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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势的推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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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海陆环伺（1）

- 西方的海陆环伺（2）

- 西方的海陆环伺（3）

- 西方的海陆环伺（4）

- 西方的海陆环伺（5）

- 西方的海陆环伺（6）

- 西方的海陆环伺（7）

- 西方的海陆环伺（8）

-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1）

-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2）

-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3）

-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4）

-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5）

-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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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1）

-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2）

-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3）

-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4）

-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5）

- 中英争端的扩大（1）

- 中英争端的扩大（2）

- 中英争端的扩大（3）

- 中英争端的扩大（4）

- 中英争端的扩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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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的禁烟（1）

- 林则徐的禁烟（2）

- 林则徐的禁烟（3）

- 林则徐的禁烟（4）

- 林则徐的禁烟（5）

- 林则徐的禁烟（6）

- 英国的炮舰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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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炮舰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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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境遇的初变（1）

- 中国境遇的初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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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境遇的初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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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统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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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势力的对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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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势力的对抗（5）

-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1）

-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2）

-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3）

-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4）

-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5）

-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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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3）

-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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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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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浩劫与军政的演变（1）

- 人民的浩劫与军政的演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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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的洋务（9）

- 前期的洋务（10）

-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1）

-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2）

-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3）

-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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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8）

-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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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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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国的新方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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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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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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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7）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史纲》以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情况谈起，简述数千年来局势之推移，归结于事变前的中西情势，从而缕述近百年间中国之经历，其内外力量交互震荡，推演变化之迹。全书共19章，共60余万言，为中国近代史者所必读。

上册凡11章，包括事变前的中国与西方、西方冲击、内部动乱、忧患中的自强运动、甲午惨败与中国分割、改制维新与排外、满清颠覆前夕的内外情势，以迄辛亥革命止。

下册由第12章至19章，包括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军阀恣睢、再革命、；两种内战、安内攘外，八年抗日战争、及中国大陆政权的改变。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郭廷以（1904－1975）河南舞阳人。一代史学宗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兼学术奠基人。深受傅斯年、罗年伦治史风格之影响，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依据丰富确实的史料立论，以重视历史原貌，是实证史学的卓越代表。其史学研究由编纂大事记及整理史料入手，是著名的“南港学派”的创立者。郭先生于晚年旅美访问期间，历时四年完成本书实稿，其后多次修订，于1975年9月逝世之前，尤增补多处，备尽心力。代表作：《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民国）》、《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纲》等。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一代史学宗师生前最后的作品，重印了十三次畅销读本两岸近代认知的一次重要交流，了解近代中国的权威之选。

书评

专业书评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然追要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唐德刚（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

“他晚年所著《近代中国史纲》是一种简约通识读本，我们近代史家同道，恐怕能参阅，甚难超越……但我也肯定说，我们每个都做了他晚年所作的《近代中国史纲》，因为这是量宇师一生识力简化表达的一个成品，后于无法做得到。”

——王尔敏（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代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目录

目录

小记 第一章 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

第一节 中国大势的推移

一、闳放昂扬之世

二、敛抑沉滞之世

三、清的统治 四、清的衰乱

第二节 西方的海陆环伺

一、欧人东来

二、海疆扰攘——先驱者葡萄牙与西班牙

三、海疆扰攘——继起的荷兰与英国

四、中俄陆上的和战

第三节 西教西学的传人与中阻

一、耶稣会士的贡献

二、西学西教的发展

三、教士内讧

四、西教被禁与西学之衰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

一、广州互市

二、 口岸限定与夷人防范

三、马戛尔尼奉使的无成

四、纠纷不已

第二章 西力冲击（上）（1830－1850）

第一节 中英争端的扩大

一、英国的新举措

二、平行往来与旧章遵守

三、鸦片与银漏

四、禁烟问题

第二节 林则徐的禁烟

一、道光的决策

二、强制缴烟

三、坚持具结与交凶

四、西情探求与外交运用

五、对英封港

第三节 英国的炮舰政策

一、决定用兵

二、战争初起

三、无结果的和谈

四、战事继续

第四节 中国境遇的初变

一、南京条约

二、美法效尤

三、五口通商

四、教士的活动

五、西事研究

六、造船制炮与抚绥

七、粤民反英

第三章 内部动乱（上）（1850－1860）

第一节　太平军的兴起

一、鸦片战争与内溃的加剧

二、洪秀全的反清运动

三、新王朝的创建

四、直前北伐与回师西征

五、对外接触

六、北捻与南会

第二节　极权统治

一、信仰统制

二、兵民合一

三、官制与政事

四、圣库与田亩制度

五、妇女地位与礼俗

第三节 传统势力的对抗

一、曾国藩的领导

二、湘军东征

三、天京内变

四、太平军的重振

五、曾国藩总制东南

第四章 西力冲击（下）（1850－1860）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携手

一、咸丰的对外动态

二、英美法欲壑的增长

三、修约交涉

四、二次战争的导火线

第二节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

一、英法的军事合作与美俄外交追随

二、夺据广州

三、进攻大沽

四、天津要盟

五、上海改约交涉与鸦片开禁

六、俄国的再度东侵

第三节 中国境遇的再变

一、战火重燃

二、英法大举进兵

三、北京陷落

四、列强的共同收获

五、俄国的独得

第五章 内部动乱（下）（1860－1877）

第一节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

一、英国态度改变的朕兆与初次上海之役

二、安庆的争夺

三、通商．岸的攻守

四、曾军的分路推进与洋将洋兵的协助

第二节　太平军的末路

一、纪纲隳坏

二、全局瓦解

三、捻乱的扩大与平定

第三节 西南与西北

一、贵州的苗与教

二、云南的回、汉反满军

三、陕甘回与马化龙

四、阿古柏并据新疆

五、左宗棠的远征

……

第六章　忧患中的自强运动（上）（1860－1885）

第七章　忧患中的自强运动

第八章　甲午惨败与中国分割（1885－1900）

第九章　改制维新与排外

第十章　清倾覆前夕的内外情势（1901－1911）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1911－1912）

第十二章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第十三章　军阀恣睢

第十四章　再革命（上）（1915－1924）

第十五章　再革命（下）（1925－1928）

第十六章　两种内战（1929－1931）

第十七章　安内与攘外（1928－1936）

第十八章　八年抗日战争（1937－1945）

第十九章　中国大陆政权的改变

补充阅读书目举隅

书后小记

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

《近代中国史纲》，是已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郭廷以(1904—1975)的收山之作。郭氏写作本书的初衷，乃是供一般读者阅读。对广大爱好历史、对中国近代之大变局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确然是必读之选。

本书繁体版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已重印13次，受到历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一致称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于1999年推出中文简体版，如今市面上已不易寻得。为此，我们特别购买了此书的中文简体版权，重新出版这部重要著作，以飨读者。

本书体例宏阔、材料扎实、语简意深，是学术大家写作普及读物的典范，良有助于补充和深化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由于著者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同，因此本书对某些具体史实的描述和解释，与内地通行的说法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对这些说法，我们未作删改，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说法，请读者在阅读时细加鉴别；本书所附地图多为当时情势示意，有助于读者理解事件之演变，我们未加改动，照原书复制；本书的英译人名、地名等，有的与现行译法不同，考虑到其后都附有英文原文，亦未加修改。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小记

1929与1930年，屡聆罗志希（家伦）、蒋廷黻两先生纵论近代中国史研究问题，欣悉拟合撰一书，嘱为襄助。编者时正纂辑近代中国史长编，不自度量，许以追随。其后罗、蒋先生以任重公忙，无暇及此。编者虽草成长编三册，印行两册，亦以世事多故，岁月磋跎，未能赓续。1960及1963年，廷黻先生旧事重提，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愿相勖勉，因之复为心动，惟终惧力不能胜，迟疑未决，而廷黻先生作古。1967年冬，旅寓华盛顿，何淬廉（廉）先生自纽约专程惠莅，谓友好多盼早日从事，不妨暂以晚清及民国时期为断，勿悬的过高，总以平实简明，可供一般阅览为尚。再三考虑，允为一试。不久获得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支持，遂于1969年秋开始，不意志希先生又继廷黻先生谢世。1972年，初稿大致编就，复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助，重予厘董，年余而毕。

此书以非学术著作，征引均不注出处，参考书刊资料，亦概行从略，为便于读者核比，仅将近人撰述，择要列举。何淬廉先生始终鼓励，多方关注，固铭感莫名，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及胡昌度教授之厚谊，同志不忘。

郭廷以

1974年8月30日纽约

中国大势的推移（1）

第一章 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

历史是延续的，但永远是变的，因革损益，随时而异，其间仅有缓速显晦之别。就中国而论，以19世纪中期以来，最为显著。当时有心之士，已有此认识。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冯桂芬语。；有人强调为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李鸿章及王韬、严复语。。致成此一剧变的主因，是由于华夷隔绝之天下，转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薛福成语。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处境大非昔比，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系于旦夕。前此的中国并非绝对的孤立，曾接触过许多或友或敌的民族，亦遭受过严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变？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认识和忧惧？因为一往所接触的民族，纵能凭其一时武力，乘中国之敝，以图一逞，彼此形势犹可相埒。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惶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西洋人之入中国，为天地之一大变”郭嵩焘语。，并未过甚其词。

第一节中国大势的推移

一、闳放昂扬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为人群谋求生存与生活需要的产物，各民族的处境不尽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动范围扩大，见闻增广，人之所长，或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纳，不惟生存安全无虞，生活亦可随之改进。否则世异势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为盛衰所系，必须急起直追，纵不能后来居上，最少可并驾齐驱。

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章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

中国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并蓄的襟怀与理想。华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为准，非因血统而异。远方时代，中国的文化成就比较丰厚，号称“华夏”，含有美好与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则等视齐观，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国民族一面创造自己的文化，并予以推广，一面接纳外来的文化而予以发扬。西元前3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亚及西亚的成分。不过当时中国与域外的关系，究属有限。是后情势大异，中国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气象非凡，特别是在汉代。初期颇受来自北方草原，以战斗为国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2世纪，雄才大略、英年有为的汉武帝，为了自卫雪耻，决定联好与国，加以膺惩，于是有张骞的出使西域，主动的与外国结交。张骞亲自到过的有中亚诸国，间接得知的有西南亚及地中海沿岸诸国，汉先后与之通使联婚。史学家班固曾说：“圣主制御蛮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这就是汉代的外交政策。

中国大势的推移（2）

更有意义的为经济文化的交流，西域诸国爱好中土财货，中国亦欲获得各国珍奇之物，双方往来频繁，每年西去的汉使，达五六辈以至十余辈，远及波斯湾、地中海，东西丝道随之大通。于是汉人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知道中国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国家，力事争取。后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常不愿称之为“大”。汉代见诸记载的国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为小宛、小月氏的对称，大夏则系指由晋北辗转西徙至中亚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称之为“大夏”，后世的吐火罗（Tukhara）即其音转。对于相距更远的罗马帝国，初名之曰黎轩（犁靬、犁鞬），西元1世纪后，则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称，应与班超有关。班超在西域二十年，得知罗马为西方大国，“其人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复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国”。前者就文化取义，后者以地望命名，不仅对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陆上交往，为汉代所开通，远洋航行亦为此时之事。西人之从事印度洋活动，容略早于中国，但在西元前2世纪时，中国航海家的踪迹，亦进入此一水域，番禺（广州）因而成为商业都会，交趾、日南同为重要港口。罗马的各种纺织品，多由海道输入。2世纪时，大秦幻人及使节前来京师洛阳。3世纪初，又有贾人到过吴国，吴王孙权遣人报聘，不幸道卒。约在同时，孙权派往南海的使节，谓“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宾众，月氏（贵霜Kusana）马众”，将罗马、月氏与中国并举。

3世纪以后，中国在政治上陷于分裂，为期约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黄河流域与西域接触的，初为前秦、后秦，继为后魏；代表长江流域与南海接触的为东晋及南朝。商务的往来，佛教的宏扬，尤称盛事。佛教的东传约始于1世纪中期，至2世纪，西域僧人来者愈众。4世纪时，印度的鸠摩罗什（Kumarajira）历受前秦、后秦国主礼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况亦同，佛教与儒、道并行。中国的信徒之不惜冒险犯难，相继西行求法，虽由于喜爱佛教哲理，而佛教的传布不依赖国家的力量，不掺杂政治的或经济的动机，实为中国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5世纪初，后魏一统北方，与西域的关系益趋密切，洛阳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而居者，万有余家。后魏王室虽属胡族，奉行的则为中国文化，仍具有汉化的气概。南朝广州的海上互市，更为发达，番舶每岁数至。

隋炀帝的功罪为另一问题，而其亲幸突厥可汗帐中与积极引致西域贡使、胡贾，要可称为壮举。唐代对于外族更是一视同仁，太宗尝云：“夷狄亦人耳，与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则可使为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长所上而非中国所有的“天可汗” 尊号。皇室与外族通婚在唐代为常事，建勋立业的番人，比比皆是。中叶以后，虽曾酿成祸乱，而大难削平亦有赖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领域，远达里海附近。时大食（阿拉伯）雄视西亚，威震欧洲，与东罗马势不两立，但唐与双方的关系均颇友好。大食东来使节，多达四十次，东罗马的使节亦七至长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系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来的景教徒为阿罗本，太宗命宰相郊迎，亲行问道，为建大秦寺于京师。景教大行于各州。玄宗尝命教士于宫中修功德。及皇室播迁，仍于西北各郡，重行立寺，并有教士参赞郭子仪的戎事，官至朔方节度副使。781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于长安立碑，以志太宗以来保护宏扬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系此时传入，据说太宗曾于广州、长安为之建寺。至于佛教的昌隆辉煌，则为人所共知。

中国大势的推移（3）

互市的情况，又可认识唐代对外态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广州，番舶岁至四千余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犹太教徒的商贩，多达十万以上。次为扬州、泉州，贾胡约在万人左右。职司海外贸易的市舶使为唐代创置，负有照料番客之责，所以一称好结使，朝廷且下诏存问矜恤。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为番长。长安、洛阳亦为其荟萃之所，有的辗转来自海上，有的直接来自陆路，互市监或通事监即为掌理西北诸国交易而设。鸿胪寺于入朝番客，供应食宿，贾商、学生麋集，与唐人共同生活，互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职者，颇似今日的美国。

二、敛抑沉滞之世

8世纪中期，内外情势逆转，吐蕃、大食势张，中亚诸国脱离了唐的羁縻，悍将藩镇称兵割据，河朔中原生民文物涂炭。五代纷扰，每况愈下，政权转移，全由武力攘夺，纪纲廉耻丧亡，王朝兴废，多系契丹的爱憎，国已不国，为期先后逾二百年。宋代勉强挣扎撑持，以元气大损，救敝不遑，欲振无力，所有措施，趋于消极、保守，缺乏恢廓鸿图，一反汉、唐之道，遂由动态转入静态，由开放转入封闭。领导变法运动的王安石，亦劝神宗不可以唐太宗为法，其余可知。南渡之后，朝不保夕，而观念不变，益讲求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的向里工夫，必须做到“存天理，灭人欲”，才算是道统，也是治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动则杂有人欲， “人欲之极，犯上作乱”。静与动为治乱安危所系，所以又必须克欲，结果是空论主观的是非，不顾客观的情势。清儒戴震曾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宋儒之所谓理，同于酷吏所谓法，为祸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视中外陆上之防，对于海上诸番则一仍旧贯，且优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国用，一以番商颇称恭顺，鲜不法越轨行事。元代南海贸易之盛，不让于宋，泉州（刺桐）与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城并称为世界两大港埠，经常泊大舶百艘，小船无数。唐以前往来南海的多为番舶，其后华船渐增，13、14世纪之时，印度洋的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

中西陆路关系，唐末以迄南宋，不复存在。北方的契丹与西方虽有往还，不过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经过蒙古西征，不只恢复了彼此中断四百年的陆上交通，且更为直接，然其影响于中国者，远不若欧洲之巨。西征目的在于掠夺，汗国建置，在于搜括。西征之后，欧亚间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驿站，往返十分便捷，西方的外交、宗教使节与商人、旅行家络绎东来，欧洲之于中国确有所获，中国则一无所得，原因为蒙古人并无将异域文化输入中国的愿望与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典章制度、风俗习尚，自谓上绍唐、宋，实质上去唐甚远，而与宋为近。“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一语，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沿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对于南海诸国，虽曾加招谕，但只求其不为中国之患。继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许通番贸易，仍系锁国退守措施。

15世纪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转变。成祖锐意经营四夷，对塞北五次亲征，对东北命使抚绥，对西北复通贡市。郑和七次西航，尤为壮举。踪迹远达红海及非洲东岸，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裕府库”。此一盛况，为期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后百余年间，瓦剌、鞑靼接连内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长城，均此时所筑，虽为限胡骑，亦为隔内外。同时中、日纠纷层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余年来，中国视海上互市为利薮，至是则为祸源，“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亦即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害多于利，甚至有害无利。

中国大势的推移（4）

影响明人的对外观念尤深的仍为学术思想。中国真正的君主专制政治，形成于明。太祖规定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说为考试用人的标准，不许自作议论，认定自朱熹以来，圣道已经大明，不烦后人发挥，泯灭了士子的智慧，虚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个民族文化的进步。16世纪时王守仁指摘宋学束缚了身心的发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见天理，颇尊重个人的思想自由。结果反愈流于空疏，士风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论性谈天，下焉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时之刑、名、钱、谷，亦愕然罔识”。“中国嚼笔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马利兵之日”。迨外患日急，虚骄之气不减，既不能战，又讳言和。时西学开始东传，虽有少数人士受到启示，从事讲求，然鱼烂河决之势已成，终不能挽回既倒的狂澜。

三、清的统治

清的统治政策与明无大出入，且变本加厉。满人得以入主中原，实由于明的内溃。为使政权稳定，势须取得汉人的支持，同时又须防制权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叶以后，原备顾问的内阁大学士，卒成为事实上的丞相。清代大学士四人，协办大学士二人，满、汉各半。雍正初年，别立军机处，军务庶政悉归总理承旨裁决，而以皇帝名义行之，内阁遂成虚设。军机大臣常为四人或五六人，以满员居多。

明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权重，吏、户、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无实，每部尚书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满、汉各一，互相牵制，职掌有同事务官，而非决计定策的政务官。另有理藩院，以管理蒙、藏事务为主。尚书侍郎限满、蒙人补授。都察院的长官为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有给事中及监察御史。给事中按六部分科，监察御史以省区分道，满、汉并用。明代给事中可封驳诏令，御史常巡按各省，清代则非其比，职在稽查官府，纠察有司。

大理寺、通政使司与六部、都察院合称九卿。大理寺掌审谳平反刑狱重辟，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翰林院为学术机构，亦为储才之地，置掌院学士二人，一满一汉。宗人府、内务府、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均为办理皇室事务机构。

总督、巡抚在明代为中央临时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代成为常驻各省的最高军政首长。巡抚每省一人，总督有专辖一省者（不置巡抚），有兼领二省或三省者。督、抚的职责无大区别，亦无统属关系，均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一重叠峙立的制度，自有制衡作用。编制上，督、抚均为独任，辅佐人员为六房与幕友。六房分职有如六部，以书吏任之；幕友由督、抚延聘，经办刑、名、钱、谷、章奏，参与机要，有如督、抚的顾问或秘书。

布政使、按察使省各一人（江苏二人），一掌政事钱谷，一掌刑名按劾。布政使之下为分守道，按察使之下为分巡道，各辖数州、府，此外尚有专司某种特定事务之道，如粮储道、河工道、兵备道、海关道，视需要而设。产盐的地区另设置盐政或盐运使。掌理一省学校文风的为学政或学院，与督、抚为敌体。

分守道与分巡道之下为府、县，其长官为知府、知县。一府辖数县，赋役、讼狱、教化、治安俱为知县的职责。介于府、县之间的尚有州、厅，有直隶与普通之分，普通州、厅略同于县，直隶州、厅略同于府，惟辖区较小。

中国大势的推移（5）

自督、抚至布政使、道、府、县，共为五级，层层节制，事事奉承。加以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省内文书往还，有需十余日者，各省与京师之间，且有多达三月余者。

图119世纪前期的中国

满洲兴起，全恃其特创的八旗武力，以旗统民，亦以旗统兵。及征服日广，续编蒙古及汉军八旗，惟不及满洲八旗之众。入关之后，八旗有京营（禁旅）、驻防之分。京营任戍卫京师之责，以满蒙八旗为限，汉军不与。驻防负镇抚地方之责，与汉人分城而居。初仅行于东北及直隶、山东、山西，后渐推及各省。于形胜要地，酌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为旗人专缺。将军权位最高，含有监视督抚之意，分驻东南的江宁、杭州、广州，西南的荆州、成都，西北的西安、宁夏、绥远，大都为17世纪后期，即三藩乱时及乱后所置。直隶不设将军，而部署独称周详，所驻尽属满、蒙八旗之兵。统计八旗兵力约二十万，京营驻防各半，兵均世袭。

以汉人组成的军队旗用绿色，号为绿营。京城有巡捕五营，约一万人，各省有六十余万，一省多者六七万，少者万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辖，分称督标、提标、镇标，号为训练兵，互不相属。总兵之下为副将，所辖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辖为营，千总、把总所辖为汛，统名差防兵，平时分守各地，供应差役，遇有征调，临时抽拨，拉杂成军，以防兵权为少数人所有。

政治军事的防范外，思想的钳制所关尤大。清提倡理学之力，有过于明。八股取士之制照旧采行，而益加严密。一面悬利禄以收买汉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贴耳，志气丧尽。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院（省）考，方能成为生员（秀才），全国每次录取约二万五千名。第二级为乡试，分省举行，三年一次，分为三场，如试卷污沾，文字违例，不得再入下场。考中者第一名为解元，余为举人，全国每次录取约一千四百名。会试为第三级，在京师礼部举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为会元，余为贡生，中试的考卷如发现文体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继为殿试或廷试，一场而毕，得失升降，决于一日，所试为策论，所重为书法。中试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撰、编修。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共约二百名上下。再经朝考，优等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余分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各省知县。庶吉士在馆三年，经散馆考试，然后授官。凭文取士，原已难得真才，进士复以字为重，不通事务，毫无常识者不乏其人。他们是每三年在数万人之中所选拔出的高级知识分子，亦为左右政治社会的权势人物。

康熙、乾隆二主又尝举行博学鸿儒特科。乾隆巡幸所至，每召诸生试以诗赋，给予科名。复大事采访遗书，整理修订成为巨帙。《四库全书》规模之大，尤为前所罕睹。表面是为了便于流传，实际上是为了统一学术思想。凡有乖经术的诸子百家、异端稗说，概予摒弃。不利清室，有碍于世道人心、君臣名分的著述，分别禁止、销毁或删改。文字之狱更是对于学术思想的直接迫害，文人笔墨如少有不当，即指为诽谤，动加刑戮，株连至广，而以雍正、乾隆两朝为烈。

中国大势的推移（6）

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君权之隆，君威之盛，超过任何时代。汉、唐君臣之间，尚略有对等体制，宋、明朝仪虽渐森严，臣僚仍可立而陈奏，清则改为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书，清则除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及抚、督等外，概不得专折言事。同时厚满薄汉，中央官满、汉虽各有定额，但权位悬殊。军机处并此形式亦无。历任军机大臣汉员不及半数，以慑于满员势焰，遇事惟有缄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满员常居优先。19世纪中叶以前，督抚大半属于旗籍。旗官兵以旗籍为限，汉人组成的绿营将弁，则满、汉并用。兵卒的调银，八旗高于绿营，升迁亦较绿营为易。一般旗人复享受各种特殊待遇，无处不形成满、汉的对立。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阘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四、清的衰乱

清朝统治权之真正奠立，是在平定三藩之后。17世纪的80年代至18世纪的90年代，最称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为盛世的巅峰，其实是虚有其表，中叶已入衰运。晚期贪婪黩货之和珅当政，吏治营伍愈为败坏，民生国计愈为凋敝。嘉庆、道光时上下因循欺蒙愈甚，“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八旗虽称能战，但人数有限。入关以后，剿平流寇，并灭南明，以降将之功居多。迨中原略定，八旗习于奢逸，渐失勇锐之气。三藩之乱，康熙采以汉制汉政策，始克削平，绿营实为主力。其后绿营亦趋腐窳，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半数以上是将就了事。绿营饷糈菲薄，侵蚀成风；训练不施，兵卒疲弱；战守不足，扰民有余。嘉庆初年，教乱大起，将帅视出征为致富之道，玩兵养寇。道光时军纪愈为废弛，勾结盗贼，吸烟、开赌，一旦征调，雇无赖代充，见敌即逃。

康熙后期，国家岁入四千余万两，十之七八来自地丁，即钱粮，次为盐课、关税。岁出以军饷、王公百官俸廉、河工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时且有丰盈。乾隆时，由于军费浩繁，挥霍无度，已渐感支绌。嘉庆、道光两朝，叛乱叠起，河决频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额外加派特征，直接间接均出于农民。农民所入，来自土地生产。清初全国耕地，约六百余万顷，人口约一亿，平均每人耕地约五六亩。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约七百万顷，人口增至三、四亿，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亩，纵令“竭力耕耘，兼收并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连年饥馑，人民流离，为了生存，惟有铤而走险。

中国大势的推移（7）

清的高压牢笼政策，并不能使人完全驯服，潜伏的民族意识仍在滋蔓，准备相机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会（一称洪门或三合会）为著。此一组织，可上溯至16世纪中期，至郑成功而扩大。稍后再行加强，假托部分神话，而归本于“反清复明”。入会者，通财互济，同生共死。福建、台湾是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其后遍及于长江流域及东南、西南地区。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团体为白莲教，历史较天地会为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运动，即以白莲教为中坚。清朝初年，白莲教重张反抗异族旗帜，信者以农民为多，分布于黄河、长江下游。

历代变乱，大都起于中衰之世。清代由于民族的不平，虽在所谓盛世，变乱亦屡次发生。康熙以后的武昌兵变，即白莲教所策动，云南、浙江、福建、台湾的叛乱，为天地会所领导。雍正之世，白莲教、天地会不断骚动。乾隆年间，复转激剧，白莲教一度据有水陆要冲，扼南北漕运的山东临清。天地会一再起于湖北、福建，以台湾的势力为大。此外尚有甘肃的回乱，贵州、湖南的苗乱。规模最大的为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蔓延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其后白莲教的别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举，党众遍布华北各省。道光时代，天地会及瑶、夷、回的扰攘几无虚日。

中国之有海防问题，为明代倭寇发生以后之事，其平定则赖陆师。清初为海上的郑成功所苦，应付办法为迫令沿海居民内迁，不许船只出海，采取大陆封锁。郑氏覆亡，清廷有放弃台湾之议，可见其无意于海上经营，不了解海防意义。嘉庆年间，海盗猖獗，出没粤、闽、浙江海面，飘忽纵横，数年始定。

大致看来，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又焉能抵御？

西方的海陆环伺（1）

第二节 西方的海陆环伺

一、欧人东来

欧洲与东方往还，最早应为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的商务，以后渐及中亚及印度。至于是否与中国有过接触，尚是疑问，即令有过，亦只是间接的。西元前2世纪以后，中国与罗马间的丝道初通，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始趋开朗，但是困难重重。一以丝道所经的西亚、中亚地区，常为不相统属的部族所据，缺乏长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权对于货物通过，任意苛征，多方刁难，甚至予以阻断。三以运输全赖畜力、人力，数量有限，运费亦昂，复多崇山大漠之险，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1世纪后期，罗马领有埃及时，埃及与印度之间，已有商船来往。至1世纪，罗马商人开始自红海进向印度，再继续东航，远达交趾，遂至中国，此为2世纪的事。自是以迄14世纪，中、欧间海上贸易不绝。元亡之后，一度中断。15世纪初期，郑和西航，并不曾与欧洲人相遇。到了16世纪，始行重开贸易，此则出于欧洲人的主动。

以往中、欧间的海上通商，规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国海的航权先后操于波斯、大食及中国人之手，欧人无插足余地。再者，由地中海东去，无论取道红海或波斯湾，中间仍要经过一段陆路，欧人在此一地带既无势力，对于中国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铁骑横扫东西，深入东欧，震栗了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欧人对中国的注意。经过文艺复兴，欧洲人的精神解放，观念一新，好奇冒险的心理大炽。同时世界知识进步，马可&#8226;波罗的游记不再被视为神话。中国的丰富物产正为欧人所需，东方的黄金珍宝尤为所爱。地圆学说此时亦渐为部分人士所接受，东达“大汗之国”及印度、日本，不一定要经过回教徒所控制的近东故道，不妨另辟直接途径，打破回教徒的垄断，避免他们的剥削。更大的原因是欧洲国家力量的增强。以往欧洲人的东行，不论其为通商或传教，多属于私人的活动，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节，亦乏足够的支持。15世纪以后，西欧濒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国家，最后荷兰亦独立建国，人民的爱国心提高，政府的权力加大，为了个人的享受，国家的荣誉，这些惯于海上生活，以通商为立国之本的民族，遂争向海外开拓。政府鼓励于上，人民响应于下，双方利益合而为一，主要动机实为财货，次为传教。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总望将亚洲人导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来自东方的武力威胁，并顺利发展商务。蒙古时代的教使、教士，大都为此东来。海道大通之后，愈为积极。

航海技术与设备的幼稚，为15世纪前欧洲人无法推动海外经营之另一原因。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对于自然现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态度改变，科学受到重视，一切均在进步中，不仅能制造坚固的巨船，技术设备亦随之改善，天文气象的知识愈趋正确，自中国西传的指南针裨益尤大。火药的输入，复改变了他们的战术武器，各种枪炮相继发明，商船均系武装，不仅可以自卫，且可威胁征服所至之地的国家人民。其后欧人之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印度、南洋，打开中国门户，就是凭借这种船炮。

西方的海陆环伺（2）

15世纪的欧洲国家首先致力于远洋探测的为西班牙与葡萄牙，目的为通商中国、印度，而以获得香料为主。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西航，结果发现了新大陆，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进，结果发现了真正通往东方的航道。就当时对欧洲的商业利益与今后对中国的关系来说，葡人的贡献与影响实在西班牙之上。葡萄牙是一个小国，而地理位置则便于海上活动，它一再与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争战，熟悉非洲的地理。15世纪中期，几乎每年均有远航队前往，终于在1486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二年后，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开通了欧、亚间的直航海道，采购了不少印度的珍珠、细布及南洋群岛所出的香料，利市高达六十倍。1502年，再度东来，获利亦有五倍。葡人益锐志东略，夺取波斯忽鲁模斯（Hormuz），控制红海口的商道，进而于1510年（明正德五年）击败了垄断欧亚间的海上贸易约九个世纪的阿拉伯舰队，占领了印度西岸的卧亚（Goa），设置总督，印度洋的海权大致入于葡人掌握。雄心勃勃的卧亚总督阿布奎尔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尚欲席卷整个印度洋与南洋。1511年攻占了通往东印度群岛的咽喉要道，马来亚西岸的满剌加（Malacca），继而占领美洛居（Moluccas），后者即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香料出产地。

葡萄牙的海上经营，系由国王主持，资本由他供给，货物归他支配。等到东来的葡人日众，势力愈扩愈远，这般冒险家但顾私人的一时利益，往往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国王的影响力也就微乎其微了，此为葡萄牙不能长期保持其东方权势的原因之一。

二、海疆扰攘——先驱者葡萄牙与西班牙

有史以来中国的对外问题均起于塞北，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明初，即14世纪后期，始有来自日本的倭寇，继之为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倭寇之祸，亦随之严重。及倭寇荡平，而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反有加无已。

满剌加为明的朝贡国，久为中国人商贩之地，葡人占领之后，得知了不少中国情形。遂于1514年（正德九年），东抵粤江口外，为欧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达中国。1516年二次前来，而以第三次的规模为大，葡船及马来船各四支，由安德鲁德（Fernāo Perez Andrade）率领，使者皮利（Thome Pieres）偕行，于1517年至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明人称之为佛郎机（Frangues），此为十字军时代东方回教徒对欧人的通称，为安德鲁德担任通事的大概是马来的回教徒。

图217至19世纪中期之东北与沿海

明代南海诸番，如非朝贡之国，不许前来广州，如非贡期，亦予阻回。朝贡其名，互市其实，“私通善货与进贡者混，以图私利”者，亦颇不少。葡人以进贡为名，但事先未经明的许可，竟突至广州。“其人皆高鼻深目”，状貌奇异，“铳声如雷”，“震骇远近”。这是中国人初次听到西洋的炮声，见到西洋的大船。地方官有人主张从其所请，有人认为非例。两广总督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因上奏请示。安德鲁德退泊南头，从事交易，皮利留于广州，等待消息。北京初命将葡船所带“方物”照值收购，贡使遣归。皮利不肯即去，经回教通事的夤缘活动，卒于1520年进入京师。据说这位通事与明武宗十分亲近。

西方的海陆环伺（3）

南头与屯门相去不远，俱系濒海关隘。1518年起葡人在两地造屋筑栅，剽劫商旅，掠卖人口，自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同时满剌加亦来请援，明人对此敕封之国的见夺，不便坐视。责令佛郎机归还满剌加的命令虽未生效，屯门、南头的葡人终被逐退。明朝事先周详部署，招致习知葡人造船铸炮的华人如式仿制，经过1521及1522年的两次围攻，获得全胜，俘虏炮铳二十余管。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初次战争，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广东之外，葡人曾到过闽、浙。屯门、南头被逐，广东通商停止，北来的葡人愈多，与海盗及倭寇相结，盘踞浙江宁波的双屿。初尚无越轨行动，1546年，葡人以债务为借口，实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战，葡人与倭寇联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祸，亦于是开始。1548年，明军攻破双屿，战争南移福建，再经1548至1549年的两次激战，闽海大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福建绅民对于外人的态度完全相反，政府严禁通番，绅民则乐与为市。

自粤海葡人被逐之后，南海“应贡蕃夷，皆以佛郎机故，一概阻绝，船货不通”，广东的经济财政大受影响，公私皆窘。1529年从巡抚之请，诏命凡以往朝贡诸国，仍许照旧来粤，惟佛郎机不在其内。究诸实际，葡人并未绝迹，多居于澳门西南的浪白滘（Lampaco）岛，上川岛及下川岛同为他们所居之地。1535年（嘉靖十四年），南海贡舶贿通官吏，许其寄泊澳门，每年缴纳船课二万两。此后逐渐兴建房舍，成为聚落，葡人乘机混入。1557年，一以金钱的运用，二以助剿海盗之功，取得同样的待遇，数年之间，至者日众。南海诸番自非葡人的对手，澳门遂为葡人专据，“岁规厚利，所获不资”，“诡行异服，剑芒大炮，弥满山海”。澳门为一半岛，属香山县，如果葡人一旦拥众而入，直趋广州，将不可收拾。有人建议迫令撤屋，随舶来往，最好予以剪除。虽未见诸行事，为了预事防范，因于1574年，在澳门香山之间的山基建立一座关闸，继又添设香山县丞，驻澳门前山（Casa Branca），专理民夷案件。1614年又与葡人约法五事，亦可说是中西最早的一个条约。终明之世，虽未许葡入朝贡，不过以后双方尚能相安。葡人所重视的为印度、南洋，中国居于次要。16世纪末，葡萄牙本土为西班牙所并；17世纪，其在东方的殖民地多为荷兰、英国攘夺，葡人亦无力在中国生事。

清初沿海迁界，澳门葡人以属于化外而未内徙，惟航海贸易则被禁止，商务大受影响。1670年（康熙九年）卧亚总督以葡王的名义，遣使请求救济，始准其入贡，亦即是正式允其通商。1720年，清禁内地商船前往南洋，但仍听葡萄牙诸国前往。卧亚总督为表示感激之意，再遣使前来。1727年（雍正五年），第一次由葡萄牙国王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中国称葡萄牙为西洋国，这次称之为博尔都噶尔国，误以为初次入贡，接待十分周到。乾隆之时，对外的防范趋严，以澳门地位重要，1744年（乾隆九年），增置海防同知，订立查验进出洋船及在澳门夷人章程，葡人大为不便。1753年葡使至京陈诉，一无所得。

大致说来，首先自海道直航东来和中国接触的是葡萄牙人，他们称雄印度洋及南洋。掌握中、欧通商，但至17世纪以后，则已日薄崦嵫。

西方的海陆环伺（4）

与葡人同时分向海外扩展的西班牙人，其目标实为中国。哥伦布西航之时，即拥有西班牙当局致“契丹大可汗”（即中国皇帝）的国书。但西班牙人真正与中国接触，则后于葡人约六十年。第一个代表西班牙进入东亚的为到过满剌加、美洛居的葡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他得西班牙王的支持，自欧洲出发，绕过南美洲，横渡太平洋，于1521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四十四年后，始由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着手经营，又六年（1571年）占领吕宋。吕宋原为中国商贩聚集之地，中国人初亦称西班牙为“佛郎机”，有时称为“吕宋”。

西班牙人占有吕宋三年，中国海寇林凤因官军的攻剿，不克在闽海立足，率领部众四千，前来争夺，翌年失利而去。时福建师船跟踪而至，西班牙总督乘机遣使福州，得到了互市的许可。西班牙人野心勃勃，有主以武力征服中国者，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寻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大西洋为英国所败，此一企图，自谈不到。1598年，西班牙请市广州，以违例被拒，但福建商船前往吕宋者颇多。因为菲律宾缺乏货物，西班牙人多用银饼付价，这种银饼就是来自墨西哥的银元。不过西班牙的对华商务，始终不甚重要。

贩运吕宋的闽人，往往留而不返，西班牙人为了经济及殖民地的开发，亦需要华人。于是来者日众，西班牙人渐生疑惧，时加凌虐。1593年，华人愤将菲律宾总督刺杀，西班牙人大肆报复。“然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时明廷财政困难，有人说吕宋山富银矿，树生金豆，可供开采，因派人往勘。西班牙人以为中国意欲袭取吕宋，华人将为内应，遂发兵围攻，二万五千商民，尽膏锋刃，时为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明廷无如之何，仅由福建巡抚移檄“数以擅杀之罪，令送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西班牙人益无忌惮，既不畏惧中国，又需要中国的货物，华商亦仍然前往。1639（崇祯十二年）至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又有三次屠戮，遇难者二万余至万余人不等，虽起因不一，终不能不谓为有计划的暴行。中国政府固未尽其保护人民之责，而西班牙给予中国的观感，亦可想见。

三、海疆扰攘——继起的荷兰与英国

第三个自海上与中国接触而引起纷争的欧洲国家为荷兰。荷人一向自葡萄牙贩运东方货物，16世纪末年，西班牙兼有葡萄牙后，此举遂于禁绝。1601年，荷人初到广州请市不遂，葡人亦拒其进入澳门。“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明人称之为红毛番。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积极与葡、西竞争，竟取代了葡人在东方的地位。

鉴于在粤的被阻，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荷人得南洋闽人的引导，袭据福建澎湖。以明人严禁往来，断绝接济，不得已挂帆而去。三年之后，决以武力夺取澳门，发生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境内的战争，结果荷人失利。1619年，荷人切实控有爪哇巴达维亚（Batavia）。1622年（天启二年）二次进攻澳门，复被拒退，又趋闽海。再占领澎湖，屡犯金门、厦门。闽吏劝令他去，另在别港抛泊，荷人不肯，反劫掠渔船，奴役渔民、客商，联同海盗，侵扰内港。福建巡抚差人往巴达维亚晓谕无效，遂作进讨之计。1624年，明军直捣澎湖，荷人力不能抗，答应拆城还地，东去台湾。

西方的海陆环伺（5）

荷人初至台湾，即于南部的一个岛屿（安平）筑赤嵌城（Zeelandia），与闽商交易，这应是退出澎湖的一个条件。不久台湾南北要地，多为所有，仍不时寇扰闽疆，并将占有基隆、淡水十六年的西班牙人逐去。

据有金门、厦门及闽南，与清军相抗，奋力于恢复运动的郑成功（国姓爷 Koxinga），以攻略江南不成，从台湾闽人的建议，决先取台湾，收复先人故土。经过九个月的围攻，荷人终于1662年请降。此为早期欧洲人在东方经营殖民地所遭到的挫败。

荷人占领台湾期间，曾向清廷请市，获得八年一贡的许可。荷人在台湾被逐之后，屡助清军进攻郑氏的金门、厦门。及清有台湾，以荷兰恭顺，改允五年一贡。172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支店于广州。荷人在东方的声势以17世纪为盛，然与中国的商务关系则不重要，所重视的为日本的贸易与南洋的经营。在南洋一带，荷人先后与葡、英角逐，当地华侨备受池鱼之殃。明季鼎革，闽、粤人亡命南洋者不少，荷人日益凌虐，1740年，在爪哇被屠杀者不下万人，其残暴一如西班牙人之在吕宋。

约与荷兰同时向东方活动，同被明人称为红毛番的另一欧洲海权国家为英国。16世纪后期，英人屡谋别觅一通商中国、印度之道，以避开葡萄牙、西班牙的势力，卒无所成。1588年，战败西班牙之后，始无所顾虑，开始取道好望角、印度洋东航。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英王曾致书中国皇帝，以船沉未达。又四年，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成立，连续派船至印度、南洋。初与荷兰分向西班牙进攻，继与荷兰相争。有鉴于荷兰请市中国的失败，暂不作尝试，惟间接在南洋、日本获得中国的出产。1635年，葡萄牙为荷兰所困，印度、澳门间的交通被阻。卧亚葡总督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订立协定，由英船来粤代葡人运送货物。是年第一艘英船到了广东，澳门葡人竟不之许。1639年（崇祯十年），威代尔（John Weddell）代表另一英国商业团体，率船续至。葡人既恐英人夺去它的利益，又畏中国官府责难，仍多方阻挠。威代尔强入珠江，引起了中英之战，虎门炮台失守，中国师船三只沉没。经葡人调解，中国允其来省买卖，威代尔答应道歉。此为中英的初次直接接触，亦为冲突的序幕，双方均感不快。

威代尔去后，英国内部多事，葡人续与为难，荷人复与相敌，东印度公司的基础未稳，三十年间，英船仅来粤三次。以广东秩序不佳，勒索重重，无货可购，均告失败。1670年（康熙九年），转来台湾，时郑成功之子郑经正为清、荷联军所苦，对英人表示友好，允免关税，而以输入军火、棉花为交换条件。1675年，郑经再有闽南，英人随之通商厦门。清平台湾，英人在台、厦的活动终止。1688年英人重返广州，不惟未因其曾助郑氏而遭遇困难，此后商务且日有开展，一跃而居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领导地位。

西方的海陆环伺（6）

葡、西、荷、英之外，17、18世纪与中国互市的西方国家，以法、美两国为重要。1660年法国商船初至广州，1698年设置商务经理。时法国教士深得康熙的好感，此次又有教士同行，所以颇受优待。约在二十年后，法国印度公司广州支店成立。不过法国的对华贸易有限，来粤商船每次为一到四艘，且非每年均有。美国独立以前与中国的关系为间接的，独立之后，始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派船来粤，初经大西洋、印度洋，后改道太平洋，中国人称之为“花旗国”。 “其舶较他国为小，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必8、9月始能抵口，所以来舶较多”，地位仅次于英国。

此外通商广州的西方国家，有奥地利（双鹰国）、比利时、普鲁士（单鹰国）、丹麦（黄旗国）、瑞典（蓝旗国）、意大利，均为18世纪之事。

四、中俄陆上的和战

16、17世纪，中西间除了为通商引起的海上纷扰外，北方陆上之争，更为严重，第一次中西的大规模战争与正式条约的订立，即由此而来。自蒙古汗国瓦解后，俄人开始向东扩张，1579年后的六十年间，囊括了亚洲北部，而于清军入关之年（1644年），进入黑龙江流域，夺占土地，到处劫杀，以人为食。1643年至1646年波雅科夫（Poyarkov）及1647年至1652年哈巴罗夫（Khabarov）率领的哥萨克最为残暴。于是发生了1652至1660年间中俄在松花江下游的四次战斗，俄人被迫西退，然仍寇掠不已，中国称之为罗刹或罗车。

俄人一面以武力扩地，一面希望与中国通商，屡次遣使前来窥察中国国情。早在17世纪初年，俄人与西部蒙古已有往来，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第一次来华俄使即系取道蒙古，因无贡物，未获觐见，仅允通商。1656及1660年（顺治十三及十七年）的两次使臣，复以不谙朝仪，不肯跪拜，及表文矜夸，不遵正朔，仍均被却。

1665至1666年，俄人筑城于雅克萨（Albazin）、尼布楚（Nerchinsk），臣属于满洲的索伦（Solon）酋长根忒木尔（Gantimur）投降，中国在黑龙江上游的地位大受影响。康熙要求交回，不仅未被接受，尼布楚总督反派了一位目不识丁的哥萨克人前来，命康熙接受俄皇的保护。这位使臣似不曾提出此一荒唐要求，朝见时且实行跪拜。康熙再令交还根忒木尔，勿再侵扰边境。时值俄国与波兰失和，西疆多事，如在东方别起争端，实非俄国之利，因允约束边人，并再遣使修好，但对根忒木尔的引渡依然推拖。

这次的使臣人选为尼果赖（Nicholas GSpatary Milescu），他是一位博学之士，于1676年到达，觐见时亦行跪拜礼。康熙先问察罕汗（Chagan Khan，即白汗，为蒙古人对俄皇称号）好，次问使臣曾否学过哲学、算学。尼果赖提出十二项请求，包括两国文书往来，应使用一种共同文字，中国遣使报聘，自由贸易，释放俄国俘虏。康熙不作正面答覆，声言在下列三事未解决前，两国断绝一切关系，第一交还根忒木尔，第二以后使臣须遵守中国礼节，第三不得再有侵犯边境之事。尼果赖曾作争辩，未获结果。他在北京停留三个多月，从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处得知不少中国政治情况及康熙的对俄态度，必要时准备诉诸武力。

西方的海陆环伺（7）

康熙初年，国内尚未真正统一，对俄暂时容忍。三藩之乱既平（1682年），国基稳固，康熙正当盛年，决心解决东北问题。他先派人观察雅克萨形势，部署水陆交通，然后运粮调兵，置备师船，演习红衣（夷）炮，设大营于瑷珲。但仍认 “征战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后用之”。以往数次遣使行文，令俄人撤回部众，交还逋逃，互相贸易，各安生业，总无回报，抢掠如故。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在兵临雅克萨时，再以此意宣示，并谕统帅彭春，如俄人献地，勿妄杀一人，但仍然无效。彭春全军四千人，内有长于水战的台湾兵。经过不到一天的攻击，俄人请降，此为有计划而胜利的战争。

雅克萨收复后，可能是由于补给不易，彭春毁城引还，遂复为尼布楚的俄国援军占领。翌年清军二次进击，久攻不下。适荷兰使臣至京，康熙帝再以和好条件交令转发俄皇。康熙望和，俄人亦无战意，得知中国第一次进兵之时，已派人前来，请求停战。康熙下令撤围，等待俄国的正式使臣定议。

俄国的使臣为果罗文（费耀多罗，Feodore AGolovin），对于远东情形，略有所知。俄政府对他有过两次训令，第一次是中俄应以黑龙江为界，最少亦须以雅克萨为界，但俄人得在黑龙江及其支流自由通商。第二次是如能取得通商的便利，雅克萨可以放弃，勿重启战端。会议地点商定为外蒙边境的色楞格城（Selengask）。中国的代表为索额图、佟国纲，均为政治上有地位的要人。随员中有两位耶稣会士，即法国的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的徐日昇（Pereira），康熙所定的交涉大纲为黑龙江及其支流，包括尼布楚、雅克萨在内，不可少弃，根忒木尔、逃人悉当索回，准俄人通使贸易，否则不与谈判。

索额图等于北行途中，得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Galdan）攻破了喀尔喀（外蒙），无法续进，遂通知俄方，另行择地会议。迟至1689年。中国代表再度出发。康熙另有新的指示，如俄人要求尼布楚，不妨改以其东的额尔古纳（Argun）河为界，换言之，就是放弃了尼布楚。他何以作此让步？谅与噶尔丹的东侵有关。二十年前，俄人已与准噶尔有了接触，这时噶尔丹复扬言借得俄兵，康熙不得不慎重将事。喀尔喀伺题关系北方国防，必须从速处理，为不让噶尔丹为俄人利用，致事态复杂，又必须及早解决中俄的争端，统筹全局，对于中俄交涉立场，不能不有所修正，其内容与俄国对果罗文的第二次训令已无大出入。

是年8月下旬，中俄使臣开始在尼布楚会议，随同果罗文而至的武装部队约二千人，索额图带来的官兵约四千人，进入会场的卫士各七百六十人，真可说是武装谈判。果罗文的威仪极盛，索额图有些相形见绌。双方的开价，初均甚高，担任通译的张诚、徐日昇往返斡旋，方获致谅解。后来果罗文突又变议，中国全军即进迫尼布楚城下，果罗文终于让步。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条约签字，原文为拉丁文，出于两位教士之手，另有满文及俄文译本，其中要点：一为中俄以黑龙江上游的格尔毕齐河格尔毕齐河注入石勒喀河，石勒喀河注入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为界；二为俄人退出雅克萨；三为逋逃互不索回，今后不得收纳，应拿获送还；四为自由交易。

西方的海陆环伺（8）

这次谈判，遏止了俄人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东北达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为时势所限，在东亚的力量不足，中国正当盛世，但康熙的应付得宜，所关亦大。不过尼布楚地区则未克保有。

条约订后，康熙以全力对付准噶尔，噶尔丹一再劝说俄人反攻雅克萨，康熙亦一再知照尼布楚俄官勿为所惑，噶尔丹终于败亡，可说是康熙对俄政策成功的另一面。至于俄国，彼得大帝所注意的是西方，在东方唯望维持与中国的和好，以便发展商务，1793年的俄使雅布兰（Evert Yorbrand Ides）即为此而来。表文款式虽然不合，康熙仍予召见，准俄商每隔三年来京一次，不令纳税。旋设俄罗斯馆，安置俄人，允俄人通商北京，并得派喇嘛、学生。这些权利为其后百余年其他国家所未能享受。

原在新疆北部游牧的土尔扈特部，七十年前为准噶尔所迫，西走伏尔加河（Volga），归属于俄，仍思故土，屡来入贡。康熙为明了实情，加以联络，以制准部，因命图理琛取道俄境前往。对于使团的言行，他均有指示，处处表示对俄的和好诚意。西伯利亚的俄官对图理琛的接待，亦颇尽礼。彼得大帝以忙于瑞典战争，使团又未携国书，所以不曾邀晤。此为1712至1715年的事。

1720年，为改进对华贸易，有一位名叫伊思迈罗付（Leon Izmailov）的俄使到京。康熙要求先行交还俄方近年收留的逃人，划定蒙俄疆界，再及其他，俄使的任务因而未克达成，仅将随员郎喀（Laurence de Lang ）留驻北京。终以中俄纠纷时起，翌年郎喀亦不得不离开北京，贸易同告停顿。及康熙、彼得两主谢世，俄国有感于边界问题之势须解决，复命萨瓦（Sava LVladislavitch）率领一个庞大使团东来，于1726年抵京，名义为贺雍正登极。萨瓦屡与中国大臣谈判，受到雍正的召见赏赐，若干问题大致有了谅解，惟界务则须于蒙边恰克图续议。1727年（雍正五年）条约成立，划定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疆界，北京照旧贸易，另准于蒙边（恰克图）买卖，俄国增派喇嘛、学生来京。嗣后恰克图成了陆上的广州。雍正对俄之如此宽大，大约亦与准噶尔问题有关。时准部势力复炽，中国对俄怀柔仍有必要。是年清军进剿准噶尔，雍正特知照俄方，如准噶尔人逃入俄境，可予收纳。1729至1732年间，图理琛再度赴俄，希望俄人对准噶尔问题与中国取合作态度。大致看来，康、雍两朝，俄人颇受优遇，对于中国实情亦了解较多。

乾隆初年，命将俄人贸易统归恰克图，不准再来北京。时俄人对东北亚经营复趋积极，黑龙江为东去捷径，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请假道运粮。先一年清军已破准部，对俄无何顾虑，况此项要求实有违尼布楚条约，乾隆严予驳拒。准部荡平，其酋长西逃俄境，乾隆坚令交还，几乎引起战争。1764年后，以蒙边俄人屡次滋事，恰克图三次闭市，中俄等于绝交。1791年，由库伦办事大臣松筠与俄方于恰克图订立市约，条文全由中国拟定，互市如故。

俄国为实现航行黑龙江的希望，1805年（嘉庆十年）复遣使东来，因不跪拜，中途驳回。俄人十分愤慨，由于拿破仑的牵制，未敢有所举动。1810年，又请通使，尤望中国先行遣派，嘉庆认为断不可行，纵令俄人入贡，亦须斟酌。总之乾隆以后，中俄关系已转入低潮，一般的中西关系亦复如是。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1）

第三节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

一、耶稣会士的贡献

东西海道大通后，第一位来东亚的基督教徒为耶稣会领袖之一的西班牙人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他于1552年抵广东上川岛，以明人对佛朗机印象恶劣，未能进入中国大陆，赍志以殁。葡人有了澳门，给耶稣会士若干方便。1579年意大利籍的罗明坚（Michael Ruggiero）到达该地，越三年，西去两广总督所驻扎的肇庆，以报时钟馈赠官府，以天文算学启迪士大夫，改着僧袍，遵行中国礼俗，他是首先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不过真正奠立天主教在中国根基的则为另一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利玛窦幼年在罗马研习法律、天文、算学、物理、制造、地理，1582年抵澳门，翌年亦去肇庆，一切照罗明坚所为。他多才多艺，仪表谈吐不俗，深知欲使中国人归附耶稣基督，教士自己首须成为中国人，尤须从知识方面转变中国人的观念。他与罗明坚建造了一座教堂，陈列报时钟、乐器、图书及印刷精美的书籍。最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的是世界地图和栩栩如生的圣母像。复手制日晷仪器，加以讲说，更令人感到新奇，入教领洗的渐多。1586年罗明坚随肇庆知府北上，取了一个中国姓名，此后每一来华教士莫不如是。他到过江西、浙江、湖广、桂林，复回肇庆，再返欧洲，拟请教王遣使北京，以教廷多事，无暇顾及。

万历初年为来华耶稣会士的准备时期。其后利玛窦前去韶州，易僧装为儒服，于1589年至北京，因遭疑忌，改去南京，仍与缙绅交游，名噪一时。1600年，再至北京，万历对他所进呈的报时钟、西琴特别喜爱，许他留居。有了这个机会，利玛窦本其一贯作风，讲学论道，五年之间，信教者二百余人，徐光启（教名“保禄”Paul）、李之藻（教名“凉庵”Leon），均在其内。明季来华教士，“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故其教骤兴”。众教士之中，利玛窦之功最大，开启了西方文化输入中土的先河，引起此后一百年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研究风尚。西教与西学并行。1610年利玛窦卒，万历帝钦赐葬地。

制历授时，中国一向视为大政。明代所用的为参用回回法所制的大统历，日久常有舛误。利玛窦去世之年，钦天监推算日蚀不验，诏命曾从利玛窦习历象学的徐光启、李之藻与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参与修历，因之引起旧派的敌视。1613及1614年间，驱逐澳门葡人之议复起。南京的礼部侍郎沈斥西士变乱历法，诳惑人心，与澳门诸番通谋，阴图不轨。以往万历帝的优容教士，由于喜爱钟、琴，此时既涉及政治问题，自不能让他们再留，各地耶稣会士均被解送澳门。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2）

中国与西人初一接触，即为其炮铳所震。当耶稣会士被逐之时，正满洲努尔哈赤建元称号之年，跟着大举西犯。利玛窦早已告诉徐光启、李之藻，兵为国家大事，攻守器械，须新新无已，西洋炮铳奇巧，攻无不摧。至是以辽事急切，徐光启请练兵自效，召葡人教炮、造炮，嘱李之藻、杨廷筠（教名弥格Michael）派人赴澳门洽办。1621年，葡兵百人，携炮北上，中道被阻。同年沈阳、辽阳失守，徐光启再请购西炮，于是西士龙华民（Nicolas Langobarde）、阳玛诺（Emmanuel Diaz）入京，葡兵二十四人携火器续至。1626年，明军宁远之捷，即得力于西洋炮。善制西炮的孙元化（教名依纳爵Ignatius）曾参与是役。1629年，徐光启复请练兵制器，召葡人携大炮十尊北来。翌年，徐光启再遣人赴澳门置办，募葡兵、华兵。以葡人多所要挟，反对西教者，复谓西炮非不可用，惟须以白莲教为戒，事遂不成。1636年清军进薄北京，明廷命四年前入京的耶稣会士日尔曼人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设局造炮，先后成五百二十尊。但溃决之局已成，新武器并未能挽救明的命运。

1629年，钦天监推测日蚀又误，徐光启依西法所推则验，奉命开设历局，延用西士。徐卒后二年（1635年），新的历书仪器全成，推测无不密合，贡献最大的为汤若望。算学物理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利玛窦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复与李之藻合译关于比例级数之书。物理方面，汤若望介绍光学，艾儒略（Jules Aleni）介绍力学，熊三拔、李之藻介绍水法。

天文历法的传入，增进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的知识；地理学的传入，改变了对于空间的观念。自利玛窦在肇庆绘刻世界地图，中国人始知五大洲及地圆之说；到京进呈的贡品中，复有《万国图志》。他如哲学、生理学及绘画，耶稣教士均有介绍。宗教书选述，自然尤多。1820年有一位会士带来典籍七千部，有如西域高僧之传入佛经。

利玛窦卒时，信徒约二千五百人。三十年后，达十万以上，而以崇祯朝（1628—1644）为最盛。徐光启尝向崇祯进天主之说，汤若望出入禁中，亦屡以为言，宫中立有教堂。1636至1640年间，后妃入教者三人，宫女七十八人，内监四十人，皇室一百十四人，各省无不有教堂教徒。南明弘光及隆武曾遣耶稣会士赴澳门求兵，为教徒瞿式耜（教名Thomas）所拥立，皇太后、皇后、太子均受洗礼。

约在1632年，有一位信奉西教最笃的浙江鄞县人朱宗光，他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推崇西方文物军政，一篇阐扬基督教义。在前一篇中，他说：“太西诸国原不同于诸蛮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如者。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尊贤贵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风俗不如也。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宫室皆美石所制，高者百丈，饰以金宝，缘以玻璃，衣裳楚楚，饮食衍衍，我中土繁华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万人敌，临阵勇敢，誓死不顾，巨炮所击，皆使坚城立碎，固垒随移，我中土之武备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风俗，而鄙之为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三百余年前有此了解，洵属难能。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3）

二、西学西教的发展

明清交替之际，在南方的耶稣会士为支持南明的恢复运动而努力，留居北京未去的则转而拥护满清的新政权，颇得青睐。摄政王多尔衮到京后，限内城居民于三日迁出，俾八旗居住。汤若望奏称，天主堂内存有新修历书雕板、测量天象仪器及礼器经典，不易搬移，仪器倘有损失，修正购办亦多困难，请准西洋教士仍居原寓。多尔衮准如所请，另给上谕，加以保护。新王朝需要新时宪，多尔衮以汤若望的新历法，合乎天象，“天运已新，允宜用此新法”。汤若望复面陈新法正确无谬，多尔衮即将所纂历本颁行，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这是以往西洋教士所未曾有，而为其后一百余年他们所常任的职位。各地教士亦多赖汤若望之荫庇。1650年顺治帝亲政，汤若望的宠眷愈隆，不时献替忠言，讲说道理，欢洽有若家人，曾于京师赐地建天主堂，御书堂额，御制碑记。甚至太后与大臣商议大位继承问题时，亦取决于他。耶稣会士希望顺治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初年，大臣辅政，汤若望因历法旧派杨光先诬陷下狱，赖太皇太后之力得以释免，1666年卒。

英明好学的康熙亲政后，不仅恢复了西洋教士原有的地位，给予的渥待，且过于顺治之时，为在华耶稣会士的黄金时代。1669年，以钦天监杨光先推测不验，制器无方革职。授比利时籍的南怀仁以钦天监监副的职衔，负实际制历之责，他是利玛窦、汤若望之后的第三位杰出的耶稣会士。吴三桂乱起，南怀仁又奉命铸炮，先后成六百八十尊。召见时赐坐、赐馔，礼遇之隆为满、汉大臣所罕有。他殁于1688年，追赠礼部侍郎，予谥勤敏，派大臣致祭，此又为西人所未有过的殊荣。寻复遣官祭墓，称道他“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七政之占七政为日月五星。。非惟推步无差，抑且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坚而制胜。恪恭不怠，奉职惟勤，术数咸精，造思独敏”。御制碑文，尤念念不忘其“覃运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的大功。三藩之役，满清存亡所关，南怀仁所铸大炮为清军制胜的一大关键。接替他治历工作的为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法国的耶稣会士白进（Joachim Bouvet）。张诚亦于此时携带天象仪器、书籍三十箱入京。

治历、造炮为南怀仁受到宠眷的直接原因，康熙的浓厚求知欲，愈使彼此关系亲密。他几乎每日入宫，为康熙讲几何、代数。1713年，设算学馆，选八旗世家子弟学习，兼及历象、乐律。御制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多采西说。

第一位服用西药，相信西医的中国帝王为康熙。1793年他忽发高烧（疟疾），经张诚、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进以金药（quinine），一服而愈；特于皇城内赐广厦一所，并准于附近建筑教堂。另一教士（Bernardus Rhodes）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被任为御医。精通外科医理的罗怀忠（Jaseph da Casta）在内廷行走。

第一部经过测量绘制的中国地图，成于康熙之时。1665年以畿辅常被水患，命白进等测量，绘成地图。1708年又要他们测绘全国地图，1717年完成。贡献最大的，白进之外，有雷孝思（Joannes B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ix）、费隐（Xavier Fridelli）、冯秉正（JAMM de Mailla）、麦大成（Joannes Gardaso），多数为法国籍。这部地图即《皇舆全览图》，流行二百余年。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4）

在清初对外交涉中，耶稣会士颇称活跃。1686年俄使到京请和，康熙曾命闵明我前往报聘。尼布楚条约的订立，张诚、徐日昇斡旋之力实多。条约的正本为拉丁文，以后中俄文书往来亦俱用拉丁文，自然有赖于耶稣会士的翻译。1705年，命翰林院学习。时俄罗斯馆已设置多年，俄国学生在馆习满文、汉文，八旗子弟习俄文。雍正时，中俄交往愈繁，于是别立西洋馆，专攻拉丁文。

西洋教士既受优容，传教大得便利。1650年信徒已达十五万，1661年约二十五万，1670年约二十七万。康熙时，法王路易十四声威方盛，法国耶稣会士开始来华，他们的影响与贡献，非他国教士所及。但只许京师的西洋人自行其教，不准各省立堂入教。1691年浙江巡抚有禁止传习天主教之举。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索额图与张诚、徐日昇十分友好，赖他的运用，1692年，礼部会同大学士奏称西洋人德性过人，近来管理天文算学、铸造之器，随同办理中俄事宜，均著劳绩。在各省居住的西人，亦无为恶乱行之处，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各处天主教堂应照旧存留，凡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奉旨依议。从此天主教可公开活动。18世纪之初，教徒究有多少，不得而详，有谓北京一处每年受洗幼童，不下四五千人，如属可信，全国每年入教者当有数万人。

三、教士内讧

域外传入中土的宗教，首推佛教为盛，次即基督教。佛教历百年而始行，又百年而大昌。基督教的景教一派，唐时虽曾流行，但断续无常，元以后中绝逾二百年。自耶稣会士到后，传布的顺利似过于佛教，主要原因为中国在政治、军事方面有需于西方的科学、技艺。但是数百年来狭隘的华夷观念，已根深柢固，卫道之士仍攻诋不已。教士内部的倾轧更是致命的打击。

耶稣会士深知儒家权威之不可凌犯，对佛教则持排斥态度，指所言天地为不经之谈。他们虽推崇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对于道学或理学，则多有批评，谓理道为虚字，驳天即理之说，指宋儒妄为注释。理学家反诋他们为“太极之乱臣贼子，素王之恶逆渠魁”。正宏奖理学的康熙对于耶稣会士的此种议论，当亦非其所悦。

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往往与宗教迷信关连，元末白莲教乱尤为著例。耶稣会士来华前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西班牙人并灭吕宋，荷兰人寇掠闽、粤。明、清之际已有人说在华教士与澳门诸番通谋，假旁门左道，“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攻击他们“广布邪党，踞澳门为巢穴，接渡海上来往”，“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内外勾结。康熙初只允在京西人自行其教，不许传布。1692年弛禁后，仍有人说教士离乡背井，国君资以巨金，必有大欲。及教士内讧发生，教皇直接干预，康熙的态度随之而变。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5）

教士的内讧，一是为了礼仪问题，一是为了教派竞争。利玛窦认为中国所谓天或上帝，同于西教所谓最高主宰耶和华，中国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并非偶像崇拜，当时他的同会教士已有人不以为然。与耶稣会士原有异见的多明我会士（Dominicans）、方济各会士（Franciscans），屡欲来华活动，因耶稣会士及葡萄牙人的阻挠，不甚顺利，遂趁机相诋，谓天与上帝不能与真主并论。祀祖、祭孔俱属迷信。教皇对此一争议，态度忽左忽右，使问题不易解决。1671及1674年，方济各与多明我会士得西班牙人的协助，来者日众，耶稣会士亦将法国的力量引进，双方纵横捭阖。1700年，闵明我、张诚等特行奏陈，谓祀孔为敬其为人师范，祭祖出爱亲之义，尽孝思之念，所设牌位，不过抒报本追远，如在之意，郊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亦即所以事上帝，御赐教堂“敬天”二字匾额，正是此意。康熙完全同意，说是合乎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为天下通义。耶稣会士占了上风，反对派自不甘休。1703年，教皇格勒门第十一（Clement XI）任命了一位素不以耶稣会士为然的颜珰（Carolus Maigrot）为远东主教，次年制订禁约，规定对天地万物之主须称天主，禁用天与上帝及敬天字样，不许祭孔、祭祖，并派一年仅34岁的多罗（Carolu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为专使，东来执行。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至京，康熙颇加礼遇。次年，颜珰至，斥中国为无神之地，并涉及康熙，自大的多罗复发布教皇禁约。康熙大怒，将颜珰发往黑龙江，多罗押送澳门看管（1710年卒），传谕在京西人，“今后如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留住不去的发给印票，安居敷教，不得复回西洋。为使教廷明了一切，派艾若瑟（Joseph Antonious Prouana）往罗马传旨，另有与教皇接近的两位意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roicus Perdrins）、马国贤（Matteo Ripa）上书教皇，说明中国供牌及敬天两事。罗马久无音信，教皇反再将禁约宣布，势在必行。1716年，消息传至中国，康熙召见西人，要他们必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

1717年，北京接得教皇“奏帖”，仅云即差人复命。康熙再令俄人传信罗马，另以西洋字刊刻，分交来粤西洋人带去，可见他盼望教皇答复之殷。又两年，他对一位自福建来京的教士说：“以后西洋人来信，必先奏闻，毋得隐讳。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1720年，教皇的第二次使节嘉乐（Carolus de Mezzabarba）行将抵京，康熙预嘱在京的西洋人，如嘉乐问及行教之事，应公同答以“俱遵利玛窦规矩”，不可各出己见。嘉乐到后，提出二事：一为准其管理在中国传教西人；一为准中国入教之人俱依教皇禁约。康熙答以“教王（皇）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他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 “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不久又派耶稣会士前往罗马，但教廷不许他陈诉。中国一向以敬天法祖为训，教皇要一反其道，事关中国立国大本，倘果如此，无异要中国听命于教皇，康熙自难认可。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6）

四、西教被禁与西学之衰

康熙所重的是西洋科学技艺，爱屋及乌，所以才听耶稣会士行教。仪礼之争发生，引起了他的反感，屡露禁教之意。1716年，他曾说：“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南洋诸国之遭芟灭，应是殷鉴，教皇之定欲干涉中国内政，提高了他的警惕。到了治尚严明，性复多疑的雍正，尤不容他人越俎，耶稣会士卷入宫廷政治，更使他憎恨。他和他的兄弟允禟等为争夺大权，各树党羽。管理北京南堂的耶稣会士穆敬远（Joannes Mourao）和允禟接近，宗室中的苏努父子亦与耶稣会士交好，暗助允禟。雍正继位后，1723年（雍正元年）将允禟及苏努之子发往西宁，穆敬远随行，他们仍未停止活动，游说陕甘总督年羹尧，并用拉丁字拼音通信。一向为雍正策划的闽浙总督满保请将各省西人除晓通技艺者外，余俱送往澳门安置，改天主堂为公廨，严禁入教。于是天主教被禁，但尚不严厉。第二年，教皇班纳十三世（Benedict ⅩⅢ）的使节以贺祝新君即位为名到京。雍正告以如西洋人遵守中国法令，将照旧施恩。在京的耶稣会士亦恳求宽免逐回。雍正表示：“朕于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中国圣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若果无害，则异域远人，自应从宽。”不久康熙派往罗马的耶稣会士归来，雍正得知教廷不许他陈诉，自感不怿，再度宣布他对宗教的看法，亦可略见他禁止天主教的原因。他说：“中外所设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异端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为本。”“至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无理谬说，遂成异端。”“西洋精于历法，国家用之，其善不可泯。”“今妄生疑议，以同己为是，异己为非，互相诽讥，几同仇敌。不知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弃其短，则彼此可以相安。”此后，耶稣会士仍继续前来，京师教堂照旧存在，钦天监的西人供职如故。

1735年，教皇停止耶稣会士的在华工作，中国教禁亦日严一日。1746年乾隆有不准福建、广东行教开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后三十余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惩治者，时有所闻。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与反教者之常将天主教与白莲教并举，不无关系。嘉庆年间，教士不敢多所活动。1805年有两名在宫内供职的教士，私绘直隶、山东地图，交人带往广东，拟送罗马，中途截获。诏以其居心叵测，将一干人犯发往伊犁，西洋堂总管治罪。1811年，对于在京当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随，余俱令回国。1814至1820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别在成都、长沙、武昌被正法，株连的中国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于绘画的意大利人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为最知名，次为艾启蒙（Ignatius Sichelbarth）、王致诚（JDenis Attiret）。乾隆自负的武功，多由他们绘成战图。圆明园内的西式建筑，亦系郎世宁设计。园内有钟房，自鸣钟多至四千余座，由西洋人担任修理。对于西乐他同具兴趣，所以亦有懂得音乐的教士出入宫中。

西教西学的传入与中阻（7）

有人说明代晚期，耶稣会士被视为顾问，康熙时以学者、客卿相待，乾隆时则有如仆佣。在不违背道统、治统的原则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献所长的雅量。雍正虽然禁教，仍承认西洋历法之精。乾隆所爱的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学。嘉庆时教士的地位更为低落，几不易存身。道光时（1838年）钦天监内的西人，为之绝迹。

西洋教士初以学术、技艺而为朝廷缙绅所重；雍正后，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时文字之狱复日加残酷；纵使利玛窦复生，亦无以施其技；徐光启再世，亦不敢从其游。《四库全书》虽收有西士译述，而每有微词，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制作为“夸诈迂怪，为异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异端异学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学和制作智慧，而不克多所发挥；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承其家学，喜研数理，因恐涉“奇技淫巧之嫌”，不敢公开讲求。其他“嗜奇之士，类多委诸例禁，置不敢言”。

禁教并未禁止通商，广州的互市，继续进行。商人志在谋利，难望与文化发展相联系。18世纪以来，百余年间，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科学、技艺的进步，思想、社会、政治的演进，空前所无。中国固步自封，孤陋寡闻，依然故我。彼此观念距离极远，利害更相径庭，关键在于双方欠缺了解。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1）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

一、广州互市

广州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1685年海禁大开，英船曾来闽、浙，但不甚顺利，互市仍集中广州。1716年东印度公司设立管理会，基础渐趋稳定，不满之心亦与日俱增。

19世纪以前的中西贸易，双方均采独占制，在欧洲为各国的公司，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为广州的洋行，特别是洋行合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为互市的自然结果，然后得官府认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独占性与之相似。海禁开后，洋行地位益为重要，通称为“十三行”，实际不必常为此数。官府为便利计，管束夷商，征收课税，亦委诸洋行商人，他们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间。行商互相竞争，甚或以不正当手段，勾结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仅夷商、官府两受其害，诚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牵连。1720年行商商准官府，订定规约，由各洋行合组公行，公办对外贸易。夷商认为这种完全垄断制度对他们愈为不利，中国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对，第二年即行废止。

西洋货船进口，多在6、7月间，出口在11月前后，以便利用信风。进口时先由澳门同知拨给引水，代雇通事、买办，出口时交出两无蒂欠甘结，再由海关监督发给印照（红牌）。进口收泊地点为黄埔，夷商将货物分为股份，自行择定行商，委托销售，并代置办所需货物。1745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资本微薄，未能照数如期缴纳课税，因就中遴选殷实者，作为“保商”，以专责成。但承销夷货的各行商于完纳课税，仍多观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货银代垫。

夷商寄寓洋行之内，各国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赁屋开设，及商务繁盛，行商别于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称为“夷馆”。居住夷馆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公司管理会主席、副主席。，不准携带眷属，交易完毕，须退至澳门。1751年，禁令加严，如有番妇进口，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养生息，开盘踞之渐。

中西通商之前的关税，系按货“抽分”。16世纪以后，改为输银，分水饷与陆饷。水饷一名船钞，按船的广狭大小为准，陆饷一名货税，视货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属正税。船分三等，一等征银一千一百二十两，二等八百八十两，三等四百八十两。货税大致为百中取二，或三、四。两项合计，并不为重。由于海关人员的刁难勒索，夷商的实际负担不止此数。每船所缴船钞多在二千两左右，所纳货税超出正税一倍，以至三四倍。当时欧洲货物销路不畅，夷船所载，大半均属现金，每银一两须纳百分之四的分头银，复以海关岁入，定有最低数目，名曰“正额”，超过的名曰“盈余”。设关之始，正额时有不足，一再核减。其后盈余增加，常超出正额一倍，虽由于来船日多，亦与政府的奖惩政策有关。正额固须如数，盈余亦不得短少，否则议处，如有溢额，按数议叙。税吏为顾考成，不免滥征。18世纪初年，粤海关正额每年不过四万余两，盈余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后盈余亦列入正额。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2）

船钞由海关直接征收，出口税由行商于代置货物时扣清，进口税于夷船回帆时核明。最为夷商所痛恶的为“规礼”，亦即官员、胥吏，以及书办、巡役、家人、通事对夷商的榨取，名目繁杂，为数不下正额或盈余。1727年，规礼归公，每船约征三千余两。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进口三十项，出口三十八项，合计每船共缴一千八百余两。夷商的负担不惟未减，反而增加。

债务、凶案、兵船亦为不时发生的纠葛。1758年行商拖欠法国商人货银，粤督勒令发给。拖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数目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领。中外凶案的最早者，为1689年英国水手击毙华人事件，英船不顾而去。外国兵船例不准进口，1742年，英国兵船带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驶进虎门，几肇兵端。三年之后，又在粤洋截捕法国商船。

二、口岸限定与夷人防范

英商为避开广州的浮收苛征，屡去厦门、宁波尝试，均不如所望。东印度公司总欲开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宁波。1755年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余年来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诸事颇称顺利。第二年英船续到，北京谕令取缔。广东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愿英船舍粤他去。1757年浙江科税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后不准洋船再来，只许在粤交易。一以广东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谋生，二因虎门、黄埔设有官兵，不似宁波可以扬帆直至。洪任辉明知有此禁令，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复随英船收泊定海，为地方官所拒，即携预先备好的呈文，径去大沽，上京申诉。呈文中所控的条款有粤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关系国体”，派钦差二人赴粤按察，将海关监督革职，家产查封，规礼名目删除，行商欠款按股匀还，洪任辉则以“勾结奸商，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门三年。各国商人认为处罚不公，出而抗争，两年后，英军官来粤投文，要求释放，均遭驳回。

自1759年起，广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对于夷商的管制更严，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们除非不与中国贸易，否则唯有听从广州官府及行商的摆布。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约》，至是两广总督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与人民往来。一为永禁夷商在广州住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二为夷人均须投寓夷馆，不得携带凶械火器，夷馆由行丁把守，夜晚锁锢，出入由通事随行，买卖货物由行商经手；三为禁止行商领借外夷资本及夷商雇用汉人役使；四为禁止内地人民为外夷传递书信；五为夷船收泊之处，加派要员稽查。有了这个章程，行商责任加重，联名请求恢复公行，所有关于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负责。夷商表示反对，英、荷等国船只以延不进口起货、停止交易相要挟，争持两月，始勉强解决。1771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多方运用，粤督得了十万两的馈赠，再由行商出名，说是“公办夷船，众志纷歧，于公无补”，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后，传说公行又拟重组，东印度公司大班上禀总督及海关监督力争。但是到了1782年，公行制度三次实施，直至南京条约订立。总括公行或行商的职责为统办中西贸易，承保应纳课税，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动，居间经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国官府不直接与外人接触，换言之，公行或行商负有商务与政治的双重责任。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3）

