国官场，除了北宋早期之所，鲜有书生的容身之地。这首先是因为，封建官场是最不讲尊严的地方，而“书生意气”恰恰是坚守尊严。

什么是“书生意气”？这本是个“褒义词”，指读书人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意志与气概。拥有“书生意气”的读书人，虽然他们也追求功名，但并不卑躬屈膝，不以放弃人格与尊严换“前程”。

然而，在封建仕途上，对当官者而言，权力、地位、银子、美女，尽可以要，唯独做人的自尊是每一个当官者和欲当官者不能要和不敢要的。换言之，就是说：大凡当官者，几乎是不讲自尊的。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尊重别人的自尊——是他们最难做到的，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物群的最鲜明特征。如果有哪个当官者要讲自尊，维护自尊，那他的官运就注定不会亨通。

何至如此？

这其实是封建专制下官场“特色文化”所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对任何有官欲者来说都难以摆脱的定律，而且是官欲愈大，自尊愈无。

这又是为何？

其实道理很简单，专权体制下，媚上是官场安身立命、确保官运亨通的“护身符”。而媚态百出之人，如何谈得上有自尊？敢讲自尊？！

毫无尊严可言的仕途最忌 “书生意气”。但是，带有“书生意气”闯仕途的人，他们不肯放弃尊严。

从祢衡等人的放言内容来看，大嘴呈的不是口舌之利，而是“书生意气”，他在三任领导面前，除了酣畅淋漓的表现欲，要的无非是尊严而已。

除了尊严，变通也是官场最需要而书生最不屑的。“书生意气”者相信书中所讲的圣人之言，对蝇营狗苟的世俗看不惯想不通。然而，到了官场，不圆滑玲珑，不见机行事的“书生意气”，就成为“政治菜鸟”的不成熟性格。

当仕途上的“书生意气”者对道理较真对不讲道理叫阵的时候，极易被同僚视为“另类”、加以轻视和耻笑。大嘴的嬉笑怒骂，在同僚眼里是傻子加疯子所为。大嘴偏说领导不爱听的话而被杀，对他们的同情者少而又少。

大嘴书生，他们确实天真，不畏惧世事艰险；他们确实无能，改变不了别人，甚至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然而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偏向虎山行。历来形容书生的就是“百无一用”四个字，在“百无一用”的尴尬下保持一点读书人的尊严，“意气”一番，引来的是杀头之祸。

“你为什么不卑躬屈膝，你为什么不圆滑玲珑，你为什么不见机行事？”同僚们在对“书生”幸灾乐祸之余，恐怕还要得意于自己幸免于难的“高明”。

书生虽然在历代官场几无立锥之地，但“书生意气”的薪火代代相传。在书生陨落于仕途的路上，从来不愁后继无人。

唐代也有位大嘴叫孟浩然，他的嘴不及祢衡尖刻锋利，但还是不能见容于当朝皇帝，尽管那位皇帝披着“盛世圣皇”的外衣。

孟浩然才高八斗，但终生无官缘。原因就在于渗透到血液里的“书生意气”，使他挥斥方遒，口无遮拦。以孟浩然的才气，本应得到当时“圣皇”唐玄宗的垂青，而且机会也出现了。但大嘴的性情，使他丧失了千载难逢的入仕良机。

年届不惑的孟浩然到好友王维的官署做客，恰好唐皇李隆基驾到，这位“孟夫子”于是与皇帝“巧遇”。皇上对他印象还不错，命他献诗，等于直接给了他一个面试机会。结果孟浩然就上了《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诗写的自然是好，但大嘴有失。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不明摆着指责皇上的不是吗？李隆基是“圣皇”不是圣人，远远没达到“耳顺”的天境，听了不顺耳的话也大为不悦。尤其对“不才明主弃”一句大为不满，勃然变色——“卿不求仕，朕也不厌卿，为何拿此语诬我？”

于是，孟浩然面试失败。遣返回乡。已经不惑之年，孟浩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书生，不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当着皇帝的面没有歌功颂德，而是“大发牢骚”，只会令“圣皇”不耐烦。

领导首先喜欢的是媚不是才，“圣皇”的趣向也概莫能外。面试失败，或许及时地帮这位书生认清了一个事实——自己真不是官场上混的料。文才和做官是两回事，自己不具备做官的气质和智能，连敲门的技术都不会，更遑论其它了。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玩世不恭，心无禁忌，口无遮拦，这样的书生能做上官吗？

