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扉页

其他

编者序

CHAPTER 1 有一种谎言叫“别担心，我很好”

嘘，我是犹太人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我是谁？谁是我呢

洪水猛兽比我受欢迎

如此死去岂不可惜

战争结束时，恶魔来了

讨好自己，不在旧伤中画地为牢

人生很长，与往事温柔相处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我的身后尾随着一个幽灵

说出来，给黑暗记忆一个出口

回忆中没有100%的真实

CHAPTER 2 心痛：没有伤口，却很疼

世界瞬间如大漠一般荒芜

我在鱼缸里动弹不得

原谅我无法云淡风轻地说起曾经

他们说，战争很美

美丽而悲伤的幽灵

不幸不再时沦为噩梦的人质

感谢你给我一根稻草

有一种坚强叫脆弱

记忆和现实的冲突：难道我记错了

所谓合理，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

CHAPTER 3 我的心里有间隐秘的地下室

我讲述另一个我

拼不完整的记忆拼图

我活了下来，我比死亡更强大

我只讲述别人感兴趣的经历

对悲痛的记忆，绝口不提

记下点滴，虚构比事实更慈悲

小说，隐秘的控诉

同情，或多或少都是假的

CHAPTER 4 一个人的围城，无法分享的惆怅

不能被分享的个人创伤

借着当下的光，故事真相大白

说不清为什么回忆是美的

迷失乌托邦

共同话题，让人和人亲近

小大人的讲述：假装没有受伤

感恩悲痛的经历给我反常的勇气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CHAPTER 5 与往事干杯，走出悲伤的练习

回忆里的二度伤害

我的复原力保护人

生命重返，春暖花开

我们可以毫无幻想地活着吗

创伤禁止我讲述疼痛

冰封的记忆开始融化

环境允许我吐露真相

否认过去，逃避现实的代价

没有怨恨，亦无原谅

附录

版权

走出悲伤

[法]鲍里斯•西瑞尼克　著

闭朝莲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其他

走出悲伤

Sauve-toi,la vie t'appelle

致弗洛伦斯，

感谢她给我带来的所有幸福。

致我的儿女，外孙，

感谢他们的爱和陪伴，让我的人生充满喜悦。

致我的朋友，

感谢相知的美好。

编者序

perfact

在悲伤中更强大地活着

记忆是个钟爱讨好他人的懦夫，这个懦夫习惯于自欺和欺人，尤其是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大创伤后，过去的阴影会像一双大手一样捂住当事人的嘴，让其对往事缄口不语。

疼时说疼是正常人的反应（义者、勇士除外），所以如果你还有力气吐槽，那不用担心，你的心理健康，至少，你患抑郁症、自闭症的几率降低了。如果你满心伤痕，不仅不哭，还要笑给别人看，那么，你可能已经患病。

这种病叫选择性沉默，或者说，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创伤心理症候群（病入膏肓者的境界）。幼年时经历的身体、心理上的虐待，父母的离世、战争、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在经历者脑海里留下深深的记忆，像大大的伤口愈合留下骇人的伤疤，让他们成为一个创伤心理症候群患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叶藏，敏感的他幼年时遭到用人侵犯。不讲述，不哭诉，忍气吞声，尽管他在心里一直大骂，没有比用人的行为更丑陋、低级的事情了。把愤怒、厌恶掩藏起来，连同那个真实而重伤的自己。他一面用滑稽的言行讨好他人，另一面，他看着人们的奇怪举动，感到诧异、扭曲，没有认同感，没有归属感。

别人眼中，叶藏是个幽默、优秀的乐天派；可是，只有叶藏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是多么惧怕。

童年被侵犯的记忆挥之不去，犹如黑色的水墨浸透叶藏的眼睛，让他觉得精彩不属于自己。那段记忆是个幽暗的地牢，叶藏囚禁在里面，一辈子都没走出来，葬身在那里。

不控诉，不诉苦，不说实话，因为他们对“向人诉苦”这种事不抱任何希望。深谙世事的人们总能想出花言巧语调侃伤痛。创伤心理症候群患者仿佛胆小的软体动物，有时甚至会被幸福所伤。

如果说，太宰治用小说的形式剖析了创伤心理症候群患者的真实内心，那么，鲍里斯·西瑞尼克则在这本书中，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心理学的创伤疗法，给囚禁在地牢里的人带去了光，带他们找到超越痛苦的勇气。

太宰治安抚伤痛，鲍里斯治愈伤口。

鲍里斯在童年的时候遭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心智还未成熟时失去父母，在还未来得及领悟幸福时，就见证了生活的冷酷和人性的残忍。身世不能选择，但是作者却要为不在能力掌控范围内的事遭遇歧视、仇恨、逮捕、逃亡和背叛。

没有亲生父母在身边，6岁的孩童在陌生人之间辗转，最糟糕时差点丧命，最幸福的时候忘记自己随时会丧命。无论是美好还是糟糕，孩童将其记下，然后在记忆里无限放大扭曲的自我认知：我是个怪物，比洪水猛兽更可怕。

悲惨的记忆比悲惨本身更可怕。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发现那是多么荒谬、多么疯狂的时期。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无法从那样的生活中抽身，并且不断挣扎。我身处其中，我与困境缠斗，但我感觉自己心脏的位置上像是戳着一块木头，我的脑子像一堆稻草，就是非常可怕、骇人的怪物。这不是个比喻，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没有家，没有过去，别人觉得我是个人，可我自己知道，我不过是披着人皮的躯壳罢了。”

单是读作者的这段文字都感同身受地后怕。心脏被戳了木桩的那种钝疼，脑子如稻草一般的迷惑挣扎。认定自己是异类，所以孤单，因为孤单，所以想要从别人身上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对恐怖没有定义，对恶没有概念，还不了解可怕所以不会害怕。伤口已经留下了，但是痛感还未被感知，明明已经状态不佳，却对人说：“我很好。”

“披着人皮的躯壳”真的是一个太贴切的比喻。

像太宰治笔下的叶藏一样，鲍里斯说每个心理创伤症候群患者心里都有一个地牢，他称其为“地下室”，一个可供“取悦他人的小丑”卸下油彩，展露真实表情的避难所。不堪回首的往事锁住心房，也封闭了受害者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对幸福的感知。

痛苦有多深，回忆就会有多沉，走不出去的痛苦回忆，即使手无寸铁，也会让你遍体鳞伤。反过来，再深重的痛苦也可能化作嘴角一抹自信的微笑。

人不但可以从创伤中走出来，还可以更强大地活着。

人们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作为一名从创伤中走出来的心理医生，鲍里斯·西瑞尼克更懂得如何让你卸下坚强的伪装，给痛苦的记忆找到出口，让你和往事温暖相拥。

世界上60亿人口，疼痛每天都会牵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当疼痛在时间的流逝下成了“疼过，痛过”，人们就应该学着与回忆和平相处，哪怕有天想起来，也不会觉得痛不欲生。没有哪个人完全快乐，也没有哪个人没有过去，你我不是心理症候群患者，可是我们心里依旧有伤。那个你想起就会落泪心疼的人，那段你想起就会让世界暗淡的往事，何尝不是你没有安放好的记忆。

真正的伤痛无法言说，看不见的伤口最疼，读读心理学家的创伤独白，和那个一直躲在地下室的自己谈谈。伤痛不是痛到无法恢复，只是忘记也需要练习，你才能放下你不曾向别人说起，却让你在午夜梦回时眼角含泪的那些事，那个人。

CHAPTER 1 有一种谎言叫“别担心，我很好”

我有过两次出生。

第一次出生时，

真正的我并不在场，

出生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

波尔多，

1937年7月26日，

我来到这个世界。

大人们这样告诉我的，

不得不相信。

第二次出生时，

一切场景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

一群男人来逮捕我，

他们围在我的床边，

想把我杀死。

我的故事从这个夜晚开始。

嘘，我是犹太人

那年我六岁，“死”这个词于我而言显得过于生涩，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两年里，我才对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来。

法尔热太太穿着长睡衣，一边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边说道：“如果你们放他一条生路，人们就不会以为他是犹太人了。”我很震惊，这些男人显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听完法尔热太太这番话，我明白了他们用枪指着我的缘由——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说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把我弄醒，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电筒，头顶着毡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上衣的领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难道枪毙一个小男孩，人们就要这么打扮吗？

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男人回应道：“立刻让这个孩子消失，否则他很快就会成为希特勒的敌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wo 错在哪里。

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体里催生出一个扎根于我灵魂的人影——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枪，夜色中的黑色眼镜，走廊里肩挎长枪的德国士兵，那句揭露我未来罪犯身份的话语……

我即刻明白了：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顾惜生命的宝贵。

然而，你们一定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夜晚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不过是个年仅六岁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尔多的犹太人突然被逮捕，而当时的我还无法对时局做出判断，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发生了。

对于第二次出生的经历，少了记忆 [1]之外的点醒，我很难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去年，我被邀请到波尔多，去法语地区基督教广播电台录制一期文学节目。那日天气晴朗，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气爽。我正朝出口走，这时，陪在我身旁的记者对我说：“第一条路左转，在路尽头你会看见有轨电车车站，乘上电车你就能到梅花广场，那里是波尔多的中心地带。”

他这么说着，某些情景闯入了我的脑海：那个夜晚，那条街道，沿着人行道用篷布盖住的卡车，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车，武装的德国士兵围追堵截……我暗自惊讶，是什么触动了回忆的按钮，为什么往昔遥远的回忆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录制节目这天，我约了人在莫拉书店碰面。

我来到车站，看到一栋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着“儿童医院”。

记忆中，法尔热太太的女儿，玛格特的告诫猛然响起：“千万别去儿童医院那条街，那里人来人往，你可能会被揭发。”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双脚，怅然若失，停下脚步时，我早已穿过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过了法尔热太太家门口，却全然没有察觉。

1944年后，我和法尔热太太再未谋面，不过总有一些迹象，比如石子路间的草坪，再比如阶梯的风格，触发记忆，让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场景。即便心情平和时，这样那样的迹象依旧会唤醒过去的种种。悲惨的经历往往经不住生活点滴琐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丝马迹，也会牵扯出回忆的千头万绪。我才发现，那些儿时的经历从未被遗忘，只是自觉忘记，自动屏蔽，仅此而已。

1944年1月，从未料到我的生活会卷入这个故事。诚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人。“我感受过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为我的一种人生经历 ……” [2]那时，我年仅六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迹。死亡体验铭刻在记忆中，我成长的同时它也在慢慢发育。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往事的记忆让一些场景显得意义深长。

第一个场景：德国军队鱼贯穿过宽阔的林荫大道。士兵们步伐稳健，在路面上同起同落，非常有气势，我看得出了神。音乐响起，士兵们开始迈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马的侧边，节奏铿锵顿挫，既叫人叹好，又让人心生惧怕。一匹马在行进中打滑跌倒，士兵们把战马扶起来，再次发号施令。这难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吗？但我身旁的人都泪流满面，我感到费解。

第二个场景：我随母亲来到邮局，看见德国士兵结成小队在城里溜达。他们没有带枪，也没戴军帽，甚至连腰带都没系，这样的衣着让我觉得他们没那么强横凶猛。其中一个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递给我几粒糖果。母亲眼疾手快，一下夺走我手中的糖果，还给那个士兵，口中还念念咒骂：“无论如何，都不准和德国人搭话。”母亲的举止让我很惊讶，我为没能吃到糖果感到可惜。

第三个场景：父亲获准休假，我们一家人去加龙河河畔散步。那天，父亲和母亲坐在一条长凳上，而我在另一条长凳上玩子弹球，长凳一边坐着两个士兵。一个士兵捡起我的子弹球递给我，一开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眯眯的，我还是接过了子弹球。没过多久，父亲再次回到部队。自从那次父亲离开后，母亲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后来，我的父母失踪了。回想起我曾不顾母亲的禁令和德国士兵交谈，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与我有关，那么毫无疑问是因为我在谈话中无意间透露了家庭住址。”

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解释清楚父母失踪的缘由，尤其他对反犹太法闻所未闻，而唯一的可能原因竟是违反了母亲的禁令：“无论如何，都不准和德国人搭话。”一系列相关的记忆碎片，片片组装有如拼图，让过去的事情变得清晰。

我整理凌乱的记忆，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离世并没有让我痛彻心扉。他们曾在我生命中出现，然后消失了。对于他们的死，我毫无头绪，我仅是得知“他们消失了” [3]。我们曾一起生活，他们突然离去，没有他们的日子，我无人依靠。

我成了孤儿，无家可归，可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绝望总是大于痛苦，我的处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战前的家庭生活，那时我才两岁，牙牙学语，但仍旧记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厨房的正中堆着一堆煤炭，父亲总是在厨房餐桌上读报纸，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等着我自个脱下鞋子；我总跑去同一层楼的邻居家，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岁的雅克，用橡胶箭射中我的额头，我朝他高声嚷嚷，说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男人们从泊在码头的大船上走下来，背着一串串香蕉……

直至如今，无数静默的场景我都还记得，这些正是我度过的战前生活。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身穿军服。我得知父亲加入了“外籍志愿者边境军团” [4]，一支由犹太人和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军队。大军在苏瓦松作战，遭到重创。在那个时代，我自然不懂这些意味着什么，而今，我为有个军人父亲引以为豪，只是我不太喜欢那顶军帽，两个尖点看起来很滑稽。不过，有时候，我也反问自己：“两岁的我真有这种感觉吗？难道不是战后看到照片引发的感觉？”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一个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苍鹰的翅膀，狮子的脑袋，尽管这样的动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烙在记忆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忆中的画面本来真实，经过重组后形成回忆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实了。

一件事沦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简单不过的碰面都会勾起回忆。但是，我不愿去回忆，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图尔德，1945年在美国军队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营，他身边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为自己能够幸存下来感到惊讶。后来，他成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认为幸存者有罪，坚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对病人的心理治疗中，精神分析学家和患者之间的会面交流，引发患者回忆的爆发。他的一个女病人对他敞开心扉，她向他讲述了集中营的经历：她曾是囚犯队伍中的一员，那时她还是个孩子，被带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她突然松开了握着母亲的手，走开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顶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亲走进了毒气室，门合上，姐姐因此逃过一死。“这是至今为止她都不愿揭开的回忆。” [5]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边发生的回忆。母亲离世，有关他们的回忆也随之淡去。

我是谁？谁是我呢

沉闷的生活让心灵变得迟钝。在那个时代，男人一旦参军，女人的精力就会全部投入家庭生计中。1940年，尚未有社会救助，母亲巴黎的亲属失踪。没有逮捕的迹象，也没有发生突发性大搜捕，什么都没有发生，可他们突然下落不明了。

母亲不可能去工作，因为女人禁止参加工作。我隐约记得母亲在街边长凳上，售卖家里的首饰。

1940年到1942年间，回忆大片空白。很久以来（确切的时间我记不清了），那段时期的记忆在我脑海中混乱不堪。“被逮捕时，我两岁……不对，怎么可能呢？我应该是八岁被捕……那也不对，八岁时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和幼时的我无数次在脑海中争辩。虽说几个场景在记忆中异常清晰，但我无法确定它们发生的具体时间。

最近我得知，1942年7月18日，被捕前夜母亲把我送到公立收容所。我不想去核实，但一定有人向她通风报信，我从未想过母亲会弃我而去。母亲是为了救我才把我送到收容所，然后她孤身一人回家。没有爱人，没有孩子，空荡荡的家。

第二天清早，母亲被捕，对于这件事，我不愿去深思。

我在收容所待了一年，那一年没给我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我只记得有一天玛格特来接我，为了让我乖乖听话，她像往常一样递给我一盒块状糖。我坐上了一列不知从哪儿发出的开往波尔多的列车。

“你在收容所的日子结束了。”玛格特对我说。

在玛格特家，回忆又变得历历在目。法尔热先生，学区督学，气得满面通红，我不得不装出感恩不尽的样子。法尔热太太责怪女儿道：“你去收容所接这个孩子，难道不该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吗？”

苏珊娜是玛格特的姐姐，她是巴约纳的一位教师。她曾教我如何看客厅里的大座钟指示时间，她还告诉我，吃饭要像小猫一样，小口小口地，可别像大狗那样一口吞下食物。其实我想对她说，我可不以为然。

法尔热一家人常常坐在一个很大的装置周围开古怪的会议，那装置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葡萄真是太酸了……”我跟着念道：“葡萄真是太酸了……”或是这样的话语：“小熊去给蝴蝶送礼物……”我又跟着重复。有时，装置会发出吱吱的噪音，盖过说话的声音，因此很难听清。我不解，为什么人们称这个为伦敦广播？但我觉得，一群人围着装置神情肃穆地听些莫名其妙的话语，一定不是什么正事。

在玛格特家，他们也给我安排了些小活计，例如打理花园的一个小角落，帮忙打扫一部分鸡棚，去靠近儿童医院的一个大门口取牛奶。我就这样打发着日子，直到有一天，法尔热太太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让·博尔德。重复一遍你的名字！”

我可能重复了我的新名字，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必须改名。一位太太常来帮法尔热太太做家务，她好心地对我解释说：“如果你说出真名就会被处死，而且和你有关系的人也会因你而死。”

周末，玛格特的哥哥，加米尔来家里吃饭。他一出现，大家兴高采烈。有一天，他来到法尔热家，穿着童子军的衣服，还带来一位年轻的伙伴。加米尔的朋友彬彬有礼，内敛，头发卷得好似绵羊。当加米尔叫我“博尔德”时，全家人都笑开了，他的朋友也微微一笑。加米尔问我：“让，你想说什么呢？”

两个童子军来访过后，玛格特家的生活黯然失色。

一天夜里，我从叫喊声和灯光中醒来。法尔热先生在睡觉时死了。自此，法尔热太太变得阴郁，苏珊娜离开去巴约纳教书，而玛格特，我猜想她去了拉内默藏小学任教。家里静寂无声，死气沉沉，没有了好笑的广播，没有人来拜访。只要我叫博尔德（或拉博尔德？），就再无权去取牛奶，这是危险的，有人会揭发我……我会被告发。

有一天，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来到家中，玛格特说：“她要带你去见你的父亲。”

去见我父亲？我一直以为他失踪了。听完这话，我既不觉得喜悦，也不觉得难过，我是麻木的。这个世界毫无逻辑可言。女士胸前左边有一颗黄色的布五角星，镶着黑边，非常显眼，我觉得很漂亮。玛格特指着五角星说：“你戴着这个，怎么办事呢？”

“我会设法应付的。”女士回应道。

一路上这位女士和我都默然无语，沉闷的旅途很漫长，很久才到达梅里尼亚集中营。女士向集中营守门的士兵走去，她拉了拉披肩，用披肩遮住五角星，用一个别针把披肩固定在了外套上。她向士兵出示了证件，然后我们向营房走去。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木床上等我，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他和我说了些什么，再后来我和女士离开了集中营。

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收到了父亲的十字勋章，还有胡茨英格将军署名的证书：“英勇的战士……在苏瓦松前线受伤。”这正是为什么见到父亲时他坐在床上的原因。他是在医院病床上被逮捕的。警察局下达命令，将他押送到梅里尼亚集中营，随后转送到德朗西和奥斯维辛集中营。

第二天，我听到玛格特低低地说道，女药剂师刚回到家（那位女士的职业是药剂师），就被德国党卫军秘密警察堵截，她从窗户跳下去逃命了。

说话带来危险，性命堪忧；若沉默不语，内心焦躁。谁会揭发我？怎样才能自我保护？我想，如果法尔热一家有人死去，我肯定脱不开干系的，因为他们一直待我友好亲切。

家里阴沉沉的，毫无活力，几个月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六岁的我，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没有广播，没有音乐，没有玩伴，也没有语言交流。于是，我开始在我藏身的客厅中围着桌子转圈。转圈后的晕眩给我一种活着的真实感，它让我内心平静下来。当我转得筋疲力尽时，我在长沙发上躺下，揉搓膝盖。1993年，我跟随世界医生组织来到布加勒斯特做考察，在那里，我观察到那些被抛弃和孤立的孩子，也会像幼年的我一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旋转行为。

我记不起来给我打掩护的名字到底是博尔德还是拉博尔德，事实上我一直分不清。后来，我在慈善医院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博尔德的年轻女医生。我差点告诉她，她的名字正是战争时期我用过的名字。可是，我沉默了，我在寻思“那时，我可能是叫拉博尔德”。总之，如果谈起此事，那得要做多少解释啊！

回想起来，我还不止这一个假名。我被母亲的姐姐，我的姨妈多拉收留后，正值美国人引领潮流的年代。他们年轻，身材苗条，只要有美国人的地方就有欢乐。他们爽朗的笑声，风趣的口音，旅行的见闻，生活的计划，无一不让我感到愉悦。美国男士会递给你口香糖，他们还组建爵士乐团；美国女士热衷无缝合的尼龙连袜裤，好彩香烟。一个年轻美国小伙戴着圆圆的黑眼镜，他给我取了个名字，鲍比。这个名字带来希望，意味着“重回自由”。我接受了改名，可我并不开心。

直到我成为医科学生，才恢复了鲍里斯的真名。那时，我感觉真名在远离多拉的地方被人喊出，就不会让她受到伤害。她始终觉得鲍里斯是个危险的名字，而鲍比，在我们的解放者美国人共同庆祝时得到的新名字，则意味着改头换面。我仍旧需要跟我的亲人隐瞒我的真名，只有远离了他们，用我的真实名字，我才能成为本真的自己，我才能代表我自己。

洪水猛兽比我受欢迎

幼年的我甚至觉得，我的逮捕是个节日。事到如今，我竟觉出这样的情景意趣盎然：一支军队追捕一个小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辆载走我的汽车里，一个男人在哭泣。他的喉结突出得厉害，动来动去。我看呆了。

在犹太教堂前，我们被编排成行。我们走进教堂大门，被指示向两个桌子走去。一个穿着长筒皮靴的军官，两脚分开，站在中间，好像电影里演的坏人一般。我记得他拿着一支手杖，示意我们走向桌子的一边或另一边。这种指示意味着什么呢？我听到这样的对话：

“必须说我们生病了，我们会被分到桌子的一边，登记后，我们将会被送到医院。”

“千万不能说病了，得说我们身体健康，那样就可以被送去做强制劳役，上德国去工作。”

走进门时，在桌子后面左边一排中，我看到加米尔的朋友，那个头发卷得像绵羊的童子军。我离开队列朝他走去。看到我时，他吓了一跳，椅子绊翻在地，他大步流星地逃开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他把我供了出来。

犹太教堂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一些人躺在地上睡觉，一些人蜷缩着靠在墙边，他们让出了一条过道。我还记得一个胖乎乎的女士，她把孩子们聚拢在一块毯子上。现今想起来，1944年1月的那个夜晚，我对这个女士和毯子心怀戒备，可是，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吗？在这条毯子上，几个孩子使劲儿地想要入睡。旁边的两把椅子上，放着些纸箱，里面装着甜炼乳。因为有人从里面取出过炼乳给我，我才知道箱里放的是炼乳。我记不太清我当时拿了一盒还是两盒了，如获至宝般，小心翼翼地坐到一张靠墙的手扶椅上，远远地看着周围的人，心怀戒备。

门不时地被打开，随着新一群人的到来，光线和冷气流入教堂。新来的人到不同的桌子旁，登记，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我们准时被叫醒，在教堂中心排成两行。我们报出自己的姓名，就能领到一杯暖暖的咖啡。一个成年男人每次都向我讨咖啡喝。

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士兵来到我身边坐下，他拿出一张小男孩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男孩年龄和我相仿，很可能是他的儿子。士兵对着照片解释了一番，然后面色沉重地走了。我得知，原来我和照片上的男孩长得很像。

为什么我对这个场景记得那么清楚？难道是因为好奇才记忆犹新？为什么我仍有种感觉：这一幕很有分量？为了不再恐惧地生活，觉得有必要从中找点人情味儿，即便是在那些迫害者身上？

我没有再去拿过炼乳，因为会有一个女护士取来给我。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呢？可能是护士服，我只是清楚地记得她是一个女护士，金色长发，我还觉得她长得很美，她亲自给我拿炼乳。我想，我可能曾经搂过她的脖子。

我经常离开扶手椅在教堂里溜达。一些年轻人想要逃走，我跟着他们。我明白他们的意图，只见他们朝高处的窗户望去。其中一个年轻人说：“公共男卫生间里的窗户太高了，而且非常小，还装着铁栅栏。”

大门旁边有两个男人监视着人群，他们不是囚犯。其中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说道：“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孩子带到一个肮脏的车厢里。”六岁的我，并不明白“肮脏”一词的含义，但我想，把孩子带到一个肮脏的车厢显然是残酷的虐待。我必须逃跑，我向教堂高处望了望，但不可能从那儿逃走，实在太高了。于是我回到公共男卫生间，去实地看看窗户是否真的太高爬不上去。

犹太教堂里骚动起来，我看到一个卫生间门后钉着几块板子，板子呈Z形。没费太大的劲，我爬上了卫生间的窗户，我想把双腿支在墙壁上，而我的背靠在另一边。我惊奇地发现我可以不费力气地保持这个姿势。教堂里人声鼎沸，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男人走了进来，一扇接一扇地打开厕所的门。他没有抬头，教堂里的喧嚣渐渐弱了。

一个士兵亲自来厕所核查，要是他一抬头，就会发现一个孩子躲在天花板下动弹不得。等教堂完全安静下来，我跌倒在地。此时，教堂变得空空荡荡，高大的正门敞开着，阳光照了进来，灰尘在阳光下飘浮，我觉得很美。

几个穿着平民衣服的男人围成一圈交谈。我从他们身旁走过，印象中他们也看见了我，但什么都没说，我走了出去。在大街上，大客车渐行渐远。一些士兵在大楼梯里整理他们的枪。那个漂亮的女护士，在救护车旁边，向我比了个手势。我拔腿冲了过去，藏到床垫子下，垫子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士。一个德国军官走进了救护车，检查这个垂死的女士。他看见我藏在垫子下了吗？

孩童时代，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都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发现我了。说来也奇怪，现在的我反而不那么肯定了。或许我需要这样的回忆，让我觉得苦难不至于那么冷酷无情，正如那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士兵把自己孩子照片给我看，类似这样的举动让人心存希望，不是吗？

此后，在一连串的回忆中，我似乎记得我到过一个很大的食堂，空荡荡的，一群成年男人围在我身旁，他们与厨师长激烈地争论着。我是如何得知他就是厨师长呢？也许是因为，在大厅不远处，其他厨师低头不语。厨师长大吼道：“我不愿意这个孩子呆在这儿，他会带来危险！”他们叫我待在一个很大的锅中，强调千万不能出来。

我是个危险分子，不是吗？

我获得允许离开后，女护士来到了法学院的食堂，她认识那里的一个大学生 [6]，大学生答应藏匿我几天。

我还见到了厨师长的样子。他身材肥胖，头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缕黑头发，肚子上系着围裙。他先是大声嚷叫，后来同意我逗留，但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后来，我记得那辆小型救护车向夜色中驶去，人们把我装到一个靠后的马铃薯袋子中，我前面还放着其他装马铃薯的袋子。到达拦路障时，士兵们检查了几个袋子，不过没有打开装着我的那袋。随后，汽车在一个村子的广场上停了下来，几个青年人去敲一扇大门，一个戴着修女帽的修女探出头来，说道：“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收留他太危险了。”她愤愤地关上大门 [7]。

我来到了学校的操场上。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四五个青年人和老师抓着我，在我背上盖上一个斗篷，并叫我压低斗篷风帽遮住脸。他们大声地叫唤，让学生们都回到教室。大人们把我团团围住，把我遮住，不让人看到我，护送着我向一辆汽车走去，他们告诉我：“快上去！德国人马上到了！”

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并不明智，虽说那些青年人都是好心善意，我看到孩子们的脸庞贴在窗户上张望，用这种方式隐藏我反而暴露我，而他们也会因此陷入危险境地。

我无话可说，我感到我是洪水猛兽。

如此死去岂不可惜

在蓬多拉，生活又回来了。我记得这个村庄的名字，战后我得知姨妈的名字里有“多拉”二字，奇怪的是有一座桥也叫多拉。或许姨妈曾买下这座桥？

在这个小村庄度过的日子并不悲苦。我睡在谷仓的一堆干草上，旁边是另一个来自收容所的高个男孩。这个十四岁的男孩给我带来安全感，他教我怎样避免被驴踢，如何让晚上回家的大人相信我们正在数绵羊入睡。很简单，只用大声说“八十”，这个花招屡试不爽！他懂得如何磨快长柄大镰刀，抄小路避开连通谷仓的粪池。

在这个大男孩身边，我感到安稳。

我尤其记得那口水井和石井栏，我怕在那里打水，因为有人告诉我过去许多人掉进了井里，可尸体没被捞上来。

我喜欢夜晚的时光，我与农业工人和玛格丽特一起用餐。玛格丽特是佃户，吃饭时，她坐在桌子的尽头。灯挂在桌子中央，发出黯淡的微光，灯上贴着粘蝇纸带，撞在上面的苍蝇蚊子奄奄一息。我记得那些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餐，我在汤里放了太多胡椒粉，大嚷：“着火啦！消防员救命！”同桌的人被我逗得哈哈大笑。为了灭掉我口中的大火，我往嘴里倒下一杯杯大伙儿递给我的红酒。全桌的人都笑翻了，就是这样，我在大伙中又找到了一席之地。

玛格丽特这个女人很粗鲁，她每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几乎都威胁着说要让我们吃棍子。被打一棍子算不上重伤，顶多有点疼，如此而已。然而，我脑海中常常浮起那些片段，像心里上演的电影一般：在玛格特家我被逮捕，我囚禁在犹太教堂，在我躲藏床垫之上垂死的女人，那口食堂的大锅，夜里拒我于门外的修女，大嚷我是危险分子的厨师长……

除了“高个子”和我这个“小个头”，农场还有其他孩子。奥黛特·拉·波索，默默地干活，躲着大伙儿。她睡觉的地方是真正的卧室，里面有白色的床单，挂着带花边的窗帘。我想孩子们睡觉的地方是这样安排的：女孩睡在床上，男孩睡在干草上。这种安排我并不反感，只是那些让拉·波索出丑的小动作，让我觉得甚为不安。

农业工人干活归来，她得帮他们脱套鞋，为了避免脚起疱疹，工人们在套鞋里塞了些干草，白日里流下的汗会让干草膨胀。工作回来的农业工人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女孩蹲在跟前脱鞋。工人总是把一只脚搭在女孩肩上，当他猛地被拔下鞋子，故意让她往后跌得翻跟头。看到她的短裤露了出来，大家捧腹大笑。拉·波索依旧一声不吭，我讨厌这样的行为。

一件事情唤起了过去的痕迹。

一天，高个子对我说：“小个头，咱们去钓鱼吧？”我倍感幸福！我们在一块石头伸出的部分坐下来，石头好像桥底的河堤，我们在那里钓鱼。

水面波光粼粼，我昏昏欲睡，惊醒时我正在水中下沉。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幸福回来了，如此死去岂不可惜。”再次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竟躺在拉·波索的床上！难以相处的玛格丽特居然对拉·波索说：“看看他都遭了什么事儿，今晚你的床让他睡吧。”那晚，我睡在了床单上，欣赏着带花边的窗帘。多么幸福啊！

此事过后不久，在村里的广场上，看到几个男孩对我指指点点，侧目而视。我感到他们眼光中带着怨气，我清楚他们在说我的坏话，但我不知所为何事。其中一个男孩低声说：“与犹太人打交道，就是这样，他们从不会道谢。”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到了，我才明白是他的父亲把我从水中救起。可当时我失去了知觉，怎么可能知道是谁救了我。

我同时得知的是：村里的孩子已知道我是犹太人的事实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他们又是从何得知的？

这个时期的记忆在时空中拉长，不再是战前浮光掠影的片段，也再不是简短的场景，而是我自己主演的一部小电影。我睡校长家走廊的行军床，我不去上课，但孩子们放学后，我可以在操场上玩耍。

我在村里溜达，遇见了我的初恋。

她叫弗朗索瓦丝，咖啡色的皮肤蓝色的眼睛，细密的白色牙齿。我很喜欢和她在一起，即便只是看看她，与她搭上几句话。这种异性之间的爱慕很奇妙。早在巴圣乔治街上幼儿园时，我就会主动找女孩搭讪。幼儿园的操场被铁栅栏分隔开，一边是男孩,另一边是女孩，我会隔着栅栏对女孩说上只言片语。

幼儿园的回忆有些模糊，在玛格特的课上，我记得有个男孩叫小阿里，两个女孩叫弗朗索瓦丝，印象中的确是这样的。

和我在街边玩耍的伙伴的名字早已记不清，男孩子更喜欢结伴行动。我们溜进葡萄园偷麝香葡萄，然后拿麝香葡萄与莫阿萨克葡萄做比较，我们吃撑了肚皮，结果还病了一场。我们扔石头玩，学习如何躲过石头。我们去捡胡桃和栗子，从鸡窝中掏出鸡蛋，扑蝴蝶，到处游耍，自由自在。

小伙伴家并不富裕，这让我更感到亲切。我曾去找过他，他家离学校就几步路。他和妈妈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放着很大一堆煤炭。我看见他穿着黑色的衣服，笑眯眯地坐在家中。回忆中的那段时光温情，无拘无束，同时也充满了内心斗争。

战争结束时，恶魔来了

一天夜里，刺眼的光线把我弄醒，两个德国军官立在我跟前，每人手中拿一只手电筒，校长拉法耶先生在一旁陪着。我并不觉得惧怕，也没觉得悲伤，只是有种压抑的感觉：故伎重演！心想我可能又会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三个男人随后离开，我又再次睡下。

第二天，学校操场上站满了士兵，桌子被搬到外边。穿着汗衫，露着胸脯的男人忙活着，有的在洗刷，有的在敲敲打打修理东西。我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友善地同我说话，玩闹。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士兵和我闹着玩，把我举到他头上。我尽量躲着他。在学校旁边，有一个小型观察哨所，一个背着枪的士兵在站岗。那家伙不苟言笑，我和小伙伴想要去找他，他一脚把我们轰走了。

在路上，每个转弯地带的拦路障上都架着一台机关枪。两个士兵为了逗乐我们用机关枪对着墙扫射，子弹把石头击成了碎片，好玩极了。

随后的几天，学校的人突然离开。那种热闹的生活不复再现，我感到很遗憾。我听说士兵被集合到村里的广场，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对他们进行猛烈的炮轰，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已经包围了德国人，德国人损失惨重。

这场战役后，我记得听到一个村民和一个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的交谈。我不认识这个村民。抵抗运动成员背着枪，衣服上有肩章，很容易认出他的身份，他说道：“我们有一人死亡，三人重伤。”

“才那么点！”我无心这么说，只是我想到好几百人挤在犹太教堂呢，相比于此，“一人死亡，三人重伤”真的有点少。抵抗运动战士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村民解释说：“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抵抗运动战士的怒气才稍微平息。我心想，这个陌生的村民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呢？要是德国人在的话，他可能会揭发我。

我的伙伴跑过来说：“快走，神父叫我们去敲钟呢！”欢庆又要开始了。

走进教堂前，带屋顶的前庭上，钟的绳子从天花板的一个洞中穿过，悬挂在大厅中间。必须蹲着向上拉绳子才能让钟倾斜，钟摆使钟回到另一边时，如果不迅速放开绳子，绳子会把我们越拽越高。一个男孩同绳子一起上升，不敢跳下来，他急速上升，直到脑袋撞上天花板。我们就是这样敲钟，钟声宣告了卡斯蒂隆（法国波尔多附近）的解放。我们的任务非同小可。

随后的日子里，我听到成年人谈到“登陆”。当说到这个词时，他们流露出感动的神情，我也能感受到淡淡的喜悦。谈到拉罗歇尔时(1945年，拉罗歇尔是法国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城市)，他们喜笑颜开；而谈到鲁瓦杨（1945年，盟军的轰炸摧毁了鲁瓦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便沉下了脸。我明显感到某些词能给人带来希望，而某些词则是焦虑。我身边流动着这些奇怪的词，幸福偶尔驻足，我感到了自由。

在村子中心（或许是在卡斯蒂隆），我第一次看到德国战俘。他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衣衫褴褛，意志消沉，一言不发。这些士兵曾经把我们踩在脚下，操纵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把他们比作“马铃薯甲虫” [8]，这回也该轮到他们厄运缠身了。但他们的溃败并没有让我感到欢欣，我几乎想说：“他们又没有伤害我！”曾经，他们得意洋洋地穿过波尔多城，长枪，战马，配乐，糖果……

我再次回到了玛格特家。法尔热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围桌吃饭，招待来访的朋友，听没有噪音干扰的广播。现在我们可以大声说话，也可以对报纸发表评论。

