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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汪精卫——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1）

- 汪精卫——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2）

- 汪精卫——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3）

- 蒋介石——孙中山的不太稳定的军事助手（1）

- 蒋介石——孙中山的不太稳定的军事助手（2）

- 蒋介石——孙中山的不太稳定的军事助手（3）

-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1）

-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2）

-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3）

-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4）

- 前言

- 蒋介石一箭双雕，汪精卫抱病出走（1）

- 蒋介石一箭双雕，汪精卫抱病出走（2）

- 蒋介石一箭双雕，汪精卫抱病出走（3）

- 蒋介石电催汪精卫回国“清共”（1）

- 蒋介石电催汪精卫回国“清共”（2）

- 蒋介石电催汪精卫回国“清共”（3）

- 三派走到一块儿，谁为主?（1）

- 三派走到一块儿，谁为主?（2）

-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1）

-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2）

-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3）

-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4）

-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5）

- 旧账新账一起算（1）

- 旧账新账一起算（2）

- 旧账新账一起算（3）

- 旧账新账一起算（4）

- 扛起“护党救国”大旗（1）

- 扛起“护党救国”大旗（2）

-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1）

-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2）

-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3）

-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4）

-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5）

- “去皮存骨”和“皮骨全要”（1）

- “去皮存骨”和“皮骨全要”（2）

- “去皮存骨”和“皮骨全要”（3）

- 绪言

- 邓演达骂汪精卫：“倒蒋拥蒋之外无主张”（1）

- 邓演达骂汪精卫：“倒蒋拥蒋之外无主张”（2）

- 蒋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

- 蒋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2）

- “跳下茅坑臭到底”（1）

- “跳下茅坑臭到底”（2）

- “跳下茅坑臭到底”（3）

- “跳下茅坑臭到底”（4）

- 击伤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序

党，是工具。近代政党是反封建专制的产物，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相伴而行。不言而喻，它本身组织亦以民主为原则，党员不分高低上下，均为同志，一律平等。党的领袖不是官员，由党员选举产生，应是奉行党的主义最忠实、最得力的带头人，个人无特殊权力和地位。

孙中山在领导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中，建立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奉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不论党的领袖、党员，都必须忠于主义，奉行主义，任何人不得谋求做官，以谋官为耻、为非。

然而，事物并不那么纯，政党在发生异化，仍然是工具，不过由革命的工具，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变为谋私利的工具，甚至是奉行封建专制、反民主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工具。这时，为三民主义而献身成为一句空话，或是美化自身的装饰品。党员分为三六九等，党员仰首看领袖，领袖弯下腰才能看见一般党员。领袖高人一等，有权有势，高官厚禄。于是，党成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争夺高位，权力分赃等丑恶现象，随之发生。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国民党内高层次的分歧、斗争，多出自于主张不同；至少没有人公开与孙中山争领袖地位。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威望，其为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全党公认，党章规定，无人能与之争。

孙中山去世后，党中夺取最高领导权之争日益明显，1927年4月以后则进而在党内形成政治的或政治军事相结合的派别，你争我夺，辱枪舌剑，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蒋介石是这场争夺战中主要的一方，汪精卫则常常属于他的对立面，有时又是他的合作者，合作中又有斗争。俩人分而合，合而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较量了近二十年。

孙中山逝世前和逝世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悬殊很大，可以说尚不属于同一层次。汪精卫是国民党###，孙中山所依靠的国民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蒋介石还没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有军事专长的干部，但蒋介石的发展相当神速。

汪精卫——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1）

1925年3月10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顿时失去重心，论资排辈，党内有几位能列到前排，即：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他们是孙中山的膀臂，但孙中山威望之高，地位之重，在人们心目中不但无人能比，甚至无相接近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填补孙中山走后留下的空位，因而在党政军中均采取了委员会合议制，也就是集体领导。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当中哪一位能成为国民党内的第一把手，还很难说，只能说有资格，有希望，如果争夺党魁的话，他们可称对手。而蒋介石，在当时还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资格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地位，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妨比较一下：

胡汉民(1879—1936年)，系国民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书记长、《民报》编辑主任。从此追随孙中山，奔走于海内外。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归国，随行到南京。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同盟会广东支部长。参加讨袁、护法斗争，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大本营秘书长、文官长兼政务处长、广东省长。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建立，任大本营总参议。国民党改组，任筹备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为主席团五主席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长，并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省长，兼大本营秘书长。总之，是孙中山的左右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汉民几度代理孙中山主持的工作。1924年5月，孙中山移居白云山养病，将胡汉民由上海召回，代理大本营事务；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命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10月23日，直系军阀冯玉祥倒戈，举行北京政变，孙中山应北方之请，决定北上解决国是，仍由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中政会主席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全面考虑尚不能说胡汉民在国民党中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人们通常思考问题的习惯，很容易理解为胡汉民最有资格接替孙中山的职务。此外，胡汉民的理论水平非他人能比，是国民党早期理论家之一。

廖仲恺(1877—1925年)，孙中山在世时，没有胡汉民的高位，孙中山逝世后不及汪精卫升得迅猛。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奉孙中山之命回天津筹设机关，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外事部干事，曾在日本、天津、吉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辛亥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奔走国内外，从事反袁及护法斗争。曾任广州护法政府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建议》杂志编辑。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被囚于广州。获释不久，受孙中山之托，与苏俄代表越飞赴日本东京商讨联俄联共等问题。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后，任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大本营参议。受孙中山委托，与胡汉民等筹划改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中政会委员。与蒋介石一起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于黄埔，任该校党代表。廖仲恺是国民党人中最接近工农、受工农爱戴的领导人，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及省港大罢工委员会顾问等领导工农运动的职务。他二十余年如一日，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甘苦同尝，不遗余力，是国民党中孙中山最忠实的战友和同志。

汪精卫——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2）

汪精卫(1883—1944年)也是国民党###，资历和胡汉民、廖仲恺相当。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主持最初设的三部(执行、评议、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民报》创刊后，汪精卫和陈天华、章炳麟、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为主要撰稿人，与改良派进行论战，鼓吹革命和共和。汪精卫的笔才、口才和组织才能都有超人之处。1906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以后，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越南河内等地，秘密设立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曾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他与胡汉民也是主要撰稿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准备再发动革命起义，为了筹集经费，汪精卫在南洋各地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孙中山对他的工作成绩很满意。固然，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是那时的潮流所向，海内外华人一致赞成，因而南洋华侨仗义疏财；汪精卫联络组织、宣传鼓动之功，亦不可忽视。胡汉民有一段记录当时工作情况的文字：

先生(按：孙中山)乃使同志刊行“中兴报”，以与保皇机关报之‘南洋总汇报，对垒，革命保皇之论战，几若在日本之所为。然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惟行文须至浅显，俾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则急由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乃渐趋于革命旗帜下。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去精卫者。

得到胡汉民的赞誉，说明汪精卫的演说天才实在令人无法挑剔。汪精卫充满革命激情的慷慨陈词，吸引着听众，每场演讲，听众争先到场，他尚未登台，全场即无虚席。他登上讲台，满堂鸦雀无声，每讲到精彩之处，便掌声如雷而起，听众之热情亦随之被唤起。宣传鼓动才干，为革命之所需，汪精卫亦因之博得喝彩。

汪精卫还有一项刺杀摄政王的“英雄”行为。暗杀，并非孙中山的号召。然而，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竟大兴暗杀之风。清政府官员，上自摄政王，下至地方文官武将，遇刺事件迭起。那些行刺的革命志士，不成功而成仁者颇不鲜见。清朝的贪官污吏实在是不杀不解心头之恨。可是，即使把他们杀尽，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不根除掉，岂不如割韭菜，去一茬又生一茬?何况，那封建官僚群，搜刮民脂民膏，喂养着一大批卫士，戒备森严，完成一桩暗杀，极其艰难；用革命者生命作赌注，实在得不偿失。而那些暗杀者，当他们决心去做暗杀活动时，竟满怀壮志，大义凛然，其精神又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汪精卫“决心与虏酋拼命”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纷纷劝阻，均无效。汪精卫对劝阻同志的回答慷慨激昂，催人泪下。他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诸同志协力，巩固现在之基础，努力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晨旭日之必东升。那时，“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胡汉民劝汪精卫不要因暗杀之举而牺牲人才，伤党的元气。汪精卫不这样想，而认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回信说，求人才为了用，比如做饭，薪尽饭熟，“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乎?”他说革命党人用途有二：一为薪，二为釜，薪投于火，化为灰烬，而釜受煎熬，二者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他临入京行刺前，破指血书给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很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汪精卫——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3）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入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今太平桥)组织秘密机关，并设守真照相馆打掩护，第二年开业。初拟炸庆亲王奕劻，但庆王侍从如云，戒备森严，不得下手。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汪精卫等携铁壶盛炸药到车站，准备炸这两位皇叔。但下车的人流中载红顶花翎的人很多，汪精卫以辨别不清攻击对象为由，炸药未出手。又探悉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必经鼓楼大街，打算隐蔽楼前短墙内，掷铁罐炸死摄政王一行。因鼓楼大街修马路，摄政王改变行走路线，事不果。最后选定摄政王府附近、什刹海旁边的银锭桥。此外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非常幽僻，为摄政王出入必经之地。桥北有阴沟，计划把装有炸药的铁罐置于桥下，人藏于阴沟，伺摄政王过桥时，以电气发火引爆轰炸。黄、喻负责埋药，汪引放电机。1910年2月21日夜，黄、喻到桥下挖坑，次日夜将铁罐埋在坑中。因电线长度不够。第三天添沟，夜12时再去敷设，被人发现，未及完成即离去。清廷根据铁罐线索侦察到守真照相馆，先后逮捕黄、汪及罗世勋三人，汪、黄被判永远监禁，罗监禁十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开放党禁，赦免不同政见者，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同被释放。刺杀摄政王这件事，汪精卫没为革命立下功绩，却也是一笔资本。

孙中山临终时，表示担心，对汪精卫说：“我看你们真是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便来软化你们。如果不被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害，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这，也许是指汪精卫们，也许是分析斗争形势。不论如何，他放心不下。如果是针对的汪精卫，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谋刺摄政王不成，入狱后，被袁世凯软化，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中，以及袁世凯篡权后，他对革命是消极的，促退的，若即若离的，甚至曾帮袁世凯的忙，而拆孙中山的台。不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汪靖卫在党内的地位依然很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指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成员之一。此时，汪精卫的言论行动很拥护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虽然没有胡汉民那种“代理”之重托，也处在孙中山左膀右臂地位。孙中山组织反直三角联盟时，派胡汉民联络段祺瑞，汪精卫联络张作霖。孙中山北上，随从任中文秘书。孙中山病重在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时委员分散各地，只汪精卫一人，乃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五人为委员。中政会决定请孙中山立遗嘱，并决定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担任了这位伟人遗嘱的起草人和签字的主持者。这笔资本也不算小。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有所调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领导体制采取委员会制。同时保留总理制，因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地位而定。孙中山逝世后，不再实行总理制，取单纯委员会合议制。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三人，二届增至九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互选产生，不设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初胡汉民，不久改汪精卫任。1925年7月1日，将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制，设主席一人，为汪精卫。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

孙中山去世时，胡汉民正代理大元帅和中政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从国民政府成立开始，情况发生变化，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中政会主席。胡汉民仅是国民政府常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政会委员、军委会委员。廖仲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是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蒋介石仍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这中间的变化是汪精卫地位突出，胡汉民地位下降。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对“三大政策”比较积极，威信提高，而胡汉民正好相反。

蒋介石——孙中山的不太稳定的军事助手（1）

蒋介石(1887—1975年)出生晚于孙中山二十一年、廖仲恺十年、胡汉民八年、汪精卫四年。孙中山已开始结交会党，论救国之策，蒋介石还没出世；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开始领导革命斗争时，他还是一个顽童，经常把母亲王采玉气得落泪。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是1908年。同盟会才成立三年，时间不算长，伹已经发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钦州起义、镇南关之役等一系列革命武装斗争。当时他正在清政府设于日本的振武学校学习，入会后做事不多，仅在学生中一般联络宣传。胡、廖、汪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和加入同盟会虽比蒋介石早不了太久，却一开始就是组织中的领导骨干。可见，其资历、地位差一个不小的层级。

蒋介石也有值得夸耀的历史，不妨举上几例：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日本新泻县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为士官候补生。入盟介绍人陈其美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准备策应武昌首义，在上海发动起义。蒋介石接到了陈其美催促回国参加革命的急电。他向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长冈说：“你们这些留学生是清政府陆军部委托我们管理的，没有清政府的许可，你们不能擅自归国。”向清政府请假将是什么结果?他很清楚，绝不能做，于是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联队长准假了，可是他的权限很小，最多只能有准四十八小时假的权力。他对蒋介石说：“如果人在四十八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做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蒋介石充分利用这四十八小时，和张群、陈星枢一起，从高田乘火车到东京，向同盟会浙江省支部领到回国的路费，脱掉军装，换上日本和服，以避开日本宪兵的缉查。为了留下清白的记录，他们把自己的军服和军刀从东京用邮包寄回高田野炮兵联队，然后，登上归国的船。为此，他被开除学籍。他是为了参加革命受处分，很值得。回国后，立即去见陈其美。上海和杭州正计划发动起义。陈其美交给他三千元钱和百名先锋敢死队，命他带去杭州参加起义。他把敢死队分成五个小队，枪支不够，每队只有十支手枪，其余的用土炸弹。11月4日深夜，他接到起义军司令部的命令，率先锋敢死队，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敢死队员个个奋不顾身，直冲巡抚大堂。清兵投降，巡抚曾韫被活捉。次日，起义军占领杭州。蒋介石回到上海，陈其美当上沪军都督，蒋介石任二师(师长黄郛)第五团团长。

蒋介石刚刚露点头，就在1912年1月14日受陈其美之命，暗杀了光复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陶成章。陶成章长期在苏、浙、皖、闽、赣发动革命，名望颇高，浙江军政府成立后，被选为省参议会议员，浙江革命党人并有拥戴其为浙江都督之议。有人以陶与孙中山不睦为杀陶行为辩护，完全不能成立。陈其美之所以下此毒手，纯粹出于独占江浙的野心，而视陶为政敌之故。此事引起革命党人一致愤慨和反对，浙江都督府悬赏缉拿凶手。孙中山指示陈其美定要缉拿凶手归案。陈其美以令蒋介石出国深造为名，使之逃遁日本，此后数年无声无息。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蒋介石跟着陈其美追随孙中山活动，也没轰动起来。

蒋介石——孙中山的不太稳定的军事助手（2）

蒋介石的优长在军事。孙中山身边缺乏军事人才，护法期间，受西南军阀排挤，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想组织自己的军队。他曾以八千人编成“援闽粤军”，后发展为两个军。其总司令陈炯明，参谋长邓仲元，第二军军长许崇智，都是孙中山寄以希望的将领。蒋介石曾任二支队司令、二军参谋长、二军前敌总指挥。孙中山、陈炯明、邓仲元、许崇智对他都很器重。但蒋介石一直对粤军中职务持消极和自由主义态度，任意辞职或不辞而别，往往要陈炯明乃至孙中山劝请。蒋介石不一定听劝，反而抱怨受人排挤，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他对孙中山不这样说，而说辞职之由是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先生。嘴上这样说，可行动上，不论孙中山如何难，如何急需要人，催促他到军中做事，都请不动他。他只顾出入上海交易所，或游览山水名胜；不时往军中写信建议，指手画脚一番。

然而，关键时刻，蒋介石居然来到孙中山身边。1922年6月16日凌晨3时，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的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在黑夜中，冲出叛军的枪林弹雨，登上楚豫舰，召集各舰长，议决###叛军之计；23日迁永丰舰，###叛军；6月18日，孙中山发急电给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过了几天，6月25日，蒋介石从上海启程赴广州，29日登上永丰舰，至8月9日，共四十天，不离孙中山左右，与孙中山患难与共，并临危受命，任海上指挥全权，参与对叛军作战，护侍孙中山。8月9日，蒋与汪精卫等陪同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转上海。

事后，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怒斥陈炯明“必欲置其十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的伤天害理行为。在斥责怒骂之字里行间，表白他对孙中山的忠心。

这件事给孙中山的印象蛮好。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说：

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

随后，孙中山将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当然，蒋介石不会放过对这段历史的宣扬和夸耀。直到后来在庐山训练时，还用它启发部下要忠于领袖。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自从跟随国父革命以来，无时无地，不抱着与国父同生死的决心。这种对上官的一片赤忱，始终如一。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国父被陈炯明谋叛，迫登永丰军舰，那时我远在上海，听到国父蒙难的消息，自己觉得领袖统帅蒙难被困，是我部下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是有良心血性的部下，至少都要与领袖上官去同生死；所以我在二十三日就到了广州，终能平安寻着国父，登永丰舰来和敌人奋斗；前后有五十余日，最后终能达到死中求生的目的。

《蒋介石传》的作者董显光，对这件事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和在蒋介石一生中的影响估价很高，他说：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捩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也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惟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传遍于全球。

蒋介石——孙中山的不太稳定的军事助手（3）

不论如何，在孙中山蒙难时，登上永丰舰与之同生死，共患难，是功劳，也是资本。

然而，即使此事之后，直至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威望，仍远不及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及其他领导人。

应当说，陈炯明事件之后，孙中山不只更信任而且更需要蒋介石。陈炯明叛变同一年的2月23日，邓仲元被陈炯明指使刺客暗杀，孙中山可以倚重的军事将领益少。而且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消灭陈炯明、重建广东根据地，军事上要有人策划，孙中山和汪精卫、廖仲恺等一再要求蒋介石到上海工作。孙中山在一封致蒋介石信中说；“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来沪同谋不可。”恳切到这种程度，也没感动蒋介石，他不是去游山玩水，就是抱病不归。如果蒋介石当真不想过问政事，倒也好理解，偏偏千呼百唤不出来的同时，不断写信提各种建议，军事的，党的，表现他有见解，有计谋，给人一种待价而沽的感觉。孙中山既不给他党政重要权力，又不让他在军事上担任独当一面的责任，而以高级参谋用之。1O月18日，组建讨贼军，以许崇智为东路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陈炯明。1923年3月2日，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府)，任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很显然，孙中山了解蒋介石的优长，也掌握他的弱点和他在党中、军中的威信程度。不管蒋介石领袖欲多么强烈，还是无法超越实际去抬高他的地位。

