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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1）

-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1）

-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2）

-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3）

-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4）

-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5）

- 美朝交涉的再开与日本（1）

- 美朝交涉的再开与日本（2）

- 美朝交涉的再开与日本（3）

- 李鸿章的介入

- 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1）

- 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2）

- 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3）

- 朝鲜政府议约的决定（1）

- 朝鲜政府议约的决定（2）

- 朝鲜领选使的中国派遣

- 《朝日修好条约》的缔结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1）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2）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3）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4）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5）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6）

-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7）

- 江华岛事件的爆发（1）

- 江华岛事件的爆发（2）

- 江华岛事件的爆发（3）

- 《朝日修好条约》的成立（1）

- 《朝日修好条约》的成立（2）

- 《朝日修好条约》的成立（3）

- 《朝日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1）

- 《朝日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2）

导言（1）

朝鲜与美国关系的开始，是1866年美国商船"舍门将军(General Sherman)号"的事件。

1866年(丙寅)是李朝高宗四年、清同治五年，这年除舍门将军号事件外，法国海军舰队远征朝鲜，占领江华岛。故在朝鲜近代史上，称这年的美法船舰侵入，是"丙寅洋扰"，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

1393年，武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定国号为朝鲜，李成桂自为朝鲜李朝太祖，是李氏朝鲜的第一代国王。传至1910年第27代国王纯宗时为日本所吞并为止，立国519年。虽与清王朝有着封建的"宗属"关系，但有其独自的传统与文化，是东北亚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

李朝时代的政治统治理念，是程朱性理学，1863年，李朝第25代国王哲宗病逝，无子，选宗室兴宣君李昰应之次子(李熙)继承王位，称为高宗，又称李太王，因年仅12岁，由其父李昰应代为辅政，封为大院君，独擅其政。

深受程朱性理学洗礼的大院君，在思想上坚守着"卫正斥邪论"，在政治上厉行"锁国攘夷"的政策。因此，1864~1873年的10年中，是大院君的执政时代，颁布"禁压邪教令"，迫害天主教徒。1866年4~5月间，残杀法人主教2人，传教士9人，朝鲜人传教士7人及无数之男女老幼信徒，引起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伯洛内(H de Bellonet)向清政府抗议。但总理衙门的回答是"朝鲜虽系属国，向祗遵奉正朔，岁时朝贡，所有该国愿否奉教，非中国所能勉强"同治五年(1866)六月初三日法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及总理衙门大臣的回答。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29页。，拒绝了法国公使要求中国命令朝鲜解除"禁教令"。结果，法国乃决定以武力远征朝鲜。1866年10月11日法海军提督罗兹(Roze)率军舰7艘，由中国山东芝罘(今烟台)出发，直往朝鲜，于11月15日宣布封锁汉江，16日，陆战队侵入江华城，夺取财物，18日，即阴历十月十二日乃撤兵，史称这次的侵犯为"丙寅洋扰"。

就在法军侵占江华岛的前数月，即8月初，由芝罘向朝鲜西海岸进发的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于9月2日(阴历七月二十四日)在大同江搁浅，被朝鲜守卫军民火攻，结果船毁人亡，酿成舍门将军号事件，朝美两国的纷争自此开始。

纷争的解决，涉及中朝的宗属关系，遂成为复杂的国际问题。本文以此为重点而进行检讨。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1）

舍门将军号商船赴朝鲜通商计划出于美国在华商人普雷斯顿(W B Preston)。他得到英人驻天津密迪士商会(Meadows & Co)的支持，将美国式的两帆船(Schooner)"舍门将军号"装备为武装的商船。船长及驾驶员均为美国人。水手多是中国人。此外有李八行为笔谈翻译，密迪士商会职员英人何各斯(George Hogarth)为朝鲜语翻译，与此同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托马斯(Rev Robert Thomas，中文名崔兰轩)也顺便乘船赴朝鲜传教。〔日〕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鲜光印刷社，1940，第80~81页。又，参见Papers Relation to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Part Ⅰ，pp426~428。

舍门将军号由芝罘港出发后，1866年8月18日(阴历七月九日)到达大同江口，溯江而上，至黄海道黄州时，黄州牧使丁大植、翻译李容肃等登船查询，据船长及传教士崔兰轩即Robert Thomas 的回答：船为以西洋货物交换朝鲜之特产物品而来，并无其他意图。丁牧使回答说：外国船入内地贸易，为朝鲜国法所禁止，但船长等不听此劝告，于8月22日(阴历七月十三日)到达平壤府下流。平安道中军李玄益再警告说：朝鲜政府不但禁止对外贸易，而且禁止天主教、耶稣教传教，命立即退去。但船主等仍不听从，继续溯江而上。李玄益乘小艇追从，遂被拘留，以为人质。平壤府庶尹申泰鼎登船要求释放李玄益被拒，激起军民共愤，双方炮战开始。平安道观察使朴珪寿至江边指挥督战。当时因江水过浅，舍门将军号航行困难，终于9月2日(阴历七月二十四日)船被火攻焚毁，人被捕杀，酿成严重的国际事件。《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82~83页。又《高宗实录》一(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二册第5182~5194页收录，中华书局，1980)高宗四年丙寅(清同治五年，1866)七月十五日，黄海监司朴承辉状启，及同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七两日平安监司朴珪寿状启，关于"舍门将军号"事件的报告甚详细，又，清政府礼部答复美使卫廉士说："七月来泊平壤府，拘执将弁，杀害人民，讨索财货，乱放铳炮，搁浅而自被烧溺者，即自称英人崔兰轩，但国人李八行及乌鬼子等也。原无美国人两枝桅船一只，搁浅烧毁，并捉去船主水手等二十四人之事。则今此卫廉士来函，想因平壤府英船烧溺事而转相讹传，不究根由也。"这是否认了烧毁美国"两枝桅船"即舍门将军号的事，认为搭乘该船的Robert Thomas，即崔兰轩是英国人，因此，误认为该船是英国船而不是美国船。

这次"攘夷"的捷报传出后，大院君喜出望外，大大地嘉奖朴珪寿等的功绩《日省录》高宗篇三，丙寅年(1866)七月二十七日《平安监司朴珪寿以异船剿灭驰启》(民昌文化社影印，1991，汉城)。。与此同时，驻北京美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为调查事件真相，照会总理衙门说：

八月内有两枝桅船一只，在高丽搁浅，被高丽将船烧毁，并捉去船主水手等二十四人，未知后来生死如何?高丽倘或送至中国，请饬奉天府官抚恤等语。《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1~42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稿》。

总理衙门根据朝鲜国王的咨文，知道在平壤府被烧毁的船，是英人崔兰轩所乘的英国船，不是美国船。一面照会美公使馆，一面于这年12月3日(阴历十月二十七日)劝告朝鲜慎处此事，当时大院君立即复信表示：

敝邦与英法两国，本不交涉，何有失和?通商传教，则以邦禁而拒绝之。教士则以异国莠民，变服诳惑而斥除之而已。凡天下各国相与征战，必先详究情实，明执衅端，始可兴兵。而今法人之瞰我未备，闯入江华府，焚毁全城，剽攘财货，即一劫掠残暴之寇也。通商者果如是乎?传教者果如是乎?《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页。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篇，同治六年丁卯正月《朝鲜咨文》。

把这年法军陷江华城，与舍门将军号在平壤府被烧毁事件混为一谈，其目的是坚决反对"洋夷"，维护锁国政策。

美国当局为彻底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乃派军舰"沃柱斯(Wochusett)号"舰长薛斐尔(Commander Robert WShufeldt)于1867年1月21日由山东芝罘出港，向朝鲜进发，到达黄海道长渊县后，由地方官及居民处，得知舍门将军号被烧毁、船员被杀的事实，并传闻尚有4人被逮捕，现在拘禁之中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pp284~285， Balt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12。薛斐尔获此情报后，立即回航，至中国后，将舍门将军号之遭难事实呈报公使馆。代理公使卫廉士恳请总理衙门照会朝鲜政府释放被拘禁之船员，与此同时，又请美国亚细亚舰队提督J R Goldsborough派遣军舰协助解决事件。

Goldsborough提督派军舰"Shenandoah"号东来，由舰长费米日(John C Febiger)指挥，于1868年4月由山东芝罘出发赴朝鲜，溯大同江而上，至黄海道三和府，与府使李基祖交涉无果，在大同江附近测量航路月余即返。

由于薛斐尔与费米日二人先后前往朝鲜交涉均未能得到结果，促使美国当局要以强硬手段解决事件。当时，美亚细亚舰队新任提督海军少将罗杰斯(RearAdmiral John Rodgers)向政府提出：仿效1853年美东印度舰队提督培理(Matthew C Perry)东征日本，要求幕府开港立约的前例，强迫朝鲜与美国修好建交，以期解决舍门将军号悬案。这一建言，得到政府的同意，于是美国务卿乃选派驻中国特派全权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 Low)赴北京，与清政府进行交涉。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pp286~287， Balt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12

1871年3月7日(同治十年正月十七日)镂公使照会总理衙门称："兹本大臣奉国家旨，于今年钦派本大臣充出使朝鲜之公使，偕水师提督，坐一帮兵船同往朝鲜国议交涉事件。本大臣知中国与朝鲜数百年之交好，可以音问相通，而本国与该国素无往来，遇有商议之件，难以径达。本大臣拟先致函于朝鲜，以达国旨，请贵亲王代寄至该国。兹特将函送交贵衙门，祈速寄。"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158页《美国与朝鲜交涉事件》。

镂公使委托总理衙门代转的《美国致朝鲜国王书》其内容如下：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出使朝鲜之公使镂，代本国君主问朝鲜国君主好。历年本国商船往来日本国中国美国之海洋面，必由贵国经过，或遇大雾，船只危险，迷路于各洲岛中，难寻路径，须人引水，或船漏须补，沉溺须人援救，或采买食物，均须上岸各事宜，以人道相待，则美国与贵国非漠不相关之势。本国常例，商民各水手往各国者，备悉其受艰苦，而不忍坐视，思设法保护之故。故派本大臣暂离驻华之任，前往贵国商议此事。前二十余年，日本国瘦（瘐）毙美国水手人，嗣于癸丑年，美国派水师提督充公使，前往日本国立一和约，至今两国毫无衅端，可知办法甚善。至于贵国，查丙寅年间，有美商船二只，一在境内遭风被救，人生船没，一在境内被害，人没货无，本国未知贵国识美国旗号否?未晓一救一害，何以如此相悬?兹欲讯根由。自与日本国事同一律。故本大臣及水师提督坐兵船一帮，以肃体统，非耀威武，前往贵国商交涉事。嗣后如有美船在境内遭一切苦难，如何设法相救，亟宜早图。庶免美商被害，致启衅端，此（以）防预后患。本国体恤商民水手，甚不欲别国任意欺侮凌虐，将来兵船入境，贵国莫生疑虑，致骇平民。本国以和睦来，望以和睦相待。若多方拒绝，实自招不睦，又谁尤焉?至于本国与中国夙为良友，先托代达是函，以述国旨大略，约三两个月内，本大臣等入界，希望贵国大官在界商办一切。专此达知朝鲜国君主，想必以此举为甚善也。顺颂万福。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2）

辛未正月十七日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45~46页《美国录函》(翰进印刷公社，1897，汉城)。

由这份书函看来，美国甚示友好之意，欲与朝鲜立一通商条约。当时总理衙门表示："朝鲜虽系臣服中国，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向不与闻。"《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159页，同治十年(1871)辛未正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奏折》。拒绝代转镂公使致朝鲜政府的这份书函，但又害怕闹出国际重大纠纷，乃呈请礼部代为转交给朝鲜政府。

1871年4月10日(同治十年辛未二月二十一日)，由礼部转送的镂公使的书函到达朝鲜后，大院君立即咨复礼部，说：

今此美使封函，又称一救一害，莫晓其故者何也。其称体恤商民水手，甚不欲别国任意欺侮凌虐云者，此实四海万国之所同然也。该国之不欲受人凌虐，本国之不欲受人凌虐，易地而思，实无异同，则于是乎平壤河船之自取灭没，不待辨（辩）说，而其故可晓矣。

天下之人自有公论，上帝鬼神，可畏监临。美国商船如不凌虐我人，朝鲜官民岂欲先加于人哉?今来信函，既望和睦相待矣，绝海殊域，如欲好意相关，则仰体大朝柔远之德意，接应以送，非无其道，而其云商办交涉，未知所欲商办者何事，所欲交涉者何件乎?凡在人臣，义无外交，其有遭难客船，慰恤护送，不但国有恒规，亦体圣朝深仁，则不待商办，而保无疑虑，其或不怀好意，来肆凌虐，则捍御剿除，亦藩屏天朝之职分事尔。美国官弁只可检制其民，勿令非理相干而已。交涉与否，更何足论乎?从前别国不知朝鲜之风土物产，每以通商之说来缠屡矣，而本国之决不可行，客商之亦无所利，曾有同治五年咨陈者。

敝邦之海隅偏小，天下之所共知也。民贫货俭，金银珠玉原非土产，米粟布帛未见其裕，一国之产，不足以支一国之用，若复流通海外，耗竭域内，则蕞尔疆土，必将岌岌而难保矣。况国俗俭陋，手工粗劣，未有一件货物堪与别国交易，本国之决不可行如此，客商之亦无所利如彼，而每有通商之意，盖由别国远人之未谙未详而然尔。

今此美使封函，虽未尝发端，而既要官人商办交涉，则无或为此等事欤。遭难客船之照例救护，毋待更烦讲确，余外事件之别无商办，不须徒费来往。伏望贵部将此诸般情实转达，天陛特降明旨，开谕该国使臣以为破惑释虑，各安无事，不胜幸甚。(下略)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46~48页《回咨》。

这封委托北京礼部转致美国镂公使的回信，说明朝鲜政府不能负"舍门将军号"商船被焚毁之责，而且，以国小民贫，物产不丰，拒绝与美国通商。朝美两国意见的对立，主要是大院君的封建"卫正斥邪"思想，不了解当时的国际情势；对西洋人视为夷狄，对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对近代的物品交流，互惠互利的通商贸易，认为将破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制。因此，彻底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如从大院君传统的保守观点看来，不能说没有他的理由，但是，从商品经济、传教自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美国看来，闭关自守政策却阻止了时代的进展，而且漂流民的救助，是国际之间的人道义务，通商贸易，是促进世界有无相通的物资交流。因此，希望与朝鲜结约通商，以期两国和平友好相处。

朝鲜的这封回信是1871年4月14日(同治十年辛未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尚未到达北京前，镂公使即离中国赴日本，在长崎会同美海军提督罗杰斯，调集军舰5艘，武装兵员1230人，大炮85门。镂公使及海军提督罗杰斯同乘旗舰"可罗拉托(Colorado)号"，另有秘书、翻译、佣人以及5名遭难归国的朝鲜船员。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88， Balt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12

镂公使及海军提督罗杰斯率领舰队，于1871年5月16日由长崎出发赴朝鲜。在未接读大院君的复信即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其理由如前所述：是美国政府已决定采用海军提督罗杰斯的建言，认为大院君当权的李朝政府，犹如1853年前的日本江户幕府，非以武力为后盾不能解决美朝两国之间的通商立约问题。换言之，镂公使及海军提督罗杰斯率舰队赴朝鲜，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培理提督东征"的再现。但是，当时的李朝政府，不是美国当局所想象的日本的江户幕府，而是极为顽固倔强的，对美国的态度，毫无妥协的余地。

镂公使等所率领的舰队，于这年5月21日到达朝鲜京畿南阳府时，抚使申辙求登旗舰询问来访目的，镂公使回答说：是为了与朝鲜政府高官进行交涉而来，现因航路不明，测量近海，不致扰乱沿海居民。6月1日，美舰接近江华府时，突然受到从德浦镇、草芝镇发来的炮击，美舰遂应战。当时的江华府的防卫，远比5年前，即1866年(丙寅)法国舰队攻占江华府时，大大地增强了。故大院君于6月2日命江华府留守兼镇抚使郑岐源，将这年4月14日送给北京清政府礼部代转的、答复镂公使的回信誊本送给镂公使，并声明"本国之不与外国交通，乃是五百年祖宗成宪，而天下之所共闻也"，"今者贵使之所欲商办，无论某事某件，原无可商可办"，严词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通商结约要求。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2~53页《江华府留守兼镇抚使郑岐源送美国公使照会》，同治十年四月十五日。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3）

接此照会的镂公使遂于6月7日复函说：

贵朝廷不愿与敝国钦差以友谊商论所来欲办之事，此则我钦提宪深为叹惜者也。至无端攻击之事并不任咎，而反袒护，谓疆臣职所应为，在我提宪原拟鸣炮之举出于军民之妄为，贵朝廷闻之必欲卸肩，并派大员前来会议，皆所厚望者，以故不遽施为，缓期以待。兹于三四日内，如无贵朝廷延接商办之意，一俟期满，则专听我钦提宪任意施行。为期太促，略旨复陈。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3页《美使复江华镇抚使照会》，辛未四月二十日(1871年6月7日)。

由这封复函看来，镂公使似乎坚持要与朝鲜政府的高官商办两国之间的问题，如朝鲜对这一要求置诸不问，美舰队将采取"任意"对策。江华镇抚使郑岐源接读此复函后，立即于次日，即6月9日(阴历四月二十二日)再复函反驳：

窃详贵来文，殊多出于意望之外者，还为慨叹!贵大宪既称和好而来，我朝廷本拟以礼相待，所以先遣三品官员劳问风涛利涉，且请商办事件，即相礼之道，讵意贵员便谓其人非大员而拒阻逐回乎?劳问之官未及回京，贵船遽入隘港。虽云意非相害，所驾者兵船也，所载者兵器也，百姓军人安得不惊惑骇怪乎?以和睦之道，入他国之礼，恐不当如是。本地曾经兵火，恒存戒严，忽睹非常之举，致有鸣炮之事，惊动左右，虽深歉愧，关隘防范，易地皆然。今来责以任咎，实所未解。贵员之必会大员商办者，今春信函，专为丙寅年间二只商船，一救一害，欲得根由，及嗣后美船如有在境遭难，设法相救等事也。一只之为贵国商船，本国之所未谙，而载来凶悖之崔兰轩自取其败也，初非敝国之故害也。辨惑文案，前后非一，今无足更论。至若贵商之遭难相救，国有成例，无庸更事商确。本国之于贵邦，相去几万里，天外别界，两相安靖，则不待讲约而和在其中矣。说短说长，争多争少，虽欲友睦而转生事端矣。以此论之得失利害，灼然可判。贵宪之任意施行，惟在深思熟计耳。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3~54页《江华镇抚使送美国公使照复》，四月二十二日。

