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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前奏（1）

- 前奏（2）

- 前奏（3）

- 前奏（4）

- 前奏（5）

- 前奏（6）

- 前奏（7）

- 一、鸦片战争（1）

- ?、鸦片战争（2）

- 一、鸦片战争（3）

- 一、鸦片战争（4）

- 一、鸦片战争（5）

- 一、鸦片战争（6）

- 一、鸦片战争（7）

- 一、鸦片战争（8）

- 一、鸦片战争（9）

- 二、天京事变（1）

- 二、天京事变（2）

- 二、天京事变（3）

- 二、天京事变（4）

- 二、天京事变（5）

- 三、权力平衡（1）

- 三、权力平衡（2）

- 三、权力平衡（3）

- 三、权力平衡（4）

- 三、权力平衡（5）

- 三、权力平衡（6）

- 四、辛酉政变（1）

- 四、辛酉政变（2）

- 四、辛酉政变（3）

- 四、辛酉政变（4）

- 四、辛酉政变（5）

- 四、辛酉政变（6）

- 四、辛酉政变（7）

- 四、辛酉政变（8）

- 四、辛酉政变（9）

- 五、和为上策（1）

- 五、和为上策（2）

- 五、和为上策（3）

- 五、和为上策（4）

- 五、和为上策（5）

- 六、并非偶然（1）

- 六、并非偶然（2）

- 六、并非偶然（3）

- 六、并非偶然（4）

- 六、并非偶然（5）

- 六、并非偶然（6）

- 六、并非偶然（7）

- 六、并非偶然（8）

- 七、己亥建储（1）

- 七、己亥建储（2）

- 七、己亥建储（3）

- 七、己亥建储（4）

- 七、己亥建储（5）

- 七、己亥建储（6）

- 八、礼仪之争（1）

- 八、礼仪之争（2）

- 八、礼仪之争（3）

- 八、礼仪之争（4）

- 八、礼仪之争（5）

- 八、礼仪之争（6）

- 九、勾心斗角（1）

- 九、勾心斗角（2）

- 九、勾心斗角（3）

- 九、勾心斗角（4）

- 九、勾心斗角（5）

- 九、勾心斗角（6）

- 十、上谕问题（1）

- 十、上谕问题（2）

- 十、上谕问题（3）

- 十、上谕问题（4）

- 十、上谕问题（5）

- 十、上谕问题（6）

- 十一、非常事件（1）

- 十一、非常事件（2）

- 十一、非常事件（3）

- 十一、非常事件（4）

- 十一、非常事件（5）

- 十一、非常事件（6）

- 十一、非常事件（7）

- 十一、非常事件（8）

- 十一、非常事件（9）

- 十二、使馆之围（1）

- 十二、使馆之围（2）

- 十二、使馆之围（3）

- 十二、使馆之围（4）

- 十二、使馆之围（5）

- 十二、使馆之围（6）

- 十二、使馆之围（7）

- 十三、趁火打劫（1）

- 十三、趁火打劫（2）

- 十三、趁火打劫（3）

- 十三、趁火打劫（4）

- 十三、趁火打劫（5）

前奏（1）

前奏：马戛尔尼访华的不愉快之旅

在中西方的海上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上的大国都是孤独的，它们在彼此的势力范围中享受着傲视群雄的荣耀，孤傲而不喜欢被打搅，古老的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并不会为哪个国家或者民族而停留……你想要的，未必能得到；你不想要的，它未必会不来。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3艘战舰， “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700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

商业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产业的升级换代更是让地球日渐缩小，原本支离破碎的地区版图，在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数百年的努力下，最终在商业利益和权力欲望的整合下产生了强劲的纽带联结。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在重商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虽然已迅速超过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并不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并常驻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这离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是近70年后的事情了。

前奏（2）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同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当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出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上时，马戛尔尼只有可怜的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刚一交战，马戛尔尼的兵力就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还算幸运的是，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便回到了伦敦，随后又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以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要求对马戛尔尼来说似乎过高了，因此他最终未能如愿。

不过，马戛尔尼随后又有了新任务，国王乔治三世把他派往遥远的中国，去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长年跟随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马戛尔尼发生意外的话，将由乔治.斯当东领导使团去继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13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随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算是此次远航的意外收获罢。

当时船上还有4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他们在意大利教廷完成学习后搭顺风船回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文件还都是出自于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在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也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后来，托马斯.斯当东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曾说过：“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当时，所有的英国人象下面的歌词一样梦想飞扬：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百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也就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不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前奏（3）

长途的航行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导致不少船员中途丧命，他们的尸体和灵魂也都只能永远的沉入途经的深蓝大海。

这个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64门火炮的“狮子”号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后来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英国使团还带去了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很伤脑筋。所有的照会文件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个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文件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罗神父不懂英文，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天朝的官方语言，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明清两朝的大多数时间里也是坚持类似禁令的。

前奏（4）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一些广东和福建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可以说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其中还有部分人是在元末与朱元璋争雄失败的豪强们）。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80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前奏（5）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前奏（6）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在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5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前奏（7）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清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的不可思议之举，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时间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历史也是一样。该来的，它迟早会来，并不会因为古老帝国的孤傲和拒绝而改变历史的进程。面对这一切即将发生的可能，我们的老祖宗们，他们准备好了吗？

一、鸦片战争（1）

一、鸦片战争：突如其来的不对称战争

毫无疑问，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但令人叹息的是，在184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经颇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称，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足见烟毒之泛滥。

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到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但是，由于清廷各级政府的腐败，这些禁令非但没有禁绝鸦片，反而给了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合法进入的鸦片虽然没有了，但通过走私入境的鸦片却与日俱增。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称：“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1000文，现在兑银一两要1600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在暴利的吸引下，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50年里愈演愈烈：1890年是4千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当时政府官员甚至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的受规银3.6万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韩肇庆还由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眼，闭一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且是整个19世纪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单宗商品贸易。在这19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的外流了。

?、鸦片战争（2）

在19世纪初，清政府曾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作用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万箱（英国约3.9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1千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纳税负担。从鸦片战争前的40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1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1200文升至1600余文，而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不过，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即使在英国政府决定派舰队前往中国的时候，巴麦尊在给义律的指示中仍旧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他本人却是一个鸦片贸易的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义律写给巴麦尊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而合法贸易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但义律也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而他却一度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一、鸦片战争（3）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英政府不赞成甚至反对在华的鸦片贸易，但是由于某些利益的趋势，英政府并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法来消除甚至减弱这种罪恶的贸易，只是站在那里唱唱高调，也从侧面体现了帝国主义虚伪的嘴脸。）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就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于是下定决心禁止鸦片。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被撤职派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几分神似）。

一、鸦片战争（4）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也是后来导致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 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的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发自正义和道德的声音在具体利益的计量和博弈中总是显得苍白无力，这一次看来也不会例外。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8226;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斯当东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年轻人喜欢上了英超，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一、鸦片战争（5）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这种不对称的思维方式，给彼此的行动披上了自认为合理的外衣。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颇具讽刺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

在当时的林则徐看来，英国应不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英国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岂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至于道光帝，他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更是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时期突飞猛进多了，工业革命的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英国的蒸汽战舰和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战争，最能彻底暴露天朝的无知和衰落。但当时的老祖宗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先人们的思考范围，而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受到当时律劳卑事件的影响。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到达广州后，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封公函，并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68只战船应战，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后于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一、鸦片战争（6）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后来的商务监督们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早点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了毕恭毕敬的“禀贴”，这让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很满意，义律才得以重返广州。

在一段不寻常的沉寂之后，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为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通商口岸，定海县城曾设有“红毛馆”并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外国商船，以为是洋人们来此卸货贸易，正当这些人为可能的获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击毁了当地脆弱的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1500名士兵，死亡和受伤各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因为上报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

随后，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1840年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而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一、鸦片战争（7）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这下林则徐有麻烦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给皇上当一回替罪羊，被撤职查办了。英国人则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不过，英国舰队当时是考虑到在天津没有基地，而且季风很快过去，气候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却是很有水分的。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是随后的定海之战……英国人用9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80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2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丝毫不奇怪。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长枪大炮的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牺牲。

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远远落后于英国。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1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3百米，射速为每分钟3至4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的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4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份。

一、鸦片战争（8）

从兵力上看，清军兵力表面上号称有80万，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在实际人数上并没有大的优势。当时的清军和警察部队有点像，士兵不是24小时呆在军营训练，而是象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经常是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家眷送饭，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其乐融融；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如何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再者，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实在是防不胜防。

说到陆战，林则徐等人的情报完全错误，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往往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

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武器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甚至连目标都不对称。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和琦善都南下了。谈判开始后，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至于英国人，他们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就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可是谁又告诉他们，英国人其实要的是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愤而下令，“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清军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也战死疆场。2月23日，年近七十的提督关天培战死，清军再次遭到惨败，广州门户洞开。

随后，琦善被撤职了，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杨芳是武将出身，曾在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5月21日夜，奕山派人顺风放火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反攻，到24日上午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广州城陷。无奈之下，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6百万元后，英军退回海上。

活了；垦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仍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了。”

一、鸦片战争（9）

靖逆将军屈膝投降，还向行商勒索6百万去付“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但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看见几个夷人头目在那里比手划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能想见就见？’该夷人头目听后吓得赶紧免冠作礼，武器扔在地上，屏退左右，朝着城墙连连施礼，说他们是靠做买卖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

奕山没有去当戏剧家，真是浪费人才了。但是，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在小气的道光帝眼中，这么多兵勇，一天的花费可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那就是接替义律的璞鼎查，此人上任后，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厦门本修建了石壁岸防，坚固异常，但英国陆军仍旧是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最后都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土地上。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在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后，英军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清廷的文武大员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当时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

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兵临南京江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基本结束。大刀长矛对阵长枪大炮，清廷已经不再奢望战胜这群远道而来的强大红夷。谎言可以维持一时，但毕竟维持一世。

令人伤感的是，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毫无胜算的可能。现实是残酷的，鸦片战争的惨败毫无保留的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列强的那些武装舰队-----在没有相应的强大舰队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

后人也许能清楚看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实实在在的现实。当清朝的人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已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虽然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上有判断的失误，也是受当时中英双方对于情报以及东西方军事实力不明的影响，但这个不能影响其在整个洋务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民族英雄的地位。究其原因，这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简单的因为林则徐的军事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所致，即使换一个张则徐、马则徐来打这场战争也是同样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早晚罢了。

由此，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也就在不经意间拉开了帷幕。

二、天京事变（1）

二、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唐太宗贞观年间有本《推背图》，据说是中华第一预言书，其中有一卦是对应太平天国的：“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

这卦不难理解，所谓“头有发，衣怕白”，说的是太平军都是解开大辨留长发，不像清朝人都按满人习俗，前半个脑袋剃个精光，后面留一大鞭子（太平军被人称为“长毛”便是由此而来）；至于“衣怕白”，太平军的人特别是从广西出来的那些老战士一般不穿白衣，也许是杨秀清等烧炭党人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

“太平时，王杀王”，这后面两句就有意思了。如果是1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天京事变”，那就不能不说这确是高人写的一本奇书了。

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原本碧绿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血红色，接着有很多被捆绑的黄衣黄褂者的尸体顺河漂流，数不胜数，令人震惊。江南大营中围攻天京的清军随后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

清军还真猜对了，天京城内果然发生了大事件。

这事恐怕还得从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久，清军就在南京城的东南郊建立了江南大营，一来用来困住天京，二来可以庇护苏州、常州地区的产粮区；而在扬州城的北郊，清军又建立了江北大营，以从上游威胁天京，并庇护淮北一带的产盐区。此后，这两个大营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55年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但西征军的形势进展还算顺利，他们第三次攻克武昌，曾国藩也被围困在南昌孤城，而皖北等地区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击溃江北大营；随后又调回围困南昌的石达开部队，最后在石达开外围作战并调走清军主力的掩护下，太平军猛扑江南大营，一举将它打破。此战后，长期与太平军顽强作战的清军主将向荣在战败后上吊自尽，天京围解，天王洪秀全总算出了口心头恶气。

但是，巨大胜利的后面却隐藏着重大的危机，其中最矛盾的是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关系。按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天王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是上帝派来解救人间的最高代表；而东王杨秀清在举义前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急时候，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并在事后得到了洪秀全的追认。当然，洪秀全当时也是不得不承认，因为要是揭穿杨秀清把戏的话，大家就都露馅了：如果杨秀清、萧朝贵不是什么“天父天兄”，那你洪秀全又算什么上帝的次子呢！？

二、天京事变（2）

但在太平天国后来的形势发展中，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东王杨秀清本应该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的可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客观的说，东王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全面工作，取得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而洪天王则大都高高挂起，既有点宗教领袖的味道，也有点像个虚君。在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也仍旧保留了这种二元体制，洪秀全通常都在天王府中深居不出，很少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他一般是醉心于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享受天王的快活日子。由此，杨秀清也权威日盛，日益骄横，也起了篡位之心。

当时的东王府，穷极奢丽，内有妃妾数百，服务的都是些面容姣好、身材风流的江南美女，一点都不逊色于天王府。杨秀清经常昼夜淫佚，还造有龙车放在东王府里，让美女侍妾裸体拖曳，以此淫乐。也许是因为杨秀清小时候穷怕了，他发迹后，其排场也就像暴发户一样。譬如他出行坐的轿子就需要32个人抬，轿子里还有两个小童服侍，连轿夫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派头大得很。每次出门，杨秀清的队伍前必打着绣有青白二巨龙的旗仗，鼓乐齐奏，扈从千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杨秀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太平天国的早期大政方针都出自东王府，弄到后来大家都惟东王命令是从，洪秀全反而被晾在一边。杨秀清既然大权在握，他不但视洪秀全如无物，对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秦日纲（后来封的燕王）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韦昌辉等人为求自保，只好对杨秀清曲意奉承。据说，杨秀清因纵欲过度，“久乃不能入”，韦昌辉听说后便十分卖力的为杨秀清四方发榜求医，以此来讨好杨秀清。更有甚者，韦昌辉的哥哥因得罪杨秀清而被五马分尸，连韦昌辉自己也被杨秀清打过数百大板，以至于站不起来，但当时也只能隐忍不发。

表面上的平静往往蕴含着更大的危险。自从西王萧朝贵去见上帝后，太平天国里只有杨秀清可以合法通神，所以每当杨秀清要表演他那“天父下凡”的保留节目时，大家都非常紧张，一个个跪伏屏息，汗不敢出，生怕东王借“天父”发怒为名，把自己的小命枉送。就连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也曾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给捆了打杀。而实力派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知道杨秀清忌讳他们，更是谨慎有加，心存畏惧。

不要说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人，甚至连高贵庄严的天王洪秀全，也屡次被杨秀清责罚。据《贼情汇篡》上说，太平军中别男女，普通士兵见不到女人，但洪秀全却妻妾成群，军中有人憋不住，夜间偷窥了洪天王和妃子们行男女之事，不巧被更衣的妃子发觉，洪天王听后大怒，下令要将此人绑了杀头。杨秀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咣当”一声倒地，摇身一变，再次“天父”下凡训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

所谓重罚，就是要打洪秀全屁股。此时洪天王有苦说不出，在这个“下凡的天父”面前，也只能跪下认罚。所幸这时有其他兄弟下跪求情，并说愿意替天王受罚，杨秀清这才见好就收，免此一打。

二、天京事变（3）

在打破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禅位。关于杨秀清想篡位的故事，版本很多但都是大同小异，一般说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说：“四弟杨秀清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洪秀全惊恐之下，慌忙说：“应该是万岁”。“天父”又说：“那东王世子呢？”洪秀全赶忙说：“也是万岁，世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很满意，说：“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下面姑且录清人罗惇曧的《太平天国战记》里记载的另一个版本，供参考。

杨秀清在图谋篡位前，已经做了舆论准备，在科考中故意出了个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常明显。后来杨秀清假装生病，要洪天王前去探视。洪天王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天王府，来到东王府后见到杨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旁边有四个妖艳的美女伺候，床边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只设了一个小榻给洪天王坐。

洪天王强压心头之火，假心假意的宽慰东王好生养病。杨秀清也不理会，故作呓语说：“人家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洪秀全大惊，赶紧下令让手下随员对杨秀清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

洪秀全突然的举动，反倒让杨秀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杨秀清想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的话就动手杀了他。但是洪秀全猝令手下对杨秀清高呼万岁，反倒让他无话可说，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洪秀全见杨秀清半天没有反应，便假称上厕所，乘着机会跑回了天王府。洪秀全走了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问左右：“天王去哪了？”左右说上厕所了，杨秀清才没有继续装下去。这幕戏，说起来简直就是当年鸿门宴的翻版，若按李宗吾老先生的《厚黑学》理论，这杨秀清还是心不够黑，反应也不够快，所以做不成大事，注定要被人所杀。

洪天王回到天王府后，后怕得全身冷汗直流，立刻下令紧闭宫门，并让强壮的女兵们加强护卫。随后，洪秀全连夜写下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速回天京护驾。

韦昌辉与秦日昌得令后，带领3000精兵昼夜兼程，在一个深夜里赶到了天京城外。当他们到达水西门的时候，守城士兵不给开门，说：“没有东王的令箭，不能开城门。”韦昌辉听后大怒：“我就是奉了东王的密书，这才星夜赶来，你们竟然胆敢阻拦，不想活了吗？”

