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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1)

- 第2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2)

- 第3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3)

- 第4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4)

- 第5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5)

- 第6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6)

- 第7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7)

- 第8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8)

- 第9节：第二章 ?我这样的儿子(1)

- 第10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2)

- 第11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3)

- 第13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5)

- 第14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6)

- 第15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7)

- 第16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8)

- 第17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9)

- 第18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1)

- 第19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2)

- 第20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3)

- 第21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4)

- 第22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5)

- 第23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6)

- 第24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7)

- 第25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8)

- 第26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9)

- 第27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10)

- 第28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1)

- 第29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2)

- 第30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3)

- 第31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4)

- 第32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5)

- 第33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6)

- 第34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7)

- 第35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8)

- 第36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9)

- 第37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

- 第38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2)

- 第39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3)

- 第40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4)

- 第41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5)

- 第42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6)

- 第43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7)

- 第44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8)

- 第45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9)

- 第46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0)

- 第47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1)

- 第48节：第六章 新来者(1)

- 第49节：第六章 新来者(2)

- 第50节：第六章 新来者(3)

- 第51节：第六章 新来者(4)

- 第52节：第六章 新来者(5)

- 第53节：第六章 新来者(6)

- 第54节：第六章 新来者(7)

- 第55节：第六章 新来者(8)

- 第56节：第六章 新来者(9)

- 第57节：第六章 新来者(10)

第1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1)

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

1942年 7月 17日，海因里希 ?希姆莱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扬克尔 ?迈泽尔由于弄丢了条纹囚衣的 3颗扣子而丢掉了性命。这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衣冠不整。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矮个儿的扬克尔老头，尽管从来不是很了解他。他那双黑黝的玩具熊般的眼睛总是瞅着地面，悄无声息地完成一个个的任务，遵守一道道的命令，然后麻木无情地把自己编织到集中营那个沉闷乏味的坯布中。

要是他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我相信，那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隐身人。当然，他最终没有达成那个让人理解的目标；而且我坚信，这次失败的后果对他的伤害要比那戏剧般显赫的自我暴露要轻得多。他讨厌自我炫耀，却无法摆脱这一点。

当希姆莱随行人员接近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时，扬克尔 ?迈泽尔却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而被臭名昭著的电弧光所包围。区长发现了他衣领上的裂口。据说，他很快被棍棒打死，拖到地毯下。几分钟之后，希姆莱抵达营房进行视察。

扬克尔永远不知道，在他死的那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未来被塑造成型了。我们这些对自己衣服更谨慎的人逐渐了解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什么。

确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被囚禁在那儿仅仅只有 17天。我的理智被希姆莱要来参观的想法所占据，因为那些天我们几乎不谈论别的。

就在希姆莱参观的一周前，我们正要睡觉，区长疾步跑进我们的营房，我们即刻变得鸦雀无声。这是规则，而且这个人操控着我们当前的命运。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也是一个囚徒，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专业罪犯，一个谋杀犯。这种专业罪犯、谋杀犯的身份把他置于那些所犯罪行仅仅是由于其犹太人身份的人之上，而他作为德国人这个事实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这种身份。

他说：“一周之后，集中营将会迎来它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帝国保安队

的希姆莱将会访问我们，你们的行为必须如下：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们只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你们只能用最尊敬的方式说话……‘是的，上校先生。’‘不是，上校先生。’

“显然，如果这也不够的话，你们应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回答。要是被问到集中营的状况，你们应该说：‘我在这儿很幸福，谢谢您，先生。’

“集中营的所有人、所有物必须绝对的干净——一尘不染，必须有绝对的秩序。任何一个暗中不执行这些命令的人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那天晚上睡觉时，我比平时更紧张，别人也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帝国保安队员面前的任何一次犯错都意味着遭受鞭笞或绞刑，或者二者兼具。但区长一定更紧张，因为第二天，为了希姆莱的这次参观，他开始以普鲁士学院一名警长的热情来训练我们。

第2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2)

他让我们排成一队，然后突然说道：“我是帝国保安队员，看看你们如何在我面前表现自己。”

他慢慢地走到排尾，像一个出道的杀手模仿嗜杀成性者，用他那愤怒的目光逐个扫视我们。如果发现肮脏的手指甲或是涂黑不当的木鞋，他就会咆哮地辱骂犯规者，并且用他那沉重的竹手杖重重地打他。他甚至用托儿所里的那种方式检查我们的耳朵后面，然后在营房里到处巡视，寻找着折叠不合规范的被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情绪逐渐增长，并弥散到整个集中营。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囚犯，甚至还影响到卫兵。那些从来就没有多少耐心的党卫军军官们开始相互找碴。病人受到密切关注，那些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者，就很快被处理掉。干净的制服发了下来，事实上，那些军官要求囚犯们每天进行彻底的清洗。

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都不敢信心十足，对每次的排练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参观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实际上，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列队行进在温暖的阳光下，阳光好像使集中营那刺眼的棱角变得柔和、甜美，但并没有使我们的神经稍微放松。漫长而又空虚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保持立正，炎热和焦虑使我们大汗淋漓。

尽管在可怕的环境下笔直地站立着，我们可能看起来是相当像样的一队男人。我们在各自的营房前站成僵硬的直线，像训练有素的斑马。站在营房的第一排，我自己确实就是一匹引人注目的斑马。他们故意把我放在那儿，因为刚刚入狱才

17天，我看起来相当健康。

实际上，我的位置良好。我不仅在第一排，而且由于我的营房刚好在悬挂着“工

作带来自由”的那种令人振奋的标语的门口旁边，最终使得自己成为第一个看到希姆莱到来的人之一。

不过，我并没有好好享受那个特权。党卫军军官们的制服穿得一丝不苟，长统作训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的神经也高度紧张。他们就站在集会广场的前方，而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此情况下，由于显眼，我必须要注意安全。

事实上，仅仅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乐团的音乐才使我的位子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是一队卓越的音乐家，来自于欧洲的各大首都，总指挥曾经一直负责华沙爱乐乐团。我们等待的那会儿，他试图用捷克歌剧《交换的新娘》中的一首著名的咏叹调来安慰我们。

咏叹调的题目是《上帝给我们力量时，我们应该愉快》。

对于那些长久生活于死亡恶臭气息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知道任何一天他们自己都有可能成为那股恶臭气息一分子的人们来说，那种氛围不是很恰当。奇怪的是，我们当中鲜有人考虑到将来，最重要的就是帝国保安队员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到来。其实，有一次，我们把自己做作党卫军的一员，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

第3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3)

突然，音乐停止了。我不敢扭头，从眼睛的余光里，我看到乐团指挥期盼地望着门口——视察队伍在望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被派过来警告他。他纹丝不动地站着，举起指挥棒，泰然为我们的座上客演奏音乐。

然后，悲剧发生了。每个演员都害怕的那种灾难，只有盛典才匹配的那种恐惧，纠缠着每一刻的那种危机。

我们营房外面的第十排里，区长发现扬克尔 ?迈泽尔少了几颗上衣纽扣。

几秒钟后罪行就发生了。他一下子把迈泽尔打倒在地。队列中传来一阵心神不安的混乱。他们迅速地而又疯狂地对他一阵拳打，试图把他从现场、从他们的大脑中彻底抹杀掉、清干净。他甚至不能优雅地死去——只能迅速地、悄无声息地死去。

他尖叫着，那强有力、牢骚般的叫声充斥在燥热、死寂的空气中。然后，尖叫声突然变成被遗弃的风笛的那种稀疏、悲痛的哀号声，但并没有很快消失。叫声持续着、持续着，淹没了真空般的沉默，扼住那些被紧密遏制的大脑，并用恐惧扭曲着它们。叫声甚至盖过了拳打脚踢的丑陋的重击声。那一刻，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怨恨扬克尔 ?迈泽尔。那个矮小衰老的犹太人在破坏一切，用他长久

以来的孤独和徒劳的抗议给我们所有的人制造麻烦。

现在他呜咽着。我看见一个党卫军军官，脸上汗渍斑斑，对我们的营房点了点头。两个士官跑向迈泽尔，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党卫军军官从石头建筑那边整齐地行进过来，回到原位；区长和他的那些笨拙的下属屠夫们拖着脚步怯懦地跟在军官后面。所有营房中，唯独他们的营房，不得不在希姆莱的注视下公开示众。所有人当中，唯独不起眼的扬克尔 ?迈泽尔制造噪音。

主席台上，乐团指挥一动不动，甚至没用眼睛望一望门口将会给他一些暗示的党卫军。他指挥棒后面的音乐依旧泰然自若，对他来说，这才是重中之重。

军官们悄声警告我们，希姆莱的套服在 20码外出现。指挥棒优雅、准确无误地移动着，乐团忠顺地跟随其后，优美地、轻快地演奏出意大利歌剧《阿伊达》中的一个选段。选段名字是《胜利进军》。

门开了，一辆长长的黑色敞开式梅塞德斯轿车缓缓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高贵无比。前面坐着司机和一个身着棕色衬衣的党卫军军官，坐在后面的是帝国保安队的海因里希 ?希姆莱和集中营总指挥鲁道夫 ?胡斯。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高级军官。整个队伍以葬礼的步伐行进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确实变成了送葬队伍。现在仿佛是一个葬礼游行。

队伍在乐团前面停下来。希姆莱笑着走出来，显然，音乐让他惊奇、高兴。他停下，听了一会儿，然后一边同胡斯聊天，一边漫步走向我们的营房。随着他的走近，我深感欣慰，尽管这种感觉很荒谬。

第4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4)

连日以来，我们对这一时刻恐惧不一。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黑夜，我们生活在恐惧中，直到希姆莱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一个全能的怪物——一个愤怒、丑恶、危险的对手，他甚至成了一个见到我们的脏指甲会捏碎我们的骨头的人。现在，他就在我们中间，迈着步子，带着英国王族中上阶级成员的那种翩翩风度和从容不迫的魅力。他在这种氛围中轻松自如，这种氛围像任何一个英国游园会的氛围一样。

像英国王族一样，他似乎具备一种能力——迅速快捷地而又毫不费力地让他人自由自在。胡斯的副手拉客夫雷尔 ?奥默耶僵硬地走上前，鞋跟咔嚓一声作响，在空中划了一个纳粹敬礼。希姆莱微笑着感谢他，动作优雅；他立即被接纳到舒适、温暖、热情的内圈。拉客夫雷尔身上的古板生硬消失了，代之以文雅的活跃。我贪心地凝视着慢慢朝我走来的那群人——那一时刻，我已习惯于把他们当做非

同寻常之人。他们确实是纳粹分子，但是都是举足轻重的纳粹分子。

他们可恶吗？是的。我当时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操控着数百万人的生死。我以敬畏的眼神望着他们的制服：剃刀边裤子的折痕，完美无瑕的衬衣，同时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尽管离他们仅有五码之遥。

希姆莱向我们走近。我研究着他的面孔：苍白而又松弛；他的表情祥和、谦逊，表现出半无趣、半喜悦之情。未镶边的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制服看起来不是很合体。我心想：“这个人并不是怪物，他更像学校老师，一个平常而又普普通通的老师！”

多年后我了解到，在成为希特勒灭绝营设计师之前，他是一位数学老师。的确，对他来说，死亡仅仅是一个整洁的分类账单上鳞次栉比的数字的简单算术计算。

现在他就在我面前。拍马屁的摄影者窜到他面前，他们的莱卡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咔嚓作响、急速旋转。他们做着各种姿势，腾跃着后退，半蹲着、全蹲着拍摄，疯狂地为这段历史小插曲寻找新的、重要的角度。他们来回往复地飞奔着，好像远洋班轮前面的绳索。

他走到队尾，转过身，再次走回来，颇有兴趣而又文雅地望着囚犯。再一次，他近距离经过我，近到我可以触摸到他。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那是一双冷酷、无情而又茫然的眼睛。我却发现自己在想：“如果他看穿真相，也许他会改善状况的。也许食物会更好一点儿，也许殴打会少一些，也许……也许作为一种改变，我们会在这儿看到正义。”

你瞧，我已经忘记了扬克尔 ?迈泽尔，其他人也是，因为海因里希 ?希姆莱正在朝我们微笑。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要是他们让他看到一切就好了！要是他坚持看到一切就好了……毒气、焚烧、残忍、命运！”

第5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5)

他的确坚持要看到一切。“二战”后，鲁道夫 ?胡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绞刑架上被处决。处决前，他在克拉科夫牢房写了自传。出版商要我检验这份可怕的证据的准确性，我读到这些：“他（希姆莱）然后爬到塔门上，让人把集中营的各部分以及正在修建的排水系统指给他看。他被带领着参观集中营提议扩建的面积，看到囚犯们正在干活；他视察他们的宿舍、厨房及医院床位。

“我不停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集中营存在的缺陷上，他也注意到了这些缺陷。他看到那些疾病缠身而又衰弱的受害者，医生坦率地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了解到吉卜赛集中营中不断高攀的儿童死亡率，也看到孩子们饱受着一种叫做水癌

的可怕疾病的折磨。

“他也看到那些过度拥挤的棚屋、数量稀少而又原始的厕所和洗澡间。医生

告诉他那儿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最重要的，也告诉了他原因。他让人以最准确的方式解释所有的这一切，并且细心地看到一切真相，但他保持沉默……

“他看到刚刚到达的一批流放犹太人的整个毁灭过程。他毫无异议地花了一会儿时间观看挑选健壮犹太人的过程。关于灭绝的过程，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是保持沉默。灭绝开始时，他悄无声息地观察那些高级、下级军官，包括我自己，并参与整个过程。

“在女人的集中营，他看到宿舍很狭窄、厕所数量不够、供水匮乏，他也让管理军官带他参观衣服储备，所到之处资源都十分匮乏。他让人给他解释食物配给以及繁重体力活工人的额外津贴的每一个细节。

“在女人的集中营，他参与鞭打一个女罪犯（这个妓女不断闯进来，偷窃任何能够到手的东西），以观察其效果……”

当然，对于帝国保安队员来说，除了工作，也有休闲娱乐。琐事之余，他履行了社交职责。例如，第一天他参加了给所有参观者和奥斯维辛指挥部军官准备的晚宴。他坚持接见每一个人，跟他们聊工作和家人。

稍后，他拜访了胡斯一家。胡斯的妻子和孩子认为，他真是迷人可爱。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视察了胡斯的家具，告诉总指挥说，作为官邸，他的房子应该扩建。临行之前，他说：“我看了你的工作，也看到你所取得的成就，我很满意。感谢你的服务。我提拔你为一级突击大队长。”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所见非常不满，但他并不担心那些骇人听闻的条件。成千的犹太人从欧洲各地来到集中营，但灭绝他们的方法却很低效。

毒气室仅仅是权宜之计。在明沟里焚烧尸体浪费了宝贵的燃料，也使得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优雅小镇上的德国人抱怨恶臭气息。对于当过数学老师的他来说，所有这一切太过于杂乱无章，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第6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6)

因此，他给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灭绝工厂下了命令。现代的混凝土毒气室和大焚尸炉要在 24小时内吞噬多达 12000具尸体；事实上，它们达标了。那些机器将要在 3年内吞噬 250万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然后以无毒黑烟的形式吐出。

***

海因里希 ?希姆莱于 1943年 1月再次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次我很高兴看

到他来，虽然并不是因为我对他出于仁慈和正义而改善我们的命运怀有微弱的希

望。我们欢迎他的到来仅仅由于那意味着再过一天就不会有不定期的殴打和屠杀。

我们再次排着队，焕然一新，衰弱多病的站在队尾，健康体壮的站在前面。乐队再次奏响，鞋跟咔嚓一声作响，长筒作训靴在主人的光芒四射下舞蹈着。他再次逐步视察集中营，把他那粗短、学究气的手指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覆盖物上检查是否有灰尘。这次没有谁像扬克尔 ?迈泽尔那样把一粒微小的沙子掉进光滑的机械中。

尽管他以一贯作风对集中营进行彻底的检查，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饭前开胃酒。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亲眼看看自己 7个月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勾勒的计划的实施状况。

他要去看看世界上最新的大屠杀工具、胡斯总指挥官的崭新玩具——火葬场的开幕式。那可真是一个辉煌的大工程：长 100码，宽 50码，内含 15个炉子，每个炉子可以在 20分钟内同时焚毁三具尸体。对于它的建筑师瓦尔特 ?德亚科先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混凝土纪念碑。

像我这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奴隶般地劳苦工作才建造了此纪念碑。顺便提一句，这些幸存者们可能有兴趣知道瓦尔特 ?德亚科也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洛提镇练习着他的手艺。1963年，由于给洛提镇的教区牧师修建了杰出的新祭坛而受到因斯布鲁克市腊斯克主教的热烈赞扬。

然而，1943年，战争正在进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更实际地展示自己的技巧。灭绝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幸亏他的高效率，才使它在希姆莱来此参观的那天上午第一次真正地朝着自己的强盛前进了一步。

他无疑看到了那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演示，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很多德国小站的火车时刻可能让人忧虑。胡斯总指挥急于展示他那新玩具的高效性，为此，他特别安排了 3000名波兰籍犹太人运送到此地，以德国特有的现代化的方式屠宰掉。

希姆莱那天早上 8点到达，演示要一小时之后才开始。8点 45分，新毒气室里客满为患，虚拟吹淋室设计精巧，上面贴着“保持干净”、“保持安静”等告示。

的确，党卫军的卫兵们确保任何一英寸的空间都不被浪费。他们迫使那些已经进入毒气室的人远离门口，于是更多的受害者被引领进去。婴儿和小孩被扔到大人头顶上。门被关紧、密封。

第7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7)

一个党卫军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站在毒气室屋顶，等待着投入能够释放氰化氢气体的 B型氰杀粒微粒。那一天他的职位无比荣耀，因为他很少有机会有如

此尊贵的观众。他很可能像马会大赛的发令员一样紧张。

8点 55分，紧张情绪几乎让人无法承受。戴着防毒面具的党卫军烦躁不安地

摆弄着一盒盒的微粒。下面，他的观众爆满，但没有帝国保安队员的身影——他跟胡斯总指挥官共进早餐去了。

电话铃响了，每个脑袋都转向电话。一个低级军士跑到负责此次行动的军官跟前，匆忙敬了个礼，喘着气传达了信息。军官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什么也没说。

信息是这样的：“帝国保安队员还没有吃完早饭。”

似乎帝国保安队员仍然在吃早饭。毒气室屋顶的党卫军蹲坐着。毒气室里，疯狂的男人、女人们在那一刻知道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沐浴意味着什么，他们呼喊着、尖叫着、软弱无力地敲击着门。但外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新的毒气室是隔音隔气的。

即使是有人听到，也不会关注他们，因为党卫军有他们自己忧虑的事。行动一直拖延着，信差来了又走。10点，马拉松式的早饭仍然在进行之中。10点半，党卫军几乎对虚假情报产生了免疫功能。甚至当远处电话铃响的时候，屋顶的那个党卫军仍然蹲坐着。

