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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1)

-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2)

-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3)

-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1)

-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2)

-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3)

-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1)

-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2)

-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3)

-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4)

-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1)

-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2)

-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3)

-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4)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1)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2)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3)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4)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5)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6)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7)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8)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9)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1)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2)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3)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4)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5)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6)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7)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8)

-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9)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1)

公元前211年，当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而战，迦太基人汉尼拔渐渐陷入颓势，发明出“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水的重量”的阿基米德先生所在的城市（叙拉古城）也因为支持汉尼拔一方而被罗马人攻破。阿基米德先生一边做算术，一边不小心被罗马士兵杀死了。而这时候，在亚欧大陆最东端，一个叫做碣石岛的小山上，有一个伟大人物正袖着手，看东海的日出。

这个人就是五十岁快要死了的秦始皇。

秦始皇喜欢驾车自虐游：作为有十年驾龄（驾驭中国的年龄）的皇帝，他曾五次巡行中国（平均每两三年就出巡一次）。他坐着木轱辘车，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弹压东方和南方这两片不稳定的新占区，以及查看北方边境的安全。每次他都是春来秋往，跨月兼季，在跑路的里程上，古来君王中只有大禹能跟他相比。即便不出巡的时候，他也每天都要看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文件，不看尽此数，不躺下睡觉。看得出来他是个勤勉的皇帝。

秦始皇勤劳政事之余，还富余了一些体力，于是就去干一些糊涂事：当他年逼五十，两鬓生霜的时候，开始致力于登仙不死。大骗子徐福跟他要了一万斤黄金（当时的钱分两种，黄金是主币，青铜的“秦半两”是辅币。一斤黄金得一万枚“秦半两”），徐福带着几千半熟少年入海寻神药。神药没有找到，徐福和钱却没回来——似乎去了日本。现在日本三重县有徐福的坟墓和墓碑，和歌山县也有坟墓（他实在阔气，连坟墓都有两个）。总之日本人并不讳言徐福，徐福的碗还被当地名人望族世代传藏。日本有一百多处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徐福在日本据说还泡到了一个媳妇叫“阿辰”。金立神社的日本人每五十年要祭祀一次徐福，把他的神像抬出来逛街，一直抬到“阿辰”的庙里见见面才回来。据说这个传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徐福去日本的事情没有定论，但当时日本尚处于石器时代却没什么争议。不过，考古发现，此后的日本就有了快速发展，很快出现铜器和铁器，并且产生了类似春秋战国的百多个小国，互相攻伐。

不说日本的事了，秦始皇还在中国等着徐福回来呢。等了半天也不回来，于是“卢生”又跑来骗他说：炼神药需要神仙掌勺，但神仙是很腼腆的物种，怕见生人，您必须藏起来，神仙才肯来。于是可怜巴巴的秦始皇又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在咸阳城摆了个巨大的迷宫，方圆达两百里，办法是用天桥、甬道（两侧带墙的道）连接咸阳城内外的二百七十多个离宫别殿。他在迷宫里边悄悄走过，除了老鼠以外谁也找不到他。当然他也定期（也许是每天）从迷宫里钻出来，在咸阳宫里面见群臣理政决事。

办完一天的公事，他又回迷宫里睡觉。他睡觉的地方（往往睡无定所）也绝对不许透露，否则死罪。

他希望自己躲在这么隐秘的地方，神仙会来找他。

有一次，他又在迷宫里玩鬼撞墙，突然看见丞相的车骑从远处过来了。丞相的车骑非常煊赫，秦始皇不太高兴，觉得丞相用车超标，于是嘟囔了几句。

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一个是李斯，一个是冯去疾。这个超标的不知是其中哪个。但不管怎么样，该丞相闻讯后立刻减损车马，不敢摆阔。秦始皇知道了，大怒，心想一定是身边某个太监泄露了我抱怨丞相的话。“我不是说好了吗，不许泄露我在迷宫里的行动和言语。不然神仙不敢来了！”于是他把那天在场的身边值勤太监全宰了。

可是，尽管秦始皇这么虔诚，腼腆的神仙们还是不肯亲临咸阳一露芳容。负责拉皮条的卢生，一看自己拉不来神仙，就在骗局即将被揭穿前卷着钱逃跑了。临走还把秦始皇大骂了一场，骂他心不诚（原话是“贪于权势”，意思是秦始皇整天忙着处理政务，不适合当神仙）。

秦始皇从迷宫里出来，发现卢生已经跑了，自己还挨了骂，骂词已经传到了咸阳民间，于是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作为老百姓，被人骗了，也要一哭二骂三上吊，作为皇帝，则只有杀人了。他展开大搜捕，要坑杀这些骗子加诽谤者。

当时云聚咸阳的文学方术士甚众。这些家伙有分工，文学士是歌颂太平的，作《仙真人诗》之类，干些帮闲的事。方术士是炼药的，治病求长生圆满，大搞封建迷信，总之他们的特点就是跑来蒙事，以求“奸利”，也就是抓钱。

秦始皇下令在咸阳的这帮“文学方术士”中间排查类似徐福、卢生这种欺骗并且（或者）诽谤我的人，最终互相揭发，确定了四百六十余个有问题的人，秦始皇把他们都坑杀了。

这件事情后来却成了秦始皇的盛名之累，所谓坑儒。其实“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坑的是不是儒？历来众说纷纭，似乎永远说不清了。据不佞的揣测，秦始皇并非专意要坑儒者，而是坑骗子和诽谤者。坑他们的目的用《史记》上的话讲叫“以惩后”，以避免天下人再来骗皇帝和诽谤皇帝，而不是惩罚他们学了儒学。

后来公子扶苏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扶苏这人心比较软，在给这些要被坑的文学方术士们求情时说：“这些人都是诵法孔子的，请陛下原谅了他们吧！”

扶苏夸讲这些人“诵法孔子”，宣扬他们学儒这个优点，以便得到饶恕。也就是说，在扶苏和他老爹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学儒、学孔子的是好人，所以请饶了他们吧。可见大秦朝和秦始皇并没有一贯把儒者列为打击的对象，否则扶苏能这么夸人来救人吗？换句话说，如果“学儒”是他们的罪名，秦始皇专意是要“坑儒”，扶苏还用这样的“罪名”为他们求情，岂不是脑袋进水了。

秦王朝虽然历来倡导法家，没有抬尊儒者，但也并没有要灭绝儒家。事实上，秦始皇、秦二世身边一直都有很多儒者色彩的“博士”。秦始皇与人的对话，在《史记》的记载中，除了与丞相等人，主要就是与这些儒者色彩的博士了，可见这些博士地位蛮高，常能在御前议事，而且丞相王绾等人身上，也带着鲜明的儒家特色。秦始皇在泰山琅等处的刻石文字也表达了对儒家学说的敬重，其中很多言辞是典型的儒家术语，譬如“专隆教诲、男女礼顺”。后来即使到了秦二世时代，陈胜吴广起义了，对于这样的大事，胡亥还曾召“博士诸儒生”问对策，有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上前回答问题，可见儒生是一直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秦政府的高级决策层的。

总之，秦始皇并不是有意要与儒家为难。这四百六十人被秦始皇坑杀了，是因为秦始皇痛恨他们像卢生那样欺骗或者散布诋毁秦始皇的话，犯了诽谤罪，而并非惩罚他们学了儒。秦王朝并没有专意要“坑儒”，最多是坑了政见不合者，而且只是这一次行动。

实际上，“坑儒”一词是很晚出的很不严谨的一种说法，《史记》里原本说的是“坑术士”，另一个汉朝人伍被也说是“杀术士”。至于后代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比较严谨的文人，也都是说“屠术士”。

虽然刚刚坑掉了一些蒙事的文学方术士，但似乎骗子们还是前仆后继。一个神汉告诉秦始皇说，出去旅游（“游徙”）能减少灾病。于是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出巡。这次与以前的不同，跨时将近一年，除了视察地方，还兼有延神祷寿的作用。

他一路高歌东进，从吴越地区绕到了山东。他身边的博士告诉他说，东海里的大鱼妨碍了腼腆的神仙们的光临（这个博士也不是什么好博士，应该坑掉）。于是秦始皇就驾帆出海，用连弩（古代机关炮）射杀了一条巨大的鱼。这种“机关炮”可以连续发射弩箭，是战国晚期的发明：在常规弩机上面装了一个竖形的箭匣子，像机关枪那样，可以把匣子里长短不一的箭噌噌噌地都射出去。但是射程不远，只宜近距离群发。所以可以猜想秦始皇是贴近了这条大鱼射击的，真不要命了。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2)

演出完这个秦朝版的《老人与海》，秦始皇终于被折腾得闹病了（可以见到神仙了）。

当时已是夏季，五十岁的秦始皇躺在返回咸阳的车里，激动地叫道:“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可是病情却日渐沉重。

秦始皇躺在“温凉车”里，这车的样子像一个纸房子架在车上。透过可以推拉的铜制车窗，外面的山东大地上红日升腾。

北方的原野僵而平坦，日出光大而煌明，火焰炽烈，光照天下。南方的原野温而软，日出也迟迟疑疑，跳起来再落下，反反复复，好像一只篮球（这是因为南方多丘陵，随着观察者譬如秦始皇车子的移动，日出也就在丘陵的表面吞吞吐吐）。终于太阳升上来了，但南方多雾，无甚火力，颜色好像橙黄色的橘子，太阳静静的，凉凉的，温婉地不敢正眼看人间，羞怯怯地挂在天角，仿佛喝醉酒的月亮。

南方人的性格，也仿佛这醉酒的月亮一般温软。但是呢，两千年前的南方人，多是狠人。譬如秦始皇巡行吴越地区的时候，曾有两名群众演员，前来围观。其中一人年轻魁伟，望见了秦始皇的赫赫仪仗，就说道：“这个男主角可以取而代之。”意思是他要上去演。

这个发言人名字叫项羽。项羽还要乱讲，被项梁捂住了嘴巴：“不要乱讲，全家杀头的罪啊！”——项梁是项羽的叔叔，所以成熟稳重一些。他大约担心被导演听到了，两人就得从群众演员中被除名。不过项梁也是豪杰，他从此开始留意自己众亲戚中的项羽。

这两个群众演员，敢在这里乱叫，可见南方人众对于秦始皇的普遍态度，也许还不是很恭顺的。这是因为南方接受秦人的统治晚，而且距离秦帝国核心地区（关中平原）遥远，所以不大服气。

远东也是同样的情况。山东原本是齐国的疆土，距离秦国遥远，被征服得也最晚。于是去年山东与中原交界的地方掉下一颗陨石，马上就有当地的坏蛋拿刀子上去刻了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所谓“地分”就是土地回复分封的意思。希望大秦帝国破灭，重新回到七国并立的分封局面。

一个著名的旧贵族子弟——张良，甚至急不可待地开始了锤击秦始皇行动。

张良的爹原是韩国的相国，他爷爷也是，先后为五代韩王服务，张家祖上也是韩国王族的远亲。我们知道，韩国和山东六国一样，推行贵族政治，这是一种没落政治，后被秦人革掉了。但是这种政治在习惯了它的东方六国民众和士官们看来，还是有着大约鲁迅所说的“嗜痂之癖”吧。他们对贵族们有一种割舍不去的爱。

不管怎么样，张良和他爹都是准贵族，当韩国灭亡以后，韩王族被撵下台，张良过起了游击队生活。由于是五代相国，所以经济上比较宽裕，光家童就有三百人，张良用家里攒的钱积极训练大力士，带着一群恐怖分子乱跑。张良的目的就是复国。

终于抓住了机会，趁秦始皇一次出巡，张良带着一个古代狙击手，在河南原阳县郊外一个叫做博浪沙的高地埋伏下来，准备向秦始皇下毒手。张良为此行动还特意从黑市购置了一枚古代炮弹：六十斤重的铁锤，呈瓜形。如何发射呢？当时没有肩扛火箭发射筒，好在狙击手是个大力士，准备肉力发射。

这个大力士智商很低，他俩在山路上埋伏着，久等不至，心里非常忐忑，不禁替秦始皇担起忧来，就对张良说：“那谁不会路上出什么意外吧！”

正在这时候，秦始皇坐着像新娘结婚那样的车队过来了。每辆车子都涂着十几层的植物漆，上边画着云霓鬼兽，油光鉴人，车尾插着各色羽毛做成的彩旗，气派豪华逼人。跟现在结婚的车队一样，秦始皇的坐驾大约处于第二位，他前面由一辆全副武装的战车开路——战车上用虎豹炫目的皮子装饰着。

张良对狙击手说：“瞄准六马皇车，准备，肉力发射——10，9，8，7……2，1，发射！”

但是想不到秦始皇的车速太快（它是六匹马拉的，一般的车子两匹马，车轴外面的密封壳里通常放的润滑油是猪油，秦皇帝的车大约却是鲸鱼油，所以车更快）。火箭弹在飞行的时候，秦的坐驾已经迅速前移了，炮弹落在了后边的随从车——副车上。就听咣当一声，副车变成了鸟窝形。被击中的人像流产的鸟胎一样，躺在了铁制鸟蛋的旁边。

唉！瞄准前面的武装战车就对了。

火箭弹造成的损失，史书上没有记载。史书上说的是，秦始皇诏令天下，捕捉刺客。张良赶紧更换了姓名，往距离秦国腹地（陕西）最远的江苏跑去了。张良更换了姓名，说明那个大力士可能还是被捉住了。

张良在江苏北部的下邳窝藏下来，当行侠。下邳这个地方现在叫做邳城，《汉书》里讲这一带人的“急疾专己、地薄民贫，好为奸盗?，意思是急躁、专为自己。

这一地区在秦朝时候叫做泗水郡。

中国的地形是由黄河、长江两条大河雕琢出来的，其实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平行的淮河，淮河流贯安徽、江苏北部，在淮河以北又有一条古代有名但是现在快干涸的大河，就是泗水。泗之两岸、淮北地区（古称淮泗之间）在秦朝时代被上帝埋放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这一地区不但窝藏了恐怖分子张良（在下邳，苏北），在下邳一百公里以西还有二流子刘邦在沛县鬼混（也是苏北，今徐州沛县），下邳一百公里以南则是淮阴的韩信，韩信正挎着长剑在农贸市场里晃悠。项羽的老家宿迁则在下邳以南五十公里，他正在那里学习“万人敌”的技术。下邳西南一百二十公里，则是后来有名的起义之地安徽大泽乡。看来整个淮北兼泗水两岸（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躲藏着无数混世魔王和亡命天涯的人们，真是个造反者的渊薮。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3)

既然项羽的家就在下邳附近，不免要与张良发生交结。项羽有个族叔叫做项伯，项伯一不小心杀了一个人，只好四处乱跑，却没有地方躲。张良正好在下邳这里装大侠（“为任侠”，就是走江湖老大的冷酷路线），于是就把项伯窝藏收留下来。因为他比较有钱，又有一帮小弟兄，所以能罩得住项伯。凭着这些关系，张良跟项氏建立了不错的交情，后来他一直在刘邦、项羽两大集团间跳来跳去。

下邳城里有个老头子也很坏，经常以欺负年轻人为乐。有一次张良在下邳城外一个桥上走，在桥上心事重重地东张西望（好像一个卖光盘的）。老头子走到他旁边，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位孺子（小弟的意思），你看见我这只鞋了吗？我现在把它脱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去。你看你能不能把它取上来？”

“什么意思啊？你的话让我听得很没方向感啊！”张良一愣。

“不要管，赶紧取上来。”说完老头就把鞋子扔了出去。鞋子像只乌鸦一样，落在桥下沙地上。

张良说：“你是哪个山头的？找打架是吧。你不是我的冤家派来玩我的吧！”说完，按史记的记载，张良就要“殴”这个老头子，因为张良是“任侠”来的嘛。但是这个老头子很老，“殴”起来恐怕胜之不武。经过史书失载的一段思想斗争，张良居然放下拳头，决定不“殴”，而是老老实实地下了桥，把鞋子拣上来，还给老家伙穿上。

一般来讲，一个疯子啊、傻子啊、乞丐啊，邋遢不堪，却敢故意诲谩你，往往说明他身怀异禀，想试试跟你有没有缘分，所以你一定要善待他。郭靖就是这么跟九指神丐洪七公好上的。这位秦朝版的“洪七公”穿上鞋子，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按道理，张良应该追上去，一口一个“前辈”地问个究竟，“洪七公”才有足了面子，好教他武功。但是张良可能是有事走不开，就没有追，而是待在桥头傻傻地站着。

老头子看见张良没追来，很是气恼，但又不甘心，只好很没面子地又转身折回来了。他走回到桥上，对依旧在那里的张良说：“我看你这个小弟还是有些天分的（‘孺子可教也！’），这样吧，五天以后我还在这个桥上等你。”

张良很想问问等我干啥，但他觉得这样问显得自己很傻，和自己装行侠逞意直行的宗旨不符。于是他张了几张嘴，只说道：“诺！”

五天后的一大早，张良由于打不到车——我们不知道古代有没有出租马车，也许有吧，样子也许就是双辕车，秦朝开始出现了双辕车，从前是单辕两马，而单马两辕更简便，是一次车辆史上的革命——张良到了约会地点，老头子已经早到了。这个老头子非常喜欢耍大牌，就像美女自恃甚美就对迟到的男生耍脾气一样，他转身就走。

张良赶紧追他：“我已经来了，我已经来了，对不起晚了一点点！”

“下次吧，这次你迟到了，本老汉没有心情了！”

张良苦苦追求，老头子方才说：“好吧，再给你一个机会，五天后还是这里，一大早啊。不许再迟到啊。”五天后的一大早，张良终于坐上了可能是牛拉的车，比较慢，结果还是迟到了。老头子掉头就走。

张良追了半天，只好再改下次。

这回张良学乖了，吃完夜宵，扛着帐篷就来桥上等了，好像等门票的一帮歌迷。终于没有迟到。老头子从怀里掏出一本《太公兵法》：“这本书我本想带进棺材的。但是看你心诚，禀赋也好，适合当我的传人。你回去好好研读，学成了，未来直可以做帝王之师啊！好啦，你就不要谢我啦，快点回家研习吧！”

张良目瞪口呆，接过书，满腹狐疑地拿回家研习，后来终于成了“汉初三杰”之一。但是《太公兵法》这本书却没有传下来，据分析，其中一些内容被融进了后人写的《黄石公三略》里边，所谓黄石公，就是桥上这个欺负人的老头云云。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1)

公元前256年，战国时代，秦赵邯郸大战完后的第二年，有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死，震动了和将要震动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是为国八百年的赫赫大周王朝最后一任天子——号称羞赧之王的周赧王，因为年岁太大，在这一年很羞赧地驾崩了，姬姓周王族彻底终结。而另一个刘姓的英豪，却呱呱地在这一年一个泗水郡丰邑农民刘执嘉家中降生了。由于已经有了三个很能吃饭的男孩，喜添新口的刘老爹根本没有兴趣给新生的儿子取一个正式名字，索性就叫他刘季，也就是刘老四的意思。

这个刘老四比秦始皇小三岁，长着龙的鼻子（龙准），左大腿上有七十二个黑痣，若干年后，他和长着马蜂鼻子（蜂准）的秦始皇还在咸阳城里曾一度邂逅。当时，秦始皇正在万众瞩目的七彩云端接受群众们的山呼和舞拜，而刘老四则手持劳动工具像建筑工地的民工那样，扬着头在人缝中傻傻地观望——他当时正按法律规定在咸阳城里服徭役，秦始皇很炫很炫的排场深深震动了他。他丢掉了手里的家伙，用鼻音很重的龙鼻子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位地位低贱的刘老四，不久即扔下农具，换上三尺剑，提剑以取天下，革了秦王朝的命，这是后话不提。协助他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还有其他一些混世魔王。这些人大多是在公元前256年秦赵邯郸大战前后，哇哇坠地，纷纷来到这波澜壮阔但人烟却越发稀少的人间舞台的。

刘老四的学名叫做刘邦，不过这是他当了皇帝以后才取的，以前他就叫刘季，所谓“伯仲叔季”，意思是刘老四，但也不排除是刘老三——因为有时候第三也叫季——比如“季军”是比赛中的第三名。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按照历史习惯，叫他刘邦吧。刘邦长着一副美髯，性格乐天，常喜欢欺负人（他后来去衙门里当吏，衙门里的官吏们，他无不嘻嘻哈哈地狎侮涮开玩笑，有时候他也往儒者的帽子里尿尿）。刘邦对酒和女同志尤其感冒，平时也爱施舍。至于念书，据他事后讲则是非常头痛，而读书以外的一般凭力气吃饭的生产作业，他又拼命地瞧不起，所以这样的人只好去县政府里混饭了。刘邦当了个小官，可以混工资。

当时的官我们需要好好说说。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作为韩非子的粉丝，秦始皇杜绝了春秋时代依靠血缘关系而当官的悠久传统，采取了推择和考试两种从基层布衣选拔官吏的伟大程序，从而从技术上实践着韩非子的学说。

官和吏，其实还不一样，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而不得禄的叫做士。士和农工商一起，都是白身了。

要想当官，先得当吏。吏这里又有个别号，叫做“亲民之官”，意思是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相接触，比如夹着包收电费的。总的来讲，吏是给官当跑腿的。当吏的第一个办法是被“推择”，也就是荐举。如果你家里比较有门路，又认识政府里的人，就有可能被推举到县里当吏了，负责填表啊、盖章什么的。

秦王朝被“推择”为吏，条件要求跟现在差不多，首先要有“善行”，另外“家贫”也不行。不过这两条其实是一条，只要家里不贫，招待得起当时的“媒体”（就是一些嘴巴很大很能吃也能说的人），经过这些人一嚷嚷，也就有了“善行”了！

有了“善行”，就可以被“推择”了。譬如，离刘邦老家不远向东南，在江苏淮阴有一个叫韩信的年轻人，由于“贫”而“无行”——既穷又没有善行，终于没能被推荐当吏，只好在大街上闲晃，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找洗衣公司的“漂母”蹭饭吃。

刘邦比较幸运，因为家里还属于准中产阶级，于是很爽地经过运动，被推择为吏了。有人说刘邦是流氓，这是不对的。他从成人起，一直在“县政府”工作。

除了被“推择”以外，秦王朝还有考试一径也可以入选做吏——这有点类似现在考公务员。考试之前有辅导班可以上，叫做“学室”，里面的老师都是现任的吏们。吏们教的都是国家法令的详细条款以及实施时的各种解释，所谓“以法为教”。这样，大家只学习法令而不学习《诗》、《书》，就能脑子里清晰干净、简直划一，也叫统一思想。秦朝的统治者认为民众脑子里越简单——所谓“民弱”，那么就越好管理，国家就会“强”。相反，“民强”了，国家就会“弱”。这早在秦朝所奉行的法家学说的先驱者商鞅先生的著作里就鲜明论述过了。

不管怎么样，在“学室”里听吏们这些老师讲授国家法令，如果学得好，能背诵九千字以上，品格各方面又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去县各部门里当吏了。

吏当久了，就可以当官了，就意味着可以领到几百石、几千石的俸禄（一半给付粮食，一半折合成钱来给）。那么，如何由吏而变成官呢？有个成语叫做“积劳成疾”，在秦王朝，“积劳”可以“升官”！

“劳”，是考核吏们的一个?分表。每次县内作考核，完成指标最好的人（比如某个吏负责收电费，他收的电费非常多，一年把五年的电费都收上来了），那么他就叫做“最”，就可以得到若干“劳”。如果他收的电费少得可怜，一年只收上来一个月的，成绩相比同事排在最后，那就叫做“殿”，那就要扣他若干“劳”。

积“劳”就可以成“官”，从而实现了吏到官的转换。而一再扣“劳”，那就没有前程了。

看得出来，两千年前法家政府的这个职业官僚体系，虽然是刚刚肇始，但其精密科学，已经不比现代外企差了。

作为一个吏，想通过考核，“积劳”而升成官，其实蛮不容易的。我们说说啬夫的考核指标吧。

秦王朝有许多“啬夫”，这是秦国最不好干的基层岗位，类似现在的主任，都属于“吏”，啬夫有很多种，比如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发弩啬夫、苑啬夫，等等。

我们再来说说田啬夫吧。

秦朝法家政府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其中正月的考核是大考，如果某乡镇的牛饲养得最好，赏赐该乡镇田啬夫一壶酒、十条干肉，而田啬夫以下主管养牛的吏，可加劳三旬（劳是按日子算的）。而一旦考核第末，该田啬夫要遭到叱责，下属主管养牛的吏要减劳两个月。