在革命利益能够结合时候，或不违背革命利益的时候，孙中山尽量满足蒋介石的个人要求。蒋介石早就有赴俄考察，了解其胜利原因的愿望。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时，决定派代表团赴俄考察，蒋介石得到消息，要求前往，否则“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孙中山应允，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1923年8月至同年11月，在苏俄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孙中山准备用蒋介石主办军校。

创办军校是蒋介石的一项功劳。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进行，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邓演达、王柏龄等七人为筹备委员。该校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岛上。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立，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黄埔建军是一项重要任务，是国民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开始，黄埔军校是国民革命军的摇篮。

蒋介石不满意的，也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差着一个等级的，是他在党政中枢机构没有地位。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有指派的，有推选的，蒋介石非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等均在其中，蒋介石不仅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也不是。中央党政部长级及其以上职务他都不沾边。仅在国民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蒋介石任九委员之一。该时军委会是中央党部下面一个部委级机构。为此，蒋介石离开广州，不筹办军校的事，并以筹办军校要挟孙中山，给孙中山信函中，表白陈炯明叛变时，与之同生死共患难之功劳，明显流露出对孙中山没重用他、并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孙中山不会忘记永丰舰上那段历史、而且向来以宽厚、诚恳态度和蒋介石相处，不介意他的此类举动。蒋介石不归，一面由廖仲恺代理蒋介石委员之职，主持军校筹备工作的进行；一面，不断函电、派人请蒋介石回广东上任。军校筹办就绪，投考学生已集中千余人于广州，招考新生工作就要开始了，蒋介石还无踪影。3月18日，廖仲恺电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胡汉民，请转蒋介石，要他立即答复，是否回粤。很显然，如果实在不上任，只得另做安排了。蒋介石看到再如此下去将断绝后路，立即电复“必来粤”。4月26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对蒋介石够得上仁至义尽，但蒋介石的表演已非一日，且越来越露骨，孙中山不会不察觉其内心世界的秘密。孙中山向来主张国民党要注意党德，不要谋求做大官，发大财；而要立志牺牲，做大事。所以孙中山始终在使用“恩人”蒋介石时掌握分寸，以党的利益为原则。到孙中山去世时，蒋介石仅是国民党中央下属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其工作情绪稳定下来才为时不到一年。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1）

这种政治格局维持没有多久，蒋介石的地位以“流星的”速度上升，达到“后来居上”的地步。

请看上升的轨迹：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中政会委员。

同年4月16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6月29日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4日任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

同日任中央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合开的行使最高决定权的会议)主席。

同日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已身兼党、军最高领导职务。只剩下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因汪精卫外出，由谭延闿代理。但这并不妨碍蒋介石掌握政府大权，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中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须完全负责。北伐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这样，到1926年7月，蒋介石已完全掌握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权力，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领导者。而汪精卫却被挤出去游荡于异国他乡。这种局面的形成，距孙中山逝世仅一年多，距国民政府建立正好一年。

很显然，以蒋介石后进位置跃居首位，必须压倒一批人。当时蒋介石论德，论才，论功，均达不到如此地步。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出人意料，形势瞬息万变。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地位悬殊还很大，为时仅一年，蒋介石就有了某种资本，再加上阴谋权术，便以汪精卫的对手出现在政坛上。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廖仲恺被刺，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还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它们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一步一步地实现自我发展企求。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联合广东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派的罪恶活动。

这一事件，给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在汪精卫和蒋介石面前，却出现了一种提高地位、攫取权力的机遇。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被刺，理所当然要追查。出事当天，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鲍罗庭为顾问，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其下设检察委员会，清查廖案。24日，蒋介石兼任了广州卫戍司令，26日，经军委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他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全市戒严，以第一军部下分布市区警戒，控制广州市，并派军队进省城捉拿凶手……蒋介石表现出特别的悲愤之情，要为廖党代表报仇，骂国民党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群小，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被誉为“左派军人”。

而胡汉民则涉嫌廖案被逐。因为廖案追查所得情况，是国民党右派要倒廖，在胡汉民家开了几次“倒廖会议”，并接受香港当局二百万元贿赂。倒廖派有人主张暗杀廖仲恺，有人反对暗杀，最后取暗杀手段，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一伙支使凶手去做。胡汉民知情不报，并有参与之嫌。

事发当天，胡汉民到医院去看廖仲恺，其时廖已由伤致死。第二天胡见到汪精卫，询问：“对于廖案进行，有无头绪?”汪不答。胡暗示与共产党有关。第三天胡到中央党部廖仲恺灵柩旁，廖夫人何香凝悲痛地坐在灵旁，胡上前慰勉。何说：“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说刺廖先生是毅生主使的。”胡去见汪，问：“仲恺这件案有端绪吗?”汪不答。胡于是分析廖被刺原因：(一)军阀制造；(二)同志###，疑仲恺亲共，愤激之极而为之；(三)自相疑忌。汪仍不答。胡又见蒋介石，重述上述分析，蒋介石说：“很是，我也这么想。”第六天，即25日清晨，黄埔军校来人到胡汉民家搜胡毅生(胡毅生从家逃遁，亦不在胡汉民家，捕而未获)胡汉民派人问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系蒋介石手下人搜捕，故陈璧君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为此派人带信给胡汉民：“此事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并将胡带到蒋介石处，然后转送黄埔。其间，陈璧君为照顾胡汉民，往来奔走，汪精卫等曾前去看望胡汉民。最后，蒋介石通知胡汉民；“鲍先生的意思，希望胡先生到俄国去一趟，休息休息。”鲍罗庭见胡，非常客气地表示苏俄欢迎胡汉民，说一般人怀疑胡与廖案有关，事实不存在。不过因此也不宜留在广东，不如到苏俄走走，考察考察。胡汉民接受这种安排，9月22日去了苏联。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2）

总之，胡汉民所接触到的人，都用不同方式表示没有追查他的意思，只是让他离开。有趣的是事后，特别委员会的三个人都向胡汉民说了一番话：

许崇智说，当时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后，鲍罗庭力主兴大狱，更说非“排胡”不可。精卫脸红红的，介石则主张镇压军队，怕军队有毛病。我不答应，我说，不能这样随你们干，要是这样干，我就走了。

汪精卫说：“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我竭力主张不能把胡先生牵涉在里面。因为我相信胡先生断不会作这种残杀同志的事。但汝为(许崇智)有“报复”之意，以为非“排胡”不可，我当时是最反对汝为这样主张的。

蒋介石则说：仲恺的案发生，我实在救了胡先生的命。要是胡先生当时不住在黄埔，早发生意外了。鲍罗庭、精卫、汝为都主张乘机“除胡”，我大反对，才邀胡先生到黄埔去。

意思是一个，都向胡汉民讨好，表明排胡的是别人，不是自己。

不论如何，胡汉民必须离开。廖仲恺被杀，胡汉民辞职赴俄，国民党内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少了两个，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自然是最高的了。而且，廖仲恺死后，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一职归了汪精卫，他有条件把手伸到国民革命军的各部队中去。

不过，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办廖案，也不能没有所得。这时，他在党、政府中无要职，军职为：军委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在军事方面，还有一位资格比他老的许崇智。借办廖案之机，蒋介石把许崇智赶出广州。

许崇智(1887—1965年)，和蒋介石一样，以军事为专长，早年在日本学军事，毕业后归国任军职，武昌起义，举兵响应，被推为闽军总司令。参加同盟会早于蒋介石，为1905年。二次革命后去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职务、地位高于蒋介石，任军务部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长官。护法战争期间，任军政府参军长署理陆军总长。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许任粤军第二军军长，陈炯明叛变后，任讨贼军东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他手下参谋长，是蒋介石的前辈和上司。大元帅大本营成立之后，任粤军总司令，兼滇粤桂联军前敌副指挥。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并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事厅厅长。

许崇智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但貌合神离。孙中山在世时，俩人已经有摩擦之事发生。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曾向军事委员会提出统一军事、统一财政建议，意在集权于军委会，而削弱许崇智的实权。此时，许崇智指挥着三个师的兵力，而蒋介石完全控制的只有一个师，蒋无力取代许崇智，只能集权于军委会以制许。这样，看上去是加重汪精卫的领导权，但汪精卫不直接掌握军队，军委会权力再大，对汪精卫来说也仅是过路财神而已，最终还是对蒋介石有利。汪精卫支持了蒋介石的建议，军委会予以通过，然而，许崇智不执行，蒋介石拿他没有办法。

廖案处理中，蒋介石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倒许。许崇智虽是特别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在查办廖案时，很快就处于被动地位。汪精卫、蒋介石在右派刺杀对象名单之中；而许崇智却被查出是倒廖的主要右派成员之一，收买刺廖凶手的人员中有许崇智的部下。许崇智不能不成为被审查对象。蒋介石趁机派兵监视了许崇智。9月20日，蒋介石派黄埔学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许部军队缴械，编入他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令许崇智去职离开广州。未几，第二次东征开始，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取代了许崇智的军事指挥地位。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掌握军事实力的人物。尽管在党、政府的中央领导机关，蒋介石远不及汪精卫，就是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汪精卫也在蒋介石之上。最最重要的是军事实权，是军队的指挥权、控制权，这些在蒋介石之手，而不在汪精卫之手。在战乱中的中国，有军就有权、无军，权是空的。蒋介石早就想走的一步棋，在办理廖案中实现，为他此后的高升铺平了道路。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3）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阶层，有了中央领导成员的身份，有了在最高决定机关的发言权，有了和汪精卫就党国大事对话的资格。蒋介石之所以当选，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蒋介石此时曾是“左翼的有力支持者”。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三大政策”，刺杀了廖仲恺一人，未能达到反苏###的目的，且受到打击。他们不甘心。于1925年11月23日至次年1月4日，集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会，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与会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通过一系列###、反“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和宣言，诸如：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自国民党改组就出现的左右两派的矛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本来拥护、反对的言论都有，实际是有保留的，他主张接受苏俄援助，但不视为朋友；采用苏军经验，而不以联俄为然；攻击“新势力”(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要孙中山深信旧系统。但在办理廖案过程中和其后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政治态度，俨然是“左派”，是与右派势不两立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和保卫者。请看：

1925年12月25日，针对西山会议，蒋介石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斥责西山会方派“驱除异己、发舒私愤”，“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是反总理，反本党，反革命。随后又有一系列反击右派言论。右派反对和攻击共产党。蒋介石则说：国民党同志对共产党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晓得，“###产”这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

右派反对容共政策。蒋介石说：共产党之加入本党，为总理所特许，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总理已明言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容纳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本党改组前，总理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改组至今两载，成绩俱在，我们不可违背。否则，就无论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的罪人?

右派反对联俄。蒋介石说：今日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革命成功，则世界革命为之促进，亦世界革命成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写在总理遗嘱中。联合苏俄是联合世界革命派，打倒帝国主义。苏俄同志帮助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十分明显。

右派说鲍罗庭包办中国革命，应予解雇。蒋介石以亲身体会说：据黄埔经验，没有包办之事发生，鲍罗庭遇事都和我们商量；鲍罗庭是总理特请的，不能解雇。并进而论证：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产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效力所致。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包办”针锋相对，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帮我们中国革命，我们是愿意接受的，是应该接受的。如果苏俄同意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仅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革命党员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接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导就是接受总理的指导，就是实行总理的遗嘱。

蒋介石以“流星的速度”兴起（4）

反对“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出现，蒋介石亦出面批评。甚至“三?二○”事件发生后，西山会议派发电奖勉蒋介石，也偏得蒋介石一顿骂。蒋介石说：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西山会议派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他声言：要以西山会议派为本党的罪人，是全体党员的仇敌，这仇敌，比什么仇敌都厉害。

蒋介石内心想的什么?有人说：蒋介石左边拿着国民党，右边拿着共产党，来做中国革命领袖的迷梦。有人说：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在国民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蒋介石看到，要发展自己的权力必须向左派靠拢，因而这段时间在左右逢源中左的口号叫得响一些。不论如何，在事实上，蒋介石的表现确实得到了赏识，否则，在国民党左派占优势、以坚持孙中山手定“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不会受到与会代表认可的。

二是蒋介石在东征等军事指挥活动中有功劳。蒋介石从东征前线回来，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东征的胜利，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一件大喜事。蒋介石是东征指挥官，被视为“东征英雄”或英雄的代表。蒋介石报告完毕，全场欢呼，有人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再联想他那些左派言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最革命的军事将领，怎能不投他一票呢。他以二百四十八票的优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比汪精卫少一票，也只与满票差一票。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台阶，上得去，便有新戏好演。汪精卫不会料到有什么不测，因为他俩还在合作中。而且，蒋介石非常努力地支持他。也是在1925年12月25日的《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驳斥西山会议派对庄精卫的攻击，甚为严厉，说：关于汪精卫同志，上海《民国日报》加之罪者凡三，“盖无一而非任意捏造。”上海《民国日报》说：共产党加入本党为了消灭本党，汪精卫对共产党挑拨离间和排除本党同志的主张，一一实行。蒋介石说：这是诬蔑。共产党为国民革命来加入本党，如果那样做岂不是自杀!上海《民国日报》说：汪精卫在痛悼廖仲恺时说过的一句话(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背叛了孙中山。蒋介石说：汪精卫是为了警勉同志革侖，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已经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所以才怨别人分左右。如果说汪精卫分左右不当的话，乃是其不如直接分革命与反革命。上海《民国日报》说：汪精卫先不主张讨刘、杨，而后“乃攘人之功”。蒋介石说：本人亲自参加是役，敢切实声明，汪精卫自京回粤，先到汕头，###刘、杨先得其赞同；恰恰是今日反汪最力之人，真有在讨刘、杨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求功，而谓其攘人之功，不知指的是什么。然后，蒋介石有一段叹息的话：“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与此时蒋汪的合作关系不无联系。

前言

从孙中山逝世到1926年春天，蒋汪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汪精卫提携蒋介石并借助于蒋介石的军事；蒋介石利用汪精卫的领导地位和支持，发展自己，并对汪精卫有所帮助。还不曾见到汪蒋之间有什么严重不睦。在办理廖案、许案、西山会议派案过程中，两人配合默契，彼此支持，互相利用，各有所得。汪精卫在国民党党、政、军的地位已达“最高”，蒋介石进入了中枢机关。

这种合作关系还能继续吗?自孙中山离世，蒋介石就双眼盯着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一天天发展着首领自为的野心。现在有了和汪精卫分庭抗礼的资格，他还能安于做汪精卫的下级吗？“一个党里，不能有两个领袖”，“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人”，“我是总理唯一的信徒。”蒋介石常常散布这样的论调。

蒋介石一箭双雕，汪精卫抱病出走（1）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挤走汪精卫。

事情发生之前，汪精卫对自己的地位很自信。他的表现是左派，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合作者共产党、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对他没有异议。他资历深，有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又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这些资本，他独有，谁也。无法与之相比。汪精卫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悠然自得。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汪精卫躺在楼上厅里一张帆布床上，面色苍白，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在旁照护用药。他在病中，3月19日即已请假不到国民政府办公。自20日早晨起，陆续有人来报告说：外面戒严；俄国顾问的公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包围，两处卫队枪械被收缴；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被扣，海军局和中山舰被占；国民革命第一军党代表无论是否共产党，已于昨日下午全体免职，概行看管；蒋介石占了广州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他疑惑不解。而谭延闿、朱培德又受蒋介石之托，转呈一封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亲笔信，信中说共产党图谋暴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云云。

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一阵头晕又倒下去。

谭、朱说：“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

怀疑蒋介石有神经病，不无道理。事前，人们从外表看上去，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当然这是政治上的翻云复云，蒋介石并没有神经病。

汪精卫仍很激动，不顾身体有病，站起来穿长褂，要和谭、朱同去造币厂。长褂还没穿好，又晕倒在床上。陈璧君焦急地劝阻：“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

汪精卫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掉的!”

蒋介石制造出这么大一个事件，如何自圆其说?矛头对着谁?

22日，他对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说：“对人不对俄”。要求俄国军事顾问季山嘉回俄；鲍罗庭速归广州。同日，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令季山嘉离粤回俄，撤出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因为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他卧床不起，所以会议在汪精卫家里开，汪精卫躺在床上，大家围床而坐。据参加会议的陈公博观察，那天蒋介石的表情不很坦然，“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说话，似乎有点倔强，也似乎有点愧怍。”会后，在25日，蒋介石对军委会有一个呈文，说是：18日中山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前，伪称奉校长命令来守候；19日该舰又于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扰乱政府，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严讯，派军队于广州附近戒严。由于事起仓猝，来不及报告，不得已而临机处理，专擅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可是，共产党阴谋暴乱、中山舰无故升火之类，都是谎言，蒋介石心里最明白不过。中山舰开赴黄埔，有3月18日军校驻省办事处公函；其19日回省城广州，经电话请示蒋介石得准。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海军局代理局长，被扣受审时，将军校驻省办事处公函及全部事实摆在会审公堂，真相大白。既不是共产党暴乱，也不是李之龙反叛。蒋介石事后声明：“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以明白宣布：“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是没有关系的!”不仅如此，他还声明：要维护共产主义，“所以我说###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并非包围俄国顾问住所，“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更绝无摧残省港罢工运动之理，而是追究中山舰行动，“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谣言由此而起。

蒋介石一箭双雕，汪精卫抱病出走（2）

既然共产党没有阴谋和叛乱，受制裁者该是无事生非的人，而不应当是被诬陷者。却不然，蒋介石撤销了国民革命第一军党代表，并迫使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内心活动了如指掌。他说蒋介石虽然知道不存在共产党要反叛的事实，但想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

以共产党阴谋叛乱为理由，制造一个中山舰事件，这个理由站不住了，还有别的理由吗?还有。蒋介石又说：这事“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发表”。因为它“太离奇、太复杂”了。“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这神秘的内幕到底是什么呢?内幕人物是谁呢?

