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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1)

- 序言(2)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1)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2)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3)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4)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5)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6)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7)

-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8)

- 埃及、以色列、古巴(1)

- 埃及、以色列、古巴(2)

- 埃及、以色列、古巴(3)

- 埃及、以色列、古巴(4)

- 埃及、以色列、古巴(5)

- 埃及、以色列、古巴(6)

-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1)

-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2)

-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3)

-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4)

-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5)

-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6)

- 最难书写的一章(1)

- 最难书写的一章(2)

- 最难书写的一章(3)

- 最难书写的一章(4)

- 最难书写的一章(5)

- 最难书写的一章(6)

- 最难书写的一章(7)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1)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2)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3)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4)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5)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6)

-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7)

序言(1)

我思索了好一段时间，不知道该为这部自传起个什么名字。因为我唯一的姐姐杰奎琳无意中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杰姬（杰奎琳的昵称）比我大三岁，但她始终显得比我年轻。姐姐的智力有点“迟钝”，以前人们就是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她的。尽管表现出来的症状十分轻微，但她仍旧上不了正规的学校。她没法交朋友，没法找工作，没法结婚。这一切都注定她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她的状况也影响了我的人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某种意义上，照顾杰姬是我的责任，这个想法也是我如此卖命工作的原因之一。我所指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尽职尽责。

曾经有一段日子，我因她而尴尬，因她而羞耻，因她而内疚 我拥有那么多，她拥有的却那么少。大约八十年前，杰姬出生的时候，世人对于这种如今我们称之为“智障”的症状所知甚少。当时没有一所学校能处理这种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工场可教给他们一技之长；没有雇主知道如何运用他们的天赋和忠诚。

要是在今天，杰姬没准能找到一份工作，虽然简单，但对社会有用。她没准还能碰见一个不错的男人，然后嫁给他。但在那时，除了我和父母之外，杰姬的生活根本就是与世隔绝的。

我的父母保护着她。在家庭之外，他们从不谈论她，也不向任何人解释她的状况。外人是不会理解的，那些人还会躲开她，欺负她。

杰姬的孤绝也间接导致了我的孤绝。从小我就没举办过生日聚会，因为杰姬没有办过；我没参加过女童子军，因为杰姬不能参加；我极少请朋友到家里来玩，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姐姐的情况，我仿佛会听见那些窃窃私语，不管它们是真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

母亲一直为杰姬的孤单感到心碎。我长大后，她就经常问我，要是我跟女孩子们出去玩，或者跟小伙子约会的时候，能不能带着杰姬一块儿去。我爱姐姐，她甜蜜又可亲，而且不论怎样她都是我姐姐。但是有很多次，我恨她。因为她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她还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还因为那些她强加给我的生活限制。我不喜欢这种怨怼的感觉，但不可否认这种感觉曾占据过我的心。你可能会被我的坦白吓到。或许，你也曾因同样的感觉而感到内疚，现在则感到宽慰释怀，因为并不是只有你心怀怨恨。当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我想，几乎每个家里有患慢性病（不管是心智上还是身体上）的兄弟姊妹的人都会理解我的感受吧。

我最近读到了一本名叫《正常的那一个：与伤残或难相处的手足共度人生》的书，书中的内容解释了杰姬对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作者名叫珍妮·塞弗，是一位精神科医师，她有一个非常难相处的兄弟。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自己：“一个过于早熟的孩子；始终有着隐隐约约的责任感，想要照顾手足，让他安康；有想要出人头地的冲动；有对失败的恐惧。”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读到这本书，但就算真的一早读到也未必有用。杰姬还是杰姬，我的生活也还是一样。

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功成名就，想要奉献，想要保护，这些需求中的一大部分都源于我对杰姬的情感。但除了这些之外，肯定还要有点别的，正是这点“别的东西”让人想要追求卓越。有人称之为野心，这种说法还可以接受。有人称之为缺乏安全感，这是一个多么乏味庸常的标签啊，就像说人“很害羞”一样，并无实质意义。但是当我回顾人生，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次漫长的试镜 正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无时无刻不尽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试图获得别人的认可。

姐姐长得非常漂亮。心智问题丝毫无损她的容貌。她有金色的头发，匀净的肤色，甜美的笑容。她比我娇小，比我凹凸有致。我头发颜色暗沉，面带菜色，瘦骨嶙峋。“皮包骨头的毛丫丫”，父母总是满怀爱意地这样叫我（没错，这是爱称）。单看杰姬的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任何异状，但她一开口就露馅儿了。杰姬是我见过的口吃最厉害的人，情况严

序言(2)

重极了。她急着想表达什么的时候，舌头就会从嘴里伸出来。父母想尽了所有办法帮助她，可是毫无用处。有一次，他们甚至带她去找一个人，据说此人曾经帮助英王乔治六世克服了演讲障碍。但是他对我姐姐也束手无策。听杰姬说话是一种折磨，实在很难做到耐心，反而很容易会忍不住想要嘲笑她。我对杰姬最初的记忆是：那时候我大约三岁，她六岁。隔壁的男孩子们拉扯着她的裙子，肆意嘲弄她，因为他们听见了杰姬说话。事情发生后我们两个都哭着冲回了家。

直到1985年杰姬罹患卵巢癌过世，我一直为她操心，支持她，替她作那些父母不能作的决定。尽管我并没有时时刻刻都爱她，她却总是爱着我，我为此而感到极度痛苦。她教会我怜悯和理解（这些情怀后来对我的采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她总是被挫折感包围，暴躁易怒，可是她从未对我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怨恨和嫉妒。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为她取名杰奎琳，也就是小杰姬。我希望大杰姬也能觉得自己有了个女儿，因为那时我知道，她已经不可能会有女儿了。是的，没错，尽管我对姐姐的情感复杂纠结，但我确信我对她爱比恨多，我对她的同情和怜爱超过了一切。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刚刚踏入电视圈的年轻人们会对我说：“真想变成你”。我一向这么回答：“那你可得不管好坏，照单全收。”年轻人们通常只是礼貌地笑笑，不明所以，我也不会再多说。我把姐姐的秘密严守了多年。尽管她是我人生的中心力量，但在这份渐次展开的“清单”上，她只是一部分。