守城士兵一听是北王，心里害怕，就把他们给放了进来。韦昌辉也不作片刻停留，立刻拍马杀奔东王府。在东王府的门口，遭到杨秀清卫士的激烈抵抗，韦昌辉登高大呼：“奉诏讨贼，顺从的人散去不加罪！”深夜当中，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卫士们便渐渐被驱散。

控制局面后，韦昌辉带兵直扑杨秀清的卧室。杨秀清当时本已睡觉，突然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听到外面动静不对，吓得赶紧躲在水阁下面，但最后还是被找到并捆了带走。东王所有的妻妾子女，全部被韦昌辉的亲兵杀死，特别是那些身怀有孕的王妃，更是一个不留。

二、天京事变（4）

想到自己的亲哥哥被杨秀清五马分尸，韦昌辉睚眦俱裂，喝令手下将杨秀清狠狠捆紧，连夜押去天王府见洪秀全。但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段更加毒辣的“杨秀清”，要是把他扶正到杨秀清地位的话，恐怕以后同样是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韦昌辉见天王出尔反尔，愤怒得几欲喷火，命令左右立刻宰杀了杨秀清。天王得知杨秀清被杀后，他非但不褒奖韦昌辉的功劳，反下诏说不要多杀，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韦昌辉这下才发现自己是被洪秀全当枪使了，气得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由于得不到天王的支持，韦昌辉担心杨秀清的余党会报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矫诏说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都可以赦免，否则就杀无赦。

受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无首，3000多位原东王的部下在惶恐之下，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昌辉的精兵一网打尽，杀得遍地流血，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的党羽。在这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近2万革命精英，一时被屠杀殆尽。此时的事件，已经演变成“杨秀清篡位未成而韦昌辉叛乱是实”。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急速赶回天京，他见韦昌辉如此滥杀，壮着大家还算是兄弟，于是好言劝导韦昌辉说：“杨秀清谋反篡位，死不足惜。但那些广西老乡，大都无罪，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都杀了，弄得人人自危，这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啊。”

韦昌辉听后非常不爽，他心里清楚自己杀戮过多，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石达开来主持工作，于是又想杀了石达开，去除这个政治对手。石达开由于提前获得了消息，他吓得连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爬出城墙逃走。韦昌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率兵冲进翼王府，给石达开家来了个满门抄斩。闻此噩策，石达开奔到安庆召集部属，随即发兵杀回天京。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大军将至，惊恐之下就干脆破罐子破摔，每天都杀人泄愤。

韦昌辉的暴行，终于引起天京剩余人马的共愤。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拿。得此消息后，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并逮捕了同党燕王秦日纲，将之斩首示众。随后，洪秀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石达开这才重新回到了天京。据说，韦昌辉的首级被割去给石达开看还不算，其尸体还被寸磔（割）成2寸左右的小块，并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许取”的字样，挂在天王府外栏栅示众！

自此，东南西北，四王皆去（西王萧朝贵和南王冯云山在天京定都前便已牺牲）。可惜的是，剩下的这个翼王石达开，他在天京也呆不下去。　石达开是个聪明人，平时善于拉拢人心、招揽人才，曾国藩曾说他“凶悍、诡谲”，其智力和志向远在其他人之上。特别可贵的是，石达开对于洪秀全的那套东西，颇不以为然，显示了他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性。

而洪天王经此大变，心里也多长了个心眼，对于外人心存畏惧，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中人。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洪天王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生怕他又成为杨秀清一样的人物。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了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二、天京事变（5）

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兄弟，虽说是宗教迷，但却喜好贪敛财物；自己无才无能，却又偏好不懂装懂瞎指挥，还自以为得计，日渐专横。年轻气盛的石达开哪里受到了这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活宝。正气愤间，他手下有个谋士说：“大王既然深得军心，何必在此受制于人？中原不易拿下，何不挺进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业？”

石达开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决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不再受洪氏兄弟的鸟气。石达开出走的时候，在沿途城市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以鼓惑更多的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老战士从者入云，跟随石达开而去的人竟有10万人之多，狠狠挖了一下太平天国的墙角。

石达开出走的时候，至少带走了当时太平天国一半的兵力，可谓是太平军精华，一时俱去。1859年，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东部抚州一带杀入浙江西部金华衢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下底后进入赣南。紧接着，石达开又西入湖南，打算向四川进军。此时的石达开军队，已成流寇之势。

石达开大军在最鼎盛的时候有20万人之多，但进军到湖南宝庆（今邵阳）的时候，被刘长佑、李续宜的湘军阻截并遭到重大挫败。宝庆战败后，军心涣散，很多人纷纷脱队，石达开随后率军南进广西，到老家兜了一圈。

广西本就是因为贫穷而首义，石达开的军队来广西后连饭都吃不上，大家都觉得前途渺茫，士气沮丧。无奈之下，石达开只好在1861年率残部约1万余人，再入湖南，取湖南湖北的边地进军，并在次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天府之国，地险民富，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听说石达开进入四川，便急领湘军先至布防，严阵以待。

1863年，石达开见四川早有防备，便率军进入西南贵州一带，这些地方穷山恶水，地势险要，石达开屡遭当地苗人勒索，终于在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的夹击，进退无路，陷于绝境。军中因粮食耗尽，大家都忍饥挨饿，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

无奈之下，石达开自请入骆秉章军帐之中，骆秉章说：“你来投降的吗？”石达开说：“我来求死，兼为士卒请命，请你放过那些剩余将士的性命。” 骆秉章说：“好。”最终，石达开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个5岁，另一个刚刚出生数日，听说被清廷收养，要养到18岁后才凌迟处死。石达开的残部2千余人，包括他的十几个王妃，也最终被屠戮干净。当年英姿勃发的一代翼王，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更加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被洪教主定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平反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

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终于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事变后，石达开的出走，更是让太平天国从此“内政不修，人心各别”。军中当时流传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可谁又曾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凄惨的结果。事实上，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革命，何尝又不是同样一个结果。暴力的革命，带来的大都是专制的轮回，除了极少数的野心家能一逞平生抱负（姑且不论好坏），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境遇。如果战后尚有余生，这些太平军老战士在回首昔日之岁月时也许会感叹，倘若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三、权力平衡（1）

三、权力平衡：咸丰临终安排的大漏洞

很多人认为当皇帝是天下第一美差使，但对于历史上的咸丰皇帝来说，可谓是福没多享，难没少受，算得上是一个知名的苦命皇帝。也许是过多的磨难，才能这位少年天子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由此也引发了晚清政局的极大动荡。

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十一年的六月初九，这一天是咸丰的31岁生日。在这个盛夏的三伏天里，在折腾了整整一天后，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病皇帝咸丰终于在晚上大戏开唱后支持不住了，本是戏迷的他，丢下大臣们，独自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在生日后卧病不起。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的子初三刻（即晚上11点45分左右），咸丰苏醒过来，他看起来还算神智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但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的时候，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句，其实是大臣代写时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的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猝。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即早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驾崩，苦命天子终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8226;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大行皇帝咸丰临终授命的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走马上任，继续维持着朝政的正常运转。

三、权力平衡（2）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的时候，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咸丰对此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的快。说真的，他心有不甘哪。

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的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关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但却有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已经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儿子载淳当时只有6岁，显然要到至少10年以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䜣。奕䜣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咸丰做了皇帝而奕䜣最终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䜣，能放心吗？

在咸丰病重之时，奕䜣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他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奕䜣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奕䜣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䜣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之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三、权力平衡（3）

看了奕䜣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䜣一起渡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摇了摇头，将奕䜣先否决了。他强挣着坐起身，亲笔给奕䜣回信：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䜣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䜣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䜣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奕䜣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䜣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的人数增加一倍，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那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这样的谕旨才有效；没有钤加了这两枚印章的谕旨，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进行防范，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三、权力平衡（4）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平行体制中的合作问题，这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所谓的辅政“八大臣”，指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还有额驸（即驸马）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八个主要大臣。就当时情形而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四人为皇室远支宗亲；载垣、端华是两朝老臣，两人既是道光临终时的顾命大臣，又有辅弼咸丰之功；景寿为道光帝的六额驸；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本为军机大臣，这个安排倒也还算正常。

在八大臣中，载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是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被命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载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孙。道光五年（1825年）载垣世袭怡亲王后，受到道光的重视并在其去世的时候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在咸丰朝的时候，载垣同样是位高权重，并继续得到咸丰的重用。不过，咸丰在热河龙驭过天的时候，载垣已经年老，八大臣虽然以他为尊，但具体的筹划反以当时年富力强的肃顺为核心。

说到肃顺，历史上关于他的传闻不可谓不多，不过大都是污蔑中伤之辞。有野史说，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到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有一天，肃顺的宗室郎中墨裕在街上遇到肃顺，见他盘辫反披羊皮褂（没钱买好衣服，只好反穿羊皮褂暖和点），牵着狗在街头闲逛。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你这个样子，自视为何等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问：“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墨裕听了，后来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肃顺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远胜于墨裕。

事实上，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和慈禧同属一旗），他出生于1816年，乃郑亲王乌尔棍恭阿的第六子，家族一直是宗室贵族，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端华便是其兄长。肃顺这个人能力强，个性也张扬，他历任过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所信用。在朝廷中，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相互倚重，煊赫一时。

有意思的是，肃顺的得势正好与恭亲王奕䜣的失势是相对应的，奕䜣失意之日，也是肃顺得势之时。应该说，奕䜣和肃顺都是那种有能力的人，但两人的矛盾也是很深的。比如在对外事务中，肃顺是强硬派，奕䜣是主和派，两人的政见正好相左。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肃顺和奕䜣在咸丰面前相争，奕䜣主和，肃顺主战，两人哄于御前而不能决。1859年，肃顺在与俄使北京谈判中，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三、权力平衡（5）

不过话说回来，肃顺也的确是块做官的料，他虽然年轻时读书不多，但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内容词句。有人曾这么总结他的能力，说他“才浅而远见、学疏而有识”，博闻强记，行事果断；可惜的是，太喜欢拥权专权了。值得称道的是，在国内战乱频频的时候，肃顺力主平等看待满汉并重用汉人，当时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主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肃顺就在在朝廷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在北京的时候，便受到咸丰的倚重，在随同北走热河后，这些人更是深得咸丰的专宠信赖。特别是肃顺，咸丰命他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名义佩管内务府印信钥匙，并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热河行在的一切事宜。换句话说，肃顺不但参与了当时所有的军国大事，就连皇家事务也归他管，俨然就是热河行宫的全权大总管。

咸丰最终选中肃顺等人为年幼的皇帝辅政，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肃顺等人和咸丰的政见相似，他们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对内主张使用汉臣并重用湘军等，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则思想保守，偏于强硬，不善于外交；二是咸丰认为肃顺等人办事果断，不讲情面，以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可以保证大清朝政的正常运转并镇压太平军起义等；三是 肃顺等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或是远支宗亲，或者和皇室根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使掌握大权，他们也不可能对小皇帝构成重大威胁。

以上也就是咸丰最终放弃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䜣而选用载垣、肃顺等人辅政的原因了。咸丰或许认为，如果将奕䜣拉进辅政班子的话，不但会危及皇权，而且会因为两派政见相左而内耗不休，结果反使得朝纲紊乱，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咸丰到热河后，由于身体虚弱，对肃顺最为重视。由于频繁召见，咸丰甚至允许肃顺平时身穿便服，并可随意出入行宫（因为他是大总管嘛）。到后来，肃顺竟然发展到连嫔妃也不回避的地步，这把宫内的一些人给惹怒了。

作为内宫之主的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随意出入行宫的举动极为不满，因为这不但有违后宫严禁外臣擅入的祖制，也有违男女之别的传统道德与礼制。但是，钮祜禄氏为人平和善良，她倒也没有将不满过分的表达，但另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她就是慈禧。

慈禧和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肃顺就对咸丰让慈禧批答奏章、干涉朝政表示过不满，想必慈禧也有所耳闻。在咸丰一行人逃亡热河的途中，由于沿途准备不足，慈禧当时乘坐的是一辆状况非常差的车，她受不了路上的颠簸，只好三次向肃顺屈尊“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逃亡途中，山高路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不耐烦的呵斥慈禧说“皇帝都要吃苦，你又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种话很伤人，慈禧由此怀恨在心，而肃顺却并不以为意。

三、权力平衡（6）

到了热河后，生活条件远不能和北京的皇宫相比，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对后宫的生活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和慈禧在内的后妃们对肃顺都颇为怨恨。更气人的是，慈禧有一次向咸丰提议将“看席”撤去（皇帝用餐，只看不吃的一桌宴席谓之为“看席”），以缩减开支，但这个合理化建议遭到肃顺的反对，理由是非常时期更要保持皇帝的尊严并显示政治的稳定，撤去“看席”容易引起外人的猜疑惶骇，引起局势的动荡。联想起宫内的待遇和之前的恩怨，慈禧岂能不怒火中烧？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咸丰崩逝的当天，管理后宫事务的敬事房传旨，将“皇后”（钮祜禄氏）改写成“皇太后”，“皇太子”（载淳）写成“皇上”，并传知皇太后（即钮祜禄氏）、琳皇太妃、肃中堂（肃顺）、皇上至灵前奠酒。

这个旨写得有点意思。按常理，大行皇帝驾崩后，皇太子立为新皇上，皇后成为皇太后，这都好理解，关键是载淳并非皇后所出，他的生母也就是慈禧（当时是懿贵妃）的名号该怎么变的问题。

在明代以前，老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按例尊封皇后为皇太后；但要是新继位的皇帝并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嫔妃庶出的话，那么新皇帝的生母只能晋封为太妃而不能并尊为太后。不过，庶出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讨得新皇帝及其生母的欢心，尊原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由此开了两宫并尊之先例。

清朝的制度加强了两宫并尊的制度，原因是清朝皇帝大都不是皇后嫡出。由此，按照清制规定，嗣皇帝继位后，其生身母亲无论是否还健在，都是要尊封为皇太后。比如清康熙帝继位后，尊原皇后为“仁宪皇太后”，而自己的生母则尊为“慈和皇太后”；雍正帝继位后也同样尊自己的生母德妃乌雅氏为皇太后。

因此，在尊奉皇后钮钴禄氏为皇太后的同时，本应该同样尊奉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即慈禧）为皇太后，这才符合祖制。但作为当时热河总负责人的肃顺等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宣布尊奉懿贵妃为皇太后，这到底是工作的疏漏呢，还是有意对懿贵妃稍加贬抑，以示身份差别，这就不好说了。

由此，咸丰设计的这个权力平衡的八大臣辅政体制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危机，这也为随后的“辛酉政变”埋下了伏笔。

四、辛酉政变（1）

四、辛酉政变：于无声处听惊雷

1861年6月，在咸丰去世后的那个晚上，26岁的懿贵妃抱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载淳独坐宫中，孤儿寡母，正暗自落泪。懿贵妃的伤心，一来是因为丈夫过早的离世，丢下她们母子孤苦无助；二来也因为热河的当权派们对她的不公正待遇，她没有与皇后一起被尊奉为皇太后还不算，连去咸丰的灵前奠酒的资格都没有。

慈禧心里清楚，肃顺等人看不起她们后宫的这些女人，而自己之前又与肃顺发生过矛盾。看来，肃顺等人这样做是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要警告她，别以为自己是皇帝的生母就可以接近权柄，更别想恃皇帝生母的地位进行要挟，甭说懿贵妃的身分地位和皇上差了一大截，就连皇后的地位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想到这里，慈禧不免感到一丝惊恐，尽管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她抱着儿子载淳来回出现在皇帝面前并试图引起咸丰的注意，但咸丰最终没有对她的地位作出明确的安排，而是将大权交给了肃顺等人。咸丰在的时候，肃顺等人固然不会对她不利，但现在咸丰不在了，载淳又这么小，肃顺等人会不会侵夺小皇帝的权力甚至对自己下毒手呢？

按理说，自己的儿子载淳继位做了大清的皇帝，慈禧至少应该感到一丝宽慰才对，毕竟，这普天之下，漫漫长河，有几个女人能有这份幸运？但是，身处热河行宫的慈禧环顾四周，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慈禧发现，偌大的热河，几乎都是肃顺等人的势力，而自己的身边竟然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从血缘关系来看，醇郡王奕譞是最亲近的，他是咸丰的七弟、小皇帝的亲叔叔，而且还是自己的亲妹夫，在亲情利害关系等方面都是绝对可靠的，但奕譞当时只有20岁，涉世未深，难以倚靠。五弟惇亲王奕誴虽然也是小皇帝的亲叔叔，但这个人性格鲁莽，又是个大嘴巴，当时还与肃顺等人有一定的交往，如果找他商量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漏到肃顺那里去。

思来想去，慈禧觉得还是先要依靠皇后钮钴禄氏（此时已是皇太后）。钮钴禄氏为人宽厚贤淑，她对于政治与权力这种事情既不感兴趣，也缺乏类似的历练，而且她当时比慈禧还小一岁。但是，钮钴禄氏作为中宫之主，至少在名分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于是慈禧决定将肃顺等人阴谋擅权的利害关系跟钮钴禄氏分析清楚，争取说服钮钴禄氏站在自己的一边。