行商独握中西贸易之权，独负管理夷商之责，亦独享商务之利。最富有者，为同文行的潘家，通称“启官”，怡和的伍家，通称“浩官”。因经营不善，以致倾家破产者亦不乏人，负荷过重，为原因之一。广东督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例须以珍奇之物献于皇室及中枢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钟表、洋镜、朝珠之类，和珅的难以数计的珍藏，大都由此而来，价款则归行商赔垫。实物贡品之外，尚有现金（贡银），每年五万余两，如遇皇帝万寿大典，须额外报效。军需的捐派，为数亦巨，所可知者，乾隆时的金川与台湾两役，行商曾分别捐银二十万两及三十万两。廓尔喀之役，复与盐商共捐三十万两。所有这些支付，无非转嫁于夷商。

此时期的债务纠纷，亦趋严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货价、借领夷商银两，并未生效。这是双方的责任。拖欠货价，多由于每年夷商回国之时，将售卖未尽之货，作价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银两，照复利滚算。日久本利累积，遂成巨额。借领银两多由于港脚商人，贪图重利港脚商人系得东印度公司许可，来自印度的商人，其船名曰“Country Ship”。港脚为country的译音。，将款贷于行商，终成不了之局。1776年，有一行商赊欠英商货银一万两，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还。1779年，另有两行商因高利贷积欠港脚商达三百八十余万两，其中三分之二为利息，英国派遣兵船强索，政府除将两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偿，于是有征收“行用”之事，将本轻易售之货，每银一两，抽行用三分，备作还债之用。日后贡项、军需、捐派均出其中。货物不论粗细，一体加抽，且不止三分。

关于凶案，1773年，一华民在澳门遇害，疑凶英人被迫交出处死。1784年，英船因鸣炮误毙华人两命，货长遭到拘捕，英人武装示威，中国派兵包围夷馆，实行封舱，卒将炮手缢毙，从此英人不再交犯。

三、马戛尔尼奉使的无成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广州夷商所受的压迫愈甚，纠纷愈多。1784年，炮手处死案使他们感到安全可虑，尤重要的问题为英国的对华贸易。18世纪末年，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逐年增加，利润至大，同时又希望为工业革命后的纺织品推广市场。1787年，英国政府决定援以往俄国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为使，与北京直接交涉，希望取消中国对于互市的限制，给与英商便利与保护，取得一处地方或海岛作为货栈，两国互换使节。卡茨喀特道卒。1792年续派前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Bengal）长官的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特命全权大使，司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随员八十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九十五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所携“贡品”，约值一万五千余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画、毯氈、军品、车辆、船式，计六百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的文明。英王乔治第三的“表文”，即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首先称道中国地方广大，皇帝仁慈，继谓英人的海外活动，非为开疆拓土，亦非为贪图商业利益，而在增广见闻，交换知识，互通有无，中国尤为所向往，所以派人前来驻扎。在随行人员中，“如大皇帝用他的学问巧思，要他办事做些精巧技术，只管委他”。所有在华英人，亦“求大皇帝加恩”。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4）

使团到达之前，由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说是英王因前年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特遣使进贡。乾隆表示欢迎，命沿海督抚照料，另派大员在天津接待。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马戛尔尼行抵北京，再转往乾隆驻跸的热河。为了觐见礼节，双方发生争议。乾隆要他跪拜，马戛尔尼只肯行英国之礼，乾隆大为不怿，及见到国书，复知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别有干请，决定要他早日离去。驾返北京后，军机大臣和珅即将颁赐英王的敕谕与礼品发给马戛尔尼，含有逐客之意。礼品中有玉器、瓷器、彩缎、茶叶、墨、扇之类，大可与贡品作一比较。敕谕措词全是上国口吻，一面嘉许英王恭顺，一面不准留人住京，理由是不合体制。马戛尔尼又以书面列举六项请求，因于别一敕谕中逐一驳拒。首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设立货行，给予舟山小岛，另拨广州地方一处居住，减免广州、澳门往来各税，明定海关税则，俱不准行。最后告诫英王，如英船至浙江、天津，定当驱逐。

马戛尔尼于失望之余，10月初自北京取道运河南下，由军机大臣松筠护送。行至杭州，改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伴行，续赴广州，回抵英伦，已是1794年9月。马戛尔尼之来，虽系为了英国商务与中英关系，亦望促进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骄盈自负的乾隆，与贪庸不学的实际首相和珅均不足以语此。他在中国五个多月，接触过不少中央、地方大员，目睹耳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如一旦与英国发生冲突，势将土崩瓦解，俄人或将乘机而入。这些观察，不妨说是他的真正所得。马戛尔尼曾与长麟谈到广州商务问题，长麟允加整顿。东印度公司即将不满之事，逐条禀呈，获准的仅为英人可于夷馆附近花园散步，每月两天；货船开行后，英人可在广州续留二十天；英人得向买办学习汉语；英人犯法由本人当罪，惟大班须负责将犯人交出；其他货税陋规依然如故。

马戛尔尼曾告诉长麟，将来英王要另具国书，再来进献。过了两年乔治第三果然续有书来，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的回答是要他“益励荩诚，永承恩眷”。双方在观念上是南辕北辙，不愉快的事件愈来愈多。

四、纠纷不已

马戛尔尼东来之时，正值法国革命，英、法对敌之秋。1799年（嘉庆四年）传闻法国军舰在粤洋出现，英兵船亦驶至虎门口外，两广总督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始行离去。1802年，法军攻入葡萄牙，英兵船又来广东，准备登陆澳门，北京命粤督严阵以待。旋以英法议和，英兵船离去。此一行动，再加上钦天监葡人的中伤，谓英人凶狡谲诈，常怀蚕食之志，印度已为并灭，益增清廷的猜恨。1808年，英军竟将澳门占领，粤督实行封舱，英海军提督准备强硬对付，粤督亦调兵备战。经英国大班的调解，英军始退。嘉庆痛斥英人，重惩广东督抚将军，重订防夷章程。五年之后，又有英兵船在虎门口外追捕美国商船之事，粤督调集水师制止，责令大班负责，以封舱相迫；大班则以撤退货船为要挟，结果妥协了结。英人伤毙华人事件，1800至1810年，有过三次，每次均引起交凶争执，大都不了了之。债务问题，1809年有三家行商拖欠英债约一百七十万两，仍于行用项下清偿。1815年复有七家行商负债约一百万两，英商以牵涉过广，恐行商破产，影响贸易，允止息归还。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5）

以上是马戛尔尼返国后二十年间，中英间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粤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使团的规模不似上次之大，贡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为曾随马戛尔尼到过北京、现任公司大班的小司当东（Sir George TStaunton），是一位中国极不欢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征得中国同意，此次北京得悉消息之时，阿美士德已将至大沽。此为英国有意为之，使中国无从拒绝。鉴于以往英国的行动越轨，北京对于英使的再来，自多疑虑。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8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庆派了两位大员照料。如马戛尔尼一样，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庆定要他遵行。定期觐见的早晨，经过长夜奔驰，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的宫门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礼。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猝然患病，不能行动”。嘉庆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逐回。当天阿美士德离开北京，失败甚于马戛尔尼。是后中英的龃龉有加无已。其荦荦大者，有1820年的交凶案，英船以退出广州相抗。有1829年的债务案，英船以不进口要挟，中国亦准备断绝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余万两的债务虽照例于行用内清偿，而为数略同的新债又生。

另一严重争执为“番妇”案。1830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携眷坐轿，入住夷馆，粤督限日离去，否则派兵驱逐。大班即招来武装水手抵抗，公然指责中国官吏妄用权势，后果正复难测。经行商调解，英妇退回澳门。事为一位粤籍给事中所知，据以奏闻，斥英人“自恃富强，胆大妄为”，“控制之方，不可不稍从严峻”。粤督重申禁令，不准番妇居住夷馆及夷人乘坐肩舆，夷商如有事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行商代递。

17世纪中期以后，每年来粤的欧洲商船约三十至四十只，以英国为多。至18世纪前期增为八九十只，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者约二十只，俱为一等大船，港脚船约三十只，十之五六为大船。19世纪初，美国的对华贸易进展最速，每年三十余只，十之八九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国商人为推广通商地区，港脚船不时私来福建、台湾。1832年，东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北航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登州，传教士郭士立（即甲利，Charles Gǖtzlaff）同行，调查沿海情形，要求贸易，并散发文告，申述在粤所受欺侮，说明英国的国势不可敌视轻蔑。地方官照例不准进口，但私与相通者仍众。胡夏米、郭士立认为北方人民乐与外人买卖，官府既无实力，亦不认真执行禁令。中国武备废弛已极，如要发展贸易，非口舌所可达成，势须诉诸武力。

中英争端的扩大（1）

第二章 西力冲击（上）

（1830—1850）

第一节 中英争端的扩大

一、英国的新举措

海运大开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触已两世纪，彼此互感不满。中国虽无调整之意，英国则已不耐，认为非变不可。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渐次完成，机器化的生产大量增加，市场固待开扩，原料亦须争取。同时交通革命方兴未艾，火车开始行驶，轮船利于致远，自欧洲东来时间缩短，一时虽不能大量使用，要为时不久。制海权业已掌握，军备日强，印度早为所有，1824年又占领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加坡，控制了东入太平洋的海道要冲，在在使英人不安于现状。地大物博的中国门户必须进一步地打开，中西的关系必须修正，无论中国是否情愿，已是势在必行。

过去英国的东方贸易，由伦敦商人组成的东印度公司独占，利益归其独享。当英王给予特许状时，尚无大异议。17世纪末年，渐不受尊重，18世纪曾遭抨击，印度的散商（港脚商）同声应和，主张自由贸易。因工业革命而新兴的英国工商城市，反对公司尤力，经济学家亦高唱放任论。1813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专利权，仍保留对华贸易特权。新兴的工商城市继续指责公司业务未能适应新工业产品的销售，近年对华商务停滞，而采行竞争制度的美国，1818年以来的对华贸易额则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专利权废止后，十五年间，贸易额提高三倍，马来海峡提高四倍，凡此均为独占制度为害的明证。公司辩称，对华贸易之无大进展，是因为广州公行的垄断，中国口岸的限制，和苛索与重税，如果施行自由贸易，中英纠纷势将益多。这些理由并不能缓和各方面的情绪。1831年，国会改选，工商业城市获胜。1832年新国会通过自1834年（道光十四年）起，废止公司的在华专利权，所有英国臣民均得于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经商，设商务监督于广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职权，管理在华英商，并有裁判权与征税权。

在1833年，英王任命了一位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商务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遂由东印度公司的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的对华关系。过去的中英关系大体是由公司董事会与驻粤大班主持，事事以商业利益为前提，今后则归于英政府与商务监督主持；除了商业利益，尚须顾及国家的地位和监督的身份。换言之，今后中英的关系已具有政治性，由局部的渐转为全面的。

中英争端的扩大（2）

英政府的政策，仍为协调的、缓进的。英王颁给律劳卑的敕令，要他采取和善态度，勿激起中国人的猜忌憎恶，以各种有效的方法，保持彼此的友谊与谅解，调处中、英间所发生的争执。如须致文中国官府，应和平谦恭，勿大言恫吓，非不得已不可使用武力。如中国法律公正，英人应当遵守。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的指示大致相同，亦是要他谨慎将事，不可危及现有关系，裁判权勿轻于行使，除非遇到非常事变，兵船切勿进入虎门。但同时又要协助英人的合法经营，尽可能将贸易扩展到广州以外地区，觅得沿海地方，以便海军使用，设法与中国政府建立关系，尤盼与北京中央直接来往。到粤之后，应先以书翰知照两广总督。可见律劳卑的任务绝不限于单纯的商务，实兼负政治革命，俨然是英国政府派遣到中国的外交官。今后如何行使他的职权，如何使中国承认他的地位，既不至触犯中国的现行章则，复能改善中西的关系，推进英国的在华权益，似非一简单的问题。

二、平行往来与旧章遵守

当两广总督李鸿宾得知东印度公司行将散局之时，曾于1831年传谕大班，寄信回国，“仍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第二年卢坤继任总督，复有同样表示，律劳卑的派遣，多少与他们的要求有关。不过他们希望的为大班而非监督，更非一位外交官。监督的设置与人选，事先均未征求中国的同意，不能不说是英政府的疏忽，亦可说是对中国的藐视。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抵达澳门。卢坤知道他系为查理贸易出来，身份与大班不同，7月21日，命行商转告，“如欲来省，须待先行奏明请旨”。至贸易事宜，如有应须另立章程之处，亦应由行商询议，禀请具奏遵行。他并非完全拒绝律劳卑前来广州，亦非绝对不准改变旧章，而且准备商谈两国的新关系，不过他须请示皇帝，因为他无决定之权。

先一天，律劳卑依照巴麦尊的训令，备好了一封致卢坤的书信，全衔为“大英国正贵大臣、水师船督、特命总管本国贸易人等、正监督、世袭侯爵”，说是奉 “大英国恩主特命”，有权治理来华英商。东印度公司贸易业经止息，盼能早日到衙拜会，将有关“更改事理”，和他的任务解明，“代奏皇上闻知”。7月25日，律劳卑至广州夷馆，翌日遣人赴城门投书，无人肯收。

律劳卑离澳门前，当然已接到卢坤的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行来省，殊违定例。卢坤念其初来，不加深究，仍责成行商查明传谕，令于查理贸易事毕，即行回澳。同时再度申明，“事关创始，应候恭折奏明”。投书一事，以“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何况律劳卑复不经行商，“封面系平行款式，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卢坤的立场，并无不合之处，律劳卑“声言伊系英国监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后一切事件，与各衙门文移来往，不能照旧由洋行传谕，伊亦不能具禀，只用书文交官传递”。这就是双方争执的焦点。

中英争端的扩大（3）

卢坤不愿问题僵持，反复开导。律劳卑态度坚决，概不置理，并报告伦敦，主以武力压迫。8月26日，发出布告，指摘卢坤“固执不明”，嘱英商不必以封舱为虑。十日之前，中英贸易已实际停止，现在卢坤益认为律劳卑是“居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肃国体而慑诸夷？”9月2日亦发出布告，斥律劳卑“妄自尊大”，“愚昧无知，难以理喻”，“自绝天朝”，正式封舱，撤退夷馆买办、通事、雇役。律劳卑立召兵船进口，轰毁虎门炮台，二次布告，诋卢坤不义、暴虐，引起争战。“大英国主，权能嵬嵬，版图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属广汪，土产丰盛，大清国亦非能比权。有勇猛兵卒，集成大军，所攻皆胜，亦有水师大船，内有带至百二十大炮者，巡弋各洋，并中华所未敢驶到各海，亦无不到。请督宪自问此，吾大君主有恭顺何人之意耶？”试思这是何种口吻？事既至此，卢坤虽不欲启衅，亦不得不调兵增防，并于英兵船到黄埔之日，即9月11日，再谕行商，转告英商，平情论理。对律劳卑虽仍有斥责，语气尚属平和，谓中国向以“情理服人，不尚武力”，现在律劳卑令兵船闯入内河，放炮拒敌，伤扰兵卒居民，恐非英商与散商之意，希望律劳卑改过自新，遵守旧制。英商不愿贸易久停，与行商共事调解。9月21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卢坤算是挽回了面子，中英贸易随之恢复，一幕争执暂告段落。律劳卑告诉英商，将来有一天必以武力湔雪这次的耻辱，使中国尊重英国官员，其愤怼可知。

卢坤与律劳卑似均无不是，症结在彼此的历史背景不同、立场不同。卢坤不了解西方，律劳卑亦不了解中国，各执己见。卢坤只求维持现状，绝无生事之心；律劳卑定要改变现状，至少在卢坤看来，其言行近乎挑战。广州封舱之后，道光曾谕知卢坤，“但能无伤大体，毋庸过事苛求”。兵船进入省河后，仍嘱其不可张惶，肇启边衅。律劳卑及兵船退去，卢坤请厘剔海关弊端，道光亦命整饬贸易，杜绝苛扰，使夷情悦服。虽尚未触及问题的根本，要可见中国方面对中英关系的看法。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至澳门，竟至不起，正监督一职由前任东印度公司大班的中国通、副监督德庇时（John FDavis）接任，改采消极的静默政策，以俟政府的指示。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但是广州的散商不以为然，联名上书，请派遣全权代表，率领炮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1835年初，德庇时去职，罗宾臣（George Robinson）继之，态度与前任相同，英商不服。1836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

义律谋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待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来省城，管治英国商贾、水梢。经邓廷桢奏准，“依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至省照料”。1837年4月，义律至广州，邓廷桢拒不与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许递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Maitland）奉命来粤，义律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与马他伦平行往还，遭原封退回，义律的尝试亦归失败。中英间政治性的国交问题，相持不下，经济性的鸦片争执更不易解决。

中英争端的扩大（4）

三、鸦片与银漏

鸦片来自域外，唐代始传入中国，初名“罂粟”，明时称之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为贡品，市肆亦有货卖，价与黄金相等，葡人自印度来粤，输入渐增。16世纪晚期，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的烟草混合吸食。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雍正时（1729年）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时每年进口约二百箱，每箱重约百斤，至1767年，已达千箱。葡人之外，英人亦事贩运。

英国对华的输出，初为毛织品、铝，锡、铜、钟表、玻璃，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中国对英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先是，茶叶输出，每年约三十万斤，18世纪末，渐至一千八百万斤，19世纪达二千余万斤每百斤价银十九两。，占出口额的90%以上。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实少市场，要交易茶叶，惟有用白银购买。18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及发现鸦片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奖励栽种，统制运销。中国每年进口增至四千余箱，渐至六千余箱，每箱售价自白银一百四十两上涨至三百五十两，开始感到鸦片贸易的压力。

1796年，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四年后，两广总督吉庆明白指出，鸦片贸易等于“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将使内地人民，辗转失业。他是从经济民生上论鸦片的第一人，诏再禁贩卖。自是东印度公司不再自运，全部委之港脚商人，进口有增无减。1809至1817年，又有五次禁令，以杜绝来源为主，夷船进口，由行商具结，保证未带鸦片，一经查出，原船逐回，不准贸易，官员查拿不力，得规故纵，分别议处，私贩夷人，加重治罪。但仍归无效，奸民与地方文武官员勾结分肥，港脚商船，大量贩运，澳门、黄埔公开交易。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专利权取消后，港脚商人更为活跃，输入中国的鸦片愈多，销路愈旺。

中国同样重视现金。1780年至1818年，屡次颁发禁止纹银出洋的诏令，以为是被西洋钟表、玻璃换去，广东当局则认为与鸦片相关联。19世纪初年，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1812年的进口货价约一千二百七十万两，出口约一千五百一十万两；1813年的进口约一千二百六十万两，出口约一千二百九十万两，这是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但鸦片为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1818年进口总额约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出口约一千四百万两，相差约四百余万两，加上三百万两的鸦片售价，合计入超已达七百余万两。

中英争端的扩大（5）

嘉庆朝的禁烟是失败了。道光前期，此一问题愈为当局所关心。1821年（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奏请申明禁令，加重行商责任，夷船进口，照旧认保，另饬身家殷实的四行轮流加保，如有隐徇，分别惩办，并先将总商伍敦元加以处分。从此夷船预将所载鸦片转于停泊虎门口外伶仃洋的趸船，然后进口，由广州包售鸦片的“窑口”与夷商议价立券，持往趸船交货，再由包揽走漏的“快蟹”小船接运入口。趸船约二十五只，快蟹近二百只，行驶迅速，备有武装，关津巡船不惟无力制止，且通同作弊。闽粤交界的南澳，为烟船的另一集中地，大都为查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所有。福建以北，沿海各省的烟商往来自如，北至天津、奉天，各海口均有专司收囤转贩店户，分销内地。鸦片贸易史上所谓“伶仃走私”时期，于是开始，销售的数量直线上升。1821至1828年，平均每年为九千余箱；1828至1835年，为一万八千余箱；1835至1838年，为三百九千余箱。每箱平均价银约四百两，最后四年，每年的总值约为一千五百余万两，大都为港脚商人经手。鸦片占英国对华输出总额的50%以上。印度政府岁入的十分之一来自此项非法而不人道的贸易，孟加拉一处即近一百万金镑。19世纪初年，美国烟贩自土耳其运至广州的鸦片每年亦有一千余箱。

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铸的制钱，为民间所通用，但国家的收支则以纹银为准，人民完粮纳税须照银价以制钱缴抵。银价的高下，直接影响钱价，制钱的价值视纹银为涨落。中国的白银产量不丰，富有之家，常事囤藏，妇女亦用以制造饰品，不能再行流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制钱分量减轻，私铸的泛滥，亦有影响。银价上扬，钱价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加重。鸦片进口激增，现银逐年外漏，无异火上加油，银荒日甚。伶仃走私时期，尤为显著。18世纪末年，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七八百文，19世纪初年，为一千文上下，1821至1838年，由一千二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余文，四十年间，银价上涨一倍。田赋常不克如期缴足，财政大为支绌，当局遂注意到银漏问题。

四、禁烟问题

嘉庆朝禁烟的主要动机，是鉴于鸦片的“伐性戕生”，银漏尚在其次。道光前期，两者并重，所采措置，不外杜绝外洋来源，遏止内地分销，结果依旧无效。来源愈畅，分销愈广，银荒日甚，银价日高，国计民生日艰，风俗人心日坏。“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一经吸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而此烟能提摄百脉，愈人小病，久之精神大耗，无可救治。”禁令须待官府执行，但文武衙门上下人等，无不吸食，督、抚几乎半数有瘾，王公大臣亦复不少，“若辈岂肯回搬石头压自己的脚？”最使朝廷忧惧的是弁兵的吸食，大都鸠形鹄面，各省皆然，粤、闽等省尤甚。1832年广东瑶乱之久久不平，官兵一再失利，其故即在于此。而外洋鸦片每岁易银一千万两之多，以致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国计民生愈艰，实为治乱安危所系，绝不容再等闲视之。

自1821至1835年，各方论陈烟祸、银漏及应如何处置的章折，朝廷颁布的有关法令，不下数十道，总不外查拿夹带鸦片的夷商与私贩的奸民，驱逐洋面趸船，缉捕内河走私快艇，禁止民间种植、吸食，惩处失察及吸食官吏，不准夷商偷漏银两，只可以货易货，不得易银，亦不许以银易钱，或以洋钱收买纹银，特订私运纹银出洋、私货入口，与查禁鸦片分销章程等，而效果适得其反。

中英争端的扩大（6）

1831年以后，每年进口鸦片已接近二万箱，英商自广州运出的白银超出四百万两，所有禁令等于具文，烟祸、银漏大有无法挽救之势。1834年广州士绅主张开弛鸦片关禁，厚征其税，仍只许以货易货，不得私为售卖纹银，并开民间栽种之禁，内产既盛，外烟自然不至，纹银自然不漏。两广总督卢坤据以上闻，谓所说均不为无见。过了两年，有位御史建议一并取消吸食之禁，免资胥吏藉端讹索，况且吸食者无非闲荡之徒，即使生命自戕，要皆孽由自取，但兵丁不得吸食。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久已倾向弛禁之说，遂综合以上各种理由，加以发挥，正式陈奏。诏命广东大吏议覆，总督邓廷桢等认为是因时制宜的措施，一力赞成，弛禁行将见诸实行，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英国领事亦兴奋之至，进口鸦片由二万箱骤增至三万余箱，次年（1837年）达四万箱。

主张严禁的内阁学士朱樽、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认为弛禁绝不宜行，所拟办法又多窒碍。第一如但禁官弁、士兵吸食，不禁小民，今日之民，即异日之官弁、士兵，何以预为之地？第二既明知鸦片为毒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无此政体。第三纹银出洋，诚为可虑，要看查办是否认真，“鸦片禁行，纹银出洋之禁亦行”。第四中外正规贸易，出入仅足相抵，如添入每年值银二千万两的鸦片，中国安得再有同样价值的货物与之相抵？第五栽植鸦片之利数倍于谷，如不禁止，“膏腴之地，将尽化为鸦片之壤”。第六亦是最重要的一点，银漏所关尚小，鸦片伤人所关尤巨，若明弛其禁，“是绝民命而伤元气”。“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办之窑口，护送之蟹船，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然后拘留奸猾的坐地夷人，限期使外洋趸船尽行离去，并令寄信回国，说明中国禁令，勿再私贩。凡事“出之以断，持之以信，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道光是一位惜财尚俭的皇帝，他亦曾吸鸦片成瘾，后忽有所悟，谓“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于是态度转趋坚定，屡谕邓廷桢等严查纹银出洋，驱逐英国趸船、烟贩，拿办包揽匪徒。英领事义律对于邓廷桢的命令，一再借词推诿，趸船照旧停泊伶仃洋面，著名的烟贩查顿（William Jardine）等依然逗留广州。义律复上书伦敦，主派遣专使，率同兵船，要求北京政府鸦片征税开禁。东印度舰队司令的来粤，即是为了保护贸易，亦为英国势将有所行动的朕兆。

弛禁之议虽已不行，而鸦片走私愈旺，来源无法杜塞，银荒有加无已。既不能治人，惟有依许球等的主张，返求诸己。于是严禁论者，由鸿胪寺卿黄爵滋出名，于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奏请重治吸食。立论的重点，亦为银漏。两年以来银价一两由制钱一千二三百文，涨至一千六百有零，亦即上涨30%。此“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所以重治吸食，方是治本之图，限期一年，戒绝烟瘾，逾限罪以死论。“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 诏命各督抚议奏，虽均谓鸦片在所必禁，而支持黄爵滋意见的仅为少数，湖广总督林则徐为其一。

林则徐的禁烟（1）

第二节 林则徐的禁烟

一、道光的决策

林则徐（1785—1850）为福建侯官人，进士出身，四十八岁官江苏巡抚，五十三岁授湖广总督。就中国的传统来论，他固然是一位才德俱优，有识、有为、有守的人物，即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亦为一位实心任事、廉隅清正的公职人员。他一向留心时务，“目睹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他在江苏巡抚任内（1832年至1833年）的奏折中，最少有两次论及烟祸，谓鸦片烟由外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真可谓之谋财害命”，“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除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谋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应可杜绝根株而除大害”。可见他于鸦片的痛恶和禁绝的决心。

对于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自予支持林则徐与黄爵滋为旧好，黄上奏前后，林均有闻知。。他说鸦片流毒已甚，断非常法所能防，以死刑禁烟，正合“辟以止辟”之义。当即订定办法，在湖北、湖南施行。不及三月，已见成效，一闻有论死之法，不特“开馆兴贩者远窜，吸食者亦相率改图，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在另一奏折中，再论烟害及重治吸食的必要。他估计吸烟的人，至少每人每年费银三十六两。全国不止四亿人，百人中如有一人吸食，每年漏银即不止一亿两。目前吸食者，又何止百分之一？“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儆玩心而回颓俗，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使“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时并无处死之人，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结论是“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漏银外洋等于藉寇资盗。

林则徐自国防及财政上强调鸦片的可怕后果，最令道光帝心惊，当天加以奖勉，要他赓续执行。接着命军机大臣等会议覆奏，各督抚上紧查缉。吸食的王公革爵，倡议弛禁的许乃济罢官，召林则徐来京面商，1838年12月28日至翌年1月3日，七天之间，召见八次，每次约一小时三十分。赐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同时命广东督、抚和他通力合作，“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他们君臣二人所谈，虽不得而详，谅必论及今后应采的措置，特别是如何应付英人。

黄爵滋、林则徐的原议，重在严治吸食，先己后人，道光的决策是齐下并进，内外兼及，来源尤须先行断绝。林的中心任务在于对外，对内责任则付诸各省督抚。但是吸食、开馆者罪以死论的章程，迟至1839年2月始行制定，可见阻挠者大有人在。

林则徐的禁烟（2）

以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二十位督、抚，均不以采用死刑为然。军机处首席大臣穆彰阿的态度亦暧昧模棱。他与琦善均为旗籍，权重位尊，素受道光宠任。林的连日召见，荣典重任再施，为破格之事，“枢臣亦为之动色”。林“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林）危”。“枢臣”指穆彰阿而言，“中外”之 “外”应有琦善在内，这是满人对汉人的妒嫉，恐林扶摇直上，取代了他们的权位。支持林的军机大臣，仅汉人王鼎，无力与穆彰阿相抗。林亦“明知入于坎窗”， “身陷危机”，“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道光“训谕之切，委任之重”，益使他不得不“垂泣而承”，“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出京之前，他的好友龚自珍对他有许多建议，其中之一为劝他不可为粤中浮言所动。他答以绝不为游说多口者所惑。多口不在广东，事势实在难言，他所忧虑者是今后北京的态度。以后禁烟不成，原因固不全在此，但道光对他信任动摇，他之不能安于其位，以致获咎，不能谓与此无关。

二、强制缴烟

林则徐的任务既以清绝鸦片来源为重，奉命之后，即着手调查广东私贩情形，继复劄饬广东布、按两司缉拿内奸。经两年驱逐不去的英国最大烟贩查顿遂离粤回国，可谓先声夺人，但心存观望者仍多。1839年3月10日林开始采取行动，发出谕帖两道，给各国夷人，说明通商之利，贩烟之罪，例禁之严，私贩无望，饬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并须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声称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另一道系给行商，历数他们勾结夷人，欺蒙官府的罪行，责令于三日内，将上述二事——缴烟、具结——办到，否则即“择尤正爪法一二，抄产入官”。第二天粤海关监督布告，禁止省城夷人下澳，以待钦差大臣查办。

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府对于中西通商从来未有过的坚决表示。但是外人总以为中国官员做事一向是虎头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三天期满，他们表示愿意缴出鸦片一千零三十七箱，林以为数过少，拒不接受，实行停止贸易，撤退夷馆买办、工役，拿究地位仅次于查顿的烟商颠地（Lancelot Dent）。义律得知消息，3月24日自澳门赶至广州夷馆，当晚林派兵将夷馆包围，断绝出入，被幽禁的外人约三百余名，生活大感不便，不过食物尚不缺乏。林之所以采取此种措置，乃以鸦片均寄囤外海趸船，难于控制，围困夷人及义律，正为以静制动，擒贼擒王，迫使就范的有效办法，所谓“不恶而严”。

夷馆被围的次日，义律避开林则徐，递禀邓廷桢，要求三日内恢复英人、英船的自由，否则认为无端留难，将取适当行动，后果不负责任，并请委员面商。林派员赴洋行夷馆传话，义律及夷商不到。林责义律阻挠抗违，如将趸船鸦片全缴，不但一切即可正常，既往亦不追究。另张贴示谕，动以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劝令缴烟具结。

林则徐的禁烟（3）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禀，愿将英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同日布告英人遵照，总计共有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林认为满意，赏以牛羊食物，允于缴出四分之一后，恢复买办工役，缴出四分之二后，可往来省澳，缴出四分之三后，开舱贸易，全部缴清，一切如常。义律命副领事赴伶仃洋招集英国烟商，4月12日开始收缴，约四十日而毕。6月3日，实行销毁，先于虎门海滩，掘池引水，撒盐成卤，将鸦片剖切抛入泡浸，投以石灰，用铁锄木耙往来翻戳，使颗粒尽化，然后放入大洋，历时二十二日。在销毁期间，林与邓廷桢轮流监视。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证实执行的十分认真，道光说是“大快人心”。

三、坚持具结与交凶

英人之肯于缴烟，一是鉴于林则徐的压力，一时无法抗拒，二是义律声明代表英国政府接受，将来照付值价，今后的问题可由英政府处理，既无何损失，且有扩大利益的可能。全部鸦片缴清，他们又遵照义律的命令，离开广州，前往澳门，船只停止进口，以待英政府决定办法。缴烟与具结是林则徐的两大要求。在粤夷商会联名禀覆，永不以鸦片带来中国。鸦片既缴，证明义律有悔祸之意。不过林所要求的具结，须有“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所有夷人均须签押，再由义律呈缴。义律请予宽限，林认为尚合情理。这是甘结未具，英人得以离开广州的原因。

这时到粤洋的英船，鸦片之外，尚载有米、布、棉花，日久难免潮湿霉烂，对于义律之不准进口，深为不满。义律为转圜计，请林则徐派员会议。林以为他居心诚实，赏给茶叶一千六百余箱，命空船驶进黄埔装货。义律要求改在澳门，林认为如此则澳门将成为鸦片囤积买卖之地，限英船于五日内进埔，否则即速回国。义律谓英船之不进埔，是因广州当局的种种不当，如不准在澳门装货便无可议。林以续来英船，仍在海上私售鸦片，愈认义律存心作对，虽无如之何，然已多少看出义律的弱点。

正当彼此争执不下之时，7月初，发生了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义律缉拿凶犯，处以轻微罚锾，和短期监禁。林则徐屡令交出，义律说是英皇不许。林斥其狂悖诬妄，“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所论确合于国际公法。又说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林不得不采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不准英人逗留。8月下旬，义律与英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洋面的英船。林布告沿海村民团练，如英人上岸，即驱逐拘拿，断绝一切接济，使其坐困。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不遂，实行开炮，中国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林并无决裂之意，最少取的是守势。北京的态度则较为强硬，道光的指示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听，控制之良法也”。

林则徐的禁烟（4）

义律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初欲以不准英船进埔，挟制林则徐，同时听任美船代英商运入棉花，运出茶叶，进而请求准许英商在澳门交易。及所图不遂，九龙突击无效，英人处境渐感困难，重思妥协，致书澳门同知，表示和平，请面商会议。林本不要决绝，只求禁绝鸦片来源，义律既知悔悟，即允所请，而以呈缴新到鸦片，交出凶犯，空趸烟贩回国，为恢复正常贸易的条件。9月下旬，义律回至澳门，以说帖答覆，谓英船现无鸦片，可共同搜验，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凶犯当再查明，如系英人，照英国律例审办，趸船一俟风顺，即可开行。林提出一通融办法，情愿照式具结的英船，准照常贸易，不再搜查，未具结者，逐一搜验，如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凶犯展限十日交出。义律避开照式具结，仅愿接受搜查。林以与具结搜查的办法不合，且搜查须逐船盘验，有损无益，既无鸦片，何惧而不具结？

林之所以如此坚决，由于此时有一英国船主，与美、法商船均经照式具结。他知道英商对义律不满，夷人亦非不肯具结。再者，“夷人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结之可靠”。义律似今昔处境不同，不怕林对他及英人再施压力，过去他可以被迫缴烟，现在决不允照式具结，否则无异自蹈危机。此虽非中、英不免一战的主因，实为双方暂时不能妥协的近因。林认定僵局的致成，由于义律的反复，宣称将令师船围孥凶犯、烟犯，火烧英船。义律知林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无从采取直接行动，毫无畏惧。

四、西情探求与外交运用

百余年来，中国对于西方世界，隔膜异常，甚至国名与方位亦混淆不清，遑论其他。林则徐自称“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其实他的西方知识颇为有限，但并不故步自封。他的任务为查办海口事件，禁绝鸦片入口，事事涉及西人，尤其是英人，必须洞悉他们的动态。离京之前，曾派遣若干熟知广东贸易之人，先往搜集资料，并于南下途中，与曾任官广东及通晓时务的人士晤谈。抵粤之后，访习于夷事的梁廷树，集合广州三书院学生六百余人，举行“观风试”，询以鸦片走私实况及断绝之法。

对于夷情，尤须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他一面命洋商、通事、引水四处探刺西事，按日作成报告，一面罗致通晓外国语文之人，翻译书报，西人亦有自愿协助者。译出的报刊，多来自澳门、南洋、印度、伦敦等处，辑为《华事夷言录要》。专书首推《四洲志》（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任其事者为三名中国青年，一人到过美国，两人到过满剌加，均受过西方教育。《万国律例》（De Vattel，Law of Nations）的一部分，系美国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应林的嘱托而译。在处理交凶案时，林曾引用。关于火器、轮船制造之书，亦有编译。外人称他系“聪明好人，凡有心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

林则徐的禁烟（5）

私贩鸦片的不限于英人，美人、葡人亦不例外，不过不及英人之众。林的命令是所有鸦片应一律照缴，美国领事禀称，美人鸦片是代英人经销，已交还义律转缴。林初不置信，经义律证明，即不再追究。澳门为鸦片集散之地，葡人表示情愿出具切结，不复藏匿鸦片。林谓果能改过迁善，再由“兵头”（葡总督）加结，可以准行。义律之自愿代美人负责，是想使美、英结成一体，共同行动；林不欲多所牵连，以使专对英人。夷馆被围之始，美商京（CWKing）首先声明，不惟自己从不贩烟，且劝人勿贩，给林以良好印象。缴烟后，为及早恢复中外商务，林先准美船出入，使取代英人利益，英人或易就范。一宽一严，含有分化作用，亦即以夷制夷之策。对英、美如此，对英国商人与义律，亦运用相似策略。义律禁止英船进口，林派两位同知及行商、通事，直接开导英商进口贸易，曾收到相当效果，增添了义律的困难。

要为根绝鸦片来源，林在陛见时，已面奏以檄谕晓示外夷，劝英人自行禁烟。初至广州，曾拟就一道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词句近乎威胁。七个月后，所颁发的与初稿颇有出入。《澳门月报》称他留心外事，就此一道照会比较，足见其学识的长进。照会的要义在说明通商应当互利，不可“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英国禁食鸦片甚严，是明知鸦片之害，既不使为害于英国，更不可移害于中国。“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吸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贵国王政令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俾英商知道中国禁令之严。如再能严禁印度栽种，尤为“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弼教明刑，古今通义，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无鸦片带来，则华人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人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从中国的道德观点来看，林的立论无可非议，从西方的商业利益而论，无异对牛弹琴。

五、对英封港

林则徐对英之逐步加强经济压力，是希望外交解决。义律之忽刚忽柔，目的在拖延时间，以待英政府的训示。他并不畏惧林则徐的武力行动，使他苦恼的是部分英商的步骤未能和他完全一致，竟有照式具结进口之事，损伤了他的威权，破坏了他的策略，助长了林的气焰。11月2日，义律率兵船两艘，驶至虎门口外的穿鼻，准备制止英船再行进口，并投文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船，准英人上岸居住。第二天，有一具结英船，正报进口，英兵船迫令折回。关天培出而查究，英兵船开炮，冲突再起。此后一周，英兵船与中国炮台互轰，双方要再谋妥协已不可能。

林则徐的禁烟（6）

10月北京已有“英夷如再反覆，即示以兵威，永远不再交易”的诏旨。穿鼻海战后，义律宣布，以实力禁止英船进口，林则徐亦宣布一个月后停止英船贸易，仍欲给义律时间，看他的反应如何。12月初，对英实行封港。义律又请求允许英人返回澳门，等待英王命令，为林所拒。道光得知穿鼻海战消息，态度更为坚决，宣示英人罪状，谓彼曲我直，“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直令其交出”。1840年一月，调林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政策。有人主张封关禁海，各国互市一律不许。林力言不可，如不分良莠，“违抗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实属事出无名。专绝英国贸易，正可利用他国与英国的矛盾，使彼离心，“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为一气”，协以谋我，必须“罚不及众，示以大公”。他的见解毕竟高人一等。

林与义律既无法妥协，英商船又逗留不去，继续偷卖鸦片，复有军舰掩护，纵令林改变初衷以实力对付，中国的水师断不能胜任，惟有继续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船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英船久泊海上，十分不便，义律要求澳门总督准英人重返澳门，囤货出售，兵船驶进港口。葡人在林的压力下，不敢应允。但奸民小艇，为英人的重利啖诱，潜越出海，私运食物、鸦片者仍然不少。林对英船所采的是以守为战，使英人坐困，对于匪艇则取攻势，不断乘夜突击，施以火攻，英船亦受到威胁。至于海口防务，过去邓廷桢曾在虎门口一带安置木排、铁链，多为风浪飘散。林重行部署，添建炮台，购置西洋炮三百余位，“甘必力治” （Cambridge）号洋船及小轮船各一，新募水师五千人，一再察看水陆师演放火箭、排枪、子母炮，及列阵操演。所有他的设施虽不足以抵抗英国炮舰的进攻，要已尽了他的力量。

英国的炮舰政策（1）

第三节 英国的炮舰政策

一、决定用兵

英人久有以实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议论，但尚不便为鸦片问题而断然有所行动。当中国禁烟运动趋于紧张之时，英政府并无明确决策。一面警告英商，如因鸦片而蒙受损失，自行负责，政府不予保护；一面又命义律不得干涉英商的经营。1839年义律答应缴烟之后，在他4、5两月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报告中，一再建议采取迅速而坚强的行动，予中国以重大打击，同时请印度总督加派军舰东来。8月初，伦敦商人集会，讨论对华问题。和中国有重大关系的英国公司组织的“印度与中国协会”（1836年成立），强调鸦片贸易对英利益，政府纵不再予保护，仍应发展正当商务，迫令中国赔偿被没收的鸦片，开放沿海及长江港口，中英商人直接交易，英人得携眷居住，协议关税；如中国不愿加开港口，可割让岛屿一处。并以为其时为对中国作战的最好时机，武力可以收到意外效果。伦敦舆论为耸动闻听，夸大英国官民在广州受到暴力挟制，失去自由，饮食断绝，几乎饿毙，并以处死相威胁，英国国家同遭污辱。谓中国人之不许鸦片进口，是要自行种植，林则徐及其他官员，均从事这种经营。

9月下旬，巴麦尊接到义律的报告，认为必须用兵。自粤回英的烟商查顿，多方运用，大事鼓煽，提供情报，力主对华作战。国内各大城市的商人，亦纷纷上书政府，要求速采有效办法，保护英人在华利益。10月18日，巴麦尊通知义律，即将令海军来。查顿拟一具体方案，要求为派遣军舰若干艘，弁兵七千人，占领香港、厦门、舟山，封锁重要港口，迫令中国谢罪，赔偿烟价，订立条约，广州之外加开福州、宁波、上海、胶州为通商口岸。1840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这时英国人离开澳门及穿鼻海战的消息，相继而至，英政府决命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好望角的海军提督，义律的堂兄懿律（George Elliot）任海军统帅兼正全权，义律为副全权。

英国政府的对华方案，大致见于1840年2月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及颁给两全权的训令。照会的前部，指斥中国行事不当，作为用兵的理由；一是广州官宪为禁贩鸦片，残害英人，凌辱英国领事；二是关涉中外的法律，须不偏不倚，且不宜操之太急，广州官宪一向包庇鸦片，清政府明知不问，如要认真执行，应首治官宪之罪，今竟先来对付外人，而不预行知照英国政府。照会的后部，一是要求赔偿没收的烟价，昭雪领事的被辱；二是以后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宪文移来往须待以文明国家之礼；三是让与海岛；四是赔偿行商欠款。为早日达成以上事项，决定出动海陆军“加力追讨”，封锁海口，扣留船只，占领地方，至圆满解决为止，否则战争不停。英国已派全权，前往白河口，希望中国亦派钦差大臣谈判。至于此次所用军费，须归中国偿付。训令的要点为占领舟山，进向白河口，投递照会，如无满意答覆，可决定进一步行动。如中国愿订条约，可放弃海岛要求。这个条约须使英人生命财产获得安全，英人在条约口岸得自由居住交易，不受公行限制，尊重领事，明定税则。英人如夹带违禁货物，或走私漏税，可予没收，但不得侵害其身体，领事有审理英人之权。口岸以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宜。

英国的炮舰政策（2）

当巴麦尊向国会报告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的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膺惩。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但国会终于4月初以极微的多数同意了政府的政策。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二、战争初起

1840年6月，来自好望角、印度的英军舰十六艘、武装轮船四艘、运输舰二十八艘、海陆军四千人，到了广东洋面。英国的预定战略是将压力加于北方，迫使清廷早日屈服，所以未攻广州，但予封锁。路过厦门，曾有冲突，中国炮台营房多处被毁，弁兵伤亡二十余名，英方亦有损失。7月初，英舰抵定海（舟山）附近，限地方官于一小时内交出城池堡台，第二天即将定海攻占，大肆抢掠，激起了人民的敌视，秩序极不易维持，英军给养大感困难，染病及死亡的不少。

实行禁烟之初，很少人预料到会引起战争。林则徐尤无心启衅，始终未采攻势。他的友人龚自珍，虽知道夷民因利源断绝，将有不逞之行，必须以武力胜之，但仅劝他修整军备，防守海口，不许夷船入境，勿出海与战。英军舰在广东海面出现后，林恐其趁南风北犯，即知照沿海各省筹防。除了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在福建有所部署外，各省当局以事端起于广东，均不以为意。其实即使有了准备，亦难期生效。中国军备废弛，纪律精神全无，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鸟枪、扛炮、喷筒。“全国七十万众，未必一千合用”。至于水师，英人谓“二艘军舰即可将其赶散”，“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

林虽无意于战争，但形势所趋，卒不能免。他预测英兵舰如“不能在粤思逞，必然改窜他省”，苟有疏失，各省督抚必然诿罪于他之“惹起夷衅”。及定海失陷，果如所料，举朝震骇，不以禁烟为然的穆彰阿更有了口实。道光初尚严惩浙江巡抚、提督，仍命沿海剿堵。约十天后，即令两江总督新授钦差大臣伊里布，密查英人启衅情形，别谀直隶总督琦善相机办理，如英船驶至天津海口，不必遽行开炮，应将所投文书进呈，政策显已改变。不只是穆彰阿主和，定海失陷前四天，林则徐亦有密陈，谓英人径赴天津，求通贸易，可“仍优以怀柔之礼”，倘有涉及他自身之处，请钦派大臣查办。

英舰以定海为基地，继续北进。8月11日，出现于大沽口（白河口），琦善首当其冲。他对林本有芥蒂，穆彰阿是他的奥援。近年林的声望愈隆，琦善的忮心愈重，切身的利害，与满汉的畛域均有关系。他历任督抚二十余年，深知为官之道。定海不守，中国军事弱点暴露，天津、山海关一带的防御力量，他自然明白。浙江军政大员已经获罪，倘一旦京师的门户不保，他将得何种惩罚？上谕既要他相机办理并预有指示，他自知如何应付。义律和英国海军司令伯麦（GBremer）一再以文告攻诋林则徐、邓廷桢“行为无道”、“玩视圣谕”、“捏词假奏”，英国不得不出动军队，让皇帝明了实情，“使太平永承，妥务正经贸易”，此外“别无他意”。巴麦尊致清政府照会译文亦说“因‘广州’官宪扰害本国在中国之人民，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英国主调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昭雪伸冤”。琦善愈认定英人所不满的仅为林、邓，与之势不两立。除将照会转呈北京外，复极言英国兵船之大，大炮之多。“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

英国的炮舰政策（3）

道光的心理本已动摇，现在英舰迫临近畿，威力又如此之强，大祸在于眉睫，但对他本人则仍示恭顺。英国兴师动众，痛恶的只是广州官宪，于是顺水推舟，嘱琦善告以林则徐“受人欺蒙，措置失当，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另派钦差大臣赴粤，“定能代伸冤抑”，命船舰南还，听候办理。对于照会中要求的各项条款，则一慨未允，可能是避重就轻，亦可能是未认清问题所在。琦善本着此一指示，与义律在大沽会谈，“多方驾驭”，义律“粗豪强悍”，坚持所请，否则开仗。琦善隐忍恳劝，一谓文移平行，割让海岛，日后均可相商，缴烟系林、邓所为，朝廷不能赔偿。道光说他“所办俱好，可恶在烟价一条”，再谕以应付方针。琦善改行直接照会统帅懿律，谓将来钦差大臣到粤，必将缴烟情节细查，自有圆满处理。他自称系“隐约其词”，懿律、义律则以为原则上他已答应英国的要求。加之北方气候渐寒，不宜久留，定海英军多病，处境艰难，遂允折回广东，交还定海，以待续议。9月中旬，英军舰离大沽南去。琦善被授为钦差大臣，入京面陈，林、邓革职议处。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早已说英舰高大坚厚，不能抵御，现在天津既经议和，愈为有词，11月初，与懿律商定停战。林则徐获咎后，虽力言鸦片必须严禁，英人欲望无厌，海防不可忽视，应造船制炮。道光谋和心切，斥为“一片胡言”。

三、无结果的和谈

林则徐的国际知识固然欠缺，琦善似又不如。他对于英国的认识，初得之于两次登上大沽口英船的千总白含章，继得之于英国烟商的买办鲍鹏鲍鹏为广东香山人，幼习英语。初充美国某洋行买办，后为英国烟商颠地算账十二年，因林则徐下令拿办，潜逃山东，投潍县知县粤人招子庸。英舰过登州时，招子庸将他荐于山东巡抚托浑布，派往英舰联络，英人提出讲和通商、追取烟价要求。托浑布转将鲍鹏推介给琦善。。林则徐的态度坚定，琦善一意敷衍，两人均望和平，结果同为战争。

1840年11月杪，琦善到广州，12月初，派鲍鹏与义律谈判，义律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条件，否则开战。琦善允赔部分烟价及文件平行，惟拒给海岛。鲍鹏再往恳商，义律“言语倨傲，动加呵斥”，“一启口即言打仗”。琦善许赔烟价，义律表示，如于广州之外，加开厦门、定海为口岸，即放弃海岛要求。琦善有意允诺，但北京不肯。琦善南来之后，道光以定海英军不即全撤，英舰仍在浙江游弋，复截掳粤海米艇、盐船兵丁，凶心未已，诡诈多端，命琦善向义律诘问，“如退还定海，无俟劳师，实为上策；倘竟不遵守约束，种种逞刁，则另筹办法”。琦善亦说英人较前更加傲慢。道光即调兵赴粤增援，准备大伸挞伐。

英国的炮舰政策（4）

琦善一反林则徐所为，以示对义律和好之诚，并故意磨难，拖延时间。义律看出他的居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军突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守军死伤七百余人，师船、拖船沉毁十一只。琦善随之让步，与义律成立初步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六百万元，国交平等，恢复广州贸易，释放浙江被俘英人，英军交还大角、沙角及定海。义律之所以愿和，他以为贸易恢复后即可运回茶叶三千万磅，英政府可有三百万镑的税收，有了香港可不必多开口岸，商欠由商人自行解决，加之定海英军死亡患病者太多，以尽速撤退为是病者一千五百人，死者约四百余人。1841年2月25日，英军全部撤退。。1月26日，香港正式归英所有。翌日，琦善与义律面晤，请将香港改为借居，赔偿作为私了，草约亦不必由皇上批准，义律不允。2月10日，二次相会，约定十天后签字。此时琦善已接到大伸挞伐的上谕，知道条约批准绝无可能。十天期届，他只好称病，不再与义律相见。

道光早要琦善攻剿，及至大角、沙角不守，愈为震怒。1月27日（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明白对英宣战，命琦善与浙江的伊里布分别进兵。三日后续知香港已许英人，加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续向广州增兵，否认穿鼻草约。复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以主战最力的裕谦代为钦差大臣，专办浙江攻剿事宜，痛责琦善无能不堪，革职锁拿解京，查抄家产，所受处分之重，远在林则徐之上。

二次会晤后，琦善的态度渐为义律所疑，增兵治防之事亦为所悉，决再采取行动。2月26日，亦即北京宣战的前一天，英军总攻虎门，炮台尽失，提督关天培战殁。第二天虎门口内的乌涌炮台续为英军占领，守军被俘及伤亡者各约千余人，余多不战而逃，英兵船进至黄埔。3月初，新任参赞杨芳到达，时林则徐尚在广州，劝他停战。义律以兵力不足，广州一时又无最高的负责人，亦愿暂停攻击，恢复通商。道光的战志依然坚定，再三严促奕山进兵。新到各省的文武官员，“日日以算口粮、争供应为事”，亦利一战，不论胜败，均可报销军饷。5月21日（四月初一日），水陆军一千七百余人，于黑夜之间分乘快船，挈火箭、喷筒出动，掷火焚烧。英船猝不及备，颇为所窘，夷馆亦遭劫掠。次晨英军二千四百人反攻。三路兵丁，一哄而溃。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的一万八千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只好竖起白旗。有人说这次的兵败，是因为林则徐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贩莠民亦怨之，以绝我衣食之源也。故当夷逆蠢动之时，群相附和，……反恐夷不胜，鸦片不行”，自不全可信。中英战争期间，虽有莠民附和英军，究竟有限。

义律以广州是一座人烟稠密的大城，英军为数无多。炎热难支，占领之后，势将激起粤人的敌视反抗，控制不易，定海已是前例。再者广州距北京辽远，清廷未必感到压力，即行屈服，不如暂仍维持广州通商，又可获得现款赔偿，待印度援兵到后，再向长江一带进兵。5月27日，他与奕山的代表订立了一个如下的和约：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于六天内退至广州城外六十里地方，一周内缴出赎城费六百万元，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事件未解决前，不得设防，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

英国的炮舰政策（5）

年来在林则徐鼓励之下，广州一带人民纷纷团练，敌忾之心颇炽。英军纪律不佳，5月29日，自广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约有二百多名为数千乡民围困于城北三元里。第二天，英军二千来援，乡民依然不退。时雷雨大作，英兵火枪失灵，十分狼狈，死伤二十人。广州知府劝乡民解散，始获无事，此为广东民间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动。继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的组织跟着成立。

广州和约等于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谎言，对朝廷交代。他说：第一，因为广州居民吁恳保全，英人自诉苦情，请“大皇帝开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门，不敢滋事”，所以才暂准所请。第二，行商积债六百万元，除自筹二百万怡和行伍敦元任一百十万元，同孚行潘绍光任二十六万元，其他各行共任六十四万元。外，余由库贮拨借，分年归还。第三，退驻广州城外，系为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举棋不定、忽剿忽抚的道光何尝不明内情。事已至此，只好认可。烟禁久已不提了，痛剿也不谈了，命调赴广州各军均撤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为中英问题已了，孰料英军正大举而来。

四、战事继续

北京批驳琦善与义律的协议，为英军进攻大角、沙角的主因；奕山的夜袭，为战争再起，导致广州被围及和约的由来。但是即令中国照准，不再反攻，问题仍不能了。伦敦同样不满于义律与琦善的交涉，如果中英之间当时有了电讯，义律势必与琦善同时遭受处分。北京痛斥琦善违背命令，丧失的利权太大，伦敦深怪义律未曾达成任务，得到的利权不足。印度总督对大沽退兵，极为愤慨，对穿鼻草约指摘尤力。巴麦尊亦严责义律不遵训令。4月30日，内阁否认草约，召回义律，改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对于过去的损失，要求更多的赔款，对于将来的通商，要求充分的安全。巴麦尊的具体指示，一是不在广州谈判，中国如不接受全部条件，军事行动不停；二是重占定海；三是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由印度总督决定，赔款未付清前，不退出定海；四是加开厦门以北口岸四处，否则另给东部海岛；五是中国须先批准并履行条约；六是禁烟为不可能之事，最好上税。另有补充训令，准备占领厦门、长江，保有香港。

6月5日璞鼎查乘轮船离英，8月10日到澳门，为自欧西至远东的一次最速的航行。十天之后，英国海军第二次北犯，官兵约三千五百名。第一步攻占厦门，总兵江继芸战殁，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续向定海前进。负责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数月以来，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七千人。英军三次攻击，三总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猛烈抵抗，终以武器悬殊，相继阵亡，兵弁死者千人，英军伤亡约三十人，定海第二次失陷。时为10月1日。定海人民仍旧不屈，英军仅能控制县城周围十里。为便于过冬，等候援师，10月10日，英军续占镇海，裕谦自尽，总兵谢朝恩力竭而死。13日，英军唾手而得宁波，大肆掳掠、奸淫，乡民继续抵抗，俘英人四十余。

英国的炮舰政策（6）

裕谦殉难，道光帝派另一皇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鼓励沿海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厚赏捐资助饷绅民，征调及于九省（实仅一万一千人），江苏、天津、盛京各派大员负责，大有举国动员之势。凡此均非一朝一夕所克收功。奕经沿途逗留，勒索供应，四个月后，始于1842年2月抵达绍兴。一如奕山，他毫无战意，但上谕屡催进兵，不能不战。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黎明，水陆兵勇三万余人，三路进袭，一支突入宁波城内，复被击退。一千二百余英军追击至宁波以西的慈谿，双方发生交手战，副将朱贵以下死伤近千，英军死伤约二十余人，数月来的反攻准备，彻底失败。

英军得到增援后，放弃宁波、镇海，进向杭州湾的军事要地乍浦。该地守军约六千余人，驻防的副都统疑忌汉人，军民不和。5月18日，英军登陆，陕甘兵及部分旗兵奋勇抵抗，终未能挽救乍浦的命运。战殁者六百余人，男女平民被杀者七百余人，英军官兵死十三人（内有上校一人），伤六十二人。6月初，英舰抵吴淞口外，守军约万人。16日晨，战斗开始，两小时后，两江总督牛鉴仓惶遁走，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吴淞、宝山俱失。上海官兵弃城而逃，英军大掠四天后退走。

英军以华北酷寒，如果战争旷日持久，诸多不便，所以不再直趋大沽，改向气候温暖而富庶的长江下游进兵。不惟利于长期作战，且可截断南北交通。北京亦顾虑到英军入江，阻止漕运。英军攻击的目标，正为长江运河交叉点的镇江及江南名都金陵。7月初，英舰五十余艘，轮船十余艘，运输船五十余艘，官兵约九千人，自吴淞溯江西上。江阴要塞守军窜散，英舰平安通过，遂至镇江。镇江驻军约五千人，城内为旗兵，城外为绿营。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惊惶失措，纵兵杀害汉人，指为汉奸，民情汹汹。7月21日，英军六千六百余人击败城外驻军，越城而入，与一千五百旗兵巷战，英军死伤一百七十余人，旗兵约六百人，居民自尽，被杀者尤众，全城遭受焚掠，一片废墟。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接受了英军五十万元的勒索，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但镇江、扬州人民不为之屈，纷纷抵抗。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

中国境遇的初变（1）

第四节 中国境遇的初变

一、南京条约

英国有其坚定的政策，清廷并无一贯态度，战和不常，根本所在，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开始虽无心启衅，终于步入战争。定海失陷。京畿危殆，转趋于和。因有所不甘，复行进攻。进攻失败，被迫屈服。不料对方不肯罢手，不得已出而应战，仍然不利。定海再陷，镇海、宁波续失，原本主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感到舍和之外别无他途，请起用前在浙江曾与英人办过交涉的伊里布前来安抚，北京不准。1842年初，湖北南部乱起，继之奕经反攻大败，杭州震动，刘韵珂再就士气、火器、人心、饷需各方面力陈危机，请妥协办理，续恳派伊里布来浙，否则“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道光只好如其所议，调耆英为杭州将军，授以钦差大臣，命伊里布随往。自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治罪以来，道光所用以主持外交军事的大员，几均为满人，或蒙古人，最后当折冲之任的耆英亦为满人。在此情势之下，汉人虽不必胜过满人，而道光似不无将抚议大任授予他认为最忠实的满人，以消弭汉人招致的祸难之意。

耆英所恃的是伊里布，伊里布所恃的是他的家人张喜。张喜曾代表伊里布去过定海，见过义律，促成浙江停战。耆英甫至杭州，即得乍浦陷落的警闻，初由伊里布去书，商请停战通商，继由两人共同照会，英方答覆必须接受全部要求。这时英军已入长江，扬言将攻南京、天津，直抵北京。道光既恐惧，又愤慨，卒于镇江失陷之后，允许国交平行，割让香港，增开口岸，授耆英、伊里布以和议全权，惟不肯赔款。

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到后，能如所请，可不攻城。8月8日，伊里布先至，派张喜两赴英舰，晤见翻译马儒翰（John RMorrison），“允照所请办理”。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17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已将条文商定。22日，道光全部允准。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舰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

8月29日，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中文本系由英人译成，文理不甚通顺。主要事项为：准英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派设领事；香港给与英国；赔偿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兵费一千二百万元，共二千一百万元扬州所付五十万元照扣，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不在其内，实际为二千七百万元。，先付六百万元，余于四年内交清；准英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人，宽免与英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关后方撤。

中国境遇的初变（2）

此次谈判耆英等“拱手受盟，一词莫赞”，有要价无还价。关于鸦片问题，自琦善以来，已置之脑后，道光的谕旨中不提，条约中一字不见。璞鼎查劝中国开禁征税，黄恩彤答以“姑俟再商”，他和耆英等预料道光为了颜面，不会正式弛禁，不如不闻不问。9月初，道光将条约批准，惟仍认为尚有须待斟酌之处。经耆英与璞鼎查互换照会，阐明以后商欠，官不代偿，英不庇匿奸民，如中英人民涉讼， “英人归英国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亦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权。

第一批赔款六百万元，出自江、浙、安徽库贮及劝派捐输，交毕后英舰出江入海。释放被禁英人之事，曾起风波。英人再度北犯期间，先后有两只军舰侵扰台湾，一只撞礁沉毁，白夷乘艇逸去，黑夷百余名被俘。此外有一英国商船搁浅，被俘四十余人，内有英人十九名，暂予禁锢，其余悉行正法。至是璞鼎查指斥台湾当局擅杀遭风遇难英人，要求抵偿。北京与耆英深惧和局决裂，特派闽浙总督查办，将台湾总兵、道员革职审讯，方行平息。

此次战争，在中国以为是因禁烟而来，英国则认系为商务与政治问题用兵。南京条约中虽已明订条款，但仅为纲领，英国尚要加以明确规定，使更为具体而详尽。中国以今后双方的接触愈为广泛，愈易肇生事端，亦须有一明晰章程，俾有遵循。有关通商的问题，颇为复杂，例案均在粤省，章程谈判又非旦夕可就，中国希望英舰早日出江，英军亦以久居舟中诸多不便，所以商定将来在广州解决。北京授耆英为两江总督，统办江、浙、闽通商事宜，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负责商约交涉。伊里布不久病卒，改命耆英接办。为表示诚信，耆英到后，即应璞鼎查之约赴香港面晤。1843年7月22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议定货物估价定税，值百抽四（茶叶为值百抽十）；停止旧有规费；华英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办理；英国军舰准在口岸停泊。10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商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于是所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耆英和协助他的黄恩彤并不了解这些条款损害国家主权之大，反以为有许多便利，中外人民各按本国法律管理，不失为公道办法，只要英国不庇护汉奸，他们已感满意。明定关税，中国税收实际上比较以往有盈无绌，以后亦可免再生争执。划定租界，对外人可便于防范。利益均沾，可免某一国独占，又可施恩各国。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

中国境遇的初变（3）

二、美法效尤

林则徐在粤办理缴烟之时，美教士伯驾曾劝他与各国订约。美国商人亦向国内建议派遣代表来华谈判，联合英、法、荷兰，要求改善中外关系。第二年，美国国会质询广州情形，政府允考虑派遣军舰前往。1842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LKearny）奉命至粤，任务是保护美国商船，制止偷运鸦片，不卷入中英纠纷。加尼致书两广总督，请准美商一体贸易，利益均沾。负责夷务的当局以美人一向恭顺，英人并不反对他国前来新开口岸贸易；如予阻止，是“德在英国，怨在中国”，最好是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但加尼并无谈判订约之权，且已先期回国。

美国的正式代表为顾盛（Caleb Cushing），所奉训令为：美人在新开口岸，应与英人享受同等待遇，不保护非法贸易的美商，并进京觐见。总统泰禄（John Tyler）的国书申明“致太平意，通和好之诚”，“按公平之意义，同参条约，调处经商，冀能两国有益皆均，无利不遍”。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它的对华政策。

顾盛到前，广州美领事曾请耆英准顾盛晋京觐见被拒。1844年2月，顾盛抵达澳门，照会粤督：俟兵船预备停妥，即北去天津，以便进京议约、觐见。又谓： “不与各等官员商论，只与钦差大臣商酌。”他并非定要进京，而是以此要挟，使将来在谈判时中国在条约上让步。此时为“各夷信服”的耆英已回南京，北京知此事非他人所能了，调耆英为两广总督，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等于当时的外交大臣。

耆英二次到粤后，亲去澳门，拜访顾盛，商请先罢进京之议。顾盛先仍闪烁其词。一星期后，始允不北上，惟须将条约妥为议定。耆英深感顾盛狡猾，终不放心，继请交出国书，以免于定约之后，复作为进京口实。顾盛本无定要进京之意，即行照办。至于条约，既有英国的前例，耆英早已表示无何困难，顾盛所提草案又无碍通商大局，遂迎刃而解，耆英于不觉中堕入顾盛的术中。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的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的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的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的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值得称道的是美人不得贩运鸦片。顾盛自称他们已将中国门户更为放宽。

法国在华并无大的商业利益，所重视的为传教。对于中英冲突，法国亦十分关注，1841年曾派两名视察员来粤。初颇给予广州当局以希望，欲加利用，继又恐其别生事端。中英订约后，法人援例以请，耆英原主各国一律看待，立时许可。1844年8月，法国代表剌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至澳门，狡猾不下于顾盛，复有军舰八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于有利地位。耆英先派人往见，未得要领，于是二次移樽澳门。剌萼尼于此行所为何事，初无一言道及。过了几天，忽言盼与中国订立同盟，忽言商约无关重轻，如照英美所订之约难以覆命，而于所求何款，总不肯直陈。其后他谈到觐见及派遣天文学者入京供职，中国遣人赴法学习船炮，给予虎门、琉球诸事。真意所在为天主教弛禁，倘立即吐露，一遭驳回，即不易转圜，所以他故意提一些难期邀准的问题，然后要求天主教弛禁，使耆英不好再驳。结果商定准华人习教，惟教士不得擅入内地传教。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之点是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

中国境遇的初变（4）

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剌萼尼坚持必须咨行各省，释放从前习教办罪之人，准其建造教堂聚会，进而定要上谕公开宣示，将康熙年间的天主堂给还习教之人，不然“两国之事，正未可知”。这时盛传法人将占领定海，道光深慨时事变迁，以至于此，“只可稍从权宜”。1846年2月8日，依从剌萼尼的条件办理。天主教既然开禁，基督教随之照行，因为英、美条约均有最惠国条款。

英美法订约后，其他西方小国亦相继干请，如荷兰、比利时、丹麦、普鲁士、西班牙，俱允其按新章互市。瑞典曾正式立约，葡萄牙要求豁免澳门地租，扩展地界，虽未邀准，而酌减租钞则已如愿。

三、五口通商

1843年至1844年，五个条约口岸，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依次开市。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务并不繁盛。广州贸易一经恢复，进口英、美商船五十余艘，两湖、江西的商人仍运丝、茶前来，再将洋货北贩，“市肆闾阎，恬熙乐业”，但好景不常。上海扼长江、黄浦江口，水运便利，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久为对内重要商业海口，本地沙船以棉花、布匹、茶叶运往东北、山东，闽、广商船则运进糖货、洋布、呢绒。开市之始，洋船至者尚不甚多，年约二十余艘，1847年即超出一百艘。1850年起，压倒了广州。1855年进口船多达四百余艘，又三年至八百艘，走私偷税之风极炽。广州的洋行，相继迁来，或设置分行，遂成为全国最大城市。英国初租荒地二十七英亩，1845年，取得了土地承租权，面积约一百八十英亩。三年后，扩展至四百七十英亩。法国的租界定于1849年，约二百英亩。美国租界形成于1847年，范围不甚固定，约一千余英亩，1863年，与英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福州、广州、厦门的英租界分于1845年、1847年及1852年划定。。英、美租界为居留区（settlement），法租界为让与地（concession），商业之外，亦系作奸犯科、藏垢纳污之所。至于割让的香港，本为海盗出没之地，仅有渔户数十家。英人占有后，凿山开道，大事兴建，成为英人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枢，一度更是鸦片的集散地，公开交易。

战前中外贸易由行商控制，实际经手的为洋行买办。他们初为临时雇佣，仅代外人购买零星什物及起居饮食的必需品，及外人与华人交往日繁，兼承办其他事务，权力渐重。五口通商后，外人虽可自由选择商人交易，仍须透过买办。上海兴起，已有经验的广东人随之而来，如吴健彰、唐廷枢、徐润。长于买卖的浙江人，亦以此为业，如穆炳元、杨坊、吴煦。除了经办本埠业务，且不时深入内地，收购茶丝，推销进口商品，转手之间，千金可致。今后的买办与过去广州时代的洋行买办，大不相同。自是沿海人民“争附洋人”，通洋语、悉洋情者，“趋之若鹜，举国若狂”，不少人成为巨富，但亦因与外人接触，而习于西事。

五口通商之后，走私偷税之风益炽，特别是鸦片。洋商于各海口设有囤积鸦片的趸船及运送的“飞剪船”，香港之外，以上海为最。一般商品亦大量漏税，如经破获，领事反予包庇，海关收税仅及进出口货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澳门及香港政府，复借名护航，将当地夹板船及浙海盗船，编为护航划艇，配置枪炮，勒索中国商船。更惨暴的行为是掠卖人口。鸦片战争前澳门已常有此类事件，战后扩大至广州、厦门等地，公然绑架，大都运往拉丁美洲，被虐待而死者甚多，即所谓“苦力买卖”。名为华工，实不如牛马。

中国境遇的初变（5）

四、教士的活动

鸦片战争前，在华天主教士，并未绝迹。1846年，明诏弛禁，给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动展开，各有传教区域。耶稣会再度恢复，传教区为江苏、安徽。1843年以后，在上海附近徐光启的故乡徐家汇设置总会，建立观象台、博物院、图书馆、学校、印刷所。1853年，教区内已有七十八所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信徒与日俱增，直隶南部亦入于他们的势力范围。据估计全国天主教徒约三十万人。

尤值得重视的为新教士的成就。第一位为1807年到广州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系伦敦传福音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初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因不易与华人接近，惟有致力于文字工作。1815年与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刊行《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8年间设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23年将耶稣会士所译圣经修订完成，与自编《英华字典》出版。1827年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刊行《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次年他的《东西史记和合》出版。1833年马礼逊的《英事撮要》继之。同年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广州刊行《东西洋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8年他的《古今万国鉴》出版。

在广州、澳门最活跃的为美国教士，首先前来的为1803年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的裨治文（EC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1832年裨治文在广州发刊英文《中国汇闻》（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2），并与雅裨理开办学塾。接踵而至的有1833年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34年的伯驾。卫三畏著有《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1848）及《华文注音字典》（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1874）。马礼逊去世之年（1834年），裨治文、郭士立，及英美商人创设“益智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编印浅近廉价书籍，裨治文的《合众国志》（1838年）为其一。同年郭士立夫人创立女塾。次年益智会创立“马公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9年创立马公书院（Morrison School）。第一所医院为1835年伯驾在广州设置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1838年又与裨治文、加律治（TRCallege）组织“医药布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计来华新教士共二十人。

1843年英华书院自马六甲迁设香港，主持人为理雅各（James Legge）。代表十余个布道会的新教士争先恐后而至，分在各口岸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印行书报。截至1850年，重要人物除已提及者外，尚有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约翰（John GKerr）。上海、广州是他们荟萃之地。新教的组织不及天主教严密，但精神活泼，方法新颖，对于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有较大的影响。新教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力量远超过天主教国家，当然亦有关系，不过天主教的历史悠久，势力深入内地，信徒众多，新教士的活动范围大致限于通商口岸附近。

中国境遇的初变（6）

五、西事研究

鸦片战前，中国知识分子之究心西事者，应推主修《广东海防汇览》及《粤海关志》的梁廷枬。战争期间，王蕴香以烽烟告警，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特辑刊《海外番夷录》。战后梁廷枬据所搜集的海外旧闻及英美教士所编史志，撰有《合众国说》等书，再就其见闻，成《夷氛记闻》。夏燮亦以“蒿目增伤，裂眦怀愤，爰辑邸钞文报，旁及新闻纸之可据者”，成《中西记事》时穆彰阿当国，防口綦严，夏燮恐以此书罗祸，经一再补续，至1865年始问世。。姚莹有介绍英、法、俄情况，乃至印度、西藏间的交通的撰述见所著《中复堂全集》、《康纪行》，鸦片战争时姚莹任台湾道。。其后，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为关于西北史地及早期中俄关系的巨著。

对于西事有深一层认识的为魏源（1794—1857）。魏为湖南邵阳人，治经世之学，与林则徐友善。1840年至1841年间，尝参与裕谦戎幕，据英俘口供，成《英吉利小志》。1841年7月，与林则徐遇于镇江，纵谈时事，及今后应付之方。其时他的论述清朝武功的《圣武记》已成，继又增补《洋艘剿抚记》篇，记鸦片战役。进而从林则徐之请，于1843年1月，纂就一部介绍世界大势的《海国图志》五十卷，多取材于林在广州所译画报，而以《四洲志》为骨干（1841年《四洲志》已在广州刊行），再“搜集海谈，旁扩西人著录”，兼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海岛志，并近日夷国夷语，钩稽贯串”，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历史及西方政教国情的总集。1847年，亲赴广州、澳门，访粤东名儒陈沣，晤葡萄牙理事官。继至香港，购世界地图，将原书扩充为六十卷。又五年（1853年），再据新见的中西著述，如葡人马吉士（Marchis）的《地理备考》等，续为一百卷。

魏源可能是战后第一位体会到时代已开始在变与西方影响之大的中国学者。他说：“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归中外一家欤？‘东来’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友”。“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鉴地球，是智士之旷识。”《海国图志》的用意，首在知己知彼。编者对时代了解自有不足，且好为纵横家之谈，主“以夷攻夷，以夷款夷”，而其“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论，则不可厚非。他所指的长技，首为船炮，应自设厂局，延用法、美之人，制造教演。武试中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炮舰、火器者，作为科甲出身。有了船炮，尚须得人，所谓“利器不如人和”，必当“去伪饰，去畏难，去人心之寐，及人才之虚”，“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对于西情，须先“立译馆，翻夷书，刺英事，筹夷情”。对于国政，须做到“官无不材，境无废令，财不蠹，器不窳。兵、农、工、虞并非俗务，心性之学不足治天下，腐儒之无用，同于异端”。他最向往美国的民主政治，谓美国的章程（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二十七部（州）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既“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时代在变，古代的天地人物，俱不同于今日，“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岂推世事，物理有然”。所论激切，多为时人所不能道、未曾闻，有《奇书》之称。可惜其在中国所发生的影响，远不及其在日本，对于明治维新，具有莫大的刺激。

中国境遇的初变（7）

与《海国图志》性质略同而较有体系的为徐继畲的著作。1840年至1851年间，徐历官福建，由道员、布政使而至巡抚，留意外事，结识1842年来至鼓浪屿的美教士雅裨理，1848年完成《瀛寰志略》（1850年刊行），按国别叙述，兼及历史、政治，所附地图正确新颖。

六、造船制炮与抚绥

官方对于此次战争的反应，可就军事、外交两方面来看。英人所恃以凭凌中国的为其炮舰。林则徐革职后，曾力陈“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又于致友人书中，有所议论，谓“彼（英）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复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中国将弁兵丁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如大炮不能得用，“虽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英舰初次北犯，琦善根据千总白含章的查看，转告北京，谓英船大者吃水二丈七八尺，高出水面亦二丈有余，分为三层，每层有炮百余位，大者重七八千斤。又有火焰船，“轮盘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浙江方面亦有关于轮船的描述，谓：船身窄而长，舡腰有大车轮二个，上有铜烟筒一座，行驶如飞，内贮大炮，壮烈便利。大概此时广州已在仿造，行商兼盐茶商潘仕成，先后共成四艘，均为帆船。另有“两头置舵，中设两轮以激水”的“水轮船”，系用人力推动，浙江所造，未及竣工，定海、宁波已失。江南造成四只，毁于1842年吴淞之役。火轮船初由行商潘世荣雇觅夷匠制成一只，不甚灵便，浙江龚振麟、丁守存、郑复光的尝试，似亦乏成效。广东水师提督曾参观美国军舰，准备就中等兵船制造，下文不明。

道光帝初斥林则徐的造船制炮建议为“一片胡言”，及英舰入江，镇江陷落，才知道各省水师战船有名无实，而“逆夷所恃，惟有船坚炮利”。以粤、闽、浙、苏正在用兵，无暇办理，因先命四川、两湖赶造大船。英船进至南京之时，又令广东造船，并设法购买，由行商伍敦元、潘绍光分购美国及西班牙船各一，重各三百七十吨及一百八十吨。中英和议成立，道光帝续促整理海防，说是今昔情形不同，造船制炮不可泥守旧制，力求精良适用，战术亦须讲究。于是沿海督抚纷纷提出意见与办法。耆英、伊里布、牛鉴参观过英舰，牛鉴疑心机器发动系借牛力；闽浙总督怡良曾周览厦门英舰，亦“无从测其端倪”。但耆英等已承认英国船坚炮猛，非中国兵力所能制服。