这封反驳复函，把朝鲜拒绝美方的要求，说得很有道理，也表明朝鲜的"攘夷"，并不是茫然无识的。而且，对于美方"任意施行"的军事行为，深望三思而后行之。但是这封反驳复函发出的第二天，即6月10日，美海军提督罗杰斯即命舰队之陆战队登陆，攻占草芝镇，11日，攻占德津镇，进击广城堡。守卫广城堡的是镇抚中军鱼在渊及其弟鱼在淳等勇将，誓死坚守阵地而阵亡，美方海军陆战队指挥H W Mckee也负伤而死。这次血战，双方均有很大损失，史称这次美舰的侵犯是"辛未洋扰"。结果，镂公使认为：从草芝镇至广城堡的朝鲜守卫炮台已全部破坏，但朝鲜军仍顽强抵抗，而美方舰队也无力继续持久战，遂于12日，将全舰队从广城堡海湾撤退至勿淄岛停泊地，再做进一步的决定。

次日(6月12日，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富平都护府使李基祖致函镂公使，指责美方"外托友睦之辞，内包诡谲之计"，"乱发铳炮，杀害军民，残酷猖獗，孰甚于是乎?自称和好而来，欲望以礼相待者如是乎?"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4~55页《富平都护府使李基祖送美国公使照会》，四月二十五日。狠狠地抨击镂公使恣意妄为的军事暴行。镂公使为此辩护说："原期贵国如肯赔礼，即可免以干戈，自行伸礼，因开和睦之径，宽俟日期，足敷排解，乃贵朝廷默然无语，而各贵守土，佥谓职所应为，何以逆料后来之安然无事耶?"而且还说，他们"原非乐于战斗，以扰害土地人民"，把开战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朝鲜拒绝与美国交涉之所致，将责任转嫁在朝鲜方面。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5~56页《美国公使送富平府使照复》，四月二十七日。

富平府使与镂公使的往复书函论难，自6月12日至7月2日(阴历五月十五日)止，前后好几次，互有指责，各执其理。6月20日(阴历五月三日)富平府使照会镂公使说：外国使臣要求与朝鲜通商结约的书函，地方官不能代为转呈国王。此后如有漂流遭难船舶，基于人道，朝鲜当救助护送，绝不"虚言相欺"，希望美国不必为此担忧。所谓通商立约，朝鲜政府根本不予考虑。地方官的职分，则"惟守惟战"而已。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6~60页《美国录函》。

据此，已无再有辩论的余地。于是镂公使与海军提督罗杰斯检讨的结果，决定撤退舰队。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1778~1883， p291，"As Rodgers considered his force insufficient to make its way to Seoul， and as it was doubtful whether such a movement was authorized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Low decided discontinue his mission On July 3 the squadron weighed anchor， and two days later it arrived at Chifu"待将来有机会，当再继续交涉。因此，于7月2日(阴历五月十五日)照会富平府使李基祖说：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4）

前接五月初三日照复，又称贵府不允代递公文，复不肯详奏贵朝廷，俾知敝处有此欲达之言语。窃念两国相接往复文字，体制辩论，此等礼仪，系敝总办分外之事，以前往复文字而观，贵府亦未必特受此镇重之权，至代国立言，定规成宪云者，此贵府出于臆断自言，未知果奉此重权否?敝钦宪不以为据也。我钦宪之来，有怀欲吐，贵朝廷不开以陈述之门，无地可述，不得以贵府越分之空谈，遽作如此之答复。在贵国既未能善为接纳，容远人达所欲言，即不须贵官等设词悬猜，逆料其中藏之积愫。贵朝廷不肯与他国重任公使以文字相通，贵官等亦不必托词代明其故。我钦宪特奉本国敕命，大公利益之举，不耀兵威，不怀恶意，且先有文字达明此情，如是远来，在贵国亟应按礼款迎，或与贵君主，或对特派大员，俾尽达其奉敕之由，议订将来两国交涉事宜之规范。我舟初至，欲解地方之惑，示我等和睦之情。敝总办承准宪委，通知贵员，使知敝上司中怀柔和，不扰民居，不移国俗，不侵寸土等意，贵国应看敝国之势，分使臣之重差，优待涵容，俾得展其奉办之件。而贵国于此等应行礼宜，咸靳而不予，翻于我钦宪力求达文之径，概使之徒劳，兹之不肯代递公文，较从前拒我情形，如出一辙。至文内申明不敢递上之故，皆支吾虚浮之词。敝舟停泊海口时，因候贵朝廷信音，或派大员前来，伊时敝提宪，拟令小舟往探水势，缘贵境水道涉险甚多，系为保护贸易爱人之举，先期告地方，转达沿海官民，勿得阻碍，虽然有此预嘱，并示好意，不料舟行之际，突由伏兵努力肆燃铳炮，意在殒灭我舟师，幸而兵力不敷，未遂奸计。似此残毒之举，贵朝廷不肯任咎，缄默自安，贵守土亦各有言，不过淡淡欢叹，谓职所应为而已。

我提宪守候数日，足敷排解，而贵处并无弥缝之意。因照各礼义邦之常例，自行伸理，虽加刑似重，而我提宪只施于攻我之处，实非过情，足见躬行节制，岂独贵国，即四海各国闻之，必有公论也。在我钦宪欲成本国之所愿，凡诸善策，罔不尽力经营，除伸理负屈外，不加兵力，不耀兵威，以柔和之意而来，至今一无所获，即不必久驻耽延，徒劳文字。

历考以上情形，豁然洞悉贵朝廷，于此事之最初立意坚定，拒斥和睦商办之举。我钦宪原以温柔和诱之意而来，先曾布达，现以和柔之度量，适以日增贵君臣之傲慢乖离而已。此番复命，我朝廷闻之，亦必大失所望。至以后如何办理之处，我等实不能预料，将来所虑者，敝国及西洋诸大国，未必帖然于贵君王之定而不移，以及摈斥他国重任使臣，拒而不纳，从此遂寂然也。设或将来各国用强，以至贵君王不能拂其所请，即难言屈抑矣。此节关系綦重，我钦宪相应复旨，恭候本国廷议定夺，暂时移驻他处，或在贵国境内，或于中国地方，或仍令二三舟只，留碇贵境海口一带，随时察探水势，即望贵国不须过问可也。且嗣后如有敝国人民，在贵境遇难，尤冀贵君王，必按复答礼部咨内之应许，不食前言，体恤拯救护送，其中应用费用，本国如数补偿云云。

五月十五日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8~60页《美国公使送富平府使照会》，五月十五日。又见于《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01~203页。

由上揭书函之内容观之，可以说它是这次朝美交涉美方给朝鲜的最后劝告。担当交涉的美方使节"钦宪"，即镂公使，"原以温柔和诱而来"，欲与朝鲜结交，但朝鲜傲慢乖离，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始终置若罔闻，大大地感到失望，担当军事行动的"提宪"，即罗杰斯提督，等待朝鲜政府答复镂公使所提出的要求，但终无任何反应，于是"自行伸理"，炮击朝鲜防守阵地，但"只施于攻我之处，实非过情"，强调所采取的攻击军事行动，是有"节制"的，而且，也是合于"公论"的。总之，这封书信，是镂公使与罗杰斯提督共同之作。最后，只好暂时撤兵退去，将来如何处理这次未能解决的交涉，有待美政府做最后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忠告朝鲜说；将来总有一天，"各国用强，以至贵君王不能拂其所请，即难言屈抑矣"。这忠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镂公使及罗杰斯将致朝鲜政府的照会提出后的第二天，即7月3日，即率领舰队退出朝鲜，两天后，回到中国山东芝罘港，在此等候政府的指示。

镂公使这次讨伐朝鲜，如前所述，本来是罗杰斯提督要仿效培理东征日本的前例，打算以武力迫使朝鲜开港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但其结果一无所成而归。这与培理比较起来，实有云泥之别。培理提督率领舰队于1853年到达日本久里滨(今横须贺港)登陆，将美总统费尔摩(Millard Fillmore)书信面交江户幕府的代表，要求日本开港，幕府鉴于中国在1842年鸦片战争败于英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不愿也不敢与近代的美国相对抗，乃议订于次年，即1854年3月30日(安政元年三月三日)在神奈川(今横滨)海岸，签订两国之间的《日美和亲条约》，或称《神奈川条约》，这开港条约促使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诞生。

镂公使及罗杰斯提督在芝罘时，为报告这次远征朝鲜的结果，由镂公使于这年8月3日写了一封信给国务卿费西(Hamilton Fish)，详细陈述撤兵朝鲜的实情，并言及中朝的"宗属"关系，也是阻碍朝鲜对外开放的要素之一美国国务院外交档，Frederick F， Low to Hamilton Fish， Chefoo， August 3， 1871。又见于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estern Asia， pp436~437 N Y，1922。。当时，美国总统是格兰忒(Ulysses S Grant)，军人出身，欠行政经验，阁僚贪污，政局不安，故对于远征朝鲜问题，不愿扩大，能了结其事，即了结之。关于此事，可由这年8月30日(同治十年七月十五日)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根据上海租界会审委员陈福勋的报告，呈送总理衙门的咨文中知之。曾说：

闻西人谈及美国兵船退出高丽后，回国诸示。现已接得美国回信。原信未见，大意则云，前往高丽，原为立约起见，并无必战之心，彼既开炮，兵船亦即回炮，业将炮台打毁，事已算了，或能就此止戈，亦属妙事。又闻西人私论云，美国王业系四年一更，鲜有恒心，如果劳师远出，设或不能用命，转为失计等语。《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195页。

据此可知镂公使、罗杰斯提督所率领的舰队撤至芝罘后，不再做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讨伐朝鲜之役，至此暂告结束。

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美纷争（5）

反之，这次美舰队的撤退，更加强了李朝政府大院君的"攘夷"政策的自信。

前述这年6月11日，美舰队陆战队攻占广城堡，将全炮台破坏后，次日撤退至勿淄岛，等待朝鲜的反应，但富平府使李基祖照会镂公使表示：誓死抗战到底，绝对不接受媾和。而且，国王李太王高宗也向右议政洪淳穆说："此夷之所欲和者，不知何事。而以若数千年礼仪之邦，岂可与犬羊相和乎!虽几年相持，必痛绝乃已。若有以和字为言者，当施卖国之律矣。"淳穆曰："我东之为礼仪之邦，天下之所共知。而见今一种阴邪之气，流毒四方，惟此青邱一片，独保干净者，寔以礼义相守。故自丙寅以后，攘斥洋丑，又可以有辞于天下。今虽此夷若有侵犯，和之一字，断非可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二册《高宗实录》一，八年(清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对话。在这种情势下，握有实权的大院君便于美舰队撤退后，在首都汉城(首尔)及全国各大城市，树立"斥和石碑"，亲自在石碑上撰写"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12个大字，旁注"戒我万年子孙，丙寅作，辛未立"12个小字。这种强烈的反洋夷、仇异端的"卫正斥邪"思想，反映出大院君是如何顽固而保守!是如何的封建而落后!因此，在大院君执政时期，想打开朝鲜的锁国户门，实为至难问题。

企图以武力屈服朝鲜的镂公使于1873年7月离北京返美不久，即这年12月22日，朝鲜国内反大院君的王妃闵氏戚族一派，拥护国王亲政，逼大院君交出政权，政局为之一新。驻北京美公使馆获此情报后，遂由代理公使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立即报告华盛顿政府说：新政权，或将有利于美国对朝鲜关系的改善(即：They might be regarded as more favorably disposed to ward the United States)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p292~293，"On April 8， 1878， Mr Aaron A Sargent， of California，Chairman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 introduced in the Senate a joint resolution authorizing the President to appoint a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a treaty with Korea，"Kith the aid of the friendly offices of Japan"Several days later， this resolution， after a speech by Sargent urging its adoption， was referred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rom which it never emerged。这一见解，将有助于美政府对朝鲜结约交涉的再开。

朝鲜新诞生的闵氏政府，较有开明性，改变大院君从来一意孤行的排外政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要求改善幕府以来的日朝传统关系，不再坚持顽强的抗拒，终于1876年2月，在日本的强迫下，签订了对外开港的《日鲜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详见次编)。

《江华条约》是日本打开朝鲜对外开放的最初条约，它的影响很大。特别是美国，将要继日本之后，再度打开对朝鲜的交涉，以期两国之间的通商修好条约能早日结成。

美朝交涉的再开与日本（1）

《江华条约》缔结后的1878年4月8日，美国加州(California)选出的上院议员萨金特(Aaron A Sargent)，他是上院海军委员长，向上院提出："With the aid of the friendly offices of Japan"(在日本的友好协助与支援下)，由大总统赫士(R B Hayes)任命全权使节赴朝鲜与该国立约的建议，但上院外交委员会并未重视这一提案，置之未予处理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93， U 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Ⅶ， part 3， 2324，2600，2601。同年秋，美海军部或据萨金特的提案，决定派遣海军提督薛斐尔率军舰"太匡低罗嘉"(Ticonderoga)号周游中东、东亚及朝鲜诸国，以期促进通商贸易的发展。薛斐尔到达日本后，乃开始设法与朝鲜建交。

海军提督薛斐尔是当时美国海军将领中有能力的军人，并具有外交才干。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Abraham Lincoln)大总统任命其为驻古巴国哈瓦那(Habana)总领事。1867年他率军舰"沃柱斯"号至朝鲜调查"舍门将军号"遭难事件归国后，在华盛顿海军部任军需局长。这次被派再来远东，海军部给他的指令是："to visit some port of the Corea with the endeavor to reopen by peaceful measures negotiations with that government"即是：访问朝鲜一港，以和平方法再度打开与朝鲜政府的谈判与交涉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95.。薛斐尔负此使命，于1878年12月初由美国出发，取道非洲西岸北上，经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于1880年3月26日到达香港，4月15日抵日本长崎。

长崎是薛斐尔10余年前到过的商港，这次来访，一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长崎已设置了中国领事馆。东京除美、英、中公使馆外，其他国家的驻日使节也日益增加。在这种国际交流频繁的条件下，薛斐尔这次东来解决美朝两国间的问题，较之往昔有很多便利之处。因此，他对美朝两国结约修好，怀着乐观的希望。但是，实际上，问题并非很简单。这是由于朝鲜仍继续坚持对西洋各国不开放（"The koreans were still disinclined to open their country to Occidental nations"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96）的缘故。

美朝交涉的再开与日本（2）

本来，在薛斐尔抵达长崎之前，美国务院已命驻日本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委托明治政府出面斡旋美朝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考虑到日朝之间的关系恶化，婉言拒绝美方的期待。但又考虑到日美之间的友好关系，结果，井上只好写一封给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的信，命近藤协助薛斐尔，将美方要求朝鲜开港结约通商的书函，设法呈送给朝鲜政府。井上给近藤领事的信，由平安公使转交给在长崎的薛斐尔。于是薛斐尔带着驻长崎的美国领事及译员，一同于5月4日由长崎至釜山，在近藤的协助下，将薛斐尔的书函向东莱府使提出，请府使转呈国王。书函的主要内容是："In this Letter Shufeldt attempted to explain satisfactori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General Sherman"and the events growing out of that incident He reprented his present mission to korea as a continuation of his former one: he set forth the present motives and obj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 requested the king to appoint an officer to confer with him at Fusan"。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97即是：在这封书函里，薛斐尔充分说明"舍门将军号"的被毁及其所造成的事件。这次他被任命为访朝使节，犹如以前一样，为继续完成其任务而再来。他陈述当前美国的现状及其这次访朝的目的，盼望国王派遣一官员至釜山与他会商。

但是，东莱府使说：除日本外，西洋诸国的任何文件，他无权代为上呈，拒绝了薛斐尔的书函与要求。结果，薛斐尔只好离开釜山返回长崎。

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薛斐尔至东京与平安公使磋商后，恳请井上外务卿再写一封给朝鲜政府官员的私人信，介绍薛斐尔是代表美国政府前来与朝鲜建交的按驻日美公使平安，委托日本外务卿出面斡旋美朝两国的交涉，前后计有两次。这两次的委托信均收录于《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39~442页内，即一为No1179， United States Legation， Tokei， March 12， 1880；二为No1221， United States Legation， Tokei， May 21， 1880。今将第二函中之前文一段，抄录如下：Sir: Referring to the conversation had on yesterday between Your Excellency， Commodore Shufeldt and myself， in relati on to the Commodores request for a letter from you covering his letter to the Government of Corea， I beg leave to again call Your Excellencys attention to the fact of which I had the honour to acquatint you in my No1179， that I am instructed by my Government to ask the good offices of His Imperial Japenese Majestys Government by personal or official letter to the Government of Corea to aid Commodore Shufeldt in transmitting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a friendly communic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that kingdom(下文省略)。。如此，或不会再被拒绝。于是井上只好于这年5月29日写了一封给朝鲜礼曹判书尹滋承的信，并将薛斐尔致朝鲜国王的信，附于该信中一并送上。