咸丰死后，钮祜禄氏本来觉得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的安排并无不妥之处，而且她也不想去参与外朝的事务，只想安安静静的在后宫过她的太后生活。不料经过慈禧的一番哭诉煽惑后，钮钴禄氏随之想起了在咸丰病重之时，肃顺等人随意进出行宫的旧事，女人最理解女人，于是她很快认可了慈禧的看法，认为肃顺等人一贯对后宫轻蔑有加，确有不臣之心；特别是慈禧在她面前控诉肃顺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小皇帝的面前，如此以往，必将危及皇权的时候，钮钴禄氏立刻激动了起来，她作为正宫皇太后，绝不能使得祖宗的江山在自己的手里断送，不然日后何以面对先帝？

四、辛酉政变（2）

由此，钮钴禄氏意识到，保住小皇帝载淳的权力，也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要确保小皇帝的权力，她就必须和慈禧联合起来，确保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与慈禧的手中，防止肃顺等人擅权；必要的时候，两宫太后实行同时垂帘听政，防止大权旁落。

事情的发展果然像慈禧预想的那样。咸丰帝归天后的第三天，钮钴禄氏和慈禧共同召见了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拟定发布、疏章批阅及官吏任免等事情的处理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朝政大权谁掌握的问题。

两派的交锋开始了。

八大臣早有准备，肃顺不慌不忙的拿出早已写好的条陈说：“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只管盖印，不必改动。”

如此看来，八大臣只把两个太后当成盖章的机器，具体事情不必过问，也没有任何的实权。两个女人都被气坏了。钮钴禄氏这下明白，慈禧的担忧完全是正确的，八大臣确实没有把她们放在眼里，如果这个事情让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在慈禧的支持下，不识汉字、平时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的钮钴禄氏这次铁下心来，她一改往日“遇事无主见”的作风，与肃顺等人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倒有点“大事不糊涂”的味道了。当然，不善表达的钮钴禄氏还是主要依靠慈禧去争辩，而她则充当了慈禧的坚强后盾。毕竟，要是八大臣今天敢藐视皇权，那明天他们眼里还有皇太后和皇帝吗？

八大臣没想到两个女人竟然如此顽固，双方僵持争执了四天之久，也没见她们有丝毫的软弱和退缩。这下反是八大臣先退让妥协了，他们最后商定：文武大臣的奏折疏章须由八大臣进呈两宫太后阅览；谕旨须由两宫太后认可钤印后方可颁发；朝廷各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的总督、巡抚的任用名单由八大臣提出，最后由两宫太后裁定；其他官员的由八大臣提出候选人名单后抽签决定，并经两宫太后认可后方可任命。

由此，两宫太后虽然不参与具体朝政的讨论和处理，但至少争取到了各朝政大事的最后决定权，尽管这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有人说，肃顺等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大的退让，原因是他们认为两宫太后身处后宫，旁无依恃，不可能真的和他们争权，这才会以进为退，作此缓兵之计。但是，肃顺等人太大意了，他们的这个让步终将让他们尝到苦果。这两位年轻的小寡妇，特别是慈禧，那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事实很简单，钮钴禄氏与慈禧两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们是小皇帝的母后，代表着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从历史上来看，除了那些掌握了实际军权的权臣可以无视皇权、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外，其他人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挑战皇权，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说到底，肃顺等人终究是臣子，和皇太后对着干，他们还没那么大的胆。

四、辛酉政变（3）

这一次斗争很关键，钮钴禄氏和慈禧先发制人，虽然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她们至少就此站稳了脚根，具备了与八大臣斗争的合法地位与权力资本。但是，慈禧还不满意，因为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天下，还无法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危急时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小叔子恭亲王奕䜣！

咸丰病逝的各种消息传到北京后，奕䜣既伤心，又郁闷，另外还夹带着莫名的委屈和一股无名火起。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他既对咸丰命八大臣辅政的遗诏表示十二分的怀疑，又对自己的地位安排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这不是咸丰的本意而是八大臣利用热河的变乱有意篡改了咸丰的遗诏。

八大臣在处理咸丰丧仪上的问题，更是证明了奕䜣的猜疑。就在咸丰帝崩逝的当天，八大臣起草谕旨，成立了大行皇帝的“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及侍郎杜翰”。

“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不是权力分配表，其成员也只是按照与咸丰的亲疏关系及朝中地位而定。名单倒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问题是，八大臣在谕旨中仅命陈孚恩自北京火速赶往热河，而恭亲王奕䜣却被命留在北京办事，无须前往热河。这一扬一抑，亲疏立见，八大臣的用意，奕䜣岂能不知？

此时的奕䜣，回想近年来的种种不公，不免也对兄长咸丰颇为怨愤。奕䜣心想，在皇兄北走热河后，自己留在北京和洋人周旋并费尽心机将洋人弄走后，多次奏请皇兄回銮而不准，请求赴热河探视疾病又不允；现在好，咸丰这一撒手，八大臣辅政也没有自己的份，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难道自己的亲弟弟还不如远支宗亲载垣、肃顺等人可信吗？难道穆荫、匡源等外姓人还比自己的亲兄弟可靠吗？

想到这里，奕䜣的一腔无名怒火顿时烧向了肃顺等人：正是这些弄权的小人有意在皇兄面前中伤毁谤，这才会使得自己被日益疏远；而这些人为了把持朝政，还故意多次阻挠咸丰回銮北京；现在皇兄病死，这些人竟然不准自己前去奔丧哭奠，真是家奴翻天，岂有此理！

恰在这时，慈禧的密使也到了，皇嫂指示小叔子立刻前往热河，化解危局。奕䜣得此信息后，就像吃了颗定心丸---这自家人的江山，岂能让外人染指？

七月二十六日，恭亲王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前往热河的行程，一路上他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在经过四天的跋涉后，终于在八月初一的清晨抵达热河行宫。奕䜣到达的时候，正好赶上咸丰的“二七”殷奠礼，行宫内香烟袅袅，哀乐齐鸣，此情此境，奕䜣岂能不感伤于怀！他带着满身的尘土，半是劳累、半是伤心的扑倒咸丰的梓宫灵柩之前，伏地大哭，声彻殿陛。

说真的，从咸丰崩逝后，还没有谁像奕䜣这样悲痛过，即使是八大臣和两宫太后，也没有这样伤心过。奕䜣的痛哭哀号，让在场的人都眼圈一红，被感动得陪同流泪。

四、辛酉政变（4）

奕䜣的痛哭，情感复杂，可谓半是伤心半委屈。伤心的是，自己虽然和兄长有过芥蒂嫌隙，但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手足，谁料到去年一别，便已成永生？想起自己的哥哥自打当上皇上，何曾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如今斯人已去，人隔阴阳，兄弟间的这点龃龉疙瘩又算得了什么呢？

奕䜣的伤心大哭，也有一半是为自己而哭。他回想往事，虽然自己有些事情做得出格，但皇兄何以如此糊涂，竟然会将大权交给远支宗亲和异姓外人，而反对自己的亲兄弟大加猜疑呢？何况，这皇位是父皇留下的，本来自己也不是没有机会，既然皇兄做了皇上，自己也已经认命，何以还是不加信任呢？何况自己留在北京和洋人周旋，如今洋兵已退，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将自己排斥在权力之外呢？

想到这里，奕䜣是越哭越伤心，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窝囊、太委屈、太郁闷了，本来是出于礼仪性的一哭，变成了发自肺腑、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

奕䜣哭奠的消息很快传到内宫，两宫太后得知小叔子奕䜣已经赶到热河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特别是慈禧，当她听说奕䜣已到后，心中谋划了很久的计划也开始逐渐清晰，并打算联合奕䜣之力开展实施了。

但是，尽管两宫太后以“探问北京情况”为由召见奕䜣，但这个谋划已久的“叔嫂会”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在听说两宫太后要召见奕䜣后，肃顺等人立刻警觉了起来，他们随即出面加以阻拦，特别是军机大臣杜翰（即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他甚至公开跳出来指责说，“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叔嫂应当避嫌，这时不适合召见亲王。”肃顺听后，哈哈大笑并鼓掌称赞说：“说得好，真不愧杜文正公(杜受田)之子矣！”

肃顺等人的话含讥带讽，理由也冠冕堂皇。可不是？这皇帝刚死，两个寡妇嫂嫂和年龄相仿的小叔子（时年30岁）怎么能在后宫相见呢？毕竟男女有别，这叔嫂相见，瓜田李下的，传出去可不好听哟。再说了，咸丰皇帝刚刚归天，两宫太后应当在宫内深居简出，持哀守节，这才符合礼仪之道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奕䜣也不好接招，好在两宫太后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她们见奕䜣迟迟不到，便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态度非常坚决。这下奕䜣和肃顺等人也都为难了：这去见有违礼仪，但不去见的话又违旨，这该如何是好？

奕䜣不敢自主，只好跟郑亲王端华说：“两宫皇太后催得紧，看来不去不行。既然你们说年轻叔嫂不宜后宫单独相见，那请郑亲王与我一起进见两宫太后如何？”端华没想到奕䜣这么狡猾，竟然把皮球踢给了自己，弄得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肃顺使眼色，让他来做决定。

一向精明的肃顺一时间也有点懵头：这让奕䜣单独进见吧，还真有点不放心；但要我等陪同进见，这两宫太后又没说要见外臣。左右为难之下，肃顺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还是自己去吧！”由此，奕䜣得以一人单独进见。

四、辛酉政变（5）

据记载，这次召见的谈话时间大概有近两个小时，奕䜣与两宫太后究竟说了，又商议了什么，由于缺乏史料记载，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象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八大臣的侮慢和跋扈，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三人，更是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随后，话题毫无疑问的转移到如何扳倒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对于这个结果，奕䜣在来热河的路上早已料到。他这次来热河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探究下两宫太后对八大臣辅政的看法，如果两宫太后对此并无意见，那他虽然含怨不服，但也只能暂时偃旗息鼓；要是两宫太后对八大臣辅政不满，那就必定要与他结盟，共同对付八大臣。所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是向着他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

在两宫太后召见奕䜣后，热河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在肃顺等人宴请奕䜣的时候，酒至半酣，一贯冒冒失失的惇亲王奕誴（奕誴的五哥）喝得醉醺醺的，他突然提起肃顺的辫子，指着奕䜣说：“人家要杀你哪！”一语既出，举座皆惊。肃顺惊慌之下，竟然低着头，尴尬的说：“请杀，请杀！”

要说起来，这事看来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毕竟，在当时的专制社会中，名分天注定，这外臣在神圣皇权面前，终究是矮了半截。

奕䜣在热河的秘密活动，不免引起肃顺等人的注意和不满，于是他们竟然主动向两宫太后暗示，奕䜣何时可以回京。两宫太后这时也想再见奕䜣一次，于是便传下旨意让奕䜣请安后回京。肃顺等人见两宫太后要打发奕䜣回去，自然是求之不得，因而对这次会见没有丝毫的怀疑和阻拦。

第二天，奕䜣利用请训回京的机会再次见到了两宫太后。在这次会见中，奕䜣将这几天收集的信息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为两宫太后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奕䜣提出，肃顺等人在热河一手遮天，当务之急就是早日回銮北京，以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如果要对肃顺等人下手，必须回到北京后再做打算。奕䜣提醒两宫太后，在这个非常时期，一定要保持克制，冷静冷静再冷静，切不可鲁莽行事，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切等回京再说。

在奕䜣离开了热河后，肃顺这些“热河派”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平静的下面，却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早在奕䜣回京之前，两宫太后与肃顺等人发生矛盾的信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北京，在奕䜣的授意下，“北京派”的重要人物、内阁大学士周祖培首先采取了行动。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

在得知了慈禧和奕䜣的用意后，周祖培决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将肃顺等人掰倒。他首先授意自己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奏折，吹响了政变的第一声号角。

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四、辛酉政变（6）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到达热河后，就像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将两派政治力量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难道这个董元醇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违清朝祖制而不顾，自个把脑袋往阎王爷那里送？要知道，清朝历来严禁后妃、太监乃至亲王干政，敢在奏折中公开提议让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这岂不是找死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令肃顺等人感到震惊的是，董元醇这个公然违抗先帝遗诏的折子竟然被慈禧“留中不发”。八大臣心急火燎，他们立刻责成某军机章京拟定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但初稿拟好后，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觉得此稿语气平和，言辞不够激烈，于是便自己亲自捉刀写了一篇，其中对董元醇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参政”的建议用八个字大加批驳，即“是诚何心，尤不可行”，并要求对董元醇严加惩处。其他七大臣读后，交口称赞，不料此稿上去后，慈禧不予理会，仍旧将折子“留中不发”。

慈禧当时很冷静，她有意将董元醇的奏折“留中不发”，既表示对这个奏折的重视，又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反应。果然，八大臣坐不住了，他们竟然不顾君臣礼节，向两宫太后反复催要。

被逼无奈之下，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在八月十一日召见了八大臣，并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不是傻子，岂肯轻易答应！随即，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展开激烈的论辩，只见郑亲王端华满面怒容，言辞激烈，根本不把两宫太后放在眼里；军机大臣杜翰出口不逊，公然顶撞，口口声声称不能奉命；肃顺更是含讥带讽，轻蔑有加，称两宫太后不过是内宫中侍奉皇帝的女子，怎懂得什么军国大事？！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紧张。两个女人怎能说得过八个男人，她们每说出一句话，八大臣便用八句话盖过她们细小的声音。在若大的殿堂中，八个壮硕男人声震殿瓦的咆哮声，把6岁的小皇帝载淳吓得哇哇直哭，一头钻进慈安太后的怀里，裤子都尿湿了。

最后，肃顺等人干脆拂袖而去，并公然宣称：“今后请太后看奏章已经是多余了！” 慈安和慈禧两个人当下就被气得两手发颤，浑身发抖，眼泪哗哗直流。

第二天，八大臣更加变本加厉，他们不等宣召便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要求下发批驳董元醇的谕旨。在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一天，两宫太后发下文件，怡亲王载垣将之丢在一边，说：“不定是谁来看呢！”

八大臣这种让朝政瘫痪的过分做法，历朝历代都从没发生过，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也为他们最后被惩杀埋下了伏笔。

四、辛酉政变（7）

在慈禧的眼里，八大臣至多不过是辅弼朝政的臣子，最高权力仍旧掌握在小皇帝之手；而在皇帝年龄尚小、不能亲政的时候，自然应当由两宫太后代为掌握。但肃顺等人却认为，他们是受先帝咸丰之命全权辅弼小皇帝的，先帝遗诏具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他们只对小皇帝负责而不必顾及他人，只要军国大事处理妥当，即无愧于先帝的托孤重任，谁要是反对这一制度安排，谁就是反对遗诏，反对先帝。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双方一直僵持着，八大臣沉着脸，任由僚属将文件送进而绝不拆阅，任凭两宫太后催要也毫不理会。他们就是要用这个手段来向两宫太后表明：朝政实际上掌握在八大臣的手中，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要是不听从他们安排的话，国家机器就别想运转下去。

在内宫，慈安和慈禧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慈禧决意抗争到底，决不退让；而慈安则劝她暂时忍耐，等回到北京再说。慈禧思前想后，发现当时的热河已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慈禧最后只能服软，不得不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直到这时，肃顺等人才言笑如初、照常办事---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人，还想和我们八个男人斗？

在这次斗争中，八大臣大获全胜，两宫太后灰头土脸，遭受了重大羞辱。挫折之后，两宫太后仍旧每天召见八大臣并和原来一样批阅各地的奏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危险重重的热河，两个女人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亦不失为一步好棋。

八大臣闯进内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的消息传出后，并非肃顺一派的王公大臣们也激愤骚动了起来，老七醇郡王奕譞对于肃顺等人欺负寡嫂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怒，咬牙切齿的声称要等回到京城后再和他们算账，奕譞的五叔惠亲王绵愉则急忙喝止，让他不要乱说话。

在咸丰驾崩后，当时的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肃顺为中心的八大臣等人，他们当时主要在热河；另一派是以奕䜣为核心的北京派，主要人物包括豫亲王义道、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等人。由于肃顺等人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奕䜣一派。

更要命的是，肃顺等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处于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但曾国藩在听完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在慈禧太后等人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可惜的是，肃顺等人自以为遗诏在手，万事大吉，他们对日渐逼近的危险竟然浑然不觉，这就怪不得谁了。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的灵柩开始启运回京。

四、辛酉政变（8）

按照惯例，小皇帝应该每天恭送咸丰的梓宫（即灵柩）起运，然后从间道抄近路赶到梓宫当天计划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的到来。但是，慈禧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她说小皇帝载淳年纪太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于是要求八大臣做出变通之法。

八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玄妙之处。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让小皇帝和两宫太后在二十三日恭送咸丰梓宫运上灵车后，由载垣和端华等人扈从沿小路先行回北京，等到咸丰的梓宫到京城东华门外后，小皇帝再行跪迎；至于咸丰的灵柩，则由肃顺等人从大道后发，如此以来，八大臣便分成了两个队伍。