至于火器，1841年已有奖励铸炮的上谕。丁守存、龚振麟等均有关于西洋火铳地雷的著述，并在浙江制造。更著名的为在广州铸炮的福建泉州人丁拱辰。丁曾游海外，每“遇精于数算者，辄为咨访”，尤留心制炮、演炮之术，撰有《演炮图说》。潘仕成曾雇美人制造火药、水雷。法人则济勒（Cécille）曾劝粤督祁派人赴法，讲求修船铸炮攻守之术。耆英曾将洋枪呈进，道光帝为皇子时已习用鸟枪，手殪进攻禁城的天理教徒，至是亲加对合，赞为“绝顶奇妙之品，灵捷之至”，但认为难于仿造。以上均1841至1843年之事。1844年，法使剌萼尼再以则济勒之议，说耆英与广东布政使黄恩彤及潘仕成，美使顾盛亦以枪炮模型赠送耆英，均被婉谢。造船制炮所需的设备与财力，当时中国悉未具备。

中国境遇的初变（8）

1842年11月，道光帝已因广东所造轮船不能使用，命无庸觅洋匠制造，亦无庸购买，他根本缺乏决心。沿海督抚复有对外的顾忌，英国兵船尚散处粤、闽、浙各洋，我若大事经营，“先示以猜防之迹，则彼之怀疑愈甚，设令复生变诈，转恐剿抚皆难”。中英条约并无限制中国整军的条款，且互换照会中且有听凭中国修治海防的明文。但战败的中国，畏英如虎，处处顾虑，造船制炮，卒成一时纸上空谈。

1842年至1848年，耆英是外交直接主持人，道光帝对他颇为信任，英人对他亦具好感。以往他不曾与外人有过接触，经过南京谈判，于时局始有相当认识，就他1843年2月的密陈机宜一折来看，对于时势颇有新的了解：第一，此次战争非突发事件。英人以通商为重，百余年来，洋行朘削诛求，官吏科敛舞弊，抚驭失宜，积怨既久，以致愤激生变。第二，官兵形同乌合，英军上下一心，炮火猛烈， “我炮施放一出之后，彼炮已接踵而来”。第三，目前民心士气均不足以攘外，官与民，民与兵已同仇敌，不独不能相顾，且将相防。攘外必先安内，整饬吏治，安定民生，“我围若固，彼亦何敢鸱张”。第四，“勿以抚议为必可恃，亦勿以抚议为必不可恃，更不可稍形诓怯，妄事惊疑”，遇事“挺身前往，晓以至诚，谕以利害，祛其疑而破其奸，镇以静二制彼动，虽狼子野心，不敢信其必无反覆，而诚内格物，似能令其就我范围”。

耆英的为人与功罪，论者不一，中国人大都诋他媚外，西人则多称他开明。他曾访问香港与璞鼎查周旋，希望建立私人友谊，互换礼物相片，以后复通音信。就上述密折而言，原则上他的对内对外政策，似不可以人废言。道光亦谓“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但除了“倍觉可叹可恨”外，别无行动。结果他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一无实际，民间对外的反英运动与对内反满运动同时并进，方兴未艾。

七、粤民反英

外国的炮舰虽迫使清廷屈服，但一时的挫折与一纸的条约，并不能立即改变数百年来中国的对外心理。从另一方面说，今后中西关系不惟未曾好转，反而恶化。上自政府当局，下至士绅百姓，大都有所不甘，时思报复，真正获得正面教训者，少之又少。战胜的英人，则已有了经验，有了凭藉，益认强硬态度是对付中国的有效办法，既得权益必须确保，并企图扩大，不惟不肯再听从中国的摆布，且益肆骄矜，因此益增中国朝野的愤慨。这是南京条约后中英冲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冲突事件以广州为多，初起于民间的反英，而由士绅发纵指使，官府暗表同情，消极怂恿。粤省民风刚强，与外人接触最久，对外人的情绪亦最恶劣。鸦片战争期间，为虎作伥者固有，同仇敌忾者尤众，林则徐之奖励团练，影响亦大，三元里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平英团”是他们的武装组织。1842年夏间，建立“升平社学”，“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一遇有警，听候调遣。道光特旨嘉勉，命各府、州、县仿照办理。社学原为民间的教育、公益机构，至是一变而为爱国团体，广州附近大小不下三十余，西北区由“升平公所”领导，东北区由“东平总社”领导，西南区由“隆平社学”、“南平社学”领导，各有数万之众。不过官府之意只是必要时用以自卫，并非用以寻衅。

中国境遇的初变（9）

战后，广州英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动因口舌，徒起风波，愈以忿争为强”。每“招摇市上，遇平民辄喝令急趋避，否则鞭扑随之”。流寓广州的浙人钱江，素负奇气，以豪杰自命，不以和议为然，刊贴文告，斥诋英人，定期集议，捐资招勇，为粤督祁所驱逐。约十日后，即发生洋行夷馆被焚之事。起因是英人买物而不给值，开枪伤人。夜间夷馆火起，死英人二名、华人三名。璞鼎查声言将带兵来省，祁立允赔偿，并正法十人。璞鼎查以众怒难犯，不欲再生风波，案遂获结。英人继又索租广州河南地皮，群起反对，香港总督德庇时准备强占，人民投檄丑诋，绅耆致书开导，德庇时终于放弃，时为1844年。

经过这两次事件，朝野均有“民可制夷”之感。广州进城问题发生后，确证民心可恃。南京条约准英人寄居五处港口贸易，英人指港口为城市，要求进城。上海、宁波俱无困难，福州、厦门亦仅小有纠纷。广州情形不同，绅民坚拒，主要为感情作用，特别是在民夷冲突之后。耆英时代，并无绝对不允之意，然迫于舆论，不得不设词对英搪塞。英人以为进城与否，虽不关实际利害，但为条约权利。不准进城即是违约，此风决不可长。为了颜面，亦非进城不可，中国如不拒绝，不必定要进城，今既不允，则必须坚持，实亦近意气用事。

1843年，璞鼎查屡请入城与耆英相见，升平社学声势汹汹。经耆英婉词解释，璞鼎查允暂搁置。翌年，德庇时重行提出，亦未如愿。粤人每遇三五英人思进城门，或擅入城内，辄聚众鼓噪，甚至殴辱。1845年，德庇时与耆英会商交还舟山问题，复谈及进城之事，耆英恐英人借口久据舟山不还，答应考虑，即告示百姓，不可再拒。粤人标贴字帖，斥官府怯懦，如英人进城，必置诸死地。跟着发生暴动，捣毁广州知府衙门。耆英大为恐惶，将知府撤职，重行出示，杜绝英人进城。这是民间对外问题的初次示威，并占了上风。英政府不欲操之过急，致碍商务，拟俟情况妥协，再行办理。

耆英原主以诚信对外，不授英人以滋事口实，殊不以粤人的举动为然，中央的穆彰阿是他的支持者。言官则常予责难，盛称粤民为英人所惮，不可“强民从夷”，道光帝亦谓必须固结民心。耆英虽一样认为不可“屈民就夷”，须抚柔善导，不过这是不易做到的事。1846年，民夷冲突的事件最多，其咎不全在粤民。某次英人无故拘打小贩，开枪伤人，英外相撤销英领事对凶犯的处罪，而于英水手被殴之事，则要求惩凶，否则直接行动。1847年，英人在佛山遭辱，德庇时不待查究，率舰突袭省河，占领炮台，直抵广州，声言将攻击佛山。耆英亲至夷馆恳商，许两年后英人自由出入省城，划定河南租界，惩办凶手，粤民愈为愤恨。同年，又有六英人在广州附近的黄竹岐被殴致死，粤民亦有三名毙命，德庇时复率军舰来省，耆英立将凶首四名处斩，方获无事。

中国境遇的初变（10）

清廷的对外政策，大抵为羁縻夷人，固结民心，而事实证明羁縻并未生效，民心则确属可用。耆英初颇想做到“民夷各得其平”，但在民夷夹攻之中，实感进退维谷。进城事，尤使他棘手，两年期届，众情是否允洽，毫无把握，曾表示辞意。黄竹岐案结，再度奏陈难当重任。德庇时的突袭，已令道光愤懑莫名，对于黄竹岐事件，更认为英人的要求“荒谬已极，自无允准之理”，而耆英竟将人犯正法，显系违背了道光帝的意旨。1848年2月，召耆英入京，命徐广缙代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叶名琛接任广东巡抚。此一人事调动，为清廷对外态度转变的具体表现。道光给徐敕谕为“疆吏重任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

中国的外交负责人更易，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亦改为文翰（SGBonham）。文翰曾任职新加坡与马六甲，略知华事，要求明年履行广州进城的诺言。徐广缙答以“百姓不许”。1849年文翰约徐面议，徐以“中外大防，在此一举”，叶名琛亦谓“官民合心”，“实有把握”。于是部署军事，密集乡勇。4月，双方相见于虎门英舰，文翰请定期许英人入城，徐称不能自主，须待诏旨决定。道光的密示，谓可暂令文翰入城，惟不得习以为常。如果徐照此原则处理，可望获致妥协，但他给文翰的照会，则加驳斥，这是因为士绅的态度决绝，他与叶名琛又以为英人谋乘机抢劫藩库，占领省城，复认定文翰系虚张声势，“婉阻未必遽开边衅，轻许必致立开兵端”。道光认为有理，一切由他们办理。时广州已对英绝市，兵勇昼夜戒备，英军舰进泊洋行附近。诏命徐、叶准备决裂，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英国政府于进城之争，并不十分坚持，1848年10月已训令文翰，如中国允公使领事入城拜访，即可了事。12月，再度训令，不必为进城权利引起兵端，武力取得，亦难顺利享受，意思是不妨避开这个争论。虎门会谈后，文翰知照徐广缙，将来署拜谒，徐仍谢绝。文翰随即声明“再不辩论进城之事，亦不进署拜谒”。徐、叶张大其词入奏，说是文翰以省城防御森严，“畏葸中止”，已布告夷商，“罢论进城，大家安心贸易”。道光帝欣慰之至，谓“如此棘手之事，卿等不动声色，使彼自屈，较之军功，尤堪嘉尚”，分封徐、叶以世袭子爵、男爵，其他广州大员及绅民均各有奖勉，绅民并为徐、叶建纪功碑，君臣上下俱说是十年来夷务的一大胜利。

英外相巴麦尊得知之后，大为愤怒，命文翰警告清廷，不要忘记1839年广州当局所犯的错误及英国军事行动的后果，必要时英军可将广州毁为平地。另有致北京照会，由文翰一并向上海、天津投递，均无结果。

太平军的兴起（1）

第三章 内部动乱（上）

（1850—1860）

第一节 太平军的兴起

一、鸦片战争与内溃的加剧

嘉庆一朝，几乎始终是在变乱中，道光前期仍时有骚动。今文学家龚自珍深感世俗之坏，贫富不齐，愤怨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必至发于兵燹，清的治权可能难保。不久中英战争发生，中国一败再败，有心人愈察觉到今后的内在危机。1841年，广东按察使王廷兰说中国将一蹶不振，从此不仅为外邦所轻，更恐无赖匪徒渐生心于内地。1842年，浙江巡抚刘韵珂说，人情震动，不逞之徒乘机起事。湖南儒生刘蓉说，奸宄之徒，罗布环伺，“外夷之烽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1842年初，湖北崇阳钟人杰戕官据城，建号称王。是年广西、湖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江西、云南均有动乱。”南京和议后，刘韵珂复指出各省通商，烟禁大开，漏银更多，国用民用俱绝，兵无斗志，民有乱心，以英兵内犯为可喜。给事中董宗远指出军兴三年，上下交病，民穷财尽，殆不可支，乱民自此生心，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而起。史学家夏燮指出外洋商货无限制的输入，利权悉为英人所操，人民衣食之源将竭。

民穷财尽非一朝一夕之故，鸦片战争更使加剧。广东、浙江、江苏为主要战场，广东商民捐饷助银，官吏征夫、征粮，追呼日迫，道殣相望。浙江民户半数流离，半数观望，地丁漕粮不能催纳。江苏负荷一向独重，战后漕粮每米一石，浮收多至三石，地丁每银一两收钱多至四五千文银一两约值一千八百文。，如不遵勒索，即诬以罪名，横加摧辱。富庶如苏州、松江两府，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纳，弃田不顾者。致成此种现象，与急付对英赔款当然有关。第一批六百万元，出自江浙省库，只是借拨，仍须于捐输项下归还。其余一千五百万元，十分之八系由各省摊付，勒限追索。

禁烟是由于银荒，银荒是由于银漏。战后鸦片大量进口，十年之间，每年自三万箱增至六、七万箱，值银约五千万两，其他商品值银二千万两，银一两自制钱一千八百文涨至二千余文，米价反下跌一半，钱粮愈难完纳。有谓“农之食烟者十之三，贾之食烟者十之六，兵之食烟者十之八，士之食烟者十之五，上至督抚仆隶之私，下至县门舆台之贱，其食烟者十之八九”。虽不尽可信，以进口鸦片数量估计，加上国内的种植，全国食烟者恐在千万上下。

进口的其他商品，以洋布洋棉为要。初虽为数不巨，已使土布土棉遭受排挤。例如1845年，洋布洋棉已充积厦门，“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以往江南松江、太仓木棉梭布之利甲天下，今则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布市销减大半，棉花花客大都折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广东顺德一带的斜纹布，利市原大，“自西洋以风火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既停其半”， “洋织盛而土布衰”。土布土棉的市场既为洋布洋棉夺占，农村自日益萧条，始以东南各省为著，后则深入内地。

太平军的兴起（2）

就政治方面的影响来看，战后政府的威信大丧，弱点暴露，以反清为职志的会党自不会放过时机。耆英对英人抚绥，粤民则对英人抗拒，认为“官怕外夷，外夷怕百姓”，“能怕其官之所怕，则民浸浸乎玩官于股掌，外患弥而内患作”。加之广州不再独占对外贸易之利，内地土产出口，外来洋货内销，取道粤北者日少，成千成万以挑运、护运及开设旅店为业者，失了谋生之路湘粤间的肩货者，近十万人，闽粤运茶者数千人，大多为会党。。

1843年起，粤、湘、桂三省变乱特多，如广东香山的天地会，湖南武冈的饥民。1844年，湖南耒阳人民抗粮，包围县城，广东乱者四起，省城附近明火劫掠。1845年，广州府属九县天地会数万，千百成群，持械戕官，掳官勒赎。湖南衡州有金丹、大道教之乱。1846年，桂东、湘南会党屡次滋事，广州焚掠案件仍然不绝。1847年，雷再浩领导的湘、桂间的教党，数败官军。广西天地会响应，围攻平乐府城，各地土匪纷起，南宁等四府道路阻隔。“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到处裹胁，转移无定，散而复聚，或旋起旋灭，或附外匪大股，是为流贼。逼胁村民，招纳亡命，负隅抗拒，少或数十人，多至数百、千人者是为土贼。”

1848年，广西乱事愈烈，与来自广东的天地会联合，北扰桂林，西扰浔州，以及宾州。1849年，广东天地会张钊率大队艇只续至，掠梧州、平南、永安。另一首领张嘉祥掠南宁、贵县。柳州、桂林及武宣一带尤称猖獗。广东北江及南路的若干县城失守。湖南教党李沅发攻陷新宁，湘、桂之交，所在蜂起，至1850年方定。同时广东肇庆被围，南路官军一再失利，北路天地会击败官军后，侵入广西，广西全省十一府，八府几尽为天地会（堂匪）所据，洪秀全的正式举事，亦在此时。

二、洪秀全的反清运动

洪秀全（1814—1864）为广东花县客家人，幼时读过九年私塾，颇有才气，十八岁设馆授徒。一如其他知识分子，亦思由科考猎取功名富贵，两赴广州应试不售。1837年，复告落第，心理上受了打击，大病三十余日。病后自言天使接他升天，天父上帝命他斩除妖魔，拯救世人，天兄基督一力相助。在此之前，他在广州得到一本小书，叫作《劝世良言》，系基督教徒梁发节引基督教圣经并解说教义所成。一连三次科场失意，洪秀全于愤恚之余，因有异志，新得的一些宗教观念，大可利用，于是捏造出一个升天故事。但是此后七年，并未见他有何实际行动，且又两次赴考。

花县邻近广州，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文武惶恐失措，官兵怯懦畏战，信奉上帝的数千英兵蹂躏沿海、长江，所向无敌，清廷俯首屈服。此种种现象，纵非他所目睹，要必有所闻，认为大好时机已至。1843年，即战后的第二年，他再细读《劝世良言》，愈感书中所说和他虚构的升天神话，若合符节，他确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劝世良言》是上帝赐他的“天书”。遂创“拜上帝会”。他的最早同志是他的同里、同窗、同属客家、同是塾师、果毅善谋的冯云山。他们毁除了孔子的木主，为乡里不容，花县亦非谋大事之地。1844年，洪、冯出游广州附近各县及粤北瑶区，再去广西贵县，但是信从的人不多，洪回花县，冯转往贵县东北的桂平。

太平军的兴起（3）

洪秀全家居二年，从事宗教政治著述，说是天下凡间，实为一家，男尽兄弟，女尽姊妹，上帝生养人、保佑人，为一切恩典所自出。蛇魔阎罗妖均为怪诞谎言，二千年来为所迷惑，犯了“反天”大罪。如今“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行上帝的真道，使乱世变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享福”；否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惹鬼棍，永远在地狱受苦”。又制订“十天条”，劝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题上帝之名、七日礼拜、孝顺父母、不杀人害人、不奸邪淫乱、不偷窃抢劫、不讲谎话、不起贪心。

文字上他未直接反清，言论间则予痛诋。论及时事，慷慨激昂，恨中国无人， “以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虏，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钱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1847年，他到广州，与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IJRoberts）相处约四个月，详览《旧约》，然后重去广西。

同一时期，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已有了惊人成就。紫荆山界于桂平、平南、武宣、象州交界，深林密箐，聚集了不少广东垦民。在这个有利的地区，三年之间，冯云山奠定了拜上帝会的基本力量。桂平信徒有二千，附近州县亦各有党众，杨秀清、韦正（昌辉）、萧朝贵、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俱在其内。

洪秀全再西来之时，广西四境骚然，散则为民，聚则为寇，每股各有头目，拜上帝会的活动益力，谓“劫运将兴，惟拜上帝会可免”。“十家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穷苦之家。”洪秀全率之捣毁象州神像，张贴“天条”，“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远近传开，信徒愈众”，引起了地方士绅与拜上帝会的冲突。1847年至1848年之交，冯云山两次为团练所捕。桂平知县受了贿赂，谓冯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仅命递回原籍，中途又折返紫荆山。洪于冯被捕后，亲去广东，设法营救。冯脱释后，追踪而至，第二年，两人又同回广西。

在冯被捕及洪、冯均去广东时期，拜上帝会一时失去重心，党众恐惶动摇，杨秀清、萧朝贵分别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教导镇慑。杨为种山烧炭工人，富于智略，萧为自耕而食的农民，勇敢善斗。1849年，洪秀全自粤归来，证实天兄、天父下凡为真。因为见过天父、天兄，又系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最有作证的资格，承认了杨、萧的地位，更可证明他之升天为真。从此杨成了上帝的代言人，萧成了耶稣基督的代言人。杨最“奸谲”，不时借天父下凡来提高自己的权威，与洪秀全并称。

三、新王朝的创建

自拜上帝会创建以来，七年之间，洪秀全、冯云山积极宣传组织。

时广西鼎沸，官军无月不损兵折将，民间盛传辛亥年（1852年）为“清尽明复”之岁。1850年2月，道光帝卒，谣言愈炽，拜上帝会的煽惑愈力，往往一人入会，举家同来。入会者须将财物田产变卖归公，不许私蓄，并予以军事组织，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置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军帅之上为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

太平军的兴起（4）

1850年7月，拜上帝会号召各地党众，前来桂平金田“团营”。为避开官方的注意，洪秀全、冯云山匿居平南，杨秀清佯作耳聋口哑。拜上帝会的总部设于金田韦正家，首先率众而来的为贵县石达开。11月各方至者渐多，杨秀清开始军事行动。进向平南，击败清军，会合洪秀全、冯云山返回金田，又获得一次胜利。1851年1月11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实行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登极在3月。。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石达开分任中、前、后、左、右军主将，众约万人，能战者约二三千，包括女营。

拜上帝会的组织精神，与天地会颇有相通之处，反清是共同目标。天地会有潜在势力，洪秀全希望收为己用，来归者不少，敌对者亦多，一以他们不习于拜上帝会的严格条规；二是彼此的政治、宗教主张不合。天地会以复明为号召，洪秀全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天地会所奉的是五祖，洪秀全只许拜天父上帝，视五祖为妖魔。

约略言之，太平军的成员，就其领导人物来看，有失意而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冯云山；有境遇逆啬的工农，如杨秀清、萧朝贵；有家本素封，通晓诗书的绅士地主，如韦正、石达开、胡以晃；秦日纲则曾充乡勇。至其下级，农工之外，有挑夫、船夫、商贩、散兵、游勇、海盗。如以籍贯说，太平军上下，几尽属两粤之人，而以广西为多，客家的地位颇为重要。

北京之于广西实情，并不了了。广西巡抚的奏报，从未提及拜上帝会。1850年9月，以天地会逼近桂林省垣，始命两广总督徐广绍前往剿办，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徐忙于应付广东之乱，无暇分身，因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林中途病卒，改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沉继任，前湖广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所重视的为“堂匪”。11月以后，始注意到拜上帝会。1851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大破黔军于桂平，进据平南大黄江口，李星沉知为心腹之患，决厚集兵力，聚而歼之。经月余的部署，又一战而败。

太平军有其宗教信仰，行军秋毫无犯，临阵各遵约束，成为一支意志坚定，团结强固，而又得人民拥护的武力。战略取主动，初则“极力固守，养锋蓄锐，不与官兵战，相持日久，觑官兵稍懈，一朝突出，如山移海涌，莫之以御”。清军将帅不和，互相推诿，赴援之师，素不相习，号令不一，畏缩不前。周天爵曾就双方情况作一比较，谓“贼愈战愈多，而我兵愈战愈怯。贼凶悍有力，非乌合之众。彼方纪律严明，而我军则毫无纪律，退易进难”。“贼又吃迷药，受创不知，死而后已”，官军以为“贼有邪术”，心惶胆怯。“贼用兵全是洋人之法”，剽忽深沉。官兵扎营之处，各村尽是拜上帝会党。所谓邪术即是宗教训练，所谓洋人之法，是鸦片战争的余悸犹在。李星沉自审巨荷难堪，奏请特简统帅，加调援军，否则全局殆不可问。

1851年3月，太平军自大黄江口回师武宣、象州，北趋桂林被阻，折返金田紫金山，遭清军包围。8月，突围东出，间道北进，9月25日，占领了第一座城池永安州，这是永久平安的好朕兆。时男女老幼约三万余人，能战者约五千。在永安停留半年有余，规划设施渐臻完备。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正为北王，分别管制东西南北各国。石达开为翼王，羽翼朝廷。天王称万岁，各王依次称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秦日纲、胡以晃等封为丞相。天王是万国真主，各王须受东王节制，权力不亚于天王。军中分男营、女营。女将、女兵大都为客家瑶僮村媪，强而有力，赤足健步，裹头持械，勇健过于男子。男女分别至严，不得共处。

太平军的兴起（5）

军政部署之外，经济控制是他们所重视的事。早期加入拜上帝会者，固然须将财物归公，举事后被裹胁者，于缴出财物后，尚须将房舍焚烧，以绝顾念，一心随营。初入永安，天王诏令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新王朝自须有新历法，名曰“天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节气固定，无吉凶宜忌、生克休咎，实际是一个不中不西、亦阴亦阳的组合。每七天一礼拜，但日曜较西方所通行的早一日。仍用干支纪年纪日，而较中国所通行的亦早一日。

最足以代表太平天国的精神的是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于1852年6月所发布的三篇文告。于此可以充分认识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民族主义、政治号召。其所以由杨、萧出名，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天父、天兄。一篇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旨在申明民族大义，痛斥满洲无道，文字淋漓雄健，极富煽动性，系对“读书知古”之士而发。大意说：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改变中国形象，衣冠言语，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水旱不恤，贪污朘削。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希望大家“同力戮力，扫荡胡尘”，“同享太平之乐”。另两篇神教的意义特浓，词意较为通俗。一篇系对“凡民、团勇”说法，谓“满妖咸丰”为中国世仇，叛逆上帝，天所必诛，“尔等凡民亟早回头，拜真神，……脱妖类，…… 得享天福”。团勇原指广西的团练，谓“尔等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盖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敌者也”。到了永安，准备传檄中原，将这段文字改为“况尔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须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灭妖”，含义就广泛得多了。又云，“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一篇系对“误帮妖胡自害中国”之人鼓煽，谓“上帝是尔亲爷，……今上帝命天王诛妖……救人，应速丢魔鬼，归亲爷”，“擒斩妖胡头目首级，亲到天朝投降”， “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

四、直前北伐与回师西征

太平军占有永安不久，即被围困。清军新统帅为赛尚阿，火器颇为猛烈。太平军接济不易，粮食火药缺乏。1852年3月，贵县矿工来援，洪秀全下令男女兵将全力突围，大破清军。攻桂林不下，继续北进，南王冯云山受伤而死，这是太平军的一大损失。6月，入湖南，为江忠源的楚勇所败，放弃顺湘江而下的计划，南占道州，停留两月，会党二万人响应。于是补益卒伍，增修战具，声势骤张。旋占郴州，又得三万之众。9月，西王萧朝贵以轻兵倍道直袭长沙，中炮而亡，这是太平军的又一损失。10月，洪、杨率主力十万到达，一再猛攻，终未能下。11月底，渡湘而西，掳船只数千，东渡洞庭湖，占领岳州，水陆两路进向湖北。五个月前，武汉已发现太平天国的揭帖，足见其渗透之力。12月22日，太平军抵武昌城下，近十五万人。先占汉阳，继占汉口。1853年1月12日，下武昌。这是太平军占领的第一个省会，亦是北伐的第一阶段，但杀官兵，不伤百姓。在武昌留二十余日，大事宣传，名曰“讲道理”。拜上帝者，男子入营，妇女归入女馆，财物悉归圣库；不拜上帝者，将金宝钱米交“进贡所”，照旧为民。

太平军的兴起（6）

长沙被围后，清军统帅易为徐广缙。及太平军进入湖北，清廷加派两江总督陆建瀛及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分防江、皖及豫南，阻太平军东下或北上。武昌失守，徐被革职拿问，改以向荣代之。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汉三镇，船只万余，顺江而东，号五十万，清“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太平军连破九江、安庆、芜湖，3月19日，攻占南京，驻防旗人二万余，几同一烬。这是太平军北伐的第二阶段。计自出广西以来，九个月间，军行三千余里，横扫长江五省，兵力增至三十余万，被裹胁者，固然颇多，自愿参加者亦属不少。此固与其宗教政治宣传有关，而其经济军事方略收效尤巨。自入湖南以来，“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所过之处，以攫夺衣物散给贫者，散布流言，谓将来概免租三年，乡民……方幸贼来”。贫民忌恨富室，太平军之来，害不及己，且甚有利，“贼未至，众已离心，贼既至，则转求快意”，争先相迎。太平军号令严，纪律肃，不许骚扰，初则礼贤下士，继即施以威劫，人人伏首听命。清军掳劫奸淫，或见敌即溃，或观望徘徊。太平军以破竹之势，所向披靡。

攻取南京为太平军的预定计划，未出广西之时，官军每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乎？”杨秀清曾谓：“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而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也。”称至金陵为登小天堂。金陵为明太祖驱逐胡元，光复华夏的基地，有其历史意义，江南为财富之区，太平军多饥寒之士，不论在心理上，物质上对他们均为莫大的鼓励与引诱。据说有人认为应取河南为基地，杨秀清主张建都南京，改称天京。为巩固天京，并阻断南北粮运，复占镇江、扬州，与天京鼎峙而三。其所以未再继续东进，是由于志在华北与长江上游。

图3太平天国之北伐路线及占领地域

太平天国的领袖对于定都南京的意见，似不甚一致。四十篇《建天京于金陵论》，或系奉杨秀清之命而撰，说明金陵的种种优点，大致不外城廓坚厚，仓库充实，形势虎踞龙蟠，风俗温文敦厚，全就守势立言。有人谓应乘摧枯拉朽之势，一鼓而下北京，方为上策。杨秀清本其一贯主张，决定都南京与分扰南北并进。5月初，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继续北伐，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正丞相赖汉英回师西征。北伐军仍采直前冲击战略，“师行间道，疾趋燕都，勿贪攻城掠地，靡时日”。西征军志在收取长江上游，控有黄河以南。

如果说洪、杨在军事上犯有错误，则在未能厚集兵力，以事北伐。林、李所部有谓不过三千人，一说二万人，总之，不够强大。他们取道皖北，进入豫东，拟渡黄河。以清方已作预防，船只尽撤北岸，不得已，转而西向。攻开封未下，续行西进，至郑州之西，渡河，入山西，东趋直隶，大破直隶总督军，乘胜进逼保定。北京戒严，官民逃者三万户。以京畿援兵麇集，北伐军折而东走，循运河北进，10月20日，猛扑天津，兵力约三万人。清军决运河堤岸，太平军为水所阻，与清军暂成相持之势。这是太平军北伐的第三阶段。计自南京出动，经行四千里，为时五个月，西至天津附近，距北京仅二百四十里。如自广西算起，亦不过十五个月。

太平军的兴起（7）

1854年2月，北伐军粮食已尽，天气酷寒，手足溃烂冻毙者不少，为清军僧格林沁所败，被迫南退。时天京所派援军正在北上途中，4月中旬，进入鲁西北，终未能与南退的北伐军会合。1855年5月，北伐军被全部消灭。

北伐失败的原因，一由于兵力不足，且为步卒，不利于平原战，难敌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二因南北语言隔阂，北人性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两湖之时，从者动以万计。以后太平军未能再越黄河，清的根基得保。

华北进军未克收功，西征亦不得手。洪、杨之未能动员大军北伐，原因之一可能是以为清的重兵已在长江下游受到牵制，但以轻兵疾进，即可提取燕都。原因之二，可能是天京城外有向荣的江南大营，扬州附近有琦善的江北大营，须留军防卫。原因之三，可能是杨秀清预存一如不成事，仍可据有黄河以南之想。

西征军战船上千，兵力当多过北伐军。1853年6月，再占安庆，胡以晃留守，赖汉英西入江西，围攻南昌，江忠源督楚勇固拒，太平军反攻无功。9月，撤围北去，再占九江，西入湖北，复占汉阳、汉口，旋退鄂东。胡以晃的一支自安庆北上，翌年1月，占领安徽的临时省治庐州，巡抚江忠源败死，皖北、皖南二十余州县悉为太平军所有，成为今后太平天国的主要统治地区。

1854年2月，太平军捷于鄂东，三占汉口、汉阳，一面围困武昌，一面进向湖南，再占岳州，绕越长沙，攻下湘潭。此时湖南新练的湘军已经出动，太平军遇到了劲敌。今后双方的争夺，全在长江上下。

五、对外接触

自对外关系密切以来，中国的变乱已不仅是中国内部问题，亦为国际所关注。在华的外国教士与商人，认为太平军系一新兴势力，或革命运动，对于他们的宗教尤感兴趣，中国如成为一基督教国家，可大有裨益于通商传教，他们的报导大都为同情的。至于外交官员，认为正可因利乘便，自清廷或太平天国方面取到更多的权利。上海英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一再建议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主联合法、美，援助清廷，保护长江、运河的交通，而以开放全部中国，与北京建立直接关系，鸦片合法为交换条件。这时上海道（苏松太道），已雇葡萄牙划艇及英、美商船，上驶镇江防堵，并请英、法领事派遣兵舰相助。文翰即调集军舰，驶赴上海，相机行事。

1853年2月，文翰到了上海，命阿礼国答覆上海道，关于派舰上援南京之事，应由两江总督正式来文，将予以善意考虑，意思就是要先谈妥条件。不久得知南京失守，态度转变，再行通知上海道，除保护英人之外，不能以兵相助。为明了太平军的实况，文翰先派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取道苏州、常州西去调查。继由阿礼国召开英侨会议，决招集义勇，成立协防委员会，帮助海军防卫上海租界，美人亦参加此一组织。4月27日，文翰乘军舰抵南京，由舰长费士班（EGFishbourne）致书太平天国当局，谓“此来并非襄清打仗，系有事相商”。密迪乐携书进城，见到北王韦正、翼王石达开，首言英使之来，在申明英国的中立，次询对外人的意见，是否将进攻上海，愿否接待英使。

太平军的兴起（8）

北王大谈其宗教与天王的权力，即使英人帮助满清，亦不足惧。天王为中国真主，亦为万国真主，今后彼此可以相安，成为好友。第二天，文翰得东王回“谕”，以词句倨傲，原件退回，并附南京条约一份，以示英国在华的权利。经天京派员解释误会，商定明日文翰上岸与东王相见。文翰恐礼节发生争执，临时婉谢，并自行照会，声明英国并未以火轮船帮助满洲官，亦不准其雇用英国商民船只。“对于贵王与满洲相敌，我英国情愿两不干预。”最后说：“闻贵王军兵欲到苏、松一带，后至上海。时贵王之存心立意，欲与英国如何办理之处，先愿闻知。”可见他最注意的是太平军今后对上海的行动，东王覆书说是：“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尔远人愿为藩属，天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兄弟，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另给圣书数种，欲求其真道，可以诵习之。”5月2日，文翰严词驳覆，谓“来书言语无状，不能理会。中国既准吾通商，则无论何人，有损我商务者，我国惟以兵戈从事”。当天英舰东去，过镇江时，接太平军守将罗大纲来书，愿友好相处，劝英人勿助清兵，勿售鸦片。文翰覆函，声明守局外之义，但未提及鸦片。罗为粤人，“贼中号为能者”，其应对远较北王、东王为得体。

经过此行，文翰认为太平军实力强大，势必成功，英国将来可能较易获得权益，目前以采取中立政策，等待观望为是。密迪乐对太平军尤多好感，如果他们成功，不仅传教通商可以推广，中国亦可走上进步之途。江苏巡抚对于文翰访问南京，大为不安，照会上海英、美领事，“希念两国通商和好已久，今商民被扰，贸易不通，且贼匪烟禁从严，一遇我国吸烟之人，无不杀害，统希速发火轮师船来江剿击”。其后又说到南京太平军船上载有各处挑选的“美女数千人”，“金银数百万”，如英、美火轮兵船前来，必可“获此厚利”。1854年6月，文翰的继任者包令（John Bowring），续派翻译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Jr）到南京视察，太平天国当局虽重申“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之说，但仍持“天下万国皆来降”的态度，否则便是妖魔。1855年1月，包令鉴于太平军之势不可侮，英国在近东牵于对俄军事，无力东顾，布告英人严守中立。

天主教的法国对于接近新教的太平军自始即乏好感。1853年12月，法使布尔布隆自上海到南京，先派人进城，见到一位赖姓丞相，彼此均希望和好。数日后，布尔布隆与顶天侯秦日纲会晤，表示中立及对于在华天主教徒的关怀。他此行所得印象，大致尚佳，承认太平军纪律严整，南京秩序安定。

1853年5月，与洪秀全相识的美国教士罗孝全，自粤到沪，拟去南京，以道阻不果。六月，另一美国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镇江见过罗大纲，观感颇好。一般美国商人多盼太平军成功，美国驻华专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亦认为清朝将被推翻，有承认太平天国之意，他怀疑文翰想由太平天国方面取得长江的通商权，复恐俄人援助清政府，使中国变为保护国。为了美国的利益，最好维持中国的完整，由各国共同要求北京，赦免乱党、信仰自由、外人往来自由、开放长江，强制太平军屈服，以免英、俄获逞，中国遭受瓜分。大概是美国政府见于清的命运已不易挽救，列强又难一致，命他不要干预中国的内乱。

太平军的兴起（9）

美国政府给马沙利的后任麦莲（Robert McLane）的训令是对中国内乱严守中立，如中国分裂为几个政府，可分别与之接洽，建立外交关系。如清廷拒绝修改条约，即与太平军谈判。1854年5月，麦莲抵上海，27日，乘军舰至南京，派翻译裨治文上岸接洽，28日由舰长布嘉南（FLBuchanan）发出照会，说是美国全权欲与太平天国丞相元帅互相照会。并称美国人将于明日瞻望南门外的报恩寺塔。先由一位太平军检点“札谕”，命先禀明来意，遵守规令，方准出入游看。继由两位丞相“札谕”，命“遵照礼制，禀奏东王”，天王为万国真主，“准年年来贡”。5月30日，布嘉南照覆，指责“来文言语，尽非友谊，并无尊重美国之辞，不得不暂止照会”。裨治文所得印象，是在军法管制之下，太平天国辖境内秩序良好，违乱法纪的行为，立即受到处罚；鸦片受到严禁；人人皆有职务；衣食无虞，精神焕发；长江两岸及湖北的粮米供给不断，看来必定成功。麦莲则认为太平军态度傲慢，即使成功，对于外人并无利益。他向国务院报告，谓太平军无统治能力，应改变对华政策，维持在清廷控制地区的和平与秩序，以便扩张商务，保持条约权利。麦莲明白告诉两江总督怡良，如允许修约，长江通商，即助中华平乱，为北京所拒。

从太平天国与三国的交涉中，可见其外交拙劣，其自大或无知，较鸦片战前的清廷实有过之，虽有“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说，但必须承认天王的宗教与政治地位。

六、北捻与南会

“捻”与天地会之乱虽然已久，真正扩大而益加严重则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 “捻”与“股”字意同，由地方豪强，纠合结集，谓之“成捻”，横行乡里，以皖北为多。鲁南失业的船夫、游民，则以布匹分幅帕首，私相雄长，称为“结幅”。19世纪中期，淮河、黄河一再泛滥溃决，官吏不恤，饥民无以为食，成捻结幅的愈众。太平军北伐、西征，皖北秩序大乱，到处揭竿而起，分据寨、城、集、庄，棋列星罗，捻势大炽。头目不一，颖州、亳州两属以张洛行、龚得树辈为首，皖、豫之交，以李昭寿为著。1855年亳州、蒙城之捻，推张洛行为盟主，以雉河集为根据地，旗分五色，众至数十万。但仍乏真正统一组织，只是在春秋二季，外出劫掠之时，始相集合，名曰“装旗”。饱掠之后，负载而归， “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1856年，张洛行占领水陆要冲商贾辐辏的颖州三河尖，淮河南北，遍地皆捻。与太平军相通，名义上多接受天王封号，实际上是 “听封不听调”。

太平军的兴起（10）

遍布南方各省的天地会，亦乘势大举。1853年5月，福建的黄威占领海澄、漳州、泉州、厦门，称“大明汉军元帅”。翌年，东入台湾，不久失败。另一支占领永春、德化、龙溪等县，历时五年。1853年9月，江南的天地会起于嘉定。9月7日，上海天地会的别支小刀会，由粤、闽人刘丽川、潘金珠等领导，一举而占县城，数日之内，附近州县俱为所陷。刘丽川具奏天王，请共取苏、常。他初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至是将大明国改为太平天国。南京以其仍敬邪神、吸食鸦片，未予认可。刘丽川因清军的攻击，仅能保有上海一隅，英、美、法复与为难，断绝城内食用，最后法军直接参战，协助清军，于1855年2月，夺回上海县城，小刀会失败。

声势尤大的为广东的天地会。1854年6月以后，东江、北江、西江遍地皆是，其中多为以往挑运货物的工人及反英的团练。起于商业巨镇佛山的陈开，建号 “大成”，所部称为“红兵”，呼清军曰“白兵”，分路包围广州，达半年之久。两广总督叶名琛肆意滥诛，被杀者七万余人，强半为无辜。清军因得外国枪炮、火药、粮米接济，陈开未能攻下广州，1855年，西入广西，占领桂平，直至1861年。其他各部（花旗），分于1855至1856年间北入湖南、江西，投归石达开。

倘使洪、杨对天地会能积极争取，东结刘丽川，控有“仓库”根本、北京性命所系的江南及粮源所出的上海，再利用时机，挥师南下，联合湘、赣及广东、福建的天地会，收取长江以南及滨海地区，及另外两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不仅可有广大后方，并易获得海外物资、武器，进可攻，退可守。究之实际，不无困难。太平军为要攻夺北京，必须继续北伐，为要稳定天京的地位，必须回师西征，同时又须对城外的江南大营警戒。上海小刀会举事之日，正北伐军深入山西，西征军围攻南昌之时，如再要东进，必先击败江南大营。北伐已不能动员大军，这时更无此力量。至于南进，如西征顺利，自可由湘、赣而下粤、闽，但结果被阻于南昌，失利于湘潭，遑言其他。捻首李昭寿曾一度来归，中途背叛，张洛行屡次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并无助于太平军在北方的发展。自广东北来的花旗（天地会），亦未能挽回太平军晚期在赣、浙的失利。太平军名将李秀成与捻及花旗合作最久，所部天地会最众，曾说：“我天国之坏者，一是李昭寿，二是招得张洛行，三是招来广东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心变。……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是这等人害也。”这是经验之谈。

极权统治（1）

第二节 极权统治

一、信仰统制

宗教对于太平天国具有莫大的影响力。洪秀全自称是亲承天父上帝之封的人间真主，这种资格和他的权力出自神授。但是他的宗教并非真正的西方基督教，而是中国化的，经过他改造的基督教，可名之曰“上帝教”或“洪教”。二十四岁以前，他所读的是中国经史，所习闻的是佛道、神巫，他的初步基督教知识，与上帝观念，得之于简陋晦涩的《劝世良言》。他要以自己的理论，利用宗教以达成政治目的。他不是教徒，而是“上帝教”或“洪教”的教主，与耶稣为昆仲，甚至权力超过耶稣。他说古代君民，皆拜上帝，中外一同。西洋因天兄耶稣舍身救世，遵行大道到底，中国自秦世“开神仙怪事之厉阶”，因而“差入鬼路”。满洲窃据之后，“诱人信鬼愈深，妖魔作怪愈极”，天父又命次子，即洪秀全降生，拯救陷溺。

上帝初似只有两子，约在1848年以后，冯云山、杨秀清、韦正、石达开成了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子，萧朝贵因为娶了洪秀全之妹，称为“天婿”或 “帝婿”。杨秀清又是天父的化身，并代世人赎病，称为“赎病王”，1853年，复加“劝慰师”（Comforter）、圣神风（Holy Ghost）之号，《新约》是有“错记”的，他可以“招证”。杨是风师，萧是雨师，冯是云师，韦是雷师，石是电师，秦日纲是霜师，胡以晃是露师。《贼情汇纂》的编者张德坚初撰《贼情集要》，后至曾国藩所设采编所，1855年成《贼情汇纂》。斥其“人袭神号，尤亘古之奇闻，于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实亦彼教之罪人”。言虽中肯，要知道他们本以神自居，而并非人。

上帝教的规条严苛异常，仪式尤为烦琐。拜上帝者必须向上帝悔罪，十天条必须熟记，犯者死罪。平时朝晚祈祷，每饭感谢上帝，有了灾病及生日、满月、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动土等事，均要祈祷祭告。每届七日礼拜，先一日鸣锣高呼：“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 不到者，初次枷号七周，杖责一千，两次不至，斩首示众。礼拜时颂上帝恩德，唱赞美诗，天王、东王以至翼王，均在赞美之列。然后读圣经、信条，一唱百和。并朗诵悔罪奏章，高呼“杀尽妖魔”，再诵天条等。每二十五家，有一礼拜堂，军行所至，必择宏敞房屋，备礼拜之用。所有庙宇神偶，在所必烧必毁。教育完全宗教化，编刻了许多训练及宣传的书册，自《三字经》、《幼学诗》以至洪秀全的诏书及《旧约》、《新约》，共十余种计为《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天父诗》、《太平诏书》（包括《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天道书》、《天情道理书》、《旧遗诏圣书》（旧约）、《新遗诏圣书》（新约）、《天（真）命诏旨书》（真约）等。，均为士子所当时时攻习，无不充满了上帝教气氛，文字通俗，自成一格。清军掳获者，汗牛充栋，足征其刊印之多。

极权统治（2）

儒家思想与上帝教的教义，多不相容，洪秀全升天时，上帝曾说：“孔丘所遗传之书，甚多差谬”，“教人糊涂了事”。耶稣亦说这些书教坏了人。孔丘私逃天下，被天使追回捆绑，痛加鞭挞，永不准下凡。1853年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所有书籍一律须经天王“盖玺”颁行，“不使天下良民仍受妖书经传之蛊惑”，如“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太平军通过与统治地的藏书，“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特设“删书衙”，削正四书、五经及“凡情诸书”中的“妖话”，再由天王御笔改正。1861年，总理朝政的洪仁玕谓“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政策为之一变。

对于知识分子，太平军力事争取，所至出榜招贤，希望共建勋业，劝各方投效保荐，“自贡所长”，当“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1853年起，开科取士，亦有秀才、举人、进士之分，试题均出于《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等。会试中者，封授官职。但对于被掳官吏绅衿、儒生，则极端凌虐， “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生’，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等事，一切军令，概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

二、兵民合一

太平军举事之始，首定军制，以《太平军目》一书为准。军为最大单位，置军帅一人，其下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每军官兵合计应为一万三千余人1855年，据说共有九十五军，各军人数多寡不一，有不及二百人者，约计共为十三万，当不只此数。。入湖南后，添立土营、水营。土营以矿工组成，专司穴地攻城；水营以船多为上，负有作战运输两种任务。此外有木营、金匠营、织营、鞋营、绣锦营、镌刻营，总称诸匠营，“各储其才，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但令随营奏技，却不役使打仗。初期置有女营，每军二千五百人，至进入湖南为止，女兵约居四分之一。此后以兵源已无问题，长江一带妇女又大半弱不胜军，悉编入女馆，女兵有减无增。别有童子兵，为官长所私有，经宗教灌输，临阵勇敢，信仰不二，执法无私，及壮大成年，遂为忠实干部。

对于军律、训练，反覆叮吁，要严束队伍，赏罚分明，秋毫莫犯，不许骚扰乡民。天晴操练士兵，下雨习读天书，讲解分明，互相开导，“人人共识天情，永遵真道。倘若遇有妖来，号鼓一响，趋府听令，踊跃向前，一德一心”。行营、定营各有规式，陆路、水路、点兵、查察，均有号令条禁。

《贼情汇纂》亦盛赞太平军制之优，兵术之良，军纪之整，谓“逆贼荒诞暴虐，惟于军制似有法则，渠贼，……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试观其始定军目，似亦具条理，由本及末，一气通连，颇得身使指应之效。其于阵法，任意诡造，……然可保既败不致全溃，……且能反败为胜。贼之营垒，操纵亦若有把握，度其必不防也，则朝行暮宿，若于慎防坚守之处，则重壕重墙，甚至封垛如城，其负固各无所不至”。又云“贼于队伍之制，条目井井，旋败旋炽，仍未见其穷蹙。所恃无他，盖始定军目，不愆于法”。“操练士卒，条分队伍，屯营治垒，接阵进师，大小相制，视众如寡，颇能联合一气，分合咸宜。”“贼之枭张全恃行军有法。其法至严，凡有失利取败，违令私财，重则立斩，轻则责降，略无姑息。有功亦破格升迁，赏不逾时。朝为散卒，暮擢伪帅。”“使人人矢斗可幸生，退则必死之志。……桀骜不驯之徒，甘心服役，身临矢石而不惴，膏涂草野而无悔。”

极权统治（3）

太平天国的组织，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一元化，而以宗教贯注之。政治体系中的乡官，与军事体系中的军帅以下各级均同。“家备戎装，人执军械”， “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理论上是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会贡赋”。但未能彻底实施，兵源大都为裹胁而来。

三、官制与政事

太平天国的政府组织至南京而大备，分朝内官、军中官、守土官、乡官，整个制度为军事化。从中央到地方，几全为武衔。军师至丞相、检点、指挥、侍卫、将军为朝内官。宫内（天王府）、及东殿（东王府）、北殿（北王府）、翼殿（翼王府）又各有职官，东殿规模之大，过于宫内。女官名号与男官同，但员额大减。总制、监军、军帅以下为军中官。守土官有总制、监军之别，每郡（府）置总制一人，各州县置监军十人，受命于中央，除了治军统军，并上给贡赋、下理民事。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按户口多少而设，多为本乡之人，军事之外，宗教、教育、司法、政治、经济均归其负责。每日两司马在礼拜堂教读所属二十五家的童子，礼拜日为男妇讲道理，颂赞祭告上帝。每七周由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所属两司马讲圣书，兼查其是否遵守条命及勤惰。遇有争讼，先由两司马听其曲直，如不能平息，依次上达。伍卒与民能遵守条命及力农者，由两司马保举。各级官员，定三年一保升、奏贬，均由天王主断。其优点为资功课职，颇协众情，缺点是极端集权，运用不灵。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养尊处优，侈然自得，深居不出，遇大喜庆，方设朝会。即使东王有事晋见，亦须请旨，批定日时。所有政事，悉由侯、丞相商议停妥，具禀翼王，翼王认为可行，代东王撰成诰谕，送东王府盖印，再送北王府登簿，仍归翼王府汇齐，由佐天侯交官分递，“一切文书多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在外贼目，大小事件，动辄具禀，重复累赘，笔墨繁多。”1854年间，清军所俘获的禀谕，成束成捆。行政手续如此烦琐，难免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

其次是太平天国高级领袖的穷奢极欲。天王以两江总督署为宫殿，尽毁附近官廨民宅，每日驱迫男妇万人，兴筑半载方成，周围十余里，墙高数十丈，内外两重，用黄色涂饰，金碧辉煌。门扇以黄缎裱糊，门外又用黄缎扎成彩棚，月余即更换一次。东王以下的府第衙署，无不竞争壮丽。服饰的奢靡，礼仪的隆祟，等级的森严，尤不待言。以出行来说，最低级的两司马尚有舁夫四人。东王每出，仪仗填塞街市，扈从千数百人，大小官员一律回避，不及，须跪于道旁。甚至检点、指挥轿出，卑小官员兵士均须照此规矩。

太平天国既以宗教建国治国，神权高于一切，代表天父的东王地位，亦高于一切。永安封王诏中，明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1854年10月，天父复命他“继治天下，佐理万国之事”，天王不得不承认东王亦是“天国良民之主”。紧要奏章，如未经东王盖印，天王不阅，虽北王、翼王的奏章亦不能径达天王。除了东王，任何人不得直接天王。

极权统治（4）

四、圣库与田亩制度

公用共享是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这是理想，亦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理论的根据，仍为宗教的。“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无处不饱暖”。军民日用所需，由政府统筹供给，做到生活优裕而无私财，既可控制党众，又可杜绝贪污。圣库及田亩制度即因此而定。

圣库掌管一切财物，金田起事之前，已经设置。此后凡攻战所得金宝衣物，固须交献圣库，军行所至，所有农民米谷亦应齐解，大口岁给米一石，小口五斗。到南京后，分设圣库馆与圣粮馆，置总典圣库与总典圣粮。圣库馆以管钱为主，圣粮馆以管谷为主，天王府各有典圣库、典圣粮。另有分司某种什物（如油盐），或分任某一工作的各类典官，后者是按技艺之长，使各有所归，各效职役，有如军中的“诸匠营”。大小官员俱无常俸，买菜钱（礼拜钱）、粮、米、油、盐皆有定制，每七日向各典官衙取给。食肉限于天王至总制阶层，总制以下不给，朝内军中皆然。至于民间，原则相同，一切与田亩制度配合。

《天朝田亩制度》一书，包含太平天国的社会结构及经济、教育、选举、考核、司法制度，然只是理论。此书刻于1853年，但至1855年仍流传不广，见者极少，亦可证其并未实施。关于经济的部分最为重要，而以田亩为主。田亩制度的原则，一为土地公有，依照产量，将田分为九等。二为计口授田，不论男女，按家口多寡，杂以九等，好丑各半。三为丰荒相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四为国库，每二十五家设一国库，除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归国库。婚娶弥月，俱用国库，各有制式。五为自给自足，每家种桑、养蚕、织缝、养鸡、养彘，农隙之暇，兼事陶冶、木石等。

圣库制度确曾严格施行。占领永安之前，以乡间富室之家为实施对象，进军长江之时，以城市为对象。天京政权既立，占地渐广，始推及于乡间，“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自不易持久，而圣库制度实不失为军事时期的有效经济措置。

理论上“凡物皆天父所有，不需钱买”，事实上难以做到。为使财物长期流通供应，仍需要商业，除了私营，尚有公营。公营分两种方式：一为政府直接出售百货，将所掌握的剩余物资，招徕交易，以食盐、布匹、棉花为大宗，售价较常价为廉，或以钱买，或以米豆互易，为一大收入；一为政府给予资金，令商人购办所需之物，愿为某业者，赴圣库领本，发给营业文凭。称为天朝某店，限定利润。商肆所在之区、名曰“买卖街”，多在城外，以防奸细混入城内，天京的商务归“天买办”总管，由总典圣库兼任。

极权统治（5）

实施田亩制度首需一稳定的统治区域，再行调查户口、土地，均非兵戎倥偬中所能作到，米谷亦未齐解圣库，仍由乡官按田亩征收强征系另一来源，1853年至1854年间，太平军的往来文书中，时有如下字样：“九江粮米甚属便宜，安省（安徽）米粮已解天京”；某某率水营军船，前赴南昌、武昌一带，收贡收粮；某某应将黄州、汉阳敌人惊走，将米粮装解天京；某某应将某处敌人骇走，所得粮米已解抵天京。可见天京粮食供应之不稳畅。。不同的为佃农交纳后，不必再向田主交纳。

五、妇女地位与礼俗

太平天国统制下的妇女，大异于昔日。从宗教上说，男尽兄弟，女尽姊妹。从政治上说，妇女亦可任官，大都供职于天王府及各王府，“无不锦衣玉食，出入呜钲乘马，张黄罗伞盖，女侍从数人”。从经济上说，授田无论男女。从礼俗上说，婚姻不论财，有专司其事的“婚姻官”。不缠足，禁多妻，不准宿娼、当娼，不准有淫邪之事。男女不得混杂，妇女尽入女馆。

其所以采行这种政策，据他们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太平军多挈家齐来，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私，不可私图一时之乐，急享眼前之福。真实之福须从克己苦修而来，“候扫尽妖氛，太平统一，方可室家相庆，夫妇和谐”。其次是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各当分别，方昭严肃。据他们的敌人解释，是因为恐党众顾家而不肯力战，特设女馆，挈家同行，以系恋之。一旦天下大定，不仅夫妇得再完聚，未娶者亦许婚配，功高者且可置妾，犯罪者则罚以迟娶，“意谓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诱之，实以此迫之，庶诸恶少，舍死力战”。

一如其他各项制度，事实与理论往往矛盾。妇女并未能真正得到平等与解放，且备受压迫荼毒。其一，女馆以军法部勒，善于女红者，分入绣锦营，余悉令解足，担任劳役，磨折而死者，颇为不少。其二，既严别男女，而各王不惟仍夫妇同居，且盛置姬妾，执事女官以千百计。其三，妇女对于男子，仍须服从，男理外事，女理内事，敬夫与敬天、敬主同等重要，如此方可享荣华富贵，方得上天。不只是夫妇关系，一般伦理观念，与传统亦无出入。

太平天国的封建意识的浓厚，较任何王朝为甚。王爵固然是累代世袭，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亦然。服饰各分等级，民间不准用红、黄两色。尊卑名分，上下称谓，各有一定，极其苛细琐屑鄙俚。对敌人则冠以“妖”字，古先帝王贬号为侯，只有上帝可以称帝，天王等可以称王。文字、物名、地名亦有更改，不良风俗，如赌博、饮酒、巫觋、堪舆一律禁止。洋烟（鸦片）、黄烟（烟草）不得贩卖吸食，否则问斩。“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育，不可救药。黄烟有害体肤，无补饥渴，且属妖魔恶习”。

洪秀全准备将中国的一切大事变革，并改造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济”。

传统势力的对抗（1）

第三节 传统势力的对抗

一、曾国藩的领导

曾国藩（1811—1872），为湖南湘乡人，长洪秀全三岁，同系来自耕读之家。在早年功名途上，他较洪秀全顺利，二十八岁中进士，成翰林，三十四岁官礼部侍郎。平生究心义理与经世致用之学，是一位道统名教的拥护者。他亦不满时政，殷望有所改革。乡人友好中和他抱同感的大有其人，均以事变难免为虑。道光、咸丰之际，湖南、广西乱作，举人江忠源为绥靖地方，首起楚勇，助官军平新宁事变。1852年，邀击太平军于湘、桂之交，继之力保长沙省城。湘乡诸生罗泽南踵行其事，别立湘勇。1853年1月，太平军北入湖北，有燎原之势，清廷正式授曾国藩以帮同湖南巡抚团练，搜查土匪之任，以补正规军的不足。他因母丧正在籍守制，不欲任事，和他交称莫逆的郭嵩焘说以乘时自效，澄清天下，兼保桑梓。他亦鉴于武昌不守，关系甚大，始赴长沙筹划。

到长沙的第二日，提出他对团练的主张，谓团练应由地方绅耆董理，搜查土匪应由巡抚派兵剿捕。太平军凶焰已炽，湖南兵力单薄，不足守御，决在省城成立大团，招募壮健朴实的乡勇，认真操练。官军之不堪任战，有目共睹，必须改弦更张，而以练兵为要。易言之，他要编组一支新军，与太平军对抗。咸丰批示，要他“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原则上无异认可。是后他给友人信中，屡有“驰驱中原”， “荡平贼氛”，“荡涤群丑，扫荡廓清”之言，可见他一开始即抱负不凡。

新军不仅须针对绿营之弊，亦须兼取敌人之长，成为确能战斗的部队。绿营的最大弱点，为营伍习气与调遣成法，太平军之善战在于团结坚固。曾国藩认定“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应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他的新军通称湘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员：先求志同道合，质直而有血性、忠义而晓军事的儒生为将。他说 “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也就是有信仰，肯牺牲。然后“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以“朴实而少心窍”的乡农为尚，不取浮华之辈，摈斥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

（2）编制：十人或十二人为一队，什长一人；八队为一哨，哨官一人；四哨为一营，统于营官，每营官兵五百人（初为三百六十人），合数营，或数十营置一统领。成军之初，大帅选统领，统领拣营官，营官拣哨宫，哨官拣什长，什长挑勇丁。全军自上而下，非亲族故旧，即同乡同里，“将帅相能，兵将相习”，“弃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视其父兄”。

传统势力的对抗（2）

（3）训练：兵勇必须“苦心精练”，阵法技击固要逐日操习，精神纪律同样注意，他所编的“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歌词，虽为劝告乡民自卫，亦可施之营伍。同时更要爱民，每隔五天集合教导，反覆开说，千言百语，但令勿扰百姓。“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并使其相激相劘，忠义奋发，一德一心，“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

（4）待遇：饷银不裕，不足以养将弁之廉、作兵勇之气。新军勇丁每人月银四两二钱（后增为四两五钱），较绿营提高一倍有余。饷源最初来自捐输及藩库，其后则以百货厘金为主厘金系仿照两湖会馆的提厘筹款办法，大概系就所属同乡的商货中抽收百之一。1853年7月，江北大营始于扬州附近仿行，以助军需，湖南大约不久亦予采用，倡之者为代曾国藩劝捐最力的郭嵩焘。第二年江苏加以推广，1855年，遂及于用兵各省。，次为盐厘。

如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奉天讨胡檄》代表太平军的主义，曾国藩的《讨粤匪檄》1854年2月25日发。，可说明湘军的立场。太平军是为开创王朝而战，为实现一种理想而战，曾国藩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勤王之义，虽在名教之内，但他不过分强调，对太平天国种族思想，亦避开不提，此有其难言之隐。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之人，并煽动身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所谓“新兄弟”（在长江各省新加入者）与“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概抢掠罄尽，男女备受荼毒，而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如，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不过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所知尚欠正确，他说：“中国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太平军崇外夷之教，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农不能自耕，商不能自贾，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亦敬畏神祇。太平军焚烧学宫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亦被污残，“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二、湘军东征

曾国藩的新军，初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再加部分楚勇及新募之众，共约四千人，其后续有增加。1853年9月，曾国藩移驻衡师，以避长沙绿营官兵的寻衅滋闹，兼就近剿办南路土寇，并兴治水师，太平军顺江东下及回师西征以来，拥有大小船只近万，飘忽靡常，沿江州邑，不战即得，清军无船，防不胜防，追击不及，束手无策。曾国藩从郭嵩焘之议，开始置办船炮。兵勇来自湖南，工匠来自广西，炮位置自广东，大都为西洋所制。此为日后湘军夺回长江控制权，阻断太平军的水上交通，攻克两岸城池的关键所在，有关于双方胜负极大。

传统势力的对抗（3）

1853年11、12月间，西征太平军进入湖北，安徽情形亦急，清廷连促曾国藩赴援。曾以战船尚未办齐，湘南土匪尚未肃清，须待水师能自成一队，与陆师并进夹击，否则不能草草一出。1854年1至2月，江忠源及湖广总督吴文镕相继败殁，太平军三占汉阳、汉口，围攻武昌，湖南震动。此时湘军水师已成，大小战船三百余只，水勇五千人，合陆师将弁兵勇夫役共一万五千人，炮五百尊，以民船百余号载米煤油盐，于2月25日出动。全军每月需饷八万两，由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供应。初与太平军角逐于湘北，陆师败于岳州，水师溃于长沙以北的靖港，但另队则大捷于湘潭，不仅士气一振，长沙亦免于夹击。经过整编训练之后，湘军二次出击，7月，肃清湖湘。时武昌已于6月再失，10月为湘军克复，并及汉阳、汉口，这是出乎清廷意料的一大胜利。11至12月，再捷于鄂东田家镇、半壁山，水师直抵九江，太平军船只损失至大。

1855年初，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援军西来，湘军一再受挫。汉阳、汉口、武昌又复不守，武汉至天京全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退往南昌，湘军首尾不能相顾，决定由湖北巡抚胡林翼及罗泽南规取武汉，日久无功1856年4月，罗泽南战殁，李续宾代领所部。。1856年石达开合自粤北来的天地会党，及北王韦正，连占江西八府五十余县，南昌几乎不保。

三、天京内变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的追击军跟踪而至，屯扎于城东南郊，号为江南大营，兼统镇江军，屏蔽苏、常的产米区。另一军屯扎扬州城北郊，号为江北大营，屏蔽淮海的产盐区。是年（1853年）冬，太平军退出扬州，仍据运河口的瓜州。江南大营声势颇盛，虽久攻天京无功，终为太平军肘腋之患。1856年，杨秀清乘上游军事胜利，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再猛扑江南大营，向荣败死，天京解围。长江上下，太平军无往不利，皖北的捻势亦张，囊括江、淮，似为指顾间事。就在此时，天京连续发生自相残杀的内变，湘军始得喘息的机会。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来，取得了宗教、军事、政治大权，跋扈专擅，视洪秀全如无物，动辄凌辱，对韦正、石达开、秦日纲更是颐指气使。韦正、秦日纲且尝受杖责，积怨已非一日。以大敌当前，隐忍未发。早在1855年，《贼情汇纂》的编者已经洞悉此一危机，谓杨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甚或意欲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又云：“杨贼与昌辉（韦正）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天京解围，上游军事得手，杨秀清野心愈炽，又诡为天父下凡，胁迫天王，由九千岁进称万岁。1856年9月，韦正、秦日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杀死杨秀清，天京混战经月，杨党死者二万余人，此为天京第一次内变。10月，石达开自湖北赶回南京，责韦正不当滥诛。韦正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将所有异己，一并芟除，石达开缒城而逃，此为天京第二次内变。此后韦正仍然不分皂白，屠杀不止，悬赏购拿石达开，人人自危。11月，石达开集兵东讨，洪秀全与天京文武合诛韦正、秦日纲，此为天京第三次内变。12月，胡林翼乘机克复武汉，底定湖北，湘军不再有返顾之忧，并有了稳固的后方，饷械委输不绝，伤病休养得所。

传统势力的对抗（4）

石达开是太平军中杰出的政治人物。曾国藩屡说他“最悍”、“诡谲”、“挟诡诈以驶众，假仁义以要民”。左宗棠亦称其“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韦正死后，石达开掌理政务，攻守兼施，重用青年将领陈玉成和初露头角的李秀成，联结捻众，攻略皖北、鄂东，稳定了太平天国的局面。洪秀全以饱尝杨、韦之苦，不信外臣，专任他的无才无能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1857年六月，石达开以遭洪氏兄弟仁发仁达的疑忌，出走安庆，转赴江西，别图发展，实际上已与洪秀全脱离关系，自树一帜，此为天京第四次内变。石达开出走后，镇江不守。洪氏兄弟专恣愈甚，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曾国藩以为年内即可攻下金陵。洪秀全的政权之得以延续，一以传闻清军对于广西籍的太平军一概不赦，惟有死里求生，抵抗到底；二以陈玉成、李秀成忠勇善战，艰苦支撑，太平军的威势为之再振；三以清廷始终心存满汉之见，对于曾国藩未能真正信任，畀以全权。

四、太平军的重振

1858年，清钦差大臣和春及张国梁张国梁即原扰广西的天地会首领张嘉祥，后归向荣，向荣败死，改隶和春。的江南大营复进至南京城下，对江的浦口为江北大营，天京再度被困。上游湘军李续宾亦攻下扼长江咽喉的九江，江西各城多为湘军所得。李续宾乘胜进军皖北，陈玉成、李秀成联合奋战，先破江北大营，再破湘军于皖北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在颓势中的重大胜利。此后陈玉成当长江上游，保卫安庆，抵御东下的湘军，李秀成当长江下游，保卫天京，对抗江南大营。

1859年，留居香港五年的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立被重用，封为干王，总理机务，陈、李亦分封为英王、忠王。洪仁玕颇有新知，拟定了一套改革计划，名曰《资政新篇》，备论政教方策，世界大势，主张采用新的制度及科学技艺， “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以期振奋人心。他的建议要旨是权归于一，改革风俗，仿行西法。在所列举的具体事项中，值得注意的有设书信馆、新闻馆、医院、市镇公所、乡兵（警察）、兴办铁路、银行、工艺、矿务。除新闻馆外，天王均认为应行，但究属纸上空谈。第二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容闳（1828—1912）为广东香山人，幼从西人学于澳门、香港，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建议改善军队组织，设立陆海军学校、实业学校，厘定教育制度，建立良好政府，聘任有才能的行政顾问，开办银行，亦未能见诸事实。容闳在天京考察月余，认为洪秀全实无建设一新国家的能力。

传统势力的对抗（5）

清军显然分为两大集团，一为长江下游和春、张国梁所统的江南大营，由绿营组成。一即上游曾国藩、胡林翼所部，以湘军为主力。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核实不过半数，以长壕困天京，意谓大功早晚可成，“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居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每四十五日仅发一月之饷，士卒怨望，扬言“贼匪一到，我们即走”。

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以天京久被围困，改采机动战略，以轻骑出皖南，直下浙江，拊江南大营之背，断其饷源，分其兵力。1860年3月，李秀成袭破杭州。和春自江南遣兵来援，李秀成放弃杭州，星夜西返，会集所有兵力，包括来自皖北的英王陈玉成，分道猛扑江南大营。经过十天激战，5月初，和春、张国梁全军尽溃，天京再度解围，是后两年，城外无清军踪迹。

七年以来太平军的战略是上游主攻，下游主守，东线始终不曾越过丹阳，太湖流域仍为清军所有。天京二次解围后，决攻取苏、杭、上海，然后置办轮船，再溯江而西。5月19日，李秀成长驱而东，张国梁、和春败死，人民争杀清军以迎。除了上海、镇江，两周之内，江南为所席卷。8月，进攻上海，未下，同时上游战事转急，太平军遂陷于两线作战。

五、曾国藩总制东南

湘军之未能乘天京内乱的有利时机，于夺回武汉之后，全力推进，不全由于力不从心，而是满人对汉人的缺乏信任。湘军初次克复武汉，某大臣反说曾国藩以匹夫倔起，从者万余，恐非国家之福，咸丰为之色变。曾的责任甚重，而权力有限，仅有一“钦差兵部右侍郎”虚衔。

1857年3月，因父丧，奏请终制，颇有就此引退之意。7月，再请开缺，并沥陈历年办事艰难竭蹶情形。一为对所部官兵仅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事权不如提督、总兵。二为筹调须经地方官之手，与督抚有客主之分，难以呼应灵通。三为奉命统兵未见明旨，时有讥议，所用木印关防，时常更换，州县往往疑为伪造，号令难于取信。清廷竟准其所请。

曾国藩家居年余，1858年，以石达开纠合江西太平军东进，始再被起用，先命援浙江，继命援福建。复命前往四川，最后，改援安徽，牵制上海太平军，好让和春独收克复天京之功。1859年至1860年间，曾国藩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剧战于安庆附近，历时三月，所恃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支援。

江南大营二次崩溃之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正在安徽宿松会商全局。左宗棠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江南大营将蹇兵疲，岂足讨贼？得此一番洗荡，后来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认为“否极而泰，剥极而复”的时期已至，均以和春之败为庆幸。胡料定北京势必重用湘军，曾国藩必可取得“督符”、“兵符”，结果只是要他迅速东援，不免沮丧。及苏州失守，清廷环顾宇内，将帅之能，兵勇之众，以湖南为最，除仰仗湘军外，无别途可循。1860年6月，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又两月，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从此他可以“破格请将，放胆添兵”，湖南集团满意了，湘军名副其实地代替了绿营。

为进兵东南，曾国藩移驻皖南祁门，留军续攻安庆，以为将来克复金陵张本。不久英法进军北京，诏令北援，对他又是一个难题。他虽曾有此请，似非出于真诚。他对曾国茎说：“北援不必多兵，即吾与润帅（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著，有济无济，听之而已。” 又对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以巩固现疆土为第一，北援仅是一种姿态。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1）

第四章 西力冲击（下）

（1850—1860）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携手

一、咸丰的对外动态

1848年广东督抚易人，是清廷对外态度转变的明征。香港总督文翰既声明罢议广州进城，益信强硬政策有效。1850年2月，道光帝去世，二十岁的咸丰帝继位，意气似乎更盛。英国并未放弃立场，谋避开广州，直接与北京交涉。4月，文翰北去上海，投送抗议书及外相巴麦尊的照会，声称将往天津。两江总督怕他越境北上，勉强收下。

抗议书与照会外，文翰尚有致军机大臣穆彰阿及礼部尚书耆英的咨文。穆彰阿为实际的首相，耆英为熟悉夷务之人，与英人“极敦谊礼”。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失礼不当，英国要简派大员赴京面议，文翰的抗议书特提广州进城问题，及粤民抗英之事。咸丰帝认为英人欲行反间之计，谓中国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无外交之义，原可置之不理，既有文给穆彰阿、耆英，即由两人咨明两江总督转告开导。进城已作罢议，无庸追论，派员来京，例所不许，命文翰迅回广东。第二天（5月30日）文翰的代表到了天津海口，停留十天，一无所成。穆彰阿、耆英的咨文系由苏、松、太道转行照会，被文翰退还，谓必须由大学士照覆，结果是虚此一行。

文翰的北行失败，增长了反英的气焰，上谕一再命沿海各省严防，训令徐广绍、叶名琛，如英人因所求不遂，以兵船窜扰，应制之于先。于是各方纷言夷祸之烈，与和不可恃，防夷为救时急务。前任湖广总督周天爵，痛陈鸦片每年所费，数倍正赋，莠民奸宄，均以口岸为渊薮，与夷人勾结，“失今不治，伊于胡底？”主张以贼攻贼，诱敌深入内地，合力歼之。徐广缙谓英兵不过一二千人，决非亿万百姓之敌，为了商业利益，英人亦不愿轻事战斗。即或偶生妄念，企图尝试，“在我有贞固不摇之势，彼之气索技穷，未尝不废然思返”。咸丰帝的朱批是“所奏各情甚当”。

咸丰帝即位之初，下诏求言，保举人才。大学士潘世恩等首请征召林则徐，言官亦称，林为英人敬畏，如今“协办夷务”，“英夷必望风而靡”。上谕召林迅速来京，听候简用。林于1845年自伊犁释回，先后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告归，以仍未痊可，不克成行。他的政敌穆彰阿亦不欲其再起，说他“柔弱病躯，不克录用”。林如果再出，将有何种影响，无庸推测，要可想知当时对外的气氛。

林则徐虽未再出，而过去及现在主抚的人物，一一遭受罢斥。第一个是曾随耆英在南京办过对英交涉，现任浙江宁、绍、台道的咸龄。有人弹劾他前在苏、松、太道任内，“惟夷首之言是听”，今“仍以纵容为事”，遂被开缺。闽、浙总督刘韵珂及福建巡抚徐继畲以“委曲以顺夷情”被参，复以曾劝皇帝勿为群言淆惑，受到申斥，相继罢职。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2）

更大的人事变动，为穆彰阿、耆英之受惩处。历代新君与旧时的当权大臣常不易相处，咸丰帝之于穆、耆，又涉及对外问题。耆英曾论求治之道，谓用人在试其功，不论其为君子、小人，行政在于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诏责其持论过偏。文翰投递的照会，指明寄交他们两人，益予强硬派以口实，认定他们与英人有特殊关系。耆英在对英备战声中，又劝咸丰帝不可轻动。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亲笔宣布两人罪状，穆彰阿是自有夷务以来，倾排异己，“伪言荧惑”，与耆英同恶相济，特别指明他中伤林则徐。耆英是畏葸无能，“抑民奉夷”，两人“贻害国家，厥罪惟均”。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为五品顶带。从此抚驭派不论在地方或中央，均告失势。

二、英美法欲壑的增长

《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英的争执反较以往增多，双方的感情亦较以往更恶，中国以为英人桀骜愈甚，英人以为中国仇外益力，迹近挑衅，甚或违反了条约。五口通商不久，英人的不满即生，最重要的为以下四事：第一，对华贸易额虽然增加，鸦片大为畅销，但工业成品的输出则距英国工商界的希望甚远；认为这是由于口岸的限制：贸易额的多寡与口岸的多寡，成正比例，如果口岸增加，中国全部开放，贸易额自必随之上升。第二，鸦片虽然可以进口，且不征收关税，但名义上仍不准人民自由贩卖、吸食；最好使成为合法行为。第三，基督教虽然弛禁，但教士仅能在五口活动，对传教事业为莫大障碍，“应准自由进入内地，并予优待”。第四，国交虽然平等，依然有名无实，公使不能与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总办夷务的广州钦差大臣，遇事推诿，照会又常迟迟不覆，甚至欲与相晤亦颇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领；今后公使必须入驻北京，经常与中央大员接触。美、法同此希望，而以英国的心情最为急切。对北京驻使，英国尚别有用心，即防止俄罗斯馆的俄国教士、学生的阴谋活动。

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主张扩展对华贸易及英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尤力，曾向伦敦建议。1849年又致书文翰，谓一支小型舰队封锁运河口，即可使北京屈服，获得更多利益。文翰北上抗议无效，英外相巴麦尊亦认为不久的将来，须再予中国打击，方可使其低头，1851年准备采取行动，以中国内乱日炽，如再向清廷压迫，中国势将益陷于混乱，实不利于英国商务，不妨观望局势的演变，以决进止。1852年阿礼国对文翰重提前项意见。1853年文翰访问南京，深感太平军势不可侮，但傲慢无知，纵令成功，亦难期有裨于英国。是年底，太平军的进展受到挫折，夺取北京已无希望。1854年2月13日，英外相克兰顿（Lord Clarendon）即训令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要求修约，做到下列几点：（1）准英人随意往来中国内地及沿海各城，否则应准航行长江及出入南京以下两岸，及浙江沿海各城。（2）确定鸦片为合法贸易。（3）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通过税（厘捐）。（4）准英使入驻北京，否则亦须准其与中国大臣文移往还。（5）英使如愿与其住在地的督抚会晤，须立即接见。（6）肃清中国沿海海盗。（7）订定华工出洋办法。（8）新订条约，应依英文本解释。中英条约并无修改期限，但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有“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一款，《中法黄埔条约》有相同规定。《中英虎门条约》准许英人“利益均沾”，所以中英条约亦应十二年予以变通。其实英国的要求并不合法，所谓“利益均沾”，应待美、法有了新得权利而为英约所无，英国方可均沾。再者望厦条约明言十二年后可“稍有变通”，英人是要大加修改，无异重订新约。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3）

