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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的关键词(1)

- 《资治通鉴》的关键词(2)

-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1)

-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2)

- 只能物质奖励(1)

- 只能物质奖励(2)

- 名分能遏止竞争吗？(1)

- 名分能遏止竞争吗？(2)

- 君主第一难(1)

- 君主第一难(2)

- 留条后路

- 帅哥原来是猪头(1)

- 帅哥原来是猪头(2)

- 刺客豫让(1)

- 刺客豫让(2)

- 竞争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各种机会

- 魏文侯的先进事迹

- 拍马屁也要有高水平

- 传说中的狂士

- 鉴定人才

- 汉家三杰(1)

- 汉家三杰(2)

- 田横五百士(1)

- 田横五百士(2)

- 一杀一赦的政策意义(1)

- 一杀一赦的政策意义(2)

- 定都长安(1)

- 定都长安(2)

- 神仙？妖怪？(1)

- 神仙？妖怪？(2)

- 高邮鸭蛋一定是咸（贤）的(1)

- 高邮鸭蛋一定是咸（贤）的(2)

- 一封检举信

- 收拾韩信(1)

- 收拾韩信(2)

- 心有千千结

- 看赏(1)

- 看赏(2)

- 找出分配标准线(1)

- 找出分配标准线(2)

- 儒家开始露脸了(1)

- 儒家开始露脸了(2)

- 形象工程也是维稳工程(1)

- 形象工程也是维稳工程(2)

- 富不可以敌国(1)

- 富不可以敌国(2)

- 和亲外交

- 移民问题

- 防范山头主义

- 皇家只生一个好

- 且喜且怜(1)

- 且喜且怜(2)

《资治通鉴》的关键词(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发布了一项人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人由大夫晋升为诸侯。

我的老乡司马光慧眼独具，选择这一年发生的这一件事，开始他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为什么单挑这事呢？

元代有位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学家，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注释。胡三省解释说：魏、赵、韩三家世世代代为晋大夫，都是晋国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晋国，重组资产，都做法人代表，负责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诛除他们，反而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是奖励鲸吞国有资产自己给自己分股份的奸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乱都是从这儿发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这儿开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强调“名分”的重要性。

事实上，魏、赵、韩早就不听晋侯的招呼了，他们已经代替老板行使权力了，到周王这里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当时的周威烈王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没有强制执行的实力，他自己都被强势的诸侯国挤一边去了，而现在晋国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么诛除奴才的奴才呀？！

上古三代，夏、商、周，和秦汉的差距那还是相当的大，更遑论唐、宋、元、明、清了。差距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么概念化，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生产力为标志，差一大档次，那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差距。特别是交通和通信，就现在我们还有“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地区。那时，周天子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村的地道都自己挖，各国的事务都自己管，大家只是遥尊周王为老板而已。

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述中国帝王家的故事，但遣词用字是很讲究的，这叫春秋笔法，很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直接发表评论。因为这部书一开始就是写给皇帝作参考书用的，没有打算出版赚银子，所以司马光的评论都以“臣光曰”开头。

《资治通鉴》的关键词(2)

在一句话说完“三家分晋”这个史实后，司马光来了第一篇“臣光曰”, 这篇“臣光曰”比较长，有一千多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资治通鉴》的序言来读。他在“序言”中夹叙夹议，一边有选择地讲述了晋国分裂前的故事，回顾了一下过去；一边用选择过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要强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这个东西叫“名分”。我们现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司马光说：“名分是个好东西。”

司马光讲的“名分”，核心内容就是孔孟等老前辈宣传了N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屁股指挥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司马光曾是大宋国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稳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披阅了无数史料，编撰了这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给皇帝们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我看到的中华书局版有六百万字（包括胡三省的注释），厚厚二十册，读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司马光一开始就为我们提炼了一个关键词：“名分”。

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就是一个字“礼”，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礼纪纲常，绝对碰不得。皇帝再浑蛋，臣民们只能“守节伏死”，既不能弹劾罢免，更不能杀头枪毙，“礼”就是这一切的维系。统治者用“名分”确立等级、维护等级，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久而久之，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天地君亲师，哪样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孔夫子老人家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三段论，大家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礼”的秩序，有了这个稳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为内涵的和谐社会。孔夫子建立的逻辑，实践起来有难度，首先大家都能够“克己”难度就很大，就算全体老百姓遵守“礼乐制度”，是不是就能达到“仁”的终极目标，我看也成问题，碰到一个不仁不义的浑蛋做皇帝，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怎么办？

司马光提炼了一个关键词以后，就开始讲故事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他的读者反而给《资治通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关键词：“相斫（zhu　）”，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砍；有的权谋算尽，专找关键部位砍。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司马光开始一边叙述三家分晋前的故事，一边发表评论，我们就他提供的史料和观点也来个现场点评。

司马光说：“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意思就是坚守自己做奴隶的本分，即便到了连奴隶也做不上的时候，干脆就找个凉快地儿死了算了，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殷之微子，另一是吴之季札。

微子是殷商天子帝乙的长子，帝乙欲传位于他，但太史官说：“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中国老早起就有红旗不倒彩旗乱飘的问题，所以儿子们就有嫡庶之分。帝乙一看规矩不能坏呀，只好放弃优秀的微子，传位于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这个纣王暴虐无道，看过《封神演义》的都知道，把殷商折腾得灭亡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2)

季札是吴国国君寿梦的幼子，寿梦欲立季札，季札坚决不肯，于是立了长子诸樊，诸樊死的时候，又立了二弟馀祭，诸樊想，咱兄弟火炬传递，国君的位子最终总能传到四弟季札手里（这种事越想越觉得没有可能性）。季札一看，哇，好危险，不能待了，于是玩消失了。事实是，还等不到传递到季札，诸樊的儿子和老三馀昧的儿子已经拿起刀枪练起来了，根本不体恤老哥几个的良苦用心，最后吴国灭亡了。吴国列祖列宗在地下再也享受不到子孙的丰富祭祀，成了阴间的贫困户。司马光讲：“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这样，司马光依然认为，微子和季札的做法是正确的，“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咱们姑且按司马光的逻辑推演：如果选择了微子，殷商不会亡；如果选择了季札，吴国也不会亡。但是，因为选择他们都不合乎礼，所以只能放弃。只要合乎礼，即使两家都完蛋了，也是正确的；不合乎礼，即使国家得到英明君主，可以兴旺发达，那也是不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来，“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语），我们是有传统的。

司马光本来想从正面给我们讲礼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最为荒谬的两幕，明知选择是错的，要导致亡国，但为了恪守所谓的礼，非要把脑袋往石头上撞。

历史的荒谬还不在于礼制的僵化，其实这种僵化往往只存在于儒家的政治文化里，存在于孤芳自赏的上三代美好传说中。

严酷的事实是：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

别的不说，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礼”从来都不是野心家的障碍，一切所谓的礼乐制度都可以通融，要不干脆就弃如敝屣。如果万一碰到了犟骨头如明代的方孝孺之流，坚决不肯通融，直接拿刀砍就是了。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禅让”，“禅让”是韦小宝所谓的“鸟生鱼汤”（尧舜禹汤）的光荣传统，后来，多次被活学活用，非要让野心家遵守名分，他们的对策还是有的。

只能物质奖励(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司马光先生继续用历史来演绎“名分”的至尊地位。

《左传》记载，卫国孙桓子率领军队攻打齐国，结果大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孙桓子还不错，想报答救命恩人，决定赏赐于奚几座城池，特许他在那里收税收费收保护费，五十年不变。所谓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力和收费权，连土地带人民都属于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袭，当然也可能在兼并和战争中丢失掉。“五十年不变”当然是个玩笑话。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皇族子弟和功臣虽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内渐无行政权，仅有收取赋税的权力。

孙桓子的奖赏没想到被于奚婉言谢绝了，估计这位老兄特有钱，不在乎物质奖励，他提出来要在自己的马车上装饰“繁缨”，这应该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志物。孙桓子一听不用花银子就能办事，有这样的好事，于是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

孔夫子听到这件事后发表了评论（能让孔夫子亲自评论的时事新闻不是很多哦）：“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孔夫子认为，于奚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而是“名器”，是一种政治待遇，是一种身份地位，这个东西是世袭传承的，不能随便给平民老百姓。

只能物质奖励(2)

按道理，救了国君，功劳是大大的，奖赏一个贵族身份也是正常的。现在英国就玩这一套，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奖赏个贵族爵位，颁发个勋章，惠而不费，我看挺好。记不得哪位西方高人说过一句话：“对有功国家者，授以其荣誉，而不要给予其特权。”

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繁缨”和英国的勋章不一样，如果只是一种单纯的荣誉就简单了，在中国，功勋和荣誉往往要和官衔级别挂钩，官衔级别往往又和特权挂钩。所以，“繁缨”不是一个简单的荣誉问题，搞不好“繁缨”比食邑的利益更大，先贵后富比之于勤劳致富成本更低、路径更短。

打孔夫子记事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礼崩乐坏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真正的贵族。所以现在看到日本、英国有华族贵族，贵族还有族徽族旗，讲究得很，我们权当异域风情看待了。

中国的贵族都是官僚演变而来的，官宦三代，才懂穿衣吃饭。问题是，中国做官何其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的连三世都混不到，就被罢官抄家了，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听到宫里来人，就吓得提心吊胆。中国社会没有中间层，华丽的皇族像一个黄金打造的屋顶，但是支撑这个金顶的，不是木头，更不是石头，没有相对稳定并且有一定数量的贵族阶层，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农组成的秸秆，秸秆被压得撑不住劲了，就自己点燃，变成烧熔金顶的烈焰。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方面强调名器贵重不可与人，一方面卖官鬻爵又史不绝书。

名分能遏止竞争吗？(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司马光对名分的坚持，有点拘泥不化。他说，假使周王不正式承认魏、赵、韩分晋，他们也会不经批准自立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但是因为没有办理认证手续，假如再出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国际警察，就有名义去征讨他们，现在一旦签字认证了，魏、赵、韩就合法存在了，以后谁也管不了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新中国成立了，美国不承认，好处是以后可以随便支持老蒋反攻大陆，没有法律障碍，这个道理也不是讲不通，问题是老蒋能咸鱼翻身吗？印度、巴基斯坦爆核弹了，承认不承认他们是合法的核国家？事实和名分不符，最后还是事实说话。

没有秩序、没有警察的时候，拳头说话。司马光也不想一想，如果不是后周柴氏衰微，你家赵匡胤能做上皇帝？赵哥哥黄袍加身，不也是“君臣之礼既坏矣”，不也是“以智力相雄长”的结果吗？

名分能遏止竞争吗？(2)

是“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造成礼崩乐坏的？还是礼崩乐坏以后才开始竞争打架的？中国治乱循环，苦煞很多人，包括司马光先生，这个困局很难解，不像小孩子掉到缸里，砸缸就行了。

竞争是不变的，变的只是竞争的方式。非洲草原的狮子靠打架决定妻妾的归属和基因的遗传权，现代国家靠选票决定政权归属，无序或有序而已。想控制无序竞争，保持稳定，就要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上下工夫。

历代帝王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比如搞个科举，把民间的精英分子笼络起来，加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当然也是有效果的。唐太宗看到排着队走进考场的年轻人，心里很高兴：“天下英雄入吾彀（g　u）矣！”竞争可以控制了，就像核反应堆可控能够发电一样，天下智和力都在给我们老李家办事了，所以唐太宗很高兴。问题是，科举制度解决不了专制制度的内在缺陷，有个叫黄巢的，差几分没考上，愤怒出诗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位英雄没有入彀，漏网了，自编自导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听老李家招呼了，天下还是要乱。

“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这样的情景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肯罢演，名分根本遏止不了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引发的反抗。

君主第一难(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中国名剧《赵氏孤儿》里的那个孤儿叫赵武，是赵简子的爷爷，著名寓言《东郭先生》里那只忘恩负义的狼，就是赵简子追杀的猎物。

