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逐日光 /（美）奥凯利（O’Kelly, E.）著；蒋旭峰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0

书名原文：Chasing  Daylight

ISBN 978–7–5086–3513–2

I. 追… II. ① 奥…  ② 蒋… III.奥凯利（1952——2005）－自传 IV. 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245号

Eugene O’Kelly

Chasing Daylight: How My Forthcoming Death Transformed My Life

EISBN：0–07–147172–3

Copyright © 2006 by Eugene O’Kell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China CITIC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2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China CITIC Press.

追逐日光

著  者：[美] 尤金·奥凯利

译  者：蒋旭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京权图字：01–2012–668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513–2/K·242

定  价：39.00元

献给　女儿玛瑞安和吉娜，

你们是我人生最好的礼物。

献给　妻子科琳，谢谢你陪我走过风雨多年，

也谢谢你搀扶着我走向人生尽头。

目录

01　礼物从天而降

02　坠入无尽深渊

03　一去永不回

04　如果还有明天

05　最好的告别

06　走向新生

追逐日光（科琳 • 奥凯利）

后 记（科琳 • 奥凯利）

对话科琳·奥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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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家中，透过客厅的窗户，我和家人一起观赏窗外的风景，东河之上，梅西号邮轮上的烟火直入云霄。去年此时，我受邀登上了福布斯家族的邮轮“高地人号”[1]，腾空而起的烟火离我近在咫尺，让我近距离地体会到了那种震撼。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来年今日会发生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明日的世事变迁。

说实话，用“观赏”一词可能会误导别人。2005年7月4日夜，最让我心潮澎湃的并非映入眼帘的景象。你可能猜到了，我的视力已经衰退，视线变得模糊，而且还有黑点。这势必会让本来蔚为壮观的景象大打折扣——在我家屋外，烟火以优美的弧线划破了夜晚的长空，火花点燃了天穹。

但是，即便我能看得更真切一些，能给我带来兴奋的仍然是那烟火的声响。巨大的轰鸣声在摩天大楼之间久久回荡，嗡嗡的回音飘过曼哈顿的每条大道，雷鸣般的响声传遍了我的每一寸肌肤。这真是让我感到兴奋至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烟火最迷人的竟然不是它的光线与色彩。

你永远都不会得知世上到底有多少你未曾体验过的惊喜。

[1]为福布斯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马尔科姆 · 福布斯所拥有。——译者注

01 礼物从天而降

在人的宿命之中，

死亡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了。

但是人们却畏惧死亡，

好像他们完全洞悉死亡乃罪恶之极一样。

明明自己没有参透命运，却佯装洞悉一切，

这种无知是不是有些荒诞可笑呢？

——苏格拉底

我真的很幸运。医生说我还能再活3个月。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你肯定以为我要么是在开玩笑，要么就是疯了；或者你会以为我的人生肯定很凄凉，一事无成，所以我恨不得早一点离开人世，以求解脱。

但你没有猜对。我热爱自己的生活，深爱我的家人，喜欢我的朋友，执著于自己的事业。我所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我也很爱打高尔夫球。我现在很清醒，并不是在开玩笑。2005年5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了人生的一纸宣判书，说我可能活不到女儿吉娜初二开学的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活不过9月的第一周了。不过，这份宣判书后来却成了一份礼物。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因为这份礼物的降临，我不得不去认真思考死亡的意义，也不得不更深刻地去反思生命的内涵——我从前并没有这样反省过。尽管我心中满是痛楚，我也必须要正视自己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事实，必须要决定该如何度过这最后的100天（有可能多活几周，也有可能少活几周）。痛下决心之后，我还得鞭策自己依照这些决定去行事。

简而言之，我自己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人生的尽头非得是最灰暗的吗？第二，能不能给生命的最后岁月添上一些亮色，甚至让它成为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呢？

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走向人生尽头之时，我的神智依然清楚，身体状况还算不错，我所爱的人也都陪伴在我身边。

因此我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当然，很少有人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参透死亡的意义。在我接到死亡判决书之前，我也没有真正去思考过。谈到死神，人们往往会感到惶恐不安。即便是行将就木之人，也不会把人生最后的每一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也很难为了自己和家人而沿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将要辞世者尚且如此，身强体健和欢欣愉悦之人就更别提了。有些人之所以没有考虑死亡，是因为死亡往往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很多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比如死于车祸的意外罹难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死神会从天而降。我虽然会过早地离开人世（接到死亡判决书时我才53岁），但却称不上突然（无论如何，如果能提前两周接到死亡判决书，就已经不算突然了）。我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会在2005年画上句号。

有些人之所以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如何让人生的最后阶段尽善尽美，是因为临终前他们早已身心俱疲，人生的尽头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缓解痛苦。

我可不是这样，我并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皮肉之苦。在诊断前的几周，只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症状（而且我也没有注意到），除此以外，我并没有什么疼痛之感，真的一点都没有。后来，医生告诉我，即便到了弥留之际，我也不会有什么痛苦。我的视力会渐渐衰退，黑暗将慢慢笼罩我的世界。这种情形在我下午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出现了——我曾经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了很多无比美妙的时光。当时，我眼前的世界慢慢变成了灰色调，高尔夫球洞也变得越来越难瞄准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容易忘记别人的名字；最后，光亮会和我渐行渐远，我将陷入昏迷状态，生命舞台的帷幕将要落下，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的我，年纪并不大，一直以来头脑都很清醒，要不是因为这场疾病的话，身体也一直很好。我平时在生活中无病也无灾，我身边所爱的人年纪也都不大。因此，在人生最后的100天，我决意对这场疾病采取不同的态度，这就需要我去睁眼看世界，乐观地过好每一天，尽管我眼中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

噢，不要忘了还有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影响了我接受这场厄运时的态度，那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我最初是一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会计，后来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最终成了一家美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多年的职场拼杀，我对工作和成就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方式，它们已经成为我血液的一部分，而且让我这一生受益匪浅。如果我不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的最后岁月，那么它是有些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高管，要富有战略眼光，时刻准备去“赢”得一切。因此，我决意在自己最后的100天生命里，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席执行官所具备的素质与能力，包括统揽全局，同时解决诸多难题，应付各种突发情况，这些都让我能够更好地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不仅如此，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里，我还学会了一些新东西。倘若我从前就知道这些的话，那么我肯定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因为我能够这样按部就班地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想给我身旁的亲友带来美好的体验。希望人生最后的3个月能成为我生命之中最绚烂的记忆。

一生中的最大挑战

我真的很幸运。

假如我没有提前100天预知自己的死期，那么我又在忙碌些什么呢？

也许在准备下一次商务旅行，很有可能是去亚洲；也许在考虑如何既能维持好现有的客户关系，又能开拓新的业务——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的日程经常已经安排到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后了。工作就是如此。因为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我就得始终抱有前瞻性眼光，去规划如何让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去思考如何确保品质始终如一。诚然，我是活在当下，但是我所关注的往往是更加捉摸不定、更加重要的未来。（在确诊之前，我每天临睡前，头脑里总是牵挂着一个月或是半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在确诊之后，我每天临睡前所关心的，只是明天要做的事情。）2002年，我成了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任期为6年。当时间指针指向2006年时，如果一切遂愿的话，那么我想我会成为毕马威的全球董事长，任期也许是4年。那2010年我又在做什么？也许就该退休了吧。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假设的人。我的思维方式很直接，不会那样做假设。不过现在就让我假设一次：倘若我没有接到“死亡判决书”，我估计会和现在一样忙着为我的公司规划蓝图、打建基础和领导员工。这样好吗？既好也不好。

之所以好，是因为我能看着小女儿吉娜从中学毕业，跨入大学校门，结婚生子，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不管她的人生究竟会怎样）。我可以一如既往地在圣诞前一天陪大女儿玛瑞安——她的生日恰逢圣诞，我可以像从前一样在过节之前陪她去商场购物，一起吃饭，边走边聊，身后洒满了一路欢快的笑声。我可以和妻子科琳一起去旅行，一起打高尔夫，她陪伴我已经整整27年。她是我梦中幻想的完美女神，幸运的我已在现实中得到了她的爱。如果退休，我就可以和她去亚利桑那州安度晚年——我们一直都在期盼那一天的到来，也在为之不断准备。从商学院毕业之前，我就在目前的公司实习了。迄今为止，我在这里供职已经超过了30年，我希望它能够确立新的行业标准，并创造新的辉煌。我希望纽约扬基队能够再一次赢得美国职业棒球联赛的桂冠，甚至拿下三连冠。我想去北京观看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我想看着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们长大成人。

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自己当前的处境。诚然，我的境界又上了一层楼，在自己人生的前5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了这种新的人生境界，让我回头就有些难以想象了。我失去了一些宝贵的财富，不过我也得到了另一些宝贵的财富。

在确诊的前一天，我还处在世界之巅。能身处这样绝佳位置的领导，即便在美国商界也是凤毛麟角。有了这个视角，我能够洞悉全球各行各业最大、最成功公司的内部机制，也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为这些行业旗舰掌舵的领袖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能够准确地预见近期经济的走势。我时常感到自己宛如悬崖峭壁上的苍鹰，不是因为自己具有坚不可摧的锐气，而是因为自己具有高屋建瓴、翱翔万里的霸气。

仅仅过了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发生了180度大逆转。我坐在一把冰冷的铁椅上，对面坐着医生，他的脸上挂满了同情，不论是我还是别人，肯定都会觉得坐立不安。

他的眼神在跟我说，你已经时日不多了。当时是晚春时节，我脑海中却已浮现起纽约秋天的景致，那将是我所能见到的人生最后一个秋天了。

我在首席执行官任上所制订的所有计划都化作了泡影，至少我得亲眼看着这些任务被移交给他人。尽管我相信朝着我设定的远景规划去发展，公司的业绩肯定能够取得大幅增长，但是现在公司却不得不更换掌舵人了。科琳和我为未来精心构想的生活画卷也来不及上色了。这么多年来，我起早摸黑，足迹踏遍全球，牺牲了很多和科琳在一起的时光，为的就是能在退休后和她过上“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这不啻于上天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只不过我们不自知而已。我们一直向往退休后去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区安享晚年，我甚至还把一张大峡谷的照片塞在了钱包里，带在身旁，现在这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了。我在2006年和2007年的个人规划全都泡汤，以后的计划自然也都付诸东流了。

我和科琳都是很有目标感的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我们总是会先设定一个长期目标，接着制订短期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朝着目标前进。世界一直在变，因此我们也会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来对长期和短期目标做出调整，以期得到最后的结果。确诊前一周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但是看到医生眼中的那份无奈之后，我知道这样的计划已经难以实现了。我越能趁早打消这种难以实现的计划，对我也就越好。

我需要制订新的计划，时不我待了。

回望这一生，我一直都能够正视事实、灵活应变，这也让我获益良多。我还记得40年前的那个片段，尽管是件小事，可至今依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出生在纽约市，家住皇后区贝赛的一个中产阶级“睡城”（bedroom community）[1]社区，这里尽管是在纽约城内，却又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我很喜欢棒球，一有时间就玩得不亦乐乎，还是中学校队的投手。我觉得自己是个棒球神童。有一次，当地的一家报纸还报道了我的出色表现，因为在那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在对手满垒、无人出局的情况下，我帮助本队赢得了胜利。我想自己还能打得更好。

多年来，我母亲一直都感受到了我对棒球的那份热情，可是在我14岁的一天，她却告诉我，热情和天赋是不同的。

“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很有热情，能够成为一个不错的棒球运动员，”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成为棒球明星的天赋。”

当年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回味母亲的忠告。她希望我能够保留那份热情，同时走上能发挥我自身才华的道路。我继续打着棒球，依然是个棒球迷，不过最后终于发现她的判断很准确。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念大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甚至无法以候补队员的身份晋身首发阵容，我的棒球天赋还不如我的弟弟。即便是他，要想靠打棒球出人头地，也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无论自己高不高兴，这就是事实，必须坦然面对的我，也对此作出了灵活调整。光阴流转，这种调适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具备了快速调整人生航向的能力，有时候经常是能在瞬间就掉转船头。如果不慎驶入了错误的航道，我会马上改变航向驶向新航道，而不会有任何负疚感。我不会噙着眼泪回望来时的路，也不会带着犹豫彷徨走上新的征程。在我看来，明明已经不合时宜的事却又偏要勉强，或者把明明是对但却难以承受的事强说为错，这些做法都是无益的。人们越是能够尽快地把握现实，效果就会越好。这一技能在商业世界里尤其重要，因为商业世界和客观世界一样，瞬息万变，也残酷无情。

在从医生那里接过“死亡判决书”之后，我度过了几天黑暗的日子，我意识到自己不会留下像普通人那样长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宿命，我轻声地告诉自己。现在我需要在剩下的日子里实现可能的目标。

我很幸运，在所选择的工作上发挥出了自己的天赋，后来也在工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激情。我现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认清事实。我现在不用再考虑公司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适应市场的现状，而是要考虑我个人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应对人生的新波澜。我多年积淀的历练与眼界让我有潜力画好人生最后的轨迹。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机会也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

在刚才我所说的那句话里，重点并非“礼物”和“机会”，而是“潜力”。要把这个“机会”变成一份礼物，一份别人无法从我的家人和朋友手中夺走的礼物，这将是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宜早不宜迟

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是的，我明白。

说到底，谁会用这样的心情迎接死神的到来？即便是一个会计，他（她）就一定能有条不紊地过人生尽头的每一天吗？人怎能不跌入失望的峡谷？怎么会不同命运再做抗争？怎么会不去奋力一搏，力图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面对死亡，人们真的能够积极应对吗？真的能够把它当作人生其他阶段来一样看待吗？真的能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还面带笑容吗？这种逻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而且，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怎么能使之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呢？

在大多数人看来，死神是面目可憎的。人们不想花上一分一秒来考虑“死”究竟是什么。人们当下的字典里没有“死”这个字眼，他们都想等到以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尚早。

当人们见到我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死亡”二字，会觉得我过早离世，让人扼腕叹息。我可以读懂他们的眼神。我今年53岁，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可能至少有70岁，甚至像个75岁的老人。我的右脸颊塌陷变形，就像患了严重的中风一样。很快，我的头发会因化疗而全部脱落，而我的头皮也会变得粗糙。吉娜说我看起来像电影《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里的“邪恶博士”，只不过我看起来更加和蔼可亲一些。我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了，好像口中含着石粒一样。我的一位同事说我似乎一下子操起了马萨诸塞州口音了。有时候，即便是家人和多年的好友，都要听我重复好几遍，才能明白我到底在讲些什么。亲友们经常会请求我，应该说是哀求我吧，让我去接受严酷的治疗，希望能有奇迹发生。一些朋友和同事甚至感到生气，因为我的态度和选择的道路分明是在说：奇迹与可能性都是不值得一试的。当然我打心底也希望第二天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会在头版告诉世人，治疗癌症的医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能够让我多活上几十年。可是，我不愿意寄希望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上。我所遇见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够一直活下去，或是至少再活上几年。这样一来，尽管我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至少不要这么匆匆而去。

有些人在生前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当然，也有人自己挑选好自己的墓地，定好自己的临终遗愿到底是想土葬还是火化，还是要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科学研究事业。可是当我需要为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时，在我的亲友中，并没有人能够像管理账簿一样地来料理自己的后事。我自己打算这么做，不是为了去影响别人，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会计不仅是适合我的职业，它也和我的性格吻合。我的性格特点让我在金融业和会计业得以崭露头角，也同样使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毫无头绪——即便是迎接自己的死亡。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成功的企业家只要自己肯努力，都能够过上丰富的精神生活，而无须放弃董事的头衔，抛下所有，搬进修道院。人们总是觉得，仿佛只有远离尘世才能够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才能让灵魂升华，其实不然。在我确诊之后，这样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不过，因为这场病，我发现了一片企业家绝少涉足的精神空间，我也因为走入这片空间而得到了莫大的收获，而且越早越好，因为这能够让你成为更成功的商人，也能够让你成为更成功的人。你可以把我探寻这一精神空间的旅程称作灵魂之旅。这一段旅程让我发现了原本就存在却不曾领会到的体验，因为我们身旁有着种种纷扰。

我在人生最后的短短几周，领悟到了这么多生命的真谛（如果没有这场病，我觉得自己难以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人们认识到：只要做好准备，人生的尽头也会是一段绝美的旅程。在确诊几周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和一位挚友徜徉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他是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的顾问，给过我很多启示。我告诉他：“大多数人并没有我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要不就是已经病入膏肓，要不就是根本没有得到丝毫死亡的预兆。我却有这样绝佳的机会，可以尽可能地让最后的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他眼神中流露出更多的是赞赏，而不是疑惑，尽管我不敢确定。

在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我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员工指导制度，每位员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顾问。在临终前，我不禁想到，自己得到了这么多迎接死亡的体会，应该要和员工们一同分享。我想用自己刚刚学会的知识来给一些人提出人生指导，哪怕能指导一个人也好。我可以和大家分享该怎样为一段段人际关系画上句号；分享该怎样尽情地享受每一刻，让时间因你而停滞；分享比时间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我指的并不是爱）；分享如何轻松简单地过好每一天；分享在生活缺少了自由自在的快乐后，为什么有必要重拾这种快乐。这些难道不是健康的人们应该学习的吗？难道非得到了在病榻上卧床不起之后才能接受这些观念吗？尽管有些不中听，但是经验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花上一些时间来考虑自己生命的终结，考虑在临终前想要做些什么。

我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好奇，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怎样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当然，需要再次强调，前提是在我们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能大致推断出生命最后一天何时到来），那为什么很多人却不重视决定背后的责任呢？”倘若如此，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也无法给留在世上的亲友带来福音。要是有人想等到哪天空闲了，再来考虑最后几周或是几个月的安排，我的忠告是“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是50岁，准备55岁再考虑这一问题，我建议你“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才30岁，打算过20年再考虑这一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宜早不宜迟”。身患绝症、时日不多的人感到有必要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使之变得更有效率，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则不会有这样的紧迫感，会觉得哪怕往后推延一分钟都是好的，可是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可能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就很不利了，可能还会成为梦魇，所以，“宜早不宜迟”。

我的一位好友获邀参加了一次名为“重生周末”的沙龙，参加者都是一些政要、艺术家、学者、商界大贾、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社会名流。这位朋友告诉我说，那个周末，每个到场嘉宾都要对现场的所有人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限时3分钟。演讲者还要假定自己的演讲一结束，生命也就宣告结束。我朋友说这些演讲无一例外都非常精彩，而且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演讲的内容都有些出人意料。所有受邀的演讲者都绞尽脑汁地想要“最后”告诉世人心底最重要的话，而你根本想不到一位参议员、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或是公司首席财务官会在这种状况下发表什么高论。

一句话，宜早不宜迟。

并不是说我事事皆顺利，我也有很多要努力的方面，我也经常犯错。当我神志清醒并想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有时思绪难免会飘到过去或飘向未来。我会生气，还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扰。我想要做的事，尽管三番五次地努力，可能还是无果而终。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后悔把最后的人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段光阴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悲喜交加的告别

不过，现在这种局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临终前，我不会觉得单凭企业家的头脑就可以豁然开朗，就可以参透人生哲理，就可以洞悉整个世界。我能吗？不能。倘若我那样想的话，未免过于狂妄自大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反省或是思辨的人。尽管我相信企业主管的头脑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有用的（在我临终前，我依然感到活力充沛、不知疲倦，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在死亡这件事上，要想成为命运的主管，听上去就有些滑稽可笑。

人的死亡深邃隐秘，感觉它与我目前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虽然我会保留很多企业家的习惯，同时也要摆脱很多类似的习惯。事实上，尽管我没能总是抽出时间来反思，可是我明白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两极：一极是过去的我，而另一极则是每天要塑造的全新自我。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而非死亡本身。一方面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和经理人，而另一方面却要让自己把这些通通抛到脑后，我应该保留怎样的自我？我又应该舍弃怎样的自我？什么能帮我？什么又会让我失败？诊断前后我的性格是否产生了断层，而我身上是否同时具有这两种分裂的性格？这好吗？抑或是难以避免的？最后在交锋中获胜的会是我想要的那个自我吗？

从我起伏跌宕的生命之中，别人又能学会些什么，又能获得些什么？

我把自己的故事付诸笔端，因为那些不曾得到过这种“礼物”的朋友可以找到日后的灵感（我希望是很久的未来），或是现在能给你提供帮助（希望能够让你也深入地思考生命）。倘若我的故事能够让你们尽早考虑自己的余生，考虑临终前的种种问题，倘若我的方式和观点能够让你们从死亡之中得到更多满足，从当下的生活里体会到更多的幸福，那么我将感到万分欣慰。

大约14年前，当我女儿吉娜出生的时候，护士将她放入科琳的怀抱。我坐到她们母女身旁，当时所发生的一幕让我感到震惊：刚出生的女儿美得让人窒息，只是她大费周折才来到这个世界，感到有些疲倦。我刚想要去抚摸她，可她却先伸出手来，这让我大吃一惊。她抓住我的手指，久久未曾松开。

我感到惊讶不已，这种心情也写到了脸上。

当天和第二天，我都在心烦意乱地踱步，愁云不散。科琳觉得我举止异常，犹豫了一会儿后，干脆直接问道：“怎么了？你很不对劲。”

我避开了她的目光。

“怎么了？”她追问道，“快告诉我！”

我无法再隐瞒了，说道，“当吉娜抓住我手指的那一刹那，我心头突然有种不祥的预兆，我可能要早早地和她告别。”

是喜，亦是悲，这就是告别的真义。到了某一天，你不得不说再见，不仅要和自己所爱和爱自己的人告别，也要和整个世界挥手作别。

我喜欢当一名商界领袖，但是命中注定要谢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在我还没有变得神志恍惚，视力完全衰退之前，我决定由自己来说再见，至少我还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

[1]这些远离城市中心的住宅区中的居民必须开车到市中心工作，回到这里仅仅是休息，因此，人们把这种类型的住宅开发区称为“睡城”。——译者注

02 坠入无尽深渊

我欲永生，一切皆如我意。

——史蒂夫·赖特[1]

[1]史蒂夫·赖特（Steven Wright，1955— ），美国当代著名戏剧演员、表演 艺术家。——译者注

我是谁？

在我过去的一生中，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 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

通常我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开几个客户见面会，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至少和自己核心领导团队中的一个成员见面；和纽约以及其他城市的合伙人通电话进行沟通，看看我能帮他们做些什么；还要解决一些突发情况；有时还要和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讨论，商讨如何共同达成商业目标；完成电子日历上列出的种种事项。

3年前，我被公司的合伙人推举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时我就致力于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拓展业务（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只有扩大业务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第二，要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风险；第三，对我最重要，也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有利的一点，那就是让我们的公司成为更好的工作场所，让员工更乐意为之效劳，让员工协调好工作和生活。我一直认为，要致力于为员工服务，让他们觉得工作和生活相辅相成，绝非相互隔绝，更不是彼此对立的。

在我个人看来（对所有的公司高管都如此，但是首席执行官可能更甚），最后一个目标是最难实现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热爱自己的公司（之所以有时候内心会有挣扎和苦痛，是因为我实在太爱它了）。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喜欢每一天的工作，喜欢做好工作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和必须应对的挑战，也喜欢工作所能带来的成就感。我对会计业有着满腔热情（别笑话我），我喜欢它所要求的精确、透明与合理。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干这一行的，我的想法和性格似乎就是为这行业而生的。我有着明确的目标，清楚自己的使命，愿意为实现目标而去披荆斩棘。哪怕你是凌晨3点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为了挽救一笔生意或是赢得一笔生意，我不得不马上从热被窝里爬出来，顶着寒气，赶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大洲，我都会毫无怨言地走出家门。不是吹牛，我真的这样做过。当我还是毕马威金融业务部（公司内部最大的部门）的主管时，我们想为一家大型投资银行提供审计服务。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想拿下这笔单子，我就需要和这家银行澳大利亚分行的总裁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家银行马上就要决定花落谁家了，我竭尽所能地安排自己的日程，为的是想和这位总裁见上一面。我腾出了很多时间供对方自由选择，多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

“对不起”是他的女秘书给我的回答。她告诉我说，在接下来几周，她老板在办公室的每一分钟都已经提前预约出去了。如果我等到他有空的话，估计这笔生意已经花落别家了。

我又给这位秘书打电话。因为经常和她通电话，彼此间已经形成了一点默契，所以我想再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帮我个忙，告诉我她老板最近会去哪儿出差——他肯定是个“空中飞人”，一天到晚都要往返于各地，他搭乘飞机的时候总该有空吧？这位秘书告诉我两天后总裁要从悉尼飞往墨尔本，他在飞机上没有安排任何商务活动。