11点，一辆车开来，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希姆莱和胡斯下了车，跟现场的高级军官交谈片刻。他们给希姆莱解释整个过程的所有细节，他认真地听着。他从容漫步到密封门口，从厚厚的小管制室里随意瞥了一眼里面蠕动的身体，然后返回去向他的下属提出了一些质疑。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屋顶的党卫军收到一个苛刻的命令。他打开一个圆形盖子，迅速把那些微粒扔到下面的脑袋上。他知道，那些拥作一团的身体的热量会让这些微粒在几分钟之内释放出毒气——这一点人人皆知，因此，他又迅速盖上盖子。

毒气攻击开始了。为了使毒气能够更好地蔓延，胡斯稍等了一会儿才礼貌地邀请他的客人再次到管制室一窥。希姆莱朝毒气室里窥视，显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转过身，饶有兴致地向他的总指挥问了一些新问题。

这些所见所闻似乎让他感到满意、愉悦。虽然一向很少抽烟，但他接过了一个军官递给他的香烟。他一边笨拙地抽烟，一边大笑、开玩笑。

当然，这种轻松随和的气氛并不意味着对重要事务的忽视。有几次，他离开那群军官，从窥孔里观察里面的动静。人都死了。他很关注接下来的程序。

第8节：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8)

特制的升降机把尸体运送到火葬场，但焚烧并没有立即进行。金牙要取下来，

妇女的头发要头上割下来——它们可以使鱼雷的弹头滴水不漏。富有的犹太人早

就被盯上了，他们的尸体要单独搁置、解剖，以防任何一人耍奸计，把珠宝，也

许是钻石隐藏在身体里。

这确实是很复杂的事务，但那些新机器在技巧娴熟的操作员的控制下进展顺利。希姆莱一直等到烟囱上空浓烟滚滚，他看了看表，1点钟，是午饭时间。他同高级军官握手，漫不经心而又兴高采烈地回敬普通士兵，然后同胡斯一起上了车。

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进行一种交易，其规模之大足以让矮小的老扬克尔 ?迈泽尔惊讶，让他难以置信地摇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流线型大规模毁灭这种观点可能远远超出了他那简单的思维方式。

他那时对“最终解决方案”也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9节：第二章 ?我这样的儿子(1)

上篇 反抗犹太人驱逐计划

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

1942年 2月，斯洛伐克一个叫做特尔纳瓦的小镇上，我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打开的俄语语法书，但我却置之不理。我知道学习不再有用。我可以听到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踱着脚步走来走去，把平底锅摔得砰砰作响，好像对它们有什么个人仇恨似的。那肯定是即将到来的吵架征兆。

我猜想，有很好的理由吵架。一小时前，我告诉她我要到英国加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军队。从母亲的角度看，我们的小镇特尔纳瓦距离布拉迪斯拉发市有 30英里，而英国好像跟未经开采的秘鲁丛林一样遥远。

她的声音响亮而清晰，带着不愉快的讽刺，超过厨房里不和谐的管弦乐，从敞开的门传到我的耳朵里。“为什么不溜到月亮上给自己切一块生干酪？但请按时回来吃晚饭！”我没说什么。一阵幽香，一堆精致的维也纳炸小牛排、苹果卷、炸土豆让我暂时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争论。总之，我感觉那争吵仅仅是一个开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一点儿都不像我家族的人。最初学英语，好像那还不够糟糕，竟然又开始学俄语！”

她哼了一声。又一阵叮当声，一阵可能针对我或是烤肉排的嘀咕抱怨声。她又说：“俄语！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安顿下来，学个体面的手艺？你究竟从哪儿得来的这些自负的想法？”

我合上俄语语法书，走进厨房说：“妈妈，我将来愿意像拉货车的牛犊一样被驱使。”

平底锅安静了。母亲在她那下摆宽大的围裙上擦擦手，深深地望了我一眼。她的眼光敏锐、富有洞察力。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不，我想你不会的。我想你是对的。”

她突然走到煤气炉灶旁边，把锅从火焰上端起来，那样子好像把一个小孩从

多瑙河里救起来。“看看你让我干了什么！”她厉声说道，“你让我把土豆烧煳了！”在我家，那的确是一大憾事，因为母亲是一个无比骄傲、优秀的厨师。

***

任何一个犹太母亲都会担忧像我这样的儿子——斯洛伐克独立保护国成立时，国父提索总统发誓同他的纳粹恩人并肩作战，人们不希望犹太人从事超越他们地位的工作。确实，法律禁止他们那么做。

并不是那些法律让母亲担忧，而是关于良知的问题，关于做恰当的事情的愿望，因为她受到教堂里那些尊贵的长者们的深远影响，以至于或多或少接受了二等公民的身份——她认为这是合情合理、恰当公正的。

例如，我开始学习英语时，她很关注，也很担忧，就像一个英国父母担忧自己的孩子拒绝打板球而对玩棒球比较着迷。她把我的学习当做反常行为。

当我把俄语加到自己的课程表时，她更是担忧我的心理稳定，以至于带我去看医生。但幸运的是，那个医生自己也学俄语，所以他能让母亲相信：虽然我的雄心壮志非同寻常，但从医学上来说，它是正常的。

回忆那段时间里自己的态度，我很奇怪自己居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如此多的东西。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限制我们权利的法律被小心谨慎地采纳，像温柔的雪花一样，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周围。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法律是 15岁的时候。我的名字从当地高中名单上被删除了，私人补习也遭到拒绝，只有被迫自学。禁止自学这条规则当然是无法强制执行的，我也对其置之不理。然而，由于不能上学，我不得不去做苦工。

干活时，我发现有两个薪水等级：较低的属于犹太人，较高的属于所有的其他人。失业时，在职业介绍所我发现自己低人一等。工作机会首先留给非犹太人，要是有剩余的，我们就算很幸运。

接着是对我们活动范围的限制。我们只被允许生活在某些镇上，而且是这些镇上最穷的地方。旅行也被限制了，未经许可我们不能到别的地方活动。格托体系逐渐在斯洛伐克推广。

当然，我憎恨所有的这一切。但是我接受了这些裁决，或多或少把它们看做

是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甚至下令犹太人必须在上衣佩戴黄色的大卫王之

星，但那时我也俯首听命，并未多加考虑。

政府通过驱逐法的时候我才开始反抗。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触发了自己内心的反抗。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已经 17岁

了，我的眼界终于变得开阔了。也许是因为国家法令使我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犹太

第10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2)

人，而不是一个斯洛伐克公民，更可能因为我怨恨从自己国家被驱逐出去。

然后就是整个阴谋。他们平静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被送到波兰

的保留地，在那儿我们可以学会工作、建立自己的社区。通知说，年轻、身强力

壮的男人先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相当合理。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措

施的真正动机是排除潜在的抵抗的中坚力量。

我并不知道那个保留地是一个叫做奥斯维辛的灭绝营，他们希望我在那儿体

面、安静地死去。我将不再是社会的一员，因此将不得不像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样

被隔绝在警戒线之内——这种暗示让我无法忍受！的确，我和印第安人之间唯一

的区别就是他们被留在自己的国度里。

***

我的母亲是个意志坚强、自力更生的女人。她几乎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小缝

纫店。她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一旦作出让步，她会全心全意地接受新

的形势，并一以贯之。

她砰地把一块吱吱作响的维也纳炸小牛排放在我前面，并说：“你怎么去英

国呢？”

“先到匈牙利，然后去南斯拉夫。要是走不了了，我就加入提托主义组织。”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她正在考虑我将要穿过的前线，考虑穿着黑衣、尽

力模仿党卫军的斯洛伐克赫林卡卫兵，考虑匈牙利边境乱开枪的巡逻队，考虑我

穿过战争中的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边界线所面临的 1001个危险。她强忍着这些

阴郁的想法，平静地说：“你需要衣服和钱。”

衣服她想方设法弄到了，但很难弄到钱。然而，几天后，她走到我跟前对我说：“给你，儿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已经尽力了。”

是 10英镑，我到英国的路费。

与此同时，我开始研究自己的路线。我断定最好的计划如下：先到斯洛伐克

边境的色若得，再穿过乡村到达离匈牙利七八英里的我一位校友的亲戚那儿。他

说，他的亲戚会帮助我。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特尔纳瓦到数英里之外的色若得。这段距离远远超过了

犹太人被允许行走的界限。显然，我不能坐火车，因为对旅客的检查从未间断过，走不了几英里我就会被逮捕。走路更危险，因为我要穿过陌生的国家，立即就会成为嫌疑人。

是母亲帮我想到解决的方案。既然对当前形势已经下定了决心，她就显得很冷静客观。因此，她漫不经心地说：“你需要乘出租车。你父亲认识一个人，他会载你，也不会问很多问题。”

这听起来很可笑。谁曾经听说过一个人可以乘出租车走向自由？但当我认真思考这一提议时，我意识到：母亲是对的。

第11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3)

一周后我准备好出发。出租车司机性格阴郁，挺着大啤酒肚，委靡不振的烟叶黄胡子，一张大猎犬似的阴沉的脸。对于此次行程他不是很高兴，因为被发现的话，他会被逮捕。看在友谊的分上，他同意载我。我知道自己绝对可以信赖他。

于是，1942年 3月初，我拎着包同母亲告别，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只是对我说：“照顾好你自己，不要忘了换袜子。”

出租车开远了，我没有回头，并不是因为陷入感情中无法自拔，而是因为忙着把黄色的大卫之星从肩膀上扯下来。

然后，我躺在磨破的真皮座位上，胃部由于激动而抽搐。兜里放着母亲给我的 10英镑、一张地图、一盒火柴。对于我将要面对的旅途来说，这点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但我仅仅是一个 17岁的男孩，还没有学会如何估量危险。

半小时后，我们看见了色若得的灯光。整个旅途中，我和司机仅交流了几句话。我们心里逐渐变得很紧张，谈话似乎很不合时宜。

我们在镇上停下来，我从车上下来付钱给他。两人变得有点滔滔不绝。他告诉我，车费是 400克郎—即 20英镑。

我们两个都感到很尴尬。我掏出自己仅有的 10英镑，递给他。他伤心地盯着钱看了一会儿，用手划过头，猛拉了一下胡子，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最好自己留一半，你需要钱。给你母亲留个便条，她会处理的。”

他不是犹太人，但显然他是朋友。我想感谢他，但他已经回到车上了，在我找到合适的话之前，他已经驾着车飞奔而去了。他的任务——对于他，这是个危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拎起包，望着色若得镇。咖啡店里温暖的灯光和笑声招呼着我。我周围的

人们在轻盈舞动的雪花中快步向家走去。在街道的遥远尽头我可以看见一个宪兵，

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于是我转过身离开灯光和笑声，继续走下去直到再次回到

乡下。我远离那小镇的温馨——这种温馨太危险了。

在那儿，借着火柴，我研究着指南针，朝着自认为是匈牙利边境和格兰塔的方向走去。现在雪更大了，我不仅很冷，而且突然感到很孤独，内心的那股激动在冷酷无情的黑暗中熄灭了，类似恐惧的东西占据了我的内心。

我走了数小时，路上一次次地鼓励着自己反叛的勇气。终于，眼前出现了灯光，那是格兰塔。我到了匈牙利！

我加快步伐。早上 5点，我走在荒凉的镇上，一边密切地注视着巡逻警察。我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朋友的房子。宽慰和疲劳让我虚弱无比。我敲着那扇引人注目的门，长时间没有回应。我再次敲门，这次声音更大一点。好似过了一小时之久才听到远处的脚步声。

第13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5)

那顿丰盛的早餐立即变成了压在我胃部的重担。我感觉自己很卑劣。“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儿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他点点头。我站起来要走，但他立即挥手示意我坐下。“不要这么匆忙，”“这件事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是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他说，5分钟之内你就会被发现的。事实上，我不明白你怎么还没被发现！”他走到电话旁，打了几个电话。半个小时之内，屋里好像到处都是人。他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并且决定：我应该尽快动身到布达佩斯。

我再次站起来。男主人非常不耐烦地说：“你要去哪儿？”“到火车站。”“我的天啊，小伙子，”他咆哮着，“你疯了吗？我告诉你了，这需要策划一下。”

的确如此。一个男人跟我一起去火车站。另外一个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二等车票，因为三等车厢里的人一般都会相互交谈、询问；而一等车厢里的人可能

会把我检举给当局——我的行为举止不像头等舱旅客。

第三个男人给我买了一份当地法西斯分子的报纸，以作为我反犹主义的饰物。第四个人偷偷地塞给我 30辨戈。火车票、钱、报纸都是鬼鬼祟祟地递给我的，好像信使不经意走过时碰到我顺便给我的。9点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一辆离开格兰塔的快车上。我 4小时前才到达格兰塔。

火车呼啸着穿过小乡村，我靠在椅背上，假装睡觉。摸着口袋里的 30辨戈和母亲给我的 5英镑感觉很好。但是，在我的脑海里还有一样比金钱更重要的财产——布达佩斯一个地下工人社会主义者的地址，我在特尔纳瓦的朋友给我的。他们说，皮什陶在途中会帮助我。

我立即到他家里拜访。那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里的一套肮脏的小公寓。一个身着黑衣的女人紧张地望着我说：“他不在。你去他哥哥家，他也许能够帮你联系皮什陶。”

她写下地址，我注意到，那是一个更时尚的区域。我去了，终于感觉自己能够逐渐控制情形。我很快被领进屋，好像是他们的一个老朋友。咖啡和糕饼也端上来了。我一边吃，一边给他们讲我的故事。那个地下工人的哥哥听着，没有发表任何见解。最后，他嘲讽地笑了笑。“这有点尴尬，”他说，“你看，我也是当地法西斯组织的一员。”

我浑身僵硬，开始感觉恶心。我被围困了，不仅如此，我还坦白了一切，甚至把我在格兰塔的朋友也牵连进去了。我迅速地望了一眼门和窗户。但让我意外的是，他开始哈哈大笑。

“放松点，”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加入了那个组织。那对做生意大有益处，也对健康有好处。你先在这儿待一阵子，我们合计一下给你个最好的安排。”

第14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6)

实际上我跟他待了 10天。这期间，我感觉自己在滥用他的热情。因此，我对他说：“我必须要得到一份工作。我想我要去找犹太复国主义者，看看他们能否帮我搞到一些文件和一份工作。”

对于我，这像是个很明智的想法，但他对此毫不热情。

“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认为你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为什么不会呢？他们不得不帮助我。”

他耸耸肩，继续回到桌子旁，那上面堆满了有关党组织的文件。那天下午我去了 O.M.Zs.A.——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布达佩斯的总部。在

那儿我详细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面部表情严肃的 35岁左右的男人听。

他冥思苦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非法待在布达佩斯？你试图想要这些？”

“是的。”“难道你不知道你在犯法吗？”我点点头，同时感到好奇：这样一个头脑迟钝的人是如何担当起这个看起来

责任相当重大的职位的。“而且你希望没有相关证件就在这儿得到一份工作？”“用伪造证件。”

即使是我撕破犹太法典并且用脚践踏它也不会让他更震惊。他目瞪口呆，张了一两次嘴，然后咆哮着：“你没有意识到我有义务把你交给警察吗？”现在轮到我目瞪口呆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把一个犹太人交给法西斯警察？我想我要疯掉了。“滚出去！像一阵飓风那样快点滚出去！”我离开了，完全迷惑不解。几乎是 3年后我才认识到 O.M.Zs.A.的性质以及那些人代表的利益。

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那位法西斯好友，他一点儿也不惊奇。然而，他也同意我最好离开布达佩斯，以防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把我揭发交给警察。于是我再次成为一个家庭会议的核心。

最终，他们决定：我应该返回斯洛伐克，我家乡特尔纳瓦的朋友们准备好伪造的证件等着我。这些证件将会证明我是一个正派、清白的雅利安人。对于这个完美的计划，我只看到唯一的缺陷。“从格兰塔到色若得的旅途可能很复杂。要是我被耽误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他们会理解这些困难的。他们会等你 6天。 ”那时候我意识到：跟我打交道的那些人不仅有耐心，而且勇敢无畏。在边界小镇上闲待一个星期就等于把自己往监狱里送。

我在格兰塔见识的那种机制又倒转回来了。在布达佩斯火车站我从不同的代理人手中拿到车票、钱和一份法西斯报纸。我登上快车。3小时后，我到了格兰塔郊区，向那里的田地和边境冲去。

这次，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兵。毕竟，我在一个熟悉的国家里，自从两个多星期前跟母亲告别以来，我学会了很多。事实上，我在泥地里沉重而又缓慢地走着的时候感觉很兴奋。

第15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7)

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黑暗中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别动！”

我停下来，慢慢转身，隐隐约约看到两个匈牙利边境士兵的身影。黯淡的月

光反射在他们的来复枪枪管上。我回转身，开始逃跑，发狂般地在泥泞中颠簸前进。我听见大叫声，然后是枪声。我停下来，喘着粗气，惊恐万分。当然，要是更有经验的话，我会继续前进，因为在黑暗中跑步射击击中目标的可能性很渺茫。其实这是最初级的军事策略，我后来才知道，而且是很久以后。

我再次转过身面对他们。他们谨慎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走来，步枪随时准备射击。然后，一个士兵向后退用枪瞄准我，另一个靠近我。他倒转过自己的步枪，用枪把迅速猛击我的大脑一侧，我晕倒在松软、令人倒胃口的泥地里。

一只军靴踢中了我的股沟。一阵麻木过后，疼痛席卷而来。我扭动着身躯，天空在头顶上旋转。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过来：“你要去哪儿？”我设法喘气说：“去布达佩斯。”“起来 !”我试图站起来，但失败了。他们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半拖着我向边哨走去，边走边用棍棒打我。在那里还有大约 10个士兵。他们无聊而又好奇地望着我，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每晚的例行公事。然后他们开始百无聊赖地审讯我。他们再次问我：“你要去哪儿？”“布达佩斯。”

一个拳头打在我的嘴巴上，嘎吱作响。我被抛到墙上。

“在布达佩斯你认识谁？”

“谁也不认识。”

一个满脸麻子的下士慢慢掏出他的左轮手枪，抛到空中，抓住枪把。他用枪把对准我的脸猛击了一下，我倒下了，房间里充满了烟火味。我慢慢睁开眼睛，看见一只明亮的军靴，距离我的脸仅仅几英寸。几只手把我从地上拖起来，一个声音再次从远处飘过来。“你是一个间谍，承认吧！”我呆头呆脑地对他眨眨眼，又摇摇头。我尝到了血的味道。我的嘴唇肿大，几乎不能张口说话。但是我设法低声咕哝：“去布达佩斯。”那是我半小时之内最后的一句话。现在规则已经建立了，审讯，毒打，再审讯，

再毒打。即使是我愿意说话，也爱莫能助，因为我的大脑一片混乱。

事实上，我对那些毒打逐渐变得麻木，可能由于自己处于半无意识状态。这时，

他们突然停手了。迷迷糊糊中我注意到屋里的每个人都以立正的姿势僵硬地站立着。我艰难地抬起了头，看到一个衣着讲究的军官站在门口。现在至少不用被殴打了，我想。他们也不再野蛮而无人性。那个军官的举止像绅士一样文雅。

