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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1）

-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2）

-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3）

-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1）

-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2）

-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3）

-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1）

-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2）

-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3）

-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1）

-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2）

-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3）

-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1）

-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2）

-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3）

-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4）

-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1）

-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2）

-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3）

-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4）

-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5）

-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1）

-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2）

-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3）

- "韩荆州"在哪里?（1）

- "韩荆州"在哪里?（2）

- 一封电报的解读（1）

- 一封电报的解读（2）

-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后（1）

-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后（2）

-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1）

-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2）

-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3）

- 从山水诗人到造反诗人－－毛泽东读评谢灵运（1）

- 从山水诗人到造反诗人－－毛泽东读评谢灵运（2）

- 两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1）

- 两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2）

- 器识为先－－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1）

- 器识为先－－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2）

- "务虚"之用（1）

- "务虚"之用（2）

- "务虚"之用（3）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1）

渐行渐远的岁月，把许许多多被称为领袖的人物的荣辱成败，积酿成为或甜或苦的老酒，供人们品评论说。过去了的岁月似乎常常按历史的法则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断前进的生活浪潮冲刷着一些领袖人物留在政治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于是，领袖人物身后的境遇，也就演绎和印证着一些不可回避的历史法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后人的评说，同时还彰显着任何外力都难以动摇的历史公平。因为我们不难看到，依然有一些领袖人物的身影，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在大浪淘沙的涌潮中，昂然矗立在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上。

中国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领袖的本质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表达者，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守望者，是历史进步的领航者。如果有领袖之位的人，目光所及的仅仅是其自身或小圈子、小集团的利益，而不着意去造福民众，不主动肩负起历史给他的使命，不具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那么，他暂时的荣耀和拥有的位置，不过是权力所鼓胀起来的一个欲望的皮囊，其生命和权力殆尽之日，也就是皮囊萎缩之时。相反，如果他的一生，能够体现领袖的本质，他就不会被后继的历史之潮湮灭；如果他还有别具一格的风采魅力，他的存在和影响，也会是鲜活生动的。

中国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从1976年至今，毛泽东逝世已经25年了。在这期间，足足有一整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离开了人世，同时，也足足有一整代新人伴随着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沐浴着变化多样的生活和价值观氛围成长起来，并且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中坚分子。二十多年间，中国人不知驻足过多少精神驿站，跨越了多么难以想象的历史峰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回望毛泽东，走近毛泽东，体味毛泽东，仿佛有一种依稀相隔的感觉，对许多人来说，"毛泽东"三个字至少已像一部读不完也未必能够全读懂的书。但是，如果超越缭乱障眼的生存枝丫，拨开变乱浮躁的精神氛围，静心贴近我们时代的深处，你不难感受到，毛泽东依然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现实中的人。他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标记，一种理想期待的象征，一段历史反思的对象存在着，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还以自己的伟业和贡献，以自己的思想和品格，浸润着中国今天的事业，滋养着人们的心田。

"毛泽东"三个字，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真谛?他又是怎样穿越时代之门走向今天的呢?

他曾经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硬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急拐了一个大弯，拨正了航道。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理论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在牛羊嘶叫的农家小院，他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凯歌行进的岁月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的年头，他构想和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对东西方的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走向了整个世界。还是他，率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一贯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在全球不同肤色的人们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2）

这就是穿越时代之门，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毛泽东。

生平的简单罗列，似乎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毛泽东属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是在黑夜沉沉的奋斗岁月里，寻找希望和实现希望的时代；那是在振兴中华的艰难行程中，需要伟人和产生伟人的时代。

完美无瑕的伟人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伟人只能在远离时代主题和社会实践的虚构境界中被塑造出来。真正的伟人总是脚踏实地并沾着时代的泥土杂物来决策领航，总是在伟业受阻于各种迷雾的时候选择和开拓。尽管在后人的视野中，那些泥土杂物或许可以避开，在历史迷雾中选择的岔路也许已一目了然，但今之视古，犹如后之视今。今天的人们多不希望后人苛求于己，自然也就不能苛求前人完全摆脱时代的束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失误，特别是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让人们扼腕痛心。在社会矛盾的判断上，他夸大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在一些运动中伤害了不该伤害的社会成员，这些，也让历史顿足遗憾。但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恰恰在于：他的失误在客观上，总是在历史迷雾中艰难摸索时出现的；在主观上，从来不是为了谋一己之私利，达一己之目的；他的失误在总体上，远远小于他的功绩。

毛泽东最根本的功绩是什么呢?这要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说起。

人们有一个共识：20世纪的中国巨变，先后造就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在百年巨变的进程中，后者总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正是这前后相承的历史变迁，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使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越来越灿烂夺目，使中国人的奋斗越来越接近激动人心的目标。这就是：摧毁封建专制的牢笼，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完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摆脱贫穷愚昧的困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概括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寻的焦点，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主题，表现为两个前后相续不能割裂的内容：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富起来!对领航历史的领袖人物来说，这也是两个前后相续不能割裂的伟大使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上承孙中山，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地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使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问一些过来人，在新中国成立时的时候，哪一句话在他们的记忆中最为深刻，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是毛泽东说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正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历代仁人志士在理想的航道上奋斗不息的历史分量；正是这句话，筑造起历史长河中一座永恒的丰碑。因为这句话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有了前所未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而挑剔的历史在大浪淘沙之后选择毛泽东来宣告这句话，仅凭这一点，他在20世纪和20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占据的位置，便可想而知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下接邓小平，殚精竭虑地开启了让中国走上文明、富强和民主之路这出辉煌史剧的序幕。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不少重要思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是他在探索中的失足之处，也成为了后继者重新探索的必然起点，成为了后继者开辟新路的时候不可或缺的重要镜鉴。

继往开来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民族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

事情还远不止此。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3）

毛泽东离去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不会随风飘逝。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还在于，他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经验和智慧，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气派和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用文字给他们的振聋发聩的思想插上了翅膀，但它飞越千山万水寻找落脚生根的地方，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行程。中国共产党在诞生的时候，手里握的是经过翻译的一个个方块汉字传达的真理。为了让这个真理之花在中国的土地上绚丽绽放，结出果实，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付出何等痛苦的代价，经历何等艰难的寻求，才确认和选择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正是这面旗帜，以其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宝库，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广大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正是这面旗帜，从昨天飘扬到今天，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赋予了中国人一种特别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创新发展的激情和灵感。正是这面旗帜蕴含的实事求是的灵魂，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一脉相承而又总是与时俱进，于是，邓小平理论横空出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泽被今世。

又一个继往开来!毛泽东思想就这样成为了民族复兴史上的精神血脉。

事情还远不止此。

毛泽东是一个文韬武略、多才多彩的领袖。他是非凡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深邃、见解独到的理论家，胸怀广阔、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决胜千里、指挥若定的军事家，还是一位独领风骚的浪漫主义诗人，博古通今的学问家，别具一格的书法家。正是这些文武兼备的气质，挑战进取的性格，雄才大略的豪情，审时度势的睿智，不拘一格的洒脱，使他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历史关头，能够把握住时机，迅速决策，挽狂澜于既倒。也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角色品质，使他体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在从昨天到今天的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个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深邃思想，具有非凡的穿透力。这样的魅力，使毛泽东成为了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使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的鲜活生动。

作为跨越时空的历史沉淀和沧桑巨变的人格化象征，中国人无法淡化毛泽东印迹和影响。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20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

20世纪不会在宏大的叙事中戛然而止，也不会以平静的方式悄然离去。"毛泽东"三个字，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落下帷幕。在我们为今天的目标倾情奋斗的时候，自然也会在心理空间留下一种独特的感受：滚滚向前的时代不会凭空而来，它总是沿着来的时候辗出的轮辙奔向远方。

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的存在和意义!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1）

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他把这个《章程》寄给各地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邓中夏此前曾到湖南发动学生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和毛泽东交往甚密。他把这个《章程》拿到10月23日刊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表，同时还写了一段说明："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

"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开头就申明，他提议成立"问题研究会"，就是想弄清楚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或"未得适当解决"从而影响进步的各种"事"和"理"。这个"问题研究会"虽然没有如愿办起来，但《章程》彰显的"问题意识"，及其列举的认为应该研究和解决的大量"事"和"理"，却记录下青年毛泽东一段值得咀嚼的思考轨迹。

《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的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诸多方面。有的问题比较宏观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普通选举、国防军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经济自由、教育普及、孔子研究、东西方文明会合等等；有的问题则比较微观具体，如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职年薪、茶产改良、清丈田亩、退回庚子赔款等等。有的问题比较现实和迫切，如大总统权限、新旧国会、废除各省督军、司法独立、劳工住屋、劳工娱乐、勤工俭学、编纂国语教科书、恋爱自由等等；有的问题则不那么现实，不那么迫切，甚至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关系不大，如裁军、外债偿还、币制本位、海外贸易经营、海洋自由、爱尔兰独立、重建东部法国，以及飞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天山，在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个海峡开凿通车隧道等等。

从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的时间看，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些事和理，明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的影响。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毛泽东便认识了胡适，且多有来往。胡适在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认可。李大钊在8月17日《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这个观点，想必毛泽东也看到了。但他并没有介入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争双方都是毛泽东当时敬重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那时候，他正如海绵一样吸收和消化着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无论是对胡适提倡研究的问题，还是对李大钊坚持和捍卫的主义，他似乎都愿意一试。

胡适的思想来源于其导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还曾把杜威提倡的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毛泽东深受明清实学"至诚实用"、"经世致用"观点的影响，这也是他与胡适宣传的"多研究些问题"产生共鸣的一个原因。他当时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在船山学社办自修大学，以及主张先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再出国留学等，也都征求过胡适的意见或受到胡适观点的影响。其中自修大学这个校名，还是胡适帮助他起的。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2）

青年毛泽东的行事作风，也以重实干闻名。他当时参加了著名的少年中国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细节问题），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可见，提出问题和推动实践去解决问题，在青年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这就不难理解，青年毛泽东何以用那么大的热情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会社团。据粗略统计，他青年时代主持或参加的学会社团有十几个，诸如：湖南一师学友会（原名技能会）、湖南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少年中国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上海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旅京湖南学会、湖南改造促成会、湘潭教育促成会、平民通讯社、文化书社、读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等。这些社团存在的时间和毛泽东在其中的活动时间虽有长有短，但他都努力借这些平台组织同仁下工夫去研究和解决符合学会社团宗旨的实际问题。

再回到1919年9月1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在列了一大堆问题后，也没有一掷了事。除了寄给朋友参考外，他自己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则继续思考和研究。例如，《章程》中列有国语（白话文）、编纂国语教科书等问题，在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便表示要研究"国语"，认为必须"将国语教科书编成"；还说，"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章程》中有一项关于恋爱自由的问题。恰巧长沙有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不满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发起创建新民学会，