这单子上还包括我才华横溢、精明机智的夜总会老板父亲；可亲可爱却饱受挫折和冲突折磨的母亲；我小时候起就碰到的各色有趣的著名人物；还有我在电视领域的职业生涯。哦，那段生涯！但这部自传大部分写的都是我个人的故事 我如何从彼处走到此地，及其背后的原因。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让我给你讲个故事。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担任NBC《今日》节目的主持人。那会儿我住在第七大道五十七街区，就在卡耐基音乐厅对面，那个街角十分繁华，附近还有不少为商界人士而设的大型酒店。或许正因为这个，街角总是聚集着一些特别漂亮的流莺。每天清晨五点，因为还没化妆，我总是戴着大墨镜，提着一个衣服袋从楼里出来。在这些姑娘们眼中，我显然是“钓”上了个有钱的主儿。要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那些年轻女郎们有些才不过十几岁。“早上好”，我跟她们打招呼。“早上好”，她们应和道。然后我就低头钻入长长的黑色豪华轿车，里头坐着制服笔挺的司机，随即车子静静驶入晨曦之中。你知道这一幕给女郎们留下什么印象？

我给了她们希望。

或许这本书同样能给你带来希望。

那么，现在就让我渐次展开这个清单吧。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1)

尼克松总统曾说过，那趟为期一周、改变历史的中国之旅，其意义不亚于人类登上了月球。他是对的。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旅程，但它的滋味就像中国菜那般甜酸参半。并且，像登月一样，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先说甜的。NBC竟然选中我去，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这次旅行太有历史意义了，各大电视台都派出了最资深、最有政治采访经验的明星记者：CBS派出了沃尔特·克朗凯特、丹·拉瑟，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ABC派出了汤姆·贾里尔、特德·.佩尔，还有哈里·里森纳。NBC派出了头号主播约翰·钱塞勒和另外两位经验丰富的记者：赫布·卡普洛、约翰·里奇，还有我。

为什么会挑中我？第一，NBC不想造成钱塞勒和麦吉相互竞争的局面，因此没让麦吉去；其次（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一点），因为每家新闻网派去的记者都是中年白人男子，NBC新闻部的执行副总裁迪克·沃尔德认为我或许会给报道添上点不一样的色彩。再不济的话，电视观众也会看见我跟这些男记者们站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因为时差，纽约和北京有十三个小时的时差，中国的晚上是美国的清晨，《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正好能从中国发回报道 盛大的晚宴、讲话、重要的祝酒词，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今日》的观众们习惯在早晨看见我。于是我将通过卫星在地球的另一边做直播报道。

我入选的消息在NBC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因为，这次的记者阵容极其精简，能去的记者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我后来才知道，就连约翰·钱塞勒也反对让我去。比起那些老练的男记者们，我的经验相对较少，何况我还是个女的。要是某个男记者同去的话，约翰会觉得更舒服一点。但是迪克·沃尔德心意已决（迪克直到最近才跟我说了实话，那时他对我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迪克把我的名字写进了NBC的推荐记者名单，然后白宫就从那名单里做出选择。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说，他亲自从数百人的名单上一个个地挑出了可以随行的记者。

我紧张得要命。平面媒体记者的名单就已经很吓人了，其中包括来自《华盛顿星报》、因系列书籍《总统的产生》而荣获普利策奖的西奥多·怀特，他将为《时代》和《生活》，还有公众广播做报道；还有《读者文摘》的另一位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詹姆斯·米切纳。个个都如雷贯耳啊。

随行的女性很少。其中有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孩子，我和她只是点头之交，算不上熟。她是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助手，名字叫做黛安·索耶。

还有就是两位女记者了。一位是令人崇敬、天不怕地不怕的合众社记者海伦·托马斯；另一位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记者，来自斯托尔广播公司的费伊·韦尔斯。海伦为报纸撰写报道，费伊主要做广播节目，我是唯一的电视女主播。与此同时，弗兰克·麦吉正偷着乐呢，“芭芭拉一个星期都不在？”我后来听说，当得知我要去中国，他这样对迪克·沃尔德说：“中国还不够远！”

对我来说，够远的了。我们乘坐记者专机，比总统和随行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中国。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组外交部新闻司的中国官员，他们长的样子都差不多。无论男女都穿着同样的藏青色裤子，同色中山装，立翻领，线条不明显，也没什么装饰，除了一个圆圆的红色像章，上面镶着一个银色的头像，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我的翻译是唐小姐，后来我知道她已经结婚了，但是和那时所有的中国女性一样，她没戴结婚戒指，用的也是自己的姓。唐小姐很严肃，不苟言笑。她总是叫我“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从没叫过“沃尔特斯小姐”，也没叫过“芭芭拉”。她每句话都是这样开头的：“所以，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今天我们将要参观 ”她脸上没有任何脂粉的痕迹，三十一岁的她看起来至少有.十岁了。

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2)

多大了？”我答说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们简单地聊了聊孩子的话题，我告诉她我有个小女儿，快.岁了；唐小姐告诉我她有个两岁半的女儿，住在托儿所里，她每周末去看她。在这简短的谈话以后，唐小姐再没对我或是对美国人表示过一点点好奇。相反，她对我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像是从政治书里抄下来的一样（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啊），比如，我问她是否可以带我去家美容院，因为我觉得那儿可能会有些好素材，她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美容院，我们有崇高的思想。”接招吧，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

就连美国总统的到来也并没有引起多大动静，这让我顿感焦虑。机场里临时搭建了一个转播中心，我就在那里头的临时演播室做报道（我们所有卫星传送的报道都是在那儿做的）。没人知道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谁将出席欢迎宴会？会有什么样的迎宾典礼？我们就要向数百万美国人做直播报道了，可是对将要发生什么还摸不着头.。

答案出来了：欢迎场面并不大。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的仅是一.小型的官方代表团，其中一位是七十三岁的总理周恩来（形成对比的是，三个月前，中国政府组织了超过三十万人来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尼克松夫人身着一件明艳的红色外套，讽刺的是，衣服的颜色跟机场随处可见的标语一模一样，标语上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并赞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她的大衣和标语是整片景象中唯一的亮色。

总统的到来反映出中国那种整肃的气氛。机场简短的欢迎典礼之后，尼克松和中国总理一起上了一辆豪华轿车，飞驰了将近.十分钟，沿着空旷的大街进入北京城。长安街的沿线没有好奇的人群，一百英亩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没有。当尼克松总统的车队从天安门呼啸而过时，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静默无声，唯有一些骑着自行车奔走办事的人们，他们甚至都没有抬头瞧上一眼。

一些中国通们认为，公众缺乏热情是因为中美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我认为比尔·巴克利的说法才是对的。迟些时候，在我对几位平面媒体记者做的一次圆桌采访中，巴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民众并不知道尼克松是谁。他指出，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美国人已经在数年前登上了月球。当时的新闻管控状况就是这样。

我在中国的任务是报道尼克松的日间活动，报道我自己收集到的任何故事，并且通过卫星直播报道晚间的主要活动（这些活动我是无法参加的）。摄像机架在人民大会堂里，但是我本人要待在大约一小时车程以外的直播中心里，通过电视监视器看着宴会实况。“今晚的菜单包括油焖竹笋，三丝鱼翅，红烧对虾，”我这样报道给《今日》的电视观众们，“听到音乐声吗？是不是很熟悉？中国乐队正在演奏《牧场是我家》。”我即兴解说着，就像在波斯波利斯时一样，但是这回没有友好的同行通过耳机给我传信啦。