他脸面光滑，看起来很沉郁，大约 30出头，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悲伤地、几乎是怜惜地叹了叹气。他详细检查那些粗野士兵们从我的口袋里搜出的东西——一条脏兮兮的手绢、一些硬币、一些无关紧要的琐屑纸片。他再次深深叹气，好像请求善良的主对所有的值班人员宽大仁厚一些。

第16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8)

他抬起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那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注视，它好像在暗示：我们都是令人反感的环境的受害者，要是我没有被抓的话，所有牵涉到的人都会轻松容易一些。

事实上我开始稍微放松了一点儿。士兵并没有找到我最最贵重的财产。我的钱被缝在裤子拉链的褶皱里。我也知道，我没有携带书面证据、地址以及任何可能泄露我在布达佩斯好友的东西。

他再次问那老掉牙的问题：“你打算去哪儿？”脸色变得温柔，声音很和善。“去布达佩斯。我是斯洛伐克犹太人，我不想被流放，我刚刚通过边境。”他前额紧皱，开始玩弄一张小碎纸屑。他把它在自己面前展开，几乎责备地

望着它。他的举止让我也盯着那张纸屑。我认出了它，我的胃里抽搐着。那是一张布达佩斯有轨电车的车票。他若有所思地从桌子后面出来，巧妙地打了我两下。两个士兵毕恭毕敬地站

在我后面架着我，准备下一次的殴打和询问。“你住在布达佩斯的哪儿？”“我风餐露宿，公园里，或是像这样的地方。”

又一次殴打慢慢向我袭来。但这次毒打使我瘫软在两个士兵的怀抱里。“你是间谍。你的同伙是谁？”“我不是间谍，我是难民。我没有同伙。”

现在我心惊胆战，不是担忧自己，而是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的法西斯朋友和偷偷带我出首都的人。我害怕这个脸面光滑的家伙会迫使我说话。显然，他精于此道。

他疲倦地伸出一只手，一个士兵立即递给他一根警棍。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士

兵把我押到一张桌子上，他走到我面前，痛击我的面部，效率颇高，这使得他的

下属先前的努力看起来外行而又多余。我的脸部被打得皮开肉绽。短促、野蛮的殴打之后是单调、机械的审讯。名字和地址在我的舌尖上打转，但又被大脑里不为我所知的力量压迫下去。“你是间谍？你的朋友是谁？他们住在哪儿？”

我的眼睛消失在肿胀的肉中，鲜血开始在脸上凝结成块。我的世界被警棍包围。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我一直保持清醒。警棍侵入到我的大脑中，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它，尽管那个老到的军官折磨我长达 3个小时。

然后，他停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变得筋疲力尽，而是因为他确信我说的是实话。现在，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迅速、果断地把我处理掉——在他的生命中、兵营中，绝对没有像我这样的小鲦鱼的位置。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他对几个士兵说：“把他带到边境，按惯例处理。”

按惯例处理。尽管受到虐待，我意识到自己将被杀死，被遗弃到荒无人烟的边境。但不知为何，这种想法并不让人担惊受怕。的确，我的内心充斥着骄傲和宽慰之情——自己还没有被击垮，我的朋友们也都平安无事。

第17节：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9)

他们拖着我走过野地，清新的空气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了。我知道一定是到了边境。一个士兵说：“把你的钱给我。”在那一刻，那愚蠢的一刻，我幻想着也许可以用钱换回一条命。我把钱从裤子里扯出来，交给他。“把它扔在地上，你这个斯洛伐克混蛋。”我把钱扔到地上。他一边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一边把钱从地上捡起来，塞到口袋里，并对我说：“继续走！”我继续向前走，痛恨自己的愚蠢。不久我们放慢了步伐，再次停下来。我听到一个士兵小声嘀咕：“糟了，我想我们到斯洛伐克境内了。”另一个恶狠狠地咒骂着咕哝道：“那就是说我们不能朝他开枪了。一旦开枪，他们就会放出狗，并且用机关枪对准我们。”“我们最好用刺刀刺死他。”

我很快转身，看到他们中的一个拿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走来。我开始尖叫。他用拳头把我打倒在地，压到我身上，手按到我的嘴上。他的同伙傻站着，像一只极度受惊的小猫，呆呆地望着无边的黑暗。

刺刀在我的喉咙上，我能感觉到它正在慢慢穿透我的皮肤。然后，刺刀停住

了，压在我身上的士兵慢慢站起来。那两个家伙僵硬地站着，一动不动。刹那间，

我意识到：他们比我更害怕。几分钟过去了，一个士兵低声说：“起来，离开这儿。”我站起来，开始离开他们向远处走去。走了大约 15码，我开始奔跑。我曲

折向前跑，左右摇晃以躲闪随时都有可能打来的子弹。但没有子弹朝我打来。

我狂奔了 100码，被绊倒在地，好像到达了极限，再也无法抵抗，一切行将结束。我半清醒半迷糊地躺在地上，脸埋在泥地里，疲惫地喘着粗气。我感觉到自己彻底被打垮了。

不知自己躺了多久，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个小时。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失去了意识。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一只狗在我的脸上喘气，一束手电筒光照着我，像小刀一样穿刺着我。

我听到一个说斯洛伐克语的声音：“天啊，他还活着。”一个人把我扶起来，那是一个斯洛伐克边境卫兵。他盯着我，带着一丝敬畏：“你应该早死了。我们发现他们时，他们总是已经死了。”他叫了另外一个卫兵，两人架着我走过野地直到一个小村庄。他们敲一个小旅馆的门，店主边发着牢骚，边下来开门。

然而，看到我的脸上被匈牙利人的杰作点缀着，衣衫褴褛，上面沾满了泥巴和鲜血，他的态度立即改变了。他领我们进去。几分钟之后，我躺到了一张大手椅上，小口呷着白兰地。一个女人端着一盆热水出现在我面前，开始轻轻地帮我擦拭面孔，血迹混着水汽消失了。我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人类当中了。

可是那些边境卫兵任务在身，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并开始询问我。我告诉了他们真相。

把我从泥地里扶起来的卫兵眉头紧锁：“那么，你不想去安置区，你不想工作。你这个肮脏、残忍的犹太人。我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让你母亲认不出你，但你已经得到那个下场了。”

他把我推进一个小牢房里，锁上门，干自己的事情去了。我躺在长木板床上，浑身僵硬、疼痛，开始打盹。一个声音叫醒了我，那是一个老年女人的声音。她说：“犹太先生……你睡着了吗？”我听到那声音是从牢房窗口的铁栅栏上传来的。我艰难地喘息着起来，这让

我疼痛难忍，并答道：“没有。”

从栅栏中掉下来一些香烟和食物。一个犹太人从边境的某个地方被带回来了！好像这个消息在那个斯洛伐克村庄迅速传播。某处的一个基督徒女人想到：他孑然一身，孤单地躺着，可能会饥饿难忍。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当地的犹太人用钱安排了此次探监。

第18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1)

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

6月的斯洛伐克异常美丽，1942年的 6月尤其如此。阳光明媚、温暖，好天气持续不断。田野里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琥珀色的小麦，懒洋洋地迎着轻柔的风翩翩起舞。鸟儿们唱着歌儿，好像也为这整个成功的盛展欢呼雀跃。

甚至从诺瓦基军营的带刺钢丝网后面望去，整个世界也是美丽动人的。的确，犹太人可能是由于烦恼而不能欣赏美景的唯一一种人了，哪怕偶尔欣赏一下也好。

被捕的那天早上他们就把我带到那儿。现在，我坐在自己的铺位边上，沉思着那极具讽刺意味的状况，心里暗暗诅咒着。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匆忙地来回奔跑，躲避子弹，自找苦吃。我冒着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险，极力避免被送到安置地。而这一切努力的结果仅仅是把自己放置到一个危险的处境中。

一到那儿，他们就把我捆绑到一个关闭了几百人的巨大军营。里面大多数人都比我大很多。我仍然不知自己为何在这儿，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听着周围人的对话，我逐渐明白了。

那些对话乏味、沉闷、枯燥，无穷无尽地围绕着白白浪费的贿赂、没有兑现的诺言以及腐败、欺骗、非正义，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放逐。

下一班火车何时到？有下一班火车吗？整个放逐事件已经取消了吗？他们在那个临时营房周围长久地谈论着那让人沮丧的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在垃圾堆旁边踢一个用破布做成的足球。

然后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临时宿营地，下一站是波兰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将会教导我像文明人一样工作；在那里我的犹太恶习将会被洗涤干净；在那里我将会为建立一个崭新、体面的社区而出力。有一会儿，我心浮气躁地咒骂着，但一旦愤怒消逝，我开始观望四周，看自己能否改变当下的情形。

第19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2)

坐在我旁边铺位上的是一个高个儿、有点秃顶的男人，他正在自言自语道：

“我给了他 500克郎，他说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但现在……”

我打断他，“告诉我，”我说，“从这儿逃跑的机率是多少？”

他戛然而止。我感到有十几双眼睛盯着自己。有人大笑着说：“听听他！在这儿待着像下雨天一样漫长。现在，他想回家了。”

一个挺着啤酒肚的商人怒视着我，突然说道：“老天，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残忍的招惹是非者！”

那个白白浪费了 500克郎的男人朝门口点点头：“外边有两个赫林卡卫兵。要想逃过他们，你去试试看。他们会像对付耗子一样把你打死。你能够离开这个营房的唯一时间是上茅房的时候。即使是在那个时刻，他们也会用步枪对准你的肚脐。”

这听起来确实让人沮丧。但稍作调查后，我发现状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了解到：诺瓦基军营被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临时阵营，那里的人正等着被运送到波兰；另一个阵营是劳改营，他们指望那里面更走运的犹太人为斯洛伐克政府的利益而工作。

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地望着劳改营，每个人都试图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那至少意味着能从自己未知的命运中暂时解放出来。但并非人人都够格——这些资格包括金钱、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影响和专业知识。例如，如果你是医生、木工、铁匠的话，你跨过那个极为重要的边界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些条件把我排除在外。我既没有影响，也没有金钱，更没有技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流浪的时间已足够长，我意识到：总是有后门可走。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后门。

赫林卡卫兵们想找一个从劳改营搬运食物到临时营的人。我立即自告奋勇要去完成这项任务，别人也就让我去做，因为他们知道我没东西吃，而他们仍然能够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这意味着：即使不上厕所我也可以离开军营。

跑第一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个后门：它不仅通向空气、阳光，甚至是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进劳改营而不是逃跑，所以那个门仅仅被为数不多的带刺铁丝网包围着，而且只有一个卫兵在大概 1000英码的周边地区巡逻。

我也注意到：监视我的卫兵更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在厨房里吃东西，喝梅子白兰地酒。要是愿意的话，我当天就可以穿过铁丝网偷偷溜走，至少一小时之内没人会想起我的。

然而，经验教会我要小心谨慎。现在我知道一个浪迹天涯的人需要衣服。

离开之前我需要转移一些必需品到劳改营，并且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帮我保管它们。

第20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3)

因此，接下来的几天里，每次到劳改营，我就研究着周围那一张张的面孔。大多数面孔令人气馁：那些是有钱人那自满、消沉的脸色。实际上，直到一周后我才挑选到一个自认为会为任何人两肋插刀的人，当然除了他自己。

他是一个矮小粗壮的管子工，好像总是在厨房里修理水龙头。他笑容满面，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他是一群悲观抑郁者中的一个乐天派。

但我需要证实。一天，我脱掉夹克并对他说：“你能否帮我保管我的衣服直到明天？今天穿着它太热了。”

他放下扳手，意味深长而精明地望着我，然后露齿一笑，说道：“当然，我会把它放到军营里我的更衣室里。”

第二天我拿了一双袜子，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检验。他肯定知道我并不是担忧天气，他知道我的心思是在带刺的铁丝网上。

我漫不经心地说：“你可以帮我把它装起来吗？”

他一句话也没说，拿过袜子，把它迅速放到口袋里。我已经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了。

那之后，我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衣服一件件地搬运到了劳改营。有一天我甚至在我那愚蠢透顶的监视者面前找了个可笑的借口，然后成功地把我的小手提包带过去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假以时日。6个星期后我为逃跑作好了准备。

的确，好运不仅让我碰到，而且向我疾驰而来。逃跑前我需要面对最后一个问题——老套的金钱的问题——因为我最后的几个便士早就被匈牙利边境的卫兵私吞了，但即使是这个问题也被奇迹般地解决了。

在临时营，我逐渐与一个叫约瑟夫 ?纳普的高个儿英俊男孩成为好朋友。他来自托波尔恰尼镇，那也是我的出生地。像我一样，他试图从匈牙利出逃到英国，但没有成功。

“上帝啊，鲁迪，”一天他对我说，“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倒霉的混蛋。我获得了离托波尔恰尼镇几英里远的一个女孩子的芳心，她是我至今所看到的最可爱的女孩之一。我们打算秋天结婚。我有一个富有的父亲，他的钱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现在，我却在这儿，在这个残忍的诺瓦基镇傻傻等待着。鬼才知道我将会被送到哪个下流肮脏的拉牛火车上！”

我迅速对他说，也许太迅速了：“你有钱？”

他闷闷不乐地点点头说：“要是能再看她 5分钟，我宁愿放弃一切！”“你也有钱放在这儿？”“当然。要多少就有多少。”“听着，约瑟夫，”我说，“几天内，我打算经过铁丝网离开这儿。你跟我一

起走怎么样？”

随后一切进展相当顺利，令人不可思议。我让赫林卡卫兵相信：我需要一个助手帮忙运送食物，因为军营里现在人更多了。他没想太多就同意了。三天后我再次出现在劳改营，这一次带着我的伙伴。

第21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4)

我镇静地对我的管子工朋友说：“我可以拿走我的衣服吗？”他点点头，漫不经心地走出厨房。我看了一眼我的监工，他走在管子工后面，全神贯注地吃着一大块肉。纳普站在我旁边。在他的营房里，我的临时仆人递给我已经打包好的手提包。然后，他偷偷地

塞给我 500克郎（大约 10英镑），并说道：“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他很快就走开了，我都没来得及感谢他。没有巡逻兵的踪影。我和纳普走到铁网下面。3分钟后，我们溜到了从附近

树林里流淌出来的一条小溪流的高高的堤坝上。又过了 10分钟，我们走进树林深处，肆无忌惮地笑着。

那纯粹是极度欣喜的笑声。诺瓦基军营，它里面那些愁眉不展的面孔，阴沉忧郁的失败主义者的谈话，它的呜咽、哀嚎，所有这一切被我们抛在了后面。我们大步前进，阳光穿过树木射进来，对我来说，斯洛伐克的景色再也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啦。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我们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们听到一大群人的欢呼声——时起时伏，调子轻快，就像音乐——从树林中心传来，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约瑟夫眉头紧锁，然后说道：“我知道这个地方，信不信由你。这座树林里

有一个足球场。我过去每周日都去。”他转过身面对我，露齿一笑：“今天周日，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足球场。不久，我们俩——从安置营来的两个亡

命者——嘶哑地高声呼喊着，辱骂裁判、运动员、巡边员。我们尽情地疯狂了一个小时，好像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

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喝啤酒，吃小腊肠，给女孩子使眼色。然后，我们再次

回到人群中。欢呼声席卷着我们，冲走了诺瓦基军营的记忆，以及对于未来的思考。

几个小时后我们才想起来自己是谁，身处何处。更确切地说，午夜时分我们

才想起自己是谁。

比赛结束后，我们仍然一边啃着腊肠一边在森林里漫游，像一对旅游者。天

黑后，我们就躺在玉米地里，沉醉在自由的空气中，立即沉入睡梦中。

我们两个在午夜时分苏醒过来。我们听到远处火车的隆隆声和它漫长而又孤

寂的口哨声。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看到车灯穿透黑暗，驾驶舱里闪烁着火焰的

热光。几分钟后，火车从我们眼前经过。这是一列相当不错的火车，车厢叮当作响，

相互推挤着前进。我们仍然坐着，默默无闻地看着，直到警卫车厢的红光消失在

远方。

“我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约瑟夫说，“牛？煤炭？”我望着火车开走的方向，鬼才知道它来自何处，将要去往何处。我说：“天啊……”我们爬起来，开始走路。远处的一声哨响粉碎了我们关于那场足球赛的最后幻想。

第22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5)

事实上，我们朝着一个叫做维尔克 ?尤尔丝的村子走去。约瑟夫在那儿有朋友。

他不能去托波尔恰尼，因为他在那儿家喻户晓。因此，我要独自一人去那儿跟他

的女朋友接头，虽然自从 3岁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你只要告诉她村庄的名字，”约瑟夫说，“她知道是哪一家。她会照顾你的。

一旦我跟她见了面，我将确保你衣食无忧。”

这听起来不错，现在我有了一个富有的后盾。我们在距离维尔克 ?尤尔丝几

英里的地方分手，然后我动身向巴蒂绍武斯走去，在那儿我可以搭乘到托波尔恰

尼的火车。

刚刚 5点钟，我就到达了那个小镇的郊区。这是危险的时刻，要是我立即走

进巴蒂绍武斯镇，那就是自投罗网——除了警察，周围没有其他人。因此，为了

消磨时间，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个乡村墓地，坐在一块墓碑上等待。我相信自己

在那儿是安全的。谁会在大清早 5点去墓地拜访呢？

我的推理颇有道理，但实际上我大错特错了。5点半钟，一个风韵犹存的老

年妇女走进去，在一座坟墓前放了一束花。她瞅了我一眼，蹒跚走开，可能在想：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忧愁满面，真令人伤心啊！

8点钟，我到达巴蒂绍武斯车站。一小时后，我已经在托波尔恰尼了，坐在

一个郊区小舍干净整洁的客厅里，给祖扎克——约瑟夫的女友讲述我的故事。

她默无声息地听着，几乎不能相信我。她以为约瑟夫在匈牙利。最后她终于说道：“我必须立即去找他。在我回来之前，我妈妈会照顾你的。我很快就回来。”

她断章取义地把我的故事给她父母讲了一遍，然后就出去了。她的父母对我百感交集。

“当然，约瑟夫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她爸爸说道，脸上流露出犹豫不决的微笑，“但现在有点不好办。你知道，他们在托波尔恰尼四处搜索犹太人。这真让人……尴尬。”

突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犹太家庭。要是他们由于窝藏犹太人而被逮个正着，那绝对不是小麻烦，那将万分危险。难怪两个可怜的老人被我吓破胆了。“你是否介意我们把你安置在货棚里？”她爸爸说道，由于担忧，脸皱成了

西梅干。

我告诉他们：和诺瓦基镇相比他们的货棚简直是天堂。我走到货棚里，她妈妈跟在后面，拿着一大份肉。我坐在铲子、叉子、耙子之间，一边啃着肉，一边思索着：“祖扎克很快就会带着钱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动身到特尔纳瓦去取回匈牙利朋友为我准备好的假证件。”

几小时后，祖扎克的妈妈再次进来给我送饭。我问她祖扎克是否已经回来，她摇摇头。但吃完几餐饭后，我就开始担忧。毕竟，从这儿到维尔克 ?尤尔丝仅半小时路程之遥，何况他俩都知道我还在等待他们。