八大臣的这个安排，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失败。小皇帝、两宫太后与肃顺等人护送梓宫的队伍分开行走，这使慈禧等人可以提前一至于两天到达京城，这对于政变来说，时间已经是非常充裕了，因为奕䜣等人早已在京城布置妥当。更致命的是，护送小皇帝和两宫太后的载垣和端华等人与团队核心肃顺分离后，他们虽然可以提前进京，但这两人缺乏应变的能力，这也促使了他们的垮台。

二十三日清晨，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到咸丰的梓宫前奠酒，在目送梓宫运出热河行宫的大门后，这一路人便直接向北京进发，而肃顺等人护送着咸丰的梓宫沿着大道慢慢回京。

在经过五天的跋涉后，慈禧一行于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未等进城，慈禧便召见了在此等候多时的奕䜣，详细商谈政变的具体程序。二十九日午后，两顶黑布轿子抵达了北京德胜门，前面一顶是慈安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后面一顶则是慈禧太后单乘。在奕䜣的安排下，北京留守的王公大臣们都在道旁跪迎，而两宫太后则按原定计划，声泪俱下的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

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䜣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的倒向了两宫太后。在随后的朝议中，两宫太后历数了肃顺、载垣和端华的种种跋扈之行，矛头直指八大臣。

在奕䜣的暗示下，周祖培故作愤懑：“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明知故问：“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 周祖培哂然一笑：“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不假思索，抢先点头：“好，就这么办！”

于是奕䜣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这时，载垣和端华两人闻讯赶来，他们见奕䜣等人都在宫内，十分意外，便大声质问道：“你们这些外廷臣子，怎么可以擅自入内？”奕䜣冷笑一声：“皇上有诏。” 载垣和端华大怒，说：“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奕䜣冷冷一笑，向身边的侍卫们一挥手，载垣和端华后退一步，怒斥道：“谁敢动手？”话音未落，宫廷侍卫们已经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像捆猪一样捆了送宗人府关押---他们才不管是谁的诏书呢！

就在当天晚上，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驻于密云县的时候，醇郡王奕譞和睿亲王仁寿已经带着大队亲兵赶来，他们在解除了肃顺随从的武装后，随即一脚踹开肃顺的卧室大门，这时肃顺居然还横卧在床上与他的两个小妾调笑。随后，肃顺也被送到宗人府关押。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擒拿归案。

四、辛酉政变（9）

肃顺在宗人府见到载垣和端华后，怒道：“真后悔没早治此贱婢（慈禧）！你们要是早听了我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端华说：“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载垣则抱怨道：“我当时真不该听你的话！”原来，肃顺曾计划暗中谋害慈禧，但遭到了端华和载垣的反对。妇人之仁，终成大错。

慈禧和奕䜣导演的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也不过用了三天时间，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据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天意如此！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景寿因是额驸（咸丰的姐夫），被革职但保留公爵；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革职，尚属从宽处理。由于为人严苛，肃顺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有许多因科考案和户部舞弊案中受到牵连的人听说要杀肃顺，都一路跟着去看热闹，他们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拿泥巴瓦砾往肃顺的囚车上扔。不一会，肃顺的身上和脸上全是泥巴，面目全非，不可辨认。

临刑之前，肃顺仍对慈禧骂不绝口，为了防止他说出更难听的话，刽子手以刀背筑其口，肃顺齿舌皆烂，犹喷血大骂不止；侩子手令肃顺跪，肃顺却挺立拒绝，最后在被大铁柄打断腿的情况下才扑地受刑，此人脾性之刚烈，亦属罕见。

就在政变的当天，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中。一道是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和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奏；另一道是护送咸丰灵柩的将领胜保---两道奏章都是请求两宫太后早日垂帘听政的。

由此，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两个年轻的女人终于走出她们的深宫，并走向了男人们的权力场。由于当时八大臣给小皇帝拟定的年号是“祺祥”，所以历史上把这次政变称为“祺祥政变”，而这年是辛酉年，因此也被叫做“辛酉政变”。

在小皇帝登基后，周祖培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并很快得到了两宫太后的批准。说起“同治”这个年号，意思就复杂了。在大臣们的眼中，这是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同治，其中以两宫太后为主；在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她们两个女人的同治，而其中以慈禧为主；在恭亲王奕䜣的眼中，这应该是他和两宫太后的同治，而他才是主导力量。但奕䜣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在政变后，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宫里的那个女人一点都不好对付---当时在热河行宫中向他哭诉的女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的垂帘听政的这个女人，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但无形中却透出一股杀气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奕䜣本来的想法是，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给她们以尊崇的地位和权理朝政的虚名，但那只是形式，实际上是自己以亲皇叔的身份掌握辅政实权。但现在看来，他的想法太天真了。宫里的那个女人要的是大权独揽，而不是形式上的听政。

感到意外的不仅仅是恭亲王奕䜣，事实上，所有的大臣们都感到意外。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47年中，这个年轻的女人竟然牢牢掌控了大清朝政，并让无数的男人们匍匐在她的脚下---她便是一代女皇慈禧太后。

五、和为上策（1）

五、和为上策：《中法新约》并非“不败而败”

从历史上来看，战争和外交仿佛是一对孪生儿，两者既相互对立，但往往又结合紧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当政者要想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就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譬如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外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毫无疑问，打仗是最能花钱的。倘若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一笔；但要是打输了，战败方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而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德国人最后付不起，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二战就这样爆发了。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镇南关大捷后没几天，正当前线老将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清政府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刺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所谓“十二金牌“，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故事。就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当时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是，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最终还是被迫遵旨撤军，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对此点头称是，以胜求和，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总当家，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列岛并对台湾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双方在陆海两个战场上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五、和为上策（2）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实事求是的说，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因为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却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的。

譬如在海战方面，清朝当时的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这从马尾海战及南洋舰队的两艘军舰在浙江石浦被击沉的惨痛失败就可以看出。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也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据后来统计，清廷在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并为此欠债达2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而清廷此时期的财政收入大约在7千万两左右，刨去开支，每年只有数百万两的盈余。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显然不是清廷所能长期承受的。

再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也一直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邻居，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混水摸鱼。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后，也不断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析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乘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的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五、和为上策（3）

正是处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垮台，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正因为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间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便开始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得到清廷授权后，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后来，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

在随后的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中法之战结束了。在这个战争中，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不如来看看条约原文。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什么的，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总而言之，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这两款的意思就是，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不用划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五、和为上策（4）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也可与法国商议，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之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一些教科书的老调子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基本还算正常。

《中法新约》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五、和为上策（5）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 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譬如越南的情况，早放弃，早受益，不必去背这样一个包袱。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后人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女人当国，毕竟会有举棋不定或优柔寡断的缺陷和毛病，但过多的苛责，特别是建立在非历史的事实基础上求全责备，这就未免有失公允了。

六、并非偶然（1）

六、并非偶然：维新变法为何说垮就垮？

甲午战败后，清廷的国内外局势日益恶化：1897年，德国借“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随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行租地并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1898年，老成稳重、执掌朝政多年的恭亲王奕䜣因病去世，更是让朝廷各派系政治力量的斗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年轻的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鼓动下，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变法求存。后来，他向庆亲王奕劻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大为恼怒，拍案大骂：“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奕劻的极力劝说后，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当年6月11日便意气风发地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及一切职务，并将之驱逐回籍；同时，慈禧太后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等于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可惜的是，此时的变法派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听后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守旧派官员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六、并非偶然（2）

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譬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全部一笔勾销，毫无用处。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六、并非偶然（3）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当时立刻导致京城里失业或者连带的人就有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他们的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

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对于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这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所以，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嘛！从古至今，下岗再就业的安抚问题一向都是极难解决的。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也就丝毫不稀奇了。

就拿礼部尚书怀塔布来说，他被光绪革职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后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太上皇强压心头怒气，警告小皇帝不要轻易罢免自己挑选的那些老成稳重的大臣，也不要随便提拔那些年轻的政治新锐，更不能想当然的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有体制。

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最高权力之争，慈禧太后作为一个权力的攫夺者，她本能的对一切政治对手，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在内，都报有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一切专制者的共同特征）。光绪亲政后，从他甲午战争中颇为糟糕的表现来看，慈禧太后没法让光绪放手大干。当时的光绪太年轻、太冲动了。光绪毕竟不是康熙，他缺乏强硬的个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着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后对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众所周知，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固有模式导致了满族的“一族专政”。作为大清王朝的守护者，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变法会影响到祖制，即“满人统治”的立国之本。清朝从建国后的两百多年来，在人数和权力分配的对比上，满汉之间严重失衡，数量极少的满人占据了过多的权力，而大多数的汉人则遭到了压抑。

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对此，谙熟权术的慈禧太后洞若观火，又怎能岂能等闲视之？

六、并非偶然（4）

譬如，1898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的时候，其声势之浩大，令守旧派们大为惊恐。当时守旧派最为有力的反对借口，就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所说的，“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指的其实就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这也是戊戌变法中最为根本的冲突。

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光绪自己也是满人，何尝不知道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本族的既得利益者。过于激烈的改革，只能把他自己逼成全满族之公敌。为此，他也曾下诏改善“八旗生计”，但这种安抚的策略，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满足不了这些人过度的贪欲。要知道，慈禧太后和满洲亲贵大臣要的是万世不易的“一族专政”，任何对这个“国之根本”的变法主张都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极有可能让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对此，他们岂能束手就擒。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光绪皇帝在没有请示慈禧太后的情况下，便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第二天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件事，立刻触发了保守派最为敏感的神经，也为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

数日后，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开懋勤殿时，立刻被慈禧太后劈头盖脸的痛骂了一顿。下午光绪皇帝回宫后，慈禧太后便接到御史杨崇伊（就是李鸿章的亲家，弹劾强学会的主）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后控告了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并攻击光绪“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不仅如此，杨崇伊还捏造说，光绪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依藤博文做顾问，“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最后，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不得不说，杨崇伊的笔头子是厉害，他这密折不长，但处处打中要害。折中所说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也是维新派的干将，一向为慈禧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捏造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这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是让她大为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便于次日从颐和园提前回到宫中，意在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六、并非偶然（5）

光绪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欲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说来可笑，光绪这个皇帝都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那些书生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据说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围在一起，一筹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几个书生左思右想，终于明白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看来是个新派人物。1895年当康有为上书无门的时候，袁世凯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捐了一大笔钱，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对变法的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引为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曾绘声绘色的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的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六、并非偶然（6）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象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维新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风暴就已经爆发了。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并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这样一番场景：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六、并非偶然（7）

以往人们都盛传是戊戌政变的发生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看来，袁世凯其实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正如前面梁启超的描述，“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不过，袁世凯背上告密的千古骂名，其实是冤枉的，这又从何说起呢？据房德邻等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从时间上来看，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按照当时城门关闭的制度，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而对于罪行更大的谭嗣同却并没有提及，这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六、并非偶然（8）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七、己亥建储（1）

七、己亥建储：触发事变的宫廷祸端

光绪皇帝接任皇帝之位，事实上是因为表兄&堂兄同治皇帝过于的短命，在同治皇帝去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这给皇位继承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扰。

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同治立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皇族近支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当时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因为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太后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不好办了，因为等于到了他那里便“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按理本应该升为皇太后的，但如此一来没了名分，在宫中不明不白的，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后，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慈禧太后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是“皇爸爸”，不知何解。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威权，慈禧太后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七、己亥建储（2）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十分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慈禧太后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便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后，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

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里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还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于是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此事的有无，目前尚无定论）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七、己亥建储（3）

《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令慈禧太后不快的是，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对此，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在历史上，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是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而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事实上，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不过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即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 恐致不起”。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坤一电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七、己亥建储（4）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事实上，在当时“皇权神圣”的情况下，废黩光绪皇帝并非易事，而慈禧太后改立“大阿哥”也是另有隐情，这往往是研究者所通常所忽略的。

隐情之一，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就身体较差，从后来的一些病症记录来看，他患有长期肾炎等疾病并导致经常性遗精甚至早泄，其有无生育能力本身就是很大的疑问。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必也是心知肚明，毕竟隆裕皇后是她的亲侄女。

隐情之二，由于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可能存在谋逆慈禧太后的“围园之谋”，这让慈禧太后在感到伤心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早逝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之前的许诺中，光绪皇帝生下儿子后将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继承皇位，但考虑到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只能通过立大阿哥的方式来为同治立嗣。

另外，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这种幼皇帝的朝政制度不仅隐患巨大，也令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假如光绪皇帝无后，而慈禧太后已经年岁渐高，一旦两人发生意外，必然要再次立一幼年皇帝，这将对未来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由此，以“立大阿哥”的建储方式作为备选，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候补皇帝的教育，为其将来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一个合格的皇帝是需要多年培养的，并不是说上位就上位的。

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1899年）建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80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七、己亥建储（5）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真的吗？”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没有啊。这事行得通吗？”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呢？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啊。”慈禧太后说：“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这个人，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对于废立之事，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寻访李鸿章意见的事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只是立了大阿哥。

七、己亥建储（6）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太子地位，很快便在其本生父端王载漪周围形成“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

这些人当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太子党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

由此，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在庚子年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八、礼仪之争（1）

八、礼仪之争：教会为啥惹人厌

基督教原本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随后的1千多年中，基督教逐渐演变为罗马公教（在中国称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在唐朝的时候，天主教的一个派别曾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景教。明中期至清初的时候，由于东西方海上新航线的开辟，罗马天主教修会派出了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东方传教，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有所传播并产生了最初的一批教民。

当时前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主要有耶稣会、方济会和道明会等，其中又以耶稣会势力最大。耶稣会是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在1534年于巴黎创立的，其成立不久便开始向亚洲派遣传教士。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为方济各&#8231;沙勿略，他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达广东的，而随后而来的知名传教士还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

在这些早期的传教士中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最为人所熟知。利玛窦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他主要是通过结交上层士大夫的方式进行传教，并以此来提高天主教的声誉。在他的影响下，明朝的官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先后受洗入教，后人称之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

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中国学者的合作下，他们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及语言学的著作，促进了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后来的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等人也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并为他们的传教提供了便利。由于与官方关系良好，耶稣会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在崇祯十年（1637年）时便发展了教徒4万人，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更是达到30万人。

方济会（也译称为“方济各会”，或译称为“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其在拉丁语是“小兄弟会”的意思，因为他们都身穿灰色会服，故被人称为“灰衣修士”。方济会提倡过清贫生活，初创时会内不置产业，靠双手工作为生或者行乞，故为托钵派。

道明会（又译为“多明我会”，也称“布道兄弟会”）也是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它是1215年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所创立的，其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被人称为“黑衣修士”。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在1631年从菲律宾进入中国传教，但在高奇神父去世后，接替他的黎玉范神父却惹下大麻烦，其引发了中外教会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结果使得天主教在中国上百年的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的反对。黎玉范神父来华后，他在向罗马教廷的报告中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尊孔等行为，有违教义，由此爆发了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从东方发展到西方，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清廷的“百年禁教”。

八、礼仪之争（2）

“礼仪之争”的实质，其实是天主教是否应该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后来的传教士中，很多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像利玛窦那些早一辈传教士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大都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加上各修会之间的私利之争，最终引发了这场“宗教地震”。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并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觐见康熙并宣读禁令。铎罗来到中国后，他不敢和康熙发生直接冲突，但回到南京的时候他突然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并声称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明确声明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不仅如此，康熙还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传教士怕触犯教规而拒领印票并被迫离开中国，而另一部分人这领取了印票，以继续在中国传教。

1715年，教廷与清廷之间的“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1720年，教皇派遣的特使嘉乐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允许传教士和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康熙看完《禁约》后批示道：“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堪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1723年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在华的传教士除留下20多名有技艺之人在钦天监等地任职外，其余全部逐往澳门，并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粮仓、公廨或完全毁掉，中国人被明令禁止入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在此期间，除了极少数留在澳门的传教士在间或两三年中潜入内地暗中传教外，公开的传教活动已经基本停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礼拜堂，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还增加了保护教堂和墓地的规定。由此，清廷历时上百年的禁教令开始松动。1846年，应法国特使拉萼尼的请求，道光发布上谕：“所有在康熙年间各省旧建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归还旧址的冲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力。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

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这时的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和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

八、礼仪之争（3）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甚符合，譬如《圣经》里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了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再者，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人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很难抛弃中国的传统。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管不问，或者等同于和尚道士。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引起冲突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如今教会进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信教的村民开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这些教民在教会的组织下，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不敬祖先，行为古怪，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便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乡村中的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但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在当时的民、教冲突（特别是在诉讼)中，由于有传教士的介入和帮助，教民的胜算反而更大，正如当时的军机大臣赵舒翘曾说的，“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

在19世纪末，教案的问题越来越激烈，譬如泰安府的一份禀报中便提到：“去岁（1899年）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

八、礼仪之争（4）

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并不仅见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受害者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有个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哄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便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而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也都全部被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很是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过程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宣告平息。但曾国藩却由此落得骂名，成为其晚年的一件憾事。

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件，天津教案便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终归是中外双方的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就连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是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一系列的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是不奇怪了。

更荒唐的是，外国传教士除了种种特权以外，他们竟然还要求清廷给予相当品位，如总理衙门在 1896年3月颁布了一个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的条例，其中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如此一来，传教士居然可以与清朝官员平起平坐了，传教士中的部分奸猾之徒得此何以不猖狂呢？