选择接班人是君主们最头疼的一件事，只有一个儿子还好说，好坏就是他了，儿子一多，麻烦就大了，再英明的君主，也会变得IQ极低，毫无章法。

君主的子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有的君主还知道重视教育，子弟们要熟读诗书，也学习骑射，但更多的是娇生惯养，不分麦菽。更严重的是，他们都没有机会像创业的祖辈那样，接触社会，了解底层。所以很多时候，面对一群难分轩轾的儿子，皇帝老子们都大伤脑筋。

对接班人的选择，是对未来权力的重新分配，君主的不幸，就是要在生前参与身后的权力角逐。宗室、后宫、外戚、大臣、太监甚至友邦都要参与这一角逐，明枪暗箭，血雨腥风，不搞个天昏地暗、尸骨如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君主生前就要权衡各种力量对比，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闹不好鲜血就会流在自己面前，甚至连自己性命都得立刻搭进去。“弑”字被发明出来就是专门在这儿使用的。所以，不论是英明的还是昏庸的君主，无不处心积虑，战战兢兢。

专门为君主分忧解难的儒生们，拿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立嫡长子。这一办法，在农业社会通行了几千年，不论是家还是国，都一律以此为圭臬。立嫡，有益于血统的纯正；立长，可以让稍有经验的人来掌权——起码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立嫡子与立贤子的矛盾，立长子与立爱子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君主们。立嫡长制度，似乎一直在理论上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儒臣儒生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树立了许多光辉的榜样，像司马光提到的什么殷之微子，吴之季札，宁肯亡国也不肯稍违立嫡的光荣传统。我不知道这样的榜样有没有说服力。

君主第一难(2)

事实上，许多有头脑的君主是不理会立嫡长子的陈规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眼前的赵简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严格地讲他还不能算作君主。

赵简子对两个儿子进行了长期的考察。通过考察、比较来确定接班人，大方向没错，但他设计的程序也太简单了点儿。赵简子做了两块“训简”，大概是一种写着语录的竹板，发给两个儿子学习，要求熟记能背。如果过个十天半月就检查，估计俩儿子都能背得滚瓜烂熟，都考一百分，这样反而不好遴选了。赵简子真有耐心，过了三年才突然宣布马上举行考试。

长子伯鲁看来确实比较愚鲁，训简没带在身上也不要紧——训简上应该刻不了多少字——可伯鲁居然是一句也背不上来。老二无恤则语录不离手，训简不离身，不仅把老爹的语录背得准确无误，而且背完以后像变魔术一样，训简立马就从袖子里掏出来。这时，他哥哥伯鲁傻眼了，这么一块竹板子，兄弟居然三年一直都揣在身上，也不嫌累赘。

赵简子的二儿子无恤，揣着老爹的“训简”，耐心地等待了三年，最后取得了胜利。

曹操也面临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为了争夺太子地位，也猛表现。曹植一到老爹出征的时候，就卖弄文才，在出征仪式上朗诵华丽的歌赋。他哥哥曹丕一看，心里很急呀，写文章不是兄弟的对手，再说，形式上也不能一点创意也没有啊，怎么办？他身边有位高人叫吴质，他建议曹丕只要表现出做儿子的对父亲依依不舍和担忧就行。曹丕一听就明白，送行的时候就揣着眼药水，送老爹的时候泪水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于是大才子曹植曹子建就被PK掉了。

在道光末年，道光皇帝也要在老四奕讠宁和老六奕讠斤中选择嗣君。先比打猎，老四本来有些残疾，弓马根本不是强项，比不过老六。怎么办？他身边也有个高人，名叫杜受田，杜老师让老四干脆不要动手，交白卷，并编了一套说辞：“春天来了，万物复生，打猎不利于保护环境……”于是老四得分。比完武的，又比文的，作文题是《老爹翘了以后，你准备怎么治国？》。老六一看，正中下怀，提起笔来，治国方略也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一篇文章写得是洋洋洒洒天花乱坠，老四依然按照杜老师的一贯教导，看到标题后，感伤的泪水马上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当然又是白卷。道光皇帝一看，老四“仁孝”啊，于是大家普遍认为智能双全的老六奕讠斤也被PK掉了。

留条后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让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在赴任前请示赵简子，去了晋阳以后，采取的政策是“茧丝”呢？还是“保障”呢？赵简子回答：“保障。”——“茧丝”就是直接盘剥压榨，“保障”就是先休养生息以后再盘剥压榨。

尹铎争取到了特区政策，到了晋阳以后，少报户口，减少上缴的税收，从此事看来，分封制和郡县制其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晋阳是赵简子的封地，他的封地也要派人去管理。像尹铎这样的家臣，与后来郡县制下的官吏也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都知道一个生存智慧：狡兔三窟，留条后路。赵简子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他当然知道居安思危。我们上中学时都读过一篇古文《冯谖客孟尝君》，立意也与此相同。冯谖同学嫌食无鱼、出无车，天天抱怨，弹铗长歌。后来，孟尝君让他去收账，他去了就把账单都烧了，豁免了封地百姓的债务，替主人在那里储蓄了一些仁义。再后来，孟尝君遭难，逃到了储蓄仁义的地方得以安身。尹铎在晋阳少报户口、截留税款是经过授权的，赵简子对他选定的接班人二儿子无恤说：以后晋国发生动乱，你拉不开栓的时候，可以去投奔尹铎，到晋阳特区，那儿是咱的根据地。

中国是一个无常的社会，也是一个无助的社会，所谓世事难料，富贵无常，对小老百姓如此，对贵族高官们也是如此，再有权势的也会有呼啦啦大厦将倾的可能，留条后路，这是对所有处在权势高峰的得意者的忠告。

其实，帝王只要IQ及格，都知道不搜刮老百姓就可以得到民心，可以长治久安，甚至在危难中可以风雨同舟，共与患难。但几乎所有的帝王又都不愿意使用这个绝招，因为他们不搜刮就没得挥霍了。

“茧丝”和“保障”其实是一个永久的命题，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下，有竭泽而渔或与民生息的政策选择；在计划体制下，有先治坡还是先治窝的问题；在现代国家，有激励效率还是鼓励公平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处理起来，需要社会理想，也需要政治智慧。

帅哥原来是猪头(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城邑，得到了；向魏桓子索要土地城邑，也得到了。智伯一看自己挂着一把屠龙刀，号令群雄，莫有不从，很有权威啊！于是又兴冲冲地找赵襄子要土地城邑，结果没得到，没得到也就罢了，更惨的是，自己的命也没得了。

赵襄子就是那位怀揣着老爹“训简”的无恤先生，按道理讲他是最善于韬光养晦的，不料这位老兄却对智伯说No。智伯于是率领韩、魏之众讨伐赵，把赵襄子赶到了尹铎“保障”过的特区晋阳。

智伯用汾水灌晋阳，把晋阳淹得青蛙大丰收，但是得到过实惠的老百姓没有背叛赵襄子的意思，这说明当时尹铎的“保障”非常有实效。古时候人口少，环境还没有遭到破坏，汾河的流量很大，所以可以淹城，要是现在，这一招根本实施不了。

智伯很得意，带着韩康子、魏桓子巡视前线，一不留神说了实话：“哎呀，我今天才知道用水可以灌城池、灭人国。”当着矮人说短话，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两人会意，因为这两位的都城都在水边。

智伯沉不住气，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让韩、魏这样暂时的政治同盟都脱离而去，把三对一的游戏改版为一对三，

帅哥原来是猪头(2)

司马光把一场活生生的政治斗争的胜败得失，归结到智伯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样的范畴里来讨论，结果肯定是莫名其妙。“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总结得一点也不靠谱。在这一轮的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少爷，既没有体现什么政治权谋，也没有表现出统帅才能，咋咋呼呼，颐指气使，既不是君子，也算不上什么小人。

司马光在这里把“君子小人说”丰富了一下，把人划分为圣人、君子、愚人和小人。司马光选择的标准是：“上得乎圣人，其次为君子，下次为愚人，终不可为小人。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一方面说智伯“才胜德也”导致灭亡，一方面又说“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体系一片混乱。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圣人、君子就应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愚人、小人则应该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整部《资治通鉴》所讲的事实，好像和他说的满拧。

道德的感召代替不了利益的驱动，道德的评价也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

中国人始终讲德才皆备，但是在所谓崇尚道德的社会，司马光也认为其实往往是“重才轻德”的。因为“有德者人敬之，有才者人爱之，敬则易疏，爱者易亲”，所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司马光担心才华的光芒掩饰了德行，所以，警告他的读者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才有余而德不足。”

“德才皆备”从来只是一条传播广泛的广告语。中国有的是“有德者居之”的庸人政治，更多的是奸佞嚣张的小人政治，所谓“德才皆备”的良好政治几乎没有，有也极少。两千多年，中国没有成功的政治，宣告了所谓“德才皆备”的失败，也宣告了“君子小人说”在实践中的无用。

刺客豫让(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而在另一位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8226;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的“士”，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一、士为知己者死；二、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己者死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现。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且必须以死报之的。这种精神，在侠士那里得到体现和张扬，并且沉淀在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确立了这样的定义：守诺，守节，讲义气。

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第一层目的，彰示忠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是更高层次的目的。

刺客豫让(2)

可以想象，智伯死后，他的旧臣是怎样摇尾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一定目睹了许多。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没有为了接近赵襄子而搞个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像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投降以后再刺杀新主子也是一种“背叛”，根本不存在什么“曲线救国”，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让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的信念。

赵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让，对豫让很尊重，因为他是“义士”，所以要“谨避之”，赵襄子的表现，很有政治家风度。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又失败了，在《史记》里，结局是这样的：豫让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挂起来，让自己“刺杀”一次衣服，演一场“斩黄袍”，满足自己最后的愿望，赵襄子同意了。

赵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让的忠义行为给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课。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之后，自杀而死的。这与《资治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发生的，司马光是在“倒叙”，下面接着的是正叙。

竞争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各种机会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段干木，有的说是老子李聃（d　n）的后代，也有的说是公叔段的后代，前面提到的韩康子的丞相段规是段干木的老爹。段干木祖籍河东，似可无疑。其故里所在，却众说纷纭。一说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一说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两地现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

段干木师子夏，友田子方，为孔子再传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门，又先后为魏文侯师，故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段干木终生未仕，魏文侯事之以师。式，是一种在车上行的礼。

魏文侯（就是魏斯）和当时所有有作为的诸侯一样，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并起，这种大竞争、大割裂的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了各种机会。

尊重人才，开放言路，一般认为这是治世的标志，其实，所谓天下大治时，人才并不值钱，言路也不会开放，开放一点也是面子工程。反而是大分裂、大竞争时代，对人才比较尊重，学术也得以自由。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才的时代，也是学术的时代，原因很简单，残酷的斗争和竞争需要人才。

《天下无贼》里的黎叔说：“在二十一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其实，在以前所有的世纪里，只要不是大一统时代，人才都宝贵。中国关于人才的许多观念，应该说形成于这个大分裂和大竞争的时代。因为供求关系，人才恃才傲物非三请不到的脾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像这个段干木，有多大才不知道，但魏文侯必须对他执礼甚恭，哪怕心里一百个不耐烦，因为他要称霸诸侯，就需要四方之士归之。即便没有这个野心，也得把自己的团队招呼住，以免被敌国挖走。

改革开放之初，只要翻开报章，关于人才的评论文章几乎天天都有，天天在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在国营单位，论资排辈怎么也改不了，压制人才的事极其普遍；现在呢，虽然也还在讲尊重人才，但总体上，普遍地压制人才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市场经济，因为竞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可以流动了，再想压制人才就难了。

所以，许多事情光靠喊口号、靠上级起劲地倡导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这个比红头文件管用。战国时代，是个竞争时代，自然会人才辈出。司马光讲名分，讲等级秩序，一进入真正的历史空间，他也不得不从尊重人才讲起。