我觉得一旦人识字读书，报纸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告知人们别处发生的新奇之事。我曾藏在桌子底下，盯着报纸，试图破译上面的内容。没人看见我，我听到法尔热太太和玛格特的争吵。法尔热太太对玛格特说道：“难道你不明白吗？他的父母永远都回不来了！永远！”

这就是现实，事已成定局。从现在起，我必须适应没有父母的生活，我必须发奋学习识字。报纸会刊登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一定可以找到父母的下落。某些报道有可能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学习认字刻不容缓。

一天，玛格特带我去了梅花广场，战前母亲偶尔会带我去那儿散心，绕着一大群喷水的铜马雕塑玩耍。可这一天，那些马都不见了踪影，倒是看见一群人。他们交谈着，笑着，相互紧紧拥抱。看着玛格特与这么多陌生人拥抱，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广岛……大战结束啦！”大家欣喜若狂！

大喜事：大战终于结束了！

也是在那时我再次见到了漂亮的女护士，那个给我拿来甜炼乳，示意我躲到气息微弱女士床下的好心人。她来玛格特家找我，邀请我去波尔多大酒店与她和未婚夫玩几天。大酒店在大剧院对面，戴高乐将军将在那里发表演讲，而我要去给将军献花。

我对她的未婚夫很有好感，我觉得他穿着海军蓝制服很帅气。他的海军帽，绣着金边，尤为气派。他把大盖帽借给我玩。我戴上帽子，装出军人雄赳赳的样子，扮得像极了！所有人都笑了。随后，女护士和她的未婚夫去到一边私密谈话。我发现窗帘上系着一根金色的细短绳，我马上取下细绳，为自己做了顶想象的假海军帽。可是年轻的情侣以为我把海军帽上的金色丝线抽了下来，他们又气又担心。我受了委屈，心里涌起悲伤，因为我在意的人因为我感到不愉快，他们会认为我老干这类蠢事：两代人之间的小误解。

第二天，得知这对情侣要带我去大剧院看穿着羽毛装的舞女表演，玛格特非常不满，她怒气冲冲地说：“这样的表演小孩子看了不好。”我呢，觉得还不错：两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庆祝大战结束的前夜，走廊传来巨大的骚动。我走出房间，只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淌眼泪，他还在挣扎，受伤的脸在流血。一个带枪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士兵解释道：“他是民兵，成功潜入酒店，他潜入的目的是刺杀戴高乐将军。”守在刺客旁的其他带枪的男人，不时踢他一脚，砸他一拳，或用枪柄刺他一下。受伤的男人在流血，流泪。第二天早晨，那个男人不知吃了几拳几脚，在地上躺成一条，慢慢死去了。

滥用私刑，我第一次对政治感到失望。那年，我应该是七岁，我更希望打胜仗的军人表现得更加高尚。可是英雄们却与民兵无异，我多希望他们不一样！

世界大战结束了，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说，新生活的代价过于惨重。

我再次见到我的表姐里凯蒂，她十三岁。她的爸爸是我父亲的哥哥，在靠近波尔多的小镇埃斯皮斯工厂上班，是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战前，我偶尔去海伦娜姨妈家，留下的全是幸福的回忆。她的父亲在战争中消失了，母亲和其他两个孩子被追捕。

我记得这个高大的女孩对她母亲说：“一个这样对我们的国家，不值得留恋，应该去巴勒斯坦。”回想起来，我觉得她母亲还是有意留在法国。“我理解你的感受。”她的母亲这样回答，对于我来说，“理解”是个新词。里凯蒂对我说：“那里有无人居住的土地，没有土地的人可以去那开荒，我们可以在荒地上种花。”她侃侃而谈。虽说我才八岁，我这样反驳道：“即便这块土地是荒地，那也是巴勒斯坦的荒地，不该去那里。”里凯蒂认为法国侵犯我们，我的想法与她相反，法国保护我们。

我失去了家人，可是玛格特，法尔热，佃户玛格丽特，校长拉法耶先生，护士德库贝斯小姐，以及其他好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难道不是冒着巨大风险收留我，保护我吗？

我们都是战后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孩子，不同的政见让我们在将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讨好自己，不在旧伤中画地为牢

四十年的时光静静流逝，唯独内心不得平静。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的内心从没一天不挣扎。

我常常在心中独自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我从不对别人说出来。我可能更乐意谈论类似的经历，暗中影射我的故事，然后在心中回味往昔发生的种种。每当我无意说出一星半点的回忆，在场的人便愣住了，无不疑惑好奇。对于他们对不幸的这种兴趣，我只好缄默。这样不堪的过去可能轻描淡写地说出吗？

所幸的是，时局让往事有了发言的机会。1985年，菲利普·布勒诺，波尔多精神病专家、人类学家，组织了一场以“语言”为主题的学术会。很多我敬佩的知名学者，比如雅克·科尼耶（精神分析学家、动物生态学家）、 克洛德·贝斯（生理学家）、德·切卡托（组织学家、细胞通讯专家），都出席了学术会。

这是1945年后我第一次重返波尔多。一切顺利，大家其乐融融，热情友好。我就动物会对镜中自己的影像比画动作这点进行陈述报告。克洛德·贝斯恭维了我几句，我并不觉得厌恶。

作报告之前，我有点心神不宁。在马尔罗大厅的走廊，一位女士向我走来说道：“我是苏珊娜·法尔热的女儿。”玛格特的姐姐，苏珊娜，那个教我要像猫一样吃饭的人，那时每个周末都来玛格特家。那位年轻女子来到我跟前，我们面对面，按礼节来说我该自我介绍。可是当时大厅宾客众多，她只好溜到我身旁，与我攀谈。当时恰好有人叫我上台作报告，我不得不离开她。

我没能按约定俗成的礼节做自我介绍，一场会面又错过了。

对于一个知道你隐秘童年的陌生人，哪些话该说，哪些话又不便说，这个取舍对我来说很难。

作完报告后，我们在大厅交流了些学术问题。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要过话筒，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道：“鲍里斯，二战时我曾把你藏起来。”这是从何说起？大厅里有五百人，这位先生哭着，当众讲述了一段我的童年往事，而我对那段往事却毫无印象。他哽咽着讲述一个我不认识的孩子的事情，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事。没人敢打断他的话。

“下一个问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一位动物生态学家，向我提出了一个技术问题。问题不带任何感情，我顿时恢复了清醒。

学术会结束后，身材矮小的那位先生没走，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我走过去在他身旁坐下。他递给了我一张名片，娓娓道来。他告诉我，以前我藏在他家时总是不停地说：“我也一样，以前我也有妈妈。”我得知他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住址，以便日后拜访。我把这位先生的名片放进口袋，口袋里原本已经有十多张名片了，况且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自然分不清哪张是他的。我再次错过了一次会面。

后来，玛格特告诉我，他名叫安德烈·蒙奇，正是这位先生在1944年冒着生命危险把我藏了起来。可是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印象。出于客套，我也曾想写信。说些什么呢？最感人的话也不足以表达谢意。

1995年（可能），阿基坦法国广播三台邀请我去介绍我的一本书。节目录制完后，一个女记者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一位女士打电话来问，你是不是她曾经帮助逃跑的小鲍里斯，下面是她的电话号码。”

我乘出租车来到她家，一座郊区的大房子。原来，是德库贝斯太太要见我。德库贝斯太太正是那个漂亮的女护士，六岁时我曾紧紧拥抱她，她给我拿过甜炼乳，曾示意我躲到弥留女士的床下。她的活泼和朴素很快让我感到放松，她的丈夫也在家，正是在波尔多大酒店的那个未婚夫。

我向德库贝斯太太讲述了我的回忆，回忆碰撞到一块儿，让我们感到心情愉悦。我们分享了同样的场景，还有一些大致的细节，我们感叹回忆虽然模糊，但还算真实可靠。我们谈起在犹太教堂的相遇，战时共同生活的经历。我告诉她，幸亏有她的相助，六岁的我才能够逃脱。我至今都觉得当年的经历很奇妙。

我说，德国人居然允许在犹太教堂石梯底部停放救护车，真是太奇怪了。她明确指出那不是救护车，“那是辆小卡车”。我记得，军官走进“救护车”检查那个垂死的女士，毫无疑问他是个军医，印象中他掀起了床垫的一角，看见了我，却示意我逃走。

“他是梅尔上校，”德库贝斯夫人说，他没有揭开床垫，他看了看那位垂死的女士，说：“无论她在这儿断气还是在别处送命，结果都得死。”

我理了理回忆，想让过去经历的事情变得连贯合理。因她是护士，又有弥留的女士，这两个证据让我确信那辆车是救护车，而德国军官也是一名军医。这个想法符合常理，但并不是真实情况。小卡车被征用，弥留女士的腹部被枪柄刺伤，她倒在地上气息奄奄。这都是德国军队收买法国人所干的坏事。在一排民兵后，路边的人群观看这德国士兵把犹太人赶上车，准备拉去处死。德国军队旨在向民众表明，在执行这种任务时他们十分注重分寸。

我改编回忆是为了让自己没有焦虑地接受这段经历。在事件的表征中，德国军官看到我，却没有揭发我，甚至示意我离开。事情如此发生的话会让我心安，所以我想让往事这样被记住。我对此并非完全深信不疑，似乎……我无意识地重塑往事的经过，只为迎合内心，不愿回想起曾遭到的无情迫害。我改编了回忆，我没有被过去囚禁，以此摆脱了心灵创伤。

我知道德库贝斯夫人的名字是安德烈或戴德，可我是从哪听来的？或许是从她未婚夫口中得知。那晚，在波尔多大酒店，民兵被折磨致死。两种信息源交错出了独一无二的回忆！

她说：“那时你不停地说：‘哦！又是雷同的一天，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没有用“您”称呼我，难道她还把我当孩子对待吗？不得而知。虽然我说过永远不会忘记，但事实上我的确忘了，对此我感到诧异。不久前我清楚地知道有人要把我赶尽杀绝，在等待我的未知人生时，我该如何永远记得呢？

我们再次相见的那晚，她约莫七十五岁，头发已经花白，但风韵犹存。我对她坦言，她递给我甜炼乳时，我就觉得金发的她很美丽。她微微一笑，起身走开，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张自己的照片：年轻女子穿着红十字护士制服，楚楚动人，但是头发乌黑。童年经历起伏，记忆虚虚实实，可又怎样呢？

人生跌宕起伏，不是吗 ？完全真实的生活岂不苍白？也正因为如此，人生才激动人心。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既没有困难，也没有危机去克服，也没创伤去治愈，每天都是机械般地活着，那么也没有什么值得珍藏回忆，我们也不可能认识自己。没有经历过世事，怎可能会有故事？又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总不能说：“这就是我的经历，我知道我是谁，因为面对厄运我知道如何应对。”正因为人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人才不失热情。

人生很长，与往事温柔相处

两个月后，我应邀去蒙鲁日、奥朗日作讲座。讲座组织得很好，人们都很友善，一个女士向我走来，默契地对我说道：“报告结束后，你会有个大大的惊喜，布兰奇小姐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习惯性地表现出很欣喜，颤悠悠地说“啊哈……”，因为我不知道布兰奇小姐究竟是谁。

报告结束后，有人带我来到一个小房间，一个年轻女子对我说：“我是瓦莱丽·布兰奇，你幼年逃亡时，藏在一个濒死女士的床垫下面，那位女士是我的祖母。 ”一些陌生人也在场，满面惊叹。可我不明白这次会面的意义。最后，我得知那位濒死的女士名叫吉尔波特·布兰奇，她的孙女就在我跟前，我混淆了时间和姓名，我们决定去一个僻静的地方见面。

瓦莱丽递给我一份小档案，上面附有一张她祖母的照片，看起来很像典型的西班牙女人。她的祖母在波尔多出生，被逮捕那年26岁，我和其他270人也在同年被捕。我记得她被人用枪柄击打的腹部，内脏破裂出血，生命垂危。

不可思议的回忆！六岁的我知道她生命垂危，可我如何知道有人拿枪柄打了她的腹部？我并没有亲眼见到。还有内脏受伤引起内出血，这又从何说起？

记忆中有一幕无可置疑：车的后部非常阴暗……一位女士躺在床铺上，头靠着车内壁……女护士让我快上车……有人掀开床垫，我躲到了床下……我一动不动……我感到在我之上女士的重量。我看到德国士兵走进小卡车检查那位女士。我不可能看见他，但我一定听到了脚步声，感受到在我之上发生的一些小晃动，但肯定没有见到这个德国军官。

为了凑出这段回忆，我汇集了多方信息，加入了详细的场景，如脚步声、德国兵的检查，某些话：“可以走了吗？……她快不行了……”还有我读医科时学习到的一些概念：腹部遭到激烈撞击，导致内脏破裂，引发内出血。

整合了这些不同的信息后，我得出了一段合情合理的回忆。

瓦莱丽告诉我，她的祖母被送到了医院，腹壁被枪托重伤撕破，经过手术，竟然逃过了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劫难 ！她和孙女谈心时，常常问及那个藏在她床下的小男孩的情况，四十年来，她都在寻找这个男孩。瓦莱丽对我说，她四岁时，祖母对她说：“德国人折磨我，认为我死了。可最后我和小男孩都保住了性命……”她祖母又加了一句话，对她大半生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不该做犹太人，因为如果一旦德国人卷土来，又要把孩子丢进车厢，大人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我都不知道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当时瓦莱丽还处在迷恋公主故事的年纪，她听完这个可怕的故事并不能理解：“犹太人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孩子装进车厢杀掉？” [9]吉尔波特·布兰奇幸存了下来，她更乐意保持沉默。一天晚上，小女孩突然走进她的卧室，抱住了她的腹部，曾经内脏撕裂的伤口经过外科手术缝合已经变形。小女孩误以为是祖父把祖母弄成这样，吉尔波特·布兰奇不得不解释了一番。

祖母与孙女分享了这个“秘密”后，两个人更加默契。孙女常常听祖母说：“他身上沾满了我的血。”“才不是呢，正是你的流血救了他的命。”小瓦莱丽这样回应道。

后来，瓦莱丽对我那本谈“坚韧”的书很感兴趣，但没想到作者竟是祖母口中的“小男孩”。有一天，她读到《我回忆》 [10]时 ，惊奇地发现：小男孩终于找到了，可惜此时吉尔波特已经离开人世，无缘再见小男孩。

我全然不记得我身上有血，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下了车，只记得随后我躲藏在那口大锅时，胖厨师大声埋怨：“这孩子会引火烧身！”

认为记忆是美好的，会让统一和宁静的自我表征在内心出现。

我会这样回忆：“每个夏天，家人都去乡下简陋的小屋团聚，白天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散步，与表姐妹们玩耍。”那些人是我喜欢的，又是我讨厌的，那些游戏我不擅长，从这些小事中我可以评断我以后的行为。和谐的自我带来自信，我知道如何让自己心情愉悦：我要和表姐贝斯去骑马，与安吉拉打乒乓球，回避阿尔弗雷德叔叔，他老是惹我生气。

从回忆中理清思路，我得到一个清晰的表征，在那里我可以自信地生活。当回忆是美好的，人可以把构成清晰表征的某些物件、话语、事件展示出来，或者讲述给别人听。创伤性回忆不能形成安全的自我表征，回想起来的画面让人感到痛苦。

忽然涌来荒谬的往事？就因为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招来杀身之祸，长期的追捕后，就要被拉去处决？这两者有何关联？只因你的一个举动，对你深情厚谊的朋友转眼就成冷若冰霜的敌人。一旦口中说出“犹太人”，人生就被颠覆，只要守口如瓶就能继续存活。

在美好的回忆中，自我表征呈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感到愉悦。在创伤性回忆中，沉重悲痛定格了过去的印象，让人心烦意乱。

活着的代价是闭口不谈往事，自我因此变得不完整。对于某些特定的话题，必须保持沉默。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了神秘莫测的印象，让周围的人难以理解，或觉得可笑，或不知所措。

没有经历动荡，拿什么来回忆呢？被遗弃的孩子讲述他们的生活时，回忆的空白对应的正是他们度过的孤独时光。内心世界只有别人的事情：节日，争吵，偶发事件。每个人对同样的事情的理解各不相同，记忆中对场景的情感取决于事情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情景下，每个人留下的回忆迥然不同。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被逮捕时，我真正回到了生活中，在此之前，孤独是保护的外衣。那辆载走我的汽车里，一个男子痛哭流涕：对于他来说，生命即将走向灭亡。

如果不因逮捕而痛定思痛，我又怎会开始留心听大人所说的话？怎会追随那些企图逃跑的年轻人？怎会在天花板上缩成一团，挖空心思找到这个难以置信的逃亡办法？若我担惊受怕，我会走向那个把孩子们集合到毯子上并给他们炼乳的女士寻求安全，但孩子们反而因此离死亡越发近了。

社会环境赋予当前发生的事情某种特定的意义。罗兹犹太人区的幸存者之一，小莫里斯讲述道：“我坐上了火车，载我走向死亡的列车，但在我的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

没有经历过世事，内心空荡。美好的回忆，清晰的自我表征可以引导将来。无法预料的苦难让我们痛苦不堪，常规方法已无法治愈内心，此时不得不另寻妙法。当过于猛烈的苦难让我们万念俱灰，抑或以前留下的伤口让人心如槁木，我们会在极度的苦闷中，担惊受怕，麻木而迷茫。

创伤临床学称之为非寻常回忆：这种侵入性回忆，强行占据心灵的痛苦场景。我们被困在过去的牢笼中，那些不堪忍受的情景不断浮现，午夜梦回，噩梦连连。生活中任何平常的片段都能勾起伤疤的疼：

“下雪了，我想起在山中度过的圣诞节，而脑海中浮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结冰的尸体……”

“湛蓝的天空，炎热的天气，就让人想起日本集中营，1945年，我差点儿就在那丧命。” [11]创伤性回忆让受过伤害的孩子变得戒备很深：受到虐待，孩子变得警惕冷静，身处战火纷飞的国度，一丝细微的声响都会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回忆中定格的可怕场景，让受害人惶惶不安，疏离周遭的世界。心灵被过去的苦难纠缠，受害人变得冷漠，麻木，他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他看起来遥不可及，格格不入 ，然而内心世界却翻江倒海，不得平静。

创伤性回忆对思想产生影响，改变受害者为人处世的方式。受害者为了缓解痛苦，回避经历过创伤的地点，可能引发创伤性回忆的情况和物件。尤为重要的是，他绝口不提有可能勾起往事的话语。受害者沉默不语，因此很难靠近他，他亲手把自己推入奇怪的境地。他包裹痛苦，用掩饰保护自己，以至于内心的情感无法得到抒发。困在过于强化的创伤记忆中，可怕的回忆让受害者惊惶不安，让他很难与别人靠近。他不再寻找理解，也不想被人理解。孤僻不合群，他感到孤独，感到被排挤：“我和正常人不一样……或许我是个怪胎。”

我寻思为什么我深陷这类可怕的回忆而痛苦不安，我很快明白只要沉默就能让自己自在。我明白只要绝口不提“犹太人”，就可安然无事。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我压根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的含义。我也从未看见身边有犹太人。我有对“母亲”的回忆：她站着等我系鞋带；我在玩具店偷来一个小洋娃娃，她强令我把小洋娃娃还回商店；我们去跳蚤市场闲逛，我们躺在床上笑闹着……全都是诸如此类的场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去木工厂上班；为了我不知缘由的事情，父亲绕着桌子追我要惩罚我；父亲一边看报纸，一边嘟囔着“的确，是的，是这样”。

在我被逮捕的那天夜晚，第一次听到“犹太人”这个词，警察向法尔热太太解释，要把我投入监狱，因为我有罪在身。

卡斯蒂隆解放后，一件微小的事情让我大为震惊。一个我不认识的村民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与一个战士攀谈，战士说道：“我们有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我接口说这不算太多。陌生人解释说，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才会这么说的，他示意士兵不要责怪我。随后，他又问我是不是会做噩梦，还会突然地怒不可遏。他知道我曾被逮捕，然后成功逃脱，拉法耶先生把我藏匿在学校里。我的沉默毫无作用，这个陌生人知道我要隐藏的事情，只有隐藏我才有可能活下去！他窥探我的内心，想知道这些一连串的变故是否让我噩梦连连。

我想我是这样认为的：人隐藏再多都不为过。我需得远走他乡，那里，人们对我的故事一无所知。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越懂得沉默，就越能自在地表达。如今想来，当时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我多半没有用孩童的语言，但我的的确确能感受这些词流露出的感觉。

人们觉得我很健谈，滔滔不绝。我会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大街上素不相识的路人搭话。可是谁又会想到，我侃侃而谈正是为了守住心中秘密。我交谈的话语正是为了掩饰那些不愿被提及的事情。我的交往策略显而易见：与他人谈天说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对我的谈话感兴趣，用谈话掩饰自己。通过这种自我保护式的交谈，我在心中默默讲述着另一个故事，不使用社交语言，构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基调。现实中不能说出口的话，我常常在心中讲述。因为经常重复讲述，故事变得简单。某些回忆是明快的，某些回忆是灰色的。逃离犹太教堂的经历像是电影故事，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平易近人，他把儿子的照片给我看；在那个气息奄奄女士的床下，军人示意我逃走 ，让我十分意外 ：我习惯了自我欺骗 ，我对记忆修枝剪叶，只为能坦然接受回忆！我的过去没有那么糟糕。

久而久之，残酷的经历变得温馨：和蔼的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和蔼仁慈的军医，美丽动人的女护士，叫我“小个头”保护我的高个男孩，笑我喝太多酒的农业工人，和我一起偷葡萄、扔石头的淘气伙伴，这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回忆让我从过去的悲痛中解脱。总之，这样处理回忆，我感觉不错。揭发我的童子军，看到我出现火冒三丈的厨师，拒我于门外的修女，口口声声称我是个危险分子，这些经历我都置之不理。

当时，为了帮助我从学校逃走，老师让我戴上风帽，吹哨结束了课间休息。孩子们脸贴着窗户张望，他们一想到参与营救就不由得心潮澎湃，为了避开孩子们的目光，老师们把我团团围住。对此，我感到有些恼怒，老师围着我不正表明我是那个潜逃者吗？我明白他们在竭力保护我，但毫无疑问他们自己因此担上风险。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重组后的记忆让荒谬变得合理，难以忍受的悲惨经历甚至染上了童话色彩。我躲过了杀戮者的追捕，无论是德国士兵，还是秘密警察，都不及我的机灵聪明。我感到了某种力量：我要做的就是守住心中秘密，行动但不辩解。

我形成了这样的交往方式，给我以后的人生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内心隐秘的讲述重排了记忆，美化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不再在命运中浮沉，我成为我自己故事的掌舵者 ，或许在自己心中，我也是英雄！

我的身后尾随着一个幽灵

为了守住心中的秘密，我全然没有察觉自己的怪异，而在别人眼中我却是古怪的：“他说话清晰明了，而我们仿佛听到的是回声，好像游魂的低语。”大战结束后，学校很多同学都有类似的感觉，他们对我表示出带着尴尬的友好，揭示了他们的困惑。

我记得马斯送我的礼物很独特。那时，他十一二岁，他来学校给我送来了几包他父亲的衣物，这些衣物经过他母亲细心叠放。他问了很多有关我家的情况，我添油加醋地把我的家人说得热情好客：“我的父亲（热情好客），组织街区的节日活动；我的母亲（热情好客）非常优雅，能讲六国语言。”我没有撒谎，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时，马斯应该听到了“热情好客”，好像低声加上的。当讲起我的母亲会说六国语言，我并没有表明，她的法语带有口音，会说一点波兰语，当然犹太语说得很流利。

表达含糊其辞，我口中的家人热情好客。我想让人觉得我出自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以此表明我和其他正常的小孩一样。

马斯也和我谈论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叫马斯给我带礼物：画本，画箱，两条长裤，三件衬衣。很奇怪，不是吗？马斯问了一大堆有关我家的问题。

当记忆中的往事与我们所讲的事产生共鸣时，常常会产生一些小尴尬，马斯应该会这样想：“谈到家人，他居然说‘我的母亲’，真是奇怪。”他迫切地想帮助我，他的举动有点惹恼了我。他揪着我讲了我不想说出口的话，无意间冒犯了我。观察到这种友善的困惑，智慧深沉的犹太人说：“为什么对我如此责问？难道我伤害了你？”

虽然我谈到的是“我的母亲”，但我并不确定我所说的人就是母亲，没准是“我的姨妈”，那段生死攸关的日子，浑浑噩噩，危机四伏，沉重苦闷，我的疑问也如滔滔江水一般。我可能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吗？马斯的好心让我窘迫难受，他猜出了我内心反复咀嚼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我看来是无法分享的。

这种带着伤害的友情在路易·马勒执导的电影《再见了，孩子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44年1月15日，德国兵包围了枫丹白露附近的天主教学院。在同学们惊愕的目光下，三个学生在课堂上被捕。“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穿着便装，实施了逮捕。他们收到准确的消息 ，直直走向了有犹太学生上课的教室。‘有人向秘密警察揭发了孩子的名字，体貌，学校的上课时间’……” [12]

1943年10月，让·波奈特与路易·马勒相遇，两人的成绩在班里都是数一数二，不相上下 [13]。后来两个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学生宿舍很大，食物很少，在学习和交往中，神甫们带来温暖。路易喜欢与波奈特在一起，但波奈特时而内敛，时而老成 ，路易感到困惑不解。和所有孩子一样，路易谈论他的家人，不过这时，平日里思路清晰的波奈特说话变得含糊其词；而当路易问及他母亲情况时，波奈特支支吾吾地应答。

某个冬日的早晨，“两个穿着便衣的德国人走进了教室，打断了上课……他们点了两次波奈特的名字。第一次点名后，神甫向波奈特示意不用出列；第二次点名后，波奈特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向所有同学握手告别。神甫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并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4]。”

顿时，路易·马勒心中的谜团水落石出：让·波奈特是犹太人！这正是他古怪的原因所在：成绩拔尖，品行端正的好学生，他身后却尾随着一个幽灵，让他说话吞吞吐吐，每当有人问及他家人时，或有人问及他是哪村人时，他就开始闪烁其词。

四十年后，这个五年级班的孩子们分别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但记忆中都留下这费解的回忆：“我们的同学失踪了，我们对他们的名字、经历、家庭一无所知。《夜与雾法令》成功施行。” [15]

路易·马勒后来得知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在法兰克福出生的汉斯·赫尔穆特·米歇尔 ，1944年2月6日被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而他的父亲雅克，学校校长，在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关押至死 [16]。

路易·马勒一生都在自问，在他发现同学秘密的那一刻，如果没有刻意去看波奈特，这个孩子就不会去看他，他也不会向秘密警察告发波奈特。想法很合理，但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去弄清真相吧 [17]！

说出来，给黑暗记忆一个出口

当我们有过不好的经历，准确地说应该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经历，有关它的回忆就会在脑海中不断循环出现。我们对某类信息变得格外敏感，我们比别人更能敏锐察觉暴露往事的蛛丝马迹。

“模糊的记忆中构筑一个隐藏的世界……过去的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感知、思想，乃至行为。” [18]

我感觉到的这个世界与过去经历轨迹相符：曾经身处险境，我轻而易举地就能看出危险的迹象。但凡受过虐待的孩子，都能察觉到虐待将要发生的蛛丝马迹：嘴角闪过不满的抽动，骤然瞪眼，轻蹙眉头，都预示着暴力行动的到来。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成年人会觉得这只是假想，显而易见地夸大了经历。

回忆是种有差别的记忆。我会从过去的经历中挑选情景和对白，这些选出来的情景和对白组成了一个代表我的故事。在我记忆的痕迹中，我对身体方面的回忆并不感兴趣，我的肌肉和身体器官发育均衡，体格良好，用不着回忆。路易·马勒回忆起他和让·波奈特谜一般的友情时，就此拍摄了一部电影，他重组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可能向秘密警察揭发了他朋友，于是决定把这段回忆拍成电影。他并没有再现过去，而是改写了过去的经历。

创伤性记忆就是这样存在的：记忆的画面超乎寻常的清晰，伴随的感觉却是模糊的，包裹着自己的某种信念。创伤性记忆好比生态足迹，无论它在脑海中留下的痕迹如何，都无法逃避。创伤性回忆随着不同处境有所变动，大脑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反应。环境改变，机体分泌出的物质不尽相同。

创伤经历会改变大脑的作用，DNA甲基化和组蛋白的出现是最常发生的变化。基因带呈现的形式各有不同，我们不会总是留意同样的信号。这种后生的改变形成得较早：目前，有人发现孕妇分娩前的压力对新生儿周围情感小生境(指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环境)的贫乏的重要影响。

母亲是这个情感小生境的重要主导。可是，摧毁家庭的战争，社会动荡导致的居无定所或其丈夫酗酒引发的家庭暴力带来的伤害，总不能让她也担当这些责任吧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婴儿身边的情感小生境是匮乏的，那么他的大脑受到的刺激会不和谐。

不利的环境会扰乱孩子的成长。日常生活中造成的断断续续的小创伤，较之自然灾害或秘密警察的逮捕，虽说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但对孩子的成长有害无益。这些后生的苦难让孩子变得更为脆弱，乃至在以后的生活中，即便无足轻重的事情都可能对他造成伤害。

人生的不幸或人际交往的烦恼会让小生境变得贫乏，如果人足以消灭这些不幸和烦恼，通过改善人际关系来丰富小生境，或改变生活环境，那么就能消除后天产生的神经质的脆弱。

也就是说，受着先前不同创伤经历的影响，每个人的大脑反应截然不同。在早期的生活中，接受稳定关爱的孩子不容易遭受伤害，与此相反，因为病痛或幼年时经历过苦难迫害的孩子容易受到伤害。在经历创伤前，如果受到关爱的孩子在情绪控制方面学会了一个很好的本领：表达能力，那么创伤产生的影响也不会痛苦不堪。

通过某些偶发性事件，我们可以分析这种保护性表达能力。一对双胞胎军人，其中的一个兄弟外出打仗，归来后心灵经历了创伤。通过关于视觉记忆和言语记忆的测试，我们发现受过创伤的孪生军人在言语记忆中得分较低 [19]。我们可以说他保留了过多的视觉记忆，患上了心理创伤症候群，那些惊吓的情景会在他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浮现。

然而，没有受过创伤的孪生兄弟接受同样的测试后，我们发现他的言语记忆分也不高。由此表明，当恐怖的事情发生时，这种较弱的言语表达也会导致他患上创伤症候群。

其他研究显示，擅长使用语言工具的士兵在患创伤性症候群 [20]时，遭受的痛苦较小。由此可推断出两个最为关键的保护因素：稳定的关爱和表达能力。善于对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进行口头表达，找到倾听者讲述创伤经历，有助于情绪控制。因为视觉记忆总是带来恐怖的画面，而表达带来的安全感能阻止视觉记忆占据内心世界。所有创伤受害者视觉记忆非常清晰，而言语记忆则是模糊的 [21]。

成长让心灵变得脆弱，经历苦难后，经历创伤前的感官隔离和表达能力影响患上创伤性症候群的几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恐怖的情况下，有安全感和善于交流的人经受的创伤较小。人不得不在逆境中继续生存下去时，日复一日重复出现的微小创伤致使人变得孤僻，寡言少语 ，原本坚强的人也会变得脆弱不堪。在不利的环境中生活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发生变化，类似于遭受重大创伤引起的变化：大脑海马体（海马体主要负责学习和记忆，日常生活中的短期记忆都储存在海马体中）体积缩小，人的记忆力会下降，阻碍情绪 [22]控制。

在创伤性记忆中，往事强迫人回忆，孤僻的人出现神经生物性脆弱。如果他不善于使用语言工具，或所处的环境限制他进行交谈，产生创伤性痛苦的条件聚齐 [23]：定格的记忆，囚禁在过去经历中反复咀嚼回忆，在再现的回忆中备受折磨。

回忆中没有100%的真实

在遭受创伤之前，如果受害者有安全感，能够适当地交谈，在经历苦难后，得到扶持和倾听，他所经历的表征会随着时间和家庭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如果记忆是完好的，回忆还会自己修复。

玛利亚·诺瓦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家人和朋友，自己逃到法国，藏身在楼梯间，并在那里度过了战争时期。多年过后，她成了一名大学生，一个朋友邀请她去吃晚餐，她如此回忆说：“他把我带到一个拉丁区的小餐馆。用餐时，他问我：‘你饿了吧？’我回应说：‘不饿，现在我每天都有饭吃呢。’” [24]

这个小情景表明，在记忆还是鲜活的情况下，过去的回忆会对现在发生的事情赋予情感意义。在逃亡的那些年，玛利亚忍饥挨饿，对她而言，朋友说“你饿了吧”（言下之意是“希望你今晚好胃口”），正好揪起了她过去的痛苦。她用过去的意义来回答现在的问题，这也解释了经历是如何把情感赋予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上。

往事对现在情感的感染，让人在回忆时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失真的过去经历的表征。“新的回忆逃不过陈旧回忆的影响，这使得回忆失真变得相对常见。” [25]

车祸过后，受害者的头颅外伤会引发记忆空白。几个星期后，当有人问事故受害者他们是否有发生过记忆空白，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都终止在最后的回忆：我在高速公路上和随后几个小时或几天出现的场景（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之间。一两年过后，再次询问这些事故受害者，他们通常坚持认为没有出现记忆的错乱。他们会说，自己被夹在汽车钢板下，而砸烂的汽车靠在墙上。不难看出，这些事故受害者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照片描述经过 [26]。

2001年9月11日，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在纽约受害者身上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事件发生后，一些世贸中心的幸存者立即接受了采访，大部分人显得迟钝，思维混乱，很难理清发生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受伤了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通常都是他们不解的疑问。

几天过后，这些幸存者的回答明显更完整，可以清楚地描述事情经过。一年后，描述更为详细：他们看到飞机撞入大厦，他们默默地走下楼梯，碰见了勇敢的消防员，听到身体被扔出窗外爆炸的声音，帮朋友擦脸上的汗 [27]……

他们把分散的回忆凑到了一起，为了得出一个完整的经历。他们把自己的回忆（惊吓，迟钝，恐惧，疲惫）融合到了一个集体的讲述中（来自别处的景象）。因为记忆缺失，他们经历的惨剧只有一个表征，他们得以控制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感觉良好，他们讲述的回忆不过是各种东拼西凑的感觉和搜集的叙述。

搜集记忆进行加工解释了经常出现的虚假回忆，但不能说是虚幻的。人可以回想起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常常是记忆中的画面和语言的零碎片段，为了让模糊的感觉有个可感知的形式：“我突然想起我被他虐待过，我又想起了这段记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说话人真的受到了虐待，但从中可以得知，如果有人靠近他，他会产生被虐待的感觉。这个虚假的回忆证实了一种真实的感情。而与此相反的情况并不少见，曾经遭受极度虐待的孩子，二十年后坚持说他从未受过虐待。当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对过去的印象也截然不同。

写作和思考改写了我的叙述。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我是凭借某种顽强的精神，尤其是保护我脱离危险的沉默，让我走出了战争的伤痛和早年的浑浑噩噩。而今我才明白，在我年幼的时候，母亲给了我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有利于与人结识，我的表达让我没有与帮助我的人擦肩而过：玛格特·法尔热，安德烈·德库贝斯，安德烈·里蒙奇，安德烈·拉法耶，佃户玛格丽特，不记得名字的宪兵，诸多其他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都在我内心沉默的故事中。

我天真地以为战争的伤痛足以给创伤下定义。如今，当和平年代回来，我自问对过去保守心中秘密感到惶惶不安，难道不是更沉重的痛苦吗？

注　释

[1]. 埃里克·奥泽拉特医生提供的斯里丹奇档案资料。

[2]. 若尔热·桑普兰，《写作或生活》，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p.149。

[3]. 乔治·佩雷克，《W或童年的记忆》，巴黎，诺埃出版社，1975年；《想象之物》，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3年。

[4]. 外籍志愿者边境军团，有11000名士兵，1940年6月8日在苏瓦松前线作战，7500名士兵牺牲。

[5]. 罗西纳克雷米厄，《回忆职责：在爱情和遗忘之间》，《法国精神分析杂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44卷，p.48。

[6].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大学生名叫雅克·德·雷奥塔尔，现在是一名职业律师。

[7]. 这种情况很罕见。当时，所有的修道院甚至贝当组织都会藏匿犹太儿童。证据：《被藏匿的孩子》，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012年7月1日。

[8]. 马铃薯甲虫：鞘翅目昆虫，翅膀上有黑色斑纹，吃马铃薯叶子。作者意欲说德国人掠夺他们丰收的果实，正如甲虫吃马铃薯叶子。

[9]. 瓦莱丽·玛姆·布兰奇，《外婆的秘密》“小男孩”，瓦莱丽给我的文件，2011。

[10]. 鲍里斯·西吕尔尼克，《我回忆》，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奥迪勒·雅各布口袋书”。

[11]. S.斯特瓦特，《非人的回忆，从创伤到创造》，乔伊斯·麦克杜格尔作序，巴黎，孔帕涅出版社，2009年。

[12]. M.布劳斯维格，B.吉德尔，《艾文的流放者》，路易·马勒电影研究，《再见了，孩子们》，巴黎，发现出版社，p.35。

[13]. B.玛多，《差生之战》，巴黎，佩兰出版社，2010年，p.221。（这里说的是抵抗运动期的高中情形）

[14]. 查理·路易·拉卡兹，五年级班的见证人，路易·马勒和“让·波奈特”在布劳斯维格M.，B.吉德尔，《艾文的流放者》中的引用，p.35。

[15]. 居伊·德·沃格的见证，他是1944年学校三年级学生，艾文公立教育学校学生调查。

[16]. B.玛多，《差生之战》，前文引用，p.221。

[17]. 路易·马勒，私人信件，1988年12月。在查找资料中，我发现“让·波奈特”是雅克·德库尔中学的一名学生，战后我曾去过这所学校，在我被捕五天后，1944年1月15日“让·波奈特”被捕。

[18]. 丹尼尔·夏克特，《寻找记忆》，布鲁塞尔，德波克出版集团，1999年，p.24。

[19]. M.吉尔伯特，L.保卢斯，S.威利斯顿，《战争暴露同卵双生不和谐的神经认知功能》，《变态心理学杂志》，2006年, 11, p.485-495.