八、礼仪之争（5）

至于那些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当地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地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

贫困的教民入会倒也还问题不大，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这在后面也会提到。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这类人往往是是挑起民教冲突的主凶，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譬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

较之其他地区，山东的情况更为特殊一点。天主教很早便在山东传教，当时天主教会在临、东昌等地发展教民，即使在雍正朝禁教以后，山东有些地方也还残留了一些世代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家庭，譬如阳谷县的坡里村就一直保留下来天主教的组织，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当傅约瑟神父乘着手推车吱吱嘎嘎地来到坡里村时，那里1千居民（都是农民）中还有158个基督徒（后来这里成为圣言会的据点）”。

在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及新教各差会纷至沓来，在山东展开传教活动。1888年的时候，山东共有教徒16356人，大小圣堂120座，中西神甫20位。天主教各修会除了以前来过中国的以外，又有一些新建立的修会来到山东，其中最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德国的圣言会，因为他们不但屡屡制造教案，而且为后来德国侵占胶州湾直接提供了借口，其对山东本就激烈的民、教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传教士自己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他）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

八、礼仪之争（6）

假使做个情景设定，想必当时的村民在村口是这样对话的：“嗨，老张，村东头那个什么破教堂的你看到了吗？”“看到啦，什么狗屁玩意，招一帮人在那跳洋大神！”“可不是咋地，村里的小三子，还有那个小六子，都是专门敲小寡妇门的小流氓，还有王家村的那个小翠花，平时就风流跟窑姐儿似的，都信了教了，嗨，成了什么兄弟姐妹了，这下好了，他们可有的做了！”“对啊，你看，他们在那个叫什么教堂的里面，不干什么好事，尽瞎扯淡了。”“是啊，他们这么瞎扯，可官府还不敢管他们，这些王八蛋在这里趾高气扬地欺负我们，他们却连个屁都不敢放，什么世道！？”“就是啊，什么狗屁官府，一点不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给这些二毛子一点厉害看看！”

当然，以上对话基本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如此对话却并非是没有根据，假如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就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导致中国的传统乡村分裂成为两个族群，乡民和教民彼此间轻蔑厌恶，由此也是产生争端的根本原因。

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加之民教之间的私人喜好及恩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方面因素，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引发的外国侵略及其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冲击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因而在19世纪末的种种教案层出不穷，在适当的条件下，星星野火也就成了燎原之势，以至于难以收拾了。

九、勾心斗角（1）

九、勾心斗角：庚子年的外国公使面面观

从马戛尔尼等人访华被逼下跪到外国公使在北京设立使馆，其间经历了近半个多世纪，且不乏血与火的中外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迫接受列强要求派驻公使的外交要求，虽然这早已被各国视之为国际通例。

1861年后，英、法等国公使开始陆续来到北京常驻。到了庚子那年，总共有11个国家在北京设立使馆并主要集中在东交民巷一带，加上为外国人及其商贸活动服务的洋行、邮局及银行等机构，便形成了一个主要由洋人聚集的特殊地区，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使馆区。

在最开始的30多年里，中外之间尚且相安无事，当时各国政府也主要依靠使馆中的一些“中国通”来与清廷打交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贸易取向”逐渐被“资本投资取向”所代替，而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重大失败更是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平衡被打破。在此情况下，欧美列强纷纷采取激进的外交措施，力图扩大自己的在华权益，这也是戊戌变法前所形容的“瓜分”局面出现的由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列强在1895年之后将原先的一些“中国通”陆续召回，而接替他们的大都是一些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外交官们。譬如英国，在驻华公使欧格纳被调走后，接任他的是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窦纳乐原本是位非洲事务专家，据说他的越级擢升完全是出于一个误会，他本人也常开玩笑说他的任命其实是因为英国外相将名单搞错了，这才侥幸获得了这个职位。

对于此人，老一辈“中国通”、总税务司赫德曾说：“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非洲黑人）的经验”。赫德的话并非是无端指责，窦纳乐在1896年的一份电报上就曾轻蔑的说：“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

无独不偶的是，在中国待了33年的德国公使巴兰德被奉调回国后，接替他的申克和海靖也都是非洲事务专家，而海靖是个极其强蛮粗暴的人，总理衙门的人对他十分头疼。1899年后，克林德男爵接替海靖成为新任德国驻华公使，这个人则是一个“爱冲动”（英国公使窦纳乐语）、“十分粗鲁的日尔曼人”（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语），他的人缘差到连使馆区的各国外交官都对他侧目而视。

克林德为人骄傲自大，一向自诩为当时在华外交官中唯一懂得中国事务的人，因此他不仅蔑视中国人，对公使团的同事也一贯是瞧不起的。克林德的傲慢和刻薄，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在十年前担任过德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但实际上他对中国的事务同样是茫然无知。所幸的是，克林德的夫人，这位美国底特律铁路大王莱得亚的独生女，她既年轻又善于社会交往，这才稍微缓和了克林德在北京外交界的孤立状况。

法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在“中国通”施阿兰被调走后，接替他的是国会议员毕盛。毕盛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性格随和、人品不错，但由于欧洲外交官大都是贵族世家子弟出任，因此毕盛的出身在他们中间实在是不值一提。毕盛的夫人是里昂一家著名餐馆老板的女儿，她为人热情善良，但她的出身却常被公使团的其他夫人们所嘲笑，甚至连其热情待客的习惯也被恶毒的解释为“生来具有的酒吧女风度”（暗指她家的餐馆业背景）。

九、勾心斗角（2）

更令人讨厌的是，毕盛为人吝啬，他在请客的时候常常在酒里掺水。对于这两口子，当时的毕盛被讽刺为“最不擅长外交的外交官，他来自政界，平民阶层的社会党，然后当了记者，是一个有着大众文化背景的普通人。由于他自己没有风度，夫人又每每失礼给他带来麻烦，因而他不被同事喜欢。”

当时公使团的团长是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公爵，他性格开朗，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但卡洛干当时已经67岁，他既缺乏热情，也无领导能力，而且视力极差。因此，公使团的实际领导人其实是英国公使窦纳乐（这也是和英国当时的在华地位相称的）。另外一位和他类似的是奥匈帝国的公使济坎伯爵，他和卡洛干一样，由于本国在中国无特别大的利益，因而对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也不甚关心。在一些回忆录里记载说，济坎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各种鹿角，这个癖好在整个北京城都颇有名声。在英法等国在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四处奔忙的时候，这两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却基本无所事事，乐得享受自己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位经常被遗忘的公使，那就是比利时的姚士登，他也无甚大事，加上患有心脏病，因此在公使团中常常被忽略。

在各国纷纷更换自己的外交官时，意大利也调来了其在非洲的主力外交官、驻开罗的公使马蒂诺前来中国上任。可惜的是，马蒂诺毫不了解中国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在此事件中，意大利不但毫无所获，反因为恫吓无效而大失颜面）中犯下大错，为各国所笑，于是马蒂诺被灰溜溜的召回，接替他的是其当年在埃及的助手萨瓦戈侯爵。在公使团里，萨瓦戈得到的评价不高，很多写庚子年事件的英美作家常常将他忽略，或者是被这样描述：“意大利公使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个长椅子上，和他漂亮的妻子聊天。他是使馆唯一一个仍然穿着正式服装就餐的人”。

荷兰公使诺贝尔是个胆子极小的人，他在被围攻的日子里一直躲在使馆唯一的地下室里没有出来，当时被公使团的人讽刺为“围馆事件中的隐居人”，西班牙公使卡洛干一抓住机会便要讽刺他一番。令人吃惊的是，诺贝尔虽然为人怯懦，但却是个欺负老婆的好手，他的夫人是法国人，“长得丑，不太优雅，爱传闲话，本来应该是挺有意思的人，可是他的丈夫对她太不好了，欺负她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也许是报应，在使馆被解围的时候，诺贝尔走出地窖，便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该他的跑也跑不掉。

美国公使康格是个陆军少校，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与人打交道时态度生硬，他的出身、性格等方面倒是和法国公使毕盛颇为投缘，两人关系也比较好。最让人啼笑皆非是，康格对欧洲的种种礼节极为羡慕但又十分无知，有一次毕盛向他介绍一位新来的三等秘书，此人的姓为公爵（de Duc），康格以为此人是公爵身份，非要坚持让这个年轻人坐主宾席，一时被公使团传为笑柄。

另外需要介绍两个特殊的公使，他们和这些欧美的外交官看起来格格不入，完全就像是局外人。这第一位是日本公使西德五郎，这些日本外交官不喜欢和欧美人打交道，尽管见面的时候满脸堆笑，但总是让人感觉相距千里，讳莫如深。另外一位被孤立的外国公使是俄国公使格尔思，也许是因为他与李鸿章具有私人交往的渠道并拥有较其他外交官更多是消息来源，因而格尔思被公使团的人认为是间谍和两面派，“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一副虚伪和奸诈的样子”。

九、勾心斗角（3）

不过，格尔思的夫人“倒很贤惠，但很少露面，他们有个20来岁的女儿，她是个灾星，其貌不扬而且充满恶意。”当时很多外交官夫妇私下里都很刻薄称格尔思小姐是个“丑丫头”或“父母的错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特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某日在公使团的网球场上，英国使馆里的一位秘书夫人带着新生儿在旁观看，后因牛奶不够了，孩子开始大吵大闹。萨瓦戈主动带着她和孩子去临近使馆要点食物。他们来到最近的俄使馆，格尔思小姐听说来意后，立即开始了煞有介事的谈判”，萨瓦戈回忆说：“孩子母亲不过是要个熟鸡蛋，而格尔思小姐既不愿意接受以一罐沙丁鱼来换，也不要牛排调汁，却坚持要法国的鹅干酱”。萨瓦戈大怒，便立即带着孩子母亲立刻离开俄使馆到法国公使毕盛处寻求帮助。

很显然，各国公使之间的友谊、矛盾和敌意，既同他们的性格、出身相关，也与他们的人种、文化及地域是密切相关的，譬如西欧各国的公使之间相对比较亲近而美国公使相对疏远，日本公使被冷淡及俄国公使被孤立可能和他们的文化及地域有很大关系---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正如当时一幅描绘中国将要被瓜分的《时局图》，在进入19世纪末的90年代后，欧美日各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铁路及工矿实业等的投资和控制，由此也纷纷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按照当时的国际潜规则，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利益范围；中国的长城以北地区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德国把山东视为自己的自留地，法国在两广和云南经营了很长时间，它决不会让他国染指；就连刚刚崛起的日本，都试图把福建纳入到自己的利益范围之中。

在这些列强中，英、俄两国是在华优势最大，矛盾也是最尖锐的，而俄国公使格尔思被西欧国家的外交官孤立，和英国的影响不无关系。英国是个老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崇尚贸易自由精神，它的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额也表明其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对任何其他国家对它地位的挑战都抱有戒心，正如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后，英国便立刻租借了威海卫作为自己的补偿。

当时挑战英国地位的主要是三个国家，其中以沙俄的威胁最大，因为沙俄的经济并不发达，而且一贯以武力扩张和领土兼并作为其对华政策中的首选，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伊犁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沙俄之外，德国和日本也是突然兴起的争夺者，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特别在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亲政后），其外交政策开始由专注于欧洲而转变为更为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远东也是它的方向之一。德国作为一个急速发展起来的后起工业国，其日益发达的国力使它决不满足于现状，中国的巨大市场便成为其觊觎的对象。至于日本，虽然暗地里对中国抱有独吞之心，但当时的日本毕竟国力有限，特别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其主要把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放于首位，对中国则主要采取“北守南进”的政策，即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对俄妥协，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地位的承认；而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则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

九、勾心斗角（4）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多变、纵横捭阖的因素，列强的在华外交官在1898年前后大都换了新面孔，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很可惜的是，欲速则不达，这些新面孔的共同特点便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作为结果，这些人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也没有丝毫的尊重，而是以其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正如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观点及德国公使海靖所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大吵大闹是对付中国人的最好办法。他们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清廷就范，还动不动提出48小时为期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云云。

令人担忧的是，在清廷这边的主管外交的局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一是位高权重、熟悉外务的恭亲王奕䜣在1898年去世，而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李鸿章也于1900年初调任两广总督。当时主管总理衙门的是庆亲王奕劻，而他被外国公使们普遍认为“好对付”，而下面虽有几个大臣熟悉洋务，但因为品级太低而难有发言权。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外沟通出现严重的困难甚至误解。1898年12月，慈禧太后为了向外国示好，曾特意接见了各国公使的夫人们。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描述，她们在这天不仅见到了慈禧太后，还见到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拉起她们的手，给每个人的手指上都戴上了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慈禧太后还对她们说，“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她反复说了两遍。为此，这些公使夫人们极为兴奋，康格夫人的中国管家对女主人说：“夫人，您遇上了不起的事了！皇帝是下凡到人间来的，没有外国女人见过他，就是中国男人见过他的也不多。他可是天子啊，您真是幸运啊”。

但荒唐的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却利用觐见皇帝的时候玩弄小动作，甚至以此为外交的重大突破。1899年6月，萨瓦戈前去向光绪皇帝递交国书，按礼节外国的国书应该放在御案上，但萨瓦戈却有意伸长胳膊，将国书递到御案上方，并特意看了皇帝一眼。光绪犹豫了一下，随之一笑，伸出手接过国书，庆亲王急忙跨上一步，但已经这时已经迟了。回去后，萨瓦戈见人就吹嘘自己是第一个将国书直接交给皇帝的人，而那些外国公使们竟然还为此来向萨瓦戈庆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外交上的胜利。

使馆里的外交官和夫人们大都厌恶在北京的生活，在他们眼里，北京简直就是恶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北京，真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

九、勾心斗角（5）

在每一次的茶会上，外交官的夫人们总是在抱怨北京的生活，她们的愿望便是早点离开中国，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对北京的生活尤为深恶痛绝，即使像搜购古董这样的活动在她眼里也成了“与泥土和恶臭搏斗的探险”，随后而来的克林德夫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士兵的：“（这些人）前呼后拥，吵吵嚷嚷，推推搡搡。这些乌合之众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军人’和‘警察’的货色，魔鬼般的模样，浑身臭不可闻”。

在这种情绪之下，中外之间的沟通自然很成问题。即使在外国公使之间，他们也是矛盾重重。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在后来的笔记中清楚的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当时英国人担心德国人，而所有的人又担心俄国人；当德国人向清廷强烈施压的时候，英国人又担心会削弱他们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德国侵占胶州湾的时候，英国甚至认为这是在对自己宣战，因为当时英国自认为是中国的保护人，当时英国公使窦纳乐及夫人与德国公使海靖及夫人甚至互不理睬；意大利人也曾公开指责俄国人在搞阴谋，而且是与中国人勾结好了的；法国公使毕盛也认为“俄国朋友的行为很可疑”，但英国人又对此表示平静，因此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认为，俄国沙皇和英国女皇是亲戚，他们之间可能达到了某种谅解，由他们来瓜分中国而不许其他国家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位使馆外的重要人物，一个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位是法国主教樊国梁，这两个人都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在中国的经验远比那些外交官要丰富得多，但在庚子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不但没有在当时的中外交流和沟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樊国梁主教甚至还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反作用。

英国人赫德于1854年来华，他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11月后，赫德开始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达48年。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而且多次以总理衙门顾问的身份参与中外交涉和洋务等，也深得清廷的信任。但是，这样一个老资格的“中国通”却被那些外交官们认为是观念陈旧、既固执又脆弱的老糊涂。

1900年的时候，赫德已经65岁了。也许是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赫德的行为在周围的人看来是越来越古怪，据说他每到圣诞节，他都会重复一句话：“今天又是圣诞节，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在他的日记里，他还称自己是个“无家、无友和老朽”的可怜人。

九、勾心斗角（6）

那些新上任的外交官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赫德对各国的新外交政策抱有微词。面对各列强高涨的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瓜分浪潮，赫德感到忧心忡忡，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列强这种争夺方式的反对和反感。但是，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多的喧嚣声中，那些新来的外交官对赫德大惑不解，甚至暗地里讥讽赫德徒有虚名。后来，赫德也就干脆选择了沉默，他给英国政府提供的局势分析也变得云遮雾障，晦涩难懂，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不知所云，令英国外交部十分不快。从这段时期的赫德日记来看，赫德所记载的内容确实让人感到头疼，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对于赫德的状况，相信总理衙门也会感到十分的失望。

至于法国主教樊国梁，他是在华外国人中可以与赫德旗鼓相当的人物。樊国梁是法国遣使会会员、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他执掌北京城北那座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他曾写过一本享有盛誉的书（即《北京指南》），以至于每个重要的外国人物来北京，都要因为他的权威和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前来拜访他。事实上，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还曾接受过清廷授给他的官衔。

樊国梁之所以没有在1900年的事件中起到好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义和拳的针对对象首先的教会和教民。在1900年之前，樊国梁通过传教士的各种渠道了解到事态的发展并为之而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外国人之间很快便转化为外交官的压力。在樊国梁夸大其词的描述下，北京的那些外交官也由之陷入了一种几近恐慌的气氛，这对后来的决策多多少少起到了不该有的误导作用。