魏文侯的先进事迹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鉴的，怎么鉴？古今不二的法宝就是：抓典型，树榜样。

魏斯魏文侯就让司马光顺手拿来做了第一个榜样。

君主首要的品德是什么？讲信用。连走卒村妇都知道 “君无戏言”这句话。国君说话要算话，从这个角度看，儒家还是很公道的，对老百姓的要求是“忠”，对君主的要求是“信”。问题是，“忠”是无条件的、无限的，而“信”则要看主子们的脾气性格了，帝王要耍起赖来，没有解药。

守信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品德，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果真的要“重合同、守信用”，肯定要玩完。锐圆这样讲，好像很矛盾，但确实是中国实情。

政治家是不是真的守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包装。

魏文侯为了推出自己“守信”的新形象，就作了一次秀。喝酒喝得正高兴，突然要冒着雨打猎去，因为和朋友有约。为了不失约，冒雨也去。做作吧？既期猎何必饮？既饮何必期猎？这就是政治家的守信。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帝王们是如何建立信用的，不能说全部是作秀表演性质的，反正真正对老百姓承诺过的兑现得不多。

魏、赵、韩三家分晋以后，共同的敌人消灭以后，内部的斗争开始了，把原来的盟友当成敌人继续砍下去，这就是规律。

韩国要借魏国的军队打赵国，魏文侯不答应；赵国要借魏国的军队打韩国，魏文侯也不答应。魏文侯好像把两边都得罪了，但事情过去不久，魏文侯的平衡外交收到了丰厚的回报，韩、 赵两国“皆朝于魏”。这就是两边不惹、左右逢源的好处，也是平衡外交政策的胜利。

从春秋到战国，在中华文化地理范围内，也是不停地上演大国崛起的故事。春秋有“春秋五霸”，战国有“战国七雄”。春秋时代，有齐、晋、楚、秦、吴、越等强国，到了战国，吴、越衰落，地盘并于楚国。晋国三分，又形成了魏、赵、韩三个新兴的国家，于是就有了齐、秦、魏、赵、韩、楚、燕等七国，在它们周边，还有许多二流国家，如：鲁、卫、曹、宋、郑、陈、蔡、中山等，作为筹码和缓冲地存在着，主导国际形势发展的还是大国，这是肯定的也是必需的。

晋处在诸侯各国的中央，也是最早开化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晋在春秋时代是举足轻重的强国，三分之后，魏国是晋国国力和战略资源的主要继承者，所以，在战国初年魏文侯、魏武侯时期，魏国是七国中的强国。

拍马屁也要有高水平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魏文侯派乐羊伐中山，取得了胜利。《资治通鉴》在形容战事的时候，词汇非常丰富且非常准确。“伐”是无所谓正义与否的攻击。中山，小国也，魏文侯伐小国，符合森林法则，也符合战国时代的主流趋势。战国时代是兼并时代，先是大吃小，后是强吃弱。

有一次，魏文侯问群臣：“我这个老板做得怎么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问“我何如主”的，肯定是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都给老板面子，把平常积攒起来的阿谀奉承之词爽爽地倾泻一下，上上下下的感觉都爽歪歪。

这一次，有个叫任座的，发出了不和谐的噪音。

任座就是传说中的诤臣，只顾直言谏上自己爽，而不管老板听得爽不爽。任座说：“你得到中山不封给弟弟封给儿子，不能算仁君。”

这里反映出当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征伐中得到的土地人民，一般要分封。秦汉以前，中国实行的是正儿八经的封建制度，也是正儿八经的家天下，兄弟子侄都有份；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下，也就是独夫的天下，以万姓奉一人。天下是老子一个人的，委任的郡县首长，不过是老子派出去的管家，这种制度，理论上是连兄弟子侄都没有份的。当然，在具体实践中，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把天下的好处都占尽，宗室、功臣、外戚，甚至阉宦，都有机会参与分赃。所以，封建也好，郡县也罢，不管姓“封”姓“郡”，国家利益均把持在极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手里，老百姓是没份的，这一点，封建郡县都一样。

在上古礼崩乐坏之前，兄终弟及是优先于父子相传的，兄弟是排在儿子之前的，前面讲到的诸樊要传位给兄弟而不传儿子，是受到赞赏的行为。魏文侯把中山封给兄弟“公”多一点点，封给儿子则“私”多一点点，所以任座当面撇嘴，你这样怎么算得上仁君呢？

任座很扫兴，文侯很生气。魏文侯当下就把任座赶了出去，然后盯着意见领袖翟璜继续问：“我何如主？”

翟璜不慌不忙地回答：“您肯定是仁君哪！”说罢摊开双手耸耸肩，意思是这还用问。

魏文侯不要简单地顺从，也不稀罕没有技术含量的奉承，非要翟璜讲出个一二三来。翟璜是什么人？是聪明人。这怎么可能难住他，翟璜继续说：“我听说，有仁义的君主就一定有正直的臣子。刚才任座敢于直言，说明您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仁君。”这马屁拍得太有水平了。

太有才了！翟璜几句话，不仅让老板开心，也解脱了任座。翟璜这样的牛人，我们每个单位都很需要。

传说中的狂士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子击（魏文侯的儿子）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田子方性格耿直，有些狷介，是所谓名士风度。这类名士，满嘴都是硬道理，方正得很。

魏文侯也是个有艺术修养的领导人，乐工演奏编钟，能听得出来音色准不准，曲有误，文侯顾。田子方一看魏文侯迷恋音乐，就一本正经地说：“我听说君主的对口专业是管理学，不是音乐；您现在对音乐很专业，恐怕您对管理就不那么专业了。”

田子方把个人爱好与勤于政事对立起来，现在看来无疑是片面的。但司马光认为这个道理必须要讲给君主们听。因为不论是田子方时代，还是司马光时代，还是他们俩之间的所有时代，君主们沉湎于声色犬马的太多了。中国历史上有一大批帝王属于玩物丧志型：有的喜欢绘画，有的喜欢音乐抑或戏剧，像明朝的天启皇帝则喜欢做木工，和美国总统卡特一样，而更多的还是喜欢喝酒泡妞。本来，皇帝也是人，有一点业余爱好也是好的，但在那个专制时代，皇帝们是否勤于政事，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全看自觉，大臣们生怕皇帝哥哥倦怠，于是矫枉过正，所以只要君主们表现出一点其他方面的才艺，就惶惶不可终日。

田子方看见魏文侯对音乐很在行，就马上批评，和历史上的许多谏臣一样，天天上纲上线，让君主们了无生趣。

魏文侯颇有雅量，对田子方的批评不以为忤，还称赞了田子方。

田子方这下更来劲了，见了少东家也就是下一代领导人，不但不主动问好，人家给他行礼，他居然不理不睬。于是一场关于谁才有资格傲慢的讨论开始了。

大少爷子击也就是后来的魏武侯认为，富贵之人才有资格“骄人”，而田子方却认为，无产者最无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田子方的话某种意义上点透了中国社会的真相，富贵不过三代，富贵者稍有不慎，就会退回到贫贱的状态。田子方有穷人的痞气，又有知识分子的酸气，这两股真气混合以后，是比公子哥的骄娇二气更霸道凶猛。

我们经常讲做人要不卑不亢，田子方就是属于“亢”的，这种人，表面上自视清高，睥睨富贵，动不动老子就纳履而去，好像很潇洒，其实内心全是“此身卖与帝王家”的念头，总想着要肝脑涂地报答浩荡的皇恩。明代的嘉靖皇帝说这种人是“讪主卖直”，这事做皇帝的有切身体会也未可知。反正，不要以为态度倨傲的狂生就一身傲骨，搞不好恰恰相反。

鉴定人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魏文侯要确定相国人选，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魏成，一个是翟璜，魏文侯犹豫不决，于是他决定咨询李克。李克即是李悝（ku　），法家，编著过《法经》，后轶。李克为魏文侯心腹之臣，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克“富国强兵”。文侯时魏国能够大国崛起，李克作出了很大贡献。

李克先客气一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这是一个职业人士应遵守的基本规矩：下边的不要掺和上边的事，外围的不要掺和人家圈子里的事。还有一句话叫“疏不间亲”，比这个更需要谨记。卑而谋尊，疏而谋戚，甚至疏而间亲，这都是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容易吃亏的地方，以为只要动机纯正，目标正确，就可以“童言无忌”，那是大错特错。

在魏文侯明确的要求下，李克这才表明自己的看法。

李克提出来的“五视”标准，今天选拔干部也能用得上：

居视其所亲（平常看他和什么人亲近）；

富视其所与（把钱花在什么人身上）；

达视其所举（有地位的时候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

穷视其所不为（困窘的时候看他做事是不是不择手段）；

贫视其所不取（贫穷的时候看他是不是什么钱都敢用）。

在不同的状态和时刻观察，是鉴定人才的好方法。被称为山西票号第一人的雷履泰提出了考察业务员的“八观”标准，也抄在这里，可供参考：

远者易欺，远使以观其忠；

近者易狎，近使以观其敬；

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

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

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

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

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

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因为是挑选丞相，所以“达视其所举”尤为重要。推荐、使用人才，是丞相最重要的职责。最后魏文侯选择了魏成。因为翟璜所举荐的吴起、西门豹、乐羊，都是君之臣；而魏成所举荐的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君之师。君之师比君之臣高一个档次，所以魏成胜出。

“君之师”似乎可能也许比“君之臣”有水平，但是，翟璜因此败给魏成，我有不同意见。所谓的君之师高明在哪里？我看不出来，就田子方那样的，做道德教授可以，治国未必能行。翟璜推荐的吴起、西门豹、乐羊等，都是大大的人才啊，吴起是战国时代堪与商鞅相比的治国大才；西门豹治邺，破除封建迷信，是很优秀的地方官；乐羊是大将，刚把中山国灭了。这些都是魏国富强的决定性的人才，凭翟璜举荐的这些人才，当个丞相太小菜了。

君之师胜了君之臣，骨子里还是德与才的对立。重所谓高明的道德，轻治理国家的实际才干，这种观念，实在差劲得很。

汉家三杰(1)

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强悍无比的秦帝国崩溃了，战无不胜的项羽自刎了，自刎前举行了哀婉的告别演出，就是传说中的《霸王别姬》：“我和你刎别，在冷冷的乌江边……”这一切，都给刘亭长带来了震惊和思考，他开始做皇帝，他开始用“朕”这个词自称，但是，他曾经仰视过的强大力量忽然遁迹，这让他在最高处感受到了飕飕的冷意。

他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为什么会成功？这个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久久不能放下。

刘邦PK掉项羽，之前韩信、郦食其、萧何、陈平等都做过点评，这里的高起和王陵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刘邦在胜利后的酒会上，隆重发表了正宗原版的总结报告。我们看看当事人是怎么讲的，又为什么要这么讲。

刘邦认为自己在战略和策略、政治和保障、用兵和决战三个方面，都比项羽强。标志是在这三个方面，他都得到了顶级的人才，做得最好，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没有用起来。得人才者得天下。

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国内史学界甚至包括整个学界都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创造了历史？英雄还是奴隶？最后的讨论陷入了对英雄和奴隶的定义中去，以至于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滑头的结论：历史是由创造者创造的。对历史进程的总结，做学理上的探究，往往会走进死胡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多种因素的。毛泽东讲矛盾论，抓主要矛盾，这个方法论影响了很长时期内的很多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凡事都习惯找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即主要矛盾。过去二十多年，我们都信奉邓公的总结，“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发展之外，还有许多东西也是硬道理。人都有历史局限，饿的时候，馒头是硬道理。吃饱以后呢？