[20]. W.克里斯汀，P.D萨缪尔森，《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和陈述性记忆功能综述》，《临床神经科学对话》，2011, vol.13, n° 3, p.346-351。

[21]. G.E.约翰森，A.E.艾比约森，《在创伤压力症候群中连续损害的言语记忆：元分析》，《情感紊乱杂志》，2008, 111, p.74-82。

[22]. J.D.布雷姆纳，E.M.维西林根，E.维莫德，《核磁共振成像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海马体结构和功能对受虐妇女和儿童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的研究 》，《生物精神病学》，2003年, 160, p.924-932。

[23]. J.M.威廉姆斯，T.巴鲁奥菲，《自传体记忆的具体性和情感障碍》，《心理科学》，2007年, 133 (1), p.122-148。

[24]. 诺瓦克，《满怀期望的女银行家》，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4年, p.126。

[25]. D.L.沙克特，《寻找记忆》，p.130。

[26]. E.F.洛夫特斯，J.E.皮克雷尔，《虚假的记忆信息》，《精神科学报》，1995年，25，p.720-725。

[27]. 丹尼斯·佩先斯基，ARDIX研讨会，巴黎，2012年2月6日

CHAPTER 2 心痛：没有伤口，却很疼

经历过莫大的苦难后，

任何细微的满足都会带来幸福感。

战争刚结束那几年，

人们经常吃的是洋姜和大头菜，

如果有定量供应票，

就能吃上点黑面包和马铃薯。

巧克力好甜，

少年还有权享有额外的供应票，

领到巧克力。

回味好苦。

幸福来得那么轻易，

岁月静好时，

回忆是隐秘的沼泽。

我在泥泞里挣扎，

依旧是儿时的模样。

世界瞬间如大漠一般荒芜

我回到法尔热家，他们的家人再次团聚。我钻到厨房的桌子下，感觉好像在小木屋里一样，我的心静了下来。听到一个声音。

“难道你不明白，他的父母永远都回不来了？永远！” 这是法尔热太太在对玛格特说。我藏身桌子下，看着玛格特的腿动来动去。

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其他的回忆。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心坎里，时至今日，我都还依稀觉得这些话语在耳边回荡。事实上，没人再说这些话。

逻辑上讲，这一幕应该发生在1945年。1939年，父亲加入了外籍志愿者军团，再见到他，一次是因为父亲获准休假回家，另一次是因为我们都在梅里尼亚集中营。他默默地坐着，样子和蔼可亲。没有第三次，父亲失踪了。母亲是在1942年被捕 [1]，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用在桌子下面听到的那句话（动怒的法尔热太太提高嗓子说出这句话），悼念再也回不来的父母。那时我成为孤儿已经有好一段日子，直到这次不由自主地悼念，我才听到内心召唤去走另一条人生路，这条路上不再有父母的陪伴。

我记得，我拿起桌子后面的一张报纸，把报纸平摊在地上，心想：“报纸上一定会有几行父母行踪的信息，或者有他们的照片，他们不应该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获悉他们的下落，我下决心好好学习，认真识字！

乔治·佩雷克的经历和我的十分相似，直至今日，我依然对此感到诧异。

1939年，乔治·佩雷克的父亲，像所有波兰犹太人和西班牙共和党人一样，加入外籍军团。他的父亲也失踪了，或许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曾经还是朋友。有时，我会这样猜测。

乔治·佩雷克的母亲被押到里昂火车站，后来也失踪了。

没有猛烈的创伤，没有暴力，世界瞬间如大漠一般荒芜。孤苦伶仃的乔治内心渐渐麻木，他被安插到维拉尔德朗的一所学校，从迟钝变得更迟钝，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大战结束时，小乔治八岁，他终于明白：“我的爸爸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下决心成为一名作家，他要用写作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经历，用文字垒砌祭奠父母的坟墓 [2]。在这个梦想激励下，乔治慢慢地成了学校的好学生，他郑重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乔治·佩雷克，今年八岁，我要成为作家。”

很多年后，我与乔治相遇，当时他在圣安东尼医院工作，是医院的档案保管员，而非作家。

我并不记得，我曾在维拉尔德朗碰到过他。

我在维拉尔德朗时被安置在教堂背后的盖洛吉斯。想到这里，记忆里浮现出白雪覆盖的田野，阿尔卑斯山的猎人穿着蓝色的制服，头戴贝雷帽，我还发现他们的贝雷帽和我的很相像。我对他们十分仰慕，不过，他们滑雪滑得不好时我会有点小失望。别人不相信我说的这些，无关紧要，猎人们的笑容留在我心中，我可以继续欣赏他们的飒爽英姿。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那儿。我和其他寄宿生在雪中行走，我们穿着蓝色的军大衣，走过一个挤满孩子的学校，他们在花园里跑来跑去。乔治·佩雷克在盖洛吉斯吗？或许他就在这所学校的高大的教学楼里面？

维拉尔德朗最为重要的时刻：做弥撒。神甫们滑稽的衣服，演奏的音乐，焚烧的香，露天表演，这些都让我欢喜。我们参与表演，先是站着，然后跪下，口中低声说着奇怪的词。好玩！

我格外留意一个小伙伴的靴子。我们的鞋子都是松松垮垮的，不仅穿破了洞，还被水打湿了。而那个小伙伴穿的是皮靴，靴筒长及小腿肚中间。当他跪下祷告时，一只脚迈向前方，摆出射手下跪的姿势，好比一个身板笔直的士兵。多么有趣啊！

我在盖洛吉斯停留的时日不长，因为我不能在那里学习识字。在学校的日子并不苦闷：茫茫大雪，阿尔卑斯山的猎人，弥撒仪式，神气的皮靴，静静流走的时光，无一不让人流连。

直至某天，辅导员对我说：“去走廊见你的母亲吧，她在那儿等着你。”母亲？一个有点陌生的词汇。

一位女士朝我走来，她很美，身材高挑，气质优雅。我记得她身穿蓝底白边的连衣裙，戴着一顶绝妙的帽子。她俯身对我说：“我是你妈妈的妹妹，多拉，现在是你的代理母亲。”再后来，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了。

第二天，多拉又来看我，那时正是祷告时间。我看见她附在辅导员的耳朵边说了些什么，随后辅导员走过来对我说：“站到教室后面，你再也不用和我们一块祷告了，你是犹太人。”我一直不明白犹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发觉一旦提及这个词，我就会遭遇驱逐，即便是在和平年代。

多拉临走时告诉我，她会回来接我。过了一段漫长的日子，一个面目和善的男人来看望我，他说：“我是你的叔叔，雅克。”他送给我一个结实的木制城堡，上面有几个笔直的士兵，我装出很喜欢的样子。他走了，随后不久我弄丢了他送我的玩具。

事情不再像从前，虽然我和两个幸存下来的亲人再次相逢，然而，我第一次感到孤独和凄惨。

战争期间，死亡是那么近在咫尺，心灵的麻痹让我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不经意说了一个词，都有可能让我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命丧黄泉。救我的小学老师，怒气冲冲的厨师，担惊受怕的修女，都可能将我推向死亡。

我在鱼缸里动弹不得

生活恢复如常，大家在庆祝战争胜利。喜悦会传染，我在别人的兴奋中重新拾回生的喜悦。经历那么多事情，我都没有感到过悲伤，甚至连焦虑也没有，或许这就是死亡前的平静。当人放弃了希望，就可以活得少些悲痛。我并不感到绝望，因为对我来说，能活下来已是莫大的胜利。

可是那次相逢后，幸福的火花熄灭了。

在集体苦难面前，没人能全身而退。我的亲人也无能为力，太多的哀伤堵在他们心口。至亲的人突然消失，有生之年可能再无重逢。世间还有比生离更痛的分别吗？逮捕不再有了，流放不再有了，失踪不再有了，可是幸存下来的人依然要生活，只要活着，就不会停止烦恼、伤痛。幸存的亲人要去找工作，找房子，填写大堆的文件才有权收养我。在此期间，我受到众人的排挤，我不能和其他小伙伴玩耍，他们都与我保持着距离。

疏离感唤醒过去的经历，勾起了那个年代的孤独。若说战时，我是形单影只的孤独，那么战后我感到的却是被遗弃，两种痛苦有别。

我被一种奇怪的现象缠上了：我开始夜夜做梦。梦中，我被困在一个玻璃鱼缸里！我能看见鱼缸之外的世界，却动弹不得，发不出任何声音。有时，鱼缸里充满了泡泡，泡泡越滚越大，扎堆地朝我追来，想要压扁我。在另一些梦里，我看见一个美丽的公主，困在另一个鱼缸里，她向我比画着，想要我和她会合。我一动不能动，而透明的鱼缸墙壁无法穿透。

创伤性闭锁症患者经常会有类似的梦境，[3]困在幽闭在空间中，可以看到别人，但发不出声音。患者很想走出这个密闭的空间，靠近他人，但毫无可能，他们被半透明的物质包裹，动弹不得。正如梦中的我被关在鱼缸里，我看得到周围的一切，但不能活动，不能说话。

“好似在梦中的场景，现实中我被淹没在鱼缸里的那种寂静中。” [4]人不该这样孤独地活着，总该有家，有父母，有朋友，有书念，有梦想。人总不能过着像在鱼缸里一般的生活，人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和交流。

多拉如约来接我，我觉得她和蔼可亲，热情活泼，而且非常美丽。她一个人住在靠近皮加勒区的罗什舒瓦尔街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至多十二平米，没有水，没有取暖，一张小桌子，几个架子。我们共用一张床。战后那些年，能住在这样一个小房间已经算很幸福了。房间最大的便利就是靠近多拉上班的地方，罗西剧院，她是那里的舞蹈演员。多拉偶尔带我去这个华丽的地方，那里有大楼梯，镜子，蓝色的灯光，地毯，音乐，营造出奢华和节日的氛围，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从未见过那么高大华丽的宫殿。

多拉总是面带微笑，那真是我们一起走过的幸福时光。

在罗西剧院和罗什舒瓦尔街之间，我好像活在极乐世界一般。可即便是在天国，也有幽暗之地。多拉凌晨三点左右才下班，我孤零零地呆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独自在家时，我开始在眩晕中寻找平衡。我不断地转圈，正如以前在波尔多安德烈-比斯拉街那样，我独自一人绕着桌子旋转。

所有处于感官隔离状态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显示出成长过程中的障碍。

所幸的是，只要有人出现，我的热情就会转离这种刻板的运动。只有在我独处的时候我才会绕圈，因此也无人见过我这样的举动。

原谅我无法云淡风轻地说起曾经

白天的时间，多拉睡觉，我去杜尔哥街小学上课。我差点儿要写“幸福地”去上学，之所以没写，那是因为我在学校过得并不开心。我记得教室光线暗淡，挤满了孩子，我尤其记得那个盘着发髻的讨厌的女老师。我被安置在适合我正常学龄的班级。

我的学习成绩很差，我开始迷迷糊糊地识字、写字。考试时，我把课本放在桌子上，我完全不知道考试不能翻书。女老师轻手轻脚地朝我走来，猛地抓着我的头发，全班同学都乐不可支。

我什么都不理解，我在学校过得很糟，课间休息时，没人理我。我很孤单，幸运的是，多拉有两本巨大的书，我非常喜爱里面的插图。那是由古斯塔夫·多雷绘制插图的《圣经》，正是从《圣经》开始我才学会了认字。《圣经》里的故事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庙宇倒塌在数千人之上，小孩被抛弃在荒野，或在床上被割断喉咙，哥哥出卖弟弟，军队和战马被淹死的故事。或不可思议，或恐怖吓人，或描绘得如平常生活。

在众多的插图和故事中，罗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阴沉插图的左边，才华洋溢的古斯塔夫·多雷生动地绘出了正直的罗得和女儿们的逃亡。在插图的右边，所多玛和蛾摩拉其中一座城烧起了大火，罗得夫人回头一看，摆了个后悔的姿势，伸开手臂，变成了一动不动的盐雕像。

我常常看着这个雕塑画像出神，画像对我心灵产生了影响，每当我回想过去，就会发生这样的一幕：眼泪里的盐会把我们变成雕塑，生命因此终结。要想活下去，千万不要回头。向前！执意向前！

这个故事让我受益匪浅，在很长一段人生中，我把故事教训用作我的生存谋略。向前走，不回头，绝对不回望过去，过去只会让人涌出辛酸的眼泪。未来，未来很美。向前走吧！

究竟是罗得的故事这样讲述，还是我让故事这样被讲述？我也可以得出其他的教训。“众所周知，《创世记》第19章，在所多玛，正如蛾摩拉一样，位于死海南部……这两座城弥漫着腐败和淫乱的味道。” [5]在这个邪恶的广阔土地上，罗得一家品行高尚，甚至接待了两个异乡人！在摧毁这些荒淫的家庭之前，上帝允许罗得一家逃走。罗得夫人转头后悔，那是生命最后的回望！

我就是这么诠释这个故事的。近来我都在找古斯塔夫·多雷的插画，可以让我回想起罗得的故事。这两本书至今仍放在我的书房。不久前，我又认真地翻阅了这两本书，浏览了所有的插图，这些图片在我记忆中非常清晰。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以撒背着木头祭祀的画面，约瑟被哥哥们出卖，摩西因水得救，扫罗被剑劈开胸膛而死，参孙弄塌庙宇的柱子，这些故事曾深深吸引一个小男孩的心灵。

这些都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出奇地栩栩如生。所有故事，除了罗得逃走的插图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再看到逃离罪恶之城的插画！可是，我确信，在泛黄的书页中，我看见了这个画面。毋庸置疑，的确没有这个插图，那么我定是在别处看到过。我经常翻阅这本《圣经》，我把这幅插图放在里面，那么插图的出现合乎逻辑。合乎逻辑，但并不是真实的！

这个虚假的回忆对我来说意味深长（我可能会说“根据不同信息重组的回忆”），因为这个图画同我有了交流。它巧妙地告诉我：“如果你不回望过去就能随心所欲地生活。”

这有何难！回避过去不安的表征就不会感到忧心忡忡，不会反复咀嚼回忆就不会变得意志消沉。然而回避真正的自我表征，与他人的交往就会出现障碍。我本是活泼合群的，可是突然某个词或某件事勾起破碎的童年，我便沉默不语。

在和平年代，我本应该能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正如现今人们认为的那样，这并非什么无法言说的经历。或许，当身处某个安稳的环境时，我该能平淡如水地讲述战争了。“平淡地讲述战争”，你们能理解吗？可能淡然地讲述一场疯狂的杀戮？这个措辞并不准确，这不是疯狂的杀戮：不小心说漏的一个词，签署的文件，邻居的一个眼神……都足以造成逮捕，在跳窗而逃前，女士用披肩遮住一颗黄色的五角星。恐惧渗透在琐碎的生活中，这要如何理解？

我沉默不语，以为自己完好无缺地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可能吗？夜夜噩梦后，摆出安然无恙的样子，难道正常吗？在迫害中闭口不言让我得益：“向前走，一直向前走。”正如我让罗得这样讲述。我只是去适应环境，这并不正常。我拒绝承认不愉快的经历，我周围的人则成了我否认过去的帮凶。被苦难刺伤过的人喜欢表现出坚强和乐观的样子，而亲友也不用面对受害者因遭迫害而留下的问题，得以如释重负。

他们说，战争很美

蒙马特高地，孩子们无比地自由自在。我结识了一个小伙伴，我们一块在街区跑闹。安维尔斯和特立尼达广场，蒙特隆广场和圣心公园都是我们玩耍的快乐天地。我们早上出门，无忧无虑地玩到天黑才归家。我们在街上踢足球，因为在1948年街上几乎没有汽车。我们去咖啡馆点一杯水和一份面包。就是这样，无拘无束！像过节一样开心的日子！

我记得一个早晨，小伙伴友好地告诉我：“我的妈妈不准我和你玩，因为你是犹太人。”分开时，我们握了握手。

我想我不曾感到难过，只是在自我表征中感到虚空。这种虚空不同寻常，好比在清晰的表征中闪现突如其来的阴影：骤然出现的谜团！一个无解的问题突然而至，世界变得纯粹。和我的父亲一样，小伙伴的父亲也在战争中去世。他的母亲和多拉一样贫困。就像我和多拉，小伙伴和母亲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一个词，一个我不知为何意的词，剥夺了我的友谊，害我失去了白天的自在生活。

其他人知道这句“我不知为何意”，他们认为这句话显示了我的特点。一天晚上，一个街区的小伙伴来找我，邀请我把我的经历讲给他父亲听。我兴高采烈地答应了，终于不用再隐藏什么了！我可以像所有普通人一样生活！我走进了他父亲的珠宝店，看到四个大人，其中一个坐着，显然他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位父亲（我记得他的大鼻子和灰色的工作罩衫）对我说道：“向先生们讲讲你经历的事情。”我感到自己像在演戏一样，面前有四位观众，其中一位大人物还是坐着的。我不记得我讲了些什么，我如登台演出一般用心，我生动地讲述了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逃亡的经历让那位就座的重要人物大感兴趣。他还问了我详细的情景，我想我也清楚无误地回答了他。他递给我一张缺口的纸币，大概是50生丁（货币单位，100生丁相当于1法郎——译者注），然后对我说：“你讲的故事很精彩，去买糖果吃吧。”

精彩的故事？此话不假。

童年的苦难把我推到了特殊的处境。如果我在战时讲述这些经历，就会被拉去处死。而当我在和平年代讲述往事，人们又不相信。讲述人生经历，并不是呈现精彩纷呈的事件，那是重组回忆，整理我们所经历事情的表征，同时也会改变倾听者的精神世界。讲述完经历后的感觉取决于倾听者的反应：听完我的故事后，他会作何感想？他会把我杀死吗？还是会嘲笑我？帮助我还是赞赏我？沉默的人参与了讲述者的故事中。

为什么当别人要我讲述曲折经历时，我更愿意缄默不语？

当我讲述这些事时，我感到古怪：既不是完全的骄傲，也不是完全的羞耻，那得视别人的眼神而定。当我无所隐藏时，内心变得平静。总之，周围听者的反应总让我有难言之隐。当某个大人不信我所说，讥笑我有“异想天开的才华”时，当某个小伙伴拒绝和我玩时，我只好陷入沉默。

那个时期，我九岁，即便是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中，我也曾有过幸福的时光。记忆中保留了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感动、快乐的画面，我为父亲加入外籍军团感到自豪。在法尔热家其乐融融的家庭聚餐，苏珊娜教我像猫一样吃饭，玛格特宣布我喜爱兔子头（我害怕兔子头），滑稽的伦敦广播，法尔热家人的热情，直到那天到来，我不得不独自待在小房间里。

战时，我也经历过美好时光：在蓬多拉谷仓的稻草上睡觉，旁边是大个子，他叫我“小个头”，农业工人递葡萄酒给我，拿我打趣。没人对这些美好的经历感兴趣，他们更喜欢听我讲不得不从粪池中走过，粗鲁的佃户，在钓鱼时险些被淹死的段子。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更有兴趣。

因我采用了保护性名字让·拉博尔德（或博尔德），我得以在学校上了几天的学，留下了一些温馨的回忆。白天好比节日的开始，我们唱着“元帅，我们在这里” [6]。想到有个元帅等着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开心，我愿意为法国的强大用功学习。

在卡斯蒂隆，我和我可怜的玩伴在田野中奔跑，去偷麝香葡萄吃，结果还因为吃得太多落得大病一场。

我在罗西剧院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多拉和美国人跳舞，与杂技演员开心地聊天，观看莫里斯跳舞，据说他跳得比弗雷德·阿斯泰尔还要棒。

多么幸福的时光！若我没有什么可隐瞒，这些经历是美妙的。可是因为周围的人无心倾听，我只能将其隐藏成心中的仙境，取而代之言说一串串惨剧。我和多拉的重逢并不全是愉快。我成绩很差，多拉没有责备我，让她难过的是我并不是活蹦乱跳的小孩。我不会热烈地拥抱她的朋友。她对我的拘谨感到失望。多拉为人慷慨，所以她愿意收留她喜爱的姐姐的儿子。对于她来说，我的到来意味着和平回归，重拾幸福，继续家庭生活。她希望照顾一个热情、活泼的小男孩。我们重逢那年，虽然我才九岁，但我俨然已是个小大人。

有很多舞蹈演员都是多拉的朋友。有一次，多拉的朋友来到家里，她一边推着我，一边说道：“快，去拥抱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即便我看到弗雷德·阿斯泰尔或科西嘉岛杂技演员兴奋不已。在皮加勒区歌舞餐馆，我欣赏挂在墙上的他们的照片。“小孩子应该蹦蹦跳跳。”他沮丧地对我说。可我很久以前就不再是小孩子了。

玛格特也想收养我。她已经成家，有一份职业，家庭也有声望，她的情况更有利于收养我。两个代理母亲起了冲突，混乱的状态再次席卷而来。这种混乱导致孩子周围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不能整理出自己的时间表征。事到如今，这个时期的记忆一闪而过，只留下曝光过度的黑乎乎的底片影像。

美丽而悲伤的幽灵

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学校 [7]又浮现在了脑海中。那是一幢高大整洁的房子，空荡荡的，孩子们还没来，我应该是第一个来到学校的。两个辅导员总是一言不发，没有活动，没有娱乐，什么都没有。房子被山包围，道路的另一边是巨大的岩壁，岩壁下面一条河流淌过，我听到有人叫这条河“布赫内河”。我不知道我身处何地。我独自溜达，想做点什么事儿，可没什么让我感兴趣。我又开始转圈，想在眩晕中寻求平衡。

小蚂蚁拯救了我。在大门口附近，花园的左边，我留意到一块岩石在微微震动。走近一看，发现那是带翅的蚂蚁在修建强大的城堡。只见在构筑的地道中，蚂蚁们忙忙碌碌，在地道上方，体型结实的铜色大蚂蚁成群飞走。好比晴天霹雳一般，我突然意识到：置身于情感沙漠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周围是个热情洋溢的世界！

第二天，好比电影里那些宏大的场景，小黑蚁进攻带翅蚂蚁的大本营，想要偷走它们的蚁蛋！我看见黑蚂蚁钻进地道，随后叼着大大白色蚁蛋爬出来，它们要把蚁蛋搬到远处。黑蚂蚁的进攻一轮接一轮，带翅蚂蚁急得团团转，藏蚂蚁蛋，打斗，逃亡。我从未看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在此之前我心中也从未思量过一个关于人世的问题：结成群才能活下去吗？为什么黑蚂蚁要抢走带翅蚂蚁的孩子？人年幼时也可以很强大吗？由于小蚂蚁这一幕的出现，我开始学会提出问题，我发现世界有时也很迷人。

孩子们陆续来到这所房子。我没有再去关注那些可怜的幽灵般的小蚂蚁。学校里凄凉冷清，大战期间的蓬多拉谷仓，卡斯蒂隆的田野，解放后巴黎的大街小巷都比这个学校更有活力。当周围的一切变得死气沉沉，生活也随之变得难熬。

在这样阴沉的氛围中，发生了两件事：我看到了奇幻绚丽的日出；我爬上高处，感到格外心满意足。

我很早就醒来，爬上盥洗室的小窗子，在那儿等待日出。我把膝盖压在窗户边上，手抓着窗户拉手，等了很久，我的膝盖开始发疼，手也酸了。太阳终于出来了，我感受着每一缕阳光，感叹着新一天开始的美。随后我又回去睡回笼觉。

为什么我要到处爬高呢？毋庸置疑，所有孩子都向往高处。在这个学校，我找到了一个通向卫生间的狭小通道。我把脚放在一边的墙壁上，背贴着另一边的墙壁，就这样我轻而易举地登上顶部。爬高让我感到一种出奇的安全感，我寻思当时我是不是这样想的：“爬去高处，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不一定细致地想过，但爬高的行为包含了这层意思，而今我的讲述表达了这个意味。

无论怎么样，爬高让我想起了我的逃亡。你们觉得我可以向谁诉说逃亡的经历呢，冷漠的大人？阴沉麻木的同学？对我来说，爬高意味着可能逃跑，正如我在心中对自己无言默述：“不要害怕，监狱也有出口。”

于是我爬上卫生间的通道，沿着墙壁和石柱，石柱很宽以致我无法抱住。我冒着巨大的危险爬到了顶部，几个闷不吭声的同学投来赞赏的目光。

当我听说有块巨大的洋葱状岩壁只有攀高好手才能翻过时，我决定去翻越这个大岩壁。我很想和一个小同学成为朋友，因此我拉上他一块逃出学校。学校大门关了，我们爬过花园周围的铁栅栏，毫不费力地离开学校。平日里，小同学的妈妈时不时地来看望他。因为他有妈妈的关爱，我觉得他应该比我优秀。我主动接近他加深了我们的友情。我想他的名字应该叫卡皮泰纳，我们的经历太过好玩，你们会看到，没准儿是顶好玩。

我们抄了一条近路，爬第一个岩壁，他被困在一个陡峭狭小的地带，既上不去也下不来。我建议他把鞋子脱掉，以便更好踩住石头。他脱下鞋，但手拿着鞋子没法往上爬，于是他想把鞋子扔给我。我记得有一只鞋子我没接住，看着鞋掉下去我张皇失措，鞋最后落到了灌木丛中，这对我的小伙伴来说，简直是一场声泪俱下的惨剧。我独自爬到岩壁顶部，接着又下来，我从洋葱岩石后的小路跑着去通知大人。我没有受到半点儿的责备。

讲这段回忆有种古怪的念头！或许我想证明根植于过去经历的意义，对于我来说，爬高意味着“多亏成功逃亡”，“总有可能获得自由”。对于我的同伴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则另当别论：“我弄丢了鞋子，妈妈会大发雷霆。我真是太倒霉了！”

现实引起的痛苦与现实表征带来的痛苦截然不同。战时局势紧急，我生活在紧迫的环境中，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分析事件。当我们回忆时，出现很多画面和语言的表征，记忆中保留的某些场景也像内心戏一样上演。这些隐秘的电影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参与我们身份的构筑。

在战争时期，好好回忆是不可能的。迅速动身，弄清情况，做出决定，立刻行动，而不是在脑海中分析思考。适应环境才能生存，而不是回想往事。观察到凶险就立马采取行动。我们能解决困难，但并未能真正了解事情的原委。好比骑自行车，我们不自觉地处理各种情况，没有情绪，没有内心分析，不动感情和立马行动才能够变得足够强大。此外，采取行动后，我们会很有成就感，为逃过死亡而雀跃开心。不动感情的行动，随之而来的满足感，多么古怪的关系！

战争年代，近在咫尺的死亡麻木了内心的情感，而得以幸存又让人欣慰高兴。险些丧命在食堂大锅后，在稻草上睡觉我已感到很幸福；与人切断交流后，农业工人向我灌葡萄酒也让我感到快乐；数月的孤独生活后，被带枪的男人逮捕，我竟然也感到好玩。

不幸不再时沦为噩梦的人质

现实变化无关紧要，唯独意义是重要的。情感上的麻木或开心不再受环境改变影响，而是由讲述的故事决定。大战过后，我感受到的即是由表征引起的某种情绪。

在所有战火纷飞的国度，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的反应：战时坚强的孩子，在战争结束后陷入崩溃。黎巴嫩人对此了解颇深。

2006年7月，以色列遭到轰炸，四岁的阿里当时在迦南村。 [8]他和父母、姐姐泽娜巴避难的房子倒塌。母亲卢拉从残渣瓦砾中爬了出来，阿里头部受伤，陷入了昏迷，而泽娜巴不幸身亡。邻居看见阿里昏昏沉沉，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尸体。孩子恢复意识后，看到身边炸碎的尸体旁狗在转来转去。

随后的两个星期，小男孩活泼开心，精力充沛。他说姐姐在天国是幸福的。他睡得安稳，讲话温和，还画了黎巴嫩抵抗成员袭击和摧毁以色列坦克的画。在学校，他成绩优异，他为有家人成为殉难者感到光荣。长大后，他想成为军人，周围的人无不赞叹他的内心强大。

两年后，和平归来，黎巴嫩重建。母亲带着小阿里来到泰勒医学心理中心。孩子坐立不安，不仅撕掉自己的画作，还把其他小朋友的图画撕成碎片。他乱扔东西，说话咄咄逼人，他总担心母亲被杀。

在经历过战争的孩子身上，类似这种成长历程很常见，它表明，应对不等于韧性。应对具有同时性，而韧性具有历时性。当困难发生时，我们本能地去面对困难。随后，我们重新审度往事，竭力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消去困惑，才能掌控往事的表征。我们把惨痛事件放入了自我的叙述中，让不堪的经历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我们才有勇气迈向新的人生之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创伤后获得韧性。

以色列被轰炸时，阿里的家庭，朋友，街区的熟人为他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是那儿的小主人。学校，商店，邻居，所有一切都是可靠安全的。对于四岁的阿里来说，死亡的概念那么生疏，他对人生的不可逆转性更是一无所知。因此，阿里没有为姐姐的离世感到悲痛，但他怀念姐姐，想和她一起玩耍。

轰炸结束两年后，和平回归时，阿里的情感小生境土崩瓦解。阿里的父亲在轰炸中受伤，不能再去工作，母亲虚弱消沉，总是放不下死去的女儿。在曾被摧毁的街区里，充斥着大人们仇恨的言说。阿里身边的情感小生境变得沉重，他无法启动韧性处理。阿里家变得阴郁苦闷。

艾丽莎和卡里没完没了地叨念：“我讨厌黎巴嫩，我们失去了家园，这个国家不能给予你任何帮助……没有爱……难以忍受……黎巴嫩人最擅长在战争中过日子，自己人不也朝自己人开火吗？我要离开这儿！” [9]

在战争中，如果孩子之前很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给他们带来信心，加之他们的父母营造了安稳的氛围，那么你们认为他们有什么理由害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遭到轰炸，大部分伦敦孩子对此兴致勃勃。孩子们在夜里被唤醒，裹着毯子，走下地铁，身边有所爱的人的保护。碰到的陌生人也报以亲切的微笑，虽说是萍水相逢，他们也会保护孩子。在上空的炸弹轰隆声渐渐消失，孩子们再次入睡。多么动人的一幕！

我甚至认为这类苦难会加深依恋！一个孩子得到过多的爱，他不会去依恋，而会变得抵触，仅此而已。大人同孩子游戏，给他安全感的同时，建立了关系。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父母自己要具有安全感，不惊不惧，正如伦敦被轰炸期间，伦敦人微笑着走下地铁避难。此外，发生凶险的袭击时，父母的安全感会发生作用。在父母的安全感影响和危机环境之间做出的应对可以加深孩子和父母的依恋关系 [10]。

儿时的我们对空战很感兴趣，当我们听到飞机盘旋时的轰鸣时，看到飞机在天空中划出意想不到的弧线时，我们会雀跃地冲出去观看。当其中一架飞机被打中，一阵黑烟升起，紧接着火光四射，飞机旋转坠下，我们是多么的乐不可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真实的情况却是危险的，我们用不着担心，因为大人们解释说听到炸弹的呼啸声，就能知道炸弹在远处。全然不用害怕！

为了把我们从纳粹分子手中解救出来，美国人轰炸美丽的布列塔尼城，父母们拍手叫好，惊奇的孩子看着落下的火光蹦蹦跳跳。事实上，应该把孩子送到远房亲戚家避难。在那里，孩子们才能真正被保护，可是，如果脱离了父母的安全基础，听到飞机的声音，他们会焦虑不安。如果有安全感的父母陪在他们身边，警报意味着“妈妈会保护我”，像往常一样有点心吃，爆炸声和强光有点吓人，不过很快就会见到宾客往来的热闹场面，好比打着胜利的标语：他们没有看到我们。 [11]

袭击让创伤反应具有一定结构，我们不能说“轰炸引起了心理疾病”，但我们可以说“轰炸造成了人员的死亡和伤残，房屋倒塌”。是否造成心理疾病，必须要看家庭和社会是否被破坏。

战争期间，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大人无不惊叹他们准确的观察。当大人拍下照片，随后让孩子“画出战争” [12]，图画得非常准确，让大人都瞠目结舌：“某些图画非常真实客观，太让人震惊了。作为目击证人，孩子很可能处于次要的状态，虽说他在那里观望着，但一切又好像发生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13]

这种次要的状态与创伤性记忆相符合：孩子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因此事情的场景会渗透到记忆中。这种记忆，好比管中窥豹，在模糊的场景中确定清晰的一幕。当他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经历不会造成创伤。与此相反，当家庭、文化一同崩溃时，同样的场景会让孩子恐慌惊惧。这样的场景会在白天不自觉浮现，在午夜的噩梦中重现，噩梦又加深了记忆的烙印。

在我的成长中，那段生存的敏感期，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我真的应该死去吗？为了能够存活下来，我到底伪装成了谁？我比死亡还要强大吗？为了争取活下去，我是否有过背叛？我所经历的事情不能与别人分享，我是如何活到现在的？倾听者的反应让我困惑，难道我还应该坚持讲自己的经历吗？他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他们要动怒？为什么他们让我无言以对？为什么他们要说：“你经历的这一切算不上什么……生活还得继续……我们也有自己的苦，我们没有黄油吃。”他们上哪儿寻来的这个“这一切”……

感谢你给我一根稻草

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讲述者都会对自己的经历感到焦虑，而周围的倾听者却什么都听不进去，这种不协调的情况经常发生。

听者无法想象别人经历的灾难时，就会拿自己的小痛苦去做比较。听者通过这种比较保护自己，从而孤立不幸的人。我可能会说：“他身上被孤立的是不可分享的故事的一部分。”周围亲密的人的反应和文化环境则促使个人地下室 [14]嵌入了受害者的灵魂。

受害者默默心碎，独自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遇到重重困难。

我克服了苦难，我要证明我有权存活下去。为了证明我不会向厄运屈服，我的心负担着痛苦。我身处险境，为了借机证明死亡不是那么残酷无情。

我被安插在阿卡雄湾附近的塔尔诺。在那里的一个学校我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回忆。宿舍很大，里面放着四排床，有十到二十张，食堂更宽敞，几百号学生都在里面用餐，闹哄哄一片，只有老师的镇压才能让喧哗的食堂稍微静下来。

人多造成了彼此不知道姓名。在离大人很远的地方，我们每四组玩扔刀、打架游戏，游戏生出风波、伤口，还有结盟。在打战游戏中，我发挥了我的专长：爬到一棵树上，打探对手的进攻，我没有顺着树干下来，而是朝树枝末端爬去，直到树枝被我压弯，我抓住树枝的末端，佯装要掉下来。这下可是制造了不小的轰动，老师也来为我加油，我完成这个勇敢的举动。我发挥了自己爬高的优势，赢得了大家的赞叹，同时证明即便人冒着很大的危险也总有可能掌控时局。

战争剥夺了我的个性。我失去了双亲，遭到逮捕和囚禁，随时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随后有人把我藏起来保护我，让我戴上风帽逃走，我被带到黑暗的房间，躲在大锅里，去到陌生人家里。无论别人害我还是保护我，我都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我对抗死亡，从而又找回了自己的个性。有时候，大人会带我们去卡布雷通游泳，他们叮嘱说小心落潮和落潮引起的漩涡。于是我决心成为一名游泳高手，我要扎入浪花中……然后，再脱身游出来！