没有多久，有的人猜到了。谭延闿说：“什么共产党，这是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对邓演达、陈铭枢、陈公博等分别透露，是汪精卫要杀他。他对陈公博谈这件事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是1926年8月，北伐军围攻武昌的时候。一天，奉命办理湖北财政的陈公博，去蒋介石的住处武昌李家桥，在一列火车上，他向蒋介石报告和请示。之后，蒋介石和陈公博谈起中山舰事件时汪精卫的问题，说：

“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

陈公博感到骇然，问：“他怎样阴谋害蒋先生呢?”

蒋介石说：“他要我参观俄国来广东的船，打算就在船上扣留我直送海参崴。”

陈公博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蒋介石说：“自然你们不知道，他有俄国顾问和他的老婆便够了。”

提起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蒋介石亦惧亦气。陈璧君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一般。她早年参加同盟会。1917年孙中山揭旗护法时，汪精卫被召回国。陈璧君随后结束了在法国的学业，回国参加反军阀斗争。为了继续革命，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陈璧君和汪精卫双双投身其中。孙中山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派出身于华侨家庭的陈璧君出洋向华侨募捐。她去美洲，用半年时间，奔波于几个国家，集得捐款三十万元，充作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论资历，论才能，陈璧君都不比蒋介石差。她对蒋介石的有些举动很看不上眼。汪精卫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会主席之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很想和汪精卫靠得紧些，密切些，曾给汪精卫送了一个帖子，愿结为把兄弟。一天，汪精卫写信给蒋介石，开头写“介弟”二字，陈璧君看了大发雷霆，说汪精卫：“你愿意做他把兄，可是我不愿意做他的把嫂。”汪精卫不得不把那信撕了重写，再不敢在陈璧君面前称蒋介石为“介弟”。蒋介石看得出陈璧君不得意他，怀恨在心，一古脑儿把她也编织到这神秘莫测的“汪精卫要杀蒋介石”的故事里来。

蒋介石已经死了，至今，我们还没见到那个只有他“个人知道”。当时“不忍说”，要到死后才发表的“事实”。在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于苏俄、共产党、汪精卫等的攻击没有任何顾忌，任意地说。关于“三?二○”事件，该书说汪精卫、共产党、苏俄代表合谋要在船上扣押他，然后送往苏联。这些话，和他对陈公博等人说的基本是一个意思。

蒋介石一箭双雕，汪精卫抱病出走（3）

事件之后不久，就查明、蒋介石也公开宣布，“三?二○”事件并不存在什么共产党的阴谋叛乱。那么，汪精卫到底是不是要谋害蒋介石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说，如此做?让下列事实回答：

“三?二○”事件发生之后，汪精卫怒不可遏，22日开过中政会之后，23日，便以患晕眩症向中常会请假治疗，不见客，接着又自行辞职，即汪精卫所说：“兄弟自动辞职离开广州”。5月11日，汪精卫离粤赴港，6月中旬到法国巴黎。事发和事后，汪精卫所愤愤不平的是蒋介石这么大的举动竟连招呼也不打。直到他旅居国外之后，与人通信提起此事还难以抑制内心的气愤，说：“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这时候以为不问这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做法不能说是不错。我只责已而不责人，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职所致，所以引咎辞职。”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指责没有错，蒋介石制造“三?二○”事件，不论从政治上说或从组织纪律上说，其过错都难以推卸，理应受到制裁。汪精卫如果有谋害蒋介石之心，正好是个好机会，何不借机除蒋，而自责出走呢。

1927年4月，汪精卫回到武汉，陈公博当面质问有无要谋害蒋介石之事。汪精卫“愕然了半天”，反问：“公博，你信不信？”

“三?二○”事件时，蒋汪间关系的实质，在蒋介石的另一举动中暴露出来。

汪精卫辞职出国后，海内外国民党人拥汪呼声高昂，请汪复职函电如雪片般飞来。蒋介石对此甚是反感，竟愤然声言：“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应当说，这才是实话。

蒋介石在“三?二○”事件后，到处演说、报告，说：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人，本校长以总理的精神为精神，以总理的意志为意志，我可以做总理真正的一个信徒，这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

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取代了军委会主席的位置。以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名，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职务，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中央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并选举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会后，共产党人辞去在国民党担任的部长职务。而蒋介石的官衔接二连三地增加，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4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病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会议选蒋介石担任。至此，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党、政、军的领袖。他说，如果汪精卫回来，他就走，表示一山不能同时藏两只虎。

蒋介石电催汪精卫回国“清共”（1）

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和广大人民共同努力进行的。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总是对合作者共产党的发展怀着恐惧乃至敌视心理，主张和共产党分家。到了北伐战争打下半个天下，夺取全国统治权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更迫切把共产党赶走，独享其成。蒋介石成了分共、###的总代表，国民党里不赞成他的主张和行为的人，被他视为与共产党人同样不能容忍的敌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和工人、市民施行大屠杀。其举措之凶狠、残酷，令人发指。昨天还是蒋介石“最亲爱的、最有望的同志”，何以今天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蒋介石不敢、也无法讲真话，和制造中山舰事件一样，心里想的和口上说的不一样。“四?一二”前几天，吴稚晖向西山会议派说：蒋介石决定清共了，不管汪精卫如何和缓，共产党如何退让，他也决不迟疑。但实际虽是清党，对外面还要说容共联俄；清共虽然是西山会议派先觉，我们统须请出来办事，但对外面还要说是打倒西山会议派，请能原谅。为此，邹鲁与吴稚晖辩论了三、四个钟头。邹鲁认为清共应公开行事。他批评蒋介石在4月上海清党的时候，竟不敢言###，偏说是工人与工人冲突，军警出来弹压；还说对于容共政策是不变的。

汪精卫###比蒋介石晚，比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更晚。西山会议派进行分裂活动时，除了###外，在国民党内主要矛头对着汪精卫，因为汪精卫那时是左派，支持联俄联共，支持革命。廖仲恺被刺，汪精卫痛切哀悼，说：“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这些话受到右派攻击。蒋介石当时是拥护汪精卫的，曾慷慨激昂地反驳右派，说：如果汪先生向左向右之说不当的话，反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西山会议派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通过一份判决书，罗列汪精卫的罪状九条，指责其与苏俄顾问合作，重用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接近之人员，允许共产党办刊物等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双雕，打击了共产党，挤走了汪精卫，国民革命阵营中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不公，要求请汪精卫复职的呼声日益高昂。1927年4月初，汪精卫在一片“迎汪复职”的声浪中经莫斯科回国，4月10日到武汉。由于蒋介石自这年春天起就已经向共产党员、革命工农群众开刀，并发展个人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两湖地区民众反蒋气氛甚浓。武汉大街小巷贴着“打倒蒋介石”、“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汪精卫到武汉的第二天，给《中央副刊》的题词，又明皇皇地写上和前面那句话内容相同的口号：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同一天，他在武汉市民欢迎大会上讲演，重申“三大政策”；第一，是联合世界上革命的民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分子，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国最大多数最受压迫分子唤起来做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农工政策。要使革命胜利，一定要按这三条大道走。汪精卫这次回武汉后还常说：“###即是反革命”。汪精卫的言行，博得共产党人、革命的国民党人和武汉地区人民的拥护和喝彩，谁也拿不出理由不把他视为左派领袖。

蒋介石电催汪精卫回国“清共”（2）

人的政治态度是会变化的，人们表里不一定一致。然而，纯朴善良的人们没有办法想象政客内心的活动。他们不知道汪精卫哪个口号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更不知他变了没有，何

时变的。其实汪精卫有过值得人们深思的两面派行为，可惜知道此事的人太少，也许由于他大量的革命言行遮住了人们的眼睛，吸住了人们的注意力，竟没引起什么反映。以下仅。举两例。

1925年7月成立国民政府时，酝酿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汪精卫呼声最高。但汪精卫再三辞谢，尤其是陈璧君，非常反对他去负担那种大任。给人的印象，汪精卫不愿意当国民政府主席。广州国民政府领导体制实行委员会合议制，主席由委员互选产生，选上，不便推掉，选不上，谁也无法把自己强加给委员会。7月1日这天，在广州的十一名国民政府委员举行第一次会议，投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最后，监票入伍朝枢高声报告选举结果；“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重复报告一遍：“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张。”汪精卫可以投自己一票，只是事先他一再推辞，和他投的这一票对不上号，令人对他产生怀疑，这两个动作总有一个是假的，表明此人不真诚。

如果说，这是小事一桩，和蒋介石密谋###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不论如何，汪精卫在哀悼廖仲恺时喊向左向右，和他当时的实际行动还合拍，而1927年4月11日挥笔写的“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时则不然，前不久，他已经和蒋介石密谋分共了。

汪精卫由法国回国先到上海，那是1927年4月1日。既然各方面都“欢迎”他复职，他也不能怠慢任何一方。他使出八面玲珑的伎俩，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党部各同志，向蒋介石分别发出通电，向他们慰劳，“以满腔的热诚”致“革命的敬礼”，请示应如何工作……，表示他同他们都很亲密，很真挚，很愿合作，又谦虚谨慎。

几个月前，蒋介石曾声称党内只容一个领袖。如果汪精卫回来，他就走。后来对人说等军事告一段落，即当迎汪。但又打听汪在欧洲的住址，托李石曾设法阻止汪回国。可是，到了1927年春天，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日益膨胀个人军事权力、向工农举刀、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蒋介石，开始采取限制措施，武汉地区人民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蒋热情一天天高涨。蒋介石在南昌擅自改变中央迁都武汉原议，要迁都南昌，与武汉方面闹得不可开交时，听人之劝去了一趟武汉。那里的恢复党权运动，反对军事独裁的标语口号，显然是针对着蒋介石的。他与最高顾问鲍罗庭辩论了一番，鲍罗庭对他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蒋介石认为鲍罗庭污辱了他，要赶走鲍罗庭。蒋介石决定“分共”，和武汉分家，另立门户。他想起了汪精卫。如果说他的迎汪复职表示，曾经是敷衍舆论，非出自真心的话，那么后来也许由假意变为真心。

蒋介石电催汪精卫回国“清共”（3）

汪精卫毕竟在国民党内有地位，有威望，有影响，是首任国民政府主席。武汉方面热烈迎汪，汪去了武汉，势必成为那里的砝码，对蒋介石的“分家”活动只能增加麻烦；如能把汪精卫拉过来，当一个空头的领袖，宣告武汉政府非法，岂不更“名正言顺”？

蒋汪有过合作的经历，那是在孙中山逝世后至中山舰事件前。两人的分手，有右派暗中挑拨因素的作用，尽管它不是决定性的。据邹鲁事后透露，西山会议派当时觉得对广州

没有办法，便竭力拆散广州的联合，设法使蒋介石和共产党、汪精卫分家。从广州内部策应这个计划的是伍朝枢。有一天，伍朝枢请蒋介石周围的人吃饭，席间说：昨夜我们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去莫斯科，蒋先生打算什么时间起程?这话很快传进蒋介石的耳朵。蒋介石怀疑共产党或汪精卫要挤走他。为了证实他的猜测，向汪精卫做了试探，假意说要去莫斯科做短期休息，并可多学些军事知识。汪精卫先不同意，后经蒋介石再次请求，便答应了。蒋介石要陈璧君同去，陈的兴趣非常高，办行李，制皮大衣，然后天天催蒋介石动身。汪精卫的批准，陈壁君的催促，使蒋介石更加心疑，认定汪精卫急着赶他走。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请蒋介石参观，蒋介石拉汪精卫同去，汪精卫因参观过，不欲同去，蒋介石以为这条船要在他参观时扣留他，并送他去莫斯科。于是决定###反汪，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后来汪精卫知道了西山会议派有意挑拨他和蒋介石关系这回事，认为这是西山会议派的联蒋倒汪策略，说：“当时我们二人是一道奋斗的，他们欲把我们二人分开，所以决定联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种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将来蒋同志必然明了的，故自动辞职离开广州。”照汪精卫的说法，蒋介石“明了”了汪精卫不曾要害他，解除了误会。可能这也是蒋请汪回国的因素之一。

从1926年12月以后，蒋介石连接发电催汪回国，2月的一封竟说如果汪精卫再不回来，他也要走了。致使汪精卫看了“十分难过”，不能不回来。

汪精卫到上海后，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见面。蒋介石等提出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这两件必须坚决做，马上做。从4月1日至5日，一直密谋此事。汪精卫认为改组国民党的精神、政策，即联俄容共，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事关重大，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应按组织程序解决。被吴稚晖骂为“狗不如”，“滚蛋”。吴稚晖并预言汪精卫终有一天会向他“相对痛哭”。汪精卫提议，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到南京，在南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以新的决议来改变旧决议；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汪精卫自任去武汉疏通。蒋介石等同意开会解决，但不赞成汪精卫去武汉。说去了要受包围的，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蒋并通电拥护“汪主席”统一党权，一切军政、民政、财政、外交，都必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汪精卫又和陈独秀交谈，并发表一个联合宣言，表示国共还要合作下去。共产党不满意这个宣言，认为它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打掩护，起了麻痹革命人民的作用。蒋介石等人更为反对，说汪精卫勾结共产党，甚至有人主张将汪精卫软禁起来。汪精卫于汪陈联合宣言发表的当天(4月5日)晚上，登江丸号轮船，悄然去武汉。

汪精卫到武汉后，一面高喊着“###即是反革命”，一面做着###的事。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四?一二”政变的时候，汪精卫于4月16日发出铣电，斥责蒋介石拟提出###产口号，以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不听劝告，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可是，他自4月中旬起也在武汉进行“分共”：第一阶段，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进行所谓“裁制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自4月中旬至5月中旬，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汪精卫所说和共产党“和平分离”。汪精卫假惺惺地说“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但实际上是暴力的。5月17日，唐生智部夏斗寅发出###通电，进攻汉口，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汪精卫采取容忍态度。6月6日，汪精卫赴郑州，令出师河南北伐的唐生智率部“回镇武汉”，镇压共产党。第三阶段，叫做“严厉驱共”，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地区开始了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大逮捕、大屠杀。

蒋介石用电报把汪精卫从法国催回来，是让他###，这一点他做到了。汪精卫回国时，原以为电催他回国的人都会奉他为正统领袖，由他代表中央，所以一手拉着上海的蒋介石等人；?只脚迈进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满以为分共要等他召集中央会议，堂而皇之地做出决议，打着继承总理遗训的旗号，把共产党赶走。他大错而特错了。不等到他预定的会期：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先下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汪精卫怒气冲天，在铣电里骂蒋介石等反抗中央，违背中央之命令。岂不知，蒋介石不要他代表中央；实际上，要他###的时候，心目中已经早已另有中央了。

汪精卫紧追慢赶，步西山会议派、蒋介石的后尘###，和革命的国民党人###产党分家。然而，上海、南京的###先锋们，嫌他行动过迟，不承认他是领袖。

三派走到一块儿，谁为主?（1）

到了1927年秋天，###，成了西山会议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即沪、宁、汉三派的共同点，携手有了政治基础，合作是必然趋势。然而，三派之间，昔日的分歧犹在，今日的争夺滋生，事情仍然相当复杂。最最要紧的还是不能有两个领袖，更不能有三个、四个。谁为主?都想着“我”为主。可话又不能明说，绕着弯子辩论。可以绕出许多支支叉叉，热点是比功，以###为荣，争###之功。

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以###先觉自居，说什么当初是为了挽救党国而开会，早就深信国民党不把共产党清出去，必将为共产党清出来，本党终归要合在一块，所以忍辱奋斗。

他们两面开弓，批评蒋介石不早觉悟，中山舰事件后，不接受西山会议派的奖勉，反而大骂一顿；与共产党弄成一气，开什么联席会议；蒋介石左边拿着国民党，右边拿着共产党，来做中国革命领袖的迷梦；武汉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容许，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普遍了两湖，蒋介石才恍然大悟，各地清党的进行也预备成熟了，蒋介石到了上海、南京，才开始决心清起党来。这觉悟晚于西山会议之后两年多。不只这样，蒋介石在上海、南京###，那是应了西山会议派的预见，“西山会议的主张，总算见诸实事了。”但蒋介石等人觉悟之后，做事不光明正大，4月在上海清党的时候，不敢公开说###，偏说工人与工人冲突，军警出来弹压，容共联俄政策是不变的。其对西山会议派，一面在清党前派吴稚晖来说要清党，承认西山会议派先觉，准备统统请出来工作；一面对外还要说打倒西山会议派。在弹压共产党的同时，发出查封环龙路44号西山会议的中央党部的文电。

西山会议派批评汪精卫跟着共产党当“左派”，本着“###产就是反革命”的主旨，是要拼命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力量打击西山会议派。而西山会议派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三次临时会议，通过一个《宣布汪精卫罪状》，称前因汪精卫罪浮叛党，行同卖国，决议开除其党籍六个月，促其自新。汪精卫怙恶不悛，变本加厉，又与陈独秀发表国共两

党合作宣言，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

蒋介石一派###不及西山会议派早，只得奉其为“先觉”，但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一个上海“四?一二”血案，把个国民革命阵营分为两半，其对革命阵营的破坏和影响远远超过西山会议派。

蒋介石等人说南京方面没分裂党，是依汪精卫定的时间，要在4月15日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所以14日开了预备会，15日因武汉方面的中央执行委员没到会，改开谈话会，后又开中政会，决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虽然蒋介石承认西山会议派###先觉，但还有比先觉更重要的“功劳”。蒋介石在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时说：

“总理除给我们定下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政策，是总理革命四十年来念念不忘的终于没有达到的，这是什么呢?就是定都南京的政策。”

现在由“真正的总理信徒”实现了，它的意义是继续总理的革命精神。还不只于此，自清朝统治建立以来，已有三次建都南京，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没有成功；第二次是国民元年南京临时政府，不久被袁世凯盗窃去了；现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是第三次，“一定可以成功的”。这个成功将是历史性的。