薛斐尔(即肖孚尔)致国王的信，写得很恳切详细，全文由英文译为汉文，今介绍如下：

大合众国特命查办各国通商事务，坐驾纛船太匡低罗嘉总兵官，上书于高丽国王殿下。为敬陈修好事，窃因前数年两国情意，尚有未协，是以大合众国朝廷特命总兵官乘驾纛船名太匡低罗嘉前来贵境，欲修旧好，敬为殿下陈之。今总兵即曩时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正月二十四号，在贵国大同海口，乘坐敝国华休屑军舰，曾经陈书达于殿下者。其词曰：合众国华休屑坐驾官到来贵境，非欲有所战争及一切违理之事，但因奉合众国统带东方水师提督之命，以旧岁六月间有敝国船只驶至贵境西边，破船遭难。其在船人等幸得贵国官民照料，复蒙殿下派员将更生之难民，递送中国疆界，然后得以安抵亲友。凡敝邦之人，莫不感戴贵国仁爱之心，虽兄弟无异，水师提督不胜感激称谢。厥后是年九月，又有敝国船在于贵国平壤河地方，船只被焚，人亦遭害，提督闻之，极为惊骇，痛惜实深，特派坐驾官前来，敬求殿下查明该船之敝国人民有何不法，致被此害。倘或尚有生存者，望交还坐驾官船上，或由殿下另择更为合宜处所，知会坐驾官，得至该处领回，均随方便。敝国与贵国数年以来，共敦和好，今望彼此亲睦，仍复如前，此事若何，求早日赐复，俾得修好而归幸甚等语。(中略)大合众国坐驾官，同治五年十二月等因，寄递前来，不料其时总兵官远离中国海疆，亦未回至敝国，竟迟至数年方接殿下赐教。若得早接贵?，在总兵官甚为笃信，可以布告己国人民，共释疑惑。敝国政治和平，素欲与各国和好，谅不至（致）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在汉江河不幸之举。今总兵官衔命而来，不复记念前时炮台攻击，但欲与贵国修好，友谊益敦。近观中国日本及贵国进益情形，正宜仿照条规，与敝国立约通商。现今天下万国，皆往来贸易，惟贵国尚未允行。伏念敝国向无在此贪人疆土之意，凡有自主之邦，其教俗禁令，断无干涉，致有阻难，其欲通好于贵国者：一则为己国船只遇有遭风，借资保护，二则欲照各国一律通商而已。至于贵国邻封有思拓其土宇者，固不必言。我国素称强大，毫无此心。若贵国与之修好，邦家益固，其利非浅。况此处离泰西之国与敝邦最为密迩，敢以此敬陈殿下，准接待合众国公使，共立条约，或简派平等大臣到船面议，或另择相宜之处，彼此往来晤商，均无不可。总兵官准于四十二日再至釜山拱（恭）候钧复。此次奉命来此，未有敌视贵国人民之心，除非贵国人民先以非礼相加，始许员弁从事。伏愿允准施行，俾我两国立约，永远和好。肃泐恭请高丽国王殿下，核准施行。

总兵官肖孚尔谨呈

大合众国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四号

美朝交涉的再开与日本（3）

大清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40~442页收录。

由上揭这封信全文看来，美国对朝鲜的期待是：结约通商，建立外交关系，并无任何野心与企图，可以说是一封很友好的信。而且，在井上外务卿的介绍信里，劝告尹滋承说："今为贵国谋，不如以柔远之心听彼之请，忠恕以行之，公道以要之，则所以御外侮而固自主之权者"，希望与美国结交；又说：美使薛斐尔"自今六十日在长崎港拱（恭）候钧复，贵国素重礼仪，想必有答于米国使，切望钧复，及期本大臣应转致之也"。《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44~445页《井上外务卿致朝鲜礼曹判书尹滋承函》(明治13年5月29日)。

井上外务卿的介绍信及附添的薛斐尔信件，均由井上送交日本驻朝鲜釜山领事近藤真锄，由于当时尚无邮船，一切邮件均商船转运，甚缓慢，故近藤收接这些信件时很晚，直到这年7月29日才将这些信件转呈尹滋承。这在近藤领事于这年7月31日致井上外务卿《机密信第十二号》报告中有所说明。《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47~448页。如此看来，在长崎等候朝鲜政府回信的薛斐尔，在时间上已感到"六十天"的约定期间已至，仍无回信，其焦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一直等到这年8月11日，朝鲜政府修信使金宏(弘)集到达日本东京后，才把尹滋承复井上的信及薛斐尔信件的原件，一并带来交给井上。尹在复井上的信中说："贵国交邻三百稔于兹而至，如外洋各国非徒壤界之隔绝，初无声气之相及，乃是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也。今此米国书契外封书以大高丽，高丽即胜国国号，国号各异"《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49页《附属书》。，有辱今之朝鲜国按高丽王朝(935~1392)传至恭王(瑶)时，政治混乱，社会不安，武将李成桂，大权在握，实行政治改革，所谓"易姓革命"，于1392年7月，将高丽王朝灭亡，次年建立新兴王朝，国号改为"朝鲜"，自称太祖(旦)，是李氏朝鲜的开国始祖。传至1910年，第二十七代国王纯宗(李坧)时为日本所并，成为日本殖民地。，不能代呈国王，今将美国书信，原封未动退还，请井上代转美使。简而言之，在薛斐尔致朝鲜国王的信中，把"Korea"译为"高丽国"，不能为朝鲜所能容受，故拒绝之。至此，薛斐尔委托井上外务卿的期待，完全化为灰烬，于是便把他的期待转移到中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身上。

李鸿章的介入

薛斐尔在长崎等候朝鲜回信期间，与驻长崎中国领事余瓗有过交往。于是便想通过余领事与李鸿章打交道，将委托井上外务卿代呈给朝鲜国王书函文件的底稿拿出来给余领事看，请他设法协助。余领事将书函底稿的全文抄录了下来，立即送给驻东京何如璋公使。当时正值中俄两国以"伊犁事件"发生纠纷，沙俄遣海军舰队至中国海面游弋，对中国威胁极大。而且，驻日英国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至中国公使馆向何如璋公使表示："中国何不劝高丽与各国通商，既不能闭关，即多与一二国结好，亦有益无损，否则将为俄人所吞噬云云。"《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3页，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1880年5月21日)《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因此，何如璋对长崎余领事送来的美国文件极为重视，乃于1880年6月7日(光绪六年庚辰四月三十日)函告总理衙门说：

昨据长崎理事余瓗抄到其上朝鲜国王书，辞气和平，当不至激变。今谨抄录，呈请钧鉴。此船闻于前数日由高丽来横滨，闻既上书，随后再往商议也。日本所派花房公使未往，闻朝鲜将派使来，在此议一切。大意请日本政府谓通商宜缓办，不宜骤进，致激生别衅云。俟其到来，再以续陈。俄约想须俟曾袭侯到后，方有端倪。新闻虑其拒绝不接，闻之西使，皆谓必无此事。又新闻纸称俄国兵船在中国海者甚多，虑其乘我不备，仓卒开衅，似亦为近来盟约之国所无。惟暂时曾袭侯方在启程，新疆一带两军相望，亟应严饬士卒毋许滋事，以贻口实，乃为稳著耳。余俟续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6~411页，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1880年6月7日)《驻日大臣何如璋函》。该函附有《照抄美国太匡低罗嘉纛船特命总兵官上高丽国王修好书》。此函亦收录于《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40~442页内。二者相较，内容、文句完全一致。

随此函，并将薛斐尔呈送给朝鲜国王书函底稿的全文抄本一并附上。因此，总理衙门始知当时远东国际情势的危急，以及保卫朝鲜的重要，遂将此事转知李鸿章，命预先设法筹备。

与此同时，驻长崎余领事也将薛斐尔这次奉本国政府之命，东来亚洲之任务及目的是在与朝鲜立约通商的事呈报了李鸿章。当时正为朝鲜筹划与西洋诸国立约的李鸿章，一连接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喜出望外，立即于7月23日致书薛斐尔，邀请他到天津一谈。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99，In the summer of 1880， while waiting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romis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 news from Korea， Shufeldt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ü Tsing， the Chinses consul at Nagasaki， who wrote to Viceroy Li Hung Chang， the great Chinese statesman， imforming him of the commodores desire to make a treaty with Korea Under day of July 23 Li wrote to Shufeldt asking him to come to Tientsin， Lis summer capital， for a personal interview and to talk over matters"I have heard your name for a long time，"said Li，"but I have not yet had the pleasure of seeing you"The invitation was accepted又，《李文忠公译署函稿》第十一卷，第28页《商改俄约兼论琉球案》(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昨有美国水师总兵肖佛尔(即薛斐尔，Shufeldt－－笔者注)特派赴朝鲜议约者，久泊长崎，因我理事官余瓗介绍来见。据称：在长崎常与俄水师提督会面，稔知俄国除原有东海水师外，调来兵船共十五只，内铁(接下页注①)这年8月11日到达东京后的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转告朝鲜政府甚难接受井上外务卿的美朝修好的斡旋，至此，薛斐尔才完全放弃日本的中介，于是便率军舰离长崎，于8月25日到达天津，次日，与李鸿章初次晤面，交谈3小时左右，彼此陈述其见，谈得都很满意。会谈的内容，在李鸿章的《妥筹朝鲜武备折》中说："六月间，有美国水师总兵肖佛尔赴朝鲜议约被拒，旋来津与臣晤会，据称美国尚无用兵逼勒之意，但俄人已费巨饷遣将调兵，势必不肯中止，若不图中华，恐遂吞并朝鲜。"①除此以外，在中国的其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次两者会面的谈话记录。但薛斐尔与李会谈后，遂于8月30日，将会谈的主要内容呈报给本国政府。综其要点：①李询问薛这次来访的期待，薛答曰：希望借中国之力与朝鲜结约修好。②美国希望发展通商贸易，但目下朝鲜贫弱，且不愿与外国交易，因此，美国只希望结约后，美国漂流民或美商能够在朝鲜得到生命财产的保护。③由中、日、俄3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位置观之，为维持朝鲜安全，李甚愿协助美朝两国立约，以期借美国之力来牵制日俄两国。④当时中俄关系危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薛以李之北洋海军脆弱，难以应战，力劝李尽可能避免对俄开战，否则，将会陷于不可收拾之窘地。⑤通过这次友好的会谈，李对薛的印象极佳，期待将来薛能协助中国筹办海军，并拟在美国订购船舰。②

(接上页注②)甲二只，快船十三只，均甚得力。已在长崎订购煤价五十万元，运至珲春等处，实系预备战事。"

①《李文忠公奏稿》第三十八卷，第24~27页，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1880年10月7日)奏折。

②原文收于Cruise of the Ticonderoga， Ⅱ， pp466~470， Shufeldt to Thompson， Aug 30， 1880，转录于 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pp299~301。总之，薛斐尔这次的天津访问，是在应李鸿章的邀请下而实现的。虽然二人是初次晤面的私人交谈，但是彼此都很诚恳而真实地陈述各自之所见，树立了互相信赖、互相协助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薛斐尔而言，在美朝结约交涉的困难问题上，终于找到一条新的解决途径，反之，对李鸿章而言，将会实现他的联美以制日俄的"以夷制夷"的政策。

因此，自此以后，李、薛二人以解决美朝两国间的结约问题为中心的中美交涉便开始了。

晤谈后的薛斐尔，于八月底离天津首途归国时，应李鸿章之求，将军舰太匡低罗嘉号的水雷队长满尼克斯(Lieutenant D P Mannix)中尉，推荐给李鸿章，后被李聘任为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官，协助建设北洋海军，以示中美两国的互助。

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1）

（一）薛斐尔返美述职

薛斐尔于1880年11月8日返抵旧金山，结束了他的近两年的海外生活。登岸后，取道陆路直达华盛顿，向政府及海军部呈报东游亚洲各国及朝鲜立约交涉的经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与李鸿章晤面后，得到了李的诺言，乐意协助他完成美朝结约修好的任务。因此，他要求政府派遣他到中国协助李鸿章建立海军，并在李的援助下缔结美朝条约(He urged his government to send his to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aiding Li in organizing the Chinese navy and of making a treaty with korea by means of Lis assistance)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303.。国务卿布兰因(James G Blaine)非常同意他的要求，于1881年3月15日函告海军部长任命他为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并负有特别任务。同时于这月18日通知驻北京公使安吉尔(James B Angell)，命他协助薛斐尔完成他的重要任务。

1881年5月9日国务卿布兰因命薛斐尔前往北京赴任，于是薛斐尔便偕女儿马丽(Mary A Shufeldt)，作为私人秘书，一同于这年5月19日由旧金山出发，6月21日到达上海，再由上海取道天津赴北京。7月1日至天津时，首先访问李鸿章，晤谈一年前二人所议定的美朝结约及协助建立北洋海军的事。尤其是关于美朝结约修好，李愿竭尽其力。但是当时朝鲜国内分新旧两派，旧派坚决反对与西洋国家结交，因此，李说："He had written to the government of korea on the subject but had not yet received a reply He advised the commodore to exercise patience and expressed the opinion that eventually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alize its withes"(其意是：他已致函朝鲜政府，力劝与美立约修好，但迄今无回信。盼薛斐尔提督暂耐心等待，最后，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夙愿)。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p304~305至于北洋海军的协助问题，李认为薛斐尔所推荐的水雷教官满尼克斯，很能尽职，甚表满意。这天二人交谈后，薛斐尔便将李鸿章的谈话内容，立即于这天呈报给国务卿布兰因，而且，还认为中俄伊犁纷争已得到和平解决按：中俄伊犁问题纷争，是1879年10月2日，清政府派遣钦差大臣崇厚为全权使俄，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与沙俄代理外务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丧失了广大的领土与主权，并赔偿兵费500万卢布。条约成立后，清政府认为中国的损失过大，拒绝批准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沙俄认为有辱国体，中俄纷争遂起，两国面临着战争的危机。1880年，清政府任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沙俄交涉改订《里瓦几亚条约》，久经论辩，终于1881年2月24日，在俄京圣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了《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算是使中俄纷争得到了和平解决。，担心李对斡旋美朝结约问题会冷淡下去。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305 Shufeldt to James G Blaine， July Ⅰ， 1881， Tientsin

薛斐尔离天津至北京到任后，将在天津与李鸿章晤谈的内容转知公使安吉尔呈报政府后，即趋访总理衙门，探询清政府对美朝问题的意向。同时，为急于解决这一问题，乃于这年七月中旬再至天津访李鸿章，打听他对朝鲜究竟是采取怎样的态度?李的回答是：要薛斐尔再等候90天，即是至这年十月中旬左右，朝鲜政府当可派使节来华，届时薛可在天津与朝鲜使节晤面。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306，"He(即李鸿章－－笔者注) expected a reply with ninety days， and he asked the commodore(即薛斐尔－－笔者注) to remain at Tientsin to receive it and to meet the Korean official， should one be sent there"这是著者C O Paullin根据Shufeldt致新任国务卿费林灰生(F T Frelinghuysen)的信(Jan 23， 1882)而写的。

当时，薛斐尔对李鸿章的这种一拖再拖的态度，很难理解，甚至怀疑李有不履行诺言的可能。其实，李为劝告朝鲜政府与美国结约，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努力。

（二）李鸿章的多方筹划

本来，促进美朝结约修好，是李鸿章一向所主张的"以夷制夷"政策，但是，朝鲜虽与中国有"宗属"关系，而一切内政外交，完全自主，中国向不与闻。因此，不但是李鸿章，就连清朝政府也无权"命令"朝鲜政府服从中国的指示，只能从旁以友谊的"劝告"，促使朝鲜政府接受中国的建言。这种封建式的传统的"宗属"关系，不是当时的西洋人所能了解的。而且，就当时的李朝政府而言，一意排外锁国的大院君政权虽然垮台，但大院君的残党，以及支持大院君主张的儒生集团，仍然潜存着很大势力，牵制闵氏新政权，不能有所作为。故李鸿章再三劝告朝鲜与欧美诸国结约，闵氏政权虽有意接受，但为稳定政权，避免内讧计，对李的劝告不敢彰明昭著地采决下来，只是敷衍了事。故李鸿章在天津与薛斐尔晤谈时说："There were two parties in Korea， one in favor of and the other opposed to intercouse with foreigners: and that the king and the court officials belonged to the first of these parties"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1778~1883， p305.，即朝鲜分为两派。一派赞成开港，一派反对与外国结交：国王及朝臣们属于开港派。在此实情下，只有缓慢地劝告，不可急于用事，以免得到相反的结果。

当时李鸿章与朝鲜交结，主要是通过朝鲜的使臣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朝鲜政府及国王。

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2）

（1）李鸿章与李裕元。

1873年(癸酉)12月，朝鲜国内掀起"癸酉政变"，大院君政权垮台，闵氏一族新政权成立。新政府的最高当权者是接近于闵氏一族的领议政李裕元，他是国王的亲信，思想开明。1875年2月12日(乙亥正月七日)，朝鲜国王李熙之子坧，被决定为王世子时必须受清政府的册封，朝鲜国王乃派遣原任领议政、现任领中枢府事李裕元为特使赴北京奏请。李裕元归国时，在直隶永平府与知府游智开交游，对总督李鸿章十分景仰，临别时，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委托游知府代为转呈。这封信里的一段是："小生于海隅，所见无异坐井焉。有管窥乎一游人方，平生足矣。天津遥隔，末由晋候以听钧教，含怅归国，妄回游兄数字，仰累清听，罪悚之极，僭越莫甚。若下答教，与荣无比，不任惶慄（栗）之至。不备。谨呈。橘山小生李裕元再拜。"《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7~278页《朝鲜使臣李裕元来函》，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又，该函亦收于《李文忠公译署函稿》第四卷，第31页内。

自此以后，李鸿章与李裕元二人便结为文字之交。

日朝《江华条约》缔结后，清政府为保全朝鲜，拟劝李朝政府与西洋列强结约以牵制日本，于是乃于1879年8月21日(光绪五年七月四日)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32~33页(三四)《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上谕》。李接此命令后，立即于这月26日，致书李裕元说："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6~369页《照录复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函稿》，巳卯七月初九日(1879年8月26日)发。李裕元得此劝信后，于这年12月24日(己卯十一月十二日)才回信向李鸿章表示：朝鲜与日本立约，实出于"万不得已"，代筹朝鲜之事，至为周致，感谢不尽，但是，朝鲜"僻在一隅，谨守规度，退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远之如鬼神"，而且，"小生寄身山野，余生无多"《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98~401页《照录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来函》。。李裕元的这种回答，显然是婉言地拒绝了李鸿章的劝告。因此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说："李裕元牵于众议，玩其辞旨，亦似未以他事为然。因事转移，相机利导，殆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97页《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六年二月九日(1880年3月19日)。

甚难说服李裕元的李鸿章，乃另找别途以劝告朝鲜。

（2）驻日中国公使馆与朝鲜修信使。

1871年9月13日(同治十年辛未七月二十九日)清政府钦差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计《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条)。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初的修好条约，意义极大。据此《修好条规》第四条规定，双方各派使臣驻扎京师。中国于1877年派何如璋为正使，张斯桂为副使驻扎日本东京。见拙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3~17页。自此，中日两国正式的外交关系便建立起来了。

日朝《江华条约》缔结后，朝鲜政府派遣使日的修信使计有两次。第一次是1876年5月修信使金绮秀一行至日本东京。那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的国交。待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宏集一行于1880年8月11日至东京时，中国驻日公使馆已在东京设立起来。

因此，李鸿章便可通过驻日中国公使馆，劝告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设法使朝鲜政府与美国结约建交，以偿薛斐尔的期待。

如前所述，驻日公使何如璋于1880年6月7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闻朝鲜将派使来，在此议一切"；又说：将此信"敬乞代回堂宪察（查）核训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6~411页，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1880年6月7日)《驻日大臣何如璋函》。该函附有《照抄美国太匡低罗嘉纛船特命总兵官上高丽国王修好书》。此函亦收录于《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第440~442页内。二者相较，内容、文句完全一致。，而且，将薛斐尔致朝鲜国王书的抄本，一并附上。据此，李鸿章对当时日美朝3国之间关系已知之甚详。待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至东京后，驻日公使何如璋遵照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力劝金宏集联美以制日俄，是想象而可知的事。李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钧函抄示何子峩(即何如璋－－笔者注)函件，商及朝鲜与美结约之事，荩筹硕划，权衡至当。敝处已于十五接子峩函件，与上钧署者相同。其外交一则，揆度情势，虑远思深，洵有卓识"《李文忠公译署函稿》第十一卷，第42~44页《论维持朝鲜》，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大地赞扬了何如璋。

那么，何如璋怎样地去劝告金宏集呢?