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然后自己动笔连续写了九篇文章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作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剖析。《章程》中有民众联合如何进行、模范村建设、社会教育等问题。这年12月1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个新村建设计划，以推行"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连成一体的理想，甚至到岳麓山一带做过选址的准备。《章程》中列有地方自治、联邦制应否实行、废除督军及湖南如何改造等问题。1920年初，毛泽东便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呼吁湘人自治，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推动联省自治。《章程》中列有派留学生、东西方文明会合等问题。在1920年初的许多通信中，毛泽东反复同人讨论该不该出国留学、何时出国留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暂不出国留学，先研究中国这块地盘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总之，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似乎装着太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凡碰到了，有兴趣，或觉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讨论，甚至去实践一番。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3）

是不是就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当时只埋头思考解决琐细和实际的问题，而不大探讨宏观上的理论是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说一件轶事。前面提到的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交往甚密的老师。据黎的日记记载，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拜访黎20次。黎当时常请三位青年学生帮助抄写报刊稿件，付给一定的报酬。一个是不问文稿内容，什么都抄；一个是觉得文稿中有问题，总是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个是看到文稿内容与自己的观点不合，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是后来的著名戏剧家田汉；第三位就是毛泽东。

可见，青年毛泽东注重实务，也讲原则；充满问题意识，也重理论信念。他当时之所以热心探讨这样那样枝枝节节的问题，恰恰是因为他对各种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还无定见。在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半年后，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还坦陈："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事实上，《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列了71项144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后，又专列一条，宣称："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可见，研究问题和研究主义，也就是研究事和理，在青年毛泽东那里并不矛盾，他甚至把研究主义看成研究问题的前提。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他们都很看重的这个学生身上，体现出要把它们融合起来的努力。毛泽东在《章程》中列出的若干"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就包括了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主义，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这样的问题。到1920年初，他对"主义"的寻找和研究，越来越强烈和迫切，乃至写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大纛一张，人们便知所趋赴"这样的名句。

八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关注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但他强烈的、充满忧患的"问题意识"，却留给今人不少思索。比如，多一点"问题意识"，或许就会多一些拥抱时代的热情和冲动，多一些理性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多一些了解社会、贴近现实的可能，多一些投身实践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行动，自然也会多一些作出是非判断和理论辨析的客观依据。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1）

马克思和毛泽东，文化背景和家庭出身全然不同，走过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如果把他们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过程放在一起考察，不难发现一些不算偶然的异曲同工之处。

马克思青年时代，大体指他28岁即1846年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原因是他们在这本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则以1921年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为结束的标志，那年他也是28岁。他们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都彰显出鲜明生动的人生追求和思想个性。

马克思小时候沐浴着让人羡慕的文化氛围。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律师，爱好古典文学和哲学，能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后来成为马克思岳父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能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诗》中的许多篇章和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并善于把自己这方面的爱好传播给他喜欢的少年马克思。少年毛泽东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小时候虽也发蒙读书，但父亲只是希望他识些字，懂些理，会算账，最终成为像自己一样间或做些谷米生意的典型农民。少年毛泽东还一度辍学种田，只能在晚上偷偷地读《水浒传》这类传奇故事。

巧合的是，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在17岁时走出故乡求学。少年时代的境遇差别，没有阻止他们踏上异曲同工的精神寻觅之路。

首先，从知识储备和文化旨趣上讲，他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对文史哲都有罕见的兴趣和相当深入的研究。

青年马克思曾沉湎于诗人之梦。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留下了一首《查理大帝》。上大学后，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左右诗歌和艺术"，并围绕这一目标来安排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学习、社交。大学一年级着重选修文学艺术方面的课程，还参加了诗歌团体。1837年夏天，曾打算出版一个戏剧评论杂志，还亲自编订了自己写的四本诗册。毛泽东就读湖南一师时，诸科之中，尤重文学，宣称"文学乃百科之源"。《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及韩愈散文，是他熟研熟读之作。和同学好友之间吟咏唱和，更是常事。在罗章龙、萧三的回忆中，记载了不少毛泽东和他们的唱和联句。完整保存下来的诗词作品有《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和《枕上》三首。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文学旨趣，总体上都偏于浪漫主义，诗歌多为激情冲涌和理想抒发之作。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爱好，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人文素养，并使他们后来都成为善于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观点的散文大家。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既是深刻的政治理论经典，也是生动的上乘美文。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2）

除文学外，马克思和毛泽东在读书期间也都喜欢历史和哲学。从1839年起，马克思对古代哲学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个著名命题，并把历史理解为不断变革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哲学上，青年马克思曾先后徜徉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天地。1843年为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阅读和研究了路德维希的《五十年代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哈密顿的《北美洲》等大量有关欧美的历史著作。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对历史的研究兴趣和达到的造诣，已毋庸置疑。在哲学上，他对中国明清实学，特别是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到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情有独钟。对西方近代哲学，毛泽东1917年读德国康德学派泡尔生十万余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曾写下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他1920年在一封信中表示，自己研究"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法国柏格森、英国罗素、美国杜威）起，渐次进入各家"。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依然强调"喜研究哲学"。从以后的情况看，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成熟的基础上来推进其他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的。

其次，从人格气质上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拒绝平庸苟世，看重精神生活，注重培养心性志向，彰显出自信、豪迈和明快甚至狂放的个性风采。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名言是：人生的宗旨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批语中的表达是，"至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履危蹈险舍身救人"这些美德善事，应该发自内心去做，"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人之心"。

马克思在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嘲笑保守的宗教信则和庸俗的小市民，总是"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在诗歌中，他反对把人生弄成"盲目机械的钟表"和"时辰的历本"，宣称"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毛泽东则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需要有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出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一次到一个青年家里，那个青年当着毛泽东的面把用人叫来交代去买肉的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认为这个青年过于俗气，从此不再交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还申明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马克思在诗中宣称自己要"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又说："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毛泽东则崇尚孟子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充塞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概，由此提出的名言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还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3）

1837年，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这个学院式的精神团体后，便以好辩著称。大学毕业不久因主编《莱茵报》同博士俱乐部的精神伙伴有了分歧，其中便包括大他九岁、有师友之谊的鲍威尔。当分歧无法调和时，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和鲍威尔公开论战，认为"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他还另外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给以前的朋友梅因，宣布决裂。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宣布从4月起停止《莱茵报》的出版，马克思当即给朋友写信说："我决定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毛泽东的人生追求和行事风色也是如此。他同朋友建立的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则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一封给新民学会伙伴的信中，他宣称自己"立志真实"，"不愿牺牲真我"；和朋友交往，"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他发出求友信，有一个人应约前来和他交谈，话不投机，便拒绝交往。因不满学校的管理，他还发动了驱赶校长的学潮。马克思和毛泽东年轻时的这些行事特点，无疑开启了他们一生讲求原则，追求真理，永远进取的人生风格。

第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有影响的政治活动，都是从主办报刊开始的。

马克思大学毕业不久便主编《莱茵报》，在该报上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政教分离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认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莱茵报》1843年被查封后，马克思又和思想战友们着手创办《德法年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时，就业志愿之一就是当新闻记者，曾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五四"运动后，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引起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高度赞赏。1920年，为扩大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的影响，毛泽东还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132篇文章中，有七十余篇是为报刊写的。早期的新闻经历，使马克思和毛泽东比较早地懂得舆论动员的巨大作用，并熟悉和掌握了宣传规律。这是他们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重视甚至亲自动手搞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源头。

第四，从思想转变的历程上讲，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是在对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审慎的分析研究后才创立或确立自己的理论信念的。

19世纪30至40年代的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没有赶上第一波工业革命的浪潮，属于欧洲的落后和弱势国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更是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都深受各种求变求新以改造社会的思潮熏染，都是在经历了对各种思潮的观察、吸收、分析和批判后，才得以确立自己的信仰。马克思先后选择和批判过涉及哲学、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回到自然"的浪漫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青年德意志"、"真正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蒲鲁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他早期的代表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因思想论战的需要而写。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是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的，第一次发表政见是觉得应该请孙中山当总统，梁启超当外交部长。随后，他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主张过呼声革命、平民主义、民众的大联合、联省自治、教育救国，更倾心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等等，对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还亲身实践过。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他列出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五种思潮供大家参考：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分析这些思潮的利弊后，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最宜采用"。

马克思从23岁大学毕业到28岁开始创立新的世界观，只用了五年时间，故恩格斯称他在思想领域"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心路，同样迅疾。他25岁走出校门，28岁参加建党，只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创立新的世界观后，仍然及时地通过分析、比较和批判各种思潮，去丰富、完善和发展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以后，也是及时地通过分析、比较和批判各种思潮去实践、调整和发展中国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1）

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先生的《巨人的诞生》，在1988年初版的时候，我曾仔细读过，并纳入了阎华、廖奔和我当时主编的一套丛书。一晃小20年过去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改变或正在改变着许多事情，但似乎没有改变该书作者的学术追求，他依然孜孜于毛泽东的研究。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术队伍日渐式微的今天，尚能如此坚持，多少可视为萧先生对倾情选择的精神天空的执著守望。

多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接触有关毛泽东的书籍不在少数。在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学术之作的书籍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生平史实研究，一是著作文本解读，一是思想理论分析。而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研究著述中，学人们所据的视野和参照也有所不同：或立足于当今的现实需要，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挖掘有效资源；或依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来考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或着眼于西方"毛学"和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深化对毛泽东的思想个性的理解。后一类著述不多，萧先生的学术选择即为其中之一，或者说是其中的比较突出的一例。而《巨人的诞生》，则是他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时留下的难得的脚印。

《巨人的诞生》勾连的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风景。巡看这段风景的好处是，能让人体会毛泽东后来的理论和实践那样轰轰烈烈，实在是峰岭有脉，薪传有自。几年前，我的一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朋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毛泽东诗词明显受到近代诗人诗风的熏染，可惜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探寻毛泽东诗词黄钟大吕式的英雄气概的来路。细想，他的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于大悲大患中呼唤改天换地，在林则徐、柳亚子、黄遵宪、秋瑾、鲁迅的作品中，形成了一代诗风的脉络。青年时代自谓"饱读诗书，尝立志气"的毛泽东，熟悉这些近人的作品，中年以后，也常常引用他们的诗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更是直称自己的作品与柳作"诗格略近"。这是从诗词个性而言。从思想个性而言，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却离不开近代以来另一群人的名字，诸如《巨人的诞生》中特别分析到的梁启超、杨昌济等等。

