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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1)

这些别墅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修建的。一座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准备的，其他两座是根据苏联式的“时间划分”原则由苏联其他最高领导人享用的。赫鲁晓夫的别墅是一座由巨大白灰墙砌成的二层建筑，一层的大厅面向大海，宽敞明亮，配有白色的窗帘，由漂白柚木打造的家具颇具韵味。二层的阳台与整个房子一般长。这座别墅带有一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里面配备有羽毛球场地以及其他的健身设备；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透过游泳池巨大的玻璃窗，海边的景色一览无余。离海边一箭之地有一个大型游廊。对着游廊开着一扇法式大门，大门后面是一间略显狭小的书房。书房的墙壁上镶嵌着红木雕刻，一块大大的东方地毯周围环绕着一套转角沙发和几把皮面椅子，房间的一角是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排电话机。其中一部电话是由克格勃控制的特殊高频线路，与全国范围内的苏联党和政府办公室(以及办公室主人的住宅与乡间别墅)相连。赫鲁晓夫二层的卧室与办公室、别墅内的助手办公室以及游泳池边都有分机电话相连。1964年10月12日晚间响起的就是这部高频电话。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似乎处于其权力的巅峰。事实上，他也处在灾难的边缘。在保证到1980年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富足的新规划实施三年后，食品短缺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苏联国内。共产党的官员对特权的丧失以及赫鲁晓夫给他们带来的职位不安全感表示不满。对于军方而言，部队实力与常规武器的大量削减使他们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信心，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对他持反对态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赫鲁晓夫曾闪烁其词地谈到过退休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付诸实施。相反他正在不断推出新的计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些想法——例如，将限制苏联领导人任期(当然像他这样的难以推卸天之大任的领导人除外)以及在立法选举中甚至提供多个候选人的新宪法——都超出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其他人都将他对重组的嗜好看成是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可笑的极端行为。他加强苏联农业的新的奇思妙想是在莫斯科成立九个集权化的机构，每个机构负责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农业生产。根据苏联的标准说法，每个“主管行政部门”的简称是Glavzerno(粮食主管部门)、Glavmyaso(肉类主管部门)、Glavsakhar(糖类主管部门)，等等。除了预料到这些奇思妙想会以失败而告终，让他们来收拾残局外，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相互之间打趣地猜测，不知哪个倒霉的部门会有幸成为鹅类主管部门或是绵羊主管部门。1964年夏天，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度假放松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去度假，而是对埃及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访问，之后他又去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了三周的旅行，主要是观光；对苏联的耕作带进行了考察，不过考察的结果并没有太多让人满意的地方；并在那些不再支持他们总司令的将军们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图拉特姆(Tyura-Tam，后来改称拜科努尔)的导弹试验基地。到了10月初，他才去度假。

下台(2)

赫鲁晓夫喜欢对来访者说他来到皮聪大不仅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有些事情只有在你有时间时才能做好，”他在1963年4月对来访的美国杂志编辑诺曼·库辛斯说：“如果想下蛋，母鸡就需要静静地趴上一会儿。如果想策划什么事情，我就需要时间来想出万全之策。”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并没有花费做出万全之策所需的时间。他不是周密地思考问题，而是很少能静静地坐下来，甚至在度假期间也是如此。他喜欢访问附近的农庄或疗养院，把时间用在不断地与苏联官员、外国领导人或客人的会面上。然而在1964年10月，他的确是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处理各位大使与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为11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他曾威胁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将用精力更为充沛、更富能力的领导人来替换他们。在工作间隙，他会一天数次沿海边散步。

10月12日，陪同赫鲁晓夫散步的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自从列宁时代开始，米高扬就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现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就在当晚，高频电话响了起来。两人沿木板小路走到一半，身边跟着一位贴身保镖，这时另一位安全官员跑过来说，Y.L.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回到别墅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来到了书房，在书房里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勃列日涅夫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翌日将在首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为什么？”赫鲁晓夫问道：“讨论什么问题？”

“关于农业和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解释道。

“你们可以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赫鲁晓夫草率地命令道。

“我们不能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主席团成员已经到齐了。我们要求你回来。”

“我正在度假。什么事情如此紧急？我会在两周后回去，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吧。”赫鲁晓夫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到齐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11月的全体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坚持要求他回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如果包机能根据紧急通知准备好的话。在指示一名安全人员联系私人飞机，其他的助手安排取消第二天与来访的法国内政部长盖斯顿·帕列夫斯基共进午餐的计划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又回到了海滩的小路上。

下台(3)

他们默默地走着，最后赫鲁晓夫开口说道：“你知道吗？阿纳斯塔斯，他们没有什么紧急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与谢尔盖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关。”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是苏联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米(Vladimir Chelomei)的控制系统工程师。谢尔盖告诉他的父亲和米高扬的是，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的同事们正在酝酿推翻他的阴谋。

谢尔盖是1964年9月从尼古拉·伊格纳捷夫(Nikolai Ignatov)的贴身保镖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伊格纳捷夫是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这起阴谋中起着关键作用。为了给他们提个醒，这位安全人员将电话打到了赫鲁晓夫的官邸，找到了谢尔盖，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哈萨克斯坦的导弹试验基地视察，这位安全人员向谢尔盖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这起阴谋的情况，当时有两人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秘密地点商量了这件事。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Lada)——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阿历克赛·阿朱别依结婚——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电话中那位妇女说她有“重要的信息”想提供给赫鲁晓夫。当拉达拒绝和她见面时，那位女性透露她知道一起正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阴谋。拉达让她将此事报告给克格勃，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如果克格勃头子本人就参与了策划会议，那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呢？这就是我想和你面谈的原因。”

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塞米恰斯特尼(Vladimir Semichastny)是拉达丈夫的朋友，因此她并没有把这个电话太当回事。赫鲁晓夫告诫他所有的孩子不要“打探”政治问题。于是她礼貌地要求那位妇女不要再打电话。

拉达得到的另一个秘密消息来自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前商业部长。此次，她向一位值得信赖的家庭朋友咨询过此事，那位朋友认为她的告密人性格上疑心太重。于是拉达再一次没有把警告放在心上。

第三个警告来自格鲁吉亚，阿朱别依的副手迈洛尔·斯图鲁亚(Melor Sturua)的兄弟德维·斯图鲁亚（Devi Sturua），一位党的高级官员，根据格鲁吉亚党委书记瓦西里·麦查瓦纳德兹(Vasily Mzhavanadze)提供的线索推断，可能有针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阿朱别依，但是阿朱别依也没有将此事告诉赫鲁晓夫。

一个星期后，当赫鲁晓夫从哈萨克斯坦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将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一个周日的早晨，在赫鲁晓夫靠近莫斯科河边的乡间别墅里，谢尔盖打破了他们的家庭禁忌。在静静地听完了他的话后，赫鲁晓夫没有显露出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说道：“你做得没错。”他要求谢尔盖重复了被指称参与阴谋策划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姓名，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说道：“不，这不可能。勃列日涅夫、（尼古拉）波德戈尔尼、（亚历山大）谢列平——他们完全不是这种人。这不可能。伊格纳捷夫——他还有可能。他最感不满，他怎么说也不是个好人。不过他能与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呢？”

下台(4)

回到乡间别墅后，赫鲁晓夫告诫谢尔盖不要将他与伊格纳捷夫保镖会面的事告诉任何人。然而就在第二天工作时，赫鲁晓夫本人就此事提醒了一位策划者。“很显然，你说的事情没有任何根据，”当天晚上他对谢尔盖说：“就在我与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尼离开部长委员会时，我简要地向他们说了你讲的事情。波德戈尔尼只是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本人说的。”

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行为“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将这件事告诉波德戈尔尼会有什么结果呢？“难道他想得到对方的坦白？过去他有几次曾对自己的幼稚举动后悔过，但从来也没有像此次这样。”

“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说得还太轻了。那些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人也生活在担忧与希望之中。勃列日涅夫自己就特别害怕。在哈萨克斯坦靶场，他在赫鲁晓夫面前大献殷勤，勃列日涅夫在他主人的浅色呢帽被风刮走后在后面猛追，因为此事还打了一位年轻人。他仔细吹掸掉帽上的灰尘与泥土后，将帽戴到了赫鲁晓夫的头上。9月份，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当时正在南方度假的克格勃头子塞米恰斯特尼，告诉他准备发起政变，他只是在先前的计划有所改变的时候才会立即给塞米恰斯特尼去电话。10月初的一个早上，勃列日涅夫要求莫斯科省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在他上班途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库图佐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官邸停留一下。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将他带进了一间隐秘的房子。

“科尔亚，”勃列日涅夫语无伦次地说：“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一切。事情败露了，他会把我们全部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声音哽咽， “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叶高里契夫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他不停地说道。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也不了解。因为即使有人告知了他这一阴谋，赫鲁晓夫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设法阻止。就在他到达皮聪大之后不久，参与策划者之一，克拉斯诺达尔省委书记乔治·沃罗布尤夫前来拜访他。赫鲁晓夫向沃罗布尤夫询问关于有人指称他与伊格纳捷夫会面的情况，沃罗布尤夫矢口否认，赫鲁晓夫对此也就没有深究。

“事情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告诉不久后赶到皮聪大的谢尔盖说：“（沃罗布尤夫）向我保证那个人——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提供的信息纯粹是子虚乌有。他（沃罗布尤夫）在这儿呆了一整天。他给我带来了一对火鸡作为礼物，火鸡看上去很不错。你可以到厨房去看看。”

其实，赫鲁晓夫也不像他看起来那么满不在乎。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Dmitri Polyansky），向他询问他们在莫斯科背着他都干了些什么，并威胁说，他要亲自飞回去查个水落石出。对于波利安斯基的回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将很高兴见到他——赫鲁晓夫讥讽地回答道：“那么说你也会很高兴了，是吗？”但是这只能促使那些阴谋策划者进一步加快他们的行动。

下台(5)

勃列日涅夫和其他的策划者都担心赫鲁晓夫古怪的表现也许是一个圈套，他可能根本不会回到莫斯科。10月12日整个晚上，勃列日涅夫不停地给塞米恰斯特尼打电话，要求了解最新的情况。快到午夜时，塞米恰斯特尼才向他证实，赫鲁晓夫的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妥当。即使如此，他还是担心会出现意外的突然情况。塞米恰斯特尼后来回忆说，毕竟这位老人“已经粉碎了马林科夫（Malenkov）与莫洛托夫（Molotov）的类似行动。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性格和他的母亲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坚定的意志、敏捷的才思以及快速而缜密的思维能力。向他汇报情况时，我得做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果有勃列日涅夫在场，我可以闭着眼睛应付一切。我需要做的就是讲上两三个笑话，就是这样”。

然而，同一天晚上在皮聪大，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后一小时，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别墅的餐厅里，喝着矿泉水，显得“疲惫而激动”。谢尔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赫鲁晓夫就厉声地说：“不要来打扰我！”然后慢慢地走向他的卧室。“晚安，”他嘴里嘟哝道，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而温暖，太阳穿过薄雾照射在大地上，房子与海边之间的花园里绽放着鲜艳的花朵。吃过早饭后，赫鲁晓夫在游廊上协商了当天的日程安排，阅览了夜间送过来的最紧急的电报。这时由内政部长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已经出现在通往别墅大门的长长而弯曲的车行道上。赫鲁晓夫慢慢地站了起来，穿上夹克，走上前去迎接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进入正题前将此类客人介绍给他的家人，这次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谢尔盖。来访者通常会呆上数小时，而这次他们在30分钟后就离开了。

在接下来用简便午餐时——蔬菜汤和煮河鲈——赫鲁晓夫与米高扬都一言不发。然后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了。与往常一样，管理这间别墅的妇女带着秋天的鲜花来向赫鲁晓夫道别。赫鲁晓夫刚刚在他那宽敞的ZIL轿车前座坐下，外高加索军分区司令，一位腰粗如桶的将军，急急忙忙地奔到了车前。格鲁吉亚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参与策划政变，因此这位将军就被指派陪同这位加盟共和国的贵宾前往机场。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赫鲁晓夫及时回到莫斯科，等着被赶下台。

下台(6)

在阿德列尔机场，赫鲁晓夫的私人飞行员尼古拉·特斯宾(Nikolai Tsybin)正在飞机旁边等候着，他已经驾驶着飞机帮助他的主人安全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他成为苏联领导人后，带着他到过世界各地。赫鲁晓夫与米高扬进入后面的机舱，那里的座位已经换成了一个沙发、两把休闲椅与一张桌子。这里是领导人的空间，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前面的机舱里。然而，在空中，就像在度假时一样，赫鲁晓夫也不喜欢独自一人呆着。如果不是在助手和速记员的簇拥下批阅文件，他通常就会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说话。然而，这次他和米高扬坐在后面的机舱里。“不要让人打扰我们。”赫鲁晓夫粗暴地命令道。乘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与餐前点心后，就马上离开了。

10月中旬的莫斯科常常是天空灰暗，阴雨绵绵，然而13日当赫鲁晓夫的喷气式飞机平稳舒缓地降落在伏努科沃—2机场——一座位于莫斯科南郊专为官员来往预备的机场，驱车前往玻璃环裹的机场大楼时，却是阳光灿烂。在一般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会列队欢迎他回来。虽然喜欢被人迎接的感觉，但赫鲁晓夫通常还是会对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发发牢骚，不过还会善意地加上一句：“难道你们认为我没有你们的迎接就找不到回来的路吗？”然而，此次除了三个从远处跑过来的人影外，机场上空无一人。当舷梯靠上飞机舱门时，克格勃头子塞米恰斯特尼在某部门（相当于美国秘密部队）官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舷梯下面。

赫鲁晓夫第一个走下了舷梯。

“很高兴见到你安全抵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年届四十、脸庞圆乎乎的塞米恰斯特尼走上前去说道，他神奇般地迅速崛起还得益于赫鲁晓夫的提拔。赫鲁晓夫是1946年在他22岁时将他提拔为乌克兰共青团的高级官员的。1961年，当他年满37岁时，塞米恰斯特尼已经掌管着苏联的秘密警察部队了。在他的恩人还在皮聪大时，塞米恰斯特尼已经将长期担任赫鲁晓夫保卫工作的主要警卫人员都打发走了，当赫鲁晓夫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又一拨安全卫兵控制了他在莫斯科的官邸以及乡间别墅。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伏努科沃—2机场吧。塞米恰斯特尼与赫鲁晓夫握手寒暄，不过他的目光游离不定。“他们都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集合了，”他说：“他们正等着您呢。”

“那我们走吧，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轻声地对米高扬说。除了四个角落上安排的安全人员外，整个机场大楼内空空荡荡。在机场大楼另一边的大门外停放着赫鲁晓夫宽大的ZIL—111轿车，其后是几辆其他的黑色轿车：米高扬的ZIL轿车与塞米恰斯特尼仅有的一辆不太显眼的“查卡”轿车，几辆为赫鲁晓夫随从中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伏尔加”轿车，还有其他的安全警戒轿车。

下台(7)

赫鲁晓夫与米高扬上了一辆轿车。他的保镖关上后门后跳上了前面的座位。塞米恰斯特尼坐在自己的轿车里跟着赫鲁晓夫的安全警戒车，整个车队开始沿着八车道的列宁斯基大道向市中心驶去，沿途的警察进行着交通疏导。通过内环路，驶上迪米特洛夫大街，穿过莫斯科河，车队停在了通向克里姆林宫布洛维特斯基大门的短短的斜坡上。

位于旧沙皇立法院大楼二层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与大厅内的赫鲁晓夫办公室只相隔两道门。当后来到达的主席团成员于10月13日下午将近四时走进会议厅时，他们发现赫鲁晓夫坐在长长的长方形、上覆绿色台面呢的会议桌一头他原来的主席座位上，其他的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围坐在其他三面。除了有的例外外，所有在座的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是他一手将他们提拔到高级职位上的，其他的就是那些在过去的权力斗争中支持赫鲁晓夫的老官员。不过，除了米高扬外，他们中间没有人准备替赫鲁晓夫说话。

看起来被阳光晒得黝黑但并没有从流产的休假中恢复过来的赫鲁晓夫开始主持会议。当被要求解释为何召集此次特别会议时，脸色严峻、眉头紧锁的勃列日涅夫向他的前保护者发起了冷酷无情的控诉。两年前，当赫鲁晓夫将主席团分成工业与农业两部，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时，勃列日涅夫曾带头唱起了赞歌。现在他却指控赫鲁晓夫的改革“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导致了工业与农业中的无序状态”。

赫鲁晓夫对待他的同事一直“很粗鲁”。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他已经养成了“在午餐时作出决策”的习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时常显得精神错乱，实际上是“处于压抑状态”。在准备即将于11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前去度假，这样，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对他一无所知”。与平常一样，赫鲁晓夫的行为是“独断专行，藐视主席团”的。

“你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主人说：“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将他从皮聪大叫回来的原因。这次会议的主题并不是农业，勃列日涅夫宣布说，而是赫鲁晓夫本人。