在卡斯蒂隆，我碰到陌生的大人，向他们讲述了我逃亡的故事：卡在天花板里，躲在一个垂死女士的床垫下。其中一个大人说道：“幸好当时你没有打喷嚏，不然德国兵会宰了你。”很快，我决定用树枝挠鼻子痒痒，看是否能忍住不打喷嚏。效果不错呢！我泪眼汪汪，鼻子流着血，但终究没有打喷嚏。我由此证明了我比环境更强大！我可以随心爬上树，然后从树枝末端滚下来，我可以钻入扑打的浪花中，不打喷嚏。必须和死亡周旋，在旁观者看来，隐秘的神意审判未免显得荒谬。在被战争摧毁的童年中，上帝一次次的小判决帮我重新掌控自己的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重复这个古怪的行为：自己与自己对话，把自己置身于风险中。我想，后来我敢去医科学校也是得益于我病态的勇气。如果我身心平衡，那么我应该适应那种不起眼的孩子生活。我周围的人会问我：“我可怜的孩子，有过这样经历的你是怎么成为一名记者或医生的呢？”

“眼泪要透露什么呢？” [15]无论是父母的离世，还是极度苦闷的童年，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无话可说，年纪太小而不知如何悼念。伤口没有发疼，身体却已枯萎。眼泪在随后的日子才涌出，在多拉家，因为她，我有家可归，我又重新找回了生活。

“不要忘了，最为平凡的事情塑造了你的思想。所谓平凡的事，是对你思想的形成有最大影响的事情。” [16]1943年，加布瑞拉的父母失踪了，小女孩被安置在丹费尔-罗什洛儿童收容所。一段时间后，也就是1945年8月，她被送往莫尔宛农场，和其他被救助的孩子在一起。一个农民出现了，收容所院长说道：“就是他们了，四个男孩，一个女孩 [17]，选吧。”第一次上学，她穿着收容所小孩穿的蓝白格子罩衫，一个小女孩走过来说：“别和她玩，她是从收容所来的。”

在这次平常的拒绝中，创伤影响的正是拒绝的意义，而非拒绝这个行为。因为孩子们穿的蓝白罩衫，小朋友的拒绝，这些都让人感到不快（可笑）。罩衫的颜色则暗示着“我们比你更优越，因为你没有家”，拒绝的意义因此变得沉重。

衣服承载着某种意义，意义来自我们自身的经历。艾米莉在非常虔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不幸遭受乱伦。当时，她尚且年幼，不明白自身的遭遇，但隐约意识到某些内心的沉重。十四岁那年，她听到了“乱伦”这个词，但没有用自己的经历去比对。直到十八岁，彻底明白了真相后她完全崩溃。成年后，她这样解释说：“穿运动服的时候，我很自信；而穿很女人的衣服时，我感到很危险。” [18]真的危险不在于穿什么衣服，而在于所穿衣服勾起的记忆：穿很女人的衣服，会诱发别人侵犯的欲望。

衣服具有的意义源于自我的经历。对于一个收容所的孩子来说，耻辱的罩衫意味着“我不如人”。高跟鞋让人焦虑不安，因为高跟鞋可能会引发性侵犯。我们的记忆赋予某些物品和经历或焦虑或愉悦的感情。

我非常理解让的行为。

让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年轻的幸存者，他归家时，好比长着骨肉的游魂，带着上千年的记忆。他讲述道：“我的母亲为我铺好了床，床单、枕头都备齐了。睡觉的环境很舒适，我显然不能适应这种舒适，于是我躺在地上入睡。” [19]

沉重的记忆会赋予现在某种感情色彩。当我们从多年的极度痛苦中走出来时，我们不可能立刻兴高采烈。再次找回喜悦需要时间，有时还会很长。

两岁以后，我经历了分离，心碎，恐惧。长时间的记忆缺失符合我度过的消沉时光。母亲可能是抑郁的，感官孤立，缺乏活力，这些都不在我的记忆中！

大战结束后，不停地迁移，频频转学导致无法建立依恋关系。我刚要开始与别人建立一段关系，就因为转学而中断。不停转学来到陌生的环境，曾出现在我身边的人被我忘得一干二净。这些都阻碍了记忆完整表征的形成。

我来到奥洛龙-圣玛丽，但我不知自己为何会置身于此。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十分陡峭的海岸，不知道它通往何处。寄宿学校？孤儿院？夏令营？在这些碎片式的记忆中，也有些零碎的幸福回忆：透过一个漂亮的露天平台可以看到山谷，点燃的欧石楠茎冒着烟，我们被烟熏得病了一场。某天晚上的闲聊中，我们学会了演唱《侯爵夫人，一切都很好》。这首歌让我又重新找回了我的幽默才华。幽默意义重大，通过逗别人笑，才感觉自己恢复了活力。当我看到别人为我鼓掌欢呼，对我产生好感，我的生活再次变得惬意。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这些地方，我不记得我分别在每个学校待了多久，我曾和谁在一起度过童年时光。

在奥瑟戈尔留下了阴暗的回忆。一位负责人向一个督学 [20]说，我收到了一张票据，要去巴黎拿衣服。我坐上了火车，督学对我的厌倦，让旅途变得寂静而漫长，但我对他表现得很友好。快到巴士底狱时，我们走上了街边的露天楼梯。督学递出票据，我领到了一件棕绿相间的无袖羊毛套衫，看起来很土气。我们乘上返程的火车，路上同样闷闷无声。

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刻。搭木棚，玩扔刀游戏，饭后干杂活儿，擦桌子，捡剩下的面包屑吃。

大人和我们的关系只剩下管教和被管教、羞辱和被羞辱。一个督学和我们一起住在大宿舍，他的“房间”由几块垂直的布围成。一天晚上，其中一个督学叫我把头伸进他的洗脚盆。还好，另一个督学走进了他的“房间”，及时同他说了几句话。最后，我照做了吗？记忆模糊。

还有一位名叫莫里奇的专制督学，我们很怕他。他不屑于开口同我们说话，用咋舌发号施令，示意我们开始迈步行走，我们只好慢吞吞地走过教学楼之间的大空地。我从未恨过德国人，我害怕民兵，但那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得强大以便杀死莫里奇。后来有一天，我在普罗旺斯的一个村子里散步，看见体疗医生的招牌上面也刻着这个名字，我差点扯下牌子。

比起莫里奇的鄙视，我觉得德国人想要我的命根本算不上什么。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的改变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再穿着制服，光着膀子在农场干活儿，还亲切地向我们打招呼。战败后，德国士兵又恢复了人性。过去，身着制服的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活着。看到友好的战俘，我内心感到平和，我想我理解德国士兵曾被恶魔缠身的过往。用今天我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遭受了意识形态的异化，信仰让他们腐蚀堕落”。

打仗那些年，我的记忆没有混乱，反而和平到来后，记忆变得模糊了。不合常理的是，从迫害者手中逃脱，躲过所有追杀我的军队，我看清楚了社会。和好人在一起，我感到安心，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他们乐观热情，宽厚仁慈，会原谅我童年所做的傻事。随着德国军队的进攻，我碰到一个又一个的好人，即便是那次连夜逃走，我藏在马铃薯袋子里，被装上小卡车，也有一个慈眉善目的大人同我有说有笑。他们给予我关爱，在他们身边我感到安慰。对于我来说，这些给我带来安慰的大人成为了我依恋的对象。

所以，我并不感到惊慌，还觉得很好玩。每到一个新的藏身之地，大人和我就一起分享成功逃亡的喜悦。恶人被我们耍了！我依恋帮助我的陌生人，战争期间，焦虑转瞬即逝，更多的时候，我感到幸福！

战争时期，因为没有什么好记得的，记忆出现漏洞。战争结束后，记忆变得混乱，断断续续。父母失踪时，我年纪还很小，对死亡毫无概念，父母的离世没有让我深陷苦痛。直到那天真相大白，我在桌子底下听到法尔热太太的话，我才明白他们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死没有让我悲痛不堪，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离开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在那个特殊的成长阶段，我明白了我受到保护的一些因素：大战前，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对她产生了信任感。其次，人们说我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非常健谈。我因此善于思考和分享触动我内心的话语。另一个使我受到保护的因素是大战期间，我遇见的好心的陌生人，都成为了我感情的替代者。在救助过我的人的身边，我感到很安稳。再后来，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战争取得了胜利！

如果我在两岁时失去了双亲，我可能会变得非常脆弱，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讲话的能力，我无法利用表达达到情感调节的目的。我会因此陷入情绪的泥潭，无法应对我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抵挡随后发生的苦难。

那段孤独的时光没有留在回忆中。

当世界空空如也，我拿什么来回忆呢？死亡的印记留在自我心理表征中。随后发生的另一次别离唤醒了这个没有回忆内容的记忆。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经历别离。别离虽然伤感，但它可以培养人的独立性。在学会说话前，有关别离的记忆让当事人形成一种能力：对失去非常敏感，以至于今后任何一次小的别离都有可能诱发他的抑郁。“对于童年时期经历过别离、感情变得脆弱的孩子来说” [21]，一次突如其来的简单离别都会让他感到悲痛。哪怕是一些象征性的失去，比如考试失败，错过约会，失恋，也可以唤醒早年离别的疼痛。

那些有安全感的人虽然也会因失去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会很快从其他活动中获得补偿，以达到身心平衡。相比之下，还没来得及学会说话就经历离别的孩子，会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在情感上也会非常不堪一击，他们悲观、极端，认为离别是必然的意外，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失去。

早年被抛弃的孩子会有一种奇怪的依恋方式。起初，这些孩子被迫与可以依恋的人分开，他们反抗，哭泣，后来他们感到羞耻，接着，他们变得灰心失意。他们感到这种失去很虚无，没有必要再去回忆。如果他们期待依赖一个人，只要感情替代者出现，他们会迫不及待地黏上这个人。

焦虑过度导致的依恋大同小异，这类孩子会依恋上任何人，即便依恋的对象并不适合他们，好比溺水的人想去抓住漂浮的稻草。的确，这种依恋可以让孩子走出痛苦，但如此成长的代价十分巨大。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倾向依恋适合自己的人，接近这个大人，向他微笑，同他交谈。与此相反，幼年情感脆弱的孩子则倾向于依恋任何大人，即便他并不开心或是无数次想要离开这个大人，大人也很反感他，可孩子仍旧待在大人身边。他以为呆在大人身边才安全，才幸福，可是他已经失去了自主性，如同画地为牢的囚徒，宁愿把牢门的钥匙交给杀手。而且还要赞美杀手说：“感谢你能陪在我身边，感谢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某些孩子会极度依恋父母，某些青年人会万分依恋伴侣，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愉快。依赖一个让自己忧伤的人，让他们的成长如履薄冰，微小的刺痛都极易让他们变得抑郁。在青少年时期，他们本应该学会独立，但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他们更愿意留在所依恋的人的身边。然而，他们所依恋的人有着一颗石头心，冷漠，残暴，对他们置之不理，甚至拳脚相加。直至某天，畸形的依恋以依恋者的抑郁告终。

在青少年时期，依恋没有分化的儿童群体患有抑郁的可能性比普通群体高4倍 [22]。社会动荡加剧他们的脆弱，如盐一般撒在伤口上，痛感加剧。研究发现，在孩子成长的敏感阶段，突然失去依恋对象，而感情替代者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孩子会陷入感官孤立的状态。就像一个自我闭锁的茧子一样，没有什么能刺激他的思想，记忆，经历。如果这种孤立状态持续的时间较长，那孩子的思想会慢慢枯竭，同时过往记忆渐渐消失，孩子人格不再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性格韧性会变弱。

这样长大的孩子，68%会在成年后罹患抑郁症，很难融入社会 [23]。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些“学业失败或订婚期间的分手会引发抑郁”的说法是片面的。事实上，学业失败、分手只不过是个导火线，它们让人想起早年的失去，以及早年失去留下的伤感记忆。早年有关失去的记忆才是真正引发抑郁的根源。

有一种坚强叫脆弱

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孩子会把另一个家族成员作为感情替代者，同时这个替代者为照顾孩子感到高兴。在此情况下，感情脆弱的孩子同样会很难忍受分离。不过，这种过分依恋可以带来稳定的情感，还有助于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专注做好一件事，努力成为好学生，略有些内向，但性情温和。大家都称赞这样的孩子，却不理解正是因为分离和脆弱，让他们渴求进步和认可。

战争期间，我接近所有给我带来安全感的大人，向他们讲述我的经历，或许我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依恋。遭遇危险时，诸多的大人出现在我身边，对于我来说，他们成了我安全感的基础。因为我不得不很快地离开他们 ，我没能和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我没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和面容，但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痕迹。这些人值得钦佩，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在。

曾经，父母是带给我安全感的人，他们失踪后，另一个安全感基础在另外的地方出现，于是，我像渴望水源的两栖动物奔赴水滨一样，不加区别地去依恋父母之外的给我安全感的人。

这种适应力在战争中让我得以幸存，让我在硝烟、辗转中重新找回活着的乐趣。和平年代到来，我又重新见到了家族的成员。可是团聚的时刻我感到被遗弃，因为我渴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情感小生境，而司法判决让我来回奔波在不同的收容人之间，破坏了我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

我们平时所说的、感觉到的感情是由心理表征引起的。战争期间，坏人追捕我，我周围的好人帮我躲避逮捕。这些表征是我为了把经历的故事搬上内心的舞台，用真实的片段编排组成。我没有说谎，我只是描述了自己的感觉。

最近，我问自己，这个内心戏，这个隐秘的心理表征是不是符合事实的真相？我应该回到这些地点去核实一下吗？我应该去见见那些见证人吗？过去，我从未有勇气尝试去核实，我害怕过去再现。这种反应证实了一件事：伤口愈合，痛苦并没有离开。这不是在记忆最敏感那点情感抑制引起的记忆缺失。我常常想到战争，我把情绪麻痹在情绪的表征中。

我清楚地记得一切，但我以为自己没有受过创伤，因为我活了下来。当大人们问我是否会做噩梦，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说自己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我觉得自己应该要让人觉得坚强。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噩梦。我向前行走躲避噩梦，我用行动和幻想来掩护自己：过于亲密的交往，滔滔不绝地讲话，都为遮掩我不愿触及的话题。

我无法忍受情绪再现的痛苦，大人的怀疑不解让我苦恼不安。“在一个孩子的精神生活中，我认为否认既不少见也不是十分危险。否认可以回避创伤性痛苦，也会麻痹有关事件表征的情绪，从而歪曲回忆。” [24]直到今天，我依然想表明战争没有给我带来伤害，可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围着桌子绕几小时的圈，难道正常吗？我在学校经历的那种麻木不仁到让人发疯的生活，可能是正常的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光的流逝，我重新找回了勇气，我想去核实记忆和现实是否一致。核实不是简单的故地重游，是要找回过去的印记，我需要一个由头，一个计划来转化故地给我带来的情绪。我决定去做一个调查，去核实我过去的心理表征是否符合事实。

结果，我得出：意愿改变我们对事实感受的方式。也就是，任何人口中的事实都是主观的。

我想起一个实验，我们让实验者A在实验者B面前装出悲伤，快乐，躁动不安，我们观察到B也会流露出这些情绪。当实验者A流露出悲伤的表情，实验者B冷静的面容也会显示出痛苦；当实验者A乐呵呵地穿过房间，实验者B眉开眼笑；当实验者A突然激动不安跳起来，口中低声咕哝埋怨，实验者B便皱起眉头，抿紧嘴唇，一脸不快。当我们说道：“这种焦躁不安是因为服用了安非他命。” [25]瞬时，实验者B表现出情绪变化。我们观察到实验者B眉头紧皱，抿着嘴唇，摇头显出蔑视的神情。

我们因此观察到，随意的一句话会改变那个人对事情的感受，从而改写表征。我向别人讲述的事实，就是我想接受的事实。不要揭穿我，让我这样去回忆，现在和未来才不至于那么难过。

记忆和现实的冲突：难道我记错了

在波尔多的某个周末，我跟一个朋友 [26]泛泛地谈到战时，我说自己曾经在蓬多拉的一个农场生活过，朋友对我说：“我还在那里跳过舞呢，村子离这不远，想去看看吗？”

不想去，但最终还是去了。

我自然什么都认不出了，但所有的记忆清晰得如昨天。我记得同桌用餐的农业工人，我们在那间和牲畜棚隔开的屋子里吃饭，天黑时，羊群被关进棚子里；那口我打水的井，石井栏，粗大的滑轮，在脑海中不曾退色；黑色木头搭建的谷仓，从木板间缝隙穿过的阳光。

当我来到村子时，记忆中的景象都不见了，只见种满鲜花的漂亮的小屋舍。我的朋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不放过任何一个路人，向他们打听情况，直到碰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当朋友说出佃户“玛格丽特”，她的女儿“奥黛特·拉·波索”的名字时，老先生指出了农场的具体位置。

我告诉老先生身旁的年轻女子，说我以前会在早上打井水，晚上圈羊。女子听后，说道：“你肯定弄错了，村里从来没有养过羊。”老先生解释说：“有过，有过，我们养过羊，直到1956年，才改成养牛了。”到底谁对谁错？我有据可查！

我们再一次见到农场，与新农场主攀谈。她将农场翻新得很漂亮，就像城里人翻修乡下的房屋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口井在房屋背后，可我却看到井在台阶前。记忆中宽敞的黑色木板谷仓与我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农场主解释道：“我先生觉得谷仓太大，挡光，于是他降低了谷仓的高度。”

我再次看到了那座桥，向前伸出的石头，我就从那块石头上掉到水里的。看到村庄的广场，觉得很熟悉，不禁想起那些男孩在广场嘀嘀咕咕，斜眼瞅着我说：“犹太人从不会感恩。”

就是这样：某些迹象诱发了清晰的情景表征，但表征与实物不符。唯一可靠的标志就是“佃户玛格丽特”和“奥黛特·拉·波索”。两人的名字刚一出口，我们就找到了农场。

刻在我记忆中的往事、旧物不符合现在的情况，我记忆中的水井、谷仓、房屋呈现的是一种心理表征，而我熟知的是另一种景象。

我不禁自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周围听到的话语，比如家人、朋友的讨论，是否会不知不觉对记忆产生影响？每每想到逃亡时不停地转换地方，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些画面：我误认为是救护车的小卡车，食堂厨房里的那口大锅，修女从半开的门中探出头，拒绝打开大门收留我，玛格特家欢乐的用餐时光，卡斯蒂隆校长笨拙的好心，去园子里偷麝香葡萄，及其他一连串幸福和凄楚的情景。

我寻思：“如果我听到的是其他的话语，记忆中留下的还会是同样的情景吗？如果我知道‘追捕’这个词的含义，我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吗？还会像电影情节一样展示经历吗？因为不知道‘追捕’这个词，小卡车，大锅，修女，偷来的葡萄带上了传奇色彩。如果‘追捕’这个词只是让我想起猎物被围追，然后被宰掉的情景，那么这一连串事件的感情色彩不再是惊奇，而是惊慌恐惧。”

讲话的方式会对创伤性心理表征产生影响吗？随意说出的一个词有时会轻易地让人想起事情发生的情景。

两位美国女心理分析家让观影人观看一部电影，电影里有两辆汽车相撞 [27]。看完后，心理分析家选用这样的措辞提出问题：“在你们看来，两辆汽车撞击时的速度有多大？”观看电影的人估测汽车行驶速度为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

接着，两位女心理分析家又让观众看了一部相同的电影，提问的时候换了个措辞：“在你们看来，两辆汽车碰到时速度是多大？ ”观看者估测的汽车速度为每小时九十公里。两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观众的回答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较之“碰到”，“撞击”这个词让人感到更猛烈。

在讲述我的经历时，不同叙述方式引起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在卡斯蒂隆，大人们谈到我时，他们会说：“这个小孩，他亲眼见到了恐怖的惨相。”因此我的经历是可怕的，也自然会让我感到痛苦。

同样是讲述我的经历，另外一些话语在我记忆中又形成了另外的画面。我觉得半夜把我逮捕的士兵他们滑稽可笑；帮助我逃亡的女护士很漂亮，和蔼可亲；在逃亡的岁月里，那些一路上庇护过我的义人，既不可怕也不算英勇，他们默默地完成日常的活计。难道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情景很恐怖吗？

战争结束后，无家可归的孩子苦不堪言。当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大人不愿花时间同孩子交谈；当心生怜悯的大人说“多么可怜的孩子，他失去了家园”；当我无意中听见那句“他在讲故事呢”；当我告诉负责弄清我档案的社工，将来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社工不禁哈哈大笑；当我向官员解释我的父亲曾经在外籍军团服役，官员断言“只是名字相同罢了，我们不会为法国赔上性命的”，所有这些时刻，都让战后无家可归的孩子陷入痛苦。

周围人的话语，无关紧要的谈论，陈词滥调构成了语言环境，在这个语言环境中，我赋予自己的经历某种感情色彩：耻辱或自豪，绝望或希望。根据我周围人谈论的方式，这些对立的情感连接着同一个回忆。

在多拉家，我们从不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只会谈论开心的话题，比如“跳舞”，“尼龙长筒袜”，“美国好彩香烟”，还有“伙伴”。没有战争，没有惨剧，只有某些快乐却短暂的回想。战后那些年，我的年龄和心智还不足以让我认识到，保护性的否认已在心灵深处偷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五十年的光阴流转，我才有勇气再次走进犹太教堂。还是一位女性朋友把我带过去的。

“就在旁边，”她对我说，“我们可以参观教堂，我认识那里的教士。”天气晴朗，空气很轻柔，与她同行我感到很愉快。可是，走进犹太教堂，我能完全放下心中的重担吗？过去，我常常在拉比哈街道溜达，却不知道这条街通往何处。

犹太教堂很壮观，我感到欢喜。教士和他的哥哥接待了我们。在友好的氛围中，大家面带微笑，教士问我：“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我无法回答，记忆和现实有着诡异的偏差。眼前的犹太教堂是白色的，而我回忆中的教堂里充斥着红色，墙壁、祭台和扶手椅都是红的。在我的回忆中，一个男人打开红色圣约柜的柜门，从中拿出宗教卷轴。而今，墙面是白色的，扶手椅是木制的。

我在亵渎神明吗？虚假的回忆？我向教士讲道，那时，进门时摆着两张小桌子让人选择。一张桌子意味着处死，另一张桌子则是活命，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们被叫醒起来喝咖啡。

教士的哥哥指向大厅的柱子，柱头底部有一块枪击造成的大石块裂片。“这你一定记得吧？”我没有印象。

突然，我想起大战结束几年后在学校写过一篇作文。我记述了一个孩子，在战争时期被囚禁，亲眼目睹了教堂里的枪决。如果说十三岁的我就开始写自传，那么我一定会记录下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从我记忆中抹去了这个回忆，并讲述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

当我拿到《波尔多犹太教堂》 [28]的小册子时，我看到艺术家让·鲁宾·沃塞勒1812年画的一幅油画，画中红色的帷幔挂在圣约柜和进门左边靠墙的扶手椅上面。我还看到了1845年奥古斯特·博尔德的一幅画作，这幅画肯定了帘幔的存在和横向摆放的祭台。我还看到了地板上的马赛克，屋顶摩尔人风格的小圆柱。

记忆中的某些点比现今真实见证的事物还要可靠，因为十九世纪的画作证明了我的记忆是合理的。枪决如今已经不在我的回忆中，可它却是我孩童时期作文构思的主题。

难道因为周围人的质疑，我抹去了这个场景？

我们朝我藏身的地方走去：卫生间！我认出了通往卫生间的小院子，又看到了那扇高高的窗户，可门上用板子钉成的Z字消失了！多年来，我在心中常常看到那个Z字形，不见了，我为此感到不安。我问教士和陪着我的友人：“门被重新翻修过吗 ？”教士的哥哥说道：“我想，大概是被重新修过吧。” 他的表情不太肯定。我想着他们不会相信我，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我是那么喜欢门上的Z字，Z字见证了我成功逃脱的技巧。虽然他们面带微笑，但我明显感到他们也很失望。

比起Z字的消失，犹太教堂的台阶更让我焦虑。在我的回忆中，我看到教堂的大门敞开着，阳光照进来，我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台阶高处，看着载着囚犯的汽车向圣-让火车站驶去，渐行渐远，直至消失。我看到台阶下方的女护士，她示意叫我躲进她旁边的车子，我跑下了台阶，冲进了救护车里。某人帮我掀起床垫，我躲到了床垫下。我记得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要大声呼吸。”我肯定有人对我这么说过。

在我的回忆中，这些场景不可动摇，那台阶与《战舰波将金号》的阶梯一般长。而今，台阶仅有三层，还长着青苔！此外，我是怎么钻进那辆小卡车的 ？此时的犹太教堂的院子完全被精工打造的牢固栅栏围住了！

是它们原本如此，还是记忆中的它们根本不存在？难道我的回忆是虚假的？

资料明确记录了我的被捕。在大清洗的名单上我找到了我的名字，名单上注明的日期很古怪：“1942年7月16日被逮捕的犹太儿童名单。” [29]在四十多个孩子中，最小的年仅一岁，名叫雅克琳娜。我的母亲于1942年7月18日被逮捕，而这天我没有被逮捕。被逮捕前夜，她很可能把我送入了公立收容所。

当现实出现了混乱，我的记忆却依旧清晰。事实上，犹太教堂重新施过工，重新粉刷了墙面，翻新了卫生间。而小卡车停靠在路边也有可能被改造过，因为我在大战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上看到，教堂前的空地并没有栅栏，教堂周围是开放的 [30]。

喔！真担心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记忆中像谢尔盖·爱因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一样长的阶梯并不存在，但我确信我的的确确从阶梯跑了下去。我已不记得从阶梯奔向女护士时的心情，或许当时的心情正如看到影片中的巨大阶梯一般不安。影片中呈现了这样的一段场景：婴儿车沿着长长的阶梯滑落，婴儿即将在台阶底部被踩死。我把这两组回忆合二为一。过去，我忽略了这个记忆的信息源，但我脑海中留下了战舰波将金号阶梯的形状。

即便这些记忆的信息源不同，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真实的。现实中，我穿过了三层台阶，这个现实的心理表征显示的是电影《战舰波将金号》里的阶梯。

“心理表征”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说出了这种记忆整合。

回忆并不是再现真实的事物，而是整合了的真实场景的片段后，在内心世界创造出的另一个真实世界。我们在心灵世界上演的电影是我们的经历和人际关系共同的结果。感觉幸福时，我们会在记忆中寻找和收集符合我们愉悦心境的真实片段。经历苦难时，人们很可能会去寻找另一些真实片段，以配合我们感受到的苦痛。

在所有情况下，回忆好比幻想一样逼真。在自我的记忆中，事情的真相并不完整：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成千上万的信息，能回想起来的却寥寥无几。这些零星的信息变成心理表征，然后表征把我们的感受形象化。在这样的内心戏中，我们欢呼拍掌，或悲伤流泪，或愤愤不平，全然忽略那些无意识痕迹及被潜意识阻碍的记忆。

所谓合理，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

逃亡回忆和现实的冲突让我感到烦恼，于是我决定重返卡斯蒂隆。

村子焕然一新，我都认不出这是卡斯蒂隆了。

我们走在一条整洁的街上闲谈，维尔舍努女士说道：“瞧，小学校！”一座漂亮的房子，白色的墙壁，可以看到山冈。我方才看到的景色和我的记忆大相径庭。那边深处，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走廊，正是在那儿，我同弗朗索瓦丝聊天，她留着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她是个小美人！

那边是花园，过去士兵们用德语和我讲话，给我水果，把我举在空中玩闹，因为他们都是笑嘻嘻的，所以我没有感到特别害怕。

我和顽皮的小伙伴一起在德国士兵中游窜，惊叹他们的长枪。在房子上部，有一个 望台，一个小小的高塔，上面装有玻璃，一个士兵爬上高塔去站岗。他一脚把我们撵走了。

我记得那条路上，立着稻草靴子搭成的拦路障。两个士兵守着一架机关枪。我和小伙伴跨过了拦路障，一个士兵微笑着叫住我们。他比了个姿势，告诉我们他要给我展示点什么。他拿起枪射击墙面，一块大石头炸开了。我们都哈哈大笑。战争，很美！

随后的回忆中，我看见邋遢的士兵，敞着衣领，全身脏兮兮的，胡子拉碴。他们散懒无序地走在街上，既没带枪支，也没戴头盔。我听说他们犯了军事错误，集中到村子的广场上。在周围的山冈上，游击队毫不费力地对他们进行炮击。

当我向弗朗索瓦丝讲述这段回忆，她向我出示了一位卡斯蒂隆的老前辈的见证文件，老前辈亲身经历了卡斯蒂隆的解放，文件上面写道：“游击队包围了卡斯蒂隆，来到卡斯蒂隆的高处……没有开战，双方只是互相开了几枪。” [31]让·科林游击队队长，共产主义游击队员，戴高乐派抵抗军，那个时期的市长皮埃尔·杜斯，干练地商讨了德国人投降事宜。“指挥官……不太积极，不是希特勒分子……并不热衷……打仗……随后到处都在撤退。” [32]

这些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证明了我的回忆是合理的。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第二次没有逮捕我。我所知道的德国人，打胜仗后会神气地穿过波尔多，战马，击鼓，音乐，无懈可击的整齐队伍，显得那么威武勇猛。随后，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宽厚的占领者，他们给我糖果，没有带枪，没戴橄榄帽，也没有系腰带，便装散步，给人一种乖孩子的感觉。此后，他们变成了侵略者，设置拦路障，检查证件，逮捕无辜的人，粗暴打死无辜的妇女。而战败的德国人，精疲力竭，衣衫褴褛，任凭几个顽童呼来喝去。

同一个人的形象完全改变了，却依旧真实。

周围的环境会改变人。我们有自由选择我们期望的成长环境，或改变可能影响我们的环境。当我们身处某个具体的环境中，环境的影响深入到我们的内心，造就了那时的我们……

德国人被打败了，也就在那时他们又恢复了人性。世界上任何军队，一旦打了败仗，最后的下场都一样。有的穿着破烂的衣服，有的神情恐惧，有的脏兮兮，有的臭烘烘……他向我讨要一块面包，我给了他半个面包……他确实穿着鞋子，不过已破烂不堪。他问：“我可以要一双鞋吗？”我告诉他：“拿吧。”小伙子兴冲冲地走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谢尔曼蒂利翁见证了德国军队的改变。1943年11月一个周末的晚上，她来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看到了残酷的真相：“集中营，苦役犯监狱，少女活体解剖。” [33]正如她平常所做的事情一样，她下决心要进行抵抗，帮助受害者。为了了解“另一个世界”，她进行观察，写作，组织了“微笑抵抗运动”。在人种学家的笔记中，她留意到，当党卫队女看守履行职务后的前四天，她们还会显示出一些人性。到第五天，她们变得冷酷无情，像野兽一般残忍，对他人毫无同情心。

合理性取决于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几天前，我和一个七岁的小哲学家聊天，说起她的姐姐在学校里修了一门性教育课，还从姐姐那儿听说了一些课程的内容。小哲学家知道我是医生后怒气冲冲地表达了看法。在她看来，老师一派胡言！我感到吃惊，小哲学家于是一清二楚地向我解释说：“根本不存在怀孕的雏菊！”

七岁的小女孩，小哲学家完全明白她长大以后会变成妈妈，在她看来这是美妙的命运。在她那个年龄阶段，她还没有性活动的心理表征，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存在这个行为，并且认为“非常愚蠢”。在这个成长阶段，她没有获得必要的知识，不知道精子在进入卵细胞之前，是在输卵管游动。对于小女孩来说，性的美好在于遇见一个迷人的王子，然后给他生个宝宝，而不是交配。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承认老师是在说蠢话。老师说植物也有性，在小哲学家看来是不合理的。这个小女孩只能用已有的知识来做出想象。或许人都是这样对事物进行分析的。

二战结束后，一些遭受压迫的法国人被释放，从虐待中解脱，成了胜利者。法国光复后，展开了清洗，通敌的法国女人被强剃光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剪毛工用说教的借口来侮辱这些妇女，按他们的说法，她们曾“与敌人合作”，活该受到羞辱。有些可怜的少女（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无关紧要）被卖给愿意买她们的男人，而那些真正通敌叛国的女人没有被剃成光头，因为她们住在高档的街区，有人保护她们。这些通敌的法国女人大部分是德国人的情人。

大部分法国人反应很正直，我周围的大人皱眉道：“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有些人甚至怒气冲冲，企图阻止侮辱德国战俘。这些没有被记入解放历史中，没有事件发生，就没有记录。

注　释

[1]. 1942年7月18日，母亲在波尔多被捕，关押在德朗西集中营，而后被押上7号犹太专列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2]. 珍妮·阿尔图尼安在写有关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时，同样谈到“文字的裹尸布”。珍妮·阿尔图尼安，《幸存：集体创伤的表现》，巴黎，迪诺出版社，2000年。

[3]. 珍妮·阿尔图尼安，《回忆的义务：在热情与遗忘之间》，《法国心理学杂志》，2000年，44卷，p.12。

[4]. 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巴黎，拉封出版社，1958年, p.22。

[5]. A.弗雷泰格，《律师和法律》，2007年，p.64-65。

[6]. 这首歌让成千上万的贝当派孩子和大人感到欣慰，由安德烈·蒙塔格尔和查理·库尔图作词。歌曲由卡米西尔·奥贝菲尔德于1941年写成，卡米西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1945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唱到“菲利斯亦是”时，约瑟芬·贝克，密斯丹格苔和费南代尔都大赞美妙。

[7]. 从最近发现的一份证明得知，学校在鲁瓦昂的圣让地区，但具体位置不得而知。

[8]. M.库尔邦，N.斯温迪，《巴勒贝克心理介入的特性》，玛娜·加纳日，战争儿童保护联合会，贝鲁特会议，2012年2月24日。

[9]. M.库尔邦，N.斯温迪，《巴勒贝克心理介入的特性》，玛娜·加纳日，战争儿童保护联合会，贝鲁特会议，2012年2月24日。

[10].M.曼恩，《后记：依恋理论》，约翰.卡西迪，P.R.舍夫，《依恋手册》，吉尔佛出版社，1999年，p.846。

[11]. M.勒梅，《对抗：情感和家庭的决定作用》，鲍里斯·西瑞尼克，《坚强的孩子》，奥尔南河畔勒维尼，人和观点出版社，2002年，p.40.