从1910年走出韶山到1918年毕业于湖南一师，大致可视为毛泽东"修学储能"（毛泽东语），集中汲取思想资源的时期。从1918年到1921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则是他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把自己的选择初步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时期。这十年多一点的经历，对毛泽东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那个年代的有志青年，少有不大悲大患，少有不把自己的志向和命运摆在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中来统盘考虑的。而毛泽东和后来的许多著名革命家、政治家不同的是，他的探索，不仅蕴含着改造现实的内在冲动，并外化于某些实践，同时还总是带有浓浓的学理思考，并达到相当的理论深度。在如何做人的心性之学方面，甚至还自成一套逻辑。这些，正是《巨人的诞生》用功之所在。作者对青年毛泽东思想逻辑的梳理和研究，读者或许会有不同看法，但要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必要并且具有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具备相当宽厚的知识背景才可能去亲近、体会和解读的精神天地。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2）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通常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政治定位势必引出其思想文化定位问题。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既承受着近代资本主义各种理论和欧风美雨文化思潮的冲击，而中国固有的民族传统包括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仍在起作用。于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都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是在毛泽东"修学储能"的时代，这种冲突与融合之激烈程度，远远大于此前与此后。此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统治着中国，虽然是"西学东渐"，但最有共识的选择却是"中体西用"；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中国思想界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潮的欢呼，呈现出无可阻挡的澎湃热情，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少数几种比较普遍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修学储能"的时候，洋务运动以后逐步形成的在当时中国属于先进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一个传承和延伸的谱系，诸如从魏源、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等，这些人的主张，事实上已成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有志学人不可能回避的，总要去咀嚼一番的精神营养。

要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梳理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并确立他的思想个性，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究者不仅需要熟悉青年毛泽东在探索中汲取的各种思想资源，同时还要对各种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相当了解，如此这般，才能看出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进行探索的，他是怎样汲取前人的思想资源的，这些资源为什么能在他身上发生影响，以及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巨人毛泽东》的作者选择了一个需要学术勇气和知识积累的课题。

青年毛泽东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知识启蒙是从孔孟开始的，毛泽东本人在1964年还说自己读了六年的"四书"、"五经"，当时"很相信孔夫子"。他在到长沙读书前所能接触进而崇拜的最新思想，则是从郑观应到康梁的主张，对康梁的一些文章，毛泽东后来说"可以背出来"。进入湖南一师之前，他又专门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读了当时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伦理一批著述，算是在西学方面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启蒙。进入一师后，他又服膺于恩师杨昌济颇有新儒学色彩的伦理主张，还有近代以来的湘学士风，乃至发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语。对于国学传统，青年毛泽东更是用功在一般青年学子之上，内圣外王之学和程朱理学，是他津津乐道的。在一师毕业前夕，他读到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禁不住在十万余字的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走出校门，青年毛泽东汲取思想资源的视野更为广阔，恰好"五四"新思潮开始席卷知识界，国外的，从各种各样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国内的，从蔡元培、胡适到陈独秀、李大钊，他无一不涉历、研读、辨析，有的，还躬身实验一番。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3）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它是如此的纷繁驳杂。但驳杂不是浮光掠影，引为谈资，而是真心投入，倾力融合，由此使青年毛泽东的思考理路，虽繁杂，却有脉可寻。具体就青年毛泽东在人格道德理论的建设上来说，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万二千多字的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常有对他当时接触的其他思想资源所作的对照、比较和融合，关于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的议论和发挥，随处可见。这些议论和发挥，大多印证着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两个鲜明观点：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待"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则明显从个体自觉延伸到了群体联合和民主自治，进而表现为他当时激情张扬的"民众大联合"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鲜明主张。总体上说，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我的理解就是支配历史前进和人生进步的根本规律。当然，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这"大本大源"还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属于客观唯心论的东西，有些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但它竟让我们体会到，青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有志青年的地方，是他超越枝枝节节的改良，在思想探索方面拥有罕见的彻底性。更重要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树立了一个让人感佩的信念：必须要信奉自己千辛万苦求得的真理，并把它作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完善人生的指导思想。他后来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果然是这样做的。

一个留下如此思想轨迹的青年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他日后的选择和作为，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每思及此，我常感慨者有二：第一，毛泽东即使后来没有成为一代革命和政治伟人，他也可能会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自己深深印迹的大学者。第二，正是在青年时代于求新、求变、求真、求实的思想关怀中养成的禀赋，使他在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行程中能不断有所创新，并成为了中国革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进而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是集几代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成果为一体的人物，当不为过。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萧先生为他的这本书起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副标题－－"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客观地讲，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形而上的居多。我想，这大概也是萧先生这本书写得很"形而上"的一个原因。这本书是一种思想史的写法，并刻着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激情乃至悲情思考的浓痕。今天读起来，或许让一些青年学子感到有些异样，觉得有些表述还可以更平白一些。不过，就我对萧先生的学术旨趣的了解，改也难。好在，大学里的教授，总要体现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在研究领域，倘若没有了个性，似乎也难深化学术。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1）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见，毛泽东在30岁的时候，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在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看不出一定之规，常常是一个人上来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换人来干。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总体上既有淋漓尽致的热情探索，又有众声喧哗的极端争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艰难选择。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共早期领导层在领导能力上打些折扣。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道："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怎样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体制，也就是说，那时候一群年轻的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对自身领导人的选择还缺少成熟的机制。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入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但他们却又显得很自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毛泽东比这批人年龄大一点，但那时的个性也是针尖对麦芒。1924年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同陈独秀有意见分歧。1929年在红四军七大上，他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被选掉，除了因为红四军领导层意见分歧很大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感觉他有家长制作风，脾气大，于是转而选举28岁的陈毅。红四军八大通知毛泽东开会，毛泽东表示，是非问题不解决，就不参加会议，写信说要打倒八面玲珑的"陈毅主义"。前委据此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令他马上去开会。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过当时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讲到中央苏区时期有一次和毛泽覃争论，气急处举手就要打，毛泽覃说了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对他触动很大。不少亲历者在回忆中都说到，毛泽东的这种性格是在遵义会议后开始改变的。

中共早期领导层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因路线之争而形成的宗派主义风气，这种风气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主要领导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2）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党内虽然也常有意见分歧，但宗派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这些到各地组织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还在苦苦探索，难以对中央决策发挥影响。在中央，则先后有三拨"左"倾领导人主持工作，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一拨，主要是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被称为"青年共产国际派"，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很了解，在各个根据地也缺乏根底。他们统治中央的思想武器和决策指导思想，主要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句。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反映在组织路线上，就是搞宗派。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在一些重大危机面前认识不统一，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搞宗派，则常常通过所谓"反倾向"斗争来更换和选择领导人。应该说，这种做法多少是从苏联党那里学来的。王明这批人此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便耳濡目染了苏联党内斗争风气，并以此方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搞宗派斗争，介入学校内部的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的争论，一会儿反托派，一会儿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会儿反"浙江同乡会"，并逐步在莫斯科的中共成员中形成了被称为"二十八个半"这样的群体。他们回国后，当时没有任何优势，唯一的优势是拼所谓"路线"。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似乎谁能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谁就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

博古等人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随后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如果在反倾向斗争中，态度客观一些，冷静一些，调子低一些，即使有能力、资历和经验，也不行。例如周恩来，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中央领导层负责具体工作，三中全会时却被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1930年12月2日，在准备四中全会的时候，米夫便给共产国际写信汇报说，周恩来、瞿秋白"遭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用了调和主义。周恩来更甚一些"，信中却表扬王明等人"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除了李立三、瞿秋白此前被指犯了错误外，能够发挥作用的既有一批建党初期的领导人，例如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等，也有项英、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似乎在路线上都不能入米夫之眼，他决意要把王明这批人扶上台。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宗派性的争论最为激烈。罗章龙便是以自己的宗派反对王明的宗派，并发展为分裂中央的极端错误行为。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在中央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宗派意识更明显了。当然，从客观上讲，由于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中的信息阻隔，他们在指导各地实践和选派干部的时候，难免主观武断，脱离实际。但从主观上讲，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却也是无所顾忌地合我者用，不合我者斗，风气很不好，从而使有不同意见同时又有实际经验的上不来。他们派到各苏区的人，也是着力排挤有经验的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就排挤和批判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193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谈到，1931年的宁都会议撤掉他的军职"是缺席审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同在瑞金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不知为什么竟没有与会。五中全会后，博古等借口毛泽东"有病"，要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养病。好在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并回电说："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把他治好"；"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担任（相）当负责工作"。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3）

中共早期领导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30年代共产国际共有65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明显约束，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的。

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领导人的主导安排，大体说来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插手选举。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圈定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中，当时身在上海的一些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让王明、博古等15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列席，并规定列席者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为王明、博古上台做了程序上的准备。二是事后认可。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决策层结构后，就不得不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认可。潘汉年出发前，博古便明确对他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陈、潘到莫斯科后，王明在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事实上成为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又由王明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及潘汉年分两路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表达对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认可。三是仲裁纠纷。张浩1935年12月回国时，正好碰到张国焘率部在川西北另立党的"中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下令"通缉"。在陕北的中央领导层对此分裂行为鞭长莫及，双方陷入僵局。在这种局面下，张浩以共产国际"特使"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共产国际派我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可代转"。这一下子就把张国焘给镇住了，他明白，在当时的组织架构下，无论搞什么样的"中央"，都绕不开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尽管内心不情愿，还是对张浩的电报作了正面的回应。在张浩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张国焘才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在中共领导人的选择上拥有的特殊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博古等人，但对毛泽东的才干和贡献也是认可的。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好评，还在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英、中三种文字版上译载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这个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1929年朱、毛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的名字便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层里耳熟能详了。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多次介绍朱、毛红军的活动，并称他们俩人是"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1月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仍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共产国际提议和同意的。对此，博古在1943年写的一个材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他说1933年1月他到中央苏区前，曾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爱佛尔托征求过进入苏区后如何工作，包括毛泽东的工作安排。爱佛尔托回答说："要尽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线必须贯彻，领导机关不可成为讨论俱乐部。""五中全会所选的政治局及书记处名单，是经国际批准并有增减的。"此后，共产国际不同意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坚持让他在中国党内"担负相当负责工作"。这些，渗透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毛泽东虽然不是中共党内决策层起根本作用的人选，但作为领导层人选是不能缺少的。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4）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中共早期为什么那样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有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只能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这种"被指导"的关系非常容易演变为"被领导"的关系，由此难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出能成为全党接受的权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被排挤和打击，其源也盖出于此。事实上，中央初到延安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却反映出当时人们推崇毛泽东的实践之功，但还没有认为他是理论权威。共产党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革命是一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搞起来的，人们所崇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是理论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期望和选择倾向。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略上说出道道来，便不大能够服人。陈独秀、王明、博古乃至张闻天等，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是以理论出名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思想界的"明星"，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不能说他没有理论。陈独秀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巨大的转变中，讲清楚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一时很难，就是出现了，也难以一下子被人们接受，于是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便成为主流。这是留苏学生一回来地位都很高的重要思想土壤。反观"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能够和善于做事情，但在引用马列理论和词句上确实比不上他们，而做的事情又常常与他们照搬的马列词句不合。博古1934年5月派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并向王明等报告国内情况，就带去一个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大事有错，就是认为他路线方针有问题；小事没错，就是觉得他具体事情做得来。当时扣在毛泽东头上的帽子名称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此外，从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没有把名义上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环境中没有因为领导层的经常变化而失去凝聚力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