当我完成了电视上的宴会转播，我们的广播制作人就催着我赶到另一个临时演播室去，向听众们描述刚才电视上播放的画面。有天午夜，在我离开播音室回住处的.上，我跟一位姓秦的翻译聊了一会儿。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他。“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七岁，还有一个三岁了，”他答道，“但是三岁那个孩子出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位翻译原来是个办公室职员，他太太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数百万的中国教师、受过教育的职员，还有知识分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秦先生被送到了“干校”，然后被派到农村劳动，他妻子仍然在某个农场里干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孩子们由他的母亲照顾着，也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照顾他们。

整个行程中我们都听见类似的故事，尤其是参观北京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关闭了，那时才刚刚重新开放不久。在学校停课、学生被解散之前，这所大学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那些最负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3)

盛名的教授们被押着沿街游行，戴着纸帽，被十几岁的红卫兵们揶揄讥笑。和秦先生一样，大部分教师被送去“改造”，随后有些入狱，有些则被发往农场劳动。受过教育的人面临的居然是这种境遇，所以说在那场令人痛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中国人取得的成就实在太令人惊叹了。

要在中美两国之间架起桥梁，填补鸿沟，对尼克松总统而言充满挑战，但他倾尽全力。那几天里，他和随行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中方进行秘密会谈。我们则跟着帕特·尼克松，跟她去参观学校、幼儿园、工厂，还有公社，这些地方都经过东道主的精心挑选。

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尼克松夫人显得羞涩而疏离，但她在中国大放异彩。她此行非常愉快，形象可亲，面带微笑，尤其对孩子们关爱有加，中方尽可能友好地对待她。两年后，当她丈夫因为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时，她在白宫的生活最后以忧伤和隔绝而告终，多么令人悲哀！这令我想起了肯尼迪总统被刺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约翰，我们不曾了解你》。关于帕特·尼克松，也很容易写出这样一本书吧，《帕特·尼克松，我们不曾了解你》。

然而，追随第一夫人做采访，对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带着自己的照相机和录音机。它们看起来太像了，并且，我算得上是全世界最笨手笨脚的人，当我想掏出录音机时，偏偏拿出的是照相机，或是当我要用照相机时，拿出来的又是录音机。更糟的是，有一刻我发现自己跟尼克松夫人是单独站在一块儿，这可是拿到一段独家采访的好机会。我向.周看了看，只有几个摄像师站在那边，于是我招手叫他们过来，问他们是否能够帮忙录像。他们一脸惊愕，但还是帮我录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CBS的，不是NBC的。对于我拿到这段独家新闻，CBS气得要命，一开始拿着影片不肯放。NBC对CBS的做法大为光火，这件事几乎演变成一起国际争端，直到我拼命道歉，双方才冷静下来。但是在中国的记者同事们却误解了这件糗事，他们不认为我是个笨瓜，相反，他们觉得我是个自高自大又颐指气使的女人。唉，这事让我的人气更加低落了。

当我不用跟着尼克松夫人，或是在唐小姐的陪同下去发掘采访素材的时候，我就在宾馆整洁空荡的房间里休息。我跟费伊·韦尔斯同住一间，那里有最舒适的床，还有蓬松的被子。房间里用具齐备：梳子、牙刷、牙膏、剃须膏、铅笔、钢笔、印着中国芭蕾舞演员的明信片、硬糖、泡茶的开水，我可以用它给我的隐形眼镜消毒，并且总有一盘桔子。多亏了那些桔子，忙起来的时候我就靠它们填肚子。此行的一位NBC同事赫布·卡普洛开玩笑说，他回到家第一天晚上醒来摸桔子吃，结果咬到了灯泡。

房间里还有巨大无比的浴缸，但是没有淋浴花洒。此外，还有无法想象的高级服务。比如，一日可取的洗衣服务，加急的话一小时就可以拿，这简直是天赐的好事啊，因为我们每人只允许带一个小小的衣箱。每层都有服务生，不管几点都能给我们送吃的。早餐更是令人叫绝。我们可以选西式或中式，我选了中式的。结果是鲜美无比的鸡汤面、冷肉拼盘、蔬菜和春卷，有一天早上更好，竟然有沾了甜酸酱的排骨。谁还要吃燕麦片啊？

我们根本用不着废纸篓。中国人有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习惯，让我们没法扔掉任何东西。不管我们扔掉什么，一双穿破的袜子，一张用过的面纸，一个空洗发水瓶子，都被捡起来妥妥当当地弄干净，还给我们。

所有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按说我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没有出租车，没有私家车，除了官方派来的巴士和轿车之外，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我在宾馆附近看见一家百货商店，走.就可以到，于是我请唐小姐带我和摄影师过去。那儿叫“第一百货商店”（商店没有名字，它们是按照建造次序来命名的）。我的理论一向是：让我看看百货商场，我就能告诉你人们的日子过得如何。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4)

国的“梅西百货”（暗指第一百货商店。 译者注）很大，人很多，而且很冷，门口摆着一个取暖的煤炉。自行车是最金贵的财产（那时候中国没几人有汽车），大约要卖六十美元。一个工人的平均月薪是二十美元左右，省吃俭用的话，他大概一年后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或是一架缝纫机，这是另一项珍贵资产，也要大约六十美元。一双鞋子一块五美元，面霜和洗发水是散装的。我在店里做了解说报道，放在当天晚上播出。

百货商店旁边是一家药房，那儿有供外国人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塑料的针灸人偶。人偶不大，白色，手感有点黏糊糊的，上面标着数不清的针灸位置记号。银针本身有三到八英寸长，用一个好像是自助式的针灸箱装着。店里还有卖白色的黏黏的针灸耳模（中医认为耳朵上集中了绝大多数的神经末梢）。在我带回家的纪念品中，这些人偶和耳朵模型最受欢迎，哦，还有在中国人人都戴的红色毛主席像章。

我那个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朋友保罗·马克思，对我带给他的耳朵模型爱得发狂。那时针灸技术还没有传入美国，中国人竟声称他们做手术时不用麻醉剂，只用银针就行了。我们离开北京前的一个下午，一些记者被请去观摩一场真正的手术。据说，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大睁着眼睛，看上去非常放松。我属于连针刺都怕的那种人，就没去参观那个。能带半打塑料耳朵回家我就很满足了。在那家药房里，还有一样东西卖，但是我没买。你相信吗，在这个“清教徒式”的国家里，在这个据称没人为了爱而结婚，而是因为“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国度里，那家药房里竟然有 春药。