三派走到一块儿，谁为主?（2）

汪精卫以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正统自居。国民革命以广东为出发点发动，国民党在广州改组，他当时是孙中山的助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汪精卫夸耀说：孙中山指定四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起草人，一是胡汉民，一是廖仲恺，一是戴季陶，一是他，四人商量后，由他起草。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是第一任国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他回国以武汉方面为正统，武汉方面仍奉他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领袖，他以复职名义去武汉工作，与当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相接。正因为有这种“正统”的关系，汪精卫很自信，以为政治上的变动要从中央即武汉方面做起，由他带着那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宣布建都南京，开正式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分共问题。在他看来，蒋介石不等他到南京主持开会，抢先在上海发动政变，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是违背党统、党纪的。

然而，毕竟在###这个大行动上，汪精卫迟了，迟于西山会议派，迟于蒋介石。汪精卫对于###迟缓是认账的，并表示“预备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请求处分。”但迟有迟的原因和作用。汪精卫辩解说：

“党内分共，武汉为最难，亦为最迟。及至最难的部分，已得到最后的解决，分共便成为党内一致的主张了。”

迟和难有关，因为难，要汪精卫到武汉后立即###便做不到，只好“在四面夹攻中奋斗”。经过“很艰苦”、“最为危险”的奋斗，完成了分共，问题也最后解决，党内在###方面也一致了。换言之，###是汪精卫最后完成的，这份“功劳”并不比“先觉”们小。

三派都认为自己有资本，有“功劳”，都极力把它变成权力和地位，于是有一段宁、沪、汉夺帅印的文攻武斗。主要对手还是蒋、汪，即宁、汉两方。是汪精卫主动提出以###为条件，与宁、沪合作，但遭到拒绝和攻击，对方说他是跟着共产党跑的罪魁祸首，对国民党分裂负有罪责。武汉方面并不示弱，抨击蒋介石“目中无党”，“军事独裁”，“挟持党军”，“进而挟持党部。”并打出###讨蒋旗帜，挥师东征。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在国民党###各派中，反蒋者不只武汉汪精卫一派。北伐开始后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早在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上海时，就到上海向汪精卫建议：分共，并让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为了表示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宽大，没有同意蒋介石下野之议。还有，南京方面，桂系本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合作伙伴，可是事后，蒋介石竟拟以之为异己除掉，招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拒绝执行灭桂计划的何应钦的联合“逼宫”。他们首先和武汉政府东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取得妥协，相约停止敌对行动。当蒋介石要桂系与武汉军队作战时，白崇禧公然表示拒绝。蒋介石察觉出内部的危机，以退为进，提出需要“休息一下”。被称为长衫佬的吴稚晖等人虽然极力拘留，而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却表示赞成蒋介石休息、蒋介石只好下野，1927年8月13日离宁赴沪，14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回宁波奉化老家去了。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跟着辞职离宁。蒋介石暂时当不成###各派的领袖。

汪精卫的处境和蒋介石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正统领袖”是他自诩的。蒋介石下野后，宁方本要求汪精卫也下野，只因受北洋政府方面孙传芳的军事压迫，急于同武汉方面妥协，求其出兵支援，以解燃眉之急，而迎汪精卫、谭延闿到南京办公。汪精卫没有自知之明，于8月19日用武汉党政名义发表联合声明，摆出一付正统国民党中央的架势，批评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陷党于分裂，宣布即日迁都南京，仍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8月24日，武汉方面的谭延闿、孙科前往南京。但宁方在龙潭大捷打败北洋政府军队，解除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之后，转过头来又对付汪精卫。他们拉谭延闿、孙科和程潜；孤立汪精卫和唐生智。9月6日，汪精卫到南京，得到的回答与他的追求相反。自行下野的南京方面的头面人物胡汉民，反对开二届四中全会，拒绝与汪精卫合作。汪精卫低三下四地去上海与胡汉民会面，胡汉民闭门谢客。在宁汉商谈合作的过程中，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以沪方参加进来，与宁、汉对等地讨论中央的组织问题，总的精神是三方同主党政，不承认武汉方面是什么正统，宁、沪方面，并以汪精卫###过迟，要求其引咎辞职。原武汉方面的人到了南京后，也不买汪精卫的账。这种尴尬局面使汪精卫也不得不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于9月13日通电下野。汪精卫也当不成###各派的领袖。

二届四中全会开不成，孙科提议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国民党各派统一的中央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改组国民政府，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由宁、汉、沪的代表人物以及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等组成。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都列入委员名单之内，实际是沪方的西山会议派、宁方的桂系、双方的谭延闿、孙科等人的联合体。它的重要作用是打破了汪精卫的“正统”，也剥夺了蒋介石的优势。正因如此，蒋、汪、胡都不予闻其事。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特委会是几派代表组成，并非历届或某届中央执行委员组成。这样做，不合国民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给反对者以口实。这一切，注定了特委会必然失败的结局。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1）

蒋介石、汪精卫一先一后，在八、九两个月份的同一天下野。他们谁也不甘寂寞，各自筹划未来，寻求时机创造东山再起的各项条件。

蒋介石利用“在野”的这段时间，去日本住一个多月，做了两件事：

一是确定和宋美龄的婚事。蒋介石在1901年，十四岁时，与毛福梅结婚，生一子蒋经国。毛氏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农村妇女，但大蒋介石五岁，没有文化，一直留在奉化溪口掌理家务。蒋介石不满意这个旧式婚姻，后在上海滩纳侧室姚怡诚。姚没生子女，收养蒋纬国为子。1922年，蒋介石有了第三夫人陈洁如，陈收一养女，名蒋瑶光。在此之后，提起了和宋美龄的婚事。

1922年12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在孙中山上海莫里哀路的住宅结识宋美龄。宋子文在那里举办一个基督教晚会。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当即为之倾倒。没出一个月，就请孙先生做媒，要娶宋美龄为妻。宋庆龄不同意把亲爱的妹妹嫁给蒋介石，孙先生只好劝蒋介石再等一等。蒋介石一等就是五年，其间与美龄书信往还，并于孙中山在世时，又两次提出前请，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一等。除了宋庆龄外，反对这桩婚事的还有美龄的大哥宋子文，有一次谭延闿到上海，去宋家拜访宋老太，宋美龄先出现在客厅，向谭延闿诉苦说：“三哥，我爱介石是你知道的，我要嫁他，而子文不赞成。子文订婚何尝得我们的同意，今天我要嫁人，他倒要干涉我，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当然宋老太不赞成蒋介石成为她的女婿是这门婚事的最大障碍。她得知蒋介石要她的小女儿为妻，就极力采取回避态度，尽可能不同蒋介石见面。后去了日本。但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支持并撮合妹妹做蒋夫人。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北代军总司令的身份抵达上海，耀武扬威，俨然成了英雄。到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蒋介石休假十天，决定到镇江焦山去休息，想请宋美龄同去游赏，派人送信给宋霭龄。这位大姐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并于5月15日早上，亲自把小妹送上“蒋总司令”坐过的花车，花车挂在开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下午3点，火车到镇江车站，蒋介石已等候在站台上。十天时间，转眼即逝，蒋介石回南京，宋美龄回上海。宋老太远在日本。无法知道儿女们的活动。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老家，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的身份，给宋美龄寄去一封情书，写道：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娣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蒋介石从宋美龄那里得到的回答总是美好的：“凯旋”甚敬慕，“下野”更同情。宋美龄向朋友透露了她将与蒋介石结婚的决定。9月16日，宋霭龄在家中召开记者招待会，她将蒋介石和宋美龄介绍给记者们，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

可是，宋夫人尚未批准宋美龄的婚事。于是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等东渡日本，去长崎请求宋夫人批准他与宋美龄结婚。但宋夫人不想见蒋介石，事先飞离长崎。在宋霭龄的劝说下，宋夫人终于在10月3日给女儿的求婚者一次见面机会。蒋介石赴日前与毛福梅办了离婚手续，与姚怡诚也宣告仳离，陈洁如则由杜月笙安排以考察名义送往美国。后来1928年春，蒋介石派人与陈洽谈了离婚条件，正式办理离婚手续。蒋介石见到宋夫人出示了与毛离婚的证件，声明已没有妻室；并表示愿意根据宋夫人要求研究圣经，信奉基督教。宋夫人经过这番审查和面试，终于批准了蒋介石与她的三女儿结婚。蒋介石住在宋夫人隔壁房间，据旅社老板娘说，蒋介石由宋夫人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兴奋地对老板娘说：成功了！成功!婚约成功了！蒋介石回到上海后，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举行了最显赫、最隆重的结婚典礼。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2）

这桩婚事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宋氏家族非同一般。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是上海拥有五六十万两白银财富的出版商和企业家，孙中山的密友，真诚地支持过革命事业。宋美龄的长兄宋子文是金融界的名流，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大姐宋霭龄嫁给山西的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是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夫人。蒋宋婚事使蒋介石与这个中国的华贵家族连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地位提高，声名远扬。宋子文是上海拥有强大工商业权利并和上海资本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他的倾向直接影响着蒋介石和上海一带资本家的关系。换言之，关系到蒋介石政治活动的财政来源。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有过分歧和不睦。宋子文是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分家时，宋子文作为劝阻宁汉分裂的代表到上海，他不同意上海银行家付给蒋介石借款，蒋介石于是剥夺了他财政部长的权力。蒋介石与宋美龄成婚，宋子文成了大舅哥，昔日的怨恨很容易消除，从而取得谅解和合作。在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宋子文又当上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帮助蒋介石理财，使蒋介石得到上海大银行家和商界人士的支持。宋美龄不是平凡女辈，在内政外交方面对蒋介石的帮助是任何机构也代替不了的。

二是进行对外政治活动，争取洋人的支持。10月13日，蒋介石到东京，发表宣言，宣扬中日联合之必要。接着拜谒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头山满看到蒋介石对日本表示亲密，并坚决###，觉得彼此颇有共识。他把蒋介石安排在邻居川野长城家住。蒋介石离别的时候，亲笔写下“亲如一家”的条幅，留在住所。蒋介石还拜访了日本政界官员、社会名流，10月25日，出席出渊外务次长举行的招待会，11月5日，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密谈。蒋介石向田中请教，田中表示支持蒋介石###，要蒋介石先巩固南方，不要立即北伐。田中表示：日本绝不援助张作霖，只求维护满洲治安。蒋介石感谢田中的“指教”，表示只要日本支持他，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最后双方达成如下谅解：(一)日本承认###反苏的国民革命之成功，承认中国的统一；(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

不仅对日本如此亲切，蒋介石公开宣布，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在日本期间，他还和美国驻日本特使谈判，并形成一份密约，主要内容为：(一)美国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二)美国在华权益，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应尽力保障并助其发展；(三)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及包括西原借款等在内的日本在华其他权益。

蒋介石在日本的这系列活动，大大增加了他重返国民政府的资本。11月10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蒋介石有军事实力，宣告“下野”，并未获得正式批准；即使获准，实力犹在，所以尽可去忙一些看起来是个人生活、交往、游历的事，通过这些活动拓宽领域。当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人们看到，蒋介石除原有的军事优势而外，又增加了在外交上、财政来源上、国内政治地位上的优势，统一国民党各派的领袖非蒋莫属了。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3）

而汪精卫呢，他也在国内忙碌了一阵子，效果很可悲。他曾表示同意成立特委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公布特委会成立经过时，说明汪精卫与大家意见一致，并参加了筹备，起草宣言，亲笔提出武汉方面特委委员、候补委员名单。特委会成立时，汪精卫发一电，宣布：破碎之党，归于完整；他引退了。实际是他改变了态度，反对并拒绝参加特委会。其理由是陈公博提供的，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特委会违反国民党的法统，如果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或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质问或弹劾特委会违法，无法回答；特别是蒋介石，倘其以此为号召，“那么我们必定立刻塌台。”汪精卫“恍然大悟”。汪精卫夫妇乘一只商船赴牯岭，陈公博也悄然去香港。

汪精卫比不上蒋介石，没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做基础，必须依靠一个实力派。他先返回武汉，依靠原武汉的军事将领唐生智。在那里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为常任委员，掌握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地盘，与南京特委会对立；汪精卫则上庐山“休养”。南京方面以桂系为主，打着统一的旗号，于10月20日开始讨唐，唐生智很快战败，撤回湖南，11月15日南京军队占领武汉。

依靠唐生智为台柱子的汪精卫，在南京决定讨唐的第二天，即10月21日，南下广州。依靠又一个实力派张发奎。

张发奎原县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二方面军在北伐战争中打过不少漂亮仗，军中共产党人率领的队伍，如：叶挺等部，英勇善战，在北伐中战功卓著。“七?一五”后，张发奎想把军队带到广东去。广东是李济深、黄绍竑的地盘，他们同意他去那里。第二方面军贺龙、叶挺部会合朱德部，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长黄琪翔带领余下的部队去了广东，张发奎离开部队，也去了广东。先到那里的陈公博和张发奎、李济深商量，决定请汪精卫回广州主持党国大计。10月7日，在广州开迎汪回粤大会，李济深、张发奎联名请汪回粤。汪精卫于21日动身，27日到广州。这时，先后到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共十人：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何香凝、王法勤、王乐平、陈树人、潘云超、朱霁青。被南京方面称为粤方中央委员。30日，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开会，会后通电：拟在广州开四中全会，要求各委员齐集广州。11月1日又开会，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执行职务，作为最高机关；在广州设国民政府；由常委会召开四中全会，解决一切争端。由此，广州出现了与南京对立的中央。

粤方汪精卫等的旗号，是反对违反国民党法统的南京特委会。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演说，讲武汉分共经过的同时，号召用肃清共产党的精神来推翻南京特委会。他说：

譬如一个人腹内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术，剖腹之后至少要卧床两三星期才能起来。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才可以生!国民党到了五六月间，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内有病，不能不开割一样。开割后之暂时虚弱，是必然的现象，是须培补元气，便能回复健康。所不幸的，国民党于剖腹以后，健康未复，便发一场大热，这个热症，就是南京的特别委员会……我们如今须要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才能不辜负当时的分共。试想，如果说不要党纪，如何能以党治国，如何能以党治军……现在割后之热症，不能不以全副精神去治好他。今天报告完后，希望大家下一个最大的决心，在最短时期以内，治好这割后的热症，即是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大家在党的主义下党的纪律下党的组织下实行三民主义!我们既然能用开割的手段，来肃清共产党，必然能用肃清共产党的精神，来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4）

他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汪精卫一派把广州作为反南京特委会的基地。这一点和李济深有分歧，李济深倾向于南京方面的李宗仁、白崇禧，所以不反对特委会。再者，张发奎和第四军到广州后，大有反客为主的气势，李济深不能不防备。双方明合暗斗。汪精卫和张发奎遂密谋驱逐李济深。

蒋介石也反对特委会，去日本后，派人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从日本到广州，说如果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精卫合作建立中央。陈公博回忆说：“张向华(张发奎)既想驱李，而蒋先生又要求驱李，于是驱李遂为既定的政策。”

驱李选在汪精卫和李济深去上海开四中全会预备会的机会。由于粤方提出开四中全会，宁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表示同意，但地点要在南京。汪派也做了让步，建议先在粤或沪开预备会。11月9日，宁方答复同意，地点定在上海。11月16日，汪精卫、李济深双双赴沪。驱李按计划行事，16日深夜，由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出面，会同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宣布戒严，派军队包围并搜查李济深、黄绍竑住宅，将桂军驻广州部队缴械。广州街头贴满了“打倒黄绍竑”、“欢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委会”、“拥护汪精卫”之类的标语。黄绍竑逃往香港，桂系驻粤军撤向广西。汪派夺取了广东统治权，张发奎任广州军委会主席，顾孟余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

李济深到上海后，得知广州有变，方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火冒三丈。加之，粤军把桂军赶出广州后，双方在梧州、肇庆相持，广州市内空虚，共产党利用这一良机举行广州起义。李济深和宁、沪各派把这件事的责任加给汪精卫，一致攻击汪精卫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12月14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派缪培南任第四军军长。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上海当局派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监视他们的行动。白崇禧甚至找到杜月笙，要求用绑票的方式加害于汪精卫。杜月笙让他去问法国领事，法领又让他找杜月笙。这样推来推去，汪精卫才幸免于难。白崇禧仍不死心，准备暗杀汪精卫。后桂军重占广州，特立了一个“共祸纪念碑”，用以记录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焚杀”广州。直到广州非常会议时，在汪精卫到广州前，才连夜拆掉这座碑。

蒋介石先暗中与汪派联合驱李。共产党在广州起义后，桂军反攻广州。宋子文派人送函，要求把广州的中央银行迁往北江。陈公博等人分发中央银行库存款时，还给蒋介石留了50万元现银，作为总司令复职的军费(后被李济深扣留)。这说明驱李时，蒋介石和汪派的关系相当密切。但蒋介石没公开出面，驱李最后输了，并不失蒋介石的本钱。而且，镇压

了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整顿粤局时，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还资助李济深三十万元军费。第四军经过苦战，不能取胜，遵从蒋介石的意见，败退江西，蒋介石把它保护起来，不让李济深消灭。这样。交战双方都感谢蒋介石，至少不把蒋介石视为敌对一方。

蒋介石东山再起，汪精卫远涉重洋（5）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保护办法也很高明。他和汪精卫在反特委会方面目标一致。蒋介石回上海后，立即请汪由粤到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亦即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受到各方面攻击，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张发奎、黄琪翔的行动是反特委会，因为黄绍竑接受特委会命令，要张、黄出兵湖南打唐生智，张、黄反对，才发生武装冲突。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于12月3日召开，李济深提出广州事变问题，向汪精卫开火，蒋介石袒护汪精卫，建议此案留待四中全会讨论。汪精卫则在会上提议请蒋介石复总司令职。南京特委会公开反汪，和李济深合唱，不公开反蒋。李宗仁在汪精卫拥蒋复职后，也表示拥蒋复职，并声称汪精卫拥蒋非出于真心，反复无常。预备会决议蒋介石复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并决定1928年1月在南京开四中全会，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