“太棒了！”我喜出望外。

我从她那要来了她老板的座位号，马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订票。这趟商务旅行也创下了我这辈子所经历过的最长加最短的飞行纪录。我预订了头等舱他旁边的位置。当天晚上，我赶紧收拾行李，沐浴更衣，剃须打扮。第二天我就从纽约飞了整整22个小时来到了悉尼，刚落地，赶紧又搭乘下一趟航班，飞了一个半小时去墨尔本。当这位总裁和我都坐定后，我向他简要地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飞越了半个地球，为的就是要见他一面。听罢我的这番良苦用心后，他不禁目瞪口呆。我征求了他的同意之后，解释了为什么毕马威是最适合他们的审计公司。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着陆。我把介绍的书面材料交给他，和他握手话别，拿起行李搭乘下一趟回家的航班，又在大洋上飞行了20多个小时。

我们赢得了这笔生意。

几年后，我当选了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获得了美国商界最佳的职位之一。毕马威是很多行业旗舰的审计公司，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辉瑞制药（Pfizer）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知名大公司。因此，我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董事会议，近距离地接触到全美国最令人敬仰的精英分子，还能够倾听他们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也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不过我对其中的多位首席执行官是颇为尊敬的，包括沃伦 · 巴菲特（Warren Buffett）、花旗银行的桑迪 · 韦尔（Sandy Weill）、通用电气的杰夫 · 伊梅尔特（Jeff  Immelt）、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斯坦  · 奥尼尔（Stan O’Neal），还有其他很多人。在2005年春天，我成为50位获邀在白宫和布什总统进行圆桌会谈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有几人能像我这样幸运？

不过，尽管首席执行官位高权重，但工作也是极富挑战的，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应付种种压力，不得片刻喘息。我的工作日程都已经安排到一年半以后了。我总是脚步匆匆，永远都在忙着工作。我牺牲了很多周末，经常要熬夜干活，几乎错过了吉娜学校举办的每次活动。保守估计，我每年飞行的里程都在150 000英里以上。在我婚后的前10年，我在毕马威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很少有时间和科琳一起去度假。之后，我们的休闲时光几乎和需要参加的公司聚会“合二为一”了。记得有一年，当时我们还住在旧金山湾区，可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的总部却在纽约，需要我全力以赴，为此我在纽约独住了9个月，只能在周末回西海岸看望家人。到了我在公司的最后10年，我才能挤出时间和科琳共进午餐。

不过总共才只有两次。

从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在就读商学院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实习，不过我知道自己不愿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工作当中。我想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希望永远都能保持这种平衡。在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家顶级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科琳和我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玛瑞安是科琳领养的女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她，把她当自己女儿来看待，我们三人第一次做出了家庭的重大决定。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家里将过上富足殷实的生活，可代价就是我总得四处奔波，忙到昏天黑地，大部分时间都得远离妻子和孩子。或者我可以继续从事会计行业，回到两年前供职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Peat Marwick）[2]，这样我的收入会相对低一些，兴奋度也会低一些，但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家人。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和工作之间也能变得更加平衡。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既会品酒，也懂歌剧，还能博览群书。我热衷于运动，希望自己身体强壮，能够有时间寄情于山水之间。我认为自己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想要尽量多吸收各种养料。总而言之，我真的没想成为一个首席执行官。

最终，我选择继续担任会计。

但是在毕马威打拼了25年之后，我坐上了公司的头把交椅。我的生活随之变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也慢慢打破，再也难有自由自在的那种舒坦了，甚至已经忽略了因为工作而错过了经典午夜电影《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我们从前住在旧金山时，科琳、玛瑞安和我是有时间去看电影消遣的。我们家订的戏剧票经常因为没时间去看而作废，我订购的品酒杂志也无暇阅读，即便能够拾起来匆匆翻上几页，手里往往还在忙着好几件其他的事。我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忙人”，每当我想要干些自己的事，都会被工作打断，因为工作关系而需要应付的客户多达几千人。从前我只是工作忙闲暇少，现在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抱怨之前，我想要事先说清楚：只要我能够应付这样一份压力极大的工作，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只要我想继续接受这份挑战，我就不愿意躲避责任。尽管我对家人充满了爱，但当我实现了如今的成就之后，我就很难退而求其次去找份普通的工作，为的是每天晚上6点钟能赶回家，并且能够参加女儿的家长会。达到事业巅峰的人都不是自己走上去的，而是别人硬推上去的。

工作忙碌之余，能让我放松的就是打高尔夫了。我这一辈子都酷爱高尔夫，在高尔夫球场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心情灰暗的时候。我喜欢这项运动所要求的素质：信誉、诚实、精准、思考和耐力，打好高尔夫球也需要有良好的体能做支撑。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天赋是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东西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懂这项运动的真谛。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光环，有一次我有幸和PGA锦标赛名宿雷蒙德 · 弗洛伊德（Raymond Floyd）交了一次手。他跟我说，对高尔夫球名将而言，做好充分的体能准备来赢得巡回赛是相对容易的，真正富有挑战的是让自己总能够凝神静气，把每一杆球打好，把日复一日的比赛打好，把周复一周的比赛打好。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这项运动的高手，我的差点是15，觉得自己只是个水平一般的爱好者而已，发挥最出色的时候，也只能用“擅长”这个词来形容。不过，我觉得技术并非是最重要的，通过高尔夫，我交到了很多好友，得到了很多愉快的体验，而且在美国各地高尔夫球场的球道、沙坑和果岭区结识了很多商业伙伴，也做成了很多生意。和其他很多公司高管一样，我有幸能在全球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上一展身手。不过，在我成为公司董事长之后，我的空余时间就更少，到哪儿都无法尽兴地享受挥杆之乐了。

我喜欢高尔夫的点点滴滴，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让科琳和我共度二人时光。我们特别喜欢在日落前打球，那时的球场不会像白天那般拥堵，夕阳斜照倒影横斜，球洞之侧树影婆娑，这是打球的绝佳时刻。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会觉得冥冥中有神灵在向我们召唤，觉得神清气爽。感觉上我们不仅仅在打高尔夫，也是在追逐日光，尽享余晖退去前的分分秒秒。

2005年5月初，科琳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在第8洞时，我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出，但却偏了——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尔夫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只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就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

自此，我打得越来越糟糕。我们打完全场后，科琳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

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我更是忙得昏天黑地。

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奔忙，也为了家里的事操心。我们刚刚把在曼哈顿哈得孙河东岸的房子给卖了，想要找一处新的公寓楼，而且也在忙着搬家的种种事宜。吉娜受单核细胞增生症折磨长达半年，如今终于康复了。她现在正在写学校的一篇科学报告，题为《致命蓝纹》。她要用电脑模型来描绘蓝纹章鱼的自我防御能力。和往日一样，我因为要去外地出差，又没能参加她学校的学生科技作品展示会。我们一家人都知道，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接下来的几周，等到吉娜学校放假，就能迎来属于我们三人的长假——这个假期我们可是盼望已久了，可以去夏威夷享受两周的自由时光。（玛瑞安住在加州的纳帕市，生活忙碌，刚同她丈夫和孩子度假归来。）

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3]，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Robert Bass），他一直以来都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再过4天，我还要飞往丹佛、华盛顿、蒙特利尔和旧金山开会。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科琳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诧异，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科琳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抽搐，右脸颊也不断下垂。其他几个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是在科琳先说以后，他们才好意思说出口。科琳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面部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机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

科琳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休整。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100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也在其列，他称得上是全球最精明的投资家了。他的冷幽默是我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他对我所从事的行业也了解透彻，在谈起会计业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他如数家珍，让我颇感惊讶也很是佩服。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的演说一如既往地激情四溢。

当我“有时间”来关心一下自己的时候（我倒是希望我真的有时间），我觉得只要驾驭得当，每天繁忙的工作还是能够应付的。而且，天堂夏威夷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科琳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

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科琳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他们为莫逆之交。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我们四个人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晚餐之后，我们驱车前往麦迪逊广场花园：我们有U2乐队演唱会的票。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热力四射如此火暴的演唱会现场，当台上四首歌曲唱毕，科琳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惊恐中倏然起身。

“怎么啦？”我朝她大声呼喊，希望在嘈杂的现场她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她高声地回答我。

我以为她指的是现场让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

我们来到外面的走廊后，终于可以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她说自己想静下心来欣赏博诺和台上的表演，可注意力就是难以集中。她的心中满是不安和忧虑，觉得目前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她的起身完全是下意识的，似乎冥冥中有种大难降临的预兆。她说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婚后，她曾经有过一些预感，而我却不曾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信誓旦旦地和她说目前的生活并不会离我们远去，然后回到现场，继续观看博诺的演出。我对生活中的阴云就这样疏于留意，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宽慰根本难以让科琳放心。

我难以预料到底会有怎样的风雨大作，也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力不从心

5月24日（周二），我和科琳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患了面部神经麻痹症。这不仅是出于良好的期望，因为我的工作还是很忙，早在几个月前，需要我应付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为了工作，我的足迹踏遍了全球。家里的生活也因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这些天都住在城中心的饭店。尽管我能够应付这样繁重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终于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冲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和医生预约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时，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浮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静，如果能在高尔夫球场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因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潇洒挥杆了，科琳、吉娜和我可以去夏威夷放松心情了。不论我现在工作压力有多大，夏威夷那片纯净的蓝天马上就能让我倍感心旷神怡。

来到神经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在手电的照射下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

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我是个商人，自然重视效率和速度。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了太多时间了，感到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无法奢侈地浪费大把的时间，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做核磁共振检查。不过，如果医生觉得我的面部下垂只是面部神经麻痹症，或是其他不太严重的症状，她就会不急不慌地给我做出诊断，而不需要我马上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完全可以让我等上一个星期或更久都没关系。

如果一个医生周二下午5点半告诉你，明天一大早8点钟就要做核磁共振，你心里就会嘀咕可能病情比自己想得要严重，而且要严重得多。

不过，我并没有担心很久，科琳也一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科琳安慰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检查，接着又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神经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了电话。我的秘书卡恩把消息转给了科琳，科琳给医生回了电话。起初，医生坚持只能把结果告诉我，可是在科琳的一再哀求下，她终于松了口。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医生的原话。所谓的“问题”出在我的脑部。她想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这一次会使用对比成像技术，可以让检查的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天，我和科琳去做第二次核磁共振检查。要是平时和科琳外出，我会有一大堆问题，非得问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才肯罢休。我并不喜欢惊喜，而喜欢在做事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这一次去医院的路上，我什么都没有问。

做完核磁共振检查之后，我又投身到了工作之中。

是夜，医生打来了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医院，要把诊断结果告诉我。第二天我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还要开董事会。为什么不能再等上……

“不行！”医生说得斩钉截铁，她不允许拖延，一天都不行。

第二天，我和科琳又坐在医生的诊室里了。她把我脑部的核磁共振图插入Ｘ光板。医生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疾病的名字，看见这幅图后，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星球大战”。

我的右脑上没有任何斑点，可是左脑部分却是一片模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斑点，看起来就像晚上的星空一样。斑点之间有很多线纹相连，有些明显，有些模糊，密密麻麻。作为一个会计师，由于职业熏陶，我看到摆放在我面前的材料就会想出应对策略，构思出系统、有条理的解决方案。可是，看着我的脑部核磁共振图，我也想象不出一个医生，不管他的医术有多么精湛，该怎样应对这样“星罗棋布”的局面。这一病变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后会在哪里终止？整个左脑就好似繁星密布的银河一样。

绝对的“星球大战”。

科琳后来跟我说，看着核磁共振图的感觉就像看见尼斯湖水怪在我左脑中翻江倒海。

这位神经科大夫说她不敢确诊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她怀疑有可能是星形细胞瘤甚至是胶质母细胞瘤。头脑中有上万亿个神经胶质细胞，现在发生了病变。我的头颅中有多重中心肿瘤，最大的3个都有高尔夫球大小。3个肿瘤互相连接，前后分布，一个在前额叶（控制人情感和决策的部位），一个在左脑中部的运动皮质区，另一个在左脑后部的视觉皮质区。

这位大夫当时就安排我们第二天和全美国最出色的两位神经外科医生见面。她显得很乐观，我们都觉得情形不至于会糟糕透顶。

我觉得当时我俩心中并没有为恐惧所笼罩。不过，当晚回到饭店后，科琳跟我说，这也是我俩结婚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从前，我俩一直都能够戮力同心，预见未来，从容不迫地化解种种困境，在最大限度上降低风险，从而让自己绝处逢生。我俩总能互相鼓励，一直都保持警觉，一起打造美好的生活，避开险象环生的旋涡和礁石。

但这一次，我们感到力不从心。

“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现在都泡汤了。”科琳很是哀怨，整个人跌入了谷底。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面对危机，她总是那个最能保持头脑冷静的人。

“我可不想以后回忆的时候，后悔我们浪费了共度的每一刻时光。”她又说道。

我们结婚后，并没有深入讨论过彼此怎样面对死亡这一话题，没有想过如果某一方先离开人世，另一方该具备怎样的勇气面对日后的人生。这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残缺的天空。当人们心有恐惧时，往往会选择躲避。

后来，当我俩又静了一会儿之后，科琳对我说：“我想你还是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天爷好像并不想让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准备。”

科琳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想走得太匆匆。不过老天爷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早点离开人世。”

我当时正步入人生顶峰，充满活力，事业也如日中天，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命运多舛。

无能为力

嗨——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抚平这份悲伤？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慢慢接受现实？有没有什么良药至少能让我们暂时忘却恐惧，或者永远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转而客观地认可自己的现状，并能一直接受这一现状？

对命运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天爷也没有告诉我还能活多久，不过看起来我已踏上了人生的终点站。在人生的这一站，我必须要足够睿智，为的是我的女儿、孙女和其他晚辈。尽管我错过了人生列车接下来可以欣赏到的风景，我还是可以从这次旅行中汲取足够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想帮女儿（尤其是吉娜）、朋友和同事减少悲伤，我最好能够调整自身定位，正视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为了科琳好，她总能洞察人生，给我很多生命的启示，不过这一次我要多考虑她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如约同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会面了。第一位建议马上进行脑部手术，照他的说法叫作“减积术”（debulking），为的是切除部分大肿瘤，从而缓解对脑部神经的压迫（尽管我并没有痛感）。不过，这位大夫并没有说动手术能延缓我的生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底还能活多久。当时，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他说手术后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再过一阵还要辅以放疗。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

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科琳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情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

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科琳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科琳，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

科琳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减积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两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说是为了我，其实是对她大有裨益。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或者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

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3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科琳，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

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

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科琳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科琳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他化疗能否奏效。

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3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也许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脑中是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界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形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3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科琳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几乎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色匆匆，连驻足系好鞋带的时间都没有的缘故。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详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色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

[2]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是全球著名的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1987年与Klynveld Main Goerdeler(KMG)合并前称为Peat Marwick International。KPMG的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其主要创办人的英文名字的首字母。——译者注

[3]此处应为“飞往北京去参加《财富》全球论坛”。原文有误。——编者注

03 一去永不回

若能珍惜每分每秒，岁月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玛丽亚·埃奇沃思[1]

[1]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1767—1849），英国启蒙运动时期教育家。——译者注

回到家中，吉娜总是不放心地围着我转，可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她毕竟只有13岁，她心目中的父亲总是精力充沛、体格健硕的，可在活组织切片手术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病怏怏了。姐姐玛瑞安比她深谙命运多舛，因为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用行动给妹妹做了示范。当玛瑞安见到我的时候，就张开臂膀拥抱我，示意妹妹“如法炮制”。这样一来，生活的阴霾就不会显得那般逼仄了，我们可以用更恬淡的心态来接受疾病苦痛和命运坎坷。

在那些刚刚坠入深渊的日日夜夜，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让我不禁想起从前熟悉的片段，心中平添几分慰藉。我们互相取暖，玛瑞安和吉娜两人又在一起玩耍了，看着电影，在谈笑欢娱中试着忘却痛苦。不过，入夜之后，每个人都发现难以入眠，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因为心痛难忍而泪湿枕畔。吉娜和我会发现彼此半夜都不约而同地起身，唏嘘不已。她会察觉我在夜色中抽泣，我也会躺在她床上和她互诉衷肠。我也可能挑灯夜战，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开卷部分，吉娜可能会端坐在我身旁，静静地守候着我。她也许会念诗给我听——我经常会送诗集给她，包括我小时候读过的珍藏本，不过我一直都无法很好地领会其中的精妙之处，我在诗歌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不过，吉娜和我不同，她能写诗，也爱读诗。我总是觉得她身上集中了她母亲和我的优点。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便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我最熟悉的爱人科琳，身上都有不为我所知的潜质。

有一次，在夜阑时分，吉娜突然朗诵起了诗人约翰 · 多恩（John Donne）的名作：

“死神莫骄狂，虽人惶惶不安，说你蛮横且可怖，然你实属外强中干……”[2]

在这首十四行诗中，作者把死亡比喻成长眠。我并不同意作者的看法，把离开人世看做陷入长眠和我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我坚信，如果能在生前安排妥当，死后留下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而非只是陷入冰冷的长眠而已。

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此时我并非要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只是也想知道别人对死的不同见解。

全面而又正确的答案

其实，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从来都没有在人之生死这样的问题上进行过心理调适。从前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像这一次和死神的距离这么近。当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母亲告诫我分清激情与天赋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她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我，不想让全力以赴地追寻棒球梦的我，在中学毕业之后却发现强者如林，发现自己所谓的“志向”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那我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好在当时我及时地调整了心态，1966年暑假的大段时间刚好让我重新认识了自我。

可是现在，我并没有一个暑假来进行自我调适，我的生命可能就只剩下一个暑假的时间而已了。我需要做出人生最快也是最大的调整。如果我想摆脱整日郁郁寡欢的境地，如果我想迎接阳光，那么我必须要快速有效地做出调整。虽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巨变，可我要出色地闯过这一关。

简而言之，我就是要延续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原来的计划，保持我原来做人的本色，也就是还要做好一个会计、一个商界高管和一个首席执行官。

如果公司在商业运营上出现损失，比如我们的潜在顾客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而非我们，公司马上就会总结教训。我往往向我的团队提出以下这些问题，也是扪心自问：

为什么客户会最终放弃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其他公司？我们尽到全力了吗？我们问心无愧吗？我们是不是诚意不够呢？如果下次我们还要重新来过，我们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吗？如果是的话，又该怎样做呢？

我提出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责备之意，只是想鼓励我的团队。只要我们已经竭尽全力，那么就依然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只要我们能够一五一十地回答上述问题，那么下次我们就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事后懊悔的情绪，我们关注的是向前看，把握好下一个机遇。

现在我的诊断结果已经无法推翻了，我不仅要考虑我人生的这些重大问题，还要迅速得出一个全面而又正确的答案。

科琳的预感是对的：我们所熟悉、陶醉其中而且共同打造的世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

我们两人形影相随，这些年来共同追寻着阳光的脚步。现在，我们两人将并肩最后追寻一次。这次夕阳西沉时，余晖终将隐去，不过所带走的并非只是归于恬静的一天，也将带走我们美好的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绝美的景致将投下最后一次修长的斜影，夜幕也将最后一次降临。某一天，科琳将孤单地走完她生命里的最后一天，而那时，我已无法守护在她身边。

点亮希望的火花

我的朋友圈子里从来没有人得过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医学上也称其为第四级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3]，这是在脑瘤中最常见也最致命的一种。它来势凶猛，能够渗透到整个大脑，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往往就已经扩散得很严重了。它的症状包括头疼、痉挛、视力下降、肢体协调性变差、认知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转变，其病因至今还是个谜。

从前，我一直都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和死神接触过，至少头脑中从来都没有花过一秒钟来考虑死亡这一问题。在我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出差，刚刚迈步从路沿走下来，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很多车辆正迎面向我疾驶过来，我根本没有察觉到……一辆呼啸驶过的公共汽车和我擦肩而过。我当时心头有过片刻的恐惧和不安，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一直没能忘怀。但是，这次遭遇并没有触动我去反思人生的轻重缓急。

但现在……我又该做些什么呢？从今往后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颜色？我需要对每个方面都做出调整。

我知道希望的火花并没有熄灭，关键在于我去怎样点亮。我还记得自己的朋友比尔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在病床上躺了3天之后，医生告诉他可以每天走25级台阶了。比尔上午进行了锻炼，还问医生下午能不能再走25级台阶。很快，他就每天能从医院的楼上楼下来回走四趟了。有一次，当他在住院楼里上下走动时，往一间病房里看了一番，看到房间里有两个心脏病病人静静地躺在那里，胳膊上插着管子。他忍不住对护士说：“哦，他们病得可比我要严重得多呀！”可是，护士的回答却是：“错了，实际上你的病才比他们严重得多呢！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心脏病的受害者，而你却想着如何恢复得更好。”

比尔的精神正是我需要的。不过，我更需要另一种精神。

周日，科琳和我来到了经常去的教堂，它是位于麦迪逊大道和71大街交叉处的圣詹姆斯教堂。这些年来，我们经常会去那里祈祷。如果我的工作不那么忙的话，我们会去得更频繁。在肃穆的教堂里，我的心似乎像涤净了一般，那种空灵恬然正是我所期盼得到的。有时候，如果在工作上遇到了难以决定的问题时，我就会来到教堂，一方面是希望借助教堂宁静的环境，更容易让自己的心性回归平和，理清头绪；另一方面，我也期望能在这里得到神灵的启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我需要时刻保持宁静致远的心态，从而找到正确的答案。如果总是在匆忙之中，在盛怒、恐惧和焦躁的心态下做出决定，那么其后果之严重往往是令我难以承受的。我也经常会为了家人的安康而去教堂许愿。记得吉娜在念一年级的时候，患上了幼年型关节炎，不得不拄拐半年。那一年，人们经常会在教堂发现我的身影。最近，科琳和我经常会选人不多的时候去教堂祈祷，周六是我们的首选。我俩会静坐其中，肩并着肩，任由时光流转，祈祷完毕后一起共进午餐，彼此分享心得。

我觉得自己只是在成年之后才真正学会了怎样祈祷。在孩提时代，是别人教我该怎样做祷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我都在天主教学校学习，还是一个祭坛侍童，但我并没有投入很多的情感。在长大后，才觉得真的有祈祷的需要。

在6月初的一天，我觉得自己真的需要祷告，需要坐在一个满是信徒的教堂里，之前我印象中从来没有过这么深的渴望。

确诊之后让人沮丧的几天里，我脑子里却从来都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幸的是我呢？”接下来的几周尽管让人感到哀怨，但在此以前，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幸运，而很多其他人在经历着更大的不幸。因此，我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打击，也不认为是冥冥中有定数，让我来承受这份病痛。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我的家人、朋友和熟人中的一位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像我一样做到组织内最高职位的领导者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53岁的美国男性天主教徒呢？为什么偏偏让我得了这无可救药的晚期脑癌呢？我的家族中，从来都没有人患过癌症。我的身体一直很棒，我这一生中很少生病。我经常跑步、打高尔夫球和网球，从来不吸烟，饮食也很健康，早上5点半起床，每天夜里11点准时上床休息，可是我却身染这样的绝症，真是难以解释。

但是，我得承认，那个周日，当我和科琳坐在我们常去的圣詹姆斯教堂的长凳上时，心里真是有些烦躁不安。牧师站在讲坛上，开始宣讲福音，其实在周日，世界上其他的教堂里的信徒也在聆听这段福音——《路迦福音》第18章“法利赛人和税吏”。我和科琳互相凝视着对方。

“两人来到教堂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个税吏。”《路迦福音》这一使徒行传出自《新约》，牧师继续往下念：“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吧，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不禁感到心头涌起的一股寒意，脸上也掠过一丝苦笑。牧师有那么多福音书可以选择，不过这次偏偏选择了这一篇。

牧师继续：“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

三个目标

我怎样才能让一切回到正轨？哦，让我换个说法吧：因为一切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那么我怎样才能让一切恢复正常呢？

我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做起事来得心应手的能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比方说，在一笔生意失败后迅速从阴影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让整个公司和团队很快迎接新的胜利曙光），现在这样的能力和处事态度还能帮我再下一城吗？面对眼前如此艰险的处境，从前我用来鼓舞员工的话语都已经丧失效力了吗？抑或我应该在艰难的小道上继续保持原来从容的步伐，坚持心中的信念，让它们能够继续发挥功效？

我一直提倡要有不达目标不放松的韧性：确定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既然我们已经和医生一起找出了真正的病因，我决心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1. 辞去工作。

2.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能够让我……

3. 让接下来的时日变成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让它给那些因为我的病情而遭受打击的亲友创造一份美丽的回忆。