我争取拍摄了另一则故事，是在“长青人民公社”。这个公社离我们住的宾馆只有十分钟.程。在宾馆里我们享用着冷热自来水，还有颇为豪华的浴室，公社里却一样都没有。

我们拜访了一家姓康的农户。与之相比，我在威尔士见过的简陋的矿工家庭简直就像特朗普大厦般豪华。康家有两间屋子，泥地，有一个砖和木头做成的床，底下放着一箱煤炭供热，屋外有间厕所，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然而，康一家照样拥护共产党。是的，他们有足够的粮食，冬天能取暖，有干净暖和的衣服穿，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是他把田地从凶残的地主手中夺过来还给农民的。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片子，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拍到了真实的中国家庭，美国观众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把片子发回了纽约，但就在长青人民公社和洛克菲勒中心之间的某个地方，它消失不见了。或许它还在.上转悠吧。

一周渐渐过去，我慢慢习惯了那些漫长的工作时日，通常是从早上六点到凌晨两点。我随后意识到，我心中充满压抑和沮丧。行文至此，我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

甜的事情说完了，以下就是酸的部分。

我和某些男同事处得很不好。甚至在我们还没到达中国的时候，敌意就开始酝酿了。我们出发前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个晚上。亨利·基辛格以及少数几个白宫官员，包括尼克松的秘书罗丝·玛丽·伍兹，还有演讲撰稿人帕特·布坎南，都接到了克莱尔·布思·卢丝的邀请，要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卢丝夫人当时住在檀香山，是时代公司创始人的太太，也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经过一系列在《今日》中对基辛格的采访后，我和他已成了好朋友，于是他问卢丝夫人我能不能也去参加那个宴会。酸涩的一幕从此拉开了。

我并不是唯一受邀的记者。约翰·钱塞勒去了，西奥多·怀特也在，但是作为唯一的女记者，我十分引人注目。那些未获邀请的记者们（大多数名记者都未获邀请）嫉恨我和基辛格还有白宫官员走得如此之近。在他们眼中，我是个一步登天的人，毫无经验，骄纵又跋扈。那天，基辛格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这更严重了。传闻说他给我提供了小道消息，实际上，他不过是请我到了中国以后帮他买点纪念品，好送给家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5)

人和朋友（但是基辛格的礼物名单上不包括南希·马金尼斯，那个他正在约会并即将成为他夫人的女子。那时候南希十分保守，不想跟中国共产党有任何干系，她告诉亨利她不要从中国带回的任何礼物。但现在她非常喜欢中国了，与许多中方领袖关系友好）。但在当时基辛格跟我的谈话就如火上浇油。

这次去中国的记者团中电视媒体人比例很大，平面媒体记者们本来就已经十分不满。白宫限制了平面媒体的记者人数，一家报纸或杂志只能去一个，摄影记者也一样，但是他们准许电视台派出大批的电视技师和摄像师。这次总统要去的是一个封闭的却充满异国风情的国度，尼克松的幕僚们精明地希望总统的形象通过卫星直接传送到美国人的客厅，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地给电视报道团大开方便之门。比如，电视公司的人总有车子接送，那些一肚子不高兴的平面媒体记者们就得自己去搭巴士。

报纸杂志的记者们心怀嫉恨是有理由的，自始至终都是因为理查德·尼克松所接受的电视采访。他不信任华盛顿的媒体集团，他觉得那些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并且是他们煽动了民众对越战的强烈抗议。尼克松想要绕过报界，直接面向美国人民，于是电视直播就成了最好的途径。

不幸的是，我正好处在火力的交叉点上。

平面媒体的记者们不能冲那些老牌电视记者发火，好比受人尊敬的沃尔特·克朗凯特，或是万人迷约翰·钱塞勒。那么他们冲谁泄愤呢？只有我呗。

一些摄影师放话说，他们在我宾馆房间外扔了一大堆废胶卷（不知他们是否真的扔了，反正我没看到），他们说我天天黏着尼克松夫人，以至于他们拍出的每一张照片里都有我。我十分怀疑这个说法，我不会比那些男记者们站得更近。另一个故事是，有几个摄影师把他们臭烘烘的棉毛裤扔在我宾馆房间的垃圾桶里，他们知道服务员会捡出来还给我。事实上压根儿没这事。这简直像小男生们的恶作剧。

但是，有些事的确发生了，平面媒体记者们排挤我。一天工作结束后，他们会聚在一起喝一杯，可是他们从来不叫我；当他们在大巴车上扎堆聊天的时候，也没人叫我一起过去聊聊。

就连马克思·弗兰克尔，那位日后将担任《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因为这次中国之行而赢得普利策奖的作家，都拒我于千里之外。有天晚上他正准备和几个同事一道去吃饭，我问能不能一起去，马克思编了几个蹩脚的理由拒绝了我。数年后马克思向我道了歉，告诉我自那以后他一直心怀歉意，但事实是他的同事们不想让我去。我是“暴发户”，我就是《今日》里那个抢走了人们视线的坏东西，为此他们心中没有一点尊重。

但在当时我一点都不理解。我对这些家伙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一遍遍地想，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么恨我？

我想起夏威夷的那次晚宴，想起和基辛格的私下聊天，还有，当我跟总统站在一起的时候，总统有时会向我微笑示意。我有点像“老师的好学生”，你知道人们都是怎么看待那些“好学生”的。

还有霍尔德曼，他带着自己的摄像机跑遍了中国。那时我刚采访过他没多久，在中国的时候他经常对我微笑，偶尔还对我挤挤眼睛。这可能让其他记者恨得牙根痒痒。他们也想采访他，可是连边都没沾上过，而我却跟这位总统身边的红人眉来眼去。

如今回头看去，我能够理解那种敌意了。其他的电视记者多少都在平面媒体工作过。虽然平面媒体记者认为这些人低级又媚俗，在电视圈里拿的工资又高，但他们还是有共同背景的。我却不是。我就像是“电视圈的孩子”，起步就在电视圈。此外，我还是个女的，而他们都是“老男孩俱乐部”的成员。但当时我并没想到这些。

然而，我NBC的同事们都非常友好，非常.持我，尤其是约翰·钱塞勒。他们的友善弥补了那些缺憾。在那充满异国风味的一周里，我还为中国而连连惊叹。只是我那悬而未决的生活状态为我的孤单感添上浓重的几笔。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6)

星通讯，给家里打电话很容易，但是我不知道打给谁。我不能给李打电话，毕竟我们已经分开了。我也不能给父母打电话，我去这么远的地方出差，他们已经够担心的了，一通电话会惹来一大堆焦急的问题。我心里放不下小女儿，我离家这么远，她出了事儿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我知道泽拉完全可以处理任何事情，于是这就成了我唯一能打的电话。只要有机会我就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小杰姬我是多么想她爱她，还告诉泽拉在送小杰姬去幼儿园之前就打开电视，调到《今日》的频道，这样小丫头就能看见妈妈了。然后我挂上电话，带着更加浓重的孤独感回去工作。