赫鲁晓夫开始吞吞吐吐地为自己作简短的辩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党和人民服务，甚至现在他也听从主席团的紧急召唤，回到了莫斯科。他承认他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他认为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下台(8)

“这儿没有你的朋友。”G.沃龙诺夫（Gennady Voronov）向他大声喊道。

“你们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严厉地问道，他提高了嗓门：“为什么？”

“少安勿躁，”有人喊道：“你应听从我们的意见，进行权力更替。”

P.谢利斯特（Pyotr Shelest）开始礼貌地劝说赫鲁晓夫，谢利斯特矮矮的个子，宽厚的肩膀，头上已经完全秃顶，不过眉毛却厚重而浓密。“我们一直对你很尊重，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说。但是“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赫鲁晓夫已经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坦率发言的”一言堂会议。他于1957年在没有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农业产量超过美国的承诺，现在这种承诺已经从尴尬变成了一场灾难。总之，赫鲁晓夫“让人难以捉摸、刚愎自用且桀骜不驯”。

接下来发言的是体格健壮、戴着一副眼镜的沃龙诺夫。“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了，”他说：“在经历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现在又有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然沃龙诺夫是主席团里农业方面的专家，但赫鲁晓夫操纵着农业领域内的政策制定，公开宣扬那些“所有农民都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黄瓜要用盐水来浇灌”，“肥料可以增加产量”，以及“蜜蜂可以传花粉给荞麦”等）。在最近的三年半时间里，沃龙诺夫不是不能表达他的意见，就是“遭到呵斥与侮辱”。他宣布：“现在是让赫鲁晓夫同志退休的时候了。”

亚历山大·谢列平（Aleksandr Shelepin）接着发言。46岁、皮肤黝黑、高大英俊、雄心勃勃的伊农·舒里克（Iron Shurik）(朋友对他的称呼)之所以能迅速在权力阶梯上攀升，也是因为赫鲁晓夫的栽培。赫鲁晓夫将他从共青团领导人提升为中央委员会官员。他1959年成为克格勃头子，后来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很显然，他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了长期威胁，但是现在两人都将他们相互之间的猜忌放到了一边，以共同对付他们以前的恩人。谢列平指控赫鲁晓夫“粗俗、行为怪诞、自高自大”；他还“性情暴躁、反复无常、喜欢搞阴谋”。列宁曾经指责斯大林的那种“粗鲁”也“完全适合你”。赫鲁晓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滥用“粗鲁的威胁”，让自己身边围着一大帮“溜须拍马的人”。由于过分偏袒，他勾销了位于他家乡卡里诺夫卡一个集体农庄所欠的数以百万计的债务。谢列平指控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苏联带入了战争的边缘，在柏林危机中处置不当，在古巴危机中“使整个世界的命运危若累卵”。

安德烈·基里钦科（Andrei Kirilenko）着重指责了赫鲁晓夫的孤立倾向。想和他讨论工作时，找不到他，或者甚至不能咨询他的意见。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没有给基里钦科打过电话！相反他将时间用在训斥别人上，辱骂他们是肥猪，用诸如“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那副蠢样”之类的话打发别人。

下台(9)

赫鲁晓夫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有表决权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委书记，指控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茹罗夫(Kirill Mazurov)。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在党的秘密会议上没有了坦诚的讨论。这种奉承与谄媚同样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

列昂尼德·雅夫雷莫夫(Leonid Yefremov)，赫鲁晓夫指定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代理人，指控他“以特殊的方式”，要么就是在“午餐期间”或“阅读电报的过程中”制定外交政策。由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已经于1947年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因此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受惠于赫鲁晓夫。与容易感情冲动、性情暴躁的赫鲁晓夫相比，身材高大、奉行禁欲主义的苏斯洛夫看上去、听起来、实际上也更为保守（即斯大林主义者），不过他们两人过去却是盟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说：“你甚至不了解你已经将事情搞得有多糟了……你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你说党的官员妨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将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正是你自己……你太过听信你家庭成员的话，特别是阿朱别依。你让你的家庭成员和你一起出国。在外交访问中，你却和外国朋友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的媒体中太多地充斥了‘赫鲁晓夫这般、赫鲁晓夫那般’的东西，你的照片也太多了。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到商会主席维克多·格里辛（Viktor Grishin）抱怨赫鲁晓夫已经有四年时间没有会见过他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虽然还有几位没有发言，但是策划者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可以将会议休会到第二天早上，不过他们有点担心，不知赫鲁晓夫在最后挣扎中会有什么突然的举动。在他离开会议厅后，与会的所有人都发誓不接他的任何电话，以防止他纠集同盟，进行反击。然后勃列日涅夫叫来塞米恰斯特尼，询问他会后赫鲁晓夫的轿车开向了哪里？是去公寓，还是去乡间别墅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塞米恰斯特尼告诉他：“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

“如果他打电话怎么办？他打电话怎么办？”

“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打电话了。所有的通讯系统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赫鲁晓夫的轿车8点钟左右停在了他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大门口。下车后，他踏上了15英尺高的黄石墙旁的小路，这堵墙将他们的房子与附近的沃罗布雅夫斯基大街分隔开来。谢尔盖·赫鲁晓夫已经从伏努科沃—2机场赶了回来，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担心地等待着，此时他陪着他的父亲在小路上散步。

下台(10)

“所有的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说道，他看上去疲惫而沮丧。“你什么也别问。我很累，我得好好思考一下。”在房子周围转了两圈后，赫鲁晓夫走进屋，爬上楼梯，到了二层他的卧室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端一杯茶。没有人敢打扰他。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Nina Petrovna Khrushcheva)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度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陪伴她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多利娅（Viktoria）。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赫鲁晓夫给米高扬打去电话。“我老了，也累了，”他说：“让他们自己去应付局面吧。我已经做了主要的事情。谁会想到告诉斯大林他不再适合我们并建议他退休呢？在我们一直占据的地方甚至连一点污迹也没有留下。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担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可以以对等的身份交谈。这就是我的贡献。我不会与他们抗争的。”

就像他和他的家人所想的那样，如果赫鲁晓夫的电话被克格勃窃听的话，那么他对米高扬所说的话则结束了这种担忧。然而第二天的主席团会议并不是缺乏高潮的，至少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这样。即使在他最鼎盛的时期，他也不能忍受别人的指责，然而现在当处于职业生涯的最低点时，他只能忍受对他连珠炮似的攻击。

当主席团会议于上午10点重新开始时，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Dmitir Polyansky）继续对赫鲁晓夫展开攻击。“你过去还能自我约束。现在，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连斯大林都比你现在的行为要检点一些，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对斯大林的谩骂已经到了下流的地步……你患有妄自尊大症，而且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为了防止米高扬仍然想着为他的朋友辩护，波利安斯基揭露说，赫鲁晓夫也曾经嘲讽过米高扬，称他“一文不值”，是“赶不走的苍蝇”。

米高扬接下来发言。他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其中包括“脾气暴躁”、“神经过敏”以及依赖唯唯诺诺之辈。不过，他对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与柏林危机中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辩护，并提醒他的同事们，他们对将导弹运送到古巴都表示了同意。他倾向于让赫鲁晓夫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而将党的领导人的位置让出来。同时剥夺他的两项职务将是对“中国和毛泽东最大的礼物，更不用说赫鲁晓夫的贡献也是我们宝贵遗产的一部分，而这些宝贵的遗产是我们万万不可丢失的”。

下台(11)

就连这种有限的辩护也招来了一阵抗议之声。谢列平从他的座位上蹿起来，跳到了会议桌的一头。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P.德米契夫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加入了抗议行列。脸色阴沉的副总理阿历克赛·柯西金(Aleksei Kosygin)反对任何“折衷的办法”。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柯西金对赫鲁晓夫说：“但是你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与主席团对立的地步。你不在乎任何人，你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你随意打断所有人的发言……你喜欢别人的热烈鼓掌……你总是不停地搞阴谋诡计——将一个人打倒，再扶植起另一个玩偶。”

赫鲁晓夫将尼古拉·波德戈尔尼提拔为与勃列日涅夫竞争的继承人，但是波德戈尔尼也是从一开始就参与此事的策划者之一。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在军事问题上的无能，波德戈尔尼现在回忆说，但是“你自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军事问题也不了解。军人说你不了解如何保卫我们的国家。”不过，由于赫鲁晓夫被如此赶下台，世界也许会对苏联冷眼相看，因此如果他自己“主动请求解除职务”，可能会更好一些。在勃列日涅夫作出总结后，他又补充说，赫鲁晓夫曾经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称为“在路边石头上撒尿的公狗”，他也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勃列日涅夫提醒大家，中央委员会成员已经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弗得罗夫斯克大厅集中了，因此他提议“辩论”结束，大家就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动议进行投票表决。所有在场的人都投了赞成票。米高扬也放弃了他的反对意见。

在他的命运决定后，赫鲁晓夫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雅夫雷莫夫(Yefremov)回忆说，他处于“十分紧张、愤怒的”状态。谢利斯特描述他“被击垮了，感到孤立无援，无能为力”。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你们大家都说了很多关于我负面的性格与行为，”他说：“但是你们也提到了我积极的方面，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为主席团的成熟感到高兴，带来这种成就的也有我工作的一分功劳。”

下台(12)

赫鲁晓夫请求他的同事们“原谅我的粗鲁……你们所说的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承认自己有弱点，不过这变成了一种习惯，高高在上的职位使我晕了头。你们指责我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集于一身。好，我也努力不想同时担任这两项职务，但是你们自己将它们给了我，我犯的错误就是同意了你们的意见。将两项职务集于一身是个错误。我犯的一个过错就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我本来能够看到并了解到这一点的，就是我肩上的担子太过伟大了。”

他的眼睛里再次含满了泪水。“这不是自我怜悯的眼泪。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是一次伟大的斗争，我也作出了小小的贡献。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一切，那我会遵照党的最高利益，服从你们的决定。”

“我知道我的作用不再存在了，不过如果我是你们，就不会解除我的全部职务。我不想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不想请求怜悯与恩赐。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像我告诉米高扬的那样，我不会进行抗争。我也不会诽谤你们。毕竟，你们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我的心情是不好，不过我同时也感到高兴，我们的党已经到了可以将她的第一书记赶下台的地步。你们说这是个人崇拜，是吗？你们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将我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要说，‘你们说得对。’你们是否能将这也说成是个人崇拜？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但是放弃是很困难的。我本人可以保证我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不会和你们中的任何人见面。我会中止与你们的所有联系。你们一直以来就想让我这么做，但是呆在领导位置上的痛苦也是我自己难以继续忍受的。

“我从来不玩色子或弹子戏之类的东西(他的很多同事经常玩)。我总是在工作。我感谢你们已经给予我的退休机会。我请求你们为我写一个适当的声明，我会签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为了党的利益去做任何事情。我已经是一个有着46年党龄的党员了，所以请理解我! 我想也许你们会考虑为我设立什么荣誉职位，不过我不是要求你们必须这么做。至于我将居住在什么地方，你们可以决定。如果你们坚持的话，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到任何你们想要我去的地方。”

下台(13)

赫鲁晓夫结束发言后，主席团一致同意了他“因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而提出的退休“请求”。当天晚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蓝白两色的斯弗得罗夫斯克大厅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要说明了起诉书的内容，之后苏斯洛夫详细说明了所有的指控。他的发言数次被来自下面对赫鲁晓夫指责的叫喊声与辱骂声所打断：“将他驱逐出党!……将他送交法庭!”在这些斯大林式的爆发中，赫鲁晓夫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常常紧闭着，不时将脑袋埋在双手里。在会议结束时，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的声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我不能再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当苏斯洛夫结束发言后，不允许进行任何讨论。两位来自乌克兰、持反对意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被禁止进入会场，之后不久就被解除了职务。关于这一决议的投票结果是一致赞成。同样，选举勃列日涅夫为党的第一书记与柯西金为总理的投票也是一致通过。至此，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在主席团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的长期外交政策助手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发现他看上去“筋疲力尽，完全被击垮了”。“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赫鲁晓夫说：“现在的主要事情就是体面地渡过这一关。”就在全体会议召开前，特罗亚诺夫斯基看到赫鲁晓夫走过一个小的克里姆林宫广场，没有戴帽子(这对他来说并不多见)，尽管外面刮着凛冽的寒风。后来当赫鲁晓夫回到他的官邸时，他将他的黑色公文包扔到他的儿子手里，发出了叹息。“结束了，”他说：“我退休了。”

那天晚上，米高扬带来了赫鲁晓夫接班人的口信。在餐厅喝茶时，米高扬告诉他：“你现在的乡间别墅与市里的官邸都将终生为你所用。”实际上，不久之后这两处住宅都被没收了。

“很好。”赫鲁晓夫心烦意乱地回答道。

“你将有私人保镖与一个家庭服务人员，不过会指派新的人员。”事实上，新的保镖是执行类似软禁的任务，而不是保护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哼了一声。

下台(14)

“你的退休金将被确定为每月500卢布，你还可以有一辆轿车。虽然还没有作出最终的决定，但有人建议仍然保留你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身份。（赫鲁晓夫并没有保留代表身份。） 我还建议为你设立主席团的顾问职务，但遭到了否决。”

“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根本不会同意的。在发生了所有的事情后，他们怎么还会让我呆在他们身边呢？当然，有些事情做做会好一些。但是你提出这个建议是个错误，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这已经很好了。”

当两人在房子前面的铺砖空地上分手时，米高扬拥抱并亲吻了赫鲁晓夫。然后在赫鲁晓夫的注视下，他在担任领导期间的唯一朋友走向了大门。不知是因为米高扬担心自己的仕途，还是因为他也受到过赫鲁晓夫的羞辱与疏远，所以不再将他视作朋友，反正赫鲁晓夫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5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一个名叫卡里诺夫卡的村庄。他的父母亲，谢尔盖·尼卡诺罗维奇·赫鲁晓夫 (Sergei Nikanorovich Khushchev) 和阿克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赫鲁晓娃(Aksinia Ivanovna Khrushcheva)，与前来村庄里阿恰吉尔教堂参加洗礼的教父母们一样，都是贫苦的农民。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一直生活到1908年，那年他家迁徙到了乌克兰东部产煤的尤索夫卡镇。在他最后五年所写的数千页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对他头14年的生活着墨很少。“他从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儿子回忆说：“他不准备从孩童时代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不能忍受那种编年史式的叙述，这会使他感到压抑。”但是在回忆录中，他对在尤索夫卡附近煤矿的生活却进行了着重描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声称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矿工或工人。这种有选择的强调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一个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在尤索夫卡的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这位具有领导天赋的儿子宁愿忘记或忽略的。

现在从莫斯科到卡里诺夫卡，你需要先乘一夜的火车到库尔斯克，这是一个离乌克兰边境60英里、人口100万的省会城市。从那里向西沿着坑坑洼洼的破旧公路驾车两小时可以到达德米特里耶夫卡，向南到达科马托夫卡［一个拥有6000人的地区中心，该地名源于Khomut（马轭）］，然后再沿着公路向西南就可以到达卡里诺夫卡了。

赫鲁晓夫全传第2章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894—19086月底，赫鲁晓夫村庄周围绵延的草地看上去翠绿而茂盛，虽然不像附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黑土带那么肥沃，但要比再往北靠近莫斯科的地方肥沃得多。从土地的外观上判断，这些坐落于碧绿田野间的村庄生活应该很富足。然而在赫鲁晓夫出生后的一个世纪里，当每年春天冰雪融化时，那里的乡间小路就成了泥泞一片，要想到那里去，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就是吉普车。在该地区其他所有的村庄里，主要的街道都是满是车辙印的肮脏道路，农民的房子都是木质的，而且看上去很多都显得东倒西歪。但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村庄，情况并不是这样。

卡里诺夫卡的主要街道是铺就的，从科马托夫卡到那里的道路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这里第一次铺上了沥青路面，同时在卡里诺夫卡的中心广场竖起了一批令人惊讶的建筑：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四柱“文化宫”，据说是替代了赫鲁晓夫接受洗礼时的教堂；一座农业大学校园，是从库尔斯克搬到卡里诺夫卡来的，以及一座五层的学校宿舍，同时也用于招待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客人，他们来这里主要是参观卡里诺夫卡在赫鲁晓夫仁慈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穿过通过广场的道路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而在另一边，沿着从科马托夫卡到这儿的道路，是一排整齐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在英国不会显得不合适，但是它们在1991年仍然是一个集体农庄里农民的栖身之所，这个集体农庄直到1964年才被命名为赫鲁晓夫故居。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2)

从广场步行不远（通过文化宫，沿着人工湖边，从一只山羊在路旁瞅着行人的小路走下去）就到了老城区，那里立着一块像墓碑一样的石板，表明这里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童年生活的地方”。他出生时的房子很早以前就坍塌了，但是在原址上建起来的砖墙农舍却显得干净整洁，随时可供人参观。居住在那里的村妇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位于会客室一角的赫鲁晓夫大幅肖像，在他出生时，这里是悬挂圣像的。