关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情况，邓小平晚年的一个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讲："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牺牲得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43年最终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局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分，有的是以"总负责"的名义，如博古、张闻天，有的连"总负责"的名义都没有，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在叛变前虽有总书记之名，但大家都知道是个摆设，做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等人。这固然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条件召开党代会进行选举，但也反映出那时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把干事放在第一位。毛泽东1924年底离开中央二把手的岗位，没有参加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由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4、5月间，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中，并没有他。这年召开的八七会议，陈独秀已经不主持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观点鲜明，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于是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拒绝了，还开玩笑说，我不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去当绿林好汉（指领导秋收起义），这也反映出他那时的兴趣在于实干。三个月后，临时中央因不满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向井冈山，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这种境遇，似乎也没有妨碍毛泽东、朱德率红军开辟出中央苏区的红火局面，并且担任当时最大的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遵义会议后，博古已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有人提出换上毛泽东更适合一些，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觉得应该让张闻天出来做一段时期。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但他还是服从集体决定，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不久，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并和共产国际联系，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伸手要权，张闻天又主动提出让出"总负责"这个位置给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商量的结果是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政委职务给了张国焘。

这些事例透露出，那时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在党内的上上下下，大体上能视为寻常之事，并取比较淡然的心态。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1）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小幅度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并且还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却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大家对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何凯丰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第二个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第三个例子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第四个例子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战略计划，决策层便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不赞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东征。东征战绩不错，后头形势发生变化，又回到了西边。从这四个例子看，在非常时期，在重大考验关头，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个别人先于多数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属不可避免，但从中也看出，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2）

到了延安，也没有平静下来。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便很闹了一阵子。他一回来，便提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还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一回国就"进攻"中央路线，底气依然来自在抗战问题上觉得自己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而且他的身份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只有王明。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惟其如此，除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是让了步的（"别的问题我都承认"）。惟其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周恩来在1943年的中央会议上，就谈过自己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到，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虽然做了辩白，最终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服从了多数人意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随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96年笔者在杭州采访江华时，江华也有过同样的回忆。

在不断的摩擦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的地方开，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依然没有对中央领导层进行正式调整。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不调整也不影响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二是毛泽东或许觉得条件仍然没有完全成熟。

所谓没有完全成熟，就是说，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不一致，特别是王明，还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具体情况是，王明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将他1931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这说明他仍然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套"左"的东西。与此同时，关于中共中央抗战以来的政策路线，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已经充分阐述，但王明并没有心服。他在会后写的一首诗中说："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又写一首《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的诗，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1940年10月，王明在一首题为《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的诗中，称毛泽东主张的统一战线是"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并在诗下加注说：毛泽东搞的是"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1941年9月底10月初，王明还当面同毛泽东争论，提出中央的抗战路线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都是错误的。毛泽东1943年11月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3）

除了王明的因素，毛泽东还觉得整个中央领导层结构存在着问题，由此认为进行调整的时机没有成熟。还是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说道："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忍耐了多少年"的"矛盾"，是指目前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主要领导者"是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所排挤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己），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班子（"码头"），却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形成的，由此还有不甚协调的地方。为此，必须在领导层当中彻底弄清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1941年9月起，开始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活动，这个活动随后在全党普遍展开。

经历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必须要靠思想理论建设。一到陕北，他就发愤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矛盾论》和《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写出《论持久战》，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等，在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述，渐渐把中国革命的基本模样说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应，通过整风学习运动，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这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这年7月，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从事农村调查期间，也对身边的同志说道："中国革命21年来最大收获和最大成果，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4）

比毛泽东那一代资格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其回忆录里的分析大概是最精辟也最到位的了。他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1943年，终于水到渠成，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主席"职务的确定，标志着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巩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一件事，是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翻译师哲把这封电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通俗地说，头上没有了"太上皇"，无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也有利于中央领导层更权威地发挥对全党的凝聚作用。

第二件事，是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说成是新军阀，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方面还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同时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共必须强化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确立并高扬自己的思想旗帜。于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中还称毛泽东是"我党英明领袖"。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毛泽东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全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5）

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总结历史经验，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空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领导层纷纷表态，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领袖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9月，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武汉时期（1938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

10月6日，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11月1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事实上，周恩来在8月2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这段话收入了《周恩来选集》。

11月下旬，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为中央局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12月，张闻天在其《反省笔记》中写道，从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给我思想上的转变帮助最大"，"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我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中央当权时所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党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同志心悦诚服的感觉，也是从此时发展起来的"。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自然也影响到王明。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期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他的意见。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不管是诚心之举还是应付之辞，他在信中终究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历史的选择，由此尘埃落定。

如果还要说几句，上述过程，确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启示。一个领导团队同它的核心人物是共生同构的。领导团队什么时候形成，它的核心人物就什么时候产生；领导团队成熟到什么程度，其核心人物就成熟到什么程度；团体内部的思想认同和感情联系达到什么程度，核心人物和领导团队的关系就紧密到什么程度。结果是：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团队，就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核心人物；有什么样的核心人物，就干出什么样的事业。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1）

1937年的清明节，对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经历十年内战，共处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来祭奠血脉祖先。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是毛泽东撰写的，代表是曾为国民党早期党员的林伯渠。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祭文不知何人所写，致祭那天，顾祝同去了茂陵，未曾到场。

两党的祭文，均为四言古体。国民党的祭文32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全文为："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距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其他都显得很程式化。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未提团结抗日之事，篇末提到，"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似也点而未透，让人觉得执笔者像是在做例行公文。毛泽东写的祭文56句毛泽东、朱德的祭文全文为："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命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更是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此番告祭情怀，可为历代祭文之拔萃者，说其在国民党祭文之上，当不为过。

毛泽东很重视这篇祭文。他在3月下旬即已写好，并于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陕北采访过的范长江，希望他"可能时祈为发布"。但不知为什么，这篇祭文没有在国统区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更耐人寻味的是，查国统区当时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4月5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的祭文，4月6日的《大公报》、《申报》和天津《益世报》，均报道了张继等祭谒黄帝陵以及其他人祭扫明孝陵的消息，而对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致祭黄帝陵一事都只字未提。只有《益世报》很蹊跷地来了一句："陕甘边区新编军队，亦派代表四人

参加，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那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红军尚未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朱德用的还是"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何来"新编军队"一说。此番曲笔，尚待考证。

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是在延安《新中华报》当年4月6日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披露的。该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当时还是蜡版刻写，发行量很少。在这篇祭文前，有几句话点明此次祭祀活动的意义："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

1939年2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摘自《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1939年4月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摘自《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1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2）

"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正是毛泽东《祭黄帝陵文》的要旨所在。1937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事公开见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八路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等事宜。洛川离桥山不远，8月25日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拜谒了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他们一边阅读，一边交谈，任弼时说了一句名言："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说起诸葛亮北伐中原前向蜀汉后主刘禅上书明志的前后《出师表》，人们不难想到其中的一些名句，诸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些同毛泽东《祭黄帝陵文》所言之事虽异，情志却相类。视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也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

毛泽东与黄帝陵的故事还没有完。1955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赴西北参观，顺谒黄帝陵，10月9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陵庙无人看管，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院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附近，私坟如鳞。回忆1940年访延安时，亦曾谒陵，"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窃以为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11月1日，毛泽东读到这封信，批示周恩来阅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并说："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阅读中，毛泽东还在信中"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诸句旁画了竖道，似对新中国成立后无专人看管清扫有所不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明确批示："黄陵应明令保护和整修。"1962年，国务院把黄帝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着又拨款对黄帝陵庙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

在国民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曾有一批同盟会会员到黄帝陵前盟誓，立志"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至今还保存有他们在陵前盟誓的照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曾委派一个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黄帝陵致祭，还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写了篇祭文让代表团在黄帝陵前宣读。文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这份祭文取名《黄帝赞》，手迹已经遗失。其中"世界文明，惟有我先"一句，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了孙中山推崇和理解黄帝的名言。

在国民党要人中，于右任先生的黄帝情结也颇让人感佩。他1918年回陕祭陵，返南京即约友人搜集整理先秦以来有关黄帝事迹和传说的记载，花十数年时间，分目编纂，详加考证，辑成一书，取名《黄帝功德纪》，于1935年出版。1942年冬，当时任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曾题写"黄帝陵"三字，刻成高大石碑，立在黄帝陵。前述陈嘉庚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看到"蒋中正题"几个字，建议换下来，后来有关部门接受这个建议，请郭沫若重写了一碑。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吧。黄帝陵如今已恢复了蒋介石的书碑。

这样，在黄陵轩辕庙里，便有四座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西侧二座，前边是毛泽东《祭黄帝陵文》，后边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题写的"炎黄子孙"四个大字。东侧二座，前边是孙中山的《黄帝赞》，后边是蒋介石的"黄帝陵"三个大字。如此安排，确也让人感慨多多。中华儿女之间，不分党派政见，不管居住何地，无论是身处战乱，还是躬逢和平，他们都拥有一个不能割断的精神纽带－－被称为人文始祖的炎、黄二帝。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3）

中华儿女自称"炎黄子孙"。有史可考的祭祀黄帝的活动，最早为战国初年的秦灵公。汉初建轩辕庙，唐朝正式把祭祀纳入国祭。对炎帝的祭祀，则始于唐朝，宋初在湖南茶陵县修陵建庙（陵庙所在地后划归酃县，今改名炎陵县），并形成朝廷御祭定例。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炎、黄二帝起着"协和百族，揖睦四邻"的整合作用。在国家遭遇外侮或处于低谷的关头，他们又是凝聚民族力量渡过难关的精神动力。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寻根祭陵，也是要发扬光大人文始祖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更为注重炎、黄二陵的修缮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开始修复炎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5年题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的墓碑。1987年6月19日，炎陵修复工程指挥部派人请陈云题词，把炎帝陵资料送交于若木时，于若木说："陈云同志年纪大了，又有病，他一般不肯再题词了。我等他精神好点的时候把材料送给他看，争取为炎帝陵题词。"结果，第二天，陈云就题了"炎黄子孙，不忘始祖"几个字，并说：别的词不再题了，炎帝陵的词是要题的。到90年代，中央领导同志又指示对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面积扩大了许多。1993年4月，江泽民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同年9月，又为炎帝陵题写"炎帝陵"陵款，并写了横、直两幅。