第23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6)

那天晚上，我睡在货棚里。第二天早上，祖扎克的妈妈给我端来早餐。祖扎克仍然不见踪影，但我已不再担忧。我怒火中烧，在危难中，我被自己从监狱里带出来的人舍弃了！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的女友；而我，成了一个负担。

然而，我决定再给他一天的时间。毕竟，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但现在的问题是，祖扎克的爸爸逐渐失去了耐心。“真不好办，”祖扎克的爸爸说，“她还没有回来。”我无语。“最近实在是太危险了，要是警察、空袭来了怎么办……”我站起来，把我的背包清空，尽量把口袋里塞满东西，再穿上一双袜子——它更容易携带。然后，我把背包留在货棚里——携带太多行李的人总被认为是嫌疑

犯——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然后走进托波尔恰尼镇——我的出生地。

这真是折磨人的旅程。那双陪伴我穿梭于匈牙利边境、进出监狱的鞋子几乎

没有鞋底了。我像个流浪汉一样艰难跋涉着，虽然口袋里仍然有管子工朋友给我的 10英镑，但我知道，不能把它们浪费在奢侈品上。我经过一个犹太人房子的时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那座房子的前门没有悬挂大卫之星的标志，但犹太人的标志确信无疑——时代留下的痕迹。前院放着家具。这些人即将被驱赶。他们离开后不久，当局就会以胡椒粉的价格拍卖这些家具，收买一个内奸，再把他吊死在房子上。我沿路一直走到一个整洁的小花园旁边，敲门。一个高个儿、瘦骨嶙峋的男人开了门。他很像当过老师。我给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整个故事。他一直听着，没有打断。讲完后，他说：“我认识你父亲。但很抱歉，我帮不上忙。”他有气无力地朝那些家具招招手，接着说：“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很多钱，

我们的每一便士在旅途中都用得着。”我立即告诉他，我不要钱，然后试探性地说：“但如果你有一双旧鞋的话……”他一句话没说，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双几乎全新的棕色鞋子。

“给，”他说，“穿上它。它是我儿子的，但他现在不需要了。他两个月以前就离开了。”

对于我，这双鞋子再合适不过了，它激起了我的斗志。也许它的主人是我在诺瓦基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我轻松地走在街道上。我看见一个奶吧，决定庆祝一下自己的好运气。自由是让人如此飘飘然的事情，以至于我喝的那一品脱牛奶像香槟酒一样让我头晕目眩。

一个宪兵走进了奶吧，但他并没有让我沮丧。他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有着浓黑的胡须，军刀在身边叮当作响，肩膀上挎着一支卡宾枪，左轮手枪放在枪套里，别在闪闪发亮的腰带上。他兴高采烈地向每个人打招呼，对我微笑，我也开心地回视一笑。那一刻，即使是宪兵——所有警察中最活跃的分子——也没能让我的乐观主义笼罩在阴影下。

第24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7)

我喝完牛奶，再次漫步到阳光下。这个时候到车站搭乘到特尔纳瓦的火车还为时过早，因此，凭着一时冲动，我决定进行一次感伤旅程——漫步到我出生的那所房子。

街道像照片一样在我脑海里呈现，每一扇大门都在记忆中留有残片。事实上，

当我听到身后自行车刹车的刺耳声音时，我的大脑在数英里外漫游。

是那个宪兵。他坐在自行车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像一匹大马，公事公办

地对我说：“下午好，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

我盯着他，目瞪口呆。那一刻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小镇上的一个卫兵，还是那些匈牙利边境上拿着步枪枪靶的卫兵之一。他就是整个阴沉污秽的诺瓦基军营。他就是那辆火车——鬼才知道它来自何地开往何方。

我一声尖叫，盲目而又发疯般地奔跑着，身后自行车的嘎吱声几乎穿透我的神经。我可以听到他那叮叮当当作响的军刀声，也想起了他的卡宾枪——万不得已时他可以用它。我摇摇晃晃左躲右闪地跑到了路尽头的一个小摊位旁边，并回转过身来，他踉踉跄跄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围绕着小摊位跑了 4圈，然后我急转弯再次回到街道上，极度恐慌让我虚弱不堪。

他骑着自行车紧跟在我身后，车子依然嘎吱作响。我知道我不得不待在这段路上。我很熟悉周围的房子。我知道自己一旦离开这儿，跑到更宽阔的路上，他就会立即用卡宾枪结果我。

现在他与我并肩了。我停下来，转过身，再次朝小摊位跑去。扭过头，我看见他下了自行车，把它放在一边，以节省时间。他从车座上跳下来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骑兵团的骑兵。

我们来来回回地奔跑着，喘着粗气，停一会儿，转弯。真不知道他如何把军刀从刀鞘里拔出来的，但他确实做到了。他知道我会在他之前累倒。

人们纷纷停下，观看猎犬对这只疯狂、滑稽、糟糕的野兔的追捕。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为我俩喝彩欢呼，但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他现在为了面子一定要抓住我，否则在托波尔恰尼他将永远无法抬头！

我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地寻找藏身地。恐惧抽打着记忆，要它采取行动。我想起了一条小巷道——它有可能通向自由的田野！我找到它，钻进去，却跑进一座座新楼房的街区。儿童时代的田地都被城市化了！

我停下来，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听到自行车哐啷倒地的声音，回过头来，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我对面，高举着军刀。

他咆哮着：“站住！否则我动手了！”

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但我被彻底打垮了。他镇定地说：“你是犹太人还是小偷？”

第25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8)

“犹太人。”

他慢慢放下军刀，仍然喘着气：“你很幸运。如果你是小偷，我会让你吃我

一刀的。骑着自行车拐弯追你时，我的膝盖受伤了，你会付出代价的。”

我们一边恢复体力，一边默默地研究着对方。最后，他终于停止了喘气，对我说：“你逃跑，我不责怪你。在俄国前线哥萨克人拿着军刀向我走来时，我像你一样。”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被一个大人物逮住了。他曾经为哈布斯堡家族利益而上战场，几乎没得到什么报酬。他能够理解艰难之旅。但现在，他有任务在身，并且成功地履行了它。他不得不在镇上把我示众，以儆效尤：所有的亡命之徒都无法逃脱他所代表的正义之网，正义照例大获全胜。因此，他收起军刀，趾高气扬地押着我穿过街道。几分钟以前还在为我喝彩的人现在胆战心惊地盯着我，想知道我到底杀了哪个人。他没再对我说话，直到快到警察局时才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证件吗？”我摇摇头。

“因为在奶吧里，我看到你穿了两双袜子，在这种天气里穿两双袜子！”这两双袜子把我送上了去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路上。警局里的气氛轻松随意。他们说：“给我们 15镑你就可以走了。 ”对于我，那是个相当合理的价钱，除了我没有 15镑这一事实之外。我把自

己逃离诺瓦基铁网前朋友给的那 10镑所剩下的每一便士——还剩下 8镑——都给了他们。他们相当耐心公平地把那些钱瓜分掉，并把自己所得的红利放进口袋。然后一个人微笑地转过身对我说：“对不起，那不够。我们不得不把你送回诺瓦基。”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狂笑。我瞥了一眼警长的办公桌，意识到原因所在。那儿有我的逮捕证和关于我的详细描述——它们被分发到斯洛伐克的每一个警察局。即使我有 150镑，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区别。除了把我送回去，他们别无选择。

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开始心不在焉地审讯我。一个人说：“你有一个阿姨还住在镇上。为什么不向她要点钱？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个信。”我告诉他们不用麻烦了。我吸取了教训。他们耸耸肩开始争论晚上如何处置我。一般而言，他们会锁住警局，然后回家睡觉。一个冗长的会议后，警长终于走到我跟前，几乎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弗尔巴，你看，我们要把你锁进牢房，让你一个人待到明天早上。不要对你的情形如此垂

头丧气，你的状况可能会更糟糕。”

他摸摸胡须，粗浓的眉毛下的眼睛扫了我一眼。他好像在寻找一句合适的话，

想用一种好听的方式来表达令人不悦之事。毕竟，我出生于托波尔恰尼，这值得他体贴和关心。

第26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9)

最后，他低声咕哝道：“不要做傻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发现你死在这儿，我们只能把你埋了。那对你这个托波尔恰尼男孩子可不好，是吗？”

我告诉他要是那样可太糟糕了，并且自己也没有自杀的打算。他笑笑，给我一些烟，把我锁到牢房里，让我独自思考一下未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带到了火车站。再一次，一大堆人看着我离开。我们正要进站时，一个小个儿、金黄头发的小女孩冲了上来，把一个包裹塞到我手里。她泪流满面。

那是我的小表妹丽慈。那时她才 13岁。数年后我了解到：有人告诉她她的表兄鲁迪要被警察带走。她拿着仅有的几便士冲进一家商店，尽其所能给我买了她可以担负的一切——樱桃。

在火车站，赫林卡卫兵接收了我。回诺瓦基的路上我们谈话不多，但他们并不介意吃我的樱桃。

我们到了诺瓦基军营，但并没有管弦乐队和花环欢迎我，因为看守我的那些人由于我的越狱而陷入了麻烦。我被领进卫兵室，相关负责的中士满脸笑容，并对我说：“早上好，先生！我们一直在等你。这确实令人愉快。”

他稍微鞠了个军躬，用拳头猛击我的脸部。我后退飞倒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又闯入一群正在喝咖啡的赫林卡卫兵中。咖啡飞溅在他们的制服上，但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慢慢地围住我，用拳头、军靴、步枪打我，方法颇为考究。为了使人人参与，他们把我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然后，就像开始一样，殴打突然停止了。他们都羞怯地望着门口，我的眼睛也跟随着他们。一个党卫军军官站在那儿，目空一切地扫视着他们。“要确保这个人不能回到军营，”他尖声说道，“他是个制造麻烦者。把他关在卫兵室里，确保下一批流放中带走他。”

他把我从继续挨打中拯救出来，但并不是出于同情。我以为，他很可能感觉赫林卡卫兵会杀了我，要是那样的话，消息会慢慢地传到其他流放者中，让他们担惊受怕。帝国卫队员们不想让他们的囚犯担忧，他们希望他们愉悦、畅快地奔

赴毒气室而不制造任何麻烦。

不管怎么说，我给赫林卡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兴趣盎然地望着我，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上随处乱踢的足球。我很重要，相应地，也就被带进了一间特殊的牢房。

他们把我推进去，锁上门。一个穿着斯洛伐克士兵制服的身材高大的男人抬头望着我。我看到制服上带有显示他是犹太人的标记，我也看到他的那张脸，像我一样，青一块紫一块。但不像我，那张脸由于欢迎的笑容而皱纹四起。

“晚上好，”他说，“你是谁？”

第27节：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10)

“我叫弗尔巴，鲁迪 ?弗尔巴。”

“从托波尔恰尼来的？”

“我出生在那儿。”

他站起来，高声狂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在托波尔恰尼这个事实有多么好笑，直到他说：“你的父亲和家父做生意，他死时欠我们很多钱。但别担心，现在你不用还我。吃点香肠，喝点水吧。”

他告诉我：他叫费罗 ?朗格尔，泰尔格特一犹太富商之子。他被征募进斯洛伐克军队的犹太劳工分队，曾经穿着那身制服招摇撞骗地闯进诺瓦基镇帮助一个被流放的亲戚。

“让人麻烦的是，”他咧嘴说，“他们张榜公告我为逃兵。先吃点香肠，然后我们玩个撞柱游戏。”大约一英码长的香肠挂在门上，我咬了厚厚的一块，认真地望着他：“撞柱游戏？”“是的，像这样。”他拿起一个面包，从中间折断，一半立在牢房后部，另外一半卷成一个个小硬团。他拿起一个小团向竖着的那半个面包扔去，但没有击中，离目标甚远。然后他认真地说：“轮到你了。我们用香肠支付。”

4天以来，为了赢得那一长束香肠，我们一直玩着这个游戏。甚至 4天后，仍然剩下很多香肠，因为虽然我们练习颇多，却发现面包片撞柱游戏是个颇难对付的游戏。

4天后，费罗失去了他的伙伴。赫林卡卫兵打开牢房门，把我带了出去，他们说流放正等着我。离开牢房时，我很伤心；但就在那会儿，我却小有运气。我收到了表妹给我

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衣服、奶酪和果酱。我很大度地愿意同与我共享香肠的

费罗共享，但他拒绝带走任何东西。实际上，恰恰相反，后来我在流放途中打开包裹时，却发现，他狡猾地把剩下的香肠塞到了我的包里。

他们把我带到流放营，我发现自己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离开前，卫兵们进行着无止境的繁复程序，一遍遍地检查、复查着证件和人。我站在站台上，包裹放在一边，另一边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卫兵。一个卫兵守卫我，而其他的都是一个卫兵守卫几十个人，这很是抬举我。

终于上了火车。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也受到同样的优待。所有其他车厢都只有一个卫兵，我所在的却有两个。开车前，他们不嫌麻烦地警告我：“再试着逃跑的话，你就是一只死鸭子。”

尽管他们友好地忠告我，我仍然确信，在铁路线的某个地方可能会有机会逃跑，但是当我们到达斯洛伐克和波兰边境的兹瓦尔东时，我的信念开始慢慢瓦解。在那儿，斯洛伐克赫林卡卫兵把我们交接给帝国卫队员。

甚至连起动机司机都是一个党卫军。我仔细地研究着他们，意识到这才叫真正的高效。这些卫队员拿着冲锋枪，面无表情，他们制造的噪音远远小于赫林卡卫兵。但我知道，他们一旦开枪就很难止住，而且也不会脱靶。

车厢门关上了。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赫林卡卫兵在车站周围徘徊。火车开动了。我突然想到：“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仍然是火车上的一头牛犊！”

第28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1)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

火车叮叮当当而又阴郁地向北行驶。被塞挤在里面的人最初没有时间相互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事，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使他们的精神遭受禁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们及被留下的家人会怎样？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例如，他们要去哪儿？被迫与文明相隔，然而由于家庭这条密不可分的纽带使他们仍然与其相连，他们也担忧一些琐屑之事。他们关掉总管煤气开关了吗？他们锁后门了吗？他们记得取消牛奶和报纸了吗？

事实上，这个被赫林卡卫兵塞进 80个人及其行李的车厢是一个被忧虑所纠缠的小世界，每个人都只关注自我的小世界。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一切，尽管人们困惑、害怕、身体不舒服，每个人都对托迈索夫夫妇深怀关心。

我第一次看到托迈索夫是在火车刚过斯洛伐克边界之后。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大约 20岁的年轻人。他挣扎着穿过车厢朝我走过来，还小心翼翼地拉着一个金黄头发的姑娘。突然之间，在为数众多的面孔中我认出了他：他是我在家乡相识的一个伙伴。

我们大叫着问候对方。终于他喘着气，汗流浃背地走到了我面前。我看了一眼那女孩儿，问道：“你妹妹？”“不，”他说道，带着腼腆而又骄傲的笑容，“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妻子。我们两周前结的婚，因为……因为……提索大人说被流放时家人会永不分离。”

我明白了。提索大人——斯洛伐克傀儡总统、大叛徒——确实作过此许诺，因此，为了力求待在一起，全国上下相爱的年轻人匆忙结婚。但是，当我盯着站在面前的这两个在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火车上度蜜月的年轻人时——天知道它会开往何处——我想知道他们的未来如何。

然而，那些事情只能猜测。与此同时，当前我们可以做点儿事情。我把他们结婚的消息传开，很快就有了反应。

他们立即被礼物所包围——有人给食物，有人给一些廉价的饰品，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对他们表示了祝贺。一个人拿出他偷偷带到车上的一瓶酒——火车上禁止任何酒精——我们举行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奇怪的婚宴。

我们为新娘干杯，为新郎干杯，为他们各自的父母干杯，为他们未来的家庭干杯，而托迈索夫却和他年轻的新娘羞怯地站在一个角落里。

那种情况下，那是一个很好的婚宴。婚宴结束后，我们仍然有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妇需要一套新婚套房，但那并不容易——车厢如此拥挤，以至于只有几个人能够躺下睡觉，其他人都得站着。

第29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2)

然而，我们想方设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移动行李，重新布置。尽管托迈索夫夫妇强烈抗议，我们还是设法给了他们一个非常特殊的睡觉空间和尽可能多的隐私。

的确，托迈索夫夫妇柔化了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在自己周围修筑的硬壳，婚宴后，一种崭新、粗糙的礼貌在人们当中形成，尽管我们处于一个极易引起争斗、吵架、邻里相反的环境下。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处于同样的尴尬之境，所有的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及其他人都在朝一个未知走去。

这种礼貌以多种不同的而又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谁想上厕所——一个放在角落里的小桶——他一边有礼貌地请求原谅，一边慢慢地向小桶移去，就好像是他正在穿过一个拥挤的舞厅。当他到达小桶旁时，别人会体贴周到地转过头。

有食物的人同被仓促赶上火车而一无所有的人共同分享食物。离开诺瓦基前费罗 ?朗格尔悄悄塞到我的帆布背包里的香肠——我俩为了它们而玩的那种奇怪的撞柱游戏——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一旦它还有，它就属于所有的人。香肠吃完后，除了果酱，我一无所有，别人就同我分享他们的东西。

对于老人，我们也有细致入微的关心。例如，在日利纳，车门被打开，一个大约 80岁的女士被推进我们的车厢，手里拿着一束皱巴巴的薰衣草和旧蕾丝。我把她扶起来，她带着旧世界的那种魅力感谢我，好像我在帮她走下马车，而不是进入一个肮脏的牛车里。为了使她能够免受一次艰苦而又令人尴尬无比的旅途

之苦，人们立即在厕所附近给她腾出空间。

当然，在一个仅仅是流动监狱里过正常生活的这些勇敢、凄惨的尝试服务于一个目的：使人们的精神摆脱掉正在折磨着他们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何因？何事？何地？

人们对这些问题长时间闭口不提。然后，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矮小瘦弱的老头儿伊萨克 ?拉比诺维奇突然从他那黑色大帽檐下探出头来，并说道：“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

数小时以来，他一直被挤压在这个拥挤的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这是旅程开始以来他第一次说话。那句话带着惊奇，而不是绝对的虔诚和屈从，好像他终于找到自己为何被赶出家园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他周围的人小声而又有礼貌地对他的决断表示赞同，但在那个汗臭污浊的车厢里，没有人真正相信他们的创造者和此次旅程相干。其实，大多数人觉得他们被诱骗而掉进了一张阴谋之网，而不是受上帝之命被迫迁移。

有时候我们感觉那张网正在向我们逼近，很多东西成了避免落网的工具。例如，有人尝试贿赂，但失败了。

第30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3)

其中之一是来自斯洛伐克中部一村庄的波兰斯卡夫人。她身材高大而又富有——按照当地的标准。她被紧紧挤压在伊萨克 ?拉比诺维奇的旁边，这几乎使他窒息。当她感觉老伊萨克远在自己地位之下时，这种压倒一切的近距离接触并没有阻止她告诉周围人自己的麻烦。