1894年的卡里诺夫卡与经赫鲁晓夫时代改造后的模范村镇有着天壤之别。随着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一些土地转到了耕作的农民手中，但是即使对于境况稍好一点的农民而言，农奴制的结束只是带来了自由，而并非真正的富裕。这种解放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新近获得自由的农奴真正获得的土地少得可怜，而且他们还要支付难以承受的大笔费用。农业生产率未能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保持同步。此外，沙皇政府越来越重视工业化，加上土地成本的上涨与谷物价格的下跌，其结果是在19世纪结束前夕，出现了席卷农村地区的危机。到1900年，大多数俄国农民靠耕作土地只能维持四分之一的生活，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只好去地主或富农那里当长工，或是租种土地成为佃农，实际上他们又回到了半农奴状态。

根据1888年出版的俄国农民生活记录，“所有的农民，不管是穷是富，没有太多的例外，都同样居住在狭窄的农舍里，这些家宅长宽在15英尺到20英尺见方之间。在这样的空间内再分隔成一到两个房间，孩子与大人都挤在一起。可供呼吸的空气很少，以致我们的卫生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没有被窒息而死的唯一原因可能就是墙壁的透气作用”。

一份20世纪初期的报告详细补充、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没有烟囱的农舍仍然很普遍……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是茅草屋顶，经常漏雨，冬天为了保暖，墙壁上一般都涂满了牛粪。农民家庭……一般都分上下两层睡觉，有人睡在板凳上，有人睡在木板上——都在灶台后面。……带浴室的居室更是异想天开。……他们几乎从来不用肥皂。……皮肤病……梅毒……流行病、营养不良。……像肉、面粉、熏肉和植物油之类的食物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也许一年只有两到三次。他们日常的膳食包括面包、卡乌斯（一种用谷物酿成的非酒精类饮料），通常还有卷心菜与洋葱，秋天也许会加上新鲜的蔬菜。”

赫鲁晓夫出生前的两年，卡里诺夫卡共有居民1197人，其中男性588人，女性609人。村子里一共有156间农舍，平均每间农舍里居住着八人。19世纪中期，坦波夫省附近维里蒂亚奥村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光线昏暗、被炊烟熏黑的茅草屋，冬天农户通常和他们的牲畜共同生活于这些茅草屋里。在劳作方面，根据1880年的一份材料，“所有那些描写过俄罗斯农村生活的人——不，所有曾经在俄国农村生活过几个月的人——都知道，他们很难想象还有比那里的农民干得更累的活。”从六七岁开始，农村孩子就要担水，砍柴，跟随他们的父亲蹒跚着在地里干活。到了八九岁，他们就负责放牧牛羊。到了13岁，他们就要跟着父亲从早到晚在地里忙碌了。赫鲁晓夫从他能走路时就开始干活了。不久，他就在父亲干活的地边放牧小牛和羊，后来是奶牛。我们没有尼基塔小时候的照片，但是不难想象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直到六七岁还穿着一件仅有的长长的农村大褂，后来才有了用亚麻或羊毛纺织而成的粗布裤子。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孩提时从春天到深秋都是光着脚。“每个村民都梦想着有一双靴子。我们小孩要是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就算是很幸运了。我们都是用衣袖来揩鼻涕，用绳子系裤子。”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3)

对于像尼基塔这样健康、每天在露天呆很长时间的小孩来说，这样的生活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后来在说到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时，赫鲁晓夫称之为难以启齿，急切需要变化。像他这样的小羊倌是“村子里最不起眼的人。”他回忆道。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村穿的“鞋子”是一种称为“莱普踢”的韧皮拖鞋，是用窄条的椴树皮编织而成的。在雨雪天这种最需要鞋子的时候，“莱普踢”显得太轻了，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农村的贫困境况。多年以后，当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他的国家已经穿够了“莱普踢”，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年代了。当1960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敲打他的棕色鞋子时，他只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增强了他粗鲁无知的俄国农民形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卡里诺夫卡村的田间劳作不可能培养村民的优雅情感与气质的话，那么像斗拳比赛这样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同样也没有起到作用。直到20世纪初，这种斗拳比赛在像圣诞节、主显节、忏悔日之类的节日里还在继续举行着。在维里蒂亚奥，“两队，每队代表着半个村子，在教堂附近的草地上面对面站着。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相互打斗。除了拳头，不能使用其他的任何方式，这是严格的比赛规则，谁要是违背了这一规则，就会被逐出比赛。……参加比赛的不仅有成年人，也有年轻人。打斗先从年轻人开始，成年人后来才加入。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在年龄和身材上都与自己相当的伙伴（即对手）。例如，老年人会与老年人比赛。有些人会在比赛前喝一些酒来壮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前来观看。”

在像赫鲁晓夫家这样的俄国农民的生活中，教育并非优先考虑的问题。1881年，在维里蒂亚奥村的922个成年人中，断文识字的只有46人。到19世纪末，村子里学校的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但只有男孩能读两到三年的小学。在他们“勉强能读写”时，他们的父母就会让其辍学。一位村民回忆道，他的父亲在一年春天宣布：“把书本送回学校吧，我们要去耕地了。”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4)

当时的学校有两类：一类是东正教教会学校，另一类是由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时期成立的当地政府机构“宰穆斯特乌”设立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很显然上过这两类学校，但总共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在这两类学校中，公立学校相对好一些。在维里蒂亚奥，公立学校“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甚至卫生需要”，而在两级制的教会学校，教学质量“更加糟糕”。两类学校的基本课目都包括初级的阅读、写作与算术，以及由当地牧师教授的宗教内容，但是根据1913年对另外一个省的调查，“大多数学生只获得了基本的识字能力——阅读的能力，而没有获得写作能力”。教师的教学不仅要经过严格的组织，而且通常是故意不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想法。1887年维里蒂亚奥区办公室的一份指令性文件要求，教师“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能有与学生分享其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所有知识的想法”。

赫鲁晓夫的外祖父属于那种极度贫穷的农民。“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一生中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在他出生后接受洗礼时，另一次就是在邻居们准备安葬他时。”当他“离开服役了25年的军队时”，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外祖父“就回到了农村，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但是他的奶牛“挤的奶只够染白菜汤”，这样就可以让人看不见菜汤里没有土豆了。赫鲁晓夫的外祖父一共有三个女儿，阿克西尼娅（Aksinia），或者简称西尼娅（Ksenia），她是赫鲁晓夫的母亲。她被送到季斯基诺村和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她靠给一家地主擦地板维持生计。

赫鲁晓夫的祖父相比较而言则较为富裕一些。尼卡诺（Nikanor）·赫鲁晓夫出生于1852年，是一个于1816年逃离农奴制的农民的儿子。尼卡诺与辛尼娅的父亲在一个部队里服役。后来尼卡诺的儿子谢尔盖就与辛尼娅结婚，并将她带回到卡里诺夫卡，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记忆里：“他们回到卡里诺夫卡不久，他的父亲就搬家了。根据当时的习俗，父亲在最大的儿子结婚后要让他分家另过，在他结婚时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土地或礼物。我的母亲和父亲就离开了家，在别的地方定居下来，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与赫鲁晓夫的回忆相反，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农村并没有这样的习俗。除非因为分割家产与长辈发生严重的分歧，否则儿子与儿媳通常都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收入要上交给家里。分家“要么由父辈提出来，要么由儿子提出来，因为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纠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会将儿子逐出家门，“给予很少或者不给任何财产，或者是独立性较强的儿子在事先没有征求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选择）离开父亲的家，这样不仅会引起父亲的不满，而且也有可能丧失财产继承权”。

当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才有可能说是成了习俗的受害者。此外，尼卡诺·赫鲁晓夫将谢尔盖逐出家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由于没有土地，财产也很少，谢尔盖·赫鲁晓夫就离开了家，迁徙到了离他家西南275英里的顿巴斯（顿涅茨盆地）的尤索夫卡。根据他儿子尼基塔的说法，在那里谢尔盖“先是在铁路上当了一名普通的劳工。他整理铁路枕木，平整路基，开货车，以及挖掘排水沟。当这种季节性的工作结束后，他就在一家砖厂工作。他负责和泥、垒砖，后来有了经验后就在窑里干活。这种工作也是季节性的，后来他也离开了”。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5)

在尤索夫卡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挣到了足够的钱，可以养家口，很显然也重新赢得了他祖父的尊重。谢尔盖和他的家庭肯定又在尼卡诺·赫鲁晓夫的屋檐下重新生活过一段时间，因为根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最后“我父亲的钱花完了，祖父再一次将我们赶出了家门。我们只好住进了一间泥草屋里，地面很脏，窗户很少。我的祖父对我颇有好感。晚上他会让我睡在他小木屋的灶台上面。我的父亲到邻村为一个地主当雇农。我的母亲也去了。她那时是做洗衣工，并为其他的农村妇女缝补衣服”。

由于第二次失去了相对舒适的生活，西尼娅·赫鲁晓娃从没有让她的丈夫忘记这一切。尼基塔·赫鲁晓夫能回忆起他的父母是如何建起他们自己的房屋，以及他的母亲是如何“因在盖房子期间劳累过度而落下终生疝病的”。对此，西尼娅·赫鲁晓娃自己的说法是，丈夫在尤索夫卡期间，她自己盖好了房子。“矿工的生活吞噬了我的丈夫，”她抱怨说：“他(最终)将我们带离了村子，来到了乌斯彭斯基煤矿。”

好像没有土地还不是最糟的，谢尔盖与西尼娅·赫鲁晓娃连马也没有一匹。在维里蒂亚奥，拥有一匹马是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村里总共252户农民几乎有一半人家拥有两到三匹马，还有71户人家每户有一匹马，只有28户最穷的人家一匹马也没有。“有马你就是个人，”村里流行的说法是：“没有马，你就得自己戴上马具。”赫鲁晓夫回忆说：“我父亲……冬天在矿上干活，就希望有一天能攒到足够的钱，买一匹马，这样他就可以种植足够的土豆与卷心菜养家口了。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攒到足够的钱，能买得起一匹马。”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父母甚至在全家于1908年搬到尤索夫卡后还有着这样的梦想。他的父亲在煤矿里工作，他的母亲帮人家洗衣服，而他自己则爬到巨大高耸的烟囱里帮人家扫烟囱。但是“我的父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都梦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回到村子里，有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匹马，一块地”。

随着梦想的拖延，西尼娅·赫鲁晓娃就开始埋怨她的丈夫。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锡日赫（Liuba Sizykh）的说法，她第一次见到西尼娅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西尼娅几乎从不提起她刚刚故去的丈夫，即使提起时，她也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好像“她认为他是个傻瓜”。赫鲁晓夫的母亲大脸庞，表情严肃，后面梳着长长的头发，很“好强”，而她的丈夫则显得“较懦弱”。锡日赫说：“西尼娅不仅精明，而且也很聪慧。如果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的话，她也许真的能成就什么大事！”尼娜·伊凡诺夫娜·库赫丘克（Nina Ivanovna Kukharchuk）是辛尼娅的侄女，从1939—1949年一直与赫鲁晓夫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回忆说，辛尼娅“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她甚至对尼娜·彼得罗夫娜（Nina Petrovna）（赫鲁晓夫的妻子）的要求也很苛刻”。赫鲁晓夫的父亲因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赫鲁晓夫的家门前就已经去世，而“没有人提及”。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6)

1991年，我们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一位老妇人这样回忆起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母：“他的母亲是个倔强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悍妇。她很粗俗，这是说她与人交往的方式。他的父亲则要和善得多，心地善良，但是她很难缠，难以相处。”听着这位老妇人的话，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点头表示认同。“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议论，”他说：“他待人和气，而她则事事压着他一头。”

当父亲将他带出学校，到地里干活时，尼基塔很不满。“在上了一两年学后，我已经学会数到30了，我父亲觉得念这么多书已经足够了。他说我需要学的就是能够数钱，不过我从来也没有数过超过30卢布的钱。”后来在尤索夫卡，谢尔盖·赫鲁晓夫安排他的儿子跟着一个鞋匠当学徒。“我父亲说做个鞋匠很不错：‘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住好房子，口袋里有钱花，因为每个人都要穿靴子，每个人都想穿好靴子。’”当尼基塔拒绝学制鞋时，他的父亲又想出另外一个计划：“去做个商店售货员。”谢尔盖“喜欢当地百货商店里售货员对工人们的礼貌态度，总是设法取悦于他们，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商品。”但是他的儿子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确地表示拒绝。我甚至告诉我的父亲，如果他想逼我去当售货员，我就离家出走。”

感觉到祖父和母亲对他父亲的轻视，尼基塔对谢尔盖的建议更加表示反对。由于自己的贫困，谢尔盖·赫鲁晓夫对儿子抱着雄心勃勃的期望，但还是没有像尼基塔对自己的希望那样富于挑战性。尼基塔·赫鲁晓夫雄心的一个来源肯定是他从祖父那儿得到的优待。然后也有西尼娅·赫鲁晓娃在他儿子身上寄予的希望。尼基塔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两岁，但他是母亲的掌上明珠。柳芭·锡日赫回忆说，西尼娅好像对他“很崇拜”，经常称他是“我的沙皇儿子”，并吹嘘说：“我早就知道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人物的。”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莫斯科党的要人时，他将他的父母接来，与他一起生活在一个大的公寓里。根据拉达·阿朱别依的回忆，她的祖父母对城市生活并不是很喜欢。阿历克赛·阿朱别依说，他们搬到了莫斯科，因为“他们的儿子有着俄国传统的对父母的尊重，而他们也知道尼基塔是个好儿子，邀请他们是出于真心。”

但是阿朱别依自己也承认，他对赫鲁晓夫对他父亲的真正态度表示怀疑。谢尔盖经常生病，并于1938年在一家结核病专科医院去世。他被安葬于附近的公墓里，但是在拉达的印象里，同年她家搬到了基辅，在此之前赫鲁晓夫一次也没有到他父亲的坟墓祭拜过。他们于1949年回到了莫斯科，但赫鲁晓夫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亲。赫鲁晓夫对他父亲的事总是缄口不提，所以直到现在拉达也不知道她祖父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赫鲁晓夫的家人否认这种忽略就说明他们不孝顺。共产党人都像战士那样不受个人情感所左右，他们说，他们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因此没有时间去其父亲的坟墓祭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经常去祭拜他母亲在基辅的坟墓。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7)

“一个在他母亲心中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最心爱的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会在其一生中始终保持征服者的感觉，对成功的自信通常会帮助他获得真正的成功。”哈罗德·拉斯维尔也认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欲望通常是由那些对婚姻感到不如意的母亲激发出来的，她们认为婚姻“抑制”了她们潜能的发挥，因此决心通过“自己孩子替代性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一个其父亲碌碌无为的人对失败意味着什么以及被妻子看不起会有深切的了解。这使得赫鲁晓夫要超过他的父亲的信念变得更为重要，然而这种成功也会因没有继承父亲其他方面的品质而可能带来负罪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赫鲁晓夫对权力与荣誉的梦想以及他对两者的矛盾心理都是他儿童时代的遗产。

除了他的母亲外，尼基塔还得到了卡里诺夫卡公立学校里一位老师的鼓励。与他在教会学校里的老师不一样，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谢甫琴科（Lydia Mikhailovna Shevchenko）是位无神论者与村庄的反叛者，而教会学校里的老师则“会用尺子使劲打孩子们的脑袋与手心”，“让我们死记硬背来学习”。 赫鲁晓夫回忆谢甫琴科时说：“她从来不去教堂，因为此事，村子里的农民也从没有原谅过她。虽然他们对她很尊敬，但是她不去教堂的事还是让他们觉得她做错了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违禁（政治）书籍就是在丽迪娅的家里。”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去拜访她，她把我介绍给了她从城里来访的兄弟，当时他正躺在床上。‘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男孩。他来找我是想看一些违禁的小册子。’她说。她兄弟笑了起来，回答说：‘把这些书给他吧。也许他会悟出点什么来，要是那样的话，那他长大后就会记得这些事的。’”

第一次接触的违禁书籍的主题是关于俄国革命传记的经典解释。很显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兄弟（如果他真是她的兄弟，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他躺在她床上，这难以作出其他的合理解释）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赫鲁晓夫更为得意的是他当时很聪明：“我算得很快。我能很快弄清楚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通过心算得出结果。当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必须进城或有事需要处理时，通常都是由我来代替她。……当我结束一共只有四年的学业时，丽迪娅说：‘尼基塔，你应该继续学习。不要呆在这儿的村子里，到城市里去。像你这样的人必须学习。你应该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她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但是我父亲的钱用完了，我祖父再次将我们赶出了家门。”

1960年，当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得意学生已经取得了比她所想象的大得多的成就，赫鲁晓夫在一次莫斯科的讲话中提及了她。热切的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就开始查访她的下落，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她在一次有关教育的会议上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卡里诺夫卡那么穷的村庄。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Yulia）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助手是如何利用赫鲁晓夫原来的老师大做文章，以讨好赫鲁晓夫的。但是十年后，就在赫鲁晓夫去世的前一天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却说明赫鲁晓夫有着不同的看法。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8)