与此同时，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同胞，祭祀炎、黄二陵，更是不绝如缕。人们记忆犹新的，自然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新党三党领导人，在2005年春夏先后率团参访大陆，其意也是寻民族之根，搭两岸之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送给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礼物中，便有一件精美的青铜制品"轩辕圣土簋"，簋中所盛之土，即采自黄帝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黄帝陵前宣读的祭文中，则有"兄弟扶持成大业，廿一世纪振八荒；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和平一家亲"诸句。

显然，炎黄在今天已成为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一个象征。题写过"炎黄子孙"的邓小平，便是从这个角度来阐发和运用这四个字的。1983年10月21日，邓小平会见蒋经国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高理文时，专门询问了蒋经国的近况，并说：你看我们有希望联合起来吗?我带信给台湾的老人，我说我们老一辈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炎黄子孙，这个观念比年轻人更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1988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台湾客人时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包玉刚时说：大陆和台湾要解决统一问题，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许多人不懂得这是炎黄子孙难得遇到的机遇。

如果说，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是民族危亡时刻炎黄子孙抗击外侮的《出师表》，那么，邓小平历次所谈所念，则可视为炎黄子孙的"统一歌"和"复兴曲"。

"韩荆州"在哪里?（1）

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一个很长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谈到1942年的整风时，他说起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情况："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为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就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

引起毛泽东关注的"韩荆州话题"，缘自诗人艾青1942年3月31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章的结尾一句说："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艾青的话，反映了知识分子渴望得到理解和尊重的心情，其中也透露出当时到延安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寻找干事业的立足点上，还有些困惑。

首先对"韩荆州话题"作出回答的是朱德。他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要看得起工农兵。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当时对"韩荆州话题"比较一致的解决思路，是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才会更有作为和成就。朱德如此，毛泽东三年后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列举的工农兵"韩荆州"，赵占魁是农具厂的司炉工，吴满有是逃荒到延安的农民，张治国是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的一个副班长，三人都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韩荆州"这个典故的来历，确与知识分子渴望干些事业却又致仕无门有关。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企盼拥学从政，藉此建功立业，拯时济世，安身立命。在唐代，一些尚未入仕的学子，多向社会名流和权贵上书自我推荐，若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引见，不失为做官的一条捷径。有些官员也以援引才能之士为己任，担任过荆州长史的韩朝宗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向朝廷举荐了严适之、崔宗之、房习祖等名士，而享有奖掖后学的美名。唐开元年间，30岁出头的李白滞居安陆，苦于没有出路，便给韩朝宗写了封信，即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在信中，李白一上来就对韩朝宗大加赞誉："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当然，写信的正题是自我推荐："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其入朝为官心情之迫切、对韩朝宗寄予的厚望，跃然纸上。然而，这位提携了不少后学的韩朝宗并没有推荐李白，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也许韩朝宗认为李白虽然才华横溢，但任情不羁，书生气太浓，并不具备做官的素质。从历史记载看，韩朝宗虽没有太突出的政绩，品行倒还端正。看来，他也不是随便向朝廷推荐人才的。

"韩荆州"在哪里?（2）

李白走"韩荆州"之路没能遂愿，但古往今来在这条路上走的人不绝如缕，并留下一个让人思考的话题。能寻得安身立命去处的"韩荆州"，究竟在哪里?人们容易想到的，大体有两处，一是靠掌握权力的人识拔，一是靠掌握舆论的士子们捧场。前者如韩朝宗，后者即毛泽东说的那个苏联话剧《前线》中的记者克里空。那位克里空是派到前线采访的记者，他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写宣传文章，而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却很欣赏他，让他为自己写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宣传文章。后来"克里空"便成了说空话、假话的记者的代名词。毛泽东所以想到"克里空"这个形象，是因为延安《解放日报》曾在1944年连载过《前线》这个剧本，还配发了一篇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而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大量改写和加写的。在毛泽东和朱德看来，无论是"韩荆州"还是"克里空"，似乎都不是正途，他们为延安的知识分子指出的正途，是走向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可靠的"韩荆州"。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和朱德都是把"韩荆州话题"作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泛泛地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如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教授和文化人，都必须到工农兵那里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事实上，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及此事，也是从党员如何处理"个性与党性"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当时指明的这条路，对党员知识分子后来的发展确实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2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艾青在诗后写了一个附记，颇有意思。他说，他1943年春节到延安吴家枣园向吴满有当面征求意见，"不一会，同庄子的人都来了，他的窑洞里人站得满满的。我把《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原有一句"人们叫你老来红"，因吴满有非常不喜欢，就删掉了。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

艾青的困惑解决了，"韩荆州话题"在今天是不是就过时了呢?或者说，"韩荆州话题"是不是仅适用于知识分子呢?对从政者来，甚至可套用老话讲，"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无论是举荐别人，还是求助于有社会名望之人推荐自己，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常有的事。一个干部想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干点事，更无可厚非。各级"韩荆州"要有伯乐胸怀，扬清激浊传正声，自当提倡。但问题依然在于，施展抱负才干的根基，恐怕还是在实践，在实践就离不了老百姓这些"韩荆州"的支持，施展抱负才干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这些"韩荆州"们。正像毛泽东1944年8月12日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说的那样："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如果只走"韩朝宗"们的路子，根基是不会牢固的，且于人于己都是难堪之事。倘若碰上个尚有些分寸，头脑也还清醒的"韩朝宗"，大体也不会管用。

一封电报的解读（1）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不短的电报。电文开门见山："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哪些问题呢?计有十个：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

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致损害财政支出?（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电文最后说："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年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一封纯粹工作性质的电报，粗看似无奇处。通常情况下，面对历史文献，特别是一些指示性、决策性的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比较关注它记载的内容，重视文献的写作者下了哪些指示，做了什么样的决策。就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来说，其所列问题，已成为历史，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那段历史，大多不会在意，不会去思考求解，至多是觉得电文密集地提供了1944年7月毛泽东关注的问题，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的具体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解读这封电报，譬如，从电文不经意间传达出来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去解读，或可发现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这封电报的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使中央在秋天"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即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寻求依据，作一个调查。这是电文写得俨然如一篇调查提纲的根本原因。同时，从电文急切直露的问句来看，又仿佛是毛泽东在梳理自己思考的或感觉到需要解决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和明确判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同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通通气，吹吹风，既可以请在一线工作、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地方负责人帮助想办法，也可以使分散各地的他们及时了解中央考虑和关注的事情，知道中央下一步制定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这样做，显然有助于具体指导和促进各地的工作，有助于促成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

一封电报的解读（2）

电文的内容和写法更值得一说。

第一，电文所列问题，对各地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水平，是一个检验。毛泽东当时想要了解的，不是单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从"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到要求地主减租的经济政策，从军队整训到民兵和群众团体的工作现状，从城市工作到敌占区、沦陷区工作，从部队机关的大生产运动到农民对互助组、合作社的态度以及粮食、棉花的生产数量，从人民的经济生活到文化卫生事业，涉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凡此种种，既要求反映某些政策下发后的执行情况，又要求回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还要求发表对这些新情况的看法和解决新问题的思路。怎样回答这些内容，对接受电报的负责人来说，自然是个挑战，不能草急就章，非得下点工夫不可。毛泽东还要求"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显然，平时如果高高在上，不了解情况，不勤于思考问题，就难以回答或回答不好；平时不注意学习，不熟悉中央的各项政策，也难以回答或回答不好。

第二，提出的问题都很明确具体，直奔主题，防堵了虚与应付的可能。整个电文不穿靴戴帽，没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也没有一句说到所列的这些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关系到什么什么。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问号，如若细数，这十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35个问句。有的话题，更是层层追问。诸如："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这样的提问，答复时很难躲闪，绕弯子，必须直面问句，据实相述。而且，必须要有所调查才可能提出意见，靠原则性地拟出几条，或靠翻翻既有的中央政策、指示或某某领导人的讲话来对付，显然不能算是交了好的"答卷"。

第三，电文提出问题的方式，同时也给各地负责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电文中没有特意往哪个方面引导的问句，言语间不显露自己的倾向性。诸如，关于"三三制"推行后的情况，毛泽东既问"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又问"右的现象是些什么?"关于大生产运动后的情况，问题是"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电文中的问题，大都是要求回答缺点、不足和面临的困难，而不是摆成绩。这样一来，各地负责人就不会有哪些是上面愿意听的，哪些是上面不愿意听的，是"报喜"好，还是"报忧"好之类的担心和揣测。解除了这些顾虑，有利于大胆反映真实情况，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

毛泽东发这封电报，当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各个根据地的情况，悉心倾听各地负责人的想法和意见，以利集思广益、群智群策和求得上下沟通、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同时，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观察、考量和品鉴干部的作用呢?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效果。接受电报的负责人，都是主政一方的根据地党的一把手。他们是鄂豫皖边区书记李先念、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毛泽东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后，很自然地对这些负责人的答案会有个比较，吸收到自己的决策思路中的内容，自然也会是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由此对他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水平，自然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把这封电报视为不是考试的考试，或许可以说得通。

再说后事。

电报发出后，各根据地均陆续作了答复。毛泽东在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报告，一共谈了15件事，其中许多内容便是从这封电报列的十个问题演变而来，所谈内容，自是吸收了各地答复的意见。电报和这个报告均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读者有意，可找来比较一下。在作完这个报告后不久，毛泽东还从各地答复中央电报的材料中，选择了一些加以转发。这样做，一则是表彰各地负责同志为中央决策作出的贡献，二则也是对各地从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

例如，12月25日，毛泽东专门就邓小平的答复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看来，他对邓小平的答复是很满意的。同一天，毛泽东还给山东的罗荣桓、黎玉发电，肯定了他们的答复，同时就十个问题中值得注意的事情作进一步的交代，诸如"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减租后，"地?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等等。

一封工作电报的诸多问号，到这里也就变成了句号。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后（1）

1941年9月，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还在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字，初衷显然是要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做一个清理和总结。但是，由于当时党内的思想认识还不统一，条件不够成熟，毛泽东起草的这个"草案"事实上被搁置起来。

经过将近三年的整风学习，到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成立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才又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历史决议"稿出来后，张闻天改了一道，出席六届七中全会的各代表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修改，还几次征求了王明的意见。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亲自修改了至少七稿。这样，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才原则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这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充分发扬了民主，集中反映了中央领导层的共识和全党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即使这样，也还只是"原则通过"。也就是说，以后还有作个别修改的余地。

"原则通过"这个调子，是毛泽东定下来的。

在通过那天，毛泽东发表了一篇不算短的讲话。其中说道："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历史决议"。他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两次所谈，一个意思：这个决议在目前看不出漏洞，但不能保证将来也看不出漏洞。中央决议的严肃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性，以及它在当时达到的认识高度，也显而易见，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反复表达他留有余地的谨慎态度呢?