[12]. M.布奥尼，A.布奥尼，《我画下了战争》，克莱蒙·费朗，布莱斯·帕斯卡大学出版社，2011年。

[13]. 《战争中的孩子，照片和图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研讨会，露丝·杜胡，卡特琳娜, 米尔科维奇-里乌，2011年9月1日—9月9日。

[14]. N.艾布拉姆，M.图洛克，《表皮与核心》，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1987年；2009年。

[15]. J.贝特里斯，Ardix研讨会，巴黎，2011年2月1日，Iconoclaste出版社，2012年，p.114。

[16]. 保罗·瓦勒里，《坏思想和其他》，引用于C.安德烈《日复一日的思考》，巴黎。

[17]. 巴宾，私人通信，2010年8月。

[18]. F.布拉德，《受害者的知识积累中“自我监护”的韧性表征》，硕士第二阶段，南特，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

[19]. J.比亚洛，《烟雾升到了天空中》，巴黎，拉罗谢尔出版社，2011年，p.262。

[20]. 战后，督学这个职业确切来说称为学监。我采用“督学”，因为现今指代的是学监的职能。

[21]. P.戈伍德，《病学生活事件的测定》，巴黎，马松出版社，2004年，p.110。

[22]. H.S.阿奇斯科，《情感障碍异质和性质新视角》，《临床精神病学杂志》，1989年，505，p.6-10。

[23]. G.W.布朗，T.O.哈里斯，J.L.T.伯利，《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社会因素》，《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996年，副刊3，p.50-57。

[2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论》，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0年，让·拉普朗什，J.-B.彭塔力斯，《精神分析学词汇》，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年, p.115。

[25]. H.受比，F.博迪，《发展心理学》，布鲁塞尔，De Boeck，2003年。

[26]. 菲利普·布勒诺，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大学教授。精通音乐，在医科学习期间，他在村庄舞会跳舞挣外快。

[27]. E.F.洛夫斯特，J.C.帕尔曼，《汽车碰撞情景重现：语言和记忆之间互相影响案例》，《语言学习和语言行为杂志》，1974年, 13期, p.585-589。

[28]. 阿维泽拉特医生的礼物，《波尔多犹太教堂》，波尔多，波尔多以色列教务会议，水边出版社，2002年。

[29]. 斯里丹奇档案：“1942年7月16日被逮捕的犹太儿童名单”。母亲在家被逮捕，父亲在战争中受伤，在圣安德烈医院被逮捕。

[30].《波尔多犹太教堂》，p.44。

[31]. 格萨克，《德国占领时期的卡斯蒂隆(1939-1945)》，卡斯蒂隆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组；D.洛米耶，《1940-1945期间的阿基坦》。《抵抗运动史》，蒙特勒·伊贝莱，CDC出版社，2000年。

[32].《德国占领时期的卡斯蒂隆(1939-1945)》，菲利普·诺德，格萨克的见证，p.190-191。

[33]. G.蒂利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轻歌剧 》，巴黎，马蒂尼埃出版社，克莱尔·安德鲁作序，2005年, p.5。

CHAPTER 3 我的心里有间隐秘的地下室

童年离奇的经历塑造了我 [1]，

造就了我奇特的处世方式 [2]。

我是往事的主讲，

我不断地将记忆中的往事表演出来，

演戏一般加入主观的理解。

过去经历的悲惨事件如何被记住，

如何被讲述，

不仅取决于回忆时我们自身的状态，

也取决于交谈对象是怎样的人。

我讲述另一个我

自我分离是受伤的人必然会采取的解决办法。当危险事件让人焦虑的情况下，自我分离可以让不可能妥协接纳的得以共存。 [3]遭受创伤的人在精神上一分为二，一个在众人面前朗声谈论，另一个却在心中悄无声息地讲述着不同的经历。内心讲述的故事无法与别人分享，于是，我给自己安排了英雄的角色，我让自己成为故事里的主角，而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改编我的经历，改变过往对我产生的影响，以此，我逃避着创伤性记忆 [4]。当我在心中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感到心情舒畅，可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保护式的改编严重扰乱了我的人际关系。

经历一件事和回忆这件事截然不同。回忆并讲述过去快乐的经历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感受讲述回忆本身带来的愉悦。反复咀嚼经历和改写经历，是人们遭受创伤后常走的两条路，反复咀嚼经历会唤醒痛苦，通常人们称之为“抱怨”。改写经历，修改心理表征，和别人分享经历会改变我们的感受，获得被理解的安慰。

有些研究员想要证实经历如何改编回忆。1962年，德尼斯·奥菲 [5]对96名14岁的青少年做了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是针对青少年所处的环境提出的50多个问题 ，比如：你有没有信仰？上学是否会让你觉得厌烦？你在同学中是否受欢迎？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最让你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34年过去后，德尼斯·奥菲再次找到当年的受访者，向他们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1）上学很烦吗？

14岁时，只有28%的人觉得上学痛苦、烦人；可是，34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58 %，多了一倍还要多。

（2）你在同学中受欢迎吗？

当年，有25%的青少年认为自己是受欢迎的。成年后，再被问及同样的问题，50%的人觉得自己当年在学校里是红人。

（3）遭到体罚后，你有什么感受？

在过去的时代，学校允许体罚。尺子打手指，痛！当年82%的青少年觉得受到体罚相当于遭受了奇耻大辱。而成年后，仅有33%的人觉得体罚曾让他们不堪忍受。

这三个简单的对比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青少年长大成人的经历改编了他们最初经历某件事时的心理表征。

以体罚为例，当年遭受体罚的年轻人成年后不得不在工场或矿地上班，日复一日地没选择地承受体力劳动带来的折磨，相比较而言，他当年在学校所受的体罚自然算不上什么了。通常，一个人感到幸福时，他会用过去美好的回忆诠释此刻的幸福：“我能挨过学校的体罚，我因此变得更坚强了。”如果他在五十岁时遭遇不幸，同样是用体罚来解释，他会说：“体罚毁了我。”

回忆带来的情感也可能发生变化：“妈妈到学校来接我，她系着湿湿的围裙，这让我觉得很丢脸。”成年后他说道：“今天，我为我曾经感到丢脸而羞耻，母亲辛苦工作为了给我交学费，供我读书。”经历的演变修改了他有关往事的心理表征。

我们并非对所有周遭的事物很敏感，如果我们处理所有的信息，我们会混淆。为了有清晰的思维，我们必须有所遗忘。 [6]在尽力回忆时，为了让别人相信我们讲述的过去，我们只需把符合我们现状的记忆阐述清楚即可。

刻意的删除、主观的情感处理，修改过的记忆和往事变得合理，世界变得清晰，我们会明确哪些是孩童时代一直想要实现的梦想，哪些伤口是今生都不被原谅的痛。

拼不完整的记忆拼图

回忆的大师，夏尔·波德莱尔写道：“从此刻起，我们迷恋上了红酒般的回忆和重塑的过去。 [7]”

创伤性记忆由清晰的画面组合而成，伴随模糊的话语和不确定的情感，为了避开消沉，我们会去修改这种模糊话语和不确定的情感。正是在这个重组地带，想象力给我们带来复原力。当一切清清楚楚时，我们只能反复讲述记忆。我们为澄清的回忆感到惊讶，同时也感到快乐。记忆清晰的部分变成已证实的档案，而记忆晦涩模糊的部分变成了刻意让想象力驰骋的空间。

追寻早年的记忆，我知道我一直想成为精神病学家。可身边的人都觉得诧异，他们认为我的记忆是虚假的，因为战后没有人谈论精神病学。1970年，我成了一名精神病学家，我偶然在家中顶楼翻出了一个箱子，箱子是多拉和阿尔道夫在萨努瓦买的，我在箱子里找到了一本作文（作文是那个时代的叫法，大概是日记样的文字吧）。上面这样写着：

老师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我要成为精神科学家。”

我惊叹地看到作文里写着，我想成为精神科学家，我想去理解人的心灵。那年我十一岁。我清楚地记得，十岁时，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我梦想成为作家，我甚至还记得老师表扬我作文中的那句话：“他穿着空大的外套，双手插在外套兜里，跳过了结冰的水塘。”我知道，十一岁时，我想成为精神病专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才证实了这个想法。

现今，我通过讲述赋予过去的事件新的意义，收集和整合空想真实的片段。讲述使我的回忆变得和谐，如果没有讲述，每个真实的片段都会朝各自的方向散去，那么过去也就没有什么是可以理解的。我不可能知道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

战后，我生活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有些人大声讲述自己的抵抗运动，有些人低声咕哝“清理法院”，人们用不同的讲述方式谈论战争，或者温和，或者苦涩，或者感觉耻辱。讲述让重建家园的法国人重获喜悦。看电影是件美妙的事情。我们像过安息日一样打扮，一家人或三五成群去看电影。电影开场前，我们欣赏年轻歌手唱歌，他们抱着走红的念头，上台献歌。幕间休息时，我们走出放映厅去吃冰淇淋。看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开心。

我记得克里尼昂古门外 ，有些工人在长凳上睡觉，直到天明时才离开。他们穿着白色的衬衣，打着领带，为了避开泥浆，他们走在木板上，可帅气了！法国劳工总联盟要求工人们加班修复电网，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工作，显而易见没有报酬，因为国家不能支付给工人加班费。

在这样的生活热情下，碰到的人，无论是贫穷潦倒，还是稍有资财，抑或是机灵精明，快活开朗，我都无话可说。那时我尚且年幼，偶尔这儿插上一句话，那儿讲上一言，结果只会让周围的人悄然沉默。这样没过多久，生活又重新开始了，重拾幸福之前，我不过浪费了些许时光。

当我周围饶舌的人群刻意回避我的经历时 [8]，我很难让大家理解我的经历。没有讲述，就不可能有理解，而太多的讲述，又会让记忆失真。一段叙述最后被强制接受，好比无情的命运一样残忍：神秘，不容人辩驳。

自我表征赋予生存的意义，不能讲述经历和嘈杂的环境阻碍自我表征。战后那些年，在嘈杂和麻木之间，我别无选择。

我活了下来，我比死亡更强大

很幸运，我身边出现了两位给我提供复原力的保护人：多拉和埃米尔。

多拉向我介绍埃米尔时，因为家里实在太窄，摆不下更多的椅子，他只能站在门边。为什么埃米尔才出现，我就迷上了他魁梧的身材和儒雅的气质？现在我明白，其实是因为他的形象符合我期望成为的人：魁梧和温文尔雅。当时我在想，等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像埃米尔一样的人。或许这也解释了恋母情结：“当我们向一个同性别的成年人表示强烈的身份认同，希望获得他的品质时，这难道不是揭示了我们渴望的人格理想吗？” [9]

多拉介绍她的朋友时，无论是科西嘉岛、毛里求斯的杂技舞蹈演员，还是蒙马特高地的弗雷德·阿斯泰尔，我都没有对他们有像埃米尔的有那种感觉。科西嘉岛的杂技舞蹈演员建议我做一名军人：“穿上军服，你将大开眼界。”这没有说中我的心中所想。虽然我非常喜欢多拉的这两位朋友，但是他们和我不是人生的同路人。

“我们将在一块生活，”多拉这样介绍埃米尔，“埃米尔是科学工作者，他会踢橄榄球。”我不知道科学和橄榄球是什么，但我很快就习惯了与埃米尔相处。

后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多拉和埃米尔一直在寻找更宽敞的住所，我变成了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好像我的内心世界骤然有了阳光。

在此之前，我在杜尔哥街小学注册上学，我的学习成绩很差。随后的两年，反复的司法判决造成我的情感分裂，我一段时间内和玛格特生活，过了不久又和多拉一起，与此相伴的是，我在波尔多和巴黎两个城市间辗转求学。凌乱、破碎的日子不断重复，严重影响我的学业，阻碍我与他人建立长久的关系。

直到那一刻（我特别强调“那一刻”），我得知美丽的舞蹈演员多拉将与学识渊博的科学工作者一起生活的那一刻，学校对于我来说变成了快乐的地方 [10]。我记得和我亲密交往同学的名字，也没忘记同我温柔讲话的老师，我甚至还记得那些无比好玩的课间游戏：打弹珠，宪兵抓小偷的游戏，尤其是我们班的同学还根据我创作的剧本组织了表演。

从那刻之后，我的成绩，包括绘画都是全班第一。我得以跳级准备升入中学的考试。1948年，只有很少的名额可以进入中学。最近，同校同学芒什龙告诉我，在四十四个孩子中，我们班仅有三个人考入中学。

直至今天，那时心智上的迅速转变都让我感到惊讶。我想当时促使我改变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多拉和埃米尔给我带来了情感上的安稳，我内心深处很享受这种宁静的情感。

第二，有些事情吸引了老师的注意力。

在父亲加入法国军队后，父亲的突然逮捕让母亲焦心不已，母亲变得孤身一人。那时我两岁，我的精神生活也因此停滞。此后的几年中，我被追捕，感官孤立，不知多少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不断发生的情感裂痕，被禁止外出和上学，我感到自己是洪水猛兽，这些都阻碍了任何可能的心智发展。在战争时期，我没有因此感到痛苦，因为心灵早已冰封。人处在精神的弥留阶段时，他的心灵会毫无感觉，只是身体还在呼吸，仅此而已。 [11]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没有明确的标志。这段时期的回忆是从虚空中东拼西凑，什么都没有……无始无终，这样过了很久，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是生活依旧继续着……这个时期见过的事物和走过的地方，我都说不出名字；遇到的人的面孔，自然也是没有印象的。” [12]

约瑟夫·比亚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青少年，他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一个晦涩难懂的世界里，只存在一种法律，吃棍子；一种处罚，那就是处死；一种逻辑，那就是毫无逻辑 [13]。在这样的世界中，全然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当现实脱离正常，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他的精神世界还能如何运转？为了铸就心灵世界，必须有梦想，成为作家，用心去理解世事，或平复伤痛。

多拉和埃米尔足以让我的生活重新开始。

突然的幸福感仿佛一阵落花飘然而至。

我活了下来，我比死亡更强大。我躲过了德国军队的追捕，我找到了新家，在学校不断创作剧本，写出了野兽、印第安人和牛仔的故事。因我创作剧本，小同学们围住了我，我要挑选演员，选出谁来饰演难以驯服的马儿，机灵的印第安人和淘气的牛仔。一连串的幸福不约而至！课间休息时间太短，不够演完整出戏。

正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微小的事情，影响了我新的生活方式。

我想他叫于格，或某个类似的名字，他饰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帅极了！我骄傲地告诉他我的养母是个美丽的舞蹈演员，他听得很认真。随后，我们开始玩弹珠，打弹珠的人离弹珠三米，这样的距离难度很大。我看见于格和一个小朋友聊天，那个小朋友拿出一颗漂亮的玛瑙弹珠 [14]。两个小伙伴交头接耳，看着我“噗嗤”一声笑了。我明白他们是在说多拉的坏话，我把手中握着的玛瑙球向他俩扔了过去，在他们脑袋上砸了个正着。我确信挨打后，他们便住嘴了。我为我打得准感到自豪。

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沉默是最好的保护。当你向空中抛出一个想法，你不知道这个想法会如何落下，你也不知道听众将为之作出何种反应。在我的心中，多拉意味着美好和幸福，但于格他们却用之作为武器羞辱我，我当然不能容忍。

我欣赏沉默的人，懂得沉默的人得到保护，不会受到伤害。所有心灵受过伤害的人都能体验到沉默的保护作用，当他们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内心深藏一段话语难以分享的回忆，他们需要沉默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数月的与世隔绝后，我被秘密警察逮捕，谁能理解我被逮捕时的欣喜若狂？谁又能知道打击并不是创伤？打击会产生痛苦，但是假如打击没有意义就不会产生心灵创伤。

战后的那些日子，文化革新，人们重新审视一切。新的价值观出现，可人们迟钝的思想还停留在战前老套的价值观上。再说，正如喜剧演员和小说家一样，舞蹈演员是非主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奢望他们理解一个舞蹈演员可以既美丽又快乐，且品行正直？这个时期婚姻在于建立关系，互相扶持，并不是基于爱慕的情感。

不是遭受创伤的人选择沉默，常常是文化环境让他们沉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讲述不为人知的经历，任何一个词汇、一句话都有可能引来误解嘲讽，或者同样无法猜透的沉默。难以言说，便只能沉默不语 [15]。

当你预感自己所说的话不能被理解，所有的话语都有可能被扭曲，你怎么可能不保持沉默呢？人需要人群，可是只有沉默才能让人在人群中感到安全。

听众注意到你骤然的沉默，他们为此感到费解，同时你也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和死神擦肩而过，我想我有权说话。可是当我与他人面对面的时候，我又无言以对，因为我已明白我不可能向别人诉说 [16]，诉说会最终沦为没有目标的气球。”

我只讲述别人感兴趣的经历

战争期间，为了保住性命我们不言不语；战争过后，怪异的文化环境责难受害者的沉默。然而，恰恰是这种文化环境让受害者无话可说。

我的剧本中有个情节，描写的是印第安人躲过了牛仔的追捕。表演的时候，我留意到在我的观众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师看得很专注，他被这个情节逗乐了。我还观察到课间小剧结束后，他与其他的老师谈论过我的剧本。

有一天，我来到学校后才想起自己忘了复习功课。我立刻向女老师认错，说我因整日和埃米尔玩，没有时间学习。办公室爆发出一阵笑声。老师公正地说，她转动水笔，水笔偶然在名单上指着哪一位同学的名字，那么这个同学就要在课上回答提问。我只能默认。

课前的休息时间依然是编排剧目。我的小演员和坐在第一排的那位老师都很喜欢课间表演。

他们表演在一楼，教室在三楼，上楼梯时我得以有时间临阵磨枪，复习课文。

上课的时候，不偏不倚，老师的水笔正好指向我的名字。估计老师以为我会回答不上来。可是她不知道文章只要读一遍，我就能百分之百地记住。老师说：“我还以为你没有复习课文呢。”

“上楼梯时我看了一遍课文。”我回答说。我看见老师扬了扬眉毛，赞赏地点了点头。

此后，校长和这位女老师通知我说，有人会陪我一起参加中学入学考试。

我们有三个人考上了中学。没有考上的孩子不得不继续学习直到取得考试合格证书，然后去参加工作，到工厂上班，或者去某个作坊当学徒。

在我的记忆中，很多事情都很模糊，有些我几乎从没跟人提起过，比如进入雅克·德库尔中学，在那里我还算是个好学生，思想丰富的小导演，容易沟通。

如果我在学校是个听话的孩子，又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女老师不会陪我参加升学考试或去工厂。乖巧的孩子性格坦诚，听凭大人的安排。

我经历的创伤没有被说出来，也没让我变得很有个性，不过，好在这种身份认知的创伤，引起了想象的过分投入，阻止我去了解我是谁。我真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出身究竟如何，逻辑上来说，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被带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多么令人不安的见证！身为犹太人，该如何立身处世？

在这样的经历中，自我肯定让人焦虑不安，因为自我肯定表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我并不知道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幸好，分裂的双重性格让我可以有两种思维，让一种情感带有双面的属性 [17]。我与喜欢的人——舞蹈演员多拉和科学工作者埃米尔——一块生活，他们给予我外在的支持，我因此得以调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学校同学，还是器重我的老师，或是让我讲述战争拿我取乐的邻居，我都觉得他们很友好。

我的思想被双重的世界包围：一个是可以分享的世界，我可以讲述经历让周围的人开心；另一个是情感激烈却隐秘的世界，我不会走出心中隐秘的地下室，把心底的东西示众。多拉微笑着说我的演说才能足以成为一名律师。学校的同学出演我创作的剧本，而作为观众的老师也高兴地鼓掌。

讲述一个编排过的故事可以回避亲身、真实的经历，我希望把自己隐藏在我编写的剧本背后，让别人知道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我。

我设计印第安人这个角色时，想到的是谁？在设计情节时，我为什么要让印第安人逃过牛仔的追捕，让牛仔一心想置印第安人于死地？为什么要让好心的姑娘拯救印第安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剧本中的姑娘叫做玛格丽特？

肯定是过去的某种经历、某个人，让我的心里有了印象，我才会这样安排。但是内心世界的大多表征无法被分享，我无法给出有凭有据的回答，即便我是剧本的创作人。

深夜熟睡后，我追寻着过去夜里做过的梦：我在森林里，躲藏在一个大洞穴深处，洞穴里面很明亮，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些动物同我做伴。至少动物不想害死我，它们不会对我评头论足，也不会嘲讽我。我们彼此友爱，谁都没必要替自己辩护；我们互相爱护，相处融洽。就是这样的梦境是现实的反面，我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期待。

讲述的事实并不等于事实本身。讲述经过加工的事实，可以缓解生存的苦。假如现实荒谬，适当改变记忆可以让现实显得合理。为了让聆听的人理解，为了取悦，甚至为了获得虚荣或者同情，我编故事。我说的是事实，可是大人们却觉得很奇怪，他们笑道：“他上哪儿找来的这些故事？”我喜欢看他们津津乐道的神情。当我在他们的脸上读出嘲讽和怀疑时，我变得迟钝。他们的沉默参与了我的改编。

为什么要改编经历呢？因为经过改编的经历更为符合事实真相，缓解了我的痛苦：在改编的经历中，我逃亡的阶梯像电影《战舰波将金号》里的一样巨大，而现实中我跑着冲下的阶梯很小；在改编的经历中，我把小卡车视为了救护车，而在现实中我藏身的车仅是一辆小卡车；在改编的经历中，我认为德国军官好心放我离开，而现实中，军官只是对那位垂死的女士表示出仇恨。

修改后的回忆加深了我对创伤事实的否认，罗得女士的生存谋略“向前……向前……千万不要回望过去”，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践行她的策略。

心理上的逃避减缓我的痛苦，周围的人却觉得我很古怪。大部分时候，我快乐活泼，很有创造力，只是会骤然变得阴沉，沉默寡言，有时候甚至易怒：我是双重性格的人！

任何经历都不简单。讲述，让人置身险境，而沉默，则意味着孤独。

对悲痛的记忆，绝口不提

为了让听者听起来有意思，我甚至编排往事。这样，我在其他人心中有了一席之地。

大人们听着他们想听的故事，我讲述着我认为他们不会怀疑的往事。我不想讲述的事情始终藏在暗处。

我谈论战争，把战争描绘成快乐的场景。

我怀念引以为豪的父亲，跟人们说他在苏瓦松作战时受伤，在德军进攻时被独自围堵。我说自己的母亲很勇敢，她抢过德国兵递给我的糖果，一面还给士兵，一面说些蔑视的话语。

讲述一家人经历的有趣的事情，却对那些人们注定无法理解的经历只字不提。我要庆幸甚至感谢人们的怀疑，正因为想到他们不会相信，我才在心中安置了一个无声的地下室。隐秘地下室的存在扰乱了我和他人的关系。

在卡斯蒂隆的某一天，我想我讲述了我的逃亡，说起自己躲在垂死的女士的床垫下。一个大人说道：“幸好当时你没有打喷嚏，不然德国兵会宰了你。”在场的人对此都表示赞同。我要证明，如果我想活下去，我能让自己不打喷嚏。我的脸涨红，不由得抽搐，眼里噙满了泪水。我确实没有打喷嚏！可我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真的没有打喷嚏。

在隐秘的神意审判（原文“Ordalie”，指的是上帝把人置身于困境，但最终的命运由上帝的神意决定）中，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总是有可能不向死亡屈服。爬上高处光滑的墙壁躲藏，控制自己不打喷嚏，扎入卡布勒通港口湍急的水中，爬上树梢，都可以躲开死亡。这不是在险境中玩火，也不是在死亡面前搔首弄姿，这种行为向我传达这样的话语：“就是要这样战胜苦难。”

我要为还未犯下的罪行殉葬，我的父母早已因为它离开我，我的记忆中有着不断出现又挥之不去的情感裂痕。自我表征因此异化。在一个身心平衡的大人看来，隐秘的神意审判是可笑的，但我正是用这个来对抗自我表征的异化。

战后，我保留了独自一人默默克服困难的习惯。当多拉放弃了跳舞，投身于商业，我常随她出入克雷伊、阿让特伊、沙托丹的市场，中学的功课落下了太多。我必须大胆迎接挑战：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学完一个星期的课程。尽管我经常缺课，但通过巨大的努力我最终还是会取得高分 [18]。独自克服困难锻炼了我的勇气，尽管勇气有些病态，不过它让我在后来艰苦的物质条件下顺利地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

我的行为古怪，多拉并不觉得异常，她也不问原因，就是这样。

战争结束后，安稳的日子并没有到来。文化环境，电影，小说以及人们的闲聊，都在讲述重逢，两百万囚犯得以重返家园，是一件令人喜悦的大事件。

从集中营回来的两三千人像游魂一样漫无目的地飘荡，苦难、疲惫、沧桑萦绕在他们心中，他们缄默不语，不为人知的痛在他们心里。那些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庭，讲述过往让他们痛苦不堪。夜晚与夜晚没什么两样，不一样的是重新开始的生活变苦了。

幸存的抵抗运动成员寡言少语，战后他们聚集到一块儿，他们组成小组，气氛友好得近乎一个大家庭。他们成为孩子们的代理父亲，互相扶持帮助，一同去旅行度假。他们对惨剧绝口不提。

集体讲述表达的只是部分的事实，犹太人被过分地灌输了部分的真实。这个部分真实的事实反而因此彻底变得虚假。集体想象就是这样迅速展开的。

重返家园的幸存者也闷不吭声。他们回到法国，获得了自由，但无话可说；有些和幸存下的家庭成员重新团聚。“他们围桌而坐，死去的人远远多于幸存者。” [19]好比卡巴拉的“附鬼” [20]在家中住下，所有人都想着那些消失的家庭成员却无法谈及。

我们去电影院，在银幕上了解我们议论纷纷的日常生活。去电影院的约会非常美妙。街区响起铃声，告诉人们电影即将开场。人们匆匆走进电影院，开演前是“高蒙电影宫”小型风琴演奏会或马嘉德歌曲独奏会。在幕间休息时，售货员边走边叫卖：“谁需要雪糕？” 随后灯光熄灭了，神奇的现象出现了。回到家时，我们就演员在银幕上饰演的角色，没完没了地讨论着社会问题和我们对社会的看法。

不合情理的是，在这样欢快的氛围下，幸存者却沉默了。“亨利回到了巴黎，没多久我就和他断了联系……他总是心怀戒心，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我和阿尔曼见过三四次……他人很好，不过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 [21]

人在共同面对可怕的事时团结一致，却在和平年代疏远。那些凌辱，污垢的衣服，不可抑制的腹泻，难以言说的胆怯的回忆，又能与谁诉说？不去触碰这些回忆，人得以缓解悲痛。

自从我来到巴黎，和多拉和埃米尔生活在一起后，给玛格特写信渐渐成了一件难事，我越来越感到无从下笔。难道原因就是“不去触碰这些回忆，人得以缓解悲痛”？

记下点滴，虚构比事实更慈悲

在安定的大环境中，幸存者的见证令人厌倦。于是，我们只好默然不语……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最近我碰到了几个人，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们这样执拗地想：“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我们要在一起，我们结婚吧。”在周围人费解的眼光下，这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组成了情感的小群体，他们互相理解，是彼此稳定的伴侣。他们之间可以坦然谈论过去经历的噩梦……他们的孩子因此抱怨说，母亲让他们活在过去悲惨的经历中！

只有沉默，才可能让人不在耻辱、恐惧中生活，才可能让人不错过复兴国家的大好日子，也只有沉默才能不让所爱的人看到自己可怕的一面。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严重的否认围成了一个隐秘的地下室，鬼魂们在那里低声细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们给人古怪的印象。大多数时候，他们积极，自信。突然，一个黑色的阴影让他们的人际关系变质。人们会好奇：“他经历了什么？他隐藏了什么？他一定有所自责！”

讲述传递的是恐惧，沉默又散发着焦虑：幸存者的生活面对着进退维谷的窘境。

当我再次与家庭其他成员团聚时，我算是幸存者中的幸存者，这让我如何能解释得清楚呢？

还在饱受战争折磨的人与对战争感到自豪的人往来，他们的谈话会很古怪。那些没有愧疚的人，他们的讲话方式同样很奇特。在公共场所，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家中他们像哲学家或政治家一样深沉，没有半点亲切或感性。

雅各就属于这样的人。

我敬佩他，却对他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隐藏真实自我的目的在于隐藏心里话。

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对政治很敏感。我知道一些政治理论，有自己的立场。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犹太人成堆的尸体，但我没有留心那些见证迫害的描写。我兴冲冲地改编了事件的讲述。我的隐秘经历只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虽说我从来不提及，也无人问津，但我无时无刻不记得它们。

周围的人会谈起犹太大屠杀，但大都是浅尝辄止，不会涉及本质的东西——他们仅对战争描述的事情发表评论。被迫害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写作，做笔记，为了将来写回忆录和见证做准备。有些小册子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了时间、事件、所说的话语，以及行刑者和受害者的姓名。这些记录与公证文书类似：没有诗情画意，没有思考，仅仅是些堆积的事件。

如何理解这种热情高涨的写作呢？难道是酷爱读书的民族文化造成的，文化命令他们去回忆和见证？我们发现这些写作能缓解人的恐惧，能让人控制情绪。文字道出事实却不让听众感到难受。

哲学的思考使恐惧变得理智，人们因此试着去理解：一些人怎么会伤害另一些人？

证人的写作并不归入文化作品，用犹太语写成的作品没有被翻译。大部分见证锁在了抽屉中，不为公众所知。

我很高兴听到人们谈论影片《夜与雾》 [22]，电影较好地展示了战争。通过这部电影，大家知道了我父母的死亡和犹太人大屠杀：这算是某种阴郁的哀悼。那年我18岁，在这部影片中，我并没有留意到“犹太人”这个词仅仅出现过一次。对于我而言，提到大屠杀这个词就已足够，我亡故的父母因此得以有一席安眠之地。

查理·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 [23]我很喜欢，电影故事符合我内心最疯狂的幻景，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孩童。

阅读《安妮日记》 [24]最能让我的心境平和下来。书中没有成堆的尸体，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大追捕。它只是记述些可描绘的场景，书中仿佛伸出一双手，安抚着我的伤口。我身边不是犹太人的人也讲述着他们的感受，那一刻当他们知道高个女孩和家人即将消失，他们的所想所感，让我内心升起默默的感激。

安德烈·施瓦茨·巴尔在他创作的小说《最后的义人》中，虚拟了厄尔尼的故事。厄尔尼破碎的人生将在毒气室里终结，生命最后，他默默祷告：“保佑，就这样吧。永恒……” [25]当他记录下这些时，语言支离破碎。

作家难道真的可能窥探到生死吗？文艺作品记述的惨剧好比为我死去的父母立起墓碑。我的父母并不是彻底失踪，他们只是可能失踪。虚构作品揭露的片段虽然残忍，但都能让我感到平静，舒缓，甚至是快乐。小说，电影，戏剧呈现的只是文化范围内普遍为大家接受的情景，我因此感到惊讶：我不再是洪水猛兽！我和所有普通人一样。

对这些虚构作品的议论充斥在我身边，于是我听到了这样的话语：“如果我们遭遇了同样的灾难，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去应对。”

当真实的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小说中讲述的精彩故事是可以分享的，阅读的人从而能控制内心的惊恐不安，产生共鸣。你们一定读过那些“精彩的故事”。感动的读者为书中与自己命运相似的人流泪，而不是受到惊吓。当现实变得荒谬，让人羞于启齿，虚构的故事吸引我和主人公一起修改童年的表征。

虚构的故事说服了我们的意识，帮助我们面对痛苦的现实。虚构的故事好比敷在伤口上的镇痛膏，不会加剧悲痛，因为所记述的内容是痛苦所能承受的。分享虚构的故事，讲述悲伤往事的同时，也顾及受害者的自尊心。

读这类书让我感到痛苦，我只好浏览。但同时，我又很开心，因为有类似经历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人讲述着这些故事。就这点来讲，别人说出了我过去无法言说的话语，我是一个听众。多亏了这些虚构的故事，惨遭杀害的家人，蹂躏的童年得以从唇边温和地被讲述，虽然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挤。我不再感到孤独。

根据见证讲述的真相，人们没法去质疑。我觉得想象的作品更接近回忆。当我想讲述我的经历时，我在过去中寻找片段，这些片段“构筑了回忆的大厦” [26]。如果把我的往事也写成一本书，它的主题会是“逮捕，追捕，不断出现的情感裂痕” [27]。对我来说这个主题好比牧羊人的黑星。黑星为我指引方向，告诉我构筑记忆的意义。起初，我有些犹豫不决，试着去瞥见一个情景，去重温过去的一种感觉，回忆一句话语说出时的情景，突然，我找到了！记忆中出现的某个情景展示了我心中所想，我可以仔细描述出这个情节，把它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中去，随后找寻到与之交流的只言片语。在我详细描述的过程中，出现了记忆强烈的意向性 [28]。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我既无力也无心去迎合他人。尽管如此我尚且能活在当下，或继续活着，尽管继续活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我想和周围的人相处和谐，分享回忆的情感，我会对他们讲述特别预留的经历。这样同样包含了一个意向性：对过去的重排会影响未来我对回忆的讲述 [29]。

我想象一本小说，一部电影剧本，或其他任何虚构的作品时，我会向过去回望，寻找与我有关的事件或关系，然后组织这些事件和人际关系，用艺术形式向他者表达出来。如果我的讲述符合他们的期望，他们会度过一个愉快的聆听时光，有所受益。相反，如果我胡乱组织我的回忆，讲述的事情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会感到厌倦，而我也会沮丧失望。无论如何，他们和我主导着这本书的情感基调。

在所有虚构的作品中，作者都会融入自己的经历，而所有的自传都存在着虚幻的改写。幻想被称为“虚构”，好比自我经历的同胞姐妹。我从未说谎，我已尽力而为，我只是编排了回忆中过去发生的事情，为了展现一个活生生的人，一种可以被分享的经历。

小说，隐秘的控诉

两岁时，父亲离开我去参军，我没有意识到父亲的空缺。我没有难过。

后来，母亲为了让我避开追捕把我送到收容所，然后她也消失了。

我敬仰我身边的义人，他们保护我，让我感到安全。打击没有让我痛苦，我只是对打击感到不适。当生活再回来时，我像过节一样兴奋。

很久以来，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和平年代的我比战争时期的我更痛苦。

昏迷的人感觉不到痛苦，清醒活着的人才会痛苦不安。

和平年代到来后，我成了法官木槌下的玩具，他一会儿让我到波尔多玛格特家，一会儿又把我送往巴黎的多拉家。每次，刚刚建立的感情都会因迁徙而中断。大概是因为这个，坐上火车、独自一人或者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我都会感到痛苦。高频率的转学，让我无法结交一个真正的朋友。旧人还未认全，就得去了解新人。

我被抛弃，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很疼。

实际上我并不孤单，因为小伙伴能缓解我情感上的悲伤。可是“我被抛弃”是我切实的感受。在我的人生中，在我最初想与人建立关系时，社会扯断了我的憧憬。

从七岁到九岁，我深深体味到了分离的感觉。不过奇怪的是，真正处在分离状态的战争时期，我却从未体味到自己和亲人分离了。

我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向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伤心时，讲述让我得以摆脱黑色的窘迫。

七岁时，我还太小，无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孩童时期，我好像都是随着身边的人成长。如果没有时间表征，我就不可能组织过去的经历。过了七岁，我的感情世界支离破碎。无法言说，无法获得谅解。找不到出口时，讲述曾经不可言说的经历解脱了我，还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每当我独自惆怅时，我便会去回忆：光荣参军的父亲，美丽勇敢的母亲及小鲍里斯的英雄事迹。逮捕，逃亡，好人的善举，如今我们称这些好人为“义人”，我的朋友，皮埃尔·圣-皮克中尉解放了贝格莱，卡斯蒂隆战役后，我英勇地敲响了圣马尼教堂的大钟。

讲述这些事情多么愉快！没人能比我更了解这些经历！然而，不能真实地活着，比死亡还令人绝望！

在我的内心世界，上映着往事和我联袂导演的电影。我对此感到惊讶，我修改经历，让情节变得清晰。我越是讲述这些经历，修改过的经历越被扭曲。我因此需要一个明亮隐秘的地下室，让我在悲伤时可以躲进去。因为无法言说，我只好躲进地下室。悲伤的回忆捆缚心灵，我通过对自己讲述往事缓解痛苦：讲述自己的悲伤，再次回忆导致我痛苦的原因，好比在电影院，我和电影中的主角同喜同悲。

借助内心讲述，我看到苦楚，战胜苦难，缓解悲苦。通过组织话语，安排画面，组织场景，最后让内心获得美好的感受。我把战争和悲痛都转化成了美好。

我不够强大，无法平淡如水地讲述我的经历，可是，谁又能镇定自若地讲述这样的经历呢？人们透露出的那种公务员似的冷漠，越发加深了我的芥蒂。我讨厌那些写明我家庭情况的文件。回忆纠缠着心灵，我感到沉重的悲伤。可是，当我把回忆改写后，表达内心的幻想，我就能感到快乐。

让我感到愉悦的不是过去的苦难，而是再现被我征服的苦难。

每个受害者心中的感受各不相同。有的受害者沉浸在精神极度痛苦之中，成为往事的囚徒，过去的景象反复在脑海中出现；有的则用仇恨做甲胄保护自己，好像恨能让他们远离抑郁。

如果受害者愤怒、仇恨，抨击那些给他们造成苦难的人会让他们的苦痛得到缓解。

对其他成年人来说，见证让他们感到愤怒，他们只想写下那些难以想象的驱逐处决和凌辱。几乎没有人回去阅读那些禁止把犹太人当人对待的絮絮叨叨的文章。

总是重复的信息最后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堆满的尸体导致人意识不到尸体竟然是人的尸体。直到看见女性朋友的假肢，夏洛特·德尔博才意识到，她的身体曾躺在死人堆中 [30]。

“写作把我重新推入死亡，我被死亡吞没，在杂乱的情绪中，我感到窒息。” [31]为了见证的写作并不是治疗往日创伤的良方。

讲述的同时掌控往事的发展脉络，受害者找到了创伤的发言人：“我经历了那些事情，我应该把第一人称‘我’改换成第三人称‘他’。虽然，我会因此感到人格分裂般的纠结，难受，古怪。可是，如果不用第三人称写作，我根本写不出作品。” [32]

自我的表达取决于主体和周围人群之间的关系。有些遭受创伤的人，在童年时期获得了自我的力量，在经历创伤后，变得坚强，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去如实见证和控诉。

另一些人遭受创伤后，变得孤僻、不自信，沉溺于过往不能自拔。在找到勇气说出“我就是小说的主角，‘他’就是‘我’”之前，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会否认过去，逃避过去。

“他”成了“我”所经历事情的发言人。

为了活命不得不躲藏的孩子，躲在乔治·佩雷克描述的“地下空间” [33]里。他们年纪太小，不够强大，无法应对充斥着集体讲述的世界，更无法承受“要被处死”的威胁。营救他们的人把他们孤立藏起来，教他们说谎，叫他们不要说出名字。孩子因此没有安全感，他们找到了一种奇怪的应对方式：“在心中建立不为人知的私密地下室。” [34]