至于养牛的饲养员，也要被考试，如果他养的牛腰围减瘦了，每瘦一寸，笞打该饲养员十下——随着牛越来越瘦，人却被打得越来越胖。如果他养的牛比较性无能，十头大牛没有生出四头小牛。于是这些性无能的牛不但害得饲养员先生受罚，还连累了主管养牛的啬夫（主任）被罚款一个盾。放牧时牛死了，要立刻报告主管养牛的啬夫，啬夫再报告县里的吏，县里的吏派专业人员验尸，看是怎么死的，是阴阳不调还是食物中毒，根据相关死因，追究相应人责任，按照不同价格率赔偿。如果不抓紧上报，导致牛没等验尸就腐烂了，那就不管是有没有责任，都按鲜牛肉价格赔偿。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是个不称职的吏，管着一帮不敬业喜欢偷牛饲料的饲养员，早晚就会弄死几条牛，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去赔吧。如果赔不起，其实也没关系，可以把你抓起来，称做刑徒，俗名劳改犯。秦朝有很多施工项目等着劳改犯去修，都穿着国家发给的工作服（叫做“赭衣”，也就是囚衣），你作为新刑徒，穿着囚衣去干上几年，每干多长时间就折合多少劳（男同志一天比女同志一天折合的劳多一点）。经过若干年月，你积累的劳够了——够赔偿你弄死的那几条牛了，就可以宣布刑满释放！

后来天下大乱，这些刑徒被释放出来，编成平叛军，他们作战勇敢，因为砍了敌人人头是可以折合“劳”的，用这宝贵的“劳”，就可以赔牛了！也许有人等到秦王朝崩溃烟飞了，牛还没有赔够！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2)

事实上，去当这种劳改犯也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工资，但国家每天管饭。

下面说说发弩啬夫。发弩啬夫是军队里的吏，如果他管教的士兵用弩射击，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准确率，那么他就要受到处罚，罚他交两只盾，说明他教得不好。

战马也需要人喂养和训练，如果考核的时候该马“奔腾不如令”（不听人指挥），达不到考核要求，该县的司马要受到处分，甚至县令、丞也都要分别受处分：如果马的质量太差，罚司马两具皮甲，并免除职务，县令、丞也要受罚甲两具的处分。

下面说说管理采矿的官吏，两次评为下等，罚主管采矿的主任（啬夫）一副甲，副主任（佐）一只盾。三年连续评为下等，罚主管采矿的啬夫两副甲，并永远撤职。

最后说说仓啬夫，这是秦朝各种啬夫里边最苦命的一种。仓库啬夫——仓库主任，管辖的仓库门缝不得“容指”，如果门缝大到可以伸进一个指头，或者窗户缝大到“禾稼能出”，那就等着挨罚了。门缝、窗户缝弄好了，还不许有老鼠洞，按法律规定，如果发现有两个以上的老鼠洞，仓啬夫和上级官吏就要受训斥，三个以上老鼠洞，他就要罚交一只盾了。如果有一百个老鼠洞，那么除非他是大款，否则逃不掉当刑徒修长城的命运的，所以这位仓库主任必须天天祈祷，哀求老鼠们放过他的仓库。不过，即使弄好了老鼠洞，仓库的温度、湿度也是个问题，如果不小心粮食发霉了，粮食的自然损耗率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分之一，那就不但要追究他的责任，连上级县令都要负责赔偿。所以这个仓啬夫是最难干的职务。

如果他胆敢有失火，那就更是重罪，县丞都要一道承担罪责。如果丢失文书、契券、印章、量器，那也要处以刑罚。贮藏的皮革被虫咬坏，罚他一副甲，县令、县丞一只盾。

此外，对于主管户籍的官吏，找借口，拖延不办户籍，罚他缴纳两副皮甲。拆开伪造的文书却未能察觉，也是罚两副甲。而管理劳役的官吏，当服役人员逃亡时必须自己追回，否则要代替逃亡者服役。公家器物要加标识，不加的话，主管器物的啬夫要受罚一只盾。器物上的编号与记录本上不合，大的器物要罚器物啬夫一只盾，小器物则可免罪。马牛身上要标号，标错了次第，也罚一只盾。

我们有理由相信，修长城的未必都是穷苦人，秦朝法令约束的更多是诸如啬夫这种官吏，那些不合格的官吏们去撅着屁股修长城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出土的秦律规定，官吏受贿一文钱，就刺字去修城墙。挪用公府里的公款，以盗窃罪论处。甚至你使用公家的马驮运自己的行李（公车私用），就要被处以流放的刑罚。官吏徇私枉法、隐瞒曲报、不执行中央政策、不务正业、借权势干坏事，都要被处以含撤职、流放在内的各种刑罚。《史记》上就清晰记载了秦始皇曾专门下令把一批审判刑事案件时候徇私枉法、判决不公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

看得出来，在秦王朝做官，实在是不容易。官不好当，是一个社会政治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没风险的事，那其实不是个好社会。秦王朝就是凭着这个一丝不苟的法家政府，获得了战胜六国的伟业，并且在随后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长城、驰道、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宏伟工程。

秦政府各地的田啬夫驯养出膘肥体壮的公牛，农业啬夫精心选制出优质的种子（种子发芽率是考察他的指标），负责器用制造的啬夫打造出精致的工具（工具都有误差检测标准），最终使得这个王朝有着傲人的农业成就，可以供应蒙恬四十万大军长期奔驰在广漠的北方，还有五十万大军戍守战斗在苍茫的南方，以及建筑工地上无数施工者的口粮。最终，各类啬夫兢兢业业积累出的粮食，堆积在诸如敖仓这样的著名大仓库，一直到了秦王朝灭亡都没有吃完，一直到了西汉建立初年，还在持续供应着天下。（据说，栎阳的仓库是两万石一积，咸阳的仓库是十万石一积，一积就是一堆的意思。规模宏大，显示了秦人发达的农业经营水平。）

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充满着高效管理和精湛法治的两千年前的王朝，充满由衷的敬意。

被推择为吏以后，刘邦进入了他的试用期，也就是史书上他所谓“试为吏”。他的试用地点在沛县郊外的泗水亭上。亭是修在交通要道旁的古代派出所，每十里一个，亭长的主要职责是抓捕恐怖分子——盗！

刘邦担任亭长，下边管着两个“兵”：一个是亭父，负责洒扫，属于内勤；一个是求盗，负责出去抓坏蛋，类似民警。刘邦的上级主管是亭啬夫。如果说刘邦的“亭长”相当于设在乡镇的派出所所长，那他的上级“亭啬夫”就是县里的警察局局长。

当时虽然没有雷达，但是可以占卜。占卜者摆弄一些草棍，然后抬起头来，告诉警察（“求盗”先生）往哪个方向，在哪一天行动，可以抓到强盗。有时?至可以预测出这个强盗是缺几个牙的老人。这是根据出土的一本《日书》所得到的。

如果不是刘邦所抓的这些盗改变了这位捕盗者的命运，刘邦未来的职业生涯可能最高也就停留在一介亭啬夫（县警察局长）的水平。

有一天，刘邦带着自己的求盗，押送一批劳改犯去骊山那里（去给秦始皇修陵墓）。这些劳改犯成分复杂，按我的估计，他们中间有犯法的老百姓（比如偷了牛的偷牛贼），有曾经逃避兵役或者劳役的“亡人”，有聚众讨论《诗》、《书》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不小心没完成考核任务的饲养员什么的。总之，是一帮可怜人。

这些人走出了沛县境界，进入邻近的丰县地区，中间一些武林高手觉得去骊山不爽，就施展轻功逃跑了。刘邦手下的求盗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根本抓不住。随着队伍渐行渐远，劳改犯也越跑越少。刘邦估计，等到了陕西骊山，可能跑得就剩我和三个求盗了，这可怎么向秦皇帝交差啊？干脆我跟三个求盗互相捆绑起来，直接去骊山修陵墓算了。

刘邦这个人很有政治野心，这不怪他，都是当时一些人的忽悠让他不得不如此。刘邦常在王媪开的酒吧里喝酒，但是身为试用期的警察系统官吏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钱，于是他就使出了当时某些作风不正派的官员常用的伎俩，故意假装一摸兜，叫道：“哎呀，我忘了带钱了！等年底一起算吧！”

王媪早有准备，走过来嗤笑着说：你是新警察吧，怎么喝完了还撒谎说忘带钱啊！人家老警察都是喝完了直接摔瓶子的！

刘邦方才红着脸承认自己是新警察，出道浅，还在试用期哩。于是王媪说：既然是新警察，年底一起算账吧。

不料，有几次，刘邦一高兴喝多了，躺下呼呼大睡。王媪看见这家伙身上，居然趴着一条鼾声如雷的黄龙。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天日里，来的顾客就格外的多，销售额数倍于他日。王媪觉得，有老黄龙派人给刘邦送酒钱来，到了年底，就不说要他钱的事了。所以，刘邦长期白喝王媪的酒。在一个叫做武妇的人的酒馆里，也是如此。

还有一次，一个老头子看见了刘邦的媳妇，也就是吕雉正在农田里干活，于是惊叹道：“哇塞！这个小娘子乃天下贵人之相啊！”又看了刘邦的俩小孩子——两个小家伙正帮着妈妈在田野里给庄稼施粪 ：“哇塞！这俩都是大贵人的命啊！一个公主，一个皇帝！”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3)

吕雉拉着两个孩子，也没心思施粪了，赶紧跑回去向刘邦汇报。刘邦一听，马上去追上老头问：“咨询师先生，麻烦您再看看我的贱相如何？”

老头瞪着眼，看了只一瞥，狂叫一声，吐血三斤：“哇塞，你别吓我! 刚才的夫人和孩子，都是人君之相，至于您，更是贵不可言啊！”

刘邦听了这些话，从此有了远大理想，而且常常窃喜，变得更加乐观，对前途无比愉快。心情好的人，又有远大理想，平时就很幽默：刘邦做泗水亭长期间，经常跟县里的官吏们搞乐——也就是“狎侮”——估计用胳膊夹住他们的脖子按在办公桌上使劲逼他们喊爹，司马迁说，他对每个官吏无不如此，反映了刘邦愉快自信的心情。

有远大理想的人都不计较寻常得失。刘邦看看这回劳改犯们都跑了一半儿了，就干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用公款请大伙痛快吃了一顿。求盗问他：“亭长先生，这盘缠是两千里路用的，您一把都给吃光啦？”

“不要紧，吃光了咱们就散伙。你、你，还有你，你们这帮劳改犯也都不用劳改了，干脆我这官也不干了，你们也都走散算了！”（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其中有十个壮士，觉得刘邦很有江湖大佬的风度，都说：“四哥，我们几个不走了。看您这么豁达大度，仁而爱人，江湖上真是难寻第二。我们给您当小弟吧。”

“可是我怎么养活你们这帮狂能吃饭的小弟呢？”

“附近的芒山砀山连绵一片，有泽有岩，我们就跟着您上山吧！”

于是，仁而爱人的刘邦喝了个大醉，带着这十个弟兄，往芒砀山方向去当山贼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去了。

他们走到一处泽边，忽然大蛇当道，弟兄们吓得面色苍白，纷纷要求倒车。刘邦说：“不要倒车——壮士行路，焉有畏惧！待我前去观看。”说完，他按着腰中青铜宝剑——这是这十个人唯一的一把武器，伸着脑袋往前走去。

就见一条巨大的白蛇，正盘在路中，喷着芯子，对着太空练气功呢。刘邦趁着酒意，拔出腰中宝剑，就听虎啸龙吟，一剑挥去，但见白光映耀群星，登时将白蛇斩为两截。蛇血蹿起来，溅湿了这帮上帝选民的袍襟，蛇血也落在了人们的嘴唇上，舔一舔，味道就好像这帮人的命运，有点甜，也有点苦。弟兄们都一起高呼：“砍得太牛了，好爽啊！”

从此，前沛县泗水亭试用期派出所所长刘邦同志，脱离了组织关系，转而走上了一条布满草莽荆棘的不平凡的道路。这就是高祖斩蛇起义的故事。这个白蛇，代表着西方的秦皇帝。

附记：李自成曾在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这样控诉：“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百姓的脂膏都被这群黑帮化的官僚榨干了，财货都进入这帮官僚集团的私人腰包。”

李自成反的是这些黑暗的官吏集团。

但是秦王朝的情况则有不同。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奉公办事，被各类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贪官污吏横行的场面。从侧面来看，秦朝的吏治还是好的。譬如，刘邦作为派出所长，去王媪、武妇开的两家酒馆喝酒。喝了一年的酒，但不敢说不给钱——后来是王媪她们看见他黄龙附体，才主动不收他的钱的。在酒馆老板看来，派出所长也算是有点实权的，但刘邦不敢赖账。可见当时的官吏，还不敢借势压人、白吃白拿的。

刘邦押送劳改犯去骊山，中间跑了几个，他自知官法严厉，无可通融，只得自我了断，主动逃职，可见当时没有私人请托，找找上级通融通融，送礼免罪的路子。

按道理，皇帝对于自己的官僚团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秦始皇对自己的团队格外严格，他曾经把一批判案不直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这大约也是古来绝无仅有的事情。

在这样的严苛要求下，我们有理由认为，秦王朝的吏治颇好，从地方征收汇向中央的财富，官吏们应该是不敢从中截取，或者巧立名目额外盘剥的。秦政府从民间掠取的财富，直达中央的高端。这些财富除了被最高统治者个人消费外，大量是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长的时空历史视角来看，秦帝国一统天下、大兴事功是一件大好事。他敛了钱毕竟是干了事了，相比之下，后代比如明朝候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老百姓受盘剥，刮出来的钱干什么了呢？其实还不如老秦能用于扩张和兴造，明朝从老百姓搜刮来的大笔财富，是塞进了各大小贪官如刘瑾之徒的私人腰包。明政府军的兵员和粮饷却根本不够。明朝偌大的政府的对外功业，还不如老秦区区三千万人的帝国。明朝政府从民间敲诈勒索敛来的钱，都用来了奉养这些?生者的奢侈生活，对社会毫无意义，最后死掉腐烂照样变成肥料了事。

但是，太“廉明”了也不好，秦皇帝刚刚尝试皇权专制没有经验，过多地对官吏团队苛察严求，使得这些官员在压力下无利可求，最后使得他们与专制中央之间发生离心力。在后来天下大乱的时候，秦朝设在各郡县的官吏，往往成为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比如刘邦和他的同僚萧何、曹参等人，乃至刘邦所供职的县的县令，都是如此。所以后代的皇帝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层之间，他们只惹一个群体，有了官吏层们拥护保着自己，遇上哪怕像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这么轰轰烈烈的运动，一样可以通过官吏们把它镇压下去。

后代的皇帝儒法并用，在用法家这套苛察考核以驾驭官吏的同时，也讲“仁义道德”，那就是对官吏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许他们呈现一种“大面积低度腐败”，只求他们有忠心和遵守所谓官场体系下的道德，业绩与廉洁守法和能力反在其次，也就是用儒家思想治官吏（治国家就等于治官吏，主体是治官吏）。于是官吏层就和皇帝绑在一起了。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1)

如果我们翻翻出土的秦简，就可以看见很多抓强盗的案例！就连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刘邦，却也有幸被逼成了秦王朝时代的强盗，隐藏在砀山一带，永远不敢回家。

这我们就奇怪了，为什么一个政府职能如此高效的秦王朝，却迫使那么多人流离失所当强盗呢？

唉，这事就要怪秦始皇没搞好了。

秦始皇本人，是古来罕见的工作狂，《汉书》作者班固说他白天开会，夜晚批文件，都是亲自动笔。至于臣民们在忙什么呢？搞工程。秦始皇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搞工程。

第一，修长城。因为修长城，征发的民夫常在三四十万之间。长城这里可不是人待的。有时候民夫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就会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终于长城脚下“死者不可胜数”，“尸骨相支柱”，甚为悲壮。最终，通过巨大的代价，他们创造了世界第八奇迹——中国龙。

第二项，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出四通八达的驰道，供马车奔驰，其规格是路宽七十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实，下雨也不起泥，两边每隔七米种树，向西最远到甘肃，东到海滨，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南、安徽、浙江等地。此外还有一条军事专用干道，叫做“直道”，全长七百公里，宽三十多米，而且它像高速公路那样也高出地面一米多，整个工程仅用两年半完成。该道从咸阳出发，向北直通匈奴地区，用以支持蒙恬大军。一旦北方有警，一周内军队就可以从咸阳地区动员完毕，直抵前线。虽然比起罗马人的石灰混凝土道路有点逊色，但地面也夯得非常坚实，许多路面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至今坚硬的路面上长不出杂草。

第三，造宫殿。秦始皇启动了阿房宫工程，其主体建筑内可坐一万人。宫门是用磁石做的，防止恐怖分子带着铁兵器进入。宫殿前立着十二个青铜巨人。

据说阿房宫“复压三百里”，这不太可能。但是，以阿房宫为中心，秦王朝的宫殿群向四个方面铺展开来，东到骊山温泉，西到雍城老祖宗吃食堂的地方，北过渭北咸阳原，南到渭南终南山，全是秦王朝的建筑群落，合计三百所，基本遍布关中核心地区，足以覆压三百余里。后来项羽入关，烧了三个月，才把关中这些宫殿烧完。当然关外还有四百所。

这些宫殿也不仅仅是供老秦一个人享乐用的，《史记》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咸阳人多”，所以开始大修宫殿，并且移了八万家住进去，看来这属于秦时代的“安居工程”吧。

前三个项目都是公益性的，这第四个项目却是给老秦一个人用的——修骊山秦始皇陵（老百姓就是再没房子住，估计也不能住进这里面去）。

秦始皇陵，据说三国时候尚高一百二十多米（比胡夫金字塔低二十米）。如今这个小土山经过历史力量的剥削，尚高六十五米，上边草木青葱，底边周长一里。当初秦始皇为了尽可能减少扰民，在给自己修陵墓时用的是劳改犯（“刑徒”），而不是征发民夫，民夫尽可能留在其他国家项目和农田上，这也算是先公后私吧（刘邦的陵则也在不远处，今高三十二米，吕雉的陵也是三十二米，汉武帝的陵高四十七米。修这些陵都是皇权时代免不了的项目，就像它们免不了要被盗一样）。

除了上述四大土木项目，秦始皇还有两大军事项目：一是蒙恬先生带领三十万军马在北方驱赶匈奴，夺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二是尉屠雎带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攻击岭南，乃至占据了越南北部地区。但是岭南的土著越人很快打起了游击战：平时藏在林子里，伺机就杀出来，搞得尉屠雎一帮人三年不敢解甲，一直保持战斗姿态。受游击队攻击，总计秦兵伏尸流血牺牲数十万人，最后才勉强攻占了广东、广西地区，把秦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南海之滨。

可以说，秦王朝为了求得中国的统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

据汉朝人淮南王刘安说，尉屠雎的这支军队，外出旷日持久，消耗严重，去的人都回不来了，很多人都开小差当了盗贼。所以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王朝居然无法调用这支军队回来镇压。北方抗匈奴的军队，同样也被消耗得很厉害，至少是被牵制着，想全身而返也不可能，最终导致秦王朝土崩瓦解。如果把他们布置在相对新占领的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的齐楚地区，至少可以起到威慑和阻燃作用。

可是秦人却贪图对外扩张。秦人这种贪外虚内的军事布置，派南北方两支大军，远远地到外面去抢摊，所得不多，家里却没人管，代价极为严重，属于错误决策。

其实，像打匈奴这样的事，完全可以把它的时间放后几十年，等民生富厚、国内安定了再说。总之，上述两大军事项目和四大土木项目，都是招致秦朝亡国的不急之务。

南北两支大军的八十万人马，实在数目庞大，相当于现代中国现役军人的三分之一，美国军人的二分之一，而当时秦朝的人口尚不足现代中国的百分之三（只有三千万上下，相当于重庆地区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役，只能加重人民的劳苦负担。

但是，反过来看，用区区重庆地区人口，却完成了北驱匈奴、南括五岭，以及修长城、驰道的浩大工程，无论如何，秦时代从政府到人民的进取精神，也实在可嘉。

人类劳动创造出的多余财富，总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的，多余的怎么办呢?只好用在项目工程上，以泽被后世。秦王朝大修长城，大建秦始皇陵，隋炀帝大修运河，把当时不能长时贮存的粮食，转为不朽的长城和运河，化成持久的资源，留到后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谓“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对丢弓的楚人来讲，是个大遗憾，对整体的楚国，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损失。同样，修长城和秦始皇陵，对于当时的人是个痛苦，对于后代的我们，则是得弓者。所谓害在一时，功在百世。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当时修时未尝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却细水长流地为埃及人挣着旅游的外快。

至少比整个时代的人胡闹，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出来强。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秦王朝的这些泽被后世的项目，当时的代价也很大，甚至以亡国为代价。

在从前的商周时代，法律规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给国家干一个月零三天义工，从二十三岁一直到五十五岁为止。而秦王朝加码成每三年平均服役两年零一个月，具体来讲是这样：第一年先在家生产，弄出些粮食（以供应这三年的需求），但必须出去服劳役一个月，接下来两年则全是服劳役。如此不断循环，三年一个周期。而且服役年限也拉长到十六岁到六十岁。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农民如果活到六十岁的话，要合计给国家服劳役及兵役一万零二百五十天，即——他有二十八年要在工地上度过！而商周时代则是二百九十七天（不到一年）。所以，董仲舒说，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于古”——当然这不排除董仲舒危言耸听、以古讽今的可能（编排秦王朝以劝喻汉武帝，汉武帝也是大兴事作）。如果老董说的是真的，那么人生一半时间都去外地筛沙子、砸石头了，这种沉重的劳役只能搞得“海内愁怨”。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2)

而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种地需要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关键是交多少。经过历史的磨合，中国农业传统的税收标准是十分之一，有时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标新立异，达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赋”，据汉朝人伍被讲）——这简直是没天理了！高达传统水平的七至二十倍，所谓“二十倍于古”（董仲舒语）。人们真是没有活路了。所以秦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人们累死了也养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这天文数字比例的税。于是“秦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人们交不起税，只好逃亡当强盗。

注意，这个税收百分比不是按实际产量算的——那还就好了，我不干活，也就少交税。它其实是按土地的一般产量，由政府估算一个产额来收税的。不管你干得怎么样，都按这个额交！哈哈，那简直要气死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为什么秦皇帝定的税率定得非要比别的皇帝高二十倍呢？他不知道“保护费”收多了，大家都要逃亡，逃到别的老大的地盘上去干吗？或者没得地方逃，大家就会起义！

秦始皇也是没办法啊。你想，他搞了那么多国家大项目，都需要花钱，长城、驰道，八十万战士，需要消耗多少物资和粮食啊。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还要发射卫星上天，制造万吨水压机什么的，以便加强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力。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图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著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以功取荣，搏取田宅爵禄。

对事功目标的执著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人们怎么“做事立功搏得爵禄”呢，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同时，也可以说，秦始皇及其政府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也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总代表。

另外，并吞六国这件丰功伟绩，也进一步刺激了秦始皇的胃口。当时人们议论他：“秦皇帝在吞并天下以后，意得欲从”——就是想干什么，什么就能实现，于是胃口被撑大了。秦始皇以为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终于轻用民力，大搞长城、阿房宫，击匈奴，攻五岭，结果搞得天下枯竭，海内仇怨，民生疲敝，天下岌岌可危了。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但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他却大兴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秦始皇大约万万想不到自己贪于事功、大兴民事军事项目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我们管这个就叫做好大喜功吧。

汉武帝也是一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竭尽财力，终于人口锐减一半，盗贼满山，若不是汉武帝晚年下“罪己诏”及时刹住了歪风，以及汉武帝的接班人也赶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王朝差点步秦的后尘。

总之，假使秦始皇当初能够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则秦王朝断不会如此短命了。

同时我们看出来了，秦皇、汉武这些大牌皇帝，是凡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丰功伟绩的痕迹的，就得冒着竭尽天下财力乃至动荡社稷安危的风险。看来，当名人也不容易啊！物质也确实是守恒的啊，不付出就没有收获。

就好像黑帮老大在一条街上收的保护费太重，就会使这个街越来越萧条，黑老大也就没有财源了。那样一个时代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没有活路了，于是纷纷从大秦朝这条“街”上逃跑。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百姓散亡”（董仲舒语）。

人都“亡”了（跑了），黑老大没法在这条“街”上收税了，所以他必须不许这些人跑。于是当时就出来一个法律叫做“捕亡律”。派亭长、警察们去抓“亡人”。亡人被抓住以后，怎么处罚呢？

一般来说，抓住以后要“笞五十”，就是用竹板揍他五十大板，打的位置视不同时代施刑者的兴趣而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时代流行打屁股，有的流行打脊背）。笞五十的处罚，以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也不算怎么太严酷。

但是，这些有了逃亡前科的人，下次再征夫和征兵的时候，首先就征他们。比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就是征这些有逃亡前科的人（罪人、亡人、商人、赘婿）。

如果一个亡人逃亡的时间比较长，跑了一个月才被抓住，那就要罚一只盾。如果这家伙比较厉害，跑了一年才被抓住，就要受耐刑了，也就是剃掉他的胡子和两鬓。如果一个光着下巴的男人走在秦朝大街上，大家就会指指点点：“耶！这小子是个逃亡分子被捉来的！”

看得出来，不管是笞五十，还是罚一只盾或者剃胡子，秦王朝对于刑罚的使用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残酷。后人误会严刑峻法导致秦王朝覆灭，其实是不实之词。也许到秦二世修改法律，刑罚就严酷了，但似乎先前并非如此。

顺便插一句，周文王也曾经发布捕抓“亡人”的命令，可见所谓周文王也不是行仁义来的，一样是拼命收税，而且不许纳税人逃跑，跑就抓捕你，凭着这个路子积累了军费以及兵源才开始对商王朝动武。