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3）

金宏集这次访日，与4年前金绮秀访日时，明治政府对他俩的欢迎情绪有很大的差异。那就是，金绮秀来日时，日本把他以国宾看待，招待得至为殷勤周到，而金宏集这次来日时，明治政府的态度很冷淡，外务卿井上馨并未出迎，只派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负责接待。其理由是：金宏集这次是负朝鲜政府的使命与日本折中《江华条约》中的悬案问题而来的。例如条约中的日使驻朝，增加朝鲜的通商港，关税的征收及朝鲜米谷输出诸问题。这些都对日本不利，不为明治政府所欢迎。此外，1879年4月，明治政府将琉球改为冲绳县，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给朝鲜的警戒与威胁很大。而且，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为维护清廷与琉球之间的"宗属"关系，向明治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双方争执不已。在这种紧张的国际环境下，明治政府是不愿意金宏集与驻日中国公使往来的。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修信使日记》卷二(金宏集复命书)，探求堂，汉城，1971，第149~155页。因此，金宏集在东京的外交活动是很谨慎的。

金宏集一行到达东京的消息为中国公馆知道后，何公使便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于8月20日去拜访金修信使，代表公使馆向他致慰。二人笔谈很久，交换了不少意见。第二天(21日)，金宏集即回拜中国公使馆，向何如璋公使寒暄后，即告知何他这次访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朝日条约中的关税问题，而且还说："仆来此，大小事，专仰钦使指导。"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修信使日记》卷二(金宏集复命书)，第171~191页《大清钦使笔谈》。这天陪同金、何二人笔谈的，是参赞黄遵宪。

8月23日，何如璋公使偕张斯桂副使回拜金宏集。笔谈的主要内容：①何公使建议朝鲜向日本改约，②劝朝鲜与西洋国家立约修好以自卫。

8月26日，金宏集为征求何如璋公使的意见，再度访问中国公使馆。对于如何改订关税问题，何向金的建议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否则，国家收入的损失甚大，务必注意。其次是对外问题。何说："去岁李伯相寄书贵国，亦以近日情形切迫，而不知贵国公论如何?"，金回答说："去岁李伯相寄书，备述近日情状。为小邦多费筹划，举国成颂。然朝野风气，如上所陈，只知守经之为正，所以不能一朝开扩，奈何?往伯相书中，再举阁下来信为谕。述及东洋动静，敝邦之荷阁下，厪注久矣。感之次戢，敬谢!敬谢!"何又问："俄人近日有来元山津，议开口通商之说，果否?又美国兵船近日赴釜山口通信，闻近日又再去釜山口，现贵国如何应付，先生知之否?"金回答说："俄人春间到北地，欲与通好，边臣直斥之。美船向抵釜山，欲纳书不达而去。嗣又日本外务代为绍介我国，以其书胜国国号，且直呈至尊，为违式而缴还，仆所知者，只此而已。"何又说："愚见，俄事颇急，现海内各国，惟美系民主之国。又国势富实，其与列国通好，尚讲信义，不甚图占便宜。此时彼来善求通商，若能仿此间议改之约稿，与之缔立条规，彼必欣愿。如此，则他国欲来通商者，亦必照美国之约，不能独卖，则一切通商之权利，均操在我。虽与万国交涉，亦有益无损之事。此万世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若必欲深闭固拒，致他日别生波澜，事急时，所结条规，必受亏损无类。卓见以为然否?"于是，金便回答："所教切当"，愿归国后将此意告知国人。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修信使日记》卷二(金宏集复命书)，第171~191页《大清钦使笔谈》。

9月6日，黄遵宪带着撰写好了的建议书《朝鲜策略》去见金宏集。黄说："仆平素与何公使商量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其中过激之言，千万乞恕。鉴其愚而怜其诚，是祷!"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修信使日记》卷二(金宏集复命书)，第171~191页《大清钦使笔谈》。

黄的这份《朝鲜策略》，不用说是在何如璋公使的授意之下而撰写的。为避官厅式的公文，而以黄个人"私撰"的方式呈出，其收效甚大。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劝告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特别是最后的联美国，把上揭何公使面告金宏集促使政府与美国结约通商的意见，说得更仔细，更深刻，更动听，强调美国与欧陆列强不同，"常亲于亚细亚，常疏于欧罗巴"，"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正，使欧人不敢肆其恶"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修信使日记》卷二(金宏集复命书)，第160~171页《朝鲜策略》。。当黄将这份《朝鲜策略》小册子呈递给金宏集时，金说："见示册子，万万感铭，胜似逢场笔话多矣。得暇奉阅，仍当携归，俾我国人，?知上国诸公眷念，如是厚且挚矣。"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修信使日记》卷二(金宏集复命书)，第171~191页《大清钦使笔谈》。

金宏集一行于这年9月8日离东京返国，10月2日将《朝鲜策略》呈献国王后，朝野为之惊动。保守派把它抄写下来，流布于民间。于是坚持"卫正斥邪论"的顽固官僚及陈腐儒生群起出来，痛斥金宏集忘恩负义，大骂黄遵宪与禽兽同科。李朝政府内部，保守、进步两派就《朝鲜策略》问题，掀起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最后，国王赞成与美立约修好，闵氏政权终于获得胜利。关于这一问题，拙稿《论黄遵宪与金宏集》拙稿《论黄遵宪与金宏集》，于2005年3月27~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之"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一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深讨。

总之，通过朝鲜使臣劝告朝鲜与美立约的影响与效果之大，李鸿章与李裕元的文交，不如何如璋与金宏集的笔谈。何如璋与金宏集的笔谈，不如黄遵宪的建议书《朝鲜策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朝鲜策略》对于促进朝鲜政府与美国立约开港的决定，实起了极大的作用。

朝鲜政府议约的决定（1）

金宏集归国后，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呈献给国王后，立即引起朝野很大的反响。掌握政权的领议政李最应是国王的伯父，年六十余，思想开明，与反大院君李昰应的闵氏一族极为亲近，力主开港。1880年10月11日国王召见他，询问对《朝鲜策略》有何意见时，他的回答是："彼人诸条论辨（辩），相符我之心筭（算）。"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高宗实录》第十七卷，24~25页高宗庚辰十七年九月八日之记录。这就是说，对黄遵宪的建言，全面赞同。于是，对美结交的问题，便被国王决定了下来。

据何如璋公使于1880年11月18日(庚辰十月十六日)致总理衙门函称：

本月十七日下午有朝鲜人李东仁按：李东仁(?~1881)为李朝政府开化党之僧侣。1879年，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朴泳孝等为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之新政，派遣他到日本考察。至日本后，先在京都本愿寺习日语，并得度为真宗之信徒，后移居至东京浅草别院，结识福泽谕吉，并参加兴亚会，与日本各界有交往。1880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等访问东京时，与金结交，参与政治活动，在朝有极（接下页注①）来馆见参赞黄遵宪。其人通日本语言，亦解笔谈，坐定寒暄数语毕，即解衣襟取出红绫包裹一纸，见有巨印三颗，内云今为严密探侦事，特委李东仁前往航海云云。又取出圆式如盒之木具一，上有火印，彼云此即朝鲜国王密诏。其圆木，乃符验也。又云朝鲜朝议现今一变，伊于九月初三日受命由汉城启程，在道六日，至元山津，驻十余日，得友人信称：国王现命前修信使金宏集，致书何公使，劝令美国前来结好，惟金使此函由驿递寄来，未知何日可到。十八日早晨复来，先出书函数件，云系友人寄彼之书，字画各别。内有一云：自上命金信使致书何如璋，而致书之意都在使何公劝美速送之(原文如此，意谓速劝其来也)。

这次李东仁访中国公使馆与黄遵宪笔谈后，乃将随身携带的《朝鲜国王与大臣密议当筵笔记》、《朝鲜政府会议节略》二份极为机密的文件①拿出来给黄看，但不愿交出，几经劝告，才允许抄录下来，其条件是严守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朝鲜国王对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极为重视，与重臣们检讨的结果，认为有参考采用的必要，于是朝议决定对美结约修好。何如璋公使根据李东仁的笔谈及抄录下来的两份文件，便认为"朝鲜欲与美国结好，自属可信"，乃于"十九日申刻寄电请示遵行"。何致总理衙门的电文如下：

兹有朝鲜委员李东仁身带国王密诏，据称现朝议一变，由国王命金使致书与璋，劝美来结约。此事可否代为周全?

(接上页注②)大的影响。李东仁这次负国王使命访中国公使馆，其意义很大。又，何公使的函件，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7~439页。

①这两份文件，均收录于《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42~447页。鲜政界中，为推进开化政策之主要人物之一。1881年5月抵达东京的朝鲜访日考察团，是由李东仁的策划而实现的。该考察团的主要团员是赵准永、朴定阳、洪英植、赵秉稷及鱼允中等人。他们滞留日本70余日，参观了文部、内务、司法、外交、大藏各省，税关、陆军各部门，归国后，对朝鲜的甲申(1884)改革起应请电示，以便收金信后遵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9~447页。

此电发出后，何如璋离东京赴长崎。12月3日，由长崎将上揭致总署的电文，照样地再电送给李鸿章查核，请李示训《李文忠公电稿》一卷，第3页《驻日本何使由长崎来电》，光绪六年十一月二日(1880年12月3日)到。。由此可知何如璋对此事的重视。

这年12月30日(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金宏集致何如璋的信才到达东京公使馆。今将该函最后一段，抄录于下：

体中朝字小之恩，不以宏集祷昧，引而教之，将中外时事，剖示无蕴。又黄公所赠策略一通，代为筹划，靡不用极，谨已一一归禀。敝廷莫不感诵大德，异声同叹。现众论虽未可曰通悟，殊不比往时矣。然敝邦规模，自来拙澁，况又忧虑洞，临事茫然，计不知所出。兹敢飞函仰告，幸怜其愚，而鉴其诚，重赐之大诲焉，则敝廷奉如蓍蔡，用以稽款，获受始终之惠矣，惟阁下裁之。言短意长，不能悉暴，统希匀（钧）照。不庄。庚辰九月十六日朝鲜金宏集再拜。《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52~453页《照录朝鲜前修信使金宏集来函》，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

由此观之，朝鲜政府对何如璋的劝告，黄遵宪的策略，全面表示接受。但对美交涉及立约之事，因欠缺经验与知识，一切依赖何公使及中国协助指导，以期成其事。

1881年2月18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日)朝鲜中枢府知事李容肃至天津访李鸿章，请示一切，并携有朝鲜政府文件数通向李提出。其中有：上?金宏集致何如璋函的抄本，李裕元给李鸿章的信，以及领议政李最应的"启本"。值得注意的是，李最应的启本。他对何如璋公使及黄遵宪参赞的劝言说："臣见上国公使诸条论辨（辩），与我之心筭（算）相符，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防御之策，自我岂无讲磨，而公使册子论说若是备尽，既给于（予）我国，则深有所见而然也。固可以采用。"对于排斥西洋邪学说："大抵洋船一来，则人皆以邪学为借口之端。而洋人之来住中国久矣，未闻中国人染有邪学也。"对于沙俄之东犯问题则说："臣以为俄人一朝渡来，则人必曰内修外攘，然修攘非一朝一夕之可为也。顾今器械财用不及于他国之万一，而及今之务，莫怀远人而安社稷也。"《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62~463页《领议政李最应启本》。这就是说，他已决意与美国结约修好，以巩固朝鲜的安全。但是，如何与美国进行交涉?条约的内容怎样地拟订?这些问题非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与检讨不可。

朝鲜政府议约的决定（2）

再就李鸿章而言，他根据李最应的《启本》及金宏集致何如璋书函等文件，已断定朝鲜保守派的卫正斥邪论及反对与洋夷结交的主张将为进步派的当权者李最应、金宏集等所抑制，朝美条约的缔结，已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朝鲜对于外交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五年，尚未设关收税，并不知税额重轻，设再与西国结约，势必被其欺蒙，无益有损。臣因其来牍有披露腹心，愿一一开诲硕划之语，出于至诚，遂令前在西洋学习交涉事宜之道员马建忠，与郑藻如等参酌目今时势及东西通例，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底稿，豫为取益防损之计，交李容肃赍回，俾该国遇事有所据依，不至多受蒙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83~484页《二月初五日军机处交出李鸿章抄折》。这是1881年3月4日(光绪七年辛巳二月五日)清政府军机处揭出的李鸿章抄折的基本内容。

当时马建忠等的《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草案计有10条，主要是：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开港口设领事官，外国人如违法，地方官可逮捕审判，救助遭难外国船员，关税自主权等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草约案中未涉中朝两国间的宗属关系。《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72~475页《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约章》节略，道员马建忠拟呈。

李容肃将马建忠等拟定的条约草案携归后，这不但可促使朝鲜政府速于决定与美国结约，而且，也给朝鲜提供了怎样去议约的参考。

当时，李鸿章对朝美议约事很慎重，很小心，在未接到朝鲜政府正式回答与美国结约前，他对薛斐尔的要求，总是尽量地拖延下去。

朝鲜领选使的中国派遣

前述薛斐尔于1881年6月21日由美国旧金山抵上海，7月1日赴北京的途中，在天津趋访李鸿章，打听李对协助美国与朝鲜立约的问题时，李并未做肯定的回答，只劝他耐心地等待。薛至北京公使馆到任后，为急于实现自己的使命，于这月中旬专程至天津访李鸿章，再询李对斡旋美朝立约的结果究竟如何。李要薛再等90天，朝鲜当有使臣来天津，届时当可晤谈。李所以能如此的回答，是由于朝鲜委员副司直李应浚(俊?)恰巧于这时到达天津见李鸿章，李遂命津海关道郑藻如"缮具节略，力劝朝鲜派员赴津，就便与美总兵肖孚尔商议，俟有头绪，再奏派大员同往面订条约各等情交李应浚带回"《李文忠公奏稿》第四十二卷，第37~39页《密议朝鲜外交折》，光绪七年十二月二日(1882年1月21日)。，呈报政府速派使臣到天津来议约的缘故。

在此情况下，朝鲜政府乃于这年8月，终于决定派遣吏曹参议金允植为领选使赴天津议约。这在金允植的（《全集》，第512~515页）《天津奉使缘起》里说："辛巳三月，始有派送领选使之命，至是年七月，余猥充使衔"金允植：《云养集》《杂著》卷之十四(《全集》，第512~515页)《天津奉使缘起》，壬辰(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收录，亚细亚文化社，汉城，1980)。，可以知之。

金允植等一行于这年12月中旬将由朝鲜起程赴北京，此事为李鸿章知道后，立即通知薛斐尔，以示其诺言。

1881年12月15日，薛斐尔接到李鸿章的秘书的信，知道朝鲜政府所派的议约使臣将要到天津，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说："He would communite the intelligence to his government at Washington， that if it wished to make a treaty it would appoint a commissioner， and that the negotiator probably could not begin work unitil spring"，即是：他将此事立即报告华盛顿政府，如议约，必须任命全权，谈判交涉，或待明春始可开始。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p307~308.与此同时，薛又将此事告知代理公使何天爵，何公使也立即电告华盛顿国务院，新任国务长官费林灰生(Frederick T Frelinghuysen)回电说："Congratulate Shufeldt on prospect of successful negotiation"(祝福薛斐尔的谈判交涉将能成功)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p208 Frelinghuysen to Holcombe， Jan 7， 1882。由此可知当时美国政府对美朝条约成立的期待，是多么的热切!结语