特委会取消已不成问题。预备会对特委会存废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四中全会开会之日取消，反特委会者获得胜利。但反特委最激烈的汪精卫，除舍去老本外，什么也得不到。尽管蒋介石表示同他合作，并在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联合、连续、猛烈向他开炮的时刻，尽力予以掩护。然而，当共产党在广州起义，反汪派指斥汪精卫是共产党，白崇禧要谋害汪精卫的时候，蒋介石便劝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出洋。法国领事也劝汪精卫离开，汪精卫无奈于12月16日离沪，经香港偕同黄琪翔赴欧洲。

特委会于1927年12月28日宣告结束。次年1月2日，国民政府电邀蒋介石入京，复任国民革命总司令。4日，蒋介石由沪抵宁，正式复职。6日，特委会机关由谭延闿等接收。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电恢复办公，11 日中央政治会议恢复。2月2日，在蒋介石主持下，二届四中全会开幕。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半年之久的内部争斗告一段落。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各派联合的政治基础，用党的正式中央全会的决议，明文取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和政策，重新审查以往的决议案，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的决议案，一律作废；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被开除党籍的决议，一律无效；凡共产党的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予铲除。党员重新登记；将原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原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各派联合，权力分配各有所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五人：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并留四个名额补选时用；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中政会主席蒋介石。在外地设四个政治分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

蒋介石没能独占一切高位和权力，但党、军的实权在握。虽在党、政、军领导人名单中有各派人物列名，但在中央任事的，均不足以与蒋介石抗争。当时国民党内的三巨头，汪、胡两人，均不在国内，蒋介石理直气壮地掌大权。

胡汉民出走，和蒋介石不肯处罚汪精卫一派有关。反汪精卫各派屡次要求处分汪精卫等人。汪精卫离开后，1927年12月31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等，仍不肯放过，送上查办汪派提案，蒋介石仍采取拖延不办的态度。因此，胡汉民不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以出洋考察为名，于1928年1月25 日离开上海。

西山会议派实力不强，又无二届中央委员，故极力主张开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争得一席之地，未成。关键时刻，发生一桩对西山会议派非常不利的事件：1927年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通过《打倒西山会议派》、《取消特别委员会》等议案。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训育主任)谷正纲演说，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台下党务学校学生应声而和。会后游行，至复成桥，军警开枪，打死二人，伤七十五人。上海、南京等地国民党组织带头，掀起反对制造“一一?二二”惨案运动，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委员被指控为制造血案的主使者。蒋介石声言：此案如何处理，为革命生死问题，不能坐视，如无正当办法，虽诉之革命手段，亦在所不惜。西山会议派并非血案制造者，但被置于众人审判地位，十分被动，###先进之先进的气焰也就不那么高了，在二届四中全会后的国民政府中，有无足轻重的席位。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联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北伐张作霖。1928年6月，打败张作霖后，宣布国民党实行训政。10月，组建五院制国民政府。胡汉民回国，与蒋介石重新合作，当立法院院长。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又兼任行政院长，权力、职位堪称国民党中第一人。

旧账新账一起算（1）

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3月19日，大会通过一项处分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案：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应由大会以书面警告。处分他们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认为上述四员“情节较重”，给予处分。其余何香凝等粤方委员免予处分。

此提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共产党举行广州起义后提出，192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议准，留请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大会开会时，汪精卫在国外，所谓粤派委员均未出席会议。

处分汪精卫等人，从外表上看，是结一年以前的旧账，观其内幕，也可以说是新账旧账一起算。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同年8月，又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这两次全会产生的中央党、政、军官员中，汪精卫一派列名，虽然所处地位一般。二届五中全会前夕，吴稚晖曾反对汪精卫一派人员参加全会，公然撰文指责汪、陈、甘、顾四人，皆与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有关，谓四中全会已决定，他们四人须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表决他们的委员资格。陈公博反驳说，四中全会档案无此记载。交锋几个回合之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谓：广州事变陈公博应负责任。但并未采取组织处理手段。以上四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职务，陈璧君的中央监察委员职务不变。二届四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国内的汪派陈公博等人，于1928年初纷纷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进行反对蒋介石一派活动。陈公博在《贡献》杂志上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从国民党自身寻找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主张改组国民党。1928年夏，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孟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方面唇枪舌剑。蒋介石、吴稚晖指责陈公博等，要其对广州事变负责。陈公博则批评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认为济南事件处理软弱、屈辱；南京政权专制、腐败；宣传改组国民党主张。同时办陆军大学，被青年人恭维为“黄埔第二”，和南京唱对台戏。

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付诸组织行动，便有“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人们熟知的“改组派”，就是这个改组同志会的别名。陈公博说：“改组派实在不是我们当日自己的称呼，我们只是‘改组同志会’，而没有什么改组派，‘改组派’三个字第一次出世的时候，还是蒋介石先生在北伐完成时，北上在北京党部欢迎会上骂出来的。”蒋介石那次到北京是1928年7月，这之前，改组派形成。它的领导骨干是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的汪派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乎、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用陈公博的话说：“改组同志会的上级机关是所谓‘粤方委员’”。改组派以陈公博的改组国民党主张为纲领。

这个改组同志会的主张和活动是反蒋反南京政权的。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分析南京国民党性质时说：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唾弃，本党的革命分子被视为仇敌。结论是：“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是“几个互相矛盾的封建军阀集团”和依附于封建军阀的官僚、政客、买办、土劣的集合体。骂蒋介石是“开倒车的领袖”。

旧账新账一起算（2）

根据这种分析，他们主张必须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恢复农工政策，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努力铲除一切新旧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这些主张是中国革命所必需的。问题在于改组派的领导集团并不实行，坚持国民党1924年改组精神和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都要实行“三大政策”，而改组派已经公开###了。

尽管改组派坚持###立场和主张，但其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理由，显然矛头是对着南京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正因如此，改组派就有相当大的市场，许多反蒋而又不愿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便集合在改组派的旗帜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又不知道上哪里找出路，在政治上处于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他们留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赞成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和政策。改组派的主张冠冕堂皇，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大陆各地和香港，在国外的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国，都建立了组织，全盛时期成员达万余人。而且，改组派在国民党内相当有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改组派的地方组织负责人，几乎都是南京国民党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如此下去，国民党真的要被改组成汪派的国民党了。对南京国民党何止是一般反对，简直要取而代之了。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是国民党的“三巨头”，三个人三条心。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联胡反汪；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后，又联合汪精卫反特委会。之后汪、胡都出了国，蒋介石主持南京中枢，甚是得意。偏偏汪精卫自立门户要改组国民党。而奉胡汉民、孙科为领袖的一派，在1928年2月组成“再造派”。他们拥护蒋介石###，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屠杀政策，要“再造”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如果单枪匹马，左右开弓，同时与汪派、胡派所有人为敌，必然处于不利地位。他尽力不把汪与改组派、胡与再造派扯到一起，骂改组派的时候，故意说汪精卫不知道改组派的事，是顾孟余和陈公博干的。这是一种策略，当时的情况，对蒋介石来说，可谓相当严峻，汪、胡不回国还好，若回国公然支持那一“派”，会给蒋介石增加更大的麻烦。

胡汉民和孙科等人因为是出国“考察”，不能在国外久住，于1928年9月回国。听说胡汉民要回来，蒋介石很紧张，他料想胡汉民回来会对他“动兵”，所以马上做应变准备，令刘峙：“把你的军队预备好，等命令。”让人转告唐生智的旧部刘铁夫：“秘密到天津塘沽把白健生(崇禧)的军队抢过来。如果可以把健生捉住，便杀了他。”出乎蒋介石意料，胡汉民这次回来，非但不用兵，而且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表态支持蒋介石的统一。随后，帮助蒋介石组建一个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给蒋介石上尊号：主席。蒋介石，胡汉民携手合作了。联胡必反汪，这是不能含糊的。胡汉民决不同汪精卫合作，也决不容汪派的“改组国民党”的喧闹声起作用。还有，当年胡汉民拒绝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拖延对汪派的处分。蒋介石不能再因袒护汪精卫惹怒胡汉民。何况汪派的主张与活动对蒋介石的统治已经构成了威胁呢。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使蒋介石对汪精卫一派不再手软，强行停止其刊物，封闭其陆军大学，并劝诱陈公博出洋，还让宋子文送去旅费。

旧账新账一起算（3）

改组派的活动和汪精卫有没有关系?蒋介石心里明明白白。国民党其他要员也清楚。当然，其内部具体的联系很难祥和。汪精卫虽远在法国巴黎，并非不与闻国内政事。汪派要人在国内办刊物，办大学，筹建组织，向南京政府开炮的时候，陈公博和汪精卫保持着国际电讯联系。胡汉民要回国，蒋介石紧张地准备作战等情况，陈公博当天就给巴黎的汪精卫拍了电报。蒋胡合作后，汪精卫电召陈公博去巴黎，商议今后计划。1929年1月24日，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陈公博离开上海。这时，他已经得知“三全”大会前后蒋介石要打桂系。3月1日，陈公博到法国马赛，汪精卫派曾仲鸣前往迎接，并告诉陈公博一则新闻，说接到国内电讯，李济深应蒋介石之请，到南京调停蒋桂矛盾，被蒋幽禁汤山。去上海请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觉得对不起这位朋友，在蒋介石面前碰壁而死。这则消息前半段均属实，但也有不准确之处：吴稚晖并没死。这则消息传递之快，足以说明，向汪精卫报告情况，请示机宜的不只陈公博。法国有改组同志会分会，人选是汪精卫打电报给上海总部备案的；1931年1月，改组派解散是汪精卫决定和宣布的。总之，改组派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政治组织，汪精卫也直接过问其事，利用它的活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一点没有疑问。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汪精卫不直接做，也不公然担任领导者职务，并不影响他对这个派别的领导作用。有人说汪精卫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也许分寸更适当些。但汪精卫对外发表谈话时总是说，对改组同志会，他只是同情，本人不是改组会成员。汪精卫这样做，一方面还是以全党正统领袖自居，想当国民党的头，不肯公开当一个派别的头；另一方面，也是汪精卫为人处世的一贯手法，既对其控制、支配，又不承认是领袖；既用其做事，又不承担责任。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其中带着浓厚的投机取巧色彩。汪精卫也很有狡兔三窟的本事，他依靠的不只改组派，还有其他一些亲信人员。不一定有什么长期固定组织，也就不受某组织巩固与否的影响，同样也给进攻、退守留有余地。

陈公博在巴黎和汪精卫决定的下一步计划，概括而言是两条，一曰回国；二曰参加武力反蒋。对此，陈公博和陈璧君有一段对话：

陈璧君问：“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久居外国。怎么以你这样年轻的人也打算长住外国了?”

“不长住又怎么办?”陈公博问。

“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陈璧君启发陈公博。

陈公博直截了当地发表意见说：“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这后一句话是故意发牢骚给对方听的。

陈璧君当然知道汪精卫的主意，觉得陈公博的想法与之很合拍，便说：“你怎么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的！”

“如果要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陈公博提出了条件。

陈璧君代夫表态说；“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

大计就这样定了。之后，汪精卫与陈公博又商量了具体步骤。1929年5月12日，陈公博离开马赛归国，6月下旬到香港。这时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三个月。

旧账新账一起算（4）

改组派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始终持否定和反对态度。这次大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追认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训政纲领》，并进一步规定了训政时期由国民党独掌国家统治权，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和措施。其政治上倒退是应当反对的。但改组派对这次大会的攻击点不在这里，他们和其他反蒋派主要是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和对全国代表大会的一手包办。

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法，是蒋介石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它是控制大会的关键，也是招致矛盾尖锐化的根由。国民党中常会规定“三全”大会代表不用选举方式产生，一律采取圈定(由地方党部加倍提出名单，由中央组织部圈定)与指派(由国民党中央指定)。由于各地党部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常会对代表产生办法做了修改，除圈定、指派者之外，施舍了一部分直接选举的代表名额。最后，产生代表四十六名。其中选举者八十一名，圈定者一百零八名，指派者一百四十九名，代表资格审委会派者十八名，以中央委员身份正式出席者五十名。选举产生的代表不足百分之二十。

改组派要求党内实行民主，展开一系列反对圈定与指定代表的活动。1928年11月2日，与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揭露中央剥夺党员选举权，违反民主的行径，停止工作以示抗议。三民主义大同盟在CC派的高压下瓦解之后，改组派继续坚持斗争。陈公博写了一本《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价值的估量》，分析大会的性质，认为它算不了什么代表大会，只配说是蒋介石的御用会议，经过这个大会，国民党的精神就算寿终正寝了。1929年3月11日，以汪精卫、陈公博等十三人的名义，在上海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抨击国民党中央抛弃三民主义，违反民主，人民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保障，与北洋军阀时代毫无不同；包办“三全”大会，近百分之八十代表为中央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已失其意义。宣言发表后，南京市改组派分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斗争，3月14日，即“三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改组派成员吴健等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策动南京市党员请愿，要求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问题，全市除第六区党部外，其余十个区党部全部参加了请愿活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通过了《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蒋介石派出他的走狗、宪兵，到会场大打出手，大会代表七人被捕，多人受伤，制造了“三?一四”事件。此后，改组派在南京不能立足，转移到上海，在法租界霞飞坊314号设立了联络点，建立外围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集合了二十多个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本来蒋介石得知改组派要反对“三全”大会后，便派邵力子到上海同改组派总部领导人疏通，许诺：如果改组派肯保持缄默，可以保证他们当选为中央委员。改组派没有接受这个交换条件，硬是热热闹闹地斗了一场，换来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汪精卫等人的处分。

会议结束，汪精卫的名字还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名单里。汪派的其他骨干成员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不是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也不见了陈璧君的名字，他们被赶出了国民党中央。

扛起“护党救国”大旗（1）

汪精卫和陈公博在法国已决定了要反蒋，要打仗。陈公博先行一步回国筹办。

1929年6月下旬，陈公博回到香港的时候，国民党内反蒋形势如箭在弦，气氛已经很紧张。反对蒋介石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只改组派，“三全”大会打击的也不只是改组派。当年3月至6月，蒋介石和桂系之间，一场战争打了三个月。战争的酝酿和准备，起于“三全”大会之前。大会第六天，通过永远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案，理由是：“叛党乱国”。主席团报告：今日###叛徒，以国家论，是为###叛将；以党论，即为###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3月26日，即“三全”大会进行中，蒋介石对桂系发布了###令。28日，大会闭幕当天，蒋介石派人查抄了李宗仁在南京的住宅。29日，蒋介石赴前线指挥对桂系作战。6月，桂系失败。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成排除异己的工具，不能不招来强烈的反对。

会后，改组派及其外围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四处活动，联络反蒋势力，筹划军事反蒋。在改组派的总部增设了军事组，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吸引地方实力派。之前，1929年5月，就在上海出现一个以改组派为核心、反蒋地方实力派及其他组织，号称百余团体参加的反蒋团体，名：“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膏生智、张发奎、石友三、李宗仁、何键、刘文辉等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与之建立联系。这个组织发表宣告，拥护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蒋介石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组织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组织护党政府。宣言中还特别宣告不承认“三全”大会，其后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公债证券与外交等皆无效。宣言奉汪精卫等为领袖，欢迎归国护党。陈公博回国时，改组派正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计划南方张发奎先发动，然后大家响应。华北华中由改组派总部负责，陈公博留香港策动华南军事。陈公博将此计划电告汪精卫，请立即回国主持其事。汪精卫复电同意。

汪精卫于9月24日，与陈公博、王法勤、顾孟余、陈树人、陈璧君等几人联名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宣布发起讨蒋战争，谴责蒋介石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集“三全”大会，否认蒋介石“三全”大会后的一切命令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反对蒋介石发行的编遣库卷等。声称；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熄灭战祸。10月上旬，汪精卫由法国回到香港。

汪精卫的回国，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为之振奋，他们感到有了依靠。陈公博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汪精卫依然以党统维护者自居，打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旗号，自立中央。用这个“中央”的名义，给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委任状，定番号：第一路和第二路总司令，分别留给冯玉祥和阎锡山；第三路以下的总司令，分别委任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胡宗铎、石友三等，声势不算小。

扛起“护党救国”大旗（2）

但这七拼八凑的队伍打起仗来很不得力。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行动散乱，火力不集中。

先前，陈公博派薛岳运动新任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起兵反蒋，俞曾与改组派取得联系，有反蒋之约在先。但要落实行动时，俞还要考虑和选择。陈公博要求驻湖北宜昌的张发奎起兵。张发奎没答应，蒋介石事先有察觉，给张发奎打了预防针，对他说：“我告诉你，公博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他有办法，我是王八蛋。”但随后张因受蒋介石排除异己政策的逼迫，突然于1929年9月中旬通电反蒋，吁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并向香港的陈公博电请接济军饷，要求入广西与俞作柏会合，共同攻取广东。陈公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形势弄得莫名其妙，但也只得先设法接济，并策动桂系起兵与张发奎会合。

9月27日，俞作柏通电反蒋，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率兵攻打粤军；但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内部出现反叛，军事进展不力。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与汪精卫本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但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在广西军事处在危机的情况下，双方只得谋求妥协的途径。11月间，汪精卫与黄绍竑在香港唐生智家中会面，对饮一瓶百年的白兰地酒，言归于好；决定桂军与张发奎联合，共同抗击粤军。11月22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在梧州会晤，商定军事合作。然后黄秘密潜回广西，联络归部，李宗仁、白崇禧亦先后返桂，李、白、黄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11月26日，设大本营于梧州，李宗仁为总司令，下辖桂军和张发奎部，合力会攻广东。蒋介石增兵援粤，12月初，何应钦在广州下令五路向张桂军进攻，张桂军失利，败退广西，与进至广西的蒋军辗转苦斗，直到广州开非常会议，张桂军才得苏息。南方的“护党救国”战争一无所得。

北方的唐生智和冯玉祥，本相约共同反蒋，但当冯玉祥出兵潼关时，驻郑州的唐生智却拼命抗冯而不反蒋。据说唐生智的理由是冯玉祥的前敌总指挥宋哲元，欺人太甚，布告上宋哲元三个字“大过巴斗”，故唐生智认为不打退冯军不能反蒋。内部自相残杀，何谈共同作战。让唐军与西北军交锋，正是蒋介石的部署。唐军打败了西北军，成为蒋介石讨冯的胜利战果。改组派对此毫无办法。