虽然秦国法律对亡人抓住以后处罚得不苛，但是如果亡人是在服兵役而逃亡的，那一旦抓住了就要处以极刑。因为逃兵实在是古今中外一致严打的对象，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譬如同期的罗马逃兵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陈胜、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去服的是兵役。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3)

亡人长期逃跑在外，总得吃饭吧，可是他们失去了户籍和生产资料，没法生产作业，如何营生呢？

战国时代的高渐离，作为荆轲的朋友，受连累，曾经“亡去”——脱离了户籍，改换了名字，去一个酒馆里当了酒保，由于工作太辛苦，后来又改拉小提琴（古代的）。我想亡人们大约从事五花八门的服务类工作，也包括最重的采矿，或者给地主打工，还包括乞讨，总之没有太体面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些亡人，或者未亡人为了贴补家计，偶然要做些盗窃的事情。

现在我们说说秦王朝的强盗大哥们的生活吧。

按出土秦简记载，这些强盗（其中女的很多）一般是偷马，偷猪，偷牛，偷羊，偷桑叶，偷钱，还有偷公共财物的，多数是单个干，也有一家子一起上的。

如果这位强盗大哥——应该是大姐，正在偷桑叶的时候被抓住了，按秦律规定，要罚她做三十天劳役。如果所盗窃物品价值不足六百六十钱，就脸上刺字，再去劳役。超过六百六十钱，就割鼻子，再去劳役。若偷一头牛，则是囚禁一年。

这些处罚其实不算苛刻，换了17世纪的英国，偷一只羊就要吊死了。

有人说，偷一头牛就囚禁一年，还不苛刻啊——老大！秦朝时代的牛的相对价值就等于现在一辆卡车啊。

但秦朝对强盗不会处以极刑。

当时处罚最重的不外乎对于“群盗”。五人以上算群盗，群盗危害性大，所以处罚得也重：群盗被抓住以后，每人脸上刺字，斩去左脚趾，发配去当城旦（修长城什么的）。即便群盗，也并不杀头，只是做城旦，而城旦的劳役期通常不过是四五年，不是终身的。

总之，秦法并不像各种书上异口同声说的那样，那么“苛”，至少在秦始皇时期还没有滥用刑罚。是秦二世后来修改法律，才把帝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和屠宰场。

我们不要把秦始皇时代想象成抓住一个强盗就要砍脑袋，甚至随便抓一个老百姓就砍脑袋。

有人提问：强盗被抓住了，斩去左脚趾，脸上刺字，发配去长城脚下当城旦，如果不好好干活，那能不能鞭打他呢？

哈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了。

或者，干脆会不会有哪个拎着鞭子的官吏，看他不顺眼，上去就抽他一顿呢？像电影上演的那样。

回答是：如果劳改犯在劳动过程中犯了法令条文上规定的错，那是可以打的！

譬如，法律规定：城旦在劳动中破坏了公物，无论是瓦器、铁器、木器，还是折断了大车，都估价折以笞刑。价值一钱就笞打十下。如果价值二十钱以上，就“熟笞之”，意思是放手打个够，直到把他打熟了、冒泡了为止。有的时候还要饿他，每天减少半斗口粮，一天天递减。但是这种处罚绝不是随意来的，至于对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可以给予饿他的处罚，饿多长时间，限于资料，现在尚难于弄清。总之，可以打但不等于可以滥打。

另一个出土秦简上的实际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个大夫，无故鞭打了一个鬼薪（劳改犯），导致该鬼薪逃亡。那么，按法律规定，这个大夫必须受罚，要在官府服役，等待逃亡者被捕获。如果他服役期间敢逃跑，被拿获后罚他一只盾。如又逃亡，处以耐刑（就是刮去胡子再去服役——我们知道，胡子是当时人的脸面，是做官的凭证，刘邦就特意留有一副美须髯的）。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4)

所以传说中随便就把万喜良杀了，尸体填在长城缝里，是绝不可能的！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秦王朝时代的强盗，到底有多少呢？

应该不会太少，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访，夜里走到咸阳护城河边，居然在这非常敏感的王畿地区，还遇上了强盗。把老秦吓得“大惊”。全靠着有几个武功高强的保镖，才击杀了强盗脱险。

出土的秦简也给了我们暗示：“楚盗”、“群盗”、“关东群盗”这样的字眼常出现在简策上，使人感觉这些强盗就像虱子一样，随处夹藏在秦王朝这件日渐捉襟见肘的大衣缝子里（“关东”不是东北三省，是函谷关以东）。

但我们又有理由相信，秦始皇时代强盗数量又不是太多。以刘邦、彭越、英布等知名强盗团伙为例，都不过百人规模而已，而且法律上把“群盗”的标准定为五人，而不是一千人，可见形势尚不严重。比起汉武帝晚年的“群盗满山”，要乐观一些吧。

秦始皇虽然大搞项目，但他懂得不直接扰民。秦始皇这人有特点，他总是征用罪人、亡人、商人、赘婿，让这些人去干项目。譬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征的就是罪人、亡人、商人、赘婿；修秦始皇陵，也是用刑徒，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对纯民夫的正常农业生产的骚扰。

如果秦始皇时代的诸大项目都是这么安排的，那么董仲舒所说的当时“力役三十倍于古”则可能是不实之词。很多知识分子在劝谏当朝皇帝的时候，不敢直话直说，就恶搞秦始皇、纣王这些“失败者”。他们说的秦始皇时代的情况，其实恰恰可能是当下（譬如汉武帝时代）的客观现实。

罪人、亡人、商人我们都明白，什么叫赘婿呢？赘婿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姜子牙就曾经当过。

譬如说古代一个男子穷得不行，就选择倒插门到别人家里当女婿，就叫赘婿。他没有权力继承这家财产，地位接近奴隶，是个可有可无的累赘，叫做“赘”。所以首先征发这种赘婿——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出于好意，一方面阻止奴隶数量增加，一方面避免侵夺有生产资料者的农时。这要谢谢秦始皇的好意了。

当然，秦始皇也不可避免地征发“纯农夫”，但他先征“闾右”的富农夫（富强人家住在闾的右边）。这帮人家底厚，即便出去劳动几年，也不至于家里一下子破产成流民。而且家底厚，顾忌多，不愿多闹事。于是秦始皇虽然屡兴事功，但还能相对保持国本。

到了坏小子胡亥当政以后，形势才进一步恶化。胡亥变本加厉，大兴刑罚，动用民力比老爹还狠，“闾右”的富农征发完了，把“闾左”的贫民也都征发了！

这帮“闾左”的穷棒子，可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所以造反的雄心气冲霄汉，一点犹豫都没有。谁要是敢把他们惹了，就跟谁拼命！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1)

秦王朝也是有有识之士的，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先生在秦始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很突然地提出了一个很政治的话题。

淳于越说：“传统的商周君王，都把王族子弟分封出去，让他们的封国像树枝一样扶助着中央。现在陛下广有海内，但是您的儿孙们，却没有像从前的周朝那样分封出去当诸侯。一旦国家出点乱子，比如出现田常、晋六卿那样的权臣，那将以何种力量来营救皇帝呢？如果有分封出去的王子作为诸侯，就可以引兵回来相救。可是，您却没有这么做，将来谁当树枝来支着您呢？”

说这话的时候，外面大约正是冬季，粘了灰星的窗纱隐隐透露出冬天的坚固景色。唉！淳于越这个讨厌鬼又把分封制这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

分封制虽然似乎是落后的政体结构，但分封制却也有分封制的好处。

第一，分封王子可以壮大皇族势力，也就是淳于越所说的。我们说，皇位是个脆弱的东西，很容易被异姓的人夺去。举些例子来讲，汉刘邦驾崩以后，她媳妇吕雉的吕氏家族几乎取代了刘姓，控制了中枢。但是由于刘邦实行的是“郡县、分封双轨制”，他分封了一些“王”去统治齐楚等地。刘邦的孙子齐王刘襄从齐国举起大旗，向吕氏搞军事演习。朱虚侯（不是王，是侯，刘邦的另一个孙子）则伙同大臣为内应，干掉了吕氏。终于王朝统治权回到了刘姓手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大大提高了汉王朝的皇帝的成活系数。

而一旦没有封王，恶例就频频出现了。譬如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指鹿为马，直欲篡秦自代，但由于秦皇族孤弱，只能看着赵高任意胡为。唐朝时候，李世民把李氏封王的权限也压到了最低，终于出现武则天“篡权”的恶果。看着武大姐尽诛李姓子孙，外边竟无一人能救。曹操没有大封宗室，也导致司马懿很快篡权，也是一个道理。

总之，单一的郡县制导致了皇族的孤弱，容易被郡县大吏或者朝廷野心家所劫持。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

汉朝人总结秦亡教训的时候还说 ：“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就是专指取缔分封制的失误。

当然，随着皇权专制的加强，皇帝搞专权的本事和技巧也越来越强，最后他们保住皇权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比如借助着普及专制意识形态和儒家的皇权忠孝意识与法家的驾驭约束官僚手段。到了唐宋明清，没有太多的分封王子，也照样可以保护皇权了。但这在秦朝初试皇权专制的时候，还得有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呵呵。

分封制的第二个好处，适当满足人们对传统分封制的怀念，减少遥远地区的政治动荡。

有个成语叫“鞭长莫及”，以当时较低的信息调查流动反馈速度、命令执行能力和落后的物质技术（没有卡车、装甲车和铁路），中央对遥远地区的控制难免力不从心。不如派一些封王过去就近治理，他们比郡长官更有责任心和对帝国的认同度。通过高效的直接管理，灵通的信息，因地制宜的政令，也许可以把当地统治得像王畿地区一样太平安定，不至于闹出大事。即便出了乱子，封王坐镇当地，及早捕获信息，采取消弭手段，竟也许可以把动荡扑灭在失控之前。

事实上，秦王朝正是因为没有在其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分封诸子以为诸侯王，直接对当地进行管理，遂让六国贵族后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若干年后，秦末最先起来造反的，就是楚、齐这些遥远难控地区，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

历史进展是需要一个渐进型的过渡的，对于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来说，分封制是有两千年历史的为人们长期习惯的政治结构，突然一朝全部改掉，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实际上非常不肯纳入郡县制体系，秦始皇出游也主要是为了去那里弹压。

对于齐楚这样的遥远地区，派一个王子过去，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当地分封制的历史怀念，又可以加强秦势力在这些地区的直接渗透和控制。如果是任命官僚去齐楚的话，郡县制的官长，毕竟不会像皇族子孙那样对中央忠心耿耿。事实上，反秦大运动开始以后，吴越地区的郡守——名叫殷通，居然要主动率民造反，攻击中央。如果是派皇子赴当地为王，当不至于此。

分封制的第三个好处，可以起到反独裁的作用。我们说，反抗独裁不能靠君王自己发善心或者用思想学说教化他，而只能依靠客观力量。在分封制体系下，有两个反独裁的孔道。第一，在其他诸侯国的干预下，一个诸侯国内也不能对民众过于暴虐残毒，否则必然遭到外力军事打击与干涉。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被灭的小国，通常都是因为小国国君过于对本国民众昏暴所致（譬如梁伯就是因为喜欢大兴土木，最后民怨沸腾，秦人趁机灭了它）。也就是说，有敌国的存在，可以制约本国君主不敢对民众肆意妄为。而一旦没有敌国存在，“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语）。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也起着作用，很多国家不敢对民众太恶，就是因为国际势力的存在。

皇帝的暴脾气，全是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后，给养出来的。

在没有诸侯国或敌国可以制约皇权的时代，皇帝老子一人独大，没有什么客观力量制约他（除了最后同归于尽的人民起义），他为所欲为，又严又暴，脾气大极了，被形容为“老虎屁股摸不得”以及“伴君如伴虎”的老虎，随时就要咆哮，随时就要吃人。他的金口玉言等于绝对圣旨，往往独断专行，任意宰割天下，形成极大的独裁。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失去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风格，而沦落为战战兢兢没有骨头的“奴才”，也就毫不奇怪了。

分封制下，制约国君，还有第二个孔道。就是在一个诸侯国内，权力和城邑也是再次分封给卿大夫家族的，我们管这个叫小分封。这就形成了一个“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带有“贵族民主政治”特点。譬如晋国就是六卿轮流合作执政。如果这种多家族、贵族的联合民主执政继续演化下去，有可能就形成贵族的议会，成为西方的那一套。西方的封建时代，就是在这种分封机制下，产生了贵族联合体的议会，议会对王权进行巨大限制，从而最终走上了西方的民主。

所以，整个皇权时代出现那么多昏君和暴君，即便不是昏君暴君，也一个个威严专肃，但分封制时代的国君则随和得多。这就是因为分封制下的天子被诸侯制约着，诸侯国君则被其他诸侯国以及国内卿大夫们所制约着，使得他们施政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克职尽责，举动合规，以求本国壮大。他们对士人也被迫恭敬延引，谦虚容让，所以才有了春秋战国士人很男人的风格，很牛气的气节。

总之，秦王朝之所以出现轻用民力、大兴事功导致荼毒海内这样的错误，跟郡县制促成皇帝独裁、一意孤行、不受制约，不能说没有关系（另外，假如秦始皇把齐、楚分割封王而治，封王也许在辖区采取不同于秦始皇急于事功的错误做法而另选因地制宜的合理之术，就不会闹得全国一盆炭火，以致全局不可收拾）。

分封制的第四个好处，减少大规模农民起义：我们说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而在此之前的商周一千多年，很少闻听有如此炽热、广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在从前的分封制下，各个诸侯国直接管理地面，民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但不会处处都低。即便哪个诸侯国出了乱子，也会是局部地区政策不当导致的，不会天下各个诸侯国都乱，形成全天下范围的大起义。

中世纪的西欧也是一样，其农民起义数量远远少于同期中国，规模也远远小于中国。这就是因为它们当时也是分封制社会。即便爆发起义也只是反对个别残暴的领主，很难发展为反对国王的大规模运动。

所以，分封制下会较少全国大起义，是中西方历史所共同证明的。而郡县制下就不同了。郡县制下，皇帝一人独裁，全国政令统一，集权控制力度很高，一旦皇帝发了疯，错误政策就通过郡县制波及全国，造成广泛的风险，农民大起义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周期性的噩梦，实不足怪。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2)

这是从地理因素的角度来解释，分封制下，两种势力对国君独裁的制约，也是减少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

分封制的第五个好处，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劳役奔波。

在分封制时代，一个人出远门——譬如服兵役，最多是跑到本诸侯国的边境上，足迹不出一个省。而现在统一成一个大帝国了，出远门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说刘邦往中央送犯人，就要一路从苏北走到陕西去。交公粮也是如此。农民们交公粮，要在地方官的组织下，雇车运输到中央去。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手段，向中央运输公粮和木材皮革等物资，动辄一两千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这些送公粮和物资的农民走在路上，衣服和口粮都得自我解决，走不到半道，新衣服就已经破旧了，其他费用也一样高昂。所以人们受不了，干脆纷纷逃亡，有的则怀念起分封制时的美好，喜欢有个本地的诸侯王，可以让自己服兵役或者交公粮什么的，足不出“省”——这大约也确实是分封制的一个好处吧。确实，以当时相对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从分封制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成本一定会提高，效率却未必提高。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秦王朝偏偏特别喜欢这种“宇宙流”的大调动，用汉朝人的话说，秦喜欢“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也就是把东海之滨的粟，转运到陕西去，这不是故意折腾老百姓吗？

人们饱受秦王朝的毒苦，所以离开家门的时候愁眉苦脸。后来汉朝人贾谊提议在距离中央较远地区（譬如淮南）增设一些诸侯国，从而让人们就近建设本诸侯国，减少人们的长途奔波。汉文帝接受了这个提议。

所以，对于一个脆弱的新建王朝来讲（说它脆弱，是指它是从两千年的分封历史习惯上转折建立起来的），适当分封诸王子出去，以浓于水的血亲关系作为保障皇族势强二世、三世不断传下去的有力措施，确实如淳于越所言，能够起到中央的枝辅的作用。

总之，对于一个刚刚建国十几年就由于急于事功闹得风雨飘摇、民怨并起的秦王朝，从医得眼前疮、安定当前局面的角度看，搞一点分封制（不是全盘的分封制，而只是把一些王子封到边远齐楚地区去，是部分的分封制，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分封制中的积极因素），不失是一种短期救弊的急药，大有裨益。淳于越的这一“分封王子去远方”的建议，即便在最慎重和挑剔的人来看，也是应该被采纳的！

可惜，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宁愿要百分之百的纯郡县制！

后代的王朝借鉴了秦亡的教训，在分封制的历史惯性还很大的专制时代前半期，多数是改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譬如汉就是这样，从而大大提高了王朝的成活系数。

不过，光讲分封制的五大好处也不算“讲理”，分封制的坏处似乎并不比它的好处少。那些被封出去的浓于水的“血”（皇族子弟），随着世代的传延间隔，终于会淡得比水还淡。他们翻眼不认人，势力坐大，从开国之初的枝辅作用，慢慢变成了威胁中央的割据反叛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汉朝后来出现七王之反，晋朝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战，而春秋战国的诸侯王们更是混战不休，把老周天子根本不当正经对待。总之，一句话，分封的诸王在开国初期的枝辅积极作用随后又会变成离心的反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就是看到了分封制会带来割据混战、天下苦于战斗、相攻击如仇的恶果，所以终于一棒子把淳于越的“部分地区分封制”的合理化建议给打下去了，秦王朝从此走向了一维郡县制的不归路。

淳于越踉踉跄跄走出朝堂，他感到岁月悠长，但是所余单薄。

秦人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对于自己搞出的郡县制、兴事功、专赏罚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新政”，非常自矜。

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身上传统的包袱少，所以向来蔑视传统。分封制就是一种传统，是历代帝王治国之术的根本。但是秦人不以为然。分封制原本在秦国根基就不深，又被商鞅革命给狠狠地革了，如今，他们要把职业官僚郡县制广泛地推广到全国。

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们也许忘了，商鞅在革命的时候，自己落得被五马分尸的下场，现在向全国输出对分封制和相应的贵族政治的革命，自己又会落得怎样呢？

反抗的力量已经被感受到了，端倪就是淳于越的发言。

针对淳于越分封意见的发言，李斯作了反驳性的发言，李斯说：“现在地面上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势头，就是一些人整天借着古代政令思想非议时政。他们挖苦当局，惑乱人心。每当朝廷下达政令，他们就都拿一些古书上的教条，对政令议论纷纷，引经据典，?古非今，抨击造谤。”

李斯的话说得含糊其辞，那些人议论抨击的是什么呢？李斯没有说明，我私下估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类似淳于越这种有“齐独”思想的人，和中央唱着反调，要回复分封或者部分分封的政治结构；第二类是针对秦王朝急于事功、轻用民力的，这个东西把大家折腾得很凶，自然有人会提意见，出来抨击。

李斯接着说：“这帮提意见的人呢，他们入则心非（在肚子里否定），出则巷议（在街上‘大鸣大放’）。他们如果结成党，君主的势力和政治主张就要滑落了。所以对他们应该打击。我建议，把这帮人所引经据典使用的那些古书都烧了，看他们还怎么议论。《诗经》、《尚书》一定要烧，他们主要就是根据这两本书上的古代教条思想，来非议和诽谤今天的时政的。诸子百家之语，也要烧，因为它们也会教人胡乱议论。”

当然官府里的这类藏书李斯没有说要烧。为什么不烧呢？我估计因为统治集团的人还是要研究和借用这些书中的治国之术的，虽然是对它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要烧只烧民间的——这不但可以减少民间借之以抨击时政，在法理上也符合法家、儒家、道家在先秦一贯提出的“弱民”思想。

“我们把民间的思想书都烧光了，”李斯说，“让民间的黔首们没有书看，变成了榆木脑袋，也就啥都不懂，再不能造谤议论了。”——这些书籍，现在我们当文学书看，当时是政治书，饱含了种种与新时代皇权专制时代所不能相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控制这些书籍，确实是会影响皇权专制社会。

所以，焚书，并不是秦政府要和文化作对，实是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

“他们想学点东西的话，就学政府法令，这样就对我们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扎根吃透了！”

秦始皇对李斯这个主意大加赞赏，于是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李斯命令 ：“如果谁在烧书命令颁布三十天内不烧，相关责任人就脸上刺字，派做城旦。”

李斯的做法，好比鲧的治水，用堵和压的方法，而不是疏导。当然他也疏导了，他让人们看含有现时代新的政治思想（皇权专制取代分封）的书籍。

但是，光用疏导是不行的。你可以组织大家学习新时代的文件精神，谁不同意，就给他不停地学。谁受不了了，表示完全接受新时代的文件精神了，算是过关。这样，开它两年的学习班，思想就扭转过来了。或者开科取试，谁接受我们新时代的政治观念，还论述得特别好，我就录取你进入富贵行列。这些都是好的疏导的办法。

有这样的疏导，干吗烧书啊！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3)

但是，不行，烧书似乎还是必要的。这跟当时的士人民众脖子比较硬有关。这些人习惯了从前分封制下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恐怕一般的学习班是改造不了他的。闹不好，他倒把学习班上的老师给辩倒了。所以李斯针对这种人，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除了烧书，李斯还说：“谁敢聚众研讨《诗经》、《尚书》这些古东西，就杀头！（因为研讨透了，就有可能借着书中观点来非议时政）。而其他形式敢于直接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就灭族！”

看得出来，焚书只是手段，禁止提意见、禁止非议新时代政治、统一大家思想才是根本目的。

于是，秦始皇第九年的时候，书就开始烧起来了，郡县农贸市场空地上燃烧着竹板儿。统一思想的工作用这种方式开始了，这是两千多年先秦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居然有人要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啊，时代变了，可以有多元思想并存的分封时代已经翻为美好的从前，现在是皇权专制时代了——火焰吞吃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单烧掉是不可以的，还要建立。只不过秦王朝因为寿命太短，没来得及建立。在下一个汉这个皇权专制时代，属于皇权专制时代的思想被建立起来了——那就是董仲舒修改了先秦百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作为皇权专制时代代表思想的“新儒家”。两千多年的分封历史这才真正被翻为一去不复返的从前。

向传统的旧时代思想开战的气味儿是那么的强，无疑也影响到了在沛县当警察的刘邦。刘邦看到政府在烧传统文化的书，在反从前分封制下的旧思想，刘邦也许不懂得其中奥妙，但他不免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人。不过，刘邦脑子里其实也全是传统文化思想，比如他特崇拜从前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一副仗义江湖的豪迈。这其实在皇权专制之下，也是需要被禁止的思想。在皇帝这个一元的统治者驾下，只有忠君这一条出路，养门客和养士，本身就是分封时代的特征，也是应该在焚烧的行列。

不管怎么样，刘邦感到一种无名的高兴，好像阿Q看见了革命时的那种心情，奶奶的，我也要去革那些老时代家伙们的命。于是，每当他见到一个传统旧时代思想观念比较多的人——儒生，都要笑嘻嘻地把对方的儒冠抢下来，问道：“它漏不漏？”人家说不漏。于是他就把儒冠放在地上，往里边撒尿。

受烧书影响，刘邦也就没学什么文化——这里我必须插说一句，由于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时代的全套的思想体系，所以它的民众就没什么可学的，等汉朝建立了“新儒家”，人们就有东西学了，所以我相信秦王朝的人没什么文化可学，是个短暂的阶段，如果它寿数足够长，建立起那些供老百姓学的东西（譬如“新儒家”）以后，它们会让老百姓有“文化”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汉初几十年，在“新儒家”出台以前，政府照样是延续执行了秦朝的禁止挟书令，这实在不是秦始皇好坏的问题，实在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历史要求。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在法家、儒家、道家这种都强调“弱民”、“愚民”的统治技术的学说指导下，即便有了“新儒家”可学，可以让民众有“文化”了以后，大约也是限于部分人，多数人还是没有必要让他学的——后来，刘邦同志当了皇帝以后，对自己没文化的历史非常懊悔，常以此警戒教育儿子辈要多读书。史料记载，刘邦常自叹道：“秦始皇不许挟书，唉！都是秦始皇耽误了我! 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哼哼，这个习惯现代人也有，明明是自己不努力，却常把责任推给别人！

其实，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刘邦都四十多岁了，早就过了启蒙学习阶段了，你写文章差，能怪得着人家吗？

刘邦接着对儿子们说：“由于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可是，我看你们写的东西，还不如我呐！我认为啊，你们可得努力了，不要老找人代写啊！”——看来这是一家子两代人都不爱读书写文章，不论老的和小的，这是基因有问题，怪不到秦始皇了。

新旧时代，确实有很多思想上的不同。譬如说，忠君这个观念，分封时代下也是讲忠君的，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主对待臣子要符合礼仪和道义，所以伍子胥敢于鞭打楚平王的尸体，但是没有人非议他是不忠。但是，在皇权专制下，忠君是无条件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仅仅这么一条变化，于是，虽然有了焚书，但作用仍是有限。

事实上，思想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转化，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唐宋才慢慢有了进入皇权时代的感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秦汉时代的人仍然有很多骨气，还没有像附会皇帝、放弃自我意识的宋明清人那样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鄙人说的，中国人有两个祖先。秦汉时代，正是这两个祖先的嬗变过渡时代。