楚汉相争，双方的起点，所能依赖的社会资源，都是在一个平台上的，应该说，这场竞赛是比较公平的。双方比的是各自的发挥，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发挥。所以，同时代的人，都愿意拿刘邦和项羽的个人魅力说事，因为其他差别大家都认为不重要。譬如美国和伊拉克，双方的国力、资源严重不对称，所以没人去比较布什和萨达姆谁会用人，谁舍得犒赏部下。

汉家三杰(2)

所以，总结楚汉战争，输赢在刘邦和项羽两个人身上就可以找到原因。我们继续按照刘邦的思路看：

一、刘邦有战略。王关中是第一步，进而降魏、取代、破赵、收燕、平齐，最后灭楚，继而抚慰闽粤，最终登基做皇帝。在策略上，既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拉拢彭越、英布等实力派对付最强大的敌人项羽，又注意适时剪除异己力量，着眼于一统天下后的绝对控制。

二、刘邦有根据地，有战略后方。

三、在具体的战役中，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念，以控制粮仓、消灭有生力量为战役目标，总体上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比较机动。而且采取分兵策略，在战略上对楚军形成包围，在盟军的配合下，可以多点攻击或骚扰楚军。降魏、取代、破赵、收燕都是彻底性的胜利，项羽虽然在很多次战斗中把刘邦打得屁滚尿流，但始终未伤其筋骨。

刘邦在这三个方面战胜项羽，是当时的经验总结，即使在今天我们看来，总结也是很到位的。

至于刘邦把功劳归于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这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权术。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流行的历史观。

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可以马上见效。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心”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人心背向，还是能影响政治进程的上层精英们的人心背向，这都需要具体分析，这又是学理上的难题。如果我们定义“人心”是普天之下子民们的意愿总和，“人心”只能是一种慢慢散发能量的、长期有效的发酵剂，一时的人心不能改变历史，只有积累到临界点，才会被政治家利用而发生作用。

汉祚四百年，我们可以说深得“人心”，王莽只玩了十五年，我们可以讲“人心”未附，这样的“人心”，都是事后诸葛亮统计出来的。在楚汉大战期间，“人心”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在哪里？刘邦兵源补充比较快，这算是得人心的表现吧，也就是这样了。倘若项羽不是那么背运，一战擒杀刘邦，刘邦有再多兵源也没有用。

田横五百士(1)

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彭越既受汉封，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帝以田横兄弟本定齐地，齐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后恐为乱。乃使使赦横罪，召之。横……遂自刭（j　ng），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刭，下从之。帝闻之，大惊。以横客皆贤，余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死，亦皆自杀。

田氏，是舜之后，先封于陈，齐桓公时陈敬仲奔齐，世为齐大夫，后来田氏逐步控制了齐国的实权，弑齐简公，然后篡位。田氏是真正的贵族，权力基础深厚，所以在六国中最后亡，秦乱时最先立。田氏在秦汉间虽然几经折腾，王位之上走马灯似的换了多人，却是非田氏不王，这在其他六国故地绝无仅有。套用台湾的竞选语言，田氏在齐地有巩固的基本盘。

“田横兄弟本定齐地，齐贤者多附焉”，有这么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刘邦一定是不能安心睡觉的。上次说到“人心”，人心归附，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当敌人没有彻底消灭，还保留着基本盘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因为在这个基本盘里个个都是火种。新朝甫立，巩固新政权的第一要务，就是消灭这些异己力量的基本盘。

田横到此时，实际上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追随他的虽然都是死党，但其形其势都不能与大汉争锋。他们想和金庸《碧血剑》里的袁承志一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找个小岛做化外之民。田横此时的基本立场是，不再组织反抗刘邦的行动，对新朝表示尊重，但也不愿意完全臣服，幻想搞个特区或者联邦共和国。可惜，大一统的观念已经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田横注定是个悲剧，但悲剧指数有多高，还要看他们的表演。

面对刘邦的盛情邀请，田横先是推辞说，我煮了你的高参郦食其先生，他的弟弟郦商是大汉的功臣，是手握兵权的大将，所以，我们只想在岛上做一个治下的小老百姓。刘邦针对性地马上下诏：“齐王回归了，谁敢动他一根汗毛，诛全族。”

刘邦再派人宣讲政策：“归附了，齐王及以下高干都有职务安排，不归附，我们就不客气了。”

田横五百士(2)

田横看赖皮政策不灵，只好带着两个随从，踏上本土去见刘邦。

到了离洛阳三十里的时候，田横自杀了，他的遗言是：“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什么意思呢？我和汉王都是王，都南面称孤道寡。今天汉王做了皇帝，我成了逃犯，再向汉王称臣，我个人是深以为耻的。而且我杀了郦食其，现在再和他弟弟郦商同殿称臣，纵然他遵照天子的指令不敢动我，我难道不有愧于心，难道能和他天天没事似的在一起吗？今天陛下您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我，其实是不放心我，我今天在这里砍下自己的头，离洛阳只有三十里，拿去还不至于腐烂，您看一看，我确实死了，您就放心吧。

田横绝对是个狠人，深知刘邦的心事，你不就是怕我不服吗？我把脑袋割下来，让你彻底放心！刘邦曾有过用假人头骗陈馀的事儿，田横自然知道，所以就砍一个新鲜的原版头颅给刘邦。什么叫毅然决然？田横就是。

田横的两位随从把人头和遗言带给了刘邦，刘邦也为之恸哭，厚葬田横，并拜两位随从为都尉。两位随从不吭声，办完田横的葬礼，也自刭在田横墓前。刘邦听说以后，很震撼。但是让他更震撼的是，当他派人到小岛上招回剩下的五百人时，使者一到，大家一听田横死了，全部自杀。

田横自杀，有不愿苟活之意，也有为余部求生之义，但他可能也没想到，他的五百余部，个个不愿苟活，也全部自杀追随他来了。

衡量一个人的魅力、感召力，平常粉丝拥趸一大堆，我爱你唱得再嘹亮，这都没有用，要看失意以后，失败以后，失去利益输出能力以后，甚至死亡以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拥戴你。这时还拥戴你的人，愿意为你牺牲的人，就是有气节的人。

“气节”两个字，十分珍贵，平常不要随便讲，不要轻易这么评价人，更不要轻易自诩。气节是要拿生命做担保和抵押的。徐悲鸿在抗战时期，饱含感情地构思创作了油画《田横五百士》，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激励国人讲气节，宁死不做贰臣。

一杀一赦的政策意义(1)

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项籍灭，帝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k　n）钳为奴，自卖于鲁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身之洛阳见藤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待间，言于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

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新朝建立，天翻地覆，正是市井英雄们快意恩仇的时候，韩信被封为楚王，荣归故里，“召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此。’”试问，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爽的？

刘邦也一样，也要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刘邦对季布丁公甥舅，报仇报恩报得挺别致，引无数后人费口舌。

季布“数窘辱帝”，以前没有报道，怎么窘辱，语焉不详。刘邦愿意花千金悬赏，看来得罪得不轻。不知道刘邦当时是不是广泛地搜捕项羽旧党，如果是，那就应该像美军一样，要搞“扑克牌通缉令”，下海捕文书，悬赏捉拿，当然新政权也得花一大笔赏金。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同样地，对待项羽旧党，六国残余，秦帝国的遗留人员，都有一个政策问题，宽严失度，都对巩固新政权有重要影响。

隐匿季布的朱家是中国社会最值得尊敬的。朱家的态度、行为，既体现了中国人做人的义气，也拿准了做事的分寸感；既符合国家的法度，也符合民间的潜规则、江湖规矩。孔子讲，为父隐，朱家更进一层，为无辜者隐，同时，又曲折地把个人的道德推进成为国家的政策，这在今天也十分难得，窃以为值得推广。

许多合乎国家法度的事情，有违基本人道，这在古代和现代都有，既在其中折冲，又不把自己伤着，确实是高难度、高风度的动作。

一杀一赦的政策意义(2)

刘邦接受了朱家的游说，当然是通过第三方的。滕公夏侯婴是刘邦的旧友，又一直在刘邦身边工作，更曾救了刘邦的儿女，朱家找人也找得对。同样的话要看谁说，人微言轻，不足言大事，疏不间亲，同样也不能谏亲，刘邦可能不听常委的劝谏，却会听司机秘书侍卫长的话，这是皇帝政治的重要特色之一。

我不知道“各为其主”这句成语是否发端于此，但确实一言中的，划清了政策界限。对季布的处理体现了刘邦的政策水平，也把刘邦从谏如流的特点再次展示一遍。这一点，后世反对的不多。但对季布老舅丁公的处理，大家可能都有话说。

先看看司马光，丁公私放刘邦一马，对刘邦有私恩，刘邦出于“公义”斩杀了自己的恩人，司马光给予了很高评价。

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

司马光这么大加赞赏，甚至把大汉朝四百年江山和此事做了链接，这是因为他认准了一个“忠”字，要强调以忠画线，用今天的话讲：忠是硬道理。

今天看来，丁公自己有点不智，曾经有恩于刘邦，自己隐匿不出，刘邦如果想起来，说不定找他报恩。自己找上门，就有点市恩的味道。施恩求报，往往会让人恩将仇报，刘邦那天可能正好不爽，可怜的丁公成了刘邦作秀的牺牲品。

《读通鉴论》的作者、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评论说：“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劝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废而勿用可也；斩之，则导天下以忘恩矣。”我认为很公道。

定都长安(1)

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y　o）、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w　n）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号曰奉春君，赐姓刘氏。

刘邦的许多正确决策都是在外人的推动下做出的，包括定都长安。

中国两千多年，朝代更迭，其间有一统大帝国，也有偏安小朝廷。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城可作龙兴地，几城王气黯然收。

中国有许多地方曾做过都城。帝王之都，宁有种乎？答曰：有。

数风流都城，还看长安。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城，不是讲汉唐官仪吗？想当年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那儿崛起的时候，国际大都会就是这个地方。每次到西安，都有友人请吃羊肉泡馍，当我把脸埋进大碗里的时候，我就想，现在西安人包括中国人都爱吹当年如何发达，阔得要命，当年再牛逼，也不就是一碗泡馍嘛！

中国有七大古都，做过中央政府首都的也就是“四京”，而且命里注定相生相伴。如长安和洛阳，如南京和北京，他们之间真是风水轮流转，攻守兴衰，各有命运不能更改。

刘邦都长安，心态是守势，坐天下，就要坐到一个背有屏障的地方，从山顶洞人开始，我们人类在山洞里就是背靠岩壁，面向洞口，因为后脑勺不长眼睛。做皇帝其实是件没有安全感的工作，所以帝都要背后有山，座位要背后有墙、有屏风，把风险控制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前两天，看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最后一幕，发哥一家坐在一个大殿的中央，前后左右都是空的，据说围棋高手敢把第一子落在天元的位置，艺谋也是高手，把皇上一家也放在天元的位置，然后看皇家黄队和皇家黑队四面厮杀，怎一个牛字了得？

定都长安(2)

刘邦定都长安，可以以关中、汉中为腹心，以巴蜀为后盾，有了这样的根据地，不怕天下豪杰不服气。

古代定都，堪舆风水是要讲究的，但在锐圆看来，最需要讲究的是两件事，一是官员输出要方便，二是钱粮输入要方便。汉唐最威风的时候，最高的享受是羊肉泡馍，这个在长安附近就能解决，等到帝国机构膨胀，需要全国支援中央的时候，为了方便群众，皇帝就搬家到洛阳。背山之都利于战守，背河之城方便输送，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北京城。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隋唐以降，没有皇帝再喜欢黄土高坡上的长安了，因为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都离这儿太远。

刘邦选择了离自己家乡较远的地方，和他一起造反的哥们儿都不是很愿意，只有贵族出身的张良同意并帮助刘邦按了确认键。

神仙？妖怪？(1)

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张良身体不好，这是第一次披露。身体不好，雄心壮志就要大大打折，也为韬光养晦提供了前提条件。