1971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正在阿朱别依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做客。吃过午饭后，家人都到树林里去散步，但是赫鲁晓夫感觉不太舒服，于是就在他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凳上坐下来休息。当其他人都走进树林里时，赫鲁晓夫用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和缓的语气与阿历克赛·阿朱别依聊了起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树林里放牛——那也是与今天一样的一个秋天——突然我在一块小空地上碰到了一个老妇人。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惊呆了，后来我听到她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小家伙，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感觉更糟糕了。不久以后他的心脏病大规模复发，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赫鲁晓夫想说什么？”阿朱别依对他岳父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幻象大惑不解。很显然，这个幻象是赫鲁晓夫从他母亲和老师那里得到的感觉的某种复活，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取得比他父亲所能取得的或梦想他儿子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

赫鲁晓夫的母亲在他心里灌输了正直与责任感，但他的良知又使他摆脱不了负罪与羞辱感。“我的母亲很虔诚，”赫鲁晓夫回忆说：“和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样。……我记得她教我在教堂里与大人们一起在神像面前下跪祈祷。”当赫鲁晓夫回忆他的童年时代时，他能“清楚地记得我家木屋墙上神像里圣人的模样”。他甚至在1960年3月法国的一次演讲里宣称，他是宗教上的“模范学生”。

与大多数他的同事们不一样，赫鲁晓夫后来戒掉了烟酒——直到斯大林强迫他喝酒为止，以及二战时的劳累使他又吸上了烟。这双重的节制反映了他母亲的影响。他父亲教他有所节制的笨拙方法就是许诺给他买一块金表，实际上，如果赫鲁晓夫答应戒烟，他也没钱买金表。

赫鲁晓夫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他在宗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由于卡里诺夫卡与尤索夫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根据赫鲁晓夫的理解，共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相信普通的人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共产党不仅需要妥协，而且要求他践踏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最终反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没有立即起来反对斯大林，直到他已经有所成就，直到他在剥夺了无数人生命的同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斯大林已经安静地躺在坟墓里，他才最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笃信的，或者至少残存的宗教意识在赫鲁晓夫迟来的些许忏悔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想法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据。他好像对自己对宗教愚昧的蔑视颇为得意。事实证明，他比斯大林对宗教的迫害更加残酷。然而在他身边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Andrei Shevchenko）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上帝还是很害怕的。当斯大林死后他们第一次去基辅时，“赫鲁晓夫在他母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十字架，跪在坟前，在胸前画着十字”。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那么他对土地的感情也是如此。当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就坚持要被看作是党的权威农业专家。他经常去麦地周围转悠，对农民和农学家大声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讲话就像土地那样尖刻，充满了乡野谚语，这使得他比任何其他的苏联领导人更能与农民交流。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赫鲁晓夫家花园的园丁种植了各种谷物，有试验性的，也有普通的。在他下台后，他在他的大花园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9)

赫鲁晓夫内心很热爱土地，他想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填写职业与学习调查表时，以及后来在讲话与写文章时，他说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不是要求从事农业工作，而是极力逃避，只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才勉强接受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农民蔑视而粗俗的描述。他总是劝说他们放弃原始的生活方式，接受现代的农村生活方式。他经常回到卡里诺夫卡，有时一年会去两次，但是他回去并非为了体会衣锦还乡的滋味，而是对自己改变了家乡面貌的洋洋自得。在别的地方他再也找不到对他如此尊敬的观众了，但是当他以前的邻居拒绝他改革农村的灵丹妙药时，赫鲁晓夫不由得大发雷霆，对他们暴跳如雷。谢甫琴科对他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的唯一解释就是，尽管在卡里诺夫卡长大，但他的主人对“农民心理”根本就不了解。

赫鲁晓夫对农民的不耐烦反映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布尔什维克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势力，是马克思所谓的“农村愚昧生活的”奴隶。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发誓要“消除城乡差别”。我们也可以认为，赫鲁晓夫对改变他自己从前生活方式的坚定决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非个人感情。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对他有吸引力呢？这是因为，与很多在20世纪涌向城市的俄国农民一样，他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愚昧”，想将其抛得越远越好，因为还是与他们一样，他对教育与文化有着幼稚的信念，他的这种信念与那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温文尔雅的陈腐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鲁晓夫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中断了其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去继续他的学业。他喜欢与文化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中顶尖人物交朋友，他还经常去剧院，听歌剧，看芭蕾舞。他慢慢认为自己不仅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而且是天底下几乎所有事情的专家。所有这些都注入进了这位无所不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里，同时也支撑起了赫鲁晓夫的自我形象。他不仅想改造农村，而且想改造自己。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地尝试，即使是自我改造后的赫鲁晓夫，也不可能摆脱卡里诺夫卡赋予他的一切。

当上钳工(1)

1908年的某个时候，赫鲁晓夫的祖父带着他坐马车来到了离卡里诺夫卡最近的30英里外的火车站，将他送上了一段250英里的旅程，途中需要换乘两次火车，才能到达尤索夫卡。尤索夫卡位于顿巴斯地区，基辅西南550英里处。车站上没有人接他，当时14岁的尼基塔以前和他父亲来过尤索夫卡，于是自己就找到了他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煤矿。过了一段时间，他母亲和姐姐也来到了尤索夫卡。他们和另外一家合住在两间小屋里，这是一座位于大平原边缘乌斯彭斯基煤矿附近的砖结构平房。

火车把赫鲁晓夫带到了尤索夫卡，也把他从落后的乡村带到了工业革命喧闹的新世界里。这个城镇的名字听起来具有十足的俄国味道。事实上，始建于1869年的尤索夫卡得名于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休斯。（这座城市于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后来又于1961年改名为顿涅茨克，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尤索夫卡位于乌克兰境内，当时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休斯开办的公司，新俄罗斯公司，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一份建造一座钢铁厂，生产铁路铁轨的合同。休斯从英国带来了大约70名工程技术人员，为他们盖起了砖木结构的房子。1956年，赫鲁晓夫“对英国的第一，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长长的小红砖房，因为这些房子让我想起了儿童时代看到的那么多房子。……我记得在顿巴斯的夏天，你只能看到这些房子的窗户，因为其他的地方都被常春藤爬满了”。

约翰·休斯的英国技术人员与俄国和乌克兰的工人建起了一片巨大的工业综合企业，里面有煤矿、鼓风炉、轧钢厂、金属制造厂以及维修与其他工厂。有一段时间，铁路将这个城市里及周围的几个煤矿都连在了一起。到1904年，尤索夫卡及其周围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4万。到1914年，其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顿巴斯的面积与佛蒙德差不多，而1913年该地出产的煤却占到了俄国总产量的87%。

当上钳工(2)

赫鲁晓夫全传第3章当上钳工：1908—1917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住房与服务的增长，当然，对于那些拥有或经营煤矿与铁厂的英国和其他西欧人来说，并没有出现生活困难的问题。他们居住在“英国侨居地”里，有整洁的房屋、绿树成荫的街道、电力以及中央供水系统。但是这里的其他地方则是荒凉一片。“尘土、恶臭还有暴力”，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位革命者对这里的描述。另一位目击者说：“地面是黑的，道路也是黑的。煤矿周围看不见一棵树，甚至没有一片灌木；这里没有池塘，甚至连一条小溪也没有。在煤矿外面目力所及的地方，只有单调的被太阳炙烤的大平原。”

尤索夫卡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是反资本主义传单的内容来源。“在我看来，”赫鲁晓夫于1958年回忆说：“卡尔·马克思好像真的在煤矿呆过一样”，“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我们生活的观察之上的”。尤索夫卡及其周围工人破败的住房被嘲讽地称为是狗窝，特别是有两处房子被大家称作母狗和乌鸦。1910年，当地的居民都是从分散于城市各地的27个手压泵里取水，唯一有水泵的房子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在那些大量涌现的临时工房里，每个宿舍得住50～60人。在这些工房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任何家具，只有头顶上有一根绳子，是用来晾挂衣服和脚布（当袜子用）的。矿工们没有专门的井下工作服，在回到工房前除了脸以外什么都不洗。每张床上睡两人，他们是轮流睡觉与工作的。

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盖在离开卡里诺夫卡的那些冬天里就居住在这样的工房里。他的室友是来自附近村庄里的季节工。在尤索夫卡的煤矿与铁厂里，这些人从农民转变为第一代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一过程，资本家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能产生出相当抽象的热情。事实上，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直到1920年，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俄国内战后回到一个煤矿时，他发现那里的矿工“滥用厕所的情况相当严重，以致在上厕所时脚下都要套上木板，如果你不想在晚上将一脚污秽带到自己屋里去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某个地方安装采矿设备，发现那里矿工的工棚里都是双层板床。睡在上面的人就在床边上撒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看到的原始生活习惯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养成的。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矿工们爬行着通过黑暗的地下矿井，挖掘煤炭，在整个工作时间里不是躺在煤堆上手持煤镐，就是在只有三四英尺高的矿井的积水中蹒跚而行。在更深一些的矿井里，那里的温度高达30～35℃，矿工干脆就光着身子干活，他们称之为“亚当的装束”。

当上钳工(3)

这种劳作的平均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每天一到一个半卢布。通常矿工们得到的只是购物券，可以在那里的百货商店换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商品。1908年，在一次瓦斯爆炸中有274人死亡，在1912年的另一次瓦斯爆炸中有118人死亡。当时的顿巴斯地区有157名医生，而1916年尤索夫卡10万人口中只有18名医生、23名医生助手以及5名护士。流行病经常光顾这里，造成令人心悸的后果：光是1892年，霍乱就夺去了尤索夫卡313人的生命；在1896年的伤寒与痢疾中有400人死亡。赫鲁晓夫回忆说，在1910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中，“当矿工得病后，就被带到专门的霍乱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回来。在矿工中间开始流传一种谣言，说是医生把病人都毒死了。确实有目击者看到了有人向井里投撒药粉”。

尤索夫卡的很多居民都在酗酒和犯罪中寻求心灵的慰藉。1908年，尤索夫卡镇上一共有不少于33家售酒的商店。从这些商店出来离故意的为非作歹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作家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曾经在尤索夫卡生活过一年，亲眼目睹过一场械斗不断扩大，直到“一条街的人都参加了进来。人们带着嵌有铅条的鞭子与上面满是疙瘩的扫把棍加入了械斗，出来时个个鼻子破了，血流不止”。1912年，一位来这里采访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尤索夫卡的：“所有矿业生活的糟粕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影子。所有的事情都是黑暗、邪恶与犯罪的——偷窃、街头恶棍，所有这些都汇集到了这里。”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一个影响就是公众生活的“野蛮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顿巴斯，那里的生活已经相当野蛮了。如果说矿工有时显得原始而缺乏理性，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咎于老板的残酷剥削。矿工们在获取少得可怜的薪水的情况下还要接受很多制定精细的条款的罚款以及向警察与工头交纳贿赂。如果工人有事被抓住把柄，想得到“稍微过得去一些”的对待，那么他们就得接受进一步的羞辱，受到公众的口舌之苦。

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十年里，罢工的情况很少发生。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矿工们在社会交往与空间上都与世隔绝，加上井下非人的工作条件，他们长期都是逆来顺受，偶尔爆发的暴力事件也会很快变成惨无人道的镇压与大屠杀。1902年和1910年的霍乱、暴乱就属于这种情况。1905年罢工也是如此，那次罢工最后变成了针对犹太人的抢劫与暴行。

革命团体在尤索夫卡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共产党的先驱——社会民主党没有吸引到多少追随者。当社会民主党于1902年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时，尤索夫卡并没有多少人了解这种分裂，两派直到1917年5月仍然联合在一起。

当上钳工(4)

1905年革命爆发时，尤索夫卡的社会民主党力量极其薄弱，没有能给予太多的支援。1913年，该区4万工人中只有400人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大屠杀（沙皇警察杀害罢工矿工）引发了1912年4月16日的尤索夫卡罢工，但是1914年煤矿和工厂却迎来了相当繁荣的一年，所有的煤矿和工厂都扩大了生产规模。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夏天爆发时，一大群人聚集在尤索夫卡，聆听爱国演讲。但是到了1916年，受前线遭受的惨重损失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人们对于战争初期的关注热情已经消失了。1917年2月沙皇的退位引发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流血冲突，随着革命转变为血腥的内战，这种流血冲突也进一步加深。事后，我们也许可以很容易认为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尤索夫卡和俄罗斯帝国其他地方的表现都很明显，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公众生活也许不会如此的充满暴力与残酷。

“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尤索夫卡的一份历史材料写道：“贫困和艰难也许被看作是普通大众生活的自然内容。到1913年，移民矿工还处于被社会遗忘的边缘，而他们在经济与社会上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新俄罗斯公司的600名工人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家。……”1897年，顿巴斯的矿工中只有31%的人能读简单的句子，到1921年也只有40%。到了1922年，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矿工从来没有读过报纸或书籍。但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在增加，图书馆与阅览室、戏剧与音乐以及成人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1900年尤索夫卡的文卫设施包括一座砖砌的东正教教堂及其附属教会学校、两所小学（一所为俄国人所开办，还有一所属于英国人）、一个药店、一个书店、一个画像馆、五家照相馆以及一个公证员。到了1913年，已经有了三所私立高中、一所商业学校以及五个可以租赁图书的图书馆，此外在露天的圆形剧场还有夏季音乐会与马戏团表演。1917年夏天，尤索夫卡7～13岁的孩子中有56%都上学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除了新俄罗斯公司的十所学校外，还有两所教会学校、一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学校、几所为成年人开办的犹太学校、一所高级市立学校、一所商业或职业学校以及两所私立女子高中。

这些设施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确立了一个可望的更高水准。通过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人们可以进入正在出现的更为高级的工人阶级阶层，但是这种情况在煤矿上并不像它们周围的工厂里那样多。这一新兴的阶级代表着工人贵族，他们可以享受到更高的薪水与就业安全感以及更好的饮食、住房与教育条件。有数量更少一些的工人，大约占到10%（总数在600人左右），则开始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获得了财产，开始了其财产拥有者的生活方式。

1881年，整个俄罗斯帝国只有434名矿业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只有127人被私人企业所雇用，其余的都在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中工作。19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顿巴斯登记有（除137名外国人员外）80名矿业工程师和67名技术员与技术专家，此外还有150名工头、1150名煤矿小包工头与高级工人以及400名工厂车间老板与工头。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容易，但是那些表现出活力、倡导精神以及工厂权力人士所认为的负责态度的人却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那些在经济与生活上取得了成功的人也许最终可能成为“日见消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与政治的动荡。其他雄心勃勃的无产阶级或许有一天会成为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身陷拒绝让他们成立商会的日益腐朽的沙皇政权与最终以他们的名义攫取了政权但却与他们长期利益相悖的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之中。

当上钳工(5)

这就是赫鲁晓夫1908年迈入的并一直生活到1917年的世界。他很有可能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赫鲁晓夫早年生活的传记作家爱德华·克莱恩肖却不这么认为。卡里诺夫卡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写道，但是“对乡村生活深深的满足感销蚀了田间长时间劳作所带来的辛劳。这个男孩没有靴子，但是他至少可以感受乡间土路上温热的尘土以及草原上脚趾间松软的青草。他可以钓鱼……他可以吸纳宽广甚至是流动的俄罗斯大草原的声音与气息”。卡里诺夫卡有着“生活的激情”，但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艰苦的青年时代却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

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当然，这并不包括一个孩子对充满活力与复杂世事的世界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力量的觉醒。尼基塔刚来到尤索夫卡时只有14岁，到1917年他离开时已经23岁了。在这些年里，他不仅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梦想，此外他还找到了一位和他分享梦想的妻子。

赫鲁晓夫父母的看法与克莱恩肖更为接近一些。他们在罢工与其他的动乱时期将儿子送回了卡里诺夫卡。但是他们想让他离开尤索夫卡的努力很可能更加激起了他对尤索夫卡的迷恋。起初他干的活和在卡里诺夫卡时一样，为当地一家地主照看奶牛、绵羊，还有花园。后来他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打扫煤矿锅炉，这项工作要求他爬进烟囱里，用一根铁棍将炉碴清除，每次爬出来时都是一身的烟灰。不久他到锅炉车间当了一名学徒，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梦想着成为一名钳工”。当有机会选择当车工还是当钳工学徒时，他选择了后者，“经过简短的培训，师傅交给我一把老虎钳和其他的工具，我开始在车间里干活。就这样，我在15岁时成为了一名工人”。

金属之于钳工就像木头之于木匠，赫鲁晓夫在有人问起他为何选择当钳工时这么说道：“一个车床工只能制造单个的零件，而钳工却可以组装所有的零件，赋予整部机器以生命，使其可以工作。”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年里，他利用废钢铁做了一辆自行车，后来他又利用一辆废旧的摩托将他的自行车改装成了一辆“摩托车”，他骑着这辆摩托车轰隆着在尤索夫卡到处转悠。