克兰顿希望与美、法共同行动。法国为要扩张在华传教活动，提高自己的声势，此时为土耳其问题正与英国联合对俄，其支持英国自无问题。中美订约以来，美国对华贸易增加四倍，一面输入鸦片，一面积极传教，但并未满足所欲。英、法所希望取得的亦是美国所希望的，“利益均沾”已无形中促成西方国家的联合阵线。马沙利使华时期，对于中国内乱，主支持清廷，乘机实现全部中国的开放，扩大中西关系。在他预备致大学士的照会中，明言《中美望厦条约》议定年久，两国交易事宜，须重行酌定。他原拟亲去北京交涉，未能实现，但与两江总督怡良会晤时已提起修约。北京坚持已定之约必须遵守。此时（1853年）英国尚无明白表示，中国局势不安，美国又忙于日本开放问题，事暂搁置。

马沙利的修约要求，无论是美国政府或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国务院给他的后任麦莲的训令中已有清廷如拒绝修约，可转与太平天国谈判的指示。1854年4月，麦莲、包令到粤。包令曾任广州英领事四年，一向主张强硬政策，认为除非武力威胁，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会承认英国的修约权。他向麦莲提议，两国海军联合对广州示威。麦莲表示，在他尚未明了中国情形之前，不欲与清廷为难。再者，英国正牵于克里米亚战争，在远东的海军无力贯彻这种政策。包令、麦莲请求叶名琛接见，叶知道他们是为了修约，借口军务繁忙，予以拒绝。麦莲北去上海，转往南京访问，对太平军印象不佳，建议国务院继续维护北京政府，以换取商务利益。

三、修约交涉

麦莲南京之行，引起了怡良的不安，既怕他北赴天津，又想知道他对太平军的态度。1854年6月，麦莲与怡良会晤，说明美国对华友好，希望订一续约，准许美人赴长江一带贸易，自由进出内地，租地建立医院、教堂。如不与谈判，或将与太平军交涉。怡良答以原约所谓“稍有变通”，不过就五口之中，因时制宜，略为斟酌，必非大有更改。麦莲出以利诱恐吓，谓“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怡良以所言不足凭信，且恐英、法效尤，一旦进入长江，贻患将来。但又怕他一意孤行，勤令回粤，听候叶名琛查办。

麦莲与怡良晤谈后不久，包令续至，照会怡良，要求广州进城与修约，被拒，改邀麦莲同见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节略，准于五口之外，任往他处贸易。吉尔杭阿谓英约“并无十二年后变通章程之文，只有大皇帝如有恩施别国，英人一体均沾”之语，现在“大皇帝并未准令别国商人前往他处贸易，何得妄有干求？” 麦莲仍照对怡良所说，如钦派全权将规条议定，美国情愿随同清军剿办太平军，开通长江，不然惟有自行前往。吉尔杭阿驳以美约虽有变通之文，而无增添口岸字样，中国军务亦非美人所得干预，最后亦是要他和包令速回广东。麦莲声明如叶名琛仍不接见，即去天津。吉尔杭阿因麦莲的威胁，奏称美人定欲通商长江，势难阻止，莫若将计就计，允其所请，否则一朝决裂，美船闯入长江，是又添一钜患。咸丰帝要他勿受挟制，另谕叶名琛“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要求”。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4）

8月，麦莲、包令南返。麦莲接到国务院训令，命支持英国的修约要求。两人又分别照会叶名琛，派员商谈，未得结果。9月，包令、麦莲与法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联袂北去。路过上海，再晤吉尔杭阿，包令谓以往条约过期失效，叶名琛不允所请，将向北京申诉。麦莲、布尔布隆谓已奉政府之命，凡事皆与包令商办，除非修改条约，否则难保和平。吉尔杭阿知三国已合而为一，请派钦差重臣与之商谈，北京依然不允。10月，包令、麦莲及布尔布隆的代表到了大沽，仍说要去京师，如不接待，即转往南京。清廷虽派人与晤，对于所提条款则斥为荒谬。他们知无法再商，且已届冬初，不便久留，遂废然而去。

包令、麦莲发回国内报告，均主采强硬政策。英国因忙于对俄战争，暂不欲再在远东引起事端，命包令持静观态度。美政府亦不以麦莲的三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建议为然。不久麦莲因病去职，他的未完成愿望由他的后任伯驾（PParker）继续推动。伯驾是一位在中国二十年的教士，自顾盛以来，即协助美国专使工作。美政府以明年即届修约之期，1855年9月，正式派他为驻华专使，命与英、法一致行动。伯驾先到伦敦、巴黎，分别游说。包令的看法与伯驾不尽相同，以为北京驻使，中国必然不允，目前以开放长江为宜。1856年5月，美、英、法三使，对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不得要领。伯驾主向北京交涉，包令又认为缺乏实力的行动，无裨于事。7月，伯驾单独北上，路经福州，由闽浙总督接见，允为上奏。大概因为江南大营的溃败，北京的态度略趋宽大，准备将旧约酌为变通一二，惟仍须在广东办理。伯驾北去上海，怡良怕他前赴天津，派前任上海道吴健彰探视他的动静。

先说太平军十分猖獗，究应如何方能剿平，以便恢复贸易。伯驾答称如允将全国开放，获得英、美、法的援助，必有助于叛乱的平定，否则以后演变，殊难逆睹，三国可能与太平军交涉。怡良以通商事宜，向系英、法、美会同商办，英、法二使既未同来，不便独与伯驾相商。北京亦谓通商以英人为首，美人不能先出讲话。伯驾在上海三月有余，一无所成。适得包令来书，表示愿意合作，遂决定南返。等他回到香港，中英之战已在进行。

四、二次战争的导火线

1850年前后，广东内河艇匪势张。1854年广州被围，秩序愈乱。翌年，香港政府准华人船只注册，悬挂英旗，受英国保护。这类船只，时常走私贩烟，交通盗匪，“亚罗”划艇为其一。1856年10月8日，“亚罗”在广州停泊，水手十二名被捕。英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要求释放，赔偿损失。叶名琛谓其中三名确为盗匪，其余可以照释，巴夏礼不受。

西方国家的携手击（5）

巴夏礼在中国十五年，是一位好事的青年。包令久已不满叶名琛，是年7、8月间，一再上书外相克兰顿，强调要改善中英关系，军舰是必需的。9月，又分函伯驾和法国代使顾思（Jean de Courcy），谓英国海军可支持他们的修约要求。“亚罗”事件正好给以机会，他于巴夏礼所提各款外，另要求道歉，尊重英国国旗，保证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限四十八小时答覆。叶名琛谓：“亚罗”船为华人所有，船上并未张英旗，此后中国官兵决不无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华船执照。包令再命巴夏礼抗议，限二十四小时承认其全部条件，否则武力从事。叶虽将十二名水手全释，巴夏礼借口手续不合，且未道歉，仍不接受。

表面看来，争点为中国官兵擅登英船捕人，但是“亚罗”是否英船？在英国国会辩论时，有人指出香港政府允准华船注册，根本非法，即令合法，“亚罗”注册的有效期，已经超过了十一天。包令的报告，亦说水手被捕之时，该船已不在英国保护之下。但是英国已决心借题发挥。

10月23日，英国海军提督西马（Michael Seymour）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第一天，叶名琛毫不在意，说是英军日暮自走，不可放炮还击。第二天，仍声色不动，惟已从事部署。第三天，令整齐团练，以壮声势。27日，英舰炮击督署，叶“危坐二堂，绝无惧色”。29日，英军攻入城内，以兵力不足，无法长期占领，抢掠督署后退出。包令认为这是解决进城会晤官宪问题的良机，由西马向叶名琛提出，叶置之不答，对于广州绅商与巴夏礼谈判，亦坚拒弗纳。11月，英军攻占虎门，包令亲来交涉。叶覆以进城早作罢论，西马动兵失礼，彼此已无法相见。

广州水陆兵勇的抵抗相当猛烈，不时袭击英舰，社学悬赏购拿英人。12月，夷馆洋行被毁，二百余年的洋场，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受骑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香港华人纷纷离去，断绝对英买卖，禁止出售食物。西马的舰队以不断受壮勇攻击，被迫退出省河。北京亦命叶名琛设法驾驭，以泯争端，惟不可迁就。迨英军撤退，叶奏称“水陆获胜，夷情穷蹙”，印度叛乱严重，英不能添兵来援。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1）

第二节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

一、英法的军事合作与美俄外交追随

自1854年，修约要求失败，英报屡言，华人难与说理，惟有临之以威。“亚罗”事件发生之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国政府已无近东问题的牵制。1856年12月，批准了包令对广州的攻击。包令即分向国内及印度请兵。国会中不满政府的人士，激烈反对，斥责包令，谓如以“亚罗”事件为口实，对华使用武力，是英国的耻辱。结果上院通过了政府的决策，下院则加以否决。1857年3月，首相巴麦尊解散下院，改选之后，政府派获胜。包令因不理于众口，巴麦尊加派前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Lord Elgin）为特使东来。

天主教开禁后，法国教士违约潜入内地。1856年2月，有一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被广西西林知县处死，罪状是纠结拜会，勾结乱党。法国代使顾思要求叶名琛惩凶赔偿，保障将来，均遭驳斥。拿破仑三世正思向东方扬威，确立法国对天主教的保护权，准备与英国共同要求中国修约，昭雪西林教案，禁止仇外。旋知英军已进攻广州，决与英、美一致要求修约，各派军舰作为后盾。

19世纪50年代，美俄在远东的地位，日益重要，国际形势与十年前大异，列强的均势已经形成，英国不便独断独行，对华措置一不谨慎，势必引起他国的嫉妒，致蹈危机，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与英国一致。修约交涉期间，麦莲、包令互相唱和，伯驾更热心于推动美与英、法合作。英军攻破广州时，美领事随同进城，继之美舰在省河受到误击，美海军司令立即轰毁炮台。包令以为美国势将卷入游涡，劝说伯驾共同向北京抗议。伯驾深信英国定必利用机会，达到修约目的，美国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一再建议国务院与英、法分占台湾、舟山、朝鲜。国务院认为美国领事及海军司令的行动有违中立政策，亦不同意伯驾的主张。1857年3月以后，英国屡请美国与英、法同盟对华作战，国务院答称，未得国会同意前，不能派兵进入中国领土，不过美国可以另派代表，与英、法要求修约与赔偿。换言之，美国不参加英、法的军事行动，只允在外交上合作。接替伯驾职务的为列卫廉（William BReed），改称全权公使，任务是让中国明了美国赞成英、法的举动，扩大商业机会，但并无领土及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必要时可斡旋英、法与中国的战争。对于俄使，应保持与对英、法相同的友好关系。可见美国决非完全置身事外，仅是不直接参战而已。

鸦片战后，俄国再度向东亚推进，与英国分在大陆和海上作侵略中国的竞赛。凭其外交伎俩，与武力威胁，利用中、英间的矛盾，乘中国之危，进行得且较英、法为省力。19世纪50年代之初，俄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木里斐岳幅（Nikolai Muraviev），已窃踞黑龙江下游，准备囊括江北地区。及中、英二次战争迫在眉睫，木里斐岳幅对美示意，为对抗英国在中国沿海的扩张，俄国须占有黑龙江流域。对美予以开放，以增进两国在北太平洋的商务。英国恐俄国怂恿清廷，与英国为难，亦希望它参加对华行动。俄国答应作有条件的合作，但不愿出以强制手段。1857年2月，致文北京理藩院，反覆强调，英、法侵扰广州，将北犯天津，为了中俄共同利害，特遣普提雅廷（EVPutiatine）前来商办，“如迟疑不从美意，必致别生事端”。清廷知俄人狡猾，无非借端恐吓，欲于黑龙江占据地方，加以婉拒。普提雅廷转往天津，仍不得进京。英国初闻普提雅廷将去天京，颇为紧张，及知被拒，自感欣慰。11月普提雅廷南去香港，与美、英、法三使会商。对美使说，他可以调解修约之事，对英、法使则谓如要与清廷交涉，必须施以压力，最好是派遣军舰，前去天津海口示威。额尔金谓所见正同，一俟广州问题解决，即挥军北上，欢迎协同行动，抑制清廷骄气。普提雅廷与额尔金的意见虽然一致，但圣彼得堡不欲使用武力，并非有爱于中国，仍是想坐收渔利。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2）

二、夺据广州

美俄在外交方面，虽支持英国，军事和他合作的则限于法国。英政府对额尔金的训令为昭雪英、法人所受的损害，在广州等处完全履行条约规定，北京驻使，修改条约。法政府对特使葛罗（Baron Gros）的训令为补偿西林教案，保障教士安全，其余与英国相同。法国由于军事准备未就，不克早日行动。英国因1857年5月印度士兵的叛变，东来英军，中途折回，乱平后始克一意对付中国。11月，额尔金、葛罗与美使列卫廉、俄使普提雅廷齐集香港。英国初拟将军事压力加于华北，至是改变方针，决先占广州，打击粤人与叶名琛，否则清廷必以为广州民情可恃，英人有所畏惧。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十日为限的通牒，要求履行条约义务，派员商议定约，赔偿“亚罗”事件发生以来的损累，抚恤西林被害的教士，允英、法军进驻河南。

叶名琛自英军退出省河后，彼此不通闻问，继传英军在印度大败。益信英人计穷力竭。等到接到英、法照会，仍澹若无事，对英答称：进城事早作罢议，万年和约（南京条约）未便更易，上年10月事起，英兵放火三次，中国商民受害更重，英军驻扎河南，将酿成事端。对法答覆，否认有马神父其人，依约教士不应进入内地，广州法人损失应向英人理论。他虽振振有词，但英、法军已径行登陆河南。12月24日，限令广州驻军，于四十八小时内退出。叶相信为英人文案帮办张彤云（黄仲畲）的密报，认为断无变故，既不招募已散乡勇，又不准绅士与英法商议。

12月28日，英法军约四千人开始炮击省城，守军竭力抵御，英、法军伤亡一百二十余人。第二天，广州失陷，劫掠自属当然，藩库现金二十二万两，全被抢去。巡抚柏贵派绅士（旧行商）乞和。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叶名琛信扶乩，军机进止取决于吕洞宾、李太白二仙。英法军进攻之前，他说过了12月30日（十一月十五日），便可了结。城破后，他仍说过了1858年1月9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便可无事。绅士请求讲和，他又说他事可允，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英军将他押离广州时，他尚带了一本《吕祖经》，第二年4月，这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自号“海上苏武”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为数无几的英、法军，不可能统治一个人口在百万左右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对付富有反抗精神、与英人结怨已久的广东人。英、法军的掳掠奸淫，恣睢暴戾，更增加他们的敌忾。英、法采以中国制中国的办法，拥巡抚柏贵为傀儡，所有兵勇武器一律收缴，由英、法兵与中国巡捕稽查地面，省河炮船统归英、法人统带，巴夏礼是广州的真正统治者。

北京于广州失陷后约一月，方知消息。咸丰帝大感诧异，将叶名琛革职，以黄宗汉继任，一面命柏贵开导英、法，退出广州，一面命绅士激励团练团练的领导人为南海知县华廷杰，即《触藩始末》的著者琴阁楼主、番禺知县李福泰、编修许其光、前户部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作武力驱逐的准备。1858年4月，盛传团练大举攻城，城内外商民迁移一空，英、法人时常失踪遇害，不敢出城门一步。香港、澳门二万余华人，纷纷辞工回乡。6月英、法军在广州郊外遇伏大败。7月，乡勇分路袭击。自后英、法军固守城内，非数十人结队不敢外出。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3）

三、进攻大沽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分别照会北京大学士，表示一致。额尔金、葛罗要求3月底以前派全权大臣来上海会议，否则即作进一步措置。列卫廉的照会措词亦颇强硬列卫廉与额尔金初时有欠协调，及看到英军在广州总督衙门搜得的美总统批准望厦条约的原件，认为是清廷对美总统的蔑视，美国有理由开战。，先声明对英、法与中国的冲突，保持中立，次述对近年中、美关系的不满，及美与英、法的友好，同意三国的要求，并将自提条件。普提雅廷除要求使臣入京，增开口岸外，特别提出边疆问题，如不准各国所请，对中国将更不利。北京命两江总督何桂清覆以“上海非办理夷务之地，中国自有办理夷务之人”，要英、法、美三使返回广东，俄事照旧办理。

额尔金、葛罗决按原定方针，进兵华北，普提雅廷赞同，列卫廉亦谓非武力难望收效。为了不令中国怀疑他们的决心，并早日阻断海运粮船，额尔金不待香港海军到达，即命所有可自上海派出的军舰，随同北上。4月中旬，四使相继抵大沽。24日，再照会北京，限六日内派全权大臣谈判。

四使到大沽口之前，北京已派四年前曾与英、美办过交涉的仓场侍郎崇纶前往，先解散俄、美，再羁縻英、法。所采的为分化政策，尤望俄国调停，正中普提雅廷的下怀。他对列卫廉说，俄、美不与中国决裂，既可帮助英、法，满足欲望，又可博取中国的好感，俄、美的利益即可达成。他首向直隶总督谭廷襄提出黑龙江分界等事。谭知俄人并不可靠，未和普提雅廷深谈，转而接见列卫廉。列卫廉表示愿作调人，跟着就问“能否定议两国之事”。经过两次会议，列卫廉颇感失望，英、法使又不以他为然，改由副使卫三畏与直隶藩司续商；谈判正在进行，得知英法军准备进攻，立即中止，以便坐观其变。

谭廷襄谋与英、法二使相见，额尔金、葛罗借口所来照会款式不合，加以拒绝。4月30日，以六天为限的照会届满，英国海军以准备未妥，不愿即时攻击，额尔金、葛罗照会谭廷襄，限于六天之内，取得便宜行事全权。谭答以中国从来无此办法。普提雅廷复出调停，谭明知俄、美是想因人成事，自图便宜，但权衡利害轻重，主酌量让步，北京不许。

额尔金、葛罗抵大沽口外已经五周，一无所成。5月20日上午八时，向谭廷襄发出通牒，限两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未待答覆，即开炮攻击。英法军舰二十六只，官兵二千六百余人，中国守军约九千人，炮三十尊。战斗甫一开始，谭廷襄坐轿先奔，天津总兵闻炮亦走，守军力抗二小时，战殁二百人，炮台失陷。英法兵伤亡不满三十人。

四、天津要盟

大沽不守，京师门户洞开，清廷的震惊远超过广州失陷之时。于是再请美国说合，以救燃眉之急，希望能保有天津，徐图议和。5月28日，知英法兵船已至天津，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查办。大沽战前额尔金、葛罗之拒与谭廷襄谈判，是因为他无便宜行事的全权。桂良、花沙纳虽是头品大臣，而不是 “头品可以主持之全权大臣”，所以声言仍要进京。咸丰帝只好准许他们便宜行事，并起用久置闲散的耆英，协同办理。复虑英、法不遂所欲，继续进军，另授名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京城实行戒严。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4）

交涉的主要对象为英人。6月4日，桂良、花沙纳约额尔金相见。额尔金又借口他们未奉全权敕书关防，不到十五分钟即离座而去。桂、花惶骇之余，一面托俄、美两使疏通，一面向额尔金的翻译李泰国（HNLay）请教。李为江海关的英籍税务司，额尔金正要他担任实际谈判。此后直至条约签字，额尔金未再与桂良、花沙纳晤面，一切由李身当。6月6日，李来相见，声称必须允使臣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开仗。争执最烈的为长江通商，内地游历问题。英方定要开放全部中国，清廷则恐英人深入腹地，与乱党勾结。李谓如不允所求，即为所欲为。桂良 “婉言开导，至再至三”，李负气而去。桂良恳俄、美两使向额尔金疏通，6月11日，李偕另一翻译威妥玛（Thomas Wade）同来，气势汹汹，谓本日如再不允， “即带兵直入京师”。当晚桂良照会额尔金，长江通商及内地游历两事，俟军务完竣后酌办，兵费交广州处理，使臣进京缓期再议；不禁传教，会缉海盗，酌改定书，商订税则各款，亦大概承认。事后与耆英相对而泣北京以耆英与英人有旧，原望他在此次交涉中能起作用，不料反遭李泰国、威妥玛当面斥责，说是以往为他所愚。桂良、花沙纳怕他有碍和局，请他回京。咸丰帝罪以从前办理夷务不善，以致酿成今日钜祸，迫令自尽。按1844年1月23日，耆英曾有驾驭夷人情形奏片，广州失陷后，原件为英人所得。威妥玛谓其中对英人多辱骂贱薄之语。俄理范（LOliphant）的《额尔金出使中国日本记》，附有译文，谓此奏片系1850年底所上，马士（HBMorse）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加以肯定，谓事在耆英降调以前，均误。。

四使在天津的谈判，以普提雅廷为最不费气力，轻易地达成愿望。6月6日，桂良向他乞援，他表示如速将俄约商定，即可向英法说合，桂良在李泰国凌迫之下，不得不勉强相就，纵不能收得积极之效，至少消极方面或不致鼓惑英、法。再者，普提雅廷所请各款，有为先已有之者，如往来照会及使臣进京，有为有成例可援者，如海口通商，兵船停泊，领事裁判权，此外为一年内换约。查勘未定边界一条，虽关系重大，桂良似不甚重视半月前，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木里斐岳幅，已订立《瑷珲条约》，不过桂良尚未获知。

。6月13日，中俄条约签字，其顺利出乎普提雅廷的意料。约中又订明“日后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所以普提雅廷于其他事项，未再多争。

列卫廉之善于利用时机与他的地位，不让于普提雅廷。6月7日，桂良初会见列卫廉，列不仅语言傲慢，所开款目，亦较前加多。桂良急于先了中、美之事，未多加辩论。6月14日，正式谈判，18日条约签字，除无边界一款外，不惟俄约中的主要条款概行包括在内，且更为周详。关于使臣进京订明遇有要事，每年到京暂住一次，如将来他国使臣到京居住，美国一律照办。领事裁判权一事，列卫廉自称有欠公允，此次所定反益为详密。长江通商及内地游历为美国主要的希望，约内未有明文，但利益“一体均沾”一款，已应有尽有。较为特殊的为“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以示友谊关切”。中国一向对于美国的观感良好，借此以示联络，可将美国与欧洲国家分开。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5）

截至6月13日，中英间悬而未决之案，为使臣驻京。18日李泰国、威妥玛偕副使（秘书）卜鲁斯（Frederick WABruce）同来威胁，谓必须办到，俟使臣自京回后，始退兵船。桂良等计无所出，允其先派人到京看定寓所，换约后，再派使前往，以三十人为限。北京依然不准，最后的让步是交还广州后，再行详议。22日，额尔金发出坚决照会，责桂良迁延，若再无定说，惟有挥军北进。24日，李泰国等将自定约稿，面交桂良，声言“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得更易”，桂良答以“三、二日内自当定议”。这时他方完全明白俄、美与英、法一气，俄、美约虽定，并无所裨。26日（五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卜鲁斯、李泰国催即日书押，不得再有丝毫游移，否则即为失信，“非至北京不签条约”。桂良只得说，“本日定议，并无不依。”当日率同随员及地方官十余人赴海光寺，候晤额尔金。额尔金用轿三十乘，带兵五六百名，各持枪刀，铠甲一色，夷官数十名，“鼓乐同来，竟将寺内占满”。在英军环伺及刀光剑影之下，中英条约签字。桂良置酒果款待，额尔金捧爵而起，并命各色官同时起立而言曰：“第一尊愿大皇帝万寿无疆。”坐复领第一尊曰：“愿钦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愿两国万年和好。”桂良等回寓，“抱恨万状，终夜不安”。

英约订立的次日，中法条约签字，但商定则在英国之前。6月6日，葛罗初次与桂良等相见，15日正式谈判，23日结束。关于使臣进京及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与美约相同。长江通商定为南京一处，沿海新增口岸，除已见之于俄、美约的台湾、琼州、潮州外，尚有登州、淡水。内地通商，葛罗知道额尔金必定坚持，可不须再争。税则七年一修，教士得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另有补遗，包括惩处西林知县，赔偿法人损失及兵费二百万两，付清后交还广州。

英约为四国条约的代表作，通常所谓天津条约，即指英约而言，是不平等条约的进一步完成。一如南京条约，英人说一不二，“俱由自行译定，不能增改一字”。全文五十六条，其要点，一为关于国交者：中英互派秉权钦差大员，分别常驻两国京师，大英钦差以泰西礼节觐见大清皇帝，并依泰西之例，优待其本人及随员。大清皇上特简大学士尚书一员，与大英钦差文移会晤。大英亦允依上所开，优待大清钦差。二为关于中国开放者：英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长江一带，自汉口以下，选择三口，沿海加开奉天牛庄、山东登州、福建台湾、广东潮州、琼州五口。三为关于领事裁判权者：凡与英人相涉案件，皆归英官查办。四为关于税则者：另在上海会议，以后税则并通商各款，十年重修一次，子口税按货价每百两征二两五钱，经过内地不得另征。五为保护传教。六为英人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七为文书条约以英文作准，此后对英官民不得提书“夷”字。八为设法消除海盗。九为一年为期，在北京换约。十为赔偿损失二百万两，兵费二百万两，付清后交还广州（此款为专条）。

条约订后，额尔金恐清廷反讦，坚持援照南京条约先例，必须奉到“依议”或 “俱照所议办理”字样的朱批，始离开天津，否则和议不能认为成立。7月3日，咸丰帝照行。6日，额尔金东去，美、俄、法使亦于是日前后离津，17日英、法军舰自大沽口起碇。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6）

五、上海改约交涉与鸦片开禁

中、英谈判期间，清廷认为英方的要求，贻害最大的为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内地游历。桂良允许通商、游历，以免决裂，清廷亦暂时默认，惟驻京一事，则坚执不允，怕的是他们尽窥京都虚实，牵制政令，包庇奸民，甚或发生肘腋之变。如果不能作罢，亦须缓议，“既非全行拒绝，亦非概允所请”。但是桂良终于答应，理由是“夷人之欲驻京，一欲夸耀外国，二欲求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观其仍肯交出广东，即时退出海口，知无占踞地方之心。……今议一年始来，并不带兵，即数十人亦不过如高丽使臣。……且彼携眷，是仿古人为质者。防范倘严，拘束甚易。……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再者“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帝以使臣进京尚在一年之后，仍有挽回余地，不妨敷衍一时。

按照条约，有关税则事宜，须在上海议夺，仍派桂良、花沙纳等前往，会同两江总督何佳清办理。咸丰的真正用意，在修改津约，虽不一定作为废纸，至少要设法补救。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缴兵费后始交还广州，均须变更，而于前两事尤为重视。曾一面谕桂良，并密示何佳清，如各国允诺放弃，可许以全免课税，开弛烟禁。真是可怕的代价。桂良等不以为然，谓会议税则，未可顿改前约，以致借口失信，另起波澜。不征出入口货税，利柄将尽归英人，我必民穷财尽。咸丰帝定要他设法消弭。

广东团练与英、法军的冲突仍然不已，7、8月间，英、法军屡次屠杀乡民，官府继续激励团练。额尔金要求将两广总督黄宗汉革职，削去粤绅特奉的权力，否则上海会议作罢。桂良允通知黄宗汉停兵，不久即予撤任。10月12日，税则会议开幕，中国方面实际的谈判者为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按察使薛焕、候补知县吴煦，英国为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王有龄隐约提及变更驻京等事，威妥玛表示即使宽免税课，条约亦不能罢弃，亦要先往汉口、镇江，开立码头。桂良照会额尔金，单论使臣驻京一事，谓前在天津时之所以应允，是迫于无奈，将来各国事务可移至上海办理。额尔金覆以如果明年在北京换约时使臣受到礼遇，天津条约圆满覆行，可另择一地驻扎，遇到随时往来。他之所以有此让步，是顾虑到北京冬季气候奇寒，白河海口封冻，交通困难，驻使无异于坐困。

另一事为入江英船贩卖食盐，这是英商的希望。长江自两湖以下各省，属于两淮食盐的销售区，每年正课杂项及商民所得，约数千万两，恃以养命的人民实是无数，如果为英人攘夺，势必商贾凋敝，穷民失业，情形不堪设想。双方争执十余日，英方始允将食盐列入违禁货物款内。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7）

鸦片走私，遍及于沿海各省，1857年，上海一处进口即达三万一千箱。英政府希望使其合法化，但天津条约并未提及。美国本不以鸦片贸易为然，望厦条约曾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则说美人如携带违禁货进口，中国可自行办理治罪。无异听任美人走私。偷运鸦片进口的90%为英、美人，额尔金根本不提禁烟，列卫廉也留有余地。上海会议之前，列卫廉向额尔金建议协助中国禁烟，否则征税，额尔金赞同后一方案。中国既有弛禁之议，双方一拍即合。11月6日，中英协议，进口鸦片改称“洋药”，每百斤税银三十两，税率约为百分之七强。11月8日（十月初三），中英、中美通商税则善后条约分别签字，进口税仍为值百抽五，茶、丝亦均照旧。签字后的当天，额尔金溯江西上，准备及早开通长江口岸。翌年1月，返沪，旋去广东，处理对付团练之事，请桂良留沪相候，结果径行由香港返国。

六、俄国的再度东侵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始终未忘怀远东。拿破仑战争结束，俄国在国际上的声势升高，野心益张，积极向外扩展，尤其是对于中国。

尼古拉一世（1825—1855）即位之初，曾派熟悉中国情形的教士来北京侦察活动，并命人赴黑龙江下游探测。鸦片战后，进行益力。1847年，任命少壮军人木里斐岳幅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发动第二期对中国的侵略。有人说木里斐岳幅具有两种不能相容的性格，既是一位民主自由主义者，亦是一位凶悍的独裁者。这正如俄国的对华行为，口口声声自称为中国的良友，处处事事是强取豪夺。

木里斐岳幅的计划是联络美国，防止英国，必要时将满、蒙、华北置于俄国保护之下。他曾亲赴堪察加视察，拟先建立一海军基地。1849至1851年三次派舰长尼弗尔斯基（GZNevelsky）探勘库页岛及黑龙江（混同江）口。木氏连向俄皇报告，谓英国将占领库页岛、黑龙江下游，俄国须先着鞭，不使英国势力北进。1850年俄强占黑龙江口的庙街，改名尼古拉城（Nicholaevsky），续于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筑城驻兵。1853年6月，正式要求中国划界，并准俄船来上游贸易。清廷拒绝海口通商，但许查勘东北界务，所指是乌第河近海一带未定界。

是年冬，俄与英、法为土耳其问题，剑拔弩张，木里斐岳幅请增兵远东，占领黑龙江口及邻近地区，实行移民，径自航行黑龙江，勿使英法所有。1854年5月，克里米亚之战已经爆发，木里斐岳幅一面知照北京理藩院，一面率领船队七十余只，自尼布楚进入黑龙江。他了解中国的反英心理，在理藩院的咨文中说，他虽由黑龙江行走，并不扰害中国，将来中国有为难之事，俄国亦可帮助。6月，船过瑷珲，中国委员诘阻，他说：“因东面各岛，被英吉利侵占，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瑷珲副都统恐起争端，惟有“好言道达”，北京亦谓“不值与之为难”，且允其将来仍由黑龙江驶之归国。木里斐岳幅顺流东去，直抵黑龙江口，后曾击败前来的英、法军舰。清廷虽许俄船原道回航，但此后则不得通过。1855年5月，木里斐岳幅复藉口英人将再扰东海地方，须续遣重兵，乘船东去。又说英人“并欲与中国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甚至欲问两国之好”。清廷知俄人“从无实话”，但又无法制止。是年夏秋之交，俄船一百余只，男女兵民二千余人，蜂拥顺江而东。

英法联军与俄国的机会（8）

关于勘界之事，木里斐岳幅面告中国委员，黑龙江左岸以及海口，均属俄国。中国委员根据尼布楚条约驳辩，自是理直，但东北防务本甚空虚，八旗军近年大半内调，无力抗拒。清廷的初次让步，为将黑龙江下游的阔吞屯（Mariinsky）等处借与俄国暂住。木氏对黑龙江的侵占系自下游入手，至是加紧向中游推进。1856年，于精奇里河、雅克萨驻军移民，船舰络绎不绝。新任黑龙江将军奕山许其暂借1841年奕山曾与英人订广州和约，1851年又与俄人订伊犁商约。

。同年3月，克里米亚之战终止，俄国全力东注。不久江南大营为太平军所破，“亚罗”事件继之爆发，木氏自言，“英人攻毁广州，我并不以为遗憾”，“如果中国王朝倾覆，自有助于俄，满蒙将成我们的领土”。1857年普提雅廷东来作外交活动，木氏则于黑龙江的对岸黑河、海兰泡等处，驻兵泊船，架设大炮。普提雅廷进京被拒，木氏主联好英、法，谓英人的经营华南，与俄人的经营黑龙江流域，意义相同，均为扩展“世界文明”。派驻黑龙江的美国商务代表，亦认为俄人取得黑龙江一带，对人类文明、基督教义的传播、商业发展，均为莫大贡献。

1858年5月，木里斐岳幅至海兰泡，22日，率同丕业罗幅斯奇（PPetrovsky），开始与前来瑷珲恭候的奕山会谈，谓俄国之航行黑龙江及盖房屯兵，是帮助中国防范英人，要求将江北地区归俄领有，乌苏里江以东，半属中国，半属俄国。奕山答以中俄系以外兴安岭至海为界，木氏伪称不知。翌日，木氏再来，一味狡诈，将自备的稿留下，遽行回船，反责中国违反尼布楚及恰克图条约。26日，谈判续开，木氏仍坚持以河为界。奕山谓乌苏里河等处，系吉林地面，须查明再定。木氏表示此一地区可暂不割让，黑龙江以北必须归俄，奕山不许，“木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大声喧嚷，将夷文（约稿）收起，不辞而去”。是夜江中枪炮声音不绝，奕山丧胆，派员恳商，木氏限明日照约书押。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国有史以来失地最广的瑷珲条约签字。序文中有“欲期两国相好，各属之人，彼此有益，及防范外国，共同商定”字句，颇似一友好互助协定，实际内容则为黑龙江、松花江（混同江）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国所属，右岸顺江至乌苏里江为中国所属，自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为中俄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各江，中俄共同航行，黑龙江左岸的满洲人等照常居住。乌苏里江、松花江两国居民，互相贸易。一百七十年来的尼布楚条约至是全被撕破，十六天后，普提雅廷又得了一份天津条约。

中国境遇的再变（1）

第三节 中国境遇的再变

一、战火重燃

上海会议之后，咸丰帝再三谕知桂良等，使臣驻京等四事，如能转圜，其余可照天津及上海所定各款办理，不准夷船再来天津。桂良等以为欲罢议四事，非口舌能争，必用兵不可。用兵宜先操必胜之权，而以时势来看，应待时而动。咸丰则有意先发制人。及知额尔金已实行入江，重行申明，不能再听前往，不准使臣驻京，如至天津，驻军即先开炮。认定英船入江是勾结叛逆，使臣驻京是心怀叵测。1859年1月，又命桂良等，将四事另立专条，津约在沪互换，以何佳清代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钦差大臣，虽系由额尔金不满黄在粤出示招勇，亦是准备在上海换约。额尔金回国之前，再知照桂良，新任公使不日可到，进京换约，“如以礼相待，按约进行”，即在他处择地居住，以后有事进京。咸丰勉强同意，人数限定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不得坐轿摆队，换约后即行离去，与额尔金所说，基本原则无大出入，不同的是“不得坐轿摆队”与“依礼相待”的解释，双方似可获致协议。其终于不免决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诚意，新任英使卜鲁斯的傲慢轻率，实为主因。

卜鲁斯于去年携天津条约回国。1859年2月，英政府给他的指示是必须进京，停留久暂不拘。3月的训令，则坚持在北京设立使馆，随带充分军队，有权通过白河。卜鲁斯路过锡兰与额尔金相遇，得知英国炮舰已向上海集结，作为新公使的护卫。4月下旬，行抵香港，续知大沽已经设防，认为必须武力对付。法国公使仍为布尔布隆，美国改为华若翰（John Ward），于5月经香港来上海。6月初，卜鲁斯、布尔布隆续至，上海已有英兵船二十只。卜鲁斯到后第二天，接桂良照会，劝勿径赴天津，请允行商议。中国并非不允在京换约，惟须让他回京有准备的时间。卜鲁斯拒与相晤，责桂良推辞耽延，条约各款毫不可减，如中国自隳和约，惟中国是问。法国亦决用枪炮迫中国将条约全部实施。桂良遂赶返北京，以便应付。

自1858年8月起，大沽一带的营垒炮台重行修建，由僧格林沁主持，于11月完成，以防英、法兵舰再行闯入。沿墙修盖土窖，密布炮门炮眼，堤外开挖壕沟，竖置木栅。附近的北塘等地，亦设炮位，增加兵额。1859年3月，北京知英、法使仍将北来，命僧格林沁严防海口，“勿令片帆驶入，谋定后战”，如英船胆敢开炮，即可观衅而动，慑以兵威，系应战而非求战。同一天，又谕桂良，在规定条件之下，允入京换约。及闻英、法船与使臣已自上海北来，命桂良星夜回京，另谕僧格林沁与直隶总督恒福，知照英、法兵船勿径入大沽，使臣可由北塘上岸，候派人护送进京，当依礼相待，天津、北京均已为预备官舍。凡此足可证明清廷绝非要战，一切已依英、法要求，不同之点，仅是要他们自大沽的北塘行走，不可通过大沽。参与决策的大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彭蕴章等。

中国境遇的再变（2）

6月17日，英海军提督何伯（James Hope）率舰抵大沽口外，发现海口为木筏所阻，要求于三日内开放，俾公使通过，前往天津。第二天，英舰直迫炮台，破坏工事。20日，恒福派员通知，请暂候数日，以待前来商议。何伯声称本日必进河内，拦河木筏铁戗若不撤去，即自行拔除。是日英、法使到达，卜鲁斯命何伯武力扫清海口障碍物。22日，北京再谕恒福开导英、法，将兵船移泊北塘口外，以待桂良到京。翌日，恒福照会卜鲁斯，请自北塘上岸，再去北京。此三日内，英人不断窥伺大沽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门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声”。因而不知虚实。僧格林沁并不欲决裂，催桂良兼程北来，并将北塘驻军后撤，以示让英、法使由该处进口诚意。

卜鲁斯定要通过大沾，不走北塘。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25日上午十时，英舰十三艘，官兵一千二百人，开始进攻炮台，陆战队蜂拥上岸。下午二时，守军枪炮连环齐发，战至夜晚，英舰五只沉没，六只重伤，二只被俘，死伤五百余人，何伯腿部受伤。是役僧格林沁亲自督战，直隶提督史荣椿以下三十二人战殁。经此惨败，卜鲁斯、布尔布隆及残余舰队只得南去上海。

决裂的直接原因，是英舰强行通过白河，前往天津。白河是中国的内河，天津并非条约口岸，英舰绝无此权。卜鲁斯、何伯蔑视中国的一切，复以为夺取大沽为轻而易举之事，不料竟受到挫败，中国设防并非存心挑衅，事先再三劝说，不可擅自闯入，卜鲁斯不理。一位外交使者，率同大批炮舰，侵入他国内河，已是难以令人容忍之事，何况又首先开炮。

清廷有过去年大沽之役的教训，复为内乱所困，自无意再挑起兵端，只是不满意天津条约而已。前方主帅僧格林沁于英舰开始行动之后，虽痛恨其骄悖，初仍隐忍，直待英军扑攻炮台，始行还击。捷报至京，咸丰帝一面命恒福与英使接触，如有转机，仍允在京换约，并命移驻北塘，会晤美、法二使，试探他们能否斡旋；一面命何桂清在上海设法弭兵息争。僧格林沁主张将决裂经过宣告中外，以示中国期望和好，特遣编修郭嵩焘入京面陈。郭一向认为洋务非战能了，应循理而行，此次所陈，谅必相同，不过循理应为双方的事。

华若翰于大沽决裂前达到，愿遵照指示换约。中英炮战之时，美舰曾抢救何伯脱险，且有一美人被俘，颇起中国猜疑。但恒福仍于7月8日与他会于北塘，予以相当隆重的接待，说明大沽事件曲直，愿与英、法恢复旧好，华若翰允为代达。27日，华若翰抵京，以不肯跪拜，未曾觐见，国书由桂良接收，条约改在北塘互换，时为8月16日。英人对华若翰此行，深不谓然，说他在京受了侮辱虐待，并非实事。如果卜鲁斯亦照华若翰所行，当不致有大沽的事件。

中国境遇的再变（3）

二、英法大举进兵

华若翰的调处，何桂清在上海的劝告，俱未生效。大沽决裂的消息一到伦敦，立即掀起政治上的风波，卜鲁斯的报告，任情歪曲，认定事件是出于预谋，必须武力对付，力言白河为去京唯一的道路，所以必须通过大沽。国会议员，甚至若干阁员抨击卜鲁斯的卤莽，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首相巴麦尊更是坚决地要派遣大队海陆军东来，以维持英国的威望。10月，外相罗素（John Russell）训令卜鲁斯继续对华用兵，战区限于华北，海军自英国本土派出，先夺取大沽、天津，再看是否进军北京。

清廷仍望妥协，责成何桂清继续向英、法使劝说。1860年3月8日，卜鲁斯发出照会，要求于三十日内，承认四事：一为对大沽事件道歉；二为公使由白河进京驻扎；三为全部履行天津条约；四为增赔兵费，送还英国炮械船只。北京以大沽之役，系英国寻衅，将来如不带兵船，可在北塘换约。卜鲁斯与布尔布隆决定先封锁渤海湾，占领舟山，清廷虽亦声言作战，条约作罢，同时又要何桂清竭力挽回，除夷船入江、北京驻使外，余均可准，惟须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5月初，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北京再命何桂清，断不可与英、法决裂。6月初，何亲访卜鲁斯，目的是想说动英、法助保江南，如此方可望清廷接受英、法的要求。

英政府因舆论对卜鲁斯不利，1860年2月，复以额尔金为特使。法国亦重派葛罗东来。4月，罗素给额尔金的训令，略与3月8日卜鲁斯的要求相同，有权决定何时谈判，何时决裂。6月，额尔金、葛罗至上海，7月，分抵英、法军在华北的集中地大连与烟台。鉴于去年的惨败，英、法军决自北塘登陆，以拊大沽之背。北京再三令恒福劝英、法照美使之例，自北塘进京换约，但恒福已无能为力。

7月27日，英、法军一万七千七百余人，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军舰四十艘，分抵北塘海外。驻军早经后撤，僧格林沁的精锐部队是蒙古马队，准备候敌人登陆后，以劲骑冲击。8月1日，英、法军在毫无抵抗之下上岸，北塘全镇遭受洗劫。12日，联军续进，僧格林沁部四千骑兵密集冲锋，人马相依，占地多而且高，遂为众矢之的，“如墙之，纷纷由马上颠陨”，几乎全军覆没。越二日，联军猛扑塘沽，枪炮连环，僧部再败。恒福两次照会，谓已派钦差大臣在北京等候面议。15日，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奉命前来，准备伴送英、法使入京。恒福再请停战，额尔金、葛罗要求先交出大沽炮台，拒不与文俊、恒祺相见。塘沽失陷后，僧格林沁已说大沽炮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恒福主张撤防，以示宽大，并曲从英、法所请。8月21日，英、法军攻陷大沽北岸炮台，伤亡约四百人，直隶提督乐善以下死伤约二干人。他们的英勇壮烈精神，颇得敌人赞佩。北岸炮台既失，僧格林沁在南岸竖起“免战”白旗，当夜退走，英、法军舰遂入白河，23日，占领天津。

三、北京陷落

恒福乞和不成，8月24日，咸丰帝再命桂良赴津，与恒福均授为钦差大臣，请英、法使在天津静候面议。此时额尔金、葛罗的条件为天津通商，增加赔款，先定善后专约，所有前后所开各款一概允准，再入京换约，拒晤桂良、恒福。巴夏礼、威妥玛和法国翻译美里登（de Meritens）大肆威迫，谓再有异言，即挥军前进。9月4日，桂良、恒福允付英、法兵费各八百万两，现给一百万两，巴夏礼可先进京察看，善后专约定七日画押。但北京坚执不许。

中国境遇的再变（4）

9月8日英军统领格兰成（Hope Grant）知照桂良，明日进军通州。是日桂良的紧急奏报连续到京，说是如不付现银，英法军即占据衙署，夺取库藏；不准通商，即硬立码头；不准巴夏礼先期进京，即径自前往；英、法二使亦带兵千人，先至通州，候派当国第一大员定约，途中遇有防兵，定即开仗。上谕饬桂良继续驳辩，另授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去通州交涉。次日宣称将御驾亲征，同时发下僧格林沁恳求“巡幸木兰”密折，实际上是要逃往热河。因王大臣力阻，暂行从缓。

9月14日，载垣、穆荫与巴夏礼、威妥玛在通州商定，候额尔金到后，即将在天津所议的善后专约画押，然后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咸丰帝以英人必欲以兵要盟，至为痛愤，命将巴夏礼扣留。17日，巴夏礼又至，要求使臣须亲向皇帝递国书，皇帝玺书须交使臣带回。载垣等以事关国体，万不能许。第二天，巴夏礼进而要求撤退通州附近张家湾的中国驻军，言毕，骤马而去，一行三十九人悉为僧格林沁截获英人二十六人，法人十三人。

。英法军立即进攻，大败僧军于张家湾。21日，续攻八里桥，新到援军统帅胜保，“红顶黄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全军大溃。

巴夏礼被扣之日，咸丰帝宣布对英法声罪致讨。三天后，八里桥战败，已成兵临城下之势，改派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9月23日，北走热河。协助恭亲王的有他的岳父桂良和军机大臣文祥，希望英、法退兵。额尔金、葛罗要求先释放巴夏礼等，并应允所有条款，否则继续进攻。恭亲王答以如英、法军后撤，即将续增条约画押，并将被获人员送还，“若用兵威迫，不独已成和局可惜，巴夏礼等亦必难保”。额尔金、葛罗声言，在巴夏礼等未释回前，停止交涉。10月5日，联军薄北京近郊，僧格林沁不战自溃。8日，巴夏礼等获释。13日，联军进入北京，西方军队初次占领中国的首都。

圆明园是经过一百五十年经营的一座御苑，周围三十余里，内有中国式与西洋式的园庭、殿阁、楼台、馆榭，有历代的古玩、珍宝、文物，不仅为皇室的精华所在，亦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宝藏。10月6日起，英、法官弁兵丁，大肆抢掠，附近的清漪园（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同罹浩劫。抢得的部分赃物，公开拍卖，大部分归于私有，维多利亚女王与拿破仑三世亦各有一份。额尔金以被俘的三十九人中死了二十人，下令焚烧圆明园，作为对清朝皇帝的直接惩罚。英、法军再度抢掠，肩荷手提，囊橐累累，无法搬动的，尽行打碎，如古瓷器古铜器有一个英国军官抢到一座金塔，价值二万二千英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得的珍宝价值八十万法郎。每一士兵所得，亦值数万以至百万法郎。有人估计被毁的总值超过三百万英镑，但实际恐不止此数。。10月18日，开始纵火，烟云迷漫，连烧三日三夜，剩下的是一片火烬，败瓦颓垣。执行命令的英军官，目睹如此宏巍瑰丽的建筑付之一炬，亦为之心碎。拘捕及凌虐巴夏礼固然不当，以文明国家自居的西方国家，出此野蛮破坏行为，更不可有。

中国境遇的再变（5）

开战以来，英、法之间时有磨擦，法军不及英军之众，补给不及英军之便，行动迟缓，英军颐指气使，法军心怀不平，额尔金与葛罗亦不十分协调。英国对于这次战争，早感厌倦，陆军大臣曾说，英军不宜在北京过冬。占领北京的当日，格兰忒及法军统领孟达班（de Montaubon）通知额尔金、葛罗，希望于十二天内撤兵。孟达班复向恭亲王的左右指责华人狂悖，盼早日换约。巴麦尊恐清廷投靠俄国，普提雅廷与恭亲王、葛罗的接触，更使英人不安。圆明园大火之后，恭亲王答应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员弁恤金五十万两。10月24日及25日，中英及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分别签字。并互换天津条约，额尔金表情冷酷，葛罗较为温和。

两个条约内容大致相同：中国对大沽事件谢罪；履行天津条约；赔款各八百万两天津条约赔款在内、恤金在外。；天津条约批准后，英、法自北京撤兵，交还定海；赔款付清后，交还大沽、广州。法约中有给还各天主教产的规定，中文本内多出法国传教士得在各省租地建造字样，系翻译的教士私行添入。英约有将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内一款1847年，英人即欲占领九龙，1860年3月20日，两广总督劳崇光同意租给，至是改为割让。。

四、列强的共同收获

天津条约的订立，一时西方人士大为兴奋。有的说这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开始；有的说，这是国际经济事业在中国发展的良机。北京条约为天津条约增续，意义自然相同。中国全部开放了，新开与已开口岸有沿海的牛庄（营口）、天津、登州（烟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台湾（台南）、淡水（基隆）、潮州（汕头）、广州、琼州，长江流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共十六处。新开的如天津、汉口、九江、镇江均设有租界，旧有的上海租界亦大加扩展。又有内地游历、通商之权，外人活动的区域，不受限制，洋货深入穷乡僻壤。教士到处租购房屋，设立教堂、医院，中国人民任便信教，地方官须厚待保护。教士往往行为越轨，教民依势欺人，龃龉时生，教案遂成严重问题。领事裁判权愈为广泛，外人尽为特权阶级。公使驻京虽为理所当然，而对地主国政府的压力，更为直接。

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以来，因物价波动，实征不及5%茶丝为大宗出口，茶每担抽银二两五钱，丝每担抽银十两，税率均不及5%。。但洋货进入内地后，所经关卡尚须纳厘捐（通过税）。今则改为加缴相当于关税半数的子口税，即可遍运中国，远较厘捐为低。吨税（船钞）原定每吨征银五钱，今则改为四钱或一钱。洋商在各口岸自行运带进口的烟、酒、面粉、牛油、酪饼、化妆品、肥皂、家庭用品，一概免税，私行销售，总值每年逾二千万两。鸦片税率，别有协定，洋商得在口岸销售，华商运入内地后，照缴厘捐，中国虽多一收入，而流毒则不堪设想。

五口通商后，广州海关照旧由中国管理广州由粤海关监督管理，福州、厦门由福州将军兼管、上海由苏松太道兼管。

中国境遇的再变（6）

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城，海关衙署被据，英、法领事不准兼任江海关监督的苏、松、太道行使职权，关税由领事代征，英商仅出具一纸期票，法商并此亦不肯遵办，无领事国家的商船，自由出入。不久美商亦拒不缴纳，上海有如自由港。1854年6月，苏松太道与英、美、法领事议定，三国各派一人为司税官（税务司），代江海关监督征税，大权实操于英人之手。1858年11月，《中英通商税则章程》订明各口收税，划一办理，由中国大臣邀请外人帮办。翌年委李泰国总司海关税务，各海关所用外人，悉归选募，海关行政权遂为外人所有。1861年1月，恭亲王正式劄谕李泰国帮同总理稽查各洋商完税事宜。此为洋税务司的由来。是后总税务司为英人所专任，各口税务司亦以英人居多。

外国军舰有权在各口岸停泊，亦即可进入中国领海，长江开埠后并可航行内河。

华人出洋的禁令取消，粤闽人被作“猪仔”贩卖至南洋及中南美者愈众，遭遇的惨酷，甚于奴隶。

鸦片贸易合法化，实行开禁，流毒益加普遍，为害益加剧烈。各国条约均有利益均沾条款，中国丧失权利于一国，等于丧失权利于所有条约国，各国形成一个对华联合阵线。

当然若干外国人亦作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无论其是否确具善意，但对华人的新知多少有些启发作用。中国有识之士，经过此次几乎亡国或改朝换代的危机，亦获得若干教训与认识。

五、俄国的独得

俄国对于中国领土的攫夺，一向是先造成事实，再取得认可。瑷珲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中俄共管，木里斐岳幅并不以为满足。天津条约签字之日，即1858年6月13日，重施其侵占黑龙江以北的故伎，率船闯入乌苏里江，于右岸地方安设炮台，搭盖房屋，理由仍为预防他国“犯境”。天津条约中的查勘两国未经定明边界一款，含意颇为含糊，木里斐岳幅自有解释。12月，俄国置阿穆尔省（黑龙江以北）与海滨省（乌苏里以东）。翌年，俄人继续往来乌苏里江，深入绥芬河、兴凯湖、珲春，逞凶横行。北京接得瑷珲条约报告时，正为英、法所困，急望俄人斡旋，不仅不罪责奕山，反命吉林将军景淳酌量将乌苏里江一带空旷地方，照黑龙江之例办理。天津英、法兵退，方知不妥，谓吉林地方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命景淳拒绝，俄人狡执不移，定要赴乌苏里江上游及兴凯湖勘界。

中俄天津订约后，普提雅廷向桂良表示愿备送枪炮，派人教习，并为中国修造炮台，清廷均不之许。俄国的用意，在加强中国对英的抵抗力，不致轻易屈服，以便操纵。俄皇又命木里斐岳幅的随员丕业罗幅斯奇前往北京，表面上是互换津约，照料来京的俄国学生，及致送枪炮。清廷派管理理藩院事务的肃顺及尚书瑞常与之商办。1859年4月，完成换约手续。接着丕氏提出八款，要点为东北应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西北界址亦须重议，通商范围应加扩大。肃顺悉行拒绝，谓东界应照尼布楚约办理，奕山仅将江左空旷之地，暂准俄人居住，并非以黑龙江为界。此后往来辩驳，肃顺坚执黑龙江以北系借与暂住，更不得涉及乌苏里地方，俄使亦不得常川驻京。

中国境遇的再变（7）

不久俄国改派陆军少将伊纳学（Nikolai PIgnatiev）率领军官及三百八十辆装载枪炮的马车东来，以军事援助为饵，诱清廷入彀。行抵蒙边，知北京谈判僵持，将枪炮留下，于大沽战后二日，赶至北京，续与肃顺谈判。肃顺仍称东界不能更改，否认批准瑷珲条约，黑龙江空地仅系借与俄人居住，乌苏里不在其内。伊纳学谓必须照俄国地图办理，否则难免强占。肃顺斥其出言无状，如始终不悟，将闭关绝市，已得之黑龙江地方亦作罢论，乌苏里等处断不能借，词气极严峻。伊纳学照会军机处，指肃顺悖礼。军机处亦说中俄地界久已分定，不应别生枝节。木里斐岳幅即集兵伯力，对黑龙江委员“怒目拍案，愈形桀惊，声言非用枪炮，断不迁移”。

伊纳学曾建议俄国政府，待英、法军北来之时，再与中国谈判，1860年1月，照会军机处，谓英、法军数万现已起程，“中国愿图太平，止有一法，务思良友于本国（俄）”，如允将乌苏里江以东归俄，即劝令英国止兵。最后谓无论中国准与不准，“定将所占之地坚守，永不复还”。俄政府尚不欲中国急遽崩溃，英、法捷足先登，复恐中国对英、法屈服，共同对俄，命伊纳学仍留京交涉，同时命木里斐岳幅实行占有乌苏里江地带。1860年5月，英、法军分向华北集中，伊纳学再诘军机处，是否愿照所请办理，限三日覆知。军机处不为所动，伊纳学即行出京，转往上海，中俄北京会议破裂。

伊纳学到上海后，先与布尔布隆接触，劝英、法军舰向大沽示威，愿予以外交协助，指肃顺为西方国家的死敌。继与卜鲁斯相晤，特别解释俄国之拟以枪炮致送中国，意在攻剿太平军，嗣知中国欲用以对抗英、法，遂作罢论。俄外相亦告法国驻俄大使，伊纳学可供英、法军咨询，暗示俄应均沾在华权益。英、法使北来，伊纳学追踪而至，告以京、津防务部署。联军入京，恭亲王以为俄与英、法狼狈相结，恐伊纳学暗中挑拨，俄事一时不了，英、法兵或将一日不退。万一俄人对蒙古生事，南下热河，更属不易措手，因之愿和他商议俄国的要求。稍后，恭亲王明了英、法既欠融洽，俄与英、法更是貌合心离，英、法条约的订立，与伊纳学毫不相干。伊纳学则称曾“竭力挽图补救”，如能完成中俄未定之件，“两国和好交谊，益加团结”。恭亲王明知他是冒功要挟，为求息事，惟有照允。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字，涉及范围之广，过于瑷珲条约。东北自乌苏里江口，南至绥芬河、兴凯湖、图门江口以东之地，尽归俄有，海参崴军港在内。西北伊犁、塔尔巴哈台之界重划，准喀什噶尔通商及库伦设置领事。

关于赠送枪炮，伊纳学以俄国会剿太平军，代运江浙漕粮为条件。恭亲王只许收受枪炮，俄人说原有枪炮锈坏。至会剿、运漕，恭亲王、曾国藩均以为流弊极多，英参赞威妥玛复从中阻止，亦终无成。

1858年5月至1860年11月，两年半之间，英、法、美在中国共得的权利，俄国几一一坐享。英、法用兵四年，固已满其所欲，俄国不费一刀一枪，独自取得了四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较现在的东北尚大。从此完整的东北成了残余的东北，海岸线大半见夺，北太平洋成为俄国的地中海，海参崴成为俄国在东亚的海军基地，残余的东北陷于俄国的两面包围。

18世纪俄国的势力已伸入中亚，在设置东部西伯利亚总督之年（1847年），对于中亚的经略，同时并进，要求通商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1851年，伊犁将军奕山曾与俄人订立条约，允于伊犁、塔尔巴哈台互市，划定贸易圈。1857年，塔城贸易圈遭受焚掠，俄人撤回领事、商人，断绝往来。次年派兵压境，与木里斐岳幅的行动相呼应。

中国东北领土的丧失，至中俄北京条约告一段落，西北则自北京条约正式开始。1862年，中俄西北勘界会议无成，俄军屡扰科布多、伊犁。1864年，订《塔尔巴哈台条约》，塔城以西之地，尽归于俄国。时新疆回乱大起，俄国又乘机胁迫，1869年至1870年，斋桑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亦为俄所有。原属中国的塔什干（Tashkent）、撒马儿罕（Samarkand）、布哈尔（Bokhara）、浩罕（Kokhand），先后悉遭并灭。总计西北见夺于俄国的领土并不小于东北。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1）

第五章 内部动乱（下）

（1860—1877）

第一节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

一、英国态度改变的朕兆与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美、法三国所承认的仍为北京政府。它们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让与，自须维持其继续存在。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以“万国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于相处。北京政府虽非事事听命，可以予取予求，终可迫令相就。开放整个中国是各国的殷切冀求，特别是太平军控制下的长江流域。然而它们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1856年至1858年间，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以为太平军败亡不远，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项权利。

天津条约满足了各国多年的欲望，坚定了它们和北京的关系。今后的问题为如何使其尽早付诸实施。中英条约订明长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国以对付太平军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国已完全放弃交好太平军之想，如能早日荡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签字之日，额尔金席不暇暖，率领军舰，溯江西上，考察开埠事宜。路经南京、安庆，与太平军发生炮战。太平天国当局来书表示歉意，天王诏旨，称额尔金为“西洋番弟”，欢迎前来，当以礼相待。额尔金自汉口东下，安庆太平军守将亦解释误会，充分道歉。长江太平军水营统将函请以洋炮弹药相让，说是彼此情同手足。职位相当于太平天国副首相的李春发对于额尔金派来天京的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伟烈亚力，以酒食款待，谓今后英船通过，可预先知照，以便派员护送。额尔金对太平军的印象，则十分恶劣，认为终必失败。李泰国在上海面告桂良，“该夷毫无纪律，……实系贼匪行为。……口称奉耶稣教，询以耶稣教中之语，所答非所问”。恰良以为“夷人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英国对北京虽亦说不上好感，但它仍统有中国大半，尚有体统。太平军仅有安庆至南京的长江两岸，勉强挣扎而已。

太平军对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约是鉴于英国兵力强大，太平军的困难尚多，不得不尔。1860年5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长驱东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卫上海。忠王李秀成占有苏州后，致书英使，说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来面商，以敦盟好。继又去函，劝勿助清军，免伤和气，均无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来至苏州，再与李秀成联衔邀英国教士艾约瑟相见。艾约瑟询问卜鲁斯的态度，卜鲁斯告以英国对清军及太平军不作左右袒。

是年6月，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四明公所董事杨坊商定，由美人华尔（FTWard）编组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是一个军事冒险家，多事的中国，对他正是大好机会，小则可趁火打劫，大则可自建一个政权。他的同国人法尔思德（EForrester）、白齐文（HABurgevine）是他的同伙。他们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吕宋人为多，饷糈由上海官商供应。7月，夺回松江，抢掠之外，并得赏银三万两，名利双收，继续向太平军进攻，为李秀成所败。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2）

艾约瑟到苏州之后，谅必将卜鲁斯的表示转告洪仁玕与李秀成，洪、李信以为实。复以英、法正向华北进兵，不致与太平军为敌，留守上海的洋兵无几，不难一鼓而下，遂于击破洋枪队后，乘胜而进。卜鲁斯发出警告，谓英、法军已在上海县城及租界设防，如果进攻，即行还击。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声明不扰外人。8月18日，开始攻城，21日，为英、法军及军舰所败。同一天，英、法军夺占大沽炮台。两者看来极端矛盾，实均为自身利益。此为太平军初次与洋兵接触，亦为英国对太平军态度转变的具体明征，不过这尚不能说是英政府的决策。

在中国的英教士以及商人大都赞成中立，主张对太平军干涉的为军人与外交官。额尔金返国之前，曾分函卜鲁斯、巴夏礼、何伯事在1860年12月11日、1861年1月19日及20日。，说事实上不能不与太平军交往，可设法和他们成立谅解，以便顺利通商长江。太平军以忙于西征，江南一时无事，访问南京、苏州的英、美教士络绎不绝，长江各地走私的外国商人尤多，驻南京英军舰的副领事亦作此勾当。1861年2月， 巴夏礼随何伯至南京。3月1日， 与舰长雅龄 （Captain Aplin） 同晤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之子赞嗣君蒙时雍及章王林绍璋， 谓英国已取得长江通商权， 以后英船往来， 如遵守太平天国法令， 不得阻挠， 太平军如攻汉口、 九江， 而不侵及英人生命财产， 停泊该地的英国军舰， 亦不与之为难。经天王同意， 即下诏宣示， 凡未助 “妖” （清军） 之人， 一律宽赦， 外国商人一如兄弟， 有关事宜由罗孝全总理罗孝全于1860年到天京，掌管外务。，并送还太平军中的英国逃兵。5月，美国海军提督司百龄（Commodore Stribling）亦获得相同的保证。

3月22日，巴夏礼自汉口东返，路过黄州，警告英王陈玉成勿攻汉口、汉阳，显然违背了3月1日的承诺。28日，何伯令雅龄进而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附近百里之内，否则武力周旋，英国亦不准清军以上海为进攻太平军的基地，此为英国准备干涉的明白表示。巴夏礼、雅龄与蒙时雍谈判五天，声言太平军如破坏口岸商务，彼此关系即无法改善。天王初仅允不伤害外人，但不能阻止太平军之进攻上海。4月2日，巴夏礼、雅龄亲至天王府投文，天王答应本年之内不进入上海附近，诏命中西永遵和约。何伯、巴夏礼的要求，仍为他们自己的主张，尚非伦敦的训令。外相罗素认为英国无权防卫口岸，曾告诫卜鲁斯对于中国内战的行动勿逾越保护英国人安全与商业所必需的范围。但是英国终于介入，卜鲁斯、何伯的坚执与其他在华外交军事人员的报告，最具影响力。

1861年5月，何伯指华尔诱招英国逃兵，加以逮捕，送交美国领事。此事与天京已交出太平军中的英国逃兵当有关系，意在表示中立，免与太平军发生新的纠纷。美领事以华尔已入中国籍；将他释放。华尔允不再收留英国逃兵，何伯允协助他在松江招募华人为兵，以欧、美人为军官，给以西方装备。是年11月，洋枪队扩大到二千余人，何伯亲往检阅，显系仍要它对抗太平军，必要时可配合英军行动，这是他准备与太平军作战的“重大措置”。华尔的新军，以绿布帕头，通称为绿头勇，太平军呼为“假洋鬼子”。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3）

李秀成说某洋人曾以威胁的口吻，以平分土地为条件，要求太平军和英国合作，说“尔天王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二三万又有船，一举而平，……我万余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尔不与合，尔朝不久，待我另行举动”。此洋人可能就是巴夏礼。洪秀全不为所动，谓“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若与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日后李秀成亦云，他非不知洋兵洋炮厉害，鉴于帮助清军的洋兵“打入城池，洋兵把守城门，凡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带尽，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我天王不用洋兵者在此也”。“有一千人洋兵，要挟制我万人，何人肯服，故不用也。”可见洪秀全、李秀成自有坚定不移的国家民族立场。他们虽用客卿、洋将、洋弁，便须服从他们的命令早在1854年，罗大纲部下已有洋人。1860年后，来投的洋人渐多，大都为欧、美浪人、逃兵，亦有同情太平军及富于好奇心者，如英人伶俐（AFLindley）。1861年李秀成、李世贤、谭绍光部下的洋人，共约一百余名，1862年谭绍光一人所属即达二百人。。至于轮船、洋炮、洋枪，以及千里镜等，太平军亦甚爱好，李秀成部洋枪尤多，大半为洋人偷售。

二、安庆的争夺

湘军占有武汉、九江后，安庆成了长江上游的主要战场。安庆不仅为天京的屏藩，巢湖流域，亦为天京米粮所资赖。1859年12月以来，曾国藩、胡林翼全力以图，与英王陈玉成展开剧战。1860年，江南大营再陷，清廷屡命曾移师东援。曾国藩另有所见，谓安庆一军绝不可动。第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向荣、和春’覆辙”。第二，湘军已进薄城下，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各军亦将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第三，水师若得此城，“则即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曾氏盱衡全局，深虑远谋，战略的属高人一等。但清廷仍要他规复苏、常，以保沪、杭。不得已，乃自统八千人移驻皖南祁门，留曾国荃部一万五千人续围安庆。担任掩护与后援的有多隆阿、李续宜、胡林翼部陆军，及杨载福的水师，约共四万人。

太平军同样了解安庆关系重大，洪仁玕曾说：“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天京）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 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庆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时李秀成攻上海不利，转而经略浙江，天王严令前赴上游。以解安庆之围，乘英、法军进向北京的机会，北扫中原。李与陈玉成在苏州会商后，陈去皖北，当长江北岸，李向天京，取道皖南西进，当长江南岸，分师武汉。另由辅王杨辅清等，挺进祁门，以掇曾国藩，侍王李世贤挺进赣东，抄祁门后路，使安庆之围不解自解。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4）

陈玉成军行剽疾，初战安庆的多隆阿等不下，1861年3月中旬，西趋湖北，以破竹之势，五日之内，攻占黄州，因巴夏礼的警告，为避免对英纠纷，所部绕越汉口，改取鄂北各城。旋因南岸李秀成军失期，未能取得联系，安庆情势危急，4月，引军东还。皖南的太平军，于1860年12月后，一再迫攻祁门，曾国藩几不能支，屡濒于危，幸左宗棠在赣东击败了截断祁门粮道的李世贤，始转危为安。李秀成对于这次西征，似不甚积极，用兵又较持重。1861年2月，入江西，迂回赣南、赣西；至6月方入湖北境内，逼近武昌，得知陈玉成、李世贤均已东返，湘军鲍超到了江西，恐归路被阻，汉口英领事对他亦有劝阻，遂于鄂南召集降众之后，向浙江退却。

西征无功，1861年4至8月，陈玉成纠合皖北、皖南及天京诸军约三万余人，先后四次援救安庆。湘军悉力以拒，曾国藩的大营自祁门移于安庆对岸，胡林翼调湖北各军相助，战斗激烈异常。湘军指挥统一，水陆犄角，粮药充足；太平军众志不一，队伍不整，补给困难。以往外人为贪图重利，常以米粮售与安庆守军。曾国藩命各营对走私洋商，优予笼络，以同样的价格收购所运米粮，卜鲁斯亦禁止英船再来，安庆遂无颗粒可得。9月5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粮尽城破，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全部战死，安庆为湘军所得，这是太平天国存亡的一大关键。洪仁玕曾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东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

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往庐州，受到革职处分。他久有经营山东、直隶的准备，至是认为与其坐困，不如别开生路，命所部北进，攻略皖豫之交。1862年春，清军大举围攻庐州。5月，陈玉成北走寿州，为首鼠两端、曾受太平天国爵职的练总苗沛霖诱执遇害，年仅二十六岁。陈死，皖北太平军等于瓦解。

李秀成自湖北东退时，已知安庆难保，仍按照他西征前的计划，谋夺取杭州，巩固东南的根据地。1861年底，杭州、绍兴、宁波悉为所得。曾国藩深感情势严重，说是“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底已固，……浙省兵勇向恃宁、绍为饷源，今已被贼踞，全省糜烂，无可筹画”。如就经济意义来看，太平军得到杭州、浙江，与失去安庆、皖北略可相当；以军事关系而言，杭州、浙江的地位则不能与安庆、皖北相比。不过杭州、浙江的占领，毕竟是太平军晚期的一大胜利与转机，亦为最后的一次胜利，此后再无进展。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一统江南、浙江，为此时李秀成的基本战略，西征期间，虽未再进攻上海，而对浙江则未放手。1861年4月，太平军占领乍浦，如渡过杭州湾，即可攻击宁波。5月，何伯派舰长乐德克（Roderick Dew）前往宁波，警告太平军，不得进犯，并助清军布防。太平军答称愿与英人和好通商。6月，卜鲁斯通知何伯，谓保护口岸即为保护英国利益，清已同意英军代守宁波，并论及攻取南京之事。另报告外相罗素，口岸如为太平军所占，商业必受打击，关税自必减少，赔款将难照付。何伯不赞成攻取南京，怕上海与内地通商因此停止。罗素亦不主张采取主动，惟应使海口中立。乐德克的保卫宁波计划，获得了批准。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5）

经过八十天的围困，1861年12月31日，杭州为李秀成攻下，浙江巡抚及驻防将军以下万余人死之。宁波于十二天前，已为侍王李世贤部占领，这是太平军控制的唯一海口，军纪严整，商务照常，免征关税三个月，与外人颇能相安。第二年，何伯及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赶至宁波，与英、法领事自定北岸为居留地，不许干扰。4月，太平军开始在镇海设关稽查，英、法出而阻挠。继又藉口宁波城上鸣炮扰及居留地与英船，要求拆除炮台被拒。5月10日，英、法军舰助清军夺占宁波。

英人最关心的为上海，次为长江口岸。天王仅允在1861年内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及杭州被围，何伯预料，如此城一旦为太平军所得，上海势必受到威胁。巴夏礼再至南京，12月27日，由舰长平安（Henry MBingham）提出四项要求：（1）赔偿英人在太平军领域内被劫损失；（2）英船得自由航行太平军领域内河流；（3）严禁太平军侵入上海、吴淞周围百里之地；（4）汉口、九江附近百里之内，亦不得进入，并不得扰及镇江领事署所在地。结果全被驳斥，平安声言将相机采取必要措置。

英国关心上海，李秀成定要取得这个陆上孤岛。占有杭州后七天，即率军北去，晓谕上海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助逆为恶，相与我师为敌，则是自取灭亡”。这时他已不惜与外人一战，不似上次的多方恳劝。1862年1月，太平军连占上海周围各县。2月，为英、法及华尔的洋枪队败于浦东。3月，华尔得英军舰之助，复捷于上海西南，洋枪队改名“常胜军”。4月，太平军幕王谭绍光与英、法军、常胜军大战于上海、松江之间，不利而退，此为上海之战的第一幕。

英、法军决肃清上海周围百里，改采攻势，所得城池，交常胜军戍守，财物平均分配。5月，占领嘉定、青浦。李秀成反攻，大捷于太仓，夺回嘉定，英军提督士迪佛立（CWStaveley）焚城败走，法军提督卜罗德（AProtet）战死奉贤南桥。6月，谭绍光夺回青浦，俘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直薄上海县城。英、法军屡败之余，不敢出击。时李鸿章所统湘、淮军已至，力战三日，太平军后撤。 “沪中商人向恃洋人为安危，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李秀成以天京紧急，8月，回师西援，留谭绍光主持东线。11月，太平军再迫上海，又为湘、淮军及常胜军击退。此为上海之战的另一幕。

上海会战之前，地方官绅与英法已成立一“中外会防局”。英方主张参战最力的，始终为何伯、卜鲁斯与上海领事麦华陀。麦华陀报告外部，谓清军无力保护上海，卜鲁斯强调如英国不欲抛弃在华利益，必须维持清廷。美公使蒲安臣亦说，清廷为合法政府，应予以道义援助。此时北京的当权者为恭亲王，卜鲁斯和他商定中外联合作战。雇外国兵轮保卫宁波，英、法兵在上海助战，军舰可入江协防，常胜军扩编为四千五百人。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6）

洪仁玕对于此时李秀成之进攻上海，深不谓然，致书详论安庆失守后天京之危，主先西北而后东南。李秀成以为取得东南，即可高枕无忧，湘军尚无败势，须待机以图。苏州儒士黄畹（王韬）劝他暂勿用兵上海，英、法志在通商，仅知自守，并非欲与太平军相敌，对之宁和勿战，应移文英、法，定上海为通商境界，不得容留清兵。先取长江下游各地，设关征税，藉足国用，再溯江而上，规复安庆、九江、汉口，联络石达开，尽收黄河以南，然后封锁上海，待其内变。日后洪仁玕说，太平天国祸害之源，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赖文光说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不免言之太过。从另一面来说，倘李攻下上海，不仅可无后顾之忧，饷源亦可无匮，但未遂所愿。下游的英、法军公开支持清朝，上游的湘军长驱而东，太平军陷于夹攻，首尾不克。

四、曾军的分路推进与洋将洋兵的协助

1860年曾国藩的平定江南计划，分为南、北两军，规复苏、常及金陵，南军由浙江而入，北军夹江而下。曾与胡林翼、左宗棠在安徽宿松会议之时，商定先由左宗棠经营浙江。左宗棠（1812—1885）亦湖南人，举人出身，富于才略，1852年起，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幕。湖南为湘军后方，所有军饷、援兵、战略，胥归他筹策，权盛一时。名望甚大，遭忌亦深，几获重咎，赖胡林翼与咸丰的近臣郭嵩焘、潘祖荫力保，始获无事。经曾国藩的举荐，自领一军，初驻赣东，维护祁门大营后路。杭州失守，复因曾的奏请，授浙江巡抚，担任南路军的主帅。1862年2月进入浙西，与李世贤相持八个月。迨李北援天京，左始有进展，趁浙江太平军内部不和，1863年初，连下数城，逼近杭州附近的富阳，擢升闽浙总督。

与左部相呼应的为浙东英、法人组成的中外混合军。先是，宁波英领事馆，募勇三百，号为“绿头勇”。英、法军夺占宁波后，英军官乐德克仿“常胜军”之例，将“绿头勇”扩编为千人，分称“常安军”与“定胜军”。浙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及参将勒伯勒东（AELe Brethon de Caligny）别募一千五百人，冀与英抗衡，号“常捷军”，通称“花头勇”。1862年秋，乐德克会花勇、绿勇及上海前来的“常胜军”，夺占宁波附近四县，华尔因伤而亡。翌年，花、绿勇西攻绍兴，屡为太平军所挫。“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达尔第福（Tardif de Moidrey）相继战死，改由德克碑（Paul D Aiguebelle）接统，占领绍兴。乐德克被召回国，“常安军”、“定胜军” 解散，“常捷军”继续参战，兵力已达三千五百人。

江、浙大乱，上海为富家巨室避难麇集之地，户口由三十万增至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官中益得招将募勇，逾年兵至五万四五千人。然皆市井无赖，或盗窃，或通贼，贼窥伺益甚”。江苏为两江总督辖境，湘军既有安庆，声威方盛，上海苏绅冯桂芬、潘曾纬等，因有向曾国藩请援之议。苏抚薛焕、藩司吴煦和之。1861年11月，杭州合围，沪局愈危，遂由苏绅钱鼎铭赴皖乞师。曾国藩以所部无可分拨，饷又无自出，颇感为难。钱云，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六十万两，许以十万两相济。曾国藩大喜过望，准备遣乃弟国荃往保此膏腴之区。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7）