张良列汉初三杰之首，他的功事，据《史记&#8226;留侯世家》记载，大概如下：

一、招募刺客试图椎杀秦始皇，未果；

二、藏起来猛攻太公兵法MBA学位；

（以上两条和刘邦没有直接关系）

三、率百余少年投奔刘邦，建军史上可记一笔；

四、进咸阳路上，建议不强取，以贿赂招降纳叛，成功；

五、进咸阳，和樊哙一起劝刘邦退出秦宫室，还军霸上；

六、利用和项伯的关系，在鸿门宴上成功保护刘邦，此大功也；

七、还是利用与项伯的关系，扩大了刘邦的封地，并建议烧掉栈道，消除项羽顾虑；

八、向项羽报告田荣反，使其东顾，解除刘邦的压力；

九、建议与彭越、英布建立统一战线，开始战略反攻；

十、提出“张八条”，反对分封六国之后，帮助刘邦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此亦大功也；

十一、提醒刘邦通过韩信要求做假王的报告，避免组织分裂；

十二、划分鸿沟以后，建议刘邦撕毁协定，防止养虎遗患，对项羽赶尽杀绝；既而诸侯不能如约，又建议刘邦给他们好处，巩固统一战线；

十三、说服刘邦定都长安；

神仙？妖怪？(2)

十四、建议先封雍齿为什方侯，稳定内部；

十五、维护太子地位。

从上面可以看出，张良对刘邦的贡献，有的是战略性的，有的是战术性的，还有的如鸿门宴则是直接救了刘邦的性命。谋士多谋，人主善断，成就了他们的事业。

因为有“淮阴（韩信）诛夷，萧何系狱”作对比，张良功高身退就显得高人一筹。中国历史是一部相斫史，内部为争夺权力、巩固权力动辄刀斧相向，砍下的那么多人头，没有对不对的，只有该不该的，该砍就砍，乐此不疲，充分体现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最高境界。所以“伴君如伴虎”，所以“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更要命的是，政治斗争这部绞肉机一旦启动，十有八九会殃及小老百姓，这部机器喝不够血不会停下。

张良于是成为一种渴望的补偿。

其实在张良之前，也有类似的人物，比如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富甲天下且抱得美人归，他也是做官的理想。榜样在，但难学，因为权力这种东西，比美色更易诱人，比毒品更易成瘾。食欲、性欲，人之大欲也，但人老了，美食美女都难以消受了，只有权欲是超越食性的东西，恋栈不舍，到死都不会放手。所以，终身制，其实是符合人性的，所谓看得开，放得下，舍得了，一般都是扯淡。

“臣光曰”这次说得不错，神仙云云，那是骗鬼的，给领导一个台阶而已。明哲保身才是硬道理。张良在参加刘邦的革命阵营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脱离组织，去帮助韩王搞复辟去了。这段经历，如果放在“文革”，叛徒内奸工贼一类的帽子是摘不掉的，张良索性以攻为守，把“哈韩”的事情公诸刘邦一人，以此来推销自己的职业精神，就是“忠”，“为韩报仇强秦”是绝好的广告，张良口口声声忠于故国，不过是幌子，反复在刘邦面前强调，潜台词很清晰：我是忠于刘皇帝的。这条信息，刘邦收到。

张良明哲保身第二招，就是示以不贪，反复强调自己对老板开出的待遇非常满足，做神仙练气功，都是韬晦之计，韩信哥哥则是“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态度决定一切，刘皇帝经常要留神他们的举动，“神仙？妖怪？”老刘每天要给他们做有罪推定，没有保护色，肯定会被当成妖怪砍了。

高邮鸭蛋一定是咸（贤）的(1)

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九月，虏臧荼。壬子，立太尉长安侯卢绾（w　n）为燕王。绾家与上同里辏╤　n），绾生又与上同日；上宠幸绾，群臣莫敢望，故特王之。

卢绾的父亲和刘邦的老爹是好朋友，通家之好。卢绾和刘邦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倘若他们是一男一女，指腹为婚也说不定。在农村，上一代的友好气氛，会让下一代有一种友好相处的使命感。俩人是朋友、玩伴，玩游戏的时候，估计也是刘邦演官军，卢绾扮土匪，刘邦当王，卢绾做随从，一主一从，两个都有独立领导意识的孩子是玩不到一起的。

这种缘分，如果是两个庄稼汉，他们也可能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是，风云际会，刘邦做了皇帝。

要说起来，卢绾也是老革命，据《史记》载：“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一直在刘邦身边，“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

“群臣莫敢望”就是大伙儿连攀比都不敢，没办法，人家交情太铁。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了韦小宝。在金庸的《鹿鼎记》里，我们看到，皇帝也需要友情，也渴望友情，皇帝也是人哪。皇帝往往越做越孤寒，今天的老板、领导、首长也会越做越孤寒，如果生活中还有玩伴，有朋友，或许还能中和一些官气和霸气。

卢绾是皇帝的朋友，霸道吧？这是真正的朋友，不是“胡适的朋友”，也不是那种交换个名片就以朋友相称的朋友，同时卢绾的资格也是够老的，早就封了长安侯，后来也想封王，大伙儿有点看法，直到卢绾跟随刘邦平叛并抓到燕王臧荼，军功也有了，大伙儿知道拦不住了，最后反而弄成了群众推荐卢绾做燕王。

大伙儿推荐：“卢侯爷跟着您南征北战，平定天下，功劳最多，大王小王您都封了别人，这次怎么说都轮到卢侯爷了。”

刘邦说：“不要因为卢绾是朕小时候的朋友，就……啊？”

大伙儿赶紧说：“哪里呀，卢侯爷要不是因为是您的朋友，凭战功和水平早就该封王了，您不能因为避嫌，让卢侯爷没法进步哇。”

高邮鸭蛋一定是咸（贤）的(2)

刘邦：“这都是群众的意见？”

大伙儿：“是啊是啊，就这事大伙儿对您都有看法和意见了，您得顺从民意。”

于是，刘邦“无可奈何”地封卢绾做了燕王。

在中国，一般而言，领导的子女亲信都是这样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才被提拔起来的。

刘皇帝用皇帝的权力照顾一下刘三的小学同学，还说啥呀？既然登基做了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把一切权力都授予了皇帝，再反过来要求皇帝任人唯贤，勤政爱民，不搞腐败，不包二奶，可能吗？

有人想把刘邦塑造成为从谏如流、任人唯贤的光辉榜样，让全体皇帝努力学习，每当他们碰到这件事，就有点尴尬，只能选择性失明；反之，也有人拿此事骂刘邦任人唯亲，和项羽也没什么区别。历史的PK就是这样，项羽任人唯亲，刘邦也任人唯亲，在这上面硬要找出多大差距来，没什么意义，如果刘邦在用人方面一点瑕疵都没有，反而怪了。刘邦钦定的汉初三杰有两个不是沛县老乡，已经相当“五湖四海”了。整体上用人得当，安插几个私人都不行，还那么辛苦打天下干什么？何况卢绾与韦小宝一样，是“异数”，严禁攀比。

在专制体制下，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地方，讨论什么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实在很无聊。坊间有个段子讲透了这一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皇帝喜欢你了，你就是高邮鸭蛋，一定是咸（贤）的。

一封检举信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陈平曰：“人上书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

一封检举信放在刘皇帝的面前，他不用看也知道信的内容。早在上一年，刘皇帝就知道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藏在韩信那里，他只是笼统地向各地下达了一个追捕钟离昧的诏书，他希望韩信能够识趣点，把钟离昧献出来，哪怕是假装在另外的地方抓到的也好，但是韩信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他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封信来得太巧了，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刘皇帝授意写的。

刘邦拿着这札书信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讨论这件事，参加会议的都是手握兵符的将军，这也是一次测验，刘邦要看看身边的这些大将们是什么态度。

结果是群情激奋，连刘邦都有些感到意外，这些人要么是曾和韩信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要么是平日敬仰其军事才能的同僚，没想到一封伪造得并不地道的检举信，竟激发起他们无比的愤慨。

“活埋了这小子！”

“我早就知道他有反心。”

“他一贯反对皇上的革命军事路线！”

“他背后经常讲皇上您不如他会带兵，是可忍……”

刘邦本来担心大家保韩信，还想作个动员报告，做些说服工作，没想到全军高层态度如此统一。刘邦默然，有点踩空的感觉，他觉得应该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又高兴不起来。

刘邦看到陈平低头垂目，一声不吭，他决定会后征求陈平的意见。

刘邦专门找来陈平讨论韩信的问题，刘邦装作忍无可忍的样子，不停地数落韩信，一个劲地说没想到韩信居然要另立中央，篡党夺权。

陈平不接茬儿，不表态，脸上也没有表情，他冷静地说：“陛下要收拾韩信，可以南巡云梦，到时召韩信到云梦来开会，找个警卫员就可以把他抓起来，用不着兴师动众。”本来有句话就在嘴边：“派军队去搞不好真把韩信给逼反了。”但陈平硬是咽回去了。

韩信这边，都城的消息也传来了，皇上开会的通知也到了，两件事凑到一起，韩信知道刘哥哥要收拾自己，不禁慌乱起来。

钟离昧是韩信的朋友，交情有多深厚不好说。以前的上级来投奔自己，韩信这时做了楚王，就像暴发户显摆有钱一样，韩信也到处显摆有权，所以就不加深思收留了钟离昧。他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把项羽的人全部镇压掉，况且刘邦曾经有特赦季布的举动，韩信就把这件事的风险严重低估了。待到皇上搜捕钟离昧的诏书下来，韩信意识到问题可能要严重得多，但他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保密能力，我是楚王，我的地盘听我的，藏个把人都办不到？

这次刘邦亲自到来，怎么办？韩信身边的人出主意：“皇上不是要办钟离昧吗？您把他交出去不就得了，钟离昧同学也不能怨你啊，你也够意思了，已经到这份儿上了。”

于是，韩信带着钟离昧的脑袋到云梦来了。刘邦一看：“嘿嘿，小子哎，绷不住了吧！”

读史至此，不禁要问，自己是韩信，要不要隐藏钟离昧？该不该砍下朋友的头？

收拾韩信(1)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

刘邦对钟离昧的人头根本没有兴趣，提都不提。

韩信知道，他和刘邦之间的君臣之义战友之情，到此over了，就是这么回事了，他也不想挽回什么，死心有了，反而什么也不怕了，他对绷着脸的刘邦说：

“果然像有些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

刘邦好像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有人告你造反。”

韩信盯着刘邦的眼睛问：“别人说什么我不管，你呢，你说我有没有造反？我会不会造反？”

刘邦回避了韩信的目光，遥望天空，天空彤云密布。

突然发现写起小说来了，有人物，有对话，还有情景。没办法，刘邦和韩信之间的那些事儿，那些心结，真的太有复原的价值了。

韩信隐匿一个钟离昧，刘邦只是不爽不高兴而已，还不会由此推断韩信就会造反，依刘邦对韩信的了解，知道韩信是在市恩，显摆、炫耀自己的权势。越是这样，越说明他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留恋的，珍惜的，刘邦知道韩信不会为了权力再增加一些而冒更大的风险。皇帝对重臣，老板对高管，经常要把脉，做透视，甚至来个核磁共振，有病还是健康，一般都是清楚的。皇上不操这个心，那还操什么心？劳心者治人，劳的这是这个心。忠心的，顺从的，根本没能力篡权造反的，皇上清楚；不顺从有些小性格的，有贼心没贼胆的，有不臣之心的，皇上也应该清楚。

收拾韩信(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皇帝又不是傻瓜浑蛋，岂能不知？问题就在这儿，知道是知道，有没有办法又是一回事，权臣弄权，傀儡皇帝肯定不爽，办不了，也没办法。难度最大的，是忠臣变为逆臣的临界点不太容易及时掌握，强势的皇帝把忠臣当反贼杀了，弱势的皇帝杀不了奸臣还得恭维人家是大大的忠臣，还要提防自己哪天会被逼着下课，倾情演出“禅让”。