“在家里我去找过赫林卡卫兵总司令，”她说，“毕竟，我有这个权利，因为他的妹妹曾经和我一起上学。去年 4月他女儿结婚，我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银器借给他以备婚宴之用。不用说，他们还没有归还，但它们无影无踪，除了我结婚时我母亲把它们送给我这个事实之外。

“使我受伤的是，那个男人欺骗我。我非常谨慎，把一个装有 1万克郎的信封放在桌上。后来他告诉我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他并没有确切地这样说，但让我觉得，他只需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即可。”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发生了什么？”她的上半身处于安适的处境中，由于激动而上下起伏。她进一步挤压着可怜的老伊萨克，接着说：“他拿了我的钱却忘了我的名字。他虽然假装绅士，却是个腐败堕落的卑鄙小人，在他那可耻的内心里没有一点儿诚信可言。”

有人试图否认自己的非雅利安人血统，也失败了。

高个儿伐木工扬科 ?索科尔站在窗子旁边我的附近，他一边咀嚼着一大块香肠，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儿干什么。我是一个正宗的基督徒。但仅仅因为我被犹太人收养，就被赶出我的家庭和国家。

“我甚至给了他们一个教区牧师签名的证明书，证明自己从小被犹太人收养。他们却告诉我，那是假造的。”

“他们很可能看了你的连鬃胡子，索科尔，”他的邻居咧嘴笑着说，“我打赌你和我们一样，也行割礼了。”

有人试图争辩说他们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失败了。

林瓦尔德先生——大家都叫他“米斯特尔”——是个来自慈沃伦的富商，现在他那昂贵的衣服却褶皱巴巴、污渍斑斑。他告诉我们：“我的生意让整个小镇的人受益，我同样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却做了什么？他们抢了我的生意，并把它给了我最大的敌人——一个曾经强烈反法西斯的雅利安人。但你们现在应该看看他。”

“我认识那个人，”波兰斯卡夫人说道，“这真是明智之举。他现在是赫林卡卫兵之一，一个肮脏的叛徒。”我们兴趣盎然地听着这些故事，不知道在整个欧洲这样的故事重复上演了数百万次。

我什么都没说，也没有选择用不光明的手段来逃脱这张网。我没有钱，没有生意，没有朋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拉比，也没有可能给我一张光票证明我的宗教、种族健康的牧师朋友。确实，我的方法非常笨拙。

第31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4)

我一直在战斗，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失败的。然而，我打定主意要继续战斗下去，那就是我一直要坚守在窗子旁边的位置的原因。我没有欣赏风景，而是思考如何逃跑。为了回来时能认出路，我研究着火车路线，因为我仍然相信这段旅程仅仅是我为了从地下组织拿到证件而回家前的令人讨厌的拖延。

然而，随着我们逐渐进入波兰境内，我的信心开始一点点地动摇。车厢里的状况在恶化。空气更加污浊，人们之间的礼节变得更加紧张，卫生设备已经威胁到健康。尽管我们仍然有食物，却没有水了。

人们仍然在笑，却笑得很勉强。偶尔为了取乐，有人进行善意的争论，但这种争论越来越无聊而有种被逼无奈的感觉。

一旦看到远处的城市，男人们就会争论到底是哪座城市。

“那是克拉科夫。”一个人会说。

“真荒谬，那是卡托维慈。”

“你们两个都错了，那是琴斯托霍瓦。”

一定程度上，那些争论帮我忘记了自己的不舒服。我像游客一样盯着外面的城镇，毕竟，我仅仅是个男孩，而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然而，在内心深处我意识到：他们进行这些争论是为了一个目的——转移自己对口渴的注意力。对有些人来说，口渴正在折磨着他们。不知是谁小声抱怨：“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取水？”争论就立即停止下来。

也有无言的提醒物。我们穿过一条小河，那些窗子附近的人贪婪地盯着它。啤酒广告——“喝塞布希……健康……良好！”嘲弄着我们。的确，过了一会儿，对水的渴求占据着我们的思维，压倒了所有其他方面的担忧。

终于，火车开始减速并停下来。我们到达了琴斯托霍瓦。车厢在 24小时之内第一次被打开，装备森严的卫队员突然说道：“一个人下去取水，其他任何人都不许动！”

我们车厢里的人不够快。事实上，他还没有到达通往水泵的队伍面前，命令

已经下来了：“回到车厢里！”他犹豫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对一个卫队员说：“我的罐子还没有装水。”一把来复枪重重打过他的双肩，他回到我们中间，水罐空空的。车门被砰

地关上，锁门的铁链子铮铮作响恢复原位。一阵沉默，由于极度震惊而带来的沉默。

但仍然有希望。我们发现，车厢门的铁链子足够的长，可以打开车门几英寸。我们把它向后推，在那儿，我们的正前方，是折磨人的一幕。水，几加仑的水，正在被四处泼溅；对于我们，这真是亵渎神灵！

实际上，一队开往俄国前线的德国士兵正在洗漱，他们泼溅着水花，像一群玩耍的海豹。其他士兵悠闲地站着，喝着一杯杯的烈酒，笑着，叫着，带着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的男人的那种轻率放弃。他们大多数已经半醉。

第32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5)

我对他们叫道：“嘿——给我们一些水！”他们望望四周，斜视了我们一会儿，说：“你们有什么？食物？钱？”看来，水是要钱的。周围一阵骚动，我们拿出一些香肠，好像士兵对此很满意。

几个士兵走过来接过我们的水罐。立即，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卫队员向他们走

去，大叫着：“退回去！离开车厢！你们知道接近火车是犯法的！”

士兵们慢慢转过身面对着他，一动也不动。他看起来气势汹汹，然后突然说道：“继续！你们听到我说什么了。滚开！”

普通的德国士兵和卫队员之间没有友爱。那个防御兵把一只手放在佩枪枪托上，轻声说：“听着，兄弟。我们要出去打仗。我们要去俄国前线，而你们这些幸运者在后方却很安全。你们围绕着一群残忍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到处游荡着。现在，在我生气前快点离开！”

另外一个士兵，一边不无珍惜地擦拭着冲锋枪管，一边咧嘴说：“弗伦茨，别激怒了大英雄。毕竟，他并不愿意与你这样的人共享他的战利品。”

他们都笑了，炫耀似的嘲笑着那个卫队员。他坚持了一会儿自己的立场。然后，从火车门缝中，我们看见他转过身，快速离去。他权衡了一下氛围，发现自己的状况很危险。

士兵们把我们的水杯填满，拿了我们的香肠。火车开始慢慢移动。我看见手拿冲锋枪的士兵站得笔直，目送它离去，脸上挂着奇怪的几乎是愤世嫉俗的表情。然后，他转过身，厌恶地吐了口唾沫。

我们逐渐远去。我却在想：是看到如此多的犹太人还是那个趾高气扬的党卫军让他心烦意乱？看着他手中闪闪发光的手枪，我希望它在自己的手中。

一小段时间内，车厢里的氛围愉悦不少。但随着水的减少，人们的心情逐渐沉重。不久，尽管我们不停地用理智说服自己，但口渴又重新袭来。

另外一个车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儿也有士兵。这一次，尽管努力跟他们谈条件，却发现他们不肯轻易让步。我们给他们香肠，他们大笑起来。他们要钱。

车厢里的人们再次商量了一会儿，钱从仔细隐藏之地拿了出来。一个男人拿出一个金婚戒，盯着看了一会儿，疲惫地笑着说道：“我很爱我的妻子，不然它早就被卖掉了。真幸运啊！”

钱和金戒指从门缝里递了出去。水杯再次被灌满。贡献出自己戒指的男人沉默地望着窗外，背对着我们。

几小时过去了。车厢的哐当声告诉我们，又一个车站到了。这一次，火车停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车厢刚好在一个加水的机车旁边。水从宽大、肥厚的水管

里流出来，一半泼溅在发动机上，一半流到轨道上。

第33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6)

我盯着那股闪闪发光的小瀑布。司机冷漠地靠在驾驶室外面，毫不在意这列奇怪的不知来自何方的火车。我转向他，从窗口使劲塞出一个水杯，说：“先生，可以装点儿水吗？”

我们离得如此近，几乎可以握手了。但他看起来并不情愿这么做，继续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我低头看看车轨——鸣笛的卫队员们没有朝这边看——十万火急地对他说：“来吧，朋友。给点水怎么样？”

他继续望着远处，然后头也不回地说：“我才不会为了你们这些野种让自己吃枪子呢！”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可以理解他的态度。上面下了命令说，任何帮助流放者的平民都会被枪毙，卫队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这项命令贯彻到底的。仅仅为了灌一杯水而让自己的后背挨上一枪实在是太大的代价。

然而当时我并不那么宽容。我看见铁路工人把水管从发动机上拿下来，我看见水管里的水流到轨道上。我抬头盯着那个巨大的水箱，鬼才知道它到底装了多少加仑的水。我们的火车开动了，我咒骂着那个发动机司机，那个吝啬、胆小的猪猡。

我们还有足够的水可以支撑一会儿，于是争论再次开始。我们要去哪儿？这些安置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9岁的小女孩儿抬头望着父亲说：“爸爸，那儿有像家里一样的学校和操场吗？有很多的小朋友吗？”

一段时间内他没有回答。确实，那会儿车厢里鸦雀无声，所有人被小女孩那尖锐的声音镇住了。然后父亲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是的，亲爱的。那里会有学校和操场……你想要的一切。你爱它将会胜过家。”

她拽着父亲的一只手，笑了。我想我们都对这个聪明而善意的谎言感激不尽。

当然，没人会相信安置地会像我们的家一样好。然而，他们还是设法让自己相信：安置地是他们能够生活、工作、养家的地方。但还是有一丝淡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信心，那丝阴影来自于先他们而去的人们的信件。

来自特尔纳瓦的果蔬商扎哈日沮丧地说：“我相信可能是劳改营，或者是隔离区。但还是要比集中营好，食物也会比诺瓦基的要强。而且，好像也不会永远这样子。战争应该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我们都会再次回到家里。”

一会儿，谈话转移到了战争上。那会儿，人人都相信德国会战败，也许是因

为他们不让自己想象德国取得胜利。他们感觉唯一真正的问题是：离这一切结束

还有几个月。但甚至这一点也没有引起很大争论，因为明天或是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更重要。

扎哈日的女儿 16岁了，一脸的雀斑，拖着一条长辫子。她说：“我表姐是第一批被流放的。有一天她给我写信说一切都好，食物很好，他们的工作不算很劳苦。 ”

第34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7)

她停了一分钟，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然后，一边使劲地擦拭着指甲，一边接着说：“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她说她妈妈向我问好。可是她妈妈 3年前已经过世了啊。”

“我妹妹给我的来信中也有些有趣的事情，”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年轻而又丰满的女人说道，“她告诉我老雅各布 ?拉科身体很健康，但是雅各布在多年前的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啊。”

一张怀疑之网降落在谈话中。一封封皱巴巴的信从帆布包里、手提包里、钱包里、箱子里被掏了出来逐字分析。有些信里面提到了死去的人或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胡说八道让他们忧心忡忡而又迷惑不解。

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谜底的答案。这些信件是写信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临死之前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信的目的是增强那些后继者的信心，因为纳粹分子知道，对于未来之恐惧所引起的哪怕些许的抵抗就会葬送整个阴谋诡计。

于是，有时候就有人通过说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来暗暗警告后来者，以此偷偷地对纳粹分子表示藐视。这种藐视需要极大的勇气。可悲的是，那些收到一封封措辞小心的信件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试图把这些矛盾之处解释为笔误，也许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安置地。

因此，我们这节车厢里的人们读着那些信件，漏洞被找到，又被洪水般的解释冲散了。无论如何，这些解释听起来颇有道理。

当然，疑惑依然存在，但很快就被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那些试图挖掘、展示疑惑者被蔑视、取笑或是完全忽视。

事实上，在我们这节车厢，只有一个人清楚地预见了未来，而且我认为那是出于他的直觉而不是理性。他叫伊扎克 ?莫斯科维奇，一个邋遢、瘦弱，22岁左右的男人。

他很坦诚。我想，也许是因为自从拉比把他从一贫如洗的家里接到一般而言仅仅富家子弟才上得起的犹太拉比学校后，他就对嘲笑习以为常了。当然，他那正统的犹太父母对于儿子受到这般尊敬感到很高兴。但他却很痛苦，因为他学习很吃力。到离开时，他是一个失败者，亲友们听到阵阵的嘲笑声。

伊扎克确实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那可能就是赫林卡卫兵逮捕、折磨他的原因——他们就是不喜欢他那张犹太脸庞。

那之后，他变得更加孤僻，好像对逝去的记忆念念不忘。他也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个贫穷而又受折磨的笑柄。但当车厢里同胞们开始用乐观的色调描绘安置地时，他被激怒了。

突然，他打断谈论，让它戛然而止。他用尖锐、高昂的声音说：“要是你们认为你们将要去安置地，那你们就都是傻瓜。我们都要死掉！”

第35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8)

接下来是一阵不自在、尴尬的沉默，好像他高声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然后，一个人勉强笑着说：“听听，谁在谈论傻瓜！”

另一个人说：“伊扎克，你听过拉比的话吗？他们对你的将来抱过希望吗？或者你自学过吗？”

那种沉重、冷酷的幽默让伊扎克在剩下的旅程中保持缄默。事实上，不久后，他就被忘掉了，尽管后来他的话又被记起。

例如，在卢布林，他们突然有点恍然大悟了。火车慢慢地开过车站，停在不远处。车厢门被突然打开，我们看到整列火车被手持来复枪、冲锋枪的党卫军团团围住。军官们在他们中间走动，优雅的制服上别着铁制的十字架，趾高气扬地挥舞着竹杖和马鞭。

我们盯着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不久后，疑惑烟消云散。车厢内外的军官们开始大叫：“16到 45岁的男人都出去！”

最初没人动，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违反规则的，也和斯洛伐克总统提索大人一再解释的总则相违背。在报纸上、电台上，他不厌其烦地说：“亲人们待在一起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犹太人被送到安置地时，会遵循这个原则的。”

然而，好像卫队员们并没有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而接受他们总统的讲话。他们严厉地走向打开的车厢，怒吼道：“得啦！听到没！所有 16到 45岁的男人都出去，剩下的原地不动。”

慢慢的，真相被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而变得迟钝的大脑所领悟。慢慢的，所

有体力强健的男人从火车上跳下来，而他们的妻子、姐妹、女儿、父母亲们——被

疑惑和新的恐惧撕裂着，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我们被赶到火车旁一个参差不齐的队伍中，仍然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甚至当车门被永久地关上时，真相也没能显现。

新婚不久的托迈索夫第一个回过神来。他突然跳出队伍，冲向车厢大叫：“我妻子还在那儿！让她出来！”

一根马鞭抽过他的脸，他旋转着倒在灰尘里。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脸上鲜血渗了出来。他试图再次走到车厢旁边。这次，一个卫队员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教训他。他把他猛击到地上，足足打了一分钟。那种高效率是千锤百炼的训练得来的。

我们默默无闻地望着，突如其来的这些事让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关闭的车厢里面寂静无声，因为留在里面的人们的大脑像我们的一样迟钝。然而，渐渐地，我们同时洞察到真相，意识到提索大人是个骗子。从狭窄的、封锁的窗子里，从门缝间，一双双手悲哀地伸了出来，男人们冲过去想要紧紧地握住它们。

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够到它们。党卫军来回奔跑着，用他们的鞭子、竹杖猛抽着。他们猛打那些男人，猛打那些手——老人们枯萎的手、年轻人粗壮的手。火车抽搐着向前，停下，再次缓慢移动。从发动机的噪音中、蒸汽的咝咝声中、车轨的撞击声中我们听到女人的悲恸声和小孩的哭喊声，他们的手腕被划破、被折断了。

第36节：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9)

我很幸运。我孤独一人，没有妻子、没有母亲、没有女儿在火车上。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个空虚、绝望的时刻。他们和家人离散了。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使人来不及思考，更别说采取行动。

我看到托迈索夫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盯着火车，眼光迟钝而绝望。他脸上的血迹掺和着泥土，他的衣服被撕破了。我跟他说话，他只是茫然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

一个卫队军官在队伍中来回走动了一两次，就像一个农民在市场上验牛，然后他呵斥道：“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是自己拿不动行李的话，可以把它们放在卡车上。”

我们在这之前就注意到了卡车。现在大家一窝蜂地冲了上去。然而，我紧紧地拽着自己的帆布背包，我记起了可怜而又愚蠢的伊扎克——那个甚至拉比也教育不了的男孩——的话，“要是你们认为将要去安置地，那你们就都是大傻瓜。我们都要死掉！”

我不相信他话语的后半部分。我一点儿也不打算死。话语的前半部分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谎言很快就要被揭穿了。我下定决心，决不让我的背包离开自己的肩膀，甚至是我的视线。甚至，我也下定决心，从那一刻起我将不再相信任何人。

党卫军的殴打使我们这个衣衫褴褛的队伍变得像模像样，也让我们对行军作好了思想准备。然后，我们出发了，虽然无法与纳粹突击队员的精确相比拟，但在那些拿着枪、棍、鞭子的卫队员的命令下，我们的速度相当可观。

我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逃跑的想法，但要是瞥一眼我们的护驾人员，他们的威严足以让我放弃这种想法。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走几英码就会被射倒。

然而，有人更勇敢，也更愚蠢。我前面几步的一个男人突然跑向路边。一阵机关枪子弹射向他的腹部，他向后扑倒，倒在泥地中抽搐。那之后，我们的队伍变得遵纪守法，因为我们意识到：作为狙击手，那些卫队员是其上级的骄傲。

他们让我们从卢布林的后街穿过，可能是仍旧试图给人们留下此印象：纳粹分子是绅士而不是奴隶贩子。然而，对于我们，他们不需要努力装出绅士形象。一旦我们在远离城市的道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俘捕者不仅是说谎者，而且是可恶的小偷。

一个走在我旁边的卫队员问我时间，我看看手表并告诉他。

他的来复枪管即刻轻轻地压在我的腰背上，并平静地说：“把那个手表给我。”

我把手表给了他，好像没有争吵的必要。的确，与摆在前面的前途相比，这起小盗窃案显得无足重轻。我们好像正在朝集中营进军。

我看到了了望塔、带刺铁丝网和一排排丑陋不堪的营房。巨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从门口通过，看到穿着囚服的男人。一开始，那些景象仅仅让我好奇，但不久，就让我震惊不已，因为我突然开始辨认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他们不是罪犯，有的来自我的家乡。我看到了自己认识的商人、鞋匠、车修站老板、学校老师、图书管理员，还有当地俱乐部的那个台球好手，他抢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还有拉比的儿子、屠夫的儿子；还有铁匠的儿子，他可以用牙齿咬弯硬币。他们都在那儿。现在他们都穿着破旧的条纹囚服，剃着光头，看起来区别甚微。

我知道，自己将于不久加入他们。不久，我的头发就会被剃掉。不久，我就会在这个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作准备的叫做麦达内克的集中营失去特性。