由此看来，庚子年的灾难，板子并不能只打在那些愚昧迷信的拳民和颟顸无知的满清贵族及守旧大臣身上，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些对中国国情毫无了解的外国公使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十、上谕问题（1）

十、上谕问题：外国公使为何苦苦相逼？

1900年1月11日，清廷就山东等省的反洋教活动发布了一道上谕，其中称：“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屡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恃众滋事，估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家身，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视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为此，清廷提出，“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预购，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在十几天之前，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境内被杀，而在此之前，山东拳民的反教事件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山东巡抚毓贤还因此下台，改由袁世凯出任新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入主山东后，将其编练的新军也同时带到了山东。为此，数名御史上折要求朝廷给予袁世凯警告，以防止他在山东一意进剿，以至于激起民变。这就是清廷发出这道上谕的基本历史背景。

应该说，清廷的这个上谕和以往的政策相比本并无大的变化，但因为“卜克斯事件”的发生而变得格外敏感。卜克斯并不是第一个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但由于山东等地反教活动日益壮大，这个事件便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尽管清廷曾对此事以公开上谕的形式进行道歉，并特派军机大臣王文韶亲往英国使馆表示吊唁，但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得知卜克斯被杀后，立刻把它认定为一场反洋大阴谋的一部分。

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决定向清廷施压并于1月27日提出了第一个联合照会。在照会中，四国公使指责清廷在公开支持义和拳，并认为1月11日的上谕将导致拳民继续攻击基督教徒，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四国公使要求清廷无条件的发布镇压拳会的上谕，并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

四国公使同盟的成立，法国公使毕盛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他首先提出建立公使联盟的。而在此之前，耶稣会传教士贝克神父曾给毕盛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贝克神父夸张的认为中国政府正有计划的将基督徒赶出中国，这个计划的主谋是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和仇洋的董福祥；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便指日可待了。由此，贝克神父呼吁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立刻采取联合行动，否则中国的基督徒不可能抵抗得住来自异教徒的攻击。

毕盛在读完此信之后十分激动，他很快便站到了支持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一边并积极促成四国公使同盟的成立。可惜的是，外国公使们选择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时间进行抗议。就在三天前，清廷颁布建储诏书，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而公使们非但对此没有任何的表示，反在三天后提出联合照会对1月11日的上谕进行抗议，这未免使得清廷特别是端王载漪等人觉得外国公使们似乎另有所指。

十、上谕问题（2）

对于外国公使的抗议照会，总理衙门本是习以为常。但这次很不一般，因为这是外国公使们的第一次联合照会，这表明清廷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将失去效用，而公使们的联合行动使得清廷不免要怀疑他们的动机。早在一年前，德军在日照和高密的暴行已经引起了清廷的警觉，而这次联合照会几乎可以看成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兆；如果不是的话，外国公使的行为只能理解为对慈禧太后政权合法性及“乙亥建储”的不满并意图恢复光绪的权力，而这恰好是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清廷和外国公使显然存在着严重的误会和理解偏差，这也是当时中外沟通困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清廷看来，外国公使完全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大惊小怪，毕竟剿灭这些缺乏组织性又无甚实力的拳匪并不是件难事，而外国公使对此一直揪着不放倒显得动机不纯。外国公使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是被传教士的报告弄得惊慌失措以至于神经过敏，他们认为只有不断的向清廷施加压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双方的误解加上中国的传统春节将近，使得清廷对四国公使们的联合照会并没有理会。对此，四国公使们更是怒不可遏，他们于2月21日再次联合要求清廷对此做出明确答复。无奈之下，清廷终于在2月25日做出答复，说公使们要求颁布禁拳上谕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2月19日清廷已经发出廷寄，要求各省督抚严禁拳匪，保护外国人。但四国公使对此毫不理解，他们固执的要求清廷在《京报》上正式发布上谕，而对廷寄这种更有效的方式漠不关心。事实上，清廷使用内部廷寄的方式，主要是不想让外国公使觉得自己是受到他们的压力才这样做的，而外国公使们却把这种非公开的方式认定为清廷和义和拳有合作阴谋。至此，双方的沟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个责任主要在北京的那些外国公使“门外汉”身上。

于是，四国公使决定再次向清廷提出联合照会，而这次连意大利公使也加入了进来。意大利在1899年效仿德国向中国索取浙江三门湾的租借权，但清廷当时已经被戊戌政变后的守旧派大臣所掌握，他们将意大利的照会不拆封并原件退回，这让意大利政府感到极其愤怒，他们认为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后来，意大利人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但清廷仍旧不予理会，意大利的这次外交惨败成为了国际间的笑柄。作为另一个结果，清廷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意外的大获全胜，这多多少少的触发了他们日后的强硬态度。

十、上谕问题（3）

1900年3月2日，五国公使代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再次要求清廷在《京报》上发布正式的“禁拳”上谕。公使们的行为让清廷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再解释廷寄的实际效果要比上谕好得多，但公使们依旧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让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既感到震惊，又啼笑皆非。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向公使们解释1月11日的上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袁世凯采取不分良莠、血腥镇压的政策，但公使们却一口认定清廷对反教的拳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经过这次交锋后，双方的误解越来越深，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和外交僵局。

直到3月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送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他们在信中指出，官方的《京报》发行范围很小，上谕并不能起到公使们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发往各省督抚，对保护外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布类似的上谕。为了向公使们解释廷寄的优越性，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还特地造访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希望他能够向公使团解释清楚，但可惜赫德表示无能为力，他当时并不想涉及此事。

五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的解释信后，于次日再次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公使们对总理衙门的解释不屑一顾，德国公使克林德甚至建议将此信原件退回，以示嘲弄。对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不过，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太过分而没有被采取。

在一番讨论后，五国公使也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清廷不肯就范，由此形成对外强硬的先例，这将使得他们在各自的政府面前很难交代。于是公使们最后决定，再向清廷提交一次联合照会，如果清廷不肯做出满意答复的话，就请求各自的政府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以逼迫清廷就范。

而正在这时，清廷宣布原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西巡抚，这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毓贤本是在外国公使的抗议下而去职的，后来他回到京城后与端王载漪等人交往甚密，意气相投，由此谋得了山西巡抚一职。美国公使康格对此最为愤怒，因为他认为毓贤的去职是他所促成的，而其复职等于是对他的污辱。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也对总理衙门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接受五国公使的要求，我将向女王政府报告，敦促它采取保护英国在华公民的其他措施。”

有意思的是，为了缓和当时的中外紧张关系，慈禧太后在3月8日（也许是巧合）再次邀请了公使夫人们到皇宫做客。也许是上一次（戊戌政变后）的宴请很成功，慈禧太后大概想让这些公使夫人们给他们的丈夫吹吹枕边风，以缓解下外交上的压力。可惜的是，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做法并不奏效，公使夫人们在赴宴之前便被他们的丈夫所提醒不得过多干涉外务，因而这次宴会比上一次明显要冷清许多。

十、上谕问题（4）

这次外交对峙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清廷仍无任何退让的痕迹。在各国公使的一再请求下，美、法、德、意、英五国政府陆续批准了在中国海域进行一场海军示威活动，其中美国派出了一艘军舰，意大利和法国各派出两艘军舰，克林德被授权可以动用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舰队，而英国也得到了两艘军舰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一个国家派出了军舰，其他国家都不想落在后面。

但即使到了这种紧张的时候，清廷仍坚持不发布禁拳的上谕，因为他们相信列强不会因为这个而开战，由此外交僵局依旧没有被打破。为此，英国公使悻悻然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政府如此顽固不化，自我感觉良好。我不认为南非一定与此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南非陷入了“布尔战争”的泥沼），但意大利去年在三门湾问题上的失败必定与此有关。意大利军舰来到中国，滞留观望了一段时间，又悻悻地离开了，而且意大利公使被召回，这些猪尾巴（对中国人的蔑指）因此大获全胜”。但是，窦纳乐仍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受到一次沉重的教训，它就会屈服。”

清廷突然变得强硬可能和两个原因相关。第一是在戊戌政变后，以刚毅为代表的守旧派官员占据了朝廷的主流，这些人大都主张维护中国传统，对外洋事务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而他们主张对外强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御史的呼应，由此在朝廷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另外，在“乙亥建储”的过程中，以端王载漪为代表的满族亲贵迅速崛起，由于他们认为洋人阻挠了他们废帝的计划，使得这些人与那些守旧派大臣一拍即合，清廷的朝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和控制。另外，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之前恭亲王奕訢的去世及其李鸿章的外调也有很大关系，虽然南方的大多数地方大员都主张剿灭拳匪，但朝廷里暗中支持义和拳反对洋人的大有人在，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夹带他们自己私利的。

清廷敢于一直对抗五国公使联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驻京的各国公使间并不团结，其中特别以俄国最为突出。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想站在五国公使同盟的一边，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加入的理由，因为这次事件完全是因为基督教徒所引起。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对基督徒的问题从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甚至对这个传教国同盟感到极度的反感和厌烦。俄国公使格尔思是最反对公使间的合作行动的，事实上，他是外国公使中唯一在夜间与中国官员进行密谈的公使。当然，俄国公使不参加传教国同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并没有民教冲突的问题，山东的拳乱对他们来说本就是毫无关系。

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冷漠和单独行动使得五国公使对他极为不满，当时很多外交官都暗地里认为格尔思是公使团的叛徒与告密者，他们认为清廷之所以如此强硬，一定的格尔思在背地里给予了支持。

十、上谕问题（5）

从事实上来看，俄国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确给了清廷以信心，因为他们发现外国公使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正如赫德当时说的：“一批列强正在告诉中国：‘如果你不宣布拳民为匪并消灭他们，我们就要亲自动手，并打击中国政府！’同时，另一批列强则安抚中国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强打击中国，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要加以干涉的承诺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分得更多的好处，中国则错误地认为有同盟和获得外国保护的可能。”

就在这时，被认为是“清廷的好朋友”的俄国公使格尔思突然站出来打破外交僵局。在4月15日与总理衙门大臣联芳的会面中，格尔思指出目前拳匪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劝告清廷不要措施剿灭拳匪的良机。更重要的是，格尔思在话里话外中透露出列强的确有武装干涉的企图，他还特别强调俄国在华北没有传教活动，他的忠告主要是为了清廷的利益着想。从格尔思的动机来看，他似乎担心列强一旦真的进入华北，将会影响到俄国的利益。

格尔思的话让清廷感到十分警觉，因为他提到了列强出兵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由此，清廷随后在《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奏折，这个做法终于让五国公使感到松了口气，虽然清廷只是部分的满足了五国公使的要求，但这毕竟打破了持续了近3个月的外交僵局，于是外国军舰也开始陆续返航。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问题发布上谕，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国藩的原话“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这次的上谕与1月11日的上谕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但这次外国公使们却毫无反应，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这些公使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们之前的行为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无谓争斗。

庚子年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外交争端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使得外国公使们更加坚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压的决心，其二则是使得清廷对外国的压力变得更加的憎恶，由此也使得朝廷中仇洋的情绪急剧高涨。很显然，外国公使们完全低估了清廷此时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

很遗憾的是，五国公使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反而对这次外交上的虚假胜利而感到沾沾自喜。譬如英国公使窦纳乐，他早在1899年2月就曾提出：“以我的看法，整个中国问题其实十分简单&not;---只要给我一支部队（当然不是中国军队），比如像1882年开罗驻扎的那支部队，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内解决中国问题……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美国公使康格也在4月16日得意洋洋的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政府总算以自己的方法及时地按照五国公使的要求去做了。当然，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剿匪方面是否成功。”

十、上谕问题（6）

这次列强的联合海军示威为后来事态的恶化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因为各国公使们认为这次外交的胜利完全是来自于武力的威胁，而由此也变得更加迷信武力。在他们看来，对于清廷这种顽固不化的政府，与其和他们进行耐心而有礼貌的外交谈判，倒不如直接施以高压来得更为有效。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国公使们在调派使馆卫队进京和西摩尔联军的入侵，和这次有关上谕的反复冲突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在另一方面，这次的事件也使得清廷对外国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报以了极大的戒心。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德国公然侵占胶州湾事件后，清廷为了在国人面前有所交代，必须在公开场合以强硬的姿态维护已是伤痕累累的国家尊严。正如清廷在一道谕旨中指出的：“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特别在“三门湾事件”后，清廷似乎增加了对抗外国势力的信心，虽然那次外交的胜利很可能是出于偶然。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戊戌变法被扼杀后，慈禧太后身边聚集了一批反洋务的守旧大臣，他们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下，往往激于义愤而反抗洋人的霸道，而多年的儒家传统则令他们感到民心民气的重要性，这多多少少会使得清廷在对外决策中偏离理性的轨道，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将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端王载漪为中心的满族亲贵小集团，他们在仇洋的同时，其实是夹带有自己的私利---这就是试图将主张维新并得到外国支持的光绪皇帝赶下台，他们利用义和拳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但不幸的是，这些人对义和拳所导致的无序和混乱后果显然是极为无知且没有心理准备的。

另外，清廷所一直不能启齿的问题是，作为异族统治的满族亲贵集团在甲午战争后名誉扫地，在面对外国势力的紧逼下又束手无策，这无疑会激起广大汉人的愤怒和强烈不信任。因此，清廷对于剿匪问题一时间也难以痛下决心，终究还是以区分良莠的办法安抚拳民，以防激起民变，最终形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令人咋舌的是，在这场危机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北京的这些外国公使们却并不为此感到担忧。在经过了几个月的紧张对峙后，在华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们当时最盼望的便是何时开始他们的暑期度假。日本使馆的武官柴五郎在给国内的秘密报告中说，他简直不能相信，公使们一方面表示对拳会的担忧，但另一方面却在饶有兴致地讨论到何处度假的计划；他们大谈租度假房的问题，同时又说要将在大沽口外的海军抽调一批使馆卫队进京，这岂不是成了笑话？好像是请使馆卫队进京留守，公使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度假。

日本武官柴五郎以一个亚洲人的逻辑，推断出这些欧美外交官过于的幼稚而且各自心怀鬼胎。后来的事实也也证明，当时这些外国公使的确是对华外交的“门外汉”，他们对于之后的悲剧实在是有脱不了的干系。

十一、非常事件（1）

十一、非常事件：西摩尔联军强行进京与公使遇戕

1900年的春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还在为上谕问题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经风云初现。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义和拳活动兴起是因为袁世凯在山东的严厉镇压导致拳民流入直隶，这种观点不完全对。事实上，在山东拳民闹事的时候，直隶一带也有类似的活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山东，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地区，要说是受到山东方面的影响，也不为过。

但进入1900年后，直隶境内的义和拳活动开始由南部向北部蔓延，并逐渐接近北京和天津。在清廷举棋不定的政策影响下，拳民们引发的失控状态日益明显。1900年5月30日，在京津线上的重要连接点丰台车站被义和拳烧毁之后，各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要求清廷立即批准接受各国卫队进入使馆区，并声称要在次日凌晨6点前得到答复。

在处理不当便会决裂的情况下，清廷不敢怠慢，他们在经过一番紧急的磋商和请示后，于5月31日的清晨2点由总理衙门通知英国公使窦纳乐，告诉他们外国公使馆的警卫队可以进驻北京。这个通知时间抢在公使们限定的时间前，暂且避免了外交甚至是军事上的决裂，也保全了清廷那点可怜的体面。清廷之所以批准了使馆卫队入京，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1898年有使馆卫队入京的先例；二是使馆卫队的人数有限，应该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卫队的人数不得超过30人，这也是1898年的先例。

可惜的是，洋人并没有把清廷的人数限制放在眼里。就在5月31日的当天傍晚，第一批使馆卫队从天津登上火车前往北京。据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记载，这次美国方面来了56名海军士兵，他们带着一挺速射机枪；英国士兵75人；法国士兵75人；日本士兵40人；俄国士兵75人；意大利士兵40人，共计361人。从火车站到公使馆，警卫队没有遭遇到任何不快的事情。

由于5月下旬后局势的持续恶化，来到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已经达到十数艘。6月9日晚，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发电报通知英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和大沽口洋面上的英国海军司令官西摩尔中将，通知他们做好进军北京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公使康格也给他们的军舰发出了同样的电报。

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以处理洋兵入京的事情态度“暧昧不明”为由将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罢免，而派端郡王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为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十一、非常事件（2）

由此，总理衙门便形成了端郡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的“双王”领导体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仇洋的载漪一派显然更加的咄咄逼人。事实上，这次总理衙门大臣的调整，也说明了守旧仇洋势力在清廷中开始占据上风。

就在清廷改组总理衙门的同一天（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也开始由天津向北京强行进发。对此，直隶总督裕禄束手无策，因为西摩尔联军声称如果中方不同意的话，将直接抢夺车皮，自行其是。裕禄告知联军前方铁路已被破坏中断而无法通车，但西摩尔声称将自带修理铁路的物质，一定要出发。裕禄见阻拦无效，但他又害怕担负引发中外武装冲突的责任，只好任由洋兵强行登车。