搞历史决议，目的无非是澄清是非，治病救人，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为此，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和修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两句话在紧随其后召开的七大上，很醒目地悬挂在会场两侧，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对这两句话，毛泽东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有过这样的解释：所谓真理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东西，它符合人民的要求。认识了真理就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共产党打烂。还有一个东西叫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有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后（2）

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来看第一个"历史决议"，实际上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指决议本身的内容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此比较好理解。但其中两个含义值得一说。一是做历史决议，要坚持党的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甚至受到过批判，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修正党的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东西。这就需要对党在历史上的成功与挫折、党内出现的分歧与斗争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公道"分析。第二点，不能因为党在幼年时期犯了错误，就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一并"打烂"；不能因为一些同志在历史上犯了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就对他们的一些正确主张一概否定，这也是"公道"。我们知道，第一个历史决议虽然是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其主体部分却是分析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四年时间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但决议并没有因为"左"倾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就把党的这段历史看成一团漆黑。即使对于犯了错误的领导人，也依然写明：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

第二层意思，在"历史决议"通过之后，仍应继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写出的历史决议的基本思想，是应该坚持的真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不是就没有一点"漏洞"了呢?当事人恐怕不好下这个断语。任何决议，只能反映当时人们的认识和需要。有的问题，"十年八年之后"或"二三十年后"再来看，或许更清楚、更科学。因此，要有接受未来历史检验的思想准备。一般说来，认识到了真理并且把它坚持下去，似乎不是太难，难的是能不能看出自己过去说的话，办的事，甚至做的决议里面，有没有"漏洞"，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毛泽东在这方面提醒人们，强调"积薪成堆，后来居上"，表明他对自己领导起草的历史决议，同样抱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和公道之心。

事实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原则通过后，还根据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提出的修改意见，到1945年7月又改出了一稿。再经过讨论，一直到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的第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所改的内容不少，这里不再列举，可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的有关说明。既有修改，自然就存在着毛泽东说的"漏洞"。一个决议文件，经过两届中央委员会来讨论通过，中间还吸收全国党代会全体代表的意见，这在党的历史上，恐也是绝无仅有的。

修改的事情还没有完。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历史决议"那天的讲话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这段话表达的意思很可以体会。做历史决议，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总要顾及现实的需要，否则，就是没有重点。而没有重点，也就缺少政策的导向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但是，在遵循这个规律的同时，心理大体也应该有数，决议上的有些内容，也是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决议中有意没写的内容，也未必不是真理。

果然，到了1950年，毛泽东在把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时，又作了修改，主要是把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了。为此，他还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政治局委员们都圈阅同意。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些修改?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第一个"历史决议"和七大确立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旗帜，这正是毛泽东说的"考虑到党的利益"。这样做，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出来以后，苏联方面却一直拒绝承认，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事业，又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再加上怎样建设新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思想。考虑到这些因素，毛泽东才又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毛泽东修改这个提法，是从1948年12月开始的。他在1948年12月27日和1949年1月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把原稿中提及"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的思想"，或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50年代前期，毛泽东更是屡屡在各种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提法，并要中央宣传部专门发了文件，提出以后凡是需要提毛泽东思想的文字，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也是党的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时代环境和奋斗目标的变化，对人们看待历史以及有关历史的决议问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1）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团结"和"胜利"来定位全国代表大会，是从1945年的七大开始的。七大召开时，党的历史上一些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战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的共识。形势一片大好，光明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称这次大会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确不为过。

但是，毛泽东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意外地告诫人们，要"准备吃亏"。有什么难事?准备吃什么亏?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

第一条，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外国不承认我们。第九条，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第十四条，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染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信心呢?对此，笔者想到胡乔木1991年11月关于毛泽东七大讲话的一个回忆。他说："我记不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查了一下档案资料，胡乔木说的是七大闭幕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悲壮的话："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就像讲十七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为了激发更昂扬的气概。胡乔木在回忆中发表的感受也是如此："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

在5月31日讲话前，有的代表也希望毛泽东讲讲光明面。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确实也讲了八条"一定要胜利"的光明面。包括：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让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根据地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得到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这八条也很有意思，讲光明，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这八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克服困难。就像毛泽东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2）

毛泽东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也确实爆发了；美国武装国民党军队帮助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特务曾实施过暗杀阴谋；等等。

在十七条可能的困难中，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当没有设想到的困难到来的时候，才会因为事前有精神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泽东当时的解释是："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谁也不会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果断决策放弃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拿延安换整个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毛泽东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五年取得胜利，结果打了三年就胜利了。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局面的时候，毛泽东总是这样提醒他们。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泽东对他们讲，要"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锁线，敌人的袭击，不开欢迎会"等等。1947年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在电报中交底说：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采取主动的应对之策，争取到好的结果。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北返，经历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完整地带回了陕北。而1947年的刘邓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也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在毛泽东看来，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如此。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他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情，他说："以后究竟有些什么是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会要发生?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旱。还有一条所有县城都丧失，我们只有乡村。这个问题你们有工夫的时候是不是谈一谈，国际国内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预料不到而可能发生的。开头少数人研究一下，开一个单子，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他们的心在印度、英国，这就可以列一条。"顺便说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一年后果然成为了现实。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3）

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一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确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

那么，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十七条困难，在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正好手头有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0年编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752位七大代表，在他们编这本书的时候，在世的只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也已77岁。编者征集到100位代表写的回忆文章。翻阅之下，意外地发现，除了党的七大路线外，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一个是王明在预选中央委员落选后，毛泽东三次向代表们解释，希望选上王明；再一个就是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记得前一个细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涉及王明这样赫赫有名的党史人物，再加上许多当事人本来就是在毛泽东做工作后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记得后一件事，便殊为难得了。据一位叫彭德的代表回忆，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是记了笔记的，但是，"会后，大会秘书处将这些笔记本收回统一保存，不允许个人带走"。也就是说，这100位代表在回忆时并没有翻阅当时的笔记本作参考，却一共有12位写到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有的还列举了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中的几条，最多的列了八条。要知道，这可是事过55年之后的记忆呀。

至于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妨引述几位七大代表的体会。

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泽东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陈云的文章，笔者在翻阅陈云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时，又发现了一段与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有关的文献。陈云在讲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种种毛病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除此以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毛病呢?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讲了十七条，他要我也举，我只讲了几条，最后加了一条，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笑声）。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想不到的毛病一定会出得很多。"

这个记录稿没有经过陈云本人的核校，尚不清楚他讲的是七大时候的事，还是1953年决策粮食统购统销的事。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表明毛泽东在七大上讲十七条困难，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确实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

从山水诗人到造反诗人－－毛泽东读评谢灵运（1）

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的毛泽东把柳亚子接到香山双清别墅叙谈。两位现代旧体诗坛的巨匠，兴致勃勃地谈到古今不少诗人诗作，分手时，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题写了几句话：""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看得出，这是一次轻松的聊天。毛泽东在开国前夕的繁忙间隙，同人漫论山水闲情诗句，也算一桩雅事。

毛泽东和柳亚子"相与论及"的"池塘生春草"，是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至于这句诗写得究竟是怎样的好，前人大体说，在雕琢繁绮的六朝诗歌中，此句无所用意，却自然天成，刻画出春天到来的神韵等等。谢灵运的诗歌多写山水，好庄老玄言。毛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在北平重逢。摘自《毛泽东画传》第2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泽东喜读其诗，在《古诗源》里收录的24首谢诗中，圈画了22首，并在该书编者评论谢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画上了曲线或圆圈。看来，毛泽东是重视前人对谢诗这些评价的，也多少传达出他对谢诗的欣赏所在。

一个人在现实中的角色固然会影响他的欣赏旨趣，但其旨趣不会固定单一，不同的处境和心境会引发不同的欣赏要求，不同的年龄也会形成不同的欣赏习惯。毛泽东的诗风、诗趣，均偏于豪放，却依然喜读谢灵运描摹山水的轻盈闲适之作，反映出他的欣赏心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8月1日的一封信中，有过专门的分析。他说："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这段议论谈诗词欣赏规律，也可视作毛泽东喜读谢灵运诗歌的一个注脚。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毛泽东，倾心体会清新自然、恬淡闲适的山水诗，也算是英雄本色的一个侧面。

作为诗家，毛泽东在欣赏谢灵运诗歌的同时，也自有理性评价，并且一出言便把谢诗放到中国诗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1975年，毛泽东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书时，便多次同她评论过谢灵运在开创中国山水诗题材方面的贡献。他说：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这番见解，让搞文学史研究的芦荻感到惊讶。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史界对谢灵运的评价并不很高。可见，毛泽东论诗，不光从自己的欣赏感受出发，也自有其诗家见识。

不过，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体会谢诗，却又是另一番景致。

从山水诗人到造反诗人－－毛泽东读评谢灵运（2）

他从谢诗中看到最集中的东西，是作者进退失据的内心痛苦和矛盾。在一本《古诗源》所录谢灵运的山水诗代表作《登池上楼》旁边，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批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山水诗人心中不只存闲情余事，这是不难理解的常识。就谢灵运而言，从写山水到写"造反的檄文"，看似反差很大，其实也自有来历。毛泽东洞悉谢的底细，对其家庭及其生平事迹了然于胸，才有如此分析。谢灵运出身于钟鸣鼎食的显赫世家，东晋的大功臣谢安是其曾祖辈，淝水之战的前线总指挥谢玄是其祖父，谢灵运则自幼袭封康乐公。这样的出身和地位，一生不忘朝廷，总想再起腾达，是很自然的。1975年，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的《晋书》封面上曾批道："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在《南史》列传中，毛泽东还仔细圈点了叙述谢灵运及其家族史迹的文字。看来，他把读史之得引入了读诗之得，这大概便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吧!