又是漫长的、跟随着尼克松夫人的一天。结束后我回到直播间里去报道那天晚上的文娱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场芭蕾舞演出。所有的西方人、记者、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受邀去看《红色娘子军》。这出舞剧主要讲的是一群女士兵积极抵抗反动派的故事，丝毫不像《天鹅湖》。但是真正的新闻点在台下，因为发出邀请函的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女人 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她用的是自己的姓），她本人也来看演出了。

江青正是我们常说的“大人物”。人们挤破了头想见她。她是毛泽东的第.任（第一任为包办性质的罗氏。之后三任分别为杨开慧、贺子珍、江青。 译者注）妻子，比他年轻得多，曾经当过演员，人又漂亮又“邪恶”（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毛和第三任夫人离了婚来娶她。没人知道他们有没有孩子，大概没人敢问。

不管怎么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江青还不大为人所知。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就像个恶龙女皇般突然出现，组建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作家以及修正主义的政府官员。很多人被她迫害致死。她还着手修改中国的芭蕾和戏剧，禁止一切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关的东西，用八出样板戏取而代之。这次的芭蕾舞剧就是其中一出。

她的残暴和独裁得到了报应。丈夫逝世.年后，她遭到了审判。先是死刑判决，后改成终身监禁。据说她在1991年自杀身亡。但是在那个看芭蕾舞剧的夜晚，她坐在丈夫和尼克松总统之间，引人注目，风采翩然。我待在好几公里以外的演播间，只能依靠电视监视器传回的画面向《今日》的观众们做解说。我从没当面见过她。

当晚十一点，芭蕾结束后，有人通知我们说有辆巴士将带我们去“友谊商店”购物。那时候，中国各大主要城市里开设的供外国人消费的商店都叫这个名字。这种商店全天二十.小时营业，你可以花.千美元买一个玉戒指，或是花上两万美元买一串祖母绿项链。我就是在那儿帮亨利·基辛格买礼物的，我也给自己挑了几块绚丽的锦缎面料（那些缎子做的衬衫到现在还能穿呢）。在店里，我的人缘好了一点儿。不少记者们都问我该选些什么礼物带给太太和小孩，坚冰在融化。待我回去躺到床上，已经凌晨一点了。早晨六点又会送来鸡汤面了。

一周转瞬即逝。参观工厂、学校，小娃娃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裳，歌唱着赞颂毛主席的歌。尼克松夫人跟我说，她认为这些孩子们接受的是令人惊异的全面教育。她感慨地说，二年级的孩子做的数学题她都不会做，“真希望我能多待几天！”

但是我依然很焦虑。我不知道我的现场报道效果怎么样，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播放我发回去的那些采访故事。尤其是我从那个偷工减料的直播间做播报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没有底气。那儿的墙壁像纸一般薄，我能听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正在某个小间里做直播，哈里·里森纳就在隔壁，约翰·钱塞勒就在走廊对面。我怎么竞争得过这些人？

讽刺的是，正是尼克松总统让我安了心，他说我干得不错。当时我们都在长城上，这是“尼克松电视周”的巅峰。他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长城上随意漫步，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他们的每一步。散步结束，摄像机都关了，他走过来表扬我，说我前一天晚上做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7)

的体操报道很不错。“你怎么知道的？”我问总统。“哦，每天早上都有人给我电话汇报。”他说。原来这个精明的总统一直紧盯着这趟中国之行的收视率，这充分暴露了他的性格，但是管它呢，这消息让我心里美滋滋的。

然而这场闲聊差点把我留在了长城脚下。我只顾着跟总统说话，结果来不及去找NBC的车子了。我可不想再像上次那样闹笑话，但是我也不能花上五六年时间自己从长城摸回酒店呀。让我欣慰的是我看见艾夫·韦斯廷钻进了一辆车子。几年前我在CBS的时候曾和艾夫共过事，现在他是《ABC晚间新闻》的执行制片人了。我问他能不能搭个顺风车，他说当然，然后就让我挤在ABC记者哈里·里森纳旁边。结果我发现，哈里这个人真是太逗了（几年之后，当我去了ABC，每当我想起这段快乐的同车经历，我就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哦，扯远了）。

那天晚上是我们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中国记者团的全体二十六位记者，邀请我们这些美国记者一起吃晚餐。我做完节目后去了，还和邻座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国记者聊了起来。

“我们问了你们那么多问题。关于美国或是美国人，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哦，没有。”

“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要的东西？一辆汽车，或是再要一辆自行车？”

“没有，我什么都有。”

“你有两个儿子，对他们你有什么期望呢？”

“希望他们没什么坏习惯，长大了为人民服务。”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如今已有太多人去过中国，或是读到了关于中国的报道。这个曾一度封闭的国度如今已经繁荣开明，迅速地融入了现代社会，这成就实在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尽管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旅行的第六天，我们飞到了美丽的杭州，这儿被称为“中国的威尼斯”。在旧社会，这座城市是贵妇人的家园，出产绚丽的丝绸，还有全中国最好的绿茶。这座城市简直处处可以入画：清丽的湖光山色，还有看不尽的宝塔寺庙。尼克松总统夫妇在西湖上泛舟，于是我们也跟着去。总统非常幽默，真是轻松又惬意的一天啊，而且那天是周末，晚上我不用工作。

我第一次参加了在中国的宴会。数日来我只靠桔子和早餐时的汤面度日，宴会上的每一口食物都那么香！我记下了每一道菜：有小碟的烤鸡、糖醋鱼、绿茶炒的虾仁、辣味的香酥鸭、配着洋葱和花生的炸鸡块、花生油炒的笋尖、放了干贝的蚕豆汤，还有菊花糕、裹着芝麻糖馅儿的蛋卷、裹了冰糖衣的莲子，竟然还有水果。真是太棒了。

宴会结束后，又来了个“第一次”。总统慢慢穿过房间来跟我们打招呼，最后将我们介绍给传奇的周恩来。周总理身材很瘦，举止优雅，会说一点英语。“这是海伦·托马斯，”总统介绍着那位合众社的老牌记者，“她报道白宫都将近六十年了。”（独一无二的海伦在2000年退休，差一点就到了她八十岁生日）。然后总统把我介绍给周总理。“这位是芭芭拉·沃尔特斯，”他说道，“我们刚批准她加入。”