美国虽然亟待与朝鲜结约，但是，由于李朝政府内部大院君的残党"卫正斥邪"派与闵氏一族的开化派，双方互相龃龉，对美结约开港，困难重重，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金允植是位汉学家，是朝鲜开化思想先驱者朴珪寿朴珪寿是李朝后期实学派(或北学派)首领朴趾源之孙，具有先进的开化思想。1861年清咸丰帝驾崩于热河时，他以朝鲜的慰安副使到过热河。那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目睹大清帝国战败的惨状，不平等条约的苛刻，对欧美列强已有所了解。1872年10月，清同治帝大婚时，他又以使臣至北京，见到中国洋务派所推行的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亦有所感动。因此，他对李朝政府的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颇不以为然。当他被选为李朝政府左议政时，竭力主张对外开放，并支持恢复朝日旧交。著有《斋集》，主张"凡所谓学者，皆实事也"，对空虚不切实际的"邪说"，表示反对。门人，思想开明。他被国王所器重，当选使华领选使，乃在辛巳(1881年)十月的《以领选使渡湾时疏》中说："伏以臣以驽下之才，谬蒙圣恩，猥充领选之任，才短任重，无以报答，昼夜忧惧不遑"金允植：《云养集》《疏》卷之八（《全集》，第31~34页）。，由此可知他的忠君爱国的热忱。他于这年冬，由汉城起程，抵达直隶保定府后，上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说：

夫有国有土者，惟以保存宗社，奠安生民为务。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通聘会盟，殆无虚日，不第诸夏衣裳之会，即蛮越鳞介之国，玉帛相续，此岂不知义理而然哉?惟小邦则不然。不问时势可否，惟以守经为正理，斥和为清议，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言及交际，辄以邪学目之，为世所弃。自丁卯以后，日本投书求好，朝议以为近日日本变用洋制，通倭即通洋之渐，却而不受。及乙亥秋，日本兵船入江华，众论沸腾，几至生事。故相臣朴珪寿倡议调停，复修旧好。国受平和之福，而论者犹至今咻咻，上自朝廷缙绅，下至岩穴草茅，以及市井屠贩之流，所见皆同，以为不必交邻，恐纳侮也。不必讲武，恐滋事也。闭境自守，无如我何。金允植：《云养集》《书牍》卷之十一（《全集》，第296~303页）《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辛巳冬在保定时。

由此可知当时朝鲜的"反洋"与"攘夷"的思想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对美结约开港是如何的困难。虽然如此，但是金允植愿竭尽其力，完成国王给他的使命，务使与美修好结约能实现。乃决意借助李鸿章的威望与实力，以期早日完成其事。因此便说：

欲借中堂之重，以镇服群情，则中堂威著四裔，谁不敬慕。独小邦愚俗不知畏惮，观于李相之事，亦可知矣。今此小邦联美之计，环瀛各国不应不心许，而惟东北邻比(暗指日俄两国－－笔者注)及本国人所不欲乐闻也。东北邻比若知此机，则必忮害阻挠，事未可知。国人若知此机，则必哗然蠢动，功难顺就。此事宜速不宜迟，宜密不宜疏。事体重大，弹压国人之心，宜名正言顺，以消狡邻之谋，惟有我皇上明降诏旨，先期晓谕，于明春年贡使之回，踵遣派员，协美议约，则我寡君得以凭仗皇灵，随宜酌办，保合东洋，永固藩屏，庶其在此。惟愿中堂默运玄机，与神为谋，俾事成之后，浑然无形迹之可寻，如泰山乔岳，不见运动而功利及人，使小邦愚民获福而不自知，岂非盛德之事乎!嗣后凡干事务，更烦指教，克图有终，亦惟中堂之惠我寡君，深有望焉!金允植：《云养集》《书牍》卷之十一（《全集》，第296~303页）《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辛巳冬在保定时。

金允植对李鸿章的恳切期待，由此可见一斑。于是李鸿章便将朝美结约建交的事，一手包办了下来。

在李鸿章正式与美国特使薛斐尔交涉美朝结交谈判之前，必须先将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修好关系做一评述才是。

《朝日修好条约》的缔结

日本与朝鲜的近代国际关系的成立，始于1876年2月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在朝鲜江华府缔结的《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该约是朝鲜对外开港的最初条约。所谓\"对外\"，只限于日本一国而已。

《江华条约》缔结后，直接而较早的影响是促进了暂时中断了的朝美建交结约交涉的再度展开。

1871年(同治十年)6月，美国驻北京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 Low)率领美国亚细亚海军提督罗杰斯(John Rodgers)所指挥的舰队攻占朝鲜江华岛后撤退时，曾忠告朝鲜的大院君政府说：\"设或将来各国用强，以致贵君王不能拂其所请，即难言屈抑矣。\"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三)，原编《洋船情形》，第58~60页《美国公使送富平府使照会》，五月十五日。又，参照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01~203页。这忠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当时大院君政府看来：1866年(丙寅)先焚毁美国的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1871年(辛未)又击退了美国舰队的江华岛侵入，这一连串的\"锁国攘夷\"政策的军事胜利，更增强了它的反洋、排外的决心。因此，大院君以\"丙寅\"、\"辛未\"两次的外患\"洋扰\"为戒，忠告朝鲜的\"万代子孙\"，乃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之数言刻于石碑，树立于朝鲜首都及全国各大城市。大院君的仇洋反夷的顽固的民族主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就在这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了。

1868年1月，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崩溃，明治新政府成立。国家的体制由封建制向近代国家及西洋资本制推进。在当时大院君的眼里，认为西洋化的日本，已成为\"洋夷\"，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当时明治政府再三要求与朝鲜建立近代的外交关系，都被大院君政府严词拒绝。但是，1873年11月，朝鲜国王亲政，大院君政权终结，王妃闵氏一族的新政权成立，对外政策有了新的转向。于是日本便于1876年2月，强迫闵氏政权签订了朝鲜最初对外开港的《江华条约》。

关于《江华条约》的研究，\"二战\"后中日两国的论著不少。中国方面，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修订本，按，原本刊于1932年，当时编著者任《大公报》主编)第一卷第三章\"朝日江华条约与中日关系\"中有仔细论述，并提出了不少值得参考的意见。日本方面，拙著《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东京，塙书房，1962)，将《江华条约》成立的原因、经过、影响以及该约的缔结与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成立的关系，都做了广泛的检讨，因此，在本文中，不再一一赘述旧论，仅归纳若干要点，从另一角度重新阐述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与朝日交涉的变化，以及《江华条约》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1）

（一）大院君政权的崩溃

大院君政权时代是自1863年至1873年，计有10年，是李朝的"锁国攘夷"时代。1866年法舰队侵入被击退的"丙寅洋扰"，1871年美舰队侵入被击退的"辛未洋扰"都发生在大院君的当权时期，也可以说是朝鲜国家的外患时代。

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是朝鲜国王(李熙)的亲生父亲。1863年，李熙12岁，继承王位，称为高宗或李太王，是李氏朝鲜的第26代国王。由于年劝，由大王大妃(神贞王后)垂帘听政，封昰应为大院君，并将国政委任之，于是便形成大院君独当一面的政治，是李氏朝鲜空前未有的独裁者。

大院君的思想，笃信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倡"卫正斥邪"论。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排斥"邪教"、"邪说"，尤其是西洋传来的天主教。曾颁布"禁压邪教令"，弹压天主教。

1866年2月23日(丙寅年正月九日)，在汉城的主教法人张敬一(Simeon Francois Berneux)首先被捕，继而法人传教士9人，朝鲜人传教士7人及其信徒男女老幼无数，均被捕处死。这次大残杀，被称为"丙寅邪狱"，引起法国的抗议，结果法派舰队侵犯朝鲜。《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28页，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法人欲与朝鲜搆兵》："本年(同治五年即1866年－－笔者注)三月间，高丽国王突发一令。将该处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传教士七人，其习教之男妇老幼无数，尽行杀害。如此残暴，自取败亡。因系属中国纳贡之邦，是以本国命将兴师，以讨有罪。"

1873年(癸酉，高宗十年)，国王已成人，年22岁，应该亲政，但是，大院君仍然不愿交出政权，于是激起国王及王妃闵氏一族的不满，特别是法国的"丙寅洋扰"，美国的"辛未洋扰"，先后两次外患，都是由于对外失策，促使了反大院君的势力日益增强。1873年秋，朝鲜王朝内的统治阶层权力分化，大院君一派与反大院君的王妃闵氏一派的明争暗斗更为尖锐化。王妃闵氏一族的中心人物闵升镐结合儒生集团的实力者崔益铉等实行政变，拥护国王亲政，撤换大院君重任的左议政姜，右议政韩启源等人，将大院君一派的势力一扫殆尽，政府为之一新。这就是"癸酉政变"，终于强迫大院君下野，交出了政权。

大院君辅政10年，归结其失败有下列数点。

（1）就政治而言。大院君执政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尽量废除"书院"，以抑制朋党的言论。原来，朝鲜的书院是仿效宋代的书院制而设，得到政府的保护，儒生们多是特权阶级(两班)的子弟，当初以讲学为目的，后来变为朋党的聚合地，议论时政，批评政府，并干涉地方行政，为大院君所仇恨。故自1864年至1871年，除大院君裁决的"赐额书院"(国王赐写的书院)47所残存外，其余的全国书院，一律下令废止。如此，可以防止对大院君独裁专权的批判，以排除异己。1873年12月22日(癸酉十一月三日)户曹参判崔益铉，上书痛斥大院君的失政说："皇庙之撤，君臣之伦矣，书院之罢，师生之义绝矣，鬼神出后，父子之亲紊矣，国贼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钱之用，华夷之别乱矣。惟此数三条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荡然，而无复余存矣。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相为表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此矣，此非变先王之旧章，天下之彝伦而何哉?"因此，总结为"政变旧章，彝伦丧"8个字来抨击大院君的失政。特别是对撤废书院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国学也。乡校是古之州序也，书院是古之党庠也。且设院之本意，则讲学明道实为之主，而乡先生崇德报功，仍其余事也。不谋广置，惟嫌叠享，并与其已举者而加废之，存十一于千百，则深违学校之古制，大失创设之本情"《日省录》(影印，汉城，民昌文化社，1991)高宗篇十，癸酉年(1873)十一月三日《崔益铉上疏》。。崔益铉认为这是废弃教育，埋没人才的愚民政策，影响国家的安危。

（2）就财政而言。大院君为修复"壬辰倭乱"(即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被焚的景福宫，大动土木；与此同时，为制止洋夷侵入，加强江华岛等地的国防建设。以财源不足、征收"愿纳钱"，乱发"当百钱"，而且规定通过首都的城门时，也要交纳通行税。这些恶劣的经济政策及苛捐杂税，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趋困难。故崔益铉主张：停土木之役，罢聚敛之政；革当百之钱，废禁门之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日省录》高宗篇五，戊辰年(1868)十月十日、十八日《崔益铉上疏》。。

（3）就外交而言。大院君的顽强"锁国攘夷"政策是招致外患的主因。丙寅、辛未两次洋扰，与其说是大院君击退洋夷，不如说是洋夷自动撤退。1866年(丙寅)10月16日，法军舰队占据江华府时，承政院同副承旨李恒老于这月20日上疏说：往昔，隋焬帝以百万之师讨伐高句丽而失败，唐太宗以天下无敌之英武，屡败于高句丽的安市城，这是由于当时君臣勤于政务，人民依赖政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故能捍卫国家。现在的我国"文恬武嬉"，民心离散，何以御侮?希望"殿下历览古史，凡兴邦之庆，孰不本于人心之归附，丧邦之祸，孰不本于人心之离叛"，"率致身之臣，以遗其君，率孝顺之子，以攻其父，古今天下必不成之事也。如此，然后洋贼可逐，国家可保，苟为不然，上失君子之心，下结小民之怨，日往月来，不知所以反之，则虽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前知预计之士，日效其能，无救于土崩瓦解矣"。《华西集》三卷疏札《李恒老疏奏》(本文引自田保桥洁著《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47~49页)。又，参见《日省录》高宗篇三，丙寅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承旨李恒老疏辞》。这建言，暗示着大院君的腐败政治，难以挽救朝鲜的国家危急。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2）

李恒老是当时儒生界的代表人物，他与弟子崔益铉等一连上疏，指摘大院君的失政，其影响极大，给大院君以致命的打击。

（二）闵氏政权的诞生

王妃闵氏，是佥正闵致禄的女儿。16岁时被封为王妃。比国王(高宗)大1岁。聪明多才。国王亲政后，参与国政，是位杰出的闺秀。

闵妃之父闵致禄，早逝无子，闵升镐为继子，闵升镐的实父闵致久，实弟闵谦镐，从弟闵奎镐等结合在一起，形成闵氏一族的政治势力，与大院君立于敌对的立场。于是李朝政府内部，大院君与王妃闵氏两派的政权争夺，便日益尖锐化起来。

闵氏一族多是年轻少壮的贵族子弟，缺乏政治经验，但思想较大院君新进，而且，在他们的背后，有老练政治家、领中枢府事李裕元(橘山)的支持，足以与大院君相对抗。

王妃闵氏一族的中心人物是闵升镐，为打倒大院君一派，结合神贞大王大妃赵氏的诸侄赵宁夏、赵成夏，以及再三上疏痛斥大院君失政的崔益铉等，于1873年12月22日(癸酉年十一月三日)夜，实行"癸酉政变"，宣布国王亲政，将议政府中的大院君的心腹，一律肃清，遂由国王任命李裕元为领议政，朴珪寿为右议政。于是大院君只好交出政权，称病下野，隐居于汉城的三溪洞山庄，闵氏一族遂掌握国权。

闵氏政权成立后，值得注目的是：对外政策的转变。当时由于大院君长期当权，不但反对欧美"洋夷"，亦痛斥日本的维新与欧化。在大院君的"斥倭攘夷"政策下，断绝了德川幕府以来的日朝关系。故领议政李裕元于1874年8月11日(李太王甲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启言》中说："我国与倭人，结邻通信已三百年所，而无一衅端，有百和好，书契之以礼，赠给之以时，毫无相失，忽于三年之间，无故阻隔，今则无异闭关绝约(下略)"《日省录》高宗篇十二，甲戌年（1874）六月二十九日《领议政李裕元启言》。，批评大院君对日外交的失败。

虽然如此，但大院君一派的残党势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卫正斥邪"论，已在朝鲜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要求日本明治政府应恢复幕府时代封建式的"旧国交"，才可与之交往。这要求甚难为日本所接受。因此，闵氏政府想与日本恢复旧交，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

今将日朝两国关系的曲折，分述于下。二朝日新国交树立的曲折

上述领议政李裕元所说的日朝善邻关系已有三百年的历史。所谓"三百年"，是指1607年(庆长十二年，明万历三十四年，朝鲜宣祖四十年)朝鲜派遣"通信使"至日本江户，与德川幕府建立了友好关系为起点，至1811年(文化八年，清嘉庆十六年，朝鲜纯祖十一年)为止，通信使的派遣，前后计有12次。通信使一行来日本，往往随员达数百人之多，实为稀有的大型使节团。但至1811年第十二次时，所谓"易地聘礼"，将目的地的江户，改易对马岛，仍继续着两国之间的交往。远在1678年(延宝六年)日本已在朝鲜釜山港设立草梁倭馆，作为两国间外交与贸易的机构，直到幕末时为止。草梁倭馆的管理，由幕府委任对州(对马)藩负责。

如此看来，朝日两国的善邻关系，将有三百年。但是，到了李朝大院君当权时，这种善邻关系便中断了。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大院君顽固的"卫正斥邪"思想，仇视日本明治维新所致。

（一）草梁倭馆的废止

1868年1月3日(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德川幕府崩溃，日本宣布"王政复古"，明治天皇亲政，迁都东京(改江户为东京)，改元"明治"，维新政府成立。于是将幕府时代的一切制度，全面废止，向西洋式的近代国家体制推进。在外交上，首先是刷新日朝之间江户时期的旧国交。因此，于1869年1月23日(明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对马藩家臣樋口铁四郎、平和节等前往朝鲜，通告明治政府成立。樋口等抵釜山后，在草梁倭馆会见朝鲜倭学训导安东晙，以"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义达即宗义达)的名义提出书契(即照会)。今将其内容，摘录一节如下：

我邦皇祚联绵，一系相承，总揽大政二千有余岁矣。中世以降，兵马之权，举委将家，外国交际并管之。至将军源家康，开府于江户，亦历十余世。而升平之久，不能无流弊，事与时乖戾。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乃差正官平和节，都船主藤尚式，以寻旧悃，菲薄土宜，略效远敬，惟希照亮，肃此不备。《日本外交文书》第一卷第二册，第692~695页《宗义达致朝鲜国曹礼参判书契》，庆应四年戊辰九月。

这书契的内容是很友好的，但是写的方法与用词，与德川幕府时有异。如"左近卫少将"，"平朝臣"之称，"皇上"之词等，都是从来未用过的，违反了以前的格式?因此，训导安东晙说："书契万无捧纳之意"，表示不愿接受而拒之。不但训导安东晙如此，东莱府使郑显德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朝两国之间的交涉，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训导安东晙，东莱府使郑显德，都是大院君的心腹。他们所以拒绝对马藩的书契，是由于大院君的秘密指示而做出来的。换而言之，这种拒绝意味着：大院君敌视日本的维新，万难与之交结来往。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3）

1869年10月(明治二年九月)，明治政府将对州藩主宗氏的对朝外交权收归新设的外务省，次年1月(明治二年十二月)外务省派佐田白茅等去朝鲜再要求日朝两国修好，但又被东莱府使郑显德所拒绝，只好返回日本。1870年4月(明治三年三月)，佐田写了一份建白书向明治政府提出，其中的一段是：

朝鲜知守不知攻，知我不知彼。其人深沉狡狞，固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故断然不以兵力莅焉，则不为我用也。况朝鲜蔑视皇国，谓文字有不逊，以与耻辱于皇国，君辱臣死，实不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举大义，问所以辱皇国者。彼必迍邅趑趄，不能降伏谢罪。惟命是听焉。于是皇使忽去，大兵遽入，其十大队向江华府，直攻王城，大将率之。其一少将率六大队，进自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其一少将率四大队，进自江原、京畿。其一少将率十大队，溯鸭绿江，自咸镜、平安、黄海三道而进。远近相待，缓急相应。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若不然，而徒下皇使，虽百往复，实下策却法。不若征讨之最速，决非浪举也。佐田白茅：《征韩论之旧梦谈》，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五卷《杂史篇》，第38~52页，文有误字。