在“诸子百家”的智库中，道家“二世掌门人”庄子在《人世间》篇章中，把“为官之法”阐述得最为露骨——

“形莫好就，心莫若和。就不欲人，和不欲出，否有患。彼?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人于无疵。”

这句话的意思是，形体上多亲近他，内心里多顺从他，亲近不要陷进去，顺从不要太明显，要不然你那靠山倒了台，你就要跟着完蛋。他像婴儿那样无知，你也跟他无知；他不守规矩，你也跟着他学不守规矩；他随随便便，你也跟着学他随随便便。达到这些就进入了一个挑不出毛病的境界了。你的官不但能做下去，还能做上去！

庄子的这段“官经”，教给不惜一切代价做官的人恰如“箴言”，但对不弃尊严的书生，则“油盐难进”。 在遇到唐玄宗之前，孟浩然一直过着那种隐逸的生活，不是他不是当官，在现实的逼迫下他几次上京求官，但均以失利告终，这一次遇到最高领导人，“书生”本性毕露，导致他的“意气”不由自主发挥。

从此他远离官场，回老家襄阳做起了专业的隐士。

唯有书生之间是相通的，大嘴祢衡的知音是孔融杨修，书生意气的孟浩然与诗仙李白意气相投。从年龄看，孟是李的前辈，遇上这样一位素所仰慕而又意气相投的前辈，难怪一向狂放的李白收起不羁的狂傲，一再表示敬意。在黄鹤楼送孟浩然时表现得依依不舍。于是就诞生了那首著名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我们至今还可以想象那样一段惺惺惜惺惺的情景：黄鹤楼前长江岸，两个书生依依惜别，孟浩然登船走了，李白还依依不舍地看着远帆，怅然若失……

知己不常见，“意气”谁人听？孟浩然最后死在了故乡，死在家人怀里。据说是“食鲜疾动而死”，也就是食物中毒了。“吃死”虽还是与嘴有关，但比起身首异处的祢衡杨修等人，他要庆幸许多，在“大嘴书生”逆淘汰暗流里，这已算是比较“温暖”的死法。

14. 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一个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另一个是从小精通诗书长大考中进士的饱学大家，然而大文盲却将大知识分子轻松淘汰，这就是明朝后期魏忠贤领衔主演的一场生动的逆淘汰游戏。

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参政议政。魏忠贤以皇帝玩伴起家，但靠的绝不仅仅是一手出色的木匠活。一个身体残缺的男人，从万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除了与皇帝朱由校一拍即合的木匠活，还有一肚子的“杂碎”。作为明熹宗的第一玩伴，魏忠贤淘汰了彼时股肱之臣左光斗，拼的不是木匠活，也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亲君”的歪才。

在“亲君”与玩人方面，这个文盲颇有“才气”。魏忠贤是个把主子的脉摸得一清二楚的奴才，所以能够代行皇权。他深知明熹宗喜好游戏，所以在助兴上不遗余力。当朱由校玩物丧志之后，他的代办机会陡然增多。他在丑化死对头东林党人领袖人物方面，独具匠心，以《水浒传》中梁山人物对号入座，如浪子钱谦益、大刀杨涟、青面兽左光斗，在侮辱对手的同时，还扣上草寇的屎盆。

而大家左光斗的才气乃治国“正才”，在整人方面，绝对歪不过魏忠贤。在与魏忠贤的决斗中他失算在先，从轻敌到对对手抱幻想，导致“正才”最终大败于“歪才”。

左光斗在被阉党诬陷严刑拷打时，为免受皮肉之苦活活打死而屈打成招，他以为招了就没事了，到后来“法定程序”时，还有辩白的机会。谁知对手在玩人上绝非等闲之辈，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招了之后就在牢中将人整死，不留一丝机会。

左光斗的盟友、东林党领袖杨涟也惨败于魏忠贤手下。在明知必有一死时，曾发出“不要读书了，以我为戒”的遗言，这遗言既是对学术不如权术的绝望，也是对才高八斗的自己输给一个尸体残缺的文盲的哀怨。

然而，左光斗却不以为然，临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戒，而谓善不可为”。这体现了令人钦敬的刚性，但却略去了被淘汰的反思。