曾国荃志在攻取金陵，不愿援沪，曾国藩乃将此一任务付诸他的门生李鸿章（1823—1901）。李为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曾以翰林在本省办理团练五年，抑郁不遂所志，改投曾国藩。经过四年的薰陶历练，大为曾所赏识，认为他 “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李所招募的均为淮南的团练，曾国藩为订立营制，并将部分湘军拨归节制，1862年初成军，名曰“淮勇”或“淮军”，内定李为江苏巡抚。曾一度命他驻扎镇江。李以上海“乃通省兵饷吏治之枢纽，应先从彼处布置，然后出京口（镇江），以应上游”。此一决定不仅关系他个人前途，亦改变了曾国藩的经略江南计划。浙江糜烂，杭州失陷，左宗棠无暇顾及苏、常。李部东去，初尚视作偏师奇兵，现在则成为进图江南的主力。

英、法军的协防上海，就清军方面来说，不惟保全了一个饷源所系的通商口岸，且保有了一个江南反攻基地。1862年3月，上海中外会防局雇英国轮船七艘，运李部来沪，何伯派军舰护航。4月初，李率湘、淮混合军六千五百人，“鼓轮东下，穿贼境千余里。贼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边遥望，不敢近问”。李的一生事业，多与外人有关，发迹之始，即获外人帮助。抵沪甫一月，接任江苏巡抚，升迁之速与左宗棠同。时上海战争方殷，湘、淮军开始参加。李深切了解外人对他的重要性，曲意联络，“欲用夷变夏”。他最注意的为西洋军伍，与何伯商定章程，拨派所部三千人交英军官训练。因为“沪防必须自强，洋人不可专恃”，目前迫于时势，不得不仰仗其力。到了9月，淮军各营多已添练洋枪。11月，悉数改用，聘有洋教习。复以“华尔打仗奋勇，有洋人利器，益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华尔允为请洋匠制造炮弹，代购枪炮。李正欲学得外人一两样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均不无裨益。李固然是有心人，而他之能大量购置新武器，亦因他有充裕的财源可供支配。以往与外人交往最密而“过趋卑谄”的吴煦、薛焕相继去职，旧有兵勇亦逐步裁编。于是全局在握，实力大增，辅佐他的为冯桂芬、郭嵩焘。

华尔死后，李鸿章从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之请，以白齐文接统常胜军。1862年10月，淮军与英、法军、常胜军再占嘉定，太平军谭绍光全力反攻，为淮军、常胜军所击退，上海附近肃清。此为淮军的第一次大捷。时李秀成正围攻天京城外的湘军，李鸿章命常胜军赴援，白齐文藉口欠饷，迁延不行。1863年1月，因索饷不遂，殴打杨坊，抢夺四万元，被李撤职。常胜军暂归士迪佛立的参谋奥伦（JYHolland）统率，缩编为三千人，军心不服。3月，改由英军少佐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带，常胜军正式归英人控制。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8）

曾国藩以太平军“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迨亦天亡粤逆之会”。1862年初，他派出三路大军，一为进规浙江的左宗棠，二为东援上海的李鸿章，第三路为直捣金陵的曾国荃，有心让他建克复太平天国首都的大功。曾国荃之统兵，始于1856年，以攻下江西吉安（1858年）而声名始著。安庆克复，誉望愈高。1862年3月，与其幼弟曾贞干自安庆率军夹江而东，国荃循北岸，贞干循南岸，彭玉麟的水师居中策应。另以多隆阿图皖北，鲍超图皖南，作二曾的掩护。4至5月，江北军克巢县、和州，江南军合水师克芜湖、太平府（当涂），全军二万人，径薄天京城南雨花台。自出动以来，不过六十余日。二曾进军若是之速，一以英王陈玉成自安庆败后，实力大丧，复受制于多隆阿；二为皖南的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屡败于鲍超，二曾无后顾之忧；三为浙西的侍王李世贤为左宗棠所牵，江南的忠王李秀成忙于上海之战，为英、法军、常胜军所制，一时不克返师。于是天京三度被围，屯扎城外的曾军有水师为之输送联系，无孤军深入之虞。

李秀成早已料到将来围困天京的必为湘军，主张多买米粮，天王不纳，洪氏兄弟又从中操纵，搜刮现金；巢湖流域已为湘军所有，粮源阻断。两年以来，天京不见敌踪。及曾军突至，天王一日三诏，命李秀成回援，李不得不中止对上海的攻势。他认为曾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待二十四个月之后，再与交战，其兵久必无战斗之心”。天王严命又至，谓“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他惟有勉强从命。10月，李秀成的主力列营天京城南，昼夜环攻雨花台，“洋枪洋炮，骤若飞蝗”。李世贤亦自浙江前来，开掘地道，炸毁营墙。时秋疫大作，湘军病者几半。曾国荃先固粮道，拼死不退，屡濒于危。经过四十余日的剧战，太平军粮食不继，冬衣未备，在芜湖附近担任截断曾军粮运的太平军又为湘军水师所败，二李只得引去。是役为湘军克复安庆后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曾国藩五内如焚，“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深恐数年来千辛万苦的所得，坠于一旦，结果竟转危为安。洪秀全动员所有可用之兵，终未能撼动曾军，天京的命运遂告决定。

太平军的末路（1）

第二节 太平军的末路

一、纪纲隳坏

太平军的宗教信仰、 政治、 经济、 社会政策与措施， 无论反对者斥其如何怪诞诡谲， 当清廷失去控驭、 人心思变之秋， 确能收一时煽惑胁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 甘苦相共， 领导人正当少壮之年金田起事时，洪秀全三十七岁，冯云山年与相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均在二十岁上下，石达开约二十岁，秦日纲二十余，胡以晃三十余。，朝气蓬勃，实尤足多。中期之后，一切全非，卒至败亡。外在的情势转变，固然有关，根本所在，为其自身的日趋腐化、恶化，丧失了淬砺奋扬之气。

宗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创建确有极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为洪秀全罗致了不少狂热的信徒，不惜牺牲一切以从，亦因此激起卫护名教者的反抗，招来了势不并立的劲敌。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没想到竟至作法自毙。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说，结果演成自相残杀；在后期，他仍强调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担当，太平一统，即将到来。但何以久久未能实现，屡屡丧师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从，甚而他的高级将领的信心亦生动摇。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深，极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赖神力，忽视现实，失去理智，无异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1860年，再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之时，李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残妖易灭，功勋易成”。但太平军之日暮途穷，则为显然的事实，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说他精神错乱，亦可谓为执迷不悟。在如此领导下的军政，尚有何希望？

经过天京的内讧，洪秀全偏信他的亲族宠幸，任其胡作乱为，上下离心。李秀成劝他“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轻世人粮税，仍重用冀王”，终不见听。洪仁玕虽有才识，但乏功勋，到天京不满半月，封为军师、干王，要人悉归其制，众望不孚。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说，自洪仁玕执政，“诸宿将多不服，贼势之衰，盖由于此”。1861年，洪仁玕以援安庆失败革职，朝政复归洪仁发、洪仁达。李秀成见政情日坏，“屡俱本奏，天王不从，越奏越怒”，甚至说：“政事不与你相干，王次兄勇王（即福王洪仁达）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幼西王为萧有和，天王之甥，是一个十几岁的黄口孺子。

滥封爵职为太平天国的另一致命伤。早期除东、西、南、北、翼王及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外，无其他王号。天京内讧后，洪氏兄弟首先封王，其次为陈玉成、李秀成，至1861年前期，仍仅十人左右。此后愈封愈滥，多至二千七百余人，一因出于猜忌，采众建政策，以分削宿将实力，李秀成的大将陈坤书之封护王，即为一例。一欲借名号以收买臣属，但事姑息，不明赏罚。强有力者互不相下，“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顾根本，此为洪仁玕之批评。“党羽无定数，酋长无定谋……伪王……不甚服伪天王、忠王之调度，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此王所踞之地，常为彼王劫掠”，此为曾国藩的批评。李鸿章亦说： “增封多王，内乱猜忌，愈散漫不可制。”左宗棠说：“贼中伪王……彼此猜忌，势不相下。”李秀成认为亡国大误之一，即在滥封多王。至其他爵职，亦大量增加。1857至1858年之间，新设义、安、福、燕、豫等爵号，“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洪仁玕曾感慨地说，大家“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若“再隐忍姑息，我辈无生理”。主将初仅数人，其后至少数百。天将、朝将、佐将，更不可数举。1861年，有一位到过南京的英国人说，天京几全是公职人员，均为消费者，亦是破坏者。

太平军的末路（2）

后期太平军纪律的恶劣，为无可否认之事。号称治军严明的李秀成，亦不能约束所部。1860年，江宁李圭被虏，年余后逃出，著有《思痛记》，记事尚能持平。据云：是年江苏丹阳被李秀成部占领后，“杀戮之残，蹂躏之酷，无日无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赣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者。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之残忍也”。“贼亦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顾贼众奉行者少，而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又据江西高安县志，“癸丑（1853年）贼至，所扰惟典铺大家为甚。乙卯（1855年）再至，惟以仇视官绅，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杀犹未甚也。至辛酉（1861年）逆酋李秀成至，而祸斯极矣，分扰各属，放手焚杀，恣意淫掠，各乡勇男妇死者不下数千人，所过成焦土”。

浙江为太平天国晚期的主要辖区，兵戈连年不休。太平军到后，人民流离逃亡，田亩荒芜，耕种者不过十之二、三，粟、麦、油、盐，搜索一空。加之厘捐局卡林立，抽剥重重，以至商贾断绝，百货腾贵。曾国藩说，以往百姓不待胁迫，“甘心从逆，乐为贼用，……今则民闻贼至，痛憾锥心”。“粤匪初兴，粗有条理，…… 今则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弃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土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久理？”“昔年粤匪所至，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坚深无匹，近亦日就草率。”外人亦言晚年太平军，缺乏战意，惟以烧杀破坏为事。

李秀成、李世贤的直接统治区，情况最称良好，颇具条理，农民之田，以实种为准，五亩以下，免征租捐。缺乏资金的商人，可向官请领本钱，或发给货品，作定价格，售后还七成，留三成以供转运，或定期还本，不取利息。苏州、杭州一带，市肆贸易如常。

粮食始终是太平军的大问题，占有南京的第二年，已有匮乏之虞，晚期许多城池，因之不守。有权势的各王仍度其奢靡生活，大治府第庭园，竞尚豪华，李秀成亦不例外。南京下关的英国副领事福礼赐（RJForrest）谓修建天京忠王府的工匠一千余人，壮丽仅次于天王府。王冠为金制，镶以珠宝。李鸿章谓苏州的忠王府由七百人修造，三年尚未竟工，已是琼楼玉宇，曲栏洞房，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为李鸿章平生所未见之境。浙江嘉兴陈炳文的听王府，砖瓦木石皆取之乡镇，用费出自田捐。江苏金坛李世贤的侍王府，一座宫殿，可容千人。一位英国人说，南京无丝毫兴盛气象，绝不为人民设想，专恃劫掠为生，而又十分腐化，吸食鸦片及饮酒、赌博之风盛行。执掌朝政的蒙得恩，就是一个烟瘾极大的人据英国人说，在1858年，南京吸食鸦片的，已占1/3人口。

太平军的末路（3）

二、全局瓦解

1857年冀王石达开的出走，关系太平天国的命运极钜，不仅失去了一位有才能的军事政治领袖，兵力亦因之大为削弱，安庆附近的驻军随之而去的约六七万人，江西省尤众。估计太平军的实力损失恐在一半左右。1859年，石达开自赣东经浙西、福建、赣南，西入湖南，拟进向四川，与湘军刘长佑、李续宜剧战于宝庆，遭受挫败，改而南趋广西。石部约二十万人，以长江流域之人及广东天地会为多，宝庆战败，军心涣散，纷纷脱离。进入广西之后，军食不给，前途茫茫，士气益为沮丧，或折而东走，或相继败亡，穷蹙已极。1861年，石率残部约一万余人，再入湖南，取道湘、鄂边地。翌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地险民富，为清军主要饷源之一。1859年，蓝大顺、李永和起于川、滇之交，北扰岷江流域，直逼成都，据有产盐地区，声势颇大。石达开谋与联络。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率湘军先至，蓝、李屡为所败，李不久战死。1863年，石达开绕道滇边渡过长江上游，经宁远（西昌）北趋越南，为大渡河所阻，遭土司与清军夹击，陷于绝境，全军败没，石亦被俘。

1862年南京城外会战。李秀成解围失败。翌年初，渡江西进，谋合陈玉成旧部与捻攻略皖北，期撼动湘军大本营所在的安庆，并打通巢湖一带粮源。以所部战志不扬，无功而返。时逢青黄不接，饿毙不少。6月，自浦口南渡，复遭湘军水陆截击，损折十万人，可谓惨败。南岸太平军所控制的仅余苏州、杭州、南京等城。

1863年7月，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分路进向苏州，戈登、程学启为主将，配有大炮轮船，法国人训练的洋枪队，亦参加作战。时白齐文以撤职怀恨，纠合旧部，投苏州太平军，仍不得意。9月，李秀成自天京回援苏州，与幕王谭绍光反攻失利，白齐文降于戈登。11月，太平军内变，李秀成以事不可为，出城西去。12月，纳王郜永宽等杀谭绍光以降。程学启入苏州，诛郜永宽等。戈登大怒，与李鸿章决裂，不受节制，因为事前他与郜永宽曾有谅解，更愤李鸿章破坏了今后他的瓦解敌人策略。李部继下无锡，进攻常州。太平军鉴于苏州杀降，坚守困斗。1864年2月，戈登承英公使卜鲁斯之意，续行参战。卜鲁斯对他说，这全是为了英国的利益。5月，戈登助淮军占领常州，战事已近尾声，常胜军解散。四年以来，常胜军用饷千万元，有助于李鸿章的平定江南者颇大。浙江左宗棠部，自1863年4月起，围攻富阳，日久不下。9月，德克碑率常捷军自浙东来会，始行占领。复经六个月的苦战，翌年3月，杭州太平军弃城而走，左部及常捷军大肆抢掠。同月，李鸿章军克嘉兴，附近各城均降。

1863年冬，南京外围附廓要地，几尽为曾国荃攻占。苏州失守后，李秀成知大势已去，南京无粮，兵力仅万余人，劝天王弃城他走，另求出路，确不失为上策。天王不从，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于水，何惧曾妖乎？”命大家以“甘露”（百草）为食。城内盗贼蜂起，曾军“日月逼紧，内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靠”，不少高级人员通敌，甚至涉及李秀成。及常州失陷，洪秀全一切绝望。1864年5月30日，令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真可谓至死不悟，亦可说是尚在自欺欺人。两天后，服毒自尽，年五十二岁。他的儿子幼主（天贵福）继位。

太平军的末路（4）

围城湘军近五万，自4月以来，百计环攻，伤亡达十分之一。淮军既下常州，清廷为早日拔取金陵，命李鸿章派炮队合攻。李知曾国藩欲使曾国荃独成大功，托词不行。曾国荃屡言所少不在兵而在饷。于是加紧开掘地道，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炸塌天京城垣，湘军突入城内，四处纵火，太平军声言，“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三日之内，“贼所焚者十之三，兵所焚者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夹山绛紫色”。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货相属于道”，及尽得金银珍物，再放火灭迹。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货，殆百数”。“城破之后，精壮长毛除抵抗时被阵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城上四面缒下老广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李秀成护幼主冲出，中途相失，李被俘虏。曾国藩到后，命自书供词，写毕被杀，年四十岁，为太平天国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史料。曾国藩谓幼主必死，实已逃至浙江。左宗棠方欲张敌势，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争饷事，与曾早有芥蒂，均语多镌讥。中外复纷传南京金银如海，清廷初冀于克城之后，作军饷赈济之用，曾则谓全无财物。各方议论不已，争指目曾国荃。曾国藩近年惟恐权位太尊，声望太隆，功高震主，畏讥畏谗，至是，告诫乃弟谓：“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决心将所部裁撤，曾国荃亦开去浙江巡抚本缺，“军气愤郁惨沮”。

天京陷落之前，李秀成以江、浙无粮，洪秀全又不肯放弃天京，改命各军西入江西，得粮后再回援天京，就中以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两军为大。他们的口号是“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8月，困守浙江湖州的太平军为李鸿章、左宗棠及常捷军击走，江、浙无太平军踪迹。幼主与干王洪仁玕等，经皖、浙而西，期会同李世贤进向湖北，合扶王陈得才部。11月，在赣东被擒。李世贤由赣而粤、而闽，10月占领漳州及闽南诸城。左宗棠、李鸿章派军前来，1865年5月，克复漳州，李世贤为汪海洋所杀。是后汪部出没闽、粤、赣边境，据有粤东嘉应，至1866年2月为左军消灭1862年，台湾天地会戴潮春等举事，众至二十余万，规模颇与太平天国相近，越二年失败。1865年，余党再起，盛传李世贤部将入海，并有美船偷运太平军入台之说。。

扶王陈得才及遵王赖文光于1862年自皖北经河南入陕西，寻复东还，以英王陈玉成败殁，李秀成命再西去，招兵回救天京。翌年，占陕西汉中。1864年分路东下，合捻入湖北，知南京不守，徘徊于鄂、皖之间，为僧格林沁所败，陈得才自尽，赖文光与捻合流，别创一新局面。

太平军的末路（5）

三、捻乱的扩大与平定

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活动，限于长江下游，与两淮的捻关系甚为密切。陈玉成、李秀成的早期兵力，半数为捻。1858年，捻首李昭寿背叛，对李的打击殊重，张洛行等则始终与陈合作。捻的根据地原在淮河以北，是年进入河南、鲁西，虽志在虏掠，亦予太平军以声援。翌年，分道四出，东至鲁中，西至豫西、豫南，飘忽往来，乘虚蹈隙。1860年，西支大掠河南开封，纵横三十余州县；东支入山东，扰济宁、泰安，所经二十州县。复折返皖北，途中“夹拥资粮数百车，牲畜数万，歌呼而行”。1861年，捻尤为活跃，西路为配合陈玉成军的西征，2至5月，一支入河南南部，一支入河南东部、中部，经南阳、邓州，破湖北老河口，然后返回亳州。9至11月，再度西来，一支攻开封、郑州、洛阳，一支攻湖北襄阳、樊城，东路入山东，屡败自京畿南来的僧格林沁，两逼济南。僧军“疲于奔命，刍粮不继，士马疲羸”，惟有守黄河，以固直隶。捻长驱而东，进至烟台，为英、法军击退。同年（1861年），山东白莲教蜂起，鲁南以宋继鹏为首，稍后又有冀南的张锡珠。鲁中的刘德培，似亦属白莲教。

1861至1863年，僧格林沁奔波于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皖北太平军失败后，捻势大衰。1863年，僧格林沁攻下雉河集，擒张洛行，继平苗沛霖。张洛行的余部由其侄梁王张宗禹及鲁王任化邦统率，流窜河南境内，后合遵王赖文光。赖文光工于谋略，张宗禹富有机智，任化邦最为善战，专采飘忽驰驱的运动战术。

1861年以来，清廷恃黄、淮流域的主帅僧格林沁若长城，与长江流域的曾国藩俨然为两大柱石，但彼此并不十分融洽。僧部为英、法联军败后，拼集成军，战斗力大不如昔，且毫无纪律，所过杀掠如洗，民间极为仇视。1864年9至12月，与捻角逐的即为僧军，捻屡败僧于豫南、鄂东及鄂豫之间。翌年1月，又大败于豫西鲁山。3月，捻疾走鲁、苏之交，僧穷追不舍。5月18日，全军在山东曹州覆没。捻本以行动敏捷胜，每战先以游骑四出，“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尽夜，乃返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官军， 马呶人， 剽疾如风雨， 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至是尽得僧军的蒙古马匹， 如虎得翼。

僧格林沁败死，华北震动，京师戒严。诏命曾国藩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又命直隶总督刘长佑、天津通商大臣祟厚统洋枪队，扼守直隶南境，李鸿章亦自上海派军由海道增防天津。曾国藩以所部湘军多为南人，不宜于北，且半数解散，须添募黄、淮一带兵勇，增购战马，置备炮船，月余后始行北上。他的战略，第一改追击为堵剿，以静制动，分置四镇，于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各驻重兵，多储粮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第二为控制捻的根据地，于亳州、蒙城、宿州及有捻地区，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以拔除捻的来源，并绝其物资。四镇兵力约八万，三镇由淮军分任，接近南方的临淮关归湘军负责，原因是淮军多为北人，习惯适宜。

太平军的末路（6）

捻于歼灭僧格林沁军后，折回淮北，补充休息。为突破湘军、淮军的大包围，穿越河南，进入湖北，逼近武汉。1866年春，复入山东。曾国藩以四镇围堵无效，改采堤墙防河办法，北自开封附近的八仙镇，南至周家口，守贾鲁河，朱仙镇至开封挖河筑墙以守，周家口至安徽槐店以迄正阳关，守沙河，此为西线。自正阳关东至临河关，守淮河，此为南线。东线守运河，北线为黄河，将捻逼于山多田多的豫南、鄂北，以制其马队。是年秋，捻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堤墙，东走山东，曾的防河战略又告失败。他亦知河防实难周密，惟以官军马队远不及捻，专恃步队追击，断不能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捻虽突破河防西线，但为东线运河所阻，返回豫东。

图4捻、天地会、苗及回之活动地区

三年以来，捻屡战屡捷，赖文光终感独力难支，孤立难久，命张宗禹西进陕、甘，联合回众，以为犄角，自与任化邦留于中原，因有西捻、东捻之称。曾国藩以督师年余无效，复为言官所劾，奏请开缺。诏以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赖文光率领东捻，再入湖北。1867年1至3月，屡败淮军、湘军于鄂北、鄂东。曾国藩时代，对于淮军的指挥已感困难，李鸿章继任，湘、淮军意见愈深。6月，东捻于八日之间，自湖北疾入山东，破运河堤墙，走胶东。李改守胶莱河，东捻返扑不利，精锐大丧。次年1月，赖文光被俘，东捻平。

西捻张宗禹，入陕西后，大破清军于西安附近。因受湘军刘松山及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部的压迫，北走陕北。联合回众不成，东渡黄河，入山西、直隶，谋援东捻。1868年2月，逼近保定，北京为之震撼。捻“以走自活”，亦以走疲官兵。官兵十余万人，不能遏其窜越，各将领彼此观望，纵勇扰民，“民仇兵甚于仇贼”。而且号令不一，直隶各军统于左宗棠，左之外尚有两位钦差大臣，山东各军统于李鸿章，李之外尚有两位巡抚，李、左之间复不协和。捻一度进至天津城外，寻南走山东，屡次扑攻运河。7月，连日大雨，直、鲁之交，成为泽国，捻骑不能奔驰，为淮军围困于鲁西北境。张宗禹投河而死，西捻平。

自1864年至1868年，捻驰骋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倾湘、淮军及数省兵勇之力，始予荡平，虽由捻之善战，实以官兵暮气太重。淮军为剿捻主力，骄逸亦为各军之冠，所恃者实为西洋枪炮。捻乱平，太平军方算全部消灭，自广西举事以来，首尾十九年。

西南与西北（1）

第三节 西南与西北

咸丰、同治两朝，可谓多事之秋。除纵横南北的太平军，出没黄、淮流域的捻与白莲教及遍扰两粤、闽、台的天地会外，僻远地区的西北、西南亦叛乱叠起，先后二十年，无一不直接、间接与太平军相关，或多或少受到太平军的影响。

一、贵州的苗与教

贵州汉、苗交错，地瘠民贫，岁赋所入，仅当浙江一大县，官禄兵饷多仰给他省。苗性强悍，素称难治。改土归流后，官吏贪暴，一切供应力役，悉取之于苗民。汉人复侵夺其地，重利盘剥，苗民生计陷于绝境，以致铤而走险。尝谓：“吾辈不知何者为反，以兵来则战，以好来则抚，饥则掠，怒则杀耳。吾不扰官，官乃扰吾，惟有强者胜耳。”此为苗疆多事之主因。以往官府所恃的是武力镇压，太平军起，部分戍军他调，协济饷银不至，治安遂不克保。此次事变，通名为苗乱，其实苗人之外尚有夷人、回人，及更多的汉人，不过首先发难，势力最大的则为苗人。

1855年，苗乱起于黔东，张秀眉为首。汉人领导的白莲教纷起响应。白莲教支派不一，各以红、黄、白、青布作为头巾、衣褂、旗号，有红号、黄号、白号、青号之别，官方称曰“号匪”。此外尚有斋教、灯花教、太平教。就中以红号、黄号、白号为大，分布于黔东及黔东北十余县，与苗联合后，蔓延及于全省，合计约三十万人。1860年，石达开部的一支，自广西进入黔南，与苗教逼攻贵阳。清命湘军赴援，苗教闻兵至，四散伏匿，兵过复行啸聚。太平军平定后，北京从曾国藩之议，命湖南巡抚统筹黔事，由在四川的湘军策应。1867年，西路湘军平定贵州西北，1868年，东路湘军攻破教党的根据地荆竹园（属石阡）。1869年，苗军大败东路湘军，惟以久战无粮，势渐穷蹙。1870年至1871年，湘军屡胜。1872年5月，苗教的根据地台拱、凯里失陷，张秀眉被俘，降者十余万，被杀者二万余，全黔底定。苗民存者仅十之二，各地城廓田庐亦多变为废墟，苗人精壮殆尽，汉人亦流离失所，死亡几半。

二、云南的回、汉反满军

云南变乱的原因，与贵州略同，在贵州是汉、苗不和，在云南是汉、回仇视。回民有信仰、有组织，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识强，与汉人杂处，风俗各异，利害冲突，相互轻侮忌恨，会党复从中播弄。回民势众心齐，有清真寺公费，缓急相通；汉人亦团练自卫，各出“保家钱”、“买命钱”。法令规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汉、回相争，往往偏袒汉人，回民不得其平，径行寻仇报复。1845年，滇西永昌（保山）汉回争地互斗，官军助汉攻回，回民死者四千余。他处回民继起，烧杀汉人家室，历久不平。1847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剿办回乱，惩处滋事汉人，命双方具结互保，此后七八年间，相安无事。

西南与西北（2）

云南回教徒中最具声望的为大理掌教马德新，曾赴麦加朝圣，游君士坦丁堡。洪秀全假基督教自立王朝，他何尝不可以回教作号召？杜文秀、马如龙（献）均入其门。杜文秀为保山秀才，颇有才略，永昌变起，亲至北京上控，闻见益广，遂生轻视清室之心。马如龙为临安武生，勇狠好斗。1854年，乱事扩大，回民抗官兵，汉人杀回民。马德新嗾使回众，包围昆明，城内回民数千被屠。云南西部之乱，继之而起，一为李文学领导的夷人、汉人，据有弥渡，以“铲除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田亩悉归庶民，不别夷、汉为口号。一为杜文秀领导的回民，是年9月，夺占大理，蓄发易服，建号“平南”，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他知道汉众回寡，欲成大事必须联合汉人，亦要结好夷人。承认“三教（回、汉、夷）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相助相安。”“春秋祀孔子，钱帛济贫民，委镇地方，回、汉同任，招待宾客，回、汉同席。”所属官职，汉人居其大半，汉兵十之七八，回兵十之二三。设学校，给耕牛，兴修建，建行店，以安士、农、工、商。他说他之举兵“纯为满人夺我中夏，伤我同胞，灭我回族”，“但得回、汉同心，以雪国耻。……始则除满，次则树汉，三则除奸”。除了宗教信仰与太平军不同，反满的立场是一致的。

由于地理的关系，初期杜文秀的重要性原不及马如龙。马如龙的势力距昆明不远，可以直接威胁省城。1857年，昆明二次被围，数月不解，总督恒春自缢，人民饿死数万。清廷改取安抚政策，授马德新以管理云南清真寺事务之权，回众陆续退散。1859年官军西征，杜文秀力不能拒。翌年，马如龙又攻昆明，西征军腹背受敌。马如龙与杜文秀曾有协议，如杜先有省城，马听杜号令，如马先有省城，杜听马号令，盐课均分。马屡攻省城，杜未相助，反独占盐课之利，马遂起不平，杜亦对马生忌。马饷糈不足，练勇更是他的劲敌，既不能占领昆明，成功可能殊鲜。1862年，马受云南巡抚的招抚，此为滇乱的重大转变。从中运用的为岑毓英。

岑毓英原为广西西林土司，1856年，募勇来滇，历任知县、知府，马如龙投降后，岑一跃而代理云南布政使。马德新希望取得平南王的封号未成，1863年春，召东路回首马荣，袭据昆明，杀总督潘铎。岑联合马如龙，驱逐马荣，从此马德新渐无能为。马如龙屡劝杜文秀归顺，杜以势成骑虎，自信纵不能大成，亦可偏安小就。1867年，杜乘岑毓英驻军远东，大举东进，昆明附近城池尽为所有。如以云南情势而论，十分危殆，但就全局来看，官军已渐入佳境。中原捻乱已近尾声，北京以湘谋黔，以川谋滇。1868年，授平定黔西的湘军统帅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为云南巡抚。岑回援省城，刘为固后方，各省协饷续至。岑再施其分化政策，说杜的大将汉人李芳园来归，杜军大败，省城四围肃清。

云南地邻越南、缅甸，势力已进入越、缅的法、英谋乘机扩张利权。久在云南传教的法国高司铎（PFenouil）代岑毓英、马如龙制作弹药，来自上海的法国军火商涂普义（Jean Dupuis）为他们购运军火，设厂造炮，并有法国武官为他们练兵。英人司莱登（Edward BSladen）亦自缅来腾越贸易。杜在缅甸开设商号，所以杜军亦有洋枪，惟不及岑、马的精利。收复昆明附近诸城后，再度西征，大理势危。1871年，杜遣使前往伦敦，乞援纳贡称臣，但无所成。1872年12月，岑毓英攻下大理，杜文秀自尽，降回三万余人被杀，李文学亦兵败被擒。次年，岑部克腾越，云南乱平，前后十八年。

西南与西北（3）

三、陕甘回与马化龙

陕甘为汉、回杂处的另一地区。1862年，太平军进入陕西，关中回勇溃散滋扰，与汉人互相焚杀，渭河南北数百里咸为焦土，西路及甘肃回纷起响应。清命多隆阿与胜保分由皖、豫赴援，胜保一再失利，革职治罪。翌年，多隆阿先肃清东路，解西安之围，续肃清西路，屠杀极酷，回众退甘肃1864年，多隆阿进攻来自四川的蓝大顺于盩厔，受伤而死。。

甘回有新教、老教之别，互争不已，官府左袒老教。马化龙为新教首领，与滇回相通。1861年，乱事初起于西宁，以马桂源为首。翌年陕乱大作，马化龙举兵于宁夏金积堡，控有陇北、陇东，称“总统陇郡两河（黄河、湟水）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继起的为据有河州的马占鳌，占有肃州的有马文禄，甘肃全省仅存兰州、秦州、巩昌三府。滇乱为回、汉联合，甘乱为回、汉仇杀。甘肃地本乏粮，加之耕耘废时，回骑剽疾，出没陇东，西来官军粮运时为所阻，统将又多贪蚀。屡为回败，哗溃相继。清廷不得已，授湘军将领杨岳斌为陕甘总督。杨原统水师，用违所长，一筹莫展。1866年至1867年，兰州兵变，同时捻众西来，陕回再起，以白彦虎等为著，与马化龙相结。甘肃土寇董福祥声势亦大，蹂躏陕北，关、陇全境几乎不保。于是以左宗棠代杨岳斌。

左的战略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欲清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官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1868年，左自陕回师，追击西捻。及西捻荡平，重返西安。西北用兵最感困难的为无法就地取给。左原拟“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事实上不易做到，仍赖东南、华中诸省协济。复向上海洋商两次借款三百四十万两，由海关担保摊还，用以购置洋枪主持人为胡光墉。。左先靖陕北土寇，降董福祥，继破陇东陕回湘军中多哥老会党，关中甫平，左军因哥老会的煽动，相继在陕、甘之交哗变。。

1869年秋，左军进攻金积堡。金积堡形势险要，周围堡寨四百余座，北经蒙古，交通俄人，输入洋货、枪炮。回众拼死力战，左军屡攻不下，大将刘松山阵亡。1871年1月，马化龙粮尽，请降，被凌迟处死，甘回瓦解。1872年及1873年河州及西宁回降。1873年，左收复肃州，屠回民七千余，甘境肃清。此为左宗棠西征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进军新疆。

四、阿古柏并据新疆

清朝对新疆的措施，天山南路不同于北路。北路本为蒙古游牧之区，征服准噶尔后，各地设官驻兵，实行军屯，招兵承垦，开置郡县，分立义塾学校，渐与内地无殊。南路为回民居住之区，城市布列，人口较密，文化俗尚，自成一格。回部平后，戍卒商民概不得携眷，有贾贩而无耕户，有武员而无文吏，仍沿旧制，置柏克（Beg）以治辖境人民，惟不得世袭。对于回民信仰风俗，采放任政策，柏克判断词讼，一依其教规，不从国家法令。汉人赴回疆者须持有护照，寓居汉城，使回、汉隔离。表面上回民似享特殊待遇，实际则不能与蒙、藏并论。回教的和卓（Khodia圣裔），既无西藏喇嘛的崇高地位权利，亦不能与蒙古的王公相比。满、蒙互为嫁娶，蒙人之居军政要津高位者，指不胜数，回人无此幸运。加之官兵贪横，益使愤怨。同种同教的中亚汗国，从而构煽，乾隆年间的大小和卓后裔伺机而动，无时不思恢复其故有权位。

西南与西北（4）

陕、甘变作，新疆孤悬塞外，接济不至，东干回（陕甘之汉、回）西来鼓诱，大乱随之爆发。初期以1864年起于库车的缠回布格聂丁（Burghanuddin，即黄和卓）之势力为大，西并阿克苏、乌什，东有喀喇沙尔（焉耆），称东土耳其斯坦王。同年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回继为乱，此为南路的大势。北路的东干回以乌鲁木齐（迪化）为中心，其首领妥明，与马化龙相通。库车乱起，乌鲁木齐官军赴援挫败，妥明乘机举事，屠杀官民二万余人，东西各城先后为其所有，号清真主。伊犁应之。1866年诸城悉陷，将军以下死者数万。塔尔巴哈台于同年失陷，东部的哈密旋失旋得，全疆未陷者巴里坤（镇西）一城而已。

举兵于喀什噶尔的为金相印、思的克（Sadic Beg），以攻城不下，乞援于中亚的浩罕。时浩罕王数败于俄人， 无力以大军为助， 命阿古柏 （Yakub Beg） 奉张格尔 （Jehangir） 之子布什尔克 （Buzurg Khan） 前往。张格尔为回疆大和卓之孙，道光年间曾据南路，兵败被俘，但威势仍在。1865年1月，阿古柏至自安集延（Andizhan），沿途应者颇众，一举而占有喀什噶尔，东败黄和卓，众约一万五千人。翌年，兼并叶尔羌。1868年，阿古柏废布什尔克，自称回疆国王、幸运汗（Batautet Khan），成了东方回教徒的英雄。其后续有和阗、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各城，与北路的妥明分有新疆。1870年，妥明来攻失败，吐鲁番亦为阿古柏所有，妥明投降，阿古柏控有天山南北。前应妥明之约自陕、甘西来的白彦虎，亦归阿古柏。

阿古柏在新疆扩张之时，正为俄国积极经略中亚之时。阿古柏与俄国均不愿多方树敌，1866年双方成立谅解，互不相犯。1868年，俄军破布哈尔及基洼联军，灭布哈尔，命阿古柏称臣。阿古柏素恶俄人，曾参与中亚回教汗国的抗俄战争，一度受伤，这时他的祖国浩罕又受到俄国威胁，拒绝了此一要求，转与英国通好。印度的英人得总督支持，前来喀什噶尔，赠以军火。是后四年，彼此使节往来不断。阿古柏亦曾派人赴俄交涉，未得要领，所以仍留妥明于北路，以作对俄缓冲。1871年7月，俄军占有伊犁以制阿古柏。次年6月，阿古柏被迫与塔什干总督阔幅曼（Von Kaufman）订约，许俄人通商新疆，俄国承认阿古柏为东土耳其斯坦首领。

阿古柏对于俄人的商务活动，多方阻挠，同时广结与国。1873年遣使土耳其，奉为上国，接受东土耳其斯坦爱密尔（Amir，即圣裔）的封号。1874年2月，复与印度总督的代表福锡特（TDForsyth）订约，允英国通商，派设使领，英国承认他为喀什噶尔及叶尔羌地区的爱密尔，亦即只承认他是天山南路西部的统治者，而不及东部与天山北路，以免刺激俄国。英国对新疆的贸易颇为兴旺，俄国受到打击，准备武力对付。惟一以1875年浩罕战争发生，不得不先其所急；二以阿古柏与英国交密，势须出以慎重；三以左宗棠已动员西征，不妨暂观其变，相机而行。

西南与西北（5）

五、左宗棠的远征

关、陇戡定之前，清廷无力顾及新疆，及肃州克复，左宗棠即奏筹出关，诏命各军西进。适日本侵犯台湾，东南吃紧，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当外交之冲，认为日本为中国大患，主张暂停西征，节调以备海防。李系就经济时势立论，谓平地新疆年需兵费三百余万两，纵令收复，徒增今后漏卮，殊为不值。况新疆界于英、俄及各回国之间，断难久守，阿古柏与英、俄相结，皆不愿中国得志。目前兵力财力，万不能及此，且虑别生他变。惟有严守现有边界，招抚新疆回首，准其自为部落，略奉中国正朔。“新疆不复，与中国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左宗棠另有所见，谓目前海防并不急于塞防，停兵不进，划地而守，不惟兵饷不能裁减，无益海防，反同自撤藩篱。中枢大臣文祥深赞其议，遂于1875年5月，命左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于新疆久有认识，屡言他之所以以六十有五之年，毅然负起此一艰巨之任，实为国防前途计。“中国盛世，无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俄人扩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徒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

左宗棠之经营陕、甘，全恃东南各省的接济，得之于上海、广州海关者尤多，但不能如数解拨，积欠达二千七百余万两。现在远征天山，需费孔急，上谕命每年协调五百余万两，而实解不足三百万两。1877年，左宗棠请续借洋款一千万两，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均不谓然，结果仅得半数，另由户部于库存关税项下提拨二百万两。翌年，又借三百五十万两，1881年再借四百万两，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均由海关担保。甘肃产粮无多，无力供应大军，哈密屯田所得有限，且缓不济急，不得不分地采购。一为河西；二为口北，即归化、包头、宁夏；三为关外，即新疆东部；四为俄国，实际来自伊犁。河西之粮由官民分运，逐段接递；关内用骡车、驮驴；关外用骆驼，兵卒并随带生薯，既可止饥，又可解渴。口北之粮由商人负责，全用骆驼。道路关系运输、行军极大，左初至陕西，即修筑海关至西安一段，然后接至兰州，以迄玉门，沿途栽植杨柳。玉门以西，工程最为艰难。兵力编配，尤费苦心。因为道远运艰，不能用众，必须汰弱留强，以佣军为主，转以豫军、皖军、甘军、蜀军，共约七万，一部分使用西洋军火，俱于上海采购，大都来自德商泰来洋行（Telge and Co），借款亦与该洋行有关。复以玉门以西，水草奇缺，只好分批行军。凡此均可见用兵新疆之不易。

西南与西北（6）

更棘手的为国际的牵制。英人力图与阿古柏结好，冀使回疆变为印度的外围，不愿中国的势力重行进入。1876年，英使威妥玛恫吓李鸿章及总理衙门，谓阿古柏“雄桀能军，与俄人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最好认为藩属。左坚决反对。北路收复后，英外相又屡与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相商，主回疆别立一国，尊中国为上国，左仍执不可。当左军顺利推进之时，上海英国报纸反捏造挫败的新闻。俄人初欲假手左军，直接打击阿古柏，间接打击英国，消耗中国的力量，使两败俱伤。左军动员之初，俄国军官曾至兰州，对左佯示友好，谓一俟中国收回北路，即交还伊犁，并愿代置办粮食。及阿古柏战败，俄人反济以军火，不再以粮食转售左军。左的胜利似出乎俄人预料之外，此后不惜多方与中国为难。

1876年4月，左的大营自兰州移设肃州。他的战略为“缓进速战”，先事充分准备，再相机猛攻。阿古柏利用陕回与妥明旧部守北部，而以主力守南路。8月，左军乘胜收复乌鲁木齐。阿古柏集重兵二万余于吐鲁番，翌年，复败。5月，阿古柏死，回众内讧，已成崩溃之势。阿古柏之子伯克呼里（Beg Kuli Beg）西走喀什噶尔，左军连复南路各城，12月，克喀什噶尔、伯克呼里遁入俄境。左遂收复了沦没十三年的新疆。

左之得以顺利的成功，一以阿古柏虽称善战，兵力财力终属不足，本地回（缠回，即维吾尔回）不堪阿古柏的搜括，复与东干回不和，人心思汉。二以他未能获得切实的外援，英国为地理所限，又顾虑俄国，仅给以有限度的外交与物资支持。俄国欲坐收渔利，虽曾助以军火，但阿古柏败局已成，俄国牵于中亚及土耳其之战，不欲再卷入新疆之事，以免引起与中国之争。三以左宗棠意志果决，计划周密，清廷全力支持，湘军主将刘锦棠又善于用众，卒能使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湖湘子弟扬威于风沙漫天、冰雪载地、石田千里的西域。

人民的浩劫与军政的演变（1）

第四节 人民的浩劫与军政的演变

自1850年至1877年，中国经过二十八年的全国性与局部性的变乱，直接蒙受灾害的当然是人民。满地瓦砾，遍地白骨，丧失生命财产几何，不易得知。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为太平军与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湖南为时约四年，湖北约五年，江西约八年，安徽、江南约十二年，浙江约五年，其他被兵之省，以广西、广东为久，次为四川、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直隶，多则七八年，少亦二三年。江南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户口有仅存五分之一者。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 “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曾国藩谓“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我们不妨说各居其半。有谓1851年至1865年间，中国人口之死于战乱者，至少为二千万或五千万，虽不一定正确，恐亦相去不远。据官方的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四千四百三十万，浙江约为三千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江苏约为二千万不足，浙江约为一千一百万不足。如属可信，此两省人口已减少四千余万。安徽、江西所受战祸不亚于江、浙，人口的死亡当亦不少于江、浙。数十年后尚未能恢复以往的盛况，依然是残破萧条。

至于西南、西北，乱前云南人口约为七百五十万，乱后据说仅存三百万，死亡60%；贵州乱前约为五百四十万，乱后约存三百三十万，死亡40%。陕西乱后，城邑堡寨，民靡孑遗，回人原有数十万，除西安城内的二三万外，余均尽族西去。乱前全省人口约一千二百万，乱后十年，仍仅八百万。甘肃原来汉多于回，乱后回多于汉，陇东千里荒芜，炊烟断绝。固原州城，汉人存者不过十数，灵州不过数家，宁夏几无遗类。河西肃州城中汉民原三万余，被回人先后残杀，存者仅一千一百余口。回人死于兵戈者，亦不在少数，官兵每克一城，屠戮辄以千计。通省汉人死者十之八九，回民死者十之六七。乱前人口为一千五百万，乱后不足二百万，虽未必属实，死亡的数目恐在半数以上。

大乱对于政治军事的影响，亦至重大。显而易见的为正规军的没落，代之而兴的为地方练勇，即湘军与淮军，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云南的岑毓英，甘肃的马占鳌。八旗军久已空有其名，绿营亦骄顽腐窳。江南大营两次陷落，其主力几乎全部崩溃。保卫湖南，肃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复金陵，底定闽、粤的为湘军，平定江南、闽南，及捻乱的为湘、淮联合军。至于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的底定，固均湘军之力，云南的底定湘军亦与其役。简言之，二十余年大乱之削平，无一不赖湘、淮军，尤其是湘军。清的统治之得以续延五十余年，可说是湘、淮军所给予，但是清的权力已日益削弱。

人民的浩劫与军政的演变（2）

清廷既侍湘、淮军削平大难，湘军转战十八省，淮军的踪迹亦遍及长江、黄河下游。军事甫了，各省要区，悉以湘、淮军留防，成为劲旅，称为“勇营”。绿营益同虚设，因就中选择训练，编制、饷章，悉仿湘、淮军之制，名曰“练军”，始于直隶，各省相继蹈行。此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实绿营与湘、淮军互有利弊，绿营官皆选补，士皆土著，兵非将有，为国家的军队；但官不久任，兵为世业，训练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征调，临时抽选，临时命将，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不相知，团结不坚，指挥不灵，自难言战。湘、淮军上下一体，有如父兄之与子弟， “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委任专而事权一，形成一利害团体，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则是国家的武力变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军为尤甚。湘军的领袖多为儒士，有其抱负，重尚道义，不必全视曾国藩的举措为向背，不惟王錱、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鹏亦各有其是非。淮军为后起，而日后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湘军之上。淮军将领流品不齐，出身与教养，多不能与湘军相比，十之八九为乡里豪强与不学武夫，志在富贵，惟李鸿章之命是从；李亦以利禄驱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统慑。继承他的衣钵的为袁世凯。

湘军饷糈来自捐输、厘金、盐课，多由自筹，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军将领初任巡抚者，除甫抵任即战殁的安徽江忠源外，仅一湖北的胡林冀。清廷虽采以汉制汉政策，而对于转战七年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不给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至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始不得不授以残破的两江。及浙江糜烂，复命兼办浙江军务。此后七年之间，湘军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广西巡抚刘长佑，旋升直隶总督，安徽巡抚李续宜，浙江巡抚左宗棠，旋升闽浙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后署两江总督，迁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刘坤一，广东巡抚郭嵩焘、蒋益沣，陕西巡抚刘蓉，湖北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李瀚章，云南巡抚刘岳昭，后升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杨岳斌。他如河南巡抚严树森，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湘军亦有相当渊源。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间，两江总督几乎是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自1870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位居督抚之首，拥有数万新式训练装备的淮军，分驻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厂，国防外交，一归其经划。1860年以前，督抚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渐减少，最后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虽非尽属湘、淮系统，而湘、淮将领实奠其基。他们握有地方军政财大权，不仅为汉、满权力消长的关键，亦为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关键。当然中央的一纸命令，仍可决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实上不能不有顾虑，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1）

第六章 忧患中的自强运动（上）

（1860—1885）

第一节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

一、慈禧、恭亲王的联合政变

咸丰原非有为之主，又值内外多故，忧郁焦虑，束手无策，厌于政事。1855年恭亲王奕（1833—1898），遭忌被黜，兄弟失和，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用事，端华之弟肃顺尤得宠信。肃顺恃才傲物，对外主张强硬，西人目为排外者，对内以严为尚，势焰薰灼，怨毒繁兴。恭亲王是他的主要政敌，次为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日后的慈禧太后（1835—1908）。

那拉氏初以秀女入宫，渐晋至嫔。皇后钮钴禄氏无出，1856年那拉氏生一皇子，亦是咸丰的独子，获封贵纪。她有权力欲，又略通文墨，常代皇帝批答奏章，但并非独擅恩宠，且受肃顺裁抑。咸丰出走热河时，不得已，命恭亲王留京办理抚局，似有意给他难题，结果是给他一个再起的机会。中外和议后，他的声誉骤隆，谣传外人将拥他为帝。他与留京其他大臣，奏请回銮，谓外人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不至心存叵测。咸丰深惧再受挟制，如率意而归，必将去而复返。肃顺亦说夷情反复，竭力阻止，欲久留热河，以便把持。恭亲王又请前来面陈，亦未邀准，益与肃顺水火，王大臣中俨然形成热河、北京二派。时咸丰病剧，皇子载淳年仅六岁，双方均在作夺权准备，那拉氏更恐一旦母子成了孤儿寡妇，受制于肃顺等。

1861年8月22日，咸丰卒，载淳继统。先一天，授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四军机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御前大臣为额驸景寿，即咸丰的姊丈，四军机大臣为穆荫、杜翰、匡源、焦祐瀛。，总揽朝政，实由肃顺主之。事前多以为恭亲王必当辅政大任，他自己亦存此念，不料竟然落空。文祥是他的心腹，又为不在赞襄政务内的唯一军机大臣。那拉氏母以子贵，此时与皇后钮钴禄氏均为皇太后皇后居钟粹宫在东，那拉氏居储秀宫在西，通称为“东太后”、“西太后”。，不甘听人摆布。恭亲王奏请叩谒梓宫，两太后正欲和他面商，如何排去肃顺等。恭亲王在热河停留六天，单独进见两太后，坚请速归，力保外人无异议。手握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因恭亲王的联络，亦同此请。因为肃顺的党羽布满热河，必须待回京后方好处置。咸丰临殁时，曾授皇后与那拉氏印章各一，可代朱笔，无疑默许她们问政。9月14日，董元醇之奏请太后垂帘，似非无据，亦可能是出于在京大臣的授意。肃顺等谓清朝向无太后听政之礼，拟旨痛驳，两太后无如之何。

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奏上两太后徽号曰“慈安”、“慈禧”。11月1日，两太后与新皇帝自热河返抵北京。这时恭亲王已有部署，第二天，拿问载垣、端华、肃顺，其他五赞襄政务大臣革职。胜保奏请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另简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合疏请太后“操出治之威权，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慈禧定要名实兼居，命折衷古今制度，妥议垂帘之仪，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兼领军机处，恭亲王的亲信桂良、文祥、宝鋆等为军机大臣。这应是交换条件。11月8日，杀载垣、端华、肃顺；11日，新皇帝即位，年号“同治”；28日，宣布垂帘；12月2日，正式实行。两太后性格有别，时人谓“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慈禧）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诏对时咨询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西宫太后秉性机敏，锐于任事，东宫太后悉以权让之”。从此国之大政，渐入于慈禧之手。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2）

政变出于肃顺等的意外，自以为全权在握，未料到年均不满三十岁的太后与恭亲王之敢于有何行动。为恭亲王策划的为文祥、桂良等，实力支持的为胜保。更大的关键则为外人的态度，特别是英国公使卜鲁斯。他不喜肃顺，认为恭亲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开明清正人物，多方对他表示友善，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希望他能执掌大政。英使馆的秘书威妥玛亦云卜鲁斯可给他以任何援助，对新皇帝及皇太后回京，决无冒犯之事，恭亲王方敢采取断然处置。上谕宣布载垣等罪状之一为“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各国”。这显然是对外人讨好，上海英国报纸，颇表欣慰。卜鲁斯自云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维持友好关系使然，此一令人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人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恭亲王与慈禧的合作，是相互为用，恭亲王欲假垂帘之名，自操实权；慈禧需要恭亲王的位望，先排除政敌。垂帘之始，慈禧亦知于理不顺，权力未固，政治经验欠缺，外交军事均不能不借重恭亲王。恭亲王自恃功高，不免专断，彼此冲突，终不能免。南京克复的第二年，即以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的罪名，革去恭亲王的一切差使。无异又一次政变。亲藩枢臣群起力争。慈禧以既诛怡亲王载垣等，今又罢黜恭亲王，深虑皇族宗室解体，内外心危。曾国藩得知消息之时，即“叹讶良久，惴栗之至，忡忡不能自克”。慈禧所更顾虑的仍是外人的态度。恭亲王“夙主和议，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机要劫，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数日后，复命重值军机处，惟议政王的名义，则从此撤销。彼此意见愈深慈禧宠幸的太监安德海久为恭亲王所恶，常搬弄是非。太监例不得出京，1869年，安德海奉慈禧之命，赴江南办理织造，恭亲王命山东巡抚丁宝桢捕拿，毋庸讯供，就地正法，慈禧无如之何。。

二、恭亲王的时局认识

1861年11月，恭亲王领导中枢后，急待应付的仍为军事及外交问题。前者付之曾国藩，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虽有联络安抚作用，事势亦不得不尔。是后五个月内，先后授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擢湘、淮军统将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布政使，李鸿章署江苏巡抚。后者由恭亲王自任。他对于世界大势，原少所知，在英、法兵临城下，强敌压境，天子播迁，京师不守，事机间不容发，存亡系于旦夕的情势下，他与英、法使臣照会来往，忍辱负重，艰辛备尝，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虽惟外人之命是从，总算保存了清朝的政权。他性颇聪敏，复有与外人周旋两年多的桂良及明通干练的文祥作他的辅弼，同时外人又多方开导，从此次的痛苦经验中，获得了相当教训和观念，决定了今后因应的方针。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3）

第一，对于中西关系有了新的了解。他说，自南京订约，夷情鸱张，“至本年（1860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佛（法）、米（美）从而阴附之”。法人贪利。美人“性质谆厚”，俄有侵占疆土之志，英则志在通商。“换约之后，该夷（英）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稍异。”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在内无深知夷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中外交往已为不可避免之局，不能再事固拒。对于外邦，不外战、和两途、“剿（战）亦害，抚（和）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易言之，宜和不宜战，诸事按约而行。兵部尚书沈兆霖同历此次事变，事后亦云，“外兵虽众强，其意不过藉以胁和”，否则入京之后，即可为所欲为，但竟“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彼等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第二，外人似颇有心为善，不妨相机妥为利用。俄人首先表示，愿派兵船会同中国陆师平乱，并愿与美人采办米粮，以济京师。法人亦有此请。曾国藩以为此举目前困难尚多，自后贻害无穷。恭亲王等对于俄、法用心亦多顾虑，英人更是疑忌。事虽未成，但1860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实赖洋兵之力。清廷原坚拒洋船入江，1859年以来，英人一再诋毁太平军。1861年巴夏礼告上海士绅，英军愿保卫上海、宁波，攻取南京、苏州。继又面告恭亲王，太平军断无成事之理，但是官军饷项不足，船炮不利，亦不易胜。恭亲王本有“妥为牢笼，使为我用”之意。1862年，遂决定借洋兵助剿。他虽知洋人系为自身之利，虽确可为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于近年“驾驭得宜”的结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关，可吞不吞，税收悉行交出，使军饷充裕，办事的属公正。

第三，今后国事，必须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计。洋人虽讲信义，甚至“昵而就我”，要知“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其害则实相同”，“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洋人目前尚称安静，太平军势已衰颓，正应及时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所需经费，可于海关提解，以收夷之税。为练兵之需。练兵须先有利器，自洋人构衅以来，内患外侮并至，不尽由于中国不善治兵，乃因 “有制胜之兵，无制胜之器”。人多知英、法诸国“惟恃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何以坚，炮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李鸿章已在上海雇觅洋弁，教练兵勇，并购求洋匠，制造夷器，应托名平乱，加以推广。“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阻挠。”趁此“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械火器，实力讲求，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所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如此则御侮有所凭藉，庶国威自振，安内攘外之道不外是矣。”时为1864年，自强运动已经展开。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4）

恭亲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员亦有同感。编修赵树吉奏称，中外和议并不可恃，唯一办法在求所以自强之术。“诚能日夜祇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谋，勇者毕力，则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悍之疾，而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御史魏睦庭说得更为具体，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应向各国价购火器、轮船，并在上海等处设局学习、演放、驾驶，先扫清长江，再攻坚城。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就原则而论，恭亲王等的看法，与二十年前耆英的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的国防主张，无大出入。不过二十年前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渐形成一种运动。固由于外患转烈，而所重实在平乱安内。

三、曾、李、左的主张

中枢主政者倡导于内，各省有力督抚同时呼吁于外。恭亲王、文祥的主张为外交与军事并进，以曾国藩为首领，李鸿章为中坚的疆吏的意见亦属相同，一面信守相约，一面力图自强。他们所重视的偏于军事，此与他们目前的直接需要有关。曾国藩练兵之始，即于广东购置洋炮，江忠源、胡林翼主之亦力。长沙、武昌有专人制造，湘军之肃清两湖，多得力于洋炮。1860年，太平军席卷江南，但于进攻上海之时，数万之众，竟败于千余的英、法军，外人训练的洋枪队，同称能战。素号北方劲旅的僧格林沁部，一与英、法军接仗，即溃不成军。凡此均足以发曾国藩的深省。是年12月奏称，中外和议虽成，决不可忘备，须师法外人之智，制炮造船，以期永远。约在1861年3月，胡林翼在安庆江岸，目睹两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为之色变呕血，可见轮船给他的刺激之深。8月，曾国藩筹议购置船炮，力言此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不仅应陆续购买，且当“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久轮船必为官民通行之物。安庆克复后，精习科学制造的华蘅芳、徐寿、李善兰、张斯桂等均为他所延揽。1862年6月，他在日记中论到自强之道，认为“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西人）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西人之长，在炸炮、轮船，中国应取法的即在于是。

李鸿章久居曾的幕府，东援上海的前夕，已决心“用夷变夏，图与番酋无为畦畛，而求自强之术”，力邀深通洋务的郭嵩焘为助。淮军得以顺利通过太平军领域，全赖英国轮船运输，这是李初次使用新式交通工具，亦是搭乘轮船的第二位中国高级官员1843年耆英曾自广州乘船去香港。。他在轮船上三天，必有不少感想。抵上海不久，一再致书曾国藩，称道洋兵队伍之整、炸炮之准，每遇攻战，“枪炮齐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如神技”，令淮军将弁，随队学习，这是他的亲历目睹。又说：英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一切装备，皆中土所未见”。他“深以为中国火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久驻上海，不能取资洋人长技，悔咎多矣”。1863年，复屡向曾国藩论及，谓外国饷足而兵少，一万人即可当大敌。中国兵多数倍，而不易收功效，实由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近年俄国、日本学得西法，枪炮轮船渐能效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国如亦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在与友人书中，亦谓中国通商利权，已为外人所操，无可禁阻，但望大乱早平，讲求戎政，痛改陋习。使我能自强，外人尚不致觊觎，否则后患当不可思议。可见曾、李的倡导自强，不只是对内平乱，亦为对外自卫。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5）

李鸿章颇望曾国藩领导此一运动，曾氏自谓洋务未曾谙究，性复谨饬，谦退不遑。两年余来，李与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认识益明，益知欲图自强，必须学西人制器之器，欲学其制器之器，必须变通旧章。1864年致书恭亲王，发挥他的主张，议论更为透彻。原书略云：“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藉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细心，以故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人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宦，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其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通而后止。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研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机器，初意在制造枪炮弹药。第二年太平军大致弭平，李进而论及机器与民生经济的关系，谓“西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于鸦片战争。及进军浙江与法人接触，对于西洋军事所知愈多，已有仿习之志。太平军平定后，复因法人的启迪，建议中枢，罗致人才，筹措经费，以制造轮船，整理水师。“泰西巧，中国不必安于拙，泰西有，中国不能傲以无”。“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以实。谓我之长不如外人，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何况“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朝局之变及时势的认识（6）

四、冯、郭的见解

乾、嘉时代的学者，多致力考证与理学。道光后期，士风渐变，先是注意到国家的内在危机，继复注意到外来的祸患，认为必须有所更张，取人之长。英法联军之役，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大，对于洋务的认识日益深刻。冯桂芬（1809—1874）、郭嵩焘（1818—1891）为代表人物。冯桂芬早年受知于林则徐，咸丰末年，避难上海。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论中国自处之道。他说：“今既和议，宜一于和。……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须及时自强。中国之不如西洋者，为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军民不隔，名实必符。既须反诸求己，亦须取法于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以军旅论，中国之不如人者，为船坚炮利，应设特科以奖才能。通商各口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或曰购船雇人如何？曰不可，能造能修，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为无弊也”。曾国藩指为“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李鸿章仍据以劝说恭亲王。

郭嵩焘二十二岁时身预浙东鸦片战争，意气慷慨激昂。战后不久，他明白了此役的始末，悟到“自古边患，皆由措理失宜”。他与冯桂芬有一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凡事重理，同时又须明势，“势相激而理随之易”，“顺必然之事者理也”。历史是变的，当适时应世。1856年游上海，益惊佩西人强富，于势理之认识愈明。第二年广州事变发生，他以翰林资格入京，欲有所建白。1858年，英法兵船到大沽，京师盛倡主战之论，他独谓“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1859年，协办天津海防，他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称兵”，僧不之听。及僧军大捷，人人称快，郭反引以为忧，深痛中国与西人交接二十余年，迄未获得教训。郭对外始终谓应通洋人之情，审势循理，济之以诚，行之以理，所以他不谈练兵制器，冯则外交军事并重，影响李鸿章颇巨。

前期的洋务（1）

第二节 前期的洋务

一、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

1860年北京议和之后，恭亲王等所重视的事，为今后如何与西人相处，以求彼此相安。鸦片战前，海上国家的对华贸易，归广东当局处理。五口开港，中外商务分归两江、两广总督主持，而以兼有钦差大臣衔的两广总督为重心。英、美、法的外交代表驻香港、澳门或广州，遇事不易和他们商谈，久已不满，希望能与北京直接往来。此为修约要求的由来，亦为第二次战争原因之一。

战后英、俄、法、美四国公使正式驻京。按照中俄条约，俄使可与军机处来往，他国公使当然可以援行，但非清廷所愿。因为军机处掌理最高军政，不惟涉及机密，亦有关体制。再者，今后中外交涉益繁，必须悉心经理，专一其事，期能合乎机宜。恭亲王等考虑的结果，拟订《办理通商善后章程》六条，其中之一为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并派军机大臣兼管，庶免歧误。应置司员，分别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挑取，轮班入值。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诏如所议，派恭亲王与桂良、文祥办理。此为中国专设外交机构的开始，亦为关于新政的第一项措置。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恭亲王以中外交涉不限于通商，为免外人滋生疑虑。对外简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删去“通商”二字，通称为总理衙门，再简称为“总署”或“译署”，性质与军机处颇多相似之处。其一，两者均为临时组织，并非正式官署，拟俟外国事务较简，即予裁撤。实际上今后洋务日多一日，终成为永久机构。其二，两者的组织均为委员制，各有首领一人，大臣均为兼任，司员由他处调用。总署大臣初为三人，仅文祥为军机大臣。稍后恭亲王、桂良均入军机处，续加入的宝鋆亦系军机大臣，总署与军机处几成一体。军机大臣通常四至六人，总署大臣常在十人左右。其三，两者的名实均不相符，军机处原司用兵机密，后成为一切政令之地。总署原司中外通商交涉，后成为洋务的总汇，商务、教务同归办理；海关、轮船、火器、学堂以及铁路、电线、矿务、海军等，凡与西洋有关的新政，亦无不由其筹划主持。简言之，同、光年间的自强事业，俱属于总署，成败亦系于总署。恭亲王主持总署约二十四年（1861—1884），在此其间，军机大臣兼值最久的为文祥（1861—1876）、宝鋆（1861—1884），后为沈桂芬（1869—1880）、李鸿藻（1876—1884），文祥又为早期的关键人物。

恭亲王等拟订的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中有一条为南北口岸分设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庄，南迄琼州，地方辽阔，如仍俱归原设的五口钦差大臣办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扎办理，尤恐诸多窒碍”。时五口钦差大臣，已自广州移置上海，先由两江总督兼任，旋由驻上海的江苏巡抚署理。天津开埠后，以直隶总督不能专驻该地，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合设一办理通商大臣，遇有要求，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奉天府尹办理，通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旧有五口及新增长江沿海各口，仍令驻上海的钦差大臣办理，通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前期的洋务（2）

通商大臣的设置，除上述理由外，尚别有用意。一则各口事务如有专人办理，总署既可减轻负荷，必要时复可用作缓冲。再者中外交涉，均在天津、上海办理，驻京公使，将无事可为，日久或自行退去。1870年以天津对外交涉日繁，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以直隶总督为钦差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均归经营，每年春间移驻天津，冬令再回保定。这时直隶总督已为李鸿章。同年命两江总督曾国藩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从此南北洋通商大臣，成了两江、直隶总督的固定兼职。畿辅为重镇，直督为疆吏领袖，李鸿章又久于其位，北京倚为干城，北洋的重要性远在南洋之上。北洋大臣大都为出身淮军系统的人物，南洋大臣大都为出身湘军系统的人物。

二、赫德与海关

新政或洋务的推动，直接间接皆受了西方的刺激和启发。以个人而论，关系尤大的应推赫德（1835—1911），不论其动机如何，而其影响则不可否认。

赫德（Robert Hart）为爱尔兰人，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贝尔法思特（Belfast）皇家学院，习语文、哲学。1854年来香港，受知于总督包令。初任宁波英领事馆助理翻译，1858年调广州领事馆助理及英法管理委员会秘书。翌年，任广州领事馆翻译，转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因医治旧伤，请假返英，自行指派江海关税务司费资赖（GHFitz-Roy）与赫德共同代为负责。费资赖不通中文及中国事情，实际归赫德主持。李泰国时年二十九，赫德年二十六，这两位青年均长于行政组织，但性情大不相同。李泰国狡悍跋扈，阴狠自大，赫德比较和易，事理明达。是年6月到京，先见文祥，继遏恭亲王，报告征收情形及今后应采办法。又建议购置兵轮，入江助剿。文祥、恭亲王对他的印象极佳，正式委他代办总税务司事务。长江开埠，本应俟乱平之后，因赫德之请，提前办理。湖广总督官文之得知北京政变消息，即来自赫德。1863年，李泰国去职，赫德实授总税务司，直至1908年。

清朝海关行政一向操之于与内务府有关的人员，营私吞蚀，弊窦丛生。五口通商后，对内蒙混如故，对外复乏知识，外商乘机偷漏，以多作少，虚报货品，常将贵重者列入价廉者之内，甚至全部走私入口；土产出口，亦常概不报验。由商人兼任的各国领事，与之互通一气，以至每年数百万两的正额无法征足。1854年，上海海关由外人代理，1859年洋税务司制度正式成立。李泰国曾拟订海关行政计划，及新关开办章程，规模渐备，恭亲王给他的劄谕说明总税务司的职责，一为帮同海关监督办理各口岸海关事宜，一为考核海关洋员功过。据赫德估计，今后每年可得一千万两时各关每年所收近七百万两，1871年后，超过一千一百余万两。

前期的洋务（3）

1864年赫德与总署议定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赫德有任免关员的全权，总税务司衙门自上海迁设北京。洋员包括正副税务司、帮办、扦手，除极少数的法、美、德人外，悉为英籍，虽系以个人才学为准，亦与他们国家的贸易额有关，各国公使力事争取。税务司总揽一切，海关监督形同虚设。19世纪70年代。洋员共约四百人，旋达六百人，薪金总数至百万两以上。每一税务司年薪自三千两至六千两，或九千两，副税务司年薪自三千两至三千六百两，助理自九百两至二千两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毕业生亦有来应征者，哈佛出身的马士（HBMorse）等四人系1874年参加。。低级人员如书办、文吏、通事等为华人，年薪仅二三百两至一二千两。洋员估价验货，往往不尽不实，阴袒外商，复常为其本国搜集情报，并非尽忠于职守。

李泰国时期卜鲁斯已说，此一外人管理海关制度，不但可保证中国税收，并可保障英国利益，又可作为中国的外交顾问，供给英国情报，无形中左右中国政府。赫德期间，税收逐年上增，十余年后，每年达二千万两，为最可靠的财源。同治年间，新政的经费，十九取之于此，中央与疆吏对他信任有加。他的影响力量更大，新政的举办多出于他的建白。恭亲王、文祥遇事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任用督抚亦和他商量，外交问题，自不待言。他如新式教育及邮政亦归他兼管，最大的权力仍在财政。关税所入，先扣除赔款外债。1860年对英、法的赔款，除一百三十万两由户部及直隶、广东支付外，余悉于各海关税项下提四成摊给。1861年至1864年上海所借的外债六十三万两，1862年及1864年福建所借的六十五万两，1857年及1866年广州所借的六十二万两，及左宗棠西征期间的借款，或由关税归还，或由关税担保，此后成为常例。

90年代倡导变法的陈炽，对于外人掌管海关之害有如下之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清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数百人，糜工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吨钞数及百万，本国家有利之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己有。……家资之富，可以敌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 貌类忠诚，心怀鬼蜮。……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西人之入中国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视官吏蔑如也。”赫德的权势确是极大，除了恭亲王、李鸿章，当时无人可与比拟。不过如专就海关本身而言，他的建树终不可泯灭。总计赫德在华五十四年，任职海关四十九年，其中四十六年为总税务司。

三、英、美的合作政策与外交诱导

1860年之后，恭亲王、文祥立意与西方国家和好相处。各国亦欲逆取顺守，互不猜忌，使中国安定，方好享受已得权益，进而再予扩大，使中国听从它们的指导。独占中国贸易额大半的英国，尤望顺利地发展商务，除帮助清朝敉平内乱外，并尽可能促进中国的对外关系，同时加强其自卫力量，以免主权领土为某一国攘夺。英国驻京第一任公使卜鲁斯（任期为1860年至1864年）和他的继任者阿礼国（任期为1865年至1869年），所采行的就是这种政策。美国对于东亚市场十分重视，日本开放后，更具兴趣。南北战争后，国势重振。工商业复兴，为将来利益计，必须使中国不为列强分割，方可为自己保留余地。利益均沾、机会均等是它的一贯对华方针。英国认为今后列强应当携手，避免竞争，不致相互抵消。美国有同感，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任期为1861年至1869年）为对华政策的制订人，第一位驻京公使蒲安臣（任期为1861年至1867年）为执行者。英、美采取平行外交，劝导恭亲王、文祥对外结好，对内改革，事事借力西人，仿行西法，是即所谓“合作政策”。

前期的洋务（4）

从好处说，他们是与人为善，如中国应付得当，可以为利，否则为害亦巨。俄、法态度与英、美不尽一致，不过俄国在东亚所获已大，转而经营近东及中东，不妨暂观一时。法国形势较孤，忙于经营越南，希望乘机加强其在华的保教地位及推进他种权利。

合作政策的初步表现，可以中外续订新约为例，恭亲王等预料其他西方国家势必步英、法、俄、美后尘，请求立约，命上海钦差大臣预为阻止，但势不可能。1861年至1874年，先后与中国订约的计有普鲁士（1861年）、葡萄牙（1862年）、丹麦、荷兰（1863年）、西班牙（1864年）、比利时（1865年）、意大利（1866年）、奥地利（1869年）、日本（1871年）、秘鲁（1874年）十国。普鲁士为新兴强国，总署初示犹豫，英、法代为说项，谓普为大国，不可不允。丹麦亦因英、美的协助，如愿以偿，约中关于商务条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葡约签字后曾生波折，迟至1887年方正式成立，中国承认澳门永为葡有，葡允协助中国征收澳门烟税，此为赫德的调解。秘鲁因有虐待华工之事，特立查办专条。这些条约大都系在天津签字，原因是总署不愿于立约前让各国代表入京，避免和他们直接谈判。条约的内容，与前此各国所订者相同，包含各种特权，可见总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任听外人摆布。较为例外的是中日条约。

清廷的内部兴革，亦非完全自发。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劝恭亲王编练一支能战的军队，表面的理由为平定内乱，另一不便明言的动机在强化华尔的常胜军，增加美国在华的发言权。1864年6月，南京行将攻下之时，蒲安臣通令美国领事，与中国官员合作，承认中国的合法利益，正当执行条约规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英人不仅先后在天津、上海为中国练兵，并劝购置兵轮，用意与美国相同。及太平军瓦解，清廷政权稳定，于是分由赫德与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出名，于1865年11月及1866年3月，向总署呈递《局外旁观论》与《外国新议略论》，建议兴办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参与其事。时驻京公使经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会，商讨未来对华的应行政策。《局外旁观论》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国均愿以公正态度与中国交涉。文样亦称道他是中国的真实友人，处事和平，知中外大体。赫德总掌海关行政以来，税收激增，总署对他自多好感。威妥玛为最谙悉中国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国新议略论》系由阿礼国代致，无异作赫德的支援。两人所论，不外内治外交的种种利弊，而归之于急需借法自强。他们首先强调条约关系至大。赫德说：某事当行或不当行，有条约可凭，如不遵照，势必召来战争，而出以强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办、早办。他所重视的为铸银钱、修铁路、造轮船、设电线，主张洋商华商合办，明言此为日后外人所必请。其次为允许公使觐见，派遣使臣驻扎各国。威妥玛措词更为激切，等于恫吓。他说：“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相保”，如不照行，难免干预，中华将不能一统自主。如决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除遣使、铁路、电线外，并应开采五金、煤炭，所需经费均可借贷，所需人材并可约外人相帮，亦即中外合办。又说：“各国代谋诸事，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大益。”阿礼国声称威妥玛系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轻予搁置，总署自不得不加理会。于是又可知所谓新政不尽出诸中国自发，而是外力胁迫所致。

前期的洋务（5）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十年后应将税则及通商章程加以修改。总署知道届时定有新的要求。觐见、遣使、电线、铁路、开矿诸事，近年外人既一再提及，内河通航，他们亦极重视，而内地私设行栈，偷运食盐，层见叠出，教案日益严重。1867年6月，恭亲王等根据数年来的经验，又感于各国深险狡黠，遇事矫执，不独于条约中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未载者，更为添增，来岁修约，必求大遂所欲，深恐再为修约之事，引起严重后果，必须预拟对策，因奏请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派人来京，以备查询。10月，再请通饬与交涉有关各省当局，就上述觐见、遣使等事，各抒所见，详慎筹划，谓今日已成列国战国，“非空言道德所能谈笑而却兵戎，亦非徒抱殷忧所能涕泣而销祸患”。曾国藩认为除觐见、遣使、开矿外，其余俱不可行。左宗棠久恶赫德、威妥玛的慢悖，仅同意觐见、遣使。李鸿章与沈葆桢（船政大臣）的主张大致相同，赞成觐见、遣使，电线、铁路、轮船、开矿，可自行试办。一概反对的为直隶总督满人官文。

1868年阿礼国曾三次向总署致送修约节略，要求免征洋货匣金，改正关税，准许内河航行，添开长江沿海码头，设立海关官栈，内地设栈，洋人由外国设官管理，洋盐进口，开掘煤矿等。总署不肯全允。阿礼国于内河航行，内地设栈，开掘煤矿始终坚持，对添设码头数目亦有争执，兼及电线、铁路。11月，邀同美使劳文罗斯（JRoss Browne）同至总署谈判，言词不逊，最后双方拟定了一个约稿。英、美、法政府恐操之过急，可能激起中国人民反抗，开矿、筑路及内河行轮更会直接影响人民生计。而且原则上曾国藩、李鸿章等已表示赞同，总署于推广贸易亦有了让步，一切不妨出之以渐。翌年，英政府决定修约暂行延期，以待中国人民心理演变，美国表示同意。阿礼国向总署提议，将上年约稿作为暂行章程，不算修约。总署谓如不算修约，须再俟十年，方可议修。阿礼国愿再相商。10月23日，中英新约画押。进口鸦片及出口之丝，税率均予提高。英国商人以未全遂所欲，竭力反对，英政府未予批准。直至1876年，烟台条约订立，方告一段落。英、美所谓对华协和政策，终不许损及它们的现实利益。

同治年间与各国订立新约，多为外人促成，遣使出洋同样与外人有关。英国公使频以为请，总署藉口“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婉谢。然又感于外人于中国虚实，无不洞悉，中国于外国情伪，一概茫然，有意派员出国，探其利弊，以资筹计，所顾虑的为礼节问题。1866年赫德请求返英完婚，建议恭亲王、文祥酌派同文馆学生随行，以广见闻。恭亲王以与特派使臣体制无关，表示首肯，由总税务司文案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三人前往斌椿及三学生均为旗人。

。先后至巴黎、伦敦及瑞典、俄、德诸国，英女皇曾予接见，往返五月。此为中国初次派往西洋的观光团，在斌椿的游记中多少可发现他的西方认识。

1865年蒲安臣返美述职，总署大臣请他代向所经国家解释误会。他答以如中外之间发生争执，愿从中调解。蒲安臣到华盛顿后，西华德令他转告总署，欢迎中国遣使来美，1867年蒲安臣决定辞职，恭亲王设宴祖饯。蒲安臣“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前期的洋务（6）

为修约交涉，赫德屡劝总署遣使，以缓和各国要挟，恭亲王、文祥为之所动，难的是人选。现在蒲安臣既有此表示，文祥乘机请他担任中国使臣。经多次商议，赫德从旁敦促，蒲安臣毅然接受。11月正式派他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总署章京记名道志刚、记名知府孙家谷亦以同一名义偕行，实际为会办，英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海关法员德善（Ede Champs）为协理（秘书），意在笼络英、法，组成一个混合使团。1868年，蒲安臣先到美国，觐见总统朱文逊（AJohnson）。所至发表演说，谓中国正在采取西方文化，步入和平进步之途。7月，与西华德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天津条约的附约，订明两国人民听便往来居留，优待游学，设立学堂。美不干预中国内政，如中国有意兴办电线、铁路等，亦愿予技术协助，可谓为平等条约。其中自然顾及到美国利益，如人民听便往来居住，是由于美国需要华工，设立学堂是为在华传教事业的便利。及抵伦敦，英国的态度颇为冷淡，两个月后方得觐见女王。英外相声明，“无勉强中国，致干自主之权”之意，惟必要时仍将使用武力。翌年（1870年），蒲安臣至巴黎，历瑞典、丹麦、荷兰、德国，1870年抵俄，2月病卒于圣彼得堡。志刚、孙家谷率领使团转赴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再经巴黎东归。