我的前景一片惨淡，只被一个想法所软化。至少女人、小孩和老人没有与我们同在。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许稍微轻松一点儿。其实，分离也许是福祉。

我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去一个叫做贝乌热茨——奥斯维辛现代化的灭绝机器的粗糙前身——的路上。在那儿，他们会被排气管的毒气毒死。他们的尸体将会在空旷的沟壕中被焚烧，因为火葬场还在酝酿中。

中篇 九死一生集中营

第37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

集中营理论对于我来说并不新鲜。其实，几年以来关于那个肮脏、封闭世界的邪恶传闻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整个欧洲传播。在那儿，由手枪、大棒、皮鞭组成的准则风靡不止；在那儿，大多数人死于殴打、饥饿或子弹之下；在那儿，虚弱的幸存者一天、一星期，甚至是一个月无望地盯着带刺铁丝网组成的地平线，而红鹤腿般的了望塔俯瞰着他们。

然而，现实中，当我第一眼看到运作中的集中营时，这一切仍然让我很震惊，尽管我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我并不为自己担心，因为我决心要活着，决心要逃跑。我发现集中营整个可怕的氛围让我恶心不已，就好像恶臭的腐血在我鼻孔里徘徊。

我们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麦达内克被分成几个水密室。骷髅架般瘦弱的囚犯嘀咕着：“有食物吗？口袋里有东西吗？”

他们说话时并没有看我们。他们只是不停地工作：挖掘、扫地或是用似乎随时都会把他们细棍般瘦弱的胳膊从插口上猛拉下来的独轮手推车清扫废物。

我们扔给他们食物，但并不是草率地把食物抛到高空中，而是偷偷地轻弹一下手腕。然后，我看到集中营的生活是如何让一个人自甘堕落的。

他们像胡狼一样冲向食物碎屑，为其争斗、狂吠。我又看到集中营生活的另一面，对我来说是陌生而又令人厌恶的。一群穿着奇特的卫兵拿着棍子冲向他们，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阵毒打。囚犯们对毒打置之不理，继续在泥地里抢夺食物。最后，一个囚犯冲出人堆，跑出来，他把一块脏兮兮的奶酪塞到嘴里，这些奇怪的卫兵追赶着打他。

第38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2)

我对这些卫兵很好奇，仔细地研究着他们。他们很有威力，但很明显，他们与党卫军无关。他们穿得像马戏团的小丑，但我并不想笑。

一个穿着绿色带金色横条纹的制服上衣，像驯狮员穿的衣服；裤子是奥匈帝

国军官的马裤；帽子是介于军帽与牧师的四角帽之间的混杂物。

另外一个穿着囚犯的条纹上衣，但他的裤子是德国士兵大约在 1911年穿的样式——黑色带着红色的侧条纹。第三个人穿着一身囚服，但裁剪得很合身；裤子的折缝可能已经引起了卫兵的嫉妒。

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囚犯。他们的囚服上有绿色三角形，显然，很多人都是专业罪犯。我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这是一个被招聘的囚犯机构——可以这么说，他们做一些最基础而又肮脏的工作——党卫军不希望为此而玷污自己的双手。在我看来，显然，他们正在履行着自己的任务，手段高明而又残忍无比——与他们的主子相当，偶尔甚至稍胜一筹。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犯头，他们是欧洲每一个集中营和灭绝中心构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人掌握着其他囚犯的生死大权，且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些权力。

在这儿，大鱼吃小鱼，强势的囚犯殴打社会地位在其下的弱小者，这些观点使人生厌。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隐蔽的震惊等着我，几乎让我休克。这就是在我看到弗尔比茨基之时。

在家乡，不仅是我，所有的人都对他很熟悉，因为他是个人物。有人喜欢他，有人鄙视他，有人躲避他——往往很多麻烦都与他相关。

他大约 26岁，是个卡车司机，对生活的态度相当随意。他有一个妻子，几个孩子，眼睛却盯着镇上每个看着过得去的漂亮女孩儿。体面的犹太社交区很讨厌他，因为他喝酒太多而又不信守婚姻誓言。

不太正统者——包括我自己——忍不住喜欢他。他讨人喜欢而又性格随和。他掌控台球棍的精湛技术可以与耶胡迪 ?梅纽因掌控提琴琴弓的技术媲美。

而现在，我却看到他像党卫军一样野蛮地挥舞着鞭子。一个囚犯像一只狗一样讨好奉承地爬在他面前，试图逃开。但没人能够逃脱弗尔比茨基的鞭子，它乏味地、有规律地而又精确无误地扬起来又落下。我恐惧地看着那个懒散、贪色、嗜酒的老朋友。

他那双懒散的双眼现在像小石头，过去常挂着微笑的嘴巴紧绷着。弗尔比茨基已经被重新塑造了，或者我认为，他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一种他可以投入热情而又胜任的工作。当然，他太忙了，没有注意到我。我很高兴，我不想再与他打交道。他现在是穿着小丑衣服、挥舞着血腥长鞭的囚犯头。

第39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3)

他们让我们走到一个兵营，上面挂着“行李寄存”的标志。这很不相称，我

几乎想笑出来，好像我们刚刚到达火车站，为了到镇上高高兴兴地玩一会儿准备

寄存行李。只是这次，并没有小镇，而且不久我们就会失去行李。

我把背包递了过去，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产——在诺瓦基母亲给我寄的衣服，一瓶尚存的果酱。一个男人小心谨慎地给了我一张票，好像一两个小时后我会去取回行李，然后他把背包从地上扔进去。

背包嘎吱一声着地，果酱开始慢慢从背包里渗出来。我心里自语：“如果他们要穿我的衬衣和袜子，需要先洗熨一下！”

他们让我们从一个分区走到另一个分区。我看到来自特尔纳瓦的人，但一直到了第五分区才有机会跟他们说话。在那儿我们停了一会儿，我看到埃尔温 ?艾斯勒。他长着一张长脸，身体结实，移动缓慢，内心却像学生一样敏感，喜欢沉思。我回想起了在特尔纳瓦的日子。我们一拿女孩子开他玩笑他就脸红，我们叫他去咖啡馆喝酒时，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

还有别的记忆。我记得那次和他一起到当局去上交课本——犹太人被禁止学习，也禁止拥有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学习的东西。我空着手、闷闷不乐地离开，直到艾斯勒对我低语：“别担心，我还有一本化学书。”

那之后，我俩就偷偷地在他家或是我家一起学习，共用那本唯一幸存的书。我从当初秘密的学习中获益不少。“二战”结束多年后，有一次我到布拉格的一个科技大学，发现他们仍然在学习那本教科书。

然而现在艾斯勒已不再是个学生。作为一个囚犯，他正在虚度光阴。在第五区的门口，他推着一辆独轮小手推车，一边假装干活，一边等着新来者是否有食物给他。

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抬起头，由于凸起的骨头和紧绷的肌肉，他的脸看起来更长。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认出我的样子，然后又小心地隐藏下去。他向小手推车弯下腰，假装没看见我。

“这儿怎么样？”

他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脸上挂着怀疑的表情。那上面并没有多少绝望，而是一种警告，要我作好最坏的打算。他太善良了，不会告诉我整个真相。

“他们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一切。”

“可以活着吗？”

“一阵子……也许。”

这真是一次奇怪的对话，与其说是用话语交谈，不如说是用手势和表情。但

我完全明白艾斯勒想要表达的内容，他试图告诉我：我们都要死掉。

我觉得自己应该接受他的判定。毕竟，他了解麦达内克，人也聪明。但我不相信他，别人也许会死，那是真的，但我会活着。门被打开了。艾斯勒向小手推车弯下腰，低声说：“口袋里有吃的吗？”“对不起……什么都没了。”最后，他古怪地向我咧了咧嘴。我们穿过门。我再也没有见过埃尔温 ?艾斯勒，

第40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4)

他肯定死在了麦达内克。有人吼道：“去洗澡！”我们被赶进一栋阴郁的营房，消毒剂的味道冲进我的鼻孔。

“脱衣服！”我们脱掉衣服，我冲进一个水槽里。我后面一个老人由于虚弱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迈步走进去。“快点，你这个老杂种！”一根棍子打在他脆弱、光秃秃的后背上。他一头扎进肮脏的污水中。我们再次走到屋外，看到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我站在那儿，瑟瑟发抖，并第一次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的周围都是营房，脏兮兮的木房子，营房、带刺铁丝网，此外便一无所有。没有一棵树、一片树荫，到处都是一片凄凉。麦达内克与文明隔绝着。

一切令人沮丧，但叫喊声更让人撕心裂肺。我们能够听到从别处传来的哭喊声、鞭打声和偶尔的枪声。我们可以瞥见囚犯们在棍棒和子弹的威逼下绝望地四处疾走。我们这群赤裸裸、瑟瑟发抖的人士气开始下降，直到死亡的想法占据了我们的大脑。

但我仍然感觉自己可以成功，虽然我也知道机会微乎其微。在我的周围，我看到已经放弃的男人，行尸走肉般的男人。然后，在这个沮丧、死亡密布的氛围中，出现了一个悲喜交加的勇气的绝佳例子。这种勇气我以前从未见过。我的旁边站着伊格纳齐 ?盖耶。在家乡，我是通过他那极不合适的绰号“纳粹”认识他的。我们一起追求女孩子，“纳粹”总是大获全胜。他也相信自己会死，而且，他是对的，因为不久后他就被杀了。但他决定要有尊严地死去，他决不让他们糟践自己。他看看自己周围的人，咧嘴说道：“你们这些家伙的鸡鸡真多！”

人群骚动了一下，有人大笑，阴郁有所减缓。

“你知道吗？”“纳粹”说道，“咱们比比。看谁的最大！”也许这很可笑，也许很孩子气。的确，这很下流。但幽默再次复活了，在那时幽默是种几乎消亡的情感。申明一下，“纳粹”赢了。他低头看看自己大获全胜的财产，慢慢咧嘴笑着说道：“真可惜啊！你再也用不着了。但你活得不赖啊！”

现在，囚犯头们又开始叫喊了，把我们驱赶去做另外一个手术——剃毛。他们首先剃掉我们的头发，然后让我们站在凳子上，剃掉我们身体上的毛发。“纳粹”俯望着我，眼神滑稽可笑：“现在特尔纳瓦的女孩儿认不出你了，弗尔巴。星期六晚上你不能跟她们一起出去远游了！”

他们丢给我们一些衣服，一双袜子、一件上衣、一双木鞋、一顶无定形的帽子。我穿上它们。然后一个囚犯头——主子的走狗过来给我们训话。他先讲点名。“每天早晚，10个一排，在营房外面点名。当卫队员过来时，命令是：‘脱——帽！’当他离开时，命令是：‘戴——帽！’”“这些必须准确无误地去做，邋遢要挨打。不许动，否则就会立即被杀。无论何时卫队员走过军营，在离你们 3码的地方，你们必须脱帽行礼直到他走过去。”他说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命令。我们是无武装的部队，需要遵守的纪律却比任何一个德国士兵都要严厉。

第41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5)

但是关于点名，有一点囚犯头没有提及。不仅活着的要点名，死的也要点名。那些死者，一堆可悲的尸体，整齐地堆放在我们的后面。有的由于饥饿而瘦得皮包骨，有的由于遭到毒打而血迹斑斑，有的仅仅由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而死去。他们是在头天晚上死去的。

饥饿是头号杀手。德国科学家认为：他们的配给足够让一个男人活 3个月，但这一次他们偏偏失误了。殴打和枪杀，还有痢疾让死亡率居高不下。痢疾也感染了很多新来者，这使他们由于不能干活儿而立即被杀掉。

第二天早上点名后，囚犯头们把他们的牛驱赶到一起。有些被送到附近的工厂里，这些奴工们帮助德国企业主获利不少。其他的，如我自己，被留在集中营干活。

我们像建工一样干活，但那时并不能知道我们在建造什么。当然，现在我意识到我们当时正在帮忙扩建一个巨大的灭绝机器。这个机器将灭绝 600万人——麦

达内克是奥斯维辛的一个粗糙的先驱者。

我一边搬运砖块和木头，一边学习囚犯头们没有提及的不成文的规则。例如，那天早上，我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向铁丝网跑去，但没跑几步就被击毙了。

可能是一时发狂，也可能是故意自杀。但谁知道呢？这件事却教会我不要靠近铁丝网，因为仅仅被怀疑有逃跑的企图也是死路一条。

后来，我开始以正常的口吻跟同伴说话，一个囚犯头的棍子就打了过来，我仰面倒下。我学会了把嘴巴闭住。

我看到那些人由于小小的过失而被打，也许由于动作太慢，或是由于卫队员经过时忘了脱帽。我注意到，那些安安静静地站着的人挨打较轻；而哭喊的人却被更野蛮地鞭打——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那些逃跑的人被三四个囚犯头追赶着——这已经变成一种娱乐了。因此，当囚犯头过来对付我时，我学会了安静地、默默无闻地站着。

事实上，我学会了生存的艺术，然后是生活的艺术，以及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下尽力而为的艺术。例如，我发现了集中营的小道消息，这让我与其他分区的朋友有联系。通过这些小道消息我也悄无声息地设法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家庭团聚。

我的一个斯洛伐克的朋友，从我们工作的第二分区搬运木头到第三分区。一天，他告诉我：“你的哥哥萨米在这里。他在第三分区。”

这个消息让我很震惊。我早就知道我的两个哥哥都要被驱逐到那些神秘的安置地，偶尔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否可能在麦达内克，但是要在如此一个巨大而又严格隔离的集中营找到他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了解到萨米离我仅有几码远！

本能驱使我向分隔各个分区的铁丝网走去，但理智拉回了我，因为在铁丝网附近，即使是内部的铁丝网附近被逮住，也意味着死亡。于是我决定：如果我们要见面，一定要经过精心的策划。

第42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6)

的确，晚上点名后，几乎没有囚犯头巡逻的时候，我们会面了。已经有两个人通过铁丝网在交谈，一组人在离他们大约 10码的地方等着他们结束。一次只能有一个人走近铁丝网，因为一大群人肯定会引起注意。

铁丝网的另一边，一小组人在附近闲荡，等着轮到他们。然后，虽然快黄昏了，我仍然认出了我的哥哥，那个高个儿、皮肤黑黑的、比我大 10岁的萨米。我们几乎同时看到对方，简单地相互举手问候对方。

另外两个人走到铁丝网前简短交谈。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感到一阵激动、期盼和害怕——我们两人都在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我没有来回走动，我安静地站着，就像一个站在起跑线前的运动员。我看到我们铁丝网这边的男人回来了，

当我正要走向前代替他时，我听到一阵吼叫声和铿锵的皮靴声。

囚犯头们蜂拥到现场，用大棒击昏铁丝网旁边的男人。我们剩下的很快消失在昏暗中。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萨米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分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我后来了解到：他设法与麦达内克共存，但麦达内克灭亡时，里面所有的人——包括萨米——都与它一起消亡了。

***

一旦找到我的立足之地，一旦学会生存的诀窍，我就能够积极思索，就能够接着筹划几个月前离家时就没有放弃的计划。我逃跑的决心依然很坚定，而且动机强过任何时候。我确信那些在斯洛伐克曾经鼓励过他们的人民乖巧地到安置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实际上并不明白等着他们的人民的是什么。我同样确信：要是警告他们的话，人们一定会抵抗、会联合、会战斗。我也知道：要是他们不是顺从地离去的话，驱逐数以千计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能够逃跑并设法穿过斯洛伐克的边境，我也许能够挽救数千人，因为那时我已经意识到麦达内克是怎样的地方。

我花了一些日子才理解麦达内克的真实意图。我注意到，我们分区的有些人失踪不见了，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我看到每天都有从医院来的有篷货车，一大群老人、虚弱不堪者、不久于人世者跌跌撞撞地向远处烟囱高耸的建筑物走去。有些能够走路，有些需要强壮一点儿的帮助，有些躺在小推车里过去。

我注意到，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在疑惑那栋建筑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从未问过，因为任何集中营里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问问题很危险。其实，有一天一个囚犯头对一个囚犯下了一道很随意的命令，我才了解到真相。

他说：“把那些砖搬到火葬场去。”

我看见那个男人用他的小推车推着它们，我看见他朝那个烟囱高耸的建筑物走去，然后我明白了为何来自医院的那些虚弱的人们再也没有回来。

第43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7)

这是我要从麦达内克逃走的另外一个迫切的原因。如果我没有被枪毙，如果我没有被打死，有一天也可能会由于饥饿而倒下，然后他们就会送我去医院，这就意味着我最终会被烧死。

甚至当我的状况在集中营有极大的改观时，当我在集中营得到一份工作使自

己被同胞劳工们羡慕不已时，我仍然继续在集中营的铜墙铁壁下寻找漏洞。

我正在卸载木头。我注意到一个体格强壮的中年囚犯头望着我。为了躲避麻烦，我加快了干活的速度。过了一会儿，他朝我走来，用捷克语说：“喂，你！跟我来，有份差事给你。”

我灵敏地跟在他后面，心里很疑惑，不知道等着我的将是什么。他把我领到一大堆土豆前面，大声说：“拿一堆到厨房去。动作快点儿！”

为了增加说话的分量，他用棍子重重地打在我的后背，但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好运让我眩晕不已。

在麦达内克，在厨房工作就意味着有食物，有食物就意味着生存。尽管门口有一个贪婪的卫队员卫兵——他被叫做拳击手，但通常情况下抓一块熟土豆喂到嘴里而不被发现还是可以的。当然，这很冒险——那个拳击手对于自己能够一拳打死一个男人很引以为豪。但这份险还是值得去冒的。

那个小时我一直在搬运土豆，而那个捷克囚犯头一直例行公事地看着我。无论何时拳击手朝我们张望，他就重重打我几下，咒骂我几句。但总的来说，他比较正派。

这一点，有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我干活卖力。其次，我是斯洛伐克人，跟他说着同一种语言。最后，在他那囚犯头制服下仍然跳动着一个捷克人的心脏。

他曾经是索科尔运动这个半军事化反法西斯组织的一员，于 1939年被捕。那以后，他就看到了达蒙和萨克森豪森的内幕，然后作为一个囚犯头被送到麦达内克。尽管他想保持目前这份轻松的工作，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股爱国的火焰在燃烧。

那天我吃得很好。主食是清汤和面包，还外加了两三个囚犯头故意从锅里扔给我的土豆。那天肯定是我的幸运日，因为就在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点名后，一个囚犯头吼叫着：“你们这些杂种有会干农活的吗？我们要 400人到一个农场。要是认为可以做，报上号码！”

农活！坐火车去！正式批准的！可以幸运地离开麦达内克，而不是在铁丝网下爬动，也许还会后背挨枪子！我是第一批上千个自愿者之一，我又幸运地成为400个被选人之一。

第二天那个捷克囚犯头再次让我停下苦活去搬运土豆。再一次，我们以或多

或少友好的方式交谈，他也不时重重地打我一两下，以向那个警惕的拳击手显示：

第44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8)

他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

“你知道，”他最后说道：“你肯定是个干活的好手。我可以在厨房给你找到一个稳定的活儿。”要是几天前他给我这份工作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接受它，就像一条狗