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读圣人之书孜孜不倦，但在现实中却不善“统战”工作，不仅在“亲君”上刻板无为，而且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所有大知识分子的短板、东林党人的弱点，于是使皇帝与中间分子都跑到了敌人阵营。

皇帝是宦官的根，魏忠贤pk左光斗，最终的裁判是皇帝。魏忠贤牢牢抓住了朱由校这个根脉，自然是胜算最大。魏忠贤与左光斗，谁离朱由校更近是不言而喻的。左光斗才华再高，也不如魏忠贤与朱由校的零距离。

最终决定这场淘汰赛结果的，不是参赛者魏忠贤和左光斗，而是明熹宗朱由校。最终决定朱由校“哨声”的，也不是比赛双方的才华之比，而是谁离最高领导人最近。这就是中国仕途典型的逆淘汰游戏，胜出者靠的不是功劳与才学，而是与领导的距离。

要靠近皇帝，达到零距离。那么首先就要贴近与皇帝已经零距离的人。魏忠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摆平了皇帝的奶妈。魏与明熹宗乳母客氏亲如一家甜蜜蜜，而皇帝朱由校恋奶妈如同恋母，魏忠贤在皇帝面前，犹如乳爹，焉有不“家和万事兴”之理？这么亲密的“全家福”，岂是刻板地与朱由校保持君臣之礼的左光斗能及的吗？

其实，左光斗曾经离皇帝也不远，魏忠贤是朱由校的玩伴，左光斗原是朱由校老爹明光宗的伴读，光宗帝死后，他秉承“正统”，与大知识分子群（东林党）一起拥光宗长子朱由校为帝，打掉了后党拥立的接班人，谁知，正是这个他拥立的小接班人，最后成为他的掘墓人。

由此可见，陪读不如陪玩。读伴左光斗在把握领导的脉搏及在与领导拉近距离方面，远不如玩伴魏忠贤精道。

本来，朱由校这个短命皇帝是不值得浓墨重彩的，但是这个16岁即位23岁死掉的年轻领导人，在他的心目中，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绝对耐人寻味。

通览朱由校的7年作为，与其说这是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不如说是个皇宫里的最大玩主。在玩主眼里，当然是玩伴与奴才最可亲最可近，而国家栋梁之才可能只是个概念而已，一点也不好玩。

左光斗到死也没明白，他拥立的这个接班人那位皇帝朱由校，直到死，也没“断乳”，朱由校的脑子始终长在别人的项上，继位前是嫡母李长侍，继位后是乳母客氏与“乳爹”魏忠贤，左光斗跟皇帝的“代理脑袋”斗，无异于与皇帝直接斗，注定被淘汰的结局。

忠正耿直的大知识分子，在处事上规矩，但缺乏灵活性。而政治是门妥协的艺术，曲直兼备者方可成为大政治家。从东林党人及左光斗的行事风格来看，他们还是书生意气偏多。内宫歪才未必斗得过大政治家，但对付直来直去的书生，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文盲魏忠贤淘汰大家左光斗，与知识无关，与屁股有关，完全是谁的屁股能和“裁?”坐到一起的问题。这种淘汰赛的结果，虽令人深感悲哀，虽然是逆淘汰，但在那样一个皇权至上的黑暗年代，亦在“情理之中”矣。

15. 朱和尚的“零隐私”过关游戏

隐私是个现代词汇，在古代中国几乎不存在保护的基础。在民间，“揭短”是吵架战中的“杀手锏”，始作俑者，则在官方的泛“窥视”化。

古代中国君主想通过“触及下属的灵魂”来了解他们，而对下属来说，尤其那些具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才，却构成了极大的心灵伤害。

中国历史遍及对隐私的曝晒。而最盛之时，乃是众所周知的两个“告密的黄金时代”，那就是武则天的大周与朱元璋的大明洪武时代。

洪武时代，朱元璋用“报告隐私法”，毁掉了成批的开国良才，在他的触及灵魂的“隐私揭露战”中，最老实的人才也未能幸免于难。譬如唯唯诺诺的宋濂，尽管中规中矩，但还是成为朱元璋“隐私揭露战”的最后一位战利品。

这段故事为人们所熟知：那一天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次日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你没欺骗我！”

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朱元璋已暗暗派人去监视了。这是很等令人寒彻心骨的“零隐私”！在特务的监视下生活起居，活活将宋濂这样的规规矩矩的人才也毁得体无完肤。