尽管我已经做出了上述决定，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自己和亲友都能明确我的目标。我要坚忍不拔地做好这三件事。我想其他和我身处相同境地的人肯定也能够想到该走什么路，不过总是犹豫彷徨，害怕无法坚持走到底。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的意志力更坚强，我想要表明的是：如果坚持我职场发展中的那些信条，继续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对我就是最有利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明确的目标、专注和执行力总是非常关键的。

很快，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就转移了，从为公司设计的规划转移到人生最后几个月。作为公司的领头人，我一直关注为公司打造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我要学会领悟当下的价值。

6月8日，也就是在我第一次轻松地去看诊两周之后，我告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我就要离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岗位了。出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我要独自度过自己的下一段人生。我说我会参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替，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公司。我并没有使用“权力临时转移”或是“权力断层”这样的字眼。我并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我在公司的使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对公司和新的董事长都是不公平的，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新的领袖。我希望继任者能够继续执行我为公司确立的行动规划，因为我觉得它们正在提高组织的绩效。但是，前面的路具体该怎样走，领导风格和发号施令本身都将由另一个人来完成，而不是我。

不仅如此，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实事求是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放出话说某一天可能还会回到公司，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因为脑癌的症状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的辞职给公司带来影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工作对我人格塑造的重要性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逊色。我在公司已经干了33年了，从来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当我刚来到这里时，公司的规模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小。当时公司合伙人在拜会客户的时候还要求着正装，这一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现在，公司旗下已有20 000名员工。

可是，我必须要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未来，因此我必须要离开，立即离开，不留一丝影子。

我离任的消息刚刚见诸媒体，慰问信和电话就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每封信和每通电话都让我感到温暖。很多商界的朋友和我本人或是办公室联系，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支持、难过以及震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在问候我的时候，语气尤其诚恳。我知道这种互相关心在其他行业中可能也存在，但是我们同行之间向来是以关系冷淡著称的。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我遭遇到了天崩地裂，不过也感受到了同行之间依然存在的那份关爱，真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掌舵人的岗位，隐退山林，这也正和原先我所设想的一样（我只是保留了一个资深合伙人的虚职）。我原先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会让人看了都感到胆战心惊，接下来好几周甚至半年以后的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现在，中间的很多活动要不取消了，要不就由公司其他人代为参加，或者很快就会由公司新董事长来接手。我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也在协助做好工作交接。这一过程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处理这些事务基本上也是通过打电话解决的，在家里打的电话。

在第二天和一位董事通话的时候，我出现了第一次痉挛。

人生并不是一个数字

说起这次痉挛还真是有些好笑。

这次的痉挛并不严重，医学上称之为“局灶性痉挛”，因为在我大脑中出现的电波并没有波及整个大脑（而在全身性痉挛发作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影响到大脑的某块区域，影响到局部的神经网络。当时，我躺在床上打电话，和一位董事在讨论人事调整的问题，我的右脸颊突然开始痉挛。为什么会有些好笑呢？因为我竭尽所能想让自己右脸颊的肌肉不要颤抖，这样我说的话才能让对方听明白。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后来，我和家人给医生打了电话，增加了用药剂量。3天后，我又出现了另一次局灶性痉挛，并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我的服药剂量再一次增加了。几次痉挛并非都和运动皮质区有关——这会造成肌肉颤抖。有些痉挛同视觉皮质区前额叶有关。幸好，我的这些痉挛都不是全身性痉挛，否则我就会躺在地上抽搐不止。经常，我会微闭双眼，这样可以减少受视觉皮质区影响的痉挛造成的冲击。科琳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表情麻木，好像我的目光穿过了她，而她却琢磨不到我的所思所想。

其实，痉挛并不是我最早出现的症状。

最初，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因为我脑部的一个肿瘤压迫到了视觉皮质区。确诊后的几天里，我的视力就下降了很多。眼前一片模糊，甚至都无法填好一张支票。视野之中有1/3的视界由黑点占据，右侧尤其明显。我可以看清正前方，不过当我沿着街道走的时候，希望有人能在右边搀扶着我，否则就容易撞到街边的路灯。因为我总是半睁着眼睛，所以必须特别小心。在上下台阶的时候，我已经需要伸出手来找平衡了。

尽管我的头脑总体上还保持清醒，但是我经常也会感到有些迷惑。我必须重新学习该怎样穿衣服，我必须要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去穿衣服才行。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衣服都是由别人给我准备好的。科琳会把我的衬衫倒放在床上，这样当我拿起衣服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套上，而不会穿反了（科琳已经把我所有带袖扣的衬衫都收起来了，因为摆弄好袖扣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后来，穿衬衫变得简单了些，不过要想穿上一件套头衫就难了，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衣服穿上，我自己也会累得气喘吁吁。有一次，我挣扎着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恰好吉娜在门口见到我的“惨状”，我不知道我俩谁的心里更难受。我知道，从前在她心目中，我一直是个能干的父亲，手脚麻利、行动迅捷。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着，基本上天天如此。

在孩提时代之后，我第一次需要考虑怎样做一些基本动作了。你想要做一些事，从前都是信手拈来，不会太在意，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去考虑该怎么做了。我还是原来的自己，但是现在仅仅能够完成一些非常基本的动作。在写信的时候，我会突然遇到一个明明知道的词，却不知道该怎么拼写或发音了。这并不是我头脑中负责感知的那部分出了问题，而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可是我却无法解释。打个比方，如果你让我拼写“误用”（misapplication）这个词，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写……可是有可能我就是拼写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话时支支吾吾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和科琳去拜访了一位名医，他已经70多岁了，人称“神经肿瘤学之父”。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教学，偶尔也会看诊。我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还能活多久？

“首先，你的人生并不是一个数字，”他说道，“大多数病人确诊之后可以活上一年。”我知道，而且科琳也清楚一年时间对我的情形来说实在是奢望，有些病人病症出现得比较早，所以确诊得也相对比较及时。

当晚，科琳和我试着回想面瘫症状出现前几周和几个月里的种种症状，结果发现很久以来，我很容易感到疲惫，而我俩却都没有在意。科琳想起在我侄女婚礼派对的时候，发现我腿上有一大块淤血，那是我在停车场里撞到一辆车时留下的，当时我径直就朝那辆车走了过去。现在，我终于能够想通为什么有时候我击出的高尔夫球会偏得很远了。

我们自己盘算，觉得我还能活上大概3个月到6个月，具体是几个月就得听天由命了。

我穿衣服必须要按部就班地来做，这种行动不便也影响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天晚上，我在观看纽约扬基队的一场棒球比赛，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精彩的外场传球和击球手击球，我想赶紧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分享，他也是一个棒球迷。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就开始兴高采烈地回忆刚才的精彩画面。当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分钟之后，我的朋友并没有感到兴奋，我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低头看了看电话，赶紧按下免提键，因为我在拨通电话的时候竟然忘记按下这个键了。

“嗨，听得到我吗？”我说道。

“嗨，尤金。”我朋友说道，他说知道我这边有些手脚慌乱，只是在等我自己调整过来。

“刚才你听到我跟你讲的比赛的事了吗？”

“一句都没听见，”朋友说，“你得重复一下。”

迫不得已的抉择

我从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整个公司、管理层和所有的员工都很圆满地实现了新老过渡。我一直把公司当成是自己的第二个家，公司如此顺利地实现了平稳过渡，每个人依然信心满满，这让我更为公司感到自豪。

现在，我需要着力实现第二个目标了：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化疗，我很清楚并不是适合我的治疗方式。关于化疗，多位医生曾经告诉过我，是很多抗癌治疗的核心，也是很多人能够战胜癌魔的途径。当然，应对我的病情，化疗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它却无法让我看到生的希望。在向多位顶级的神经学专家、两位神经外科大夫以及一位肿瘤学家咨询后，我很满意的一点是，他们都一致做出了正确的诊断：我难逃死劫。因此，对我而言，化疗也许能够让我多活上两到三个月，不过没人能打包票。而且，不仅希望微乎其微，药物中的毒素还会侵蚀我的肌体，降低我的生活品质。一言以蔽之，化疗不仅无法挽救我的生命，还会阻碍我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

倘若如此的话，我为何还要尝试一次化疗的效果呢？

我想遍尝百草，亲身去体验一番，心安理得地来做出决定，做出属于我自己的决定。我不想轻易听信别人的话。当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商业决定的时候，我总是坚持了解所有情况，并且亲自做出决断。这突如其来的病情，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化疗3天之后，我放弃了它，因为经过3天的时间，它开始影响我的肌体了，或者说似乎开始影响到我的肌体了，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化疗影响到了我身体的功能，影响到了体内的各个系统。我已经感觉到肾脏和肝脏的反应了，我也感到有反胃恶心的症状。我觉得自己免疫力下降了，更容易染上其他疾病。不仅如此，化疗还干涉到了我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坚持接受放疗（我已经开始接受放疗了，而且也有效地让肿瘤减积了）。

“我的肝部和肾脏很不舒服，”我跟科琳说，“都没法集中注意力对付脑癌了。”

关于化疗的详尽记载表明，它对病患有严重的副作用，让人疲惫不堪，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我和其他人一样，一旦接受了化疗，自己就丧失了很多自控力，一天到晚全是围着药瓶子转，服药服药再服药，几乎成了我一天的全部。不仅如此，一旦开始化疗，我的注意力就不在脑癌上了，更不在癌症以外的生活上了，而是要应付从前根本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肾功能之类的。我与生俱来就是一个会计，这种秉性让我觉得不要从最重要的任务上分心，这些任务都需要我仔细思考。另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禀性也让我坚信要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为药瓶所左右。我特别讨厌的是，如果一直服用这么多药物，尤其是类固醇药物，我连自己的情绪都很难控制了。

我知道，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暂退一步，在商业领域，我们称之为“重组”。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下，我本来面对的难题就已经很棘手了，如果自己再增加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麻烦，无异于不明智地自寻烦恼。

简而言之，采用化疗无异于让自己中毒越来越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终的结果无法改变，我会步向死亡，只不过多活上几个小时或是几个星期而已。为了接受化疗而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更不要说把自己所爱的人，把那些在临终前给我关护的人也拖累了，让大家都弄得身心疲惫，为的只是把我行将结束的生命延缓一小段时间，有意义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剩下的岁月将变得更加风雨飘摇，少了几多亮色，少了些许精彩，少了几分活力，而理由只是因为我让自己中毒不断加深，有意义吗？

我心意已决，既然我的生命轨迹不得不缩短，那么我就要努力让这段轨迹变得更加美丽。

一旦放弃了化疗，我的目标也就变得更加明确了，我身边的亲友也一样。治疗的副作用不会像梦魇一样总是笼罩在我心头了（而且实话实说，当肾脏的疼痛甚至比癌症让你更受折磨的时候，它也不应该只被称为“副”作用了）。我真心懂得，那些和我处境相同的病友（也许大部分癌症患者）哪怕见到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为的是能多活上一段时日。我也很同情他们的苦衷。我也能够理解，那些没有遭受过癌魔侵袭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么快就放弃化疗，不啻于向病魔缴械投降，好像我根本不愿延长生命一样。

可我并不这么看。我热爱自己的生命，我也想长寿无疾。我已经把看到2006年的第一轮日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尽管这一目标有些不切实际。

中止化疗不仅让我感到更加舒适，还让我感到获得了解放，让我感觉很好。

辞去现在的工作是我自己的决定，而放弃化疗更让我感到，这是自己关于生死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坦白地说，尽管自己曾经暗下决心，要让最后的生命之旅变为最欢欣的人生旅程，放弃化疗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真是迫不得已的抉择。

随风而去

尽管化疗不再烦扰我了，但我依然坚持接受放疗。肿瘤专家认为，放疗很有希望能够让肿瘤减积，减缓肿瘤增大和周边组织感染带来的病症，尽管他拒绝向我透露这一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样一来，就能给予我更多头脑清醒、视线清楚的时光，好让我实现临终前的几个愿望。我得知在这为期6周的治疗过程中，每周从周一到周五，我都在付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努力，在减缓肿瘤的扩散，在与癌魔斗争。（当然，接受化疗的话，也是在和癌魔进行斗争，但与此同时，你也是在和自己斗争，因为在杀死有害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许多正常的细胞。想想杀死的正常细胞比癌细胞还要多，是件让人非常沮丧的事。）放疗不会让我感到头脑昏昏沉沉，因此我就感到可以集中精力来应对肿瘤，可以抑制癌扩散。尽管放疗也让我感到疲惫，但是我不用为化疗带来的种种副作用而担惊受怕了。尽管每周要去医院5天，要坚持去6周，确实限制了我自由活动的时间，但是综合考虑，用这些时间换来的成果还是值得的。

我起初没有预计到的是接受放疗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会带来一些麻烦，当然这些麻烦并非放疗本身带来的。不过，这些麻烦也教给了我在迎接新生活时的一些重要经验。

一般而言，我们会选在每天傍晚时分接受放疗。科琳很明智地选择了这一时间段，因为治疗会让我筋疲力尽，选择了这一时间，白天其他时间我就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自己的事。到了晚上，我又可以恢复一些精力，这样就能和家人一起共享晚餐。

下面是我去医院的实录：

我会穿上高尔夫球衫，为的是给自己好心情，因为感觉自己是要出发去球场挥杆了。来到医院，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躺下，医生给我戴上一个网状面罩，有点像烤华夫饼干的模子，网状面罩在我下颚处固定，然后整个定位装置连同我一起进入放疗机（幸好，我没有幽闭恐惧症）。医生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挪动头部，连几毫米都不行，否则由电脑校准的五束激光光束就难以正常工作了。如果我稍微挪动一丁点儿，整个放疗过程就会拖得更长，医生就不得不重新校准光束。医生甚至劝我连口水都不要咽，我发现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是能够做到不咽口水的。

就像和我的脑癌本身一样，放疗并不疼痛。尽管我的头部被紧紧固定，这一套架势听起来也挺吓人的，但是当我的整个头部进入放疗机后，激光照射着我的头部，其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我能够感觉到激光是从什么地方进入头颅的，但是一点也不疼，甚至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只是感到头部里面有微微的颤动。我就想象自己的头部是在微波炉里，你自己不会主动把头伸进去，但是并不难受。

五束激光的照射会持续两到三分钟。整个放疗过程中，从让我躺下到用面罩将我固定，再到把我送进放疗机，然后再帮我卸下面罩，到我上路回家，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是20分钟，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不过，这是一切顺利时的情形。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你可能会认为，我在商海之中沉浮了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年的人生阅历，所以应付这些是不在话下的，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事实并非如此。你可能也会认为，我这一辈子都是体格强壮的，最近突然患病，肯定也教会了我这样的道理，其实也不然。我是个喜欢向前看的人，也很乐观，这让我能够避免总是对人对事满腹狐疑，也往往会有比较高的期望值。为此，我也认为医院和癌症治疗中心的机器总能够正常运转。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这般理想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尽管很专业，也满怀善意，但是仍免不了会出差错。机器更容易出毛病，每三次去医院就会碰上一次机器“罢工”的情况。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当天接下来的时光对我和其他来看诊的病人而言，就变得更加头疼了。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幽闭恐惧症，但是如果整个放疗过程超过原定的20分钟，我就会感到心头涌起一阵恐惧。这主要倒不是因为面罩和其他器械带来的逼仄感，而是因为拖长的时间给我的身体带来的负担。我已经“练就”了在这20分钟内不咽口水的本领，但是当20分钟结束后，我就感到唾液难以抑制地要冒出来，这甚至都影响到了我的呼吸。30分钟一晃就过去了，我感到自己要窒息了。40分钟很快过去了，我感觉头部已经完全僵硬了。

有时候，当我来到医院的时候，那台时常出故障的大型机器已经“罢工”了。这样我们的预约就要后推，等其他病人治疗完毕后再让我们就诊。医院的环境本来就很压抑，病人的心头也都沉甸甸的，在医院里有4台放疗机，每台放疗机外有4 ~ 6个病人在焦急地等待，这种坏消息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你明显可以感受到候诊室里的那种焦躁不安。

我将每次为我放疗的机器叫“可靠大叔”，这是我和科琳给它起的绰号，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故障率最低的一台机器。但是，“可靠大叔”经常也会出现一些机械故障（比如说某根控制杆就是无法恢复原位），这样就会让我躺在那里等上许久。也许他们需要照X光片，又需要耽误一些时间。我一直对机械、医疗设备、人的能力和宿命都有些迷信。我保持着与医院里任何医疗设备斗争的记录。如果当天延误超过了25分钟，那么我就会放弃。不管有没有延误，我算是那里最幸运的一个病人。很多病友比我年轻许多；很多人跟我不同，他们经受着身体上的疼痛，经常会因为癌症和其他并发症而忍受着钻心的疼痛。他们经常会因为不幸的遭遇而感觉灰心丧气。很多病友花了好几个小时，换乘了几种交通工具才来到医院，晚上还要原路返回，一周要照这样奔波上4 ~ 5次。有时候他们预约的放疗机如果出了故障，感觉他们好像也都崩溃了，他们的信心也粉碎了。和我一样，有些病人也处于癌症晚期，努力挣扎着给人生画上一个相对圆满一些的句号。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样的厄运。有一位女病友，在等待接受放疗时，她在候诊室里来回踱步，烦躁地打着手机，怒气冲冲地朝着听筒高声说话，有时甚至是尖叫，为的是安排出售自己公司的事宜。候诊室里的其他病人因为她的狂怒也感到焦躁。但当她挂了电话之后，却转身对着我们诚恳地说道：“真对不起！”她的语气是那般真诚。

我点了点头。我并没有因为她的盛怒或是做法而感到烦躁，我完全明白她的心境。

从容面对死亡，谈何容易。要给自己人生画上一个句号，谈何容易。那么多的文书工作要处理，那么多的法律问题要解决。原本美丽的生活之中，忽然出现了这么多让人感到烦躁和近乎疯狂的烦心事。当然，在临终前，也会有其他的不悦，比方说身体不适，还有巨大的情感压力，这些都会带来难以名状的苦楚。不过，如果光是文书工作就会让你精神近乎崩溃，且事实正是如此，你还有什么精力来应对其他问题？一天又一天，看着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尤其是看着那些病友，我开始领会到死之不易了。

还在几个月之前，其实在我整个工作生涯之中，我一直都喜欢，也希望员工能够高效地工作。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失去我对他们的信心。这就是商业世界的法则。我并不是说自己和其他人内心都缺少关爱，而是说我们衡量人的标准就是能力、效率和质量。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如果有人跟我说了自己是如何做完一件事的，而我觉得他的做法实在是很草率，那么，不管这个人是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还是我10多岁的女儿，我都会不屑地跟他们说，“这么做真愚蠢！”我是严于律己的，我也以爱发脾气而出名。

不过，日复一日的放疗之行让我明白，不能再以效率来衡量一切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你心中期望的高标准，或者他们也根本不在乎这样做。也许他们根本做不到，尽管曾经努力过，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自己，也许他们的意志力已经枯竭，也许他们正忙着喘口气。尽管每次的放疗之旅都是那样艰难，但是我感到每去那里一次，我对别人、对不完美的宽容度就提高一次。我对人的能力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发现人的能力比我原先所知道的外延要大得多。从前我所接触的人士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现在我所打交道的朋友，他们的能力都因为病魔、疑虑和疲惫的影响而衰退了。

并非事事皆能如意。

实际上，岂能事事皆如我意呢？我现在意识到了，为什么自己每次去接受放疗都要穿上高尔夫球衫，因为我想要每天能够顺利就行，只要能打出个标准杆就可以了，这已经很美妙了，也可以说是近乎完美了。候诊室里的病友没人奢求要打出个双鹰球（低于标准杆三杆）或是一杆进洞，当然了，如果幸运女神真能眷顾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很高兴地张开臂膀迎接她。如果候诊室里的每个人都能够按照预约接受治疗，机器运转正常，也没有其他的种种不顺（只要能打出标准杆），那就足够让人兴奋的了。标准杆就够好了，标准杆就够棒了，标准杆就够辉煌了。

如果没有打出标准杆怎么办？如果一切未能遂愿，又该怎么办呢？

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呀！遇到倒霉的一天，遇到球场上糟糕的一个开球，我们总有办法重新看到阳光。争取打出一杆好球，努力露出一个微笑。我们总能做些什么，扫去阴霾。

静坐在候诊室，等着护士叫我，然后戴上面罩，等头颅被送进放疗机，让激光光束和我颅脑中的癌魔搏斗，我学会了接受宿命——我不得不接受。我无力反抗，只能接受。

当未能遂愿时，我发现周围的一些人就会变得气急败坏。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变成这样。我改变不了木已成舟的局面，他们也无力扭转乾坤。但他们如果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灰暗。

当我细细观察人们在焦躁中度日如年时，我也看到自己安详地走在最后的旅程上。

正是在医院里，我才真正开始明白什么叫作“接受”。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一切。人之将死，除了接受之外，我还能有其他选择吗？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我又学到了新的一课。你无法将一切都掌控在手中，我这样告诉自己。我是个标准的A型血性格的人，听到自己和内心这样对话，我都感到很不容易。我不会让灾难、厄运，尤其是失败主义情绪笼罩在我的心头，让我迷失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每一天都成为生命中最欢欣雀跃的一天。什么首席执行官，什么经理人，我都要放手了，让它们随风而去吧。

我闭上双眼，让它们随风而去了。

[2]节选自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第6首。——译者注

[3]医学上根据细胞核非定型现象、细胞分裂现象、微血管增生现象以及组织坏死现象等四大特征，把细胞肿瘤分成四级，其中第一级和第二级合称星形细胞瘤，第三级称为间变性星形细胞瘤，第四级则称为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译者注

04 如果还有明天

愿你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

——乔纳森 · 斯威夫特[1]

[1]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代表作有《格列佛游记》等。——译者注

从我家中的饭厅可以眺望壮观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再远处，东河静静流淌。餐桌的另一端有一堆日常的信件报刊，有账单、新到的杂志和简报、出席聚会和慈善活动的邀请信。在它旁边，还有一摞堆得更高的信件卡片，这些本和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是几十张来自朋友和同事的慰问卡片、写满祝愿的信件，他们都听说了我的近况。在它旁边，还有更大一堆瓶瓶罐罐，全是我的药，有防止我再次痉挛的药物开浦兰，还有减缓脑部肿胀的类固醇药物地塞米松，还有抗生类药物。在最开始服药的时候，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良反应，比如焦虑感（由类固醇药物引起的），而且我的思绪也变得更加混乱。不过，也有好的一面：我的视力倒是比从前有所提高了。

我坐在女儿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前，能够感到自己驾驭电脑的能力下降了。电脑旁边有一个记事簿，上面写满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都将成为本书的素材，内容包括如何迎接死神、最后旅程的体验以及自己的收获。尽管我的思维并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的书写能力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身体方面我还很强壮，没什么不舒服的。自从我不做化疗之后，也就不用再承受那种慢慢咽下死之痛苦的体验了。”

我伏案写着，可是每过几分钟，眼睛的余光还会盯着手表看，提醒自己不要耽误自己其他的日程。

不过，话说回来，还有什么日程？如果在集中精力做好手中的事的时候，不去分心想接下来要干什么，而是完全投入到当下，不去为接下来担心，效果会怎样呢？如果我只是全身心地融入当下，那么时间将会以怎样的速度流逝呢？

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觉得，不停看手表和严格管理时间都是我从前的习惯，现在必须要和它们说再见了，或者至少要让这样的习惯适应新的环境。如果我的人生时间轴发生了大的调整，那么我对时间的态度也需要进行大调整。如果我能够活到将近80岁（这在几个月前还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身体健康），那么我还剩下大约10 000个日日夜夜。而现在情况急转直下，我只剩下1%的时光了，属于我的只有100天了。对失去的99%的时光，我必须要用新的思路来调整，对时间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对时间的定位更加明晰。

不过，说句真心话，我确实不知道该怎样达到这一境界。

留给我去学习体悟的时间是如此之少，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首先（也是最后）要学会的技巧就是学会放松。多少年来，我都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全力往前狂奔，径直向前冲，一路上连一个弯道都没有。而到了我去世的那一天，我的速度将会是零。我曾经也想过（可能大多人也想过），到了晚年，自然会遇到前方路上的一个弯道出口。大概也就是在65岁退休的时候吧，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先哲会在出口处亮起一盏灯，告诉我该减速了。其实那盏灯早就已经向我亮起，不过我没有能够看到其中的预警。正如科琳对我说的那样：“其实你并不是在步入人生最后的荒野，等待死亡的降临。”我是在漫漫人生路上减速前进，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有些让我感到难以掌控。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也是需要我集中精力去把握的，把握好我能够掌控的命运。卸下肩头董事长的重担，不再像从前一样忙碌不已，尤其是不再做一个奔波操劳的纽约人。我觉得目前自己的行进速度是每小时50英里，也许是40英里（甚至不到30英里）。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意识地继续减速，自己来调整步调，这样在我人生最后的几周内、几天内，甚至是最后几秒钟内，我能够尽享生命的平静与宁逸。