鱼扑向一条米诺鱼。但现在一切不同了，现在我被批准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了！“非常感谢，”我说，“但我不久就要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去做农活。火车几天后就走。”

我举起另外一袋土豆扛到肩上，他机械地照我屁股打了一下。“你疯了吗？你知道火车要到哪儿吗？”“不知道。”我把土豆放到厨房，转回来接着干。我们走过那个怒视的拳击手时，

捷克囚犯头狠狠地朝我的后颈打了一下。我们刚刚走出拳击手的听力范围，他就狠狠地说：“火车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看到文件了。要是你还有点儿理智的话，你就待在这儿。待在厨房里，你就会活着。”

他大度的提议被我拒绝了。我可以看见，这让他很生气。但我也不能自已，因为逃跑的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这比几个土豆更有魅力。“任何地方都比这个垃圾堆好，”我对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会比这儿更糟糕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我的愚蠢激怒了他。“看啊，你这个年轻的傻瓜，”他低声咕哝着，“我在达考待过，真是太糟糕了。但在那儿，当他们想更严重地处罚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奥斯维辛去。”

“去了那儿，你就会死的！”他朝我的屁股抽打了一下。这是出于愤怒。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而建议我。我知道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诚的，因为这

儿是作为索科尔运动的一员的他在对我说话。然而，我决心不听他的忠告。

最终的结果显示我的决定是对的。但从整体上说，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观点是对的，尽管关于麦达内克他错了。待在麦达内克的没有一个能够幸存，事实上，从麦达内克送往奥斯维辛的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其实，最终的结局被一个叫做埃里希 ?穆苏费尔特的卫队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看到了麦达内克集中营的末日，然后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最终在克拉科夫

被绞。

他写道：“麦达内克集中营结束于 1943年 11月 3日。那次军事行动的代号

是‘收获节’。在第五、第六分区的后面和离正在建造的新火葬场大约 50米之间挖了一些庞大的深沟。大约 300个囚犯工作了 3个日日夜夜。主要有 3个大坟墓，每个深两米，长 100米。

“这时麦达内克有一个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特殊囚犯小分队。警察和党卫军的总指挥来自克拉科夫、华沙、拉多姆和卢布林。还有大约 100名未授衔的党卫军。第四天，也就是 11月 3日，整个集中营的囚犯早上 5点起床，被大约 500名全副武装的巡逻兵包围。

第45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9)

“正对着火葬场的入口处停着两辆宣传车。行军曲和跳舞音乐从扬声器中刺耳地飘出来。早上 6点钟大规模行动开始。犹太人被驱赶到第五分区的营房里脱衣服。

“然后图曼总指挥官砍掉第五分区和坟墓之间的铁丝网。一条由武装的党卫军列队组成的街道即刻形成了。在这条街道的末尾，赤裸裸的犹太人被迫跑步进入深沟里。

“他们被推进沟里，那些已经进去的被挤到一边卧倒，以便有更多的空间。接着，党卫军站到深沟的边缘，用他们的机关枪对着犹太人狂射。活着的被堆砌在死尸的上面直到坟墓被装满。

“男人和女人被分开枪毙。整个行动持续到下午 5点钟结束。执行枪决的卫队员们频繁换班。这期间喇叭里一直播放着聒噪的行军曲和舞曲。

“从我自己所在的火葬场的位置，我看到了整个过程。整个行动以军事方式组织的。一个军官监督这一切，并且随时让各种警察指挥官们通过广播知道最新进展。例如，有多少人被枪毙等。

“那一天，有 17000名男男女女在麦达内克被枪决。仅仅 300名妇女被留下整理、搬运集中营的财产和来自 1005特遣队的 300名男人负责从坟墓搬运、烧毁尸体。

“一个卫队员告诉我说，来自特遣队的犹太人试图逃跑，因此，那些幸存者不得不戴着脚镣干活。

“行动结束之际，坟墓被一层薄薄的泥土遮盖着。我被命令立即销毁所有痕迹和焚烧尸体。11月 4日，我开始搬运木材。11月 5日，我开始火化尸体。在深沟底下有空隙的地方，我们放置木材；而木材上面就是尸体。在燃烧的篝火上，

我们泼上甲基化酒精。我们在每个大坟墓里都是这样做的。

“灰烬冷却后，特殊分遣队的囚犯就把它们从坟墓中清扫出来。这些仍然含

有骨头的灰烬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电动加工厂里加工成骨灰，以做肥料之用。我们把那些肥料装进袋子里，再用卡车把它们运送到党卫军的商店里。

“整个工作由一个负责安全服务的军官掌控。他确保所有的痕迹都被清除掉。焚烧尸体之前，我们把金牙从死尸口里拔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定期运走。这个行动的代码是‘赖因哈特’。”

要是我留在麦达内克的话，肯定会最终变成肥料。另一方面，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农场——一个小伙子在此可以过着美好、体面的乡村生活。作为一个屠杀中心，它使麦达内克看起来像一小杯啤酒。

然而，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的确，没人知道，当然，除了那些党卫军的阴谋家们。而且，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很可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我们的大脑仍旧需要时日以习惯于接受如此巨大的杀人工厂的存在。

第46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0)

我们离开的日子到了。我不得不对捷克囚犯头说再见。他仅仅耸耸肩，咕哝着：“你会发现我是对的，你会后悔的。”然后，我们 400人排成队，被囚犯头和党卫军包围着。对我来说，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离开麦达内克了，而且还由于一个稍微次要点儿的原因。

他们会给我们平民的衣服。显然，那些衣服属于已经葬身于火葬场的人们，但这并不让我们忧虑。我们又要成为绅士啦。

他们扔给我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然后是一件衬衣——这真是奢侈！这还不算，为了添加最后一点优雅，他们给了我一顶帽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衣服的整体搭配效果，这是事实，仅仅希望掩饰住我们的光头，从而避免外面世界的人们的粗陋的目光，但他们的动机一点儿也不让我担忧。那顶帽子使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参加一个婚礼！

我们站了几个小时，被查了又查。其实，几乎到了晚上，我们才看到一队队的卫队员列队站在我们两边。然后，我们动身。这仅仅是在我到达麦达内克的 12天之后。

这时候我的感情很复杂。我情绪高昂，也悲愁不堪。随着我们的远去，身后这个残酷的集中营逐渐变小。而我的哥哥萨米在集中营的某个地方。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他很可能无法生存。

***

在卢布林火车站，负责火车警戒的卫队军官没有浪费多少口舌。他知道自己对付的并不是一帮一无所知且认为自己是在去安置点路上的平民。他知道我们是经验丰富、顽固不化的囚犯，早就适应集中营和火车上的生活。

他说：“会发给你们旅途上的食物。节省点儿，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走多久，记住——逃跑是白费力气的。”他的语调平淡，既没有仇恨也没有轻蔑。

他们给我们发了食物——面包、果酱和香肠。那个军官把鞭子挥舞得噼啪作响，我们爬进了车厢。门被啪地关上。火车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然后就开始缓慢移动。

我研究着自己车厢里的 80个人，寻找着任何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合作者。突然，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约瑟夫 ?埃尔代伊。我们一起在诺瓦基待过。在那儿，我们不仅是好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我曾经跟他的女朋友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小声告诉他我打算从车厢里逃跑。他立即表示很感兴趣。我们开始仔细检查这个旅途中的监狱。

我们仔细看了看那扇小窗，但主要有两个障碍。我们不知道卫兵在哪儿，也不知道火车机头在哪边——我们被关进去时，机头还没有连接上去。因此，我们决定等到火车第一次停车之际，也许那个时候奇迹会光临我们。

第47节：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1)

毕竟，现在天也黑了。匈牙利边境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神枪手在夜晚也很难瞄准一个移动的目标；要是有两个目标分别逃向不同的方向，几乎不可能把他们撂倒。

然而，我们发现，相关负责的军官并不是傻瓜。几小时后，我感觉火车节奏慢下来。它经过一个车站，但完全出了车站才颤抖着停下。

门被打开了，发出刺耳的声音。卫队员们开始大叫着让我们下车。约瑟夫和我看着火车四周用机关枪筑起的封锁线，感觉肚子很疼痛。

我们仍然认为有一丝机会、一丝漏洞。但即使是这点脆弱的希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拿着鞭子的卫队军官大声吼道：“在这儿会清点人数，路上还会点几次。如果在哪儿少了一个人，他车厢里的其他人会被枪毙。”

我的希望暴跌到极点。约瑟夫低语道：“别担心，前面还有农庄呢。”

这种想法很鼓舞人心。在空地里很难把守，也许为了我们心灵的安宁，不知道那个农场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好的。

我们继续前进。24小时之后就没有食物了，但那不是我们的主要忧虑，水也

没有了。拥挤的车厢里，沉闷燥热，口渴折磨着我们。要想在一个车站弄到水也

是无望的——安全预防措施做得万无一失。火车总是停在车站外面，卫队员一边拿着水杯狂饮，一边清点人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实，旅途持续了两天半。火车终于开始减速并停下来。我望着窗外，想弄清楚我们的位置。

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看到了了望塔，但里面空空如也。我看到用砖块垒起来的牢固建筑物，和麦达内克简陋的木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是个集中营，但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迥异。

车厢门被打开。这次卫兵强迫我们排成队，命令我们向前行进。

我站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边缘。

第48节：第六章 新来者(1)

第六章 新来者

1942年 6月 30日晚上 9点，这是个美好的时刻——夜幕降临了，一切污浊都被掩盖住，世界也变得柔和起来。夜幕那温柔的光辉也凸显了世界的美丽。我可以看到灌木丛和树木，这种抚慰人心的景色与自己以前所在地的孤寂和可怕的空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心，我给奥斯维辛加了赞成的一分。

我一边走路，脚上穿的在麦达内克发的木鞋子一边发出陌生的声音。我又走在了混凝土路上，这是一条文明之路，远离了麦达内克的碎石、瓦砾、灰尘和衰败。我再给奥斯维辛加一分。

当然，这些仅仅是瞬间的第一印象，几乎不是理智的思考。我的意志主要集中在将来，集中在这个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黄昏下的一艘黑色、沉思的笨船上。随着我们逐渐走近，它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细节。

一下火车，我就看到了探照灯。它们纹丝不动而又随时保持警惕，在入口处闪烁着，使周围 50码处于其光照之下。现在，我们走进了探照灯的范围，我们看到了高大的双闸门和牢固的铁丝网；我们也看到了望塔——也是探照灯的支架；我们还看到了党卫军。

这些穿着完美无瑕的绿色制服的党卫军给我的第一印象如下：奥斯维辛与我以前所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以前也见过很多党卫军，但和这些迥异。他们列队站在右边的路上，相互间相隔几码远。他们的身材像雕塑般庄严、优美，左手拉着阿尔萨斯狗的皮带，右手拿着机关枪或是来复枪。他们表情冷酷。他们岿然不动、高大矗立的身躯流溢出冷淡、无情而又高效。他们让我迷惑不解。

毕竟，我们已经在重重护驾下前进，有足够的枪口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我们彻底摧毁。所以，他们为何还需要如此之多的枪支？他们为何需要狗？他们认为我们是无比危险的杀人者，是搞阴谋的破坏者吗？或是联军的膏脂？但无论如何，

这是毫无道理的。

确实，在奥斯维辛的第一天晚上，很多事情让我迷惑不解。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黑色、白色或是灰色相交替。我再次朝门口望了一眼，居然看到在大门正顶部贴着几个黄铜色的大字“工作带来自由”。

“工作带来自由。”不久，那句话就嘲笑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愚人节那天令人震惊无比的玩笑。但那个 6月的晚上，我相信了那句话，并受到了它的鼓舞。“工作带来自由。”我很年轻，也身强力壮。如果他们想从我这儿得到劳力，他们可以得到。

一根红白相间的横杆——与欧陆平交路口道路的横木很相像——慢慢地从门前升起来，门也被同时打开。我们 5人一行走进去，一个卫队员清点人数。这时又一个打击滑入我那幻影般的脑海中，又一幅阴暗的图片把大门口上的那个横幅和它带给我的鼓励从我的脑海中驱除。

站着旁边观望我们的是一个党卫军四级小队长——大约相当于军士长。他是我所见过的身材最高大者之一，超过 6英尺，简直就是一座粗壮的小山。他两手放在一根几乎够到他下巴的大棍上。然而，并不仅仅是他那魁梧的身体，他那宽阔的歹徒面孔，他那一动不动的眼睛，或者是他那望着我们时冷酷无情的眼睛让他脱颖而出，尽管这些都很有冲击力。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那种光环，那种邪恶、死亡的光环——直觉告诉我，在那个巨大的躯体里，没有一丝同情、体面和善良。

这次，我的第一印象准确无误。他叫雅各布 ?弗里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迄今为止最野蛮残酷者之一，也是无数谋杀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对于我来说，弗里斯就是奥斯维辛，而且永远如此。

第49节：第六章 新来者(2)

我们从他的身边经过。我看见一幅同样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门口两边分别是双排的白色混凝土柱子，每个柱子顶部安装着一盏电灯泡。柱子内部是十几个瓷器绝缘体，螺纹状的电线大概通过它们而环绕整个集中营。电线上负荷着高压电流，这是可以让人即刻死亡的双线线路。

就在那时，探照灯开始转来转去扫视全营，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望塔。它们建造坚固，三面带窗，第四面开着。我看见一个党卫军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挺装配好的机关枪。

这是奥斯维辛安全系统的基础：高压围墙，环绕四周的了望塔，不间断的灯光扫描——没有人能够在夜晚走动而不被发现。

我从未见过如此固若金汤的预防措施，它们让我意志消沉，因为我来这儿的

一个主要原因毕竟是逃跑。然而，让我更消沉的是迷惑不解。在这个奇怪的集中营里，有干净整洁的混凝土道路、振奋人心的标语，还有军犬、暴徒以及双重致命围栏。他们用这些机制防护的是什么东西呢？在这儿储藏了什么财宝呢？这种大规模的反逃跑机制肯定不是为了把几千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围圈在此吧。

当然，我错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生产宝藏、金子、珠宝、金钱、衣服、假肢、头发甚至骨灰，以及所有火葬场的附属产品。这些都是事实。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确是针对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囚犯的。希姆莱已经下命令说决不允许任何人逃跑。世界必须永远都不知道对他来说是高效无比的死亡工厂的这个地方。

我们走进集中营，脚下仍然是混凝土。一排排整洁的红砖营房——奥斯维辛是战前为波兰军队建造的。每个营房的编号醒目，“街道”听起来像郊区社区的名字——樱桃大街、野营大街等。每个金属牌名字旁边是一个搞笑的雕刻作品。例如：一个卫队员脚踢一个囚犯的屁股，囚犯跌倒在地上并撞倒另外一个囚犯。这些冷幽默被手艺人雕刻得栩栩如生。所到之处，我看见的都是整洁、命令和威力，还有消毒橡胶手套下面的铁拳。

他们让我们走到第十六营房——一栋两层的楼房，然后走到地下室。在一面墙上我们看见一个水龙头。凭着直觉我们朝它奔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两天半滴水未沾了。但还没有到达，我们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军靴下楼的声音，接着一个声音咆哮道：“安静！”

站在那儿的是一个粗壮的男人，用他那敏锐而又专业的眼光审视着我们，好像屠宰场的一个屠夫。他穿着褶皱良好的囚犯裤子，蓝色的军上衣一直扣到脖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四角帽。这是一个囚犯头，但并不是我们在麦达内克认识的那种未经训练的小丑般的囚犯头。他是一个有权力之人、一个老手。从他上衣上的绿色三角形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专业罪犯。事实上，我后来了解到，他是一个谋杀犯。

第50节：第六章 新来者(3)

环绕在他周围的是他的卫星——那些地位稍低一等的囚犯头。他把双手放在臀部，尖叫道：“我是该营的长官。你们现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好别忘了，这不是一个疗养院，你们不是来这儿休息疗养或是度假。

“在这儿，人人都有生还的机会；但对于违反规定的杂种，是没有机会的，绝对没有机会。谁要是在晚上瞎胡闹，让我三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我会好好教训教训他。要是发现谁晚上在营房外面，也要被枪毙的。必须服从任何命令，否

则你们会后悔的。”

他厌恶地扫视着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到达真是搅了他的好梦。然后他看到我

们的眼睛朝墙上的水龙头游移，就降低声调说道：“不是不允许喝那儿的水，但谁要是喝了就会得痢疾，下一站就会是火葬场。这儿可没有地方容纳病恹恹的人。只可以喝茶，你们明天早上就有茶喝了。记住——这儿只有健壮的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后面跟着他的随从。看着他离开，我的内心感情很复杂。显然，他很粗暴，甚至是残酷无情。但能够警告我们不要喝那儿的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在奥斯维辛看到的就是粗暴、高效，这与麦达内克的嘈杂、危险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工作带来自由，这就是安慰。我躺在牢房的地上，开始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声刺耳的锣鼓声把我们惊醒。我听到集中营突然迸发出生气，到处传来木鞋子刺耳的咔嗒声。从地面的窗户上，我看到数百双没有身体的腿匆忙而过，奔跑着、推挤着、碰撞着。但那些腿永远处于忙碌状态中，好像害怕它们的生命似的。

那些脚步匆匆，无止尽地发出单调的咔嗒声，时而被尖利的命令声、重重扑倒在地声、尖叫声或是虚弱绝望的呻吟声所打断。现在，我听到了一个全新的奥斯维辛。

我们的门被突然打开，一小队囚犯抬着一桶桶冒着热气的茶走进来，我们狼吞虎咽地喝着。这时区长走进来说：“今天，你们可以在集中营到处走走。现在还没有活儿给你们干。”

我们喝尽了每一滴茶，然后仍然穿着平民的衣服集合点名。对我，这是惯例，因为我已经在麦达内克艰难地学会了这一点。点名刚刚结束，我就与伊皮 ?米勒像游客一样在集中营周围溜达。他年纪较大。从麦达内克到奥斯维辛时，我们在同一个车厢里。至少对于我来说，他较老，但不可能超过 45岁。我们一边走，他一边说：“也许我可以在这儿找到我儿子。”

我对他儿子已经相当熟悉。一路上他经常说起自己的儿子，说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想，伊皮真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斯洛伐克裁缝，给他儿子付小提琴培训费。甚至在那个肮脏的车厢里，他都只想着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自己。我说：“是的，伊皮。也许我们会在这儿找到他。”

第51节：第六章 新来者(4)

就在那时，一个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军曲。伊皮站得僵直，他两眼发光，微笑

慢慢地从他那瘦弱、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他抓住我的胳膊，我们转过身朝着音

乐奏响的方向。我们看见集中营门口站台上的乐队。

他仍然抓着我的胳膊，小声说：“鲁迪，他一定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演奏。 ”

我们朝乐队走去，但并没有走近去看看伊皮的儿子是否是那里的一员，因为集中营突然变样了。我们听到一声命令：“去干活！”这声命令不断被重复叫喊着，直到变成了一个回声，在每一个角落里回荡。然后我们又听到木鞋的声音，但这次更有节奏。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男人，5人排成整齐的一排，像蚂蚁一样从集中营的每个分区走出来。门被打开，好像无穷的队伍从集中营走出来。