最开始的时候，法军和俄军并不想立刻行动，他们希望能够等到大批俄军来后再进军北京，但西摩尔不以为然，他一再坚持可以乘火车进京，即使被告知沿途铁道被破坏也无所顾忌。西摩尔之所以急于进京，一来是大批俄军的到来将影响到英国在这种远征活动的地位，二来他对清军的战斗力极为的藐视。在40年前，西摩尔的叔叔迈克尔.西摩尔就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当时的英法联军在进攻北京的途中所向披靡，清军毫无招架之力。可惜的是，当时作为低级军官的西摩尔因为生病没能参加英法联军的行动，这让他一直引以为憾也促使他这一次表现得如此的急吼吼。

在西摩尔的坚持下，300多名英军、100多美军和40名意大利水兵首先登上火车。在这种情况下，法、俄等虽然非常不满于西摩尔抢头功的举动，但也只好随后跟上。就这样，这2000多人分别登上了5列火车---4列运兵，1列运弹药给养和铁路维护材料等---向北京进发了。

同一天，各使馆在得知西摩尔联军已从天津出发的消息后，当天晚上他们都纷纷准备足够的车辆，以便在次日凌晨4点前往车站接回联军士兵。6月11日的凌晨4点前，各国使馆派出了浩浩荡荡的车队（每个使馆有20到40辆马车）去迎接他们的士兵，就连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也志愿带着马车前往车站帮忙。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甚至亲自前往车站去迎接他们的水兵，这在公使团里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回忆录里，萨瓦戈对自己的壮举十分得意，因为其他公使还没人敢这样做---他似乎也想抢得首先迎接洋兵的头功。

但是，当萨瓦戈等人来到车站后，却发现本应该正点到达的洋兵们踪迹全无。令他们感到不妙的是，当时的电报线已经被掐断，火车也已经停开，而且有清军在车站附近驻扎。据萨瓦戈的记载：“快11点的时候，一个沿着铁路跑过来的中国护路工告诉车站站长，联军部队在20公里以外的铁路被破坏的地方停了下来”。萨瓦戈见车站停着3个火车头，便想用其中的一个去接他们，一个美国火车司机愿意去开车，但当他们把4节车厢接上了火车头、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那个火车司机开始犹豫，说没有司炉工的帮助他没法去。于是萨瓦戈便从他带来的4个水兵中挑选了一个给他当司炉，但那个美国人又说火车头坏了，车站站长小声的告诉萨瓦戈说：“这个火车司机喝醉了！”

十一、非常事件（3）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加上一点消息也没有，萨瓦戈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随后便让使馆的中国员工和马车留下继续等待，而自己带着4份个水兵及另一个使馆人员返回。据萨瓦戈的记载，他正要动身的时候，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过来请他告诉日本使馆，说他要在这里再等几个小时，可能要晚些回到城内。于是萨瓦戈在大约两点钟的样子回到了使馆区，他在路过日本使馆的时候，将杉山彬的话传给了其中的一位秘书。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3点钟左右，一个中国仆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日本使馆的书记官被义和团杀了。”

萨瓦戈这时想起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有惊无险的一幕：当他们的马车穿过董福祥甘军的防线时，曾被清兵喝令他们停下，所幸驾车的中国马夫非常灵活，他见势不妙，赶紧将马车赶入田野，绕了好大一圈才躲过了甘军的骚扰。当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遇害记》的记载：“十三日（6月9日），董军由南苑陆续拔队起程。十五日（6月11日），入永定门。其时各国使署因见事急，已由天津檄调洋兵进京保护。适是日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乘车出城迎视，遂与相遇于途。董军见之，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以告。各兵哗然曰：‘既系书记生，官阶藐小可知，乃敢僭坐红帷拖车乎？’即提其耳下车。杉山彬见势不妙，乃婉言相告曰：‘僭越之罪，诚不敢辞，愿见大帅以谢。’各兵又大哗曰：‘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子所能见！’杉山彬曰：‘然则当请大帅至敝使署，由敝公使谢罪，如何？’言及此，及营官不待其辞之毕，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事后，很多公使都怀疑清廷有杀害公使的预谋，但从真实的历史来看，这似乎是甘军士兵军纪失控、任意所为的偶然事件。董福祥的甘军一贯排外，人尽皆知，而且其纪律败坏，也是不争的事实。杉山彬被杀后，其尸体遭到了残忍的对待，据称头和四肢被砍断，这似乎有反映出甲午战败后中日之间的仇视情绪。无论如何，这种杀害外交人员的野蛮暴行都应该予以严厉的谴责，断不可以冠之以“爱国”之名义。且不说当时已经通行世界的外交豁免权，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甘军的残暴行为实在是令人发指。

在事件发生后，清廷在6月13日的上谕中也对此谴责说：“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匪徒杀害之事，闻之实深惋惜。邻国客卿，本应随时保护，今匪徒蜂起，尤宜加意严防。迭经谕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缉密为保护，奚止三令五申！乃辇毂之地，竟有日本书记被害之事！该地方文武，既不预为防范，凶犯亦未拿获，实属不成事体！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凶犯，务获尽法惩治。倘逾限不获，定行严加惩处”。

但《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却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慈禧太后将董福祥招来痛责并欲派员查办，董福祥力辩其无，并说：“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慈禧太后听后，“默然良久”。董福祥后来去端王府，载漪“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从这段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廷不仅失去了对洋人和义和拳的控制，连资以保护的甘军也有失控之嫌，不然慈禧太后何以“默然良久”？

十一、非常事件（4）

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后，荣禄本人亲自到日本使馆致歉并代表慈禧太后向杉山彬的家人致哀。日本使馆对此也保持了相应的克制，西德二郎公使只是冷静的要求归还尸首，但有关方面开始的时候对这个要求也不配合，经过日本公使再三要求之后才将杉山彬的尸首送回日本使馆。对于杉山彬的遇害，欧美公使们虽然感到震惊，但还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杉山彬不是白种人，加上公使们认为在西摩尔联军即将到来没必要大动干戈。

杉山彬的遇害加剧了公使们对清廷的不信任，他们不再相信清廷真心保护他们甚至怀疑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是否有保护他们的能力。由此，公使们坚定的相信，要想获得安全，就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的军队。但正如清朝官员说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双方的要求似乎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而此时双方的互不信任和任何一方的盲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譬如西摩尔联军强行前往北京的事件便引发了一个重大的恶果，那就是使得仇洋守旧派在清廷中迅速占据舆论的上风，其乘机纵容义和拳进入北京也就成为可能。

回头再来看看西摩尔联军。由于电报中断，各国公使，也包括清廷及天津方面，都不知道西摩尔联军到了哪里，也不清楚他们的具体状况。当时各国公使们怀疑清廷切断使馆和外界的联系是一个屠杀外国人的预谋，但当时破坏北京到天津电报线并不是清廷，而是义和拳。因为清廷在电报线中断后（6月14日后被彻底断绝，后叙），他们与天津的通讯方式也只好恢复传统的驿传制度，通过三百里到八百里的加急传递来获取最快的信息。可惜的是，公使馆当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只能通过送信人的方式来获得外界的信息，但这种方式既不安全也不快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的失真和不对称，这也是导致庚子年那场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西摩尔联军在最开始的时候进展还算顺利。他们从天津出发后，火车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一路畅行无阻，下午便到了距离北京大约120里的落垡车站，这意味着西摩尔联军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但令西摩尔震惊的是，落垡车站过去后，铁路被破坏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当时他看见铁路沿线的电报线被砍断，电线杆被拔出，很多地方的铁轨被掀翻，甚至连枕木都被烧毁，损坏情况非常严重。

当时破坏此处铁路的为倪赞清等人率领的拳民，他们大都是廊坊本地农民。在此之前，他们曾与奉命保护铁路的聂士成部交过火并吃了大亏，后来聂士成部奉命前往天津，这些人便将落垡一带的铁路给撬了个底朝天。6月10日，西摩尔联军来到落垡，在他们修路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拳民在周围观望，于是西摩尔便下令开火，打死了拳民50余人，并最终将他们驱散。当晚，西摩尔联军便在落垡宿营，准备明天继续修路前进。

西摩尔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熟睡的时候，倪赞清等人已经通过传贴召集附近的拳民，准备打击西摩尔联军---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抗洋活动，与清廷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二天（6月11日），大约有2千多名拳民和西摩尔联军再次发生冲突，结果又有20多名拳民被打死，而西摩尔联军无人伤亡。但是，拳民们并没有因为损失惨重而退缩，他们的人数反越来越多。

十一、非常事件（5）

6月12日，西摩尔联军在修复铁路后，留下30名英国水兵留守落垡车站，其他士兵继续上路。在这天的下午，西摩尔联军到达了廊坊车站，这里距离北京大概还不到一百里。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倪赞清率领的义和拳已经将廊坊前面的铁路拆毁一空，枕木被烧毁，还搬来了很多大石头拦在原铁路上。西摩尔这才认识到，继续乘火车前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在此情况之下，西摩尔联军只能边修边走，进军的速度奇慢无比。不仅如此，在6月14日的下午，西摩尔联军再次遭到义和拳勇猛的冲击，虽然他们用步枪和机枪打倒了一些拳民，但那些人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精神气质让洋兵感到震惊和恐惧。当晚，义和拳再次趁夜发动袭击，5名站岗的意大利水兵因为在玩牌而被剁成碎块，这让西摩尔联军感到惊恐，士气开始变得低落了起来。

6月15日，西摩尔在听说落垡一带的铁路再次遭到破坏后，便让一队德军留守廊坊车站，随后率部返回查看。西摩尔随后看到的场景是令他震惊的，落垡到天津的铁路和电报线已经完全被义和拳拆毁，即使西摩尔联军想乘坐火车返回天津，这也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由此，西摩尔联军不但失去了与北京公使们和天津方面的联系，连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无论是继续前往北京还是返回天津，看来他们都得放弃火车。但是，西摩尔联军大都是水兵出身，他们对下车作战有着天然的恐惧。此时让他们放弃火车几乎就像放弃军舰一样困难，特别是在宽阔的华北平原上被蚂蚁般聚集的义和拳民包围时，他们的2千多人几乎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6月16日，西摩尔接到北京的公使们派人送来的信函，他们在埋怨联军进军的速度太慢的时候，还刻意强调了使馆所处的危险境界。在此情况下，西摩尔决定放弃乘火车进军北京的计划而改沿白河继续前进---当年的英法联军就是这么做的。于是，西摩尔率联军返回杨村车站，并收集船只准备从白河北上。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西摩尔不肯放弃北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廷的正规军并没有参与对他们的进攻。

但6月18日的事件改变了西摩尔的看法，因为当天驻守廊坊的德军首次发现有清军出现，这支清军便是董福祥所部的甘军。董福祥本受命在北京城外修筑工事准备迎击联军的，但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联军的踪迹，于是董福祥便派分统姚旺出城巡查，并在义和拳的帮助下在廊坊找到了留守在廊坊车站的德军。在姚旺的指挥下，义和拳首先向德军发动了攻击---尽管效果不大而且伤亡惨重---随后正规军开始进攻。

德军很快便意识到这次攻击非同以往，因为对方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明显不同于之前的义和拳，后来好在一批英法水兵及时赶到，德军的防线这才没有被突破。尽管如此，这是联军首次遭到重大打击，他们在这次真正的战斗中被打死10人，重伤50多人。当然，清军和义和拳的伤亡至少是他们的10倍以上。

当从廊坊回撤的德军等载着联军士兵的尸体和重伤员返回杨村的时候，西摩尔终于意识到，进军北京已经不可能。他们当时能考虑的，只能是祈盼上帝能让他们安全的返回天津。但是，这个任务也并非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

十一、非常事件（6）

在西摩尔联军在京津线上进退不得的时候，北京也随之陷入了混乱。从6月12日开始，便有大批的义和拳陆续进入北京。据各种文献的记载，这和“太子党”载漪和载澜等人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这些义和拳大都来自于北京附近地区，当时刚毅前往涿州对义和拳进行晓谕安抚，但并没有使得他们解散，反而使得本没有攻城实力的义和拳进入了京城。这是庚子年中最为致命的错误，这和守旧派的刚愎与端王载漪等人的私心是分不开的。

大量无组织的义和拳轻易的进入北京后，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北京的局势便开始一步步走向失控。6月13 日后，义和拳继续按照他们“神鬼之战”的观念，开始在北京城内如右安门、崇文门、宣武门、顺治门等地焚烧教堂和教民民居，其中也不乏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之暴行，京城内的局势立刻紧张了起来。据当时的目击者称，拳民们“竟敢白昼持械，横行街市，三五成群，任意劫杀强掠，夜则庙宇、民居聚集成党，铺肆几至关闭，家居日夜不安”。这种情况在后来更是严重，正如前文说叙，“二十二日（6月18日），外州县各村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

在此情况下，义和拳与在京的外国人（包括使馆人员在内）也开始发生冲突。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记载，在13日的中午，有几个拳民坐着马车从使馆区通过，其中有一个人炫耀的拿出大刀在鞋上擦拭。这时，德国公使克林德恰好路过，他立刻被拳民的行为激怒了。于是克林德拿着手杖去袭击拳民，其他人都跑了，但抓住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拳民。克林德痛打了这个男孩，并把这个浑身是血的男孩拖进德国使馆关押了起来。

少年无端被绑的消息传开后，义和拳更加愤怒，傍晚的时候便有数百拳民聚集在使馆区附近。随后，拳民们开始攻击使馆区最北边的奥地利使馆，这个使馆离英、法等国使馆较远，因此容易受到攻击，奥地利使馆卫队时候便使用机枪扫射，但没有打死拳民，因为他们似乎是有意调高了准星做恐吓之状，但拳民们则认为是自己的“刀枪不入”在起作用。

在其他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和平了。在13日的晚上，天主教在北京的东堂和南堂遭到焚毁，周围主要由教民居住的房屋也被烧毁，当天晚上被杀的教民可能有数千人。就连大清帝国的海关也被烧毁，总税务司赫德在匆忙间只带出了一个箱子，所幸的是他的日记被人及时的带出。第二天上午，当法国使馆卫队赶到东堂时，整个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只剩下被烧死的教士、教民的遗骸，其中法国教士多雷也在其中。

冲突无处不在。从6月13日开始，在救援教民的旗号下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憎恨义和拳的动机下，使馆卫队和在京的外国人开始主动出击，就连外交官也不例外。

十一、非常事件（7）

前面提到的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组织了一些长期包房的外国人前去救援教民，他们在行动中打死了数十名拳民。《泰晤士报》的记着莫理逊在日记中说：“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45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6个”。奥地利使馆卫队的柯拉中尉后来得意的说：“我用左轮手枪击毙5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逃脱的‘天兵天将’”。公使们也参与了这场屠攻击行动。14日，克林德看到拳民们在皇城根下习拳操练，便下令卫队立刻放枪，20多名拳民当场毙命。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刚刚来北京上任，他虽然心脏不好，身体孱弱，但也不甘示弱，他也亲自杀死了拳民数十人。就连身材矮小、有点神经质的赫德，那时候也成天在屁股后面吊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外国人（包括外交人员）的行为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被称为“猎取拳民的行动”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实在是令人震惊而不可思议。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在后来说：“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迈耶斯的辩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显然大大超越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并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不想做过于深入的探讨，但必须指出导致这种不可理喻事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局势的完全失控。本该保护自己国民（教民）的清廷被载漪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应有措施区保护教民和控制局面，反而抱着自己的私心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可能是他们的能力有限）。庸奴误国，诚然如此！

在此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据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慈禧太后曾拿出一份洋人的照会，称其中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慈禧太后隐瞒了第四条，但前三条已足以激起了满族亲贵们的义愤，使得会议转向了决战的一边。

不过，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这个照会（真假尚且不得而知），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6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2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后来的事实是，在通牒到达之前，战争已经开始了）。考虑到当时电报通讯中断，裕禄的报告应该在18日或者更晚些到达慈禧太后那里，因为18日慈禧太后第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的时候，仍旧没有对是否决裂做出决断，但到了19 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无疑是和天津方面的变故相关的。

十一、非常事件（8）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但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何况清廷当时的接口（或说是理由）是京城局势混乱，难以进行周全的保护，这似乎也有甩包袱、避免洋兵入京的考虑。

公使们接到这份同样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后，不免也陷入了慌乱当中。由于他们对天津的事情一无所知，公使们对总理衙门“最后通牒”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来做出，而不是军人”。

埋怨归埋怨，如何处理清廷提出的要求才是公使们最紧迫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当晚，各国公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大家在愤怒、绝望和恐惧中相互指责，荷兰公使诺贝尔居然在会议上哭了起来。最终，公使们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理由是一天时间无法准备好足够的车辆&not;。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西摩尔联军能够奇迹般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殊不知此时的西摩尔联军早已放弃了进军北京的计划。

在辩论达6个小时之后，公使们达成一致意见并各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照会，要求明日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并主张中方提供足够的车辆和派出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到天津。但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照会和其他公使的内容有一处不同---克林德在照会中明确声称，不管中方答复与否，明日上午9点他将到总理衙门；而其他公使则只是提出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事实上，公使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点前答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照会是在晚上才发出的。按中国的习惯，当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时间向紫禁城里汇报。因此，后来指责清廷有预谋的杀死克林德，这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点，公使们再次聚集开会，但他们等到9点的时候，正如上面所说的，总理衙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在紧张的压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大骂中方这是在有意刁难外交官。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里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