不仅要以兵力征讨朝鲜，而且认为打倒大院君，易如反掌。因此，他又说：

朝鲜有大院君者，国王之实父也。丙寅之年，朝鲜与佛兰西战争之后，专握政柄，擅威福，唯好武而无深谋远虑。厚税敛，蓄金谷，下民莫不怨怼焉。一日举我三十大队以蹂躏彼之巢窟，则土崩瓦解。一夫太院，七纵七擒，实易易耳。佐田白茅：《征韩论之旧梦谈》，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五卷《杂史篇》，第38~52页。

这种大言狂语的"建白"，非当时明治政府所能采用，虽如此，但对后来的"征韩论争"及"江华岛事件"的发生，都有极大的影响。

继佐田白茅的建白书提出后的同年10月(庚午年九月)，外务省又派遣外务权少丞吉冈弘毅，偕随员森山茂、广津弘信等赴朝鲜釜山，欲与朝鲜再度进行复交谈判。吉冈一行抵达釜山草梁倭馆后，训导安东晙表示：非对州藩吏，不与谈判。结果，吉冈弘毅只好滞留于釜山倭馆，等待适当机会，再进行交涉。

1871年6月，恰巧朝美修好结约交涉决裂，美国驻东京公使德伦格(CEDe Long)函告日本外务卿泽宣嘉，谓朝鲜"顽习未改，旧规确守"，决派舰队攻击之，祈予谅解《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第298页，附属书一《五月三日美国公使致泽外务卿函》。。这通告书中，虽未明言要求日本援助，但希望日本寄予国际的同情，确是事实。当时滞留在釜山倭馆的吉冈弘毅欲利用美舰队攻占江华岛，即"辛未洋扰"的机会，等待朝鲜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再议日朝交涉。但未料到美舰队撤离朝鲜后，大院君的攘夷排外的气势更为昂进。在此情况下，吉冈只好放弃日本外务省直接与朝鲜交涉的办法，仍旧借助对州藩宗氏之力，以期推进日朝交涉。

朝鲜"辛未洋扰"的时候，正值明治政府宣布"废藩置县"，将全国三百余大小藩，一律废除，改为县的体制，集权中央。大小旧藩主，由政府任命为县知事，或授予其他官职。对州藩主宗义达，由政府任命为外务省外务大丞，改其名为宗重正，仍担任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朝关系事务，并授命接收釜山草梁倭馆的工作。

1872年2月，新任外务卿副岛种臣欲打开日朝间的僵局、派森山茂、广津弘信二人携带着外务大丞宗重正(义达)的书契两份赴朝鲜釜山，会同驻釜山的吉冈弘毅磋商后，拟将宗氏的两份书契向朝鲜当局提出。

书契之一是：

大日本国从四位外务大丞平义达呈书

朝鲜国礼曹参判某公阁下，我邦自戊辰之岁，国体一新以来，天子亲政，废幕府置太政官。革封建为郡县，于是世袭之官皆罢其职，如义达亦解对马守任及左近卫少将官，并止我邦与贵国交际将命之职，更以义达任外务大丞矣。(中略)速差使以语其状由，并说彼此唇齿之间，宜修旧交，讲新盟之理，以达国家善邻之诚意，以成永远不渝之良图。义达敬奉其命，既从其事，乃使家人相良正树以报此事。阁下其明谅焉。义达有故，改名重正。合并拜告，肃此不宣。

明治四年辛未八月《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第337~338页。

书契之二是：

大日本国从四位外务大丞平重正呈书

朝鲜国东莱釜山两令公阁下，我邦政体一新之状，及重正不能自司两国交际将命之职等情，乃曾使人家某报知之，谅两公阁下，已赐垂鉴焉。盖本邦与贵国，邻谊之深，业既三百有余岁，重正历经为之斡旋，今也朝廷免重正之职，犹念数百年旧交之情好，特任重正为外务大丞，命告两国寻交之事，本省更令原差官员吉冈弘毅等，拜晤两公阁下，备语其委曲，又陈述寻?盛意之所在，其惟两公阁下，以两国良图为重，从善款接吉冈弘毅等，听纳其所陈述，万勿反拂本省恳笃之情谊为幸。诚信所在，言繇衷出，伏冀两公阁下其谅之矣。肃此不宣。

明治四年辛未十月日《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第338~339页。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4）

当时，日朝两国之间的往来文书，必须通过草梁倭馆的接待官，即训导安东晙的准许始可上达。但是，安东晙认为维新的日本，是追随"洋夷"美国之后的"叛逆者"，有不共戴天之仇，称病不能接见，婉言拒绝。这使当时负责对朝交涉的日本外务少记(官名变更)吉冈弘毅等陷于窘境。那就是：用日本外务省直接派员交涉被拒，用对州宗氏的旧关系交涉也被拒，训导安东晙的做法，使他不知如何对处是好。最后，吉冈与森山茂、广津弘信两外务权大录，以及旧对州藩宗氏家使相良正树等磋商结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派员至东莱府，与府使郑显德直接交涉。于是由差使相良正树，馆守深见正景率领馆员、通译、使用人数十人，于1872年7月1日(明治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由倭馆出发徒步前往东莱府，但训导安东晙用尽种种手段阻止，并妨碍相良等前往，演出日朝交涉史上严重的"馆倭拦出"事件。

相良等一行几经阻挠，终于7月10日(六月五日)好容易才到达目的地，但东莱府使郑显德也不愿接见，命差备官韩主簿书面回答说：

交邻以来，约条坚如金石，彼此相守，已为三百余年矣。贵国所干，如系约条所在，则我国处分，必无不施之理。若或违画约条，虽千诉万言，断不听许，已悉审惯，而今以公干事言之，此是彼此间沿革事务，则何以一朝一夕遽议左右乎?前已备陈于朝廷，亦当收议于国中，然后始可进退。故今番训导之自京师下来后，业以此意回报于馆中，则勿论早晚，惟当恭俟处分，而以拦出馆门，犯越禁界，看作能事，至于上府骚扰之境者，安有贵国守约条，知法禁之意乎?假令自贵国有施措于国中之事，而其所施措有或不便公议者，则其势不得不还，而况不可容易议之事，肆然欲行于邻国，邻国宁有肯受之理乎?以面接之事言之，宴享时相接外，无更相接，自是约条亦所吾知，则此知万不近理之说，设或许其面接，其间训导公干之说，皆是使道分付，则此外有何样词说，强请面接乎?更勿烦说，即速撤还安顿，惟俟早晚间处分，而处分回下之前，凡系交邻事务，遵守旧约，无一违画，然后乃可有公议决末之日。以此谅之，无伤邻好可也。

右亲率军官口传分付，以此照谅焉。

壬申六月初六日

差备官敬汝韩主簿印

差使馆司尊公《日本外交文书》第五卷，第331~332页《附记一》(口陈)。又，文中有误植之字。

由上揭文内容看来，东莱府郑显德的意见，与训导安东晙并无两样，他们都坚持往昔的旧约规，不愿接受明治政府所要求的"近代外交"，换言之，眷念幕府的旧时代，仇视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如此，他们不能算是大院君的忠实部下。

在此情况之下，吉冈外务少记等认为：幕府时代残留下来的草梁倭馆，实无再续存的必要，令馆员归国，由外务省接收倭馆而管理之。此意见为政府所采纳，于是明治政府于1872年9月(明治五年八月)，命外务大丞花房义质赴朝鲜釜山接收草梁倭馆。次年2月12日免深见正见馆守之职，任外务省出仕广津弘信继其职，改倭馆之名为公馆，即后来的领事馆。

总之，至1873年4月1日广津弘信到职后，草梁倭馆已结束幕府时代的任务，直属于外务省管辖之下，成为外务省驻朝的外事机构《日本外交文书》第六卷，第248~254页，4月25日《朝鲜国在勤广津外务省出仕致外务大丞等书》。。

（二）征韩论的沸腾

征韩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出发点，它的历史渊源很久。至明治维新后，日本为重修日朝旧交，为大院君政权所拒。故有前揭佐田白茅的征韩论提出。

其实，在佐田倡征韩论之前，明治政府内有力人物木户孝允是征韩论的首倡者。他闻对州藩家臣樋口铁四郎赴朝交涉失败，乃于1869年1月26日(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日记里说：希望遣使节至朝鲜问罪，彼若不服，不惜诉诸武力以攻之，以伸张皇国之威严《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卷，第159页。。不过，这主张当时未公开罢了。待佐田的征韩论向明治政府提出后，不用说，木户是全面支持的。于是木户与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磋商，乃于1870年7月24日(明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白书。这建白书后被佐田白茅评为"因循论"佐田白茅：《征韩论之旧梦谈》，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五卷《杂史篇》，第49页《木户参议之因循征韩论》。，认为不够积极，虽然如此，却立即被参议大久保利通所反对《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三卷，第477页，《致木户孝允书》，明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成为1873年10月征韩论决裂的发端参照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305~307页。。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5）

就在木户的建白书提出后不久，即这年8月24日(明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柳原前光乃根据木户的建白书，撰《朝鲜论稿》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岩仓公实记》中卷，第20~34页。又，《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卷，第149~150页。，其意见较木户激烈，认为朝鲜的顽迷固陋，非出兵讨伐，不能使之屈服。当时明治政府内有不少阁僚支持柳原的征韩论，但是岩仓右大臣认为：废藩置县问题将要开始，一切内政亟待整理；已被政府任命为特使，将率领美欧考察团出发前往。因此，无时间，也无余力去考虑柳原的建议，乃暂置未理。

岩仓率领的考察团，通称"岩仓遣外使节"，是由明治政府中的开明而有力的阁僚构成，例如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均被任副使随同前往。此外，有随员40余名，留学生50余名，计有百余名的大型外游团，是日本空前未有的创举。

使节团一行，于1871年(明治四年)12月首途美国，然后历访西欧英法诸国，为时近两年，1873年9月才返国，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近代化起了绝大的作用。

岩仓等一行出发时，留守政府由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诸参议所拥立的西乡隆盛参议负责。西乡是征韩论的首领，岩仓等为防止西乡的独断行动，相约重要国策须待遣外使节团归国后才能决定，以期牵制之。

1873年(明治六年)2月，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被派前往中国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两约均于1871年9月13日在天津由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达宗城及副使柳原前光所签订)两约的批准书。副岛一行的随员中，有美籍顾问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李仙得(1829~1899)为法人美籍外交官。1866年被美政府派驻中国厦门领事。次年，美籍商船罗佛(Rover)号突然在台湾沿岸触礁，船员7名被台湾高山族杀害，当时李仙得率领美舰2只至台湾问罪，结果一无所成而撤退。1872年李仙得休假返美，路过日本时，恰巧这年8月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遇害，也欲出兵问罪，打算利用李仙得的知识与经验来解决这次事件。于是由驻日美公使德龙(C B De long，中文译名不一致)。将他介绍给明治政府。于是李仙得乃辞去美国官职，被聘为外务省顾问(准一等出仕)。1873年3月，随同副岛外务大臣前往中国换约，并协助解决台湾"生蕃"事件，尽力很大。后来，日本出兵征台时他也随日军前往，由于中国的抗议，他被厦门美领事馆拘禁。后解上海被释放，乃返东京。未久，由日本推荐，被聘为朝鲜政府外事顾问，1899年死于朝鲜汉城。著有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Formosa， 1871，及Progressive Japan， 1878。，协助副岛办理外交，贡献很大。

副岛、柳原办妥换约手续后，与李鸿章谈到征韩问题。今据李鸿章于1873年5月3日(同治十二年四月六日)《述副岛商论外交》中说：

该使谓：朝鲜世与本国对马岛诸侯通商，自国主临政，诸侯撤藩，朝鲜使问遂绝。屡次派人往说，该国置之不理，书词颇多傲慢，现仍遣使劝喻，冀得永好无嫌，无侵陵用武之意。鸿章告以近邻尤要和睦。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法美皆志不在此。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挟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该使深以为然。《李文忠公译署函稿》第一卷，第43~46页。

李对副岛所提出的征韩论，颇不同意，劝副岛慎重从事。

副岛与李会谈后，即赴北京面觐大清皇帝，呈递国书，但总理衙门谓：面觐皇帝应行跪拜之礼，副岛说他是外国的特使，不是皇帝的臣属，只作三揖，以示敬意即可郑永宁编《副岛大使适清概略》(1873，明治六年)。该概略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一卷《外交篇》，第63~75页。。为此争论不已，故副岛等一行滞留北京时间很长。结果，总理衙门让步，于6月29日在紫光阁，以三揖之礼觐见同治帝。在此以前，即6月21日，副岛遣柳原至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蕃"事件，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惩罚，王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则表示：台湾之"生蕃"为中国政教政令所不及，是化外之民郑永宁编《副岛大使适清概略》(1873，明治六年)。该概略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一卷《外交篇》，第63~75页。。这简直是"弃民"的回答，成为日本后来出兵征讨台湾的口实。

其次是副岛数度访问美公使镂斐迪，就台湾"生蕃"事件，以及中朝间"宗属"问题，征求镂公使的意见，并请他予以协助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ie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Ⅰ， 1873， p188， Mr low to Mr Fish， Peking， June 13， 1873。又，拙著《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第35~45页。。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6）

总之，副岛等的这次访华，虽是为了换约，但其收获颇大。即是：把握住中国对台湾、朝鲜两问题的态度，作为决定征讨台湾、朝鲜政策的重要参考；除获得美使镂斐迪谅解外，还得到俄使布策(Eugene de Butzow)对日本的征韩不加干涉的保证伯爵大隈重信：《开国大势史》，第1211~1212页。又，《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第42~43页。按俄公使布策于1872年曾任驻日公使，与副岛结识。后转任驻华公使。1873年副岛访北京时，与之交往，并谈到日俄两国在朝鲜与桦太(Sakhalin即库页岛)利益交换的问题。副岛返日时，委托布策公使代理日本在华的外交事务(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73页)，由此可知二人的关系至为密切。。

副岛等一行于1873年7月26日由中国返抵日本，当时，留守政府的主要阁员，西乡隆盛及板垣退助等由副岛的使华报告中，得知清政府对台湾、朝鲜问题不愿直接干预其事，而且美、俄、英诸驻华公使多同情并支持日本。在此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出兵征台或征韩是适当机会。7月29日，西乡致书板垣，对副岛使华的成果大加称赏，认为朝鲜的傲慢倔强，必须首先征讨，自己愿充当特使赴朝交涉，希望板垣能予以支持。《西乡致板垣书》，见《西乡隆盛氏书翰》，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五卷《杂史篇》，第422~425页。

当时右大臣岩仓具视尚未归国，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优柔寡断，认为问题重大，不知如何处理，在西乡、板垣两参议的督促下，乃决定于8月17日召开阁僚会议，出席阁僚中，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三参议，均一致拥护西乡的主张。结果，三条太政大臣只好上奏，祈明治天皇裁决。天皇谓：关于西乡出使朝鲜之件，待岩仓具视等归国时，共同议决之后，再裁断之。《关于朝鲜国遣使阁议分裂之件》，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五卷《杂史篇》，第404~405页。

因此，西乡出使朝鲜问题，便暂时延搁了下来。

（三）征韩论的决裂

征韩论本是对外问题，一转成为内政的纷争，招致明治政府的分裂。

西乡原是萨摩藩(今九州)的下级武士。讨幕战争时，树有军功，明治政府成立后则被任为参议，参与国政。废藩置县后，无数的武士失去封建的身份与生活保障，对新政府不满，有反乱的危机。西乡有见于此，想把武士们的对内不满引向对外，高倡征韩论。但是西乡欠缺对外交涉经验，以一军人出使朝鲜问罪，定会引起战争。故三条太政大臣对西乡问题的处理，极为慎重。

周游美欧诸国考察近两年的岩仓具视等一行，终于1873年(明治六年)9月13日归国。10月14日，三条太政大臣召开阁僚会议，出席者有：三条太政大臣，岩仓右大臣，以及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副岛种臣、大木乔正等8参议，木户参议因病缺席。会议席上，西乡首先将8月17日阁议派他为特使前往朝鲜问罪的前案提出，要求尽速采决，俾便出发前往。岩仓、大久保以整理内政，充实国力尤重要为由，坚决表示反对。双方意见对立，争论不已，不能即决，延至次日再检讨。

10月15日，阁议再开，继续议定西乡的提案。这时，支持西乡的大隈及大木二人，突然转为反征韩论，结果，赞成西乡主张的，仅板垣、后藤、江藤、副岛四参议。处此情况，三条太政大臣，深知西乡的决心，乃与岩仓磋商，只好承认西乡的主张，于是岩仓及大久保二人提出辞职，不议国事。这么一来，三条太政大臣陷于窘境，乃于10月19日向明治天皇称病辞职，天皇遂命岩仓右大臣代理太政大臣职权，处理政务。

10月22日，西乡、板垣、副岛、江藤四参议访岩仓右大臣，要求上述10月15日阁议的西乡的主张。岩仓说：卿等皆知我的意见与三条不同，现在我代行太政大臣的职权，明日将我的意见及阁议的经过，向天皇奏报，祈敕裁之。西乡对此表示反对，二人争论数小时，岩仓断然如此决定，西乡等愤然辞去。《岩仓公实记》下卷，第74~76页。

10月23日，岩仓将自己的意见上奏天皇，当天，西乡即辞其职，离东京，返故乡。次日，明治天皇采纳岩仓的意见，将朝鲜遣使问题，无期延长下去。于是，板垣、后藤、江藤、副岛四参议便继西乡之后，辞职下野。

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7）

至此，以西乡为中心的"征韩论"算是告一段落，在日本近代史上称这次内阁意见的分裂是"明治六年十月之政变"，其历史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征韩论后，明治政府以岩仓、大久保等内治派为中心，进行各种政治改革，但对外出兵的意图依然存在。1874年4月岩仓、大久保以台湾"生蕃"事件为由，决议出兵台湾，任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为台湾事务都督。西乡从道率领军队3600余人，雇用英、美军舰各1只，并有顾问美籍李仙得随行，于这年5月7日在台湾琅登陆，征台之役，自此开始。