对于他们来说，小说是一种可以忍受的见证形式，一种隐秘的控诉，一个谜一般的意愿。

佩雷克的《W和童年的记忆》 [35]是一种自我的讲述，不过作者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书中写道，在愚蠢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主角对纳粹指控。佩雷克为了“他们，我的父母”写下了《消失》，书中没有出现过元音e，因为e代表消失的父母。

在心底隐秘的见证书中，佩雷克这样写道：“在朗（维拉尔德朗）留下了沉痛的回忆，在那儿，他发现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他亲眼看到了犹太人遭受的暴力行为，耳闻犹太人的罪行。” [36]也是在这个村庄，我发现了我的犹太籍，犹太人遭到的暴力和罪行引起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和社会争议。对于佩雷克和我来说，我们都是突然在盖洛吉斯意识到自己是犹太籍。在那所教堂背后的阴沉寄宿学校，单单是“犹太人”这个词就足以让我不得不站在其他都跪着的孩子后面。跪着的孩子是允许祷告的。

我不可能与佩雷克分享这段回忆，因为我得知1941年秋天，佩雷克和他的姨妈艾斯特 [37]住得离我不远。

战争期间，一个词就能让我丧命，而我对其含义一无所知。大战结束后，幸存的姨妈多拉来找我时，说出了这个词，我再次被孤立出群体。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暗示什么意义？难道生存本身就迷雾重重吗？

在犹太人生活的环境中，说到“犹太人”会让人感到某种愉悦的归属感。可是，同样的词在非犹太人的生活环境中，却让人感到被排斥：我和别人不一样，也有稍许的奇怪的自豪（我是与众不同的）。

丧失了家园，背井离乡，创伤成了我的秘密身份。不问出身，去陌生国度旅行时，我感到心情愉快，我觉得自己是异乡过客，一切都显得新奇动人。我的出生地只有波尔多，别无他地。法国文化熏陶了我，在我童年时期，秘密警察，纳粹分子还有“暗地里揭露我的邻居”，也没能把我驱逐出这个国度。虽说在自己的国家，国人却待我为异乡旅客。

战争时期，为了求生不得不保守秘密。战争结束后，保守秘密让我适应了普通人异常的反应。沉默不言是因为没人想倾听我的讲述，他们的反应往往打断了我的讲话。有时，我偶尔会谈到，好比：“我被逮捕……我敲响了卡斯蒂隆解放的大钟。”他说什么呢？这孩子！

我的见证如何才能显得合理呢？大人们把我谈话的企图归入了他们的老生常谈，他们说道：“可别抱怨了，我们还没有黄油吃呢。”听者的理解，记忆中的事情被听者鄙视，都让我的讲述索然无味。

距离太远，难以拉近。太多想要吐露的话语，太多想要出示的证据，不如什么都不说，这来得更容易。

同情，或多或少都是假的

起初，为了活命我不得不沉默，可后来我沉默不语却是图个安宁 [38]。本以为有人倾听我的讲述会很温馨，可情况并不乐观。

“我可怜的孩子。”大人说道，他们的同情让我感到羞耻。他们问我有关逃亡的细枝末节，于是我明白了：听者并不相信我所说的，他们只是想为难我。一个女邻居温和地问他我如何被恋童癖侵犯，然后在我给出真诚的回答后给与残酷的评价：“想得太周全了！”奥德内街的杂货商对一个顾主说道：“叫这个小孩子告诉你德国人有多邪恶。”于是，杂货商叫我讲述一件可怖的事情来取悦他的客人。一个高挑的女孩说道：“如果我是你，就和家人一块去死。”她愤愤不平，责备我抛弃了家人，苟且地活着！

在从巴黎到波尔多往返的火车上，多拉委托一位坐在我旁边的神父照顾我。旅途中，我向他三言两语地讲了我的经历，他对我解释道：“你的父母遭受了如此惨烈的惩罚，他们一定是犯了深重的过错。”

还是沉默为好。

别人对我经历的理解，让我明白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必须闭口不言才像正常人。可是，沉默不语时，我才感觉自己古怪。我和自己约定，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讲述我的经历，等到我切实觉得有能力讲述时，我要大胆说出我的过往。

我想精神病学证明了我的讲话是合理的，同时解释了社会的荒唐。大胆讲述不单是讲述者的能力问题，在此之前，讲述者得先弄清别人是否有能力理解：“我目睹了死者的面孔，而听者没有机会看到，将来某天，我会告诉他们是怎样的面容。” [39]

我并不仇恨伤害过我的人，因为我已理解他们残忍行为的缘由，他们并非生性邪恶，而是荒谬的教条占据了他们的头脑。正如埃米尔·齐奥朗所说：“某种制度建立在他们强烈的本能之上，让他们既不能容忍敌人，也无法接纳异端分子。这种机制要求他们屠杀敌人和异端分子，将他们烧死或囚禁。断头台！焚尸！深牢大狱！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因邪恶的本性，而是根源于信念。谁知道是哪门子的信念！” [40]

齐奥朗知道他在谈论什么，他明白屈服于荒谬的狂热崇拜可以带来的快乐，极度的满足让他感到惊怖，然后，他逐渐转向明智的无政府的自由。自我犬儒主义成了一种幽默的形式。

沉默，意味着与刽子手沆瀣一气；讲述，是把自己内心的隐秘捧给别人看。人会“死于口舌” [41]。不讲述只是种欺骗，讲述又叫人痛苦。这也是为何重组家庭中谈论过去让人感到沉痛。

我感到了多拉的悲伤。哪怕是简短的话语不经意间从别人口中说出，都会触发她敏感的神经，让她在回忆她两个姐姐（露丝和我的母亲娜迪亚，她们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失踪了）的过程中，陷入哀愁。每当多拉低低絮语说：“让·娜特消失得无影无踪时，她才十五岁。”她格外痛心疾首。

我从这个“无影无踪”中得知，让·娜特并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见的。再回想不起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

谈到战争，多拉仅会说起一件小事：她用食物换了些香烟。她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讲。如此反反复复，这件小事如老人手中摩挲的铁球般，有了岁月的痕迹。

玛格特和她的家人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但因为玛格特与多拉的冲突，我与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几个月前，我翻到一个证件，上面写着玛格特想收养我，她向法官解释，把孩子交给一个单身女舞蹈演员并不合适。多拉因此对她怀恨在心。多拉被指定为监护人，选定埃米尔为监督监护人。如果我没有被收养，我至少忠于自己的亲生父母。通过这次判决，我成了多拉和埃米尔正式结婚的原因。多么甜蜜幸福的时光啊！

多拉之前在波兰上学，来到巴黎时，她十四岁，不得不帮助父母干活。战争爆发后，她的学业中断。偶尔，她会对我说：“玛格特是知识分子，也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埃米尔出现后，她不再提及这个说法：想想，他可是实验室的主任！多拉和跳舞的朋友在一起时，有说有笑，而同埃米尔同事在一块儿时，她总是退到一旁。

我们从蒙马特高地另一边搬到了奥德内街，雅各来到奥德内街，我们兴高采烈，热情接待了他，聊起了政治。埃米尔谈起了在荣军院附近LMT实验室，他讲解了他的工作，有关电话的标准和电视示波器的标准，为播放电视做准备。我常听他谈起一个捷克侨民，斯沃博达，他是实验室的看门人，在实验室工作为了挣钱交学费继续工程师学业。埃米尔很尊重他，同他交谈，帮助他备考，但从不邀请他去家里做客。科学的难解之题，滑雪照片，橄榄球，在美国和巴西开会的旅途见闻，这些都让我着迷。活着就应该这样，像多拉，像共产主义者雅各，像科学工作者埃米尔一样开心快活。

雅各的老战友，抵抗运动成员，他们与准备中学会考的高中大男孩年龄相仿。这些“老”战友带我去参加共产主义会议，向我讲解《人道主义》的章节，他们好比介绍大英雄一般，向我介绍亨利·马丁，一位握手时向别处张望的大人物。这位海军战士被派到越南作战，但他反对殖民统治，成了共产主义者崇拜的偶像。这位军人忍着剧痛写道：“我们的血……没有白流，土伦的海军，我们没有为了法国银行家的利益去印度支那送死。” [42]

战后，我没有意识我的逃避——我改编经历是在索取分享附带的愉悦。这些恰好揭示了我否认过去的事实。为了重新开始生活，我们不得不回避过去，展望将来。为了不重蹈罗得太太的覆辙，千万不能回头看向过去的残垣断壁，那里尚未解决的问题依旧在发光发热。

在这样的人际关系环境中，来阐释孩子记忆的内容。一旦要讲故事，自我讲述要与周围的讲述不起冲突，这是一种“叙述的一致性” [43]。“从属某种文化，那是时间，接受或从某种安排的社会背景中感受这种文化的精华。” [44]当周围的人没有准备倾听，或当周围都在谈论与你的经历毫不相干的其他事情，这时候讲述经历十分困难，甚至是有害的 [45]。一旦讲述，则意味着被排斥；沉默，又让心灵变得残缺。

十岁那年，我知道了犹太巡抚本丢·彼拉多让人取盆洗手，表示不对耶稣被钉十字架之事负责。在那天，我还知道了害死耶稣的凶手。我猛然觉得这个理由难以置信：人们都说上帝是无所不能，正是他命令犹太人杀死他的儿子耶稣。这样并非善举，或者说，这意味着需得承认犹太人比他还要万能！从别人的眼神中，我被认定为犹太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词所指的含义，但我很早就明白，我的身世烙上了悲惨感人的谜，足以让任何小男孩都变得过分自大！

即便如今，难以控制的想法尤让我不安。我们知道了普及的事实，而事实却是荒谬的。我们迫切地想去了解规定，了解我们行为的普遍规则，这种急切让我们编出了那些我们不得不屈服的无稽之谈。

注　释

[1]. R.C.斯坎克，R.P.阿伯尔森，希剧本，计划，目标和理解》，希尔斯代尔，艾尔伯，1997。

[2]. K结.尼尔森，《事件知识：发展的结构和功能》，希尔斯代尔，艾尔伯，1986。

[3]. S.伊内斯库，M.雅凯，L.洛特，《防御机制》，《理论与临床》，巴黎，纳唐出版，1997年，p.148。

[4]. A.勒琼，L.普勒图，《复原力和老化》，鲍里斯·西瑞尼克，G.齐奥尔兰，《复原力》，《基础知识》，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2012年，p.127-128。

[5]. 奥佛尔，凯兹M.D.，霍华德K.I.，班尼特E.S.，“改编讲述的经历”，《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会杂志》，2000，39，p.735-742。

[6]. 让·伊夫·塔迪埃，M.塔迪埃，《回忆的意义》，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9年。

[7]. 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1857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对开本”，2004年。

[8]. S.C.汤普森，A.S.雅尼提昂，《生活计划：理解意义追寻的框架 》，《社会与临床心理学杂志》，1988年，7，p.260-280。

[9]. D.浩泽尔，M.埃玛纽埃利，F.莫吉欧，《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理学词典》，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p.470。

[10]. 被藏匿的犹太人、卢旺达和西班牙共和党人儿童中，经常可以听到的见证，他们对心智的突然觉醒感到十分吃惊。混乱的时局摧毁了他们的处境，他们变得脆弱，一旦周围出现了安全的情感环境，他们的心智又会恢复活力。

[11]. 桑多尔·费伦齐，《创伤》，巴黎，帕约出版社，“帕约小丛书”，2006年。

[12]. 乔治·佩雷克，《W或童年的记忆》，巴黎，1975年，德诺埃出版社，巴黎，伽利玛出版社，“想象”，1993年。

[13]. J.比亚洛，《烟雾升到了天空中》，p.166。

[14]. 带大理石花纹的玻璃球，仿有玉石浮雕宝石。

[15]. B.霍夫曼·帕特萨里蒂斯，《穿越沉默》，《回忆录》，2012年，3月，p.9。

[16]. 夏洛特·德尔博，《奥斯威辛......无用的知识》，巴黎，午夜出版社，1970，夏洛特·德尔博，《当代评估》，午夜出版社，巴黎，1971年。

[17]. 娜塔莉·萨德，《幸存者和儿童》，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2012年。

[18]. 不全是高分。

[19]. 娜塔莉·萨德，《浩劫治愈》，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2005年。

[20]. “dibbouk”是德系犹太人的某种存在：它是一种鬼魂，不能与其他鬼魂相聚，它会依附心爱的人的灵魂，要求心爱的人弥补过失，它非死非生，只是隐没不见。

[21]. J.比亚洛，《烟雾升到了天空中》，p.262。

[22]. 《夜与雾》，阿兰·雷奈，1955年，美国。

[23]. 《大独裁者》，查理·卓别林，1940年，美国；1945年，法国。

[24]. 乔治·史蒂文斯，《安妮日记》，1959。

[25]. 安德烈·施瓦茨·巴尔，《最后的义人》，巴黎，瑟伊出版社，1959年。

[26].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少女花影下》，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19年。

[27]. 哎！我实在没勇气写“我被逮捕，我被追捕，我的情感裂痕”！

[28]. D.L.夏克特，《构建记忆，过去和未来》，《临床神经科学对话》，2012，第1卷。14，n° 1，p.7-18。

[29]. D.R.阿迪斯，L.潘，M.A.沃，N.莱瑟，D.L.夏科特，《过去和未来重构情景模拟，核心大脑网络子系统调解想象和记忆》，《神经心理学》，2009年，47，p.2222-2258。

[30]. A.达扬罗森曼，《大屠杀字母表，生存，作证，写作》，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7年。

[31]. 若尔热·桑普兰，《写作或生活》，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p.260。

[32]. 卡－蔡特尼克，《一位幸存者的看法和奥斯维辛症候群》，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90年。

[33]. 乔治·佩雷克，《采访和会议2》，D.贝尔泰利，M.里比耶尔（主编），南特，K.约瑟夫，2003年，p.172。

[34]. 雷贾尼C.，《潜在文学工场前的佩雷克》，乔治·佩雷克，《欧洲杂志》，2012年1-2月，p.30。

[35]. 乔治·佩雷克，《W和童年的记忆》，巴黎，德诺埃出版社，1975；《想象》，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3年。

[36]. R.德勒玛于格，Y.塞伊特，《佩雷克在十九世纪》，引自乔治·佩雷克，《欧洲杂志》，2012年1-2月，p.212。

[37]. D.贝洛斯，《乔治·佩雷克，文字人生》，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p.85。

[38]. 鲍里斯·西吕尔尼克，《哑巴和聋人的交谈》，《新观察家》，大屠杀的记忆专刊，2003年12月-2004年1月，p.52-55，R.温塔特，《走出种族大屠杀》，巴黎，帕约出版社，2003年。

[39]. 埃米尔·齐奥朗，《笔记1957-1972》，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7年，p.668。

[40]. 埃米尔·齐奥朗，《作品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第4卷，p.728。

[41]. R.罗森布鲁姆，《人会死于说话吗？》，《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2000年。

[42]. G.文森特，《共产党员，一种生存的方式》，菲力浦·阿利埃斯，G.杜比，《私人生活的历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87年,p.431。

[43]. A.阿德尔曼，《创伤记忆与代代相传的大屠杀讲述》，《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记忆的义务：激情和遗忘》，2000年3月，64卷。

[44]. J.-M.蒙泰伊，《自我和环境》，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93年，p.56。

[45]. R.温塔特，《走出种族大屠杀》，p.189。

CHAPTER 4 一个人的围城，无法分享的惆怅

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

在蒙彼利埃，

我太太的叔叔家。

广播宣布惊心动魄的消息时，

我正待在客厅，

站在诺曼底沉重的大柜子

桌布镶有花边，

和铺着桌布的桌子之间。

上面放着一个花瓶。

瞧，回忆如此悄然而至。

我无心听广播，

但知道总统被暗杀。

我留意到压在花瓶下的桌布，

有印象柜子体积很大，

但对花瓶视而不见。

广播的有声信息被放到了

另一个特别事件的背景中。

不能被分享的个人创伤

肯尼迪总统遇害后，传闻四起，扬言达拉斯公民不该如此一塌糊涂地护卫总统行程。对于这次惨剧，达拉斯百姓遭到谴责。谁知舆论压力促成了料想不到的团结。肯尼迪总统逝世后三年中，达拉斯城百姓的情绪不可思议地高涨 [1]，清扫街道，建造大楼，养护屋面，慷慨捐赠，投资公益，帮助穷人，开展文化活动，互助互爱。

与此同时，医院记录显示，看似和谐美好的表象下猝死率和自杀率有所增加。

像达拉斯居民的这种集体互助多半显示出了文化重压下形成的保护机制。面对侵犯，人人互相保护，让达拉斯城充满了活力。马丁·路德·金遇害后，达拉斯城不再享受这种激发起来的安全感。

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回忆都有意向性。回忆在往事中搜寻事件，使现在的感受形象化。集体在分享同样的讲述时，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因为其他成员聆听、出现而感到安全。讲述同样的经历，相信同样的表征，让人有莫大的亲近感。这也是为何人们一起分享经历，讲述神话，默诵祷告的原因。这些都是最能治愈心灵的镇静剂。

集体创伤让受伤群体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对抗侵犯者。个体创伤则有所不同。个人创伤不能被分享，它的存在会导致个人与群体割裂开来。受害者的命运与创伤后的语言环境息息相关：“一件集体创伤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媒体的关注、社会的审视。当个体遭受到侵犯，个人常被置身于孤立的境地，痛苦不安。” [2]集体惨剧过后，我们常常发现群体团结一致，受害者之间会建立友爱的情感关系。可是 当个人经历创伤后，集体讲述反而会阻碍个人讲述。

沙乌勒·哈瑞尔有过和我类似的童年经历。

他出生在比利时，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孤儿，比利时的一所救助机构收留了他。战争结束后，他被送到了以色列。孩童时期的沙乌勒向同学讲述纳粹分子如何用流放犯的脂肪制造肥皂，同学们听后唏嘘不已，还给他取了个绰号“肥皂”。为了不被朋友鄙视，沙乌勒选择了守口如瓶。他不再谈起过去，稍大些他愤愤地投入医学研究中，后来，他成了特拉维夫儿科的神经学教授。

这是个看起来不错，甚至让人羡慕的结局。可是对于沙乌勒自己来说，多年来，他心里的地下室从未消失过。听到旁人叫他“肥皂”时，他深深地觉得自己属于失败者的群体。

战后，我的亲人无一不是受过伤害的隐秘病人。哪怕是丁点儿的含沙射影，只要关涉曾经的迫害都会改变谈话的方向。我身边的人都谈论着抵抗运动，某人如何英勇无畏，某人又如何机智灵敏，他们谈话时手舞足蹈，表情庄严自豪。

好像战争从没来过，灾难从没让他们受过伤，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诉苦。

谈论过去让人明白现实荒唐。突然，有一天我这样想，我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被人世间驱逐的怪物，独自一人，沉默不语，在幽暗的角落承受往事的重量。

借着当下的光，故事真相大白

事到如今，每当我应人要求讲述我的经历，他们听完后提出的各种疑问，总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会问：

“那么，玛格特是不是嫁给了附敌分子？”

“不，事实上，她嫁给了一名抵抗运动成员。 ”

“是玛格特抚养了你？”

“不是，多拉抚养了我。”

“5岁时，你就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走了吗？”

“没有，6岁半时，我在波尔多。”

诸多成年人，包括我的好友也会被我的叙述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分不清谁是我的恩人，谁是我的敌人，混淆不同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真实的战争哪能那么合乎情理？周围的人一头雾水。

事实上，连我自己也用了很长时间才弄清事情的准确情况。某天，看着两岁半的女儿哭着喊妈妈，我还觉得自己两岁半时被捕，但我明白那不可能。直到米歇尔·斯里丹奇给我看了一份资料 [3]，我才推算出大搜捕发生在1944年1月10日，那年我六岁半。通过阅读我的笔记，聆听外界的讲述，我才得以把过去的表征理顺。

借着现今的光，过去的故事真相大白。现今的时光由所处的环境组成，周围的讲述划出信任、回忆和行为的界限。信任、回忆和行为随所遇之人发生变化。过去的钥匙是现在，而我们与他人建立的关系 [4]构筑了现在。

你们会对我说，战争就是战争。我会告诉你们，战争的意义让回忆带上了某种情感内涵。第三次中东战争 [5]中牺牲的以色列士兵，家庭、文化把他们神圣化，因为他们的牺牲意味着：“多亏了你们的战斗，我们才能击退阿拉伯军队，打败想摧毁以色列的入侵者！你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生活。”

这种英雄壮举不可能出现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更不用提随后发生的轰炸袭击。士兵的死亡引起沉痛的哀悼，不再是近乎神秘的赞叹： “他们的死荒谬且毫无意义，谈判本可以避免伤亡。”青年人的阵亡不是英勇举动，竟成了令人懊恼的事件。

“在北美、南美和以色列出生的孩子远离犹太大屠杀摧残，不必面对身份危机，而某些在法国幸存下来的犹太孩子恰恰相反。法国犹太青年在非犹太的国度丧失了身份和集体的坐标，为此备受煎熬。美国犹太青年的父母不会掩饰孩子是犹太人 [6]的事实，美国的犹太青年自然没有经历身份认同危机。”

在美国、英国、南美长大的犹太孩子听到的是“反思”，可是法国犹太孩子听到的是要“沉默”，好比“禁止思考” [7]一般。犹太人大屠杀的情感内涵取决于周围人的讲述：在美国，大屠杀是可怕和值得同情的，而在法国则是沉重和耻辱的。

无人谈及此事，就连精神分析学家对此也不透露任何意见，虽说他们已习惯倾听那些离奇的讲述。似乎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的人从未提起此事，又好像精神分析学家也对此闻所未闻。即便在诊断长椅上，患者和医生也像是哑巴同聋子在谈话。

我很幸运拥有多重的身份认定。我身边的依恋对象构成了一个小群体，好比一件不同颜色和布料做成的衣服。每个人给我带来不同的一面。

多拉带来某种家庭的迹象。她是我母亲的妹妹，她一定知道些什么。将来有一天，或许她会告诉我那些我所不知的家事。

雅各是昔日抵抗运动的大英雄。在我的脑海中，他和父亲走得很近，父亲参加外籍军团在苏瓦松受伤。

埃米尔代表着将来。“当我长大成人，我也要成为科学工作者，橄榄球运动员，旅行家。”

尽管多拉越来越容易动怒，我还是爱她，性格开朗的她很关心我。我也爱着埃米尔，他的外形和经历都让我着迷。多拉和埃米尔组成的替代家庭运转顺畅。

那时，我们住在奥德内街。

埃米尔和我们在一块生活吗？他常常在那，在桌子后面。

他确实经常在那吗？我们没有家庭之外的活动，没有外出，没有假期，也不去看电影，既没朋友也没有亲人。

在那个时代，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我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多么渴望得到他们给予我关爱。

1946年解放后，多拉收留我，紧接着我结识了埃米尔。那个时期，埃米尔住在里昂雅卡尔街的公寓，公寓很小，没有家具，公寓的地下室是他管理的一个小型实验室。我听到有人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研究主任！”“他那么年轻就进入了研究中心！”我不知道这话想表达什么，但我听出了这些话语中的崇敬，我感到开心。

埃米尔经常会在电唱机上放上一张爵士大碟，名为《拉格泰姆音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也迷恋上了爵士乐。一天晚上，我们去白苹果广场跳舞。战后，我们常在城市广场上跳舞，或用桌椅把街道拦起来，那是跳舞的人和演奏者的小天地，我们鼓掌叫好。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女士们边舞边转，衣裙飘飘，她们几乎都戴着清一色的女式小帽。埃米尔跳舞跳得很棒，他的舞姿灵活轻快，他是那么的适合爵士舞，尤其是他的双手，细长且能比出不寻常的美妙动作：食指朝着天空，打着节拍。在场的人都鼓掌致意，他的舞姿让我赞叹不已。

“爵士乐演奏者”人数最为众多，一身爵士乐迷打扮，套着长长的上衣，穿着双色的鞋子。他们对犹太人表示出同情，可这却引起了警察的干涉。

“正如犯人米歇尔·黑塞因非法佩戴黄星 [8]被定罪一样，我有罪。他们把我关在地下拘留室里，那是个单人牢房，我在那里过了一夜。”

“一个时髦的法国人穿着欧洲爵士乐迷的衣服。”在我看来，这句话相当于挑衅、对抗。可是，在白苹果广场，我看见埃米尔跳着爵士舞，看他的食指向着天空，我对他的赞叹，好比赞美英雄一般。

我寻思为何所有的独裁统治都认为艺术和精神活动是可疑的。我的朋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心理学家伊莱达·罗曼罗（她的先生曾是剧院经理）讲述道：警察通常搜查诊室，抢走病人预约的册子，为了找出被视为从犯的病人。伊莱达·罗曼罗因此不得不同丈夫逃走，因为从事音乐的丈夫显然是个革命分子。

说不清为什么回忆是美的

有时候，多拉会用简短的话语谈到战争。在里昂的某天，那时多拉和埃米尔生活在一起，她在家等着雅各，而那时雅各已是法兰西自由射手游击队员。房间里响起了敲门声，但敲门的不是雅各。埃米尔打开门，两个秘密警察的检查员站在那里。他们一把推开埃米尔，喊道：“我们来逮捕犹太人多拉·索拉维兹。” [9]埃米尔把他们引到远离多拉的地方，悄悄地说了些有分量的话。检查员训斥他不该窝藏犹太人。埃米尔因此请他们稍等片刻，他走到楼梯，向赶来赴约的雅各示意逃跑。

多拉向我说起这些事时，我刚刚上中学。埃米尔常常在那，我记不清他是否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只记得，在这幸福的一年年底，多拉告诉我：“我们离婚了……”

“无边无际的麻木侵蚀着我的心，”多拉对我说，“不过，你还可以与埃米尔见面。”

埃米尔刚在瓦尼乌街买下一个工作室，就在他的实验室旁边。我偶尔去那找埃米尔，事实上我也没什么事好跟他聊的。

多拉新交了一个男友，他是个商人，待人温和，爱谈论体育运动，尤其是自行车。我担心谈到这个会害埃米尔伤心，只好像往常一样，寡言少语。

埃米尔投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早上起得很晚，起来后一杯速溶咖啡当早餐，大概十点左右去到实验室。十二个小时后，有时甚至更长，埃米尔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实验室，赶在餐厅打烊前到一家小餐厅吃完唯一的一道菜。

我们又能谈些什么呢？

我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但在我的想象中，他总是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我内心沉默的讲述中，我不停地向他讲述我新生活的种种。而现实中，他一无所知，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告诉他。

成年后我时不时会给埃米尔打电话。有一天，他的秘书拒绝传达我的电话，但我坚持要埃米尔听电话，秘书才告知我埃米尔生病了，住在慈善医院的神经外科。那是我在医科学习的第二年。后来，我每天早上都去探望埃米尔，他患了失语症 ，说的话越来越少。他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对护士喊道：“我是他的监护人。”这是他送给我最后的礼物。

有一天早晨，我照旧来到医院，可是埃米尔的病床已经空了。床垫翻了过来，他不在了。因我并不是他的亲人，医院的人完全没有告知我。

埃米尔的葬礼在鲁莱圣斐理伯教堂举行。在棺材旁边，站着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我想大概是他的家人。还有一个风度不凡的男子，带着一个金发少年，少年泪眼汪汪。后来，我得知，这个男子名叫斯沃博达，是捷克工程师。哭泣的少年是埃米尔的继子！

我站在教堂门口，不知道该同他们怎样交谈。

一个人离开，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惆怅。

埃米尔过世时，刚好赶上我面临二年级医学考试。自从我每早去医院神经外科的莫里斯病房探望埃米尔，就没去上过课。我坐在他的病床旁沉默不语，他呢，患上了失语症，自然也说不了话。我们只是相互守在白色病房里，不言不语。

我分外珍视这次别离，我从未有机会向父母道别。我没去上课，也不翻一页书，年底的考试把我难倒了。埃米尔死后，我没法儿开心起来。

几年过去了，我被任命为神经外科的住院实习医生。分配我们各自所负责的病床时，一个年轻的见习医生拒绝去埃米尔曾经住过的病房，因为他的父亲正是在那过世。我答应去照管这间病房，我对自己说这也算是再次去探视已故的埃米尔。

普通的一件小事在记忆中唤起的情感也可以不一般。对于我而言，在埃米尔曾经住过的病房里进出，是与亡人不能再错过的最后的道别。

多拉已经九十多岁了，我们终于能够向彼此畅谈童年经历。我喜欢听多拉讲述她的童年：波兰结冰的河流，村庄里的庆祝，河水冰雪融化的危险，姐妹之间的争风吃醋，她讨厌的希伯来语课。我喜欢听她讲述斯特恩叔叔如何阐明法国是个幸福的国度。我也喜欢她叙述战前在美丽城的日常生活，人们在那条街约会、娱乐、聚会。

我也向多拉说起埃米尔在我童年中的重要性。尽管我和埃米尔很少见面，但我想长大以后像他一样。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医生，多拉告诉我，母亲也希望我从医，而我想的却是：“医生也算是科学工作者，这样，我和埃米尔就是同道中人了。”我踢橄榄球也是为了和埃米尔有话可聊……

我说不清，为什么多拉曾经的爱人是我崇拜的人。我只记得小时候，我想成为埃米尔那样的人。

迷失乌托邦

那位帮我逃跑的护士，德库贝斯女士，她告诉我，在波尔多解放前警察局曾召见过她。

当时她的朋友都劝她，千万别去，赶快逃走。可她最终还是去了警察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离开亲人和家意味着吉凶未卜。

她到警局后，莫里斯·帕蓬 [10]客客气气地接待了她。他起身绕过办公桌，一面迎上前同这位年轻的女子握手，一面说道：“我们已知道你的所作所为，祝贺你。”我确信他对女护士的赞赏发自内心，因为作为高级官员，他参与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行动，将六千六百名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其中有一百多名儿童 [11]。

后来局势发生了转变，预感到德国的倒台，大量高级官员筹谋在新局势下倒向新势力 [12]。莫里斯·帕蓬算是其中之一，他曾签订逮捕书逮捕数以千计无辜的犹太人，后来却与加斯通·古桑、雅克·苏斯戴尔和其他真正的抵抗运动成员走到一块，这该如何理解？

执行过杀人工作的他又怎么可能祝福一个与之唱反调的年轻女士呢？

当一个人受制于某种表征时，他的真实感觉被剪除，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他幻想着生活在一个没有起诉、十全十美的城市。在那里，人们灵魂圆满，能感受到幸福的力量。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13]与人为了逃避现实的痛苦躲进幻想的模式还有所不同。

孩童时期，我为了逃避迫害人的社会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我想象自己独居在一个隐秘的地下室里，好朋友、动物们保护着我。与此相反，乌托邦主义者这样空想：“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绝对纯洁公正的城市，邪恶早已被铲除。那该多么美好啊！"我们的关系纯粹美好，每个人都胸无城府，彼此没有国籍的差别，彼此之间没有隐瞒，我们的想法如出一辙。

在空想主义中，任何内心的流露都被认为是分裂行为。谁藏有秘密，谁就是破坏梦想的人。这样的人甚至被视为罪犯，因为有所隐瞒就是侵犯。隐藏秘密的人不是我们的人，他摧毁了我们。他们都得死：外国人，黑人，犹太人，疯子，其他与我们思想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所想的是善、完美、平等的社会，而其他人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不做祷告不喊口号，他们玷污了我们，摧毁了我们的理想国。

同样，集权社会也是这样运转的，任何个人冒险的想法，如艺术见解、个人的见解，都被视为对构建理想国的亵渎。乌托邦的拥护者大肆宣讲幸福的妙方，揭露个人存在问题的狂热小说则反对这些幸福妙方。空想社会没有隐私可言，打着道德的幌子，必须消灭、折磨、清洗那些亵渎理想城的异类。

孩子们的空话也像理想国所承诺的一样肯定。它随着年龄不同各有差异。我们知道得越少，就越肯定。在理想国中，只存在一个世界的表征，那就是受人敬仰的首长主宰着我们的幸福和未来，有着千年幸福的未来。我们热爱这样的国家，我们把幸福压在这个万事皆知的人身上。作为交换，首长免除我们的责任，保护我们不再犯罪，远离羞耻。所有人都大同小异，没有离经叛道，大家都戴着同样的面具，喊着同样的口号，收获美妙的归属感。我们可以摧毁那个放荡不羁的异类。在一个恶人绝迹的世界，犯罪是不存在的。踩扁一只昆虫或杀死一条毒蛇并不算有罪。

在个人关系中，如果两人或三人建立了关系，其中的一个人有难，其他人很难弃之不管。 [14]然而，在一种陌生的关系中，在一群人或集体中，放弃那个步伐变慢的人，几乎天经地义。在纳粹统治时期，学校教科书要求孩子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于三对优秀的年轻人来说，照顾一个没有价值的低能儿，要花费他们三套房子的钱作为代价，该如何做出决定？

愤愤不平的孩子们都决定抛弃这个低能儿，他们认为他是无用之人。他简直是个厄运在身的坏人，会妨碍三对正直青年过幸福的生活。“激起仇恨和毁灭的正是国家给出的幸福和社会公平的承诺。” [15]这正是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人们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那些遭受过迫害的孩子竟然会依恋那些支持迫害的成年人，这让人震惊不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些成年人的人格是分裂的：一部分人格喜爱孩子，在现实中温柔地照顾孩子；而另一部分人格则屈服于乌托邦的表征，在这个表征中只有那个无所不知的首长。对于小孩来说，与成年人一起生活，对其产生依恋，但全然对成年人所屈服的乌托邦一无所知。小孩和成年人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关系，怎么可能不产生依恋呢？然而他们的乌托邦又被现实割断。

罪恶的乌托邦常常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模仿或一个口号，从乌托邦主义者心灵中流露出来：“我们丢了饭碗，因为犹太人为了捞更多的钱发动战争。”一位和蔼的农民说道。他仇视犹太人，可事实上，他慈爱地照顾着一个犹太小女孩，他藏匿了她 [16]。一点微小的迹象，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并不影响犹太女孩对这位温和老爹的依恋 [17]。

父母给予孩子最初的情感保护，孩子必须等上一定的年月，才有能力回想起照顾他的成年人的表征。他先是与他们接触，随后，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一个孩子喊出“爸爸”，这是一种充满爱意的方式。

“爸爸希望我在学校用功读书。”梅伊·西斯，海尔波特的女儿说道。她在多年后才得知父亲关闭了学校，流放了教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格勒博士摧残了大量的孩童，尤其是女孩，而“正如独裁者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在家中他却是个出色迷人的父亲。

情感认同让人感到幸福，但打破这个我们所认同的形象则是痛苦的。当孩子发现父亲的另一面，他在情感上的反应取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

如果他与父亲关系很差，新的发现正好可以解释父亲的败坏：“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了。”

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大量施刑者收养了那些父母被他们杀害的孩子。然后，施刑者重新给孩子取名，他们很用心地抚养这些小孩，而孩子们也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维多利亚二十七岁时，五月广场母亲抗议 [18]发生了。她因此发现自己并非格蕾西拉和劳尔的亲生女儿。她一直以为自己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在海军机械学校出生，学校由酷刑中心改造而成。她亲生母亲，玛利亚·希尔达·佩雷斯被折磨至死，而拘留中心的一位军官收留了她。对于维多利亚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欺骗了我，我被出卖了。” [19]

对于某些孩子，他们感到某种疏远的依恋，突然找到了缘由：“我的父母都在演戏，他们假装疼爱我。”一些孩子则宁可中断这种关系：“我爱的人竟然是猛兽，我再也不愿意去爱他们了。”最常见的反应是否认真相：“我不相信，他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们无比相像，你们在骗我，揭露的事实是假的，我恨你们！”

不知道事实还好，知道事实就意味着可能的悲剧、愤怒。可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多数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行为。孩子不愿面对的事实，何尝不是继父继母们心中不愿被揭开的伤疤。没有谁对谁错，没有欺骗和背叛，他们只是在特定的时代做了时代要他们做的事情。为了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为了更好地面对露出丑恶面孔的现实，人们必须要学着理解。

共同话题，让人和人亲近

信仰不会给人物质享受、金钱收益，它几乎和现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即便如此，信仰在关系的建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彼此有共同的信仰可以产生亲密的感情。信仰同一个神明或同一派的哲学，都会增加彼此的安全感。

在我们归属的群体中，自我的心理表征把我们归入这样的关系网中：“我是让的妻子，面包商的儿子，我们都是思想正统的基督徒。”宗教仪式让一个人记住一群人的历史，参与集体身份认同，灾难发生时，组织情感和社会的帮助：信仰，并非空无！信仰是群体的纽带，我们从中获得安全感和身份认知。