当朱和尚的“隐私揭露战”扩大到属下吃什么饭都要汇报菜单的时候，老实的宋濂也便时日不多了。这位从元末就亦步亦趋地跟着和尚干的大知识分子，开国初期与刘基一起受朱元璋重用，后来，又当过太子的老师。他为人谨慎小心，当和尚发动“隐私揭露战”初期，很多开国的同僚倒下了他还幸存着，但是和尚并没有放过大老实人。

早年的宋濂，拒绝元顺帝的邀请潜心创作，但受造反的朱元璋“选才用才心诚意笃”感染，出山扶明，“由布衣而登大僚”。对于有过“受招元朝”污点之嫌的宋濂，朱元璋也表现了“不以前过为过”的诚挚态度，如此宽容与日后的特务行径判若两人。

投入到“明主朱元璋”怀抱后的宋濂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文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大明重要文告，大都出于他的手笔，号称“开国文臣之首”。

然而，美好的君臣时光短暂得如同夏花。“明主朱元璋”在成为开国皇帝之后，因为总担心怀疑别人夺位，所以心胸变得不再宽广。相互信任的君臣关系遂不复存在，而“窥视癖”却与他的权力欲连体疯长，晚年的宋濂，被判若两人的朱元璋的特务政策整得灰头土脸噤若寒蝉。连吃什么饭都要如实汇报给皇帝，宋濂的日子怎么熬下去？

终于，这个人才得到了最后的解脱。胡惟庸案件发生后，朱元璋再度将“隐私揭露战”发动得轰轰烈烈无限扩大，于是，宋濂也被“挖”了出来、被人“举报”为胡党余孽。朱元璋派特务拿宋，七十多岁的宋濂，惊吓过度，不久就死了。

宋濂死于朱元璋“隐私揭露战”，朱元璋的毁人游戏连那么一个老实巴交的老文人也不放过，可见其他个性人才就更不能久存了。无论这个朱洪武为统一江山做出了多么杰出的贡献，但就他建大明国后的一系列“窥视癖”般的毁人游戏而言，他是人才的巨大毁灭者。

朱和尚的“隐私揭露战”等于在大庭广众下剥光了下属的衣服，被剥光衣服的人，倘若是奴才，羞耻心尚不大紧，但如果是人才，他的尊严和进取心夫复何存？

覆朝之下，岂有完卵？绝对“零隐私”，哪有人才的活气？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国前，以少见的宽宏大量、从善如流聚敛了天下奇才，然而建国后，他用“零隐私”的特务政策，又一个个将他们毁掉，导致随后的建文时期人才凋零，青黄不接，终被谋逆藩王取代。即便是以建文帝的眼光观之，爷爷之揭露隐私毁人游戏，亦罪莫大焉。

16. 李鸿章的克星：伊藤博文（1）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

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 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 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国家之道与首相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理”，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彻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

在胜利者面前，必须指出失败者的残缺。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

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 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16. 李鸿章的克星：伊藤博文（2）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 ，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 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 ，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一往无前、不遗余力。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而晚清的国家之道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

虽然伊藤博文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毕竟推动了日本的质变——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而裱糊匠李鸿章所致力的“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胆识。思想的局限，使李鸿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与外交作为，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

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

李鸿章诚如卖母之人，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封建官僚体制下的首相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态哲学，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趋的家犬哲学。主人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彼时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李鸿章为国事可跟她据理力争过一次吗？她让他打就打，让他卖国就卖国。因为他深知，只有这个主子能确保他的官位。

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

而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

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

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

庸相李鸿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务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苟延残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与友邦周旋，忍国家之辱，负权贵之重。

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大员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称。朝廷用人讲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子服务，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这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不过是“为太后分忧”，他就是“唯老佛爷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数跟大太监李莲英没有本质不同。

伯乐的眼界与需要，决定了所相之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是少谋寡断的，或者英年有为的，那么她或许需要真正的人才为她开天辟地，但事实上，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既不有为，也不少谋寡断，而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岂不拙拙怪事？！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

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独断”，这正是李最忌惮的，也是庸才与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弃一切尊严，他给慈禧太后提供服务，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为主子忍辱分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

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为李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圏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