征韩论失败下野的西乡隆盛，回到故乡鹿儿岛后，集合不满政府的武士们，于1877年2月掀起反政府的"西南战争"，结果失败自杀。与西乡步调一致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辞去参议后，回到故乡土佐(今高知县)，创立"爱国公党"，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要求，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开路先锋。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岩仓、大久保以内政优先为由反对征韩论，只不过是口实，如果真正地反对外征，绝对不会在西乡隆盛等下野之后不到半年，便立即阁议决定征讨台湾。问题是：征韩或征台，以何者为先罢了。就当时朝鲜的国防以及朝鲜人民的攘夷排外的情绪观之，远远地超过台湾，如先从台湾下手，屈服清政府，实比朝鲜容易得多了。除此之外，征韩论的分裂，也暗示着明治政府内领导权的争夺。例如，首先倡导征韩论的参议木户孝允，以副使视察美欧归国后，对阁议争论征韩问题则表现出消极态度。但岩仓、大久保一旦决定征台后，他便大大地反对起来。他于1874年(明治七年)4月17日上书痛陈：征韩论失败后，国内佐贺叛乱1873年10月，江藤新平以征韩论失败下野后回到故乡佐贺，领导佐贺不满新政府的武士团体"征韩党"与"忧国党"，于1874年2月在佐贺起兵叛乱，后为大久保利通率领之政府官军所平定。江藤被捕处死。尚未完全平定，今又出兵台湾，向海外耀武扬威，开辟版图于异域，岂能使国人喜愿乎?因此，辞去参议之职，以示抗议。《木户参议辞职上书》，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九卷《正史篇》上卷，第247~248页。

如此看来，大久保的反征韩与木户的反征台，与其说是他们外征意见的分歧，不如说是他们为夺取明治政府的领导权而势不两立罢了。

江华岛事件的爆发（1）

前述征台之役开始后，日军攻占"牡丹社，并焚掠旁社多处"，李鸿章认为事件严重，调拨淮军"六千五百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李文忠公译署函稿》第二卷，第33页《论台湾兵事》，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英、美、俄诸国公使，担心战事扩大，均示中立态度，并力劝明治政府收兵停战。结果，1874年8月初日本派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至中国。自9月14日至10月23日，大久保在北京与总理衙门会谈前后计7次征台之役的解决，日本派全权办理大臣大久保利通赴中国交涉。1874年9月10日大久保一行由天津抵北京。14日他率领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与王大臣恭亲王奕、文祥、董恂、沈桂芬、崇厚等会谈，至10月23日为止，前后会谈计有7次。每次都有详细的记录，收录于《使清办理始末》。今见于《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一卷《外交篇》，第81~152页。该文献为研究台湾"生蕃"事件交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后经英使威妥玛(Thomas F Wade)从中调解，清政府赔偿军费，银50万两，于是日军才于这年12月初由台湾撤退，结束了这次事件。

当日军征台时，清政府为维护朝鲜的安全，礼部曾密咨朝鲜政府说：

据洋将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法人－－笔者注)云：日本尚有五千兵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法、美与高丽前隙未解，必以兵船助之。高丽不足以敌3国。若中国能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则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丽之民得保全。即使日本妄动，高丽力亦足支。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北京)第十二册，第5229~5230页《高宗实录》一，十一年(清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咨复中国礼部文》。

当时，朝鲜政府的当权者是领议政李裕元，他认为："日本与西洋虽云交通，其绸缪之状，我国之所未的知也。脱有不虞之事，迩来器械精良，设炮相望峙，粮亦支几年之需。然其在安不忘危之道，内而备豫，外而固圉，尤宜申严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北京)第十二册，第5229~5230页《高宗实录》一，十一年(清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咨复中国礼部文》。至于对清政府礼部所建议的"与法、美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的意见，并不表示完全赞成之意，但也未公然反对，与大院君的顽固的斥夷论比起来，稍有进步与开明性。

李裕元为缓和朝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对大院君执政期间，掌管对日交涉的釜山倭学训导安东晙极为不满，1874年8月1日(甲戌年六月二十九日)向国王奏报说：

臣以倭馆事，窃有一言者，而含忍度日，不胜滋惑，今才仰达，臣亦不免因循玩愒之罪矣。我国与倭人，结邻通信已三百年所，而无一衅端，有百和好，书契之以礼，赠给之以时，毫无相失。忽而三年间，无故阻隔，今则无异闭关绝约，我国尚不知其所由，只信一训导之言，任其所为，渠自得意，恣横放肆，广占家舍，偃处邑底，囊括三南，都贾百货，足迹之不到倭馆，已至几年，此固法外，而别差之入处馆所者，并为遏止，事之闪忽，意之叵测，罔有纪极。(中略)臣意釜山前训导安东晙，发遣府罗将拿来，严核正罪。《日省录》高宗篇十二，甲戌年(1874)六月二十九日。

于是，安东晙被逮捕，于1875年4月被处死刑。虽如此，李朝政府内部中的大院君的残党依然很多，朝日善邻关系的恢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时戚族一派的中心人物是闵升镐、闵奎镐、赵宁夏等，他们虽有意恢复朝日善邻关系，但在政府中大院君残党的坚决反对下，束手无策，就连领议政李裕元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只有命东莱府使朴齐宽与训导玄昔运与明治政府外务省代表森山茂磋商，将书契格式，加以更改或修正，以利两国善邻关系的再开，但日本方面甚难接受这一意见。结果，朝日交涉，仍陷于停滞状态。

在朝日交涉陷于毫无进展的状态下，日方负责交涉的代表，外务省理事官森山茂，积数年来与朝鲜当局周旋的经验，认为只有放弃和平交涉，采取武力解决，除此法之外无他策，于是命副官广津弘信等返东京，向政府呈报对策。

1875年(明治八年)4月15日，广津受到森山的指示，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呈报说：李朝政府内部，大院君残党与闵族一派相抗衡，政情不安，不如乘此良机，派军舰一两只至朝鲜对州近海测量，以示日本国威，当可打开日朝交涉的僵局《朝鲜交际始末》卷三，明治八年四月外务省六等出仕广津弘信向寺岛外务卿提出的意见书。参照田保桥洁《近代日朝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393~395页。。于是寺岛外务卿据此呈报，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磋商结果，决定派遣军舰云扬、春日、丁卯3只，以测量航路为名目前往朝鲜。这年5月25日，云扬号舰在海军少佐井上良馨舰长指挥下到釜山港时，东莱府使黄世渊命训导玄昔运至公馆(旧名倭馆)询问军舰入港理由，森山理事官的回答是：为保护日本使臣而来，东莱府使对此予以抗议，但无效果。待6月12日，丁卯号军舰续入釜山港后，两舰在釜山港内恣意实行军事演习，炮声隆隆，威胁朝鲜官民。示威后的6月20日，云扬、丁卯两舰由釜山港拔锚返回长崎。

继这次示威演习后，云扬舰长井上决意再做一次直接威胁朝鲜汉城的军事行动。这年9月19日，云扬舰航至仁川府济物浦月尾岛附近测量航路。次日，快要到达江华府草芝镇时，突然受到草芝镇炮台的炮击，云扬舰立即应战，并命陆战队登陆，攻占永宗镇，破坏炮台，夺取大炮38门，并将镇公所及一般居民房屋放火焚烧后即撤退。1875年(明治八年)9月28日云扬舰长井上良馨海军少佐由长崎发送给东京海军省川村海军大辅的电报，《朝鲜交际始末》卷三。参照田保桥洁《近代日朝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400~401页。这就是近代史上所称的"江华岛事件"(或称"云扬号事件")。

掀起这次事件的背景，我们可以做以下诸点的归结与评定。

江华岛事件的爆发（2）

（1）由于征台之役的胜利，获得了50万银两赔款，明治政府发现了军事行动的价值。正如本文上述的法人日意格的断言：日本台湾撤兵后，将会向朝鲜开刀。

（2）这次事件是西乡隆盛等的"征韩论"的复活与试行。

（3）模仿1866年"丙寅洋扰"的法国，1871年"辛未洋扰"的美国远征朝鲜的前例，以夸示日本国力的强大。

（4）乘李朝政府内部新旧政权交替，政局混乱不安，以军事行动易于屈服朝鲜。四事件解决的交涉

1875年9月28日，明治政府接到"江华岛事件"的报告后，次日，三条实美太政大臣以下各参议，在明治天皇主持下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为保护釜山的公馆及日侨的安全，派遣春日、孟春、丁卯3只军舰，先后赴釜山，与此同时，慎重检讨对策。10月5日，参议木户孝允向三条太政大臣提出建言：朝鲜的宗主国是中国，两国患难相关。如追究江华岛事件的责任问题，必须先询问清政府的意见。如清政府推脱其责，再责问朝鲜。而且，为解决这一问题，自荐为全权代表使臣，前往朝鲜交涉，当竭尽其力，以完成不损于国家光荣的任务。《岩仓公实记》下卷，第307~309页《参议木户孝允上疏》，明治八年十月五日。

当时明治政府对处理江华岛事件问题分为和、战两派，双方争论不已。木户的意见提出后，对争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当时有左右东亚国际情势之力的驻日英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也希望日本尽量避免对朝鲜开战。石井孝：《明治初期之日本与东亚》，东京，有邻堂，1982，第317~320页。驻日美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也表示，以和平解决为上策。石井孝：《明治初期之日本与东亚》，第323页。因此，明治政府乃采取木户的意见，并内定木户为全权特使，前往朝鲜解决事件。

但是，这年11月13日，不幸木户以脑充血左腿失去自由，不能行动，辞去特使之职。明治政府乃于12月9日改派参议黑田清隆充任之，并任命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使。二人于1876年1月8日离神户前往朝鲜江华府进行交涉。

那么，朝鲜及中国对江华岛事件的反应如何呢?今分两项，分别简述于下。

（一）闵氏政权的对策

云扬号舰炮击永宗镇，并放火焚烧全镇撤退后，京畿观察使闵台镐，江华府留守赵秉式，一面备战，防守云扬号舰再度侵犯，一面撤职拿问永宗镇佥使李敏德之畏战逃走。由于事件后日本未立即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李朝政府暂时有所放松，但对日本的强硬要挟，依然恐惧不安。这年12月12日，左议政李最应认为朝日之间交接的最大阻碍是日本的书契格式及用词，如皇上、大日本等词句违反了过去的规定，因此拒绝接受，酿成两国纠葛，实欠妥当。故向国王建言"彼书中数个字，不过是渠国臣子自尊之称，于我乎何损之有哉?交邻文字之不有谦恭，其曲在于彼，而其妄又在于彼矣。积年相持，阻我怀柔之意则还涉自侮，亦缺诚信"。国王则回答说："此事之尚今相持，果非怀绥之意，依所奏取见后，可斥者斥之可也。"《日省录》高宗篇十二，乙亥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议政李最应启言》。参照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下卷，第412页。

李最应是大院君李昰应的仲兄，对大院君一意孤行的排外政策极为不满，其政见接近闵妃一派，大院君政权垮台后，闵氏政权成立，李最应被任左议政，不久，升为领议政，并被封为兴寅君，是国王最亲信的人。上揭他的建言，无疑地把大院君的锁国排外政策废弃，给数年以来相持不下的朝日交涉僵局打开一条出路，以应对处理日本事件的要求。

（二）清政府的反应

上揭木户的建议：解决江华岛事件的前提是，首先征询朝鲜宗主关系的中国，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故明治政府于江华岛事件后任森有礼出使北京，负责办理此事。

据1875年12月24日上海的《申报抄录》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第一卷，第125页收录。并传闻朝鲜已遣使至中国，请求清政府派兵前往援助。，森有礼在烟台登岸，取陆道赴北京。抵北京后的森公使，于次年(1876)1月10日，偕书记官郑永宁(翻译)等前往总理衙门，就江华岛事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交涉。森公使先将事件的经过由书面提出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第一卷，第127~139页《觉书》，亦收录于《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第142~162页。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3页，十二月二十二日《给日本国公使森有礼照会》。，然后与王大臣沈桂芬争辩。主要争点是"宗属"的问题。沈说：朝鲜虽隶属中国，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国从不与闻。听了这话后的森说：所谓宗属，究竟是什么意思?沈回答说：是册封与朝贡，而且，这种制度，非今始有，由来甚久。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第一卷，第127~139页。这次沈、森二人论辩时，在座的有毛昶熙、董恂、崇厚、郭嵩焘诸大臣，陪席者周家楣。日本方面有竹添进一郎、郑永宁等。

江华岛事件的爆发（3）

这次争辩后，森公使于1月15日(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以书面回答总理衙门说：

本大臣于明治9年1月10日晤会贵王大臣，详述朝鲜背约拒使，况在江华炮击我船，今我政府犹遣和使臣往彼问事，恐其仍前芥蒂而偾事也，命本大臣告知贵国，以昭两国邻并之谊等情。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臣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兹本大臣临事决意回明本国如此，相应备文照会贵王大臣查照可也。《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0页，十二月十九日《日本公使森有礼照会》。日文见《森有礼全集》第一卷，第145~146页森公使致寺岛外务卿函《附属书二》。又，1871年9月13日(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使伊达宗城在天津签订中日两国《修好条规》18条，是近代中国与日本所缔结的最初条约。1873年4月30日，日使副岛种臣至天津与李鸿章互换批准之该约。

接此照会后的总理衙门，立即于1月18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函复森公使说：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准贵大臣照会一件，以日前贵大臣来本衙门，议及贵国欲朝鲜和好各情，谓本王大臣曾有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本王大臣查朝鲜为中国属国，隶即属也。既云属国，自不得云不隶中国，且日前回复贵大臣，并无不隶中国之说。修好条规内载所属邦土，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无人不知。至中国向不勉强各情，已于本月十八日具复节略中备言其义。今准贵大臣照会，本王大臣仍应声明：合照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不敢断从己意谓于条约上无所关系。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3页。又见于《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第166~167页。

由上揭两照会观之，森有礼是从近代国际公法的立场来解释"宗属"问题，反之，总理衙门王大臣是站在封建的中华帝国的观点来看"宗属"问题。双方意见的对立，是必然的事。当时，清政府的对外交涉实权是掌握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里。森有礼与总理衙门王大臣争辩后，于1月24日率郑永宁离京赴保定府访李鸿章，继续就朝鲜问题征询李的意见，这天下午，森、李二人在督署对谈很久，对话的记录也很长，较重要者是："郑署使云森大人因总署说中国不管高丽内政，所以疑不是属国，答云，条约明言所属邦土，若不指高，尚指那国?总署说的不错。"《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3~38页《日本使臣森有礼署使郑永宁来署语谈节略》(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日文对话记录，见《森有礼全集》第一卷，第152~166页《附记》(与李鸿章会谈日译文记录)，较中文详细。两相比较，日文中之森公使发言，多为中文中所不见。反之，李鸿章之发言，多为日文中所不见。这或由于当时翻译者所略去之所致。这就是说，李的意见与总理衙门完全一致。于是森公使希望李与总理衙门"设法令高丽接待日本使臣"，李答曰："日本炮船被击，固有不平之气，高丽炮台被毁，兵士被杀，谅亦有不平之气。高丽国虽小，其臣民之气一也"，不可凌辱。因此，写"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下书"忠告"二字递交森公使携回。其实，在森公使至保定访李之前数日，李鸿章就已向总理衙门表示："宜由钧署迅速设法，密致朝鲜政府一书，劝其忍耐小忿，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炮击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之计，至该国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如此立言似亦不为失礼。倘朝鲜允从，固可暂弭兵衅，如必不从，而我所以字小国待与国之心，亦交尽矣。"《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0~31页《论日本派使入朝鲜》(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之，关于江华岛事件问题，李鸿章甚期待日朝两国和平解决之。

森有礼先后访问了总理衙门及李鸿章后，把握住清政府对江华岛事件的态度，于是于1月20日由北京函告东京外务卿寺岛宗则，2月3日函告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及寺岛外务卿，谓：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完全自主的行政与外交权，是一独立的国家，为《国际公法》及欧美诸国所公认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第一卷，第142~143页《清国驻扎森公使致寺岛外务卿书》(明治9年1月20日)，第一卷，第150~151页《清国驻扎森公使致三条太政大臣等书》(明治9年2月3日)。；并将在保定与李鸿章的对话记录，一并呈上，给明治政府在对朝鲜交涉策略上，做了重要的参考。

《朝日修好条约》的成立（1）

上述明治政府为解决"江华岛事件"，于1875年12月9日派遣全权特使黑田清隆，副使井上馨赴朝鲜。当时三条太政大臣给黑田、井上两使臣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可综合为两点。第一点，要求朝鲜赔偿江华岛事件的损失。第二点，缔结修好条约，朝鲜开港，扩大两国通商贸易。第二点的要求如达成，则第一点的赔偿要求可免除。《岩仓公实记》下卷，第310~312页明治8年12月9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给参议黑田清隆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训令》。而且，这次交涉尽量以善邻修好为原则，以期早期和平解决。

黑田、井上特使一行，于1876年1月8日离神户赴朝鲜，为保护特使一行的安全，海军省派遣舰船8只，海军陆战队262名随行。与此同时，参议兼陆军卿山县有朋前往下关，调遣广岛、熊本两镇台之军队备战。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438~439页。如此看来，这次黑田特使赴朝交涉，虽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但和平如绝望，不惜诉诸武力，进军朝鲜。这对当时的李朝政府来说，实有极大的威胁。

在黑田特使一行出发后的数日之间，釜山公馆代理馆长山之城祐长，通知东莱府使说：

我朝廷派办理大臣，前往贵国一事，前者我外务卿遣理事官预相告知。兹我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议官井上馨已到对马，将向江华岛前往，会贵国秉权大臣。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但时正严冬，风浪阻程，其达该岛之期，或在七八日后也。

右更转申京城

明治九年一月十五日引用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435~436页《口陈书》。

因此，李朝政府已知日本特使将至江华岛，如何采取对策，是迫不待缓的急务。

闵氏一派新政权的对外方针，与大院君政权不同，有开放性与进步性。大权在握的领议政李最应，如前所述，早就主张废除数年以来朝日交涉的大障碍"书契"旧制度，不再拒绝与日本交往，于是于这月30日(阴历丙子正月五日)，任命御营大将申(观浩)为大官，礼曹判尹滋承为副官，前往江华府与黑田特使就江华岛事件问题，举行会谈。这是近代朝日交涉的开端，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