不同环境下的信仰的内涵可以完全不同。一旦人所处的环境改变，信仰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果时局让我们生存在另一个环境中，我们也会为了战斗而卖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待事物了。”

我和埃米尔分享了不可思议的信仰：热衷精神冒险，关心人类，热爱带来快乐的体育运动。不过，他对他的出身、家人和过去都守口如瓶。他隐藏的事情流露出某种阴影。我善于感知隐晦的事，可我更乐意问及那些随和愉快的问题。

我需要对世界有个清楚的认识：我已经获得。认识变得清楚后有了力度，它渗透到战争时期的回忆中。硝烟弥漫的那个年代，社会分裂，其中有帮助过我的好人，也有想置我于死地的恶人。

因为信仰，我的青春得以感受到欢乐；

因为信仰，我的成长渗透出新的味道；

因为信仰，流浪的岁月，我的心不曾荒芜；

信仰给我带来安全稳定的状态，没有它我无法尝试自我的重建。

不幸的是，我很早就有了怀疑思想。没有怀疑，快乐才是盲目而纯粹的。

集体背诵的快乐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不服从集体背诵才是我的快乐。独自思考给我一个空间，让我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一个供很多人分享的神话可以带来喜悦，而思考却会让这份喜悦显得苍白，如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在人前被揭穿整容的经历，这是多么遗憾！

是选择安稳束缚的幸福，还是孤单自由的快乐？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显然是棘手的事。

我十一岁那年，多拉生日那天，我送给她一本乔治·杜阿梅尔的书 [20]作为生日礼物。为什么是这本书呢？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在学校老师曾谈到过这本书。我觉得书中有幸福的宝藏，我也想让多拉得到幸福！多么奇怪的想法！

多拉俯身温和地向我道谢，告诉我不必送书给她。她鼓励我和她建立一种可以分享的交往关系。我至今都还记得，听到这话后我沮丧的心情。她没有真正领会我的心意。送不送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想让多拉幸福。

可为了不烦扰她，不去解释，我的精神世界在别处秘密发展。事实上，战争时期，我不得不在心中窝藏一个幽灵。我身处的环境构筑了我的心灵。

只要不提犹太籍这个陌生的话题，我可以坦然地谈论任何其他事情。那个时期，社会是割裂的，行善者和杀戮者各占一席之地。我和好心人相处则热情开朗，面对杀手时，却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多拉开始和她的丈夫一起做生意，他们喜欢谈论时尚和服装。和他们在一起，我学会了摸摸料子的质地，衡量裤子的尺寸；早上，我早起去搭展台，监督货架摆放，和隔壁的售货员一起去吃快餐。与此同时，我开始阅读《人道报》、《先锋队》、《勇敢》，但我从不对多拉谈起这些。夜晚，我躲在被窝里，在一盏小灯下，如饥似渴阅读着埃米尔·左拉、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对世界有了清晰的看法，同时也让我和多拉之间有了思想代沟。直到她离世的几年前，我们才得以无所不谈，她愉快地承认说：“你当时看的书，真是把我们惹恼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和埃米尔一样，都曾无意识地伤害过多拉。当埃米尔和科学工作者同事碰面时，呆在一旁的她沉默不语；当她和舞蹈演员或商人在一块时，又有说有笑。

为了制造和埃米尔的聊天话题，我开始踢橄榄球，可我却不曾为多拉做点什么。我和多拉之间虽然建立起了依恋，但我们没有分享过彼此的经历，对于各自的出身、战争中的经历，我们都只字不提。她模糊地知道我的经历，而我对她在波兰度过的童年，她的家人一无所知，虽说她的家人也是我的亲人。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交流方式，虽然充满爱意，但偶尔低语的往事却困扰着我们。多拉觉得失踪的家人依旧让她感到心痛，而我无从谈起我的父母，他们在我沉默的世界中留下了二三画面。既然往事扯着心痛，那又何必刨根究底呢。

小大人的讲述：假装没有受伤

战争时期沉默不语让我得以活下来。

和平年代滔滔不绝让我的感情变质。

我是两个亡人的孩子。

往事之于一些人就像花粉之于过敏者一样，会轻易地引起不适。这样，能够分享的话题就会很有限。我呢，只能装得像个小大人一样，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我需要制造一些“我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的假象。可是，即便如此，别人的口味依旧很难迎合。

十一岁时，我性格沉稳，并不活蹦乱跳，总是说些同龄人不会感兴趣的话题。这并非多拉期望的，她期望我是个性格开朗的孩子。我让她感到不快了，我想。

她更乐意说些感动的话，比如：“当我知道你还活着，我马上想找到你的母亲，想到一定要照顾你。我很喜欢你的母亲。”听到这些话，我感到开心。

我和多拉都渴望幸福，渴望回避痛苦，甚至假装没有受过伤。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过早成熟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有严重不正常的嫌疑。因为早熟不是源于经历世事的成熟，而是活力的丧失。在创伤的打击下，孩子的稳重、谨慎不过是自我保护的伪装。有些大人会夸赞这样的小孩“懂事”。

在刚果共和国，我观察到很多军人的孩子会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彬彬有礼，异常客气，不像别的同龄人在陌生人面前显得胆小，反而会和我们聊上数小时的社会或上帝。当然，这些孩子并不谈及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因为战争会勾起他们尚未好转的伤痛，以及新近犯下的罪恶。

小大人年龄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脸颊凹陷，瞳孔深处是看不透的落寞，但是看人的眼神灼人狂热。他们问我，为什么只有在教堂他们才会感到心安？他们梦想成为牧师，或在无政府组织做司机，开着漂亮轿车辗转于交错的街道。我记得有个孩子脸颊圆嘟嘟的，眼中满含笑意，他说他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显然，大人们混淆了早熟与成熟。沉痛的孩子并不会掩饰，只是竭力用语言来转移他们的伤心失意。

“孩子可能因为重大疾病，家庭不幸，社会动荡变得早熟。类似的经历会激发他们不同寻常的心智能力，这种能力恰好见证了他们承受的苦痛……最让我震惊的是，孩子们走路时并不摇摆双臂，他们眉头一皱，显出一脸严肃。” [21] 孩子的内心世界一旦遭受破坏，孩子便会失去对生活的乐趣。通常，他们会躲避在与自身年龄不相符的精神世界中，在人前隐瞒真实的情感。西班牙内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受到保护的孩子就表现出了这种异常的成熟 [22]。

眼中尽是灰色，心中满是伤痕，却还要强作镇定，甚至要微笑示人，让别人觉得自己还对世界抱有美好的憧憬。如此这般表里不一，每一次微笑都像是在挤压伤口。渗透在白色纱布上的血迹，不就是小大人的嘴角弧度吗？痛到无处发泄便是掩饰甚至麻木。我为他们感到心痛，我的童年也曾那样痛过。

幸运的是，这种精神的麻木中仍然存在两种复原力：理解和幻想。新的环境可以激发这种复原力，重新点燃生活。

生存变得如行走于刀刃之上，所处环境露出凶险，孩子的世界看似无法生还。可是如果他们的精神生活还存在一丝光亮，那么他们还可以在思想深处构建一个抽象的世界，对抗悲伤。他们一旦开始试图寻求理解，就有可能重新感到生存的乐趣。可是，当我们还是孩子时，说教总是比理解来得迅速。

纷乱的世事，不稳定的情感，连续不断地更换环境都可能造成的情感裂痕，让孩子的情感变得麻木（麻木正是他们减少痛苦的方法） [23]。创伤长时间将孩子与正常的世界隔离，不利的环境像硫酸腐蚀木头一样不断磨损孩子的心灵，孩子们的依恋能力就会随之减弱。但事实上，复原力的火苗时刻都在等待着某人去把它点燃，重新找回生存的热情。

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们一旦感受到“某个人理解我”就会心生喜悦，让在现实中一退再退的孩子敞开心扉学着释然。

另一个复原力的火苗——狂热的幻想——也能帮痛苦的人找到出口。

现实令人沮丧、无力找到出口时，人会自我保护般躲避在极端的白日梦中。现实越是残酷，幻想越是温存。

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幻想中感受到的温存可以让我摆脱现实，可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躲避在幻想中其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认同的替代物。当我们身处的环境如千斤巨石般挤压我们时，幻想却能缓和压力。小说、电影虚构的美好中，人们能够掌控幻想，给出幸福的标本 [24]。得不到理解，幻想都觉得冰冷时，人们会爱上冷漠。

打仗那些年冷漠是我的良药，它减轻了我遭受的创伤之苦。我不为谁而活，也不畏惧死亡。成年人谈论着我的勇气和坚毅。而我打心底里明白，没人会为我的死感到悲痛，即便是有一天我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也不会有人思念我。我只是向上帝祈祷，让我活过十岁，那么我还有时间去经历人生。

我回忆，然后讲述；我思考，然后理顺。过去经历的种种仿佛是在魔术师帽子里的白鸽，不断被放飞。我变着戏法，魔术师就是我，我懂的故事太过平淡会没有观众，得加些戏法进去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才会有人瞪大眼睛鼓掌。如果我如实地讲述战争的经历，别人会不愿意听，我必须得编出些疯狂、夸张浪漫的故事。

在讲述的离奇故事和夸张不凡的经历中，我篡改了苦难，才得到别人的接纳，才能够融入社会。谁不嗜血呢？别人越惨，听者越带劲。

奇妙的幻想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它给我一件遮盖伤痛的奇幻外衣，给我带来短暂的慰藉，缥缈的感觉帮助我抵抗了暗淡的现实。

感恩悲痛的经历给我反常的勇气

我的经历塑造了我，我深信若不是往事，我不会进入雅克·德库尔中学。这个中学给我很多回忆，一些零星的片段。

中学位于巴贝和皮加勒之间，那里的街区被解放者大范围轰炸后变得格外残破而恐怖。不过，简陋、狼狈的街道却没有丧失艺术的活力。

节日的时候，罗什舒瓦尔大道上搭起了木板房，喇叭里传来街头卖艺人的喊声：“你想和谁挑战？”总有些老顾主举起手，戴上手套，想去较量一番。离开的时候，常常是眼睛被打肿，鼻子流着血，作为回报，他得到一张小票，及这份打斗的美好回忆。

这个街区至少有二十个电影院，我们去电影院看了歌颂铁路工人的《铁路战斗队》，《天堂的孩子》，以及奥森·威尔斯展现社会成就的美国电影 ；一旦和我们常常模仿的查理·卓别林或罗瑞尔和哈迪比较，阿博特和科斯特罗的戏剧却让我们失望。弗朗索瓦·特吕弗住在皮加勒，他走路去中学，我想街区的电影院是他拍电影接触的最初的大学。

那时，街区到处都是剧院，其中枫丹剧院在白街，而在蒙马特高地上坡地带的摄影棚里，我真想在那遇见让-路易斯·巴劳特。

那时，我们经常去跳舞，主要出没在红磨坊、煎饼磨坊和小丘广场的齿条磨坊。十四岁起，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那里消遣。我们凑舞蹈课的学费，让我们当中最有胆识的吉拉尔·高凡去和老师学跳舞，他学会后再来免费教我们。我还记得吉尔伯特·欧桑家的小厨房变成了舞池，我们在那里跳起了热情的探戈：家具可真是遭罪！

那里的街道上晃荡着爱打架的人和打扮妖娆、眼神枯燥的妓女。她们眼神中有猜不透的心事。每次路过她们身旁时，她们都会向我们逗乐打趣。

一个叫阿尔古的小男孩拍下了小酒馆和杂技舞蹈演员的倩影，我们曾经为照片上那模糊不清的面庞议论纷纷。

那个时代，男女分开上课，埃德加·基内和于勒·费女子中学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在大胆开口和一个女生说话之前，我们都整理一番，期待着某个女孩能答应去圣心花园聊天。

每当我们翘课或老师缺席时，咖啡馆和邮局便成了我们的“事务室”，那里处于我们主要活动的街区。

我们在街上溜达，经过勒比克街的浣衣坊时，我们对毕加索各抒己见。走下吉乐的兔子酒吧旁边的圣文森特街时，我们又谈论诗歌。经过奥德内街时，我们说起保罗·艾吕雅。偶尔，我们会聚在艾维斯广场上的玛蒂尔德·卡萨德修家，他的女儿玛尔丹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

在贫困的孩子的成长中，我相信这样热烈的艺术环境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能重新进入一所学校，我感到幸福。在那里我感觉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了计划，还有给予我尊重的同学和老师。我感到自己强大了。

“我感到自己强大了。”这个说法显得奇怪。虽然不合常理，但并不矛盾。我好比一个反论，一个活生生的比喻，一个对立的结合体，我在对抗中变得强大。我曾觉得自己那么渺小，那么孤独，那么怪异，只有躲在我的思想和幻想中才能感到安慰。我是那么脆弱，一个被动接受迫害的小人物，除了活下去没有其他选择，我相信我比死亡强大。战争时期，我是那般麻木，而战后我兴高采烈，还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能克服所有的伤痛。

我的童年给了我反常的勇气。我以为只要有梦想，有决心，付出努力就能实现我的愿望，余下的不过是世俗的烦恼罢了。战后那些年，我们身上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哲学不会让我们头痛，我们经常展开能力之外的讨论。我刚刚写下的东西是虚假的：我们有的是办法！我记得初一时，布卢门撒尔对我解释说科学进步不一定是有益的。我很想知道现今他作何感想。我记得贝朗热一直在追寻美和奇特的事物，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歌手。

在儿童救助所的孩子们战后的通信中，来自 “格里希纳”救助所的十三岁的查理·勒夫这样写道：“犹太人的屠杀不会卷土重来。为了惨剧不再发生，我们要坚强和勇敢地面对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思想自由，没有阶级。”

无论好事坏事，经历过了就是好事。我的童年在他人眼中是悲剧，可是我却感谢它在让我欲哭无泪后，给我莫大的领悟和释怀。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中学的时候，有个老师让人印象深刻。大家叫他让·巴比教授。他教授历史，在同学中很受欢迎。我不解为什么他那么受学生欢迎，难道是因为他偏瘦的身材，淳朴的气质，还有带着威严的温和？只要他一开口，就有孩子们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慈爱：他说话的方式，总让人感到放松。

他讲课时从容不迫，我们从不会厌倦。他有时停下来，问学生感觉是否良好，是否有时间学习，然后拿起课本，将凌乱的讲台稍作整理。我记得，我们私下的聊天很有意思，聊天是他提出的（的确是“他提出的”）。

“你对历史的见解不错，适合去巴黎政治学院学习，那对你有好处。”他对我说道。我不知道巴黎政治学院是什么，但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做火车站站长或文胸工厂的产品负责人！尽管我喜欢历史，敬爱让·巴比，但我更愿意去实现其他的梦想。

“一个优秀的老师，是会给我们的命运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物。”加缪曾说。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后，他向吉尔曼女士写信说道：“我想到的是我的母亲，她可能理解吗？我不认识我的父亲，这个，你是知道的。”

对于我来说，这个对我影响重大的“吉尔曼女士”是穆泽伊老师。第一次听他讲课时，我就喜欢上了他。他教我们拉丁文和文学，他的开朗乐观感染了我们。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奇怪地开始了。那个时期，作文还叫文章，第一次写的“文章”是有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十六七岁，男女关系的问题于我们已不陌生。

穆泽伊对我们说道：“你们知道将来你们要娶的女子已经出生了吗？她在某个地方等你，将来你们会在一起生活。你们想过这个吗？”

我从未想过这些，但我觉得女孩子是神奇的，她们漂亮养眼，和她们交往很愉悦。除此之外，关于女人再无其他。因此，我的作文是围绕着我去卢浮宫参观过的油画展开的（好像阐述的是马奈的油画《奥林匹亚》)。我对比了画中皮肤白皙的妇女和革命拦路障旁的士兵。我避开了老套写法，老套的写法让文章乏味，不能发人深省。作业交出后，穆泽伊说道：“我没有给你的作文打分。如果下次你还是写得那么精彩，二十分的满分，我给你打十八分；如果下次的作文很糟糕，我就给你两个零蛋。你能一个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想，我当时的感觉是复杂的，混合着骄傲和担心。

我喜欢听穆泽伊用拉丁文讲述罗马的日常生活。我喜欢他几近带着苦痛的忧郁气质。他派我去参加综合竞奖，他不知道参加比赛对我来说已是生命中的一份礼物。

有人承认了我的才华，有人证实了我的梦想！

中学会考那年，我一个人住在巴黎。每天晚上，我邀请我的朋友来我住的地方，他们会带来饼干和红酒，作为我的晚餐。早晨，我等奥德内街的红酒商开门，把寄存的红酒拿给他，挣得的报酬可以买一块面包，蘸着浓缩肉汤精块泡成的热汤吃。我就是这么度日的。

综合竞奖的那天早上，圣米歇尔大道静悄悄的。我记得，那夜我无法入眠，我感到疲惫。我提前出了门，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坐落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尔大道之间的拐角上。我在那里等待着，感到无与伦比的幸福。

竞赛者聚集在了索邦大学门口，一个传达员开始点名，我们一个一个地走上楼梯，然后走进竞赛教室。教室很漂亮，雕花的木天花板，挂着壮观气派的油画。

竞赛时，我写了七个小时。结果我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可谁知道我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

第二天，穆泽伊告诉我：“这是给你的课题：对比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答应了，但我感到很奇怪，在我的脑海中，我和巴尔扎克一样，生活在法国，然而同时把我的俄国身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较，我觉得很诧异。我自认为是法国人，但我发现在别人的思想中，他们并不完全把我当法国人看待。我明白在法国队和苏联队足球比赛之前，为什么班里的同学这样问我：“你支持哪个队？法国队还是苏联队？”我不了解这个国家，也不了解我的苏联出身，但在别人的脑海里，总是会把我和苏联扯上关系。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获得了一等奖，她的文章刊登在了《费加罗报》完整的一个版面上。在艾维斯广场附近，我站着把这篇文章读了好几遍。文章写得很精彩，清晰简洁，独到的见解让人赞叹不已。摘得桂冠的女孩谈道，当下笔写出小说的主人公，从第二行开始，就是主人公引导着她写作，写作是随着主人公的思路展开的，然后对他的行为做出评论。

六十年后，我格外好奇想再读这篇文章，她真的是这么写的吗？还是我自己给女孩加上了这样的想法？这些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她的确是出类拔萃，取得了竞赛的冠军。

几个星期后，穆泽伊老师，负责收取中学会考注册费，我想那个时期是一千法郎。总之钱虽然不多，但我拿不出来。他取下帽子，在口袋里搜了搜，找到了一点零钱。接着，他在教室里走了一圈，所有同学都像他一样行动起来。

这段回忆让我不知所措。我从未感到自己贫穷，可是班里同学凑钱给我交纳中学会考报名费的事，还有后来在罗什舒瓦尔街，我准备医学考试的夜里无力交纳电费，只好借着窗外的月光复习的事，逻辑上来说，这些都表明我应该是个穷人！可在我心中，我并不贫穷，我很富有，我有梦想，有多拉和阿道尔夫的扶持。当我感到生活过于艰辛，我就去多拉和阿道尔夫家寻求帮助，他们总是毫无顾忌地向我敞开大门。

1948年，进入中学后，我不再去回忆过去发生的那些惨剧。我终于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我深信高年级的同学也经历了战争，但大家都不谈论这个话题。这些毕业班的大男孩几乎都参加了社会斗争，首先是用语言，后来是用武器来战斗。

战争结束后，孩子们回到学校上课，三分之一的位置都空下了 [25]。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勇气大有裨益。宁愿去死，也不愿做胆怯的懦夫。对于那些想要证明自己并不低人一等的孩子来说，反常的勇气具有一种弥补作用。父亲捐出无产者发达的身躯，母亲用做家务的双手讨生活，而孩子也需要显示出他们的勇气。巴黎郊区居民的小孩从不抱怨每天四个小时乘坐交通工具。人们也不谈论这些，就是这样。我在想，我是否为我的贫困和沉默的斗争感到些许的骄傲呢？接受别人的帮助，难道不是承认自己的无力吗？

我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童年，也未意识到青少年时期同样异乎寻常。可是，不同寻常并不意味着病态。

每个人血液中的糖比率在0.90到1.1毫克每升。大部分人血液糖比率在0.7毫克每升时，就会产生低血糖，不舒服。对于某些人，血液糖比率为0.2毫克每升时，对他们的生活毫无影响。从数据上来说，他们并不正常，但完全健康。我感到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压力：我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我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只是主观上的“我觉得”，并非客观事实）。甚至与此相反的是，我为自己成功地走出阴影感到某种自豪（当然是沉默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童年把我朝一个方向推去，那里依旧堆着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可是，我与死亡并肩同行的经历造就了我异常的勇气：我从中受到了启发。我经历了死亡，然后死里逃生。这是不可能谈论的事情，普通人惧怕死亡，他们对死里逃生的人也心怀恐惧。

注　释

[1]. J.W.彭尼贝克，《敞开心扉：向别人倾诉的治愈能力》，纽约，莫罗出版社，1990年。

[2]. M.维迪，C.杜谢，《重大灾难后的复原力，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塞尔玖·尼古莱耶斯库(主编)，《复原力参与论》，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11年，p.449。

[3]. M.斯里丹奇，《帕蓬事件》，巴黎，阿兰·莫罗出版社，1983年，p.131。

[4]. J.W.彭尼贝克，B.C.巴纳斯科，《集体回忆的创造和维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J.W.彭尼贝克，J.帕耶斯，B.雷米（主编），《政治事件的集体回忆》，纽约/伦敦心理学出版社，1997年，p.3-18。

[5]. 1967年春，埃及领袖纳赛尔，在西奈半岛召集军队抵抗叙利亚。他请求联合国维和部队封锁蒂朗海峡，与约旦和伊拉克达成战争协议。以色列在国际上被孤立。几天之内，以色列摧毁了阿拉伯联军，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大部分阿拉伯地区。

[6]. D.弗里希，《沉默的孩子和重建》，巴黎，格拉塞出版社，2008年，p.104-105。

[7]. J.C.辛德斯，《隐藏的悲剧》，巴黎，比谢-夏斯戴尔出版社，1996年。

[8]. J.C.辛德斯，《隐藏的悲剧》，巴黎，比谢-夏斯戴尔出版社，1996年。p.94。

[9]. 乔治·佩雷克的母亲的姓Sulewicz，在犹太语中，Schule的意思是“学校”，Witz的意思是“思想”。

[10]. 莫里斯·帕蓬（1913-2009），高级官员，1998年被判反人类罪。

[11]. G.邦苏桑，J.-M.德雷福斯，E.胡森，J.柯特科，《大屠杀字典》，拉鲁斯出版社，2009年，p.427。

[12]. G.布朗热，《莫里斯·帕蓬，通敌的高级官员》，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

[13]. S.约内斯库，M.M.雅凯，C.洛特，《防御机制，理论和临床教学》，巴黎，唐纳出版社，1997年，p.247-256

[14]. L.贝格，《心理学中的善与恶》，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2011年，p.47。

[15]. H.威尔瑟，《行刑者，从正常人到群众杀人犯》，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7年，p.222。

[16]. A.帕拉兹，《耶路撒冷天亮了，背井离乡的孤儿》，耶路撒冷，伊维特出版社，2004年。

[17]. 《老人与小孩》，克劳德·贝里，米歇尔·西蒙电影，1966年。

[18]. 1976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魏地拉在阿根廷实行独裁统治。他不仅在马岛与英国人打了败仗，而且还在国内制造了许多年轻“失踪者”的白色恐怖。1977年，绝望的母亲们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政府军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把自己的名字叫做“五月广场母亲”。

[19]. 玛丽·卡门·拉斯雷哈斯·马丁，《用写作见证创伤》，博士论文，兰斯大学，2011年6月9日，p.55。

[20]. 我不久前在书房找到了这本书：乔治·杜阿梅尔，《我的幽灵自传》，巴黎，保赫曼出版社，1948年。这是一本医科大学生的日记。

[21]. M.格拉普，《儿童和战争，临床观察》，《二十世纪战争中的孩子，历史杂志》，2006年1月-3月，n° 89, p.93-98。

[22]. R.杜胡，C.米鲁可比奇-里乌，《我画下了战争的图画，弗朗索瓦和阿尔弗雷德·布劳纳的视角》，布莱斯·帕斯卡尔大学出版社，2011年。

[23]. C.奥康纳，M.鲁特，《英国和罗马尼亚被收养孩子研究团队：重度感官孤立早期扩展后的依恋障碍行为和纵向随访》，《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会杂志》，2000年，39，p.703-712。

[24]. 加斯东·巴什拉尔，《梦想的诗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

[25]. 路易·马勒，《拉孔布·吕西安》，电影展开了强烈批评，揭示当时存在的情况。

CHAPTER 5 与往事干杯，走出悲伤的练习

刚开始上医科大学的时候，

我在奥利奥尔家度过了

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奥利奥尔的家人长着蓝色的眼睛，

他们笑声爽朗，言谈举止大方得体。

我们经常聚在塞纳河畔的杰佛码头，

锻炼身体，玩耍谈笑，讨论问题。

奥利奥尔家里养着一只八哥，

电话铃声响起时，

八哥会模仿电话铃声，

紧接着模仿雅克琳娜·奥利奥尔

唤她儿子接电话的喊声：

“让-保罗！接电话！”接着，

雅克琳娜的儿子跑过来听电话，

大家都笑开了，

而此时淡定的鸟儿不再多嘴饶舌。

在奥利奥尔家，

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

我记得奥利奥尔家的房间布局，

偶尔会想起房中摆设的某个物件，

心中便暖暖的。

回忆里的二度伤害

文森·奥利奥尔的老家在鲁尔一个靠近图卢兹的村子。文森·奥利奥尔每年都会从老家拿到一个巨大的什锦砂锅，请我们一起去分享美食。

烹饪美食聚会欢快友好，大人们坐在椅子上，年轻人随意就座。我们谈天说地到凌晨两点方才离开。

聚会结束后，我回到位于罗什舒瓦尔大道的我的小房间，那里靠近巴贝地区，墙壁太阴冷。为了入睡，我把一只裤腿围到脖子上，另一只裹到头上。四点，闹钟响起，我与阿道尔夫在阿让特伊市场碰面。

我喜欢这种紧凑的生活，唯有快节奏能让我感到充实。

忙碌何尝不是麻醉呢？快，让人来不及思考，没有思考的盲目反而会让人不那么痛彻心扉。

一件事突显了另一件事的重要，就像忙碌突显盲目的重要。可是，谁要听这些呢。

奥利奥尔一家对我的童年充满好奇。战争，纳粹，迫害，孤儿死里逃生，对外人有着致命的诱惑。奥利奥尔一家对多拉和阿道尔夫怀着好奇，多拉和阿道尔夫可能也想问我在奥利奥尔家的情况，但他们终究还是没有追根究底。我也没有主动分享。

在市场上，我是个商人；在奥利奥尔家，我是文人。我按他们喜欢的方式聊红酒，按照他们对我的期待听到八哥模仿电话铃声时笑出泪花。

我是别人眼中的我，而非真实原本的我。我有双重性格。

走过医科学习那些艰苦的年月，我如愿成为神经精神病学医生和专家。我把这一结果归功于神经官能分裂产生的有益副作用。如果身心平衡，那么我可能不会去选择研究神经精神病学，如果我像正常孩子一样长大，我万万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奋。过去的经历让我懂得，克服苦难，才能获得自由：“受苦成了生存的一种形式，某种逃离其他力量控制的方式。” [1]任何未来的梦想都暗示着我们感受当下的方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梦想有能力蔑视痛苦呢？

为了解从死亡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 [2]。在欧洲，二战结束五十年后，二十万名犹太儿童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三十年代末期，有两百万犹太儿童）。大多数犹太儿童都经历了不堪想象的童年，接连发生的创伤事件让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遭受创伤的年轻人在战时感到自在，在和平时却变得沉重。

一位我不记得姓名的女士告诉我：战争时期，在巴黎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和母亲度过了4年的幸福生活，她的父亲则在集中营里和死亡斗争着。战争结束后，父亲回到家中，面黄肌瘦，心神不宁，神情阴郁，常常会大发脾气。我记得她对我说：“他把地狱搬到了家中，我讨厌他。”我记得她脸上扭曲的伤心。

塞尔日的母亲，塞尔日·厄兰格却没有把地狱带到家中。她写道：“亲爱的罗迈内，亲爱的欧也妮，在你们身边度过的四年中，叫我如何感谢你们给予我的爱呢？战时，为躲开纳粹野蛮的魔爪，我被迫与父母和哥哥分开，去到一个陌生的公立收容所。随后，收容所把我托付给了你们，我融入了你们的生活，和你们在一起，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3]战争结束后，当她找到儿子时，儿子却踢了她几脚。塞尔日·厄兰格并不动怒，她爱子心切，深知她的出现可能会中断儿子同罗迈内和欧也妮已经建立的依恋关系。这位母亲有心维系好儿子与恩人的关系。

同样的创伤事件，会赋予不同人截然不同的意义。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战争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在凶险的环境下，人格分裂促使他们形成了异常的勇气。1994年，我再见到300个经历过战争的孩子，距离大战结束已经有50年了，可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饱受战争后遗症之苦 [4]。除了那些少数已经投身于英雄举动，参加过抵抗运动或对自我评估良好的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经受着多年的抑郁。记忆悄无声息地在孩子们心中产生，衍生出消极情绪。

心情无论好坏，战争总是要纠缠他们的内心，但他们就是闭口不言。童年创伤造就了一个痛苦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促使他们在现实中取得卓越的专业成就 [5]。他们并不害怕痛苦，深知只要克服苦难，自能获得自由。可是功成名就真的能治愈伤口吗？

成就者伤痕累累，受过严重创伤的人会永远囚禁在往事中，在不断重现的往事中，他们的痛苦从未消减。

回忆没有淡化过去留下的伤痛，他们的伤口还在汩汩流血。

我的复原力保护人

身份决定了人的社会处境：若是农民，那就在田间劳作，背朝青天，与严寒酷暑斗争，经年累月地挥洒体力；若是工人，那只需要迅速完成千篇一律的动作。在中学，有许多机会聚会交流思想，得以继续发展个性，与同龄的伙伴并肩前进。当社会环境允许我们融入一个家庭以外的小圈子时，父母思想对我们的塑造便减小了。

我十一岁的时候除了中学学习计划之外，还有一种隐含的教育 [6]在对我的人格造成影响，代理父母们对此有所不知。

老师们常常提出认同模式，小伙伴可能成为暗中的复原力保护人 [7]。

在中学前几年，吉尔伯特·奥赞充当了我的复原力保护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街区，他住在科里尼安古尔门旁宽敞的公寓里，我住在奥内尔街的一个两居室的屋子里。多拉刚和埃米尔离婚后，我心中似乎烙下了千百伤疤。认识吉尔伯特后，我第一次与朋友结下了淳厚踏实的友情。放学后，我们走路回家，一路上聊个不停。吉尔伯特成绩优秀，担任班长，又是踢足球的好手。

为了按自己的方法去练习橄榄球，我翘了体育课，我觉得自己的方法更有效。吉尔伯特对我说，还是听老师的比较好，保持一定的距离，旋转手臂，保持背是平的。你们不会觉得他是个循规蹈矩，乏味的学生吧？好学生下决心做一名大酒店的青年侍者，母亲得知后扇了他两耳光，他躲到我家。后来，吉尔伯特成为了法国大名鼎鼎的整形外科医生。他妈给的那两个耳光看来是值得的。

当穆泽伊选我去参加综合竞赛时，我没能未雨绸缪，家里的藏书寥寥无几。我去巴黎十八区的市政图书馆借书，管理人员告知我，未满十八岁的孩子，只能借阅儿童文学系列的作品。根据图书馆规定，我不能阅读造成思想堕落的作品。还好，吉尔伯特从他父亲的书架上挪了几本书给我。他的父亲在小学教书，阅读由迪布 [8]绘制插图的拉封丹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里描绘了诸多放荡生活，这样，你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在综合竞赛中败北的缘由了吧。吉尔伯特的出现深深定格了我中学走过的那些年。我们俩脾性相投，我们一块做拉丁文练习，踢足球，在略微光滑的墙壁打巴斯克壁网球，骑车游玩，到瑞莫维尔方才停步。在他父亲家中，我们把葡萄酒倒出一半，然后在酒瓶里掺上一半的水，我们坚信他父亲不会察觉。显然，我们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技术还有待提高。

多拉和阿道尔夫去萨努瓦定居后，我独自留在巴黎。这样，我可以维系与穆泽伊学校和吉尔伯特共同的生活圈子。我也常去萨努瓦，在那里结识了一帮少年。街区的伙伴宣称： “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唯有女子和男同性恋才去读书深造。”为了在夏天挣点外快，我参加了凡尔赛游泳教练兼救生员考试，我也因此机缘来到邻城埃尔蒙的游泳池工作。游泳教练待我很热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去深造学习吗。

事实上，他们的话并没有说服我，我继续走我的人生路。在学医起步那些年分外艰辛，我领不到助学金，每每实习医院改变，我只好另寻短工。如果我身心平衡，我可能不会需要这样疯狂的梦想：成为精神病科医生！

你们能理解吗？有时候，也会有放弃的念头，因为放弃让我如释重负。下海经商，这也并非特别讨厌的事！我身边会有朋友走动，我也会成家。我确实有些疯狂，梦想牵引着我，我必须坚持不懈。吉尔伯特给我指出了报考医学的道路，我以非凡的勇气完成了学业。

相遇会改变我们，但相遇并非偶然。那个告诉我只有女子和男同性恋才去深造的石膏工人，我没有与他相遇，我不过与他交错而过，仅此而已。我很诧异他的想法，我并没有听信他。这算不上相遇，我的人生道路没有因他而改变。除去那句令人惊异的话语，他没有在我的人生中留下印记，那句话正是他那种青少年群体的特征。

真正的相遇会影响彼此，两个内心世界相互碰撞，彼此因对方而改变。 [9]每个人对每种事物感受都是独特的，但在不同的家庭和文化环境下，这种自我表征又各有不同（从戏剧的意义上来看）。相同的经历和事件，在某个环境中当事人守口如瓶，在另一个环境中却能侃侃而谈。童年时期受过伤害的人，会在心中安置一个难以打开门锁的地下室。

十三岁那年，我在塞根特生活了几个月，具体的缘由不记得了。塞根特夫妇是新闻工作者，我被安置在雷努阿尔街，靠近特罗卡德罗，你们能想象吗。赛根特夫人金发及腰，像玛琳·黛德丽一样娇媚。塞根特先生非常淳朴，面带微笑。早晨，我们走出家门，他们去广播电台上班，我去上学。晚上回到家中，有人做饭给我们吃，就是这样。

周末，我穿上溜冰鞋，冲下特罗卡德罗的阶梯。我还碰到了几个来自其他街区的孩子在空地上溜冰。高档街区的孩子独自待在大街上甚为罕见。我们在蒙马特高地的奥内尔街上玩耍，谈天说地，打挣四个苏（苏，法国辅币——译者注）的小零工。白天，我们成日耍得酣畅淋漓，满身汗津津，脏兮兮的；到了晚上，便去塞纳河洗澡，就在耶拿桥下特罗卡德罗阶梯脚下。

还有一段回忆至今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玩。塞根特夫妇经常谈论一名歌手，他们很想请他来电台录节目。餐厅和一楼放置了一两个巨大的机器。一位技术人员在大街中心站岗，阻止可能过往的汽车。没有汽车经过打扰歌手，让·萨伯隆得以安静地录音：

“为何要在雨中约会，

小小的眼睛，目光那么温柔，我珍爱的宝贝。

独自一人，像个傻瓜，我等着恼着。

我也有自己的要面对的问题。”

塞根特家在巴黎的一个高档街区，生活非常舒适。在他家住了几个月后，我又快乐地回到了多拉和阿道尔夫的二居室住处。此后，我没有再去塞根特家生活，也没有再遇见他们，我只是曾在他家愉快地暂住过。

我的生活恢复了原来的节奏，像之前没有去过赛根特家。严格来讲，我们不曾相遇。

生命重返，春暖花开

在我童年的一段敏感时期 ，内心深处会突然浮现一个场景，充满了生存意义。这个场景发生在斯特拉海滩，儿童中心委员会 [10]举办的夏令营。雅各担任夏令营辅导员，他帮我报名参加活动。那年，我十四岁，破例第一次生活在犹太人的环境中。大家只谈到犹太人民的历史、文化、歌曲和未来的梦想。在此之前，我从未与这么多犹太伙伴交谈过，他们优秀，稳重，乐观，富有激情。有关犹太人种族灭绝的事情，大家绝口不提。

参加夏令营的人白天主要是运动，晚上闲谈，交流看法，探讨人生。我们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却不知道“犹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