赫鲁晓夫跟在一个名叫雅科夫·库蒂科夫（Yakov Kutikov）的犹太钳工后面在煤矿附近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和铁铸厂做一名学徒，这个煤矿位于现在的老城，这个位于山脚下的地区显得很灰暗，街道是狭窄的鹅卵石路，从这里往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近修建起来的顿涅茨克，那里有公园、广场、宽阔的街道与高大的建筑物。德国人拥有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是顿巴斯兴建的第一批工厂之一，主要是修理复杂的采矿设备——电梯、锅炉、绞盘、水泵以及有轨电车——同时也制造一些用于附近煤矿的简单设备。赫鲁晓夫在这家工厂里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和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一天的劳动可以换得25个戈比。在自己制造自行车前，他每天都得步行数英里去上班。

当上钳工(6)

每天的工作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被赫鲁晓夫日益积聚的兴奋感冲淡了。在一张1910年的照片里，一群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厂的工人穿着灰色的、里面填满棉花的工作服，戴着暖和的帽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他们中最年轻的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学徒，他却站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圆圆的脸上神采飞扬，露出急于讨好的表情。

有着这种激情的并非尼基塔一人。根据一项对同一时期圣彼得堡年轻工人所作的调查，“那些被提供学徒机会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被吸纳进工厂或车间里的成年人圈子里，尽管缓慢而微妙，但他们更有可能培养起一种与他们不断增长的技能相称的新的自我形象。……”

一位年轻的莫斯科工人在表达他对技能掌握与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感受时这样说道：“经过工作台一年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如何画出并设计模型了，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我越来越有主见，也越来越确定。‘长辈’的权威开始在我身上失去作用。我已经对每天的日常工作有了切身的感悟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作家菲奥多尔·格拉德科夫(Fyodor Gladkov)的笔下，还是这位工人回忆说：“他被大型钢铁厂诗情画意般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住了，钢铁炉巨大的轰鸣，蒸汽机喷出的烟雾，高耸林立的管道，不断上升的黑烟形成的乌云遮天蔽日。……我有一种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与劳动的壮美场面融合在一起，与我们沉闷的乡村生活相比，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场景让我感到更加亲切。”

赫鲁晓夫的感受甚至更为强烈，因为劳动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像他这样的钳工更是处于接近最高层的地位了。工厂工人的薪水要比矿工多很多，一份新俄罗斯公司的工资表显示，该工厂工人的薪水处于十大高薪阶层的第三位。例如，建筑工人的薪水就要低得多，因此赫鲁晓夫记得：“那些建造房屋的人甚至不被认为是具有职业技能的从业者，他们通常只是些知道如何将砖块和灰泥堆到一起的农民。”

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赫鲁晓夫进一步拉大了与其农民背景的距离。有一次，他曾在米沙和伊尔亚·科什科的家里呆了几天，这兄弟俩和他在一起当学徒工。81年后，伊尔亚的女儿奥尔加还生活在那座建于1910年的矮小的土坯房里。1991年那条尼基塔去科什科家曾经走过的街道看起来甚至比1910年时还要差：路的中间有一条流淌着污水的小沟，周围长着杂草；那些赫鲁晓夫时代建造的土坯房仍然散落在破败的篱笆墙里；行人只能在石块、车辙与成堆的垃圾中间小心地寻找下一个立足点。1910年，未来对于这位脸上尚显稚嫩、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光明的，他有时候骑着自制的摩托车来科什科家，摩托车的轰响会让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他的到来。

当上钳工(7)

赫鲁晓夫是在科什科家聚会的“那帮人的灵魂”。他喜欢开玩笑，逗大家发笑。但是在努力迎合大伙的快乐背后，他还有一种必须如此表现的感觉。尼基塔在大家眼里已经是那种讨女孩喜欢的人了，不过如果他对科什科兄弟的三位姐妹有什么爱的企图的话，那他并没有得逞。在她们看来，他只是个“卡茨亚普”(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不太友好的称谓)，她们还觉得这位“衣衫无华的毛头小伙”身材太矮，没有动人之处，也许还是太穷了，不能激发起她们浪漫的兴趣。

除了罗曼蒂克的想法外，赫鲁晓夫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一天晚上在科什科家里，他和朋友们认为清扫锅炉比繁重的劳动还要糟糕；当向老板发出抱怨后，他们就被解雇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开始阅读送到工厂与矿场大门口的激进报纸。到1912年5月，他已经为被杀害的列那金矿罢工者的家属成功筹集了一笔捐款，这在当地警察局里留下了不良的案底。当他们将此通知给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的主管机构时，他再一次被解雇了。颇费了一番周折后，他在鲁钦科夫附近的第31号矿井找到了一份工作，修理井下设备。据说，他在那里散发社会民主党报纸，协助组织政治学习小组。1914年，他再次变换工作，来到了一家机械修理厂，由于这家修理厂为十座矿井提供机械修理服务，赫鲁晓夫得以结识更多的熟人。

不管到哪里工作，赫鲁晓夫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根据一份谄媚的苏联文件的记录，“他的工作使他经常处于工人们中间，他热情、爽朗的性格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在每座矿井前，那些等待升降梯的矿工“都是赫鲁晓夫绝好的听众。有他这样一位特别能吸引人的故事讲述者在旁边，他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赫鲁晓夫本人补充说：“工人们说我讲得不错，因此每当想改善条件或提高待遇时，他们就推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去与老板交涉。他们经常让我带着他们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说我有与老板抗争的勇气。”

即使赫鲁晓夫的回忆是真实的，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的成分。因为虽然是个露头角的政治积极分子，但他同样需要在他的钳工工作中投入很大的精力，以便能追求到出身富裕之家的、受过教育的动人女性，并与之结婚，生儿育女，能够挣到足够的金钱，能住上在当时来说是宽大豪华的公寓。

当上钳工(8)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举动与个人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俄罗斯换了天下，那么像赫鲁晓夫这样具有技能与雄心的年轻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在这样的新社会还没有降临之前，他只能在旧的体制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尽管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尼基塔开始在伊万·皮萨雷夫（Ivan Pisarev）家里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皮萨雷夫在鲁钦科夫煤矿看管主电梯。根据苏联的一份记录，皮萨雷夫也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而且皮萨雷夫的家“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表那种在电梯边不能说的尖锐的但意义重大的言论”。不过赫鲁晓夫至少是被这样一种社交的环境吸引住了，这里对于他来说是新奇的，而且他也渴望从这里实现自己往上奋斗的愿望。

皮萨雷夫的名字在俄语中是“写作”的意思，这说明他家的祖先是那种有文化的农民，可以为其他的村民写写信与文件什么的。伊万·皮萨雷夫的确也识字（虽然大多靠自学），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除了照看煤矿电梯外，他还替他的家人做鞋子，并帮其他人修鞋挣点外快。他有两头奶牛和几头猪，日子过得很不错，他的妻子不用去干活。皮萨雷夫一家与在煤矿机关里工作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很熟，至少曾和总督夫人一起去一个外国人的家里拜访过一次。

伊万·皮萨雷夫的一个孙女记得她的祖父性格特别倔强。他的妻子是个热情、脾气温和的勤勉妇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的教养却非同一般。不过吸引赫鲁晓夫的主要还是皮萨雷夫家有五个女儿。耶弗罗西尼娅（Yefrosinia）出生于1896年，接着是1901年出生的马卢西娅（Marusia）、1903年出生的贝拉(Vera)、1905年出生的安娜(Anna)和1908年出生的阿加菲娅(Agafia)。虽然她们在相貌上彼此很像，但她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耶弗罗西尼娅红头发，脸上长有雀斑，特别好看，“性情温柔且很有妇人味”，她与安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娜是顿巴斯最早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之一，后来上了莫斯科航空学校。作为老大，耶弗罗西尼娅帮助家里人照看她的妹妹们。五个女儿都读完了当地的女子高中。

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雄心勃勃、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赫鲁晓夫会被这个家庭所吸引，但是这家人对他怎么看呢？皮萨雷夫家人口头流传下来的是，尼基塔很有魅力，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和着音乐跳舞时。安娜·皮萨雷娃回忆他“身材瘦小、结实、心灵手巧”，是一个“什么都会干”、“能和他父亲一起修房子”，并且总是“衣着整洁”的年轻人。当赫鲁晓夫开始向耶弗罗西尼娅（她家人叫她弗罗西娅）求爱时，他对她的父亲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

当上钳工(9)

安娜·皮萨雷娃描述她的姐姐“很漂亮，身材很好，脸色白净”。安娜记得赫鲁晓夫显得很老成，他宁愿和比他年长的人在一起，也不愿和他年龄相当的人相处。不过他也有可爱调皮的时候。他让当地的孩子们坐在他自制的摩托车上到处转悠，“有一次他为了打扮自己，买了一架照相机、一块手表和一辆新自行车。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稀罕的。他很执拗，有时一声不吭。他生气时脸会发红。我们就会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就是不说话。后来他说：‘我没有生气。’我们就说：‘但是你的脸上都写着呢，不要再隐瞒了。这时他会大笑起来。他不喝酒，他是戒酒协会的成员，他也不抽烟。”

1961年在维也纳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举行峰会的一个非正式场合，赫鲁晓夫回忆说，年轻时如果有人认为他比实际的年龄要小，他会生气，因此当22岁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时，他感到很放松。他不仅不抽烟喝酒，而且还参加了戒酒协会，这证实他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严格。他试图掩盖自己生气的情绪，但并不能如愿，这说明他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按照他确定的标准行事的。

1914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与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尤莉娅·尼基塔奇娜·赫鲁晓娃（Yulia Nikitichna Khrushcheva）降生了。两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他们的儿子列昂尼德（Leonid）也来到了人世。作为有经验的钢铁工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免除了兵役。他出色的工作带来了高工资与优厚的待遇。多年后，他自豪地告诉他的女婿说，当时他一个月能挣到30个金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两三倍。“我1914年结婚，当时我20岁。”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我有高技术的工作，我马上有了一套公寓。公寓内有起居室、厨房、卧室和餐厅。很多年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当想起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工人时的生活条件都要比现在生活在苏联政权下的工人同志们好，我总会感到很痛苦。”

当赫鲁晓夫1959年在纽约城遇到市长尼尔森·洛克菲勒时，洛克菲勒刺激他说，20世纪初有50万俄罗斯人为了追求自由与机会移民到了纽约。“不要跟我说这些，”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更高的工资。我差不多也和他们一样，我也认真考虑过此事。”

当上钳工(10)

即使赫鲁晓夫真的移民过来（洛克菲勒告诉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最大的商会之一的主席”），他也不大可能像他在1916年左右时的照片上显得那么满足：瘦削、整洁，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或是穿着一件好看的乌克兰衬衫。有一张特殊的快照显示出他好像穿着一件做饭的衣服，打着蝴蝶结领带，他的妻子娴静地站在他的旁边，一幅典型的尤索夫卡小康之家图，这与差不多40年后蹒跚着走上世界舞台的那个衣冠不整的肥胖矮个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赫鲁晓夫与一位名叫潘特雷·马哈伊尼亚（Pantelei Makhinia）的年长矿工关系很好，马哈伊尼亚很聪明，一直渴望成为一个工头。根据一份苏联的记录，潘特雷“一个房间的小壁橱里装满了书，桌子上、地板上、皮箱上，到处都是书”。在这里，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朋友可能会谈论生活和政治的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尼基塔则是拼命阅读他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哈伊尼亚写诗，他有时会大声向大家朗诵他写在蓝色笔记本上的诗歌。尼基塔则像一个刚入道的文学评论家那样对他的诗歌发表评论。

有一首尼基塔在潘特雷家里分析过的诗值得完整地向读者介绍，一方面因为这首诗在当时给了赫鲁晓夫以激情，另一方面因为差不多50年后在给一群作家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学的任务”的指示时，赫鲁晓夫朗诵了这首诗：

当我打开一本书，

我希望它能点燃真正的情感火焰。

这样，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

情感将会燃烧下去，放出不灭的光芒，

让我们热血沸腾，心中充满力量；

这样，我们能与黑暗抗争，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虚度，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弟兄们，

在我的身后至少留下一片诚实劳动的印痕；

这样，在黑暗沉闷的阴影里，

人类的良知也会发出不平的鸣响。

当上钳工(11)

“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潘特雷，”尼基塔说：“也许再也找不出如此流畅而又有力的诗篇了。”

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影响，那么赫鲁晓夫在1917年前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业经理。从他晚年的言论和举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这是他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理想一直伴随着他。他鼓励他的儿子谢尔盖和孙子尤里（Yuri）成为工程师，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知道他们是在实现他们自己及其长辈的理想。在赫鲁晓夫所有的孩子中，谢尔盖，他和第二任妻子尼娜的儿子，很显然是他最钟爱的：谢尔盖学业很好，不仅当上了工程师，而且成为了火箭科学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列昂尼德夫娜·赫鲁晓娃（Yulia Leonidovna Khrushcheva），他把她当作女儿看待，是一位很迷人的城市女性，曾经在莫斯科的范卡坦格夫（Vakhtangov）剧院当过文学顾问。赫鲁晓夫鼓励她成为一个农学家。当她提出想研究国际关系时，他发牢骚说：“那是什么工作？最后你只能落得个翻译政治家所讲的废话的结果。”

“对于他来说，”尤莉娅说：“‘真正的工作’是当工厂或集体农场的主任。”她记得曾经把一个她和同学都未能解决的算术问题带给她的祖父。“他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意，然后立即说出了答案。”她说：“即使他的脑子里肯定还装满了国家大事。”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选择了他认为更能够接受一些的职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根据尤莉娅的说法：“最好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赫鲁晓夫自己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在1917年之前，工程师和经理的职位离有雄心的无产阶级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是在1917年以后，通过努力肯定是可以达到的。不过当时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革命。1914年，赫鲁晓夫好像要过上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波及尤索夫卡以及各地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他不能抵制住更深入参与的欲望了。

1915年3月，鲁钦科夫煤矿爆发了大罢工。罢工从赫鲁晓夫所在的工段开始，据说他是三名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当工人们聚集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时，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同年晚些时候，从另一个煤矿来人找他。“我听说你是一名积极分子，”这位来访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一位很可靠的人，字要写得漂亮，要有文化。你知道谁合适吗？”

当上钳工(12)

“第二天，”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就送一位工友过去了，他用最工整的笔迹抄写了齐默沃尔德会议决议。抄写稿被印制后分发给了顿巴斯的工人和矿工。”

1915年9月在瑞典举行了欧洲社会主义分子的齐默沃尔德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呼吁让和平成为世界革命的前提，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叙述的重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是“在矿区，人们普遍都认为我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值得信任”。还有一层意思是赫鲁晓夫希望他自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是他不仅希望自己“值得大家信赖”、“很有文化”，而且还希望自己有“很好的书法”。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会在讲述顿巴斯革命兴起的情况时着重强调这些看起来无聊的细节呢？

1916年随着对战争示威活动的进一步扩展，赫鲁晓夫帮助组织了鲁钦科夫煤矿工人的新的罢工。1917年2月，沙皇退位的消息以发给铁路工人电报的形式传到了尤索夫卡。赫鲁晓夫五年后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记得我们读到这份电报时是多么的高兴啊！”星期天他第一次休息并奔向城里，参加了他所曾看到过的最大的示威活动。“我们对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警察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

为什么说将赫鲁晓夫推上使他到达世界权力顶峰的职位的革命是一种影响因素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由确实是他成为经理或工程师可能会比成为政治领导人做得更为出色。虽然他的天然禀赋在他向权力顶峰攀登的过程中起到了支撑作用，但一旦他到达了权力顶峰，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没有给予他太大的帮助。如果他追求的是原来成为工业工程师的理想，那么这些禀赋肯定会使他处之泰然。沿着这条道路，他可能会接受到他所渴望的更高的教育，感觉更加自信，在实现他决心超越的角色过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即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妄想家都能信任的普通俄国农民的角色。

赫鲁晓夫的政治使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落到他的头上的，这在革命前后都是如此。但是这为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同道路。成为钢铁工人，甚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这种通往荣耀的道路是缓慢而长期的。政治权力可以更为快捷地满足他的愿望，即使最终证明隐藏着更多的危险。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尤索夫卡工作的初期，还没有与布尔什维克有任何联系之前，他就和工友们争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权力还是教育？’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一位最后成为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和我都说我们当然希望拥有权力。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控制学校。大学和高中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我们可以轻易地获得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只有教育，那这还不能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权力。”

当上钳工(13)

这件事情进一步表明了赫鲁晓夫想接受教育的渴望。他们将权力看作是获得教育与自我发展机会的手段，但是却忽略了教育本身也可以赋予人们一种力量，一种知识与自知能力所产生的力量。赫鲁晓夫的悲剧是追求权力的道路最终给他提出了他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及其他他所不具备的条件，结果是在拼命追求人们的尊重中却最后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有人问起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接受教育，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统治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的头脑里必须具有相当于两门科学的学识。但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只是四年的教会学校学习，没有上过高中，只是断断续续地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因此我的行为不是很连贯，总是来回摇摆。我冒犯过很多好人。……我对知识分子大喊大叫，而他们却最终对我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了支持。他们支持我，再看看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