我不想在匆忙之中就糊涂地步入了坟墓。

最后要做的事

坐在家中的餐桌旁，我写下了自己最后要做的事：

• 稳妥地解决所有法律问题和遗产问题；

• 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

• 追求简单；

• 活在当下；

• 去营造、也去迎接美妙的时刻和“完美的时刻”；

• 开始向新生过渡；

• 为葬礼做准备。

简而言之，我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定地和过去告别，能够体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进一步简而言之，我只希望得到以下这些：

清晰、兴奋和完美。

说实话，一个人还能奢求其他更多的吗？

有一句很棒的祝福语，很有可能来自爱尔兰，是这样说的：这是通往美好人生和更美好的死亡的道路。哦，我想要无与伦比的永生。我并不是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还要和人一争高下，我是说我向来喜欢取胜，所以我也想打赢这一仗，争取比别人在死的时候笑得更好。我是说面对死亡时，我也想得到平时在生活中所能获得的收获，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来达到目标。比方说，多年以来，我爱上了品酒，我会遍尝名酒，订阅相关的杂志，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阅读一番。我也喜欢上了歌剧，也懂歌剧，我会去剧院观看聆听，也会提前阅读相关的故事情节。我不想只是浅尝辄止。

现在，我也有一股豪迈的气概要“战胜”死神。我要试着积极地面对它，从而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结束生命，正视死亡，不去躲避，笑着迎接死亡。

问题的关键在我该怎样改变看世界的视角，然后在接下来短短的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做出必要的调整，使内心变得更加坦然，去发现人生的真谛，去享受其中的欢愉，去真正领悟它的价值。这不仅仅需要努力，还需要学习与重新学习。

幸运的是，我已经遇到了两位良师。一位是我在就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时候聘请的顾问，另一位50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就是我自己心中的精神导师。

活在当下

在过去，我曾经聘请过一位顾问来帮助我。在就任公司董事长之后，我设定了三个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希望能成为公司未来财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员工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协调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到我确诊之前，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效，我们曾经召开过多次长达一整天的研讨会，来探讨该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全国各地的分部都举行过这样的研讨会，很多公司的合伙人及其爱人都受邀参加了这样的会议。我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位顾问给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启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过于注重控制时间（因为时光流走根本不受我们的控制），而主要控制自己的精力分配（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可以驾驭自己），我们就能够在前进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现在，我自己遇到了如此严峻的挑战，显而易见，这一注重工作和生活平衡并改良了公司文化的原则对我也大有裨益。我需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来接受我突然间减少了的人生时光。不要太多地去考虑时间，不要过多地去看未来，这样的处世态度看来是有帮助的。

不过，我在用这种新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同时，也不想丢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无论如何，在这53个春秋间形成的价值观、处事方式和处世哲学，还是非常奏效的，它帮我在商业世界中赢得了荣耀。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尽管我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加入新的元素。我确实无法摒弃塑造自我的那些核心价值观，我应该重新调整方向，这样就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也攀上巅峰。

不过，我发现要进行这样的转向，就需要首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我一直坚信“承诺”的重要性，它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对婚姻、家庭、国家、员工和公司都是绝对忠诚，甚至对邻居和全人类都抱着这种态度。对我而言，承诺就意味着牺牲、成熟、道义和信用，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美德，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不幸的是，在商业世界里，衡量承诺的标准简化成了时间。通常而言，你是否对工作足够投入，就要看你愿意工作多少小时，就要看你要牺牲多少与家人共度的时光，要看你是否能够离开家，为了某个客户漂泊在外地。承诺因此变成了可信度，变成了要向世人证明你坚守着岗位，并承诺还会坚守下去。如果你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那么你就证明了你的投入。如果你不愿意付出这么多的时间，那么你的投入程度就受到了怀疑。于是，时间变成了唯一的衡量指标。

但是，自从我们接受了那位顾问的理念，特别是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度过了梦魇般的几周时光之后，我开始怀疑承诺是否另有真谛。事实上，承诺和时间无关，和可信度以及确定性也无关。承诺是有深度的，它需要为之付出努力，需要激情。需要你的心停在某个港湾，而不愿泊在其他的地方。当然，时间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完全忽略了时间就有些滑稽可笑了，也不符合常理。但是，承诺最好的衡量尺度并非时间，而是愿意付出的真心，讲得更加准确一些，就是要看愿意流淌的汗水，就是要看你能够多执著地投入。

一旦想通了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我无力掌控时间，我也只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周围的世界。我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的精力，怎样来分配精力，以及怎样用这些精力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一思想成了新的指导原则，来帮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应有之处。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有意为之”，这个用词和时间更无关连，更能准确地描述我从始到终都在为什么而努力。

我也不再考虑将来该怎样生活了（也不去过多地回忆过去的岁月，这是很多人面对的问题，尽管对我而言并非那么严重）。我需要停止想象两个月以后、一周以后，甚至几小时以后的生活图景，甚至连几分钟以后的短暂将来都可以先搁置一边。60秒以后的世界，其实和60年以后的世界一样难以捉摸。过去我生活在并不存在的想象的世界中，感到筋疲力尽，如果这样做的话，我总是会感到心力交瘁。不仅如此，这样做也有些可笑，因为我们可以拥抱如此幸运和美好的当下。

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学会活在当下，学会体悟周围世界的美妙，那么我就会给自己赢得很多时光。而在我健康的岁月里，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光。（从前我免不了会感伤于失去的小时、星期和年月，感伤于失去的多少时刻。现在不要再这样想了。不要沉迷于悲伤。）对我只能再活3个月的事实（如果最后真是如此的话），我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我调整心态，就可能找到新的方向，这样的调整就能帮助我找回失去的岁月，因为我发现了新的真谛、品质和兴奋。我所剩下的时日确实已经不多了，不过接下来，每一天的时光都会和从前完全不同地流转。

是谁这么晚才做出了这样重要的一个调整？

我很快就发现，活在当下并充分体悟周围的世界，是我所遇到过的最难的挑战。换而言之，运营一家有20 000名员工的公司，或是在高尔夫球场的前9洞全打出标准杆，都没有这个挑战这样严峻。不仅是我，别人也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下面是两个与此相关的例子。我对时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在意的。

• 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他要看望自己年老的母亲，需要驱车几小时。每次他进门的时候，老人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下次你什么时候能来？”

• 我女儿吉娜和我一起去看了电影《 蝙蝠侠归来》（Batman   Returns ），这两个小时我俩都很开心。不过，当我们走出电影院后，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还有续集！”她这样期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希望现在能够延续，因为她并不真正活在当下。对并不存在的事物的憧憬取代了当下在她心中的地位，本来她可以细细品尝当下的美好的。

这两个例子听上去有些沉重，不过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谁的心中会不憧憬，不渴望得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管是长者还是年轻人，概莫能外。即使是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她的未来比她长辈有更多的可能性，也发现要仅仅活在当下绝非易事。

很快，我就发现了各种各样并不活在当下的人，尽管他们的信念各有不同。他们抑或活在将来，抑或活在过去，抑或哪里都不是。比方说：

有些人从来不会倾听，总是不停地提问，却没有耐性听完答案；

有些人总是暴跳如雷；

有些人像我一样，自认为既看到了树木，也见到了森林，不过可能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看树木上，眼中的那些树木真就是森林吗？

因此，我就要学会怎样活在当下，学会怎样让思绪至少停留在现在的几秒钟。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会分神。我也会经常性地分神。即便是为这本书记下一些心得的时候，我头脑中还是充斥着所剩无几的时光是多么宝贵的念头，思绪经常飘向从前的工作，飘向之前面对过的生意场合，我还是无法让往事随风。在我头脑中，未来和过去交织在一起，甚至都挤占了我尝试新鲜体验和所能掌控的一切，那就是当下。也许，对未来和过去的眷念，或多或少是因为本我的驱使，这一辈子总是发自心底地在追寻自己的定位，依然把自己看做是能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一分子（要消除这种观念，谈何容易）。也许这种眷念是因为自己比较操心：毕竟我是在写书，为的是和人们分享我的经历，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从前的某位同事，想起我的侄女，想起我是怎样和客户打交道的。

活在当下真是座难以逾越的险峰呀！

“不过，也必须要把它看得简单些，”我这样告诉自己，“谁叫我都已经接到死亡判决书了呢？”

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我没能成功

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会竭尽所能地让自己的思绪停在当下，只是去感受身边的风景，让思绪就停驻在那一秒。如果我的思绪停在当下，我就不用去想一天还剩下多少时间，还需要去干完多少事，也就不用去想这一年还剩下多少时间。如果活在当下，我就可以只关注眼前的一事一景，而不用去回想上一次的情景。如果我活在当下，那么环境和过去都不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现在的体验。

我试着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做到心知肚明，做到真正的、完全的了然于心。

不过，我没能成功。

活到那一天

我狂热地追逐当下，似乎表明历史和过去应该渐行渐远，慢慢隐去。不过我所有想要读的书（因为我视力下降了，所以我选择了听录音）都是历史书。在《爱尔兰人如何解救文明》（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一书中，我得知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很多经典著作的手卷被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爱尔兰修道院里，正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僧侣们“拯救”了历史。

这些僧侣们所做的壮举不也是我个人的雄心壮志吗？要目标明确地去为人处世。

是否过去和现在之间并非有我想象的那种难以跨越的鸿沟呢？事实上，他们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有时间的间隔？

我正步向人生的终点，科琳和我准备进行人生最后一次家庭旅行，带上吉娜一起。我们打算9月中旬出发，那时候我的放疗已经结束了，也休息了一阵，恢复了些体力，并完成了我设定的其他目标。我，不对，应该说是我们，选择了三个对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布拉格、罗马和威尼斯。之所以选择布拉格，是因为它是一座重要的历史和宗教重镇（在中世纪，朝圣者为了达到圣地巴勒斯坦，必须途经此地）；之所以选择罗马，是因为它的建筑和历史底蕴让人流连忘返（在罗马城，你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叠加的）；之所以选择威尼斯，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绝世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如果再不去体验的话，可能水城之美就要消逝了。（回到这座美丽富饶而又在逐渐下沉的城市，也颇有几分“衣锦还乡”的感觉。当年科琳和我来到这里新婚旅行，身上只揣着少得可怜的几张钞票，现在我们又牵手来到了这里，钱包里有很多张信用卡。）

我一直酷爱阅读历史著作，如果我们能够倾心体会的话，也会受益良多。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要想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一个人就必须要有历史归属感。现在，我已经行将就木了，我感到自己除了疯狂地渴求活在当下之外，也有另一种强烈的感觉：希望能够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之滨，感受到它的包容和气息，看着流淌了多少个世纪的河水依旧东去。

一想到将要到来的这次旅行，我就感到精神一振。我是如此兴奋，还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新目标：养精蓄锐，争取参加毕马威公司的下一届合伙人大会，这次会议定在2005年的11月上旬召开，不过比我预计能活在世上的时间要晚了几个月。

不过，我还是决心坚持到那一天。

最看重的财富

回忆公司顾问在从前研讨会上的教诲，我相信自己能够从“控制精力”（而非控制时间）的观念中得到收获。现在这一观念已经风靡全公司了，为什么对我的艰难处境就不能奏效呢？

在之前的研讨会上，我们认真审视了公司的文化，为的是找出公司合伙人最重视的是什么。在面谈中，公司员工陈述了他们最看重的财富，当然包括他们的家庭，以及开心地工作，有工作以外的生活，有聪明能干的同事，有良好的合作团队，还要有机会能够指导和帮助别人，等等。

我们还邀请了同事的爱人来面谈，聆听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帮助员工成为出类拔萃的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其他重要的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

为了让毕马威成为一家更加以人为本的公司，我们需要在全公司上下营造一种新的文化。在这样的公司文化氛围中，你不用在带薪休假时，还要胆战心惊地一天查上14次电子邮件；在这样的公司文化氛围中，你不用某个周四下午早下班一会儿去观看女儿的足球比赛，心里还有负疚感，生怕公司运转不下去了。我们认真了解了在公司内部，员工是怎样进行交流的，我们是怎样完成各种任务的，我们是怎样集中精力的。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位经理，手机老是别在腰间，生怕漏接了一个电话，在结束了3天的出差之后回到家中，他走进家门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忙着去查电子邮箱，这让他的家人大失所望。真有这个必要吗？在面谈的过程中，当问起这位经理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因为他爱自己的家人！他也想向家人传递这一信息！（不过他陪客户的时间比陪家人的时间要多！）

我们知道组织文化存在着缺陷。我们也知道必须要努力调适，要让公司的目标和个人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这些研讨会，我们开始倡导组织行为的变革。在刚才故事中提及的经理以及其他类似的员工，都要学会一个简单的快乐法则，那就是和家人共进晚餐的时候把手机关掉。他们也要认识到，如果是真正出于对家人、自己和公司的利益考虑，当他们走进家门后的30分钟里，要毫不分心地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在此以后，才要想到商业世界的竞争也是极其残酷的，需要赶紧查看电子邮件，不过一个经理“真空”15 ~ 20分钟不会有大碍，他完全可以放松心情喝上一杯。）

为了更好地追求工作和生活间的平衡，我们也开始倡导改善休息和饮食习惯。我们了解并告诉员工应该怎样得到更多足够和优质的睡眠，让员工每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一个半小时，就站起来走动一下，活动肢体。（因为我们得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人体的机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根本就无力应付工作，因此长时间的商务会议就变成了作秀，因为很少有人能具备足够的体力来支撑到底。）我们也知道了早起工作状态最佳，因为那时氧气在体内的输送是最顺畅的。我们不要饥肠辘辘地4个小时不吃不喝地连续工作，这样会造成体内严重缺糖，从而打破体内的葡萄糖平衡——在这种状态下，人还是可以继续工作，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效的。我们也知道了应该少吃多餐，而不要饥一顿饱一顿，胡吃猛喝。我们也知道了要大量喝水。实际上，我们把很多体育界的养生之道借鉴了过来，因为运动员要想取得辉煌的成绩，必须要懂得如何照顾自己（我们所聘请的顾问也曾经是多位世界级体育名将的顾问）。

简而言之，这些养生之道和生活习惯调整的背后所蕴藏的道理就是要让自己精力充沛，让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变得更加充实，这对公司和员工个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不仅仅是浑浑噩噩地每天磨洋工。

现在，我需要自己来实践了。我满怀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因为我已经看到它们在很多员工身上都奏效了。我已经看到公司的合伙人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新文化，这种公司文化充分体现出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如果你集中精力，那么你将无往而不胜。时间显然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不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时间最令我们沉醉也最让我们感到习惯。不管时间过得有没有效率，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时间就是让你有这种魔力。多年前，玛瑞安只有9岁，她和我参加了著名的旧金山越湾马拉松长跑[2]。（每年，我们公司都会有几个人参加这项活动；那年玛瑞安想参加，我觉得能陪她一起跑完全程让人感到快慰。）她跑得很棒，途中我们超越了她学校的几个同学，完成全程的成绩也非常出色。

第二天，她来到学校，自豪地向同学们夸耀自己的成就：“知道吗，我爸跟我1个小时45分钟就跑完了全程。”

她的一个男同学，不想让一个女孩抢了风头，也吹嘘道：“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跟我两个小时跑完的，我们比你们跑得多。”

忘却带来的享受

不过，我还是很难完全凝神静气。我还是会过多地考虑工作和从前的生活。不过，光阴流转，工作的色彩已经逐渐褪去，我的注意力也开始慢慢集中。过去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慢慢消退，我多得到了一些放松，一些享受。

不过只是一些，不是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有一个好友，她曾经担任过多家企业的高管，她告诉我说，在她退休之后，整整花了3年时间，才真正和过去的生活告别。）

我再一次尝试集中注意力，不过还是失败了。我对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我从来都不擅长一次只集中注意力做好一件事。如果我打开电视收看棒球比赛，可能同时还在和人聊天，或是读报，还时不时地去查看一下股票行情。我的精力总是分成好几部分的。

有一次，我、科琳和吉娜很幸运，因为获邀能和纽约天主教教区红衣主教伊根见面。我觉得他肯定比我花了更多时间来思考生死灵魂的问题，因此我可以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来到他的私人会客室，寒暄已毕，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交谈。我告诉伊根主教，当我辞去工作时，还有很多未竟的事业。我怎样才能学会活着，学会接受死亡，而自己身后还有那么多没有实现的理想呢？我迫切地渴望能活在当下，但是我怎么才能忘却过去呢？我问道：“怎样才能活在当下呢？”

伊根主教告诉我，早年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很多时光，不仅是在学习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在接受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也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而自豪，也很喜欢很多爱尔兰式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发现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和爱尔兰人有一个显著区别。伊根主教认为，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意大利人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尽管这个决断未必奏效，但是它已经是自己当初的最优选择了。伊根主教说：“你唯一要集中注意力来做出的决定，就是你现在能够做出的决定。”

我会心地点了点头。作为爱尔兰人的后代，如果不是我们流淌着这样的血液，那么至少我们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经常回望来时的路，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懊恼不已。

在快要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对伊根主教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接受死亡的时候，头脑要保持最清醒的状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采用疑问句的形式来征求伊根主教的意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反应。

“得到主恩赐越多的人，期望值就越高，”伊根主教说道，“你的头脑能保持多清醒，就尽力去争取吧!”

灵魂的伴侣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前，我一直把承诺当成最重要的美德；在我确诊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神志清醒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我开始认识到，每个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总是保持神志清醒，尤其在年老之后，特别是在临终前。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身旁的亲友更好地认识命运之定数，这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履行的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效法。也许，我们会发现走向坟墓并非那么可怕，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已。也许，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可以张开臂膀迎接死神。

我曾经认为，有了承诺，就可以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我依然持这个想法）；现在，我觉得如果神志清醒，那么就可以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

科琳对死亡的了解其实比我更多。在我们结婚之初，她曾经在湾区的一家医院工作，亲眼看到过很多艾滋病人，当时大家对艾滋病还缺乏了解。当他们步向死亡的时候，她在一旁照顾他们。她看到很多重症病人在肌体功能完全丧失之前，灵魂就已经死了。虽然他们还活着，但其实人已经死了。此情此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不过也表明了人性的另一面。很快，她就开始思考关于生与死的重要问题了。

我感到很幸运，能有科琳陪在我身边，尤其是现在。她会守护在我身旁，她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知己，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不过，她也是我灵魂的伴侣，是我精神的向导，指引着我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她那百折不挠的精神给我注入了无限勇气，让我能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我成年之后，人生各方面达到的平衡境界主要都归功于她，归功于她的贡献和智慧。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也是我的手最后一个会抚摸到的人了。

为了帮助我打败心魔，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她建议我要集中神智，这一技巧能够帮助我达到目标。科琳有过一线的医护经验，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她曾经研究过，而且看来也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人的心智各方面的变化规律。

“闭上双眼，”她说道，“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松果体上，它在你头脑中央，两耳之间，鼻梁后方。”

可能你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滑稽可笑。我这个性子急的人，却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静默疗法，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而我和科琳也刚刚相遇。有一次，她到我的公寓来找我，结果发现我正在做着静默疗法。尽管她比我更了解这种疗法的好处，但当她那天下午看到我端坐在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的样子后，她告诉我，她真的觉得没必要在那上面花什么时间。

现在，坐在我们新房子客厅里租来的沙发上（我们新买的家具过了好几周还没送到），我在科琳的催促下，开始了静默疗法。

我闭上双眼。我觉得这是我很擅长的，因为我经常闭上眼，为的是缓解视觉皮质区造成的局灶性痉挛。

我试着想象松果体就在我头脑中央。

我试着忘却过去。

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试着这样去做。

不过，我的意识就是难以集中。相反，在我脑海中，似乎觉得我的意识正集中在眉毛之后，这表明其实我并没能真正陷入沉思。

“不管用呀！”试了几分钟都无法奏效后，我对科琳说道。

在接下来几天，我又尝试了几次。科琳跟我说，一些僧侣在脑中浮现出一个侧斜的∞字，∞象征着无穷，然后试着想象这个∞字在头脑中反复旋转，这样就能够帮助他们凝神静气。

同样的方法，换作我就不行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就是无法让意念集中于头脑中央，连让它靠近头脑中央都做不到。

如果我想学会活在当下，如果我想学会怎样集中意念，那我就不得不通过其他方法。也许有什么窍门吧。不过，要找到这样的窍门绝非易事。

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习惯于辛勤工作了，我也一直引以为豪，一直为我自己能这样做而感到很乐观。我坚信，我们每个人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说到底，我们还不是一些理性的动物吗？）我知道，就和生活中其他情形一样，熟能生巧，只要我坚持练习，就能做得更好。头脑就像身上的一块肌肉一样，只要多运动就能让它变得更加强壮。

不过，在我成功之前，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摒弃一些旧习。在孩提时代，当我在学校里碰到烦心事的时候，我就会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把书往桌上一摔，骂上几句解气的话，而我母亲会在一旁静静地倾听。过了一会儿，我的气消了，就会拿起笔做作业，一切又恢复正常了。我的母亲是个优秀的母亲，天生有着做母亲的潜质，当我嘴里骂骂咧咧的时候，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聆听，因为她也明白我需要时间来调适心情。

不过，我还没有从原来的生活中完全调适过来。

我的头脑中依然在斗争。我近乎绝望地想要找到一种能够让意念停在当下的方法。我知道自己头脑完全清醒，我也知道自己的那颗心没有错位。

不过，这并不能代表在钟摆敲响12下之前，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2]全程7.5英里，从旧金山市中心东北开始起跑，横越向西到金门公园，再继续一直到太平洋岸边的海洋沙滩为止。——译者注

05 最好的告别

“犹豫不决，难以开口说再见可不好，”她说，“往往拖泥带水的并不是相处时分，而是分别之际。”

——摘自伊丽莎白·阿斯奎斯·比贝斯科[1]《枞树和棕榈》（The Fir and the Palm）

[1]伊丽莎白·阿斯奎斯·比贝斯科（Elizabeth Asquith Bibesco， 1897—1945），英国作家，也是英国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女儿，1919年嫁 给了安东尼·比贝斯科王子。——译者注

活在当下的思想斗争并没有占有我全部的心力（这也是为什么我称其为思想斗争的原因），因为还有其他一些我能够去做好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别。

大约13年前，在女儿吉娜一岁生日左右，我的父亲因为肺癌就要去世了。我从加州飞到佛罗里达去看望他，结果此行成了最后一见。当年他只有63岁，但是他已经能没有怨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了。（实际上，我这样说是不对的，好像人们非得过了那个年纪的门槛，才会接受天命。我相信肯定有活到88岁甚至103岁的老人都不愿接受死讯，而且永远都不会诚心接受。这也是他们的权利。）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几天，我不记得父亲给我传授了什么关于生死或生活的大道理，我们并没有谈到上帝。他也没有在临终前，让我在他床边许下什么诺言，没有让我改变任何处事方式，甚至都没有提到让我继续从前的人生之路。我的父亲十分内敛，寡言少语。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接受命运的那份坦然，至少看上去如此，这多少让我感到轻松了一些。

在我去世前，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束”之前的人际关系，或者换一个说法，就叫“完美地画上一个个句号”吧。可我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一个人要和自己所爱所亲的人正式告别呢？为什么非得把告别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内容呢？我很快就发现，并非我的每个告别对象都能明白我的心意。但是，从我开始这样做以后，我就觉得是对的。我还想到，其他人，尤其是那些还能活上超过3个月的人（有些人还能活上几十年），能够从我的做法中汲取养料，至少能够略加调整，成为他们自己的处世之道。

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 我认为这能给我和与我告别的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悲伤（不过，说实话，我知道这么做有多么悲伤）。

第二， 这能够让我集中精力，做好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陷入沉思，回忆那些我觉得应该重温的过去，回忆大多数人都应该重温的过去。

第三，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而且我也专门接受过训练，知道该怎样说再见。

不要忘了最后很重要的一点：

第四，我能做到。

让我们先从第一个理由开始吧：“这能给我和与我告别的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悲伤。”

这涉及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这怎能给我带来快乐呢？很简单。我写下一串人名，这些都是我打算联系并安排见面的亲友，当我写着名字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在每个名字上徘徊许久，细细回味我与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回味我们邂逅的那一天，回味我们最初成为朋友的场景，回味他们身上让我欣赏的气质，回味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道理，回味认识他们之后我是怎样变得更加出众的。

简而言之，这样做其实也听从了很多哲人时常给我们的建议——驻足回眸，回忆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在心中品味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他们，并且直接告诉他们自己的感受，因为谁也不确信以后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不过这和我讲的第四点理由有关系，我也不想打乱自己的思绪）。