谢灵运家族，是支撑东晋王朝的"族阀"。刘宋王朝建立后自然对谢氏有所警惕，谢灵运也就被贬出朝廷，去做了永嘉太守。或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本来喜欢侈谈老庄玄言，忘情自然山水的谢灵运，索性更肆意地投入其中。这样一来，倒真的成就了他，单凭其《登池上楼》中的一句"池塘生春草"，就可以千古留名了。在其大量山水诗赋中，也是常常援引佛道之语，或曰"心放俗外"，"投吾心于高人"（《山居赋》）；或曰"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斋中读书》）。这些表白虽大多是有意给世人看的，却仿佛是"弄假成真"，看起来是不想过问政事了。这些表面文章，倒也瞒过了朝廷。宋武帝死后，继位的宋文帝把他请回京城，"唯以文义见接"，也就是说，既然你好老庄之道，诗文也写得好，放在朝廷谈论点文化问题也无大碍。但宋文帝哪里知道，这谢诗人真正希望的却是"自以名辈应参时政"。久而久之，不得志的谢诗人就有些绷不住了，经常"称疾不朝"，似乎要给宋文帝一点颜色。不料，宋文帝也不是省油的灯，又把他罢免出朝，去当临川内史。这时的谢诗人就有点招摇了，一路上竟有几百个门生故人浩浩荡荡地给他造桥开路，乃至地方官误以为来了一干山贼。

到这个局面，便有人来落井下石，在宋文帝面前告谢灵运"谋反"。这一招，真是把谢诗人逼到了墙角，不愿再"恬淡"下去了。史书说他"遂有逆志"。第一次外放，最多只是说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意思是，要进取有为，但无德智可施；想退耕山林，又无力可用。按毛泽东的说法，做"林下封君"，其实是不愿意的，结果只好在模棱两可中遮遮掩掩，无奈自嘲。第二次外放，却是想掩饰也掩饰不住了，竟写出"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样的句子，其格调离忘情山水已是十万八千里。诗人的内心不再徘徊，直接称颂起秦灭六国后心有不甘的韩国贵族张良（子房）。所谓"韩亡子房奋"，说的是张良18岁为报国仇，在博浪沙用重金雇一大力士，甩出一个六十来斤的铁椎狙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所谓"秦帝鲁连耻"，说的是战国末期，秦昭王派兵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魏国，但魏王畏惧秦国，劝赵王尊秦昭王为西帝，以求罢兵。齐国高士鲁连听说后，劝道，为人处世应有气节，自称东帝的齐湣王欺侮弱小的鲁国、邹国尚引起反抗，堂堂赵国怎能随便尊秦昭王为西帝呢?这才坚定魏、赵两国的抵抗决心。联系谢灵运由晋入宋的经历，称颂张良、鲁连，显然是在无所顾忌地吐露其压抑已久的心底真声。不久，谢灵运果然起事，但毕竟是书生，结局是兵败被杀。

被毛泽东称为"造反的檄文"那几句诗，并没有收进《古诗源》，他是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读到的，看来留下的印象不浅。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一篇《再告台湾同胞书》的结尾处，便充满感情地写道："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这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谢灵运的形象似乎已经由山水诗人变成了造反诗人。这种体会，倒也很吻合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欣赏习惯。

毛泽东读谢灵运，从读者赏诗，诗家解诗，到政治家论诗，革命家用诗，真应了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诗人诗作的丰富多彩，还是读诗人诗作的人本身丰富多彩?人们尽可去想。品诗论人，或本该如此。

两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

两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1）

两晋南北朝时期很乱。"乱世英雄"起四方，城头常变"大王旗"。乱世中的知识分子，也大体是穷形尽相地各展其能。口中说的，笔下写的，心里想的，手上做的，也就五花八门，以致弄出一些怪异的现象。所谓怪异，即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难以划入主流价值形态和行为规范，但在特定时期，却又是社会瞩目乃至追捧的时髦，我们统称之为"异相"。拿两晋南北朝来说，知识分子们写的不少诗文，便"异相"纷呈，读之要格外小心，切莫把他们说的和写的，当作他们想的和做的。观其文，还要察其行，更要知其底，方能识其人。

南北朝写点诗文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异相，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异相，本来热衷功名、攀龙附凤，却在笔下故作清高，标榜出世。针对这种异相，毛泽东1975年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说道："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

两晋时期，玄学盛行，清谈勃兴，濡染了一大批达宦文士。其背后当然也有一点与乱七八糟的当局"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但此风一旦成为时髦，就有人追"风"而言、而写。似乎不玩点"酷"，就是自贬身价，就难以立足。当时社会推崇的"酷"，不光是善写诗文，还必须在诗文里向世人宣达自己不屑与尘世为伍的高蹈情志。

人们都读过西晋时期"石崇斗富"的故事，也都知道这位石崇是靠抢掠商贾"以致巨富"的怪人。他的官也做得不小，奢靡之名更是远播，但却偏偏是他，竟也舞文弄墨，写了《思归叹》、《思归引》诸多诗篇，反复宣称自己"超逍遥兮绝尘埃"，"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知道其为人的读者，便会觉得是在搞笑。这位石大人写出这些搞笑的东西，实际是因为他在仕途倾轧中一时失意而已。一旦用"恬淡"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就觉得可以维持一些残存的尊严了。如果说，石崇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还算不得什么角色的话，那么，他的朋友潘岳，却是文坛上有名的人物。这位老兄的有名，除了嗜谈庄老外，更在于他的有些篇章哪怕是为文造情、违志作诗，也还算过得去。如其有名的《闲居赋》，以老庄自饰，声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又作《秋兴赋》，表示要"逍遥乎山川之际，放旷乎人间之世"。然而，《晋书·潘岳传》却揭了他"性轻躁，趋时利"的老底。他和石崇等人常常等在权贵贾谧的大门前，"每候其出，便望尘而拜"，到底是希望手握大权的贾谧能够看到自己对他的向往和归心。知道了潘岳的这番媚态婢膝之状，再看他写的"放旷乎人间之世"一类文字，不知人们该作何感想。很像今天有些人喜欢在屋里挂着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其实是提醒自己在名利场中做事情千万不要犯糊涂。事实上，无论是石崇还是潘岳，最后都耐不住寂寞，参与西晋的"八王之乱"，同时被杀。由此想到南宋朱熹的一个观点："晋宋人物，虽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他们笔下的那类装点门面的作品，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的那样，"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对两晋期间这类人物，毛泽东直接评点过的是大哲学家、清谈派的代表人物郭象。毛泽东读《晋书·郭象传》的批注是："郭象无行。"毛泽东的这个评语，一是指郭象以清高扬名，最后却"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一是指郭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两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2）

第二种异相，表面上安于恬淡，忘情山水，好像是不过问政事，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满，一有机会总还是要发点牢骚的。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其中做得比较到位的一个。如果说，石崇、潘岳者流的心口不一属于喜剧和闹剧的话，那么，谢灵运的选择则多少有点悲剧的味道了。毛泽东便从谢的诗歌中看到他进退失据的内心痛苦和矛盾。对此，本书前面一篇已详细论及。

第三种异相，是在对仕途绝望、对功名绝念后，达到了内心世界的平衡，而决意退隐。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声称退隐甚至真的远离尘世的知识分子的确不少，但其中大多数仍属装模作样。不过，在东晋和刘宋，倒真有一个高人，不是那些伪装恬淡者所能比拟，甚至也超越了谢灵运的内心矛盾，大体上算是心口如一，言与志同。不用说，那就是陶渊明。后世看重他，主要原因不是他有什么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让人感念和遗憾，而是他确实对官职做到了真个能够不要。有学者说他是读书人中最想得开的，其实，他的想得开，实在是因为其个性无法适应仕途。陶先生做了几天县令，深感"违己交病"的痛苦。痛苦为何?是因为深受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不愿降志辱身与人周旋，于是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真的归隐山野，并且一去不回。在生活困苦得"偃卧瘠馁"时，后来建立宋王朝的刘裕要他去当著作佐郎，他不理睬；刘宋朝初期，江州刺史檀道济再次劝他出仕，他也拒绝了，连檀道济送给他解燃眉之急的米肉也"麾而去之"。了解陶先生这番行为，读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饮酒》、《归田园居》诸作，倒也心生敬意；咏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诸句，也感亲切可信。可惜，历来文人，真能做到陶先生这个份上的，实在数不上几个，陶令和陶诗也就显得格外珍贵。所以珍贵，一是学不来，一是不可学也不必学。毛泽东同芦荻谈话时就评论说："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想想，其情志与诗文固然相合，但在历代社会，读书人不是总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吗?结果你却躬耕田亩，把说说而已的事情当了真，白白浪费了教育资源不说，忘却了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实在是有违士子们的共识。再说了，如果真的像老庄宣扬的那样，全社会都绝圣弃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陶然自乐于山野之间，文明的脚步还怎样向前?从这个角度讲，陶先生的选择也就属于一种异相了。

第四种异相，是一批宫廷御用文人的选择，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知识、才华乃至情感当作谋生的手段，胸中未必有什么大的政治抱负和对时事的定见，甚至也不需要真情实感，只要哄得上面高兴即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周围，就有这样一批人，热心于写作他所倡导的轻靡绮艳的宫体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陵和庾信，当时即号称"徐庾体"。吟咏宫廷琐事，竟也成"体"，可见追摹此风者不少。但留下来的都是形式艳丽、内容空洞的奉和应制之作，如庾信的《咏舞》、《奉和示内人》等，用后世的话，实属危国之音。

不过，这类文人，一旦脱离开需要他们的土壤和环境，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后来，徐陵出使东魏，庾信出使西魏，皆被扣留，两人的命运陡然拐了一个大弯，内心感受的变化可想而知。北齐代东魏之后，徐陵给掌权的北齐仆射（似于宰相）杨遵彦写信，陈述思乡念国之情，其中，"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辈；两济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千祈以屡，哽恸增深"，都是词义深挚的文句。这期间，他也委实作了不少很有思想内容的诗，如《出自蓟北门行》。后来，他回到了南方，尽管已是陈氏王朝的天下，但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到了从前，徐陵又安然地做起宫廷文人来，卖力地替陈朝君王填写淫声媚态之作。能传于后世的作品也就寥寥，成为昙花一现的诗人。与徐陵不同，庾信一直被扣留在北方，生活了29年，最后客死他乡。出使被留并屈仕于敌国，是庾信生活、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其诗文的内容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27首《拟咏怀》中。其第20首云："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这种因为屈身事敌而感到面热心寒的尴尬处境，经常折磨着他。其《寄王琳》云："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境界开阔，感情真切，怀念故国的痛苦溢于言表。代表庾信创作高峰的，是脍炙人口的《哀江南赋》和《枯树赋》。前者描绘了人民流亡的生活图景，对梁朝君臣的昏庸苟安也作了沉痛的指责。怀念故国的深沉感情，更是入木三分："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后者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喜诵之作。毛泽东晚年很喜欢诵读庾信的《枯树赋》。1975年4月至9月，他曾五次让人为其读《枯树赋》。每读至赋末"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诸句，毛泽东都沉默不语，怆然陷入沉思。可见此作的感染力。对庾信的其他作品，毛泽东也很稔熟。1949年冬，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大概知道语言学家符定一有一句口头禅是"你认得几个字"，便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启》中的一段顺口背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接着风趣地问符定一："他（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

后人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如果单单是"老"，却不感时事，没有真情实感，恐也难"更成"。正因为有了特殊的处境和心境，庾信及其诗文便脱开了早年的轨道，和徐陵分手了，也和当时知识分子的那些"异相"分手了。