从沙皇于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退位至1929年赫鲁晓夫离开顿巴斯前往莫斯科期间，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经受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除了世界大战和大革命外，还有内战与饥荒。在顿巴斯，红军、白军、黑军（无政府主义者）和绿军（农民武装）相互冲突，争夺十分激烈，政权至少12次易手。重建工作于1921年开始，但是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工业化的剧烈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在消灭了资本家、地主与牧师以及镇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像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样的非共产党政党后，布尔什维克清洗了党内的非共产主义成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开始相信新的世界即将来临，和平与公正将占据统治地位。赫鲁晓夫在退休后回忆说，他“一直梦想回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与氛围”。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举手反对这位独裁者”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因为我不是30年代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革命后初期时代的产物，他回忆道，就是在这一时期“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社会等级制度在我眼前土崩瓦解”。

1917年2月，赫鲁晓夫还是一个处于大规模动荡边缘的小人物。11年后，他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组织里的高层干部。不过他选择参加革命政党而不是仅仅做一名钳工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他直到1918年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一年多了。内战结束后，他找到了一份在煤矿上担任副经理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重新学习，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厂经理，然而每次他的计划总是被他初露头角的政治前途所“打乱”。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自己是否致力于在共产党机构内谋发展感到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党的前途还不是很明朗，同时也是由于他感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他记得几乎在往上攀升的每一个台阶上他对自己都不是很自信。他拒绝被提升，就是为了能呆在熟悉的地方，周围有对他很尊重的同事与朋友。这部分是由于初入道者的自然紧张情绪所致，但并非全部。

赫鲁晓夫通过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来弥补自己的缺点：努力工作的卓越能力以及显得直率、容易亲近的个性。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的步步高升：他对自己和自己取得成功的机会并没有把握。特别是在血腥的20世纪30年代，不过也包括动荡的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充斥着形形色色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赫鲁晓夫所表现出来的谦虚，他的上司肯定会感到很奇怪。问题是，当时和现在都一样，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都是出于真心，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答案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是真实的，但是他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粉饰，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因为赫鲁晓夫证明他并非是像阴谋家之类的无能之辈。在他自己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中，他的这一面几乎完全没有体现，在当时留存下来的文件中也只是隐约可见，但是这的确是他真实的一面。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2)

甚至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的垮台改变了赫鲁晓夫的世界。这个新的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虽然执掌了政权，但并没有能够行使完全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帝国的南部地区。由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君主政权相互猜忌，像顿巴斯这样的地区，基本的社会秩序只能由工人代表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委员会）来维持，但是还是经常会发生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尤索夫卡煤矿主所谓的工人的过分要求包括实行事实上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也有一些确实过分的要求：侵占或拆毁老板的公寓、打骂、即时逮捕以及袋鼠法庭。

在一段时期内，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没有好感，很痛恨，但布尔什维克几乎和资产阶级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矿工们对帝国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在尤索夫卡私刑拷打了几个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彼得格勒发生了针对临时政府的起义后(起义被镇压后列宁躲藏了起来，托洛茨基被逮捕)，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力量更加脆弱了。当列宁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时，尤索夫卡的苏维埃通过了孟什维克倡议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决议。只是在强力排挤了他们的对手后，布尔什维克才最终在尤索夫卡苏维埃中获得了不算可靠的多数。“要想挽救布尔什维克”，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就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

在1917年的混乱中，赫鲁晓夫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但并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在选举参加鲁钦科夫苏维埃的代表时，他是其中的一员；1917年5月29日，他被“无记名”推选为主席。8月他在鲁钦科夫加入了一个保卫革命的政治军事团体，12月他成为矿工与钳工商会委员会的主席，该商会联络着尤索夫卡地区八个煤矿与工厂的工人。就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后来的亲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在尤索夫卡领导着布尔什维克。苏联的一份文件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也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之一。但是他当时还不是一名党员。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3)

“他当时绝对不是革命者，”V.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差不多70年后说：“他是到1918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这就是他的积极程度! 那时很多普通工人都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不过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成了我们党的领导人! 这真是太荒谬了! 荒谬至极!”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莫洛托夫的蔑视带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但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却是极力维护的。“人们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积极分子之列的，但是我直到1918年才成为党员。”赫鲁晓夫在退休后说：“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加入党组织时，我解释说那时加入党组织和现在不一样，没有人搞运动或努力说服你加入。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和团体，你很难完全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当革命开始时，我就立即决定了自己的立场。”

就像他的自我辩解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也不是特别合适的。没有人说服他加入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自发动力与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借口。赫鲁晓夫在区分各种不同团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与他宣称自己“自觉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是矛盾的。此外，他声称在1917年10月后立即确定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赫鲁晓夫很可能更倾向于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强调发展经济，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权力。毕竟孟什维克的主要支持者是比较富裕的工人，他们害怕在革命中失去一些东西，而赫鲁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温和派掌握政局，他就可以赢得很多利益。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政权，似乎能击败所有的反革命图谋时，赫鲁晓夫才站到了它们一边。

如果说革命引发了秩序的混乱，那么接下来的内战则更为糟糕，特别是在顿巴斯，有三分之一的矿工丢掉了性命。1917年12月，加勒丁（Kaledin）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分遣队在亚西诺夫卡（Yasinovka）杀害了20名矿工，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污水池和粪堆里。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附近，哥萨克挖矿工的眼睛，割他们的喉咙，并把其他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里。作为回应，被称为“红卫军”的工人小分队逮捕了白军军官、煤矿经理和哥萨克武装分子，当场把他们打死，将他们陈尸街头。

在加勒丁的部队向尤索夫卡进发时，他们所到之处出现了成群的难民，他们遇到了从彼得格勒派来的红军的抵抗。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加勒丁的部队与据说是在伊凡·达尼洛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带领下的鲁钦科夫红卫军发生了遭遇战。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4)

到1918年2月，加勒丁已经被打败。4月，另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基辅的中央拉达（the Central Lada）也被击溃，基辅当时宣布自己成立了独立的乌克兰政府。至此，布尔什维克面对着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强大的德国军队，当时德国仍与俄国及其他协约国处于战争状态。当德国和奥地利军队逼近尤索夫卡时，布尔什维克党人都逃跑了，城市主要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德国和它们的乌克兰合作者海特曼·帕夫洛·斯特洛帕德斯基（Hetman Pavlo Skoropadsky）恢复了煤矿原来的管理者，他们对政治上有嫌疑的工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在一个镇上，德国人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枪杀了45名矿工。不久以后，那些没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起逃亡、加入红军以及向南流亡以躲避饥荒的大多数矿工都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村子里。

赫鲁晓夫也在逃亡者之列。当人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回到了农村，然而1918年的农村也爆发了又一轮的暴力。虽然内心对农民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布尔什维克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还是承诺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和平与面包）。然后在重新分配土地时，不仅是地主与教会，而且连富农也被剥夺了土地。1918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开始征收谷物，以供应城市居民和新的红军。当农民抵制时，武装小分队就强行夺走谷物，这使得除了战争的死亡和破坏外，又引发了饥荒。

赫鲁晓夫领导着卡里诺夫卡的贫民委员会。从理论上讲，村民被划分成富农、中农与贫农。事实上，这种界限并不很明显。然而，布尔什维克却通过邻居间相互告发的方式来利用这种“阶级对立”。我们也许无法确定这种兄弟姐妹相互残害的情况在赫鲁晓夫的村庄里有多么血腥，但我们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8年底或1919年初，赫鲁晓夫应征参加了红军。当1918年11月停火协议签订后德国人离开乌克兰时，白军在尤索夫卡作威作福。S.V.邓尼索夫（S. V. Denisov）命令将每十名被捕工人中的一人绞死，数百具尸体在街道上悬挂了好几天。作为回应，红军枪杀了怀疑与白匪串通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警察和纳斯特·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对他们的敌人大开杀戒，而不管哪股势力占据上风，犹太人都是血腥屠杀的目标。

再往南，赫鲁晓夫当时与红军第九军驻扎在一起，战斗更加残酷。虽然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列昂·托洛茨基禁止杀害俘虏，但“受伤和被抓获的白军军官不仅被枪杀掉，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可能的残酷方式的折磨。他们会根据白军军官们肩章上星的数量在他们的肩膀上钉上相应数量的钉子；将勋章烙在他们的胸上，并在大腿上划上道道。他们甚至会把白军军官的命根子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嘴里”。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5)

白军将军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的军队重新夺取了整个库班区（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抓获了大约5万名俘虏。1919年仲夏，俄罗斯南部的红军似乎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白军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ov）、叶卡特林诺斯拉夫(Yekaterinoslav)［后来改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察里津(Tsaritsyn)(后来改称为“斯大林格勒”，再后来又称为“伏尔加格勒”)。9月20日，在白军一辆装甲车的攻击下，库尔斯克落入了政变者的手中。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邓尼金未能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他遇到了困难——兵力不足、组织混乱以及缺乏民众的支持——这导致了形势急转直下。1920年5月，他的志愿军被彻底打垮。到白军将领兰格尔（Pyotr Wrangel）的部队11月从克里米亚撤退时，整个内战已经结束。

很显然，有关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军的记录是毁誉参半的。有一份报道说，第九军“不止一次逃离”战斗现场。不过，第九军也成功地行军620英里，从顿河上游到了黑海岸边，在行军途中，赫鲁晓夫从一名党小组的组织者被提升为营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制度是1918年4月建立起来的，当时红军对意志坚定的工人积极分子的依赖逐渐减少，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农民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政治委员的任务就是提高部队的战备水平与士气，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部分职责是提高部队人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目标很重视。“鼓动、宣传与教导工作”的任务包括教会文盲士兵如何读写、出版宣传小册子与报纸、排练上演戏剧、筹建图书馆以及维持红军俱乐部。

然而，那些教导同志们的政治委员自身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有更高的文化。1919年1月，斯大林和安全警察首脑弗里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下令对政治委员进行清洗，理由是“政治委员”这一称谓本身已经成为“滥用的术语”。一位于1919年开小差的红军旅指挥官认为，只有5%的政治委员属于“理想坚定的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是工人中的机会主义者、落后的农民以及“其他阶级中的糟粕，大多是年轻人和失败者，当然，大多数犹太人几乎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位开小差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政治委员有些还是 “工作特别努力、能给人以启发的军官，他们在同志们中间极力鼓动”，他们在保持“广大士兵的阶级对立情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6)

赫鲁晓夫对自己行为的描述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声称自己在前线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我们发起攻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我们将白卫军的匪徒赶下了海。”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兵营里，而不是在步兵部队，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在参加政治指导员培训班，他后来的很多“战争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自己及所在部队的文化落后状况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军事战绩。

“我们不是那种过去意义上的绅士。”他回忆道。有一次当他和同志们在一个前贵族的住宅里驻扎两天时，“我们甚至不能进入盥洗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盥洗室——不是坐在马桶上，这样后面的人还可以使用，而是像老鹰一样蹲在上面，盥洗室里被搞得肮脏不堪。盥洗室被弄得不能再用后，我们就到外面附近的园子（地上和花园）里解决问题。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园子就变得恶臭无比，人都不能从那里经过了”。

还有一次，他与一家知识分子住在一起。女主人毕业于圣彼得堡一所专为贵族人家的女儿设立的学校，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一位教师，还有一位音乐家。赫鲁晓夫记得房子的女主人很勇敢地对他说过：“‘既然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夺取了政权，你们肯定会践踏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扔进垃圾堆里。你们也不可能欣赏到像芭蕾这样高雅的艺术。’她说得没错。我们对芭蕾一无所知。当看到芭蕾舞剧的演出广告时，我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些穿着不体面服装的妇女的照片而已。”然而，尽管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是“粗野的、没有教养的工人”，但他坚持认为他们“也想接受教育，我们想学会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他告诉她的女主人：“你等着瞧好了，我们会拥有所有的一切的，包括芭蕾舞。”

赫鲁晓夫屡次提到这些战争故事，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距不仅在内战时期，而且在几十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叙述他的同志使用盥洗室的事情很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和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还会提及此事呢？赫鲁晓夫就是希望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噢，我的回答是，”他回答说：“这种状况持续很长时间，人们要想改变自己原始的生活习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1921年内战结束后，顿巴斯成了一片废墟，工兵营被重新命名为劳动旅。“这样，你就是一名矿工了？”师部的一位干事问赫鲁晓夫：“很好，你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那种人——（劳动旅）政治委员！”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7)

赫鲁晓夫对这一任命表示反对。“我和那位干事互相对骂。‘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大声喊道。‘那你以为你是谁呀？’他回击道。”他们当时的口角之争肯定要比这尖刻得多。但是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后我走开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红军失去了有利地位。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大都身体虚弱，抵抗不住癍疹、伤寒和坏血病这样的流行病。“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没有制服和可换洗的衣服。大家不洗澡，不刮胡子，都是超负荷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赫鲁晓夫自己也被迫来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住，住在农舍的后院。他就靠农民餐桌上的剩饭剩菜生存了下来。到了1922年已经成为鲁钦科夫煤矿经理的朋友才把他拯救出来，让他当上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主任。就在这时，疾病袭击了他的家庭。

当赫鲁晓夫1918年从尤索夫卡逃往卡里诺夫卡时，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加入红军时他就让他们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耶弗罗西尼娅第一次离开她的父母和姐妹，由她脾气倔强的婆婆照顾。虽然耶弗罗西尼娅逃过了战争最残酷的日子，但她肯定担心战争会夺去她丈夫的性命。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被战争，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战争所带来的饥荒和疾病夺去生命的是她自己。她患上了坏血病，当时赫鲁晓夫就在不远的南方前线，当他赶到家时，她已经死了。

“她的死让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只是作了简短的叙述，但却满怀着深情。根据卡里诺夫卡当地人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的第二天赶到的。他的父母本来打算在村子里的教堂举行一个葬礼，再把她安葬在墓地里，但是赫鲁晓夫却安排将棺材抬过他家的篱笆，而不是通过村子里的教堂，他家篱笆的后门就通向墓地。他这么做的目的，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赫鲁晓夫死后向她的孩子们解释说，是想在不违反他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也不冒犯他那些信奉宗教的亲戚。“这可以典型地反映他后来的行事方式，”尼娜·彼得罗夫娜评论说：“难以预料，有时令人吃惊，反正总是非同一般。当时，村民们都谴责你们的父亲。直到今天，每当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仍会摇头表示难以认同。”他父母的反应肯定比这还要激烈得多。

当赫鲁晓夫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那里已经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煤炭生产已经停止。从食物和住房到煤炭开采所用的炸药和导火索都很紧缺。矿主和经营者都已经逃离，很多矿工也逃走了。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尤索夫卡的艰难：1922年2月，一袋36磅的面粉需要200万卢布，一磅说不清来源的肉则要卖到37000卢布。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8)

内战结束后，瘟疫开始流行。癍疹、伤寒和霍乱蔓延得很快，同时谷物歉收又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从全国范围来说，在1921年和1922年饥荒中饿死的人超过了在世界大战和内战中死亡的总人数。1922年春天，尤索夫卡地区的居民中大约有38%的人处于饥饿状态，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大约有40万儿童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一位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基督圣母教牧师，奈沃（Neveu）神父，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弗拉维斯·约瑟夫对耶路撒冷被占领时的描述。母亲们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以结束他们的痛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形容枯槁、全身浮肿的人们，他们几乎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被迫去吃死去的猫、狗和马”。

在沙赫蒂(Shakhty)，有人从一位老妇人那里买了煮好的肉，吃了下去，后来人们对老妇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在她的住处发现了“两只大桶，里面装着小孩尸体的各个部分，被分门别类地腌制着，还有被剥去头皮的头盖骨”。一大群人围到她家，将老妇人和她的丈夫活活打死。

1921年，在列宁的坚持下，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取消了强制征收谷物与相应的赋税政策，允许农民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处理他们剩余的谷物。虽然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的状况，但顿巴斯并没有能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饥饿迫使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煤矿，外出寻找食物，由此造成的煤炭短缺使得装载供应物品的列车不能到达该地区。莫斯科派遣了150名高层管理者来到顿巴斯，动员所有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以及所有年龄在55岁以下的矿工来这里工作，并动员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但是在尤索夫卡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数量依然很少，也特别不受人们的欢迎。

尽管他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力量弱小，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慈。所谓的革命法庭对“反革命分子”做出了死刑与长期监禁的判决。在共产党看来，顿巴斯的工人“心理上不健全”，“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一开始就不高，现在更是完全丧失了”，因此为了使他们工作，共产党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工骚动，整个20年代罢工接连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大批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很正常的现象。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其后除了少数的几个月，他完全丧失了工作和控制局势的能力，直到他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以斯大林、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为一派，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派。当时斯大林及其盟友主张无限期延续新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则警告说核心社会主义价值正被歪曲，例如工业化优先以及无产阶级先进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还提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指责斯大林派别的大权独揽已经凌驾于党之上。1923年10月，莫斯科政治局收到了一份由46名高层布尔什维克党员联名签署的声明，批评党内“领导层的无能”与“完全不能容忍的”政权。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9)

两年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击败了托洛茨基。又过了两年，即1927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但是在20年代初，托洛茨基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顿巴斯仍然很受人们的欢迎。因此，虽然46人声明遭到了莫斯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尤索夫卡党的委员会投票支持克里姆林宫，但还是有12名尤索夫卡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一共79名）投票支持声明，这是顿巴斯地区支持托洛茨基最多的力量。