刘邦当时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韩信不会造反，但是有些不听话，得弄在身边控制使用，或者干脆养起来得了。你以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些话好听啊？像刘邦这样的开国皇帝，雄猜之主，只有误杀了那些表现不够忠的，绝对不会有哪个真要谋反的家伙还能逃脱他老人家的法眼。

刘邦和韩信是那种大事合得来、小事上不对板的合作关系。做大事，韩信能力有，老板的意图很明白，执行也很到位，甚至经常有创新的打法，额外的斩获，交给办事很放心。但是没事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太顺眼，性格不合，在人前背后还经常放风凉话，以敢调侃老板而扬扬自得。小事凑多了，添堵添多了，总有爆发的一天。钟离昧就是让刘邦感觉很恶心添堵的事。

对刘邦来说，用人之际，韩信的毛病能宽容的宽容了，实在不能宽容的，也只有忍着了，离不得也见不得。天下既定，刘邦再也不想委屈自己了，于是决定收拾这小子，只是对“狗烹弓藏”不能不理会，所以，雷霆万钧之后，还是给这臭小子封了一个淮阴侯。

心有千千结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韩信这个人，有才但性格比较孤僻，温顺但在打仗时很有决断力，为人骄傲，但也算是忠厚一族。有人曾经策划他反掉刘邦，自立为王，他认为刘邦有恩于己，解衣推食，不忍背叛。韩信少时贤遗草泽，投奔项梁项羽后不为重用，对小伙子打击也比较大，压抑很久的人，对能释放自己、欣赏自己的人，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刘邦让韩信坐直升机上来，荣宠无比，所谓知遇之恩，感铭五内。

韩信对刘邦怀感恩之心，抱遗弃之怨，存畏惧之意——

其感恩也，故多人游说而不听，虽然云梦之会安危叵测，仍慨然赴之；

其怨也，有如弃妇，恩深怨亦深，对刘邦一人有怨，尚可以堪，但一比周围，尽宵小之辈，荣宠不亚于己，怨则愈深矣，以旷世之才、盖世之功求人主专宠而不得，较之怀才不遇更多一番愁怨，对刘邦善待之人，尤其是那些他认为不上档次的人物，视若情敌，怎一个怨字了得；

其惧也，皇上天威，多有不测，韩信对刘邦有怨而不敢发泄，只能作消极抵抗，“多称病，不朝从”，希望以此博刘邦给予自己更多关注。

韩信性格有缺点，他很少从他人角度分析思考问题，刘邦既取天下，统驭群臣，已经从常人异化为“权力人格”：不徇情，亦无情，对部属保持距离。在云梦捉拿韩信回来，刘邦旋即赦之，封为淮阴侯，在刘邦看来，以为自己对韩信恩威拿捏得非常到位，韩信应夹紧尾巴，从此享受太平富贵就好，但韩信“居常鞅鞅”，内心的不满清楚地写在脸上。

不知道刘邦和韩信聊“将兵”“将将”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云梦之前，还是在云梦之后。倘若在韩信做了淮阴侯之后，此番对话，足见两人虽有过节但不妨仍然引为知己，谈往事，尚能“从容”谈之，韩信话里有刺亦无大碍，而眼前事，则双方谁都不愿提及，各有各的心思，都望对方能反躬自省。于是两人僵在那里，心隔一层纸不能捅破。此时月下策马追韩信之萧相国何在？

“不过十万”与“多多益善”，表达了韩信内心要强的毛病，但要说韩信憨瓜一个却也未必，“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恭维得也很到位，也透露出韩信臣服之心皎然矣。

韩信虽然被褫夺王位，反而让同僚看出刘邦对韩信仍有爱意，恩宠未决，故而起码表面上都对他十分尊重。“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我们看不出樊哙是在做作，战功摆在那里，主上尚不赶尽杀绝，他人自然不敢放肆。

而韩信已经不想再进步了，对群众关系也就不珍惜了，经常用风凉话、牢骚语挑战刘邦的忍耐极限。刘邦忍耐力或许无极限，可是皇后吕娘娘听烦了，诬以反名，凉拌（办）了。

看赏(1)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z　n）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张良为谋臣，亦无战斗功；帝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y　u）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到了。中国的政治集团，是皇家的独资公司，这和刚开始出资多少关系不太大，率天之下，莫非王臣，刚开始造反的合伙人，只能占点干股，只有受益权，没有所有权，也没有转让权，生杀予夺，天下之柄尽在一人手中。

刘邦集团的勃然兴起，非常具有典型性，如果说秦始皇还有祖上的遗产可以继承，那么，刘邦和他的战友都是光着脚打下的天下，当时，不论沛县的萧、曹、樊等人，还是张良、韩信、陈平之流，都是提着头干革命，都是创业者，都有杰出贡献，怎么到了最后，都变成刘邦一人的资产？为什么所有的功臣都要仰刘邦的鼻息，战战兢兢不可终日？

是什么规则导致这一结果，为什么当时代的人都遵守这一规则。这个不成文的规则是怎么形成又怎么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智的？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谁把这群叱咤风云的英雄套在枷锁里，是刘邦吗？好像也未必。

清初的黄宗羲也感叹，上三代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了后面却是君为主，天下为客。他在《原君》中讲：“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看赏(2)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墨宝到处可以看到，可是经过“文革”大公无私的年代，“天下为公”了，也不怎么样。

大家都会讲历史的局限性，那么应该问问，历史的局限性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刘邦封萧何食邑8000户，给张良则更多，30000户（最后张良实收10000户），而且是在齐国的地界，而且是自己选择，这都很大方了吧。当时汉有223万户，如果总股本是220万，第二大股东张良只有1万，比例是0.45%，发言权有限得很。

就是这么点比例的好处，大伙儿还得欢天喜地地接受，陈平还要玩“新恩不忘旧义”的游戏。

刘邦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分析自己的人才结构，一种是功狗，一种是功人，韩信早就知道自己是功狗，所以有兔死狗烹的感叹。其实，在这样的大型垄断集团里，还有一种人才叫功猪，宠物猪，功劳是迎合老板开心，开国以降，功人功狗的比例会下降，功猪功猫的比例会上升，不论浴血厮杀，还是胁肩谄笑，都是冲着主人赏口饭吃。

以下数据是网友“黄药师看天”提供的，在此谨致以谢意：

曹参食邑10600户

张良食邑10000户

萧何食邑8000户

陈平食邑5000户

周勃食邑8100户

樊哙食邑5000户

灌婴食邑5000户

王陵食邑5000户

夏侯婴食邑6900户

吕马童食邑1500户

王吸食邑2200户

召欧食邑2200户

薛欧食邑4500户

雍齿食邑2500户

地东西9320里，南北13368里，民户1223.3063万，人口5959.4978万。汉极盛矣。

找出分配标准线(1)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

现在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罢，一个项目比赛完，马上就要举行颁奖仪式，金牌要趁热挂在冠军的脖子上。至于奖金，是不是也比平日付款快些？我想应该也是。拖欠奖金是中国式老板的习惯，这个习惯，在刘邦那里就形成了。

刘邦坐了天下，坐了皇帝的宝座，以前的兄弟自然是王侯将相，各归各位。如此庞大的评功犒赏活动，工作量很大，政策性很强，刘邦不知从何做起。

张良再次发挥作用，老板身边有这样的参谋，是兵仔们的幸福。张良把刘邦带到一个所在，看到的都是大伙儿在那里交头接耳，唧唧喳喳，刘邦自然要问，张良乘机危言耸听，说大家都在商量着造反，因为金牌银牌都没拿到手。

刘邦遇到困难有个习惯，就是问左右：“为之奈何？”老板只要肯下问，办法就会多多，老板只要扮演万能的上帝，下属就会从人退化成猪，也是每日三省吾身：早点吃了没？午饭吃饱没？晚饭吃好没？所以，要想让部下不变成猪，老板就要自己装傻。

张良出主意了：“你老人家平生最讨厌谁，而且地球人都知道？”刘邦说：“你别说，还真有这么个家伙，他叫雍齿。这小子很混账，要不是他功劳很大，朕早就把他灭了。”张良说：“那就先封雍齿的官爵吧。从最不可能的做起，大家就不会闹了。”

司马光很赞赏张良，认为他是“善谏”的光辉榜样，因为刘邦天下初定的时候，“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这就像年关将近，老板始终不拿出奖金方案，甚至连分配原则和标准也没有，大家就会嘀咕。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下从雍齿封起，就等于建立了分赏的标准和底线，有了参照物，大家小算盘一打，心里都有个大概数了，也就不闹腾了。

找出分配标准线(2)

老板驱动员工用的是钞票，皇帝驱动功狗用的是土地人口。食邑不仅包括土地，也包括上面的百姓。在当时，奖赏功臣依据的是“名田宅制”，这种封赏是典型的富不过三代，因为功臣贵戚代出，土地的来源在哪里？刘邦的时候，历经战火，无主土地很多，这些土地划为国有了。以后呢？皇帝就要靠抄家罚没来积聚新的资源。

所以，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贵族，土地的流转是没有法律保护的，无论是国有公田还是私有民田，都是皇权可以随便予夺的。没有稳定的土地制度，便没有了人民的一切，也就不能保证所谓贵族甚至皇族的财富能够永世积累。连阿Q都敢想到赵老太爷的象牙床上滚一下，这种理想，其实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Q版。

最初，刘邦要封给张良三万户，而且是在齐国的地界上，而且任由张良自己挑选，齐国有鱼盐之利，是富足的地方。虽然，刘邦对张良是格外的优遇和尊重。

但是张良坚持不受，张良说：“我当年从下邳起兵，和皇上您会师在留这个地方，不是让我挑吗，您把臣封到留这个地方就好了。”

张良挑当初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做封地，表明他不忘本，也提醒刘邦不要忘记当初的战斗友谊。

张良是官宦子弟，知道这个道理，多搞两三万户，也不过是替后来者做守财奴。张良最后只要食邑一万户，以当时的生产力，也富不到哪里。《红楼梦》里我们也看到，下面庄子里进贡的东西，根本不够贾家挥霍，最来钱的还是做官，靠贪污受贿。至于这一万户，是不是既包括了黄世仁，也包括了杨白劳，则不得而知了。

儒家开始露脸了(1)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叔孙通被后世评价为“汉世儒宗”，儒家在汉武帝时代上升到“独尊”地位，应该说叔孙通是有功劳的，是他奠定了基础。明代大学者李贽在他的《藏书》中，把因时大臣列为臣子第一等，把叔孙通列为因时大臣第一人，可谓古今第一臣。因应历史潮流变化，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确实应列上等。

叔孙通这个人很懂变通，有点像苏秦张仪这一类纵横家，能说会道，善于揣摩人主心理，知道自己是谁，要干什么，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也知道顾客是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最难得的是，知道根据顾客的需要改进自己的产品。

叔孙通先在秦二世那里混过，陈胜起义了，秦二世召开研讨会，其他儒生都把陈胜定性为造反，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秦二世听了不高兴。叔孙通说，非也，非也，不是暴动，乃是个别的流氓治安案件，在伟大的秦二世领导下怎么会有人造反呢？秦二世击掌称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但叔孙通知道自己的谎言迟早要露馅儿，更何况二世也是“望之不似人君”，叔孙通干脆颠回老家鲁国，继续研究孔子学说，以备来时。

后来，项梁起兵，叔孙通又投了项梁，刘邦率诸侯攻破楚都城，他直接从俘虏转正为汉营的博士。刘邦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不理会儒生，叔孙通坚持坐冷板凳，不和骄兵悍将较一时短长。一个人能坐冷板凳并不难，难的是他还带着一帮人坐冷板凳，不是坐一小会儿，而是一坐就好几年。他终于等到机会了，刘邦需要建立品牌形象了，需要CI系统，需要形象视觉规范、行为礼仪规范，甚至需要思想意识规范。说得更简单点，大汉国要展示大国崛起的声威，必须搞个团体操，总导演的不二人选就是“第五代”儒家的杰出代表叔孙通。