在我们的最后一站上海，尼克松总统签署了联合公报，处理了微妙的未来对台关系，并做出了加强中美之间联系和交流的承诺。在公报的末尾，尼克松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这次出访也改变了整个新闻世界。中国之行标志着电视成为了美国首要的新闻渠道。平面媒体记者们气得够呛。《生活》杂志的休·赛迪抱怨说，白宫“将专栏作家们视作恶魔。”我们回国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电视已经控制了新闻报道。

在中国的这一周也改变了我。关于报道，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多，并且，我几乎是赶在所有的西方人之前，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后来这些年，我数次到访中国，其中包括1975年跟随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出访。但没有一次能够跟1972年的首次旅程相比。我心中满怀谦卑和感激。我从事的是多么非凡的工作！我太幸运

历史性的旅程：尼克松访华(8)

了。在那个无神论的国家里的最后一个下午，我暗自祈祷了一小会儿。

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夜，我再次跟费伊同住一间房。凌晨两点了我们还没睡，忙着扔掉一些旧笔记，并且得想个法子，让中国人不再把这些扔掉的垃圾还给我们。就在那时，敲门声响起来。两个严肃的中国男子进了门，把大大的礼物盒子堆放到我们膝盖上。每件将近有三十磅重。“糖果，上海市政府送你们的礼物。”其中一个会说英语。费伊和我大笑起来。凌晨两点，三十磅重，要带回家的糖果。我们不能把它留在房间里，中国人不会原谅我们的，他们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次日，我们坐上了回美国的班机，午餐是热狗和汉堡。感谢老天，再也不用顿顿吃桔子了。

此行结束，我终于熬过来了，显然干得还不错。NBC已经传出话来，我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占用的时间比组里任何一个人的都长。更有甚者，NBC的收视率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我甚至还交到了一两个朋友，不是中国人，而是我的同事们。尤其是约翰·钱塞勒，在这一周里他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认可了我的艰苦工作。无视飞机上那些沙文主义者的轻蔑目光，他经过我的座位，大大方方地吻在我脸颊上。

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我得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 没有李的生活。

埃及、以色列、古巴(1)

联合主持人。

和男主持人在《今日》的晨间直播台上同坐了十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了这个称呼。十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称谓似乎不值一提，但在1974年，这可是个突破。这个称谓并没带来别的什么，我没有加薪，也没有换到更大的办公室，在节目上也没有更多发言。但是媒体注意到了。《新闻周刊》甚至认为这个新称谓值得做一期封面报道：《芭芭拉·沃尔特斯 清晨的明星》。他们说我提的问题是“电视行业里最尖锐的，就像包裹着安哥拉羊毛的杀伤力极强的达姆子弹”，我喜欢这个说法。

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不同就是弗兰克·麦吉不在了，镜头之外的紧张气氛也烟消云散。我可以在纽约演播室里自由地采访嘉宾，并且问所有的问题。当然，我不会那样做。吉姆·哈茨跟我合作得很愉快。

《今日》栏目里又走了一个人：弗兰克·布莱尔，二十一年的新闻主播。如果说他的离去让我十分难过，那不是真话。那时他的酗酒问题已经很严重，人变得十分尖酸刻薄。他的名声也有点问题。弗兰克是个英俊的男人，尽管早就结了婚，他还是不断地在节目里吹嘘他的猎艳成绩，甚至说到了我头上，他是栏目组里唯一一个向我大献殷勤的人。不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早已和平相处。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接替了弗兰克，他名叫卢·伍德，于是《今日》的团队变成了吉姆·哈茨，吉恩·沙利特，卢，还有我。

我依然是大量时间待在华盛顿，结果证明这是相当有帮助的。在众多大使中，和我十分友好的是埃及大使阿什拉夫·高堡，他聪明又迷人，他的夫人阿玛尔·埃默也一样。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夜晚。.年后，高堡大使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和平协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974年，还看不出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任何趋向和平的迹象。

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突然爆发战争，以色列举国震惊，而我的朋友莫夏·达扬仕途受阻。日内瓦正准备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空气中充满审慎的乐观气氛。多次采访过以色列领导人之后，我极度渴望采访他们的穆斯林对头，也是官方的敌人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我将想法透露给高堡大使，1974年夏天，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米访问华盛顿，大使将这个想法转告给了他。通过高堡大使，我先采访了这位外交部长（当萨达特踏上历史性的旅途，前往耶.撒冷进行和平会谈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陪伴在总统身旁）。他为人很热诚，采访结束后，他专心地听取了我的请求，我想请他帮忙安排一次对萨达特总统的专访。

“美国人一点儿都不了解萨达特总统，所以怕他，也害怕你们的国家，”我对部长说，“如果贵国总统考虑接受任何采访的话，《今日》就是最好的选择。麻烦你问问他，我是否可以去开罗采访他。请让我把总统介绍给美国人民吧。”

几周过后，让我至为欣喜的是，从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萨达特对我开了绿灯。不过，只能算是“一半”绿灯。高堡大使告诉我，他们很欢迎我到开罗，但是萨达特总统并未承诺一定会接受采访。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萨达特觉得我还不错，那我就能得到机会。

我立即前往开罗，同时我心里盘算着一个秘密计划。我喜欢在华盛顿认识的埃及人，我也喜欢在以色列和华盛顿认识的以色列人。对我来说，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强势、聪明、骄傲。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总是处在战争状态，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不能说话。埃及不承认以色列的建国，因此以色列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存在。在前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我发现他们的地图上甚至都没有以色列。

我的秘密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我采访到了萨达特总统，接下来我就立即飞去以色列，用同样的问题采访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我要在同一期节目里播放这两段采访。这样一来，人们不但有可能了解到这两个国家以及领袖间的差异，这两个人没准

埃及、以色列、古巴(2)

还会说出某些相似的观点。就算我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会是个不错的电视片。

可是我的想法没能实现。

我在开罗的酒店房间里等了好几天，每天盯着电话，盼着它响起来。我已经把想法告诉了拉宾总理，他真是个悟性极高的政治家，但是埃及方面还是毫无音讯。为了打发时间，我在电话上跟同住一间酒店的制片人聊起旅行安排。埃及没有直达那个“不存在的国家”的航班，因此我们只得取道塞浦.斯或雅典。但是如果能够做成这两个采访并接连播出的话，一切都值得。我们刚挂上电话，电话就响了。

“不可能的，”电话那头是埃及政府官员，“要是你打算在同一时间，或是同一天播出对萨达特总统和拉宾的采访的话，你就别想采访我们总统。”

埃及人是怎么知道我的计划的？显然他们窃听了我的电话。只能算了吧，“和平使者”芭芭拉·沃尔特斯。于是我向埃及官员保证，我不会把对萨达特的采访跟任何其他采访一起播出，但是我仍然没有获得明确的许可。那位官员告诉我，第二天总统的一个助手会先见见我，然后再看情况。