各国公使虽已入驻北京，但未能觐见。总署所持的理由为“皇上冲龄，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有所不便。公使责以不以客礼相待，言多愤激。总署谓如要觐见，必须跪拜。但亦知不许觐见，实不易为辞，如必绳以中国之礼，其势不能。预筹修约之时，曾国藩等均主于同治亲政后，准如所请，仪节不必强以所难。1873年，太后撤帘，各国公使旧事重提，总署不再坚持跪拜。6月29日，同治御紫光阁，因日本专使副岛种臣的力争，首先进见，继之为俄、美、英、法、荷五国公使。此为中国皇帝初次以平等仪式接见外使。紫光阁向为外藩君长朝贺赐宴之所，各国仍有不满。不久光绪嗣位，太后二次垂帘，至光绪亲政，始再准觐见。

四、军事工业的兴办

在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原则下，恭亲王主雇用洋匠制器，曾国藩亦倡师法外人，造炮制船。1861年，已命徐寿、华蘅芳在安庆试造。1863年容闳因华蘅芳的推介，说曾国藩自置机器，设厂以制造机器，不惟可造船炮，亦可造其他器物容闳简历见第79页注释②。。曾国藩即派他前往美国采办。同年李鸿章自香港购得机器，募集洋匠，设局铸造炮弹、短炮，以供常胜军、淮军之用，委任英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及丁日昌等分别综理。1865年，容闳所置机器运至上海，李鸿章命与上海已有的设备合并为江南制造局，一称江南铁厂。次年又设金陵制造局，仍由马格里负责苏州克复后，马格里的炮局自上海移设该地，至是再迁南京，扩大为金陵制造局。。1867年成立的天津机器局（后改名北洋机器局），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筹设，总办为英人密妥士（JATMeadows）。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重加整顿，以江南制造总局的沈保靖代密妥士。

前期的洋务（7）

上海、金陵、天津三机器局设置最早，规模较大，影响日后兵工生产亦巨，其经营缔造均与李鸿章有关，且均有外人参与。所需经费均来自关税，成绩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优。剿捻战争期间，淮军所需枪炮弹药，多为金陵制造局所制。以后大沽炮台的大炮亦由该局铸造，试放时竟二次发生爆炸，如非马格里不愿增强中国对外的防御力量，即是技术不精。天津机器局为北洋军大总汇，除供应直隶、江南的淮军、练军外，并拨济吉林、奉天、河南等省。北洋海军弹药亦多取给该局与江南制造总局。总计十年之间，除上述三局外，西安、兰州、福建、广州、济南均相继设局。

早在1856年，李泰国曾建议购买轮船，以供对太平军作战之用。江南大营溃败，金陵克复无期，如有轮船炸炮，必易收功。因之赫德又条陈自办轮船，经费于洋药（鸦片）项下筹措，进口正税之外，如运销内地，再征银若干；雇用外人司炮，华人从而学习。恭亲王、曾国藩俱表赞成。次年（1861年）命在英国的李泰国经理。李泰国委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SOsborn）承办，购炮舰七艘，募弁兵六百余人。李泰国认为中国人愚昧无知，凡事须加强制，他自称不是中国官员，可不听中国命令，此次存心把持，擅与阿思本订立合约，兵轮归阿思本统带专主，凡事由他转行，中国政府不得直接指挥，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亦悉归阿思本调度。总署拒不同意，主由中国派员为总统，阿思本为帮统，听督抚节制调遣，饷项可归李泰国经营。1863年7月，总署又许李泰国以如得金陵，所得财物的35%归阿思本，若系阿思本独力克复，则为70%。时乱事平定不远，湘、淮军欲独成其功，且恐受外人挟制。曾国藩、李鸿章对新订办法坚决反对。阿思本定要照原合同行事，否则轮船官兵解散。卜鲁斯出面干预，总署虽进退两难，仍力持以中国人为总统，即令决裂，亦不将兵船移交外人。曾国藩改请将兵轮分赏各国，使李泰国失去凭藉，或由阿思本与湘军将领分带，以分其势。总署、卜鲁斯均浼请蒲安臣斡旋。蒲安臣既不欲英人独握中国海军之权，又不愿中国有一支新式舰队，复恐兵船落入中国海盗或美国南方政府之手，建议遣返英国出售，获卜鲁斯、阿思本同意。11月，兵轮撤回变价，原用一百六十七万两，仅收回二十余万两，其余付之东流。总署向恶李泰国刁诈，于是即以办船贻误，予以革退，总税务司由赫德实授。于此又可见清廷举办新政的不易。中央与地方不相协调，外人别有居心，列强之间复有其矛盾。经过此一不愉快事件，倡导新政的恭亲王、文祥等大为沮丧。

造船、制炮为自强运动的两大新政，在购置兵轮期间，徐寿等已在安庆造成小轮船一只，惟行驶迟钝。江南平定后，李鸿章依丁日昌的主张，请总署设厂造船，并奖励华商购买。江南制造总局，负有制炮、造船的双重使命，以剿捻战争方殷，先造枪炮。1867年开始造船，次年第一艘轮船工竣，船壳汽锅自制，机器购自外洋。是后三年，续成三艘。1872年的“海安”（宴）兵轮，长三十丈，马力四百匹，炮二十六尊，被誉为中国第一大船。1875年，又完成一同级的“驭远” 号，实际仍不及外洋兵船坚利，成本复昂。遂停止制造，一共成船六只。始终以造船为专业的系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左军之克复浙江湖州，得力于兵轮之助，事后左仿制一只，试航西湖。法人德克碑、日意格劝他觅购轮机，可代为监造，1866年7月奏准。日意格曾任职于法国海军，左委他与胡光墉筹备。不久左调陕甘总督。以沈葆桢总司船政事务，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获得法国海军部的支持，着手购办机器，招募工匠。1868年正式开工，厂址设于福州马尾。左的计划不仅是借此整理水师，并要发展海运。兵轮、商轮兼造，使“漕运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五年之内用费约三百余万两。主要出自关税，次为厘金，共成兵轮十只，商轮五只，每只排水量自五十吨至一千五百六十吨不等，是后归中国自办。

前期的洋务（8）

五、西式教育的开始

清初以对俄关系重要，康熙年间，命八旗子弟于俄罗斯馆学习俄文。18世纪的中英交涉，多由在华西人及广东的买办通事担任翻译，南京、天津、北京的谈判，则假手外国教士。买办、通事流品不一，货利是嗜，外国教士不惟往往不能达旨，甚或逞其私意，偏袒捏架。再者，与外人交涉必须明其情事，方不致受到欺蒙。1859年，编修郭嵩焘奏陈御夷之道，其中之一即为谙习外国语言文字。北京立约后，恭亲王等所拟善后章程，亦谓与外人交涉，如语言不通、文字不辨，则一切隔膜，绝不能望其妥协。请于广东、上海商人中，挑选会习英、法文字语言之人，派来北京，挑选八旗聪慧子弟，从之学习。事过年余，粤、沪均无合宜之人，不得已聘用英国教士包尔腾（JSBurdon），招学生十人，于1862年7月，开始教学英文，名为“同文馆”。经费由海关拨付。翌年，续设法文、俄文两馆。包尔腾辞职，另一英国教士博兰雅（John Fryer）代之；又一年，由美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继任。至于学生之限于八旗子弟，大约系沿袭俄罗斯馆的办法，不欲汉人预闻外事，不过日后终于开放。

继京师同文馆而成立的为上海“广方言馆”，冯桂芬首发其议。京师同文馆的训练以交涉肆应为主，冯的见解更进一步。他说上海、广州为洋人总汇，洋务亦为国家招携怀远大政，应为读书明理之人所共能，不仅有裨交涉，且可培养端人正士，究习西学，多译西书。1863年，李鸿章据以入奏，请仿同文馆之例，于上海、广州添设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资敏端静文童，及年少聪慧的候补佐贰、佐杂，入馆学习。人数既多，人才自出。“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术，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逐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奏准之后，由冯拟定章程，名曰“广方言馆”，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为最早的英文教习。学生三年期满，能译西书全帙，作为毕业。1870年，并入江南制造局。广州同文馆的西文教习为美人谭顺，学生以八旗子弟为多，贡献不大。江南制造局附设有机器学堂，福州政局附设有求是堂艺局。求是堂艺局又分法国学堂与英国学堂，一习轮船制造，一习驾驶，总名船政学堂。日后重要海军将并多出身于此，名翻译家严复（宗光）亦其中之一。

恭亲王、文祥亦有感于制造机器、火器，以及行船、行军，无不与天文、算学有关，若不从根本作起，仍无裨实用。1866年决定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聘西人教授，命在英休假的总税务司赫德代为物色。保守派的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指为“用夷变夏”，以师法西人为可耻，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恭亲王等再说明天算的重要，与西学之必须肄习，“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究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犹以学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进一步主张令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一体学习。倭仁则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以夷人为师，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恭亲王续予驳斥，并云倭仁“如果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愿意追随，否则“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实未敢信”。倭仁仍说以夷为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必将堕入夷人术中。这次的争论，表面上的胜利归于恭亲王，而士大夫聚党私议不息，阻拦投考同文馆的人员，多方讥诋，斥恭亲王为“鬼子六” （恭亲王行六）。

前期的洋务（9）

算学馆的学生大都为中年之人，无何基础，某洋教习拒绝讲授，同文馆几乎解体。时丁韪良返美进修，因赫德的敦促，于1869年回抵北京，被任为总教习，即馆长，积极改进，学生约四十余名，仍以旗人为多。不久添设德文馆。1871年学生增至五百余，不限旗籍，有的来自上海广方言馆，或广州同文馆。肄业期限定为八年，前三年学习语文及西洋史地，第四年授以算学、代数，第五年为几何、三角、博物，第六年为实用重学、微积分、测量，第七年为化学、天文、地质、矿务，第八年为政治、经济、国际法，程度相当于初级文理专科学校。总税务司中的西人亦有任教者，如马士等。中国初设驻外公使时，卒业于同文馆的学生供职使馆者颇不乏人，以1879年为例，伦敦使馆三人，巴黎二人，柏林三人，圣彼得堡四人，华盛顿二人，东京二人。丁韪良在职约三十年，1894年辞职，继之者为欧利甫（GHOliver）。

教会学校亦以19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为速，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最为积极。举其著者，如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文会馆，1865年英国浸礼会在山东青州开办广文书院，后合并为齐鲁大学。1865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圣约翰书院，即日后的圣约翰大学。1866年，美国监理会在北京开办汇文书院，即日后的燕京大学。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直隶通州开办华北书院，同年美国长老会将原设宁波的崇信学校，迁于杭州，易名育英学院，即日后的之江大学。

官办学堂开设之后，进而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倡之者为容闳，傅兰雅亦宣传颇力。容闳认为复兴中国的根本途径在教育，以西洋文化改进中国文化，他之乐于为曾国藩采办机器，意在相机实现此一理想。1868年以来，屡与江苏巡扰丁日昌谈及，具体方案为先试派十二至十四岁的幼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洋，以十五年为期，派汉人教习同往。中美续增条约载明互相优待学生，容闳主张将幼童送往美国。1870年，丁日昌商之于曾国藩，由曾正式上奏，并与李鸿章联名致书总署。美使从旁怂恿，英使亦谓可先赴美国，将来再派往英国。容闳在上海设一出洋局，招学生三十名，大多为来自香港的广东幼童。1872年，陈兰彬、容闳被派为正副委员，经理留学事宜，设办事处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是后三年，第二至第四批学生陆续前往。及吴嘉善任游学委员，不满学生的言行，斥其 “适异忘本，目无师长，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力主撤回。李鸿章、容闳争之无效，1881年竟从所请。其中有的已大学毕业，有的尚在大学、中学肄业，回国后，多任职海关、海军、路矿与其他洋务机关，最知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

六、西学的积极介绍

明清之际，为西学输入的第一期。第二期肇始于咸、同年间。五口通商，传教工作展开，新教士尤称活跃，创办报刊为其一。自1853年起，二十余年间，重要期刊有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宁波的《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上海的《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中外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教会新报》（Church News），北京的《中西见闻录》。《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Review of the Times或The Globe Magazine），并增出《益智新录》（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专言科学。《中西见闻录》易名《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日报，有香港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上海的《上海新报》，及日后成为中国第一大报的《申报》。报刊的宗旨，大都为通中外之情，述西学概况。不论果否是真正为中国人的利益，但对于促进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及启发中国人的学术观念，自有其作用，进一步为西方专著的介绍。

前期的洋务（10）

英美新教士在近代译书事业上的地位，颇似明季的耶稣会士，重开风气的为英人伟烈亚力，所成最多的为傅兰雅。中国则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的贡献为大。伟烈亚力长于天算之学，设墨海书馆于上海（1847年），致力于译书印书。1853年至1859年与李善兰合译《几何原本》的后部及《谈天》（Herschel， Outline of Astronomy，1859）。李又与艾约瑟合译《重学》（Whewell， Mechanics，1858）。姜别利（William Gamble）主持的上海美华书馆（1860年）以出版为主。狄考文（Calvin WMateer）主持的登州文会馆，傅兰雅主持的上海格致书院（1874年），林乐知主持的上海中西书院（1882年），均兼事编译科学图书。合信、嘉约翰介绍的以关于生物、生理、医学为主，慕维廉等介绍的以关于人文社会为要。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举行大会，以教会学校增多，决设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扩大纂撰各种教科书工作，以供高等小学及中学之需，由丁韪良、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利启勒（RLechler）主持。十三年间，出版九十八种，以图说、须知之类为主。韦廉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同文书会（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1844）规模亦大。后改称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又名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官方译书首推江南制造总局，次为北京同文馆。同文馆为培植交涉人才而设，开馆的次年（1863年），丁韪良译成《万国律例》（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蒲安臣介绍于总署。前此赫德与总署大臣论及国际法的重要，恭亲王恐外人别有用心，强中国以必行，颇为犹豫。经丁韪良解释，知不无可采之处，即派人和他商酌润色，1864年刊刻。是年普鲁士与丹麦战争，普鲁士兵船在大沽口扣留丹麦商船，总署援引该书，责其侵犯中国领海，普使认错。证明公法确为有效。其后丁韪良遴选同文馆高年级的优等生，由教习指导，续成《公法便览》（Wools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公法会通》（Hall，Treaties on International Law），《星轺指掌》（Der Martens，Guide Diplomatique）、《法国律例》（Code Napoleon）、《富国策》（Faweate，Political Economy）。同文馆自设印书处（1873），出版各书，装潢精美，仅分送各衙门，流布不广。

制造局首重工艺，译书以实用与理论科学为多，倡之者为曾国藩，实际为徐寿（1818—1884）。徐入曾国藩幕府之前，已与上海英国教士相识，博览译书，究心格致制造。深知西方工艺精良之原，悉本于专门之学，必须翻译有用之书，以探索根底。曾国藩据以疏陈，谓“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认为翻译系制造根本，曾重刻《几何原本》等书。李鸿章之设立广方言馆主要目的，在造就科学人才，期能阅读、翻译西书，亦曾刊印《重学》。1867年制造局创设翻译学馆，即由徐寿主之。广方言馆并入后，聘伟烈亚力、傅兰雅、马高温（DJMacGowan，美人）、林乐知、金楷理（CLKreyer，美籍德人）参与其事，西人口译，华人笔述。除徐寿外，知名者有华蘅芳、赵元益、王德均、李凤苞、贾步纬、钟天伟及徐寿之子建寅等。前后成书二百种，约计算学二十三种、工艺三十一种、物理十一种、地质矿冶十二种、天文九种、地理八种、军事五十八种，关于化学的十种，最称精博，多出徐寿之手。1871年开始出书，发行三万一千余册，此后范围扩及于医药、农业、理财、外交、法律、历史。1873年复编印《西国近事汇编》。此外金陵制造局、北京海关总税务司、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亦兼事译书。当时大都视天、算、声、光、化、电为西学主体，英、美传教团体及中外私人所译，则内容比较广泛。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1）

第三节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

一、教案叠起

在自强运动推进期间，中国连续不断地遇到外来的困扰。首为教案，十之八九与天主教有关。中国重开教禁是出于无奈。天主教士以往活动对象为官绅士大夫，现在转向庶民。可能是因为他们受过一百余年的委屈，如今时异势移，西方在中国的声威，与往日大为不同，不免趾高气扬。

依照条约，第一，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具有特殊身份，不受中国管治，并常庇徇中国教徒。1861年总署虽曾与法使议定，不准教士过问公私事件，但又通令各省，依礼接见教士，示以体面。无形中提高他们的地位，益使其昂然自大，藐视官府，不时进出衙署，干预词讼。州县畏其势焰，一味纵容。不肖之徒，争相入教，作奸犯科，欺凌善良。贫穷之人复贪图小惠，作其爪牙。第二，旧有天主堂及教产均应赔还，这是他们生事的另一借口。雍正禁教以来，教产悉遭没收。屡经沧桑，原址大都改建，或数易其主，难以查明。因之或重索赔偿，或于原址以外，强行扩展，或硬指高屋华室为当年教堂，勒迫迁让，且于体制有关之地，以及书院、会馆、公所、仓厂、寺庙、庵堂，为阖境绅民所重者，皆任意需索作抵，复利用置买田产，建造自便之权，霸占土地民房，亦为常事。

早年天主教之所以频遭攻诋，以至被禁，不外政治的猜忌，名教礼俗的凿枘，今则又加以实际的利害冲突。过去反教者多为官绅士大夫，今则又加以平民。官绅士大夫所忧虑的为世道人心、国家安危，平民所愤恨的为切肤之痛。官绅自始即认为教士心怀叵测，隐蓄异志，假邪说以惑众诬民，借行教以窥探山川地理，一旦有事，外则胁之以兵，内则会合响应。西人之开疆土，蚕食小国，率用此术。经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之役，觊觎中国益急，其所以和议而退，乃畏中国人民之众，不得不先以通商取中国财利，以传教结中国人心。国家安危系于人心，人心一离，国本动摇，洪秀全即系假借基督教煽构。中国以名教为治，天主教不敬祖宗神祇，所奉唯上帝，所尊为教王、神父，等于无父无君，悖理败伦。教化民德大坏，以致忘本而无忌惮。入教的妇女与男子齐集一堂，礼拜诵经。婚嫁悉由自愿，不经媒妁，不拜天地。甚至传说神父常藏少妇，新婚初夕，神父与新妇共宿；终身不嫁的修女，亦须承倚神父。可谓廉耻道丧，人伦澌灭。育婴堂收养孤儿，目的在挖眼剖心，用以制药。开设医院、学校及救灾恤贫，亦系别有用心。凡此误解，清初的反教者已屡屡言之。道、咸年间信以为实者尤众。

一般人民仇教的最大原因。为教士的横行霸道，教民助纣为虐。1870年曾国藩的一段扼要解释，足可说明个中内情，不过他漏掉赔还教产之事。他说：“天主教屡滋事端，……但求教民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土。遇有民教互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而卒思逞。”总署复从法使之请，凡祈神赛会、修庙、演戏、建蘸，教民免予摊派，更令百姓愤嫉。教士外出乘坐轿舆，盛陈仪卫，布列衔牌，自称钦命，俨然是方面大员，一样为他们所厌憎。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2）

来华历史较短的新教士行事，与天主教士不同。他们为数不众，19世纪60年代，不足二百人，70年代，为数四百余人，仍集中于通商口岸，侧重文字宣传，信徒约有数千。1866年，英国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创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新教开一新纪元。他个人生活俭朴，刻苦耐劳，组织不分派别国籍，十年之间，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均有会所，渐及其他各省，教徒增至一万三千人。

民教冲突之事，自1861年至1870年，十年之间，不下数十起，遍及十余省，几悉与天主教有关。以贵州、江西、四川、天津诸案为最严重。贵州主教初一到达，即与官府分庭抗礼，时坐大轿，雇用鼓吹，招摇过市。提督田兴恕少年气盛，通谕地方官痛斥教士，命稽查驱逐，最好藉故绳之以法。1861年，时有教堂被抢，教会、学堂被焚，教民遇害。次年，又以教民不参加祭赛，法国教士一人及教民四人被杀。法使向总署抗议，英、俄助之，要求严惩田兴恕，赔偿谢罪，限期答覆，否则将自行办理。恭亲王认为事关国家体制，只许赔偿，不能抵命。交涉四年，终于将田兴恕发往新疆，充当苦差。

江西的法国主教，自称总理江西教务，全权大臣，巡抚升炮开中门以迎，教民借势鸱张。1862年，南昌府试，童生捣毁教堂、育婴堂，法使以绝交开战相威胁。巡抚沈葆桢谓传教并非用兵，不可以力屈人，须以信服人，“若谓慑之以兵力，期收效于旦夕，则匹夫不可夺志。……劝人为善者当不出此”。最后赔偿了事。

1863年四川重庆天主堂医院、学堂被毁，教民数十人被杀，起因是法国主教强指寺院为教产。结果川东道撤职，四川总督、成都将军议处，赔款十五万两。1865年四川酉阳法国教士被殴而死，法使声言，将派兵船入川，总督允惩凶、赔款。同年又以赔还南京天主堂不遂所愿，法使警告恭亲王，倘不如所请。即行绝交，“清朝国祚势将不保”，恭亲王只有照允。1868年，台湾天主堂及英国教堂被毁，英海军炮击安平，杀伤官兵二十余人，并勒索兵费。江苏扬州天主教育婴堂及内地会教堂被毁，上海英领事不俟查办，率领兵船胁迫两江总督曾国藩承认其全部要求。1869年，发生第二次四川酉阳案。乡团与教民互斗，团民死者一百六十余人。法国代办罗淑亚（Jde Rochechouart）又以绝交开战相恫吓。接着贵州遵义天主堂被毁，殴毙法国神父一人，北京虽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前往处理，罗淑亚仍率兵船溯江而上。李鸿章在重庆将酉阳教案主犯正法后，赶返汉口，续将遵义教案议结。同年，英军杀害潮州乡民六十九名，焚烧民房四百余间，此事虽与教案无涉，而给予中国朝野的反感则一。在此不断的刺激与压迫下，不惟保守的醇郡王奕（1840—1891）、大学士倭仁力主对外备战，开明的恭亲王奕亦说羁縻不可常恃。翌年，轩然大波又起于通商口岸、京师门户的天津。

1870年春夏之交，天津时有小儿走失，天主教仁慈堂的幼童又常有死亡，谣言系遭谋害，剖心挖眼，用以制药、练银，被捕拐匪复供称受天主堂指使。于是民情汹汹，6月21日，包围天主堂。法国领事丰大业（HVFontanier）面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咆哮不逊，与枪示威，打毁器物，愤愤而去。途中枪伤天津知县随从，致被殴毙。法国领事馆、教堂慈仁堂被焚，法人及俄、比、英、意人十余人被杀。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3）

一向横蛮的法国代办罗淑亚立召军舰前来，要求严办首从各犯，各国公使亦联衔抗议。诏命直隶总督曾国藩持平办理，并将天津地方官议处，派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醇郡王奕则谓津民宜加抚循，地方官勿轻更动，海防应密筹，住京洋人宜密察。曾国藩立意不与法国开衅，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出示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严禁滋事，并将天津知府、知县撤任。于是京内外议论纷起，斥其偏护洋人。

中枢虽亦欲保全和局，惟仍嘱曾国藩勿失民心，同时命沿江沿海戒备。罗淑亚坚持将天津府、县及涉嫌的某提督正法，法军舰即直驶天津。北京亦不得不调兵遣将，召李鸿章克日率部北来，情势至为紧张。时普法战起，罗淑亚的气焰一挫，各国复恐普、法之争波及东亚，均希望津案速结。旋以曾国藩旧病复发，调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原已患病，至是以内外交迫而转剧，自谓“内惭神明，外愧清议”。两江为湘军的势力范围，原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与湘军无何渊源，1870年八月被刺而死，复命曾国藩任之，1872年3月卒。，以李鸿章继为直隶总督。9月，李鸿章到天津，10月，将天津府、县发往黑龙江效力，滋事人犯二十五名处死，二十五名军流，赔偿法国损失二十一万两，抚恤二十八万两，崇厚赴法国谢罪。

总署成立以来，所遭遇的棘手问题，虽一一解决，而十年以来所恃的对外讲信修睦方针，并未收到预期成效。外人有心相呢之说，不全可信，所谓对华联好政策，一遇实际交涉，即置之脑后。中国自强运动，不仅不能仰赖外人的同情支助，反使保守派振振有词。总署惩前毖后，于1871年拟订一教务章程，包括停止或限制教堂收养孤儿，祈祷时不应男女混杂，教士不得干预公事，教民滋事，曲直由地方官凭断，教士不得任意邀游，信教者须查明身家，教士与地方官往来应守礼节，旧有教堂不得任意索还。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民教冲突依然不息，各国的侵略亦日甚一日。

二、日本吞并琉球与进犯台湾

日本与西方接触迟于中国十二年。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的挫辱，是日本的前车之鉴，渐知何去何从。其购置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往西洋留学，均较中国为早。初志虽在自卫，而中国的内外危机与积弱不振，迅即重启其对华野心，实现16世纪丰臣秀吉的梦想。第一步为取得通商之权。冯桂芬早已注意到日本的发愤为雄，李鸿章初至上海，对于日本的新政即颇表钦慕，或系受冯的影响。1870年，日使柳原前光以商订条约为名，前来天津。时李已任直隶总督，天津教案甫了，柳原说以中、日最为近邻，同为西方所迫，理应通好，同心合力。李为所动，欲“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稍事联络”，遂允与妥议，柳原留下约稿而归。1871年，日本全权伊达宗城与李续谈，所请事项，均系比照西方国家成例，谋取得一切特权。虽是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de Lony）的教唆，亦为日本的希望。经一再驳辩，9月13日，条约签字。值得注意的为两国所属邦土，不可侵越，这是李鉴于历史上日本的对华行为，预事防制，特别是为保障朝鲜。二为两国互相关切，若他国有不利于中、日之举，彼此相助，或从中调处。此即柳原所说的两国合力，以抗欧美之意。三为两国人民词讼，由领事各按本国律例审理，互享治外法权。四为关税各照本国则率。五为两国人民不得进入内地买卖货物。事后日本以未能得到利益均沾及领事裁判权，大为不满。第二年即要求改约，李责其无信。迟至1873年，日本以别有企图，始行互换。李鸿章一生签订了许多条约，第一个即是中日条约。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4）

日本向外扩张的对象，为陆上的朝鲜及海上的琉球与台湾。首先被其并吞的为琉球。琉球臣属中国已五百年。17世纪初，一度为日本屈服，但仍入贡于明、清。1871年琉球船只遭风飘流，难民数十为台湾生番所杀，福建督抚立即查办，遣送生还琉民回国。日本决心生事，翌年册封琉球国王，进而窥伺台湾。1873年，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换约为名，亲自来华，试探清廷态度，美使德朗为他策划，并介绍熟习台湾情况的前美国厦门领事李仙得（Le Gender）为随员。副岛并不正式行文，仅由副使柳原前光向总署口头提出琉民遇害之事。总署答以琉、台俱属中国，不烦日本过问，生番原为化外，未便穷治。柳原谓将自行问罪，总署重加剖辨，柳原未再深论。正如李鸿章所说，“彼盖预怀奸计，姑以游词告询，口说无凭，为日后狡赖地步”。

日本一面实行南取琉球，一面计划西侵朝鲜，即所谓“征韩论”。大臣中的缓进派，认为朝鲜情形复杂，主张慎重，急进派西乡隆盛愤而辞官。政局杌陧。为要安定内部，决先进兵台湾。1874年4月，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兵三千六百人，于是年5月7日登陆台湾南端，实行袭击。番人勇猛抗拒，日军肆行焚杀，等于不宣而战。清廷抗议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调淮军六千入台。日本亦准备大举动员，一时剑拔弩张，但双方各有顾忌。其在清廷，新疆问题急待处理，李鸿章虽称“以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日本）三四千人”，但“利器劲兵，难遽备集”，海防尤为脆弱。其在日本，改革伊始，内部意见纷歧，驻日英使巴夏礼一再诘询，美使德朗亦感事态复杂，临时禁止美人协助日军，不准美船受日雇用，在台日兵伤病死亡五百余人，中国大军正在集中，日本自不得不再作考虑。

沈葆桢负有筹防、谈判的双重使命，而以谈判为先。到台之后，即派员与西乡会议。日本政府于出兵之时，已派柳原前光为首任驻华公使，故意散播谣言，谓日军将进犯天津。李鸿章明知是虚声恫吓，希望中国速就和议，对柳原“嘻笑怒骂，厉声诘责”，斥其“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请总署不必迁就，“沿海兵力兵饷，虽无必胜把握，日本亦未必遂能得志”。因之柳原与总署的谈判，亦无结果，关键在于兵费。9月，日本续遣特使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前来，依然不协。英、美均不欲中、日决裂，分劝李鸿章及总署惩凶抚恤。10月10日，大久保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浼英使威妥玛斡旋，总署让步，协议成立。一为承认日本此次行为为“保民义举”，无异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一为赔款五十万两，无异宣布中国怯懦畏战。李鸿章亦云，“未免微失优柔，稍损国体，渐长寇志”。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5）

1875年，日本实行占领琉球，不许再向中国入贡。琉球遣使至福州乞援，福州督抚与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均主向日本理论，否则各国将谓中国无力庇护属邦，日本将更图朝鲜，台湾亦难得安。李鸿章则说如为琉球“区区之贡”，与日本威力相角，“非惟不暇，亦且无谓”。1879年日本改琉球为冲绳县。适美前总统格兰忒（MSGrant）来华游历，恭亲王、李鸿章明了日本所恃的为美国，请他调处。格兰忒劝与日本分有琉球，不可对日失和，应亟求自强，能自强，日本即不敢生心。到东京后，亦劝日本勿诉诸战争，以免引起欧洲干涉。传说他想促成中日同盟，只是揣测之词。事后日本向李鸿章提议，琉球南部可归中国，惟须修改中日条约，允日本享有西方国家所有特权，不仅仍要并吞琉球，并欲加紧侵略中国。李虽然拒绝，总署以中、俄伊犁交涉方急，日、俄有勾结之说，恐拒之太甚，日必结俄益深。且利益均沾诸款，各国修约均有明文，不得不对日让步，遂于1880年10月与日使拟订了一个草约。但是廷臣议论纷纷，不以为可。李鸿章亦力言琉案不当与条约混为一谈，俄事关系全局，“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这是他的联俄制日政策的初次流露。他又说中国宜及时自强，俟水师练成，日人嚣张之气，自可稍平，目前可采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于是草约作废。俄事甫了，朝鲜问题继起，中、日争点转移，琉球卒为日有，但始终未获中国承认，成了悬案。

三、中英滇案与烟台条约

元、明之时，缅甸北部已隶中国版图，清代全境臣属，列为贡国。自英国的势力进入印度后，东图缅甸，北窥西藏。19世纪的20年代，开始对缅甸寻衅，缅甸割地赔款。1852年再度用兵，夺据下缅甸及仰光，进而觊觎云南，有建筑自仰光至云南铁路之议。1868年派人探测路线，时值全滇大乱，仅到了滇西腾越，但来自越南法国的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1874年，组成一支约二百人的探测队前来，由柏郎（HBrowne）率领，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马嘉理（Augustus R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回乱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巡抚兼署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对于此次英人之来，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蛮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

自1868年中英修约不成，威妥玛正待时而动，至是乘机要挟，提出六项条件，三项均与马嘉理事件无涉，性质甚为广泛，为总署所拒。威妥玛以绝交相威胁，赫德亦说英军将进往滇边。总署鉴于日军侵台之事，深惧再起兵端，命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查办，威妥玛派参赞格维纳（TGGrosvenor）前往。威妥玛知总署诸事取决于李鸿章，因向李转施压力，痛斥总署颟顸，必须整顿，并将要求范围扩大，包括派员赴英谢罪，岑毓英革职议处，订定滇缅贸易章程，妥议税则，否则滇案交印度总督办理，各口通商事宜交水师提督办理，停纳关税。这时英海军已向烟台集中，总署大为震怖，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责岑毓英办理迟延。岑毓英拘捕滇边夷人十五名，指为凶犯，将李珍国等撤职，岑亦以母丧解任。威妥玛定要将岑提京审讯，并须增开口岸，划定洋货免征厘金地界。总署不肯全允，威妥玛下旗出京赴沪，决裂以在眼前。时为1876年6月。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6）

威妥玛的暴横，不惟使清廷难堪，亦为各国公使所不直。总署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8月21日威妥玛与李鸿章在烟台续谈，几经波折，终于在9月13日将条约签字。条约计分三端：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二十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往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重庆俟轮船到后再议），长江六处地方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入口鸦片于售卖时完纳税厘，至应抽厘若干，由各省酌办。附款为允英国派员入西藏探路。除提审岑毓英一事外，威妥玛一一如愿。法、俄、德、美等国对于此次中、英交涉，时在密切注视中，颇恶威妥玛的专断。约中二、三两端复涉及他们的利害，尤不满洋货免厘之仅限于租界。英国政府及印度总督对于抽收鸦片厘金一款，极为反对，中国虽立即批准烟台条约，英国则要求修改。直至1885年7月，中英续订专条，规定进口鸦片除百斤正税三十两外，加缴厘金八十两，英国始将烟台条约批准。

四、中俄伊犁交涉

新疆伊犁叛乱发生之后，清廷曾乞援于俄，为俄所拒。及阿古柏势张，俄使诘询总署，能否克期肃清，声言不能坐视。侵占领土及扩大陆路通商是俄国对中国的一贯政策，清廷虽于贸易、边界方面，给以若干利益，它并不以为满足；1871年7月，实行占领伊犁。伊犁为经济、军事要地，据有伊犁即可控制新疆。总署商请交回，俄人推拖不允。左宗棠西征之时，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归还。迨阿古柏失败，俄人不仅食言，且多方挟制，以转移中国对伊犁的注意。

在中俄交涉期间，1878年春，俄使忽而返国。清廷不得已，派崇厚前往俄京，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MNde Giers）会议。崇厚参与过英法联军之役的交涉，担任过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又做过总署大臣，具有十余年的外交经验，但庸懦无能，于俄情及新疆形势皆无所知。1879年3月，俄方提出商务、赔款、分界三事，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总署认为不能接受，特别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于10月2日在里海附近的里发的亚（Livadia）擅自与俄人订约。按照这个条约，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尽为俄有，伊犁成为弹丸孤注；第二，俄人得于蒙古、新疆无税贸易，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张家口至通州、天津往来贩运，另设置领事七处；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偿款五百万卢布（约二百八十万两）；第五，改定塔尔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认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国所得的仅为伊犁空城，朝议大哗。诏命左宗棠、李鸿章筹议。李谓我若先允后翻，兵衅一开，将来俄所要求，势必更苛，日本或将俟机而动，主待换约之时，再酌议更改。左的意见不同，谓俄人不践交还伊犁前言，庇匿叛逆，已无信义可言，“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应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7）

左、李对西北问题的看法一向相反，中央则每同意左的主张。1880年1月，将崇厚革职拿问，否认里发的亚条约。俄代办提出质问，各国公使亦认为不应惩处崇厚，继起抗议。清廷不为所动，进而定崇厚以死罪，同时左宗棠出驻哈密，作武力规复伊犁之计。号称“清流党”的张之洞辈尤为激昂，隐为主持者为军机大臣李鸿藻。总署大臣沈佳芬曾保崇厚使俄，为脱身计，从而附和。俄人自不示弱，亦增兵中亚，并遣兵船东驶，集结日本，盛传俄、日相结，侵扰沿海、东北，直趋京畿。

清廷并无求战之意，在惩处崇厚的同时，改命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商请改约。曾纪泽通晓时事，不主用兵。关系最大的为欧洲国家的态度。英使威妥玛恐中、俄一朝启衅，英国在华与在印度的利益将蒙受影响，曾有心加强中国的防御力量。英政府不欲直接加入，惟愿从中调解，不得已时，英人可以私人资格参加中国军事。德国以为中、俄失和，虽可削弱俄国对欧洲的压力，然亦可能予英国以在华渔利的机会。法国为对德问题，不欲俄为亚洲之事所牵，因之德、法两使与威妥玛均向李鸿章劝告和平了结。李自无异议，两江总督刘坤一亦一力支持，亲向总署陈说，崇厚的罪名遂获撤销。另一关键人物为前常胜军统带戈登。戈登时在印度，应赫德之邀东来。赫德的动机所在，众说不一，不过事前确得总署及李鸿章同意，戈登自称此行目的为劝和而非助战，伦敦方面亦谓可假手戈登使北京主战派就范。戈登先晤李鸿章，继向总署及醇亲王劝和，谓如果开战，俄军可能于两个月内占领北京，势须迁都内地，采游击战术，作长期抵抗，结果清的政权必不能保，外人久有李鸿章可取代清廷的说法。此时复盛传俄人有拥李牵制的阴谋，慈禧以下，不无戒心。戈登离华不久，即召左宗棠入京，表面上仍说备战，实际已决定言和，或与对李的谣言有关。时为1880年8月。

俄在远东的兵力有限，征调运输困难。左宗棠的军威方盛，战争一起，胜负之数，固不易言，英国态度尤堪顾虑。俄、土战后，俄国外交陷于孤立，国库匮乏，如战事延长，支援实感不易，中国既愿转圜，大可乘机多索赔款，乐得顺水推舟。8月初，曾纪泽开始与格尔思谈判。曾所重视的为界务，对兵费、商务表示迁就，这正是俄方意之所在，不过初时仍多方刁难。德使巴兰德（MVon Brandt）明告李鸿章，如他事能令俄满意，界务即易商改。时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廷苦于招架。曾纪泽乃舍伊犁西境不提，专争南境，因为南境为通往天山南路的孔道。12月，大致议定。1881年2月24日，条约画押，与原约不同之点，一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二为西路俄商贩运，至嘉峪关为止；三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为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五为赔款增为九百万卢布（约五百万两强）。凭借外交收回了部分领土，总算难能可贵，曾纪泽的声望亦为之提高。

中国经营天山南北路，历时已二千年，清平准部、回部亦一百三十余年，但依然为特殊区域，仅于北路设治。19世纪前期，西北史地引起学者注意，魏源主增设郡县，龚自珍建议别立行省。左宗棠同此意见，1877年进军南路之时，曾奏请实施。1882年，伊犁实行交收，清廷从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之议，改新疆为行省，归陕甘总督兼辖。又二年，以刘为巡抚，新疆名副其实地纳入中国版图。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8）

五、朝鲜问题——日本向大陆扩张

13世纪以来，朝鲜已为中国藩属。16世纪末，因日本入侵，明朝两度派兵赴援。到了清朝，照常入贡，而于西方国家则无接触。1833年，英船试来通商，地方官告以朝鲜为中国臣属，藩臣无外交之义，予以拒绝。1863年，朝鲜国王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执政，杀戮潜来的天主教士。1866年，法国派军舰问罪，无结果而去。美国久欲开放朝鲜，亦以商船被毁，水手遇害，两次对朝鲜用兵，均未得手。首先打开朝鲜门户的为壤地接近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致书朝鲜，要求订交，朝鲜以其款式不合，置之不理。1870年至1873年，日本再来访，连遭拒绝，征韩论大起。所顾虑的为中、韩关系，此为副岛种臣来华目的之一。

总署于法、美的对韩行动未加闻问，此次对日的答复，复称朝鲜虽为中国属国，但对其内治外交，向不过问。朝鲜对日原乏好感，大院君更恶其效法欧、美，侵扰朝鲜的法国军舰又多来自日本，下令断绝日本交易，日本主张征韩者，益为有辞。中日台湾事件以赔款结束，日本对中国愈为轻视。1875年测量朝鲜海岸的日舰，遭受炮击，日本即出动海陆军相威胁，命驻华公使森有礼通知总署。总署引据中日条约，谓“两国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加以驳斥。森有礼谓朝鲜为独立国，与中日条约无关。李鸿章为息事宁人，主听朝鲜自决。朝鲜国王李熙时已亲政，懦弱无能，闵妃干政，与大院君为敌，一反大院君所为。1876年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允日本驻使通商，订明朝鲜为自主之国，否认了中国的宗主权。日本联结亲日派，即所谓开化党，与大院君的亲华派即所谓事大党对抗。

日韩争执告一段落，清廷从李鸿章请，设置出使日本大臣，希望对日加强联系。森有礼曾和李论及俄国对东亚的野心，中日应合力应付，李颇有意。日本得寸进尺，接着即吞并琉球。中国朝野认为对韩政策必须改变。日韩订约前，郭嵩焘即主中国负起处理日韩争端之责，命朝鲜与各国交往。1877年，李鸿章劝朝鲜与英、美立约，至是续行进言，用以敌制敌之策，作箝制日本之术，兼备御俄人。1880年，纷称俄将夺朝鲜，李再度开导，朝鲜始幡然变计，答应遵办。

第一个与朝鲜建交的西方国家为美国。日、韩订约后，美国大感兴奋，以为朝鲜开港有望。1881年，美水师总兵薛斐尔（RWShufeldt）得日本介绍，至韩交涉不遂，转请李鸿章斡旋。李认为美、韩如立一平善条约，既可杜日本觊觎，又可据以与他国订约，嘱朝鲜派员来津商议。次年约稿在津议就，再由薛斐尔与朝鲜全权在仁川签字，马建忠代表中国监临。李原望将朝鲜为中国属邦字样列入约文，薛斐尔不允，订约后改由朝鲜另备照会声明。同年，英、德依同一方式与朝鲜立约，1884年至1886年，意、俄继之。各国对朝鲜为中国属邦的照会，均未置答。美国在汉城设置使馆，以示两国平等，日本十分欣慰。

朝鲜自闵妃当权，态度倾向日本，大院君失势，用事的闵妃亲族多贪，加之国用不足，军饷积欠十余月。1882年7月京城（汉城）驻军受大院君鼓煽，杀执政大臣及日人，进犯王宫，焚日本使馆，是为“壬午（1882年）事变”，日本立即出兵。时李鸿章丁忧，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采马建忠及幕府薛福成之议，派提督吴长庆率淮军三千人会同马建忠、丁汝昌所率三兵船赶往，随员有张謇、袁世凯。吴长庆到后，先逮捕大院君，再剿平乱党，韩局大定。此事如由李鸿章处理，未必如此果决。张謇告朝鲜某官云：“此次之师，赖李相不在，张公得以出力。”

纷至沓来的外在困扰（9）

中国在军事方面虽称成功，外交上则殊为失着，仍听朝鲜与日本直接交涉。8月，日韩订立济物浦（仁川）条约，朝鲜允惩凶谢罪、赔款，并许日本驻兵保卫使馆，扩展商务，内地游历。李鸿章为确定中韩关系，10月，与朝鲜订立贸易章程，明定朝鲜为中国藩封，委派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驻扎汉城。这时各方意气至盛，张謇代吴长庆拟朝鲜善后策，主改朝鲜为郡县，或置监国，或置重兵，改革朝鲜内政，为练新军，出师规复琉球。清流党翰林院侍读张佩纶有相似的建议，请迅练水陆各军，以备东征日本，派员管理朝鲜外交，代为购械练兵，以军舰驻守仁川，防护朝鲜海口，并令吴长庆箝制驻韩日军。给事中邓承修且主集中南北洋舰队向日本问罪。李鸿章不以对日决裂为然，亦不赞成改朝鲜为郡县或置监国，但于其他意见几均逐一采纳，除与朝鲜订立商约外，复代聘前德国天津副领事、曾任职中国海关的穆麟德（PGvon Mollendorff）襄理朝鲜海关，兼外署（统理衙门）协办，拨赠枪炮，派员教练韩军，实际负责人为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为河南项城人，早岁在故里及南京已习知军事，又居北京数年，洋务时政亦颇留心。因考试不第，1881年，前往山东登州投靠他的父执吴长庆，从张謇受业。因张的推介，随军援韩，表现甚佳，胆识不凡，敢作敢为，大得吴的赏识，韩人亦另眼相待。韩乱甫定，他即劝朝鲜练兵，朝鲜国王亦颇乐从，有意请他主持。1882年11月，李鸿章正式委以此项任务，计兵丁千人，一个月已见成效，时袁二十四岁。

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日增，日本与亲日派的忌恨日深。朝鲜君臣初尚对中国存敬畏之心，久则渐起不满之意。1884年吴长庆及所部半数，以中法关系紧张，奉命调防辽东半岛，留韩三营由总兵吴兆有统率，袁世凯副之，名义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营务。同年中法战争扩大，中国失利，驻韩日使加紧勾结亲日派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煽惑国王李熙，说是中国行将崩溃，朝鲜欲图改革独立，正为其时。李熙的态度动摇，思称雄自主。驻韩日使与亲日派密谋举行武装政变，袁亦严行戒备。

1884年12月4日，政变发生。日军占据王宫，亲日派夺得政权，亲华派大臣多人遇害。袁世凯立即率军弹压，以美、英、德使领劝暂缓进攻，朝鲜大臣为了国王安全，亦有顾虑。第三天，情势愈为险恶，袁即进王宫，击败日军，中日各伤亡数十人，洪英植被杀，日使出走，使馆焚毁。是为“甲申（1884年）事变”。

中国恐事态扩大，中枢密谕李鸿章切勿与日生衅。本此原则，李与赴韩查办的吴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两快舰先往，命袁不得妄动。日本军人高唱“膺惩清国”，法、美从中怂恿，日本政府当局则决定利用中法战争，以谈判方式与朝鲜解决，不追究事变责任，不许中国过问。1885年1月，日韩订立京城条约，朝鲜对日谢罪，抚恤伤亡日人，赔偿损失。一如壬午事变，中国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诘问，含糊了事。更大的失策为《中日天津条约》的订立。

日本对韩策略，自始即为将中、韩分开。京城条约既订，趁中法战争尚未结束，特遣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会议，要求中国撤兵，惩处营官，补偿日本民命财产。李于伊藤未到之时，已考虑共同撤兵问题，表面上争辩虽烈，实无关宏旨。1885年4月18日，天津条约签字，中、日驻兵一律撤回，两国均不派员教练韩军，由朝鲜选雇其他外国武弁担任。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如须派兵，应先互相知照，事毕撤回。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远戍，操纵难尽事宜。二为驻兵本为防日，日兵既撤，中国已无再留兵必要。三以约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规定，将来日如用兵，可随时为备，不虞其潜师突袭，即他国侵占朝鲜，中、日亦可会商互援。他忽略了中韩关系与日韩不同。有了这个条约，无异承认日本的在韩地位，并束缚了中国的行动。他又认为伊藤无意吞并朝鲜，日本的富强尚须十年内外，系中国的远患，非目前之所忧，中、日暂可相安无事；中国如及时自强，朝鲜可保。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已二十余年，日本仅十余年，今后十年中国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无把握。他于伊藤的雄心，缺乏认识，甚至希望与日本并力以抗第三者对朝鲜的侵略，始终不忘“以夷制夷”，结果反为日本所制。

洋务的再度推动（1）

第七章 忧患中的自强运动（下）

（1874—1893）

第一节 洋务的再度推动

一、慈禧继续当政

慈禧严刻寡情，对同治甚少假以词色，动辄呵斥，使其唯命是从。同治颇有小慧，性好嬉戏，母子之间遂生隔阂。1872年，同治年十七岁，举行大婚，次年2月亲政，慈禧骤感寂寞。复以不喜她的儿媳皇后，同治夫妇生活受到干涉，郁郁不乐，左右嬖幸乘机媚诱，微服出入市厘，涉足酒肆青楼。1873年11月，同治为逢迎慈禧，博其欢心，宣布重修圆明园。以西北军事需响孔殷，大婚用费已近二千万两，府库支绌，言官奏请从缓，恭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等同以为言。同治不许，并以察看园工为名，一再出宫。

1874年7月，同治的师傅李鸿藻等相继上疏，或劝读书、勤政，或请节用、爱人，或言焚毁圆明园之人尚在，“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凡此皆非同治所愿闻。

时中日交涉正急，恭亲王等联名规谏，列举六事：一曰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滋扰台湾，恐生不测，应加倍修省；二曰每日按时召对臣工，务崇俭朴；三曰传闻时与太监等演唱，且数至圆明园观游，言动不可不慎；四曰折奏往往留中不发，将开拒谏之风；五曰内廷用款浩繁，圆明园往事，言之痛心，何忍复至其地？即以工程而论，非一二千万两不办，又何从得此巨款？应即停止；六曰学问必须讲求，每日仍至书房，既可收敛身心，又可通达治理。以上所陈，无异训诫，同治因羞成怒，责恭亲王离间母子，把持政事。恭亲王反复指论，不为稍让。同治指其朋比胁制，谋为不轨，予以革职贬爵的严重处分，并拟尽黜进谏的王大臣。事为慈禧所闻，第二日（9月11日）悉行赏还，命停园工，谓恭亲王辅政以来，不无劳勋。最大原因，仍与1861年同，一是恐王大臣寒心，二是对外仍需要恭亲王肆应，特别是目前的日本问题。她虽亦不满恭亲王，惟尚无人可以取代。

同治素来孱羸，复耽于冶游，染上了恶疾。这幕政治风暴平息不久，同治即病。对外说是天花。慈禧藉口同治不能躬亲裁决折奏，仍须由她与慈安权为披览办理。12月18日，二次垂帘。1875年1月12日，同治卒，无后，慈禧以醇亲王之子，同治的从弟，年甫四龄的载湉承继咸丰为子，并为嗣皇帝，年号光绪。表面的理由是“幼者乃可教育”，真正用意则在继续执政，何况醇亲王福晋又是她的胞妹，不惟亲近，亦易控驭。醇亲王惧遭慈禧之忌，自行引退。同治皇后亦知为慈禧不容，今生难见天日，只好自裁。

洋务的再度推动（2）

二、海军初建与陆师训练

阿思本兵轮为中国建立海军的尝试，结果完全失败。左宗棠之主张自造轮船，主要目的为整理水师，此为福州船厂的中心使命，亦为江南制造局的任务之一。截至1874年，除广东自国外购置的小型兵轮七艘、福州购置的二艘外，共有轮船十九艘，约二万二千吨，成本高、机器旧，不仅无法与欧、美相比，亦不及后起的日本，因之对于台湾事件，不得不委屈言和。事后恭亲王痛陈以往自强新政之毫无实际，对于小国日本已备御无策，倘西洋各国一朝猝发，弭救更无所凭。目前所最不宜缓者，惟防日本为亟。日人习惯食言，不能保其必无后患，至时虽欲将就，亦恐不能。李鸿章早已说过日祸之可虑。今则“其势日张，其志不小”，其所恃以侵凌中国者，为其新式兵船。文祥亦谓日本“新习西洋兵法，仅购有铁甲二只，竟敢藉端发难，我若再因循泄沓，而不急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应赶紧购买铁甲船、炮船及应用军械等件，无论如何为难，务须设法办妥。1874年12月，诏命李鸿章筹款购置。

1875年4月，总署采赫德之议，集中购船，统一指挥，先向英国订炮船四艘。5月，授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与李分别管办南、北洋海防，此为中国兴治新式海军的肇始。1876年，四炮船由英国军官率领相继到华，最为新式，李鸿章极感满意。1878年，嘱赫德续购快船（巡洋舰）、炮船各两艘此四炮船为“龙骧”、“虎威”、“飞艇”、“策电”，即Alpha，Beta， Gamma，Delta，前两船排水量各三百三十吨，后两船各四百四十吨，均系驻英海关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经购，阿姆斯壮铁厂（Armstrong and Co）承造，经费出自关税。续购两快船为“超勇”、“扬威”，两炮船为“镇边”、 “镇中”，1881年到华。

1879年，因日本并吞琉球，情形叵测，命李与沈葆桢购铁甲船、水雷。赫德条陈设海防衙门，自任海军总查，五年即可有成。用意之一，是怕中国海军落入德、美人之手。李、沈均持不可。南洋在英定制的四炮船到后四炮船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亦归北洋差遣。复从李之请，添购快船。不久沈葆桢卒，诏命今后购船事宜，统由李经理，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派曾在法国学习政法的马建忠主持。。1880年，伊犁及琉球问题转急，李改向德国订购铁甲船二艘，穹甲船一艘，即“定远”、“镇远”、“济远”，由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经办，以免赫德包揽。1881年，派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翌年，北洋又向德国订购鱼雷艇四艘；1883年南洋向德国订购巡洋舰二艘；1882及1884年，广东向德国订购雷艇十一艘。至于军港的经营，李首建船坞于大沽，设鱼雷营、屯煤所于旅顺。

海军人才与船舰同等重要。船舰的来源分自制与购置两途，李鸿章侧重购置，对于福州船厂虽仍支持，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则几同停顿。人才来源，亦分自行训练与国外训练。日本铁甲船未到前，中日海军的装备在伯仲之间，中国自制的扬武船，性能在日本之上。中国之不及日本的为日本军官多受欧洲教育，训练、编制已经现代化，西人认为如中日发生战争，胜利可能属于日本。最早主张海军学生出洋留学的为沈葆桢，台湾事件结束，即派学生五人，随日意格赴欧洲游历。1876年正式遴选十二名赴英，学习驾驶，十四名赴法，学习制造（另有艺徒七名），四名学习矿冶，二名学习律例。1881年续派十名。李鸿章负有海军总责，福州船政学堂不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880年，别立水师学堂于天津，以第一批留英学生严宗光（复）为总教习，次年于大沽设水雷学堂。

洋务的再度推动（3）

购船之始，以海军官生的历练学艺不足，不得不借才异域。1879年，英国海军大佐琅威理（William MLang）率领中国第二次在英所置兵船来华，李鸿章已有意留用。琅威理曾参与阿思本舰队，不愿听命于李，希望诸事透过赫德，为李所拒。翌年，改延英人葛雷森（Cloyson）等三人为教习。美、德、法皆欲插足中国海军，赫德再荐琅威理，李请驻英公使曾纪泽与洽。1882年12月，琅威理受任北洋海军总查，职司训练，勤于任事，为海军官弁所敬惮，军容顿为整肃。统领丁汝昌出身淮军骑兵，虽曾管带长江师船，而于近代海军所知甚少，一唯琅威理之言是从。

建设海军需要巨额经费，初定南、北洋每年共四百万两，实得仅半数。1877年，复以山西、河南大饥，诏命借拨海防经费，以应赈恤之急。1878年，又有人主以全部海防经费充作京饷，最少被提用七十余万两。翌年，李鸿章请拨足用款，仅解到四十余万。

截至1884年，统汁北洋拥有兵船十四艘，八艘为购置，余为自造；南洋十七艘，六艘为购置，余为自造；福建十一艘，二艘为购置，余为自造；广东仅有雷艇，全为购置。此四支舰队，不相统辖，而且速率不一、枪炮不一、编制不一。

陆师的改革先于海军的兴治。天津英军尚未撤退之时，英国提督士迪佛立，曾代练京兵及津、沽防兵六百人。继复于八旗汉军中挑选三百六十名，一并交英人教练。为保卫上海，1862年士迪佛立及英海军提督何伯又请拨兵三千代练，李鸿章予以半数。另以六百人拨交法人。其后广州、福州相继仿行，以英、法竞争，由两国分任，可见内幕之不单纯。

淮军为最早用西法训练而有成效的部队。李鸿章之不愿将华兵交洋将代练，是怕权力旁落，不受中国调遣，因募洋将教练，使居于客位。及李任直隶总督，主将现有兵勇选汰，一律改用洋枪、洋操。中枢虽未采行，然已命划一训练。英、俄、法对华各有企图，英人已参与海军，李不欲其过问陆军。他认为德国近年军政修明，与中国无边界毗连，又无传教与贩卖鸦片之事，极应联络，以助军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大事活动，因于1873年，聘德军官李劢协（Lehmayer）为教习。1876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学习，回国后，任亲兵教练，由德璀琳之婿汉讷根（Canstantin von Hannaken）督率。德璀琳是德国在中国的赫德，汉讷根在北洋陆军的地位，有如琅威理之于北洋海军。中法战争时，李续雇德国军官多人。1885年，设天津武备学堂，选淮军弁目肄业，学成后分发各军，担任教官，但非统兵官。

三、富强兼顾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19世纪60年代为自强运动第一期，举办的新政，限于官办的制炮造船，认为这是自强的捷径。但是需款颇巨，有出无入。不易作无止境的挹注，何况军事工业与其他企业息息相关，彼此必须配合。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势力，日益膨胀，利源多为所夺，长此滋蔓，国计民生，势将俱敝，沿海长江的交通运输受害尤烈。为了挽救此两大危机，必须别辟路径，利用民力。民与官极不相信，向不乐与官交涉。纵令有人情愿，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后是民间出资经营，政府总其大纲，扶持监督，“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即所谓官督商办。此为70、80年代，即自强运动第二期对于各种企业所采取的中心政策，首先见诸实施的为轮船招商局的开办。

洋务的再度推动（4）

五口通商之后，以香港为中心的英国轮船，往来上海、南洋，中国旧式船运几全失其利。及东北、华北、长江开港，外国轮船愈增，航行的地区愈广。过去以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轮船为主，1862年后，又有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 ）的上海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专载沿海及长江客货。是后数年，英国的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或Butterfield and Swire Co）相继成立。宝顺洋行（Dent and Co）、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亦均营轮船业务。加之进口洋货有特别优待，关卡于洋船不敢过问。华商与合伙贸易之船，由洋商报关，华商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商代报。各口生意，洋商占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计壅阻，国家税饷尤损失不赀。

另一严重问题为漕运。漕运积弊已深，官吏节节侵渔，运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费亦巨。1825年，试雇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运，然载重不大，运脚过昂。1864年丁日昌曾请由华商置买轮船。两年后，左宗棠复力陈轮船之利，无事时可用之转漕，有事时可用之运兵运粮，并强调外国轮运，对于中国南北经济的伤害。“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资本，浸至歇其旧业。……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唯一办法为自备轮船。

三十年来富而多金的洋行买办投资于英、美轮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为领导，给以利便，大可冀其转而相就。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谓“欲弱西国，必自富中国始；欲富中国，必自暗抑洋货，流通土货始”；如准商办轮船兼运漕粮，纵客货未能充裕，亦可藉资弥补。李鸿章深表赞同，认为华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之员出而担当，复有专门生意（漕运），自不至为洋商倾夺。1873年1月，遂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总办为曾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十余年、负责轮运业务的唐廷枢，会办为曾任宝顺洋行总买办十余年的徐润，均称得起“熟悉生意，殷实能干”之人唐廷枢、徐润均兼营钱庄，唐又曾兼公正、北清轮船公司董事。。另一会办为李的亲信盛宣怀。初拟招商股百万两，实收约半数，官方垫付约二百万两，分年于漕米等物运价内抵还。

招商局初仅有轮船三艘，1876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纷纷跌价，招商局不得不随之削减。因为独占漕运，有固定收入，尚可与之周旋。旗昌轮船多往来天津、烟台，因无法竞争，翌年将所有轮船、码头、栈房售与招商局。怡和、太古仍一意倾挤，招商局的近海业务，尚可勉强支持，远洋则无法抗衡，不得不与两公司妥协。1878年，与订《齐价合同》，划一运价，分配货源吨数。华商顾全大局，货物多交招商局承运，招商局的业务，不亚于洋公司的全部。1890年《齐价合同》满期，怡和、太古不肯续订，双方又开始角逐三年。招商局赖政府协助，华商有爱国热忱，仍有盈余，但船数与吨位的发展，已落两公司之后，中日战后，处境更为艰难。

洋务的再度推动（5）

四、煤矿、铁路、电线

第二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为开平煤矿。60年代初期，外人屡以开采煤矿为请，希望轮船用煤，就近取给，不必自欧洲转运。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以煤为日用之物，又为机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赞同借外国挖掘之器，为中国永久之利。议办轮船招商局之年，冯焌光已论到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机器开采，洋煤可不阻自绝。李鸿章亦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所需外洋煤铁极伙，……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如“采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惟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所以轮船招商局的章程中，有招商开采煤斤一款。

1874年，筹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认为开矿为富强要图。1876年，李鸿章命盛宣怀开采湖北广济、兴国之矿，唐廷枢调查直隶开平之矿，后者蕴藏甚富，决定设局招商。因熔铁炉需款过巨，技术上复有困难，铁的需要又不如煤的迫切，决专采煤矿。1878年，设开平矿务局，总办即唐廷枢，工程师为英人柏爱特（RRBurnett）、金达（CWKinder）。开办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吨，除分供各厂、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外，兼可顾民用。李十分满意，谓“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强之基，以为嚆矢”。约在同一时期，各省兴办的煤矿，在十处以上，大都为官督商办，而以台湾基隆、安徽池州、直隶门头沟、临城、山东峄县、江苏徐州利国驿，较具规模。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为促成兴办开平煤矿的近因，开平煤矿又促成了铁路经营。英人对于中国铁路最为热心，1862年，曾要求修建广东至江西铁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苏州一线，苏抚李鸿章认为必有主谋，此事果属有利，应由中国自办。1864年，英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斯梯芬生（MStephenson）东来，代中国拟订了一个筑路计划，自汉口西经川、滇至缅甸、印度，东至上海，南至广州，再自上海至宁波、福州，另一线自镇江北至天津、北京，实有经济、政治两种企图。英使阿礼国劝总署采行被拒。1868年，筹议修约时，除了李鸿章外，各省当局几无人赞成修建铁路。

1875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湘沪铁路，翌年完成一段，开始行车，轹毙一名华人，引起骚动，结果由中国赎回拆除。中国第一条完成而继续发展的铁路为开平运煤铁路。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拟筑台湾铁路计划，获得批准因经费无着未成。，唐廷枢乘时请李鸿章筑开平地区铁路。李虽首肯，但在湘沪铁路即将拆毁的情形下，仍有顾虑。1880年，唐变更办法，改由天津附近的芦台向东至胥各庄，挑一运河，再由胥各庄接快车路，直达矿所。快车道为铁路的别称，矿所即唐山，长十八英里。路成后，初用骡马拖车，1881年始驶行机车，工程师为金达。

唐胥铁路修建之时，伊犁、琉球问题紧急，淮军宿将刘铭传称，中国欲图自强，机括在急造铁路，建议以北京为中心，分向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兴建四线。反对者谓铁路为害有三：一为洋人从旁觊觎，借端要求；二为碍田、庐、坟墓、桥梁；三为夺轮船招商局之利。李鸿章虽力言有利无害，亦承认风气未开，筹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颇多，大举修造尚非其时。

洋务的再度推动（6）

列强对于中国应办的新事业，几无一不虎视眈眈，而以电线为最早。1861年至1879年间，俄、英、法、美屡以为请不遂，但丹麦大北电线公司已于1871年自设香港至上海海线。1874年，沈葆桢奏准安设福州、厦门、台湾电线，由大北公司承办，先办陆线，以居民阻止而中止。1879年，李鸿章于大沽、天津试行，用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遂于1880年，请筹办津沪之线，设立天津电报学堂，谓用兵以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的抗议。1881年，津沪通报，设电报总局，官督商办，已非专为军事，负责人为盛宣怀。1883至1884年，上海至汉口，天津至北京、山海关、旅顺，广州至广西龙州各线，一律竣工。其后愈扩愈广，各省及西北、西南边区诸线，陆续完成。

五、驻外使馆的设置

有约国家，公使长期驻扎北京已十五年，中国迄未派人驻扎有约国家。斌椿出洋是观光性质，蒲安臣奉使是临时性质，崇厚赴法系为谢罪。中英滇案发生，英使要求条件之一为中国须派大员赴英国通好谢罪。谢罪只是一时的，通好应是长期的。清廷从恭亲王、李鸿章之请，命夙晓外情的前署广东巡抚郭嵩焘，以侍郎候补授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即驻英公使。时人多视出使外国为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并请将出使著为定例。

1876年，郭抵伦敦。他认为出使外洋，固当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则须以理求胜，无所屈挠；尤当“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弊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一存薄视侵侮之心，动作议论，必有不能适宜者”。“西洋立国，本末兼资，……正宜推考其情势。”英人对于他的风采，深致好评。不久又兼使法国，他的高尚尔雅风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屡次致书李鸿章、沈葆桢，盛言西洋气象日新，学校规模整肃，讨论精详，一皆致之实用，凡百取成于学。四十年来，中国之不知洋务，由于不学。复将来英途中闻见观感，撰为日记，称颂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如能知其本末，应付得宜，即可致富强，否则必被其祸；并斥宋、明诸儒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鸱张虚惘。国内的议论对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议益为沸腾。编修何金寿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的至好王闿运说他“已中洋毒”，一向钦佩他的李慈铭责他“不知是何肺肝”。他的副使刘锡鸿内结军机大臣李鸿藻，蓄意构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1879年召回，继任人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郭离英之前，英国朝野皆惜，说他到任以来，不亢不卑，进退合度，遇事用心，见识宏远，对于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无私之心，径告国内，知无不言，不愧国使。返国之后，英人仍怀念不置，说他镇定持重，与外国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对中国政府确已尽职；说中西情势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仅为中国得人庆，外国亦将受益。但是他不仅未获重用，且不敢入京。

洋务的再度推动（7）

中英关系最为烦剧，中美关系素称友善，在美华侨独多，又有留美学生，所以第二个使馆设于华盛顿。首任正、副使为前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容闳，第二任起，不置副使。直至清末，被授为出使大臣的尽属粤籍，此或为便于照料华侨。新近使中国感受极大威胁的为近邻日本，所以第三个使馆设于东京，首任正、副使为何如璋、张斯桂，第二任起亦不置副使。这时德国已成了欧洲大陆一等强国，中、德修约交涉方急，李鸿章又在积极仿行德国军制，采购德国军械，所以第四个使馆设于柏林，首任使臣为刘锡鸿，甫一年，改以出身江南制造局、时任留学英、法海军学生监督的李凤苞继任。俄国是中国设置使馆的第五个国家，近因为伊犁问题，人选为前已说及的崇厚。法国因地理关系，由驻英使臣郭嵩焘、曾纪泽相继兼任。曾纪泽为改议伊犁条约，复兼使俄国，1887年，仍改为专设。1895年法国亦改为专设。驻美使臣为华工问题，初兼使西班牙、秘鲁，最后免兼西班牙，改兼墨西哥、古巴。其他意、奥、荷、比，大都由驻俄、驻德、驻英使臣兼任，20世纪初年，相继改为专任。总署规定出使大臣须将各国虚实及大小事件撰为日记，按月汇报，并须翻译外洋书籍、报纸，随时咨呈。用意未尝不善，久则渐成具文，以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记而论，确有所见的，殊不多睹。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1）

第二节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

一、法侵北圻

19世纪的70年代，可说是中国四境多事的十年，除了俄据伊犁，日犯台湾、兼并琉球、进图朝鲜，英国窥伺云南、逼订烟台条约外，法国亦加紧对越南侵略，卒至演成近代中国第三次的对外战争，其严重性远过于俄、日、英在此一时期所加诸中国的威胁。

自西元前2世纪以降的一千一百年间，越南始终为中国的郡县，此后为中国的属邦，其间（15世纪初）又一度成为明的郡县，文化制度，完全华化。法人之来越南南部（南圻）传教通商，始于17世纪。18世纪中期，法人在印度的势力为英人摧毁，谋取偿于越南。时越南南北对峙，黎氏据河内（东京），阮氏据顺化。1777年，另一阮氏（新阮）夺取顺化，继有河内。顺化阮氏（旧阮）透过法国教士，乞援于法。法允以武力助其复国，而以割地及许法人往来居住，独占商务为条件。1802年顺化阮氏王朝再兴，统有全部越南，并未得法国实际的援助，仍臣属中国。

法国革命后，对越南的经营复趋积极，越南态度改变，双方关系恶化。1858年拿破仑三世一面追随英国与中国开战，一面联合西班牙，向越南压迫，先后占领西贡等城。1862年越南乞和，允割地赔款，北圻开港，湄公河通航。其后越南谋收回失地不成，南圻反全为法有，时为1867年。

法人经营越南的进一步企图为打开中国西南的陆上门户。1866年至1868年间，法人安邺（Francis Garnier）率探测队由西贡溯湄公河北上，深入云南、四川，知道湄公河不适于航行，滇、越交通孔道实为红江（富良江），法人的注意力遂移至北圻。法国商人涂普义一心自上海至云南贩卖军火，巡抚岑毓英、提督马如龙许其往来红江。1872年涂普义得西贡法总督之助，强行通过河内，取道红江，直驶云南，再满载铜锡而去。涂普义为图长期利益，拟运越盐入滇。盐为越南政府一大收入，自所不许。1873年11月，西贡法总督派安邺率军北来，袭夺河内，连陷附近各城，勾结盘踞桂越边境河阳的“黄旗军”，大事滋扰。越南亦召与黄旗军素不相能的“黑旗军”来援。黑旗军为广西天地会的余党，由刘永福统率，据有红江上游保胜，恃耕牧、私贩及征收过往船只税捐为生，深恶涂普义，率部疾趋河内，大败法军，阵毙安邺。时距普法战争不过三年，法国元气未复，河内法军一时非黑旗军之敌。如继续用兵，势将引起与中国的冲突，因于军事失利后，出以外交应付。1874年，先与越南协议，允退出河内。旋订《西贡条约》（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代弭外患内乱，开河内等处为通商口岸，法船可航驶红江，以越南为保护国。不仅否定中越关系，并决心进向云南。

中国对法人在越南的行动，似不甚了了，未加注意。及涂普义强航红江争执发生，广西巡抚刘长佑主助越南平乱，北京但令派兵警戒越边。安邺夺据河内，刘长佑声明华军仅为堵剿越境各匪，与法兵绝不相干，亦即不过问法、越之事。1875年，中、英滇案方急，法使乘机将西贡条约通知总署，要求华军不得进入越境，开云南一处为通商门岸。总署答以“越南自昔为中国藩属”，中国派兵乃应越南国王之请，隐含否认法越条约之意，并拒云南通商。法方将“自昔”二字译为“昔” 字，曲解为中国自行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中国为履行对藩属义务，扶助越南振复，派军赴援，剿平黄旗军。越南亦虔修属邦之礼。1879年，已革广西总兵李扬才叛变，侵入北圻，越南乞援，中国再度为之定乱，越南贡使复一再前来。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2）

法国对于越南之向中国入贡乞援，及中国之代越平乱，大为不怿。1880年1月，法外长虽向中国公使曾纪泽否认对越有任何企图，中法不至发生冲突，但暗中则准备出兵北圻。德国颇望将法国的注意力转移于远东，表示不反对法国在越南的扩张。不久，醉心于殖民主义的茹费礼（Jules FCFerry）任法国总理，对越政策强硬。11月曾纪泽质问法外部曾否发兵越南，重申越南为中国属邦。法外部覆以法、越关系，已由西贡条约规定，法有维持越南和平治安之责。并令驻在北京之法使，不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宗主权。欲先有越南，再图云南，其伎俩一如日本之对朝鲜。

伊犁条约改订后，中国声威增高。1881年，曾纪泽一再警告法国，不得妨碍中国在越南权利，否认法越条约，中国有保护越南决心。法方谓总署对西贡条约并无异议，法对越有自由处置之权，中越完属关系为过去之事。曾纪泽请总署加拨兵船南下，使法有所顾虑。恭亲王、李鸿章均不以为然，只求法国不兼并北圻，并无定要不承认西贡条约之意。1882年4月，法军二次夺占河内。曾纪泽立即抗议，申述中国有过问越事之权，措词十分犀利，法方延宕七十余日，谓越事已由法使与总署商妥。

二、中法谈判

以“清流党”为中坚的舆论，对外素主强硬，至是更趋激昂。伊犁的收回，自亦有关系。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山西巡抚张之洞（1837—1909），力主存越固边，大集水陆各师，派李鸿章或左宗棠赴越督办。原较持重的恭亲王亦谓法若尽占北圻，后患将无穷期：“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只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同请及时部署，联络刘永福。诏如所议，用意只在对法吓阻，并不欲开衅。

法国的越南政策为不使中国干预。巴黎谈判不协，改由驻华公使宝海（FABourée）与总署交涉。此时因援韩成功，各方意气方盛，但以韩、越问题同起，不能不审慎将事。宝海质询总署，华军是否前进；抑或后撤。总署仅云，华军系会剿土匪，目前未议前进，亦不能遽撤。1882年11月，宝海与李鸿章会于天津，主彼此不提宗主权或保护权，专议边界与商务，惟中国应先撤兵，以免不必要的冲突，李认为可行。第二天（11月27日），草约商就，12月20日签订备忘录，中国撤回北圻驻军，法不侵占越地，亦不损碍越南主权，定云南保胜为口岸，驱逐匪徒，于滇、桂、红江之间划界，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此为中法关于越南的第一次协议。

两个月后，法国政局变动，茹费礼二次组阁，不满李、宝草约，将宝海撤任。滇、桂督抚亦指摘草约种种不当。法国既然变议，北京令滇、桂军停止后撤，派李鸿章往广东督办越事，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务。刘永福得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支援，及万里请缨的吏部主事唐景崧的激励，二次进至河内附近。1883年5月，再度获捷，毙法国大佐李威利（HRiviére）。6月，法援兵反攻，滇军假黑旗军旗号截击，中法战争已实际开始。8月，另支法军进攻顺化，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正式受法国保护，北圻由法官管理，红江由法军驻守。九月，黑旗军、越南军俱败，溃退山西，滇军亦向后撤。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3）

法国一面进兵，一面派驻日本公使德理固（ATricou）为来华特使，继续谈判，并侦察中国备战实情。李鸿章之被遣赴粤，或系主战派迫他走向同一道路。李谓法人志在通商红江，非欲吞并全越，中国“稍一进兵，势必惹祸上身”。6月，他与德理固在上海相见。德理固故示骄蹇，声言决对越用兵，即与中国开战，亦所不惜，要求保证不再管越事。李接曾纪泽电，如让法得手，则有进无止，主持之以严，或竟不理，遂断然拒绝。德理固的态度果然转趋缓和，谓法无并北圻之意，仅欲驱逐黑旗军，通商云南，中国如不阻挠，法亦不犯中国边境，中法划分疆界。李早认黑旗军为中国之累，中国海防绝不可恃，对于德理固的方案大致同意。

李、宝协议无效，曾纪泽再与法外长沙美拉库（Challeme Lecour）商谈，沙美拉库否认越南为中国属邦。曾纪泽以法国议论未定，且与英、德不睦，力主备战，暗助越军及黑旗军，最后不妨归之于各国通商红江，中、法分有北圻。万一法方不肯，即坚持续战，与之长期周旋，法国实不易如愿。沙美拉库促中国撤兵，曾纪泽要求法越停战，黑旗军归中国处理，法国承认中越关系，不再兼并越北，俟法军退出北圻，再商红江下游开放。沙美拉库拒绝讨论，但不欲决裂。及黑旗军战败，沙美拉库又建议划接近广西之地为中立区，主将中立区移至红江流域，彼此条件距离甚远。

时德理固挟法军战胜黑旗军及越军之威，北来天津，向李鸿章提议，由北圻海岸至滇边划一直线，线以北定为中立区，李坚持中、法以河内为分界起点。总署声明，法军如侵入华军防地，惟有开仗。德理固警告李鸿章法有保护越南全责，候法兵到齐，即将北圻境内持有武器者一律扫清，不论是否华军，均以匪论，遂无法续商。

中国内外当局对于越事，皆不愿用兵，主和的恭亲王、李鸿章如此，被视为主战派的曾纪泽同样希望和平解决，出兵北圻只在防御，使法国知难而退，适可而止。朝鲜多事，李更认为无暇兼顾越南。另派则以为要保朝鲜，须先保越南，倘法国唾手而取越南，中国坐视不恤，日本必将加紧图谋朝鲜。正宜乘法国立足未稳，军事不甚得手之时，亟图挽救。两次河内之役，法国损兵折将，黑旗军名震宇内，纵不能收回全越，最少可保有北圻。国际方面，英国不欲法在越南得势，鼓励中国抵抗，不可割地弃权。表面上德国对中国亦表支持。甚至已撤任的宝海亦劝李鸿章采坚定行动，指法政府违约。于是议战的奏折纷上，清廷重作军事部署，命李与左宗棠、彭玉麟分办北洋、南洋、广东防务，滇、桂巡抚儆备，激励刘永福续战。李久成众矢之的，对于德理固的要求，既不敢承诺，又力言目前中国实力绝难将法人逐出河内，他国援助亦不足恃，争端应早结束。但他并无妥善办法，复昧于敌情，直至法军行将进攻之时，尚说法国无意用兵。