这样的告别让我感到开心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它让我深刻地记住自己曾经和多少人打过交道，尽管可能只是泛泛之交。尽管数量并非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对自己曾经接触过这么多人也感到惊讶。如果你尝试一下，可能也会惊讶于自己怎么会有如此广的交际圈。仅仅是有这么多朋友这一点本身，就给了我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再从第二方面来看，我怎样才能让这样的分别给对方带去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不悦呢？我是不是在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残忍的现实呢？会不会我让他们所做的事，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愿做的呢？（尽管我嘴上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是不是在迫使他们这样去做呢？毕竟我是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啊！）会不会在我的告别对象中有很多人完全不愿和我有任何纠葛呢？如果不是说不愿见到我的话，他们会不会不愿嗅到我身上的死亡气息呢？

结果证明……我的疑虑都是多余的。

尽管气氛是悲痛的，对有些亲友而言，要和我通最后一个电话，和我共进最后一顿晚餐，或是和我最后一次在公园里散步（这值得一提，因为对有些亲友而言，这不仅是我们最后一次徜徉在林间，也是第一次），还很不适应（我会谈到中间的一些片段的），但是我很快就从他们的言语表情中看出来，他们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不仅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只属于彼此的时光，尤其是那些两人相处的时光，更是让他们感到荣幸，因为这些行为证明了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我毕竟已经时日不多，所以我的朋友、同事和旧交也不得不静心想想我对他们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们对我的意义。当他们得知自己在我的生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分量时，会深受感动（甚至会热泪盈眶）。我告诉他们能够在人生路上遇见他们我感到幸运，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才华。在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想为他们做些特别的事，来弥补我离世之后的缺憾。我希望他们能从我身上汲取一些快乐，在相处的几天和离别之后，给心加添几分温暖。比方说，如果一直以来似乎都是我在给对方提建议，我就会想让他们觉得，其实他们也能给我提供指导。尽管我想要双方的思绪都集中在各自的当下，尽量回味那些温馨的画面，忘却伤感的记忆，但是我并不用说话，因为他们本能地就可以感觉到。我想几乎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相通的，对他们而言也不难。我心中的乐观主义情绪告诉我，彼此之间那种美丽和谐的关系远比那份不快和匆匆离别重要。尽管曾经洒泪几许，尽管曾经有过言语冲突，尽管近在咫尺的离别让这段友情感到逼仄，但在最后言别时，更重要的，还是会心的微笑和爽朗的欢笑。如果我和对方是面对面地交心，那么我能从对方的眼眸中得到这种感觉；如果和对方是电话诉衷肠，那么就能从声音中听出这种味道；如果和对方是通过书信传情，那么会从纸笺或电邮里感受到这种心意。只要这种告别的方式妥当，往往会给双方带来很多心灵的安慰。

美好的告别

我要和亲友们告别的第二个理由是，它能让我陷入沉思，回忆那些我觉得应该重温的过去，这个理由也是不言自明的。这些告别不仅促使我重拾美好的记忆，也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生，而非死上。它让我专注地去体会身旁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而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荒野上。它让我能够更多地去考虑与他人的友情、过往的美丽时光，这对你和我（不管你是否和我一样，是个意念坚定的人）都是有益处的。我一直不愿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烦恼，我让自己努力回忆往昔重要的片段，努力完成这些告别，这让我的精力都花费在值得付出的人和事上了。

第三个理由，我说到做到，我相信告别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对这个理由，我也无须花费太多笔墨来解释。我是这样一个人，在确诊只能活上3个月之后的第2天，就给自己开出了一张单子，列出必须完成的事项，由此你也可以了解，我是一个愿意做事善始善终的人。作为一个首席执行官，我坚信，如果没有设立明确的界限，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没有达成明确的结果，那么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甚至都不可能存在。不论如何，我的个人关系会随着我离开人世而烟消云散，那么我为什么不趁现在多投入一些精力？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像一个生意人在谈话，而我的临终岁月也许比一笔普通的生意头绪更多，不过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如果我想要公司运转正常，如果每个账户、每个项目和每个财政年度都无止无休，能行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每笔交易的结束都会增加你的满意度，实践表明，这样做之后，就会出现新的成效。这也是我最后能够反思、理解、享受和学习的东西了。如果棒球比赛的规则改了，打完9局之后比赛还没有结束（尽管一个队的得分领先），比赛马上就变得索然无趣了。尽管我人生的棒球赛不是打满常规的9局，而是打完6局就结束了，但这并不允许我佯装比赛还要继续下去。

如果没有告别，我有一些（不是全部，但肯定有些）人际关系就不会得以深化，我或者对方就不能真正体会到这段关系的真谛。那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损失。

接下来是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我能和过去的人生说再见……因为我能够做到。

在本书开篇第一句我就写到，还能活上3个月真是感到很幸运，这番话真是肺腑之言。尽管我人生最后的岁月看上去很凄凉，但是我能够最后振作，做好大多数人所做不到的一点：和自己有过重要意义的人际关系一一挥手作别。很多临死前的人并不像我这般幸运：正值壮年，没有身体上的太多疼痛，大多数时候神智清楚，自己所爱的人都在身边。不是自夸，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幸运。很多人可能也想过要像我一样来和过去说再见，不过他们等待了太久，错失了良机。大多数其他人可能都没有这样想过，因此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错过了多少欢乐，也没能对生活有更深的洞察（我也是在做的过程中才发现的）。

我在美国过着富足而又幸福的生活，毫不讳言，不管你是否觉得我可能有些多愁善感或是炫耀爱国心，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欢愉，就像我从前的生活一样。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能够和过去的人生说再见，而且我做到了。

难以抉择的顺序

哦，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而且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些告别让我在各种人际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我和亲友的人际关系细致地分类。但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如果不是说找到的话，也可以说是去创造它），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些告别能够帮助我正视自己。

在确诊过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家中的饭桌旁，在记事簿上画下了下面这个同心圆。

（由外到内：分享过自己经历和激情的人以及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精彩的人；亲密的商业伙伴；一辈子的朋友；亲密的家人；玛瑞安；女儿；妻子。）

我计划从这个同心圆的外围开始，慢慢向中心靠近。毕竟，你肯定做不到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先说再见，然后留下大把的时间来和不太重要的朋友道别，因为这些朋友好多都是从前大学期间的室友——这样做有些不合常理。不仅如此，我也是越迫近死亡，越是想要每一秒钟都能和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一同度过。为此，我花了好多时间才决定了这一顺序。

不过，这样做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一个人如果即将辞世，精力也在日渐衰退（我就是如此，大多数接到死亡判决书的人都同样），那么是不是首先应该和最重要的亲友告别呢？因为那时你的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如果和这些亲友都已经挥手告别之后还有精力和时间的话，如果心中还有激情，不妨那时再和相对比较普通的朋友道别，不是更好吗？而且，假设我所能活着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我可不是开玩笑，这真的很有可能，也许我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全部心愿，也许我能完成所有心愿），而我却把时间首先用于和普通朋友说再见，而不是首先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万一……该怎么办呢？

但是，我必须要做出选择，最后还是回到了当晚所画的那幅同心圆上。和自己的孩子和妻子说再见，无疑是最难开口的，应该要保留到最后。

接着，我决心要让这些告别都变得与众不同。它们不应该仅仅是见最后一面，而是应该有特别之处，这样才能弥补明显的缺憾。我想让自己和亲友最后的见面充满笑声，爽朗的笑声，也许是在品尝美酒和美食中交谈甚欢。也许我会挑选一个有情调的会面地点，或是在湖边细赏涟漪，或是在花丛中静看蜂蝶嬉戏。也许我会给亲友精心挑选一份礼物，让对方铭记我们告别时的主题。例如，斯科特是我一个好友的儿子，也是个好小伙子，当我们住在旧金山湾区的时候，曾经一起去看过好几场旧金山49人队的棒球赛。我们互发了电子邮件，回忆往昔美妙的时光（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倒卖过球票呢）。在此之后，作为我对斯科特最后一次的关心，我在eBay 网上买了一张著名球星乔 · 蒙塔纳的明星卡，然后给他寄去。

我这样做，并不是想让自己，也不是想让别人觉得我迫不及待地要翻过人生这一页。我是想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人生中不经意间邂逅的一页，是如此美妙而又如此难忘的一页。

完美时刻

当我和同心圆中最外圈的朋友告别时，我得到了很多收获。

这个圆环包括多年来的同学、旧交、同事、邻居、自己参加过的俱乐部和组织里的好友，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生命变得更加精彩，而且我也相信我的存在也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多彩多姿，因为我和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激情，包括商学院的过去、对美酒的挚爱、慈善活动以及旧金山49人队。当我坐下来细细列出属于这个圆环的人，结果让我吓了一跳，竟然有1 000人！诚然，我所担任的领导职位，尤其是最近10年来的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比常人更多的朋友。即便如此，这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曾经感动过很多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尤其是我们往往不会把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而只是在头脑中留下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可是却慢慢遗忘了那么多给自己带来过细小却幸福的体验的人们，这确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讶，也有些悲哀。让人感到同样悲哀的是，也许是出于健忘，也许是因为疏忽，也许是因为行色匆匆无法驻足，我们竟然都忘了向这些朋友感谢他们带给自己的幸福。

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1 000！我在头脑中重现这多年来美好的回忆。如果没有被诊断为脑癌晚期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重温这么多温馨的时刻，只是偶尔会想到个别片段而已。我也感到很惊讶，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充实，能和这么多人相识相交。

亲爱的马丁：

……我特别怀念我们在苏格兰冒着倾盆大雨打的那场高尔夫。

亲爱的斯蒂夫：

……我们在“帝国”意大利餐厅的那次晚餐妙不可言，大家互诉心声，气氛融洽。

亲爱的理查德和伊莱恩：

……能够一起分享美好的回忆是我们彼此的财富，特别是去年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山滑雪的那一次。

在这个圆环上花上比较多的时间，看上去有点奢侈，不过我确实觉得很满足。我很高兴自己有机会能和他们进行联系。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免一死，所以我很难和最外圈的那么多朋友都进行联系，无法一一和他们进行告别。我联系的朋友可能占到总数的一半，也许比一半略少些吧。因为条件所限，我基本上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联系，有些朋友我是打电话联系的。

和每个朋友联系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达了仰慕和感激之情。我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彼此关系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上。我试着把这样的时刻变成我心中的“完美时刻”。

什么是完美时刻？它往往是一种意外，尽管有时我能预见它的出现。有时候，我能协助营造这样的时刻，给它创造条件，不过它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在它出现之前始终都是个谜。完美时刻是某一刻、某个小时、某个下午的馈赠，时间到底该多长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必须要敞开心扉。打个比方，放疗机坏了，一个小时内是修不好的，你必须得等上这一个小时。如果你接受了机器出故障的事实，那么你就不会变得沮丧，你要记住，如果你感到难过的话，实际上不啻于浪费精力，你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其他让你高兴的人和事上。不妨听听自己呼吸的韵律；不妨端详一番候诊室对面椅子上病友面部的俊美；不妨欣赏一下女儿写的诗《旅行者的恐惧》；不妨透过窗棂仰视苍穹，看看天空的色彩。

你也不妨和你的妻子携手漫步在纽约中央公园里，穿过船屋餐厅，那已经是完美的时刻了，已经是完美的一天了。在如此宜人的一天，要想在船屋餐厅找到一张空桌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往往也不会再向老板询问。不过，在失望之前，你要向各种可能性敞开心扉。因此，你就会开口打听。结果，一张餐桌就摆放在你眼前。你们喜出望外地坐定。意外的收获让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完美。不过，用餐正尽兴时，突然电闪雷鸣，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雨如注。平日里，你可能会觉得下雨给你带来了不便，会特意避开。但现在你会把雨当成上天的赏赐，尽情地享受这豪雨的盛宴。

我伸开双手迎接完美时刻，我发现这是我控制自己意念和活在当下的方法，但我过去从未想到。

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完美。

当我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的时候，我想让它们也变成完美时刻，至少创造条件，让完美时刻得以出现。我给一些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他们自然感到非常惊讶、伤心。不过，接着我又告诉他们我很乐观，愿意抽时间和他们话别，畅叙我们的友情，告诉对方他们对我到底有多重要。很多话别最后都像双向的车道，双方都流露出了很多眷念，彼此都得到了很多暖意（我相信你们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谈听起来像是条单行车道）。这样的谈话之所以让人感到兴奋，是因为大家共叙过去的时光，追忆温馨的那一刻，可能彼此间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交谈。我觉得，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这么觉得，这些告别提供了营造特别时光的机会，而这种时光本来是并不存在的。这样做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牵强附会的。这样的体验我可能会用“话别”来形容，其实大多数时候双方是坦诚交流；这样的体验我可能也会用“终结”来形容，似乎看起来这样的人际关系将逐渐疏远，可实际上这样的体验让彼此的心都连在了一起，尤其是和同心圆最外圈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比很多年来都要更亲密，也许是相识以来最亲密的时刻了。

比方说，道格是我大学的室友，后来成了记者。我们这些年大概每年会聊上一次，不过我们有着一段共同的回忆，在一起相处时总是很融洽，对彼此的成就也感到骄傲。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

道格：

可能你也听说了，因为癌症晚期，我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我写信给你，是想告诉你，你我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同窗以来的多年交情，我一直都很珍视。

愿你生活前景灿烂！

上帝保佑你。

尤金

我打算过后再给道格打个电话，表达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不过首先我想自己在头脑中回忆从前的好时光。记得我们大一暑假的时候，在美国“大黄蜂”号航母上的大学后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服役，那是一艘经历了二战的航母，当年在整个大西洋上搜寻着前苏联航母的踪影。当年在舰上，我俩搭档和来自俄亥俄州迈阿密的两个男孩大斗牌技。当年，我们一天能吃上四顿饭，而在飞行甲板上和锅炉房里埋头干活的场景，你可能想不到，那真是热得能让人脱掉一层皮。

不过，道格先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之前并没有听说我的病情。他感到很震惊，但是我们依然谈得很尽兴。我们聊了一会儿过去，之后他提醒我说，在当时的同学中，我在很多人生台阶上都是先行一步的：第一个结婚，第一个成为父亲，现在又要第一个去迎接来生了。他说其他同学会追上我的，在天国见面。

聊到最后，我告诉道格，非常感谢他给我人生增添的亮色。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倒是没有流泪，不过听起来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

我们谈话时并没有激烈的交锋，没有柔情蜜意，也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不过这感觉确实是完美的时刻。

最后，道格跟我说“再见”。他没有说“好运”，也没有说“坚强些”。没有任何陈词滥调，也没有任何的言而未尽，就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再见”。我很喜欢。

因为我向来注重细节而且喜欢做事周到，所以我必须要提醒自己，很有可能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和同心圆最外圈的朋友相处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减少了我和内圈亲友共度的时光。我进行了反思，觉得在从前的岁月里，自己不知不觉地就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最外圈的朋友身上。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很多约会要占用我的时间，我也形成了总是要和人约见的习惯——没错，很多见面的对象人很好，很出色，但是他们毕竟是最外圈的朋友。有必要和他们一个月吃上4次早餐吗？我应该少安排几次这样的聚会。如果我能够早一些醒悟，画下这个人际关系同心圆，那么我就能够让自己明白一些人到底有多重要，这就能够给我如何分配时间（或者精力）提供指导。这样我就有可能在最近10年间，每周能和科琳共度更多的美好时光，而不是每周一到周五一共能和她一起吃上……两次午餐。我的生活失衡得如此严重，我怎么能如此有干劲去推动公司改造文化，鼓励公司的合伙人和员工去追寻更加和谐的生活呢？

我意识到在第五个同心圆中有1 000个朋友，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而是需要提防的。不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毕竟拥有第五个同心圆还是很美妙的。那些构成第五个同心圆的朋友，我不枉和他们相识一场，而且你也是其他朋友的同心圆外圈成员。我的意思是说，我原先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这并不值得。

在这最外层的同心圆上，我花了差不多3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就告一段落了。

解决完了最外层的同心圆，我将精力投入到内圈的同心圆，越往里靠近，亲友的数目就越少了。但是，3周时间对一个还有3个月的病人而言，确实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也许，实在是太多了。

我原先的计算有误，我原以为花上这么多时间，过后自己是不会后悔的，结果我想错了。

是时候往内圈的同心圆进发了。

自己把握的幸福

思考得越深入，我就越发觉得自己想要保持头脑完全清醒，想要学会活在当下。其实我已经在这样做了，方式是让往事释怀，学着享受自己能够把握住的幸福。也许我比较愚笨吧，当时没能马上反应过来。不过，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懂，只是后来才慢慢学会的，这在道理上也是解释得通的。

在完美时刻，时间几乎是静止的。在这样的完美时刻，你有可能和朋友在电话上互诉衷肠，尽管可能只有短短的5分钟；也有可能和朋友共享一顿晚餐，美酒醉人，大家畅谈了4个小时。这样的完美时刻能够不断延续下去，因为你并没有给它设定长短，只是给它创造了一个开花结果的环境。

体会到越多的完美时刻，我就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完美的一天：它是由很多完美时刻构成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完美时刻能够延续一整天，也许更长，也许是你接下来的整个人生。

神奇的完美时刻

现在能够拥有这么多完美时刻，我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越来越感到适应，这真是非常美好。尽管我也喜欢过去生活的忙碌，不过我进行了反思，然后发现其实从前鲜有这样的完美时刻，而我现在却拥有如此之多。当然，从前我也有过一些完美时刻，比如和科琳结婚的那一天，领养玛瑞安的那一天，吉娜出生的那一天，我成为公司合伙人的那一天。

差不多所有人能够见到的美好时刻都在我眼前重现了。它们绝非普普通通、了无新意的分分秒秒。也许其他人喜欢享受点滴幸福中的完美（我相信很多人都如此），而我在过去因为脚步匆匆肩负重担，因此没能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尽管如此，我所体验到的美妙时刻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点滴的感动，而是它们常常出乎我的意料。如果我继续从前的生活，那么我在临死的那年，可能就不敢和你理直气壮地说，我已经体验过很多不期而遇的美妙时刻。我想自己可能太忙了吧，都没有敞开心灵去呼吸这样的空气。

我还记得自己在苏格兰的一个完美时刻，我一直都喜欢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你所遇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连绵起伏的小山丘宛如波涛起伏，大西洋上刮来了强劲的海风，风势之大可能是你前所未见的，到晚上10点钟还能见到夕阳的余晖。球场会给你一种奇妙的感觉，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触动，似乎球场下的土地迸发出一种能量，进入你体内。

记得有一次，我在因弗内斯附近的皇家多尔诺奇高尔夫球场打球，感到足底下传来一种震动。我真的感到一种能量传遍了我的四肢。这可不是地震，不过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冥冥中的一种力量，我难以用其他的原因来解释。

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说法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在全英国境内有很多“地球方位线”，这里是地球电磁场和重力场能量集中释放的地方。科学家已经测绘出这些方位线的位置，也能够测量到它们的能量。（它们就像地下水的分水线，这些区域也带有强的电磁场，这也是潜水标杆的测量结果。）在全英国，很多教堂，包括巨石阵（Stonehenge）[2]的选址都在能量最强的地球方位线上（其理念就是中国传统的风水之说）。据说，有些人（并非每个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能量，看来确实如此。科琳也一样。也许，这就是使得高尔夫球场变得神秘的理由。这种能量确实让当时的那一刻变得神奇。

现在，我的心中时常会涌起这种强烈的感觉。有些人对光特别敏感，有些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有些人对气味特别敏感，有些人对孩子和动物特别敏感。我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对生活本身非常善感了。

简单就好

随着我身体机能的不断衰退（慢慢地衰退，我觉得是很慢的），偶尔我也会感到沮丧，后来这样的情绪日积月累，让我石破天惊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我觉得消费产品应该做得简单一些，要去除太多不必要的多余功能。现在一个产品往往有太多的功能、太多的模式，可我想要的就是简单。之前，我对这一点并没有那么在意，几个月前我还是个“空中飞人”，乘坐飞机往来于各大洲，一周要工作90个小时，偶尔还会超过90个小时，因为还要在高尔夫球场上陪客户……但是现在，我对简单有着强烈的向往。我对手机五花八门的功能感到极其厌烦，因为多数都是些我不需要的功能，而它们的操作对我而言已经不太便捷了。照相功能的切换让我伤透了脑筋，我也不需要下载彩铃、玩游戏和上网。我所需要的仅仅是某一天，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地和我的亲友联系，比如给我的医生或家人打个电话。我只是想用手机来打电话而已，其他那么多功能有什么用呢？年轻人可以操纵多种功能，而我却不行了，再也不行了。想到美国的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市场注意力放在了年轻人身上，这让我感到恼火。给我个简单点的产品，越简单越好。而且，我也相信年迈、退休和身染疾病的美国人都和我一样，就想要一个简单点的手机，简单点的电脑，简单点的“黑莓”（Blackberry）手机。这里大有商机，这是我的想法，有心人就把握这商机吧！为了那些需要简洁的人士，拥抱“简单就好”的理念吧！

是不是身体的衰弱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判断力？我变得更睿智了，还是变得更古怪了？

我不得而知，只是想要一个更便捷的手机而已。

一个不带烦人的摄像功能的手机。

绝对的完美时刻

我还记得从前的一个美妙时刻，那一时刻再也没有重现过。同样是发生在高尔夫球场上，发生在旧金山外的奥林匹克风景高尔夫俱乐部，那是我最喜欢的俱乐部。当时我走在湖边的一个球道上，突然一只苍鹰在离我几米远处从天而降，叼起湖中的一条鱼，飞过我的头顶，然后消失在树丛之上的天空。

那真是绝对的完美时刻，可我当时都没能完全体会到其中的完美。

[2]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是由许多根石柱围成的史前建筑。这些石柱排成圆形，最高的石柱高达1 0 米，平均重量达2 6 吨，天文学家霍普金斯认为它是古人用来确定节气的天文历。——编者注

06 走向新生

世间并无所谓的死！人所经历的，不过是一种新生。驶离了此生的最后港口，你也就到了来生的港湾，这个港口的名字叫死亡。

——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1]

[1]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作家。——译者注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丹妙药。

那就是水。

有一天上午，在去接受放疗之前，我和科琳来到了曼哈顿岛上西城的修道院博物馆（Cloisters），这是一座仿造中世纪风格建造的博物馆。我一直很喜欢它，这是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和科琳坐在高墙环绕的一个庭园里，旁边有个植物园。我决定再尝试集中意念一次。

这一次我居然成功了。

“啊!”我大叫道，“水！有水我就能做到！”

在这个院子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假山，还有飞泉泻水。水花飞溅、水浪晶莹、珠走玉盘，眼前的这些景象让我沉醉。不仅如此，喷泉的声音也让我着迷——也许声音对我的效果比水流还要好。庭园四周高墙环绕，因此喷泉泻下的声音传遍了我的每个细胞。我马上就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了。

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水有这般功效，因为水在我的生活中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小时候如此，成人后也如此。我的游泳技术一般，也不是个航海爱好者。岳父是个十足的航海迷，记得有一次他邀请我上他的船去出海。我还特意买了雨具（我们只不过在旧金山海湾附近航行），到了出海的那一天，我兴高采烈地跳上船……接下来整个航行途中，我都趴在船舷边，想要呕吐或是吐个不停。记得我第一次滑水的时候摔入水中，被人打捞上岸，吐水不止，可是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滑水绳不肯松开，活像一个大绒毛玩具一样。很明显，我之前跟水并没有什么缘分。

不过，现在也很明显，水正是我所需要的精神载体。看着它，听着它，能帮助我涤荡心境，让我能够潜心于当下，更准确地说，能够帮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宁静，能够进入下一个境界，不管那是一种什么境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水会对我奏效的原因，水珠圆润，柔水无痕，这在我看来就是自然的轮回。

接下来，每天我都会守望着水，试着度过一段“飘然入仙”的时光，可能会有半小时，也可能更久。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完全存在于这个世界，也非完全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我感觉自己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绝对的新生。

首先，我会凝望着水，接着会闭上眼，静听水声，思绪飘向来世，去细想它的模样。

每次当我回到修道院博物馆时，我就感觉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港湾，感觉这里正是我心灵的栖息之所。有时候，你在不经意间，就在某处发现自己找到了久久寻觅的东西。

如果精力不济，无法去修道院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在自家窗前眺望东河，遗憾的是这样就听不到流水的声响了。如果精力充沛，我就会来到修道院博物馆的那方庭院里，闭目养神，凝神静气，杂念俱消。起初，我的意念会在此世和来世之间的境界停留大约30分钟，后来这一过程不断延长，达到一个小时。（尽管我并不知道时间到底有多长，因为科琳同时也在默想，是她过后告诉我的。）