17范文成、洪秀全与孙文的才

以当时的历史语言称谓视之，这三位均非“善类”。范文成在大明臣民眼里是地道的“汉奸”，洪秀全被清廷称为“逆贼”，而孙文成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前，也被清廷通缉为“四大寇”之一。

然而，抛开政见不论，但就才华而言，这三位是不是人才呢？

恐怕，连他们的对手敌人，也无法就这一问做出否定的回答。

他们的确是人才。

“汉奸”范文成成就了大清一半基业，是他的一个个谙习国情、对症下药的“鬼点子”，使后金完全脱胎换骨，由游牧之国巨变为一统中原大地的大清。

尽管范文成的“汉奸”之名很臭很馊，但他的主意一点也不馊，在干掉大明长城袁崇焕那场攻坚战上，范的反间计使皇太极不战而曲明之兵；既要汉族人臣服，又要给活路，怎么办？“剃发留头”的鬼主意诞生。满清能够灭李、灭明，范文程的作用实不可低估。这个“汉奸”在外族主子面前，充分展示了不可多得的才华。也算是人尽其才。

范文程，真真一个汉才。却怎为后金、不为大明所用？这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提起范文程，他的身世来头可真不小，提起他的祖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北宋名臣范仲淹。范文程是范仲淹第十七世孙。到了范文程祖父范锪这一代，还曾做到大明兵部尚书一职。不过范锪后来得罪了当朝权臣严嵩，备受排挤，最终不得不弃官而去，举家迁徙。

范文程最终出生在了辽东沈阳卫，那一年是公元1597。

50年后的公元1644年，这是个很特别的年份，李自成攻陷北京，吴三桂放清军入关，如此风云变幻。而这50年，正是范文程人生的前50年，精彩的前半生。

政治流亡者的后代，注定了他不为本国所用。

身逢乱世，又有不世才华，这边不用那边用，我方不行就投到敌方发挥才能。

投入后金阵营后，背负了 “汉奸”枷锁的范文程，戴着镣铐跳舞，亦尽显其能。后金凡是涉及到犯明的策略、策反汉族官员，统统都是出自他手。除此之外，后金变前清，新国家制度的建立也离不开范文程。

于是，在“敌国”，范文程官越做越大，成就越来越高，最后居然帮助外族灭亡了本族政府——大明王朝。

范文程之才华已历史证明过，绝非泛泛之辈。在“敌国”阵营，他是完全可以“开国元勋”自居的。而如果他被本国大明所用，即便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不至于以智慧“资敌”。

范文程是大明朝“人才外流”的一个缩影；范文程之功，实乃大明“人才外流”之痛。

不被自己人识货的又岂是一个范文成。

众所周知，“天王”洪秀全原是个科举落榜生，但是一个落榜生能“祸乱”半个大清帝国，是一般“混混”能做到的事吗？

没人否认他是个奇才。这个造反的落榜生，从小以“神童”享誉四邻。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颂《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

但就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差点让科举给废了。洪秀全自14虚岁昙花一现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直到“而立”的三十岁，愣是连秀才都未考取。在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他已经成为社会“边缘人”，干些不稳定的家庭教师行当，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

当最后一次科考落榜快把自己憋疯之际，洪秀全的造反则是从一个途径重启一场冒险的考试。这场考试一旦成功，他今后就不需再做考生，而是会成为主宰考场的主考官。

在“清妖”的世界里，打下半壁江南来。洪秀全的“答卷”很出色。

从洪秀全前期吸纳人才收拢民心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是个有着相当韬略的大才。这个神童的聪明才智，终于在造反之后得到空前发挥。“洋为中用”被他运得如火纯青。他居然把洋上帝的籍贯创造性地发挥，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另一个儿子，开辟了一条“外来天父”好念经的大仕途之路……

洪秀全之后，是中国第一个大总统孙文，一个改变中国封建历史的伟人，当然更是旷世奇才。

但就是这么一个有着卓越才华的人，在晚清大佬李鸿章眼里，却视之为不懂国事瞎胡闹的愣头青，将其和平上书当作手纸，乃至逼出一个“国父”来。

如果范文成像他的祖父一样得到明王朝重用，如果洪秀全被晚清录取中举，如果孙中山的上书在当时得到李鸿章的垂青，他们还会不会反戈一击、另辟蹊径呢？

如此看来，人才们走上造反之路，也是逼出来的“才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