我打算小心行事。为了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一条长及脚踝的黑色裙子，这是我专门为了这次采访买的。当我到了位于吉萨的总统官邸时，完全不知道谁会来面试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被领进一间铺着大理石地板的接待厅里，有人给我倒上很好喝的香料茶。门开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走来，她穿着一身时髦的绿色长裤套装。

“我是吉汗·萨达特，”她说。

我们聊了一小时，我发现这位萨达特夫人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当时身穿的那套衣服，正是1973年战时她到前线去为埃及军队鼓舞士气时穿的同一套。以前从没有哪位埃及领袖的夫人这样做过，无论是穿长裤还是去视察军队；她还在开罗大学注册了课程，希望此举能够激励其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她还打算把自己的考试过程用电视实况转播；尽管遭到强烈的宗教反对，她还是.持计划生育制度，希望能够控制埃及暴增的人口；她还倡导为残障人士和孤儿修建庇护所，并提倡女性应有离婚的权利。

与他的丈夫相识的时候，萨达特夫人吉汗年方十五岁，还是个在校学生，而萨达特本人已经离了婚，还带着孩子。吉汗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埃及人，对她来说，萨达特是个英雄。作为埃及的一个国家主义者和革命者，他挺身而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并参与推翻腐败的法鲁克国王的傀儡政权，为此他曾一度入狱。吉汗的父母并不赞成女儿的选择，萨达特比她大很多，还离了婚，而且一文不名。但这对爱侣还是结婚了，据我观察，这桩婚姻充满了尊重和挚爱。

过了好多年，也喝过了好多杯香料茶，吉汗和我成了终身的好友。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拜她，并且我获得了采访她丈夫的许可。他需要她的赞成票。

那一幕情景，事隔三十年了，想来仍栩栩如生。当我到达采访地点时，我看见一个身材单薄，一脸困惑的男人，坐在我们装电视器材的空箱子上，拿着烟斗，瞧着技术人员来来往往地把摄像机、麦克风、监视器和灯光设备塞满了他的会客厅。没有保镖、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埃及总统就那么坐在那儿，看着这一切。

我的首次采访进行得很顺利。萨达特不断重复说，他想跟以色列取得和平，条件是以色列要归还1967年以来侵占的埃及领土，以及巴勒斯坦的属地。“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他说。最重要的是，他回答了人人都关心的问题 他会和拉宾总理见面吗？

“目前不可能。经过二十六年的敌对、暴力、战争、仇恨，我们一下子就能见面了？这完全不合逻辑。”

这答案并不算斩钉截铁，而是透露出一丝希望，因为他是说“目前”不可能。采访在温暖的气氛中结束。芭“爸”拉，他这样叫我，他总是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多年后，在萨达特总统过世

埃及、以色列、古巴(3)

后，萨达特夫人告诉我，她记忆最深的就是丈夫那低沉的嗓音）。

当然，我不觉得萨达特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大魔头。他举止潇洒，直率坦诚，极具领袖魅力。所以我觉得他的风头有可能会盖过拉宾总理。尽管拉宾才华横溢，但在以往的采访中他总是显得沉默寡言，没什么幽默感。

但是在特拉维夫的采访中，拉宾总理变成了个非常健谈的人。他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自己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对萨达特非常感兴趣，这个他从未见过，并且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见到的人。“他什么样？”“他说些什么？”“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当然不会冒失到自以为是官方的中间人，但是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想法：身为记者，我可以跟他们两位对话，实际上还传达了他们之间无法亲自沟通的消息。于是，我向拉宾描述了萨达特的个性，并且告诉他，在我看来萨达特是个能为别人着想并通情达理的人。我还告诉他，我感到萨达特虽然并没有在规划见面，但他的确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回到纽约，我们把这两部片子先后两天在《今日》里播出了。另有大部分访谈放到了晚间的新闻节目里。此时正是9月，秋季电视季刚刚开始，片子的收视率很高，尤其是萨达特的部分。这是他首次在美国人民面前亮相，观众们都被他迷住了。这个男人日后将成为美国人眼中的英雄 第一个与以色列握手言和的穆斯林领袖。当时我也在场，这个随后我们再谈。令人哀伤的是，我也将再次前往开罗去报道萨达特的葬礼，1981年他因为谋求和平而遭到刺杀。

1975年，晨间节目也面临了行业内的小小战争。ABC在11月推出了《早安美国》的处子秀。这是《今日》遭遇的首次真正挑战，但这毫不奇怪。该节目播出几个月前，一位ABC的董事会成员就试探过我的意向，看我能否跳槽到ABC去。这是我首次与ABC的接触，那时我觉得，这真是非比寻常。

这位ABC的董事会成员是我的一个朋友，名叫杰克·豪斯曼。他比我年长，为人很好，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和太太埃塞尔有个患有.瘫的女儿，过去他们曾帮过我姐姐的忙。他们为神经障碍患者们开办了一家庇护工场，觉得我姐姐可能会愿意去看看，没准还可以去那儿工作。杰姬的确去参观了，但她觉得自己不适合那儿。我依然很感谢他们的关心，并且每年义务为他们主持电视筹款节目，为.瘫的研究和治疗募集资金。

ABC的创始人和主席莱纳德·戈登森也有一个身患.瘫的女儿。我跟他不熟，但是他和杰克·豪斯曼由于共同的牵系而成为密友，并联手创办了.瘫联合协会。豪斯曼是ABC的董事之一。他们两人一定是事先商量过了，因为某天豪斯曼突然意外地打电话说想见我。就在那次会面上，他问我是否有意向转投ABC，因为公司正在考虑制作晨间节目。他说，ABC愿出高薪请我过去。

我立即就答复了他。“谢谢，不，”我说。为什么我要离开一个待得很愉快的成功电视节目，跳到竞争对手那儿去做一个没有把握的晨间节目呢？于是，《早安美国》的处子秀中没有我，而是一对联合主持人（请注意“联合”二字哦）：戴维·哈特曼和南希·杜索特（直到1980年琼·伦丁才成为联合主持人）。尽管这一对联合主持人别具魅力，但是他们从未赶上过我们。我没再想ABC的事儿。

当时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今日》为NBC带来每年千万美元的进账，是NBC最赚钱的日间节目，也是其他电视台眼红的对象。此外，我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1975年，国际广播电视协会推选我为“年度主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它是电视同行们选出来的，因此这个奖对我来说格外有意义。我还赢得了艾美奖的“最佳主持人”奖项。这个奖对我来说同样重要，但中间有个小插曲。艾美奖的提名是由《今日》栏目单独呈交的，《今日》的制片人斯图尔特·舒尔贝格在给我报名的同时也提交了吉姆