我一结束这样的冥想，就和科琳并肩而坐，告诉她刚才的体验，我会告诉她我发现了人生中多少新的境界。如果某一次冥想不如我想象得那般深入，那我也会和科琳描述这样的体验本身有多美妙。有一次，我曾经问过她：“你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入境了？”

“在我看来，是当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爆裂时，”她说，“就像你在极度兴奋，或是体验到爱的时候一样。”

“我的感觉不一样。”我回答道。不过，这并不是说我没能入境，我确实入境了。入境之后，感觉一派宁逸，完全的安静宁逸，我喜欢这种境界。冥想完毕之后，我感觉头脑更加清醒了。

尽管在这一境界里感觉飘然入仙，但是我并不会冥想超过一小时。在某个时刻，我知道自己应该结束了，我就感到满足了，因为自己享受了这一境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让天使把我带去天国，我还想回到尘世，和科琳相守，看看吉娜，和玛瑞安聊聊，寻找生命的快乐。我想好好吃一顿大餐，在我确诊之后，我一直都吃着特别丰盛的食物，享受着胆固醇含量不低的甜点，我还想更多地享用肉汁鲜美的牛排，大口品尝冰激凌，一盘又一盘地吃着各式甜饼，再多抹上一点黄油。

我还活着。

我的葬礼

任何一条河流总是有源头和终点，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如果没有源头，那么一条河流也就不算是河流了。不过，也不是这么简单，实际情形可能比这要复杂。河流也可以改变流向。

我希望自己能够清晰地解释这一想法，不过我却解释不清。

几周来，我都在给自己的葬礼做准备。

葬礼将在圣詹姆斯天主教堂举行，科琳和我经常去那里祈祷。我的灵柩将由六名护柩者抬至教堂，护柩者的人选我已经确定下来了。我希望能给那些选中的护柩者传达一种信息。同样，对我而言，能有这么多拥有高贵灵魂的亲友给我护灵，这也给我自己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我也选好了当天主持仪式的神甫，我平时一直很喜欢他的布道。

当天我不想要管风琴音乐，科琳建议改成竖琴和长笛曲。我喜欢长笛的声音，吉娜自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吹长笛。

参加我葬礼的将会有很多亲友、毕马威公司的同事和其他商界的朋友。蒂姆 · 弗林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继任者，他会发表一篇葬礼颂词。我希望斯坦 · 奥尼尔能发表另一篇颂词，我之所以邀请他演讲，是因为他不仅是我的挚友，而且作为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以谈谈工作和责任对我的意义。

我的弟弟威廉会发表最后一篇葬礼颂词。他会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不过他也会代我传递心声。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下来寄给他了。这是在我离开人世之后才会发表的声音，我要每个人都听到我对科琳、玛瑞安、吉娜的心意。

我由衷地希望吉娜能为葬礼写一首诗，可我觉得，让她在葬礼上当众朗诵，怕她控制不住情绪，也许她姐姐玛瑞安可以代替她。不过，写这样一首诗，本身就挺难为她的。

我请两位密友帮我在葬礼之后安排传统的爱尔兰亲友告别仪式[2]，在这样的仪式上，大家会庆祝逝者的新生，所有我爱的人都会欢聚一堂。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机会，能够让他们再度聚首，追忆往昔，享用美食，体会其乐融融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能够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

我希望当日天公能作美，不要像这几年的夏天一样热浪袭人……不过，这又是我所不能控制的东西。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会阳光明媚，和风醉人，以让大家在纽约度过完美的一天。我不清楚自己的葬礼会在夏末，还是在秋天举行，两个时间我都无所谓。

我的尸体会被火化，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自己的骨灰。

我知道，已经有人在旧金山湾区为我另行准备了一个告别仪式，它会在纽约的葬礼之后马上召开。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和商业伙伴，因为我从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后来又在公司的旧金山分部和帕洛阿尔托分部工作。我不想让我那里的朋友搭乘飞机横跨美国，来参加纽约的葬礼，那会给他们带来压力。毕马威有一位资深主管，她不仅是公司的元老，更重要的是，其他朋友对她也很尊敬，在我和她告别的时候，我请她帮我一个忙，就是仅仅参加旧金山的告别仪式就行了，因为她的话一言九鼎，这样旧金山湾区的朋友就不会感到有增加开销的压力，不用非要到纽约来看我最后一眼。

安排妥当，我觉得这几乎就是自己想要的一切，一切都是完美的。就像我和科琳的婚礼一样完美，就像玛瑞安的婚礼一样完美。

我只是希望自己彼时能够在场“看”到这一幕。

最美好的时光

有时候，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有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似乎我的思维陷入了阴影之中（这是科琳后来告诉我的）。

对这种情形，我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比喻，也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比喻，还是一个和高尔夫球有关的说法，我觉得就像是在“追逐日光”。这个说法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比喻，当我想起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置身于高尔夫球场上，夕阳低垂，我知道自己的球就在某处，可就是找不见。

为什么人生最后的旅程不能成为最美好的时光呢？也许我们目睹了年迈的父母、祖父母与年老所致的病痛苦苦斗争的画面。可是如果身体的疼痛不成为问题，那么最后的人生为何不能变成精神和知性上最富有的时光呢？如果你一口咬定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是否也有些太武断了呢？

记得有一次，我在加州蒙特雷半岛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有一个长洞球，标准杆是5杆，开杆似乎不错，不过球停落在湖边的沙地上。当我走上前击第二杆球的时候，结果根本没有打到球，真是让人够丢面子的。尽管没有击到球，这也得算一杆。第三杆打得也不怎么样，球离果岭至少还有200码。我第四次挥杆，终于把球攻上了果岭。

当我走到果岭区时却找不到自己的球……难道球已经滑下果岭区了吗？还是我击球太用力了，球飞过了果岭区，扎进了另一端的沙地？我找呀，找呀，找……

结果，球在洞里！

一个五杆的长洞球，有一杆没击上球，另一杆打得也很糟糕，可是我竟然还打出了一个小鸟球（比标准杆少一杆）。

意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都还太稚嫩，难以预料多变的世事。

特别的感动

和我最亲密的商业伙伴，尤其是毕马威公司的朋友告别，让我感到很满意。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让公司变得更好），尽管我无法留下来看到最后的结果，不过和他们一一话别，让我心中确认了自己的预感：自己的使命将最终实现。我为之竭尽努力的美好前景终将到来。那时候，我可能不在了，不过我知道自己并非不可替代的，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我告诉每位同事和他们共事让人感到有多么愉悦，告诉他们我从中获益颇多。

我试着为每位朋友都留下一点特别的感动。公司有一位年轻的合伙人，多年来我一直给她提供指导。我对自己的离去感到特别难过，因为她注定能够大展宏图，而我一直都是她的良师益友。在我俩告别的时候，我说出了为她准备的礼物：我已经为她联系好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公司里一位受人尊敬的高管，年纪也和我相仿，我请他像过去我所做的一样，为她保驾护航（事实上也真的如此），直到她不再需要为止。

说句心里话，我的这番举动不知对谁的意义更大，是她还是我呢？

一去永不回

还有一次告别，对象是两个亲密的商业伙伴，他们是毕马威德国分公司和英国分公司的负责人。晚餐、美酒、回忆，我们度过了尽兴而又难忘的时光。最后，我们互相告别，知道以后再也无法见面了。

我陪另一个好友去了一次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位好友喜欢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

斯坦 · 奥尼尔、他的妻子南希、科琳和我一起共享了一瓶美酒，我们聊起了各自的价值观。那真是一次美丽的分别。

我最中意的告别场所还是纽约中央公园，徜徉在公园的漫步区，细数过往的美好点滴，称赞对方的诸多优点。

还有一个朋友建议我们最后告别时，不如开着他新的玛莎拉蒂跑车（Maserati）一起兜风。

永恒并不美

我觉得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了，更加平静了。我也更加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该完全忽略未来，尤其是那些人生比我还要富有的人。差不多所有的目标都需要有未来做支撑，否则我们就无法走向完美。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对未来方方面面的考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占据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以至于我们都无暇欣赏路旁的风景。

我希望在你眼中，我追求完全掌控自我意念和活在当下的做法不会显得自私，不过我想可能会的。我为自己的爱人所做的和为自己所做的一样多，这是我原来就想好的打算。女儿玛瑞安和女婿威廉不论在公司还是在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为的是给他们的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我非常喜欢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我的外孙和外孙女投入的精力和责任感。不过，正因为他们将注意力都用在打造未来上了，他们就没有足够的闲暇和金钱来享受当下了。记得有一次，我和科琳带他们出去吃饭，玛瑞安穿着一件色泽柔和的漂亮晚装，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件衣服。她看上去光彩照人。

“你最近一次穿这件衣服是什么时候？”我问她。

“一年前吧。”她回答道。

“那多浪费呀！”我说道，“你这件衣服多漂亮呀，你应该多找些机会穿穿它。”

要尽情地享受当下，这一点对我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不过对那些还能活上不止3个月的人而言，就有些难以驾驭了。为了勾画美好的未来，他们需要辛勤工作，需要牺牲。没错，有机会闻闻玫瑰花香的时候不要错过，不过你无法一天内每时每刻都能弯腰闻得缕缕花香。做到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我认识到当一切高歌猛进的时候，人总会变得自我陶醉，视野也会变窄。我必须要承认，我目前的状况也会让自己有这样的倾向，总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看问题。而对每一种情形，我的看法并非总是智慧的。

我不确定自己到底什么想法更有道理。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永恒——我过去一直珍视的特质，有时候也不一定总是美的。随心自在已经在我心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挖掘完美日子

当你身陷我的处境时，最开始你肯定会拼命抗争，毕竟你所面临的困难是如此之大。不过，如果你开始学着活在当下，那么你不仅会喜欢上它（这种欢乐是巨大的），你也让自己为未来做好了准备。未来终将成为你的当下，向你扑面而来。

如果你多加练习，就能学会这一技巧。你肯定能掌握这一技巧，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当下在我看来就像是上帝的馈赠（也许我应该说，当下就是一份礼物）。因为活在当下，在过去两周的时间里，我所体验到的完美时刻和完美日子比过去5年还要多，如果我们仍将过着确诊之前的日子，我此刻所体会到的完美也将比过去5年与未来5年的总和还要多。

看看你自己的行程簿。你能看到完美日子的影子吗？它们是不是隐藏起来了，需要你用某种方法将它们挖掘出来呢？如果我告诉你去创造30个完美日子，你能做到吗？需要多久才能做到呢？30天？半年？10年？还是根本做不到？

我感觉自己现在所度过的时光，一天胜过从前的一周，一周胜过从前的一个月，一个月胜过从前的一年。

陪你到永远

简单是如此难以寻觅，不过很多人都会因此受益，因此得到改造。看看周围很多人经营自己生活的方式吧，我也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没能像我一样对生活豁然开朗。他们整天忙碌不停，可是却不知道为何要忙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忙乱的脚步，他们也没能驻足自问，到底想要在生活中得到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钱，有些人钱多得花不完。不过他们却不敢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自己手头的事？”我了解其中的一些缘由，我也知道他们难以停下脚步，尤其是他们为当前的成功感到自豪的话，他们就更难回头了，因为一旦停下脚步，他们就感觉自己不那么重要了。我明白。完全明白。

不过感觉自己重要并不代表你真的重要。

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最好由你自己来选择这一时刻，你必须要迎接新生，准备好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我替很多朋友担心，他们一直以来都忽视了这一时刻，试着在重要的岗位上多待上几天，却有可能永远失去主动选择权。棒球名将威利 · 梅斯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表现糟糕，就好像在自己的阴影中挣扎而不得解脱一般，他感慨万千地说：“衰老会给你带来冲击，可你却无能为力。”

这一刻会来的，肯定会来的。这一时刻是让人备受煎熬的，这也是肯定的。一些人已经参透了这一道理，可是很多人并没有醒悟。有些人现在学会了未雨绸缪，为以后攒钱，以此来确保后半生衣食无忧。

不过，为什么不在另一个至少和金钱同样重要的方面也努力呢，那就是你的灵魂！

而要做好灵魂上的准备，该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支持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药物、医疗设备、诊所和医疗关护能延长你的生命，让你的余生变得比较安逸，但是有谁能够在精神上帮你做好准备呢？谁能教会你该怎样迎接死亡呢？除你自己之外，是不是真的还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否能有这样一个人一直陪你走到最后一天呢？

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有科琳陪在我身边。

时日无多

和亲密的朋友告别会出现种种结局。我发现，如果我的朋友满足下面的一个或是两个条件的话，这样的告别会变得更加容易：第一，朋友信仰上帝或是有其他强大的精神支柱；第二，朋友的婚姻或是其他人际关系很牢固。

那些没能和我好好告别的朋友，通常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而且往往还有第三个原因：他们个人还有没能解决的麻烦，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导火索，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烦心事。我的离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真空，所以他们感到愤怒。我能明白这一点，我扪心自问，到底谁的意愿更重要？是他们的，还是我自己的？鉴于双方在一开始相见的时候就各怀心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彼此都感到满意呢？我不得而知。不过，给我们的友情画上一个句号对彼此都是有难度的。彼此的谈话并没有让他们觉得更愉悦、更富有，而是让他们觉得更痛苦、更愤怒。当然，我并不希望这种情形发生，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我觉得放弃这样的告别也无济于事，也并非是仁慈的，这并不能让他们的痛苦消失。

我有自己的原则。对每次的告别，我都努力要设定一些界限。比方说，我会坚持双方努力将谈话重点停留在当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回忆，当然我们会回忆，有时候我们全部的时间都在追忆过去，但是我们主要应该让美好的时光和激情重现，而不是坐困愁城、忧心忡忡。）不过，我也很清楚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对同心圆最里面的亲人，也许能做到，也许做不到，等讲到那里的时候我再细说吧。）

尽管和一些朋友的告别非常美好，但是他们自己处境不佳，婚姻失败，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志向，他们希望我们最后能够多相处些时日，希望我能更努力地与病魔抗争。他们告诉我不要放弃，在他们看来我似乎已经放弃了。还有几个朋友在说完再见之后，依旧给我打电话，他们不想我离开。

“我就想要这个样子，”我会这样告诉他们，“我特意安排了这样的告别，我们彼此可以说再见。我们也度过了完美的时刻。让我们记住这一时刻，然后大踏步地往前走，不要再安排见面了。想要让完美时刻变得更完美，从来都不会奏效。”

我这样的回答可不受欢迎，太过斩钉截铁了。也许，过于冷漠了。对方往往会变得情绪激动。如果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该怎么办呢？主导权，我认为是掌握在即将辞世者手中的。3年前，当我岳父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在说自己会好起来的。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多想和他说再见，不过他始终都没有直视过我。他是如此希望多活上一段时日，自然也就无法接受生命马上就要终结的事实……不管怎样，尽管我想要将我们之间的关系画上句号，但是我的愿望不能凌驾于他的想法之上，他拥有着主导权。毕竟，是他而不是我即将要离开人世。

现在，我处在当年岳父的位置上，该由我来制定规则了。对我自己而言，当最后的话别结束，我可能会回味片刻，也许会回味几小时，但是就不会再回头了。（过后，如果有人问起当时话别的对象和场景，我自然会给对方一个回答，但是我自己的心绪不会又飘向那一天。）

我必须要正视前方的路，随着光阴流转，属于我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我那些受着煎熬的朋友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必须要在我走后自己调整好心态。也许说“再见”正是他们需要学会勇敢去做的一件事。

也许，时机还没到那一步，也可能是我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自己也会先封杀这样的想法），我的头脑里经常盘旋着怎样和吉娜道别的画面。她现在和我一起度过的时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她刚刚14岁，就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外边享受午餐，我们喜欢在一起讨论个人的宗教观、生死观和思维方式。但是我俩都会发脾气，很显然我们对命运如此安排都感到不快乐。有时候，这样的命运让她感到无法承受，有时候，她看上去又能够接受。我知道她的世界观正在成型，而她对一切又那么善于感受。我希望她能够明白我对她的信心、自豪和无限的爱。

每每想到该怎样和她告别，我就努力想找到作为一个父亲最好的方式，让女儿真正体会到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而并非仅仅是和他相处了多久。

水是我的新生

我当然不知道来世是什么模样。但是，轮回就像水流一样，就像河流一样。我之前说过，我对水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殊感情，水在我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我对葡萄酒热衷算吗？葡萄酒溢满了香气，而水里面则充满了生命；葡萄酒需要时间来发酵，需要时间来变得香醇，我现在才53岁，不过我还是懂得作用于水之上的万有引力的；葡萄酒会流进你体内，而水则会无止无息地流淌……它们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但是，我对水越发强烈的感觉始终都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可见的形象。就仿佛尘世上的土地一样，它也有种别具一格的震撼力。水也一样，每天在这种水声潺潺的玄妙境界里待上一小时，就会感觉逐渐洗去了尘世黏附在心上的泥沙。

玛瑞安给我买了一个人造的小喷泉，大约有两英尺长、一英尺高，我非常喜欢。

那么在我人生长河的下游又是什么风景呢？有谁会等待我呢？有人会在那里吗，他（她）会是什么模样？我会遇到从前历史书上读到过的名人吗？会遇到已逝的先人吗？我相信世间有天堂，也有地狱。但是，它们的边界在何方，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加猜测。

来世让我感到难以把握，至少现在如此。水呢？水，我是懂的。水是我的新生。

来世的入口

哦，这样说不对。说水是我的新生并不准确。

应该说我自己正步向新生。

我现在还活在世上，我想要度过尘世的时光。我想要多度过一些完美时刻和完美日子。但是，我也需要让自己做好准备。每天，我都要花时间来做这样的准备。我需要让自己沉思静想。我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安静。我需要简单。让自己全身心地去迎接下一段旅程。我的心念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难怪我也觉得，当自己冥想的时候，我的双眸半开半阖，既让尘世的光亮进入眼帘，又有意挡住一些。我会和科琳回到修道院博物馆，来到高墙环绕的深庭之中，静听水流叮咚。如果太累了，我就会在自家窗前远眺东河，这种体验更多的是用眼而不是用耳来感受，不过还是能让我感到满足。我浮想联翩，把河流和水当作是从现世走向来世的入口。

水是两世之间的渡口。

水无止无休，水永续不断，水是生命。

对这种入境，我还没能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的目标就是心无杂念，但时常会有纷扰涌上心头。我的目标就是完全入境，这样就不用去考虑未来，但我并非总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候会浮现出接受放疗的情景，有时候又会被拉回到现实中来。我和其他人一样，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如果试着在一天的上午就冥想入境，效果会比下午要好一些。因为如果到了下午，人会感觉更加疲惫，白天发生的很多事也会勾起我更多联想，很多是我所无力控制的……

这样的冥想你做得越好，做得越多，在我看来，当最终离开尘世的那一天到来时，你就会感到越自在。我一直在努力。如果能坚持这样做，当最终那一天到来时，我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糟糕。也许，那一天根本就不应是糟糕的一天。我对自己的尝试感到兴奋。我觉得这对我不仅是我精神上的洗礼，也是有实际帮助的，它让我的人生轮回来得更加自然。如果来世和现世并非截然相隔，在我想象中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每天花些时间来迎接来生，其实就是在寻找一条通向来世的航道——我自己开辟的航道。

我忽然觉得，死去，其实也并非如之前想象得那般无助了。

不期而遇的完美

随心自在。

完美经常是不期而遇的。我和科琳以及吉娜度过完美的一天，并非因为我守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而是因为这一天有很多不曾期待却降临的美丽。如果在之前的生活中，我能够让这种随心自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结果又会如何呢？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能随心自在，又会怎样呢？我会因此而丧失商界的成功吗？这样的成功曾给过我无比的欢乐和满足。

会计业崇尚的可预测性，是要避免意外发生。会计讲求的是责任，那随心自在又有什么“不负责任”的一面吗？难道随心所欲就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对一辈子谨小慎微地活着的我，这一想法是颇有蛊惑性的。

滑雪，我意识到它其实比高尔夫更率真。滑雪的时候，你只要依地形而动就可以了。滑雪是允许犯错的，滑雪更加宽容。在滑雪场上，你可以屡屡犯错，但是你还能滑出佳绩，甚至表现神勇。在高尔夫球场上，你就没法这么潇洒了。

我热爱高尔夫，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也许，我应该多花些时间去滑雪。

没人能说我在临终的日子里，思想已经僵化，不能吸收新鲜理念了。

无法实现的假设

在结束了6周的放疗之后，科琳、吉娜和我一起去加州的塔霍湖旅行，我们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起初，我身体很虚弱，连穿衣服都困难。治疗结束的几天后，我恢复了些体力。在乘车向西进发的时候，我决心要让自己重新变得精力充沛。度假小屋旁边有泳池，健身房里也有力量训练器械。我也期待着能够登上特制的三轮车（我的平衡能力不太好了），以“惊人的”5英里时速环绕高尔夫球场。我很高兴自己又能骑车了，尽管自己不够强壮，没法骑自行车。我在网上发现有人卖三轮车，这让我不禁思忖，作为一个首席执行官，我原来都没让自己骑过三轮车。这可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想法，我很确信的一点就是，我现在所经历的处境，让我的思想比过去更富创造性、更加灵活。

我愿意这样假设：如果我能康复并回到工作岗位，我肯定还能把工作干好。而工作的当年如果能有现在的觉悟，那我就能成为一个更加出色的主管。我肯定能够想出一个更有创造力的方法，过上更加和谐的生活，能更多地陪伴家人。我之前总是觉得和家人分离是迫不得已的，家就是家，办公室就是办公室。我之前的想法太狭隘了，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界线也太分明了。

我并不是一个觉得自己非得是全公司工作最拼命的首席执行官，但是我觉得自己必须是最努力的员工之一，否则就会降低自己在其他员工心目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么拼命地工作又会怎样呢？除了做完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外，作为公司的一把手，我为何不作一个享有和谐生活的表率呢？如果当时我能够对此多加考虑的话，那么我有可能就会这样去做，我就有可能更富创造性。可惜我没能做到。在那些风风火火急着前进的岁月里，我没能做到。直到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脑癌，我才幡然醒悟，才学会通过这个视角来看待人生。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首席执行官，他家住得离办公室很近，因此他发现自己周末经常会路过自己的办公室，很自然地就会进去待上几个小时，干上几个小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不过这样做对吗？

不过这位首席执行官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让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他怎样补救呢？他搬家了。现在他住得离办公室很远，也就不能在周末去办公室加班了。尽管搬家后，他每天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更长了，不过这也帮他戒掉了周末加班的习惯。他周末也就能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工作上少花点时间。不过，如果我有意这样去做的话，有谁能说我多花了些时间陪家人，我就不敬业了吗？我的工作就没有创造力了吗？我的工作就没有成效了吗？

我真希望自己当初能够知道活在当下的道理，就像我现在一样。

推杆才攸关成败

有些朋友在我放疗期间没有见到我，所以也来到塔霍湖看我。我们纵情享受当下的时光和美景，周围的景色美得让人窒息，到处都是神奇的景象。我希望和亲友一起享受每一顿美餐、每一次散步和每一番谈话，而不是整天为了未来而忧心忡忡，因为对那样的未来我无能为力。

我也给5岁的外孙奥利弗和3岁的外孙女夏洛特写了信，在信中我表达了对他们的爱，他们身上蕴藏的素质让我钦佩，也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具备的。我把信交给了科琳，让她在孩子们中学毕业的那一天交给他们。

这一周，我度过了更多的完美日子。我真心觉得，大多数人（我确诊前也一样），得要再熬上10年，才能过上我这一个月里度过的这么多完美日子。在我确诊之后，也并非每一天都是一个完美日子，不过差不多75%的日子都是完美的。我的目标是让这个数值达到100%。

我已经决定，为了和吉娜告别，我们要在去布拉格的途中来点特殊的安排（我们打算9月16日动身）。我们会乘坐私人飞机前往，这需要我们在向北飞行的途中着陆加油，这就给吉娜一个机会，让她第一次和因纽特人见面并买东西。这会令她兴奋。我希望到时候自己的体力够用。很快，我就能得到医生的答复，他们会告诉我放疗有没有让肿瘤减积。

我对自然之美有了新的认识。当我们全家还住在加州的时候，我有很多户外运动时间，我会打网球，偶尔还会去远足。我去过的有些高尔夫球场颇有一种原生态的气息，让人感觉像是在乡野中打球。但是在过去这些年里，尤其是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月里，亲近自然就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了。