儒家开始露脸了(2)

叔孙通人如其名，会变通，前后侍候过N个主子也没有心理障碍，这样的儒者，和后来读书注经讲究忠义的儒者形象相差很远。

儒，以锐圆的浅学所知，最早就是专业包办葬礼的，古人对人死了去哪里非常关心，所以远古时代主持葬礼的人不管叫儒还是叫祭司，都有和上天沟通的义务和责任，包括今天在电影上也看到，西方人下葬时，也得有个神甫念个“阿门”才行。上个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有许多小人书，比如《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我就是从这本小人书上得知，孔老二他爹就是专业主持葬礼的，而孔老二打小玩游戏，也只会撮个小土堆，插草为香，练习祭拜。李铁梅是家传的红灯有一盏，孔老二是家传的祭拜有一套。从孔老二经营葬礼到叔孙通导演朝廷礼仪，可见儒家也是与时俱进，经营范围在不断扩大，服务顾客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现在，儒家起码表面上很兴盛，又是祭孔，又是给孔夫子创作标准像，又是开办孔子学院……总之，也不知道第N代新儒家，做慷慨自信状，时刻准备着去拯救那些大鱼大肉吃腻了的西方人，还有一位于丹姐姐，拿《论语》炖了心灵鸡汤，优先抚慰了一下孔夫子祖国的人民。凡此种种，都是当代的叔孙通——终于又绕到主题了。

叔孙通顶住了儒家内部原教旨主义派的压力，带领一帮助手成功地排练出了大汉朝廷礼仪。让刘邦真正从刘三、刘亭长、刘汉王升级为刘皇帝。当然，皇帝是刘邦自己打下来的，但感觉却是儒生孙叔通带给他的。刘皇帝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形象工程也是维稳工程(1)

太祖高皇帝七年（公元前200年）

春，二月，上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

臣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启之也！

刘邦平定天下，终于可以歇歇了。

他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返回长安，心情很愉快，但是一到未央宫，他发现丞相萧何把工程规模搞得很大，刘邦很生气，责问萧何：“天下乱哄哄地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吃了很多苦，我们的新政权还不稳定，你搞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太过分了！”（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看到老板责备，显然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回答道：“现在天下人心未定，都不知道谁是真命天子，所以要修建壮丽的宫殿，让天下老百姓知道，哦，这就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修建得不够壮丽，是不能慑服老百姓的。何况现在一步到位，也省得后世不停地扩建。”（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刘邦一听享用豪华的宫殿还有稳定大局的效果，马上龇着牙乐了。

这一年，距项羽火烧阿房宫才七年，秦帝国因滥用民力而土崩瓦解，汉帝国又在长安开始营建新的宫室，看来劳动人民一直都在忙活。

未央宫建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读书人，所以有人写《阿房宫赋》，埋汰秦皇朝，汉朝独尊儒术，文化人留点情面，所以未央宫盖得究竟是几星标准，没有负面报道。但是，以当时的国力，基础建设规模显然有些扩大，反正连刘邦看着都有点过了。

形象工程也是维稳工程(2)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刘邦凭这句话，就有资格上央视的《感动中国》节目。刘邦的责怪，应该说很有分量了，建设节约型社会，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观念，反奢侈和反腐败一样，几十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基本国策。但萧何毕竟是萧何，这种级别的人物，每做一件事情，早就把前因后果考虑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会招致什么批评，早就心里预演了N遍。这叫“才足以文过，智足以饰非”。

萧何早就准备好了过硬的理由：稳定压倒一切。萧何说，巍峨华美的宫殿可以加强新政权的威仪，有稳定天下人心的效果。一句话就把“反奢侈”撂一边了。萧何胡说吗？不胡说，有一定道理。古今中外，公共建筑都搞得巍峨华丽，欧洲的教堂，中国的宫殿，确实都有震慑人心的效果。

办公楼盖得威一点，可以慑服宵小不臣之心，如果陈涉早点目睹到“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说不定吓破了小胆也未可知。

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后来评论说：“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看来他眼界不够宽阔，见闻和资讯缺乏了一些。司马光也是“凡是派”，动不动就拿上三代的尧舜禹汤也就是韦小宝知道的“鸟生鱼汤”来说事，当然，革命传统已经成为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不祭出来没有雄辩的力量，但是现实主义的当权派，对传统、对意识形态、对“鸟生鱼汤”这类榜样向来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表面上永远不否定，甚至讲得更大声，但内心早已是嗤之以鼻，这些东西是忽悠老百姓的，念死书的儒生们老看不透这一点，妄图拿这些光辉榜样来约束上面，其实是不管用的。遇到这类讲死理的，领导真的很烦。

还是萧何有水平，先拿稳定压倒一切压倒皇上以后，对“反奢侈”也没有避而不谈，对领导的担心不能不予以关注。刘邦何尝厌恶奢侈，刘邦是怕别人说他奢侈，舆论对皇帝还是有一点影响的。萧何说，你担了名，为后世减轻了负担，以后明令后代不要层层加码就是了。这次奢侈了，“下不为例”就是了。一席话，解除了刘邦的心理负担。

又有瑰丽的宫殿享用，又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也不用担心舆论批评，甚至还会收到稳定天下的好处，刘邦在未央宫里喝酒泡妞开心得很。萧何把领导侍候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古今大臣高管的榜样。像司马光这样只会背圣贤语录的，赶紧闭嘴，回家面壁反思去吧。

富不可以敌国(1)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ch　）、纻（zh　）、罽（j　），操兵、乘、骑马。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朝代，有那么多皇帝，在思想和文化上，或崇儒，或崇道，或崇佛，但在经济政策上，重农轻商却是相当一致。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不敢说有稍减。

汉景帝时代的晁错写过一篇文章《论贵粟疏》，曾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重农轻商的宣言书，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提出的几个论点却都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一个是“无农不稳”。农业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农业不仅可以解决肚皮问题，还能解决就业问题，土地可以吸附大量流民，流民即流寇。这不是简单化的歧视，而是政治经验。前些年，“盲流”一词，其实也包含了这种政治经验在里面，有一种担忧在里面。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政治斗争，重新诠释帝王将相的家谱，像锐圆这样成天白话权谋，其实都是皮相，真正揭底的工作是研究农业发展，研究土地制度，研究人口与土地的相互关系，而且是定量的研究，搞清楚这个，才能真正看懂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知道在史学界开展得如何，把历朝历代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于今天肯定有大帮助。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直没有逃脱饥饿的梦魇，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关于吃不饱的记忆。现在虽然还有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讲，中国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能吃饱肚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人口、土地制度、农业技术这几个要素决定着温饱。

富不可以敌国(2)

应该说，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仍然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文革”时代即使天天搞阶级斗争，但不论在高层还是基层，最挠头的还是粮食问题，农业学大寨，知青下乡，备战备荒，国家的主要矛盾都藏在里面，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些矛盾展开的，政见之争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观念的争论。毛泽东以为，人民公社加上大寨精神，可以再笑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把，而修正主义则更愿意采取与民休息的办法。

发展工商业可以增长财富，吸纳劳动力，这点常识，中国人一直重视得不够，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做工经商的多了，谁去种粮食，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多年，很多朝代。

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这大概已成历史定论了。也有学者认为，到了80年代，随着化肥、农药、良种等科技的发展，土地总产出满足人们粮食总需求的临界点终于到了，包产到户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麻包。现在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在减少，而粮食供给却能够保障，这会让中国的政治发生根本的变化。

晁错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担心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这真要佩服这位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家，他的这一见解烛照千里。小农经济需要皇帝，而商人是排斥专制的。抑商，往往并不是因为重农，而是因为重权，防止商人分享社会权力。拥有军队，掌管钱粮，控制舆论和文化，一切权力归皇帝，一切社会资源都由皇帝来控制，“率天之下，莫非王臣”的逻辑才能存在。所以，帝王家并不是不知道商业的价值，只是担心出现商人富可敌国的局面，抑制商人和抑制豪强、抑制军阀的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一直有低效率的官商存在，民营效率高，不是他们认识不到，而恰恰是认识到了，内心里感觉到危害深远，所以必须抑之。

晁错感慨“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不知道想明白了没有，正是普天下多有贫贱的农夫，才有帝王家的富贵。

和亲外交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匈奴冒顿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奈何？”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通“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刘敬就是劝刘邦建都长安的娄敬。因建言有功，赐姓刘，也是一位国姓爷。赐姓应该也是一门学问，不知有无高人专门研究，从汉朝到明朝都有赐姓，皇帝们一边倡导以孝治天下，一边又让人家改了姓氏，是不是有点矛盾？清朝没有听说赐姓爱新觉罗的，但可以赐汉人做满人，好像有个专用名词叫“抬旗”，让你加入“旗籍”，幸福程度是不是和如今拿到美国绿卡一样？

匈奴问题，在秦始皇时期就是个问题。说到北方的游牧民族，我总觉得气沮，我泱泱大国，经常受人欺负。西方列强揍了我们，我们自己找个台阶，说“落后就要挨打”，人家是工业文明，我们是农业文明，落后挨打是命中注定，认命吧；掉头来再看看过去，我们是农业文明，他们是游牧文明，怎么也是我们挨打呢？难道我们命里就是欠揍？

刘敬的办法，猛看上去也不错，把闺女嫁给匈奴的单于，我们汉人的皇帝就变成匈奴的老丈人，可是这种和亲，我总觉得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什么光我们嫁闺女，就不能娶个匈奴的公主来？

国际贸易有顺差和逆差，国际婚姻呢，好像也有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自古以来商业的规则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政治婚姻的规则呢？

“和亲”是中国历史上极易理解又非常诡异的一幕，强大的汉唐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皇帝们现实主义的一面，以极小的成本换取和平与安定，这个永远都不应该遭受指责；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原帝国，在面对外来威胁时，不论是对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西方的列强，都显得缺乏应对之策，缺乏组织和动员，缺乏孔武精神。

刘敬的建议肯定让吕后非常生气，离间帝王家的骨肉去维护帝王的最大利益，算账似乎是能算得来。但是，即使刘邦吕后这么做了，刘敬亦无功有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这时已经嫁给张耳的儿子张敖，而且年龄也不在小，如何能去和亲？

《读通鉴论》的作者王夫之说：“遣女嫁匈奴，生子必为太子，谕以礼节，无敢抗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违生民之性”是刘敬方案的最大缺陷。

非常有意思的是，王夫之认为，匈奴之长在于猛悍，中原不断地派公主和亲，会让匈奴人弥补“智巧”不足的天性，有了杂交优势，凶悍如其父，慧巧如其母，补其所不足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凌操、懿而驾其上”。

蛮夷很剽悍，中原人聪明，双方交流，包括婚姻，难道只能促进蛮夷进化，汉人就不能吸取他们的优势，哪怕一点点？

移民问题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刘敬的和亲建议，被刘邦打折后执行了，真版公主不能远嫁匈奴，搞了个山寨版给匈奴。嫁公主是丢面子的事，嫁个山寨版公主是丢信用的事，这件事既丢面子又丢信用，办得不漂亮。

刘敬主意还真是多，随即又搞了个策划书，是关于首都建设的，内容是移民，把六国名门望族和各地的“豪杰”移民到长安，充实首都的经济实力和人口。

这种移花接木、地方支援中央的事情，秦始皇玩过，后世也屡有发生。

这些豪门之所以是豪门，巨族之所以是巨族，因为他们接着地气，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他的威望、财势等，都是和当地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相关联的。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而且是早期的农业社会，财富基本来源于土地，不要说那时候，就在今天，许多能进入福布斯或者其他什么排行榜的富人们，都离不开本地的地方资源，投资有所谓投资环境，发财也有所谓发财环境，在官本位的社会，这一点倒是古今一也，离开了勾兑好的父母官，哪里还有财发啊？中国地面上，哪个地方不要关系？哪个地方不欺生？