器识为先－－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1）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想以仕途为依归，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了甚至拥有了政治空间，也终无建树，如曹魏时期的曹植、南唐后主李煜以及李白之类；有的满腹经纶，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却没有机会或身不由己，终以文人学者名世，如贾谊、辛弃疾、顾炎武之类；有的因主客观条件具备，得以风云际会，遂成为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士或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如郭嘉、诸葛亮以及唐太宗身边的"十八学士"等等。知识分子命运如此同途殊归，抛却客观因素不论，其主观上大体源自政治器识上的差异。所谓政治器识，应该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关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泽东曾有两次鲜明的论说。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到《人民日报》的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1975年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讲：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两次所谈，直指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识。

掌握了知识，不等于拥有智慧和才华，拥有智慧和才华，也不等于具备政治识见和谋断能力。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转变，需要机缘，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历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须有某种自觉，培养出必备的政治器识。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气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从《宋史》里读到刘挚这番话，感慨万千，在一封拒绝为他人去世的母亲写传记的信中说："仆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

毛泽东赏识的知识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谈到的："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说明革命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并提升为理论，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所能为，非有政治器识不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纵使以理论见长，也需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懂得社会实际的情形，具有社会实践的经验，才能创造出有助于实践的理论。对此，毛泽东1958年6月说的一句话切中肯綮："单从学院中过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泽东早年既研读和崇尚过宋明理学和心学，也研读和崇尚过明清的实行之学。像颜习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之论，毛泽东是知晓的。他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及"知行"问题，强调既要知，也要行。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负，也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其心血之作《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书生的空泛之论。毛泽东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写的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期期向往之意，见诸笔端。毛泽东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器识为先－－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2）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政，免不了通过疏策书谏等方式发表政见。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他们在这方面的建树。对切中时弊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比如，读战国时宋玉借与楚襄王对话写成的《风赋》，毛泽东认为赋中描述了贵族之风和贫民之风的区别，"有阶级斗争意义"，还说对政治形势也要在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看出动向。读李斯献给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觉得"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枚乘借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写成的《七发》，他认为对现实政治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西晋江统为杜绝"四夷乱华"向晋惠帝建议把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走的《徙戎论》，他批注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封建时代非乱不可"。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读朱敬则就"览秦、汉之得失"，"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等问题给武则天的上疏，他批注说"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读姚崇奏对唐玄宗的十条建议，他认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读姚崇劝谏皇帝节制佛事、削减僧尼的奏对文字，他赞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则赋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刘蕡在唐文宗测试贤良时关于铲除专权宦官的对策，也赋诗称道"中唐俊伟有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

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的，还常作古为今用的发挥。仅就读《明史》而言，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几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杨爵沉痛谏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毛泽东读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引用这两句话来提醒中央委员们要注意保持晚节。读海瑞给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泽东认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的大官僚"，并称赞海瑞批评皇帝的勇气"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开场合提倡人们学习海瑞。

相反，对那些空泛之文，毛泽东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泽东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他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对文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梳理出一些为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与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政治，有的还做到很高的位置，但毛泽东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和政治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不浅的沟壑。

"务虚"之用（1）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礼部侍郎李百药在朝廷讨论封建诸侯的时候，写了篇《封建论》呈给唐太宗李世民。这篇文章关于封建诸侯的观点已被人遗忘，但其中说的李世民执政治世之道却被毛泽东注意到了。李百药说：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毛泽东在《旧唐书·李百药传》所记这段话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每天的几大工作内容。毛泽东以"工作方法"称之，自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在李世民的这四种"工作方法"中，后两种显然可归入"务虚"性质的讨论，毛泽东予以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

关于李世民的后两种工作方法，李百药的原文是："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显然，此两举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或紧要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闲谈，时间均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备尽肝膈"，足见相互畅谈的坦诚气氛；和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插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务虚之举了。

为了能够经常务虚，李世民还从体制上做了设计。还是天策上将军时，他便在其天策府开设了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18人入馆，号称"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以诗文写作著称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一是以经史学问名重当时者，如孔颖达、陆德明等；一是知识渊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有个成语叫"房谋杜断"，即指此二人一个多谋，一个善断。李世民让这些学士，每天"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依侍之重，为士子向往。人们都知道李世民曾让人图画24位功臣之像悬挂于凌烟阁内供人瞻仰，孰不知他也曾让人为18学士画像，辑成《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画像的时候，一个叫薛收的学士已经去世，李世民还泣叹着说："恨不早图其像。"李世民即皇位当年，曾搜集二十多万卷书置于弘文殿，并在弘文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仍然是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

要务虚且善于务虚，前提是深知务虚之用，自身还得有丰富深厚的素养。李世民自陈，"贞观以来，手不释卷"，这使他在大量文治武功的实践基础上，更添丰厚学识，由此同文学馆和弘文馆的学士以及大臣们，才有太多的话题去"务"，并且能"务"出不少为政的妙义要道。

在政治和哲学思想方面，李世民著有《帝范》之书，和文臣们的对话被人辑为《贞观政要》，都是成体系的论政要籍。后者成为以后历朝储君们必读课目，连日本皇室也将其列为从政必览之作。李世民除以儒学治世外，还很推崇老子和道家，高度评价崇尚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同时，他也支持高僧玄奘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并亲自为慈恩寺书写了碑文。

作为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有一本传世的《唐李问对》，便是他同大将军李靖讨论兵法的理论著作，被宋人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建树，也推崇有加，在冯梦龙的《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随即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务虚"之用（2）

李世民论史用史，在历代君主中也最为有名。他经常和文学馆学士虞世南一起读历史典籍，和文臣们讨论"前言往行"，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多从读史、论史中引出。他还在中书省内设置秘书内省，组织人力专门编写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和隋五个朝代的史书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并下诏让魏徵、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李延寿等一干重臣负责修撰。李世民自己还执笔为《晋书》撰写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的纪论，和文学家陆机、书法家王羲之的传论。

在文学艺术方面，李世民喜欢写诗，常与文臣唱和。咏兰花，他以"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喻芳兰之香与君子之德相配才算和谐。赠大臣，他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表达对诚臣的渴求和称赞。这些，也算是他的名句。一次，李世民偶然从太子那里读到李百药规讽太子的一篇辞赋，立刻让人传话给李，说写得好，以后要继续这样做。他喜欢书法，尤好王羲之，传说去世时还嘱以王羲之的《兰亭序》陪葬。在音乐舞蹈方面，也颇有兴趣，曾根据早年打仗时军中传奏的乐曲《秦王破阵乐》，让魏徵填词，又亲自画出《破阵舞图》，让音乐家吕才按图教128个人执戈戟而舞，史称其舞像和音乐"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李世民的"务虚"，和在他治下出现的"贞观之治"有什么关系呢?大致可理出三个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最终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其务虚所得的大政治家。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通过务虚总结的一些经验，对后来的当政者也不乏其借鉴和启发意义。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崇虚名而受实祸"；"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草创难，守成更难"；"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千百年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通过励精图治所成就的"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遍及域外远国的"软实力"。对李世民的文治，不能因为毛泽东说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而予以低看，那毕竟是写诗，并主要是拿整个封建统治者同新时代的人民创造相比而言。事实上，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对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格外重视。仅从文化上讲，他对那时的佛教传播、哲学观念、文学创作乃至音乐成就，论述颇多。具体说来，李世民很注重汉文帝的经验，强调"去奢守俭"，"积德累业"以固国本。在即位之初，有人建议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时，他却采纳魏徵主张，"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还宣布自己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循此政策，大大促进了同周边部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后人所称的盛唐气象，便始于斯时。李世民本人被域外远国称为"天可汗"，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国际领袖，而唐辖之域在当时被称为"中土大唐"，后人也曾写诗说，"一半胡风似汉家"。凡此等等，均见其"软实力"之影响广泛。

第三，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了政治家。他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而房玄龄则主修过《晋书》，还是晓畅军机、长期执掌兵权的宰辅。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对于唐初的人才辈出、济济多士，毛泽东甚为称赏。他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常常写下列传所记文臣武将的名字。例如，在《旧唐书》卷63至64的封面上写了封德彝、萧瑀等10人，在《新唐书》卷88至93的封面上写了李靖、李等28人，在《新唐书》卷94至98的封面上又写了侯君集、马周等20人。多次书写这些名臣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增加对这个盛极一世的干部集团的记忆。有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在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学特征，诸如："姚思廉（历史家）"，"令狐德棻（历史家）"，"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钟绍京，书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论?姚崇"等等。

"务虚"之用（3）

"务虚"，作为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之一种，始终为毛泽东着力提倡并善于运用。诸如，他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读了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谈。1958年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道："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那很危险。"这年11月，他又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所谓"冷一下"，就是务虚。

1958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务虚"的问题作了专门阐述－－

"过去也不是一点虚没有务，也谈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点时间不谈具体问题，专谈一般的思想性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都可以，可以专门开一次实的会，也可以专门开一次虚的会。也可以同时并举。不过现在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太实了。我看我们这些人，比较太实了一点。要逐步引导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这样一些问题。""中央一级、省一级包括地一级的第一书记恐怕解放一点，还要加一点，及其他同志。中央只解放我一个人，恐怕是不够，恐怕还要有几个同志，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这样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较大的问题。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是少管一点事情，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

"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这句话，深刻道出了务虚和务实的辩证关系。领导干部处理事情，光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想不行，有时仅仅就事论事也不行。除了走出去调查研究，除了阅读各种各样的简报信息，还必须经常同人交谈，以相互启发，获得新的思想资源，或者把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交给人去琢磨，以求丰富和完善等等。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高级的领导岗位上，主要任务是出思路、谋战略，务一些虚更不是可有可无之事。务虚，看起来没有和具体实践扣得很紧，但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以及总结实践的能力；看起来似乎没有实打实地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却能够为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经验。所以，务虚这件事，说起来好像有些超然，但有时候却很管用。涉及的事情越是方方面面，碰到的问题越是复杂难办，越是需要触类旁通的宏观思维去统筹考虑，这时候，务虚所发挥的作用就可能很关键。

曾经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同志，在回忆录里记述毛泽东第一次同他谈话的情景以及他的体会，可作务虚之用的一个生动范例。

李德生说："我等着他对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体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纵横驰骋，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规的工作方法。他谈起了党的历史，又问我平常爱读什么书。我看到毛主席房间里那么多书，顿感惭愧……谈到学历史，他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毛主席对我是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我感到对我这个从军长岗位上刚到中央工作的人来说，真是特别重要。""我领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难，而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致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束缚。后来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我体会，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去指导实践，运用之妙，是门艺术，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一般说来，人们比较警惕只会务虚不能务实的毛病，对只务实不务虚的做法，却不大容易看出它的弊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把一个又一个的事务比作大海，那么，要赴海而不被淹死，就得抬出头来呼吸；要找到最佳的划游路线，也得抬出头来观察。这呼吸，这观察，就是"务虚"，就是在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中，在别人的思考和言行中，在相互的讨论乃至争论中，找出可遵行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