现在，我又能体验到自然之美了，我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微风的温暖。（也许这也是因为我经常是双目微阖，这样可以让我心境平和，也能够减缓痉挛的疼痛。因此，视觉并不能发挥像从前那样大的功效。）午饭是在俱乐部吃的，餐厅就在第18洞的果岭旁边，我还能听到球友挥动球杆的声音。我喜欢那风拂松梢的感觉，就像海风掠过水面和海洋一般。我还能闻到松树沁人心脾的清香。百鸟盘旋，鸣声嘤嘤，红蓝相间的羽毛无比艳丽。如果是在一年前坐在同样的地方，对近在咫尺的美景，我想自己也许并不会有这样震撼的感觉。

有些朋友并不认为这样点滴的幸福比大欢乐更宝贵，我奉劝你一句话：“开球纯粹是作秀，推杆才攸关成败。”

但如果说，自从确诊以来，我价值观的改变只是开始注重琐碎细节的话，这是不准确的。说实话，有什么能够比自然的气象更宏大呢？有什么能比流水更有气势呢？

哈哈，好消息来了。医生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认为我的肿瘤减小了一点，因为肿瘤周围有炎症，所以不是很确定。等炎症消除之后，他们就能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让一切变得好起来

我相信，你们肯定想知道在这种精神世界里的感受到底如何。有些难以言表，真是不好意思，但我会尽力描述:

这种感受让人无比欢欣。

这样的世界充满了活力、宁逸和爱。

这让人感到舒心。

这样的世界中没有压力。

倘若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什么努力的话，我丝毫都没有感受到。实际上，我感觉自己自然而然地就入境了。

入境之后，我就能清晰地“记得”在我周边自然界发生的点点滴滴：微风拂面，鸟儿啁啾……而且此刻的感受会比当时更加清晰。

在这种境界之中，时光会倒流，会停滞。我已经不再去想有什么体验了，体验自己就在发生。这种体验的主体并不是我，而是世界本身。它给我的赏赐就是让思绪停留在那，感受它，不过我并不需要僵守在那里。感觉自己好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意念一样。我并非处在人生轮回的过程中，之前我已经说过了，我在改造自己，步向新生。

我回忆起上大学时的一个片段，当时是1970年，正值越南战争时期。

那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里学会计专业，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还被任命为学生会的会计。我负责把经费分配给各种学生团体。当时的左翼学生民主同盟推出了几个候选人，竞选学生会主席，结果他们的负责人真的当选了。就任之后，这位新主席宣布，他的目标是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反战活动，为了开展活动，他需要学生经费的支持。尽管他是民选的主席，但是将政府拨给的资金（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一所州立大学）用于政治用途，例如邀请激进的演说家来作演讲，是违规的。而在另一方面，他是当选的主席，他想要在打印材料和会场扩音设备上花点钱也是权限之内的事。我告诉他，在这些方面他可以得到经费，不过要想邀请激进的演说家来校演讲就得自筹经费。有个周六，他一晚上就筹得了10 000美元的经费，办法就是放映经典的反主流影片《大麻狂热》（Reefer Madness），当时有很多学生还买不上票，他们都在吸食了大麻之后飘飘欲仙。我用了几个购物袋才装下所有的现金，把晚上的收入拿到学生联谊会办公室。周一早上我就把钱存到了银行，然后就把这笔资金转交给了新主席。

那么这段回忆跟人生之河的彼岸有何联系？和人的新生又有什么联系？和我的新生又有什么联系？

这段回忆之所以会触动我，是因为它向我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你可以坚持自我，而同时也可以修正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在原地岿立不动，但是你也可以继续成长。你可以一条腿牢牢地踩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而另一条腿却碰触到崭新、未知的土地。如果我要在一个新的世界求得新生，我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

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曾经说过：“改变你的思想，你就能改变你的世界。”从前我是个活力充沛的首席执行官，可是要想改变我的命运也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我有能力让一切变得好起来。我依然还有这样的能力。

关键法则

我的世界并没有被阴影所完全笼罩，我还能看到阳光。我依然能够有清晰的认识，依然感觉自己能有大追求。但是我的话语、外表和做生活中每件事的能力都日益受到影响。要摆弄好手机的各种功能，那可是一种挑战。要在早上穿好衣服，也不是件容易事。不过，我要感谢这些挫折，因为它们让我再次明白，度过完美时刻的关键法则就在于：接受现实。完美时刻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不断品尝生活的各种滋味。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接受现实。

当我度过了特别好的一天，充满了完美时刻的一天时，我会提醒自己，这一天之所以是完美的，那是因为很多世事变迁是不受我左右的。比方说，自己刚刚参加完一位首席执行官的葬礼，仿佛是上天安排的一出戏。自己的体力也在不断下降，甚至在想听自己的有声书时，都没有力气把CD放进播放器。每天的诸多不顺、动作缓慢和种种不便都随它去吧，我学会了怎样停留在当下。

肿瘤减积了。看来，我可以和家人去布拉格旅行了。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美好的一天。

我们全家泛舟塔霍湖上，我第一次在乘船的时候坐到了船头，在过去这是吉娜的宝座。这一次，端坐船梢，细看四周光色和秋景，可以将所有的美更好地一网打尽。水面如镜，没有其他的船只，至少在我的视线中没有发现。我们行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30英里，不过我不敢确信。我们划向了塔霍湖的彼岸，看起来我们似乎不像是在湖中荡漾，而是在湖面行走。人入湖中，湖入人心，群峰幽岫，空水澄鲜几色秋！

我喜欢能够触摸到湖水的波光粼粼的感觉，我从来都没有如此兴奋过。我能充分感受到一种兴奋、欢愉的感觉在心间萦绕。

当天下午科琳和我决定，我们的骨灰都会撒入翡翠湾（Emerald   Bay），这是我们特别钟情的一个地方。

球场夕照

科琳、吉娜和我当天开车带一个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夕阳已经西下，我们想让他也能享受到那份宁谧，体验到夕阳低垂树影斜的境界，而我们自己也想享受一番这样的欢乐。吉娜推着球车，感觉很高兴。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能不高兴呢？

球场上只有几组球友在打四人赛。当一位球友准备击球的时候，吉娜停下了脚步，我们都一同驻足观看。科琳是个高尔夫好手，不禁在想这个球会不会是一个好球，不过我没有能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过去几个月之中，科琳一直以来不仅陪伴着我，也是我的心灵密友，在这次旅行中，她每时每刻都和我一起祷告，一起冥想，不过显然她的处境其实和我不一样。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也是如此。

当我们推着车往前走的时候，树影变得越发修长，这样的改变虽然不明显，但确确实实存在。树丛似乎变得更高大、更幽静了。在过去，不论哪个傍晚在球场打球（我和科琳两人，或者我和别的朋友一起），当我开出球的时候，感觉高尔夫球就像飞入了一幅绝美的画卷，一幅包容时间与空间的二维画卷。要找到自己的球就更难了，这我是清楚的，即便球在球道的中央也不容易找到。不过在薄暮时分，球场是如此宁静，不像清晨，剪草机在轰鸣，洒水机在滴答，很多精力充沛的球友摩肩接踵。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下打球，高尔夫看起来更像是对个人的挑战，它的真谛也变得越发深远：只剩下你（也许有个球友）和球场，球变得越发难以驾驭，因为有时候你难以判断球的飞行轨迹，有时候球在夕阳和阴影之中斜穿而过。当你达到后九洞的时候，你的心头会涌起几分兴奋、几分喜悦，并逐渐意识到，球场上只剩你了，没有其他人。现在已经不是傍晚了，已是迟暮时分了。你的球友已经消逝在渐浓的夜色中。

我们把车推回高尔夫球具专卖和租赁店，现在已是晚餐时分了。店里的年轻球友过来和我握手，答应我再过一两周，只要我还有力气的话，就和我一起去高尔夫练习场，看看我还能不能挥杆击球。

日薄西山

每个人打球都会有输有赢。当我杆数落后的时候，我很喜欢自己的球友支持我，帮助我迎头赶上，尽管我们两人可能会竞争得难解难分。如果球友发现我自己想一个人安静地打球，他们就会让我独享那份安宁。

在这样完美的一天，我的脚步渐渐放缓，最后步速趋近为零。不过尽管我移动的步伐如此缓慢，可是我依旧在追寻着阳光，追寻着太阳沉入地平线之前最后的几缕霞光。日落西山，余晖散尽，世间的影子也随之消失。不过现在还有些许微弱的光亮，尽管已经不见影子的踪迹。迟暮过后，夜就会主宰世界。球场上只有你的身影，独自挥杆，更努力地追寻着球的影踪。微弱的光线在我面前蜿蜒，此情此景更像是一幅画卷：日斜树影长，球在摇曳的光影中若隐若现。夕阳低垂，树影让暮色拉得越来越长，对我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众树显得越发高大，越发幽谧。球场上没有他人，只有你自己。迟暮深深，树影浓浓。

我越发频繁地出现不适，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生命将尽的前兆。我感觉越来越虚弱。当我行走的时候，不得不用手去攀着科琳的肩膀，依偎在她肩头。我每天要在床上休息更多的时间。

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我们又租了船，科琳、吉娜、科琳的妹妹达琳、我的外甥考文和我一起泛舟湖上。我们天南海北地谈了很多，还谈到了上帝。考文是个25岁的年轻工程师，才华横溢，他不去教堂也不信教，他说自己相信科学。要想让他相信什么东西，就必须是可以验证的东西才行。他不信教让我感到困扰，理由有两个：第一是因为他太聪明，第二是因为他太年轻。自从我病重后，我对同龄人和长者的看法越来越不感兴趣，相反，我更喜欢倾听那些年轻人（考文、吉娜和玛瑞安）的想法。他们身上活力四射，让我觉得值得聆听。他们是怎样看世界和看未来的？他们的思路更加开阔灵活，这让他们的说法比我的同龄人和我自己的看法更加中听。

大家谈得很愉快。当我们下船的时候，我转向科琳，对她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说的是真心话。

当夜，晚餐过后，我的情绪变得异常焦躁。达琳和考文要开车4小时才能回到旧金山湾区，不过我在自己澄清观点之前，就是不让他们走，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坐好。

“好，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信上帝，”我说道，“不过我想知道，你们怎么会不信上帝的呢？这不就等于拒绝生活中的爱一样吗？”

考文觉得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因为我把上帝放在了爱之前。他觉得，一个人不一定非得信仰上帝才能得到爱，才能成为一个意念坚定的人。

大家最后不欢而散，我觉得很沮丧，因为自己的道理没能说服人家。后来，当科琳和我独处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们有些人认为上帝就是爱……”

我感觉更明白了一些。

我在天堂等候

我在上文中提到过，在高尔夫球道上看见苍鹰从天而降，离我近在咫尺，似乎我都能抓住它。苍鹰在离我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叼起一条鱼，离我也是那么近，感觉我都能抓住那条鱼。随后，苍鹰叼着鱼，腾空而去，消逝在树梢之上。

和吉娜的告别必须要和我所做过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她是一个诗人，一个发明家，才思敏捷。她也是我的女儿。我也要像她那样有诗意，那样别具一格。

我也完美地度过了那一天。

我的母亲和弟弟飞到了塔霍湖，和我共度最后一个周末。之前，我已经和姐姐罗斯和琳达话别了，不过我和她们说仍然可以给我打电话，她们也打了，我们也在电话上互诉别意。和自己同心圆最内圈的亲人告别，就像和其他的朋友话别一样，我需要清楚表达自己的情感，也需要和他们心平气和地说再见。这并不是说之后我们就不能再谈话了，而是说我已经品尝了彼此间美好的、无形的、完美的情愫。

周六，我们一起享用了美餐，聊得也很尽兴，但是我需要休息。

周日，我们又租了船，带我的母亲和弟弟泛舟湖上。我曾经苦思冥想，不知该带他们去哪儿，后来还是选择了舟行湖上，因为这将是他们最美妙、最兴奋、最放松的一次体验，科琳和我也能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如果他们觉得这样的体验别出心裁的话，那么这段记忆会在他们心底停留更久。这对我而言，也是可以感知的，我会觉得尽管在身体上我和他们分隔天涯，但是我依然伸出自己的双手拥抱着他们。一周前，科琳、吉娜、达琳、外甥考文也曾泛舟湖上，我也记得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天，就像今天一样快乐。在这样的一天，得近自然，清碧澄澈，心胸涤荡，人间万虑都烟消云散。我觉得，和母亲和弟弟在一起的一天肯定能和一周前一样美妙。

行至屋外，我拉起母亲的手，和她并肩走到船头，两人密语，只有我们两人。我告诉她我很幸福。我告诉她我在天堂等她。她是个意念坚定的人，听完我的话也觉得很欣慰。

后来，我又和弟弟单独谈了一番。他很愤怒，不是因为我，而是感慨命运不公，他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幸。

“你的怒火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冷静地劝他，让他忘却忧虑，需要努力试着活在当下。我告诉他收起自己的怒火，把精力化作对自己的孩子加倍的爱（也许是比加倍还要多的爱，因为威廉对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一直如山般威严）。

他答应我自己会这样做的。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无比自豪，认为他已经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而且还会是一个出色的父亲。

这是完美的一天，我觉得很圆满。尽管一天的时光已过，但我依然觉得很圆满。

[2]按照传统的爱尔兰习俗，逝者的灵柩会停放在家中，然后亲友邻居会出席聚会，享用美酒佳肴，共同追思亡灵。——译者注

追逐日光

科琳·奥凯利

到了夏末，尤金开始慢慢与亲友告别。我眼见他日益憔悴，不过，最后我们在塔霍湖度过的日子让生活多了几分欢愉。尤金的思路依然清晰，这主要归功于他自己的自我控制力与勇气。然而，想想他所要克服的种种磨难，让人越发感到心酸。之前，他说话总是有条不紊的，可是他这方面的能力却在日渐衰退。有时候，我要听明白他的意思，都需要和他讨论一番。为了真实地保留下尤金的经历，我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我们的很多谈话内容。

在离开塔霍湖之前的一个晚上，我觉得尤金似乎要离我而去了，因为我突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了。当天他的母亲和弟弟刚刚返程，是夜，在沙发上，我依在他臂弯，我说好像有点感觉不到他了，他回答说：“全靠你了，我已经尽全力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第二天晚上，尤金、吉娜、卡恩（他的秘书）和我一起在小屋里看电影。他靠在一个大皮椅上，我在他前面，坐在地板上的大布袋上面。我一直都握着他的脚，每过几分钟就会转头看看他。

突然间，尤金开始全身抽搐。

我赶紧让卡恩把吉娜带到外面去。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吉娜已经目睹了那么多，我不希望她的头脑中再留下更多的梦魇，不要记得父亲在全身痉挛时抽搐不已的惨状。他竭力想要呼唤我的名字，不过我觉得无能为力。还好，卡恩之前曾经见过别人全身痉挛的样子，这也让我感到了些许安慰。

我拨打了911急救电话。全身痉挛5分钟后结束了，救护车来了。我们在里诺市医院的急救室度过了漫长的3个小时。

第二天，尤金在医院里回忆说自己全身痉挛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也没有任何恐惧。他决心避免出现下一次。

“如果病人会出现痉挛，他们该怎样去旅行呢？”他问道。

我估计也许得需要一架配备医疗设备的私人飞机，还要有医生陪护。按尤金的思维方式，他不出3秒钟，就会觉得自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会觉得自己无法实现下一个目标了——带吉娜去布拉格。

这也打响了他迎接新生的信号枪。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决意要做完的事，也许不能都遂愿了；他也意识到，自己衰弱的身体无法硬撑了；他还意识到，自己非要飞往欧洲，实在是太困难也太耗费精力了。

他深情地看着我，说道：“你答应我，一定要带吉娜去布拉格。”

我答应了他。

生命中最重要的火花

在医院，玛瑞安和自己的父亲告了别。现在的玛瑞安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也为人母了，她能够真切地体会到生活、婚姻和为人父母不是那么容易的，她也能够从新的角度来感激自己父亲的付出。她也从一个新的视角欣赏父亲“直切主题”的风格，这种风格让尤金在商界大获成功，可同样的风格也让别人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觉得有些突兀。在过去的几年中，尤金总是四处出差，而玛瑞安在加州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他每周会给她打一个电话，往往是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尤金不会和玛瑞安嘘寒问暖，而会直切主题，要听听她最近有什么烦心事，这一做法有时让她感到很烦，有时也让她感到很开心。

现在，在里诺市医院，玛瑞安和父亲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不受打扰地促膝长谈（在尤金每次小睡间隙）。他们的谈话很精彩、很动情，谈的都是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两人花了半个小时，为的就是比较双方谁更爱吃蜜糖奶酪，两人有说有笑。虽然谈的话题很平常，但是这反而让谈话的效果更好。他俩无所不谈，尤金愿意回忆玛瑞安小时候的情形，他也谈到了自己从未表露过的心声。他说自己真幸福，有那么好的一个母亲，耐心、慈爱而且有活力。在谈到他父亲的时候，他却变得情绪特别激动，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失望。尽管他明白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曾经付出了多少汗水，但是谈到父亲是那么严厉，又觉得很受伤。

对玛瑞安而言，见到自己父亲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一直都感到很欣慰，因为父亲一直都在追寻生命中最重要的火花。

噩梦般的周末

在里诺市医院待了两晚之后，我们飞回了纽约市，尤金住进了斯隆凯特琳肿瘤医院。医生觉得他观察一两天之后就可回家休养，但是因为当时刚好赶上美国劳动节前的周末，因此我们知道可能要等到周二才能办理出院。

那个周末就像噩梦一样可怕。尤金的病情急转直下，因为他的食欲和体力都减退了。因为是节假日前的长周末，医院里值班的医护人员很少，所以我24小时留在医院看护他。

周二，医生休假之后回来上班，化验结果显示为肺栓塞导致严重的痉挛。医生给他注射了稀血剂，为的是防止他再出现同样症状。他同样也有窒息症状，这让他变得极度虚弱。他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医生想要给他做一个胃部超声波检查。

“什么检查都不要做了。”他说。他也不愿意起床配合这次检查。

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为了多活上几天而不惜任何代价并不是最终目标，至少对他而言不是，他也不想把精力浪费在化验上。在他的这个阶段，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标志着尤金走向新生的一个新阶段。他已经从努力活下去转向了接受死亡。如果想要在平静中离去，那你就必须接受命运即将终结的现实。

完美结局

尤金除了同我和医生说话之外，很少开口谈话。

“我这辈子过得很幸福。”他轻轻地告诉我，当时我俩都躺在医院破旧的病床上，依偎在彼此的臂弯里。

我们说了很多悄悄话。我们也谈到了这本书，这是我们夫妻合力30年的结晶。他还告诉我，我对死亡和迎接死亡的见解也帮他克服了恐惧。我曾经是个医护人员，对病人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也慢慢意识到，如果你能够克服恐惧，那么你就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我曾经帮助身患绝症的病人意识到，如果你的脑子被恐惧所占据，那么你就无法找到前方最好的道路，找不准走向生和走向死的道路。这是在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我所传达给尤金的最明确的信息。

他最终接纳了我的观点。

也就在当天，9月6日（周二），他不想再进食了。也是在同一天，他对我说：“也许今夜我就会离去。”

“那可是写书的好素材呀！”我苦笑着说，“你在努力把控制死亡的能力最大化，预测自己死亡的时间可真是个完美的结局。”

他笑了，我也笑了。

“原来真没有想到你自己能控制这么多东西，”我说，“人的身体真是奇妙，人的思想就更加奇妙了。但是，我不确信你的身体能完全听从思想的支配，包括你所想要的完美结局。”

这时，精神科的主任来查房，我们三个人就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尤金说自己当晚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就问主任他是不是也这样看。主任跟我讲，有些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气数将尽。

不过，尤金当天并没有离开我们。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也不得不等到自己精力完全枯竭才行。尽管他病入膏肓，身体羸弱，但是他依旧像个心态坚强的年轻人。

所有的安宁疗护人员都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发现尤金的神态是如此平静安详，而且我们家人在他临终前给他也营造出了最好的氛围。

“他的心态很平静”

到了周三，尤金依然坚强地活着。当天我们终于把他接回了家，因为他迫切地想要回到家中。

我们回到了在纽约的公寓，那是我们3个月前租下来的，当尤金确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搬进去。现在，家里已经准备好了病床。尤金想要寿终正寝，这是大多人在如果能够选择的情况下，愿意做出的选择。尤金说有些人在临终前无法在家里得到看护，无法让一个护士提供专门的护理，这样的命运是多么不公呀，他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医院里的病床是何许模样？也许他们不得不和一个病友甚至几个病友共用一个病房，不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会有这些陌生人的家属来来往往。尽管护士的照顾可能会很专业也很热情，但是护士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守候在你身边。尤金很清楚这一点。

尤金已经不想喝水了。我们并没有勉强他，因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临终前他不想再接受任何治疗。

在过去几周，他张开双眼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他已经几乎睁不开双眼了，只是偶尔才会睁眼。

周四，纽约上门护士服务协会（一个安宁疗护组织）的一位医生来到我们家。他和尤金待了一会儿。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从事了6年的全职安宁疗护，见过很多男女老少，大多数人都和尤金一样患的是脑癌，他们往往都会经历“末期躁动”，会变得焦躁不安，往往需要服用大量的抗精神病剂、阿片类物质和巴比妥（镇定剂）来配合治疗。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可能是体液压迫了某一特定部位的神经，或者是其他的身体不适。也许，病因是来自于社会和个人的精神压力。当年轻人出现这种躁动时，起因往往是他们忽略了一些事项，不仅仅是对没有实现的梦想心怀悔恨，对破碎的希望徒生伤悲，对没能尝试的远景心有不甘，而且是对自己还没有告别的亲友感到负疚。很多这样的病患到了临终前，都没有完成自己在精神和心灵上应该去做的事，倘若做到了，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平和。这一点对老者适用，对尤金这样的“年轻人”尤其适用。这位医生认为，尤金和亲友一一告别，是他督促自己去完成的，也属于典型的A型血的特点，力求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这是可能的，但最终也证明尤金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这位医生禁不住把尤金的态度和另一位病患进行了比较，那是他刚刚照护过的一位病人，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管。这位高管今年60岁，和家人的关系一般，和孩子们也不太往来，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他在半夜会梦呓，甚至会大声责骂，对他的同事和上司破口大骂（他的首席执行官就经常成了出气筒）。他在临终前咆哮不已，这让前来探望的妻子和亲友都感到不安。他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最后，他在烦躁不安的情绪中死去。

尤金很幸运，因为没有身体上的痛苦。不过他也给自己、给周围的亲友带来了巨大的馈赠，因为他和亲友一一话别，也能够乐观地迎接命运的安排。

“你丈夫一点烦躁情绪都没有，”大夫跟我说，“他的心态很平静。”

彼岸的支持

当天下午，有个朋友来看望尤金，问他心态是否平稳。

“是的。”尤金回答道。

这个朋友又问他是否有疼痛感。

“没有。”尤金回答说。尤金告诉他，脑部并没有疼痛感，也没有因为不进食和喝水而感到难受，也没有任何的恐惧感。

“这就是步入新生吗？”朋友问。

“对。”尤金回答道。

“你感觉好吗？”

“我感觉非常好。”尤金说道。这一辈子，尤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感知力更强了。

长久无语之后，尤金说：“我能够感受到彼岸给我的支持。”

我并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好像他和“彼岸”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而他的灵魂正在走向新生。

话毕尤金就休息了，我和这位朋友在客厅又聊了一会儿。

大约半小时之后，尤金睁开了双眼，这几天他都没有睁大过双眼了，我妹妹达琳看到了。尤金看着她，目光矍铄。

“告诉他们，”尤金说道，“此岸和彼岸之间并没有痛苦。”

后来，尤金让玛瑞安去星巴克给他买杯冰咖啡。玛瑞安买回来后，他喝了几口。后来他又想喝星巴克的橙汁，玛瑞安赶紧跑出家门去买。这是尤金这么多天来，头一次开口说要喝东西。医生解释说，因为一直都没有喝水，所以他的身体开始脱水，这样脑部发炎的症状就减缓了，正因为如此，尤金和其他同样症状的病人一样，看起来似乎有所好转，这种情形看起来似乎很奇妙。可是，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医生说病人的身体最终马上就会垮掉。

当天晚些时分，吉娜、玛瑞安和我三人围坐在尤金床旁，他睁开眼看着我们。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情景。”他感慨道。

“河在哪儿？”

后来，我在另一个房间用电脑，护士走了进来，跟我说尤金叫我。当我来到他的床侧，他跟我说：“我找不到河在哪儿。”

“你想看窗外吗？”我问他，“是想看窗外的河吗？”

“不是，”他说，“我找不到河在哪儿。”

我把玛瑞安给他买的喷泉放在他床边，过了几分钟，水流的滴答声开始响起，他说道：“我好多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说：“我找不到河在哪儿！”又过了一会儿，他焦虑地呼唤道：“我找不到河!”