三、战争开始与天津简约

中法战争之终于未能免，责任不在中国，实由法国主动。中国如要和平，惟有一任法国所为。法国认定中国的抵抗力脆弱，滇、桂军不堪一击，必要时且可自海上进攻。1883年夏，陆、海军集中河内，如不能透过谈判，尽有北圻，即诉诸战争。11月，北京法代办谢满禄（De Semallé）声称，将驱逐黑旗军与滇、桂军。总署重申中国对越宗主权，法军如进至华军驻地，惟有开仗。以往是中国利用黑旗军抗法，中、法是在暗战，现在已无回旋余地。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4）

山西、北宁为北圻军事要地，滇、桂军约七千人守山西，桂军二万人守北宁。河内法军九千人，由海军提督孤拔（AAPCourbet）指挥，沿红江西上。12月16日，占领山西，法军死者三百人，滇、桂军伤亡千余，黑旗军损失尤重。法军以红江航行困难，又须巩固后方，停止前进，以待援军到后，转趋北宁。北宁为华军主力所在，军纪不整，官兵半数吸食鸦片，半数携有室家，或纳越妾。广西巡抚徐延旭与将领复不能和衷共济，坐视法军进攻山西不救。1884年3月8日，法军一万二千人进攻北宁，12日，守军溃走，太原续陷。四月，西路滇军亦退。诏拿问徐延旭及滇抚唐炯，罢恭亲王奕。北宁失陷数日后，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过香港，晤法国海军副司令利士比（JLespés）、舰长福禄诺（FEFournier），从事调解。福禄诺与李鸿章有旧，提出办法四条，其一为速撤曾纪泽。北京以法兵船已在北上途中，许李与福禄诺讲解定约，允撤曾纪泽驻法兼职。曾纪泽与法国外部关系恶劣。山西战后，法人纷纷主向中国要求赔款，占有舟山、台湾、海南岛。曾纪泽致书德报，倍加讥诋，谓法得山西，举国“手舞足蹈，如收回麦次（Metz）及士塔士布（Strasbourg）情状。……中国虽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法国失师丹（Sedan）之故事”。法人认为莫大侮辱。

李、福得双方政府授权后，5月6日，会于天津，谈判十分顺利。11日，协议成立，通称“李、福简约”或“天津简约”，法允保全助护毗连北圻之中国南界；中国撤回北圻驻军；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准其在南境通商，不问法越条约；约内不得有伤碍中国体面字样；中、法于三个月内会订详约。此为中、法关于越事的第二次协议。

李与福禄诺谈判之前，已说今昔事势不同，难期办到与宝海所订草约，但望中、法划界分守，滇境通商。北京大不谓然，上谕要他切实辨明越南为中国藩属，杜绝滇境通商，不赔兵费，保全刘永福。命北圻各军仍扎原处，派主战最力的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会办福建、南、北洋海疆事宜，授张之洞为两广总督。但是李、福简约，除不赔兵费一项外，余均未做到，不满者愈众。朝廷命李务须将藩属、商务、界务于日后详约内确切注明。

福禄诺在谈判之时，要求华军定期撤退，以便法军巡边，为李所拒。简约订后，福再以为请，桂边华军须于6月6日撤毕，滇边须于6月26日撤毕。李在各方抨击与朝廷命令之下，更不敢让步，答称俟详约定后，再行商议，劝法兵勿急于前进。福以为原则上李已默认，即通知法军司令接防。李仅函告总署，谓福临行之时，提及派兵巡边等事。诏不准稍退，倘法兵扑犯，惟有决战。6月23日，法军抵北黎（观音桥），限华军于三天内交出谅山。驻军告以未奉明令，劝勿启衅。由于译文的词不达意，法军又十分骄妄，强行前进，战斗遂起，法军惨败，死伤近百。法方指中国破坏简约，甚至另有阴谋。其实中国虽不满李、福简约，然并无决裂之意，仍愿开议详约，前方将领既未接撤兵命令，自不能擅自后退。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5）

巴黎得知消息，至为激动，茄费礼电责李鸿章，法代办谢满禄亦向总署抗议。总署谓简约并未将界务议定，亦无华军应撤日期，冲突之责实在法方。谢满禄要求立即退兵，总署称可待新任法使巴德诺（Jules Patentre）北来续商。谢满禄不理，发出最后通牒，限华军于七日内撤退，赔款二万五千万法郎（一千二百五十万两）。总署覆称现已开始撤兵，惟不能赔款。此时法军舰已至福州，巴德诺在上海面告赫德，在中国撤兵及允赔军费的条件下，愿在上海与中国商订详约，否则将据地为质。北京答应一个月内撤兵，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与巴德诺会议。7月28日，会议开始。曾的使命为商谈详约，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部由中国处置，分界应设瓯脱地，通商限于云南保胜，赔款万不能允。巴德诺坚持先议赔款，限七月底解决，然后照李、福简约，订立详约。三天之后，曾根据李鸿章的来电，愿以抚恤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拒不接受，会议破裂。8月2日，巴德诺声言自由行动。

四、福州、台湾、谅山之役

法国早有占领中国沿海土地，以迫使北京屈服之议。7月中旬，法舰在闽海出现，8月5日炮击基隆，占领海口，为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所逐退。福州为法舰攻击的主要目标，负责福州海防的张佩纶于法舰之来，束手无策。李鸿章、曾国荃不满于以往张佩纶的主战，复为了自固，不肯应援；粤督张之洞虽与张佩纶一气，然有心无力。基隆战起，总署除抗议外，并请各国公评，均无裨于事。李鸿章认为法国不致为要索赔款而开战，巴德诺则宣称决以兵力迫中国照办。8月19日，谢满禄再发最后通牒，限二日内允赔款八千万法郎，总署仍然拒绝，遂下旗出京。

法国海军以进攻基隆不逞，改由海军提督孤拔在福州行动，破坏马尾船厂。此时驶入福州马江的法舰九艘，共一万四千五百吨，大炮七十七门，中国大小兵船十一只，九只为木壳，共六千五百吨，大炮四十五门。8月23日下午一点五十六分，遭法舰突袭，中国海军勇猛抵抗曾留学美国、日后成为杰出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时在“扬武”舰任职，参与是役，表现极为优异。， 沉没兵船七艘，官兵一千四十人死伤十分之七，张佩纶狼狈而逃。法国损失鱼雷艇一艘，死伤二十人。战斗仅三十分钟(一说七分钟)。福建舰队覆没，船厂炮台继被轰毁。

图5中、越交界

月余以来，中国人心愤激，舆论力主与法国一战。8月26日明诏宣布，旋派左宗棠督办福州军务。张之洞、彭玉麟告示广东沿海居民及越南、南洋华人共起抵制法人。广州、佛山、潮州等地法人逃往香港。香港华工拒为法人修船及搬运货物，被英国当局拘捕责罚，激起罢工、罢市，海外华侨纷纷捐款助饷。

孤拔突袭福州获逞后，拟转向华北，夺取威海卫、旅顺口。法政府不欲战区扩大，以免招致各国的干涉，影响李鸿章的地位，增加法军补给的困难，决定待占有基隆，再作计议。刘铭传在台湾的兵力不多，器械不利，接济不易，制海权全在敌人之手，处境极为艰险。但他善用地方之力，官民一心，人人感奋。基隆在敌炮射程之内，难于防守，自行将煤矿破坏，以免资敌，再将驻军后撤，集中沪尾（淡水）。基隆后路有险可守，沪尾、台北之间，道路平坦，一有意外，则全局瓦解。10月1日，法军夺据基隆，8日登陆沪尾，为湘、淮军及台湾团勇所败，这是中法战争期间，中国的一大胜利。孤拔知攻夺台湾不易，改采封锁政策，此举确使台湾感到威胁。各省竭力接济，南北洋亦派舰赴援。12月，以朝鲜发生乱事，战斗力较强的北洋快船中途调回，仅有南洋五艘南去。1885年2月，驶抵浙江海面，被法舰邀击，沉没二艘。以后对台湾的增援，只能潜渡。3月，基隆法军西犯，拟取台北，湘、淮军及团勇奋力以拒，激战四日，法军以伤亡颇大，未再深入，成相持之势。同月，孤拔占领澎湖，加紧对台封锁。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6）

北圻为双方主要战场。8月初，华军已奉令撤退，上海会议破裂后，复折回原防。10月，东路法军向桂边攻略，桂军两路俱败，法军亦无力续进。西路法军因滇军及黑旗军围攻宣光，仅能固守。1885年2月，东路法军万余再向桂边前进，谅山不守，镇南关继陷，提督杨玉科战殁，广西大震。法军意在示威，焚掠后南退谅山。西路法军寻亦解宣光之围，败滇军及黑旗军。华军之败不全由于器械不利，主要原因为号令不一，士气不振。诏严饬各军反攻，在新自广东来援的提督冯子材指挥之下，联合王孝祺、苏元春、陈嘉、王德榜、蒋宗汉各军约一万余人，主动出击。3月24日，七十老翁冯子材躬亲陷阵，大破法军于镇南关，继续前进，29日克复谅山，伤法军统领尼意立（de Neglir），毙法军数百，恢复原有阵地，是为谅山大捷。约在同时，西路滇军亦积极反攻，法军陷于苦战。

五、越南丧失

列强对于中、法之争，因利害不同，态度亦殊。俄、日惟恐天下不乱，以便趁火打劫。美、德、英不愿法国过分得逞，并欲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均曾从中调处。美国的初步试探遭到法国的谢绝。及观音桥冲突发生，英国复应清廷之请，再作努力，仍无所成。福州战后，李鸿章转与德国相商，德国不甚热心，德外长仅于形式上一度约中、法两使会晤，自无结果。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曾以私人身份有所活动，总署以英为埃及问题与法不睦、谋与英同盟未成，但英为商务利益，不欲中法战争继续，因试行斡旋。法要求中国撤兵，承认天津简约，允法国占管基隆、沪尾。中国坚持越南入贡，中越分界，无法妥协。

法国之拒绝国际调处，原以为在军事压迫下可使中国完全就范，然不如预期的顺利。北圻陆战始终未获决定性的胜利，福州海战虽捷，并不光荣，且受阻于沪尾，不得已而封锁台湾。不意引起英国的指摘，认为中法已正式交战，不准法舰在香港停泊、添煤、修理。1885年2月，法宣布所有运往广州以北各口岸的米粮均视为违禁品，企图断绝北京接济。往来上海以北的粮船，多为英、美所有，英国立即表示，如英船被扣，将武力抵抗，法国进退维谷。至于中国，自知处境与国力皆难与法国敌对，不惟李鸿章力主早日收束，恭亲王的态度亦复如是。慈禧之罢斥恭亲王，出于憎恶忌恨之心，无关乎对法政策。代替恭亲王当政的醇亲王的外交意见，虽素与恭亲王参商，及身当其任，亦不得不多方衡量。福州之战，张佩纶的表现极为不堪，清流党不再放言高论，主战派的气焰顿挫。慈禧惟恐法国海军北犯，所谓宣战乃出于无可如何，强顾颜面的表示。跟着朝鲜乱事爆发，中国大有陷于日、法夹攻之势。李鸿章愈感日患大于法祸，朝鲜重于越南，必须先了法事，方可一力对日，最少亦不致法与日结。复次，台湾势若危卵，以之与越南相比，一系海防要区，且为郡县，一为边远藩封；台湾尚属完璧，越南几已全部沦没。审量事势，权度轻重，惟有图保台湾。倘战事延长，大局将益不堪问。总之中、法各有弱点，对于英、日的动态，各有顾虑。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7）

赫德对于调解工作始终不懈。1884年底，总署对他所拟方案，表示可以接受。赫德遂命总税务司驻伦敦委员金登干，以交涉释放在台湾洋面被法舰扣留的海关巡船为名，赴巴黎商谈。1885年1月起，金登干频晤茹费礼，提出赫德的建议。一为中国批准李、福天津简约，法不另作要求；二为立即停战，解除台湾封锁；三为会议详约，定期撤兵；四为金登干有权先订草约。经金登干与法国外部司长毕乐（ABillot）续议，将草约即休战协定商就，3月22日获得总署的同意。八日后，谅山败讯传至巴黎，国会不信任内阁，茹费礼辞职。同日，赫德来电，谓中国已接受草约。茄费礼仍欲于任内完成和议，4月4日由金登干与毕乐将草约签字，接着谈判详细和约。北京方面并不因谅山之捷改变态度，李鸿章谓“此时平心与和，可无大损”；曾纪泽亦称“如能和，中国极体面，稍让亦合算”。遂宣示中法言和，停战撤兵。张之洞力言不可撤兵，上谕谓革约已经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颇能道出当局者于军事胜利后仍然谋和的内情。

4月中旬，北京批准李、福简约，法国解除台湾封锁，桂、滇军及刘永福部撤回。6月9日（4月27日），法使巴德诺与李鸿章将在巴黎已谈妥的和约在天津签订，即“越南新约”：双方各自解散，驱逐匪徒（黑旗军），法军不侵中国边境，并保他人不犯，中国不派兵赴北圻，越南华人受法保护；法、越订约，不得有碍中国威望体面；公勘边界，开埠通商；中国如创造铁路，应向法人商办相助；法人退出台湾、澎湖。刘永福初不肯内撤，岑毓英、张之洞再三相劝，方行入关，所部三千人陆续遣散，或由滇军收编。

这次的条约与李、福简约无甚出入，一年来的战争近乎毫无意义。法国虽未得到赔款，但终于达到兼并越南的目的。中国除丧失了唇齿相依的越南，法国的势力进入了云南、广西，取得了在中国筑铁路的优先权。闽海舰队之被摧毁，证明二十年来之所谓自强，毫无实际，中国仍无力自卫。谅山之役虽曾获胜，而不敢继续进攻，又证明中国缺乏战斗决心，重启侵略者的轻视。

六、英灭缅甸与始侵西藏

经过中法战争，越南之外，另一藩属缅甸继之丧失。舐糠及米，遂及于对外尚鲜接触的西藏。

19世纪中期，缅甸已为英国的囊中物，亦为进入中国后门的捷径。法国在越南得手后，1885年，又自缅甸取得种种特权。英国印度总督决采对抗行动，藉口缅甸政府扣留英商木材，实行干涉，派军舰自仰光溯伊洛瓦底江北上，两周之内，进至缅京曼德勒，俘缅甸国王。1886年1月1日，宣布缅甸属于英国。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8）

清廷对英、缅之争，一如对法、越之争，初不闻不问，及马嘉理事件发生，始行注意。李鸿章要求威妥玛，以后英、缅问题，须先知照中国。1884年，以英国谋缅愈急，曾纪泽建议招降缅北土司，推广边界。总署为越事所困，不敢采纳。英国行将进兵缅京之时，始令曾纪泽提出质问，主由中国调处。英称英军行动在伸雪缅甸对英人的虐待，一俟目的达成，即与中国共商善后。曾纪泽以缅甸与中国关系，疏于越南，在交涉期间，不明言缅甸为中国属邦，只说是贡国。又因缅甸命运难望挽回，如英实行并吞，中国可占有八莫，以因滇边。总署希望英国保存缅祀，续向中国朝贡。英国初表同意，允另立缅王，管教不管政。后又变议，主由缅甸总督照缅王旧例，遣使呈议。曾纪泽仍请“存缅立王”，并将伊洛瓦底江划归中国。此项建议，不惟英国不许，总署亦以分界关系綦重。且中国以中、英西藏纠纷已起，缅甸朝贡有名无实，近年已在若存若亡之间，欲先了缅事，再处理西藏问题。1886年7月24日，与英订立 “缅甸条约”，缅甸当局每十年循例向中国进献方物一次，勘定中缅边境通商章程。从此中国与缅甸的宗属关系不复存在。

中法越南条约亦有勘界通商的规定，因之有1886年及1887年的《中法越南边境通商章程》及《界务商务专条》，开广西龙川、云南蒙自、蛮耗（后代以河口）为商埠，中国西南境如有新的利益许予他国，法国同样享受。又规定中国得于河内、海防设置领事，法国按照西例优待华人。法国一再推拖，迄未做到。1894年中、英订《滇缅境界及通商条约》，开云南蛮允为商埠，云南遂成法、英角逐之场。

英国图谋西藏。始于1774年的要求通商，此后百年，无何发展。中英“烟台条约”，允英派员入藏，为藏人所拒，龃龉遂起。中英“缅甸条约”将前款作罢，日后酌察情形，再议西藏与印度商约，但日久未成。属于西藏的锡金（哲孟雄），早为英人所控制。英人停止入藏后，1887年，藏兵进入锡金。翌年，印度英军来攻，毁藏兵营房，占有锡金全境，连陷西藏春丕、亚东等要隘。清廷自始即令西藏退让，藏兵既败，由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会同总署所派海关税务司赫政（James HHart，赫德之弟），与英代表谈判。1890年，订《藏印条约》，锡金归英国保护，重订锡金境界商务。1893年，根据这个条约，再订《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条约及续约》，开亚东为商埠，仍系赫政经手。中国失去了锡金，英国的势力初步进入西藏。藏人愈恶英人，不准亚东开市。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1）

第三节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

一、慈禧的第二次政变

自1861年来的二十余年，中国继续处在内乱外患的困扰中，其得以勉强渡过大难，是因为地方督抚尚能振作，中枢执政大臣，相与配合，慈禧并非惟一的权力人物，尚不敢肆行无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为左右中国命运的列强利害不尽一致，互相牵制，任何一国不能单独行动。慈禧原是一个仇外者，英、法军进入北京前后，据说她曾主尽杀洋人。及中外和议成立，仍劝咸丰再与英、法开仗。其后为夺取政权，不得不结纳颇得外人好感的恭亲王。恭亲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的劝导，她又不得不降志以从。但是恭亲王终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屡予裁抑，必去之而后快。

恭亲王的异母弟醇亲王奕，秉性憨直，对于恭亲王的煊赫权势不免妒嫉，尤不满其对外措施。1869年，曾主驱逐洋人，激励绅民，打毁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传为他所主使。事后因惩凶赔款，愤请辞职，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为务”，耻与同列，并谓“欲尽君臣大义，有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夷务之无起色，由于“办夷务之臣即秉政大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 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朝廷势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实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对抗恭亲王，温谕慰留。恭亲王大为不安。

光绪继统，醇亲王为了避嫌，自请开去差使。恭亲王亦谓昔为父子，今为君臣，如仍值朝列，于礼不便，应令归邸第。不无排挤之心。但醇亲王贵为皇父，无形的影响仍大。慈禧复有意笼络优崇，每遇国防外交大事，皆命以亲王身份预议。他的发言，常具有决定作用。1876年，文祥病卒，恭亲王形单势孤。1880年，慈禧的太监违禁携物出宫，与护军互殴，慈禧定要严惩护军，与恭亲王发生激烈争辩，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时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从中协调。1881年慈安去世，恭亲王与慈禧之间失去了缓冲。

恭亲王年逾五旬，饱尝忧患，无复早年的豪气，与慈禧同样好货。越南事起，清议激昂，慈禧、醇亲王隐为护持。他与李鸿章成为指责的目标，益使其前瞻后顾，举棋不定，忽战忽和。慈禧召见之时，恭亲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戏、进呈礼物等浅俗末节之事渎请，不仅为慈禧所轻鄙，同僚翁同龢亦讥其琐屑，缺乏识量。于是枢臣奉职无状的弹章随之而上，慈禧即以“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相责。1884年4月8日，恭亲王再遭谴惩，与全体军机大臣悉被革罢，代之以礼亲王世铎及醇亲王的亲信工部侍郎孙毓汶等，遇有紧急要件，会商醇亲王办理。至于总署，醇亲王久谓办理夷务之臣应与秉政之臣分开，两天后，命贝勒奕劻管理。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2）

慈禧宣布黜惩恭亲王的理由是军机处为用人行政枢纽，恭亲王“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其簠簋不饬，或谓其昧于知人。……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所说虽非完全无因，其实不过是表面口实。新任的军机大臣更等而下之。经验、才识、资望，远不能与旧任相提并论，贪鄙且尤过之。诏下之日，朝野惊愕，谣传腾起。原劾恭亲王之人，亦谓越南正有军事，不宜概易生手，“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请仍令在军机处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谓恭亲王等多为二十余年亲旧，有赞佐之功，纵有小过薄愆，面加戒饬已足，今则以为举不足信，一朝俱罢，实难服天下之心。醇亲王并非明达有为之人，礼亲于复懵懂不晓世务，大权落于孙毓汶之手。从此事事专仰慈禧鼻息，“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问”。以往清流党喜于言高论，君臣尚略有顾虑，现在清流党的魁杓李鸿藻被罢，张佩纶、陈宝琛等外放，不久落职。中法战后九年，内外无何重大战乱，以为天下太平，诸事日益废弛。

总署与军机处为平行机构，旧有总署大臣多由军机大臣兼领，彼此一气，现在总署成为军机处的隶属。新任大臣大半不兼军机大臣，包括总管大臣奕劻。奕劻（1836—1916）为远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从未涉足洋务，名望能力皆无可述。他自知难以胜任，历陈种种窒碍。一为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随时请旨；二为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将对总署轻视；三为枢臣办理洋务必至隔阂，事理必至挂漏；四为总署与疆臣势将呼应不灵，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务为当前大端要政，重洋务必须重视总署，总署之权必不可轻，军机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枢臣秉国之钩，焉可不明洋务？枢臣不兼及洋务，不成其为军机大臣，总署不责成枢臣，亦不成其为总理衙门，所以军机处与总署断不可分。但是慈禧与醇亲王认为以不合为上。此后十年（1884—1894），总署大臣约为九或十人，其中兼军机大臣者不过二、三，奕劻不在内。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恭亲王复起，总署与军机处的关系始再恢复。

慈禧与恭亲王在明争暗斗、貌合心离之下，尚能勉强相处二十余年，而与醇亲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慈禧挥霍无度，嗜利好货，为之通关节的为宦官李莲英，醇亲王尝有讽劝，渐为慈禧所恶，忧愤成疾。1889年3月，光绪亲政，仍受制于慈禧。翌年，醇亲王再病，终于不起。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3）

二、北洋舰队的成立

1875年之兴办海军，系以东方新兴的日本为假想之敌。1882年，李鸿章鉴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中国兵船仅可扼守海口，难以决战大洋，且分驻数省，号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统归海军省节制，呼应一气。万一中日有事，胜负不易逆料，除在德国订造“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外，须再添购新式快船为辅佐，中枢与地方合谋，方可成一局面。年余之后，再请统一海军事权，设立海军部，置北洋水师提督，延聘洋将。时中法战争已起，陆战尚互有胜负，海战则一再失利。战后痛定思痛，决大治水师，续购铁甲快船。1885年10月12日（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正式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总理，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会同办理，汉军都统善庆，兵部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所有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先练北洋一支，由李负责。11月，第三批海军学生赴英法。“定远”、“镇远”及“济远”三船到大沽。

海军衙门设置的前二日，李鸿章电促前被英国召还的琅威理再来。赫德恐中国海军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电恳劝，并请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采行英制，雇用英人，授以训练全权，得李同意后，于1886年3月到津。5月，醇亲王、李鸿章校阅水师操练，李意气至豪，琅威理获授海军提督衔。8月，北洋舰队游弋朝鲜洋面，转赴日本长崎，与日本巡捕冲突，各有死伤。琅威理请对日开仗，李鸿章持不可，互给抚恤了事。有谓如用琅威理议，一举而挫日本舰队，以后的中日海军强弱，必大不同。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自英、德驶至。翌年12月，北洋海军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学的林泰曾、刘步蟾任左右翼总兵，各舰管带亦多为留英学生。除已竣工的大沽军港外，旅顺、大连、威海卫均在兴建、布置。琅威理主再经营胶州湾。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顺最具规模，1880年着手布置，船坞由法人承办，炮台由汉讷根主持，1890年工竣。

北洋舰队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购自英国，五艘购自德国，余为自造，另有练兵鱼雷艇各若干，约计四万吨，炮一百二十余门，官兵四千余人，以 “定远”、“镇远”两舰为巨擘，各七千余吨，次为“经远”、“来远”等五舰，各约二千数百吨。成军前数月，李鸿章从琅威理及各将领之议，请续购战舰，曾纪泽亦有建白，均不获采纳，曾纪泽且受同僚旗人倾害，抑郁而卒（1890年）。1891年5月，第二次校阅后，李称旅顺船坞已成，军舰有了归宿根本，大连、威海卫炮台行将完工，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就渤海而论，已有深固不拔之势。但实际情形并不如他说。前此户部以筹款困难，主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李的左右劝他奏驳，不论允否，亦可披露心迹，李不之从，怕的是有违慈禧之意。时庆亲王奕劻主海军衙门，更难期有所献替，北洋海军发展，陷于停顿。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4）

海军饷绌，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于园庭修建，关系至大。初以创立海军之时，传说李鸿章命人托李莲英转告慈禧，将来圆明园工程可并入办理。圆明园计划作罢，又议改修禁城附近的三海。李鸿章之经营北洋海军，是为巩固京师门户，醇亲王意欲自行掌握，并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1886年，嘱李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名义，借款百万两。李以越事为人所不谅，恐蹈恭亲王后尘，唯命是从，即作为海军经费开支。三海并不能令慈禧满足，定要仿照圆明园的规模，别营颐和园，以“颐养天和”。1888年3月，正式宣布兴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军经费挪垫，且曾借动出使经费。究竟提用几何，说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余万两，有云二千余万两，有云三千余万两，虽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请续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后丁汝昌复主从速添船换炮之未获准，不能谓与园工无关。翁同龢所谓“以昆明（颐和园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1886年北洋新到各舰的维持费，尚须依赖借款。南洋舰队更不必言，是后未再增一船。

人事为北洋海军另一症结，重要职位多为李鸿章的乡人或旧属所踞。丁汝昌不谙海军之学，总兵以下，大都对他无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长，惟十分自负。初次任海军总查之时，即争指挥之权，二度再来，虽仍勤于职守，而骄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为刘步蟾所忌，往往与之为难。1890年，外人已屡谓北洋海军缺乏纪律，琅威理受中国军官挟制，不能控驭。是年北洋舰队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舰，琅威理与刘步赡、林泰曾为悬提督或总兵旗号事，互争不下。李鸿章左袒刘、林，琅愤而辞职。英政府拒李之请，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职旅顺英员，甚至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琅去而北洋海军风纪愈坏，官多携眷陆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赌于上海、香港，以至吞没军饷，丁汝昌无如之何。至于负责舰队军火供应的人员，更是弊端丛生。

此一时期的陆军改革，除了开办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外，无其他积极措施，大约以为有了海军，海防巩固，陆上即可无虞，而且各军多已采用洋枪、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时财力亦不许海、陆军并建。

三、台湾建设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国海防的积极建设，亦促起了朝野对于台湾的重视。就地理上说，台湾关系海防极大，一有意外，全局牵动。过去两百年的消极政策，断不能应付当前及今后的情势，躬莅其境的沈葆桢曾说：“彼（日本）退吾备益修，则帖耳而去；彼退吾备遂弛，则又抵隙而来。”“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耽耽而视，……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台湾善后，绝不容缓。所谓善后，实即创始。沈初到台湾，即修建炮台，为治标工作，其后从事基本经营，作长治久安之计。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5）

沈的主要措置，一为开山抚番，藉卫地方，以弭内忧。开山工作为修通道路，沿途筑堡、设屯。抚番工作为安抚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户，安定番业，设立番学。二为招徕垦户，废除内地渡台禁例，设招垦局，内地来台者免费乘船，到后官给口粮、土地、耕牛、农具、种籽。三为增置郡县。于原有的一府、四县、三厅外，南部添设一县，中部、东部各添设一厅，北部添设一府、三县、一厅原有台湾府（台南），台湾（台南）、凤山（高雄）、嘉义、彰化四县，淡水（新竹）、葛玛兰（宜兰）、澎湖三厅；新添南部恒春县，中部埔里厅、东部卑南厅（台东），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兰县及基隆厅。。四为推行新政。沈未来台湾之前，已派员勘探基隆煤矿（1868年），到台之后，经营益力，聘用英国矿师，再行勘查，添置机器。又备置轮船，行驶闽、台之间，准备以台湾为将来南洋舰队的基地。此均1874年至1875年之事。

继沈葆桢经营台湾的，以丁日昌为重要。1875年丁任福建巡抚，几乎是以全力筹划台湾建设，认为购铁甲船、练水雷军、枪炮队、造炮台、开铁路、立电线，皆属应办之事。基隆煤矿开采已有端绪，硫矿、煤油、樟脑、茶、铁亦当逐渐招商开拓。惟筹款不易，李鸿章劝他先专力路、电、矿、垦。基隆煤矿有了改进，中国最早的电线在南部架设，联贯南北的铁路亦在计划。

首发台湾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为沈葆桢，十年之后，终于实现，此为中法战争所促成。战争期间负责台湾军事的刘铭传具有进步的观念，1884年10月，被授为福建巡抚。中法战事甫了，他自请开缺，以便专心经营台湾。中枢及李鸿章因此次战争的教训，即决心大治海防，于是一面命刘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铁甲快船。1885年设立海军事务衙门，与台湾改建行省的上谕同时颁发，即以刘为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希望将台湾建设成一个模范省，作为富强的基础。他采行的政策，与沈葆桢、丁日昌无大出入，而成就过之。除改进番人经济、教育，调整行政区域外，一是整顿财政。首先清丈地亩，重定赋则，使豪室之家不得隐匿霸揽，胥吏无由朘削，人民负担平均。台湾原额赋银为十八万两，今则达六十七万两。次为清理税收，由九十万两增至二百余万两，最后与田赋合计为四百余万两，台省之财，足供台省之用。二是军事建设。编练舰队，虽力有未逮，陆防则大为增强，营建新式炮台，上架西洋大炮，配以水雷。所有防营，皆用洋枪，延洋员教练，并设机器局。三是举办交通实业。铁路计划为北起基隆，南达台南。台北、基隆之间，于1891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间，于二年后竣工，共长六十英里。轮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远及南洋。电线南北联接，及于福州、澎湖。邮政随之开办，较大陆的正式设立尚早。基隆煤矿，新购机器开采，并设煤油局。农产方面提倡水利、种茶、植棉、蚕桑。商务方面，招徕南洋华侨投资，奖励对外贸易，建筑台北商埠，创办电灯、自来水。四是兴办科学工艺学堂。建设需要专门人才，开始暂用洋员，为永久计，必须自行作育。先立电报学堂，继立西学堂，延英国及丹麦人为教习。此时全国设有公李新式学堂的不过四省，台湾为第五。

经过六年（1885—1891）惨淡经划，台湾步步前进。中国的自强运动已三十年，而以刘铭传为最努力，在二十五省中台湾最具规模。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6）

四、内外干阻下的铁路经营

1880年刘铭传的铁路计划虽遭顿挫，李鸿章仍不愿将此问题长期搁置，总望设法开示朝廷，并“使世人略知此种底蕴”。他首谋说服醇亲王，借以影响慈禧太后。醇亲王表示可先试行煤铁之矿、开垦之地，及屯军设防口岸，再谋推广。李为转漕运兵便利，请先筑沿运河一线，再及于京师至汉口一线。1883年，李复函总署，力陈欲求富强，舍铁路莫由，“倘海有铁船，陆有铁道，国家真实声望，始得树立，外人断不敢轻易动手”。不久中法战起，无暇再议，及醇亲王当政，李和他商讨海军问题时又谈到铁路。1886年，与唐胥铁路有关的工程师金达向李建议，就唐胥铁路分段延展。李得醇亲王同意，设立开平铁路公司，以曾留学英国的伍廷芳任总理，自胥各庄向西南修至阎庄，长约二十英里。开工后醇亲王又与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将来向东延至山海关，巩固东北边防，时为1887年。此路为官督商办，改开平铁路公司为中国铁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后向英、德借款。1888年10月，全路通车。长约八十五英里，李曾试乘，十分兴奋。台湾铁路亦同时兴造。

唐胥铁路完成后，1881年英使要求中国如办铁路，须借英款。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请。1885年中法天津条约，许法国以办理铁路的优先权。唐山至津、沽的工程师既为金达，一切采行英制，英国实已占先。李鸿章于通车后，立请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铁路，向英国进行借款。为使慈禧、光绪得以亲睹，先已于京师修了一条长约二英里的小铁路，可谓煞费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对者之口，引起了1889年1月一场轩然巨波。初反对的为几位御史，最大的理由为铁路有害于国，有害于民，其利仅在洋人。铁路一成，险要尽失，通州密迩京师，又万不可修筑。正在此时，宫门被火，认为是天意示惩，不以铁路为然。政府中有地位的尚书翁同龢、孙家鼐、军机大臣孙毓汶等数十人，同声请求停造。有的系由于政治上对李不满，如翁同龢、孙毓汶，有的是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通州为运河终点，如运河为铁路取代，一向倚靠漕运为生及借漕仓舞弊的，失其凭藉，所以反对者之中亦有仓场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车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吃漕为事的痞棍，更是极力滋闹，反对者愈加有词，诋李不恤民情，势将引起意外。李十分愤慨，致书醇亲王，谓：“办天下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是误事。……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实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诏命海军衙门及军机大臣会商，并命沿海重要当局筹议。海军衙门、军机处及刘铭传支持原议，两广总督张之洞别有新的方案。

张的方案为缓造津通铁路，改筑自卢沟桥至汉口铁路，以贯通南北腹地，使土货可出、机械可入，不仅利商利工，乡间农产与制作，亦得以远行，又可利农。 “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利国与利民实相表里，张之立论重点在民生经济，同时亦及于国防，仍为富强兼顾。李一样注意二者，惟规划不及张之宏远，认为须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渐。张反对借款购铁，主自行积款制铁。李并非根本不赞成张之建议，只说张的办法过于迂阔，仍主购用外洋铁轨，分南北两段试办。经费分商股、官款、洋债。朝廷大体采李的主张，1889年，调张为湖广总督，命与李会同海军衙门筹办。但张的制铁计划非短期可成，李于此一铁路又乏热忱，仍谋修造东北铁路津通线作罢，芦汉线亦因之搁置。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7）

近年日本对朝鲜窥伺愈急。俄国复有筑西伯利亚铁路之议。中国对东北边防益为重视。1890年，李鸿章等议朝鲜事宜，其一即兴办铁路。路线为自唐山东出山海关，至于沈阳，以达吉林。1891年，派李鸿章为关东铁路督办。是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法国要求承办关东铁路，期与联接。总署允将桥梁及车辆所需铁料归法商供给。所需之款初与奥国商洽为成，为顾虑俄国作梗，亦不便向英国借贷，不得已而缓修芦汉铁路。将每年原拨之二百万两，改用于关东铁路，以金达为工程师。俄国终不愿中国建筑此路，又恐英国的势力侵入东北，仍多方为难。1892年自唐山修抵山海关，翌年东至关外中后所（绥中），以中日战起，所有铁路一律停办。无论如何，天津至山海关附近总算通车，为1894年前中国最长的一条铁路，约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炼铁及纺织工业

机器局、造船厂所需的煤铁，俱来自外洋。1872年李鸿章已谓“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过不合用，…… 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开平煤矿解决了燃料问题，但不曾解决材料问题。中国铁矿既未开采，炼铁亦非咄嗟可办，均要相当的时间与财力、技术。但枪炮制造，急不容缓。机器局须推广设置，铁的需要数量随之而增。1885年3月，中法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左宗棠力言必须另开大的铁矿，添置机器，从事炼冶，始可免向外洋购买。最后促成其事的为张之洞。

张之洞于1884年受命督粤，北圻前敌军火多赖他接济，不惜重金分向欧、美广求利器，但十分艰难，种种吃亏。战后决将广州机器局扩充改新，自行采矿炼铁，作根本之图。广东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铁器出口，他以为两广产铁不少，广东铁质优良，不必再行开矿，即可设厂炼铁，遂开始筹备。初拟修造芦汉铁路时，每年进口之铁约值三百万两，如仍取之海外，则漏卮太多，主张先行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待新铁之采日旺，旧铁之炼日精，积款已足，路工已娴，再行开建，朝廷从其所议。时张已向英、德定购机器，延聘矿师、洋匠。及张调湖广总督，他的继任者说是广东的铁砂不丰，财力亦难负荷，不主在粤建厂。既有此阻力，张得知湖北有大冶铁矿可开，欲一手完成炼铁事业，即请将所定机器移至湖北，厂址定为汉阳，时为1890年6月。此即日后举世闻名的汉阳铁厂的由来。

除原有的机器外，张之洞又自比利时添购，工程师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汉阳铁厂的主要任务为制造铁轨，其后芦汉线虽然暂时缓办，关东线又开始兴筑。1893年11月，铁厂告成。1894年开始出铁，每日一百吨。此时全亚洲皆无铁厂，上海各报大事宣传。究之实际，成本过高，品质又不见佳，并不能与洋铁竞争。支援制造枪炮为汉阳铁厂的另一使命，至1895年，尚无所成。统计六年内用款达五百数十万两。规模较上海、天津两局为大。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8）

五口通商以来，输入中国的商品，在正规贸易中，以纺织品为主，第一为棉纱棉布，其次为呢绒，沿海地区先受到影响。左宗棠到西北后，以甘肃盛产羊毛，可用以织褐织毯。1871年设立兰州机器局，除制军火外，并自造机器，试制洋绒，进而添购绒呢机器，由上海德国洋行承办。1880年成立机器织呢局，技师尽为德人。左离西北后，德人以合约期满回国，织呢局锅炉破裂停工，为时仅约三年。另一原因为成品的质量、售价均不能与洋呢相争。

1856年以来，英商两次谋在上海设立纺织厂未准。1875年，李鸿章有感于英国洋布输入为中国耗财大端，亟宜购置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愿意承办，获得李鸿章的协助。1882年，李再向中枢陈述“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价，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先购用，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不得不设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是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享有十年专利权，这是第二个非军事性的企业。曾任洋行买办的郑观应为初期的主要筹划人，但困难重重，中法战争的影响尤大。股本至1890年始行募足，有三万五千纱绽，五百余台布机。终因官为总办，弊端丛生，三年后毁于火，损失不赀。

1888年，张之洞筹设广州织布纺纱官局。张督鄂后，一如铁厂，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织布局。1892年开工。有纱绽八万枚，布机一千台。1894年又募集商股，开办湖北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为湖北纺织官局。织布局为官办，余为官商合办。张的愿望是能将盈余拨补汉阳铁厂，亦即以民生工业所获之利，作军事工业的佐助，实际上未曾做到。

1891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办而非官督商办的华新纺织新局，此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别行设局的规定，自属违背。它之得以设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愿附股于官督商办的企业，李鸿章或感于办法有变通的必要，华新局的规模又不甚大，股东复为有力之士，如江海关道聂缉椝曾国藩之婿。，所以特予许可。最后作为华盛机器纺织厂的分厂。

上海织布局被焚后，津海关道盛宣怀及聂缉椝奉李鸿章之命于1894年，在该局原址另行筹设。名曰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并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处招商分设十厂。预定总厂纱绽为七万枚，布机一千五百台，各分厂二万枚至四万枚不等，布机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纱一千包，出布一万匹，每年共值银二千五百万两（时进口纱布共值银五千二百万两），仍享有十年的独占权，纱布如果出口，除关税外，概免内地沿途税厘。此一新的纺织厂，即由盛宣怀督办。

日本挑衅求战（1）

第八章 甲午惨败与中国分割

（1885—1900）

第一节日本挑衅求战

自强运动的动机，一为对内，一为对外。对外实指西方国家，志在自保。1874年以后，日本亦为对象之一，甚而更为重要。其后虽经中法战争，仍时刻注意日本的动态，但仍系守势。日本明治维新，高唱“尊王攘夷”，尊王是巩固皇权，攘夷是防卫欧、美，所采亦为守势。及维新稍有所成，则转对中国，所采全为攻势。中日遂不免一战，亦为两国新政的一次决赛。朝鲜当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之冲，所以争端即起于朝鲜。

一、李鸿章的朝鲜政策

中国之重视朝鲜是为了东北的安全，因为东北的安全，关系北京的安全。16世纪末年，日本之进攻朝鲜，目的在先据朝鲜，再图东北，然后直下北京。明朝不得不全力赴援，日本未能获逞。后以种种原因，明朝失去了东北，以致于亡，这段历史清朝自然知之甚稔，决不让其重演。日本图谋朝鲜益急，中国防范益力。

俄国自取得乌苏里江流域以东，与朝鲜毗邻，亦生觊觎之心。甲申事变后，朝鲜外署协办德人穆麟德虽为李鸿章所荐，并不忠于中国。可能是为了德国的利益，欲引俄东进，劝诱朝鲜联俄。1884年俄、韩订约，穆麟德因有促成之功，俄皇赐以勋章。俄国驻韩代办韦伯（KWaeber）与闵妃及朝鲜大臣相结，共谋排斥中、日。1885年2月，朝鲜与俄国在海参崴订立密约，允俄人代为练兵，使用永兴湾。不久消息外泄，最感不安的，中国之外，首为日本，次为英、美。日本自度尚难与俄相争，如朝鲜入于俄国之手，不惟难再插足，日本本土亦将受到威胁，如朝鲜仍听命中国，可不必畏惧，迟早终可为己所有，目前正不妨利用中国防俄。英国为阻止俄国南下，径自占领朝鲜的巨文岛（Hamilton Island）。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自始即与日本一致。朝鲜因中国的责难，不敢履行对俄密约，拟改聘美国将弁，俄国不许。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向李鸿章提出应付方案，大致为中日今后协议朝鲜外交与用人行政，由李责令朝鲜施行，遴派一干练的中国驻韩大员，遇事与驻韩日使相商，斥退穆麟德，改用美人，释回大院君，以制朝鲜政府的亲俄派。李虽不愿日本过问韩政，但原则上已同意变通。

袁世凯于敉平甲申事变中，大显身手，因日人诬其首启衅端，统率中国驻军的吴兆有亦不满袁的专断和露才扬己，多方排挤，袁不安于位，愤而归国。但李鸿章对他深为赏识，奖勉有加，查办韩事的吴大澄又代为揄扬，誉为“天下奇才”。及李决定释回大院君，即命袁负扩送之责，盛赞他“才识开展，明敏忠亮”，“足智多谋”，“胆略兼优，能持大体”。1885年10月，正式派为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委员，由同知升为知府，加三品衔，从此中韩关系转入另一阶段。李为决策人，袁为执行者。李将此独当一面的重任，付之与一位不满二十七岁的青年，可算是破格用人。

日本挑衅求战（2）

闵妃与大院君结怨已深，对于大院君的归来，极力抵制，大院君终不能恢复旧时权势，反加重亲俄派对中国的怨怼。今后数年李、袁之所以仍能有所施展，是由于日本的暂时放手，与英国的支持。李与榎本谅解成立，即致书朝鲜国王，劝勿认海参崴密约，委任美人练兵，罢斥穆麟德，重用亲华派大臣主管外交、军事、财政。穆麟德撤职后，朝鲜允以中国海关副税务司美人墨贤理（HFMerill）为税务司，前任天津美国领事德尼（ONDenny）为内务府协办，均为李所推荐。穆麟德逗留不去，继续播弄。袁揭发俄国诡计，诫告韩王，逼走穆麟德。1886年，韩王又密函俄国保护，袁声言将兴师问罪，李亦准备于必要时实行废立。朝鲜君臣一再辨白密函出于伪造。俄国以对英国有所顾虑，保证不占朝鲜土地。李、袁分说韩王，勿持两端，固依中国，改革内政。

美国虽无侵占朝鲜土地之意，而所采政策，则不利于中国。驻韩美代办福久（GCFoulk）尝散布指摘袁世凯的消息，袁授意朝鲜外署驳斥，要求美国撤换。对于倡导朝鲜自主的德尼亦极不满。北京美使质问总署，袁在朝鲜究系何种职位。英国与中国合作无间，不在汉城设置使馆，但置领事馆，受北京英使馆节制。墨贤理之任朝鲜海关税务司，系赫德直接委派，无异于将朝鲜海关纳入中国海关行政范围。1890年，朝鲜谋以美人李仙德为税务司，赫德令现任税务司拒绝交付，遇事与袁商办，听其指示。

袁为权力欲极强的人。据张謇说，袁初至朝鲜，即有统治朝鲜之心。甲申乱平，他曾建议李鸿章乘此时机，派遣大员，统率重兵，代理内治外交。不到一年。他成了中国在朝鲜的最高权力人，不仅负责商务，兼主外交，朝鲜内治亦须与他相商，一切居于指导监督的地位。朝鲜大臣遇事须向他请示，或召来晓谕；或径见朝鲜国王。他不常参与各国外交官的会议，以示身份不同。美、日均有烦言，李鸿章则说理应如此。1887年朝鲜受德尼教唆，自行派使分赴美国及英、德、法、俄、意。袁谓派使须先向中国请示，到任后受中国使臣节制，并追回私自启程赴美的使臣朴定阳。最后李鸿章准以属国体例派遣，朴定阳不肯遵照。在袁压迫之下，德尼去职，朴定阳召回，前往欧洲的使臣中途而止。李鸿章并非忘了他过去劝朝鲜与西洋通好的政策，而是通好须通过中国。

朝鲜一再举借外债，袁要求今后借款须得中国同意。他与赫德主张归中国承担，由在韩华商出名借与，实际是中国政府拨付，在朝鲜关税内扣偿。近十年来，日本几独占朝鲜对外贸易。1887年起，华商日渐抬头。次年招商局轮船开始往来于上海、仁川之间，中国政府不惜给以补贴，仁川至汉城亦有华商小轮航行。奉天至汉城、釜山电线归中国电报局贷款架设，他国不得另设。朝鲜自设的汉城至元山电线亦归中国管理。

朝鲜以袁世凯每事干涉，有如监国，面从心违，屡请更调，美国有同样要求，均为李鸿章所拒。李向中枢称袁实心任事，操纵得宜，晋升为道员。1892年复盛赞袁的功绩，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筹划，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其国中之事，纤悉皆闻”。袁的成就亦即李的成就。不过李、袁所为，消极的防范干涉多于积极的辅导启迪，但知维护中国的宗主权，漠视了朝鲜的自尊心，不仅朝鲜君臣愈为离心离德，日本更不甘长期坐视。

日本挑衅求战（3）

二、日本的决心

1885年，日本已有人主张为朝鲜与中国一战。伊藤博文以为不可冒昧；中国发奋图强，皆是空言，日本应先努力内部建设，再看中国情势行事。1887年，日本参谋部拟定一“征讨清国策”，一旦对华作战，以主力进攻北京，分兵略取长江，最后割取辽东半岛、山东登州、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及长江两岸，再分裂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华北、江南。以五年为准备时期，相机发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施政演说，指朝鲜、东三省、台湾悉在日本“保护利益线”之内。1892年，日本的扩军计划完成。第二年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至朝鲜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侦察。1885年李鸿章曾说，日本富强，尚须十年左右，目前可望无事。现在去十年已不太远，中国依然故我，日本的国力则大有可观，遂决志寻衅。

朝鲜君臣对李、袁的举措虽常生违言，但尤衔恨日本。1889年，朝鲜某地歉收，禁止豆、粮出口，日本要求撤销，赔偿日商损失。1893年，发出最后通牒，首相伊藤博文直接对李恫吓，将对韩绝交。朝鲜允许赔款。

金玉均的被刺，加重了日、韩的恶感。甲申事变后，金玉均、朴泳孝亡命日本，继续谋夺取政权，朝鲜要求日本拘办被拒，计划实行暗杀，袁世凯预闻其谋。1894年3月，金玉均为韩人洪钟宇诱至上海，被刺而死。朝鲜不理日使劝告，将金尸凌迟。在东京谋刺朴泳孝的另一韩人逃入朝鲜使馆，被日警拘捕，韩使愤而返国。日本舆情甚为激动，谓金玉均的被刺戮尸，出于中国的主使，对日本为莫大污辱，应断然与中国宣战。日本当局认为理由有欠正大，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唆令以侵略中国为职志的“玄洋社”另行制造口实。

东学党为朝鲜的一个宗教性团体，有排外色彩，遭政府禁止。人民以不堪苛政，仍相率加入。1893年，东学党请愿弛禁，官府迫害愈烈，遂聚众大起。朝鲜政府一面宣抚，一面向袁世凯请援。时传金玉均与东学党勾结，袁速电李鸿章告急，东学党旋即解散。1894年2月，东学党再度举事，传檄四方，“逐灭夷倭”，痛斥官吏虐民肥己。4月，日本军人前来活动。5月，玄洋社组织“天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这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良机。6月2日，得知朝鲜已请中国代为平乱，决定不问中国以何种名义出兵，日本亦将派遣相当军队，以示不惜诉诸武力的决心。陆奥训令即将回任的驻韩公使大鸟圭介，军事上采取主动，外交上采取被动。6月10日，大鸟率陆战队四百余人入汉城，控制朝鲜首都，海军随之动员，以保海上交通。

日本惟恐中、日在韩军事对抗之局不成，6月3日，日本驻韩代办及天津领事分向袁世凯、李鸿章表示，希望中国及早派兵为韩平乱。一向精明机警的袁，以为日本似无他意，李亦深信不疑。驻日公使汪凤藻复谓日本政争剧烈，断无生事余力。李一面出兵，一面命汪照会陆奥，告以中国应朝鲜之请，按保护属邦之例，派军赴援，事平即撤。陆奥覆称，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亦要派兵保护使、领、商民。同日（6月7日），北京日本代办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署。总署驳以日本无派大兵必要，且非出于朝鲜之请。小村二次照会，谓日本出兵系根据日韩及中日天津条约，惟有行其所好，毫无受中国掣肘之理。

日本挑衅求战（4）

李鸿章派出的陆军约二千余人，屯驻汉城东南五十英里的牙山，军舰三艘，泊于仁川。日本第一批动员的兵力倍于中国，另有军舰八艘。在中、日军抵朝鲜前，东学党已经受抚，朝鲜安谧无恙，日本失去了保护使、领、商民的口实。大鸟顾虑西方国家的指摘，转与袁商谈共同撤兵。袁于日兵之来，焦虑万状，对大鸟的提议，正求之不得，当与成立谅解。李鸿章亦以为华军一撤，日本自无常驻口实，命牙山驻军定期内渡。陆奥定要贯彻求战决心，况既已出兵，不能一事不成而退。成败之数，全在兵力之优劣，命仁川日军入汉城，俾军事上常能先发。然苦于缺乏寻衅理由，必须设法使局面转换。6月14日，决定以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亦即共管朝鲜，强中国以难行；无论中国允与不允，非有结果断不撤兵，必要时独自任之。陆奥自云：“非欲调和已破裂之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方可“实行最后决心”，命大鸟终止与袁谈判，并分别通知汪凤藻、总署与李鸿章。

汪凤藻要求先行撤兵，再商善后。陆奥谓非至朝鲜确然安堵，决不撤兵。汪谓整顿内治，应由朝鲜自办，中国不便干预，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更无干涉之权。陆奥称中日所见相违，日本对朝鲜利益甚大，非协定足以保持朝鲜将来安宁，并保证其政治得宜办法，决不撤兵，纵令中国看法不同，日本亦断不撤兵。他说这是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时为6月22日。次日，命大鸟单独执行韩政改革，亦即根本不理中国的态度。

三、俄、英动态

1885年，俄国因英国的明白对抗，日本与中国的暂时携手，自身在东亚的力量有待加强，暂从朝鲜退却。1891年，决定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俄、法同盟亦于同年成立。财政大臣威特（Sergei Witte），有控制满洲、并吞华北的雄图，知道中、日在朝鲜的冲突，终所不免，届时大可卷土重来。日本既忌中国在韩势力的膨胀，又畏俄国的加紧东进，希望于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以前，予以遏制，先俄而有朝鲜。

李鸿章之赞同朝鲜与欧、美建交，意在牵制日、俄。英占巨文岛后，俄国声明无占领韩土之意，证明他的政策大为有效。日本将要出兵之时，他首请英使欧格讷（NROConor）设法劝阻。撤兵争执不决，李与总署再请欧格讷调处。英政府恐启俄国猜忌，不表积极。远在1880年，李即有借俄慑日的建议，现在更盼俄国肯助一臂之力。六月二十日，他向俄使喀希呢（APCassini）表示，愿与日本同时撤兵，并以英国愿作调人相激。喀希呢反应迅速而良好，谓“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务望彼此（中俄）同心力持”。过了几天，又告以俄已勒令日本与中国共同撤兵，日如不遵，恐须用压力。李与总署至为欣慰。驻东京俄使希特洛渥（Hitrovo）确曾为撤兵之事向陆奥质询，陆奥反责中国不讲信义，撤兵须待韩政改革之后。希特洛渥二次警告，又为陆奥婉拒，谓日本绝无侵略韩土之意，一俟秩序恢复，自当撤兵。希特洛渥不复坚持，惟望中、日协议，不违犯朝鲜与各国所订条约。陆奥大为宽心。俄外长格尔斯电告喀希呢，对日全属友谊忠告，不便直接干涉。李虽极感沮丧，然仍不死心，又询喀希呢以倘中日交战，俄当如何？喀云；“未便袖手。”在中、日海战爆发前后，又一再说，俄对日势须动兵，劝李勿接受英国调停，俄、英已经商妥，共出调处，并约德、法、美一致行动。

日本挑衅求战（5）

俄国何以虎头蛇尾？喀希呢何以大言炎炎？真实内幕虽不易知，仍不难理解。俄国初时确有对日干涉之意，以提高其在东亚声势，防制中国求助于英。继以日本既出动大军，强令撤回，并非易事，如施以压力，英或转而助日。日知俄有此顾虑，暗与英洽，对俄不肯就范。驻俄英使曾对俄表示，对于中日争端，列强须共同行动，但不可出之恫吓。言外之意，即反对俄国的单独强制干涉。美国左袒日本，亦谓不愿强迫日本撤兵。俄绝无爱于中、韩，对中国在韩势力的增长，一样不快，不妨让日本予以挫折，坐收渔利。如对日强硬，日本或将后退，中国益将得志，所以就适可而止，只强调日本不侵略韩地的承诺，以约束日本的行为，同时声明并非完全旁观，预占地步。又深知李鸿章缺乏决心，若不获第三有力者的支持，势将对日妥协。喀希呢之一再对李鼓励，即在造成非战不可的情势。喀希呢与格尔斯的态度虽似不尽一致，仍系殊途同归。俄如对日强行干涉，一个可能是促成日、英的结合，另一可能为日本屈服，两者俱非俄之所愿。有谓喀希呢不能代表俄政府的政策，这是不近情理的事，否则他后来不会再出使美国。无论如何，李鸿章是为俄国所欺，最少是为喀希呢所误。

英国对于调解工作初虽不甚热心，但不愿中、日相争，予俄国以渔利之机。见于李与喀希呢之频频接触，为自身利益计，态度改变。一面与俄洽商，主各国联合调解，一面劝总署与日协议，整顿韩政，同保朝鲜领土完整，英可使日本撤兵，庆亲王奕劻首肯。李亦怂恿天津英领事实力调解，勿任俄着先鞭。在东京英代办转告陆奥，谓中国愿与续议。陆奥要求中国须承诺改革韩政，中、日在韩应处于平等地位，至撤兵之事，可于开议之初商谈。奕劻在欧格讷劝说之下，曾与小村会晤，坚持先行撤兵。陆奥原不望英国调解成功，遂训令小村，指中国有意生事，嗣后发生不测之变，日本不任其责。他说这是对中国第二次绝交书，时为7月12日，欧格讷继续努力，请李鸿章恳劝奕劻，如保证朝鲜整顿内政，即由各国促日撤兵。奕劻虽然应允，日本已无心再商，要求中国于五日内同意日方的改革方案。因为此时俄已不再对日施行压力，英国态度缓和。在日本决心挑战，俄国不肯与英合作的情形下，英国的调解自不会成功。

美国在表面上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同情日本，认为改革韩政为出于善意，颇感欣慰，拒与他国联合作任何干涉，不相信日本将诉之战争。其不欲卷入俄、英的斗争漩涡，亦为原因之一。朝鲜曾呼吁给以援手，中国亦以调解为请。美对朝鲜的答覆是允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尊重朝鲜独立与主权，勿使朝鲜化为战场；对于中国，则建议将问题付诸公断。不仅日本不愿，中国亦有顾虑。如果公断，将不利于中国对韩的宗主权，何况公断为不可能之事。此外德、法均抱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心理。

日本挑衅求战（6）

四、李鸿章的进退维谷

李鸿章自始即竭力避免与日本决裂，外交积极，军事落后，不明日本的决心。所谓外交只是妄想俄国的相助，与英国的调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怀抱，各有顾忌。日本提出改革韩政要求后，汪凤藻电告，谓日本部署，若备大敌，中国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恐日疑中国必战，而不之许。袁世凯请先调海军，续备陆军。牙山驻军统领叶志超称日军已在汉城、仁川备战。李仍不肯增兵，诫叶切勿移兵进向汉城，即令将来添兵，“系壮国威，当无战争”。陆奥所谓第一次绝交书发出后，日军续向朝鲜出动。6月23日，李向总署说：“我再多调，日亦必添，不易收场。” 两日后，又告袁世凯，俄国已勒命日本撤兵，“似日不能不遵”，并屡嘱叶志超 “静待勿妄动”，饬海军提督丁汝昌不必请战。袁拟下旗回国，李仍谓俄国正在调处，“略忍耐，必有区处”，“必有收场”，深信日本不先开衅。袁在汉城见闻较切，7月初，再三电李“日蓄谋已久，志甚奢。俄、英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欲寻衅，何患无隙”，叶军应调往鸭绿江或平壤，以待大举。又说日决无和意，应速决和战。李仅命叶相机绕赴北路，仍无战意。

中枢同样寄望于俄、英的调处，至6月25日始感到与日“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现倭已多兵赴汉（城），势甚急迫”，应如何及时措置，要李妥筹办法；并询以喀希呢“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应“沉机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李始谓喀希呢压服日本之说，恐为空言，这是他为自己预留地步；对于军事部署，依旧迟徊不进。7月初，以事机已迫，上谕迭次催令筹备战守，详报海军兵力。李称海军难调，须别募陆军。又说喀希呢尚系实心，俄国必有办法。过了三天，李对俄虽感失望，而总署对英的希望继起。7月14日，总署接到所谓日本的第二次绝交书，诏命李派军进驻朝鲜边境，布置旅顺等处海防。16日大臣会议，结论为令派出各军，先以护商为名前进，不明言战，以待英人调停。光绪一力主战，严饬李进兵，断不可畏葸。此时欧格讷仍在调处，喀希呢恐其成功，请俄外部联合列强，要求日本和平解决韩事，并对李说，俄国愿继续调处，态度十分坚决。李对俄的痴情又起，允与日本改革韩政。但是日本已决心与中国作实力的较量。

值得注意的为当时各方的议论，自中央到地方，均不若以往对于越事的激昂，疆吏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地位最为重要。刘较持重，张素称敢言，亦未多所主张。京官中倡主战论者，虽仍有其人，已不及十年前之盛。七月中旬，折奏渐多，或请李鸿章一意决战，或言中国练海军已近十年，日本亦不过十年，应切责北洋抵御，否则军法从事。另请速购兵船，会同南洋各船，游弋于日本近海，以分其谋韩之力，再调重兵直趋汉城。或言朝鲜得失为大局所关，若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今徒恃外国调处，初则专赖俄使，俄使不成，复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将谁易？请饬李厚集兵力，迅赴事机，“壮我之气，而后可以讲和，充我之力，乃亦无妨言战”。中枢大臣对光绪具有影响力的首为翁同龢，次为李鸿藻，翁深不以李鸿章的措置为然，李鸿藻素主对外强硬，二十七岁的光绪，意气方盛，慈禧亦愤日本煎逼太甚，曾有不准示弱的表示。

日本挑衅求战（7）

李鸿章之所以趑趄不前，是自知实力不足。是年5月，他于校阅海军后，谓操演成熟，技术精密，炮台坚固，布置严整，只是官样文章。一个多月之前，他尚请添换各舰新式快炮，添购新式快船。海军衙门允先换“镇远”、“定远”两舰快炮，时间已来不及，余俱未准。校阅期间，他曾查看烟台英、法、俄舰，见其规制精坚，所以他又说，西洋船式日新月异，纵横海上，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岁添巨舰，中国近六年来，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意谓中国海军不如日本。陆军主力为淮军。驻防天津附近的盛军又为淮军的精锐。约在二十年前（1875年），已有人说淮军 “兵勇……逸乐已久，……统领、营官朘削日甚，……每人（兵）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乾没”。近年且常有携械逃亡，甚至哗变之事。李亦承认所部三万淮军，“饷源支绌，哗溃为患”。淮军已接受德国式的训练数年，武备学堂成立已有九年，毕业学生所能影响的，至多为形式的操演。以武器而言，有枪的士兵，仅十之六七，枪的式样，多至十余种。有人说“淮军宿将劲兵，十去六七，今之所用，皆新进未经战阵之人”，自属事实，即令是宿将，一样不能任战，吞饷容或更甚。李虽不认识日本的决心，最少了解自己的弱点，无论为国家，为个人，均想避战。他的高级幕僚周馥建议谓：“日本蓄意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筹足三军军饷，不挑战而与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练新军三万”，否则必败。但和或战，权非全操诸李。此时李为七十二岁老翁，暮气已深，得失心重，以致举棋不定，进退失据。

中国惨败（1）

第二节 中国惨败

一、陆海决战

1894年7月初，日本在朝鲜的陆军近一万人，中国驻牙山的兵力不足三千。中旬之后，李鸿章始决定增兵，向平壤集结。另雇英国轮船运兵二千人赴牙山。日本于两个月前李鸿章大阅海军时，已窥悉北洋舰队的弱点。此次增援，事前毫无保密，天津日谍充斥，日本军舰即出动搜索。七月二十四日，中国“济远”、“威远”、“广乙”三舰，掩护英轮所载援兵抵牙山上岸。“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自英舰获悉日舰将至，命“威远”先回。翌日“济远”、“广乙”驶至丰岛，遇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日舰首先开炮，互轰约一小时，“广乙”焚毁，“济远”力不能敌。运兵英轮“高升” 号沉没，死者七百余人，“操江”兵船被俘。此为中日海战序幕。“广乙”无何作战能力，“济远”无异一对三。日本以为陆战必胜，海战殊少把握，所以决定不宣而战，先挫中国海军，以振士气。战胜之后，欣喜可知，但于“高升”之被击沉则大感惊骇。英国舆论一时颇为激动，英使欧格讷则称“高升”既经中国租用，与英国已无关涉，结果赔偿了事。因为日军连捷，英国不愿为此与日本失欢。

丰岛海战前二日，日军已完全占有汉城，劫持朝鲜国王。海战的同日，迫令宣布为自主之邦，请日本代为剿逐华兵。牙山的华兵约四千人，以陷于孤立，移守附近的成欢。7月29日，为日军所败，北走平壤。统领叶志超讳败为胜，清廷予以奖赏，以为海战虽败，陆战则胜，尚可自慰。

7月27日，北京得知丰岛海战消息，准备宣战，又二日得知成欢之战，召回驻日公使。30日，总署照会各国公使，责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实行对日绝交。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宣战。

8月初，中国陆军约一万四千人抵达平壤。主力为卫汝贵的淮军（盛军）六千，纪律最坏，开拔两日，逃者四百，一入韩境，奸淫抢掠，大失韩人之心；但仍冀其胜利，逐退汉城日军。各将领不相统属，被任为总统的叶志超，乏统驭能力，部署无方，坐守平壤，兵饷不足果腹，武器“药不配弹，子不对枪”。日本以兵力尚未集中，韩事尚待解决，未即前进。8月下旬，日韩成立所谓攻守同盟后，日军遂大举分趋平壤，兵力与中国相当，由第三师团司令野津道贯指挥。9月14日，即中秋节，开始攻击。次日战斗剧烈，防守东路的总兵马玉昆及防守南路的总兵卫汝贵力拒，防守北路的总兵左宝贵战殁。叶志超仓惶弃城而走，军械粮糈尽失，死伤二千余人。16日，日军夺得平壤，这是陆上的主力战，规模并不算大。此后朝鲜境内不再有华军踪迹，全部退至鸭绿江西岸。

图6朝鲜、奉天、山东

中国惨败（2）

海战发生于平壤陷落后第二天。战前不仅中国对于海战抱有信心，西人亦有作如是观者，甚至琅威理亦说，中国海军不可轻视，虽有不及日本之处，要相去不远，惟有李鸿章自己明白。丰岛败后，北洋舰队三次巡弋朝鲜洋面。日舰为使陆军平安向朝鲜输送，不时窥伺威海卫、大连，以图牵制，北洋舰队遂改取守势，不再轻离旅顺。于是廷臣交责，提督丁汝昌受到革职留任处分。李鸿章谓可用之舰，仅“镇远”、“定远”，但质重行缓（速率为十四半海里），“济远”等船亦行驶不速（约十五六海里）。“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迟速为准。”日舰最快者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他主张不必与之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使日舰不敢来犯。“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8月初，北京始决购快船三只，此为海关巡船管带英人泰乐尔（WFTyler）的建议。未能有成；即使购妥，仍缓不济急。除了船的速率不如日本外，炮的发射速率亦不及日本，而且炮弹极少。据说“镇远”、“定远”的两门十寸口径大炮，只有三枚炮弹，因要举办慈禧六旬祝嘏，无款可拨。至于战志，中下级军官十分旺盛，高级人员则多畏葸，握实际指挥权的刘步蟾又缺乏胆识。

9月16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全队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掩护陆军登陆。17日（八月十八日）中午，正拟折返旅顺，日舰十二只（共三万八千吨）出现，司令为伊东祜亨，当然是预先获得情报。丁部大小十四舰，参战的为十舰（共三万一千吨），以“定远”为旗舰，管带为刘步蟾，洋员泰乐尔，汉讷根均在舰上。原定阵形为两行纵列式，“定远”、“镇远”为首。刘步蟾擅自改为横列式，“定远”、 “镇远”居中，以弱小船只分列两翼，布置错乱。日舰先迫右翼，丁汝昌、泰乐尔命全队右移，以主力迎战，刘不之应。此时炮声已作，丁自瞭望台震落受伤。下午一时，战争开始，“扬威”、“超勇”两舰先后沉没。管带以下俱亡。“致远”作战勇猛，受到重伤，弹药将尽，管带邓世昌下令鼓轮直冲日舰“吉野”，为鱼雷击中，全舰官兵二百余人殉难。“经远”因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与船同尽。“定远”、“镇远”遭日舰五艘夹攻，力战不怯。 “定远”曾击中日舰“西京丸”，自身亦受弹起火。“镇远”管带林泰曾与官兵表现甚佳，一面护卫“定远”，一面与日舰恶战，以巨弹击中日旗舰“松岛”，伤亡日官兵八十余人。丁汝昌裹伤苦斗，颇为沉着。下午五时三十分，战斗结束，中国失去四舰，死伤一千余人；日舰三艘被创，死伤五百余人。此为中、日海军的主力战。从此日本陆军可自由进向朝鲜半岛，深入辽东，威胁北京。是役决定了这次战争的胜负，亦决定了今后中国四十年的悲运，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二、清廷谋和与日军续攻

李鸿章固然主张对日妥协，慈禧所谓不可示弱，亦非要战，仍想在颐和园庆贺她的六十万寿。光绪颇欲振作，他的师傅翁同龢亦望一战而胜，树立光绪的威权，摆脱慈禧的控制。主和者，为有实力的当权派；主战者，为仅能作空论的幻想派。平壤、黄海惨败。北京骇怖万状，开始布防，不惟主和者有词可借，主战者亦为之气馁，建议起用威望尚在的恭亲王奕，得慈禧同意，9月底，光绪勉强允许，仍命管理总署并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李与俄方的接触，始终未停。8月，俄国已决定不许日本破坏朝鲜现状。黄海战后七天，李告诉总署：“俄廷初意不改，不愿日得韩地。”海参崴的海陆军不少，两个多月前俄军确已向韩边调动。目的是等待机会。慈禧命翁同龢赴津，一为对李责备，一为问他对俄方洽谈情形。李说俄盼中国派专使相商，保证不占东北。实际内情，是俄于中、日宣战后，曾由喀希呢通知李鸿章，仍愿共保朝鲜领土，如中国肯与俄商，俄必出讲话。翁认俄不足恃，回京后，主再问赫德，亦即再请英国调停。喀希呢时在烟台，10月中旬，赶至天津。李极力怂恿，喀希呢谓须待中、日和议后，日如久居朝鲜，俄必干预，目前暂守中立。李询以停战办法，喀希呢答称须与他国商明。李劝俄单独行动，喀希呢表示不肯，因为俄国尚有所待。

中国惨败（3）

翁同龢对俄国的态度，早已疑虑，他的建议再请英国出面，多少或受到张之洞的影响。八月中旬以来，张屡向各方论陈联英的重要。10月初恭亲王约晤赫德。英国初未料到中国海陆军之如此不济，深恐清政府投靠俄国，或政权崩溃，满洲为俄所有。这时它已商诸各国调停，以朝鲜独立、中国赔款为条件。德、美认为时机未至，俄、法别有企图，甚至英国舆论亦反对压制日本。欧格讷劝李鸿章早日议和，李要求先行停战，再议朝鲜善后，拒绝赔偿兵费。恭亲王对英国的条件有意应允，翁同龢、李鸿藻反对，请慈禧俟喀希呢到后再商，但慈禧已决意谋和。日本屡战屡胜，亦不以英国的方案为满足，仍要继续进攻，在各国干涉之前，美、德对调停冷淡之时，再予中国打击，多占土地。10月23日，照覆英国，声言暂尚不能表示停战意向。

同一天，日本山县有朋的第一军二万人，开始西渡鸭绿江，进入奉天，清军总统宋庆的淮军，依克唐阿的满洲军约四万人，望风溃败。五十日内，连失安东、九连城、凤凰城、宽甸、岫岩，仅总兵聂士成部坚守大高岭，乡勇抵抗亦力。日本大山岩的第二军二万余人，于10月25日，登陆辽东半岛，拊旅顺之背。旅顺为北洋海军基地，炮台三十座，大炮一百五十位，最称险固。10月中旬，北洋残余船只，移泊威海卫，置旅顺于不顾。日本第二军登陆后，未遇任何抵抗，占有金州、大连。旅顺驻军万余，观望不前，互不相顾，守将争先逃走。总兵徐邦道力战不支，经营十余年的形胜军港，遂于11月21日陷落。日军屠杀四日，妇孺不免。同时鸭绿江以西的日本第一军陷析木城、海城。翌年1月，合第二军续陷盖平，辽河以东要地几乎尽失。

辽东屡败，11月初，恭亲王正式邀请英、美、德、法、俄五国调停，条件一如英国所拟。英国表示不便再与日商，欧格讷乘机推荐赫德为中国练兵，以期握有军、财大权，为恭亲王所拒。德国谓英国原议，日本未必满意，俄、法仍不积极，美国允征询日本之意，但不欲与欧洲国家会同办理。

战前及战争中，美国始终站在日本方面，希望做到朝鲜独立，并抑止俄国，但不欲日本军事行动过度，致使中国瓦解，东亚情势更为混乱。大连失陷之日（11月6日），美国对日劝告，谓如日军再进，将招欧洲国家干涉，询以是否接受美国调解。时占领旅顺已在目前，日答以在中国未直接求和之前，日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及旅顺陷落，恭亲王同意美使田贝（CDenby）的方案，托其转达日本，由美国单独调解，并依李鸿章之议，先命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携李致伊藤博文函前往，日本拒绝接待。李之出此安排，是不愿遽派大员，为日所轻，日之拒绝德璀琳，是说他资格不合。12月，慈禧与恭亲王改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及湖南巡抚邵友濂直接求和，同时恭亲王再被授为军机大臣，加重他的权力。张曾出使美国，现兼总署大臣，邵亦有多次办理交涉经验，另以美使推荐的前美国国务卿福士德（John WFoster）为顾问。

光绪和他的左右均反对和议，瑾妃、珍妃及她们的胞兄志锐及师傅文廷式亦然。平壤战败，李鸿章曾受处分，旅顺失陷，又被革职留任，慈禧亦降瑾妃、珍妃为贵人，将志锐治罪。及决定派张、邵议和，御史安维峻劾李鸿章通敌卖国，挟制朝廷，并明指和议出自慈禧及太监李莲英。汉讷根请赶练新军，添购炮舰。然远水不救近火，不得已改用湘军以代淮军，更易统帅，以湖南巡抚吴大澄主持山海关防务，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吴劝张荫桓“展缓行期，以俟捷音”。上海揭帖遍布通衙，攻诋张、邵。

中国惨败（4）

清廷对张、邵的训令为朝鲜可许自主，不另割地，兵费可以酌赔，为数不能过巨，日本要求事项，应候旨遵行，不得擅允。日本的条件，除朝鲜独立及赔款外，尚有割地及取得在华特权，预料中国不会全部应允，必须再予打击，张、邵之来不能了局。1895年2月初，张、邵与伊藤、陆奥会于广岛。伊藤借口张、邵全权不足，拒不开议，指责中国缺乏诚信，扣留张、邵所发密电。双方相见两次，谈判即告终止。清廷修改国书，添入张、邵可以订约画押字样，日方依旧不理。

日本既决心续予中国挫辱，攻击的目标为北洋舰队的第二根据地威海卫。威海卫一带防军约万余人，北洋舰队尚有相当力量。不幸主力舰“镇远”触礁重伤，管带林泰曾自杀，士气愈为不扬。日军仍采以陆军为主攻的战术，1895年1月，日军二万余人自威海卫以东的荣成湾上岸，先夺据南帮炮台，而以海军迫堵海口。2月初，水陆夹攻，“定远”沉没，“来远”、“靖远”等舰继之，道员戴宗骞、总兵张文宣及刘步蟾自尽。丁汝昌拒绝招降，下令沉船，部将不应，服毒而死。2月14日，洋员假丁的名义，致书投降，“镇远”、“济远”大小十一舰，悉为日有，北洋海军扫地以尽。

东北陆战继续进行，中国官军虽一再败退，乡团则纷起抵抗，辽东的宽甸、长甸、岫岩，辽中、辽南的辽阳、海城、旅顺尤为猛烈。1895年2月，日军四次进犯辽阳，皆被击退。新到湘军二万人，会同吉林、黑龙江军三万人，反攻海城，未能得手。3月初，日军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烧杀极惨，湘军损折大半。辽西吃紧，北京感受的威胁，更为严重。同月，日海军进向台湾，澎湖不守。这时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已经开始。

三、屈辱苛刻的马关条约

日本拒绝与张荫桓，邵友濂谈判，全是人的问题。伊藤明告张、邵的随员伍廷芳，中国必须派一有切实全权，名爵资望最高的大员，最好是恭亲王、李鸿章；对东京美使亦有同一表示。这时辽阳、盛京势危，威海卫的命运在旦夕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谓时势如此，战、和皆无可恃，声泪并发。慈禧决命李鸿章前去，13日，授为头等全权大臣。日本亦非事事遂心，俄国已示意，不可向中国大陆扩展领土，外交情势于日本颇为不利。军事上以战场扩大，渐感力绌，亦望中国早日重派使臣，并将媾和条件预告北京，使给新使臣以应允的权力，特别是割地一条。李对光绪表示：“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军机大臣中有谓多赔款胜于割地；有谓不割地，势难了局。其实李本人与恭亲王并非绝对反对割地，所考虑的是何地为宜，“允之，北则碍于俄，南则碍于英、法”。

清廷与李鸿章仍盼能获得外力援助，分向各国洽商。李告英使欧格讷，如能使中国不丧失领土，愿给英人以政治、军事、铁路、矿山、商务特权。英国以列强在华争夺日剧，已准备联日，欧格讷劝李接受日本的要求。美国公使田贝，亦劝他放弃各国干涉之念，割地之外，并须赔款，日后可用美人筑铁路、开矿山、办银行以增加收入。俄国最关心的为日本是否要侵占朝鲜、满洲，在未确悉之前，暂不采行动，只说日本如索要过大，即联合他国干涉。德国亟欲在中国取得军事、商务、海港权利，中国困难愈大，德国的机会愈大。法国以俄国的马首是瞻，亦要等待日本索要土地的具体事项，再出而评论。清廷与李鸿章的愿望全部落空。及至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尽歼，日本大有转犯天津、北京的可能。3月3日，清廷终于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原因是倘不如此，“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中国惨败（5）

3月20日，李与伊藤、陆奥开始在日本马关谈判，随员中有他的儿子李经方及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与在日本参加的美籍顾问福士德伊藤及陆奥亦有一美籍顾问。。李要求先行停战，盼中、日永结和好，共维亚洲大局，否则有害于华者未必有益于日。伊藤不加理睬，翌日提出如下条件：日军占领山海关、天津、大沽，该地华军一律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归日军管理，中国负担停战期日本军费。李认为太苛，伊藤迫他于三日内撤回停战要求。24日，第三次会议，李允不谈停战。日本浪人欲使和议不成，李于返寓途中，遇刺受伤。此一狙击，反予李以帮助。伊藤、陆奥恐李藉口回国，招致欧洲国家干涉，立许停战，但台湾、澎湖不在其内。