这就是赫鲁晓夫1922年回来时的形势。他在鲁钦科夫煤矿的实际工作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却培养了他从此以后展现出来的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工作（矿主在逃跑时把图纸都带走了），他和其他人“将炼焦炉拆成零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生产焦炭副产品都包括哪些程序，以及如何操作这些程序。那时我们没有维修、保养机器的工程师。很多呆在顿巴斯的工程师都反对我们，不愿意出来帮助我们”。赫鲁晓夫穿上他原来做矿工时的全套装备，下到井下视察机械设备。他马不停蹄地与经理以及党和商会的官员进行会面，他视察工人的宿舍，并采购了急需的食品。

与其他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嫌弃在他们看来“地位低下的”工人，赫鲁晓夫对他从前一起工作的弟兄们表现了发自内心的同情。“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权与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比以前还要差。难怪有人会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你们向我们承诺会建立起人间乐园，也许我们会在死后到达天国的乐园，但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尝尝人间乐园的滋味。我们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只要给我们一个安身之地就可以了。’”

但是在难以驾驭的矿工们“让我十分难堪”时，赫鲁晓夫回忆说，“即使他们对我十分了解，因为我在革命前就与他们一起在煤矿工作”，他还是给予了恰当的回应。“将你们的双手举起来，让我们看看”，他对那些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分子”喊道：“这不是矿工的手，这是商店售货员的手。”

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当尤索夫卡党的领导人拒绝他的请求时，他就到顿巴斯主管煤矿的主任那里申辩，这个主任也申请参加这个培训班：“你是有文化的人，你已经高中毕业，现在你又申请去矿业学校里学习。但是你却不让我去，我认为这不公平。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我才念了四年书……但是你却不让我继续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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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教育的渴望并非完全是个人臆想。布尔什维克理应成为文化与政治上的先锋，党员不仅需要“富于效率地工作”，而且“要有文化素养”。这意味着衣着整洁、在餐桌上表现得体，能阅读俄国古典文学与观看芭蕾舞则更好了。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的上司拒绝他的请求呢？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他们离不开他呢？还是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两年的学习会对举止粗俗的赫鲁晓夫有多大帮助？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得以继续学习。

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的任务就是将首批208名学生培养成工程师，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至少是第二次接受教育，在矿井上呆了十年时间，不是党员就是共青团员。赫鲁晓夫参加的工人培训班目标要低一些。经过两到三年的学习，这实际上起到了补习高中课程的作用，毕业生应能合格地进入矿业技术大学的一年级。赫鲁晓夫是在1922年8月24日填写参加工人培训班的申请的，他在填写参加理由时写道：“获取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知识。”

尤索夫卡工人培训班是更广泛的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的肯定行动一样，苏联的教育运动试图为弱势团体获得更高的教育提供渠道。根据一份西方历史材料，这一努力“包括暂时降低学业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的正常行为来达成的，结果遭到了相关教育机构的抵制，引起了中产阶级父母的不满”。

工人培训班的入学要求超乎想象的低。1924年的入学者只要“能很好地掌握所有数字的算术四则运算、能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以及拥有达到政治文化初级水平的一般政治教育”就可以了。在政治文化方面，赫鲁晓夫肯定是他班级里最好的。但是，虽然在一份苏联文件里描述他不仅“勤奋”，而且“因为广博的学识而显得与众不同”，但在他一位老师的记忆里却不是这么回事。根据她的记忆，这位后来的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他刚刚入学时“满是老茧的双手几乎握不住铅笔”。很显然由于缺乏自信，他特别努力地取悦于老师和同学们。她记得他在理解一个语法点时遇到了困难，当他终于理解时，不禁大笑着喊道：“我终于明白了。”然而，尽管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她认为他还是“一个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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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绩不好的一个原因是政治事务缠身。从入学开始他就被任命为工人培训班和整个矿业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使得他必须为学校的政治健康以及（与学校的主任一道）为学校的物质条件负责。学校所在地在革命前是一所高等商业学校，在1917年的照片上显得很突出，1991年时仍是如此。不过当矿业技术大学第一次开始招生时，学校已经破败不堪了。大多数学生都住在曾经关押哥萨克武装分子的简陋房子里，往往是30～40人住一个大房间。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享有仅和其他三个学生共用一个小房间的“优待”。

第一批学生在开始上课前必须对建筑进行修缮。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他们征集了一些生锈的机器，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将校舍修好，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工作间、实验室以及一个发电站。由于缺乏合适的课本，赫鲁晓夫建议在地下室里用临时拼凑起来的印刷机自己动手印制课本。他“不停地催促我们”，负责排印的学生回忆说：“检查进展情况，给我们以指导。”当党小组出版一份报纸时，赫鲁晓夫审查了出版计划与排版设计。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应该负责报纸的思想纯洁性，但是他好像只对报纸是怎么排版印刷出来的感兴趣。他肩负的多重职责要求他到处走动，但是又好像是赫鲁晓夫想获得教育机会的想法就是在新的、学术气氛更浓的条件下从事他一直所做的工作——到处走动、与人接触以及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也似乎是费了如此大的努力获得了教育机会，现在他觉得有很多理由可以帮助他尽量避免艰苦的学习。

1924年9月，赫鲁晓夫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对矿业技术大学的首批15名毕业生进行审定，核发毕业证书。不过，他本人从来也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虽然他声称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但也不是很肯定。即使他真的毕业了，由于他的各科成绩并不理想，加上他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有限，这也足以说明他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提高。

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在驾驭政治事务方面将工厂里的那一套运用到了学生身上。除了对工人培训班的学员拥有权力外，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这赋予他特别的权力。1923年12月，他代表所在的党小组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组成当地布尔什维克精英分子的40名党和政府官员中的一员。这样，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煤矿、工厂与教育机构里成了大家所熟知的人物。在几乎依靠他自己的力量结束了一个煤矿的罢工后，他被任命进入尤索夫卡共产党委员会的核心集团——政治局。

像这样责任重大的职位是为那些思想上可靠的人预备的。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赫鲁晓夫对那些年里斯大林简单、初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程度。然而，事实上，他一开始加入的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这一重大的政治错误后来使他的政治前途，甚至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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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工人培训班里学习时，我在对待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上的摇摆是有过错的。……我受到了哈雷恰科（Kharechko）的蛊惑，他是相当著名的托洛茨基派。……我没有冷静分析党内出现的各种不同倾向，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他在革命前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奋斗。”

特罗费姆·哈雷恰科（Trofim Kharechko）是位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曾经联名签署过46人声明。由于党内民主的话题（或者不如说缺乏民主）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赫鲁晓夫肯定知道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然而，在斯大林在世时，他肯定不能承认这一点，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当赫鲁晓夫于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的后面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对于一个在外打仗四年的精力充沛的27岁小伙子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17岁女子，并和她结了婚。马鲁西娅，她的姓氏不详，曾经和她父亲不喜欢的一个年轻人私奔，并生下了一个女儿。马鲁西娅的父亲在煤矿上认识了赫鲁晓夫，认为他是个好人，于是就说服他的女儿和他结婚。

由于有自己的孩子，马鲁西娅很显然不愿或是不能与赫鲁晓夫的孩子们相处，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已经从卡里诺夫卡来到了赫鲁晓夫身边。由溺爱的祖父母抚养的尤莉娅此时七岁，列昂尼德五岁，两人都不太听话。赫鲁晓夫的母亲指责马鲁西娅这个继母对孩子不好，于是她肯定说服她的儿子离开这个新妻子。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一些朋友认为马鲁西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据说，她对失去赫鲁晓夫从来也没有感到后悔。不过赫鲁晓夫后来对她继续给予了帮助，特别是在她的女儿生病时，她的女儿不到20岁就去世了。

这段短暂的婚姻不只是填补了赫鲁晓夫20年代个人生活的空白，还给他带来了后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第二个负罪感（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奉）。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也许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过去常常发生激烈争吵的原因，他们努力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争吵的原因。这或许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不公开登记结婚的原因之一，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赫鲁晓夫下台后才登记结婚的。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3)

抛弃马鲁西娅是一个可以说明赫鲁晓夫公开生活模式的显著的私人生活例子，他在公开生活中也愿意违背自己的道德戒律，哪怕是以深深的负罪感为代价。他的孩子们说，赫鲁晓夫对他的家人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赫鲁晓夫很少发火，只有在孩子们违反他的规定时才会动怒。一个规定是他的孩子们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看到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会感到很苦恼。如果孩子们没有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特别是老师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批评时，他会心烦意乱。他夸耀自己生活得很有条理、很富效率（尽管从他一些朝三暮四的政策中并不能发现这一点），并坚持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

赫鲁晓夫的另一条准则是过度饮酒是可鄙的。一两杯还可以（但在开车前绝对不能喝酒），根据他的女儿尤莉娅的说法，赫鲁晓夫“不能容忍酒鬼，他十分憎恨酒鬼。他一再坚持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弱点，他对那些不能正视自己弱点的人很鄙视”。

第三条准则与伤风败俗和离婚有关。当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后来成为一位花花公子以及列昂尼德无法无天的儿子尤里（Yuri）表现出与他父亲一样的德行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当他其他的孩子打算，或者更糟的是，办理离婚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愤慨。尤莉娅说，赫鲁晓夫的首要原则是“当你和一个人结婚后，你就应该将一生奉献给对方。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婚姻不和或离婚更大的悲剧了”。由于尤莉娅自己就有几任丈夫，谢尔盖·赫鲁晓夫也离过两次婚，因此令赫鲁晓夫烦恼的事不少。他的一个孩子就为了不触怒这位老人，而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不幸婚姻。

在离开马鲁西娅后不久，赫鲁晓夫就遇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卡尔晓克。虽然比赫鲁晓夫年轻六岁，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比他接受过更高的教育，甚至是一位共产主义的清教徒，他们十分般配，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他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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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也是农民，她后来说，但是她母亲得到了一批嫁妆，包括“几公顷（一公顷相当于2.47英亩，合15市亩）土地、几棵森林里的栎木树、一箱子衣服，还有一张床”。她父亲家“有四分之三公顷的自有土地、一座旧木屋，还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几棵李树和一棵樱桃树”。尼娜·彼得罗夫娜1900年4月14日出生于波兰王国内乌克兰部分的霍尔姆（或称海乌姆）的瓦西里耶夫村，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与她村子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讲乌克兰语，但在学校里被强制讲俄语——如果在语言方面犯错误，就会受到打手掌的处罚。由于属于乌克兰民族，她讲的乌克兰语要比她的父亲好得多，她的父亲后来成为基辅地区的党委书记。

与赫鲁晓夫一样，他未来的妻子也引起了一位小学老师的关注，告诉她的父亲她应该到城里去学习。1912年，他“把我、一袋土豆还有一块猪肉放到一辆马车上，来到了卢布林，他的兄弟在那里当一辆货运列车的列车员”。在卢布林的学校呆了一年，在霍尔姆的学校又呆了一年（她叔叔搬到了那里）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回到了瓦西里耶夫村的家里休假。当奥地利军队在她们村子里烧杀抢掠时，许多妇女和女孩被他们劫持，尼娜的母亲谎称她患有癍疹伤寒，从而逃过一劫。当俄国军队重新占领了村子，后来又下令撤退时，尼娜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变成了难民。她们最后终于找到了尼娜的父亲，后来就跟在皮昂特里·库卡尔晓克所在的部队后面。部队指挥官为库卡尔晓克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姆的主教，主教安排尼娜在专门的女子学校上学，这所女子学校是从霍尔姆撤离到奥得赛的。“这所学校不收农民的孩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后来回忆说：“只有那些牧师和官员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女儿在这里学习。由于我所说的战争原因，我才得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就读。”

1919年毕业以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学校办公室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填写毕业证书与抄写文件。她于1920年加入了共产党，那年夏天，当红军向华沙推进，意欲占领波兰时，她作为党的宣传人员在前线附近的乌克兰村庄里工作。当乌克兰西部成立共产党组织时，尼娜·彼得罗夫娜成为其中妇女组织的领导者。在红军被迫从波兰撤退后，她被送到莫斯科，在组建不久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党大学学习了6个月。她后来的任务就是去顿巴斯帮助实施对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在内战期间混入党内的无赖的清洗（在20年代还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接着，她就到一个省党校去“教授革命运动史与政治经济学”，但是还没有开始工作，她就染上了伤寒，差点丢掉了性命。康复后，她在塔甘罗格的一个教师培训班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于1922年秋天来到尤索夫卡，在那里的区党校教授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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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未来的赫鲁晓夫夫人还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过党的宣传员，在那里她教给矿工“基本的党的文学”，并在俱乐部里发表政治演讲。赫鲁晓夫在煤矿和尤索夫卡的矿业技术大学都听过她的演讲。不管是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延伸的角度来看，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是赫鲁晓夫的老师。根据传统的父权模式，他显然是家里的权威。“他是我们家的首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曾在背后说过他的不是——倒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会发火，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家里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妈妈手里。她负责收拾屋子，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她努力将我们抚养成人，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到哪里都认为自己是有权有势人的孩子，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现在才知道，学校的老师本来想给我A等，但却给了我低一等的成绩，只是因为妈妈到学校里说服他们对我要严格一些。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她想要的，那么她现在可以放心了。”

与她的丈夫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是她后来的体形。身材矮小丰满，挂着一张农民的脸，她让人想起了俄罗斯的马特昂西卡玩具娃娃或是冬天里壁炉边温暖的下午茶。她的冷静沉着正好与她丈夫的暴躁易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尼娜·彼得罗夫娜要比外界所了解的严厉得多。尤莉娅称这位抚养她的女人为“铁夫人”。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摆满了书，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光顾剧院和电影院，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她坚持她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英语，并同时为他们安排了音乐课。

赫鲁晓夫对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吸引力与他追求耶弗罗西尼娅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两次他都表现出了对更高的文化与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的渴望，但他总是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

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以前的尤索夫卡）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的党委书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6年底。该区包括四座彼得罗夫卡煤矿和马林卡的农田以及周围的七个村庄。该区面积4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罗得岛面积的一半），人口由两部分组成，包括1.7万名农民和两万名矿工。赫鲁晓夫就居住在他领地内煤矿与农村交界边缘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有一个土豆箱，邻居们有剩余的土豆也可以放到里面。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彼得罗夫卡做党的宣传员，（由于宣传员是由莫斯科支付工资，而地区党的领导者是由地方支付工资）她的薪水要比她丈夫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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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后几年相比较，1925年和1926年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煤炭生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新经济政策已经稳定了农村地区的局势。斯大林的盟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作为使农业恢复繁荣的途径。但是这与布尔什维克对富农的反感相抵触，富农在乌克兰肥沃的土地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此外，由于煤矿的工作条件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罢工仍时有发生。

作为地区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主要依靠共产党员中数量少得可怜的干部来开展工作。他刚到这里时，整个地区只有715名党员，而且90%都集中在彼得罗夫卡，那里也是地区党部的所在地。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也只上升到1108人。当时很多地方党的官员已经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情调”，变得很腐败。更有甚者，争夺布尔什维克领导权的斗争正日趋激化。在1923年和1924年击败托洛茨基后，1925年斯大林又与他自己的盟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发生了冲突。他们后来于1926年加入了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

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为无所事事的矿工寻找住房，筹集衣服和食物，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们走上正道，包括使用强制的方式。甚至在他们“怒气冲天，大喊大叫”的时候，有一位矿工40年后回忆说，“他很快就能使他们开怀大笑起来”。但是“他也有很粗暴强硬的时候。如果矿工不愿意工作……他会立即解雇他们”。一位以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党内同事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谦虚谨慎”记忆犹新。例如，他会在周日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参加“义务”劳动。

至少共产党暂时是与富农和中产阶级和平相处了。“我们想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则来击败他们，”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努力降低新经济政策分子在国家合作企业中的分量，并努力提供更高的质量与更好的服务。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那些自主经营的商人能更好地陈列他们的商品，给予他们的顾客更好的服务。私人商店对家庭妇女颇具吸引力，她们在买东西时喜欢挑挑拣拣，她们喜欢到处转悠，仔细察看所有的商品。”

这些回忆体现了赫鲁晓夫的一个优点，就是他能清楚地看到与其先入为主的思想相冲突的事物。但是与地位卑下的农民打交道又使他的一个缺点显露了出来，即对任何让他想起自己的农民背景的人和事都感到恼怒。“你们必须忘记所有旧的东西。”他曾经对一群围聚在一辆新拖拉机边的笨拙的农民指示说。我们“跟在它后面走”，一位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回忆说，对它的“力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它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农民们于是纷纷摇头表示疑惑。“庄稼再也不会长出来了，”他们说：“这个机器正在给土地下毒。”赫鲁晓夫训斥这些农民：“旧的方法将永远建设不了一个新社会。”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7)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仍处于很落后的状态，铁路还没有通到赫鲁晓夫所在的区，机动车也很少。但他还是经常外出。冬天“我常常去拜访村民。我坐在雪橇里——当时我们只有雪橇，没有机动车——把自己裹在羊皮大衣里，这样风霜就打不到我了”。其他时间他就坐着轻便马车到处视察。“如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后来说：“你就不可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智慧。”