双方会谈，自2月11日至26日，前后计4次会商，日本所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朝鲜难以接受，几经周折，甚至决裂中断，但日本使臣有强大的兵力为后盾，申、尹滋承两代表在"高压"与"威胁"之下，只有饮泣吞声接受不愿接受的条件，结果，好容易才归结约文12条，于这月26日，在江华府练武堂，由日朝两国全权署名签字，正式成立了《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

（一）条约的全文《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第114~119页《修好条规》。又，韩国国会图书馆立法调查局编《旧韩末之条约》，第12~16页(汉城，新书苑，1989)，文中有误植之字。

大日本国与大朝鲜国素敦友谊，历有年所，今因视两国情意未洽，欲重修旧好，以固亲睦。是以日本国政府简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议官井上馨，诣朝鲜国江华府。朝鲜国政府简判中枢府事申，副总管尹滋承，各遵所奉谕旨，议立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欲表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永远相安。

第二款日本国政府自今十五个月后，随时派使臣到朝鲜国京城，得亲接礼曹判书，商议交际事务。该使臣驻留久暂，共任时宜。朝鲜国政府亦随时派使臣到日本国东京，得亲接外务卿，商议交际事务。该使臣驻留久暂，亦任时宜。

第三款嗣后两国往来公文，日本用其国文。自今十年间，别具译汉文一本。朝鲜用真文。

第四款朝鲜国釜山草梁项立有日本公馆，久已为两国人民通商之区，今应革除从前惯例及岁遣船等事，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且朝鲜国政府须别开第五款所载之二口，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或侨寓所在人民屋宅，各随其便。

第五款京圻、忠清、全罗、庆尚、咸镜五道中，沿海择便通商之港口二处，指定地名。开口之期，日本历自明治九年二月，朝鲜历自丙子年二月起算，共为二十个月。

第六款嗣后日本国船只在朝鲜国沿海或遭大风，或薪粮穷竭，不能达指定港口，即得入随处沿岸支港，避险补缺，修缮船具，买求柴炭等，其在地方供给费用，必由船主赔偿。凡是等事，地方官民须特别加意怜恤救援无不至，补给勿敢吝惜。倘两国船只在洋破坏，舟人漂至，随所地方人民即时救恤保全，禀地方官，该官护还其本国，或交付其就近驻留本国官员。

第七款朝鲜沿海岛屿岩礁，从前未经审检，极为危险，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俾两国船客以得避危就安。

第八款嗣后日本国政府于朝鲜国指定各口，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有两国交涉案件，会商所在地方长官办理。

《朝日修好条约》的成立（2）

第九款两国既经通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官吏毫无干预，又不得限制禁阻。倘有两国商民欺罔炫卖，贷借不偿等事，两国官吏严拿该逋商民，令追办债欠，但两国政府不能代偿。

第十款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各口，如其犯罪交涉朝鲜国人民，皆归日本官审断。如朝鲜国人民犯罪交涉日本国人民，均归朝鲜官查办。各据其国律审断，毫无回护袒庇，务昭公平允当。

第十一款两国既经通好，须另设立通商章程，以便两国商民，且并现下议立各条款中更应补添细目，以便遵照条件，自今不出六个月，两国另派委员，会朝鲜国京城或江华府商议订立。

第十二款右十一款，议定条约，以此日为两国信守遵行之始，两国政府不得复变革之，永远信遵，以敦和好矣。为此，作约书二本，两国委任大臣各钤印，互相交付，以昭凭信。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八十五年丙子二月初二日

大官判中枢府事

申印

副官都总府副总管

尹滋承印

大日本国纪元二千五百三十六年，明治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

黑田清隆印

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议官

井上馨印

（二）条款的检讨与评述

"江华条约"是日本以武力为后盾，仿效欧美列强对亚洲殖民地国家结约的方式，强迫朝鲜忍辱吞声而签订下来的。对朝鲜来说，是一名符其实的不平等条约，谈不上"修好"的存在。条文的第一款的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是从近代欧美国家通用的国际公法理念与近代的主权国家思想而提出的。承认朝鲜国家以"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这是很公正而合理的规定，也是应该如此的。但是，当时明治政府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想借"自主"与"平等之名"以否定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以便此后日朝间如有任何纠纷，日本可据此以拒绝中国的介入与干预。

本来"宗属"(或称宗主、宗藩、属邦、藩属等)，英译为Suzerian，为西洋人所难解。它是自古以来，中华帝国对边疆国家的"羁縻"政策，即是：不用武力的征伐，而用仁义的感化，其思想或出儒家孟子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小事大"。故大清王朝与李朝之间是以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相交，数百年来，相安无事。李朝对清廷以"事大之礼"，如朝贡、册封等，反之，清廷对李朝有道义的保护之责。这种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近代西洋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国际交往有显然的不同。

前揭日本公使森有礼以"宗属"问题询问总理衙门时，王大臣们的回答是：朝鲜虽隶属中国，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国从不与闻。听此言后的森公使，便备文照会清政府说："朝鲜虽曰属邦，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所之属国者，徒空名耳。"《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4页(二)附件一《日本国照会》，1876年(明治九年)1月10日。森公使曾留学英美，归国后，任明治政府的外交官。他从近代西洋法理的观点来解释"宗属"为不切于实的"空名"，确有其道理。但是，为儒教思想文化所熏染的中朝两国的当权者看来，则不大以为然。特别是李朝的事大党，以及坚守"卫正斥邪"论的大院君，认为"脱亚入欧"的日本，已与"洋夷"无异，羞与为伍。《江华条约》议订之际，大院君虽已下野隐居，却愤然而出，向议政府提出抗议书说：凡议订并承认该约的是"自取灭亡"，"非贤圣朝宗培养之遗裔"，痛斥闵氏政权的卖国外交大院君虽已下野隐居，但对《江华条约》订立表示不满，愤然而出，于1876年(丙子)2月22日向议政府提出抗议书，痛斥闵氏政权的软柔外交。抗议书原文出自《龙湖间录》卷二二，丙子正月十八日云岘书。本文引自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509~514页。。

《江华条约》的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自主平等"的意义与解释，由于东西思想与文化的不同，很难得到彼此相同的结论。而且，其意义与解释，随着各国内外情势的变化，也各有其说。此约成立后，李朝内部的事大党与开化党的明争暗斗，中国有关朝鲜"宗属"的问题与日本以及欧美诸列强的论辩，终未休止。直至1895年4月，中国败于日本，李鸿章至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才算了事。与此同时，朝鲜便开始逐步地成为日本的附庸国。明治政府所主张的朝鲜的自主、独立、平等只不过是一张空口"支票"罢了。

《江华条约》的条款，实际上，是明治政府仿照幕末欧美诸国强迫日本而签订的不平等的安政诸约(1858年，安政五年)的条款，将它再转嫁到朝鲜的身上。除上述最重要的第一款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以下数款今分述于下。

《朝日修好条约》的成立（3）

第七款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朝鲜沿海之海岸，这对朝鲜的国防设施及国家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

第八款在通商口岸，遇有两国交涉案件，日本领事官，"会同"所在地方长官办理。这"会同"是不尊重、不信任朝鲜国家的法规，损害了朝鲜的国家独立自主权。

第九款两国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官吏毫无干预，又不得限制禁阻。这一条显然违反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按当时日朝贸易的实况，日商至朝鲜的人数，远远地超过朝商至日本者。而且有很多恶商为牟取暴利，做些违法的买卖，如走私，或贩卖烟毒等，政府如不管制他们，其祸害很可怕，将会影响朝鲜的国民生计及社会的安定。

第十款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各口，如其犯罪交涉朝鲜国人民，"皆归日本官审断"。这一条款的规定，赤裸裸地夺取了朝鲜的惩治外国罪犯的法权，不把朝鲜当独立自主的国家看待。而且，也与第一款的"自主、平等"的规定，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江华条约》的签订，促使朝鲜开始走向殖民地的道路。那么，有关两国之间通商的问题，又怎样去规定呢?根据条约第十一款，《通商章程》另行签订，俾便两国商民遵行。该商约于"自今不出6个月"内，由两国另派员议订之。

《朝日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1）

"江华条约"成立之后，日本根据该约第十一款的规定，于1876(明治九)年6月28日，派遣外务大丞宫本小一为理事官前往朝鲜协商：①修好条规附录(即《江华条约》附录)，②通商章程两问题，以期立约。

宫本之行，除外务省人员外，尚有海、陆军官随行，乘军舰浅间号于7月3日由东京出发，7月25日到达朝鲜仁川府济物浦港登陆，7月30日抵汉城，借宿于西大门外清水馆。8月1日至景福宫谒见国王，8月5日在清水馆与朝鲜政府的讲修官赵寅熙开始会谈。这时，宫本将已拟定好了的提案：①修好条规附录，②通商章程提出，并说明其内容，征求赵讲修官的意见。赵说：他本人无意见，待将两提案呈报政府审阅检讨后，再回答。

8月7日，赵讲修官将政府的回答书交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通商问题，"我国曾不通外国，百姓人民初不识此等规例"，如今忽议订此约，将使人民惊骇而疑惑。关于公使驻京问题，"港口设官既足管理，则必无事务之烦于使臣。而如有不可不商议裁处者，小则书契往复，大则两相通使，未为不可。开馆驻京实难奉施"。关于日本人在朝鲜国内旅行问题，"港湾内日本人民行进程限，一依草梁倭馆界限为宜，而买办售卖之节，自在限定之内，不须更烦论难"。关于贩卖问题，"物资之流通，市铺之殷盛，可期于开港之处，而若复散行各处，往来无常，则恐滋意外弊端，毫不两相利益。此一款亦不得奉施"。《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第242~243页《八月七日讲修官持参之回答书》(宫本大丞朝鲜理事始末)。

由此可知当时的朝鲜政府对明治政府所提出的修好条规附录及通商章程的提案中，有很多条款甚难同意，因此，双方争论不已，使交涉的时间拖延得很长。

8月9日，宫本理事官与赵讲修官举行第二次会谈，就双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但得不到结论即散会。8月10日继续会谈，仍是如此，次日，宫本乃要求朝鲜政府有威望的判中枢府事申参加会谈，以期早日解决之。8月13日，申偕工曹判书尹滋承，一同与会，讨论数小时，对通商章程条款的意见渐趋一致，但日本公使驻京及日人之内地旅行问题仍难解决。故自8月16日，8月17日，8月18日，8月19日，8月21日，8月23日，连续6次，宫本与赵二人会谈的结果，终于得到双方的同意，预定于8月24日花押签字。

（一）《修好条约附录》全文及评述

（1）《修好条约附录》全文《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33~335页《修好条规附款》。按该条款，为十月二十九日，日本国公使森有礼面递节略。又，中日文《修好条规附录》，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第275~279页。但该书之中文译文与森公使有礼面递之译文，在文句上略有异，且有难解之处。本引文根据森公使面递之译文，并订正其误字。

日本国政府曩派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议官井上馨，前入朝鲜国江华府，该国政府简派大官判中枢府事申，副官都总府副总管尹滋承，会同订明修好条规，于日本历明治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朝鲜历丙子年二月初二日，钤盖关防。今遵条规第十一款旨趣，日本国政府简派理事官，外务大丞宫本小一，赴朝鲜国京城。朝鲜国政府简派讲修官，议政府堂上赵寅熙，会同议立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嗣后驻扎各港口管理日本国人民之官，倘有日本各船只在朝鲜国沿海地遭难困急，一经闻报，即告明地方官，准听经过旱路前往该地。

第二款嗣后使臣及管理官所有寄送各处文信，或自备费邮递，或雇该国人民专差，均听其便。

第三款凡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所有议定通商各港租赁地基居住，与该地主面议定价。其住朝鲜国政府属管之地，即照朝鲜国人民纳官之租额一体完租。其釜山草梁项日本公馆，从前由朝鲜国派人守门设门，今悉裁撤，按照新定程限，插标定界。其余二港，亦照此例。

第四款嗣后在釜山港准日本国人民游历之地，所有道路程限，定由埠头起算，旁及东西南北直径十里(此依朝鲜里法)，至东莱府一地，虽在程限之外，特准往来。在此程限之内，准日本国人民买卖该地及日本国物产。

第五款凡日本人民在议定之朝鲜各港，可赁雇朝鲜人民。朝鲜国人民经该政府允准来日本国，亦无不可。

第六款凡日本国人民在议定之朝鲜各港，遇有身故，即可择定适宜地面埋葬，将来所开二港茔地，远近亦照釜山茔地成例。

第七款凡日本国人民自可用日本国各货币与朝鲜国人民所有物产交易。又，朝鲜国指定之各港，即用交易所收日本国各货币，彼此通行，以便购买日本国各货物。

准日本国人民使用运输朝鲜国铜货币，两国人民或敢私铸钱货，各按己国法律处断。

?　第八款凡朝鲜国人民所购货物及受赠送诸物，均准随意用，毫无妨碍。

第九款今遵修好条规第七款内所载旨趣，准听日本国测海船放下小船，测量朝鲜沿海形势，倘遇风雨，或因水落不能摇回本船，即由该地里正就近指定人家，俾其安顿。若用些需（许）物项，由官办给，日后归还该费。

《朝日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2）

第十款朝鲜国未曾与海外诸国通信。日本国从前经与各国缔盟，夙有友谊，以故今后倘有诸国船舶，偶风波困难，漂到朝鲜国沿海时，揆之于理，该地人民自应怜恤。如愿将该漂民送还本国，由朝鲜国政府送交驻扎各港口之日本国管理官，转送归国，该管理官无不领诺。

第十一款以上十款章程及附后通商规则，均与修好条规，权同一体，两国政府遵行无渝。然此各款行诸实地，于两国人民交际贸易上或生障碍，显有不得不改革者，两国政府自立议案，豫在一年之先照会，以便协议决定。

大日本纪元二千五百三十六年，明治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理事官，外务大丞宫本小一印

大朝鲜开国四百八十五年丙子七月初六日

讲修官，议政府堂上赵寅熙印

（2）条约附录的评述：

条约附录共有11条款。其中对朝鲜不利，而且欠缺平等互惠的条项是：第七款，货币的使用及铸造问题。其一，按国际法律的规定及惯例，在朝鲜国内，凡交易或购买，贩卖任何物品，必须使用朝鲜国货币，即使在开港通商地区，也应该如此。日本货币在朝鲜开港地区通用，是不合法的。否则，将会扰乱朝鲜国的金融，有碍民生。其二，"两国人民或敢私铸钱货，各按己国法律处断"，也是很不合理的。应一律按朝鲜国的法律裁断才是。第九款，日本可任意测量朝鲜沿海形势，将破坏朝鲜国防的安全，使日本可随时以军舰威胁朝鲜。

（二）《通商章程》全文及评述

（1）《通商章程》(或称《贸易规则》)全文:《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35~337页《准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各港贸易规则》。又，中日文《贸易规则》收于《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第279~282页。但该书之中文译文与森公使面递之译文，在文句上亦有不同之处，且有难解之处。本文之引文以森公使所面递之中文译文为准则，并参照日文之原文，将中文之译文词句略加订正，原意未更改。

第一则凡日本国商船(日本国政府所管兵船及专用于通信之船不在此列)来朝鲜国，准定(听?)诸港进口。该船主或船长请领日本国管理官证书，限三日内呈交朝鲜国官厅。

所谓证书者，即船主将所有日本国船牌及航海公证等书。自进口日至出口日呈存管理官处。该管理官发给收存证书是也。此为日本国现时所施行商船成规。船主领此证票呈朝鲜国官厅，验明系日本国商船方可停泊港内。此时该船主将记录簿一并呈出。

所谓记录簿，即总登该船何名及由某地开行，载货吨数石若干(此名舱位承载之数)，船长姓名，所用水手人员，搭客姓名，船主盖印者。

同时该船主并将本船载货报单，及船中所用杂物等簿呈出。

所谓报单，即详记其货实名件数，及货主姓名，行记号数报关者(其无行记号数之货，不在此列)。此报单及外簿书皆用日本国文，无须添译汉文。

第二则日本国商船欲卸进口各货，由船主及货主更将该各货名原价，斤量件数，具单报朝鲜官厅，得报即发卸货准单。

第三则船主及货主给领第二则准单后，方可卸货。如朝鲜国官吏要验其货，货主无敢或拒，官吏亦当留意查验，勿得因此致有毁损。

第四则有出口货，该货主须照第二则进口货物报单之式单，载船名及货物名目件数，报朝鲜国官厅，该厅立刻准此发给准单，货主领到准单，方可下载本船。官厅如要查验其货，货主无敢或拒。

第五则日本国商船愿欲出口时，须先一日于正午前报朝鲜国官厅，该厅得报将前所收存之证书发还，并给出口准单。

惟日本国公司邮船出口，虽可不拘成规时限，亦必报明官厅。

第六则嗣后在朝鲜国诸港，准载米石杂粮进口出口。

第七则分别商船输纳港税。连支桅及火轮商税金五元。单支桅载货五百石以外之商船税金二元。同载货五百石以内之商船税金一元五十钱(以上各船所用脚艇，概不得论税)。系日本政府所管诸船，不输港税。

第八则朝鲜国政府及人民，欲运所有各货皆往该国未经通商口岸时，可雇用日本国商船。如雇主系人民，照朝鲜国政府准单雇用。

第九则日本国船只，私往朝鲜国未准通商口岸，买卖货物，该地方官查出，就近解送日本国管理官，该管理官查取其船所有一切钱物，交朝鲜国官厅。

第十则严禁贩卖鸦片烟。

第十一则两国现定规则，视后两国商民贸易情形，彼此均可特派委员随时酌量商议改正。为此，两国委员钤盖印信，即日遵行。

大日本国纪元二千五百三十六年明治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理事官外务大丞

宫本小一印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八十五年丙子七月初六日

讲修官议政府堂上

赵寅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