4月1日，伊藤提出狠毒的讲和条款，限四天决定。李酌加修正，委婉恳求，希望日本为两国久远关系着想。伊藤仍逼他作诺否确答，并威吓李经方说：日本为战胜者，如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李鸿章与北京最不肯接受的为赔款三亿两，割让奉天南部（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经过伊藤的威吓，李允割邻接朝鲜的四县及澎湖。10日，伊藤将条款略为削减，辽东半岛的辽阳除外，赔款改为二亿两，其余均照原案，“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北京希望赔款再减，并保有台湾北部，倘无可再商，即与订约。日方完全知道李与北京往来电报内容。第五次会议时，李虽作最后乞求，伊藤坚称不能再让。1895年4月17日，李氏父子与伊藤、陆奥将条约画押，即马关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一为中国承认朝鲜自主，即默许朝鲜由日本宰制，中国不再过问。二为割让奉天南部，及台湾、澎湖。奉天南部包有鸭绿江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以南的整个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台湾、澎湖为台湾全省，以往虽有对俄、对英失地之事，或为边远荒凉之区，或为海中小岛，此次所割均属“腹心根本，膏腴要塞”。三为赔款二亿两，三年内付毕，约为1842年及1860年对英、法赔款的七倍，超过中国全年收入的两倍。清廷不得不饮鸩止渴，在种种勒索之下，举借外债，以致财尽民穷；日本则以这笔相当于全国三年收入的巨款发展实业，扩张军备，加紧对华侵略。四为日人得在中国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只纳进口税，所制造货物豁免内地税、钞课、杂派。即是日人有权在中国设立工厂，就近利用中国的原料、人工，产品又可免纳税捐，使中国的工商业无法与之竞争，西方各国亦援例办理。李与清廷力争割地、赔款，对于这项关系经济命脉的条款，则轻轻放过。五为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口岸，日船得航行长江、运河、吴淞江，扩大深入内地的范围。六为另订商约，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取得以往及今后西方国家所已得及将得的特权，同时亦提高了它的地位。七为日军占领威海卫三年，以待赔款交清、商约批准，占领军费五十万两归中国负担。从此日本不仅为侵略中国主要国家之一，且最为凶毒。

四、俄、德、法的干涉

中国惨败（6）

条约签订前后，国内痛愤万状，纷纷力争，促勿予承认，重行备战。国际形势一时于中国似颇有利，此即俄国领导的对日干涉。日军行将进入东北之时，俄之将有举动，为世所周知。11月，俄已对日示意；12月，俄使希特洛渥告诉陆奥，如欲占有台湾，俄或不反对。言外之意即是不许占有东北地方。1895年1月，俄国开始加强太平洋舰队。张、邵被拒后，希特洛渥又告陆奥，希望勿向大陆扩展土地，勿进攻直隶。2月间，中国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已自俄国外部得知，如日本要求太奢，俄将约英、法干涉，有不许日本占地之意。3月初，俄国邀请列强联合对日劝阻。英国不愿开罪战胜的日本，且欲联以对俄，婉词谢绝。德国久思染指远东，尤欲在中国取得军港，亦对英表示，倘第三国自中国取利益，德国定要取得补偿，希望英国支持。英国答称无意在远东有所行动，德国转而就俄。外部侍郎前任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持之最力，谓如此可影响俄国在欧洲的对德态度，减轻德国东境的压力，疏远俄、法的关系，复可向中国索要报酬。德国此一行动，正为俄国求之不得。不过俄国外务大臣初只望日本放弃旅顺，财政大臣威特坚主迫令放弃全部辽东半岛，西伯利亚铁路即可免受威胁，复可穿过满洲，进而改变中俄疆界，陆、海军大臣一致赞成必要时不惜对日实力强制，准备一战。俄皇尼古拉二世亦认为瓜分中国为期不远。4月15日，正式批准。法国为俄国的同盟者，亦恐日本过分得势，危及法在亚洲地位，遂允追随俄国，于是三国的结合形成。德国因尚需要一番准备，不克立即行动，这或是巴兰德劝李鸿章不妨先签和约的原因，亦可能是有意置日本于炉火之上，造成俄国非干涉不可之局。

日本对于俄国的动态，时在注意，以为俄于英、美尚有顾忌，不相信它会出以断然措置，应尽可能强迫中国屈服，造成事实。当时中俄之间虽无何谅解，不过李鸿章赴马关之前，已得许景澄的电告，又自法使处获悉，俄、法有干涉的可能，预料如割让辽东，俄必出而阻止。就清朝的利害言，辽东与台湾的轻重有别，李之力争台湾，而于辽东反未多坚持，自有他的看法。

马关条约签字的同一天，俄国正式邀德、法共同干涉，要求日本放弃领有辽东半岛，4月23日提出，同时俄国海、陆军加紧部署。三天前北京已自柏林得知消息，至是多主暂勿批准和约。总署请俄、德、法转商日本，展期换约，并向俄致谢。趾高气扬的日本，震愕愤慨，但衡度情势，经过对华战争，人员疲劳，军需缺乏，不仅无力对三国作战，亦无力抵抗俄国。一方向俄恳商，一方求英、美相援。俄国拒不让步，英国表示概不过问，惟有美国答应劝告清廷批准和约，由美使田贝及福士德共同对北京施用压力。李鸿章亦说，如不批准，战争势必再起。5月2日，光绪与翁同龢“相顾挥泪，战栗哽咽”，卒将条约批准。同月八日，在烟台互换，由福士德协助办理。

日本的政策是万不得已时，对三国让步，对中国则一步不让。4月底，陆奥对俄表示，希望保有旅顺、大连，允放弃辽南其余之地，由中国付予酬金，在中国未履和约前，日军继续占有辽南。俄坚执原议，不许日本占有中国大陆寸土尺地。5月7日，日本接受了三国的干涉，要求另给赎款五千万两。俄国认为过巨；德国对日欲留余地，复因对华借款事，不满于俄，认为并不为多。最后由三国核减为三千万两，而以俄国不反对将来中国借用德款为条件。11月8日，中日签订“辽南条约”，赎款于八天内交清，日军于三个月内撤退。中国收回辽东半岛，又增加了一大笔赔款。

中国惨败（7）

五、台湾的抵抗

日本之决心与中国开战，不仅要攘夺朝鲜，亦要达成掠取台湾的宿愿，方可由陆、海两道向中国大陆并进。1894年底，西方已盛传日本将以让与朝鲜、台湾为和议条件。马关谈判开始之日，日舰已现身澎湖。李鸿章首告伊藤，台湾为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光绪亦谓：“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舆论的反对更是激烈，谓台湾万不可弃，否则民心一去，欲为小朝廷而不可得。然而终于割让。各方章奏雪片飞来，请勿批准和约，北京请愿者途为之塞。台籍京官及翰林举人声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张之洞及台湾巡抚唐景崧初谋借英国之力以阻日本的占有，未有结果。法国对台湾颇有兴趣，张、唐又欲透过法国将三国干涉的范围扩及于台湾，从中策划的为留法学生、曾任驻法使馆参赞的陈季同。但是俄国有意让日本南进，无心顾及台湾，谓对日本不能再有表示。德国欲见好日本，责中国煽惑台民。法国只好说日本已允放弃辽东，今昔情形不同，不便出面干涉。其实即令张、唐的运用成功，台湾亦将为另一国家所有。外援无望，日本催迫交割愈急，李鸿章依福士德的劝告，请照约办理，清廷就将此一任务付予李经方，将唐景崧开缺。交接手续于6月2日在基隆口外完成，协助李经方的仍为福士德。

战争一起，台省积极治防。台省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过去之反满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表现，可以见之。割台消息传至，台人“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声称“誓不从倭”。清廷既不之顾，外援又得无望，惟有 “固守以待转机”，以武力拒抗日本，“愿人人战死而失台，不愿拱手而让台”。在邱逢甲等的领导下，于1895年5月25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建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年号“永清”，以示“永戴圣清” 之意，“事平之后，再请命中朝”，仍归中国。新政府设内务、外务、军务三衙门及议院。

台湾兵勇约四五万人，割让后半数奉命撤营内渡，官吏亦纷纷离去，兵力士气大受影响。饷械初时曾得到沿海各省当局的接济，如两江的张之洞、两广的谭钟麟，后因英、德的指摘，清廷加以禁止。复以仓促成军，单位又杂，唐景崧乏统驭之才及决心，又与驻防南部的前黑旗军统领刘永福，及另一参加抗法战争的地方领袖林朝栋存有意见，抵抗力因之大减。五月底日军自基隆东北登陆，6月3日基隆失守，次日唐景崧出走，8日一位美国记者戴卫逊（JWDavidson）引导日军进入台北。

台湾悲壮的抗日战争，是在台北沦陷以后，以义勇为中坚，领导者刘永福。张之洞原以为俄国的干涉可望，电刘坚守，不日援兵可至。爱国诗人易顺鼎奉刘坤一之命，往返台湾、内地之间，为刘永福请援，日本初慑于黑旗军的声威，不敢轻进，中南部多雨，山洪时发，行军甚为不易，所以暂时停进。7月，义勇屡歼新竹日军，首领姜绍祖战殁。日军近卫师团大举南犯，义勇、黑旗节节阻击，苦战不敌，台湾府（台中）、彰化不守，统领吴彭年及义勇首领吴汤兴战殁。九月，义勇、黑旗军与日军往复激战于彰化、云林之间，伤亡颇重，义勇首领杨泗洪阵亡，日军旅团长一人亦被击毙。日本加调两师团会同海军南犯。近卫师团为黑旗军王德标所败，嘉义旋失，义勇首领徐骧殉难。日陆军自海上分别登陆台湾西岸及南端，海军陷旗后（高雄），凤山不守，台南陷于重围。刘永福以援断饷绝，事不可为，西去厦门。10月21日（九月初四日），日军入台南。不及万人的义勇及黑旗军对抗数万人，明知势不相侔，仍能喋血奋战四月有余。日军初以为唾手可得台湾，及遭到勇猛抵抗，伤亡惨重，乃肆行屠杀，抢掠奸淫。所至人亡家破。台湾虽然沦陷，台人仍然不屈，在日本统治的半世纪中，台人的反日运动，始终未曾停止。

中国的分割（1）

第三节 中国的分割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为十五年，自英法联军之役至日军初次侵台亦为十五年，自日军初次侵台，中经马嘉理事件、伊犁交涉以至中法战争约九年，自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亦为九年，其间中国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战后，情势急转直下，外来的凶猛压力，跟踪而至，片刻未弛，真可谓危急存亡之秋。

一、俄国部署

19世纪中叶以来，俄国对中国所采的策略，不外诱骗威胁，希望不战而胜。中日战争前后，俄国的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对日干涉之后，俄以为有德于中国，日本暂时已被制服，英国处于孤立，大可为所欲为。此时俄国有两大计划，一为迫令清廷向俄国借款，一为向清廷借地筑路。中日战前，中国所负外债无几，战争期间，先后向英国贷借四千万两。战后对日赔款急待偿付，势须举债，俄、法、德、英皆欲承揽，而以俄国为尤。1895年5月，已表示愿借一亿两。清廷主半数归俄，半数由德、法分担，俄国不许。清廷为希望俄国帮助减少辽东半岛的赎金，俄亦以此挟制，必须先定借款。7月，合同签订，总额为一亿两。三十六年内还清，以关税担保，此后不得再以税收权许与他国。借款的大半是由法国承担，俄国的政治力量，与法国的财政力量，在中国合流，以谋共同控制中国。

德国以未获参加借款，与俄、法发生裂痕，英国更为不满，两国外使共同向总署抗议。时盛传法人将代赫德为总税务司，英使严厉诘责。俄、法借款仅足以支付第一批对日赔款及辽东半岛赎金，第二批又须照交，急待续借。英、德与俄、法激烈竞争，英使向总署咆哮，法使亦肆意要挟。经赫德调解，英、德条件略为放宽，1896年3月合同成立，仍为一亿两，未还清前，海关管理不得变更。两次借款，仍不足以清付对日赔偿，总署再分别与英、德及俄、法磋商，双方条件均极苛酷，总署无法接受。俄使谓如不借俄款，俄必问罪，英使声称如不借英款，将取必要行动。不过此时俄国所重视的为租借旅顺、大连，只是以借款作为挟制手段。1898年3月，英、德又获得了一亿两借款权，折扣大至30%。

俄国之决心对日干涉，与西伯利亚铁路之穿过满洲直达海参崴有关，此线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建筑费用，军事经济上又便于控制东北，以至华北。要穿过满洲最好是以外交途径取得中国同意，此为日本接受干涉后五天俄国所决定的方案。跟着即派人勘察路线，并通知总署。总署建议由中国关外铁路于与俄交界处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俄国定要借地自筑，对于此事的重视，甚于贷款。

三国干涉后的三个多月，中国自中央到地方当局，欣慰莫名，谋与俄进一步联合。张之洞认为俄国“举动阔大磊落”，请与订立同盟密约，胁日尽废前约，酬俄以新疆之地，许以推广商务及各种便利；刘坤一认为俄国“信义素敦”，“为德于我更大”，主酌予土地金钱，让以便宜。他们均不惜任何代价，“以结强援”， “以结俄欢”，联俄狂热，达到高潮。等到10月，俄国正式要求筑路，方知俄国并非“阔大磊落”。

中国的分割（2）

俄皇尼古拉二世，定期举行加冕典礼，清廷派湖北市政使王之春为致贺专使，俄国拟借此机会解决借地筑路问题，借口王的资望不称，请改派宗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心目中的人物为李鸿章。李于马关订约后，权位丧失，所任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已被开去，各方对他的攻击不已，光绪对他尤为憎恶。李自日本返天津后四月，始行入京，成了入阁办事的闲员，但仍有他的地位。在联俄的热烈气氛中，他虽无明白表示，他之同情，当无可疑。俄方既不欢迎王之春，1896年2月10日遂由慈禧作主，命李代替。李正欲有所施展，自云“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夫越国之行；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之害所谓“交邻”，即他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翁同龢谈及的“密结外援”。为冲淡他的使命，复奉有商改海关税则，访问英、德、法、美，亲递国书的诏旨。随员除李经方等外，有英、德，法、美的税务司作为参赞，但李对于税则问题并不太感兴趣。

李于启行前，与喀希呢作过密谈。俄国于李之来，给以隆重接待。抵圣彼得堡三天，即5月3日，开始与手腕老练的威特会晤。威特先说以往俄国之如何对华相助，为使今后便于永久相助，以保中国完整，必须将中、俄铁路联贯，而此一铁路又必须由俄建筑，经过满洲，无论就军事或经济上论，于中国均属必要。李初表示不肯，怕的是他国效尤，主张中国自办。次日李晋见俄皇，尼古拉二世又当面提及，谓此事实为中国利益，中国自造，力有不足，可令华俄银行承办，李为所动。是后李与威特由筑路而谈及同盟，将大纲商定。李电告北京，说是“俄方动机，纯与我成立友好关系，我若拒绝，彼必深憾，将为我之害”。铁路若成，“不论营业盈亏，中国年得二十五万元”。北京再三考虑，五月底命李定约。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俄同盟条约签字，要点为：（1）日本如侵占中、俄或朝鲜土地，中、俄海陆军互相援助；（2）中、俄共同与敌议和；（3）战争期间，俄兵船得驶入中国所有口岸；（4）中国允华俄银行于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合同另订；（5）御敌时俄可用此铁路运兵、运械、运粮，平时亦可运民、运粮；（6）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以十五年为限。这是中俄第一次对日同盟条约，亦为中国与外国间的第一次同盟条约。李与清廷所重视的为对日，俄国则在借地筑路，同盟只是骗局。因此加速促进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据云威特曾向李的左右和李本人行贿，计给李的为三百万卢布，分三期交付，经手人为李的旧识，华俄银行监督吴克托穆（EEOuchtomsky），最后李实得一百万，是否可信尚不易言。李之签约与否，似非贿赂所可影响，他殷望能报复日本加诸他的耻辱，重振他的勋望，对于三百万卢布未必感到太大兴趣，不过他的随员中，或有被收买之人。

华俄银行为经营远东的机构，大部资金来自法国。九月，中俄订立“华俄道胜银行（Banque RussoAsiatique）合同”，名为中俄合资，大半股票均在俄政府手中。接着订立“东省铁路合同”，由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另立一东省铁路公司，股票由中、俄商民购买，公司总办由中国政府委派，铁路所需地段，归公司经理；自通车之日起，八十年内，铁路利益全属公司，期满之日，铁路及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无庸给价。又自通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有权给价收回。事实上公司股票尽为俄人所有，铁路由俄人把持，所需地段，无异俄国的殖民地。

中国的分割（3）

同盟条约订后，李前赴柏林，觐见威廉二世，会晤俾斯麦，参观海、陆军演习。继游荷兰、比利时，转至巴黎。8月抵伦敦，欢迎不及在欧陆之盛，但维多利亚女王亦予延见。8月29日抵纽约，三日后觐见美总统克利佛兰，渡太平洋返国，过日本未登岸。李在海外有不少轶闻，多不可信，不过他的言谈举止，常带傲慢轻侮，喜揶揄弄人。回京后，光绪对他依然不喜，曾予斥责，不久被授为总署大臣，应为慈禧之力。数日之后，复以擅游圆明园，罚俸一年，大可想见他的处境。

二、德、俄囊括山东、东北

德国参加三国对日干涉的初步报酬，为1895年10月所得的汉口、天津租界，但并不满意。三十年来，德国总想在中国有一军事基地。对日干涉初起，威廉二世即向尼古拉二世表示此一愿望。在获有租界的同月，驻俄德使正式向中国公使提出，李鸿章到柏林时，德外相又一度谈起，俱无结果。德璀琳建议德政府发展中国交通，推广在华工商业，协助清廷重建新军，加强其对内的统治，置清廷于控制之下，所有中国港口，德国将均可使用。德政府虽然同意，但仍欲取得专有军港，德璀琳又谓胶州湾最为适宜，获得威廉二世的批准。德使海靖（Von Heyking）两次向总署要求租借，未克如愿。中国的态度如何，非德国所重视，顾虑的为俄国的意向。1895年俄舰曾以过冬为名，在胶州湾借泊。根据中俄盟约，俄国有使用中国所有港口之权，自不愿胶州湾为德所有。1897年8月，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相会，面提胶州湾之事，尼古拉二世谓必要时德舰亦可停泊。10月，海靖通知总署，德舰将在胶州湾过冬，又被婉拒。11月1日，德教士二人在山东巨野为匪杀害。德国有了借口，同月14日，径行占领。英国认为德有胶州湾，大可平衡对俄的势力，予以支持。俄以英、德有了谅解，不易阻遏，俄正可援例取有较胶州湾尤为便利的旅顺、大连。俄、德互商之后，德国不仅表示赞同，并承认满洲、直隶、新疆为俄的势力范围，俄亦承认黄河流域为德的势力范围。德复分向英、日声明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不再反对日本向中国大陆伸展。

德国夺据胶州湾后，海靖以教士被害为理由，要求总署谢罪、抚恤、赔款，革山东巡抚李秉衡之职，给德国以山东路、矿权，允许租借胶州湾。总署大都承诺，对于最后一项，愿以南方一港抵换。海靖不肯稍让，德军进而占领胶州湾附近的即墨。总署托俄国设法，无异与虎谋皮。12月15日，俄军舰驶入旅顺，佯称助华抗德，总署信以为真。海靖明白告诉和他谈判的翁同龢、张荫桓，俄国已得旅顺，不致另有要索。翁始恍然醒悟，中国的同盟俄国，实与德通，合以谋我。威廉二世对东来海军演说：“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1898年1月3日，海靖警告翁、张，若再推拖，即使用武力，俄、法、英断不能帮助中国。第二天，总署接受了他的全部条件。海靖得寸进尺，认为惩处山东地方官，不够严厉，铁路建筑权须再扩大，总署一一照办。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订立中德胶州湾租借条约，租期九十九年，周围一百里内，德军可自由通过；准德国修造两条铁路，一自胶州湾至济南及山东西界，一自胶州湾经鲁南沂州，再至济南，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山东境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德国有优先权。翁同龢说这是将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人，丝毫不曾夸大。

中国的分割（4）

俄、德为甲午战后首先实行分割中国的国家，于是掀起了列强分割中国的狂潮。中俄同盟条约签订后，北满已入于俄国掌中，富庶的南满洲与旅顺、大连的良好军港更为所欲得。威特曾面向李鸿章表示，希望将东省铁路展至南满某一海港，未获结论。他总想于李与慈禧在世之日，得到解决。1897年续在北京交涉，仍然无成。胶州湾事起，俄、德狼狈相结，旅顺、大连、胶澳与满洲、山东的命运同时决定。俄舰进入旅顺，李仍相信俄国断不占中国尺地寸土。两周之后，俄代办巴布罗夫（Palvlov）即要求租借港口，建筑南满铁路。

俄国与德国虽然一气，争取英、日的谅解亦有必要。为了对华贷款，俄、英竞争方烈，巴布罗夫之屡对总署蛮横，主要目的在迫令许以旅顺、大连。英国急欲获得贷款之权，有意与俄妥协。俄国同意退让，并允许各国船只自由出入旅顺、大连。在俄、德结合之下，英不再反对旅顺、大连的租借，自取威海卫以为补偿。对于日本，俄以朝鲜为饵。中日战后，俄在朝鲜势力骤增，至是声明不再积极干预，撤回俄国顾问，日本亦不过问俄国在中国的举动，承认满洲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初，英、德对华借款成立，胶州湾租借条约行将签订，巴布罗夫逼迫总署立即应允他的要求，俄外部亦声言须于3月27日前订约，否则自行办理，不能顾全同盟交谊，任何他国阻止，均所不计。光绪君臣挥涕，一无善策，惟有照俄国指定的日期，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签字，租期二十五年，划租地以北为中立区，南满铁路由东省铁路公司建造。租借地的范围，包括金州所属，中立区北至盖平，较马关条约所割与日本的奉天南部，小不了多少，整个东北实已尽为俄有。据说李鸿章又得俄贿五十万卢布，张荫桓所得为半数，他们均为条约签字者。威廉二世致贺尼古拉二世，说他已成为北京主人。

三、英、法、日的势力范围

中日战后，俄、法、德在东亚的声威盛极一时。过去是英国独步，现在势孤力单，霸权动摇。俄、法分由南北而进，相互呼应，英国陷于夹击。1895年法国首先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及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与架设电线权，可说是甲午后第一个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国家。英以阻止不成，次年与法妥协，将来两国在川、滇所获利益，共同享有，并相互帮助。1897年总署答应了英国的要求，开云南腾越、思茅、广西梧州、广东三水、江根墟为口岸，建筑缅甸至云南铁路。法国立即要求建筑越南至云南省城铁路，并将越南铁路展至广西西部的百色，实行开采滇、桂、粤矿，海南岛及广东海岸不许他国屯煤。总署仅允不以海南岛让与他国，经法使的威迫，其余各事亦皆照许。法使自云他之能有此收获，是得力于李鸿章，因为李视法与俄为一体。

1898年初，英国要求修筑自缅甸至长江流域铁路，开奉天大连、广西南宁等处为口岸，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永任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后两事总署照允，前两事则因俄、法的反对，不敢轻许。英谋与俄划分在华利益界线，俄国气焰万丈，谓全部华北尽为俄的势力范围，早晚将并有直隶、山西、陕西、甘肃。法国以英国得到了总署对于长江流域及总税务司的保证，亦获得总署对于与越南毗连的中国领土不让于他国，任用法国襄办中国邮政的承诺。

中国的分割（5）

中国的分割，源自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1896年7月中日改订商约，日本又完全享有了西方各国在华的特权。10月以换文方式取得天津、汉口、厦门、福州、杭州、苏州、沙市、重庆租界。及分割运动白热化，1898年4月复获得总署不将福建沿海让租他国的认可。

英国既不能阻止德、俄之占有胶州湾、旅顺，遂一再表示须与他国享有同等待遇，目的在威海卫。威海卫时尚在日本占领之下，德国则视山东为禁脔，尚须取得此两国的谅解。对日本允许将来不阻挠其对华要求，对德国保证不侵犯其利益。日、德利于英、俄的对抗，日又有意联英，均无异议。于是英使窦纳乐（CMMacDonald）警告总署，如不应允，英国“水师提督到烟台，事且不谐”，凶横不下于德、俄，总署唯有惟命是从。五月日军自威海卫撤退，英军立即进据。7月1日，中英威海卫租借专条签字，租期与旅、大同。

同年4月，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以界址未决，至1899年11月16日，方订立条约，租期九十九年。惟一要求不遂的为意大利之租借浙江三门湾。

列强在华攘夺权利的竞争，以俄、法与英、德为最烈。俄有了东北，又谋向长城以内扩张。1898年5月，华俄道胜银行与山西商务局订立自直隶正定（石家庄）至山西太原铁路合同，同一天，英国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亦与山西商务局订立山西采矿敷设铁路合同。一个月后，又与河南豫丰公司订立河南采矿章程。此外各国要求开矿权者，争先恐后，是后两年，四川煤铁矿由英、法合办，山东沿铁路的矿权当然属于德国，江西萍乡煤矿由德国借款开采。

图7列强在华势力范围

1896年，中国设立铁路公司，先办搁置已久的芦汉线，所需经费，半借洋款，对象为比利时，幕后支持比国的为法、俄。英、德、美一致抗议，英国以法、俄势力侵入长江流域，反对尤力，但中、比正式借款合同卒于1898年6月成立。德国亦思伸足长江，芦汉铁路之外，中国尚欲兴造自天津经山东至镇江线。英为确定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一面对德声明尊重其在山东利益，一面于1898年5月与总署订立沪宁铁路借款合同。此路为英国长江铁路计划的发端，将来准备自南京向西，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云南以达缅甸，接通印度至上海的陆路。德国认为山东路权为其所独有，长江路权亦须分享。英国于反对芦汉铁路失败后，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对德兼对俄、法，除要求承造津镇铁路外，并提及山西、河南至长江，江苏浦口至河南信阳，苏州至杭州，九龙至广州各线。9月，总署照允。津镇铁路英、德另行协定，北段归德，南段归英（南段终点后改为浦口），英承认黄河流域为德的势力范围，德承认长江流域为英的势力范围。10月，中、英订立关外铁路借款合同，因俄国反对，改为中国自筑。1899年3月，英、俄成立协定，长江流域的铁路由英建筑，长城以北的铁路由俄建筑。

美国于路权竞争，并未置身事外。1898年中国决定兴建粤汉铁路，不愿英、法或德承揽，四月，与美国合兴公司（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成立合同，并订明如比国不能修建芦汉铁路，一并归该公司承造。1900年，双方又订续约，规定借款不得转让。

中国的分割（6）

四、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

门户开放政策是由美国出面提出的，亦为美国对华的一贯主张，实际发动的则为英国。所谓门户开放的简单含义，即开放列强在中国势力范围的门户，大家利益均沾。中日战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遍于南北，现在情势大异，东北及长城内外成为俄国势力范围，黄河流域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西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英国势力所及的只是长江流域，活动大受限制。英国之参加港湾、路、矿的攘夺狂潮，以及要求长江流域不得让给他国，是要自保权益，最好是能一仍旧贯，不分此疆彼域。1898年初，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频频宣称不许他国关闭中国门户，维持中国的完整，自由通商，保证既得的条约权利。英国会亦有中国领土与独立必须维持的决议，然均不生效果，各国与英的争夺日烈，特别是俄、法。英与俄妥协未成，不得不改变其“光荣的孤立”政策。首先与德国商谈，主确定英、德在华地位，制止俄国势力的侵入。德的雄心不减于俄，且利于俄的东进，如与英联合，则仅利于英，非其所愿。对于美国，英说以在东亚利害相近的国家，须结为同盟，以免中国遭受肢解。

二十年来美国国势蒸蒸日上，对华贸易逐年升高。90年代前后，舆论力事鼓吹向太平洋发展，如中国为列强瓜分，对于美国的将来大为不利。当列强据夺中国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之时，美国得到了粤汉铁路借款建筑权。同年（1898年）并有夏威夷，击败西班牙舰队，占领马尼拉及关岛。美国报纸声言菲律宾为美人到中国的踏脚石，最后实行兼并，消灭了菲人的反抗。英国对美表示友善，战争终了，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增强。1898年11月，张伯伦再度呼吁中国市场必须开放，领土必须完整，美英合作可保世界和平。新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原为驻英大使，具有同感。12月总统麦荆莱（William McKinley）于致国会咨文中，谓中国沿海已成各国势力，但对美国商业不得侵害，大为英人欢迎。1899年1月，英国正式邀清美国在华采取一致行动，商请列强赞同中国门户开放主义。因为英与俄、法不睦，又曾身预瓜分中国之事，不便出名领导，因由处境超然的美国向各国征求意见。起草通牒的为美国的中国通柔克义（WWRockhill）及曾任职中国海关的英人贺璧理（AEHippisley）。

1899年9月，海约翰照会英、德、俄三国，11月，复照会日本、意大利、法国。照会内容一为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对通商事业或投资事业，不得加以干涉；二为中国现行海关税率，对于势力范围之口岸之货物进出，均为适用，税款由中国征收；三为在势力范围内之口岸，对他国船舶所课码头税不得较本国船舶为高，在势力范围内之铁路，对他国货物所收运价，不得较本国货物为高。英国最先同意，惟须他国同样遵行。日、意俱无异议，法国表示如他国不予反对，亦可赞成。俄国的答覆模棱，德国初在观望，后亦接受，以便进入长江流域。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宣告列强均已赞成对华门户开放主义。至于当事人的中国，约于英国发动门户开放运动的同时，即1898年3月，翁同龢曾有相似的主张，由中国自行开放各港口，许各国以屯船处所，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土地，不侵中国政权，不坏各国商务，共保东方大局。他曾商之于英使窦纳乐，窦虽首肯，总署其他大臣多不谓然，大概是认为有伤国体，且难期各国一致，甚或合以谋我。

海约翰的通牒，仍然承认所谓势力范围，仅要求均等的贸易机会与待遇，全为美、英的经济利益着想，未顾及中国政治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依然是在列强分割之下。就中国而论，远不及翁同龢的方案。不久义和团事变发生，海约翰感到原通牒的含义过狭，再度通牒各国，添入中国行政领土完整的原则。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方算完备。

救国的新方向（1）

第九章 改制维新与排外

（1885—1901）

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凌，空前凶猛，中国的反应亦随之激烈。反应有两种类型，动机虽均为自救，而所循途径则大相径庭。一为外察大势，内求诸己，认为必须大事变革，与人并驾齐驱，结果形成政治改制运动；一为昧视时代，仍要返回中国中心之世，与外界绝缘，结果演为暴力反洋运动。

第一节救国的新方向

一、三十年自强运动的失败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至中日甲午战争，为时已逾三十年，时间不为不久，结果证明全部破产。此一运动的领导人为恭亲王奕及李鸿章。恭亲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总绾军机处与总署，当政二十四年（1860年—1884年）。李鸿章在疆吏中权高势隆，历任巡抚总督三十三年（1862年—1895年），其间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1870年—1895年），为新政的实际计划者及执行者，更是成败所系。初受知于曾国藩，因工于谋略，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细”见称。复以风云际会，扶摇直上，煊赫一时，曾国藩又说他“拼命作官”。不过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贵，缺乏恢宏抱负、远大器识，于国家全局、人民福泽，未能远虑慎思。

李以军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枪之力，此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为第一的观念所自来。抱此见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谋国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动机，在平内乱、御外侮，但一开始即有轻重缓急之别。恭亲王曾说，太平军为心腹之忧，英、俄各国为肢体之患。换言之，平内乱为第一，御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复，大乱敉平在望，各国对华夏采协和政策，一时海不扬波，清廷的自强热忱随之低落。70年代，因日本侵犯台湾的刺激，自强运动再起，虽仍不外强兵，果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强，则“不独东人（日）无虑，即西人亦无觊觎地”。不久事实证明，兵并未能强，原因又复安在？恭亲王说，是因为以往十年，“并无自强之实，从前事情，几于日久渐忘。…… 屡经奏请筹办，而歧于异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他殷望此后“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侮之计”。旧势力之排斥新观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国一千年来的道统、治统思想与种种根深柢固的积习，如欲使其顿然改易，彻底破除，尤属困难重重。然亦非绝不可能，全系于最高当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识、定见、公诚无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国权力的为一无知多欲而阴狠的慈禧。

恭亲王的措词，尚有若干涵蓄。李鸿章则明白指出，太平军平定之后，清廷最感不安的为地方势力的增强，处心积虑，加以裁抑。1866年，他愤慨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无根浮言。”又谓中国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并力。中国朝廷无人，谁作主张？朝议不定，早作晚辍。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国强，更恐大权旁落，尾大不掉。

救国的新方向（2）

恭亲王无权无勇，尚屡遭谴惩，以至罢黜。李鸿章手握重兵，屯驻近畿及黄河、长江下游，各大兵工厂以及轮船、煤矿，亦无不由他控制，与外人复颇相得。西人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时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时，他们说他将自立为帝，光绪继位之初，又有他谋自建王朝之说。他的实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问题发生，他与朝廷的意见不合，西人推波助澜，谣传他将与戈登进军北京。戈登虽然否认，然亦承认欧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国皇帝。报载俄人如占领北京，李必应允俄人的条件，俄人必拥李称帝。曾出使德国的通政司使刘锡鸿劾他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假外援以窥神器。诏责其信口诬议，加以处分；但慈禧愈不能无动于心。中法战后，更有人请置李于死，可想见他的处境，不免忧谗畏讥。即使他于自强之道，有真知灼见，亦不敢多作主张。

李自始即认定如能强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再三说以西洋政教风俗善良，官民相与讲求，臻于上理，国以富强。日本有见及此，在英国的日人，大都学习律法、经制，学兵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本者何？纲纪、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侵耗而已。”如 “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家国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民气常郁结不能上达”，必须使“吏效其职，民输其情，……群怀踊跃之心，以供国家之用”。简言之，欲图富强，应革新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发挥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拥护，始克有成。李仍谓兵为立国大端。他亦曾兴办学堂，派遣学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终不离军政、制造。留学归来的严复、马建忠对于西洋富强原因，亦均有认识。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十余年，自言“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马建忠只是受命办理交涉，均无裨于李的自强观念。他亦非不知学堂、博物院之应开办，时文小楷之当废，此不过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于军事之外，别求其大其远者，亦断不得以行。他又说，自强之难，事之不易猝办，由于 “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设防，犹画饼也”。人才系于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归咎朝廷，其他困难则多来自中央。慈禧在财政上藉口经费支绌，同时又假新政之名筹款，从中分肥，以供挥霍。在舆论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诋，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鸿章有恩怨及利害冲突之人，加以阻挠。与李名位相当的左宗棠，意见往往与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纵，以分其势，其他督抚亦非尽以李为然，未必合作无间。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强路线而论，各种事业的本身弱点，亦复不少。人事、设备无一健全。经营不善，技术不精，原料不给，以致产品恶劣，式样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办厂局的主管，有为有守者少，把持营私者众，恣意侵蚀，滥用人员，挂名分肥。官督商办者或官商合办者，亦无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国，下不在商”，而归于总办、会办辈，商人视入股为畏途。间有自好之士，又绌于才学，不明工艺，诸事依仗所雇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仅一知半解，而又专横自是。马格里主持的金陵制造局，所铸大炮，在大沽口两次演放爆炸，终不认过。日意格之于福州船厂，密妥士之于天津制造局，无不独断独行。所用洋匠，往往仅晓粗工，不知精详，事事一成不变。所购机器，陈旧不堪，一听洋员蒙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购自外洋，既不经济，复不可恃。开平煤矿虽解决了燃料问题，钢铁木材仍须进口，平时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战时势必有断绝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枪炮，大半购自各国；即对内用兵，如左宗棠之于西北，同样须由海外置办。产量无多，为一原因，中国自制终不及外国之利，为又一原因。英国国会议员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谓机器局所造为无用之器，只便各督抚之私。李鸿章亦说船厂徒增糜费。

救国的新方向（3）

自强新政的推进，与外人的诱导协助，虽有关系，但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经济上是为本国开拓市场与投资，政治上是加强对中国的控驭操纵。如果仅利于中国，则不惜竭力倾挤，轮船招商局即为著例。条约的束缚，尤为重大伤害，如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甚至一无根据，竟公然在口岸设立工厂，甲午战前，为数约达九十。英人的《字林报》直率地说：“英国所养水陆军，专为保护及扩充工业起见，所费不赀。若以我英所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挠中国富强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国，原因之一为日本的资源贫乏，不为列强垂涎；中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最好是永远为被掠夺者。所谓象有齿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议

推动中国洋务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职中国的洋员，有传教士。外交官与洋员向官方劝导或施压力，传教士则以文字鼓吹。70年代传教士的论调，渐转变方向，时时指陈中国的种种积弊，侧重于教化与外交政策的改革，期于无形中左右中国。予以支持的为一向和他们唱和的外交官与洋员，加上西商。他们的宣传，多见于《万国公报》及广学会的出版物。美教士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为广学会的重镇。

林乐知于1860年到上海，1868年主编《教会新报》，六年后易名《万国公报》。1871年至1872年间，《教会新报》首先称颂日本的维新，继即批评中国于道艺全不讲求，上不以为教，下不以为学，鲜廉能之士、经济之才。1875年，林撰《中西关系略论》，谓西人来华通商，亦希望中国强而且富，不强不富，固于中国有害，亦于西人不利；中国的贫弱，在不善变，变的根本在改革科学，学习西方的兴学育才方法。此一议论，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共鸣。是后类此的主张愈多。1881年至1882年，林乐知建议先于现有书院设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科；狄考文建议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将男女以及士农工商悉纳于学。

李提摩太来华迟于林乐知十年，主张略同。他说中国图强，莫先于教育，应派官员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国学习，国内设西学书院。并撰《七国新学备要》（Modern Education），劝设教育部。1887年，广学会改组，以《万国公报》为机关报，四年后会务归李提摩太负责。他的交游至广，上至达官，下及士民，宣传益力，业务发展迅速。五六年间，出版的书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译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Robert Mackenzie：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撰编的《中西四大政》、《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兴华新义》、《文学兴国策》、《治安新策》，最为畅行。1894年至1898年，《万国公报》几乎每期均登载有批评中国政治腐败的文字，指陈清廷的险象，认为必须一变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则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为聘用西人，设立新政部。林乐知的建议为提高中央的权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权，使其参与商务、工艺、农务等局。他们不赞成中国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应聘用“西国贤臣”，甚而将全国或若干省归英人临时治理。不过他们亦认为政事当为人民谋福利，予人民陈说之路，中央可不设议院，民间则当设议局。此外复有人说到日本开集议院，大布新政，丕变故法。有了议会“上以备官府之咨，下以慰黎民之愿，民情之爱乐于以见”。林乐知、李提摩太的译述，常常比较各国新政，《泰西新史揽要》实际是介绍近代西方国家变法的成效，自有启发作用。张之洞曾说：“海滨人士稍稍阅读《万国公报》，……接西国教士，渐有省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所谓“智”，不只是科学。

救国的新方向（4）

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在70年代，他们已倡导“远交英、美，近防北俄”，否则中国将为土耳其、波兰之续。李鸿章为琉球问题，有联俄制日之意。他们力言，俄国欲壑难填，中国联俄将失各国之好。80年代，英政府有意与中国交合，在华教士立即响应。甲午战后，极言俄为中国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约，无异投肉虎口； “俄欲华弱，英欲华强”，中国必当亲英。日本战胜中国后，英国另眼看待，传教士因而又主中国对日解仇和好。1895年，李提摩太三度游说张之洞，劝连好日本，结论仍是授权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联络康有为、梁启超，分访李鸿章、翁同龢、恭亲王。翁称他是位“豪杰”、“说客”，承认所言富民、富官，学人要通各国政事，甚为切挚。美国前国务卿福士德，英国公使欧格讷，亦分向王大臣进言。福士德在上海《时务报》发表的各项办法，与传教士无甚出入。

三、改制论的萌动

自王莽、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咸视变法为大忌，相戒不轻弹此调。为时将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因袭无革。19世纪中叶，若干读过西人著述，及身历目睹曾与西人交游之士，对于西方政教，渐生响慕，间有论著，但无人正面主张中国应该仿行。曾国藩在日记（1862年）中曾说“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只是空泛感想，与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见诸议论而有积极表示的为冯桂芬，他列举中国之未能富强，是因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处。他的改革主张，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达，依公论以定黜陟，采会推保举之法，裁汰冗员，省减则例，仿行地方自治，变革科举学校之制，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方之术，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先河。郭嵩焘较为急进，主正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为本。否则“即倾国考究西法，亦无裨益”。

冯、郭的议论发于60及70年代，到了80及90年代之初，渐形成一种舆论或运动。代表人物与著作，为1877年至1880年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1879年至1885年薛福成的《筹洋刍议》，1880年左右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1884年至1885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系就1862年所撰《救世揭要》、1872年的《易言》修正而成，1893年再加增订。，1887年至1900年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何启初撰《新政要略》，胡礼垣衍为《新政真诠》，一名《新政论议》。，1890年汤震（寿潜）的《危言》，1892年陈虬的《经世博议》、《救世要义》，及约与同时的陈炽的《庸书》。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视。马曾留学巴黎，薛曾佐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广交西士，复游英、法、日本。郑曾习西文西学，供职美、英洋行，何留学英国，胡肄业于香港之中央书院。他们论及的范围与冯、郭无何出入，而深度过之，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

救国的新方向（5）

外交方面，他们力主维护国家主权，指陈以往所订条约之害：关税必须争回自主，对于民生必需的货物，宽其征以苏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征以济国用；现行的税率尽夺中国利源，与保护商民之理，大相背谬。马建忠主张于修约之时，坚持改约，取消厘金，提高关税，以为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郑观应的意见，约略相近，凡关税有不利人民、有碍国家自主之权者，均应随时自行更变，这是与公法吻合的。海关行政权当操之中国。自总税务司以至各税司帮办，逐步易用华人，“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于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尤大”。陈炽于洋员管理海关之害言之亦切。领事裁判权为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国何地，即受治于该地的有司，在中国则不然，诸事因之掣肘。薛福成主张各口岸专设衙门，最好是参用中西律例，审办华洋讼件，否则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华人。对于片面的最惠国条款，他抨击极力，有了此款“一国所得，诸国安然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目前虽难顿废，不妨另订一通行之约，会归于一驻英大臣曾纪泽亦曾论及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条款之害。。郑观应又指出国际公法不全可恃，强国可执国际公法以绳人，弱者惟有隐忍受屈，惟有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关于外交政策，王韬主结好英、日以抗俄，郑观应、汤震、孙炽等意见亦然，薛福成主联络美国或俄国，但首须自强。

经济方面，他们一致强调发展工业，亦即发展社会经济。马建忠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致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富强以工商为先，工尤居首。“非工不可以开商之源”。工为其基，商为其用。闭关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须发展商务，不使外人尽占中国之利。益事推广茶、丝，使用机器纺纱、织布，抵制洋纱、洋布进口。同时大兴矿政，以求自给。王韬、郑观应的主张相同，郑于商务尤多所发挥。他说外人不患中国练兵讲武，特患中国夺其利权，“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西洋有专理工商的机构，中国亦当仿行：中央设商部，地方设工商公所。中国商务一日不兴，外人的贪谋一日不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就是经济战，日本采行的即此政策，企业归人民经营，商办而不官办。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财广，仿行后定可超过日本。 “国既富矣，兵奚不强？”既富且强，方可与各国讲信修睦。

学术、教育的改革，郑观应主张亦力。国家盛衰。系于人才，人才出自学校。西洋之强在于学，西学精微广大，中国人尚未涉其藩篱。应一面广设西学书院，变通文武科考制度，试以西学，一面仿西洋程式，扩充学宫、书院，州县设文武小学，府省设中学，京师设大学。文分文学、政事、言语（外交）、格致、工艺、杂学（商农医）六科；武分陆军、海军。如是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长，“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女子学塾应行增设，缠足应申禁令，立限一年，违者罪其家长。学生出洋，应继续遣派，但宜选年在二十左右而识大体者；有用西书亦须译出。马建忠且有设翻译书院之议。

救国的新方向（6）

最突出的为政治革新主张，他们开始倡导涉及国体的民主或议院问题。马建忠虽不满英、美、法的民主政治，但亦谓议院立则下情可达。王韬谓“民可顺而不可逆”。以往的新政，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英国的君民共主制度，方为富强基础所在。积极主张开议院的为郑观应，“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有了议院可询谋佥同，上下同心，“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 “君民相洽，情谊交孚”。自无敌国敢相凌侮。君主之国，权偏于上，民主之国，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汤震提出一缓进方案：以王公至各衙门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组成上议院，由军机处主之；以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下者组成下议院，由都察院主之；省、府、州、县之事有应议者，凡巨绅以至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皆令与议。

从学理上鼓吹民主政治的为何启、胡礼垣。他们说古今政治虽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分，实际“君主仍是民主。何则？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平民。民有性命而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藉君以护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业方能护，则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法令之不能行也。于是乎奉一人以为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王者欲保世滋大，国祚绵长，则必选举以同好恶，设议员以布公事”。持论有如黄宗羲与卢骚。泰西立国，“上有清明之法度，下有平恕之民情，而富强之体己传”。富强之本在政治，政治之本在法度，最好的法度为民主，他们与郑观应、王韬均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最足为中国所法，均认为有议院则民志伸、民心结，无异合中国四万万人为一人，中国将为世界至强的国家。

这一时期主张改制的人，往往引证中国历史及孔子之言，以破中国不能维新之说。王韬谓西人以五千年来中国未之或变，其实不然，邃古为创制之世，唐、虞为文明之盛世，三代至秦而一变，汉、唐至今又一变。西人又常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对于典章制度，“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今而已”。何启、胡礼垣亦谓孔子对于以常法为训的诸经，皆有删削，而独保全以无常法为教的《易经》，并加以阐明，用意至为昭著。至于汉学、宋学，皆须摒弃，然后儒教乃昌。可见他们求变的殷切。

四、孙中山奋斗的开始

80年代中期以后，第一位领导中国政治革新运动的为孙文（1866—1925）。孙文号中山，广东香山人。香山密迩澳门、香港，距广州不远，对外接触的机会较多，赴海外谋生者亦众，并有远去英、美就学者，直接间接易于获得新知。他在幼年时代，对于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英、法军在广州附近的蹂躏，及西方事情，均有所闻。影响他最大的应为他所受的教育。七岁入村塾，十三岁去檀香山，就读于英美学校，“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深赞西方教学的完善，远胜中国。“课暇与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使我国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十九岁以后，学于广州、香港，最后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香港不仅给他以科学训练，并启发了他的政治意识。

救国的新方向（7）

“外人能存数十年间在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地如香港，其故安在？”于是“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久经营而改变之耳！因遂作一想曰：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 “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恶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这是他自述他的政治革新动机的由来。西医书院为何启所创，何启的政治议论，对他应亦有影响。他又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虽不免言之过甚，而英人在香港的设施，曾引发了他政治改造志趣则无可疑。

广东与越南的关系，有若唇齿。中法战争期间，广州一夕数惊，清廷忽和忽战，一无是处。香港华人因抵制法船，遭受英人压迫，为他所目睹，益愤清廷之无能，开始联合同志，宣誓驱除满人，实现大同。“以学校为鼓吹之地，借医学为入世之媒”，始交同学及天地会人士。二十七岁西医书院毕业，悬壶澳门、广州，施医赠药，进行革命不懈，认定必须唤醒民族，中国方克根本得治。

1894年春，孙北去上海，见到王韬、郑观应。郑和他同里，约长他二十四岁。先已相识，见解颇多相通之处。6月，孙至天津，投书李鸿章，陈富强大计，必须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与改良派的议论无何不同。因为他希望李能有作为，自不便说以革命。时中日朝鲜事起，李对他未加理会。孙旋去北京，以窥虚实，并入武汉，观察长江形势，然后再赴檀香山。

孙虽早有倾覆清之意，促成他最后决心的，一为对李鸿章失望，一为中日战争。在他到檀香山前后，中国陆海军已经战败。1894年1月，孙联合华侨，成立“兴中会”。初仅二十余人，不久增至一百余人。为了便于活动，虽仍以爱国富强号召，但已痛论中国国势之危，斥责在上者因循粉饰，在下者蒙昧无知，以至辱国丧师，“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瓜分豆剖，实堪虞于目前”，皆由于 “庸奴误国”，所以必须“振兴中华”。革命的意味已跃然纸上。1895年二月，孙回香港，合并了另一救国团体，即杨衢云领导的“辅仁文社”，正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会员誓词，明显的揭示民族、民权主义，积极进行以武力夺取广州。不仅与清绝不两立，与当时其他维新派的立场行事，亦全不同。

广东自中日战争爆发后，会党纷起。战争期间，招募的勇丁、渔民，战后多被遣散，与会党合流。1895年夏秋之交，乱事愈炽，遍于东江、北江及西路，各州县风声鹤唳，未遣散者，亦多愤懑不平，时生事端。官府严厉镇压，大事诛戮，粤督自言“日以杀人为事”。广东之外，广西右江一带亦有民变。甘肃回乱更为严重，直隶大雨成灾，山东黄河多处决口。人民痛心疾首于清廷的对日屈辱，纷纷请愿，悲愤的情绪，撼动北京。种种情势无一不利于革命行动。兴中会计划于10月下旬在广州举事，准备策应的会党传说有四五万人之众。以事机泄露，归于失败，革命党多人殉难，陆皓东为其中之一，供词直言“非废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除汉奸，又不足以废满清。……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革命党的行动从此开始，声威从此扬播。

救国的新方向（8）

孙中山于事败后，东去日本。以往他们自以为是“造反”，因日本报纸称他们为革命党，今后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孙的革命据点，一为檀香山，二为香港。到日本后，于横滨设兴中会分会，建立了第三个海外基地，日后且成为革命的中枢。第二年（1896年）孙经檀香山、美国转往伦敦。清方对于他的行踪，十分注意，到伦敦十天，即被诱拘于清使馆，设计者为使馆参赞马格里。以英政府的干涉获释，报纸竞相刊载，孙撰文说明他的主张，国际间对于中国的革命有了认识。孙在伦敦留居约九个月，致力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学理的研究与实际的观察，知道专恃政治仍不能使人民臻于幸福之境，尚须于经济上善为处理，使民生与民族、民权问题一并解决。

五、康有为与维新派的思想及活动

知识分子之致力于中国制度改革运动已二十年，而掀起其高潮并一度使之见于实施的为康有为（1858—1929）。他不是此一运动的首倡者，而是积极的推行者。康为广东南海县人，幼年致力于史学、理学、经学，而以经世致用为归。二十一岁，获交一位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各种新书，及道光以来掌故。同年游香港，复受到深刻启示，开始阅读有关西事及世界史地游记之书，寻求救世利民之理。二十五岁到上海，益感西人治术有自，钻研西学的兴趣愈高，对于当时的中外译书、报刊，无所不读。他富于想象、推理，能自辟境界，因而会通中西之说与佛典，衍成一套政治理论。

中法战争对他亦是一大刺激。1886年劝说两广总督张之洞扩大译书的范围，谓西学甚多新理，政治书极为重要。1888年到北京，上书光绪，首就外患内乱，指出国家的危机；次论吏治腐败，过去举办洋务，未见其利，反见其害，必须及时变法，方可图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原则，亦即是施行新的制度，予人民以发言权，任用新的人才，罢黜腐败官僚。他想透过国子监代为上递，管理国子监的翁同龢颇服他的议论，但以语太讦直，未敢代达。孙中山的奋斗系自下而上，实行革命；康系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是后他继续活动，为人起草封奏，请停颐和园工，劝醇亲王勿预政事，责枢臣无状，禁宦寺干政，均告无效。因决心努力于思想改造，培植干部，然后再作政治请愿。他的步骤仍着重于上层说服，希望朝廷觉悟振奋。

1870年至1893年，康在广州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从他受学的有梁启超等。所讲的为中国学术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取西方各国以为比例推断，阐明变法救国之方。每讲辨入微，听者欢喜踊跃。“有时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听者又为“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他的重要著述，一为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新”是指王莽的国号，“伪经” 是指古文经书。刘歆为要助王莽篡汉，用孔子的语气伪造了几种经书，如《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作理论根据，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乃 “新学”而非“汉学”。这一说法，不论是否能够成立，确可代表他的怀疑精神，动摇了泥古的保守观念，旧的学说不全可信。二为1892年开始写的《孔子改制考》（1896年定稿）。谓经书系孔子假古人的言论，按自己的想法写成，乃是托古改制，将古代政治理想化，其他先秦诸子，无不如是。证明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用孔子来支持自己的变法主张。书中又论到政治社会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历史是在变的，是在进步的。梁启超说《新学伪经考》有如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孔子改制考》则如火山的大喷火，即是思想的大解放。三为《大同书》，1885年着手草拟，1893年轮廓已具，主旨在发挥天下为公，人己同权理论与办法，以期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即太平世，共同治理，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一切平等。不过目前尚为据乱世，只可讲小康，即升平世，应先改革政治，以谋国家的富强。

救国的新方向（9）

在变法运动期间，康的得力辅佐是梁启超（1873—1929）。梁为广东新会人，才气至高，十岁成秀才，十七岁中举康有为中举迟三年。。从康受业后，见解一新。1894年，康、梁入京会试，均未获售。康之落第是因为他的议论有悖于圣贤之言。接着有人弹劾他的《新学伪经考》，不许他讲学。第二年他再至京会试，时正中、日议和，在他的策划下，由梁发动广东、湖南举人上书都察院，请求拒约，其他各省举人纷起响应。条约互换之前，康又邀集十八省举人一千二百余名，于1895年5月2日，作大规模的请愿，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指举人言。。实为知识分子的联合政治运动。请愿书为康所起草，陈战守之方及他日自强之道。一为请皇上发罪己、明罚、求才之诏；二为迁都西安。以对日赔款改充军费，决不求和；三为选将、练兵、购械，与日本续战；四为变法，以成天下之治，力行富强、养民、教民之法。“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总之“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都察院拒不代递，但已流传京沪。第二天，康成进士，复单独上书，专论变法，终于六月三日达到光绪手中，发交军机处，军机大臣翁同龢曾访康商谈。康大为兴奋，进行愈力。

7月，康在北京创刊《中外公报》。八月组织“强学会”，参加的有京官陈炽、沈曾植及道员袁世凯等，梁启超为主要负责人，曾获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等的赞许。守旧大臣徐桐、刚毅及御史褚成博等则加以攻诋。康旋往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发行《强学报》，入会者有黄遵宪、张謇、汪康年等。黄遵宪曾在日本及美、英任外交官，1890年出版的《日本国志》是他的名著，其中关于明治维新的记述，对于读者颇有影响，康为其一。张謇受知于翁同龢，汪康年与张之洞接近。1896年1月，北京强学会与《中外公报》遭受封禁，上海强学分会与《强学报》亦停。黄遵宪、汪康年改办《时务报》（旬刊），梁启超主笔政，撰《变法通议》诸文，谓各种制度无时无事不变，今日尤需要变，主动求变，否则必为列强分割而亡国。以往的自强新政无不仰助西人，只利于外国，中国反蒙其害。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官制应伸民权，中国二千年来，君权日尊，国威日损，如设立议院，使君权与民权合，议法与行法分，自然可强。再不变法，可能发生革命。最好是采英国、日本的办法，行民权而不取民主。梁得文字奇诡，一时争诵，数月之内，《时务报》销行一万余份。1897年，又编印《西政丛书》，计三十二种。设大同译书局、女子学堂、不缠足会。时康创刊《知新报》于澳门，开“圣学会”、 “广仁学堂”，发行《广仁报》于桂林。风气素称闭塞的湖南，由于巡抚陈宝箴及子三立、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与地方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辈的领导，创设“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新报》（旬刊）、《湘报》（日刊），举办各项新政，气象顿变。梁启超应聘主讲时务学堂，中学以经史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而以兴民权为救国途径。南学会为一政治团体，集合南省志士，讲求救亡之策，有总会、有分会。地方有事，公议而行，具有议会规模；万一华北不保，南省仍可自立，为国家留一生机。梁任教虽仅四月，而留下的影响则继长增高。

救国的新方向（10）

谭嗣同（1865—1898），倾心于王夫之、黄宗羲之学及龚自珍、魏源的议论。对康有为十分景仰。著有《仁学》，强调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性，必须冲决一切束缚网罗。今日外患已深，“分割兆矣，已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痛斥清当道之愚与私，甚至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君主为公众所推举，君权非由神授。他的理想的社会近于康的大同，而措词则多为激烈。

倡导维新的人物，无一不受到西方的影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的为严复（1854—1921）。严为闽人，十四岁至二十七岁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及英国海军学院受过八年的科学教育，有过五年军舰实习经验。二十八岁起，总理天津水师学堂教务十五年。甲午战后，他认为西方之胜于中国者，不仅在器械而在政教风俗，其所以富强，由于公理日伸。中国不惟不足以当西洋， “即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因决以言论警世。1895年至1897年连续在天津《直报》、《国闻报》发表精辟之论，与《时务报》南北相应。他说西洋命脉之所在为“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处，“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人主恒，西人主变。所以西人日进无疆。讲富强、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术。富强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自由、自治。“斯民也，固天之真主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今日之要政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施的事项莫亟于废八股，即汉学、宋学、词章亦皆宜束之高阁。他复就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阐发救亡的论证。1896年刊行所译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就自强保种事，反覆致意，使读者怵焉知变1898年至1906年严续译斯宾塞《群学肄言》（H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亚丹&#8226;斯密《原富》（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穆勒《群己权界论》（JSMill：On Liberty）、孟德斯鸠《法意》（Montesquieu： Spirit of Laws）等书，影响不及《天演论》之大。。

自1895年至1897年，维新人士最活跃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次为湖北、江西、广西、浙江、福建、陕西等省。他们的机构有学会、报馆、学堂。参加公车上书的举人散归各地后，自有推动的作用。学会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据说多至百余，报纸亦由十九种增至七十种。清代禁止士民结社论政，现在已被打破。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1）

第二节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

一、变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来中国的新政，始终以海防为中心。经过长期经营，多以为纵不能抗衡西方大国，要足以与日本相敌，而事实证明大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认为应改进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谓兵为立国之本的李鸿章亦称道日本各项政治日新月异，中国亦宜于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国人才无教，学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并不能转移大局。在他当权之日，尚不克大有作为，此时更不待言。翁同龢为光绪的近臣，对于新学西政，所知无多，但不失为有心之士，尽力启导光绪的政治观念，光绪十九岁时（1889年），翁为讲说圣贤治绩，不必尽同，特进呈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谓为最切时宜，劝他留心洋务。1891年，光绪开始学习英文。1895年翁又以汤震的《危言》、陈炽的《庸书》进呈，并读《泰西新史揽要》，翁盛称他英爽精明。翁接触过不少维新人物如汤震、陈炽、黄遵宪、汪康年、江标、马建忠、谭嗣同、杨锐、张謇。，颇赏识他们的才学，承认变法的必要。

这时疆吏中张之洞已代李鸿章为新派领袖，他虽采中间立场，而主变则一。他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当本通并重，不变法，不能变器；伦纪、圣道、心术不可变，法制、器械、工艺则须变。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政指农工商矿兵学以上见张之洞所著《劝学篇》，1898年4月刊行，他的主张观念，则由来有渐。。

1895年至1897年，有关新政的诏谕屡颁，包括练新军，设立地方学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选派游历，办理矿务，广设纱厂，置经济特科。见之于实施的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编练的自强新军，盛宣怀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要。作全面推动的为十年来孜孜不懈的康有为。

德国夺据胶州湾是马关条约后对中国朝野的重大刺激。一个月后，康有为再度展开活动，上书痛陈时局之危与变法的迫不可缓。谓三十年来西方专以瓜分中国为说，德国之夺胶州湾为开端，惟有下发奋之诏，明定国是，尽革旧俗，一意维新，以俄国大彼得为法。“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则幅员日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

翁同龢身当对德交涉之任，与康有为有同感。给事中高燮曾奏请召见康有为，翁亦向光绪称道康的才识。1898年1月16日，光绪与军机大臣论变法之事，意欲面询康有为，恭亲王默而不言，因改命总署大臣先行问话。24日，康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署相见。荣禄为慈禧的亲信，首谓祖宗之法不能变。康谓“此地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问以如何变法，康答“法律官制为先”。李问六部是否可以尽撤，则例是否尽弃，康答一时即不能全改，亦当斟酌情形，逐步为之。进而详述种种应行革改之事，谓日本维新，制度甚备，最易摹行。同日，诏命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进呈。以后康如有条陈，即日呈递，准其具折上言，亦即给予对皇帝的发言权。翁将康在总署所言入奏，亟陈宜破格用人。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2）

1月29日康上《统筹全局疏》，谓世界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变法须先举三事：一为大集群臣，躬身誓戒，除旧布新；二为设上书所，许天下士民上书，如所言可采，即召见擢用；三为设制度局，选通才主持，皇上每日亲临商榷施行。制度局为变法之原，应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铁路、邮政、矿务、造币、游历、社会、武备十二局。各省于每道设民政局选才督办，每县设民政分局，官绅会办，举行地方自治。以上诸事，均应定入宪法。此外当行者为遣亲王大臣游历，大译西书，游学外国，提高俸禄，变通科举，设银行、行纸币、印花税，遍立各种学堂，购铁舰、练民兵，一切取鉴于日本。复策动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陕西的朱伯鲁，四川的杨锐，山西的杨深秀等分组学会。此后两月，各国的压迫愈紧，愈坚定了光绪的变法决心，向翁索阅《日本国志》，有意以明治天皇为法。康为旅顺、大连问题，倡联英、日抗俄，梁启超再合各省举人上书，可说是第二次的公车上书。康开“保国会”，讲保国、保种、保教归之于变法。各省类似的自保会，继之成立。一言以蔽之，变法维新的动机是为对外自保。守旧派虽加攻诋，光绪则谓“会能保国，岂不甚善？”

二、百日维新

维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获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当支持与光绪的同情，声势似乎颇壮，但阻力亦属不少。荣禄及军机大臣刚毅，对康有为极为痛恶，饱经事故的恭亲王态度消极。翁同龢以频频受劾，不敢积极主张。5月29日，恭亲王卒，康促翁及时而行，翁反希望他离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为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折请明定国是，力行维新。光绪下了最后决心，以去就争。他告诉庆亲王奕劻：“太后若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允不过问。1898年6月10日，光绪命翁拟变法上谕，11日正式颁布。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便之才。”“百日维新”于是开始。

国是诏下，维新派为之欢腾。6月16日，康第一次，亦为最后一次，见到光绪。君臣一致认为非尽变旧法与维新不能自强。康说，近年非不言变法，然只是局部的变，是变事而非变法。变法须先将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对于守旧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关变法之事，可特下诏书，使守旧大臣无从驳议。中国大患在民智不开，八股试士必须废除，并论到筹款、筑路、练兵、兴学、译书诸事。光绪对康本欲重用，为刚毅所抑，仅命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动之下，百日之内，变法的奏折纷上，上谕日或数颁，大致可归纳为四类：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3）

一为教育学术，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问题。国是诏发布之日，首命举办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节制各省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奖励私人兴学，劝导海外华侨开办。设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宗室出洋游历，挑选学生赴东洋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试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停止朝考，殿试后即可授职，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派梁启超办理。颁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命保荐精专制造、格致人才，印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及张之洞的《劝学篇》。

二为经济建设。康曾谓西人“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必须讲求富国养民之法，以工商立国。以往的制造企业为官办，率多偷减，敷衍欺饰，今后应 “纵民为之”。本此原则，诏命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广设农会，刊农报，购农器，订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洋农学各书，采中西各法，切实开垦。独立开辟地利者，给予特赏。颁制器、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就各地物产设立工厂。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弛八旗经商之禁，命习士农工商。订开屯徙户，计口授田新章。

三为军事。改练洋操，挑留精壮，裁空粮，节饷需，实行团练，裁减绿营，准备举办民兵。定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学科。

四为政治。最重要的为变革机构，提高效率，广开言路。见诸命令的为删订各衙门则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及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东河总督，与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其余应裁文武各缺，均分别详议赶办。置京卿学士，期集思广益。都察院接有条陈事件，立即原封进呈。准藩、臬、道、府专折奏事，州县官由督抚呈递，士民上书，由道府代为进呈。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京师报馆，准报纸胪陈利弊，据实昌言，一律呈览。每年出款入款，分类列表，按月刊报康有为想象中的与计划中的新政尚多，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定立宪，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不分，皇帝亲统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以为新京。据他说，军民合治以下诸事，已得光绪的同意。。

90年代，列强在东亚，壁垒分明，何者应防，何者应交，应有所抉择。英、日对于俄、德、法阵线极端不安，希望与中国结合。德占胶州湾后，英、日开始分向刘坤一、张之洞游说，日本更为积极。两年以来，刘、张对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为英、日与中国利害一致，应与相结。1898年初，日本武官访张之洞，力言中国联交英、日的重要。复说谭嗣同、唐才常，谓中、日唇齿相依，中国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从前交战，愿与中国联结，救中国亦为自救。如中、日联盟，再引英国相助，定可遏止俄国在东亚的侵略。日人新成立的“兴亚会”，邀宴上海名士，谓白人“席卷六合，直注东邦，印度、缅甸、安南依次被灭，至今屹然为狂澜砥柱，……以为亚洲剥极之复者，舍中、日其谁与归？”闻者莫不悚然，欲与日本释怨修好。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4）

维新派对于联好日、英的意见，初不尽相同；旅顺事起，渐趋一致。康有为先向翁同龢进言，继为两御史草疏，称“英真救人之邦”，日愿相助，亦为真情。复撰《联英日策》遍告朝野，主开旅顺、大连，准各国通商。俄国公使警告李鸿章，如不许其旅、大要求，中俄盟约作废。康再说翁同龢，谓以英、日抗俄必无害。光绪责恭亲王及李：“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年，不独不能阻人（德）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之谓何？”恭、李答称：“若以旅、大予之，密约如故。”慈禧亦对光绪施用压力。维新派之亲英、日至为明显。

三、新旧派的明争暗斗

康有为凭他一片热忱与动人言论，一跃而起，以为只要获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独断，即可畅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绪缺少真正权力，但毕竟是一国之主，慈禧或不致毫无顾惮。其实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嫌隙已深，1895年光绪革退接近慈禧的军机兼总署大臣孙毓汶、徐用仪，慈禧亦革退拥护光绪的总署大臣汪鸣銮、长麟，第二年又将翁同龢罢毓庆宫光绪的读书处。，使他们君臣不能经常相见。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惟知揽权。有人说如果奉戴她来变法，她将不会反对，似属可能，此可于同治朝及光绪前期的推行新政见之。现在光绪要争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内心益愤。国是诏颁发后四天，翁同龢革职，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第二天以刑部尚书崇礼兼署步军统领，分别掌握京师驻军，控制首都。不久又命礼部尚书怀塔布、军机大臣刚毅分管京营，对光绪均极不利。

新旧观念的冲突为历史的必然，实际的利害更为彼此水火的主因。康有为本想透过他的学说来推动变法，丝毫不曾生效。卫道之士指《新学伪经考》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就是倾向维新的翁同龢亦斥为说经家的野狐，孙家鼐贵他学术不端，心术可疑。《孔子改制考》亦遭到相同攻讦。湖南举办新政早于百日维新一年，地方士绅，诋南学会提倡一切平等为“禽兽之行”，时务学堂为制造无父无君之乱党所在。北京方面有人说康想借保国会做民主教皇，又有人说他聚众滋事，图谋不轨，还有人说各省自保，国家将从此分裂。国是诏发布九天，新派的御史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痛诋康有为居心不可测。旧派的御史谓变法势将召乱，保国会徒保中国，不保清朝。这是新、旧派的公开斗争。

废八股为变法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对亦最激烈。如果八股废除“势必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和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次为兴学堂，旧派虽不便径行反对，但是此事连带涉及改书院、废淫祠不在祀典之祠。，而把持书院及依淫祠为生者，固然痛恨，迷信多神的男妇，亦为之哗然。至于裁绿营，及命旗人自谋生计，势必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人陷于绝境。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5）

开制度局关系变法的根本，6、7月间，流言纷起，说是将尽废军机处、内阁、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卿、寺、督、抚、藩、臬、司、道，内外震撼，奕劻、孙家鼐力阻。中央各衙门及疆吏对于新政上谕敷衍搪塞，甚或不加理会。光绪屡颁严旨，饬令于交议事件，迅速议覆，应办诸事，限期执行，否则惩治不贷。复申诫各省督抚不得掩饰支吾，指名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直隶总督荣禄。

康以变法的进行不如理想，8月28日，再上一长达数千言的奏折，极陈时变之急、分割之苦，新政变而不变、行而未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光绪决采猛进政策，8月30日，裁撤詹事府六衙门，鄂、粤、滇三巡抚及所有冗官，不少人因之失官，纷请慈禧保全。9月4日，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四侍郎阻挠该部主事王照上书，悉予革职，王照则不次擢升，举朝为之错愕。五日，加新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卿衔，派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掌握政治实权。又二日，撤李鸿章、敬信总署大臣差，旧党益惴惴不安。

康有为力主早日开设议院，9月9日，诏置三四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以期集思广益。13日，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以议制度。但情势的发展，对新党日益不利。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变

慈禧成竹在胸，着着部署，待机而动，翁同龢的开缺与荣禄的出任直隶总督为显而易见之事。军机处实际归刚毅领导，总署仍是庆亲王奕劻主持，接近维新派的张荫桓遭到参劾。8月24日，上谕宣布慈禧、光绪定于10月19日往天津阅兵。盛传届时将行废立。旧派承慈禧之意，与荣禄密商。新派日夜忧惧，但缺乏武力。康请仿日本之制，立参谋本部，选勇士与不二心之臣，由皇帝自行统驭，但为情况所不许可。

袁世凯自朝鲜归来，李鸿章派他会办辽东前敌粮台。战后他向督办军务处提出练兵计划。1895年12月得到李鸿藻、荣禄的支持，奉命督练天津小站的新军。第二年为人所参，赖荣禄之力，方获无事，可见他们的关系不同泛泛。袁亦不时奔走于翁同龢之门，百日维新行将开始之时，与翁深谈时局，慷慨自誓，俨然是位爱国志士，这时他已升任直隶按察使。康有为以袁颇知外事，参加过强学会，使人和他联结，袁表示对康极为钦佩，于荣禄则有不满之词。康信以为真，说光绪召袁来京，收备不测。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6）

皇帝与近臣在懋勤殿议政并非创举，光绪以为应无困难。9月14日，向慈禧请示，竟未获准，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事。杨锐劝他对慈禧将顺，不可固执，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赐以密诏，说是太后坚持不肯变法，自己权力不足，如操之过急，“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朕今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而又不致有拂圣（慈禧）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候朕熟思审虑，再行办理”。看来态度渐转缓和。16日召见袁世凯，擢授侍郎，专办练兵。17日，二次召见，命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他可不受荣禄节制。同日，派康有为往上海督办官报局，以去反对者的目标，密谕以此举实有不得已之苦衷。18日康与林旭、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决定劝袁举行政变。是晚谭嗣同访袁，说以诛荣禄、围颐和园、保护皇上，以袁为直隶总督。袁答应将来光绪来天津阅兵时，即先于军中杀荣禄。谭满意而去。

李提摩太曾建议康有为延伊藤博文为政府顾问。8月初，有人奏请“借才”、 “联邦”，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内政实权，特别指名伊藤。如与日本联合，可长保太平之局，“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9月中旬，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接踵到京，又有人请光绪召见，宣示中、日和睦之谊，甚至用为中国宰相，因之盛传伊藤将任军机大臣或顾问大臣，旧党益为惶悚伊藤过天津时，自言光绪对他等待已久，荣禄在宴会上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奕劻接见伊藤时亦表示冷淡，惟有张荫桓热诚招待。。

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康有为乞助于李提摩太，李再提出他的联邦主张，中、日、美、英合而为一。接着杨深秀奏请趁伊藤在京，早定大计，团结英、美、日，实行合邦。御史宋伯鲁奏请派李鸿章、康有为与李提摩太、伊藤商酌办法。

新党的武装政变，尚需时日，合邦计划尚待商议之时，旧党已断然行动。9月18日御史杨崇伊请太后训政。19日慈禧自颐和园还宫，荣禄节制的董福祥军入京，聂士成军向天津集中。20日上午，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下午伊藤博文觐见，光绪谓中、日同在一洲，最为接近，当同心合力，亲密国交，并问以对中国改革意见。伊藤答称，日本天皇意亦相同，愿与王大臣相商，均为慈禧在帘内闻见。21日慈禧宣布训政，幽禁光绪，完成了她第三次政变。

政变的导火线多谓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据袁自言，他于9月20日下午返抵天津，仅向荣禄略述内情，并说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第二天即政变之日，始对荣禄备述详细情形。”即使如此。20日下午所谈，已足令荣禄明白一切。京津相去一百四十里，当晚荣禄定必将消息报告慈禧。政变如箭在弦，绝不能免，以袁的机警，自知何去何从。袁的兵力不过七千人，京津一带驻军不下数万人，北京、天津皆荣禄掌握，不要说袁部难以开往北京，纵使于天津阅兵之时，采取行动，亦无慑服他的胜算。何况慈禧的威严犹在，中枢及地方要津几尽为旧党所据，毫无权力的光绪与仅放言高论的康有为辈，如何能和他们对抗。袁为自身利害，不仅不听从新党之议，冒此大险，且欲向对方建功。慈禧之所以于光绪第三次见袁及会晤伊藤后的次日实行政变，可能是顾虑万一袁果有举动，日、英果有表示，将不易应付，遂当机立断。

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7）

政变之后，慈禧除将光绪幽囚外，一为惩治他的政敌，二为推翻新政。她所欲得之而甘心的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天出京，因李提摩太及上海英领事之助，南走香港。梁启超、王照得日本公使林权助及伊藤之助东渡日本。谭嗣同自愿为主张牺牲，与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张荫桓被逮。张以日、英使营救，与礼部尚书李端棻遣戍新疆，余俱于28日被杀，是为“戊戌六君子”，其他新党人物获罪者尚多徐致靖（礼部侍郎）父子下狱，陈宝箴父子、宋伯鲁、张元济、黄遵宪、熊希龄、江标、王锡蕃（礼部侍郎）、文廷式拿问，张百熙（广东学政）革职留任。。

策划政变的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操军政大权。被光绪革罢的怀塔布等，一一起用，被裁撤的职官，照常设置。复八股旧制，停经济特科，禁士民上书、结会，撤农工商总局。百日维新期间所宣布的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概推翻，一切恢复旧观。

百日维新期间，英、日与俄对立，政变后俄国为胜利者。9月27日，各国公使在俄使馆会议，英、日公使不至。自英东来的英国议员贝思福曾晤康有为于香港，10月4日到上海，三次与伊藤博文商谈英、日、美、德同盟。北上后，访奕劻、荣禄、李鸿章，愿派将弁代练陆军，他们同意先由张之洞在南省办起，以免与俄国在华北冲突。贝思福旋去天津，晤袁世凯。最后致书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主英、美在华合作。伊藤亦曾访张之洞、刘坤一，谅不外为防俄。

政变后图谋废立愈急，先制播康有为毒杀光绪的消息，继改说光绪久病，中外盛传他已不在人世。刘坤一劝奕劻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这是内在的有力警告。英公使窦纳乐亦谓如果光绪于此时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后果异常严重，这是外来的有力警告。奕劻极力解释，允由法国使馆医生入诊，事后医云光绪仅是身体虚弱，无大病症，但是废立的阴谋绝不因此中止。12月将驻扎近畿的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四军及添募的一军合编为 “武卫军”，仍归荣禄统辖。旧历新年前后，一再宣布光绪尚未痊愈，并由荣禄再试探刘坤一的态度。刘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请荣禄考虑，慈禧不得不暂为从缓。

梁启超到日本后，发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康有为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组织成“保皇会”全名为“保救大清皇帝会”，一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颂扬光绪，慈禧恨入骨髓，必去光绪而后已。12月，召刘坤一来京，使不能再行阻挠。李鸿章亦不以废立为然，谓光绪的罪不明，倘贸然从事，各国必先抗议，各督且将仗义声讨，不妨先立太子，徐俟机会，慈禧采纳了他的意见。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同治之子，满语曰“大阿哥”，是为“己亥建储”，传说将于庚子年（1900年）即位改元。诏发后一日，上海绅商经元善、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等一千二百余人通电反对，海内外纷起力争。各国虽无何表示，但英人对于拿办经元善之事则多方阻挠，慈禧无如之何，缉捕康、梁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