并且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结论，人性不是主动的，是由社会结构强烈影响的。社会结构是专制还是民主还是什么，这个形势大于人，形势改变和影响人的品性和价值观，包括因此形成的社会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完成分封社会向皇权专制政治思想观念的过渡，以及推行帝国新政，巩固统一，阻遏“以古非今”的逆流，焚书作为一种见效速度快的政策，在短时期内使用，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焚书事业要商量”——意思是不能把“焚书”之事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

但是焚书的负作用也非常明显，出现了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

《史记》中说，当时“天下畏罪，莫敢尽忠”、“群臣恐谀”。意思是，大臣们不敢讲真话，不敢从忠于职业的角度来提意见。因为你讲你真的思想的话，一旦与当前要求的意识形态不符，你就是“以古非今”、“诽谤时政”，就有一家子掉脑袋的危险。李斯说，“以古非今者族！”

但是请不要把这种悲哀的局面仅仅想象成是秦时代的灾难，其实，所有皇权专制时代都是这样的。后面之所以被族被坑的事情比较少，不是因为后代的皇帝们心软了，仅仅是人们已经学乖了，适应了，不再像秦朝时候的人刚刚从分封制过来，还那么耿介有个性呢。

不管怎么样，“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出现了。

是凡钳制舆论的时代，就会出现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当然这也反映了思想改造工作的初步成果已经出来了。皇权时代的思想改造，不就是为了让人民放弃自己的大脑和思想，接受皇帝的大脑和思想吗？人人不讲真话，都讲皇帝所倡导和宣讲的话了，这不正是这场焚坑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吗？

于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连马这么爱叫的动物都不敢发声音了（更爱叫的驴则早被杀光了）。臣子“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下（臣子）慑服谩欺而取容”。司马迁把秦朝走入皇权专制之后的这种情况记录在《史记》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因为秦朝结束而终结，即便司马迁本人，他的残废不也是因为不讲上边要求讲的话弄的吗！

从此，秦王朝真话消失、言路断绝，飘扬在朝野上空的到处是假话，秦始皇听到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他似乎更加觉得自己一贯正确了。天下大事就是秦始皇一个人做主，丞相大臣都是顺着他的意思去说去办。总之，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秦始皇像一架失去控制的航天飞机，听凭自己过热的脑袋把这个被取缔了发言权的帝国臣民带着东扎西撞。

汉朝人张释之对汉武帝说：“秦以不闻其过，天下土崩。”确实有道理啊。只不过皇权专制的体系不改，汉朝的皇帝也一样避免不了走到这样的局面，虽然他的臣子们这么苦心积虑地拿着前朝皇帝的覆辙来劝勉他。

紧跟着焚书，又发生了坑术士的事。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4)

当时有侯生、卢生两个骗子，是给秦始皇弄仙药的，但是弄不来，于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并不打紧，但是两人临逃跑前还说了很多话，都是诽谤圣上的，给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见，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什么的，并且传遍了咸阳。这就要严办了！因为这是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不是神药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于是秦始皇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说：“我前一时间刚刚收缴了天下的书籍。但是侯生、卢生这帮人，弄不来仙药不算，临走还诽谤我。”秦始皇话里的逻辑很古怪，收缴书籍和弄仙药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很有关系。侯生、卢生的诽谤使秦始皇意识到：虽然前面收缴焚烧了民间书籍（目的是钳制舆论、禁止议论与诽谤朝政），但这个工作并不很成功，侯生、卢生还不是在这里诽谤吗？秦王朝最忌讳的就是诽谤皇帝和非议朝政了。

任何统治者凭着常识都会进一步意识到：侯生、卢生的诽谤朝政绝不会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诽谤者在天下一定还有。那该怎么办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挨个排查，但咸阳就在脚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谤分子，然后用重刑杀掉，就可以起到“以惩后”的作用，即震慑全天下的诽谤分子从此三缄其口，不敢再诽谤议论时政。所以杀的时候必须用极刑，而且杀得热热闹闹，用坑掉这种不常用的极端残忍的做法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起到触目惊人、以儆效尤的广告作用。

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散布诽谤朝政的言论的人），坑掉了，算是给天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打了广告。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史记》上管它叫做“坑术士”。但后人出于对秦帝国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说教当政者的需要，而把“坑术士”讹成了“坑儒生”。这是会误导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性质的认识的。

当然，被坑者中间也会包括一些儒生，但他们被坑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所谓“议论不合者”。这些人被坑掉是因为跟政府不唱一个调子，而不是因为他们学儒家。

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地紧随发生，之间大有联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造旧的分封制体系的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转型，倒不是和儒家过不去。而且，从史料上看，坑术士也好，坑儒也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坑意见不合者——并没有扩大化。

对于秦王朝的“焚书坑人”，后代皇帝官僚们不应该整天咒骂它。它替后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权专制开始转变时难免要做的事情，虽然手段或许不如董仲舒建立一个从先秦儒家修正过来的新儒家，作为皇权时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转变来的高明。但在那个来不及有董仲舒的时代，而在有先秦风骨的人又很多的情况下，也许这么做是客观上的被迫选择。后代皇帝，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吃饱了不能打厨子。

秦亡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合计四个：

第一，急于事功。大兴建筑，征用民力太多，直接导致民生凋敝，“欲为乱者，十室而五”。

第二，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过渡过于急剧。单一的郡县制，而没有适当杂以分封，在技术上有许多弊端，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造成了中下层社会的动荡。分封制的长期历史惯性和反弹，酝酿成了一种巨大的反秦政治势力。一些中层的精英豪杰，都普遍与秦为难。

第三，向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形态过渡过于急剧，手段流于粗暴，导致“焚诗书、坑意见不合者”现象出现，一定程度地激化了中层精英与皇帝的矛盾，并且导致言路断绝，讲假话现象。

第四，忽视礼仪教化而专任刑罚。秦人重实干，但少理论，不善于做思想工作。虽然儒家的思想和儒者，在秦统治集团里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还是弱势的。单用刑罚是不行的，必须常给人做做思想工作，他就舒服了！

法家是，鼓励专任刑罚而忽视教化，这也就导致了秦的忽视教化。像韩非子，是非常轻视教化作用的，认为老百姓是不配接受教化的，你就拿法约束他就行了。我们说，教化作用确实不能夸大，像说周文王、商汤是因为仁德的思想教化对下面做得好，最后王天下了，这是儒家在吹牛。但是呢，教化也能多少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儒法兼行，一个长于做事，一个长于教化，虽然这显得有点“中庸”或者“乡愿”，但似乎却不失是个最终的选择。

以上秦亡的四条原因，单独一条都不足以导致秦亡，其中重点是第二条。

后代皇帝在学习中进步了，他们不会一次犯太多错误。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1)

李斯这个人，字写得不错，算是中国书法的鼻祖。他研发出了小篆，还写了一个字帖《仓颉篇》，里面都是小篆，供士民学习，用来统一六国文字。小篆成为了秦王朝的官方文字，现在的印章上还在用。

小篆最革命性的特点是“方圆绝妙”——从前的六国古文字都是扭扭歪歪、拳打脚踢、东长西短、大大小小，像蝌蚪一样。唯独从李斯小篆开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方块字形，各个字都一样大，所谓“方圆绝妙”，这可以从泰山石刻的小篆上得到印证。李斯也就因此成了小篆书法的泰斗。杜甫有诗曰：“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意思是李潮兄的篆书逼近李斯先生，这是夸李潮呢，而且他写的小篆字像快剑长戟，显出了先秦人的刚猛凌厉。

不过，拳打脚踢、歪歪扭扭派的六国古文字并没有因为李斯搞出“方块字”的小篆而灭绝，它们的笔意被另一个人继承下来，形成了所谓隶书。这就是当时秦政府里一个小公务员，叫程邈，这家伙喜欢描描写写，于是把拳打脚踢派的六国古文字升华成隶书，与李斯的小篆分庭抗礼，互相辉映。小篆方圆绝妙，强调的是方块对称的静态美，隶书没有统一的外轮廓，强调的是波折弹纵的动态节奏美。

从此，小篆成了正式公文的书写体，隶书则成了日常文字的书写体，好比写日记写博客的时候用隶书，给新开张的饭馆题字的时候写小篆。

泰山是上帝驻人间的总办事处，公元前219年，李斯陪着秦始皇来到这里，并且立了一块泰山石刻，歌颂老秦的丰功伟绩。石头三面刻字，一共一百四十七字，都是李斯的小篆，虽然是方块字，但其势飞腾，显示着秦人一往无前、吞并六合、势不可当的气魄。到了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收集了该刻石的拓本，但仅存四十七字。到了清乾隆年间，仅存二十九字。后来这石头干脆被火烧了，烧断的残石也不知所去。后来有人在泰山玉女池得残石两块，上边只有十个字，于是把它保存在泰山岱庙，坏蛋够不着的地方，还做了个亭子护之。但是做亭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又把它损掉了一个字，于是现在就剩九个字了。唉！

类似的石刻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德”字，可见秦始皇也是讲“德”的。所谓“德”，就是德政，为政以宽，省刑罚的意思。通常说起秦始皇就是“残暴、暴虐”，好像他一瞪眼就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认为。李斯后来快完蛋的时候，从狱中上书，自陈七条罪状，其实都是表其七项功劳的，最后一条说：“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这条“罪”紧接着前面统一度量衡的“罪”，都是表功的。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说明秦统一之后，曾实行“缓刑罚，薄赋敛”的德政，最后还被李斯列为了狱中求生的理由（功勋）之一。

“缓刑罚，薄赋敛”这大约也是泰山石刻上所说的德吧，同时也属于典型的儒家思想。明朝状元焦说：“秦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指儒学）。”秦用了一定的儒家治国思想，焚诗书、坑术士也不是专意讨伐儒家来的，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

作为皇帝，所谓残暴，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滥杀人。但是秦始皇时代的法令并不残苛（是秦二世修改法律才变酷的），他也不曾滥刑民众，更不曾以杀人取乐。虽然后人口口声声说秦始皇残暴，却说不出秦始皇哪怕曾滥杀的一个大臣的名字。他始终信用王绾、李斯、冯去疾、尉僚、冯劫、王翦、王贲、蒙恬、蒙毅、李信一干重臣，终无变移（这帮人不论文武，从个人能力来讲，每个都是独步一时的命世之才）。

相比之下，秦昭王曾杀名将白起、名相范雎，刘邦曾杀功臣，例如杀韩信之全家，把彭越切成肉泥，汉景帝杀周亚夫、诛晁错，汉武帝杀李陵家小，朱元璋杀蓝玉、胡惟庸、徐达等大功臣，不论这些诛杀是否有一定道理，但都是让人痛心的“圣德之累”，而秦始皇除了在年轻的时候杀过吕不韦以外，并没有再杀过大臣。如果视秦始皇为残暴，则其他上述知名的大牌皇帝们，就更残暴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法家人物，秦始皇一切行动都应该是依法而行的，不会肆意滥杀。不但没有滥杀大臣，也没有滥杀百姓的记录。相反，他曾经把“治狱吏不直者”（给百姓断案判刑不公正、滥用刑罚者）发配去修长城。总之秦始皇不能简单被钉上残暴的字眼。

如果非要用贬义词来描述秦始皇的话，我觉得用“急躁、专独”也就够了。“急躁”是指他急于事功，大兴项目，搞得民不聊生，转徙流亡；“专独”是指他焚诗书、坑术士，不许人们凭着书本议论提意见，同时“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大臣们成了摆设。

仅此而已。

秦始皇所做的所谓坏事，不过就是在皇权专制开创的道路上，为后代帝王做了扫路的炮灰。

不管世人如何评说，公元前210年，在山东沿海用“古代机关炮”射完大鱼后，秦始皇这位颇受历史争议的大人物，还是病倒了。

秦始皇走在向西返回内地的路上，病情开始恶化。此时，帝国的情形并不比他的病情更好。从前他曾遭咸阳强盗的围攻，又被张良的迫击炮打了一次，应该能从这些渠道感受到天下潜生的一种躁动。

但秦始皇还有一个扭转乾坤的机会，那就是任命一直与他政见不合的长子扶苏做继承人。扶苏这个人比较贤，连民间都知道。扶苏反对秦始皇的躁急为政原则，曾经数次进谏。为此，秦始皇打发这个乌鸦嘴去北方跟着蒙恬打匈奴人去了。

现在，如果选用公子扶苏做接班人，未来登基以后，扶苏必然修正秦始皇为政之失误：把正建的项目缓下来，把南北的兵马撤回一些来（反正这些兵马在南北这些GDP很低的地方拓疆也没有太多油水，得不偿失），同时开放言路，允许人们提意见和参议政事，在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结构过渡上有所弹性，那么经过这些卓有成效的调剂，秦始皇末年比较紧张的社会矛盾，也就可以柳暗花明，二度逢春了。

于是，秦始皇在性命垂危时刻，决定立扶苏为接班人。这就像汉武帝老髦时下“罪己诏”，刹住穷尽民力的错误政纲，以挽回王朝的危险走势。

可惜的是，历史总是朝着混乱的方向去走，就好像生怕宇宙内的熵值不够大似的。中书令赵高的出场，打断了秦王朝二度逢春的奢梦。

汉武帝晚年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可见，他也知道自己劳民打仗，是危害帝国命运的，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只要接班人进行调节，就会各得其所。秦始皇晚年未尝也不会没有这种想法，这是他决定传位给与他政见不合的扶苏的原因。他坚持自己的政见，所以他在位的时候不用扶苏，但他希望在下一届政府里，行扶苏之政。可是，秦始皇面临的社会矛盾比汉武帝要大，除了大兴事功、劳民伤财——这一点和汉武帝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还多一个致命的敌对因素，就是人们有着回归分封时代体系的历史惯性。而这一点，是汉武帝所不需要面对的。最后击败秦王朝的，更在于后者。

秦始皇的病情迅速加重，他的路程走了不到一半，就在河北省的沙丘这个地方停下来了，因为他实在没有力气再走了。

沙丘，其实是个风景旖旎的地方。我日前曾驱车绕道看过。那里从前曾是商纣王的一个古代苑囿，位于河北省南端的邯郸平乡县，商纣王曾经命男女裸奔其中的。后来，赵武灵王在纣王的苑台遗迹的基础上，增建了楼堂馆所，流水花园，作为干部疗养开会的基地，并且自己被饿死在那里。这是一个美丽得要命的地方。赵武灵王死后一百年后，秦始皇也带着要死的病慕名而来了。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2)

我曾经驱车在平乡县野外绕了半天，但并未见到任何沙丘的模样，也没有苑台的遗迹，只觉得春天的风卷着细细的干土面，从大平原上稀疏的小麦苗地里卷来，飞打到车窗上。车窗外的老农都仿佛不胜风尘的扑打，用白毛巾裹了额头。我想，在这小风沙中出去裸奔，一定会弄一屁股土。

两千多年前的沙丘，也许是很好的，至少还有一些可以安排秦始皇住宿的离宫别殿。

赵高这时候出场了。

赵高的打扮比较特别，腰带上挂着一把小刀子——叫做削，这代表着他是智识阶级，每当皇帝有什么旨意，他就拿出木板，用毛笔毕恭毕敬地写下来。如果写错了，就拿小刀削去重写——这大约就是刀笔吏一词的来源。磨小刀的小石头叫做“砺”，也挂在他的腰上。但是毛笔，则一般插在右耳朵旁边。

秦始皇叫赵高过来写字。赵高的字写得不错，出过字帖，叫做《爰历篇》，和李斯的字帖一样，是全国基础教育的小篆样本。

病榻的几案上放着砚台。当时已经有砚台了，阿房宫就有砚台。目前有一块阿房宫砚台在日本被发现，据说是徐福带去的。砚台里漂着墨，赵高捏着毛笔蘸饱，听写秦始皇的话：“我快不行了，我命令，公子扶苏把兵事暂交蒙恬，速来咸阳会葬，把我埋了……”

赵高听写着，按照当时习俗，是写在木板上，叫做“牍”。这个牍是一尺或两尺见方的木板（所以尺牍就是书信的意思）。

赵高在牍上写得有点慢，妇女画眉一样描着小篆，一个字描半天。秦始皇说：“你快点写耶——我还等着咽气呢！”赵高赶紧改用隶书，就快了很多。

信写好了，还要拿官印蘸一蘸墨汁，盖上去。

战国后期开始有了印泥，所以赵高可以蘸着印泥盖在木板上。这是最早的印刷术。赵高使用的官印不一般，是玉制的。从前的老百姓只要有钱，都可以用玉做印章，现在秦始皇制定了新规矩，只有天子可以用玉。王公将相最多用黄金的印。所谓“怀金垂紫，揖让人主之前”，就是怀揣着黄金官印，腰里垂着紫色的印的纽带——像BP机的链子那样，这是很高的官了，如王离（武城侯）、李斯（通侯）就带这样的金印。

银印、青色纽带则是九卿的级别，如九卿的少府章邯就应该是银印、青绶。而皇帝最大，是玉的印（玉玺）、红色纽带，没法比了。

信写好了，玉玺也盖上去了。再把牍的外面用上下两块木板夹住，为了防止邮递员在路上私拆，木板外面再用丝绳十字交叉捆上，绳子打结处压上封泥。封泥压上去以后，按照当时通行做法，赵高又从腰里摸出印的纽带，捏着带子一端的玉玺，往封泥上边又扣了一个印——这就万无一失了，绝对保密了。

秦始皇见万无一失了，这才高高兴兴地死去。这位五十岁的中国首任皇帝，第一次把中国的广袤国土真正统一成一个帝国的一代英豪，功盖五帝，泽及牛马，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秦始皇先生，终于在河北沙丘的离宫里，一命呜呼了，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和一班面面相觑的大臣。

随着秦始皇魂魄缥缈而去，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到底是“躁急、专独”，还是“残暴”呢，不再絮叨。有趣的是，历代儒家学者们对秦始皇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讲，唐朝以前，把秦始皇一般说得比较差，唐朝以后的知识分子，从柳宗元开始，则把秦始皇说得比较好，越到近代则是越好，直至开始出现“千古一帝”的美谥。

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行符玺事”，所以玉玺挂在他的腰里当做宝贝存着。他把密信带回胡亥的办公室，用手把木板丝绳上的封泥掰碎了，胡亥连忙大叫：“Oh my God！赵老师！你要犯罪啊！你怎么敢利用职权把它捏碎了？！”

赵高笑眯眯地说：“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最喜欢拆信看了。拆完信，看一看，再封上，最有益于身心健康了。反正我有玉玺，在封泥上重新盖一下玉玺，就行了。”

赵高把信给胡亥看毕，胡亥愣愣地说：“这很有道理啊，我爹让扶苏当继承人，理所固然啊。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我爹让他接班，我有什么好说的啊！”

赵高说：“不然，现在天下的权柄，就在你我手中。我只要把信的内容改了，让你接班，然后再重新封上封泥，天下就是你的天下了。”

“可是，我作为弟弟，跟哥哥抢位子，属于不义。我爹死了，我篡改我爹的遗命，属于不孝。我本事一般，才能谫薄，勉强当皇帝，属于无能！我这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胡亥能说出这番话，说明他平时所受的教育，并不全是法家赏罚趋利的学说，“孝”、“义”、“德”三个字在他的话中铮铮作响，而这三个字全是儒家的核心概念。秦王朝对贵族子弟的教育，也是含有家思想的啊。

“呵呵，”赵高说，“制人与受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给别人磕头和让别人给你磕头，肢体的感受可不一样）。”接着赵高又举例子教育胡亥：“商汤和周武王杀了他们的主子，天下却称赞他们有义（意思是你抢你哥哥的位子，也是义的！这里赵高把扶苏比做桀纣）。至于你说的孝，卫国国君杀他老爹，孔子照样认可他，也没有说他不孝。你就不要犹豫了！”

胡亥看赵高把孔子都搬出来了，好像孔子都赞成违背老爹（当然这个观点是赵高故意塞给孔子的），于是脑细胞开始不够用了。到底要不要造大哥的反呢，要不要违背老爹临终意愿呢？胡亥累死了很多脑细胞之后，终于喟然长叹，答应了。但是他说：“如今我老爹的遗体还在那里停着，丧礼也没有办，就开始闹，不好吧。”

这孩子还真实够孝顺的，还知道等着安顿完老爹再跟哥哥掐。可敬啊！

不但胡亥孝，扶苏就更孝了——秦王朝是非常强调孝的，在云梦出土的秦法令竹简里，同样的打架犯罪，如果是子女对亲长的，要格外严判。这说明对于“孝”，老秦是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的。所以，后来扶苏一看见老爹发信来让他死，他就说道：“爹让我死，我有什么可说的呢？”二话不说立刻就自杀了，孝得无以复加了。这是秦王朝“孝建设”狠抓狠落实的成效啊。以前我单知道“我大清”以孝治天下，其实秦也是啊。而孝，又是儒家的东西。秦，也是用了一些儒家思想的。

赵高说：“时乎时乎，间不及谋。”意思是，您不要再等安顿老爹的遗体了，现在就要行动，时间不等人啊。

怎么行动呢？赵高掉头出门。

赵高去找李斯，因为这事没有丞相协助，是不行的。假如丞相李斯给扶苏发一封信，揭发赵高捏碎封泥、篡改诏书的阴谋。扶苏得信，知道诏书为假，必不再奉诏书而自杀，而赵高就得畏罪自杀了。赵高若偏不自杀，而是据咸阳拥胡亥为帝，扶苏带着边防兵杀过来，诛一个赵高如杀小鸡。

潇水曰：种种迹象表明，儒家思想还是不同程度地影响、渗透、运用在秦统治阶层的脑子中了。

最后口罗唆一下封泥。

始皇的遗嘱信，外捆美丽的丝绳，丝上有可爱的封泥，又加盖了宝贵的玉玺。这种封泥，上加盖官印的，是满有趣的古物，现在也有人收集，不贵，才几百块钱一个。但若是这封秦始皇宝贝遗嘱信上的封泥，恐怕就价值百万了吧。不过放心，没有人能发这个财，因为它已经被赵高捏碎了。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3)

秦朝短促，公认的秦朝封泥只有十枚左右，但是在秦始皇办公室（章台附近），有一个叫路东之的家伙，一下子弄到了一千多枚封泥。一下子发了。而且这些封泥就是秦始皇亲自使用的。我们知道，秦始皇非常勤勉，一天看一百二十斤奏章，每份简牍都要事先除去封泥，于是他的办公室附近发现了类似今天废信封或废邮票性质的大量封泥，上边净是“丞相之印”、“左丞相印”、“右丞相印”这样的高级别大员之印迹。而且，仿佛是为了便于后人收藏似的，这些封泥都没有被捏碎，而是拆开时小心地用刀剪剪断封泥两边的丝绳，所以完整无损。

我们谨借这两千两百年前的珍贵封泥，向勤勉工作的秦始皇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沙丘野外的离宫皆建在平台上，平台高高地。从平台上的宫廷大门（宫门）进去，是空旷的庭，庭很高（因为是在平台上）。

庭上，左右点着柴燎的火光。这就是庭燎。站在庭上，凭着火光向远眺望，落寞的大地夜凉星稀。

赵高，穿过红光摇曳的庭——这个庭，如果是供平时上朝人经过，就叫朝廷——转弯走到李斯所在的宫室。登堂之后，两人发生了一段秘密对话，据《史记》记载一共七百个字，往复六个回合，唇枪舌剑，繁绕周章，颇费理解。人生苦短，我们就摘其梗要而谈吧。

赵高首先开口道：“上已经驾崩了！授书给了太子扶苏。”

这个李斯当然知道，此时李斯已七十来岁，是个老干部，他清清喉咙回答说：“嗯……啊……这个呢，我已经知道了。好！”

“我们打算把诏书改了，改让胡亥当接班人。”

李斯大变色，惊叫道：“你确信你说的话吗?！咯——咔——咳……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他脸蛋通红，好似炉炭冒着浓烟，浓烟就是胡子，胡子的火箭筒，瞄准了赵高。

“不必这么激动啦，这事只在君侯与我之间就能定下。”

“你这真是亡国之言啊！不要再提了。”

“只要你答应了，改一份新诏书，一切就算定了！”

李斯不由自主地抬高了声调:“拜托你不要再打我的主意好不好！我的回答就是一个字——不行！对不起，一个字就是——不可以！”李斯激动得语无伦次，跪坐的身子也耸起来了——抬起了屁股。

李斯虽然闹得凶，但赵高并不气馁。李斯这些年啊，已经少了年轻时候上《谏逐客疏》的锐气了，逆龙麟的事少了，苟且顺应秦始皇的事例多了，譬如关于郡县制的辩论、焚书的倡议，他都有意无意地站在秦始皇的立场上，颇有迎合上意的特点，而不像个耿骨老臣。也就是说，他不太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赵高说：“呵呵，提问！以君侯的能力（这里李斯被称为君侯，因为他是秦二十等级爵中的最高一级——侯爵，称‘通侯’），与蒙恬相比，在功劳、谋划、百姓口碑、与扶苏的关系度等四个方面，谁强谁弱？”