虽然作为地区党委书记，他的地位并不算高，但就是在这几年，赫鲁晓夫开始步入了更大的政治舞台。1925年底，他代表彼得罗夫卡地区参加了第九届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不久之后，他又作为斯大林诺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虽然他是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但能够被选举为代表“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

赫鲁晓夫第一次去莫斯科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他和他的斯大林诺伙伴们把空余时间都用在欣赏这座大城市以及相互交流各自对首都的敬畏之情上。他想乘坐公交车去克里姆林宫，结果却迷了路。迷路让他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想抢先其他代表到达会议场所，这样就可以抢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了。他有一次终于坐到了第一排的中间，因为乌克兰代表团被安排到了中区，考虑到斯大林诺小组的无产阶级成分及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被安排到第一排。

由于不再相信公交车，赫鲁晓夫于是每天早上很早出发，步行去克里姆林宫，事先计划好路线（“为了不再迷路”），并一直跑到举行大会的弗拉基米尔厅。“我终于坐到这儿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我们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只有咫尺之遥！我能亲眼看见他们了！”斯大林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发表的讲话，而且还有一件与克里姆林宫摄影师有关的小事。斯大林诺代表团请求与斯大林合影，当传来消息说这位伟人愿意和他们合影时，大家在休息时间都聚集到了凯瑟琳大厅。

“斯大林走了进来，”赫鲁晓夫记得：“我们问他是否能坐在中间，我们都围在他的周围。对，就像你想到的那样，彼得罗夫开始安排我们各就各位，谁应该怎么转头、应该往哪儿看。突然斯大林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彼得罗夫同志就喜欢指挥别人干这干那。但是现在这儿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再也不允许一个人指挥其他任何人干这干那了！’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真是很民主，他对彼得罗夫的玩笑话其实并非真的是开玩笑，而是他本性的本能体现。”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8)

第十四届党代表大会是斯大林反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斗争中的里程碑。在大会上，包括列宁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在内的发言者都被压制下去。乌克兰代表团在会议中极尽鼓噪之能事，斯大林诺党委书记康斯坦丁·莫伊谢因科（Konstantin Moiseyenko）更是全力呐喊。如果像赫鲁晓夫这样健谈的人没有加入他们的合唱的话，那显然不符合规律，但是他当时的地位太低了，因此他的言论并没有正式的文件记录。

不过，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6年10月，第一届乌克兰共产党大会召开，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六位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乔治·皮亚塔科夫（Georgy Piatakov）以及其他两人］发表了一份意见声明，旨在保持在党内的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一位名叫古鲁本科（Golubenko）的反对派继续要求更大的党内民主，对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批评，并为反对派辩护。

“在斯大林诺，”赫鲁晓夫反驳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倾听像古鲁本科这样的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有意造谣中伤”。赫鲁晓夫肯定古鲁本科“没有说出任何他内心的想法”。反对派领导人的声明是“不诚实”的，只是他们耍的“花招”而已。反对派只有公开他们的言论与行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才可能得到原谅，否则“我们必须要求党的最高机构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反对分子采取最为强制的措施，无条件地，不管他们以前作出过什么贡献，也不管他们以前所持的立场”。

这一言论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尽管斯大林出于战术考虑而暂时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赫鲁晓夫呼吁的“最为强制的措施”还不像十年后的那么严酷。但是他用讥讽的语调和根据并不算充分的谴责所发表的咄咄逼人的言论让人认为他恨不得马上将反对派处死。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成为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之一。卡冈诺维奇1893年出生于基辅省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家里太穷，无力支付他接受教育的费用，他曾经做过鞋匠学徒，他于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是1917年在尤索夫卡。“我认识他时他不叫卡冈诺维奇，而是日罗维奇。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也很尊重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的另一处更正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时，他不姓卡冈诺维奇，而是坎托罗维奇。”然而在第三译本中，赫鲁晓夫记得他姓卡什罗维奇。也许在他听起来所有的犹太人名字都一样。不过即使赫鲁晓夫将名字搞混了，但他肯定很清楚地知道卡冈诺维奇1925年已经是乌克兰党委书记了，要想在党内得到迅速的升迁，就应该追随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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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冈诺维奇也许帮助安排过赫鲁晓夫1926年12月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职位。组织部是共产党的核心机构，负责党的职业干部的调配与监督以及追踪普通党员的表现。作为党委副书记，赫鲁晓夫帮助他的上司莫伊谢因科监管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严惩当地的反对派（例如，他主持过一次会议，呼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解散他们的派别），他甚至对那些被指控在内战期间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签发过死刑命令。

仅仅九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莫伊谢因科的下台。首先，他告诉他的斯大林诺同事说，乌克兰党委书记已经决定召回莫伊谢因科。其次，他透露他自己就曾参加过乌克兰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他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肯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样赫鲁晓夫与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的友谊也帮了不少的忙，科西奥尔不久替代卡冈诺维奇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内战期间，当科西奥尔担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时，他们两人也许见过面。1927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第十五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的新闻短片显示，赫鲁晓夫就坐在乌克兰代表团的中央，科西奥尔的身边。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海军军校学员，穿着深色的外套和衬衣，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带着宽厚的笑容。当他转身和身材矮小、已经谢顶、身裹紧身短上衣的科西奥尔交谈时，很显然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

莫伊谢因科被指控犯有腐败与浪费错误，包括有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参加的“有计划的饮酒比赛”。赫鲁晓夫倾向禁酒的清教徒习性使他对自己的上司产生了反感。40年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莫伊谢因科有“很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我们必须推翻他。这引起了一场骚动，一直闹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里，他们派了一个调查组下来调查此事。调查组倾听了我们的不满，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于是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莫伊谢因科不会让赫鲁晓夫忘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感。也许这是因为在他追随托洛茨基的短暂时期里，赫鲁晓夫曾经批评过莫伊谢因科“违反了党内民主”。此外，赫鲁晓夫肯定也希望自己能接替莫伊谢因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感到失望了。乌克兰政治局任命V.A.斯特罗冈诺夫（V. A. Stroganov）接替莫伊谢因科，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对斯特罗冈诺夫也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很“肤浅”，“他喜欢喝酒，搞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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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斯特罗冈诺夫的下属开始向赫鲁晓夫请求重要事情的指示，而不是他。“对我来说，”赫鲁晓夫后来说：“这可以理解，但是这完全削弱了他的作用。他们找我，因为我从小就在尤索夫卡长大……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对工业问题很熟悉……而工业问题是当时我们的中心工作。说得粗俗一点，如果一个领导者不知道这些问题，他就会被认为是傻子。这恰恰就是斯特罗冈诺夫的弱点，虽然他并不愚蠢。他也被处决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当时我感到很内疚，现在仍是如此。他不应该被逮捕并被枪毙的。”

在斯特罗冈诺夫的毁灭中，赫鲁晓夫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罪的旁观者。他声称他曾经离开斯大林诺，为了给这个可怜的人一次“翻身”的机会。但是有关赫鲁晓夫于1928年3月前往哈尔科夫以及他后来接连从那里到基辅和莫斯科的举动都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了同样的疑问，包括他与他的斯大林诺上司的关系也是如此。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卡冈诺维奇于1928年初将他调到哈尔科夫（当时是乌克兰的首府），并提议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机构无产阶级化”，赫鲁晓夫说卡冈诺维奇当时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认为你说得很正确，”赫鲁晓夫说他当时回答道：“但是我不想以我为代价换来无产阶级化。我很想留在斯大林诺，在那里所有的人和事情我都很熟悉。离开那里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将面临一种我不熟悉的全新环境，我想我不会习惯的。”如果他真的去了哈尔科夫，他想那里的同事“不会热忱地欢迎我”，因为他们嫉妒斯大林诺，在斯大林诺“我们是工人、矿工和钳工，我们是人类的精英，或者可以说是，党的精英”。如果他必须离开斯大林诺，那么就去卢甘斯克，他认识并喜欢那里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去像彼得罗夫卡—马林斯基区这样的地方担任党委秘书。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经过了长时间艰苦的考虑才接受了卡冈诺维奇提出的建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一有机会就调到另一个区去。哪个区？‘哪儿都一样’，赫鲁晓夫告诉卡冈诺维奇，‘不过最好是工业区，因为我对农业了解不多，我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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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那么他生命中的头14年又是在哪里呢？难道去卢甘斯克在他从政生涯中不算是一个倒退吗？赫鲁晓夫怎么会想到拒绝卡冈诺维奇的建议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他旨在掩盖其赤裸野心的烟幕，还是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恳求他把他安排到哈尔科夫（他曾经秘而不宣地去过那儿几次），虽然他承认赫鲁晓夫好像对自己能否应对中央委员会机构里新的职责心里没底。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说道——“我不喜欢我在哈尔科夫的工作。都是些文牍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文件来处理，根本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不过我还是设法成为了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个从事具体事务的人，主要是煤炭，还有金属制造和化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过农业。……所以我在哈尔科夫与从事煤炭和钢铁生产的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不过还是有很多事分散了我的精力，我的主要工作是文牍，这根本不合我的胃口。从一开始，这就让我感到不适。”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催促卡冈诺维奇为他再次调动工作，卡冈诺维奇很快为他在基辅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接到通知后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平生以来第一次，我来到了基辅。这是个多么大的城市啊！……当时，尤索夫卡甚至不能称作是一个城市，与基辅相比，尤索夫卡只能算是一个小村庄。基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下火车，我提着行李就径直来到了第聂伯河边。以前我听到、读到了太多关于第聂伯河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条伟大的河流。”

但是他对于基辅也有一种不祥之兆。就像哈尔科夫一样，“基辅的党组织里没有足够的工人”。另一方面，主要聚集于（乌克兰）科学院里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基辅很活跃，这里还有一些托洛茨基分子。此外，赫鲁晓夫后来说：“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好，因此俄罗斯人很难在这里工作。我想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俄国佬（对俄罗斯人的贬称），我在这里的工作会比较艰难。”

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再次帮助了他。基辅以它神话般的历史、雄伟的教堂以及一直延伸到宽阔的第聂伯河河边的绿色公园而成为乌克兰的象征，但是这也给斯大林政权带来了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支持“本土化”的政策，在苏联统治的整体框架内培育乌克兰语言与文化。但是到了20年代末，他们对乌克兰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越来越震惊，特别是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侵蚀其他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原先同意为苏联政权工作的非共产党人。1928年3月，苏联新闻界宣布逮捕了超过50名顿巴斯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指控他们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故意导致煤矿井下漏水与破坏设备）与“经济反革命活动”。在5～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了所谓的沙赫蒂（Shakhty）审判（得名于顿巴斯的一个同名矿区），审判后有四名被告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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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基辅的忧虑。他在1922年填写的工人培训班调查表说明他对乌克兰语的了解“很差”。在俄国统治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斯大林诺，他不需要讲乌克兰语，在基辅他也可以讲俄语对付过去。但是他对乌克兰语了解的缺乏与他有限的正规教育会降低他在当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基辅要比赫鲁晓夫想象的好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基辅的党委书记尼古拉·杰米钦科（Nikolai Demchenko）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知识界，而把工人和农民问题交给赫鲁晓夫。不过，他还是想念顿巴斯。有一次，在各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的怂恿下，失业工人在市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当赫鲁晓夫答应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时，他们很高兴，但是当听说是去顿巴斯工作时，他们又表示反对。“他们就在那儿，已经失业了一年，甚至两年，但是他们宁愿在大街上闲荡，也不愿去顿巴斯。‘顿巴斯是个落后的地方’，他们中有人说。……是的，这种话让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对于我来说，顿巴斯、尤索夫卡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那里长大，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想念那里。”

虽然赫鲁晓夫1928年的其余时间和1929年初都是在基辅度过的，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往莫斯科的调动上。“到1929年，我已经35岁了，”他后来说：“这是我最后考虑进入更高的教育机构了。以前我所完成的就是工人培训班的学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所以我开始努力说服他们把我送回学校。”

赫鲁晓夫的党内同事对此心存怀疑。有些人认为他想离开科西奥尔，跟着卡冈诺维奇去莫斯科。还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厌恶杰米钦科。赫鲁晓夫向他的同事们保证，他和杰米钦科“关系很好”。他还向科西奥尔解释说：“从人的基本寿命来看，我已经35岁了。‘你必须理解我。……我想进莫斯科工业学院，我想成为冶金学家。’科西奥尔对我表示理解，他倾听我的意见，并同意了我的请求。”

从斯大林诺到哈尔科夫，再到基辅和莫斯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不过，赫鲁晓夫的动机与图谋现在仍不清楚。俗话说，家里不着火，外面不冒烟（莫伊谢因科的下台、与斯特罗冈诺夫的关系紧张、基辅同事对他与杰米钦科和科西奥尔关系不睦的猜测，以及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尽管表现得谨慎、直率，但赫鲁晓夫早已经过精心策划。但是如果他的基辅同事认为他对文化追求的渴望只是一种手段，那么这只能算是他们的猜测。他们不相信他渴望接受教育是出于真心，但他自己却对继续接受教育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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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家位于奥尔金斯卡雅（Olginskaya）大街，一座党的公寓大楼的七层，这条大街位于基辅的主要街道克雷斯查迪克（Kreshchatik）与第聂伯河边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之间。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公寓已经很豪华了。除了一间小的厨房与浴室外，有五个房间。尼基塔和尼娜用一间作为他们的卧室，赫鲁晓夫也在卧室里工作。虽然第二个房间原本是打算作为书房的，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过。第三个房间既做餐厅，又做尤莉娅和列昂尼德的卧室。虽然还有两个空余的房间，但赫鲁晓夫家不容许孩子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房间了。于是剩下的两个房间给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朋友贝拉·高斯丁斯卡娅（Vera Gostinskaya）和她五岁的女儿。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在1926年认识高斯丁斯卡娅的，当时两人都在莫斯科的克鲁普斯卡娅师范学院学习（尼娜·彼得罗夫娜学的是政治经济学，高斯丁斯卡娅学的是历史）。两人都是从波兰的同一地区来的，于是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1928年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基辅党校里讲课，高斯丁斯卡娅则为当地波兰语党校培养教师），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在1926～1928年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孩子再次由他们在斯大林诺的祖父母照料。）当高斯丁斯卡娅决定回到莫斯科，而不是居住在她狭小的宿舍里时，赫鲁晓夫家就邀请她住到他们“空余的两个房间”里。

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分别已经是13岁与11岁了。因为在顿巴斯污染的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经常生病。更糟的是，他们相处得不好。列昂尼德，贝拉·高斯丁斯卡娅回忆说，“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恶棍”。一天，他拿出他父亲放在壁橱里的一把枪，纠集了一帮邻居家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些大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使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整个晚上都在努力向焦急的家长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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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就经常呆在家里，较少去党校了，特别是在1929年4月4日拉达出生后。（还有一个女儿娜迪娅出生于1927年，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赫鲁晓夫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几乎总是在工作——只有两三个月例外。高斯丁斯卡娅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不得不从德国请来了医生。（“直到那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都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经过了那次流感以及流感后遗症后，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良好的外在形象”。）每次开完中央委员会全会后，赫鲁晓夫都要到工厂和其他的企业里巡回检察，向大家解释、宣传党的路线。在宣讲前，他都会邀请高斯丁斯卡娅通读全会文件，确定文件中哪些应该向工人们宣传，高斯丁斯卡娅是位虔诚的共产党员，1920年当她15岁时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做什么事都喜欢利用大家的力量。”她回忆说。

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自己不能分析全会材料。相反，虽然他是自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高斯丁斯卡娅认为他不仅智商很高（事实上，比他妻子“更加聪明”），而且“文化素养很深”。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觉得他比我们低，虽然我们都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也许对纯粹的科学而言，他没有我们了解得多，但是就政治而言，他的水平很高。他还是一个特别风趣的人”。

当他有空闲时，赫鲁晓夫喜欢去电影院和剧院，坐在党的领导人的包厢里。他还喜欢与他的上司杰米钦科和他的妻子（高斯丁斯卡娅认为她是个特别有知识的女性）以及乌克兰军分区司令伊奥那·雅基尔（Iona Yakir）交往。杰米钦科家和赫鲁晓夫家在同一层楼上，雅基尔的公寓也在同一幢大楼里，他们经常相互拜访，闲聊或下棋。赫鲁晓夫肯定很清楚地记得，在不到十年后的会议上，两人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

高斯丁斯卡娅还记得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及他想去莫斯科时的情景。“如果我不去，”他说：“他们就会让我去谢普托夫卡（顿巴斯的一个农业区）之类的地方当第一书记，这样我就得了解农业。但是我对农业一无所知。”

“他梦想着成为工厂经理，”高斯丁斯卡娅补充说：“他说：‘我要到莫斯科去，我要努力进入工业学院，如果能进入工业学院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厂经理。我能成为一个好的经理。但要是成为一个农业区的党委书记，我就惨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