汪精卫又鼓动唐生智与安徽的石友三联合反蒋，以便同张桂军相呼应。石友三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后投靠蒋介石，但不为蒋信任。石与叛冯投蒋的韩复榘、马鸿逵结为小集团，1929年11月，唐生智与这个小集团取得联系，石、韩与上海改组派总部也接上关系，拟共同反蒋。但马鸿逵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准备武力解决。汪精卫的“中央”则委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石友三为第五路总指挥，联合反蒋。唐石相约，唐部南下取武汉，石部由浦口进攻南京。

石友三起事选在浦口的原因，是就地就近从事。事先，蒋介石派石友三率部队援粤打桂系，令其部队集中在浦口，石友三一面装作服从命令的样子，向蒋介石表示忠心，一面将计就计，把部队带到浦口后，举兵反蒋。先扣押了蒋介石派到石友三部队的代表、兵站总监卢佐，缴了浦口公安局、保安队、护路队的械，并从长江北岸炮轰南京。通电接受“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职，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

这件事发生在12月2日凌晨，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庆贺结婚两周年的日子。蒋宋结婚纪念日是12月1日。前几天蒋介石提议到江北乡下度假，那里正是石友三叛乱的地方。宋美龄表示同意，但到了要动身的时候，宋美龄不知为什么从心里不愿意去，总觉得待在家里好。蒋介石说：“既然你不愿意去，我们当然可以不去。”如果去的话应当12月1日动身。就在这天晚上，石友三到南京蒋介石的住处拜会了蒋介石。石友三走后几个小时，蒋介石就得到了他率部叛变的报告。

不过石友三并没按预定目标前进。他既不进攻南京，也不据守长江，起事之后，在浦口大肆掠夺一阵，便扣留一批火车，撤兵安徽，和韩复榘相连接。他在蚌埠组织了安徽省政府。之后，移驻河南商丘。

唐生智与太原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和宋哲元、湖北的夏斗寅、湖南的何键、河南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文辉等，先后取得联系，共同反蒋。石友三在浦口起事后，唐生智立即发出反蒋通电，反对非法的“三全”大会，主张“护党救国，促成统一”，改组一切非法党部；宣布拥汪联张，接受“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命，在郑州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职；放弃南京政府颁给的第五路军番号。

蒋介石派人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阎锡山因唐生智未践前约拥他为领袖，对唐不满，转而与张学良一起通电拥护中央，反唐，反改组派。随之，唐生智联络的军事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一边，举兵讨唐。石友三也在12月21日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郑州。唐生智寡不敌众，1930年1月6日，致电阎锡山，交出兵权。后化装潜逃天津租界，所部被改编。

汪精卫损兵折将，“护党救国军”以失败告终。蒋介石自汪精卫发动“护党救国”运动起，就施以高压政策。1929年10月3日，明令通缉陈公博、顾孟余等人；28日，国民党中常决定永远开除王法勤、王乐平等九人党籍；11月19日，南京政府密令侦察封禁改组派上海总部，称之为反动机关；12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1930年2月18日，武装袭击了法租界霞飞坊314号改组派外围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当场打死了改组派中央负责人之一王乐平和潘行键。改组派在上海不能立足，只得另寻出路。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1）

国民党“法统”，一直是汪精卫当作打击对手、维护自己、窃取权力地位的一张王牌。1927年与宁、沪商谈统一，他以正统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自居；批评以至高喊打倒特委会，指责其背离法统，违反组织纪律；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其为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御用会议，称之为非法的会议。总之，不离“法统”两字。

国民党中，很拿党的“法统”当回事的，不只汪精卫，西山会议派不能入正册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分裂国民党，另立中央。它召开的“一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全会”，在国民党内不被承认为合法，不列入正统的会议系列；###各派目标一致、互相承认之后，依然如故。汪精卫强调“法统”正是利用这种传统和观念。

不过，汪精卫非常善于变调。1930年，当汪精卫串连成立不合正统的“扩大会议”时，竟愤怒地批评要维护所谓党的法统的陈公博，说：不应该过于坚持原来的法统!他的这种变调，不但否定了他过去的主张和行为，而且也等于否定了他正在做的事。当时，汪精卫所依靠的组织力量是改组派。改组派以反对非法的“三全”大会为号召，主张国民党重新改组，恢复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其理论依据就是国民党的“法统”。汪派正是用这个武器为汪精卫争领袖。

曾几何时，汪精卫变了，变得这样快，以致连他最亲近的政治伙伴也跟他不上。原因是“需要”，汪精卫这时需要、而且是必须放弃对“法统”的使用。

1930年初，国民党各派酝酿着一场新的搏斗。桂系、冯系、唐系先后被蒋介石打败。下一个目标，该轮到阎锡山了。这一点。蒋介石、阎锡山都很清楚。早在打败张作霖后，蒋介石要统一，要集权，要削藩，桂、冯、阎、唐等实力派都是被削弱或被消灭的对象。不过，他们如果联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他们是奈何不得的。恰恰在“联合”二字上，往往出问题，这些实力派逐一被分化，被拉拢，被利用，终于被个个击破。阎锡山没少帮助蒋介石打击其他实力派，但这并不能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方针，阎锡山也就逃不了被“削”的命运。

阎锡山出面联络了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实力派抵抗蒋介石，从1930年5至11月，长达七个月之久，在中原地区，东起山东，西至湖北襄樊，南迄湖南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百万大军进行了恶性的大厮杀，双方死伤三四十万兵员，耗资无计，人民被抛进灾难深渊之中。

在这场中原大战中，汪精卫尽管没有一兵一卒，却承担着特别的、重要的角色。阎锡山为了反对蒋介石的“朕即党国”，大权独揽和武力统一政策，提出用“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和平统一”的政策，以实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认定“三全”大会为蒋介石个人的工具，要求取缔。阎锡山身为军人，不便用武力去治党，要有“党”的招牌，也要有办党务的人，让人们看到，他是受“党”之命，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而上战场。它和汪精卫的“党统”一样，也是一根漂亮的招牌，可用，亦可扔。

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内部发生的战争，与北洋军阀的混战有所不同，双方往往都标榜为党而战，或为党国而战。这时的阎锡山，拿汪精卫充当国民党的“正统”领袖，1930年2月23日，阎锡山等四十五人联名致电香港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提出：“由我全体党员同志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以求统一，否则各行其是，乱不能止。阎锡山承认汪记中央，理所当然地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2）

汪精卫在“护党救国军”失败后，正一筹莫展，得阎锡山等的电请，立即表示赞成，称此主张系全体党员“公意”，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汪精卫身在南国，应阎锡山之请，要派代表到北方，考虑了几天，还是决定派改组派的头面人物陈公博和王法勤。他们到天津后，活动于平津地区，与阎锡山的部下、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师长王靖国、市长张荫梧等晤商。之后又去太原见阎锡山。改组派上海总部于1930年3月转到北平。汪、阎的合作已成定局。

问题随之而来：汪精卫、改组派以国民党二届中央为正统；不承认三届中央合法。而阎锡山、冯玉祥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当选为中央委员，如仍坚持原先倡言的“法统”，就必须把这两位摈弃于“中央”之外。

还有，一直与汪精卫势不两立的西山会议派，也与阎锡山合作。阎锡山需要这批国民党###的支持和装潢。西山会议派正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因为1929年在福建发生一起兵变，哗变部队是西山会议派许崇智的旧部，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同年12月12日通过决议，内称：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交国民政府通缉。西山会议派觉得有理无处说，想以武力反蒋，由居正去策动熊式辉，结果被熊逮捕送往南京幽禁。西山会议派的领袖逃到北方，在天津租界避难。阎锡山组织反蒋，与西山会议派目标一致，双方遂在共建“完整的党，统一的国”的口号下合作。西山会议派派谢持、邹鲁、傅汝霖到太原与改组派讨论党的问题，改组派主张维持二届法统。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了处分，坚持二届法统，西山会议派便无立足之地，他们当然反对。为了联合西山会议派，更是为了联合阎锡山，汪精卫指示改组派，要对西山会议派让步。可是，让步让到会合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而成“护大会方”，西山会议派还是不满意，非把西山会议派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委员加入不可。改组派认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非法，不能加入。于是谈成僵局。三届中央委员和西山会议派二届中央委员参加“扩大会议”，不但在“法统”上说不过去，就是与此次反蒋联合的斗争目标也统一不起来，既然反对“三全”大会，视之为非法，又联合三届中央委员，与理与法均不能自圆其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组派的意见有根据，但汪精卫考虑的是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国民党中央，“法统”问题无关紧要。所以批评陈公博不该过于坚持原来的“法统”。当初强调“法统”也只是当做一块敲门砖；只有书呆子坚持“法统”才那么认真。

到了4月份，中原大战就要开战了，阎锡山、冯玉祥急于有一个国民党中央，用以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抗，阎锡山花费一番工夫，同各方商谈，其中特别请出西山会议派的覃振调解。覃振是一位国民党###，与各方面关系都不错。他提出一个含糊其辞、大家都做些让步又都过得去的方案，即：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中委中“革命”分子参加；非第一、二、三届中委熔于一炉，又不排斥第一、二、三届中委参加。战争期间党部委员会为最高决定机关，以下分工：阎锡山主持政府，冯玉祥主持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将来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决定解决党务的根本办法。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3）

汪精卫回电同意覃振的方案，并在香港发表关于时局的谈话，作出一副保护民权的姿态，说倒蒋之后的政治设施为：组织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自由权利；财政公开；重行厘定党部与政府机关的权限，党部处于指导地位，不得干预行政，不得代替民意机关。因为国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反蒋派们特意打起民权主义的旗号反蒋，以便于号召和集合人马。真的胜利后实行民权政治和独立平等外交吗?那要由事实来回答。中原大战没取得胜利，汪精卫不曾掌握全国统治权。1932年他当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40年当上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大权在掌，如何对待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独立主权?人们有目共睹。

反蒋各派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但他长时间身居香港，遥控北方，不亲临其境。各派代表人物在北平反复协商，多方筹备，但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之间的“法统”之争仍未得到解决。

中原大战已于5月中旬正式开战，反蒋军事在胜利发展。汪精卫于6月1日发表通电，主张速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解决党务问题，筹备召开“三全”大会。12日，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一文，宣称与西山会议派、实力派妥协，以党治军，永绝内战。故军事领袖参加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共同负责。在北方各派，接受了汪精卫的通电精神，7月13日，在北平中南海开“扩大会议”预备会；并屡电催促汪精卫北上。

汪精卫原指望张桂军能在两广取得胜利，仍将“中央”设在广州。事不遂心愿，张桂军失败了。同时，北方各派已经妥协，7月15日，汪精卫遂偕同陈璧君，顾孟余、曾仲鸣等人，由香港起程赴日本长崎，转赴天津，23日到北平，住铁狮子胡同中山行馆。“扩大会议”的领袖到来了，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会议筹备工作很紧凑，8月4日，汪精卫与阎锡山会晤于石家庄，商讨党政大计，经过六次会议，对汪精卫起草的“扩大会议”文件和常务委员人选、政府组织等，均取得一致意见。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通过了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建立了组织机构。以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锡山)、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七人为“扩大会议”常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其宣言历数蒋介石变民主集中制为个人独裁；非法“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代表；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权利、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等罪行。提出：务使“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在短时期内，依法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纠纷，实现党的主义与政策。

难怪汪精卫批评陈公博不该坚持原来的“法统”。此时，此刻，汪精卫根本不打算、也不能够像抨击特委会那样讲所谓“法统”了。在扩大会议成立宣言上签名的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三十名，其中十九人由中央委员委派的代表代签。正式开会时出席二十一人，其中五人派代表出席。即使“扩大会议”的首脑们，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依遵的什么法统。实际上是汪派与地方实力派的结合和互用，西山会议派敲边鼓。党务归汪精卫，军政归冯玉祥、阎锡山，是双方商定的分工。“扩大会议”下属机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均采取委员制，其成员共十五人，改组派居多，占八人，西山会议派四人，实力派三人。阎锡山、西山会议派和大同盟一部分人对此甚为不满，指使人组织一次十几人的小游行请愿活动，把“反对改组派把持扩大会议”的大字标语贴到扩大会议的门外墙上。这件事在北平曾引起小小的新闻轰动，各报发了消息。汪精卫很生气，在纪念周上骂了一顿，再也没有动静了。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4）

“扩大会议”成立之后，紧接着组织国民政府，9月1日会议诵讨《国臣政府绍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央党部推定委员组成。同一天，“扩大会议”公布政府委员名单为：阎锡山、唐绍仪(本人未参加，亦未表示反对)、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本人未同意)、谢持七人，后增加石友三、刘文辉，共九人，阎锡山为主席。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阎锡山、汪精卫等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招待中外记者，宣布国民政府成立。

关于就职时间，有传说是阎锡山以“九九”谐音为“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有人则专从相反的方面解释说：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合为“四九”、 “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预示此政府必短命。另一说，宣誓于国民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九分，取五个九定，因为易经上乾卦的爻辞解释“九五”的含义是“飞龙在天”之象。龙者，“真龙天子”也。不论如何说，意思是一个：阎锡山选择一个吉日吉时，登上国民政府主席之位，实现他“统一的国”。至于他“统一的国”能否站得住，时间是长是短，则取决于战争胜负。中原一战，乃自相残杀的内战，带给中国的是内耗和灾难，任何一方均不得人心，结局只能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早在”扩大会议”开幕一周以后，阎锡山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职二十四天以前的8月15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济南，阎军退至黄河以北。从此，反蒋派在战场上日趋被动。8月底至9月初，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号总作战令，陇海、平汉两战场同时发起总攻。与此同时，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实践攻下济南就出兵的诺言。早在中原大战发动时，双方都看到东北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先派代表拉拢张学良。开战后，这项活动更紧锣密鼓地进行。反蒋派方面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分别派代表见张学良。汪精卫的代表有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当然他们之间是沟通情况的。8月底，阎、冯的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分别到郑州、石家庄谒冯、阎请示后，深夜回北平谒汪，汪从床上起来与薛、贾密谈良久后；薛、贾匆匆出关再访张学良。蒋介石先后派方本仁、刘光、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当说客。张学良先对双方均无表示，一直沉机观变。后曾向张群和吴铁城表示：如蒋军能攻下济南，东北军即可出兵。8月中旬以后，张学良的态度已转向蒋介石方面。汪精卫一无所知，8月27日，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还说张学良“对北方表示好感”，对扩大会议组织政工决不反对。”本人对张感想极佳”。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解决。同时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站在南京国民政府方面。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发电表示退避三舍。这时，汪精卫仍然对时局没有明白的认识，幻想张学良不出兵，于19日致电张学良，提出国民会议，“三全”大会、约法和对湘赣共产党忧虑等问题与张商讨。而东北军已在18日下午由沈阳出发，向关内挺进。19日傍晚，汪精卫等得知此情，才觉得事态严重，研究撤退之计。

中原大战开始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几乎全部投入大战，唯东北军例外。东北军有数十万人马，实力雄厚。这支军队的倾向，对谁胜谁负有决定性作用。交战双方竭尽全力争取张学良，说明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此，蒋介石和汪精卫有共识。但优势不在汪而在蒋。蒋介石位居中央，南京政府为国内外所承认，反中央为叛乱；扩大会议产生的政府能否立得住、能否被承认，尚系未知数。张学良从东北利益考虑，对参加反蒋派不能不持慎重态度。蒋介石有充足的资本，拉拢张学良的价码比汪精卫高得多，6月间，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7月，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等于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二市划归张学良管辖。8月，任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中央外交部次长。蒋介石还运动英法公使对张学良施加影响，并贿以巨款。这些，都是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难以做到、也不曾做的。又加上，“扩大会议”是一个临时拼凑、不牢固的集合体，张学良深知其为“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并对阎、冯“反复无常”深有戒心。诸多因素，促使张学良选择了拥护“统一”的方案。东北军入关，入平津，事先通知阎锡山，阎事先撤兵，东北军和平接管，无战事。

汪的“法统”与阎的“完整的党、统一的国”（5）

汪精卫于9月20日离开北平，南下会晤阎锡山、冯玉祥商讨对策。蒋介石为了压迫冯、阎早日投降，每天派飞机轰炸郑州、太原、石家庄，汪精卫等有时要躲到防空洞去，有时要避开飞机，到乡下去开会。“扩大会议”随着汪精卫迁至太原，10月3日在太原正式办公。这一班人马拥进太原，住满了山西饭店，给本来就地窄财蹙的山西，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太原人民不欢迎这些外来“客”，在戏院里，一个丑角演讽刺阎锡山的戏，说他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醋也喝光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太原，不是“扩大会议”久留之地。

改组派的成员中，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当初是被陈公博反对蒋介石独裁和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吸引来的。他们看到陈公博跟着汪精卫搞“扩大会议”，和军阀政客拉拉扯扯，大失所望，有写信骂陈公博的，有当面责问的。败局出现后，改组派内部更加动荡不稳。许多人从扩大会议的活动中，看到了汪精卫的政治面目，断定留在改组派没有政治前途，不投降蒋介石，就只有去当共产党。“扩大会议”失败后，改组派已发动不起有组织的活动。这意味着汪精卫一派的组织在瓦解。对此，陈公博很苦闷消沉，到太原后，除了饮酒，看戏外，对别的事没有兴趣，“扩大会议”秘书马小进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国事真是‘丢那妈，(广东骂人土话)，近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写出了其无聊的生活。

汪精卫向来以国民党内民主派自居，“扩大会议”召开前，发表过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的文章、演说，“扩大会议”期间，时常把民主之类的口号挂在嘴上，并提出“扩大会议”要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些，显然是针对蒋介石“假党治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的，很能迎合一般知识分子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治的愿望。到太原以后，汪精卫仍坚持完成一部《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作为宪法颁布之前的根本###。他亲自主持约法起草委员会，在太原傅公祠与几位法学专家共同草拟约法条文，几乎每天必到，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汪精卫自拟约法宣言，说明系遵照孙中山学说，于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规定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以防止专制，养成民主政治。并再一次指责蒋介石歪曲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借训政之名，行独裁之实。1930年10月27日，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和宣言，“扩大会议”从此停会。31日，约法草案发表。在此之前，1O月18日，还制订了《国民会议筹备条例》。这些文件的内容，比南京方面的“训政纲领”及其有关规定、制度，确实民主得多。但它的作用只是为汪精卫脸上涂一层粉，对中国政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932年汪精卫掌握政府大权时，不再提这些民主政治的主张和口号。