李斯吭吭了一会，撅着胡子说：“似乎都不如蒙恬。”

“哼哼，是啊。公子扶苏继位以后，必定任用蒙恬为丞相。那么，我怀疑君侯你终不能怀揣通侯之印（金的）而耀归乡里了。”

“嗯？”李斯倒吃了一惊。确实，一旦扶苏称帝，李斯保不齐就要让出相位。从前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的老鼠穷困潦倒，而粮仓里的老鼠脑满肠肥，于是李斯总结说：“人哪，是贤还是不贤，就譬如这老鼠，看他处在什么生态环境。”这话颇有道理:不在乎你本人绝对意义上是贤还是不贤。若处在扶苏的朝廷里，蒙恬就是头一号的贤人，自己就不显得贤了，成了穷困的老鼠（公厕中的）。若处在胡亥的朝廷上，胡亥又是李斯改诏拥立的，李斯于是就是头号的贤人了，成为富翁老鼠了（粮仓中的）。所以，贤与不贤，看你处在什么环境。李斯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做个仓中鼠比较好。

但他随后又转变主意，觉得即便扶苏、蒙恬用事，自己也不至于那么惨，即便那么惨，那也认了，随它去吧，倒霉就倒霉吧，毕竟这也算是秉承落实了秦始皇的遗命，作为宰相，难道能抗主子的遗命吗。他想了半天之后，疲倦地吐了口气说：“呵，老夫奉主之诏，听天之命，未来爱怎样怎样，并无二话可讲！”

“您的见识实在是太短了！现在，您看似很安全，其实很危险，安危都不能自主，何以算是圣人。”

“够了，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李斯生怕他再说下去，自己会改变立场，“你快回去吧，你再说，我的高血压就要犯了。你看，已经到一万八千毫米汞柱了。”

赵高看着李斯矛盾痛苦的样子。李斯的脑袋似乎真的疼起来了，赶?吃了一些风湿止痛膏，这才平静下来（因为太激动，吃的药也选得不太对）。李斯喘了一会儿，说：“你啊，你算了吧，你这不是人臣该打的主意啊。你听我说，从前，晋献公更易太子申生，晋国三世不安。齐桓公兄弟争位，爆发流血冲突。纣王杀自己的亲戚，社稷变为废墟。这都是上天在惩罚他们的逆天行为，我李斯不过是个人而已，如何能拧得过上天的意志？”

赵高闻听李斯的话，感觉对方立场已经松动，只是在提技术上的难题了，于是微微一笑：“我们是搭档，对吧？只要我们通力合作，扶立胡亥是很容易的。从此，保您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侯爵、王爵可以自称孤），富贵无边。否则，如果你不听我的，扶苏、蒙恬来了，我跟胡亥是没前途了，你自己也得被蒙恬挤下岗，你一下岗，子孙也就难保了。总之，扶立胡亥这事你一定要帮我。”

赵高终于说出了大反派在电影上要挟对方时的经典台词：如果我输了，你也玩完，如果我嬴了，一切跟着正常转。

李斯没有话可说了。赵高说得很有道理啊：扶立胡亥，胜利了，李斯、赵高都能成为受益者。否则，胡亥若立不起来，而来了扶苏、蒙恬一派，则赵高成了没用的太监，李斯也变成过气的老鼠，两个人都是失败者。

李斯和赵高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啊。

李斯该怎么办呢？

事关自己的未来和家族的前途利益。

经过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李斯最终屈服了——与其说屈服于赵高的胁迫，不如说屈服于自己对丞相一职的恋栈和持续荣华富贵的欲望。李斯走至宫台凭栏处，站在黄昏掀起的风里，不禁垂泪太息，哭叹道：“嗟乎！我李斯遭逢乱世，夷陵直至今天，既不能以死，安托命哉！”李斯这时候已经精神错乱，他最后的这两句话，已经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无法翻译了。大约意思就是说，真不如死了啊，可是我还得活着，活着就得为接下去打算，为接下去打算就得背叛主子的遗嘱，这可又真不如死了啊，到底怎么“托命”啊。李斯果真感觉到了生死皆难的沉重了。

但李斯的垂泪，也等于答应了赵高，因为，无论如何，他还要活下去，除了为他自己，还必须为子孙后代。

李斯无法克制自己持富保贵的欲望，这就是他的无奈。一个有欲望的人，会变得软弱。于是顺从赵高的主意，而置帝国的未来于危险。也许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太息垂泪。他的垂泪，大约是对帝国未来命运的提前吊亡吧。

他的私欲的达成，是以国家的命运受挫乃至毁灭作为代价，作为一代丞相，倘有一点良知，怎能不为此垂泪呢？

赵高欢天喜地地修改了诏书，写了一份“丞相斯受始皇遗诏”，讲立胡亥为太子，然后也给扶苏写了一封假信。随后，就把老秦的遗体装车运走。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4)

老秦也许非常不满于赵高、李斯、胡亥的大逆不忠不孝之举，于是在车里使劲散发出二氧化硫、硫化氢、有机酸、尸胺、腐胺、多氯联苯等腐败有机物的味道，把赵高、李斯一行人熏得够戗。大臣们还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呢，纷纷想走过去请安，但又被二氧化硫顶了回来。众臣屏住呼吸、满脸狐疑。赵高于是找人弄了一百二十斤咸鱼（古代叫鲍鱼），装在车上，利用咸鱼散发出来的恶心人的甲基吲哚，以毒攻毒，以乱其臭。

整个车队变成一个大猪圈。

秦始皇的尸体到底会冒出什么气体呢？我问了学化学的人，他说，二氧化硫（SO2）是有机硫化物较为彻底的氧化产物，需要较强的条件，如加热、燃烧等。像老皇上那样被日头暴晒，强度还不够，我估计得指望赵高他们来放把火才行。应该是冒出其他含硫化合物。有机硫化合物是世界上最臭的一系列化合物——“猛臭”。几滴硫醇可以把整个煤矿的人熏出矿井。所以作为矿山紧急疏散之利器。

他认为，应该主要冒出尸胺、腐胺，举一个例子就知道这两个东西有多臭了。某学校化学系的几个教授没事要合成个什么东西，需要几毫克的腐胺，结果就着通风橱做了起来。尽管采取了很多吸收的措施，但是就是泄漏出去的那一点，就让整个化学系大楼封了三个星期。走过的时候，人人掩鼻。真是臭不可闻，说顶风臭出十里也许太夸张，但是百米之内绝对是无敌杀手。

有句话叫做“咸鱼翻身”，比喻死灰复燃。但老秦躺在自己的猪圈车里，再也不能翻身了。老秦也属于兢兢业业，他这最后这一次巡游旷日持久，将近一年，五十岁的他，也可谓不畏风霜劳顿了。如今我出差两天，就觉得浑身疲累。古代旅途中的艰辛颠簸、水土不服，以及古代微生物、瘴气、细菌和非典病毒，终于把这个原本曾经三十几岁的陕西壮汉，一剑刺倒义士荆轲使之身被八创的秦嬴政，如今的秦始皇，掀倒在夏日的热风里，再也不能咸鱼翻身了。秦始皇也算是因公殉职的吧。

若不因为劳顿而死得这样仓促意外，秦王朝的寿数也许不会那么促然短暂。凭着秦始皇扫清六合、一统华夏的赫赫声威和海内名誉，只要有他活着，人们就不敢轻易造次。要是他多活几年，把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过渡做得更扎实一些，六国的凝固力更强一些，并有充裕的时间把接班人问题做好，接班人未来新政策的调剂方向争取，那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总之，秦始皇算是早殇。须知，刘邦仅比秦始皇小三岁，这时还没登上历史舞台呢。连诸葛亮活得都比他长（五十四岁）。

公元前210年的沙丘路上，飘散的满是历史的遗憾、迷乱和惊诧的不祥的气息。

随着老秦的车子离去，吱吱扭扭地慢慢赶路，我们留在原地停会儿，谈一下哲学吧（因为我们待会儿可以坐飞机走，追得上他们）。

这里我们说一说“势”。

商鞅讲“法”，申不害讲“术”，慎到讲“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古人多富于原创精神啊，谁跟谁互相讲的都不一样）。韩非子生得晚，只好整合了“法术势”，作为法家的集大成。

法和术，我们都明白。法，就是明赏罚，用趋利避害来调动人。术就是监察，国君最好隐密着，不露声色，表面上装做不听、不看、不知，让下边人捉摸不透。其实暗下里搞些手段监察测试着下属。

那么，势是什么呢？势是啥意思啊？

其实语言已经不易触及和描述之了。我们只能作比喻。

李斯年轻时候曾经上厕所（当然，这个习惯他后来也没有改）。只不过，李斯年轻时候上的厕所比较差——因为他那时候还是上蔡县的一个布衣小吏，和萧何这般人一样，住在闾巷里。闾巷的公厕跟现在一些胡同厕所差不多，常有大耗子横行。所以李斯常牵着狗去。大耗子还真给面子，见着狗就跑。

李斯一手牵着狗脖子上的绳，一手帮自己解开下裳蹲下。狗虎视眈眈地盯着耗子，旋即又看看李斯屁股。不管怎么样，大耗子是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来侵犯了。

接着，李斯又去粮仓里行走（行走就是办事的意思，现代叫跑腿儿，因为李斯是个小吏），他看见粮仓里的大耗子则简直好比——你想象一个大富翁的样子——仓里的耗子就好比那样，拥坐粮堆，大腹便便，皮毛油光贼亮，而且泰然不惊。你还不敢拿烟熏它，除非你想把粮仓也点着。这位耗子生活在严重超好的福利社会，锦衣玉食，不沾风雨，还有仓库主任给他保安站岗。

总之，李斯长叹一声：“人啊，全看你是在什么处境下了。”

好，我们的比喻讲完了。

这位粮仓里的大耗子，就算是处了势了。在这个“势”里，哪怕你是笨蛋，是不贤的蠢笨如牛的耗子，也一样脑满肠肥。而?去了“势”的耗子——比如沦落到了厕所，则就算你技压群芳、善蹿能跳长于思考，八项全能，是天才级的耗子，你也一样不免饥寒交迫，吃的东西不卫生，生的孩子闹畸形，还被大赖狗凌辱。

所以，法家说，君主一定不能失去自己的“势”，也就是说权柄（赏罚等）。如果你把赏罚、授官、考课等大势，授予了别人，那你会死得很难看，会被臣子架空了你。所以，君主一定要紧紧攥住自己的“势”。

不光君主有“势”，人臣也有自己的势。李斯就是凭借秦始皇的“势”，老秦给他荣华富贵和煊赫权力。如果换去了扶苏的朝廷里供职，那他就算是没有“势”了——就像赵高一样被去势了。因为，扶苏不会借势给他，而只会借势给蒙恬。

赵高也要有自己的势——虽然肉体上被去了势，但他还是有志气，要打造自己的势。所以他哄抬胡亥登上君位，就算是为自己造出来一个势。往后就可以站在这样的“势”上（借着胡亥的权威），安全而且富贵，乃至可以作福作威了。

“势”就好像一个土台子，你自己没有土台子，或者土台子不够好，你可以像赵高那样搭一个出来，造一个势给自己用，站上去就舒服了。吕不韦包装异人，也算是为自己造一个势的台子，让自己最终当了相国。还有“红顶商人”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造势”，基本属于自力更生。实在造不出来，还可以借别人的势，即借别人的土台子，上去站站，也满舒服。譬如一个企业，比如你资金和技术不行，可以借某个高校的名义，借了这个势，出去骗客户，就容易多了。否则的话，光有本事和技术，累得半死，终好比厕所里的耗子，辛苦也吃不成大胖子。

而一个饭馆，挂几张领导人握手题词的照片，也算是基本小打小闹的借势了吧。

“势”对任何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在不同的经理岗位上，有的人就能发大财，有的人就拮据得要命。不是他们智力不一样，而是所处的岗位、所处的势不同。不在于你个人本事怎样，智力如何，学历是否高，相貌是否酷，关键是你处在什么样的“势”上。所以你一定要设计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寻找到你所可以站上去的势。找到之后，你就算是可以“乘势”了。若实在你没有“势”，你就可以去趋炎附一个势来。哈哈。比如娶个名人寡妇什么的。女的就嫁个珠宝商。这种趋炎附势，实是属于借势。陈胜起义，也要借了公子扶苏的势，以扶苏为号召。项梁则借楚怀王的势。这都跟娶名人寡妇差不多。而蒋介石依托英美，也是为了乘势。不“乘势”则不足以“成事”。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5)

所以古人云：“君子终日而行，不离辎重。”就是说，君子一定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势，站在势上，轻松而且无往而不克，终日而行，绝不能一时一刻丢掉自己的势（土台子）跑下来。

“势”有好坏高下之分，你尽量要处在好的和高的上去。譬如，大耗子，最好就去仓库这个好势上去生存，不要去公厕那个坏势。

“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好的势可以转化成坏的势，有势又可能变成无势。譬如说，一旦秦始皇驾崩，原本有“势”的李斯就算没“势”了。原本他是丞相，站在秦始皇这个大“势”上，呼风唤雨，全国皆惧。现在老秦这个“势”台子崩了，他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势”的问题了。接下去，他是要站在胡亥的台子上呢，还是扶苏的台子上呢？

不需要多作分析，扶苏的台子即便好，他肯定也上不去——因为蒙恬家族的人已经站在上边了。只有积极帮助胡亥，将来获得胡亥的感激，胡亥允许他站在胡亥的台子上去，也就乘上了势了。

李斯于是也就这么决定了。

这就是李斯的“仓中鼠”理论，也可以叫“势理论”。不在于你贤与不贤，更主要在于你站在哪个“势”的台子上——譬如对老鼠而言，是站在仓库这个势的台子上，还是公厕这个势的台子上。

不过，李斯还是忘记了一条。胡亥这个“势”的台子上面，已经站了一个赵高了。赵高允许李斯也站在这个台子上平分秋色吗？事实最后教育了李斯，赵高还是把他从台子上踹下去了。直摔得身败名裂，三族无遗。

唉，李斯真的是没办法啊。扶苏的势台子上，已经站着蒙恬；胡亥的台子上，站着赵高。去哪里都不好办！如果你是李斯的幕僚，你该怎么建议李斯的去就呢？

李斯好想到火星上去啊。或者帮个火星人搭个台子，扶那个火星人为君，然后好让自己也站上去。

我们也确实奇怪了，早在秦始皇还健在的时候，李斯就应该考虑未来出路的问题，提早找到未来的势，提早搭台子。李斯不知未雨绸缪，没有事先找到自己的下一份奶酪——有远见的大臣，应该在君主的接班人身上早点插手，当然这样做也是风险极大——终于陷于被动。在沙丘宫里他左右为难，无势可乘，坐困愁城。

到这时候再着急，已经晚了。李斯的悲剧，这时候已算是揭开序幕。他这个肥老鼠，原先居住的仓库，突然失火烧毁了。好可怜的无家可归的老鼠啊，只好借挤赵高檐下。

扶苏，不同于一般的花花公子，他少年英武但天性退让，喜欢与忠臣孝子如蒙恬之徒来往，现担任蒙恬三十万边防军军政委（监军），长期驻扎上郡（陕北延安一带），蒙恬驱逐匈奴，尽得河套之地，大有边功。“国人多闻其贤”（陈胜语）。连赵高都夸他“信人而奋士”。

所谓“奋士”，就是使士奋的意思，善于激励别人。他为什么能够激励别人呢？因而他“信人”——对人信任，给别人机会，故大家都愿意为他出效死力。扶苏遂得众人之心。跟着他的人都很爽，就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

这一天，扶苏正和同志们在上郡卖力工作，使者拿着赵高的假木板信来了。拆开一看，是老爹的口吻：“朕巡行天下，如何辛苦。而公子扶苏，与将军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十有余年，士卒多耗死于外，却无尺寸之功。”

意思是一尺一寸的土地也没抢来。

其实非也。蒙恬一直打到宁夏、内蒙古境内，尽得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呈“几”字形，其上部分，套住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及宁夏西北的部分地区。这块地方，匈奴人趁着七国混战，一度将它占领。蒙恬不但尽行收复河套之地，甚至打到河套以外，迫使单于又向北退却七百余里，又得地四十四县，新置九原郡（在河套外）。秦不仅仅是像后代那样抗击匈奴，而是主动进攻匈奴——这只有在秦汉盛唐做得到。为了保住这些新占领地，蒙恬又在北方大修长城，西起甘肃岷县，东至辽东，弥连六国旧长城，延袤总共万余里。

诏书接着说：“没有功也就罢，扶苏反倒数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作所为。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

“赐剑以自裁”几个字触目惊心，扶苏读到这里，就哭了。于是他对使者说：“请你先等一下，我去内室里待一会儿。过一会儿，我自杀完了再出来。”

“用我们帮忙吗？”

“不用，虽然没自杀过，缺乏相关经验，但我还是试着自己来吧。”

《史记》上说，扶苏“为人仁”，意思是为人和气。说完，为人仁的扶苏，拎着宝剑就进了内室，准备自杀。

蒙恬却没那么和气，急惶惶一脚踏进内室:“公子！请先不要这么干！一旦脖子抹完了，诏书却是?的，您就没法恢复了。还是先检查一下诏书吧。”

“诏书没有问题的，外壳的封泥有皇帝印玺。”

“印玺也未必总在皇帝身上带着。最好写信请示一下，跟陛下核对无误再自杀不迟。现在就凭一介使臣跑来，您就自杀，安知其非有诈呢？”

这时候，外面的使者开始嚷嚷了：“公子——公子——扶苏？在吗？自杀完了吗？还差多少啊？不行还是我进来吧？怎么没声音了？我进来啦——”

使者这么一催促嚷嚷，扶苏就急了，他大约不喜欢辱死于使者之手，所以急着抱起宝剑说：“不要再口罗唆了。父亲让儿子死，儿子有什么好去核对的？我得抓紧时间了，拜拜了！”

蒙恬赶紧抱住宝剑，急叫：“公子不行啊！”

“你让我死吧，快！”

“不是，我是说你这样死不掉的，宝剑拿反了！”

“哦！呵呵，你先不要笑，这里也有你呢。你不知道匡正我，诏书说，你也属于为人臣不忠，也赐你死呢！”

“啊？！”蒙恬立刻晕菜了，两眼翻白。趁着蒙恬一愣的机会，扶苏“扑哧”一声把剑尖插进了自己的脖子，血喷三尺，匍匐而亡！

蒙恬抱尸大哭。

当时的人确实讲求“孝”啊。即便蒙恬劝扶苏重新向上请示，也只是核对一下赐死的命令，而没有想去求情或者与君父辩解的意思。这可真是，父叫子死，子二话不说。唉，当时的人，真是拿他们没办法啊。

终于，扶苏贵为天子子嗣，就这么辱死于奸人之手了。

使者走进内室来，说：“蒙恬先生，现在该您了。”

蒙恬一看，轮到自己了，但他强烈要求核对一下，再死不迟。于是使者答应把他铐起来，暂时关进监狱。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很多人宁可囫囵吞枣地死了，也不愿蒙受下狱之辱。

出门的时候，怕忠于蒙恬的士兵们吵闹干涉，或者是怕蒙恬丢面子，使者就用衣服盖在蒙恬的两手上，然后使者把手搭着蒙恬后背一起出去。门口的警卫还以为他俩是出去看电影呢，敬了个礼，没管。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6)

蒙家三代都是一流名将，蒙恬的爷爷蒙骜在我的《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中有“小白起”之称，联翩东犯中原及山西，得列城前后九十余，断天下南北之腰，形成对列国的分割包围态势。爸爸蒙武曾独立大破楚军，后追随王翦再次大破楚军，杀楚将项燕，一直南征百越之地，如泻水直铺平地。蒙恬则东攻大破齐人，向北攻击匈奴，收取河套，置郡九原，北筑长城。可以说，老蒙家三代人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对秦王朝有造就之功。

鉴于老蒙家数有大功于秦，在咸阳已经继位的胡亥——从此改叫秦二世，打算释放蒙恬。但赵高死活不肯。作为权臣，他是不会从国家利益考虑的，而是唯恐蒙氏家族出狱后，会反扑报复自己（当然，这也是他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于是秦二世命令使者，在监狱里把蒙恬正法。

一般蹲监狱的人，都喜欢找点书看，学学《基本电工》啊，《摄影技巧》啥的，准备出去后当个电焊工、导演之类的有益于社会的人。蒙恬大约也开始狱中自学。中国书籍的源头就是《尚书》。他从最原始的这本看起。如果不受外界干涉的话，一直看到老，争取读到《吕氏春秋》为止，成为司马迁那样的通儒大鳄。

可惜，乌鸦一样的使者们翔集进他的牢房，此时他才看到《尚书》中的《金》一篇。

于是蒙恬放下书简，跟使者交流了读书的心得体会，他说：

“我给你们讲一个周公的故事吧。这故事有点长，请你们假借我片刻，一会儿就完。从前，周公旦喜欢背着筐，让襁褓之中的小孩周成王坐在筐里。周公旦坐在王位上，身后背着这孩子，代替这孩子周成王听政。小孩周成王被背在后面，长期见不到阳光，终于得了‘见光死’的病。

“小孩周成王病得奄奄一息，马上就要被天神召去当书童用了。周公旦于是剪掉自己的指甲，投入河里，向天神陈情说：‘我周公旦多才多艺，最适合侍奉天神了。小孩周成王五音不全，才艺表演五个红灯，恐怕侍奉不了您天神。您还是把我召了去吧！这不，我特意把指甲剪了，您吃我的时候，不牙碜’。

“经过这么一番祷告陈情，天神备受感动，居然撤销了对小孩的诅咒。小孩周成王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过了些年，小孩周成王长大成人，正式听政，履天子之席，却受流言蛊惑，大怒之下，要杀周公旦，说周公旦谋反。周公旦不傻，卷着行李跑去了楚国。

“不久，周成王去国家图书馆里看文件，却看见了一个金属盒子（金），打开观瞧，里边装的正是周公旦当初向天神陈情时的讲话稿。读完，顿时感动得泪眼模糊，赶紧把周公旦请回来重新在老干部处安置。”

“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天子也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只要及时纠正就行。周成王及时纠正了，大周朝照样繁荣不息。商纣王没有及时纠正，身死而国亡。我之所以迟迟没有自杀，忍受着耻辱，就是想给当朝皇帝一个及时纠正错误的机会。并不是我蒙恬贪生怕死，你们知道吗？”

蒙恬讲的很有文化啊。其实蒙恬满喜欢读书写字，他还改进了毛笔的结构，当时流行兔毛笔，蒙恬做成了鹿毛作芯、羊毛为边的笔，笔力刚柔相济。

蒙恬又说：“我们老蒙家，三代为秦君效力，功劳信义堪称楷模。现在，我虽然身陷囹圄，但只要打个喷嚏，外边在找我的兵士们立刻就会冲进来搭救我。我那三十万大兵，只要我现在愿意，别看我是在监狱中，照样可以使他们一夕之间就可全部倒戈，足以背衅秦的江山，颠覆秦二世的政府。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不敢辱先人的教诲，不敢忘先主的恩德（从前秦始皇‘甚尊宠蒙氏’）！所以我自知必死，也守义不移（秦始皇会用人啊！用这样的人对了，宁死而不叛）！

“但我还是想对天子有所进谏——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周公的故事，请你们把它传话给当朝天子。他听了之后，如果他还要再杀我，我死亦无恨了！”

使者也很动感情，说：“我们没有那个权限，不敢传话。”

唉，遇上这么个使者，活活把人气死了。没有权限不早说啊！

蒙恬喟然而叹：“我何罪于天？就这样一点错都没有地，却死了吗？”他觉得，能有个理由而死，也算死得不窝囊。

良久，蒙恬慢慢说道：“是的，我有罪固然当死，我修万里长城，破坏了生态平衡（“绝了地脉”嘛），我也算是有罪，可以因此而死了吧！”

他勉强给自己找了一个可死的理由之后，仍不免心情郁悒。但是，找不出更该死的理由了，蒙恬遂大呼一声，吞药于肚，再不发一语，终于变色身颤而气绝。

此之时，大漠风沙呼啸，天地为之走石，三十万战士闻之，心怜蒙恬无罪，无不切齿扼腕，欷虚欠握拳而泣。

潇水曰：蒙恬自甘放弃性命和兵权，拱手把江山交给了秦二世。秦二世、赵高免去了三十万边防大兵的威胁，遂敢为所欲为，直到把大秦朝的山川败光。蒙恬迂守于三世积信累功于秦的先人之教，忍气吞声而死，死守着小忠，而忘记了大忠。虽死，仍不得辞其咎。

蒙恬的弟弟蒙毅，地位比蒙恬还高，是秦始皇的国家事务助理（“内谋”），出门与秦始皇同乘一车，叫做参乘（贴身副官），进宫就谋事于秦始皇御前。即便朝廷里文官之首的相和武官之首的将，在御前议事的时候，也不敢与蒙毅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有能力，一部分也是秦始皇“亲近蒙毅”，封其上卿。《史记》说：“秦始皇的外事交给蒙恬，内事交给蒙毅。”