我认真地研究着他们，震惊不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起来健康、强壮，大多数人都是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怪异而又痛苦不堪。他们像木偶一样呆笨地走着，试图保持健康，好像他们的性命正依赖于此。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不久了解到：那些不能干活的，要么在毒气室里被杀掉，要么被党卫军“卫生服务”部的约瑟夫 ?克莱尔向心脏注射石硫酸。

然而，我对他们的同情不久就让位于更自私的想法。鬼才知道这些人会去哪儿，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远离了望塔和高压电线。被头天晚上的所见所闻所击溃的逃跑的想法再次开始在我的心里翻腾涌动，这也表明我在那时仍然很幼稚可笑。

现在集中营看起来多少有点空。但那些留下来的并没闲着，他们闹哄哄地忙着一件神秘的任务，一直跑步走着。囚犯头们对他们大吼大叫，党卫军高傲地望着他们。那些偷懒的受到棍打和鞭抽。但我不明白这种紧急匆忙到底有何用。

我背后的一声叫喊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我跳了起来，差点儿被一群乌克兰囚犯推着的一辆巨大的手推车撞倒。它被推到几英码外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建筑物门口。我跟着朝那儿走去，对他们要装载什么东西感到很好奇。

双扇门被打开，两个囚犯走出来，一边用波兰语交谈，一边笑着。乌克兰人把手推车转了个方向，使它与建筑物门口的五六个台阶垂直。

然后那两个波兰人停止说笑，他们转过身，面对面站着，肌肉紧绷的胳膊举起来，稍微离开身子，手掌向上，好像两个摔跤手要准备开战了。我试图从门口向里望，但什么也没看见——入口处一片漆黑，而我又是斜着看的。但是，我注意到：两个乌克兰人上了手推车，走到一端，同样地严阵以待。我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一项手术。

第52节：第六章 新来者(5)

确实如此。一具尸体突然像箭一样从漆黑的门口扔了出来，头在前，胳膊伸

展着。那两个波兰人从半空中抓住它，分别抓着一只脚踝和手腕，然后把它朝手

推车扔去。

那具尸体——瘦弱、灰暗、不成人形——嘎吱一声落在光秃秃的木板上。乌克兰人拿起尸体，跑向——是的，跑向——手推车的另一端，把它整齐地平放着，然后又跑回去抓起另一具多余的、不成形的尸体，拖回去，放到第一具上面。

那些尸体从里面被迅速扔出来，好像从枪膛里推出来似的。它们飞了出来，有些像鸟儿，有些像跳水员，但一律脸朝下，头先出来。波兰人抬着尸体飞快地来回移动着。啪，啪，啪，尸体有节奏地落地，像恐怖的节拍器。乌克兰人大汗淋漓，娴熟地把货物 10个一堆整齐地放好，一具尸体的头一律放在另一具的两腿之间，以节省空间。

啪，啪，啪，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又一具尸体。那些尸体飞出来，像可怜的靶子，空洞、轻巧、无生命，骨头紧贴着绷紧的皮肤。偶尔，节奏会被打断，这时我看到一具较重的尸体——破碎的头，血肉模糊的身体夹带着排泄物——从黑门里飞出来。甚至那时，那两个波兰人也丝毫没有摇晃。他们机械地接过货物，肌肉绷紧，快步向手推车跑去。尸体落到车上，发出更加沉重的嘎吱声，让手推车摇晃了一下。

乌克兰人弯下腰，边抱怨边把尸体扔到顶部。他们跑回去时，我看到血从破碎的头颅里流出来，浸染了下面的尸体。

10分钟后，手推车上整齐地堆放着 15堆尸体，每堆 10具尸体。乌克兰人爬到货物的顶部，站好，脚踝深埋在死尸里。现在他们不能跑动了，因此又有两个人爬到手推车另一头的顶部。格局稍微改变了一下，现在尸体被两个人从手推车的一端扔给另一端的两个人，然后像先前一样整齐地摆放好。

音乐也改变了。尸体撞击木头的刺耳声消失了，代之以尸体相撞时低沉的声音，偶尔一条手臂或是一条腿撞到手推车的边缘，发出啪的声响，给这支恐惧的交响乐带来点儿不和谐之音。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音符！这是一个穿着灰黄色破布的玩偶，秃顶、嘴巴大张着。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波兰人关上门，松懈下来，继续谈话说笑。一个人扔过一些毯子，手推车上的人把它们盖在尸体堆的顶部。

我们这些新来的——对我们来说工作意味着自由——盯着那辆手推车，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200具尸体被堆积在一起，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刻钟。但鲜血还是从破碎的尸体中流出来，穿过肉体组成的网状结构，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第53节：第六章 新来者(6)

滴到一尘不染的混凝土上，最后在混凝土上形成暗红色的血坑。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他们是谁？不像犹太人。”

“也许是乌克兰人。他们总是对乌克兰人很狠毒。”

“或许是波兰人。我宁愿说是波兰人。”

“无论如何他们不是斯洛伐克人，”伊皮 ?米勒说，“肯定不是斯洛伐克人。”

由于很可笑的原因，听到有人说他们不是斯洛伐克人让我们甚感欣慰。其实，我们站在那儿，穿着平民服，感觉自己与此景毫无瓜葛似的。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那些人来自于另外的世界。我们不是肉堆，我们是人。我们任凭想象飞驰，而那个即将捕获住我们的事实还未到来。

4个乌克兰人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囚犯头四处走动，沉静地下着命令。6个魁梧的乌克兰人抓住车把柄旋转车子，直到它再次与门口相对。又有一些人走到车后面，每个车轮边分别站一个人。

“嗨哟！”囚犯头大叫着。

“嗨哟！”推车的人们应和着，齐心协力向前。手推车开始慢慢移动，嘎吱作响，左右摇摆。时不时地，一条胳膊或是腿从打包良好的包裹中掉出来，吊在手推车的边缘，随着车子的移动而上下摇晃，好像向死亡之屋告别。这一切让人毛骨悚然。

我盯着手推车，它开始逐渐加速。现在那些拉车的人们开始左右摇晃，手推车也从一边倾斜到另一边。我以为它会翻车，泼掉所有的货物，但是没有。这些人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到这栋没有窗户的红砖营房门口。

血液在流淌，渗透到混凝土里面。两个囚犯走过来，拿着沉重的拖把，开始用力清洗道路。

我心不在焉地望着他们，却几乎没看到他们，因为我的思维跟随着那辆装着死尸的摇摇晃晃的手推车飘游到远方。当他们直起腰，转向我，我震惊不已。这是我的两个朋友——来自特尔纳瓦的奥托 ?普宙斯布格尔和阿里埃勒 ?恩格尔。他们的模样让我逐步向奥斯维辛可怕的事实靠近。

仅仅在 4个月前，黑眼睛、圆盘脸而又高大魁梧的奥托还和我一起去参加舞会，为了当地的女孩子而相互争风吃醋。而现在，他圆盘脸上的肉融化了，让它显得更长，他那高大的身躯也瘦削下来。

然而阿里埃勒 ?恩格尔的变化更让人恐惧。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认真地挑选出每个人的财产，然后再谨慎地毁掉它们。

我们曾经拿他那考究的衣服开玩笑，而今，黑白相间的条纹囚犯服宽松地挂

在身上，嘲弄着他。他曾经是个不错的运动员，而今，那匀称挺拔的身躯由于饥

饿而松弛下来，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年男人。他曾经也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在各种晚会上极其受欢迎，因为他的巴拉莱卡琴弹得极棒。现在，音乐从他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呆板、无动于衷。

第54节：第六章 新来者(7)

我向他们走去。他们的脸上露出微笑，但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自己的朋友。奥托凄惨地笑着说道：“我以为你在匈牙利，我以为你成功地逃脱了。”

我摇摇头。那一刻，匈牙利好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它对我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揭开这个奇怪而又险恶的集中营的秘密。“这儿怎么了，奥托？”我问道，“那些可怜的家伙们怎么了？”“哪些可怜的家伙？”“在手推车上的那些。”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对于我的无知深感惊奇。他忘了我是个刚刚来的男孩，对这儿的惯例一无所知。“他们是今天的成果。”他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仍然对此不理解，因此，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着，好像他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他们昨天晚上死的。一些死于饥饿，一些死于疾病，还有一些是由于挨了重棍而死。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的大脑与这些简单、随意的话语纠缠着，却不能完全消化掉它们。因此，

我改变了话题，问他和阿里埃勒是如何到达奥斯维辛的。“我们有 600人从特尔纳瓦来，”他说，“但现在只剩下 10个人了。 ”“别的人呢？别的人怎么了？”

他耸耸肩说：“他们的工作太坏了。他们让他们焚烧被卫队员杀死的苏联战犯。那之后，少数几个幸存者也得死，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那你呢？你哥哥怎么样了？”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像在告诉我时间或是在阅读足球比赛的结果。然而我知道他并不是冷酷无情，而是认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我的哥哥死了，4个都死了。我——还有你，存活的希望很渺茫。也许是几天、几个星期的问题，甚至是几个月。”

他的话阴郁无比，但他还是设法在里面加入一点儿希望的温暖。他非常坦率

地估量了一下当时的实情，但从他的口气中我知道他并没有崩溃。

但阿里埃勒 ?恩格尔的状况却不同。他用毫无生气的语调说道：“不久我们都会从那扇门里飞出来。也许几天之后。这是迟早的事情。”

我望着他。那双曾经神采奕奕、随着自己的音乐翩翩起舞的眼睛回望着我。我发现它们迟钝、呆板，带着死亡的阴影。奥托勉强笑了，说道：“不要在意阿里埃勒，他总是很悲观消极！”

一个拿着鞭子吼叫的囚犯头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奥托和阿里埃勒机灵地小跑着走开了，去做些神秘而又毫无意义的事情。我被留下来，思考着他们的话，对它们进行筛选、详查——像淘金的矿工一样。最后，我下定决心：对于奥托和我这样的人，对于那些有活下来的勇气的人来说，生存是可能的，但对于集中营里的阿里埃勒之辈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死亡。

第55节：第六章 新来者(8)

第二天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穿着平民衣服，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很不利，因为别的囚犯远远地躲开我们，害怕跟我们这些新来的危险分子说话——我们的愚昧无知可能会让他们惹上麻烦。然而现在，我们即将被完全接纳为奥斯维辛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让我们走进一个澡堂，让我们脱掉衣服。囚犯头开始咆哮：“进去！”我们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颇为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总共有 400人，而澡堂最多只能容纳 30个人。这太让人迷惑不解了。

然而，不久囚犯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很快走到我们这些裸体者中间，用他们的棍子使劲抽打我们，直到我们每个人蜂拥进那个狭小的澡堂。从喷头里喷出的冰凉的水冲洗掉了火车上的尘土和从我们的新伤口中流出的血迹。在嘈杂的水声和由于某种惊恐引起的混乱中，我模模糊糊听到我们的新主人大叫道：“出去！所有人都出去！快点，猪猡！”

我们冲向门口，争相出去。他们在我们中间穿梭，踢打着我们仍然湿淋淋的身体直到所有的人都被集结成一排。我们站在 7月的阳光下，瑟瑟发抖，毫无抵抗之力。我们仍然赤身裸体。这时他们让我们向前走 50米，别的囚犯记下我们的名字和出生地，给我们注册，好像我们进入了一所怪异的新大学。的确，那是几乎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最后一次正式用自己的名字，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是 44070号囚犯。他们决不允许我忘掉这个号码，因为入学仪式的下一步是刺文身。

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另外两个囚犯：一个是法国人，整个集中营都知道他叫莱

奥——一个文身师，另外一个叫做艾森贝格。他们两人性格开朗，整个过程一直

在开玩笑，礼貌地问那些牛们希望把它们的号码烙在哪儿——左肩呢还是右肩，

肩膀上面呢还是下面。在此种情况下给予它们选择的可能性，这实在是奇怪而又好笑；就好像在一个人的头被砍掉之前问他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分在脑袋的哪一边。不管怎样，我选择把印记烙在左胳膊上面——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着。

接下来是分发衣服——斑马条纹服。一件短上衣、一条裤子、一顶松松垮垮而又毫无形状的帽子，外加一双木鞋。这些真让人感到丢脸，但总比一无所有要好。我松了一口气，穿上它们。现在，我是整个兽群的一员，一个穿着条纹服的无足轻重之人，既无名也不为人所知；而且，只要我行动迅速，只要我使自己的鼻子保持干净，就不会引人注意。

当然，整个过程包括洗澡、注册、刺文身、分发衣服，这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早上开始，到晚上仍在进行。我一般排在队伍的后面，这意味着我不得不等待别人进行完所有的程序。分发衣服的时候我注意到两个相互谈话的波兰囚犯。

第56节：第六章 新来者(9)

是他们的衣服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的衣服看起来好像被修正过。他们的帽子很有形状，并且以一种流行的方式戴在头上，裤腿处被折叠得完美无缺。上衣非常适合他们，整套服装让他们自信无比，甚至有点儿骄傲。

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在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强壮结实、营养充足，脸上没有囚犯脸上的那种苍白之色，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古铜色。我断定，这是两个懂得生存之秘诀的人，是可以帮助我的人。

我漫步到他们旁边，并且介绍自己。他们停止交谈，对我进行了一会儿研究，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突然，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学校里轻率地打断两个级长谈话的小男孩。

然后其中一个微微一笑，用屈尊的口吻说道：“我猜你是新来的。”

“是的。我两天前到的。你们到这儿多久了？”

他们相互一笑——愉快而又宽容的笑容。较高的一个说道：“两年前。”

两年前！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记得我的朋友阿里埃勒和奥托阴郁的话语，对于他们来说，在集中营的日子是以天数、星期、月份计算的。于是我愉快地摒弃他们的看法——他们太过于悲观——明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两个波兰人仍然微笑而又迷惑地望着我，这个新来的男孩子的鲁莽、无知使他们感到好笑。我回笑了一下说：“两年！那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一些傻

瓜居然一直告诉我一个人在这儿只能存活几天。”

我肯定听起来像是对小事感恩戴德的人，因为集中营里的这两个囚犯贵族的

态度很快转变了。显然，他们不仅讨厌一个涉世不深者对他们的赞扬，而且对于他将要竭力模仿他们超群的耐力的暗示感到很生气。

“听着，朋友，其中一个人严厉地对我说，只剩下 4个人。

”“1000个人来到这儿，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像你一样是个犹太人，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将会怎样做？”

我摇摇头，等着他的回答，感觉他是在提醒我注意自己的位置。但我急切地想接受这两个人的所有建议——他们向我证明了生存是可能的。然而，他一声不吭，只是站在那儿，玩世不恭地望着我，眼睛里却露出同情之色，然后他表情放松了一点儿，平静地笑了。

“要是我是你的话，”他笑着说，“我就会跑向那边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击毙的。听我的，朋友，今天就死吧！”

说完，两人就走开了。他们对我孩子气的东拉西扯和幼稚不再感到好笑，而是感到无聊。我生气地望着他们，他们的冷落让我受伤，他们的傲慢让我痛苦不堪。然后，看着他们离去，我听到自己高声说道：“你们两个死后我将仍然活着！”

第57节：第六章 新来者(10)

当然，这只是我一时气愤的臆断，但事实上，我对了。一个月后，一种斑疹伤寒病毒扫荡整个集中营，这两个波兰人都死了。

那天晚上我们被赶进一个新营房。这次我们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阁楼上，屋顶上的横梁从我们头顶上倾斜而过。地上铺着污渍斑斑的浅红色的地毯，虽然不是很吸引人，但要比地窖里的石头地板好。我们刚进去，晚饭就开始了：每人半品脱的茶和两个小面包。

我狼吞虎咽地吃掉自己的那一份，因为我在慢慢地、稳当地学习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课程。食物意味着体力，即使是面包里有锯末，茶看起来像污水。而体力则意味着生存，因为正如区长所说：集中营里没有病弱者的立锥之地。我一边吞咽着粗糙的面包条，一边想：“也许我到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可以抢一些蔬菜吃。”

但我永远也不会看到田地，别人也看不到，虽然每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正在那时，一个魁梧年轻的囚犯头突然走进我们的阁楼，站定，然后气愤地望着我们。

我们立即沉默下来，小心翼翼地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次的拜访意味着什么，一阵毒打呢，还是工作，或仅仅是长篇的辱骂，因为那时我们对于囚犯统治者的期待甚少。我看到他短上衣上的红色三角形，感觉这是个好迹象——这意味着他是个政治犯。然后，我研究着他的面孔，试图读懂这个新来的迫害者，但我并没有得到多少东西，因为这张脸上交织着高傲、些许轻蔑和一种新的元素——幽默，这真让人迷惑不解。

他把双手放在屁股上，叉开双腿，用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吼叫道：“让我看看你们这些杂种！”

我们安静地站着。他那锐利的眼光扫过我们的面孔，然后他从我们中间穿过，慵懒地来回摇晃着他的棍子。他突然在一个囚犯面前停下来，用棍子的一头向他的胸部猛戳过去，然后飞快地把棍子举过头顶。那个囚犯向后退着，绊住垫子，跌倒在地上。那个奇怪的囚犯头继续穿过阴郁、沉默的队伍，咆哮着大笑。

他继续出击，这儿戳一下，那儿推一下，时不时地故作假攻击，让我们这些囚犯像鸽子般四处飞散，而这引起了他更剧烈的狂笑。这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仅仅是个游戏呢，或是还有更严重、更阴险的事情在玩笑之后？

现在我俩面对面了。他停下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嘴角下斜，冷嘲热讽而又半笑不笑。我等待着，下定决心坚决不移动，坚决不成为他那冷酷幽默的把柄。

他快速朝我腹部打了一下。我稳站着没有动，尽管他的出手很重。他围绕着我走了一圈，微微皱下眉头，脸上流露出兴趣而非不悦。然后，他朝我的肩膀打了一下。

“呵，坚强的小子。”

我没说话。一只巨手伸出来摸摸我的二头肌。我本能地弯曲肌肉，他慢慢地点头表示欣赏。

“你从哪儿来？”

“斯洛伐克。”

他又戳了我几下，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问道：“那么你是斯洛伐克人。你可能是。说德语吗？”

“说。”

“好吗？”

“很流利。”

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他一边用棍子轻敲他的一条腿，一边使劲地盯着我。我知道自己正在被审查，但一点儿也不知道如果审查通过自己会怎样。

不久我就知道，自己显然让考官很满意。他最后用棍子顶端戳了我一下，说道：“好的。你会很适合。”

“跟我来。”

他转过身，箭步向门口走去。我跟着他，对未知充满了担忧，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因为很明显他把我单独挑选出来了，这对我的健康和体力大有裨益。我穿着木鞋子从阁楼里走出去，咔嚓咔嚓地走下台阶，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鲁莽的新囚犯头事实上正在挽救我的生命。我也不知道他是用一个柠檬把我从我的区长那里买来的。那时我对集中营里巨大的黑市一无所知。这个黑市让某些人存活下来，而让另外一些人遭受折磨直到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