在夏令营的小组织中，有两位热心肠的女士：卢巴和安娜·维勒内。她们的出现算得上是我人生中的大事件 ! 她们老是邀请我们玩耍，思考和跳舞。她们还教我们唱歌：

“哦 忧伤的大地

我们必须不停地

挖掘……挖掘……

有一天，生命重返，

春暖花开……”

我在这歌中听出了对战争创伤的影射，还有重新燃起的希望：

“Es brennt，Es brennt，Ô briderler，Es brennt. ” [11]

用歌曲或诗歌的形式影射诸多的苦难，这是讲述苦难独一无二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讲述苦难只会苦上加痛，就好像抱怨诉苦一般。伤口需要涂上点止疼膏。

听到这些歌曲，我心中感到了一种甜蜜的忧伤。首先，歌曲里有战争，有战火，惨遭蹂躏的大地，但也有春暖花开。这的确是不平凡的事。简而言之，我听到稚嫩的童音唱出伤痛，感到了美好和自由。

一天午后，我们在森林里走了很久，孩子们围在雅各身边，他将讲述他的经历！我们兴致勃勃，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叙述。我应该说“‘他们’一言不发地听着讲述” ，只因那时我暗自困惑:“雅各可以公开讲述他私下不愿透露的经历！他可以寻章摘句、连贯地分享他的经历。他从来没有向家人透露过这些人生经历！”我感到幸福和骄傲，同时很意外、不解，所以我也一言不发！

在斯特拉海滩，老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与雅克·德库尔中学的一个小同学，罗兰·托普共住一个房间。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组织绘画展览，在墙上布置花饰，开展支持矿工的活动，那时，矿工们的罢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罗兰对卢巴和安娜的命令提出异议，他认为不应对大人唯命是从。是否服从对我来说无关痛痒。我没有必要用对抗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夜深了，我们还在讨论和辩论。罗兰不放过任何开怀大笑的机会，这也是他表达质疑的一种方式。当命令惹他生气，当争辩激怒了他，他就纵声大笑，似乎这样能让他感到自己仍是赢家。

罗兰总爱说托普在波兰语中是“斧头”的意思。“可不是吗？为了不被斧头砍掉脑袋，我老爸没法子只好逃离波兰。”他补充说道。

有人存心问道：“那你爸爸躲过了沙皇的大屠杀吗？”

“没有，他避开了那些难以忍受的毕恭毕敬的犹太人。”罗兰·托普回答，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哈哈大笑”正是这个词，在他洪亮的笑声面前，大伙儿再无任何异议。

在这几个月中，我们同住一个房间，互诉梦想，没完没了地夜谈。此后，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去学院之前，我早起打工挣点外快。罗兰也挣外快，不过他不需早起。我的中学同学阿兰·拉菲找到了一份擦玻璃的活计，通过他的介绍我成了他的同事。中学毕业考试后，我参加了物理、化学和生物预科班 [12]。打那以后，我四点起床，骑自行车在夜色中穿过清冷的巴黎，来到香榭丽舍的华丽大楼，我们要在办公之前擦三小时的地板和玻璃。干完早上的活儿，我再蹬上自行车，穿过车来车往的拥挤大街。九点左右到朱西厄上课，直到中午下课。有时，我在中午一点左右叫醒罗兰。他起床先喝杯水，然后喝咖啡，再吃点牛排和炸土豆。

他的父亲是个可敬的男人，常说些好玩的见解，但其中带有某种嘲讽的意味。他的父亲是皮革商人，却不乏诗人的气质。每次卖出一双皮鞋，他会向客人奉上一本他自费出版的小诗集。罗兰说：“他卖出的越多，我们钱包就越扁。”

直到罗兰过世后，我才得知，原来我们的童年经历颇为相似 [13]。罗兰的父亲是波兰人，对法国情有独钟，欣赏肖邦和亚当·密茨凯维奇。他的父亲没能在雕塑考试中夺冠，第二名的成绩不足以获得一笔大奖学金。他得到了一笔助学金，能在巴黎学习六个月，并在之后选择留在法国生活，做起了皮革生意。大战爆发时，他被传唤到警察局。传唤他的不是占领国德国，竟然是接收他的法国！他就此被逮捕，囚禁在皮蒂维耶区。

就像我最后一次在梅利尼亚集中营去看望我的父亲，罗兰曾去监狱探望他的父亲。战争期间，正如我那时被秘密警察追捕一样，罗兰也一直被追捕。“我未满五岁，巴黎大大小小的警察无不追查我的行踪！”他后来对我说。不过，这些经历我们从未启齿！

我们可以毫无幻想地活着吗

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几年里，发生了很多事。不过，不说也罢。总之这些事情之后，我的乌托邦顷刻破灭。现实脱离了理想表象。

放弃这样美妙的理想，我很痛心。我失去了朋友，不得不丢下平日里阅读的作品，那里曾绽放着我的梦想。如果我坚持信仰，学医的那些年不至于那么艰辛。

如果没有一点幻想，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吗？或者说，没有幻想，我们能活吗？当集体经历惊惶可怖，当社会环境凶险难测，当内心世界充满了绝望，幻想把我们召集起来，让内心痛苦 [14]变得有所值。

我并没有凭空捏造，我增删真实的经历，意欲让经历融入大的环境中，更好地与他人分享。童年时期的幻想为我不能分享的经历打开了一道门。自我的表征整合交际环境不接受真实的经历。同样的经历，在幻想中改编后却得以分享。幻想在沉默的思虑中独自驰骋，而讲述幻想，得以同周围的人交流。我从战胜死亡中习得了奇特的生存妙法，我讲述的幻想正是根源于此。若我能在集体中分享回忆，显然我会得到帮助。

当幻想成为教条，不许我们再相信其他的真理，堕落悄然发生。从那时起，只要我们当中有人想到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发现不同的经历或可能改变空想的资料，他就被认作亵渎者。

当不可缺少的幻想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与之有略微差异的看法，都会被认为是侵犯。当“我”是孱弱的，“我们”的作用好比假肢。当幻想支撑着我们时，丝毫的改变都被视为破坏。那个意见与我们讲述不一致的人，就会被流放，施刑，开除或再教育。

某人看法的转变，摧毁了我们的幻想，妨碍了我们的共同生活：侵犯者都得处死！

法国人善于应对，他们的看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代，当文化讲述使我周围的人开始关注我的经历，我的幻想不再那么孤单了（关注两万多人与我类似童年 [15]经历的人）。

创伤禁止我讲述疼痛

事情是真实的，而话语却是僵硬的。

拉伯雷在小说中传达了语言僵硬的思想 [16]。庞大固埃的船在北方结冰的海上行驶，渐渐靠近南方温暖的海：“一望无垠的大海上，我们品着美食，低声哼唱，谈天说地，侃侃而论。庞大固埃起身说道：‘同伴们，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吗？’……庞大固埃放声喊道：‘漂亮的肚子，我们迷路了。我们快逃吧……上帝发出炮声了……’ 庞大固埃听见了轰鸣声……说……‘那里住着语言，思想，典范……在严寒的冬天，一旦它们被说出来，就会结冰，在寒冷的空气中冻结。’仆人回答说：‘老爷，你无所畏惧。去年冬天，冰凝固寒冷的大海，阿庇斯人和纳菲里巴特人在海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男男女女的喊声在冷空气中结冰，群众战栗不安，摩肩接踵，战马嘶吼，种种惨状。这个时节，寒冬已经过去啦，大海冰雪融化，晴朗平静……’庞大固埃用冰冻的语言把我们扔到了甲板上。我们看到了绿色的词，蓝色的词，黄色的词，金色的词……”

拉伯雷的思想人们至今还在讨论。

为什么一个受伤的心灵只能讲述他所处环境能接受的事情呢？当文化环境结冰，受害者会独自回忆暗藏的创伤。当环境的坚冰融化，“平静归来”，受害者才有机会讲述。他身边有了倾听的朋友，他得以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别人改变了我们讲述悲惨经历的方式。面对不同的倾听者，我们对过去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倾听者确是参与了我的故事！我才能从容不迫地讲述我的经历。

战争期间，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孩，安妮·弗兰克写下了她的《日记》 [17]，她记录的事件虽然可怕，但读者可以忍受。我们知道了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并未目睹。读者为安妮的生死揪心，而对书中描写的堆积的尸体并无感觉。

也在这个时期，普里莫·莱维写下了《如果这是一个人》 [18]，他用文字向罪人复仇：“一本书，好比一把手枪，指着行凶者的太阳穴。”

《安妮日记》讲述的故事感动人心，人们接受这样的故事。而编辑曾多次拒绝出版普里莫·莱维的作品，编辑对他说，没有人会对这样的恐怖事件感兴趣。1947年，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版，同年仅卖出了七百册。

高个子女孩写出了忧伤却动人的故事，她融化了冰冻的语言，而不像学者写出的难以忍受的刻板的见证，读者看完后少不了痛心难过，越发排斥真相。

有一天，滨海拉塞纳社会医疗中心，护士里夏尔女士，递给我一份《历史》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米歇尔·斯里丹奇写的关于战时大搜捕的文章。文中提到外籍军团“勇敢的战士西瑞尼克，在苏瓦松受伤，在病床上被波尔多秘密警察逮捕”。

“那是你的某个亲人吗？”护士问我。

《历史》杂志上刊登了我父亲的情况！勇敢的父亲在苏瓦松受伤，后在同军团匈牙利士兵的陪伴下被逮捕。

1981年，在耶尔，通过保罗·吉玛德的介绍，我见到了让-皮埃尔·埃纳尔，我的第一份手稿就是交给这位文学院长过目的。他们谈到莫里斯·帕蓬加入了巴尔政府，激烈反对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肯定地说道，帕蓬麻烦大了，因为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 [19]最近发现了证明由莫里斯·帕蓬签字的请求命令。

早在几个星期前，米歇尔·斯里丹奇向我送来了警察局决议复印件，我看到了警察要搜捕的儿童名单。逮捕犹太人的文件下端签着一个名字：莫里斯·帕蓬上面写着“致警察局局长和秘书长”。

随后，斯里丹奇向我送达了他的卷宗 [20]。我发现1943年3月16日，莫里斯·帕蓬签署了从梅里尼亚集中营转送到朗德西集中营的囚犯文件。我的父亲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

1942年7月16日，我的逮捕已经被列入计划，因母亲把我送到了公立救助所，我逃过了这一劫。1942年7月18日，母亲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菲利普·布勒诺的父亲是梅里尼亚集中营的医生，他告诉我，他曾偶然看到一个集中营的文件上写着：“鲍里斯·西瑞尼克，5岁。已逃。”这不可能，资料弄错了，我还未满五岁，虽说我去过梅里尼亚集中营一次，那是去看望我的父亲。

玛格特离世前不久，向我讲述了收留我的生活片段。在收留我之前，她曾把我送到维勒纳夫多尔农（法国吉伦特省的一个市镇——译者注）的一户人家中。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逃跑那天，她在库特拉教书。我并不知道这些。我被逮捕后，安德烈夫妇和雷诺·莫奇照顾了我。而我直到1985年才知道这件事，莫奇女士拿着话筒当众向我说出了这一切。

这些重大的时刻在我记忆中没有留下丝毫印记。与此相反，玛格特来救助所接我时，递给我糖块的情景，我可以娓娓道来：我站在她跟前，为了更靠近她放在膝盖上的糖盒。我记得她向我比了个手势，告诉我这里的生活结束了。

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吗？那些具体的情节停留在了记忆中，栩栩如生。“创伤性事件的特点在于对抗历史化进程。” [21]创伤性记忆是一种冻结的痕迹。创伤性记忆不会发展，但会始料不及地出现。有时，生活中微乎其微的迹象会勾起回忆。深夜里，创伤余波在噩梦中再次袭来，仿佛再次重温难以忍受的功课，惊悚的记忆越发深陷泥潭。

冰封的记忆开始融化

历史的证据不是叙述的证据。沉默的讲述符合情理，我才能在敌对的世界中立身处世。当人们开始谈论我的童年，我好比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大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我内心的讲述，我不用在心中默默讲述我的故事了！当社会环境变得包容，冰封的语言开始融化，我可以听到更多的人谈到我的过去，我可以和诸多亲密的人分享我的过去，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交谈了！

显然，莫里斯·帕蓬案件具有教育意义。媒体化身为历史教授，沉默的人应邀开口说话。他们讲述受伤的记忆，见证过去，明确过去的经历，改变受伤的记忆。难道法院要发展教育吗？“混淆法庭与学术探讨会，中学课堂的职责？” [22]

莫里斯·帕蓬案件让我感到难受，但也从中有所得益。控告一个风烛残年的人，我并不感到趾高气扬。1944年9月，解放时，在波尔多大酒店，被殴打至死的民兵，这一幕不还在记忆中跳动吗？我更愿从解放者身上看到更多高尚的品性，在我周遭的人身上看到更多的尊严，在审判帕蓬的人身上看到更多的庄重 [23]。

那个时期，社会运动无一不从激起民众愤怒的老套方式中吸取力量。

“人们过着机械的生活，对极端残酷的事情麻木不仁。” [24]普里莫·莱维道出了同样的看法：“最危险的正是普通人。” [25] “那个时期，做官的学问是要一味服从，不提出任何质疑。” [26] 为官的时不时地也要策划些小暴乱。

在1998年4月，莫里斯·帕蓬的判决之日，某些玩世不恭的人改变了文化环境。克罗德·朗兹曼就是其中一个。1985年，他拍摄的电影《浩劫》，揭露了服从即是有罪。克罗德·朗兹曼向大屠杀的罪人和证人提供了发言的机会，电影拍得很深刻，远远胜过了揭露事实和文献记录。他揭示了大批罪犯们的内心世界，罪犯竟觉得自己是无辜的。看完电影，我深感缄默姑息不正是和罪犯沆瀣一气吗。

拒绝接受真相的时代结束了。法国经过重建，年轻人理解了父母过去的战争经历。戴高乐将军不必再说：“在所有的苦难中，沉默和遗忘比眼泪更相适宜。”犹太人不用担心别人的尴尬，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文化环境变得缓和，冰封的记忆开始融化。

自我回忆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的社会地位和周围的文化叙述决定了我们讲述的故事 [27]。

战争时期，为了活命，我不得不沉默不语，守住秘密。战后那些年，文化环境否认接受战争中的创伤事实。为了适应这样的文化环境，我的讲述含糊不清，隐喻和沉默让周围的人感觉很古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如释重负地应邀讲述了我的经历。同样的事件，同样的社会事实，起初不能言说，随后经过改编，最后终于能在大的叙述环境中得以水落石出。

环境允许我吐露真相

帕蓬案件让我受益匪浅！1981年，他第一次受到指控，那时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某些报告和杂志上。一些朋友感到震惊，向我提出了疑问。我高兴地解答了他们的疑惑。可是因为他们很难设想真实事情的经过，我的解答实为不易。他们对犹太大屠杀毫无认识，提出的问题突兀难耐：“一个小孩，可能明白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吗？”一位年轻女士，法学教授对我深信不疑地说道。

另一位女士焦虑地问我，恋童癖患者对我做了什么。她之所以这么问，只因九十年代媒体大量报道了这方面的事情。一位企业家赞叹地向我解释说，我成功逃跑，证明了我的生物基因很好。论文陪审结束后，一位出席的女士向我高声质问：“我在斯里丹奇写的文章上读到了你的故事，你是怎么逃走的啊？” [28]听到发问时，我刚向这位年轻的女医生说了声“再见”，正准备上车，我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回答她的疑问！

我并不责怪这些鲁莽的提问者，因为我曾经的沉默，也促成了他们对此的不了解。

1997年，我向玛格特授予了国际义人奖，将我的童年经历公布于众。玛格特性情内敛，她邀我组织一个低调的庆祝。只是玛格特的丈夫乔治·拉朱伊，波尔多一位大人物：前波尔多法学院院长，曾担任沙邦-戴尔马的助理，个性张扬。对他来说，低调庆祝似乎不大可能。来到城里的酒店，那里早已来了二十多个拿着奖章和小旗子的老战士，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成员，十多个记者，还有相当多的市政议员。

在玛格特的要求下，我泛泛地解答提问，我不愿有隔阂误会再去刺痛某些我不愿伤害的人。隐藏的童年经历公布于众。

过去，社会环境迫使我保持沉默，我只好闭口不提童年经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讲述犹太大屠杀的电影，评论，资料，冰封在心的记忆融化了。可是帕蓬案件的审判竟然没有请我出庭作证，这倒是让我吃惊不小。那张写着我名字的法院传票没有出现，沉入深深的静默。随后，人们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

我想我是1944年1月10日犹太人大搜捕中唯一的幸存者。小卡车上奄奄一息的女士，我以为她过世了，对此我没有查阅相关档案核实（躲避认清事实，不肯核实）。

几个月前，米歇尔·阿索科打电话告诉我：“我和你同岁，我俩都曾被囚禁在波尔多犹太教堂。你愿意和我见面吗？”

我原本可以单独与米歇尔·阿索科碰面，可这次会面我还叫上了雅艾尔·穆歇尼科 [29]，为什么呢？这个青年大学生研究二战时藏匿孩子的心理，我对他的报告大感兴趣。写下这些句子，我才明白带上雅艾尔去赴约，不正是因为我还在担心人们不信任我吗！每一次放任见证的机会溜走，只因我害怕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任。

雅艾尔前来赴约，我们和米歇尔兴高采烈地交谈。我用的词是“兴高采烈”，只有这个词能描绘当时的心情。战前那些年，米歇尔的父亲在鱼贩街区行医，他买下了一幢老宅，雇土耳其工人将老屋翻新。战争爆发时，他认定巴黎凶多吉少，毅然把儿子送到了波尔多的一个神甫朋友家。在神甫家，儿子也不幸被逮。波尔多犹太教堂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同样的记忆：到达教堂的囚犯被分成两组，教堂围着铁丝网，躺在地上的囚犯，粗暴的士兵。当时，米歇尔待在毯子上，有了女士的照顾和炼乳，他不觉宽心许多。他被带进运输牲口的车厢，送到了德朗西集中营。米歇尔的命运烙下轨迹。

在德朗西集中营，一个工人认出了米歇尔。这个工人曾帮他父亲翻新房屋，那时被征用去翻修大楼间的牢房。工人拉着他的手，朝一个宪兵走去说道：“这孩子不是犹太人，他是我儿子。”

“好吧，既然他是你儿子，带他走吧。”宪兵说道。

后来，米歇尔成为医生，他告诉我，讲述这段经历真可谓千难万难。因此，1997年，帕蓬案件在波尔多开审，他要求出庭作证。但法院回复说不需要他的证词。

卡车上那个垂死女士幸存了下来，但我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我得知她也没有被邀请出庭作证。过去，听到的叙述唤醒她埋藏 [30]的创伤，着实让她受了不小的惊吓。

战争结束后五十年，我们都不得不一直保持沉默！当社会环境变得缓和，冰封的语言开始融化，年轻人开始对犹太大屠杀感兴趣，好比对过气的悲剧萌生了好奇。虽说有了讲述的大氛围，讲述反常的事件依旧困难重重。当悲惨事件被一贯的世俗想法所包裹，讲述真是举步维艰。

否认过去，逃避现实的代价

1985年，受国际精神健康协会的邀请，在著名神经生物学专家让-迪迪埃·凡桑陪同下，我来到了美国圣地亚哥。战争末期，我们曾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那时，拉法耶先生担任学校的校长。他的父亲是波尔多抵抗运动的中坚分子，在卡斯蒂隆的解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天晚上，我们围着讲述了在乡下度过的童年，他向在场的大伙儿说道：“你啊，鲍里斯，你被人从火车车窗扔了出来，你是这样从集中营逃走的吧。”我回应说：“其实我差点儿丢了性命，但我没有被从火车车窗中扔出。”没有人再发问。话题转入其他事情，我们又笑开了。

让-迪迪埃曾在拉法耶先生的学校上学，他有可能知道我曾在那里避难。他的父亲，家人或卡斯蒂隆人毫无疑问提到过我藏匿的事情。随后，在道听途说中，他多半加入了世俗的老套看法和电影情节。二战电影中，母亲把孩子从“死亡列车”中扔下。正如我们经常混淆记忆中的片段一样，他也合并了两种记忆的信息：家庭对话和符合社会习俗的场景。

帕蓬案件审判后，我碰到了很多人，他们向我谈及我的童年经历。乔治·杰德曼在一份官方资料中发现，他的母亲和亲人都在通向死亡的7号列车上。

伊维特·莫克给我来信谈到，她目睹了我的逃跑。多亏穿着十字会护士的工作罩衫，她再次回到犹太教堂，企图设法去救出她的父亲，她在帕蓬案件中出庭作证。她明确指出“我看到你躲在女护士的披风下面‘逃走’了” [31]。为什么要在逃走二字上加引号呢？难道还有其他言下之意？我和德库贝斯女士谈到我的逃跑时，我们明确达成一致：我绝没有藏在她的披风下。莫克女士勇敢地闯入犹太教堂，看到我独自一个人想方设法地逃跑，的确在成功逃脱之前，我尝试了好几种办法。

谈到我的逃亡，很多人都觉得藏在披风下的情景最符合常理。有些人甚至凭着更为大胆的设想，斩钉截铁宣称我躲在女护士的裙子下。这些人汇集了不同的回忆，通过回忆引出了夸张的推理。若现实中我们看到一张三只桌腿的桌子，在日后的回忆中，记起的桌子却有四只桌腿。即便是现实中桌子仅有三只桌腿，一桌四腿的表征不也合情合理吗？

创伤性记忆是种冻结的回忆，经年累月地在脑海中重复出现。这是种截断的经历，死气沉沉的回忆。不过，若当事人能够分享过去的创伤经历，记忆又变得栩栩如生。我们会很奇怪，改编的经历与荒谬的现实表征相符合，改编让回忆有了发展。当社会环境创造了叙述的契机，我们对事情也会另眼相看。

1967年，我碰见皮埃尔·马尔蒂，那个时期的社会环境还处于冰冻中。我那时很年轻，在慈善医院神经外科工作。一天早上八点左右，担架员冲进医院，把一位多处骨折的女士放到了地板上。这个时刻，医疗机构忙得嗡嗡作响：医生就位，护士下达安全指令，打扫地板，医生准备出诊，步履匆匆的医务人员大步跨过地上痛苦的女士。

从监护人口中得知，不能把受伤的女士放在担架上，要把她送进诊察室诊察床上。这一切很快完成。当会诊医生来到时，有人向他解释了情形，他坐在扶手椅上，等着检查做完。我们忙着照顾病人，向病人提问，互通情况，女护士问我：“鲍里斯先生，这个检查还需要吗？”听到我的名字，会诊医生惊了一跳，我在检查伤者，他走过来，凑着脸打量我。还真是得用“凑着脸”来形容他的举动。

病人做完检查后，恢复了平静，他用指头指着我说：“你的父亲名叫阿隆。”他如何得知我父亲的名字？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暗自欣喜。我肯定了他的说法，又问他是如何知道我父亲的名字的。“战争爆发前，我和你父亲一起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我碰到了一个人，一个能和我谈论父亲的人!他亲口告诉我，现实中活生生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而非卷宗，或十字勋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失踪文件上谈到的缥缈的父亲。

病人们陆续前来看病。他给我留了名片，邀我去造访他。名片上写着：“皮埃尔·马尔蒂 [32]，精神分析学家，圣日耳曼大道”。

但我没有再见皮埃尔·马尔蒂。

如果谈起我父亲的死，我自然而然地提到亲人的离世……难道我能不哀伤地讲述他们的死亡和离开吗？我会用那个时代无人愿意倾听的回忆,来填满我心里的秘密地下室吗？再次唤醒无力可为的痛苦意义何在？虽然否认面对过去保护了我，但我也付出了巨大的感情代价。

我很开心能听到死去亲人的消息。事到如今，我打算去见皮埃尔·马尔蒂。多拉直到去世前几年能开口谈论她的童年和战争，而今也能和马尔蒂谈论过世的家人。当文化环境允许她平静地讲述过去，她打开了心底的地下室，同时也感受到了喜悦。

没有怨恨，亦无原谅

娜塔莉·萨德，1988年回到法国后，汇报了她在美国的经历，为了理解创伤经历如何代代相传，我出席了她的论文评审，从她的报告中，我发现了保护人的隐瞒可能会恶化关系 [33]。

1995年，雅克·希拉克承认了维希政府犯下的罪行，颠覆了人们对大屠杀的看法。 你们会感到意外，1998年，莫里斯·帕蓬案件开审，人们几乎都咆哮着控诉他犯下的反人类罪。人们审判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人，而是一种费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允许他的负责人在文件下端签字，把一千六百多名无辜的百姓送向死亡。然后，这些负责人带着漂亮完成任务的心情回家，期待着升官晋职大好前途。

那个时代，法国充斥着成千上万帕蓬一样的小人物。需要将他们全部判罪吗？

我指的小人物既非加入武装党卫队或民兵 [34]的人，那些参加斗争，愿意出生入死的人，也非清除犹太人财产时，那些为了把老板的商店占为己有，成千上万写信揭发自己的老板的人，也非那些揭发犹太医学教授的身份，为了空出大学教授职位的人 [35]。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些没心没肺地服从命令，执行杀戮的小人物，他们当过兵或犯过罪，不受法律管束，最拿手的就是唯命是从 [36]。

帕蓬案件并没有产生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82%的受访者表示，对这段占领期间的历史所知甚少。案件审判结束后，62%的受访者表示，对帕蓬在战争时期的职位有了相对清晰的概念 [37]。

历史学家召集作证说着：“真相，所有的真相……”他们也自知没有能力揭露真相。有些人，如皮埃尔·维达尔·纳杰，米歇尔·拉斯福斯，亨利·卢梭拒绝接受所谓的真相。另一些人接受真相，只愿以专家和司法助理身份承认真相，并非真相的保证人 [38]。

不管怎样，我们开始谈论这些事了！

向我提问的人先是兴致勃勃，然后震惊，感叹，最后同情我的遭遇：我可以开口叙述不堪的经历，我不再需要内心隐秘的地下室。若时机契合，我会谈两三件有关童年的创伤事情，以及逃生采取的行动。与他人聊天谈话，我又变得和常人一样。这样写有点古怪，因为沉默和讲述一样，我心中都会感到不自在。即便是在聊天中，我还是感觉与大家不太一样。怎么回答这样的疑问：“保护你的人有没有侵犯你？没有被流放的义人是通敌分子吗？你恨帕蓬吗？你原谅他吗？”

或许除去那些为祖父母犯下的罪而感到负罪的德国年轻人，没有人请求我的原谅。他们为什么需要请求我的原谅呢？当一个男人奸污了一个女人，我们不会把他的儿子关进监狱。自然灾害烧毁森林或淹没庄稼，我们并不会觉得需要去原谅自然灾害。我们不会怨恨自然的灾害事件，我们开始小心提防，仅此而已。我们会努力去认识灾害，更好地预防和控制自然灾害。认出行凶者，应该走出过去，重新振作，正如遭遇了火山熔岩灾难的农民，后来成了火山专家。

这也是我对纳粹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一点感受。选择并非在惩罚或宽恕之间，而是在于理解，为了获得些许的自由或在不愉快 [39]中去感受幸福。仇恨，表明还沉浸在过去的牢笼中。为了走出创伤，理解比原谅更为重要。

写完这本书，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

我并不愿写一本自传，自传中一连串的事件组成了胜利的叙述或辩护词，但我也不期待用写作为犹太身份进行辩护，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犹太人身份很少占据我的思想。

1944年1月，从我的逮捕开始，我展开了这条线，好比展开了一个毛线团。“警察局下令逮捕我”作为开始，而以 “帕蓬被判刑”来收尾。再美不过坦诚。然而，你们放心，我的写作是严密的，通过我与其他的证人进行了比对，写下的信息都经过了我的核实。

我因此得出结论，任何回忆，任何自我的讲述都基于往事的再创作。但创作不是凭空捏造，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经历过，那么没什么可以讲述。必须从现实出发，在回忆中挖掘和找到内容，得出表征，好比内心上演的戏。

经历了战争的苦难，我学会了沉默的艺术。只有我所处的文化环境让我开口讲述时，我才明白了往昔走过之路的意义。

现今，罗得太太不再会变成盐雕塑，她可以回头张望，朝着幸福悠悠地走去。

战火熄灭了……或许。

注　释

[1]. 菲利普·雅麦，《生存的痛苦：青春期的病态行为》，《精神病学摘要》，2005年4月。

[2]. M.威尔，《五十年后的死亡集中营》，《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摘要》，1994年9月。

[3]. S. 厄兰格，《被藏匿的孩子的行程（1941-1945），石灰坑里的童年》，巴黎，手稿出版社，2012年。

[4]. M.威尔，《五十年后的死亡集中营》，《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摘要》，p.172。

[5]. R.宾逊，《大屠杀中幸存儿童的现状》，《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1994年，p.242-245。

[6]. J.-P.普托瓦，H.德斯梅特，《隐含的教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艾米里欧·萨尔盖鲁（里斯本）区分了鲜明的复原力保护人（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适合推荐给孩子。作为隐性复原力保护人更多是孩子自己选择的（牧师，运动员，艺术家或同伴）。

[8]. 我写的是迪布，因为在我记忆中是这样认为的。我记得我在吉尔伯特家翻阅着一本大书，上面的插画很独特。可是，我想迪布只为拉伯雷、维庸和巴纽画过插画。和所有人一样，我又不自觉地合并了两种记忆中的不同信息。

[9]. L.E.柯克帕特里克，C.哈赞，《依恋类型和亲密关系： 四年前瞻性研究》，《个人关系》，1994年，1，p.113-142。

[10]. 儿童中心委员会，CCE战后成立，接收犹太孤儿，组织夏令营活动。收留过14000多名儿童。

[11]. “它在燃烧，在燃烧，哦，小兄弟，它在燃烧。”

[12]. 过去进入医科学习的预科班。

[13]. F.维兰特 《罗兰·托普或奇怪的笑》，巴黎，比谢-夏斯戴尔出版社，2007年。

[14]. P.哈歇特，《必要的谎言：幻想》，《心理学杂志》，2012年4月，P.哈歇特，《必要的谎言，从社会创伤到幻想》，巴黎，2009年，哈麦丹出版社。

[15]. 娜塔莉·萨德，《藏匿在法国的孩子》，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2012年，p.14。

[16]. 拉伯雷，《全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丛书，1994年，p.667-671。

[17]. 1942年6月期间，安妮·弗兰克开始记日记，她同家人躲藏了起来，1944年8月，她被秘密警察逮捕。

[18]. 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巴黎，口袋书出版社，1988年（1947年，意大利版本）。

[19].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律师，法国流放犹太儿童协会会长。

[20]. M.斯里丹奇，《帕蓬事件》，巴黎，阿兰·莫罗出版社，1983年，p.137。

[21]. R.温塔特 ，《打开图像，证词的危险》，在J. 梅内夏勒，《异乡人的风险》，巴黎，杜诺出版社，1999年。

[22]. B.波洛-德佩琪，《帕蓬：办公室的罪行》，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98年，p.83

[23]. 1981年期间，《鸭鸣报》提出了问题，1998年，波尔多重罪法庭以反人类罪共犯的罪行判处帕蓬，这几乎持续了一代人，在此期间，文化已经改变。

[24]. S.哈夫纳，《德国历史》，巴黎，Complexe（法国出版社），2001年；《活跃的回忆》，2011年6月，n°69。

[25]. 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p.262。

[26]. M.O.巴鲁克，《官员文化：从不质疑的服从》，《世界报》，1997年10月1日。

[27]. J.马修斯，D.帕耶斯，A.E.塞拉,《社会情感分享环境和回忆跨代心理治疗？》，J.W.彭尼贝克，J.帕耶斯，B.雷米（主编），《政治事件的集体回忆》，纽约/伦敦心理学出版社，2008年，p.258。

[28]. M.斯里丹奇，《帕蓬事件》，p.131。

[29]. 雅艾尔·穆歇尼科，《那不仅是名单上的名字，也是我的墓地》，格勒诺布尔，La Pensée sauvage（法国出版社），2006年。

[30]. 儿子和孙女的个人见证，马穆·布朗什。

[31]. 伊维特·莫克，信件，2001年2月。

[32]. 皮埃尔·马尔蒂，米歇尔·德·穆赞，克里斯蒂安·大卫，米歇尔·费恩，创立了精神与身体学校。他们首次揭示了解释精神缺陷造成的运作思维，没有幻想或情感，最终导致器官功能障碍。

[33]. 娜塔莉·萨德，《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的后代的创伤相传》，国家博士论文，巴黎第八大学，1993年1月22日。

[34]. R.泰尔里斯，《波尔多民兵，统一通敌》，波尔多，奥伯龙出版社，1997年。

[35]. H.爱普斯坦，《遗留的创伤》，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对开本”，2010年。

[36]. H.威尔瑟，《行刑者，从正常人到群众杀人犯》，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7年。

[37]. 法国民意调查机构，《解放报》，1998年3月24日。

[38]. 让·诺维尔·让纳尼，《以往的法庭，历史学家，法官和记者》，巴黎，瑟伊出版社，1998年。

[39]. 艾蒂安博埃蒂，《论自愿奴役》，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3年。

附录

appendix

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的作品

《复原力，基础知识》（主编：杰拉德·诺尔兰），2012年。

《孩子“自杀”：依恋和社会》，2011年。

《家庭和复原力》（主编：米歇尔·德拉热），2010年。

《死于说话》，2010年。

《我记得……》，“奥迪勒·雅各布口袋书”，2010年。

《丑八怪自传》，2008年。

《学校和复原力》（主编：让-皮埃尔·普托瓦），2007年。

《心理分析和应变能力》（主编：菲利普·杜瓦尔），2006年。

《论肉体和灵魂》，2006年。

《临渊说爱》，2004年。

《灵魂低语》，2003年。

《淘气的小鸭子》，2001年。

《神奇的苦难》，1999年。

《魅惑的世界》，1997年。

《情感食粮》，1993年。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032

Sauve-toi,la vie t'appelle

Copyright © ODILE JACOB, 2012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France, through D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悲伤/（法）鲍里斯•西瑞尼克著；闭朝莲译—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551-0080-5

Ⅰ.①走…　Ⅱ.①西…②闭…　Ⅲ.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Ⅳ.①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2505号

ZOU CHU BEISHANG

走出悲伤

作者：[法]鲍里斯•西瑞尼克　　翻译：闭朝莲

责任编辑：陈恒达　刘默　　责任审读：张桂宜

封面设计：弘果文化传媒　　版式设计：弘果文化传媒

责任校对：曾高兴　田芳　　责任印制：陆弟

版权编辑：卢洁

出版发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人：韦鸿学

社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66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010-53202557（北京）　　0771-5845660（南宁）

传真：010-53202554（北京）　　0771-5878485（南宁）

网址：http://www.ygxm.cn　　在线阅读：http://www.ygxm.cn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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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　　邮政编码：101109

开本：880mm×1240mm　1/32

字数：178千字　　印张：7.75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51-0080-5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53202557　团购电话：010-53202557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其他

编者序

CHAPTER 1 有一种谎言叫“别担心，我很好”

嘘，我是犹太人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我是谁？谁是我呢

洪水猛兽比我受欢迎

如此死去岂不可惜

战争结束时，恶魔来了

讨好自己，不在旧伤中画地为牢

人生很长，与往事温柔相处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我的身后尾随着一个幽灵

说出来，给黑暗记忆一个出口

回忆中没有100%的真实

CHAPTER 2 心痛：没有伤口，却很疼

世界瞬间如大漠一般荒芜

我在鱼缸里动弹不得

原谅我无法云淡风轻地说起曾经

他们说，战争很美

美丽而悲伤的幽灵

不幸不再时沦为噩梦的人质

感谢你给我一根稻草

有一种坚强叫脆弱

记忆和现实的冲突：难道我记错了

所谓合理，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

CHAPTER 3 我的心里有间隐秘的地下室

我讲述另一个我

拼不完整的记忆拼图

我活了下来，我比死亡更强大

我只讲述别人感兴趣的经历

对悲痛的记忆，绝口不提

记下点滴，虚构比事实更慈悲

小说，隐秘的控诉

同情，或多或少都是假的

CHAPTER 4 一个人的围城，无法分享的惆怅

不能被分享的个人创伤

借着当下的光，故事真相大白

说不清为什么回忆是美的

迷失乌托邦

共同话题，让人和人亲近

小大人的讲述：假装没有受伤

感恩悲痛的经历给我反常的勇气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CHAPTER 5 与往事干杯，走出悲伤的练习

回忆里的二度伤害

我的复原力保护人

生命重返，春暖花开

我们可以毫无幻想地活着吗

创伤禁止我讲述疼痛

冰封的记忆开始融化

环境允许我吐露真相

否认过去，逃避现实的代价

没有怨恨，亦无原谅

附录

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