有一次，赵高曾经犯了什么“大罪”（可能是偷了宫女的内裤），蒙毅毫不客气地把他判了个死刑。后经秦始皇宽赦而免。赵高那时候地位尚卑，秦始皇觉得他“敦于事也”（办事努力认真），于是赦免了他死罪。这虽然有点枉曲法令的嫌疑，但是也可以见出秦始皇对于有才干的人，是比较宽容的。

这回赵高逮着机会了，立刻要法办蒙毅。赵高说：“蒙毅当年力主让扶苏当太子。请陛下杀之。”秦二世却不肯，犹豫了一阵，大约并不甚计较，或者是觉得蒙氏是国家的栋梁，杀了等于自断手臂。于是赵高日夜诋毁蒙毅，寻求蒙毅的罪状，把蒙毅蒙得又黑又坏。秦二世想，既然是这么坏的人，还跟我不一条心，那就杀了吧。

倘不是秦二世过于年轻，又信用赵高这样变态的朋友，或许不会杀蒙氏兄弟吧。

看来，交朋友（特别是当做信用的师友来对待的朋友）岂不需慎重乎？还是少和社会上的“变态”交朋友吧。

秦皇族里有个叫公子婴的，曾劝谏秦二世不要杀蒙毅。子婴把蒙毅的死，比做赵王迁之杀李牧，正是亡国和败家的开始。

蒙恬在死前也提到了商纣王：纣王杀比干而不知改悔，商朝遂亡。你们杀我，也等着亡国吧！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蒙氏家族的灭亡，是秦王朝衰亡的开始。

倘使蒙恬不死，以其北驱匈奴，攻城野战如暴风骤雨之兵锋，对于不久之后关东六国反叛者蜂起的局面，即便不能完全平靖，但引兵塞函谷关以固守，退保从前秦诸侯国割据一方的地位，蒙恬总应该是做得到。

司马迁对蒙恬之死也颇有留意。他特意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去北方，走着看了蒙恬留下的秦长城。今天，经历千年风雨，很多秦长城的夯土立壁，依旧坚硬如石地耸立在荒漠边缘。司马迁看到的秦长城当年应该更加雄浑，把山峦和谷壑都改造了，使他不由得发出惊叹：老秦真是轻用民力啊！否则怎么能造出这样令人不可想象的怪兽呢？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7)

司马迁对长城不以为然。

司马迁于是又论蒙恬之死道 ：“蒙恬身为秦朝名将，不能强谏秦始皇休息民力，而‘阿意兴功’（意思是，阿谀顺从上意，蒙恬主修长城这个政府形象工程，夸始皇之功）。为了修长城，他折腾海内，终于得罪遇诛，不亦宜乎。（活该啊）”

司马迁在此责怪蒙恬，没有“强谏”秦始皇。

司马迁在给王翦作传的时候，也责备王翦不能强谏秦始皇。为什么司马迁总是汲汲于责怪他们不能强谏呢？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好大喜功——跟秦始皇一样。他北征匈奴，搞得天下户口减半，民不聊生，只好人吃人——“人复相食”（据《汉书》），形势非常严峻。司马迁位卑言轻，不能去越职议论。他更恼怒的是，当朝将相们，也尸位素餐，不置一词，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强谏”，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讲讲古代的事）。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他看法。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哗啦说了好大一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博了一个“诬罔”（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出来之后的司马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啊。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不小心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的客观价值，而是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时强谏”。

司马迁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对蒙恬的点评则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8226;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8226;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8226;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鄙人在这里口罗唆了这么多，想说明的就是一句话：由于后人在讲坏事的时候，喜欢稽拿前人中的坏角色来说例子，所以，历史上的“坏人物”会被越说越坏。秦始皇和秦王朝，被后代史书和后人说得很负面，很坏，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听、去信。

秦二世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刚刚继位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像汉武帝的接班人那样做些缓和社会矛盾的事情，天下的形势尚是可以收拾的。

但是，秦二世（这年二十一岁），非常有个性，他坚持凡是我爹搞的项目都不许停，凡是我爹用的人才都必须杀。终于使秦政权失去了最后转机的契机。

赵高进言说：天下各郡各县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你认为“不可”的（意思是不跟您一条心的），赶紧找些罪名把他们杀掉。然后把一些低贱的家伙提拔起来，顶他们的缺。这些人被您抬举得大富大贵，必然感恩戴德。您再把远在地方上的人弄到中央担任要职。这样，您就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了一帮铁杆追随者，从而皇位牢不可破了。

秦二世对这个地方人事大换血的主意拍手称善（赵高其实说出了当领导的诀窍。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领导摒弃从前时代的文吏武将不用，而是着意培植新人，办法是迅速提拔他们，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拥护我，为我驱使。他们必忠于我，因为我倒了，他们的富贵也都没了）。

于是秦二世像他老爹那样巡行了一次天下，一边走一边诛杀大臣，简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央和地方的诸大臣们就都给洗牌了。被各个击破，脑袋搬家。整个过程秦二世显得非常决绝和迅猛。而且为了斩草除根，赵高建议他不惜采取连坐、灭族的办法。

这些被杀掉和灭族的先帝故臣、朝廷大臣、地方大吏，有很多应该是忠贞守职、作风清正、经验丰富、干练有力之辈，想平白给他们捏造个罪名还真不容易。于是赵高说：“我们可以修改法令啊，把法网变得细密，条律修改变得苛刻，这样就好寻他的过失了。实在不行就实施连坐，这样，只要有一个小吏犯事被抓（比如他偷了仓库里一把扫帚），通过株连，就可以把最大的县长给法办了。同样的办法也可以适用于郡守。”这大约就是现代话所说的“整人”吧。于是赵高成了整人的祖宗。于是秦二世开始修改法令，法家先贤经营百多年的一套严密有效的法令体系，被修改得毛骨悚然，在执行中也滥用株连。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

这一方面见出了赵高、秦二世的阴狠和毒辣，一方面也可推测出那些掉脑袋的先帝故臣（朝廷大臣和地方郡县长官们）往往是正路直行，少有瑕疵，否则当不必如此苦心费力罗织罪名方能扳倒他们。秦王朝卸掉这些人的脑袋，算是自毁长城。原本高效运转的法家政府的中坚力量，纷纷进了地府。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8)

人都杀光了，事总得有人干啊。秦二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中国转了一圈，同时换上去的，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因为对秦二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于是就跃居要津了，而真正称职的、干练有力的能有几个呢？

秦王朝的五六代君王和法家政府辛苦经营的清明吏治、高效的干部集团，就此也算是被祸害完蛋了。摧毁一个东西总是比建立起来容易很多啊。

看见朝臣大员和地方官吏们都成了心腹人员和乖乖虎了，秦二世遂开始对自己的哥们动刀子。因为赵高说，您的君位来路不正，这些哥们难免会与您争位的！

于是，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有公子十二人被戮死于咸阳市。所谓咸阳市，就是咸阳的农贸市场。农贸市场自古是个杀人的好地方，这里群众演员很多，观众云集。当着这么多匹夫匹妇的面被除掉贵族的礼服，扒光膀子，按在案子上砍头，实在是很没面子啊。观众们观看了杀人全过程，看见秦二世对自己的弟兄们都毫不手软，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震动，哪个还敢造次？

秦始皇还有六个公子，则被戮死于杜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选在咸阳，大约是也想给杜县老百姓一个学习机会吧。另外的公子将闾弟兄三人则似乎很难寻出什么罪名，或者是他们党羽太多，总之秦二世不敢去公众场合杀之，而是诓骗囚入皇宫中，逼迫他们自杀。将闾仰天大呼者三（反复呐喊）：“我们哥仨实在是没有罪啊！”使者说：“我是个哑巴，说不出话来，所以没法转达你的意见给皇帝。”将闾哥仨听到之后，只有哭着鼻子拔剑自杀了。

这样算来，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死了二十一个，加上扶苏就是二十二个。他们的家产，都收入官府，其家属和党友受连坐者“不可胜数”。

其中还有个公子高。公子高从前比较受老爹秦始皇宠爱，进门跟老爹秦始皇一起吃饭，出门跟老爹秦始皇一起坐轿，开着老爹赏给他的宝马车，早把秦二世气得牙根直痒痒。秦二世杀光诸公子，就来寻公子高。公子高一看就剩自己这么孤独一枝了，恐怕要比别人死得都惨，于是想到了逃跑。但是他跑了的话，家里人要代为受过，闹不好还要被灭族。于是这个很有团队精神的人就不想活了，他上书秦二世，请求到地下给老爹秦始皇当冥府保镖。

秦二世读罢申请信非常高兴，大呼过瘾，笑着把书信递给赵高说：“这个人真是走投无路了啊，都被逼到了这个分儿上了，自己来求死了。”

赵高也说：“这些人整天绞尽脑汁想的就是怎么能少死一点、晚死一点、不死一点，总之天天在跟死神捉迷藏，能免死、少死、晚死就开心得要死了，哪还有奢想做皇帝的心思。”——意思是哪还会有情绪想着扩张势力篡权什么的。说白了，赵高的意思就是，制造白色恐怖，让人们每天在死亡阴影里徘徊，就不会吃饱了撑得整天做皇帝梦了。白色恐怖确实有助于巩固您秦二世的皇位啊！

当然，为了避免有人铤而走险、狗急跳墙，秦二世把皇宫警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中郎、外郎、散郎）都给逮起来，撤换了。

既然公子高已经被吓得只在求这种死法和求那种死法之间动脑筋了，更大的野心早没有了。秦二世也就饶了公子高的全家。鉴于公子高能够主动求死，觉悟比较高，秦二世还对他进行了奖励——给了他十万钱的丧葬津贴，让他体体面面地去死了——没有去农贸市场光膀子。

公子高牺牲了他一个，幸福全家人，也算是天赐洪福了。

秦始皇还有一些女儿，秦二世觉得女人也会当女皇的，于是就把公主十人也磔死于杜县。磔死就等于后世的凌迟——就是几百上千刀地切割而死，直到变成碎块儿。不知道为什么秦二世对姊妹们格外用心，杀得如此无微不至。难道他认为女子可以无性生殖，利用身体组织细胞长芽繁殖，再生出小秦始皇来？据说，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未来人类可以无性生殖：利用一小块组织繁殖（克隆）出子体。如果是那样的话，以后要彻底杀死一个囚犯，还真必须把他细细切碎不可。

潇水曰：秦二世毕竟不是秦始皇，光凭一道伪造的诏书，是不足以踏实当皇帝的。秦二世说：“朝中大臣不服，地方官吏尚强。我们迟早要被其他公子赶下台啊。”

这就是秦二世、赵高屠杀先帝之故臣和公子、公主的原因。

秦二世干掉了自己二十三个公子弟兄，他来路不正的宝座终于安全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公子爷们无法与他争位了，这是好事。但皇帝实在是个很高危的职业，诸公子爷不来争了，权臣却可以来争。赵高权力无限扩大，一样可以夺秦二世的玉玺。未来发生的弑君惨剧，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赵高杀秦二世的时候，由于秦二世事前尽诛诸公子，失去了宗族公子们的羽护，皇权孤弱，遂成了独夫一人，眼睁睁地被赵高杀了?如同一只小鸡子之被宰。

汉朝皇帝（譬如汉武帝等）多用了皇帝宗亲，授以朝廷重臣之位（譬如卫青、霍去病、魏其侯无不是宗亲来的），而秦始皇不封王子，子弟为匹夫，无功不得为官，秦二世尽杀宗亲，远疏骨肉。从秦汉国祚两相对比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任人唯亲，也有任人唯亲的好处啊。

秦二世对老爹还是很孝顺的。当老爹新死的时候，阿房宫工程暂时终止了，役夫们都改去增援骊山工地。

老秦的遗体这时候已经装进了秦始皇陵的地穴里，必须趁热乎抓紧埋了。于是，阿房宫工程队的几十万人，和骊山的几十万人，一起用力，把地穴盖上土，终于使得中国大地上最大的坟墓封顶完工了。堆起来的坟头像小山一样，高达一百多米，顶上长着苍翠的树木。坟周围建立华丽的宫殿祭庙，全国各地都进献贡品摆进庙放着。这些宫殿祭庙围成内外两城，外城周长六公里——当然现在只剩了一片草野上的四十六米高的小山丘，任何地面建筑，都被历史的风吹去了。

完事之后，秦二世说，凡是我老爹搞的项目，都不许停下。于是，在骊山工地的这帮民工，又再次跑回阿房宫工地接着受罪，直到起义军的鼓噪之声打破了工地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这帮人才又被仓促编为平叛政府军，跑去关东战场当炮灰。

除了阿房宫项目没有停下来，秦二世也不允许老爹启动的其他项目中止，所以直道、驰道工地又再度繁忙起来了，为此派发的徭役无休无止，征敛的赋税越来越重，大兴事功的基本国策变本加厉，人们终于纷纷考虑造反，史书上说“欲衅者众”。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9)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秦始皇陵。如果你有幸进入秦始皇陵里边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老秦的棺材就像个大饭盒，他本人作为主菜放在最里边一格，围绕着这个主菜（比如大烤鸡腿）四围的七八小格子里，放着各种朝鲜小菜和花生豆、榨菜什么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木材可能太多了，所以一个人有两层甚至更多层棺材。最外面的一层叫做椁（念“果”），是木头的，但老秦这个据司马迁说可能是铜质地的。老秦的这个铜椁应该非常大，如果你揭开它的盖子，就会看见它里面用木板隔断成七八个格子，就像房子用墙隔成七八个厅室一样。中间的一个格子是“主卧”，里边放着棺材——是死人睡觉的地方。周围的七八个格子（厅）里，放着死人会用到的各种奇珍异宝。

按照古制，天子应该有三重椁。也就是说，这七八个厅室之外围，还要再套两层椁。里外合计三层椁，围城三个圈子。每两个圈子之间分成若干格子（厅室），最里边一圈椁里又分成七八个格子（厅室）。这样看来，就是密密麻麻很多格子（厅室）了，也许是“二十厅一室”的大棺椁了。说“二十厅一室”也许还不够，因为一些殉葬的人也要分掉几个卧室去睡，这样，卧室的比重就增加了，也许是“十五厅五卧”了。

但是，一般级别的殉葬者，是住不进他这个大棺椁的——而要在大棺椁外面单独放置棺材。所以，假定只有秦始皇的皇后进这大棺椁来睡觉，那最终还是“十八厅两卧”比较合适。

有时候秦始皇在主卧里睡腻了，从主卧里站起来，走到这些厅里玩。十八个厅里，堆放得满满的，都是司马迁所说的奇器、珍怪，譬如吃饭用的鼎，喝酒用的尊，四季换的高级丝绸衣服，供老秦随时用。比如他闹肚子了，就到某个厅里找一些小罐子的草药吃。他觉得无聊了，就踱步到某个椁室里找人下盘棋。想看书了，就去某个厅里读读《韩非子》。最后他跑累了，就回到主卧，钻进棺材休息——不过，他钻进棺材的时候比较麻烦，因为他的棺材里外相套，一共四层。

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秦始皇甚至可以走出他那个“十八厅两室”的豪华大铜棺椁。棺椁外的空间非常空旷，虽然在地下，却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设计得比较接近迪士尼乐园——地面有人工的百川江河大海，用水银流泛其中，上面漂着黄金白银质地的凫雁，倒映着旁边的宫室台观。穹顶有日月星辰的值勤，巨大的明珠做成星空明月。老秦在这个游乐园里玩，为了避免老秦迷路，处处还修了路灯——是人鱼膏的大蜡烛，据说长明不熄。所谓人鱼膏可能是鲸鱼油，据说每立方米的鲸鱼脑油可燃十三年。

老秦一个人在里边逛，毕竟显得孤单寂寥。秦二世出于孝道考虑，就把老秦后宫里是凡没生育的美人，都赶进了这个大地下游乐场，让她们陪着老秦的魂儿去玩海盗船。游乐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也很好，布置了众多古代机关枪——都是弩机，一旦恐怖分子踩错了地方，弩箭就嗖嗖嗖地飞蝗一样扎上去。

终于，陵墓里一切布置停当了，即便活人看了这个坟墓乐场，估计都会羡慕得流连忘返。

但是，秦二世可能拖欠了这些弩机师傅的工资，于是就趁工程完工的时候，把最后这批弩机师傅，埋在了陵墓里。但是，这个主意并不好，因为一旦这些憋在坟墓里的师傅们怒了，临死发起了疯，往水银江河里撒尿或者往老秦的十八厅两卧里吐痰，就不好了。

好在秦二世早有准备。墓穴通到地面是借助一条墓道。墓道中设了三道门。这些工匠是被困死在了中门和外门之间的。他们就没法回去给老秦搞破坏了！这个闷死人的地点选得高！

如果哪天我们用洛阳铲探测到了老秦始皇陵的墓道口，炸开墓道外门进去，遇上的第一群骷髅，就应该是这帮可怜的古代弩机师傅的骸骨。

最后说一句，为了防范东方的六国诸侯的鬼兵，从地下进攻老秦的这个十八厅两卧和迪士尼游乐场，在陵墓往东仅仅一公里半的地下，特意又布置了三四大群的冥兵，他们驾驶着战车，挟弩握戟，列阵以待，这也就是我们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了。他们看护着老秦的遗体，不被六国人再次派出荆轲这样的杀手去刺杀。

虽然地面以下布置得无懈可击，但是，秦二世却忘记了地面以上，在距离秦中央一千五百公里以东的淮北地区，一群绝望的戍卒，正要向这个我行我素、竭民穷力的政府，展开地面以上的收尸行动！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1)

如果你把秦帝国的城邑当做纯粹的一个城邑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任何一个城邑都是两个城邑：富人的城邑和穷人的城邑。闾右住的是富人们，闾左则是家境不好的穷人。所谓闾，就是街巷。

在中原与南方楚地的接合部（具体哪里无法确定，关于陈胜的籍贯有六种说法），一个普通的闾左穷巷里，生活着性情阴郁的陈胜。

陈胜，愤青指数9.5，贫困指数13.4（满分10分），他无仲尼之贤，缺陶朱之富，被古代学者把他的家描述成这样:用一口没底儿的大瓮支成窗子，家里没有青铜器和铁器，所以他的门板也有没有金属的轴（功能类似折页，古代叫做门枢），所以他用绳子把门板捆在门框上——每次开门，他需要提扛着门转动，才能把自己弄出屋子——这就是贾谊先生所说的“陈胜，瓮牖绳枢之子”。（注：这未必意味着陈胜就是农民，城市平民也可以这样的。）

陈胜透过没有底儿的大瓮，可以看见秦帝国的夏天，巷门大树满是婆娑的叶子。贫困的陈胜甚至不如大树还拥有许多叶子，他穿着露股装，性格比较阴郁，有时候显得隐忍。

所谓露股装，这固然是我的“杜撰”（写历史的人免不了要犯“杜撰罪”，好在我会主动标出，算是自首）：所谓“露股装”，就是由于下裳被磨损得太厉害了，露出了大洞，忽闪着里边的屁股。这在今天固然是时尚之至，当时则显得略带寒碜。所以陈胜的座右铭是：尽可能站着，以便节省裤子。

总之，陈胜是个穷困得令人发指的家伙。而且，他的脾气也不大好。陈胜表情阴郁，是个男人中的林黛玉，“怅恨久之”是他的招牌动作：就是站在那里发傻，眼里都是忧郁阴沉的光，冷冷地若有所思得很。

每当晚上，穷极无聊的时刻，就是陈胜发呆的黄金时间。“人的存在使用着孤独的方式，像水底的沉寂，就沉淀在航帆与浪花之下。秋风摇摇，滤走了夏日里的繁华和人声浮响，唯独对功业的揣想，和凝重的秋景一样，缭绕于他思想的大小角落。夏天展示的一万个江山不过是一万个江山。”——这是陈胜在他的博客里写下的，如果他有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写的。

现在我们说说“黔首”这个词。

秦代尚黑，老百姓用黑头巾裹头，顾名黔首，就是黑头的意思。这似乎不是什么好词，见出秦始皇坏，侮辱我们劳动人民。他为什么不管自己叫黑头呢？不过，黔首一词早在战国初期就有了，别的诸侯国也在用，不能算是秦始皇专门和老百姓过不去。

其实，在统一初期，人民的称呼五花八门，“故秦民”、“新民”、“六国之民”、“奸民”。各类民的地位特权也不同，互相还有欺负。秦始皇统一更民名为“黔首”，是有弥平矛盾的积极意义的，用心也算良好。而且他让老百姓用秦朝崇尚的上等颜色——黑色裹头，而不用低贱的颜色（譬如绿色），也是看重老百姓的。

但陈胜本人并不是黔首。“黔首”就是戴头巾族，是和戴冠族区分的，为了劳动的时候方便。戴着冠的人去刨地，似乎很不雅。但陈胜却是戴冠族。我们知道，古人行加冠礼的时候要起一个字，陈胜就是字“涉”。这说明他绝不是个普通农民，而是属于戴冠族来的。有字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连刘邦当时都没有字呢！陈胜和项羽这样的世族子弟一样，都有字，至少他应属于城市平民层次。

事实上，史书上说陈胜是阳城人，会写字（“陈胜王”，写在鱼腹书中，这恐怕只能他自己写，不能找人代写，除非活腻歪了），队伍到了陈城以后，城里名流有张耳、陈余，“陈胜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陈胜能够数闻张、陈之名，而且能够跟张、陈在内的这些城中名流、豪杰、官吏应酬接谈，可见他更像是城里出身，而不是乡下人。

《史记》上说，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学者们根据“佣耕”两字，就说起了陈胜是农民，领导了农民大起义。其实非也！“尝”这个字，恰恰说明他“少时”以后就不再为人佣耕了。这恰恰说明他不是长期专业农民，否则就不会用“尝”字。合理的推测是，陈胜这个城里人，字“涉”，家道败落了，由于不小心把自己混得很穷，在窘急之下，就出城去给人种地打工。

当时的田野，出城以后，靠着城墙根就有，叫做“负郭之田”，田主往往是城里人（譬如洛阳人苏秦就曾经自叹没有“负郭之田”）。这些田主需要雇人佣耕，陈胜去那里打工一段时期，好比去麦当劳打工一样顺理成章。

但是陈胜一个戴冠族，发现自己却和一帮戴头巾族，混在一起，捏着锄头把劳动，心情的郁闷可以想象。所以他才在田间休息的时候，怅恨甚久，越想越不是味儿，发出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自我宽慰和愁叹——如果我未来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这帮的！

别人于是讥笑陈胜说：“你是?给人打工佣耕的，能有啥富贵耶？”

陈胜笑了一下，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他的同伙说：“哦，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发傻了，还是请你先把粪筐装满粪吧。”

（注：能发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样有文采的话，恐怕也不是一个农民。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司马迁做了文学加工了的，但是如果司马迁把这个人物陈胜定位为一个农民，他会让笔下的人物这么说话吗？如果司马迁把陈胜定位为一个壮年以后是个豪杰，让他笔下人物这么说话，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胜怀着所谓鸿鹄之志，对于权位一直渴求寄望，在结束了“少时尝与人佣耕”的经历以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奋斗。经过史料失载的一些奋斗，他最终混得不错，在地方上有了一点点影响，担任了“屯长”这样的职务。“屯长”是战国和秦汉时代的军队里的常设的中下级军官，商鞅的书里提到百将屯长，而《后汉书&#8226;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屯长比大将军低三级，俸禄级别是比二百石，而县令是三百至六百石（万户以下的县，万户以上的县是六百至千石）。他有自己的徒属，而且从后面的事情推测，他交游广泛，“故人”甚多。

当时的官吏也是要服一定时间的兵役的，叫做“吏推从军”，到了军队以后，担任相应级别的军官。

种种迹象表明，陈胜在成年以后的社会履历早已不是一个农民角色。如果你觉得我的上述推测实在是匪夷所思，那我也没有办法。都怪司马迁没有在《陈涉世家》中把陈胜壮年以后的经历多交代一下。后来陈胜一起佣耕过的农友，来找陈胜时，都被陈胜杀了，因为这帮人说了陈胜以前曾种地的事。那可见，陈胜一直是一个官吏的形象出身在当时的起义队伍里，如果他一直是农民，何以会有此。

汉朝大臣晁错，自从《汉武大帝》开播以后，似乎越来越有人缘了。晁错曾经论述过秦王朝的两大军事项目：北攻匈奴，南扫闽粤。晁错说：匈奴所生活的北方，天冷得简直灭绝人性，树皮厚的达到三寸，冰雪积累深可六尺，胡人也皮肤厚，鸟兽也穿着厚厚的毛皮大衣，非常耐寒。而闽粤一带呢，又热得贼死，鸟兽没有什么毛，人也薄薄的皮儿，所以耐热。可是，秦王朝的戍卒不服水土，不是打仗时被人擒杀，就是戍守时病死边境。往前线运送给养的民众，更是倒仆于道路。所以，当时的人民，听说要叫去北上南下服兵役或者劳役，就如同送到农贸市场杀头。

公元前209年的夏天，陈胜领着去戍边（就等于去农贸市场“弃市”）的九百闾左贫民，往北方去领死。九百闾左贫民，未必等于九百农民，闾是城邑街区，城邑平民也要服兵役的，甚至在先秦时代他们是服兵役的主力。