反蒋派军事战线很快崩溃了。蒋介石、张学良忙着收编晋军和西北军的部队。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南京国民政府发通缉令，并答应给路费，诱逼他们出洋。他们都留在国内，阎锡山去了大连，冯玉祥隐居山西乡下。汪精卫则于11月工日偕陈璧君离开太原去天津，在天津发表一篇关于“扩大会议”始末的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向蒋介石乞怜。之后南下香港。汪派其他成员各奔东西。1931年1月1日汪精卫从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也丟了阎锡山“完整的党、统一的国”。

汪精卫离太原时，留下两首诗，今录在下面，可见彼时彼地彼人的心境。诗的来源是这样的；扩大会议期间，陈树人给经亨颐作一幅晋祠周柏画：画上柏树倾斜，晋水流其下。不少人为其题诗。冯玉祥题：“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这首诗，饱含一种不屈不挠的气概。汪精卫离太原时，经亨熙持此画请题诗，汪精卫题：

枕流端为听寒泉，

别有虬枝接上天，

此树得毋同卧佛，

沉沉一睡两千年。

另一首，是离太原前往天津，路过雁门关时，汪精卫下车游览长城古迹，赋七绝一首：

残峰废垒对茫茫，

寒草黄时鬓亦苍，

剩欲一杯酬李牧，

雁门关外度重阳。

“去皮存骨”和“皮骨全要”（1）

在1931年“非常会议”期间，粤派，亦即胡汉民一派，对汪精卫一派采取“去皮去骨”政策，即只要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宁派蒋介石与粤派“去皮存骨”针锋相对，以“皮骨全要”为条件，拉汪精卫合作。这之中，反映了蒋、汪、胡之间的分分合合、矛盾斗争。

胡汉民自1927年4月起，与蒋介石在南京先后两度合作。先前，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出国，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国民政府事。1927年4月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请胡去南京开会，商讨###事，胡坚决表示：“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党不可。”遂入南京，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承担国民政府主席的任务。蒋介石专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胡汉民以国民党###，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政会、国民政府以及军事委员会。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胡汉民帮助了蒋介石，替他支撑起一个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相对立的中央的门面。同年7月以后，宁沪讨论统一，8月13日蒋介石下野，胡汉民随之辞职离宁去沪。1928年初，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宁、沪、汉统一。胡汉民一不愿与汪精卫合作，二不满意蒋介石对汪派的袒护态度，拒绝出席二届四中全会，并于1月25日自沪启程赴欧洲考察。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第二次入南京与蒋介石合作。胡汉民的不少朋友认为胡汉民此去只是供蒋介石利用，不会有好结果，曾苦口相劝。胡回国到香港时，邓泽如赠送一只竹笼，内装小黄雀，暗示胡的下场。《再造》杂志社的拥胡派，联名写信劝胡汉民做在野派领袖。胡汉民不为所动。他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这后一句话，使人考虑到是指汪精卫。汪当时在法国，还没有公开的反蒋言行，与蒋合作是可能的，如果蒋汪合作，必不会有胡汉民的地位，他也不会出山，这是他不愿看到的政治格局。胡汉民对蒋介石有一种幻想，近似天真。他很赞赏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凯末尔，逢人就讲。凯末尔在1922年领导土耳其军队打败英希武装干涉者，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当选为总统。胡汉民感兴趣的是，凯末尔当上总统后把大政交给伊斯默，自己带着妻子游览风景名胜。他希望蒋介石学习凯末尔，战事已结束，作为军人出身的总统，就不必太多过问政务，可以带着宋美龄去各地闲游；而他可为伊斯默。1928年10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把蒋介石捧上主席宝座，自己当了立法院长。并通过“三全”大会把汪精卫一派打翻在地。此后，不但政府制度、组织建设他出力颇多，而且对蒋介石取得打败桂系、冯系、阎系、“护党救国军”，及实力派与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的大联合等军事上的胜利，也帮了大忙。这段时间，胡汉民一派，始终是蒋介石的合作伙伴。

与胡汉民的愿望相反，蒋介石并不是凯末尔，不仅专权，而且不以党权和法制为重，也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身负立法院长重任的“老前辈”。因此，胡蒋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胡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看到对手一个个败在他的脚下，他的“统一”实现了，决定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为党国第一人的地位和独裁权力。胡汉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当集权于一身的总统，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约法之争。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被兵警押送南京郊外小汤山温泉别墅幽禁。蒋介石于同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没选举总统，蒋介石仍任国民政府主席，但加重了主席的权力，确立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度。

“去皮存骨”和“皮骨全要”（2）

胡汉民被扣后，血压突高，孙科派铁道部医生邓铁真去诊治，借机秘密与胡汉民商议对策。胡委托孙科、国民党###古应芬在两广组织反蒋，并说非汪精卫不足以与蒋介石对抗。也就是说，可以与汪精卫联合。

孙科到上海与各方面联络，串联反蒋。蒋介石察觉此事，派出“四###”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出面拉孙科回宁，说释放胡汉民的事，可从长商量。孙科动摇，答应去南京一趟。一天，邓演达、陈友仁、麦朝枢等去孙宅，力劝孙科万万不可去宁，必须坚决反蒋。不巧“四###”又来纠缠孙科，从上午9时到中午12时，一连几个小时劝说，非拉孙科入京不可。住在孙宅的简又文，急中生智，请孙科夫人在楼上装病，从床上滚到地板上，声音传到楼下客厅，孙科借口夫人病重不能脱身，才送走了“四###”。

1931年4月30日，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的名义，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主要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厉生独裁，要求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打起“打倒独裁”、“护党救国”旗号，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故事，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作为反蒋联盟最高机关，凡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为当然委员，以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为常务委员，宣布将来依党章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日，“非常会议”告终。5月28日成立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国民政府委员会以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为常务委员。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为常务委员。“非常会议”活动的实际主持人是古应芬和陈济棠。

这里面，异乎寻常的现象，是汪精卫成了胡汉民的合作者，众所周知，胡汉民自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与汪精卫分手，长期处于有你无我的对立状态中。1927年4月，汪精卫自国外归来，在上海与蒋介石讨论###问题的同时，与胡汉民亦有交谈，胡汉民告诉汪精卫各省均###，汪精卫表示召开四中全会根本解决，胡汉民表示同意。此事表明两人###立场一致。但在国民党内部始终极其不睦。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登门求和，胡汉民竟拒之门外。

胡汉民被蒋介石扣押起来，想与汪精卫联合，为的是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共同打击蒋介石；避免蒋汪联合，增加反蒋的阻力。汪精卫在扩大会议结束后，毫无出路，孙科派人去香港同汪接洽，一拍即合，只以孙科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汪精卫到广州后，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所言充满激情，亲切感人。在非常会议中，汪精卫有一席之地。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说前一次反蒋大联合的扩大会议，政治方面汪精卫改组派唱主角戏的话，此次反蒋大联合的“非常会议”，则以胡汉民一派为中心。胡汉民及古应芬、陈济棠等，只联合汪精卫本人，对汪派的其他人，如：原改组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仍抱着算旧账的态度，极力排拒。这叫做“去皮存骨”。而西山会议派的一些人竟连“骨”也不愿意要，致有当众谩骂汪精卫，故意与之为难的事情发生。为此，汪精卫发过脾气，声言要离开广州。经孙科、李宗仁、覃振等劝慰，才勉强维持下来。

“去皮存骨”和“皮骨全要”（3）

蒋介石的情报是飞灵的。得知非常会议的内幕后，派宋子文暗中拉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只是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汪精卫对此很动心。顾孟余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汪精卫不堪受辱，寻机投蒋。古应芬看出宋子文拉汪精卫是想拆非常会议的台，于1931年7月23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刺杀宋子文，宋幸免于难，其秘书唐腴庐身死。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要求集中国力对抗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各派只顾争权夺利，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顾。正如反对宁粤对立的上海各界代表沈钧儒所说：“你们那些纠纷以及谁是谁非，我们不想听，因为都与人民无关，都只有害于国家。”上海各界另一代表刘湛恩也说：“你们闹内争这么多年了，今天眼看就要国破家亡了，你们难道还不肯拿出一点良心来看看老百姓的痛苦吗?”这些话语，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国民党内有民族责任心的人，也觉得不应再斗下去了。陈铭枢携蒋介石致汪精卫、孙科亲笔函，赴广东调停。于是有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在上海开和平会议，研究双方息争、和平统一之举。

宁粤谋妥协时，汪精卫与胡汉民的裂痕在增大，而与蒋介石的距离日渐缩小。上海和会举行前，宁粤交涉，蒋介石已允诺下野，胡汉民业经释放到沪。古应芬、陈济棠目的已达，对和谈不再感兴趣。汪精卫正好相反，非常热心。孙科态度亦积极。“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为代表。当他们动身去上海开和平会议时，古应芬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则流露出此去不复返的神情。顾孟余已先于汪精卫去上海与宋子文取得联系。总之，各种迹象预示汪精卫与粤方要分手了。

政客们都会口是心非，表里两样。汪精卫去上海之前，“非常会议”的一些人劝他与胡汉民、孙科合作，所谓文人大团结主党政，只让蒋主军，以便抵制蒋介石独裁。汪精卫表示得很不错。蒋、汪、胡于10月22日在上海见面会谈，蒋、汪的话讲得很中听。汪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同难。”蒋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伹谈话一涉及实质性的问题，就完全相反。

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来自蒋介石和宁方的阻力就很大。最后，不得已，蒋介石同意下野，发一通电，特意提到胡汉民于12月5日通电中“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对胡汉民的逼迫耿耿于怀。

汪精卫、胡汉民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见面时，汪精卫作出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也不客气，真的以老大哥的口吻批评了汪几句，以示亲近。然后汪、胡、孙科三人合影，表示从此团结起来了。但说归说，做归做。胡汉民觉得自己不可能再进南京，又不愿看到蒋汪合作。汪精卫想在宁粤合作后当行政院长，汪派在下面散布舆论，施加影响。胡汉民为了挡住汪精卫，极力推重孙科，由粤方提孙科为南京政府行政院长。胡汉民一心想回两广，对与宁合作取消极态度，主张：和谈中，如蒋不让步，就决裂，大家一齐回广东去开反蒋派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是粤方首席代表，会上讲官话，会下和蒋方搞交易。胡汉民关于与南京决裂回广东的主张，汪精卫不能接受，不想再同胡汉民合作。有一次，在汪精卫的住宅，粤方高级干部###，张发奎发言中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汪精卫听了，大发雷霆，批评张发奎，说他“不懂政治，还要乱说”此后，汪精卫不出席和会，称病入院就医。宁粤双方达成协议，要分别在广州、南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粤方代表们准备回广州去开会，临行的晚上，汪精卫的代表宣称，得到汪精卫的指示，不上船回广州了。在广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齐集于上海。

这样，国民党就开了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 11月12日至23日，宁方蒋介石一派在南京开会；11月18日至12月5日，粤方胡汉民等各派在广州开会；12月3日，粤方汪精卫派在上海开会。同年12月22日至29日，三个大会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国民党、国民政府改制，变集权为分权。蒋介石于会前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四届一中全会选任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没再任命，次日，张学良辞副司令职。

绪言

1932年至1935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再度合作，一武一文，一掌军事委员会，一掌行政院。他们上面有一个“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掌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汪精卫掌行政院、负责内政外交，重点从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屈辱性交涉。政府的，也是蒋汪共同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口号下，妥协退让。结果是丧权辱国，天怒人怨。

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蒋汪合作的南京国民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忍无可忍，射出了枪膛里仇恨的子弹。汪精卫身中三弹，辞职出洋。蒋介石被迫改弦易辙。

邓演达骂汪精卫：“倒蒋拥蒋之外无主张”（1）

国民党的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时，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均称病不出席。蒋介石于12月22日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后，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说是“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全会推举常务委员九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居前列；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三十三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亦列排首；推举中政会常务委员三人，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但这三位都不到京视事。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甘寂寞，胡汉民在广东经营着他的阵地。而蒋介石和汪精卫继续暗中谋求结合。蒋介石飞宁波前，约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四中全会后，组成孙科内阁，蒋、胡、汪袖手旁观，不从党的领导人方面给予支持。不仅如此，拆孙科政府的台，还是蒋汪合作的前提。蒋介石下野后，他任行政院长时的各部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离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把部里的档案、账簿带走；科长以上人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未交给孙科政府分文现金，却留下债务一千万元。宋子文与江浙财团沟通，不给孙科政府以财政支持。政府税收无望，因各省自行收税，东北被日本占领，南京周围几省控制在蒋介石手中，满打满算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六百万元，而何应钦要军费每月一千八百万元，政府行政费每月四百万元，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之巨。支出庞大，筹款无着，孙科一筹莫展。对日问题，是孙科政府面临的严肃、急迫的政治任务。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决定拉汪排胡。15日，邀请陈铭枢、顾孟余到澄庐寓所，请将一封亲笔信转交汪精卫。汪精卫正等着这一天，接信后，即偕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17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请入京视事，故做愿意合作姿态。胡汉民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得知汪精卫违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汉民凭借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门户，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蒋汪既然合作，胡汉民更以病未痊愈，需长期休养为由，拒绝进京共事，继续在西南与之抗衡。蒋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来孙科。1月18日，孙科应蒋汪之召到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联袂入京。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科只答：“圆满，圆满。”问何时回京?答：“就去。”同月21日，汪、蒋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说他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不担任任何职务，完全以汪先生主张为主张，表露出推汪精卫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卫则说自己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入京开会的，当竭力做中央委员所做之事。但是，在1月23日的紧急会议上和24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上，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邓演达骂汪精卫：“倒蒋拥蒋之外无主张”（2）

据闻：汪精卫曾派陈璧君出面与蒋介石密谈，提出入京后两人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蒋汪之间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时的表白非由衷之言。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揭幕之日，蒋介石先把汪精卫推上台，那天，他主持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行政院长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1月30日迁都洛阳。2月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3月4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否由蒋介石担任，颇有争议。蒋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会议，等着汪精卫去安排。汪精卫对国民党中央要员们左说右劝，勉强说通。最后，在3月6日中政会上通过，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总长。此后的国民政府，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汪精卫说他在对日外交上与蒋介石无分歧，这是实话。但他在反蒋时对党务、内政提出过主张。有些早就放弃了。如：关于党的法统，宁汉合流过程中和“护党救国”运动时，是汪精卫的一张王牌，扩大会议时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台再去强调。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期间，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进了政府之后，似乎应当有所行动，但却被他忘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宁粤和平会议上，粤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条：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国民代表会议，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委员之半数。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规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尽管它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实施也算汪精卫没忘记他在野时的那些民主诺言，可是蒋汪联合政府并不曾实地去做，而且，没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干脆把这些规定删掉了。难怪邓演达说汪精卫除了反蒋拥蒋之外另无主张。原来那些吸引人的主张、漂亮的口号，都是些装饰物。

汪精卫这次与蒋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权力；但丧失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这第一步就丢了政治人格，随之而来的还要丢朋友。有的人原先对汪精卫很崇拜，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政治领袖，几次跟着他反蒋。当看到汪精卫进京同蒋介石合作所做所为，便认识到，汪精卫反对专制独裁高唱政治民主，都是假的。他们骂汪精卫是软骨头、伪君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先任第四军军长、后任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七?一五”以后，没少为汪精卫卖力气，打了不少仗，损兵折将，在所不惜，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自上海和会期间住进医院，一直不出来，张发奎去见他，陈璧君介绍他的病情时，说得很严重。两天后，有人告诉张发奎，汪精卫去了杭州，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天晚报出版，报道了蒋介石从奉化、汪精卫从上海到杭州会晤的消息，张发奎如梦方醒，大呼受骗上当。蒋汪合作当年，张发奎去了德国。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主持华南战区受降工作，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陈璧君插手广东，任伪政权“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她不仅经营权力，而且搜刮大批钱财。张发奎接收广州时，对汉奸陈璧君的家进行搜捕，丝毫不客气。由此可见汪精卫在张发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卫的追随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愤慨；其他反蒋人士对汪精卫的出尔反尔，投机善变也非常厌恶。公开骂汪精卫的不止邓演达。

蒋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

日本打进中国，占领了东三省，并向南进犯。1932年3月在东北制造一个傀儡组织，名曰“满洲国”。这个时间，恰在蒋汪联袂入京，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议决国事之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间。全国人民无不认为，政府应组织抗日。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则说，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的方针包含对内对外，汪精卫说的是对日政策，是保证实现“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补充办法，是专门解决国民政府集中军事力量“安内”期间，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两者精神相通，归宿是一个。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不是蒋介石的发明，早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赵构面对金的威胁和连绵的农民起义，认为“腹心之患深可忧，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内寇不除，何以攘外”，宁可对金称臣，而从前线召回岳飞镇压农民军。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又受到国内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打击，慈禧把仇恨和进攻的目标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发展到“借师助剿”、“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蒋介石称道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乃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立国的一个信条。”他以明朝亡于农民战争的教训训导部下，1932年6月，在庐山“五省剿匪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稳固自强。否则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一般的、笼统地评说“攘外必先安内”，很难辨别是非曲直，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及其具体内容论短长。1931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接连制造挑畔事件，关东军磨刀霍霍，诸多迹象预示着一场罪恶的战争就要发生了。国人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东北。蒋介石的枪口则对着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州的非常会议。7月23日，他在指挥“剿共”的驻地南昌发表文告说：“惟攘外应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他告诉身负东北边防责任的张学良：中央现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非对日作战之时”，遇日人挑衅，我们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开炮了，沈阳被侵占，辽宁省沦陷；接着日军向北进发……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蒋介石讲过的话、做过的事看，他对敌我的认识与众不同。由于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危急，国人都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大敌，而蒋介石却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赤匪是心腹之患”，不治会糜烂不可收拾；“倭寇是皮肤小病”实不足虑。为了让人了解他的意思，竟不惜把话说得过格，如：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讲话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基于这种认识。不仅在事变前的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以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事变后仍继续，又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