“齐楚大族”一家伙迁徙到长安，土地不能带走，除了土地，他们还有什么能持续发展的资源？亲戚朋友一大帮，全来了，从原来的生产型家族，到了长安变成了消费型的。原来的土地等固定资产很难变现，本地的富人移民了，穷人根本买不起大量吐出的土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豪族的土地房产等被官家无偿或低价占有。而移民到长安，大家只能带浮财来，只能把长安的生活指数和物价折腾高，除此之外，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移民，结果就是把有钱人折腾穷了，把地方有势力的豪绅变成城市的弱势群体，核心的东西，还是要把皇权建立在一堆细小的沙子上面，民间力量成长为鹅卵石都不允许，大家只配做沙子。

现代社会，移民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主体性来分析，移民一种是民要移，比如到美国混绿卡，到城市打工，都属此类；还有一种是官要民移，比如公共工程造成的移民；还有就是战争与灾难造成的移民。

人民的迁徙，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版图的变化，会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有的是季节性外出，有的已经在城市生根，有的则是漂在城市，大多不愿也不会再返回农村，最多只是春节回老家看看。这样大规模的迁徙，带给中国的历史性影响，恐怕要过很多年才能看得深切和全面。

防范山头主义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ji　n）车胶致，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搒笞数千，刺剟（du　），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箯（bi　n）舆前。泄公与相劳苦，如生平欢，因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亢，遂死。

汉高祖七年，刘邦临赵，当时的赵王是张耳的儿子张敖，刘邦的女婿。

刘邦又摆臭架子，皇帝的架子加上老丈人的架子，肯定是牛气万分。《史记》报道：“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g　u）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l　），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贯高赵午等是张耳的旧臣，看不惯刘邦的颐指气使，所以安排了一次刺杀行动。他们安排刺客在一个叫柏人的地方等待刘邦经过，刘邦一听柏人是“迫人”，于是没有停留，刺杀行动失败，但是，一场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行动立马开始了。

后来虽然证实了赵王张敖没有指使和参与刺杀行动，但负有领导责任，按照常规，脑袋肯定不保，但好在张敖有驸马之贵，特别是有吕后缓颊，万幸没有身首异处，只是丢了王位。一场血雨腥风被控制在了相当小的范围内。

司马光评论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应该说比较恰当。

这件事，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山头主义下忠诚的递延问题。贯高等是张耳的旧臣，只知有张，不知有刘，尽管张氏父子向刘氏输诚，但其部下不会将这种政治效忠递延下去，这样“两张皮”的现象，在皇帝看来，是一种深刻的隐患。雍正皇帝之所以要杀年羹尧，据说就是因为其部下只听年的军令而对皇上“脱掉盔甲”的口谕没有反应。培植个人亲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为皇家所忌。袁世凯是有意培植，让北洋军成了袁家军；年羹尧则未必有反意，只是过于欣赏自己的控制力，惹怒了本来就喜欢猜忌的皇帝。所以，岳家军，杨家将，民间老百姓的赞誉称颂，在皇家心理上埋下的却是担忧和忌恨。

所以，为人君者，深忌权臣树立山头，拉帮结伙。汉初诸王，本来就是以团伙形态加盟的，各有各的子弟兵，刘邦必欲剪除之而能后安，彭越、英布之流，终究不能容于刘家一统天下，势已明矣。张良也是带着队伍到刘邦革命军中的，但进来之后，主动放弃了控制权，使之融入刘家革命队伍之中。孑然一身，无门无派，才是自安之道。张敖是鲁元公主的夫婿，按常情是不会反老丈人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类似“黄袍加身”的故事经常会激情上演，“使张敖据天下”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天下，杀老子都可以，何况老丈人乎？

山头之下的私人势力，或为利益或为意气，一有机会就会撺掇自己的主子造反，这是非常难以控制的不稳定因素，为人主者必警惕之。

作为最接近皇帝的大臣，如果不是野心家，就要注意自己身边和手下的人，不要让他们恃宠生事，免得皇帝哥哥误杀了自己，皇帝的这把刀，提供24小时免费服务。

皇家只生一个好

太祖高皇帝十年（公元前197年）

定陶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谓如意类己；虽封为赵王，常留之长安。上之关东，戚姬常从，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益疏。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吕后侧耳于东厢听，既罢，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时赵王年十岁，上忧万岁之后不全也；符玺御史赵尧请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上曰：“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赵，而以尧代昌为御史大夫。

接班人问题，是皇帝的大问题，也是大难题。生前事好说，身后事难讲，许多英主都要在这个问题上摔跟头。

刘邦喜爱年轻的戚姬及老生子赵王如意（驸马张敖被褫夺王位后即封戚姬的儿子为赵王），这乃是人之常情。刘邦也算戎马一生，到老了，有时间享受儿女情长了，也更喜欢孩子了。人老了，舐犊情深，肯定再做不出把儿子推下战车的事，而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皇权——送给最疼爱的儿子。刘邦想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他遭到了抵制。

皇帝在废立东宫的问题上和大臣们发生矛盾和冲突，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凭喜好废立，可能触犯了“立嫡长”的传统，这时总能涌现出一些特能讲原则的大臣，豁出命来要和一向忠爱的皇帝争个长短；二是在无所谓长幼嫡庶的情况下，王子后面的各种力量打着“选贤”的旗帜开始角逐。即使是第一种状况，其实往往也是利益作怪，不符合自己的利益时，祭起祖宗家法革命传统这面旗，肯定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打法。说到底，选谁做接班人，在皇帝是责任也是个人喜好，在其他人，则是利益，即使有所谓的纯臣如方孝孺者，看上去是为了维护道统，其实放大了看，也是利益。

反对刘邦立赵王如意的阵容很强大，核心是一帮老臣。原因：一、太子已经在楚汉战争时期确立，大家基本认可；二、吕后娘儿几个跟着刘邦打天下吃了不少苦，吕后在兄弟伙里大嫂的风范俨然矣，大家已经习惯了，也有利益输送了，而赵王年龄小，戚姬又娇滴滴的，像周昌这样的大臣们没法和她有利益上的疏通；三、刘邦没有在废立问题上毅然决然，凡是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的大臣，对刘邦犹豫未决的心理都有所了解，所以大家都有了从众心理，支持吕后和太子，进一步则有拥立之功，退一步按照正统观念表个基本立场也无可厚非。刘邦如果一定要如意做太子，继承皇位，就应该采取措施抑制吕后，并在群臣中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要求大家站队表态，并作相应的人事安排，上意既决，支持如意的力量很快就会形成，只要他们看到希望和利益，一起拥戴，我看赵王如意做皇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刘邦对戚姬及赵王如意的爱，超越了原则，已经损害了吕后集团的利益，刘邦对戚姬娘儿俩爱得越多危害也越大。如果没有刘邦拿着皇冠这么忽悠，戚姬娘儿俩落下条命也许没有问题。扶人要扶到位，半路上撒手，是极大的不负责任。

周昌和哥哥周苛都是刘邦的老乡和旧部，深得信任。周昌结巴，天生就达到了圣人“敏于事讷于言”的高超境界，“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结巴都这么费劲地出场演讲，确实让刘邦感觉到了众意难违。

刘邦知道，自己死后吕后不会轻易放过戚姬和赵王如意，但他没有想到吕后的手段异乎寻常的毒辣，他做的保护措施仅仅是派周昌去做赵王的丞相。他的判断是周昌很忠诚且对吕后母子有恩，是拥吕派，他去保护赵王，吕后不看佛面也得看看僧面。

刘邦的安排好像没有问题，但是最后的事实说明，还是有问题。吕后对已经落败的政治对手的迫害，超越了刘邦的想象力。

后人有建议，说与其让周昌为赵相，不如让赵王娶吕氏之女，让戚姬善事吕后，则赵王如意还能保条命。

唉，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狠毒莫过妇人心，一日夫妻百日恩，皇家只生一个好。

且喜且怜(1)

太祖高皇帝十年（公元前197年）

初，上以阳夏侯陈豨（x　）为相国，监赵、代边兵；豨过辞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

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豨，阴使人至豨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韩信终于走到了尽头。

韩信对陈豨讲的一番话，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确凿的反革命罪证，不过，这番露骨的造反言论，出一人口，入一人耳，当时只有两个人，司马光从何得知呢？是陈豨检举抑或韩信交代，不得而知，皇家专案组不知有没有搞到两人的交代材料，哪怕是逼供出来的也算。

对于韩信这样级别的反革命，结案后不能不解释一下，要么吕后，要么萧何，要主持开个吹风会，通报一下韩信的罪行，传达一下皇帝的旨意，这都是应有之义。韩信和陈豨密谋篡党夺权的精彩一幕，估计是通报时的即兴创作。除此之外，就是司马迁瞎编了。

我一直认为，韩信有怨妇情结，有反的心思，但不会有反的行动。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会和陈豨这样不靠谱的人里应外合，一不可信也；韩信在长安造反，没有一兵一卒，要靠矫诏释放囚犯来纠集基本力量，二不可信也；如果韩信真有反的行动，听到陈豨败亡，正常的反应是赶紧潜逃，至少是不会被萧何骗进宫来，此三不可信也；待到要掉脑袋，韩信只叹息没听蒯彻的计谋，没有懊悔与陈豨谋事不密，此四不可信也。

至于有人告发韩信与陈豨谋反，这样的事倒是屡见不鲜，可能性极大。对仇家诬以反名，是一桩以小搏大的买卖，对于豪门贵族、高官显宦，要想扳倒他们，诬告他们造反是不二法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官场斗争，一告就灵。

处理韩信一案，可以看出吕后已经拥有老板的权力，刘邦不在时，已经能当家做主了。大汉政权已经是“双核”处理器。萧何不管乐不乐意，都要配合吕后的工作，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且喜且怜(2)

皇后能够影响皇帝的很多，但皇帝在世时，皇后能代行皇帝权力的并不多。皇后在朝廷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且能形成权力核心，一般来说有三种背景条件：

一、娘家势力大，对老公的起家有帮助。刘邦娶吕后时，尚未发达，当个亭长，最多也就是个乡干部，吕后的家世不错，他爹是豪杰一类，有钱有势，吕后的老爹把女儿嫁给刘邦，实在是巨眼识人。刘邦是穷小子娶了富家小姐，吕后从一开始就持有至少50%的原始股。

二、老板娘在创业时，有功劳或者有苦劳。在刘邦创业时，吕后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跟着吃了不少苦，这不能不让刘邦深怀歉意和感激，从感情上他不好意思反对老婆干政，特别是当他知道吕后对政治很感兴趣又颇有政治才干的时候。

三、老夫少妻，再加上生了太子。刘邦比吕后年龄要大很多，老夫少妻，在刘邦后期，年纪大了，精力差了，有个年轻干练、意气风发的太太出面打理朝政，也不是坏事。武则天能够大权在握，与高宗李治年纪大身体差倦于朝政有极大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吕后之所以变成政治动物，和刘邦过分宠爱戚夫人有关。老板包了二奶，不上老婆的床头，老婆就有充足的理由上老公的大班台。

最耐人寻味的是刘邦对韩信之死的态度，他平息了陈豨的反叛后回到长安，听说老婆把韩信办了，“且喜且怜之”。你是老板的功臣，后来闹情绪跟别人干了，结果越混越差，老东家听到你的消息，内心的感受就和刘邦一样：且喜且怜之。

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这是对韩信一生的概括，但这只是表面的，从实质上看，影响韩信一生的，还是刘邦。司马光评论道：“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多了些市井之志，刘邦也不是君子之心，两个人有一个做人到位，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