陈胜的职务是屯长，协助上面的将尉。将尉有两个，实际是县尉（主抓军事的副县长），按“吏推从军”到军队里任职的时候，就改叫将尉。我们有理由怀疑，陈胜在担任屯长之前，会不会是县里的什么中下级小吏，同样按“吏推从军”的原则，才从县里的行政官职改派做军队里的军官屯长了。关于这一点，史书上说，“陈胜、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那就是说他们多少是个小官吏，否则，手上没有一些用于分配利益的权力的话，他们无法做到“爱人”，收买人心，让士卒为其所用，而且他们担任这种小官吏职务的时间比较长，是“素”，颇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他们就不是普通平民或者农民，而素来算是一定程度上的“人上人”（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陈胜后来要把曾经跟他一起种地并且事后“揭发”他种地的人杀了）。而且他们对下属一贯比较好。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2)

总之，陈胜、吴广应该是很有品的，应该还戴着一顶冠，表情严肃，但对下级和气，而且素来如此。

公元前209年夏蝉高唱的时节，陈胜等一班人，领着九百戍卒，往北方的渔阳郡去（就是北京的密云、平谷这一带）——这里至今还长城绵延，标明它并不是当时帝国的腹心。

这帮人走到了安徽北部的今宿州地区蕲县大泽乡的时候，乌云密布，狂风骤起，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远近不辨。

坐在大泽乡营地屯长办公室里的陈胜——此时应该已有三十多岁，情绪一贯容易波动，望着窗外淮北地区聒噪不已的雨阵，他更加多愁善感。于是他把助理屯长吴广叫进来开会。

吴广也不是俗人，吴广也有字，字叔，说明他也是戴冠族，绝不可以和他所督理的九百贫民混在一起。他更不是农民。农民而有字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

吴广进了屯长办公室以后，陈胜很愁闷地说 ：“如今暴雨下个不停，道路阻断，我们到了北方，多半已经迟到。按照秦二世的法令，迟到了就得掉脑袋。特别是你跟我，都是领队的军官，咱俩的脑袋得首当其冲。”

说到这里，陈胜的眼中禁不住开始颤抖发酸，露出要落泪的样子。

吴广赶紧安慰说：“如果实在怕死，我们就逃跑算了。”

“逃跑也是要死的，抓住就没活了。而且，像我们这样仪表堂堂、玉树临风的副营级干部，出去逃跑，岂不太让士卒们笑话了。而且也很容易被警察和狗仔队认出来啊。”陈胜说完，更加悲戚了。

“那怎么办？”

“其实……嗯……时至今日，还是有一个办法的。唉！但那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最终也免不掉一死。”说完，陈胜几乎开始掉泪。

“什么办法啊，你不要老是哭，我很怕哭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只能选择造反了！唉……其实我并不想造反啊。”说完，就开始用袖子去按眼角。

吴广看陈胜哭得十分可怜，只好答应他：“好吧好吧，我答应造反得了，你不要哭了好吗？”

“好的！”陈胜破涕为笑，说，“哈哈！我现在不哭了。”他露出满脸霞光，抬头看着吴广，高兴的样子，好像那不是去造反，而是要去逛街。“你答应跟我一起造反了，是吗？你确定？”

“我确定。但是，求求你不要这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好吗，你的情绪波动太剧烈了，我有点适应不了你的风格了！”

“好的。可是我怕你仓促答应下来，会反悔的。你有没有想过，一旦造反没造好，我们俩多半还是被政府军逮住。咔嚓一下砍头，还是得死。”

吴广真的有点犹豫了：“唉，是啊。一想到我这么出色的人头却要被砍掉，我就……”

陈胜说：“但你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你想想，现在逃跑也是死，去渔阳也是死，我们为复兴楚国而起事多半也要死。一样的死，我们不如死个大的吧！而且起事还不一定死呢！”

吴广终于一拍脑袋说：“也是啊！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我们还是起事吧，陈屯长！”

陈胜终于结束了抑郁，大喜道：“一言为定！不许反悔！”他又继续给吴广打气，“其实，起义没有那么可怕。现在天下人受老秦欺负，已经太久了，人民苦得不行，造反符合民意，必然一呼百应。我们想失败，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呢，只要你我目标一致。”

吴广说：“你放心吧，我全力支持你！因为你要失败了，我也完蛋了。”

陈胜说：“那好，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政府军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永远觉得我是最英明的，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你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能骗我，你一定要宠着我，不许欺负我，叫你去找粮食，你就找粮食。我们一旦打败了，你一定要背着我！”

“好啦，好啦，我都依着你！”吴广脑袋就要炸了，转身要跑。

“你要去哪？”

“我出去造反啊！”

“等一等，我们得先计划一下，”他把吴广叫回来之后说，“其实啊，我早想好了——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造反的事，光有群众基础还不行，我们还得找两个能耍大牌的人去带头。”

“那找谁啊。”

“我们不能找活着的人，因为他来了，咱们就屈居下位了。我们找死的吧。扶苏这个人，一般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但老百姓不知道他其实已经死了。我却交游广泛，消息灵通，知道他是死了的。但鉴于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就诈称是扶苏还?着，扶苏从边境九原郡给我们下达了指示，叫咱们俩起兵汇集咸阳，一起帮他夺回被秦二世霸占的皇位。还有楚国大将项燕，这人武功很高，威望甚赫，粉丝很多，人们都传说他没有死。我们也诈称项燕也来联系我们，约定我们纠集戍卒一齐起兵。”

“这个主意很好啊，看来你为此筹划已久了！”

“那当然，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个人一贯志向远大，与天地等高。造反的事，不是今天才有的，不是仅仅这场暴雨逼的。不过我们只是利用这场暴雨说服戍卒罢了。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能不能复兴楚国，天意对楚国的态度是什么，我还得去问问上帝。看看上帝是什么意见。咱俩明天去找人算上一卦。”

潇水曰：起义前还要去算卦，看来不是被逼得必须起义。如果是突然被逼无路而造反，当不必去问上帝。如果上帝说不要造反，他还就不反了吗？这次起义，多半是陈胜的苦心促成的。

最后说一句，大泽乡这个地方我去过，现在叫刘村，是平坦肥沃的淮北平原。而且我还看见一辆写着从宿州开往北京的奔驰牌大客车。当时我想，如果陈胜时代有这般长途客车，一天一夜就能到达北京，那么，秦末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是不是就可以休矣！

第二天，雨也停了，天空里一碧如洗。太阳泼溅出耀眼的金光，好像水一样流溢回旋。陈胜、吴广两个心怀叵测的人出了军屯，直奔大泽乡小商品交易市场，那里边有个瞎子正在卖卦——一般瞎了的人，都能看见上帝，传达上帝对未来的预言，这个瞎子说话，因此就不是瞎说了，而是咨询了，当时叫做算命。

陈胜说：“老师，我们有一件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事，麻烦您给瞎说一下——对不起，给我们咨询一下。”

瞎子说：“你们想问的什么事啊？”

吴广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你想问什么事，否则你就知道我们想问造反的事啦！啊——”吴广说完，就赶紧一捂嘴。

瞎子说：“我来算算啊——好！我算出来了，你是想问造反的事！”

吴广惊佩地说 ：“您真能掐会算呀！虽然我告诉了你我们要造反，你居然就知道我们要造反。”（好没逻辑啊！）

陈胜焦急地问：“那到底上帝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事有戏吗？上帝对楚国还有眷顾吗？”

瞎子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往天上看了半天，然后平下来注视人间说：“上帝已经回答了，他老人家说：一定会成功的！”

陈胜、吴广大喜。

瞎子说：“我看你心诚，禀赋也好，得了，我这里有一本《如来神掌》，我便宜点，我豁出去了，十块钱卖给你。你学会了这如来神掌，保你连造一百次反，次次都会成功的！”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3)

“可是，为什么次次都成功了，还要造一百次呢？”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好啦，总之非常有效就是了。你也不用急着谢我啦，快点拿钱来吧！还有哇，咱们楚国人都信鬼，你看完《如来神掌》，以后再研究一下怎么用鬼。可以了！天机不可多泄露，我还要去别的地方卖我的书呢，再见！”

陈胜、吴广忐忑不安地往回走，怀里揣着《如来神掌》和革命胜利的希望。阳光晒着他的额头，恍然间一回首，鸽子们在天空里用哨音散布关于下一个春天的谣言，陈胜突然又黯然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下一个春天。云透过夏林窥测着他，然后又在林后隐去。云的妙处在于飘去就不再留下，人在地球上何尝不是如此。

正在“怅恨久之”着，路边湖水里，刚好有人设下一副渔网，两人决定搞鬼。我们说，当时有一种渔网适合懒蛋使用，就是用木架子固定了网，样子呈锅形，沉到水里放着，等着鱼儿跑进去乱吃。人呢，可以先溜开去别的地方玩儿。回来的时候，突然一拉木架子，一些没吃完饭的鱼们，也许竟会被抄上来几条——这样的渔网叫做罾。

陈胜看见罾的主人去看电影还没回来，四周无人，就剩一个罾在水里扔着，于是对吴广说：“我说过了，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你答应我的每一件事都要做到……”

“好了，你快说吧，什么事啊？”

“现在你有机会表现对我的忠诚了。你去偷一些鱼吧。”

“我们马上就要革命了，还偷东西，不太好吧。”

“没关系，等革命胜利了，我们都会加倍还给老乡们的。你快去吧，不然我生气了。”

吴广赶紧扒掉衣服，水到罾的旁边，琢磨着怎么才能捞出罾里的鱼呢。这时候陈胜从岸上帮忙，一拉罾的绳子，把木架抬出水面。（注：其实并不是抬出水面，而只是刚好抬至水面，使得鱼儿刚好游不出来）吴广好像一只猫那样从上面盯着玻璃缸里的鱼，非常惬意。鱼们则白了他几眼，顾自优雅地游着照旧找东西吃。吴广把爪子伸到罾里，立刻一条活鱼摇头摆尾被捉了上来。鱼大约是嫌被打扰了吃饭，于是拼命挣扎、大喊大叫。吴广说：“不许喊，再喊我就淹死你！”鱼于是奇怪地看着他，喘着气。

这时候，陈胜已经把昨晚写好的传单卷成了卷，让吴广扒开鱼嘴，塞了进去。鱼被塞得狼吞虎咽，吃相极其不雅，鱼流着眼泪说：“看清楚了，我又不是填鸭！”

这两个变态狂又如法炮制，把另外好几条无辜的青春期的鱼，肚子里塞满了传单，像怀了孕一样。

当天午后，炊事班班长从大泽乡小商品市场买回来几条大腹便便的鱼——鱼们一边喘着气，一边打着饱嗝，要吐的样子。班长说：“这是吃了什么污染物啊？”

打开鱼肚子，他就看见了传单。一连几条都是如此。传单是用红笔写在丝帛上的，是小篆，三个大字：“陈胜王”。这是上帝给陈胜的委任状，派鱼使者送来了。可是鱼使者这时候已经死了，死鱼张着的嘴巴好像在宣读着什么神谕。炊事班长连忙把上帝写在鱼腹里的委任状给朋友们传阅，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真品，因为笔画弯弯绕绕，像鬼画的符一样。

正在迷惑不解的时候，日影慢慢偏斜，直到斜成了斜阳。斜阳又很快熄灭下去，一天像是一根火柴，划着了又明亮地灭寂了。一天是多么的短暂啊。人生实在是寂寞得很啊。

夜里，陈胜睡不着，望着如烟的夜色，就对吴广说：“我们在这里清宵独坐，良夜孤眠，也不是办法啊。”他又“怅然”上了。

吴广说：“那咱们出去找地方唱歌吧。”

“好的。我听说你会口技，我教你如此如此如此……”

于是吴广带着个火把，像黑夜飞行的大黄蜂那样跌跌撞撞闪进军屯附近一大丛祠堂废墟里，准备去唱鬼歌。淮北夏夜的菊科植物们散发出浓郁的馨香，正像一条小河，在淮北平原余热未退的风中，流着。吴广在古祠旁点着一堆柴火，一边驱赶蚊子，一边把干电池装在古代话筒里。

吴广的口技非常厉害，他给动画片《狮子王》配音准成！他最擅长的就是让狐狸说人话了。他捏着古代扩音器，呜呕呜呕地清了清嗓子，然后像狐狸那样叫道：“大楚……兴ing……陈胜……王ang……呜呕……呓……王……呜呕……陈胜ing……大楚兴inginginging……”

他这么对着月亮一叫，军屯里的人都听见了，心说是了，这是白天上帝送完了委任状，怕我们没收着，又派狐狸使者亲自来宣布了！

“我是上帝的……狐……狸……精……应应……inginginging……”吴广在野外喊了一宿，过足了配音的瘾，直到开始有真的狐狸跑来围攻他，这才黑着眼圈，浑身是蚊子包地回来了。

士卒们次日清早纷纷传说：“陈屯长要被上帝挑出来当楚王了！”一边说，一边用眼睛指着屯长办公室的方向。

潇水曰：从黄帝时代起，三千年来统治中国的都是血统高贵的大家族 ：夏王大禹的老爹鲧原本是高级干部，鲧家族是华夏的贵胄。商汤是商诸侯之长，祖先一直是商族领袖，最早的子契是尧舜时代的高级干部。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方国领袖，祖先是赫赫知名的后稷等人。秦皇帝的祖先，也是夏商时代的贵族或诸侯领袖如伯益、飞廉——总之都是蛮有地位的贵族，大家族子弟。

陈胜凭自己一个匹夫的背景，而要称王称侯，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叛逆，非常有创意的，基本上相当于芙蓉姐姐这样的大妞也能当明星那么有创意。

普通民众，没有知名的祖先而能称王称侯，还没有先例。你必须有个好祖先才行，当时的人都崇拜祖先，因此对陈胜不能苟同。后来的大贤人张耳、陈余，都是建议陈胜立六国贵族的后人为王，而不要自立为王，因为陈胜没有好祖先。这不是张耳、陈余有偏见，而是他俩分析了人们的偏见而发出的建议。

王的儿子永远是王，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匹夫的儿子永远是匹夫，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

没有傲人的祖宗，休想当王！

陈胜很讨厌这种相传久远的祖先崇拜观念，他后来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反对贵族的祖先崇拜的。

于是陈胜想，虽然我没有可以傲人的祖宗，但是我可以借助天命啊。他的“鱼腹藏书”、“狐狸夜语”，也就是编造了一个天意，用天命弥补他祖先的不足，让天和上帝发言帮他拉选票。

陈胜以自己的天命理论，终于弥补了祖先的不足，甚至想击破天子的祖先崇拜理论，取得了造反的理论依据。

自打陈胜、刘邦这些匹夫相继称王以后，中国的历史，从此也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贵族大家族统治的时代（夏商周秦）——我所谓青铜时代，从此也就彻底结束了。

现在我们说说今天要死的两位苦主：将尉A和将尉B。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各郡县都要出兵，由郡尉县尉带兵。县尉在秦朝是仅次于县令的第二把手，专管军事，俸禄为二百石至四百石左右，高于屯长二百石。

四百石是个什么概念呢？所谓“四百石”，其实是年薪。每石等于多少斤呢，每石等于一百二十斤，相当于一个大学生的体重，正好够廉颇先生那种饭量的人吃十顿（廉颇一顿吃一斗，即十分之一石）。

所以，四百石的年谷，够廉颇吃五年。鉴于带队的这县尉肯定比廉颇饭量小，所以应该能吃上十年。但是若他家有十口人的话，则又只够吃一年的了。

这一年全家人总是拼命塞小米吃，肚子和嘴巴恐怕也不会太爽，还想吃肉怎么办啊？秦皇帝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俸禄中的一半是折合成钱币来发给他，使得他可以买肉吃，富余的钱还可以去泡脚、松骨什么的。但是他一泡脚松骨，老婆孩子的米肉就得减量。总之，四百石的米俸，如果他不出去泡脚的话，刚好够养活一家人。

而郡守的俸禄通常是两千石，看来也并不富裕，但泡脚或稍可以了。而位列三公——如李斯这样的级别，则是一万石，这是最顶尖的级别了，可以泡很多次脚。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4)

是凡县尉（四百石）出去带兵了，就改叫将尉。这次带队的将尉有两个，分别叫做将尉A和将尉B。在他们下面，是二百石的陈胜、吴广，而陈胜、吴广素爱人，士卒都是他俩的粉丝。

这天中午，将尉A找陈胜、吴广他们喝酒，准备饱餐一顿之后，择日拔营起程北上。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明早可以出发不？”将尉A问。

陈胜说：“准备得都没问题了，但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比较怅然，还是让吴广先说吧。”

将尉A转看吴广，并奇怪地叫道：“咦！吴广，你的眼睛怎么看起来像不新鲜的鱼眼？”

是啊，我夜夜装狐狸叫，能不鱼眼吗？

吴广说：“我眼睛肿胀，是因为最近身体不好，怀孕了——是我老婆怀孕了。所以，我不打算去渔阳戍边了，我明天就回家照顾老婆。”

“你是当真的吗？你现在是在军中，不是在县里！吴广，虽然你是我的老下级，但是不能像以前那么乱开玩笑。”

“我很当真的。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人，不在家照顾老婆，而去戍什么守什么破渔阳，岂不大材小用！”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收回你刚才说的话。吴广！”将尉A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我很当真的。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人，不在家照顾老婆，而去戍什么守什么破渔阳，岂不大材小用！”

“好！”将尉A扭头，很礼貌地问陈胜，“陈胜，请问，你这里有没有竹板？”

陈胜说：“有，我把扁担给你拿来。”

“不用，小一点的。”

吴广说：“小一点的有，我抽屉下面有。”

将尉A好奇地看了一下吴广，说：“你可以闭嘴了！！”

陈胜把竹板拿来了，吴广却还没有跪下。将尉A叫他跪下他依旧不跪。他好像对站着很陶醉。

将尉B过来，一脚把他踹倒。将尉A举起竹板，照着吴广的屁股结结实实就是连击七八下子，一边打一边还喊:“我叫你怀孕！我叫你怀孕！我先给你打胎！”

吴广说：“不要啊……不要啊……胎不在我肚子里呀！”他的士卒粉丝们也赶紧跑来看，但见吴广左右躲滚，被打得像一条暴土狼烟的旧军毯，灰尘四溅，嘴里兀自还疼得“索索”地叫，像是吃了什么烫的东西。粉丝们都急得要哭，但手里除了荧光棒，并没有什么硬的东西。有硬的东西也不敢上前干涉啊。

正这时候，将尉A由于打得太卖力气了，身子甩动太厉害，他的佩剑从剑鞘里滑出了小半截。吴广见状，躺在地上，来了一个猴子摘桃：捉住将尉A的剑把，抖腕抽出，寒光向上一刺，剑尖咯吃一声从将尉A的后心穿出。将尉A倒退一步，倒在地上连连吐血。吴广滚起身，抢前逼近，一字一顿地说：“我、说、过、了，我、很、认真地、告、诉、你，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我、要、在、家、照、顾、老、婆……”

将尉A呻吟着说：“你……是个军人啊……老婆重要……还是国家……”

吴广刚要结果将尉A的性命，这时将尉B急了，抽出佩剑，擎着，一声呐喊，从后面直直地冲吴广冲锋过来。吴广并不转身，一个后旋踢接三个单腿连踢，硬是把将尉B踢飞出了营帐门，宝剑则早在人飞出大帐前就已脱了手。

陈胜捡起宝剑，先补了几下子，把痛苦的将尉A的痛苦结束了，再与吴广冲出去，并力与将尉B战斗。将尉B失了武器，只好立起两掌，实施“手刀防御”，未走几招，被双剑穿身而死。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旁边的粉丝见了，纷纷举着荧光棒跑了！出大事了，士兵们没有后路了，后路被陈胜绝了，不起义没有办法了！陈胜召集自己的徒属，也就是班长、排长级别的人，陈胜说：“公等遇上了大雨，大雨下得弥天盖地，旷日持久，我待在营房办公室里，听着雨水在我的屋顶做着杂乱无章的叙说，一万个声音重复着同一个意思，关于个人事业或者远离故乡，关于去渔阳戍边还是因为迟到领死，此类并无多少差别，都是因为这场雨水，使得我们一再耽搁，使得我们的前途越来越窄。

“雨点在我的屋顶轻盈地跳舞，我无法知晓雨水喋喋不休的诉说是欲给我以怎样暗示，这被雨水打湿了的秦朝江山，我不知道，是该云破日出还是就此耽搁。”

大家都被陈胜辞意飞扬的动听演讲惊呆了，痴迷了。

“其实，眼前的困境实在是最容易解决的。想想不抱希望的人生角色，想想一个少年初出家门就已无路可走，想想一个秦王朝的婴儿的未来多半是黔首的空度岁月?漫长而又空洞。我们何须说出黑夜对思想的困扰，何须谈论一场单薄孤苦的雨水，当一切都因色泽阴冷而苦痛不堪，这时候，说出忧郁还有什么新意。我们还是想想那些快乐忘形的岁月吧——作为一个壮士，你们不死则已，死就要死得以谋求自己的大名！你们不愿意在有生之年成为公侯将相吗？你们的人生追求仅仅限于免于饥寒和戍守边疆吗？——有人说了，那些王侯将相都是有种的，我们身上没有他们家族的DNA，我们做梦也别想当王侯将相了。是吗？王侯将相，难道真的有种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今天就此起大事，列位只消不计生死，不顾疲劳，不畏艰险，辗转于秦王朝山河大地，斩将夺城，立下汗马功劳，我陈胜因功授封，若不能保你们名忝王侯之位，身列将相之行，举人生荣耀只大名，我陈胜其有如此！”说完，一剑向帐门的柱子击去，劈开深深一道口子。

众徒属无不雀跃，齐声高呼：“敬——受——命——”这些徒属回去之后，经过史书失载的一些处心积虑的斗争，言语激发或者是命令强制，终于让九百人跟随他们造反。

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俊雄豪杰陈胜振臂一呼，九百戍卒与天下之士奋起相应，云合雾集，飘至风起。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烈烈燃烧！他们从此走上了一条激情燃烧的澎湃人生之路。

潇水注：陈胜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口号，实际上不是对自己说的，而是以此饵钓众人的，是对士卒们说的。陈胜认为“匹夫皆可谋为王侯将相”，人活着就要“举大名”——陈胜用这种高端的“自我实现”（马斯洛曲线中的高端需求）来激励那帮士卒拼死反秦，而不是像水泊梁山那样仅仅为了“大块儿吃肉、大碗喝酒”（那只是马斯洛曲线中的低端需求）。这就更显出了陈胜的进取精神，是高出了水泊梁山好汉们一个层次的。

正是由于陈胜长期以来对于功成名就一直有着高度的关注（为此常常弄得自己怅然不乐），所以才会想出这个口号吧。

“王侯”，指的是诸侯王，以及有封国的侯；“将相”指的是诸侯国里边，王侯下面级别最高的官僚——将相。所以，这个口号实现的前提，是要回复分封，于是它带有很大的回复分封制的指向。“谋求封王封侯”这样的口号，而并不是“为农民阶级谋求推翻残酷剥削”，这也显出了这场运动，未必是教科书上异口同声说的那样，而更像是为了复国和在复国成功后的求分封，再加上他事前的“大楚兴”的提法，以及陈胜接下来将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行为，使得我们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应该重新认识。而且这九百人，未必就是农民，包括陈胜吴广。“闾左九百人”，不管农村有没有闾，城市里面的街区是叫闾的。

陈胜、吴广带领着八九百追随者——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将活不过下一个春季——手中使用的据说都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粗劣（但是非常环保）的木质武器，很快就把大泽乡拿下来了。

其实这九百人使用大棒子，真的是那么惨吗？也未必！

九百戍卒前往渔阳边境，县里应该自备甲胃武器，随队伍运送北上。所以，我们估计这九百人，应该是被武装起来的。虽然不至于像美国大兵那样武装到了每个牙齿，但拎着纯环保的木头棒子，似乎也并不必要。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陈胜的这几百戍卒使用的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具体是锄头（）、无齿耙（）、木棍子（梃）什么的。不足为信。木棍子也许还情有可原，锄头、无齿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帮人是集结起来北上的戍卒，随身携带着锄头、无齿耙干什么呀！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5)

贾谊是个汉朝文人，和所有文人一样，写文章喜欢制造强烈对比，他故意把起义军武器装备写得很差，目的不外乎是想和他的上文对比着说：从前秦国能把战国六雄武器精良的百万正规军打得一败涂地，却不能抵抗装备低劣的陈胜。秦还是那个秦，为什么前边那么强，后边如此弱呢？都是因为老秦“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建朝以后不修“仁义”了。为了构制对比，贾谊故意把陈胜的装备写得很差。唉！这大约就是以文害意吧。这帮文人啊，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不管武器到底是不是木棍子，起义军很快把大泽乡拿下来了。大泽乡现在叫刘村，后来取消生产队以后，连刘村都没有了，平坦的田野上如今尽是绿油油的麦苗，当地人为了纪念陈胜，就找了一个土坡，硬说那是陈胜起义的地方，还在坡下雕刻了陈胜的石像。石像比历史上实际的陈胜年轻，大眼睛有点像谢霆锋，唇角也轮廓分明，正在呐喊，手里挥舞着大棒子。