蒋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2）

“九?一八”事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武装抗日，南方红军北上，南京政府不仅不给予方便，反而视为非分之举，对北上红军围追堵截，强令政府军队去“围剿”红军。但当时，不论地方军、中央军都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同胞自相残杀，甚至“对剿赤毫无斗志”，蒋介石斥责他们“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警告说：“如再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结果是什么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于抗日，并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本国的实力。蒋介石从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认这种现实，说：“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工作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若从拿真枪真刀的“剿共”军事来说，南京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剿共”前线的死伤、共产党领导红军在被“围剿”中的损失，又何尝不是中国抗日力量的削弱、中华民族精华的令人痛心的牺牲呢?国共两党都是炎黄子孙，只要有爱国心，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打，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谈成的，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军队“剿共”，东北军入关先参加中原大战后打石友三，东北边防空虚的时机；事变后又钻了南京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空子，从而把魔爪伸向淞沪地区。

服从于“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什么方针?“九?一八”事变初是“不抵抗”，但国人皆曰可诛，招来内部更大的不稳，以致“蒋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国际上观瞻亦欠佳。蒋汪合作后，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提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八字方针，还有一场学生恳请汪精卫入京主持党国大计的“历史的误会”。那是“九?一八”以后，爱国的青年学生悲愤于国土的丧失，政府的失策，“血已升到沸点”，自9月下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太原等地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全国各地学生，不断涌向首都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短短三个月中，汇集到南京的学生达###万之多，大小请愿活动百余次。他们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9月28日，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为主，集合数千人，包围南京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捣毁外长办公室，殴伤了外交部长王正廷。29日，蒋介石出面接见请愿学生，表示接受请愿条件，决不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学生暂停请愿，等待政府实践诺言。过去了将近两个月，不见政府抗日行动。11月下旬，传出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通过决议，蒋介石亲自北上，首赴国难的消息。26日，学生掀起“送蒋北上运动”，上海、北平、南京学生两万人，在国民政府门前聚集，冒雪过夜。次日，蒋介石发手谕，仍表示接受请愿要求。学生返校等待蒋介石北上，但仍无动静。11月底又传出锦州设中立区的消息，举国哗然。12月初，北平、济南、徐州、上海等地学生，重新组织起来赴京请愿，12月2日，蒋介石接见北平、徐州各校学生，表示中央全会后北上抗日，4日又接见，但学生不再散去。5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一百八十五人，是为“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一次进京，15日，再捣外交部，殴打训话的蔡元培、陈铭枢。17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学生万余人在南京游行，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诬蔑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受到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约百余人，是为“珍珠桥事件”。在学生请愿高潮中，汪精卫身处“在野”地位，从193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中下旬，先参加宁粤和谈，后“养病”，并开汪派上海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停留在上海。他曾接见学生代表，发表过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诸如：对日宣战须有最后决心与准备；武力不能统一，应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统一；今后不再检查报纸，使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支持马占山抗日；还指责南京政府对日交涉中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粤方的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政治民主方案及抗日主张，被学生理解为是汪精卫的思想。加之，学生对蒋介石只说不做失去信任。由此种种，于1931年12月5日，北平学生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的当天，南京各校学生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到上海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的口号有：“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领导全国青年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接收东北失地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等。照这些口号来看，学生确实该把“汪先生”当做爱国民主的领袖了。

汪精卫表现出特别爱护学生的样子，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12月5日镇压学生事件，谓：不宜对学生从事禁压，须善导。最好请民众团体选出代表，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机关，帮助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使政府与人民真正合作，一致对外。汪精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没有异议的，但不能对学生直说。12月6日，他接见首都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人待粤方四届中委到沪后一同入京，共赴国难。人们不知道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只从字面上看比“不抵抗”好听，比“先安内，后攘外”圆滑。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进一步说明政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实行这一方针呢?汪精卫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蒋介石说：抵抗“是无战之害，有战之利者也。”这两位的解释一语道破，其“抵抗”不等于对日作战，不是通过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抵抗是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对外讲和，才能保证集中精力“安内”。至于“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是真是假，要听其言，观其行，一系列铁一般的事实说明，那纯属欺人之谈。

“跳下茅坑臭到底”（1）

蒋汪这次合作，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汪精卫挨的骂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鸣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背黑锅”的事，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现得相当顽固。这个臭茅坑，是蒋汪合作建造的。主谋者蒋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卫。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十九路军爱国官兵在上海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开战第一周，粉碎敌人数路进攻，歼江湾之敌一个联队，日军司令盐泽幸一被撤职。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野村接替，增兵一万余人，重行进攻。至2月13日，野村的攻势又被粉碎。野村被撤。由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任总司令，增兵至三万余人，2月20日，举行第三次总攻，十九路军激战五昼夜，打退敌之总攻。日军重整队伍，派白川大将(田中内阁时陆相)为总司令，加派菱刈隆为副总司令，增兵三个师团，飞机二百余架，总兵力达六七万人，战线延长至百余里。十九路军继续奋战，虽减员未得补充，仍坚持苦战两月有余。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海外侨胞，以金，以物，以声，以心，以身，表达对爱国将士的支援。冯庸大学师生从北平至上海，投效十九路军，张发奎从广东率部北上，请缨抗日。爱国军民共同谱写悲壮抗日的历史篇章。

然而，蒋介石不满意十九路军擅自对日军开战。陈公博叙述了蒋介石和他的一段谈话：

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

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埋怨，是在公开场合说不出口的。不仅如此，还要表示政府抵抗之决心；大张旗鼓地张扬对十九路军进行支援。1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了淞沪事变，决定：如淞沪事件属地方小事，我方固可让步，但如有关领土主权，则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宣言，表明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2月1日至2日，军事委员会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同时令十九路军驻京、常、锡、苏各师，迅速全部开往淞沪战场，并派航空署长黄秉衡率飞机两队共二十四架，赶赴上海参战。2月8日，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抗日将士，赞其“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2月14日蒋介石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参战。

背后的事件很令人吃惊。当十九路军抗日打到一个月出头的时候，由于日军在浏河登岸，侧面受敌威胁，不得不由闸北退到南翔。此时，急需援兵，为此，李济深和陈公博北上向张学良求救，希望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他们到了北平，顿时觉出冷水浇背。张学良没有动兵的意思，只以上宾招待他们，请吃饭，送行，样样周到；说到出兵的事，话语不着边际，使人像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以张学良的精明、干练，何以致此?因为他有难言之隐。李济深二人到北平之前一日，蒋介石的使者先到了，声明李济深等并不代表他的意思。冯玉祥请缨抗战，蒋汪置之不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扣留华侨给十九路军的六百万元赠款，并拖欠十九路军军饷。还有，上海税警团长王赓将作战地图带在身上，被日军搜去；何应钦与海军部长陈绍宽，“慰问”日军等。这一切，都不偶然。

“跳下茅坑臭到底”（2）

十九路军在浴血抗日，政府在交涉。从1月29日至2月13日，国民政府在英美公使领事斡旋下，先后三次派代表与日方接触，寻找停战途径。13日，蒋介石电十九路军：保持十几日的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决战。但日军不打算停战，利用国民政府求和之机，增调援兵举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和平无望，国民政府只得再战，增调江西、河南军队开沪。3月3日，国联开会。提议中日双方停战。同一天，日本宣布保护上海日本居民目的已达，决定在现占地区停止战斗。所谓“保护日本居民”，纯属谎言。日本在上海制造事件，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以声东击西的手法，掩护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目的已达，才同意停战。国民政府立即接受停战谈判。从3月14日起，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5月5日，由中国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日本代表、公使重光葵等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划为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兵；而日军在上海一些地区仍有驻兵权。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这就是交涉的结果。

日本为了庆祝淞沪之战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开了祝捷会。朝鲜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弹，日本白川大将丧生，公使重光葵伤了一条腿，倒是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扫兴。

汪精卫大谈中国“外交的胜利”，说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今后仍要如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下去。

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这一屈辱协定，谴责南京政府妥协退让，出卖主权。5月3日，上海各救国团体代表到郭泰祺寓所严词诘问，郭泰祺无理可讲，态度傲慢，宣读停战协定草案，借以压人。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用铜圆、茶杯打伤了郭泰祺的额角。汪精卫发表谈话，声言痛惩；电令上海市长迅速查明殴伤郭泰祺的责任者，“递解归案，严加讯办”。不久，汪精卫便派额上带着伤巴的郭泰祺任驻英公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淞沪停战协定》义愤填膺，发动监察委员们，对主持谈判事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弹劾案。以协定未送立法院议决即签字生效为违法，呈请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依法处理。蒋介石急忙从后台出来解围，派人到于右任家疏通，致于右任愤而赴沪。然后，国民党中政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常会，分别开会讨论，认定对汪精卫弹劾案不能成立。蒋介石在中政会上说：“本案手续上办理既无错误，当然不成问题。”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提出由各团体吁请立法院切实声明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全部无效；并吁请监察院继续提出弹劾，责成汪精卫引咎自劾，否则法律惩戒。党政军大权在蒋介石、汪精卫手里，弹劾案被否定，谁吁请也无效，只能不了了之。

上海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头，做出一个样子。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叫“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以后对付日军的新侵略活动，沿着这条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战，回过头经营伪满洲国，一方面进攻东北的抗日军队，以巩固其殖民统治；一方面扩大伪满洲国的范围至热河。南京政府对北方防务没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蒋介石离南京赴汉口“督剿”红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蒋介石亲兼鄂豫皖三省总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调五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就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榆关，随即攻占。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3日，热河省汤玉麟弃城南逃。4日，日军唾手而得承德。之后，日军继续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下一个目标是华北腹地。

“跳下茅坑臭到底”（3）

丧师失地，全国有目共睹，无法掩盖，责任归谁?蒋介石从南方“剿共”前线到石家庄，3月9日，蒋介石与张学良晤于保定，要张学良承担榆关、热河失守责任，引咎辞职，以平民愤。张学良早在两天前已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蒋介石顺水推舟，在专车上与张学良商谈时说：

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蒋介石安排张学良辞职后出洋治病。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此次北来会要他反攻热河，收复失地的；不料蒋介石只把失地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事。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张学良下野，北方战事仍以东北军、西北军为主对付。中央军精锐主力继续留在南方打红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长城一线。阎锡山拨一部分军队归北平军分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自1932年8月起，由蒋介石兼，也就是说，蒋介石不但在中央总掌军事，而且对北方军事负直接责任。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方“剿共”，故由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接受蒋介石在南方的遥控。张学良下野后，由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这样，华北、平津以及东北军落入蒋系之手。

事情很明显，蒋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组织军队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解决失地责任和华北控制权。这之后，他把华北军事交给何应钦指挥，在保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何应钦代蒋主持，坐镇华北。然后南返，与汪精卫策划对日“交涉”权力诸事，以解除对他南方“安内”军事的干扰。

汪精卫由于诸多原因，在上海停战后，于1932年8月6日辞职，把行政院交给了宋子文。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给三个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卫以养病为名去了德国。热河吃紧时，蒋介石不断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不带兵，不负责军事，要他回国当然不是为了“抵抗”，他的“长”处是“交涉”，在蒋汪合作的政府里的分工是对日谋和。对此，汪精卫有强烈的使命感，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很及时地于1933年1月11日自德国杜平根启程回国，中途曾转道日内瓦，在国联发表一份声明书，谓中日争端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无力对日宣战，但日本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竭力御侮；日本南侵，中国将采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随后取道法国，于3月14日抵达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干陈公博是最知道蒋汪合作及汪精卫使命内幕的人。他一针见血地说：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五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

“跳下茅坑臭到底”（4）

汪精卫虽然回国，但表示他只在中央党部负责，提请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汪回上海当天，他发表声明：“汪院长为吾党先河，群伦领袖，值兹河山破碎，大敌当前，非汪主持大计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当于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务，追随汪院长，尽其职责。”蒋介石从保定电请汪复任行政院长。3月26日，蒋汪在南京会晤，商定：对日外交汪精卫有最后决定权。有汪精卫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对日交涉，蒋介石于4月2日又去了江西，继续指挥###战争。

汪精卫回国后，先装腔作势、夸夸其谈地发表一通他对前段战争的看法，指责张学良不得力，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这时，长城各口中日双方争夺战正在进行。这一战从3月初至5月下旬，日军进攻长城线，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共投入三十余兵力，主要是地方军；中央军不及十分之一。日军十五万余，伪军十万。中国主力仍在南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战求胜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协的方针。

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决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属行政院，驻北平，和何应钦领导的北平军分会共掌华北全局，分掌政务和军事。关于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汪精卫先有一个方案，但蒋介石主张用黄郛，中政会里有几个人反对，汪精卫做说服工作，最后，5月3目的中政会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定由黄郛担任。黄郛是政学系头目，与日本素有来往，把他推到前面，对日“交涉”顺手，汪精卫又多了一个膀臂，有利无害。

黄郛受命之后，就在上海与日本方面代表密谈停战问题。但对记者谈话不承认对日妥协，声明“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5月17日，黄郛到北平，立即与何应钦等开会，传达中央先办理停战的意图。然后根据日方要求，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步兵上校徐燕谋作为军使，去密云向关东军求和。日本提出停战条件，黄郛、何应钦决定接受，于5月31日，双方日本关东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和中国北平军分会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等，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所规定的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撤退线，实际上默认了日军对长城以北中国领土东三省、热河的占领，并以冀东为“非武装区”，使华北门户洞开。

汪精卫为这个罪恶的协定辩护，否认丧失主权，否认对日妥协。全国舆论强烈抨击蒋介石和汪精卫。《国闻周报》发表《停战与华北前途》一文，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入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何应钦、黄郛的背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骂他俩是千古罪人没有错。特别是蒋介石，不只何、黄听命于他，汪精卫也必须以他的意见为上。政务委员长的人选就是一个例子。汪精卫为《塘沽协定》辩解，但不否认自己承担责任，不能不认账，只是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塘沽协定》之后，与伪满洲国通车、设关、通邮，满足日本的要求，均由汪精卫、黄郛等办理。同样，以不同形式与蒋商量，有的曾先去江西听蒋介石的意见之后，再实际操做。这固然反映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不对等；更重要的还在于政府的工作以“剿围”红军为中心，政策的侧重点在内不在外。对日方针服从于“安内”的需要，给集中政府的力量于“剿共”创造一种环境。抵抗是为了“交涉”方便，通过“抵抗”和“交涉”争取停战，屈辱丧权，在所不惜。蒋介石直接主持“剿共”军事，汪精卫负责行政、对日工作，与之配合，因此，决策时，不能不围着蒋介石的意图转。

就这样，左一个协定，右一个协定地出卖主权。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时，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又于同年6月27日同日本订立《秦土协定》，7月6日同日本达成《何梅协定》，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汪精卫臭名远扬。人们自然形成的认识，所谓蒋汪合作的政府，实际上蒋介石是主宰者、实权派，所以认为汪精卫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也可能是“人各有志”吧，汪精卫甘心情愿“背黑锅”，和蒋介石一起“跳茅坑”，“臭到底”。

击伤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中国人民的耐性是罕见的。饥寒，劳苦，贫病，压迫……不到实不可忍的时候，都忍着，只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才采取非常手段。同样，中国人民对卖国行为的敏感度之高是惊人的，大概半殖民地生活给中国人的痛苦感受太深了。基于同一原因，其耐性绝不施于外来侵略者及其走狗。并且，不论哪个阶层，什么职业，打击侵略强盗及其走狗的时候，都一致行动。

从“九?一八”开始，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就开始失灵，东北军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自动地在白山黑水浴血苦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真相很快被识破，“叛逆者”一批接一批地从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管辖下分离出来，他们自动举旗抗日；像扔垃圾一样，抛弃那些误国、害国、卖国的领导者，愤怒至极的时候，对着那些领导人举起了手中的枪。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身中三枪，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这条新闻大快人心。几年来，抗日救国情绪受压抑的人们，顾不上去评论这一事件的成败得失和斗争方式是否妥当，先出一口气，一解心头之恨。汪精卫这种说漂亮话骗人，拿国家民族利益做交易的人，实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行刺的爱国青年，与掌中央统治权、统率千军万马不抗日的蒋介石、汪精卫为敌，决心“拼一死以诛元凶”，着实令人敬佩。可是，当平静下来细思量时，又觉得非常遗憾。计划刺杀的目标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果只伤了汪精卫；却牺牲了一位好青年。

这位爱国青年是孙凤鸣，原名孙凤海。他是江苏徐州人，早年随父母在东北经商，后入关投军，曾在淞沪战役中任十九路军排长。刺汪前住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危楼上。这里住着一批青年爱国志士。除了他，还有胡云卿(原名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原名张维化)等。胡早年肄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胡力主抗日、反蒋，曾和孙凤鸣在苏北筹组游击部队，未果。后到上海，与陈惘子相遇。陈是安徽大学学生，因在安庆担任向蒋介石请愿的代表，依蒋介石手令被开除学籍，流浪到上海，入了私立法政学院，胡、陈是江苏宝应同乡同学，同住232号危楼。不久，他们的同乡同学张玉华放弃金陵大学的文凭，到上海找寻救国出路，他们走到一起。他们三人是江苏同乡，又都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1933年起，就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悲歌。还有一些志愿相同的朋友，包括教授、校长、学生及其他职业者，常来他们这里，共同商讨救国之道。1934年初，他们终于酝酿出一个“五步流血”，“拼一死以诛元凶”的行动方案，刺杀目标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首先是蒋介石。

陈惘于是共产党员，对于刺杀活动不能擅自从事，须请示组织。中共中央军委代表答复说：我们是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不能鼓励别人去做暗杀工作。他们不承认这是暗杀，说是明杀，认为一系列反蒋战争都失败了，福建事变又没有成功，证明任何一个反蒋军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