我握住他的手，久久地陪着他。

“我能够和你、和上帝心心相通，”停顿片刻，他继续说道，“但是我很难与河流相通。你能够很容易就同河流相通，然后我就能心里想着你和上帝，我就能找到通向天国的路。”

他睡去了，那一夜静悄悄的。

“只是觉得这很好”

第二天（周五）一早起来，他又显得有些躁动，和前一天一样，他想要感受到河流的存在，想要找到河流所代表的意义。这样的躁动是有含义的。

根据我的经验，一个垂危的病人，心头总有一两件放不下的事。曾经，我照顾过一个弥留的艾滋病患者。在人生最后的几小时里，他一直努力坚持活着，为的是再看自己母亲一眼，他知道母亲正赶飞机过来，马上就会来到他身边。母子终于重聚了，两小时后，他离开了人世。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样的心愿实现之前，他们就已经体力不支了。

尤金从确诊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忧心忡忡，害怕我在他去世的半年后会心碎。

我知道，这也一直在折磨着他。他的姐姐罗斯和琳达赶来了，和他一起度过特别的时光。

当天下午，他让我们把他的腿抬高20度，把他的头抬高40度。

“为什么？”我问道。

“人的身体降临到世上的时候，是和水紧密相连的，”他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最好的体姿……这样灵魂就能最好地离开身体。”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西藏僧侣的说法，他们认为你应该在端坐入定中圆寂，因为你的意识在身体的最高部位，如果它能通过头部离开身体，意识是最清楚的，这能让你能够更容易涅。我不敢确定，尤金从前有没有在哪里看到过这一说法，还是从别的什么途径了解到的，还是完全来自他内心。

“你从哪儿听来的？”我问他。

“只是觉得这很好。”他回答我。

尤金会不时地喝上一口咖啡或是橙汁。牧师也来看了他，他的姐姐一直陪着他，玛瑞安和吉娜也在他身边。

尽管尤金已经够不容易了，但他还总是挂念着我。当我问他想不想我晚上拉着他的手睡，他的回答是：“如果这不会让你太难受的话。”

我们睡在不同的床上，他的病床在我们原来双人床的旁边，我整夜都握着他的手。

“我想可以了”

周六，我的哥哥唐纳德开车从马萨诸塞州来看他。他和尤金在卧室里聊了一会儿。当唐纳德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尤金还在担心我，害怕他的离去会给我带来巨大的打击。唐纳德向尤金保证说我肯定没事，他也会继续照顾我的。

当天，还有一些其他人前来探望。尤金同他们一一作别，确实也花费了很多精力。

卡恩给尤金当了8年的秘书，当她来最后看一眼自己上司的时候，尤金睁开眼注视着她。一些密友也来看望尤金，和他一起待上一会儿。蒂姆 · 弗林是尤金的朋友，也是他的继任者，特意前来和他告别。

下午，尤金跟我说：“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心力和精力，无法意识清楚地离去。”

和从前一样，这一次我也特别想知道尤金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最终，我明白了，他所谓的心力指的是意志力，精力指的是灵魂。

我问尤金是否已经能够放心地离我而去了。

“我想可以了。”他告诉我。我告诉他不要牵挂，我会过得很好的。他已经步入迎接新生的最后阶段，他已经准备好要离去了。

斯人已逝

三小时之后，也就是在9月10日（周六）晚上8点零1分，我的丈夫去世了。他再次出现肺栓塞症状，医生觉得以他的病情，这是最佳的解脱方式之一。实际上，肺栓塞切断了脑部的供氧，这样就会脑死亡，然后身体也随之停止运转。这是最快也是最不痛苦的死亡方式之一。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尤金身边围着四个女人，每个都受过医护培训：尤金的姐姐罗斯、我妹妹达琳（她曾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过20年）、夜间来护理的护士，还有我。尤金能那样离开人世是他的福分，幸好我们几个女人能守在一起，可以互相安慰。

尽管对尤金的离去我们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那一刹那依然让人感到紧张。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个病患是因为肺栓塞离开人世的，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他有没有因为随之而来的窒息而感到恐惧。罗斯对此很清楚，她给了我很多劝慰。她对尤金辞世时的平静感到欣慰，因为她在医院里目睹过万千病人离去前的痛苦。

尤金的人间旅程结束了，我也感到了几许安慰。当夜，我感觉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罗斯、达琳和我在那里守候，等人将尤金抬走。过后，我们围坐在厨房里，开了一瓶尤金最喜欢的红酒，谈起了大家彼此的感受。

第二天一早，我感到一种无比的欢愉和宁逸。那种失落感是后来才出现的。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尤金安详地走了。我眺望窗外，东河静静地流淌，波光粼粼。

这真是个完美时刻。

葬礼上的欢乐气氛

葬礼非常成功，都是按尤金的心愿准备的。有几百人参加了葬礼，包括家人、朋友、同事和他的崇拜者。尤金在他短暂的一生里，给很多人带去了温暖。我妹妹达琳和我精心安排了葬礼的诸多细节。竖琴手和长笛手演奏了很多空灵的音乐,尤其是那首《受佑精灵之舞》（Dance of the Blessed Spirits），旋律悠扬。三位致葬礼赞辞者的发言不同凡响，也让人感动。三位致辞者蒂姆 · 弗林、斯坦 · 奥尼尔和尤金的弟弟威廉都在不同方面对他做出了评价。斯坦 · 奥尼尔回忆说，尤金写信给他，让他在葬礼上致辞。斯坦 · 奥尼尔直到尤金过世后才收到这封信，所以他说：“即便我想抱怨，嗨，也没机会了。”在教堂里的所有亲友都会心地大笑起来。后来，按照爱尔兰传统习俗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上始终洋溢着欢乐愉悦的气氛，这也正是尤金所期盼的。

时间唤不回

在人生最后几天，尤金一直和死神在抗争。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尤金这一辈子对什么都特别上心，不过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四天里，我对他那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他苦苦支撑了三四天，这对周围的每个人而言都是很辛苦的，但对他本人而言，只是集中注意力要做好一件事，这确实甚是不易。

我不禁想到集中注意力打好高尔夫球有多么不易。要想击出好球，必须要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球上的一个小点，而不能移动目光。你也不要在脑子里面想“这个球肯定能打出直球”，或是“我可能会打出右曲球”。你必须要瞄准一个点，然后击球，像那样注意力高度集中5秒钟都是很难的，而要让注意力高度集中三四天实在是难以想象。

其实，有些事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生活中每天都会如此。我们选择了放疗，希望能够让肿瘤减积并减轻症状。不过，我也在想，后来坚持了6个星期的治疗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尤金的整个左半脑都受到了激光光束的照射，这就意味着整个左半脑（肢体的右侧）都受到了影响。尤金的健康状况后来一下子就恶化了，是不是也跟这样高强度的治疗有关呢？不知能否有一种方法，既能控制他的病情，又能让他的身体机能不减退？我不得而知。什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也许，在和亲友告别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误解，但是总体而言，和亲友告别这一想法本身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正确的。随着尤金（任何人）向同心圆的中央靠近，告别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和同心圆外圈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完美的”交谈，但是对和你关系密切的亲友，仅仅挥挥手说再见是不够的。就像尤金所遇到的情形（也有可能是每个人身上会发生的情形）：在人生同心圆的外圈有很多重要的朋友，但是到了同心圆的中央，展现的就是一个人的灵魂，这样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广阔。和同心圆外圈和内圈的亲友告别并不相通，因为你和内圈亲友的生命都是相互交融的。对这样的人际关系，只有双方都能够释怀，才能真正告别。这绝非易事，也是痛苦的。也正因为我深深地爱着尤金，才让自己那般坚强，鼓励他坦然地离我而去。今天，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自己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坚强了。

谈到和吉娜的告别，尤金已经竭尽全力，想要安排一次美妙的旅行，或是用一个让她永远铭记的手势或是礼物，给她一辈子加添暖意……遗憾的是，那又怎么可能呢？你怎样才能割舍下一个孩子呢，何况是你自己的孩子，还是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尤金这一生一直目标明确、性格乐观而且踏实努力，他也相信冥冥中上帝的眼睛看着世人，天道酬勤。但是，我告诉他这可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尤金就是这样，一直在苦苦思量，到底该给孩子做些什么，到底要对孩子说些什么，尽管他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也已经没有什么未说的心里话了……倘若吉娜已经成年就好了。他对孩子的心意每一点每一滴都传达到了，不过有一点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是无力控制的，那就是——时间。

追逐日光

有些朋友会感到好奇，为什么在临死前，尤金想要让自己的意识保持完全清醒。因为尤金认为如果能达到这一境界，那么就可以拥抱灵魂，那是体内精神的小宇宙。他相信，如果你能感触到神圣的自我，那么此世和来世之间就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不仅需要习得，也需要集中精力，还需要他让生命中所积累的全部都随风而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触动了他，才让他产生了和亲友一一告别的想法。

在自己生命最艰难、最痛苦的日子里，尤金始终致力于保持意识的清醒，他给我们所有目睹到的人树立了榜样。对我们的家庭而言，他的行为再一次诠释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合力克金。如果每天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压力，人就很容易顺着自己的轨迹随波逐流，人人皆如此。但是，如果你的生活与众不同，过着尤金从5月底到9月那种短暂却丰富的时光，那么你就会懂得什么叫作敬畏。你也会懂得什么叫作力量、承诺和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懂得什么叫生活，你将学会怎样去谦和地对待它们。

这是尤金生前能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他燃烧了自己最后一分光亮，把原本恐怖的死变得无比欢愉，给他的女儿、妻子、其他家人、朋友和公司都带来了鼓舞，每一步都包含着他的精心构想，饱含着他的坚定信念。他想让我们的人际关系都井井有条。自从确诊的那一刻起，他就完全放弃了工作，这并非易事，因为他一直爱着公司，爱着自己的那份工作。这一举动背后的原动力说到底依然是爱，这也让公司和员工们都能更加自在一些。他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为的是探寻如何更好地迎接死亡，为此他经常伏案几小时，在记事簿上记录下自己的心语，尽管他的笔迹是越来越难辨认了。他让人代己将话录入电脑，因为电脑对他而言确实已经是无力操纵了，他又自己花力气去找本书的出版商。他也很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也许无法看到本书完稿的那一天，这就意味着我要继续他未竟的事业，这也让我们共同完成人生最后一项合力工程，我们这一辈子相濡以沫，在照护家人、构建家庭以及追求事业上都是齐心合力的。

对玛瑞安而言，她父亲身上的力量也向她证明：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其实根本不叫活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尤金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你总能更加努力一点，你总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她也觉得，这样的精神力量能够让她成为更优秀的一个人、一个母亲，而她也希望将这份精神遗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对吉娜而言，不论怎么规劝或是解释，都难以消弭她心头的伤痛，即便是这本记录了她父亲最后、最美好（当然也是和她共处时间最多）的几个月的心灵日记，其实也于事无补。毕竟，父亲已经离她远去了。不过，尤金尽量让不幸变为福祉，尽力去发掘死亡的真义——步入更美好的境界，在他努力付出的背后也写满了鼓励与信心，在我看来，这是她父亲送她最好的礼物。这让我感到欣慰，因为尤金能够这样直面人生，他的亲生骨肉也一样能够做到。

那我呢？从尤金的最后岁月中，我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情感和体悟，不过我还需要时间去反复咀嚼。不仅如此，尤金还给我留下了一份更加宝贵的财富（还是借用他最喜欢的高尔夫球用语吧），虽然他留下我孤单一人在球场上追逐日光，但他早已帮我把球放在了球座上，静待我打出好球。

努力追寻，尽力让自己在几个月里保持头脑清醒、目标明确的人并不止他一人，我也一样，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脚下的路，一边默默地给自己的女儿保驾护航。

他已离我远去，我在怀念之中活着。想到能和他一样目标明确、全情投入，我不禁感到丝丝暖意涌上心头，不仅在人生最后时刻要如此，在他离去后的每一天亦应如是。

后记

科琳·奥凯利

现在你已经读完了整个故事。我由衷地希望你能够从中汲取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永久地改变你对生活——当然，还有死亡——的态度。正如你所读到的，这本书将我和我丈夫尤金·奥凯利在一起的日子娓娓道来。在尤金被诊断患有癌症之后，我们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想要渡过难关，就必须调动我们过去一起总结出的所有启发和经验。如你所见，尤金和我成了最后的搭档：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合作、关注的事情、思考的问题以及从事的艰难工作都是意义深远的，这足以让我们感到满足。尽管没有人对死亡有所希冀，尤金和我还是不得不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力量去面对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挑战——癌症晚期的一纸诊断。

你在读完这本回忆录后一定会认为尤金是一个在生活中以时速100千米前进的人。的确，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尤金在毕马威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更是在以全速向前冲。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尤金肩上担负的是几千人的生计问题和几十亿美元的资金管理。但当时的我们对即将要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情。

面对着尤金的诊断书，我们决定用过去几十年的积淀，让他最后百余天的人生取得属于他自己的成功。我希望这本书会引发你的思考，并思考我们坦然接受死亡、坦诚面对生命的意义所在。

经常有人跟我说，他们最佩服尤金的一点是他的活力。但他们不了解的是，这种活力是他花费一生时间，在私人世界与工作领域中不断自省而得来的。尤金和我早就达成共识：思考的高级境界是洞悉大局和重点，这比那些对单一价值和目标的承诺更为重要。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让我们开凿了一眼经验之泉，它告诉我们，无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只要牢记5件事，便可应对自如。我很乐意花点时间向你分享这5点心灵支持，并且希望它们能同样对你有帮助。

一 直面现实

当尤金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控制欲似乎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需要感知到他的权威性，以便将事情尽可能成功地进行处理。这是CEO们的通病，同时也正是这种特质，将尤金造就成一名杰出的领导。然而，尤金得病的消息成为他人生中的巨大转折点。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便是因为他面对病魔，却丝毫没有能力与之对抗的无奈。他可以选择不去进行那些恼人的治疗方法，以消极否定的心态走下去；也可以选择勇敢地直面现实。直面现实就是活在当下，把握现在的每一秒，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体察生命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看到那些我们可以施加影响的事情和我们无能为力应付的事情之间的差别。尤金明白，他不能让他的情感和意志跟残酷的现实随波逐流。得知他病情的那天，我们刚从医院回到家，便立刻着手计划如何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日了。

二 去繁求简

生活中需要坚持一切从简的原则：认清自己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忘掉生活中冗余的部分。这一原则帮助我们从琐事中抽身而退，直面重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新意、快节奏且包含多重任务。因此，我们变得更加执着于改善、改善、再改善现有的局面——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例如，尤金最后放眼望去，发现他大部分的朋友似乎都在马不停蹄地追求更多的事物，而忘了停下来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才能让我知足？”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他。当你的私人生活已经凌乱不堪，你真正需要的还是一辆名贵的汽车或是私人小飞机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先思考并设定一下你的最高追求，然后不断为之奋斗。

三 活在当下

在得知他的诊断之后，尤金彻悟了人要活在当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只剩下寥寥数月可度、每一分钟都无比宝贵时，他瞬间觉得时间放慢了脚步，不再匆匆流逝。他充分享受这每一分钟时间的美好，并对万事万物有了重新认识。我认为，正是因为他能够做到活在当下，他心目中的“美德之主”才能从“承诺”逐渐转向“自觉”。只有当我们怀着积极的心态，认真地留意眼前的事物，才能真正从中更好地认识自己，才能更有收获——更实际的、能引发我们思考的收获。这着实能让我们受益无穷。

四 重识完美

尤金的一生都在严肃地思考——他只求对结果成功概率的评估，而从不去考虑成功的可能性。他从中得到了体验完美瞬间的乐趣。每当一觉醒来，他总是精神抖擞，迫不及待地开启新的一天。在拿到他的诊断书后没多久，我就下定决心，绝不能让我自己在他溘然长逝后感到悔恨，我不想浪费我们最后共度的100余天。我们当即决定要想办法让余下的时日意义非凡——让每一分钟都堪称完美——并邀请他生命中重要的人一起分享这些时刻。这些完美的时刻包括了书信、电话、公园散步、美食，甚至是病榻前一场交心的谈话。我们为自己、也为别人积存下了这些快乐的时光。我到现在都会感到些许讽刺——原来我们的完美是脱胎于不完美的。因此我想说，完美的感受并不意味着参加趣味盎然的水上活动，或是在名贵的餐厅享用盛宴；它可以简单到仅仅是眼神的交流，或是因为自嘲而发自肺腑的大笑。

五 寻求平衡

大多数人有着充裕的时间去为那些命中注定的事情做好准备。而我知道，对尤金来说，这个期限只有100多天了。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够泰然面对这百余天的期限，做到最好呢？

考虑到这一点，我在拿到诊断书后便告诉尤金，他应该立刻着手准备后事，让这些日子变得有意义起来。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生死考验，因此我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我知道他做事专注的能力对剩下的日子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开始以一种均衡的方式，尝试让他的心绪能够聚焦到一些事情上来。几次探索之后，我们认为位于曼哈顿的作为中世纪历史博物馆的修道院博物馆最合适不过了；他非常需要听听潺潺的流水声，放松心情。结果，尤金关于他的百日生活的主要觉悟，都是从这里诞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那里花费过多的时间，每周至多也就两个小时。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是，将时间利用在寻求生活的平衡是需要灵活性和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的。我们在修道院的时光是我们的婚姻生活中经常去进行的那些活动的缩影：寻找平衡，相互慰藉，思考并规划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是在一杯红酒中度过的，有时是在摇晃的吊椅上，有时在圣詹姆斯教堂，而最后一次，是在这家修道院。我们相互交流我们的人生目标，交流实现目标所迈出的每一步。这些时光帮助我们彼此为处理生命中的难题规划了框架。

将上述五个方面相结合，我们便能获得巨大的能量。当我们直面现实、去繁求简、活在当下、重识完美并寻求生命的平衡，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愉悦、明朗：

• 直面现实的我们，能够领略生命的要义。

• 对我们的经验进行提炼是至关重要的。

• 活在当下的心态让我们正视自己，而正视自己反过来又能让我们活在当下，脚踏实地。

• 对完美的认识需要我们反思自己是如何度过每一分钟的。如果我们正聚焦自我，请抬头环顾一下你的四周；同理，如果你的心思四处散漫，请抖擞精神，重回圆心。

• 追寻生活的平衡是能让我们重新收拢心绪的能力。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目标不断扩大，将关注面尽可能地涉及更多的领域。

在我们携手走过的30年的风风雨雨中，尤金和我懂得了成功的人必须要行事有效、

明智决策，并善于总结过去。尽管尤金不得不离开他在毕马威的CEO职位，但等待他的还有更具挑战性、但更值得去做的事情——成为经营他自己的死亡的CEO。尽管听上去是一种病态的说辞，但他确实已经受任于这项工作了。利用我们从生活中积累、获得的经验和能力，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逆境和厄运中继续走下去。你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运用这些知识，通过了我们共同度过的人生中的最后一场考试。

对话科琳·奥凯利

问：尤金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我认为，外界对他本人的了解仅是冰山一角。尤金从不自命不凡，他为人幽默，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除了这些以及别人对他性格的其他描述，尤金是个直觉（他学着将其形成一种可感知的特质）和精神世界的强者。与他进行精神层面交流最多的人是我。

问：在书中，尤金面对这足以将人击垮的诊断结果，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冷静和勇敢。但他是否在有些时候也会流露出狂躁和害怕的情绪呢？

答：尤金也会有正常的情绪流露，但是他不会屈从于它们的影响。在它们有消极倾向的时候，尤金能够很好地自我调节并控制情绪。例如他认为愤怒的心态只会浪费掉他宝贵的时间。在我眼中，他所要克服的仅仅是对死亡的恐惧。

尤金只有在两个情况下有情绪化倾向：1，当他第一次拿到诊断书时；2，在他面对如何规划所剩无几的时间，并尽量使之延长的问题时。在得知噩耗的大概两小时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犹豫、再去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了。从那一刻开始，尤金便能有效地管理他的情绪了（在这方面他比我坚强得多）。他最难以应付的是他内心中的害怕。他并不是对死亡感到恐惧，而是担心自己在好多事情未遂之前便离开人世了。在时间的安排和计划上，尤金有时候会很不切实际地把剩下的时间延长，以期完成更多的愿望。

问：尤金把与朋友告别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先是从一般的熟人开始，越往后的人关系越亲密。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答：尤金在向他喜欢的人、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工作依依惜别的时候，表现了出人意料的镇静。事实上，当他下定决心让出他的领导地位时，我曾询问他，万一有奇迹发生，他的病情得到好转，他是否还愿意继续工作。他回答道：“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工作了。”

问：尤金在书中写了很多关于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的内容。他也坦言做到这一点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您的眼中，当他开始转变自己看待事物的眼光之后，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

答：首先我要说，尤金和我两人之间有着稳定的生活规律；然而，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把我们各自的身份相互调换。在连续抚养两个女儿长大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活在当下——从我孩提时代开始，这种心理状态就一直影响着我。

但是当尤金生病之后，我不仅想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同时也需要开始扮演双重身份，不仅要处理我之前需要处理的事务，还要对他进行护理和照顾——尤金辞去工作后，我需要承担的事情就更多了。这种随机性让我很难有活在当下的心态了。给尤金充分的自由，让他活在当下，是我给予他的最后的礼物之一了。

问：您在后记中写道，是强烈的爱，缓和了您分享这段经历的负担和烦扰。对此可否向我们详述一下？

答：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尤金能有意识、充满爱意、平静地死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舍弃那些曾经令他恋恋不舍的东西，以将注意力集中到自身之上。这是一段独自一人的心路历程，因此他只能靠自己来完成。有时候我会为此心力交瘁、极度沮丧，特别是当事情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或是清楚地看到他所拥有的时间远远不及他计划得那么长的时候。然而，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和尊重，深深扎根在这段经历中，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力量。我们的心牢牢系在一起，这种情感愈发强烈，支撑我们走过这段艰难的旅程。

问：尤金美满而成功的生活才刚刚在脚下铺就，您和您的女儿们却要面对他要永远地跟你们告别的事实并无法释怀。尤金也是如此吗？

答：尤金努力让自己与身边的人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他愿意在任何场合下都觉得自己成功地完成了每一件事，这样他才能平静地离开。但继续活在世上的人却仍旧感到五味杂陈，不能平息。尤金认为他和我们的大女儿玛瑞安已经实现了一种完美的结局。

问：尤金的病情每况愈下，他因为无法带吉娜去布拉格旅行而极度心烦意乱。为什么这个特别的计划对他来说如此重要？

答：尤金尝试去把他的爱和关怀通过特殊的方式传达给一些人。他从心底里觉得欠吉娜一段冒险的经历。他认为如果他能带她去布拉格旅行并在那里待到圣诞节，或许她可以很快地从失去父亲的悲伤和遗憾中恢复。

问：在失去一位像尤金这样的人之后，您会将自己封闭起来，还是会继续前行？

答：他的离去令人惋惜，但是与我们留给大家的心得以及我们已经度过的生活相比，后者更为伟大。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虽然已告一段落了，但这些时光却成为我今后生活中的力量之源。

问：您希望读者能从《追逐日光》这本书中收获到什么？

答：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人们直面我们的文化所回避涉及的问题——死亡。如果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早晚会面对的这件残忍的事实，我敢说，我们就能更好地调整、安排我们生命的方向。最后，这本书无非是在向大家宣告：平静、美丽地死去，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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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01 礼物从天而降

一生中的最大挑战

宜早不宜迟

悲喜交加的告别

02 坠入无尽深渊

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

力不从心

无能为力

03 一去永不回

全面而又正确的答案

点亮希望的火花

三个目标

人生并不是一个数字

迫不得已的抉择

随风而去

04 如果还有明天

最后要做的事

活在当下

我没能成功

活到那一天

最看重的财富

忘却带来的享受

灵魂的伴侣

没有什么了不起

05 最好的告别

美好的告别

难以抉择的顺序

完美时刻

自己把握的幸福

神奇的完美时刻

简单就好

绝对的完美时刻

06 走向新生

我的葬礼

最美好的时光

特别的感动

一去永不回

永恒并不美

挖掘完美日子

陪你到永远

时日无多

水是我的新生

来世的入口

不期而遇的完美

无法实现的假设

推杆才攸关成败

让一切变得好起来

关键法则

球场夕照

日薄西山

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我在天堂等候

追逐日光

生命中最重要的火花

噩梦般的周末

完美结局

“他的心态很平静”

彼岸的支持

“河在哪儿？”

“只是觉得这很好”

“我想可以了”

斯人已逝

葬礼上的欢乐气氛

时间唤不回

追逐日光

后记

一 直面现实

二 去繁求简

三 活在当下

四 重识完美

五 寻求平衡

对话科琳·奥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