攻占大泽乡以后，义军又就近攻破了蕲县的城墙，他们可以打开蕲县里的兵器库、兵车库，获得秦人高效管理制造出的精良武器和战车，这帮人总算可以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了，不至于再被贾谊笑话了。

陈胜给自己弄了一套最精良的皮甲，非常坚固，又弄了两支锐利的大戟，叫副官给他拿着。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陈胜“身披坚执锐”，披着坚甲，执着锐兵。

为什么拿两支大戟呢？当时的青铜兵器有点脆，在格斗中互相撞击，就会断掉。甚至插到敌人身体里，比如插进了排骨里，一拧一剜，一不小心，排骨竟可能把戟尖拗断。这固然能让受伤者非常难受，但这个大戟也就不好再用了，所以我们建议让陈胜拿两支戟。

陈胜捏着两支大戟，披着坚甲（当时最高级的皮甲是犀牛或者鲨鱼皮的），乘坐战车，迅速向西推进，兵锋直指两百公里以西的楚郡郡治——陈城。陈胜急急地朝陈城杀去，就像暴露在野外的老鼠急于奔回安全的鼠窝。陈城是他从前活动过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一些“故人”——而且陈城是从前楚国一度的国都，那里的反秦和复国势力比较强，一度也曾经叛秦造反过，后来被王翦镇压了（就是战国时代王翦进攻过的“反城”）。总之那里是个反秦复楚势力比较雄厚的有基础的地方。

陈胜的队伍沿途顺利攻下安徽亳县、河南永城、柘县、鹿邑等地。

在向西（陈城）推进的征程上，这帮人没有什么可吃的，于是他们就“望屋而食”（贾谊语），就是跑进人家屋子里，挤近人家的饭桌边，说：现在已经是不分你我财产的时代了，咱们一起吃吧。于是就挤进目瞪口呆的老乡们肩膀间，一起吃。当然这么说比较夸张，实际上是在有屋宇庐舍的地方，向当地的头面人物去征，这些人迫于军队的威势，只好组织老百姓交来粮给起义的队伍。

陈胜起义的消息很快和公元前209年夏天的风一起四处吹散，天下之人云集响应，许多人都自己裹了粮食，像影子一样追从着陈胜（这些人能自带粮食，说明还不是赤贫者，那就也应包括城邑里边因为受秦政迫害而愿意反秦的人）。当队伍终于推进到陈城的时候，陈胜回头一看，身后已经会聚战车六七百乘，战马骑兵千余骑，步卒数万人（这些兵源，多数应该来自被攻破的城邑里被收编的地方武装）。

陈城是一个大郡的郡治，可是郡守先生却不在，可能是望风而逃了，或者去度假村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去了。只有他的属官（守丞）站在城门顶上的望楼里（这里比较高，俗语所谓“城门楼子”，它像个碉堡，耸在城顶，借助内窄外宽的射击孔，居高射击）指挥战斗。守丞指挥了一会儿，一不小心，却把自己弄死了——可能是谁射箭走火了，打着他了。或者是跟他有仇的城里恶少年，从他背后开了枪。关于这些恶少年的事迹，我们随后再说。当然还有可能是城里的亲陈胜“地下党”（豪杰），组织自己的子弟干掉了他，或者是被攻城的士兵射死了。于是陈城守兵大乱，指挥失灵。陈胜的队伍遂像蚂蚁一样，纷纷爬城而入。原本可以凭借坚城抵抗几个月的郡治级的大城——陈城，旋即被义军拿下了。

陈胜进入陈城以后，一贯拥楚反秦的陈城人很快聚拢在他的周围。几天之后，陈胜就召令陈城的三老（官吏）、豪杰前来开会议事。大家一致通过，把“张楚” 标识为国号，就是重新张大楚国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楚文化圈的人嘛。这个行动了也再次为这场运动说明着它的性质（如果是简单的农民起义，他应该首先把这些三老豪杰正法）。

所谓“三老”，就是陈城里的基层干部。而豪杰，在古书中，豪杰一词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武林大侠，而是家里有财有势，养着众多子弟宾客的人，他们未必是会拳脚（像后代这个词所被理解的那样），总之是地方上有财有势力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张反秦，复国。

会上，三老、豪杰一致?为：“陈胜将军身披坚执锐（犀牛皮甲和两支大戟），率士卒以诛暴秦，恢复楚国社稷，可谓‘存亡继绝’（把死机了的楚国重新热启动），大功大德应该为王！”

张耳、陈余却从众人中挺身而起，一揖反对道：“我们爷俩（干的）认为……”

张耳、陈余都是闻名遐尔的大豪杰，但和一般“土豪杰”（简称土豪）不同的是，他俩没有看得见的有形资产，他俩甚至还在小区门口给人打工呢。但他俩有傲视群豪的无形资产——两人从前都是战国时代翩翩浊世之佳公子魏无忌的门客。这就不同了。

有的人死了以后，名气往往会被放大。魏无忌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从前窃符救赵、联军攻秦，美名远扬，却不得志泡妞而死，迤逦到了秦汉之际，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走红。

魏无忌的名气如此之大，就连他的两个门客——张耳、陈余，也都攀龙附凤，成了蜚声国内的人物。他俩来见陈胜的时候，陈胜及其左右将官，生平数次听说二人的贤名，久为仰慕，不能相见，如今一见立即大喜（再次可见陈胜起义前的身份应该是怎样的）。

不料，这两个人却在群英会上唱出反调，说：“秦国最是无道，断绝六国的社稷，破灭人的国家；现在又征敛无度，疲费民力（注意，他把秦朝的两条罪恶哪条放在了最前面，反映了复国是第一社会矛盾）。陈将军赤目张胆，万死不顾一生，为天下除去残害人民的无道之秦，可是现在刚刚打到陈城，就急着自立陈王，好像告诉天下人，您起义的目的是为了私利。岂不惹天下人离你而去？”

“那以二位的意见呢？”陈胜说。

“您不如派人搜求六国诸侯之后人，立他们为王。这些人绝而复立，势必对您感恩戴德，同时他们利用自身的名望，一呼一喊，必然天下百应，六国旧地则不待野外交兵、攻城苦战，纷纷自动杀掉秦朝守令而反正，则反秦大势形成矣。于是您统领诸侯，兵不血刃，直据咸阳，号令这六国诸侯，因为您复立他们功劳最大，以德威服之，他们奉您为帝，则您的帝王之业可成！而今你只是急着自立为王，人们皆以为您在谋私，恐怕天下由此离您而去（‘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我们说，这里三老、豪杰、陈胜、张耳、陈余，这一团人虽然有争议，但总体上是统一的，就是要复立楚国。我们看见，他们把复立楚国作为会议主题和成果，而不是所谓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推翻地主政权”。他们有争议的地方是，这个复立的楚国，眼下应该是由陈胜为王，还是六国之后为王。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与教科书上惊人的不同的发现，这场运动到底是什么？种种迹象表明，它是求复国的运动！当然是借助了人们受压迫残害的大背景。

曾记得，陈胜在起义前，陈胜动员他的亲密战友吴广的时候说 ：“如今逃亡也是死，举行大计也是死，同样的死，死国可乎？（等死，死国可乎？）”

请问一下诸位，这个“国”是哪个国？是秦朝吗，显然不可能是。这个“国”是楚国！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6)

也就是说，陈胜起义重点的初衷很大在于回复到分封体系，而主旨不在于反地主政权和反地主剥削，具体表现就是复立楚国。他随后又喊出的政治口号“大楚兴、陈胜王”也加强证实了这一点（当然这中间还搀杂了复国后的求分封为王的个人目的）。

刚才，三老豪杰说：“陈胜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也是把陈胜的功劳认定为为楚国复国。而没有说陈胜代表农民反抗地主政权，功宜为王。张耳陈余刚才说：“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这里说得很清楚，秦的第一罪状是灭了六国，断了六国的社稷，绝了六国的后，结束了分封体系，第二才是剥削严重。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的所有人，都是把复国当做了该运动的第一要事，并且依照这个基点设计未来的走向。这场运动，主旨不是在于农民反抗地主政权，明矣！

如果你说，这些都是三老、豪杰和张耳、陈余他们说的，不是陈胜的观点，陈胜是要作为农民来起义反抗地主政权的剥削的。呵呵，我认为陈胜是不能从中摘出去的，因为他召集了与这帮三老豪杰的会议，并且全盘接受了这个会议的决策！

而且陈胜早就说了“大楚兴”、“等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等话，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是指向于复国（于公）和求分封（于私，但也是建立在复国的基础上）的，对于农民利益则似乎从来没提过。他讨论下一步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会议，是召集了陈城所有的官吏豪杰们来开的，而不是召集别人。并且会议上，陈胜完全接受了这些官吏豪杰的意见。则我们可以认为，陈胜的角色和身份属性是完全融于官吏豪杰之中的，他是代表了这些官吏豪杰地主的利益的。并且我们认为，这些与会的官吏豪杰也就随后纳入了他的领导核心团队（陈胜后面的分派张耳、陈余等人为将也证明了这一点）。

则陈胜的阶层身份属性是什么，是为了什么阶层而奋斗，这次运动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这次会议，已经大致可以判定了。

陈胜与这些三老（属于官吏）、豪杰商议复国和称王的事情，说明他的领导团队的核心是这些官吏和豪杰，他是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政治利益的，并且执行了与这些人达成的政治主张的（复国）！而这个政治主张并不是为解放农民服务的。

所谓“豪杰”，也叫豪强，在历朝历代都有，不论在京城还是郡县，他们都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有财有势，互相联姻，勾结官府，欺压百姓，很多时候政府都不敢过问。

陈胜召集陈城里的三老豪杰都来议事（既有政府的官吏，又有民间的豪强，是所有社会上的中层精英力量了），商量建立政权、称王和未来发展的事情，并且落实了会议决定，说明他的政权是官吏、豪杰、地主的政权。

现代学者们一般是这个意思，秦末起义既然是农民起义，而且又胜利了，自然最后结局应该是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似乎结局又不是农民政权。于是只好这样解释:农民起义，最后被刘邦和六国贵族这种地主篡夺了，于是建立了地主政权的汉朝。

其实，从陈胜开始，就是开始建立地主的新政权的。这从陈城会议可以看出来。从起义前和起义中陈胜的话和口号中，也可以看出。

一句话，什么都不说，光看陈胜在陈城的会议的与会人员和会议决策内容，它就不是农民起义。他的“张楚”政权，是官吏、豪杰、地主的政权。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官吏、豪杰、地主；会议讨论的，是六国地主政权对秦政权的替代，是六国地主政权的恢复——复国。

下面我们说说复国的事情。

我们说，战国六雄时代的诸侯王族们，并不是因为有“桀纣之行”而亡国。六国贵族的暴虐程度不及纣王，秦国是靠打胜仗才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并非他们的人民要掉转枪头归服秦国。随着六国的灭亡，分封体系结束了，皇权专制时代开始了。

但分封制的存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们并不情愿向皇权专制转型，特别是在转型以后，秦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得人们没有从皇权专制中获得什么好处，于是以城邑豪杰、少年、平民、官吏为主导的多阶层联合行动，试图回复分封体系的运动就开始了。这是一场广泛阶层参与的社会运动，城邑平民、豪杰、士兵在里边扮演的巨大的主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给例证），而农民遭受地主剥削进行反抗，并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性质和动作，而且单单这个因素也不足以导致推翻秦帝国。

我们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不如说是一场人民起义回复六国和亡秦运动，是从前秦的统一战争的一种延续形式，当然是以反弹的形式延续的，而所谓农民推翻地主的政权和压迫，在这里面是从属的性质，甚至连从属的地位都不到。

在这种背景下，复立楚国而且推陈胜为楚王，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而不是解决农民问题，剥削和土地的问题，和建立农民政权——根本没涉及这个话题。会议上的唯一争论是到底应该谁来当楚王。

既然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是回复六国并立体系，那陈胜领导的运动要想走向成功，必须严格纳入这一轨道，所以张耳、陈余也才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复立六国之后的行动主张。

但是，陈胜当初在“大楚兴”之后又提出“陈胜王”，这其实就代表了他的矛盾心理。他政治上想复兴楚国或者六国，但是他个人私欲上又希望新的楚国是他陈胜为王。后者无论如何是会削弱他前面的复立楚国（六国）的政治口号的。这是一个有所矛盾的口号。

而张耳、陈余的建议，并不是反对陈胜获得个人欲望的实现，只是建议他要选对时机。张耳、陈余的意思是说，现在您赶紧派人到六国之地，复立六国之后，包括复立楚国之后，这样，六国都起来了，他们必然吸引了大量的秦朝的火力，然后您就领着楚军，乘虚直入咸阳（有六国顶着呢，您不会遇到太大抵抗），一举占领咸阳和关中。您控制了秦国本土的地盘，您有了实力，同时您复立六国之后又有了德。有德有实力，以令六国诸侯，六国诸侯必然推举您为帝——皇帝（陈皇帝）！

如果你现在就急着称王，给天下人看见你只是谋求实现自己当王的私欲，就不会有人过来帮你了，天下就解散了，上述说的大好局面和计划就泡汤了。

张耳、陈余发言完毕，陈胜陷入了一种矛盾。

他在想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也许他会作如下权衡：张耳、陈余建议的封六国诸侯之后的事，固然好，有利于反秦大势的形成，最终自己在里面捷足先登，甚至当了帝。当时，如果捷足先登了入咸阳的是别人了呢，不是我了呢？那不弄巧成拙了吗？

这就好像董事会，六个董事，加上陈胜，都要争董事长的位置，谁能保证陈胜不被打下去呢？

虽然董事多了力量大，但是董事多了，互相掐得也凶啊。而自己单独注册公司呢，当“独一董事”，那固然好，但这样自己就是独立奋斗了，不可能笼络号召各地诸侯了，不容易实现亡秦了。他的公司还会跟六国贵族的公司以及其他匹夫的公司形成竞争关系，把本可仰仗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7)

陈胜思前想后，不知道怎么办好。

其实张耳、陈余的话，都是高屋建瓴、字字珠玑，不愧为知晓当时形势的大贤！

当时陈胜最终决定还是自己当王！

陈胜真有勇气啊！

陈胜一定程度地抛弃了自己“大楚兴”的为公的口号，而只去追求“陈胜王”的个人的私的目的，这也注定了他的公司只存活了六个月就被纳斯达克摘牌儿了！

陈胜的速亡，并非单单源自于军事指挥能力有限，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偏离了当时的形势。复立六国——不管这是不是符合历史进展的潮流，但它是当时社会多阶层的民心所望，是公义，为公义而奋斗（哪怕你是含着私欲的，但你在行为上能让人感到你是为了公义）就容易成功，陈胜脱离了这个政治方向，而变成了追逐个人利益的单干户。

更严重的是，陈胜后来反倒杀掉了楚王贵族之后——当部将葛婴把这位贵族之后立为楚王的时候，这就实际上背离了他“大楚兴”的口号，而只剩下“陈胜王”了。而他所说的“等死，死国可乎”为楚国而死的豪言壮语，也一同被粉碎了，只剩下追逐自己王侯将相的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自己曾经提出的政治口号——而这个政治口号最可惜的恰恰正是最体现了当时社会运动的宗旨和方向的。他的“公”心已经无法让人信服了，人们看见的只是他追逐个人成就的私欲。人们遂纷纷解去。

再加上他不信任和团结下属将领，等到陈胜遭受章邯攻击时，诸将和各路诸侯都袖手旁观，直到他被打死，也不去救他。正印证了张耳、陈余的话：“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天下终于“解”了！

陈胜做出这一决策，大概也并不奇怪，记得他少年时，因为境遇不顺，在农田种地，就一下子怅恨久之，而发出“苟富贵”的狠话和“鸿鹄之志”的豪言。那种落落寡欢的神情和阴远的眼神以及对抱负的接近恨意的偏执，是他失去朋友的帮助而众叛亲离的原因。

一些学者分析陈胜失败的原因，只说他受章邯攻击时，各路诸侯都不来支持他，于是就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各路诸侯身上，说他们没良心、自私自利、天生喜欢割据。其实，当后来赵王武臣受到章邯攻击的时候，楚怀王遣宋义、项羽前去解救，可见诸侯之间并不是坐视不管的。整个楚怀王时期，各路诸侯都非常团结协作，包括刘邦、项羽军也遥相呼应，终于合力推翻了秦王朝。陈胜时候，却迅速失败了，而楚怀王时候，却胜利了。诸侯前后还是那些诸侯。这不得不从陈胜自身找毛病。陈胜的活动宗旨是谋求个人为王，这无论如何比恢复六国要显得相对的“私”。

不管怎么样，不管犯了多少错误，不管留下多少遗憾，公元前209年的夏天，陈胜在陈城自立为王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自立为楚王，而是自立为陈王。他也没有管自己的国号叫楚，而是叫“张楚”，就是“张大楚国”的意思。所以，严格地讲，他不是复兴了楚国，而是建立了一个政治上支持楚国的新国和一个叫“陈王”的新王。他也知道自己建立楚国做楚王，大约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这是一个官吏、豪杰、地主的政权。

陈胜打定主意给自己划了一个新国，自己当陈王，准备大干一场。这时候，大泽乡起义中的重要领袖葛婴却跑来气他了。

葛婴是宿州地区符离人（就是淮海战役国共两军的坦克车和炸药包会聚轰鸣的地方——符离集），大约也是九百戍卒中陈胜下属的徒属（班长、排长），他奉陈王命带着一部分军队向东发展，开辟东部楚地的根据地。葛婴打到了安徽定远，遇上了楚王族的后裔“襄疆”（具体是什么亲戚不知道）。葛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就把襄疆立为楚王，以号召楚地群众反秦（跟张耳、陈余想的一样）。但当他听说陈胜打算独资办公司，自己当董事长，不许六国贵族进来当董事，于是狠狠心，又把襄疆杀了——可怜的襄疆就像一个剧务，送来一个人头道具就下去了。

葛婴还是很忠于陈王啊！

葛婴虽然修正了自己的“错误”，杀了“董事”襄疆。不料，当他拎着襄疆热乎乎的人头跑到陈城来汇报工作时，陈胜却不肯谅解。陈胜气坏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不是说好了我是独一董事吗，你居然想拉别人进来当董事，而且还是拉六国贵族之后进来当董事！你这么不是要了我这个独一平民董事的命吗！你这么不懂事的脑袋，真是没有必要再留在人间懂事了！”

于是他不由分说，把不懂事的葛婴杀了。这个颇有微功而且忠于陈胜的东方面军领导人葛婴，因为不“懂事”，糊里糊涂被杀了。诸将从此怕透了陈胜，战战兢兢只敢侧目而视（且不说葛婴立六国之后，对于扩大陈胜集团的号召力是积极的作为，单说陈胜驾驭下属的手段——不由分说就杀了葛婴，也实在有点流于简单粗暴啊。葛婴没有恶意，也没有带来恶的?果，罪不致死。后来陈胜经常用捏造罪名的手段杀害在外面立了功的将领，大约是唯恐他们超越自己称王吧。关于这些例子后面再讲。又据《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非罪而诛。汉文帝追封其子孙为诸县侯，因以为氏。”也就是说，葛婴的后代被封到了诸县。这就是诸葛一姓的来历，著名人物比如诸葛亮）。

为了避免再有人出去拉董事进来——弄什么楚王或者赵王，“独一董事”陈胜索性派了一批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到诸将的军中当“监军”——相当于政委，专门过去捣乱、掣肘的，同时也防着他们在外出攻略地盘后自己办公司。一些获得了地盘的诸将，在回来报功时，往往被陈胜借助这些“监军”搜集捏造的罪名把他们杀了。导致后来有一个叫做武臣的将军干脆不敢回来，直接在外面自立为王了。

这些信得过的“监军”有些是陈胜的故人——比如邵骚就是陈胜在陈城里的故人，监了北上赵地的军（陈胜有这样的故人，可以进一步用于推测陈胜起义前的身份）。有的则是陈胜的老同僚，比如吴广，当了西方面军的监军。为了避免大家嫌吴广缺心眼儿而不听他的话，陈胜特意加封吴广为“假王”（也就是虚拟陈王）。陈胜说：“假王吴广在军中，就跟我真王陈胜在军中一样。”可是“假王”吴广还是没吓唬住他所监的诸将，反倒被他所监的诸将给杀了——这是后话不提。

陈胜的这一套监军制度还算比较有效，至此以后，再没有敢拉外人进来当董事长的了，但是陈胜也彻底让诸将们冷了心。而且，最主要的是，陈胜也就彻底脱离了复兴六国，以及他说的“大楚兴”等这一运动的既定洪流了。

潇水曰：你也许会说，陈胜不纳入复立六国的“洪流”是对的，因为六国复立是不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的，陈胜自己争王做，是更进步的，是为了求中国统一的。

这种说法，首先，它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陈胜是为了争取农民利益而推翻地主政权的。陈胜本身不是农民，他起义前的几个口号也都跟争取农民利益毫无关联。他的口号，仍然是王侯将相，他自立为陈王，不管他是不是立了六国之后，在性质上和行为上都是回复了六国分封局面。至于六国分封局面是由六国贵族之后做还是布衣匹夫来做，都并不能变更这场运动的回复六国分封体系的根本性质！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8)

而回复六国，也并不等于走向分裂。张耳、陈余提到了，六国之后，还是要有个帝的，这个帝，是“以令诸侯”的帝。它基本上相当于周天子，但由于它据有关中，所以又具备强的实力，对六国是个较强的控制局面，又比周天子要强很多，近似战国时代秦自称西帝。其实，最后刘邦获得的大汉朝，最初几十年，就是这样的（刘邦保据关中，作为皇帝，关外六国之地是百余个诸侯王国）。这种模式，其实是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过渡的一种中间状态，是符合历史进程的渐进法则的，不能把它硬是视为倒退或者分裂。而秦王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从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统一急剧过渡，过于强求全盘郡县制，没有保留出这种统一皇权下的部分分封王侯国兼容的过渡态（如刘邦那样）——鄙人认为这是秦亡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这场秦末运动反其道而行之并且获得这场运动其根本性质的所在（不再是农民反抗地主政权为其主要性质，而是亡秦、回复皇权下的诸侯王国兼容的社会结构的政治运动，所以这场运动的主力参与者也根本并不在于农民，而很大程度在于城邑平民）。

陈城中有个大贤人，名字叫周文。周文是个有资历的人，从前曾经给楚国的专权专业户春申君黄歇当工作人员，后来进入项燕军中搞神秘主义工作——“视日”。

“视日”就是看天时。打仗讲究看天时。但是看天时不是戴着墨镜看天上，而是用乌龟壳和蓍草来占卜，类似现在的算卦。同期的罗马人打仗也讲占卜：在打仗之前，先用一根棍棒把天空分成四个部分，然后进行观测，以四个象限中出现的鸟的种类和飞行轨迹作为征兆，据此决定战役是吉是凶。周文大约也是这样:他眯着眼睛，朝着四方天上乱看。项燕问他看出了什么，他支吾了一会儿，说他发现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9)

当年项燕带领着楚国之倾国主力军，和王翦大军在蕲县对峙，不知什么原因，项燕突然掉头向东移动。王翦抓住了楚军胡乱移动、行伍易于遭受攻击的难得机会，发出精锐主力把楚军歼灭。项燕到底为什么要突然向东移动，导致自己的灭顶之灾，史书上没有给出原因，或许是类似周文这样的视日，告诉他的吧——东边吉利！项燕就这么被周文“害”死了。

如果项燕得知，周文得出东边吉利的结论的依据，也许就是因为太阳在东边，所以东边吉利，那真要活活把项燕气死了。

鉴于周文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陈胜当即就拜他为将军，派他率领西A方面军，向西直逼函谷关。而吴广监领的西B方面军，也顺着豫西走廊往函谷关方向冲击。两伙人马似乎要比赛争功似的。而为什么急着进攻关中，却不注意巩固楚国根据地，陈胜犯的这一战略错误——至少是冒了很大战略风险的，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陈胜怕别的诸侯王先闯入关中，自己当帝王的鸿鹄之志就落空了。

所以，陈胜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向西进攻。

但是吴广是个死心眼，不太懂军事，西进的路上，要停在荥阳城这样的百年老墙下面督军攻坚，一连拖了几个月都毫无进展，把他属下的将官们气得半死。

但是，吴广在荥阳等坚城下消耗，客观上为周文创造了机遇，可以避免荥阳等重要据点的秦军跑出来牵制周文军的西行。

周文遂摆脱了秦主力的干扰，一路避实就虚，批隙导，于空隙无遏处用刀，不但没有太大消耗，反倒队伍越滚越大，不断收编地方县兵，抵达陕西东大门函谷关的时候，麾下已竟有士卒数十万，战车一千乘！经过一番史实失录的残酷战斗，周文竟一举攻克函谷关，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距离咸阳城仅仅几十公里的骊山脚下。周文眯着眼睛，手拿着蓍草，铺展在他身后，是数十万大军和迤逦上千辆战车，猎猎的旌旗遮住了陕西一半天的阳光。数百年未见的巨大恐慌，笼罩着秦二世的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