十一、非常事件（9）

此时，克林德这个爱激动、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说：‘我去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们等来’。俄国公使格尔思建议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克林德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译出去过，他一点也没有收到骚扰’。格尔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说：‘好主意，就派他去’”。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不知道为什么，克林德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要亲自前往---也许是他觉得自己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去的话会很丢面子（或许他也深知“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回到德国使馆后吩咐准备两顶礼轿（一顶猩红色的，一顶绿色绒布的，以显示外交官的地位），他和翻译柯士达各乘一顶，带着两名护卫，出发了。

据柯士达的说法，说他们的轿子在路经哈德门大街的时候，轻轻的擦到一辆满载清军的大车上，一个清军士兵便举起枪，向礼轿窗子不到1米的地方对着克林德头部开了一枪，克林德立刻咽气了，轿夫们吓得四散逃命。在混乱中，柯士达也腿部受伤，他挣扎着走到一家美国教会那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柯士达的描述来看，他试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但在他的描述中漏洞是很多的---如果真是有预谋的话，何以解释他自己腿部受伤却能逃脱这次杀身之祸？也许柯士达意识到在混乱没有顾及公使克林德而独自逃走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有意想掩饰些什么。据其他方面的记载，一家在上海发行的德文报纸刊登了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国人的日记，据他的描述，当克林德路过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克林德的护卫人员手枪失火，比利时使馆卫队以为是清军开枪，于是便也开枪射击，随后清军反击；在枪击中，克林德被击中了。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和这个大同小异，但却认为走火的那枪是克林德本人所携带的手枪发出来的，这才引起了比利时卫队“蜂拥赶出，开门放枪”，于是清军“还枪轰击，枪弹横飞之际，轿中人已中其一，盖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译官某见之，恐甚，急即舍轿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暂避”。

《庚子大事记》中说，“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这个恩海便是当时在哈德门大街巡逻的清兵小队长，柯士达说杀克林德的就是他。事发后，恩海一边派人去向上级报告，一边亲自守卫克林德的尸首，在这过程中，他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克林德的银怀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他因为将此块怀表在当铺当出，结果被顺藤摸瓜的抓到，后来被德国军队亲自处决。

最奇特的是，在当时中外信息中断的情况下，一家英国的报纸在4天前便报道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假”新闻，这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记着未卜先知的超前能力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的紧张混乱情况下，发生公使被戕事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十二、使馆之围（1）

十二、使馆之围：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未必成立

1900年6月20日，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北京的各国公使们陷入了恐慌，他们更加坚定的认为清廷将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屠杀，于是立刻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并打算在北京使馆区固守待援，等待天津出发的各国军队。

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三国使馆的外交人员随后离开了他们的使馆，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当时的英国使馆是使馆区中面积最大、房子最多的，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还有5口淡水井和2口咸水井。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在京的外国人（近900人）也都纷纷躲进了英国使馆，还有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一些中国教民来到使馆区避难。

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多个人，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不过，避难者也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包括150匹马和骡子，一小群羊，还有一头奶牛。另外，英国使馆还囤积了大量的食品，200吨的白面和大米，成箱的葡萄酒，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

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随后，清廷又将上谕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要求本省“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盼之至！”

当天下午，清军便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只能“升屋而号”，并没有直接进攻使馆区。事实上，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被隔离在战线之外的，并没有能够直接的、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也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

十二、使馆之围（2）

从逻辑上来说，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原因很简单，早在6月16日的时候，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类似的证明还有很多，譬如在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中，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只字不提或者匆匆带过。

清军的进攻开始后，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

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使馆卫队便主动放弃。事后，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因为意大利人在撤出后，使馆也很快被焚毁。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文采很好，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20余省，人民多至4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个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

十二、使馆之围（3）

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被直隶总督裕禄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宣战，而清廷在6月21日的所谓“宣战”反落在了后面；

其次，清廷在诏书中并没有指出宣战的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这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作为反证，清廷和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是相互宣战的，这可以排除清廷不懂国际惯例的可能性。

其三，清廷这个诏书的目的主要是向国民解释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对外宣战，而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由此，认为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21日发布诏书后，清廷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政策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经与义和拳合流，但实质上真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看似有道理，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即使清廷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正当权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他们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为见识短浅或者根本就是上当受骗而相信了义和拳，但载漪等人却不乏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光绪皇帝）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才制止了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

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更像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并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是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义和拳大量进入北京城且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此时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清廷便已经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而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十二、使馆之围（4）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6月30日，清廷在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原因时，称“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可谓是不言自明。

随同慈禧太后西逃的知县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这种情形，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者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袁昶后来因为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恐怕就不是拳民的智商所能洞察的了。

这个策略，清廷在7月22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由此，回过头来看使馆之围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只能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如果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定公使们在6月下旬接受清廷的提议并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话，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十二、使馆之围（5）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变得好理解了。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都是很狡猾的，他们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并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与极端仇洋的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是尽心尽力，但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也记载了慈禧太后这样一段话：“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大体上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廷曾经用过这种策略，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虽然这被证明不甚成功）。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类似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

十二、使馆之围（6）

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在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是不言自明了。不然的话，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大队清军的进攻？用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后来的《北京信札》中就曾说，“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很大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该他的躲也躲不过，诺贝尔也由此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的时候，外围的战斗还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的时候，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据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的话，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回忆）。

十二、使馆之围（7）

在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3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4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联军部队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裳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当他们进入使馆区的时候，“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英国公使窦纳乐、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和美国公使康格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解放军”寒酸多了，他们大都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皱巴巴的挂在身上。这或许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场奇特的“使馆之围”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辛丑条约》的正式措词并不是战败后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议定书”。之所以用“议定书”，恐怕还是因为清廷当的“宣战诏书”并没有指明交战对象，而只是用了“彼等”这个含糊的用语，而列强并没有宣布迎战。事实上，在发布清廷发布宣战诏书之前，列强军队已经对大沽口炮台实施了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构成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一方反在列强。因此，说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不但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也不成立。对于列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意在解救公使和在华的外国人，并未与清廷构成战争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称的，其军事行动是帮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复秩序”，以掩盖他们侵犯中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十三、趁火打劫（1）

十三、趁火打劫：俄国入侵东三省

在中国近代史上，欧美列强对华大多采取攫取商业利益的方式，但俄日两国则在商业利益之外，还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危害也较其他列强更大。

1896年6月，俄国利用清廷在甲午战败后的困境，以“共同防御”日本的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学术界一般称为《中俄密约》。在这个条约中，清廷允许华俄道胜银行接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并规定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由此﹐俄国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中国领土上的中东铁路，直达海参崴。

庚子年，当京津一带的义和拳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东北地区的拳民也有所活动，这使得中东铁路上的俄国人感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停止筑路工事并将沿线的职工及其家属和护路队等都集中于哈尔滨。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俄国在5月底便在中俄边境线上集结了7万人的远东边境部队，随后中东铁路沿线的“护路”部队也由原来的4500人激增至1.1万人。俄国此举，虽名之曰“护路”，其中亦不乏火中取栗之用意---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中的收获来看，俄国可谓是此中高手。

1900年7月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趁着局势混乱之际，其以“保护”铁路侨民为由，俄军兵分五路，分别从伯力、满洲里、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乌苏里斯克等方向，向东北发动了全面进攻，总兵力达到十数万人。

7月8日，俄国以“护路”为借口，要求把集结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俄军借道瑷珲、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黑龙江将军寿山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警告称：“江省铁道，当由敝国自行保护，倘贵国必欲发兵前来，则本将军惟有以军火从事。”随后，寿山又给瑷珲副都统凤翔发电报，称：“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

对于寿山的保证，俄国人并不信任；至于寿山的警告，那更是置若罔闻。7月12日后，满载军队和战备物资的俄国兵舰和驳船，从水路下航黑龙江，准备运往哈尔滨等地。7月14日，俄国人逼近瑷珲沿岸航行，并寻机挑衅。由于瑷珲的清军已经接到阻止俄军下行的命令，俄国人在论理不通的情况下发枪恐吓，结果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在此情况下，俄国一面向瑷珲大量增兵，一面对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的中国居民狠下毒手，制造了黑龙江上的惊天惨案（后叙）。

据《东三省失守始末记》中记载，7月22日，“有俄马步兵6千名，从黑河上游五道河偷渡黑河，崇统领营中曾登高望见之，而以其衣华军号衣，疑为漠河金矿护矿之兵，遇乱逃回，故未敢开炮轰击，迨其登岸，始知为俄军，已措手不及。”随后，“俄兵即由西山陆路直扑瑷珲”，“凤副都统传令全军出队迎敌，徇师而誓曰：‘有退后者斩！’两军既相接，凤副都统自统前队督战。前军童统领稍退却，即传令斩首示众。童惧，奋勇直前，后军乘势继进，我军勇气百倍，大败俄军”；“凤副都统亦以率队督战故，自辰至酉，亲放枪四百余响，力竭不少休，左腿右臂受枪子两伤甚重，堕马者三，遂由左右扶之回营，至晚，呕血数升而死”。

十三、趁火打劫（2）

凤翔死后，瑷珲城失陷，俄军长驱直入，而黑龙江将军寿山“平日办事勇敢，颇为人所称许，顾以尔时各路军情迭变，警报沓至，方寸遂乱，不暇简练士卒，惟日操练义和团百余人恃为长城”。8月28日，俄军围困齐齐哈尔，寿山见势不可为，吞金自杀，于是黑龙江省落入俄人之手。

在瑷珲城沦陷的时候，呼伦贝尔也被俄军攻陷，到8月中旬，吉林全境已落入俄军之手。另一路俄军于7月底攻下珲春后，继而围攻宁古塔，在清军的顽强抵抗下，双方在宁古塔相持了40多天，但清军终因弹尽粮绝，宁古塔于8月底被攻陷。旅顺口的俄军循海陆两路北上，相继攻陷营口、海城等地，10月1日进入沈阳。仅4个月时间，俄国军队就已基本控制了东北全境。此外，在攻占北京后，俄国又由天津派出它的军队攻占山海关、锦州等要地。

对此，《东三省失守始末记》的作者分析非常深刻：“俄人之窥伺东三省也久矣！……其欲夺东三省之意，虽三尺童子亦自知之，不自今日始也。今岁乃乘北省团匪之乱，藉保护铁路为名，遣重兵入内地。许之，则强宾夺主之势成而祸将在日后；不许，则彼之启衅为有辞而祸将在目前。寿将军既有守土之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其力拒俄请，卒至兵戎相见，盖亦势所宜然，不能为将军咎也。将军受事日浅，军实空虚，不足御敌人，盖谅之；惟误信团匪，倚为干城，实有忠有余而智不足；卒至地失身亡，以死报国，识者盖哀之矣！”最后，作者忍不住叹道：“呜呼！自古至今，启衅之微，失地之速，盖未有如东三省近事者已！”其实这也不奇怪，只不过说明了俄国人居心叵测、早有图谋而已矣。

历史不能忘记的是，俄军在此期间所制造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海兰泡原名孟家村，位于黑河镇的对岸，原来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通过前述条约侵占了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当时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它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到19世纪末，海兰泡的居民大约有近4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中国人。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南岸，这块地区开发较早，到19世纪末有居民3.5万人，其中主要是中国居民，并受瑷珲副都统管辖。

可以肯定的是，在7月16日到21日里发生的大屠杀，具有明显的杀戮和恐吓性质，目的就是要把类似于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全部赶出俄境，虽然这些中国居民早在俄国人之前已经在此世代定居。在那极其悲惨的几天里，整个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变成了中国人的血泪场，数万同胞在如凶神恶煞般俄国兵的驱赶和杀戮下，哀鸿遍野，血流成河，滚滚黑龙江的江水都为之变色。

十三、趁火打劫（3）

据《东三省失守始末记》中的记载，7月16日到17日，“俄派马队数旗至爱珲城东，驱二十八屯居民聚之一大屋中，焚毙无算，逸去者不及半。其在海兰泡贸易之华商约6千余人，先于十九日被俄兵驱之江边，许以派船护送归国；商民闻言，即在江边忍饥露立待之一日夜之久；二十日下午忽有俄马队持枪兵30名，持斧兵20名，向商民击砍，枪斧交下：商民出其不意，惶遽奔逃，均堕黑河而死，其泅水得免者仅百数十人。盖亦惨矣！”

据当时的一个西方人记载，哥萨克士兵命令中国人游过江去，被迫下水的人很快被淹死，而惧怕下水的人或被士兵射杀，或被用木棒打死。不到半小时，江岸上便堆满了中国人的尸体。亲历这一惨案的一位老人追忆道：“俄国兵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把中国人往江里推，不愿下水的就用刺刀扎，用大斧子砍。推倒江里的人有会凫水的，俄国兵看到还开枪打死。这还不算，俄国兵还把三个、两个中国人的辫子拴在一起，然后再推到江里去，他们想尽办法不让有人活着渡过江来”。

《瑷珲县志》记载：俄兵先将中国商民，“圈围江边，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均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波力拥过江者八十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逃至江干者，又复开枪轰击，僵仆相望”。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足以让人追忆起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悲惨时刻：

“到达上布拉格维申斯克（即海兰泡）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

这些纪录，今天看来仍旧是触目惊心，恍如隔世。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尸体浮满了江面。在7月17日到21日的大屠杀中，大约有1.5万名中国居民死于非命。此外，在伊尔库次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库页岛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其他地方，俄国军警对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居民也发动了同样的大屠杀。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十余万。”

十三、趁火打劫（4）

惨案发生后，俄国人还为自己的暴行百般抵赖，甚至狡辩说“中国人围攻海兰泡，俄国人是正当防卫”、“中国人是主动撤离，俄国人并没有驱赶”等等。更无耻的是，某些俄方人士声称，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方，“自古以来以来就是俄罗斯领土”。但在一份俄国人的正式报告中却又承认：“目击者的全部供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屠杀发生3个星期后，一名俄国军官在江边看到屠杀的惨景后记述说：“很难估计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150具试图。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不少的。”

瑷珲纪念馆有一幅大型铜雕，叫《痛失》，一位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尽管她的女儿还很丰腴，但她却静静的死在母亲的怀中，这大概就隐喻着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的丧失吧。

而就在瑷珲的河对面，如今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博物馆里，也有一幅油画，描绘的却是“中国人在围攻海兰泡”的场景：城内燃着熊熊的大火，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海兰泡，而“英雄的”俄罗斯儿女正在为捍卫自己的“故土”而奋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00年海兰泡的惨案，在这里却被描绘成了俄国人伟大的“卫国战争”。

“江东六十四屯今犹在，何日光复大江东。”曾经负责交涉收复江东六十四屯的清代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当年曾写下这样一首名为《龙江吟》的诗。作为一个中国官员，面对国人被屠、国土被夺的遭遇和当时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无奈与心酸，读者自当感之鉴之。

趁着庚子年的混乱状况，俄国随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求与清政府订立条约，以使占领东三省合法化。1900年11月，俄方便拟定了一个《奉天交还暂且章程》九条，并以该“暂且章程”以后可以改换为由，诱迫盛京将军增祺签字画押。这个“暂且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保护铁路；供给俄军粮食住房；遣散清政府在东北的军队，交出军械，平毁炮台；中国在东北设立行政机关及主要官员的任免都要经过俄国的认允等九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驻俄使臣杨儒致庆亲王奕劻电）。

清廷在派遣驻俄使臣杨儒前往俄国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后，俄方百般阻挠，毫无诚意，并不断玩弄各种欺诈之手法。俄国人的举动让英、日等国也极为不满，因为俄国独占东北三省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也向清廷施加外交压力，以阻止清廷承认俄国人的条约。

十三、趁火打劫（5）

就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断到李鸿章处进行威逼利诱，他声称：“中国如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试问东三省系何国所占？系何国交收？各国岂能搀越”；又称“交还东省，本国兵部及武官不愿，幸外部力持，若听各国浮言，犹预不决，两国邦交大局甚有窒碍”（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七日庆亲王奕劻等电）。

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清廷也不敢妄下决定。在内外压力下，清廷最终指示杨儒不得在俄国人所拟条约上画押。一直到1902年4月，经过与俄国的多次谈判，俄国最终同清廷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其中规定“俄军分三期撤退，每期6个月，共18个月撤清”。但是，狡猾的俄国人加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即将东三省俄国所驻各军撤退”。这实际上是为俄国日后拒不撤兵埋下了伏笔。

果然，在撤兵条约订立后不久，俄方便借口地方上有“胡匪游勇，散布铁路两旁”，不仅不执行撤兵计划，反将已经撤出的军队重新开了回来。俄国的蛮横做法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怒，当时上海各界人士便举行了“拒俄大会”，并以“驻沪各省绅商”和“十八省国民”的名义发电抗议，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纷纷以集会等形式对俄国进行了声讨，激进的青年志士甚至组建了“拒俄义勇军”，要前往东北采取行动。

俄国的行为也遭到了英、美、日等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日本，其对《马关条约》中的“三国干涉还辽”一直耿耿于怀，它见俄国将自己看中的东三省抢去，随即表示不惜以武力决一胜负，这不仅仅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由来，同时也为后来的“九&#8226;一八事”变及其日本侵占东三省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