埃及、以色列、古巴(4)

哈茨的名字。斯图对我解释道，如果他只把我的名字报上去的话，吉姆会有情绪的。

这话刺痛了我。尽管我已经成了联合主持人，但某些程度上我依然被看做是个“女人”，不如“男人”重要。如果斯图尔特只提名了哈茨，他会不会也担心我会有情绪呢？以前已经有太多这种先例了，只提名男的，没有女的，这样做没问题，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吉姆和我都通过了艾美奖委员会的首轮投票，进入了最后的.人提名名单。最终我拿到了奖，但是因为吉姆和我成了竞争对手，我并不能尽享那一刻的欢悦。“很遗憾我的搭档没能拿到这个奖，他也当之无愧，”获奖感言里我这样说，“我代表我们两个来领奖。”

尽管有这个小插曲，节目组的气氛仍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吉姆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国家的独立二百年庆典就要到来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到各个州去作报道，因此他常常只出现在特别报道中。看起来他并不在意这个，于是我就留守演播室，主持主要的采访活动，我也首次开始播报节目开头的新闻，以前这个任务一向是由男主播来完成的。

1975年还有一件让我兴奋的事情。李·史蒂文斯除了在我合同中加入了“联合主持人”这一条之外，还要求NBC批准我策划并主持一档新的试点节目 属于我自己的《特别访问》。因为查尔斯王子的册封礼、安妮公主的婚礼，还有波斯波利斯的国王庆典都特别受人欢迎，所以我想观众们或许愿意看到更多关于王室的节目。NBC同意了，于是我就和一个名叫露西·贾维斯的制片人去了巴黎寻找题材。那真是场灾难啊。

如今我知道了，对于欧洲的王室，除非你是在谈论英国女王和她的直系亲属，否则根本引不起人们关注，因为其他王室的名气不大。但那时我们还心怀希望，把目标锁定在法国王位的争夺人，奥尔良公爵和公爵夫人身上。这对夫妇正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拍下了我和他们在马克西姆餐厅用餐的场景，然后去隆尚马场参观公爵的赛马。我们还在凡尔赛宫拍了一段，也无聊得要命。任职多年的馆长为我们打开了原奥地利帝国公主，法国国王.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妮特的私人房间。你知道，玛丽·安托瓦妮特原是法国皇后，直到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馆长向我们展示她房间里那些珠宝的时候，我简直是妒忌她。可是接下来的过程真是折磨透顶。我的意思是，没完没了地看那些丝缎贴花的蝴蝶，还要不停啧啧称赞，你能坚持多久呢？可是我们必须对馆长表示这样的敬意。一连拍了好几天，虽然拍的是皇室贵胄，可的确一点也不吸引人。

在拍摄期间，母亲从佛罗里达打来了紧急电话。父亲进了医院，要动一个腹部手术。我立即赶回家去看他。好在病情并不严重，于是我又飞回欧洲去。我需要安抚惊慌失措的母亲，同时我也不能把拍摄团队和制片人留在欧洲。我真是筋疲力尽。

至少，回到欧洲以后，我们拍到了真正的王室人物，丹麦的玛格丽特女王和她的丈夫亨里克亲王。玛格丽特是丹麦的第一个女王，她丈夫原先是个法国外交官，他们的故事要有趣得多。这对皇室爱侣有两个可爱的小王子，我们正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王子还从马上掉了下来，父母慌忙把他抱上马鞍坐好，真是和谐又开心的画面。不过，女王带我们参观皇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至少用不着再观赏丝绸蝴蝶了。

带着价值不大的素材，我们打道回府。我原本打算把这个试点节目做成一系列《芭芭拉·沃尔特斯带你走访 》，第一集就是《皇室爱侣》。可是播出后效果并不好。NBC把它放在下午一点半播出，这可不是黄金时段。这个时段里的大部分观众都是妇女，比起做个嫁给王子的美梦，她们更愿意哄孩子们睡午觉，节目压根没人看。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做名流访谈，没有《20/20》的先见之明。

比起节目低落的收视率，我更关注的是佛罗里达的消息。尽管父亲的手术很成功

埃及、以色列、古巴(5)

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走.、穿衣、去卫生间都要别人搀扶。他出院回家时，医院建议家里给他请个男护士。但是迈阿密的房子非常小，只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个小小的厨房。母亲是和我姐姐一起睡的，找个护士终日坐在父亲的房间里或是客厅里，母亲觉得很不方便，但她又担心父亲得不到周全的照顾。她又惊又怕，这就意味着我姐姐也会又惊又怕。

情势很糟，母亲只得断然做出决定，她把父亲送进了养老院。尽管那里声誉极好，有着周到细致的护理服务，父亲还会有一个二十.小时的私人护士，可它终究是个养老院。如果说去那儿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父亲可以找到牌搭子。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憎恨这种羞辱，卢·沃尔特斯的晚景竟是如此凄凉。但是我觉得他太虚弱太沮丧了，没法对抗这一切，所以我没法反对这个决定。我怎能强迫母亲把父亲留在家里？母亲自己也已年迈，而且心神不宁，就算我为他们请来全天候的护士也不行啊。

母亲尽力去养老院看望父亲，每周至少三次，她请她妹妹莉娜开车，带她和杰姬过去，她还会带些父亲最爱吃的东西：腌鲱鱼和意大利香肠。但父亲日渐憔悴了。我过去看过他很多次，坚持每周六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告诉他我正在做什么，再问问他的情况，他只能答说，“对，亲爱的”或是“不，亲爱的”。

我的探视次数太少，并且总是令人垂头丧气。因此每次我去看他或是打电话给他时，我都想着让他搬到纽约来，跟我和小杰姬一起住的。他宠爱小杰姬，或许她能带他走出抑郁，重归正常生活。但我没有这样做，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憾事。我的房子也很小，只有两间卧室，其中一间被我用作了书房。把父亲接过来的话我觉得太挤了。但今天我希望当时我能那样做，但我太忙了，连陪伴小杰姬的时间都没有。于是父亲还是留在了养老院。

我知道这真的很惹人烦，总是回顾过去，一遍一遍地说着内疚、内疚、内疚。我知道如今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老人们比以前都更为长寿了。但是我心中的内疚感实在太强烈了，我必须强迫自己把它写出来。我意识到我是多么关心父亲，多么崇拜他。如今我也老了，童年时的怨恨早已随风而逝。我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流着的他的血脉，他对书籍的钟爱，写作的乐趣，甚至还有他的幽默感。这些让我明白，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尽管同时我也继承了我母亲的忧虑。

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佛罗里达的家充满忧伤和孤独，我在纽约则越来越忙。每天早晨我要在《今日》里出镜，然后是《并非只限女性》，我还不时在约翰尼·卡森的《今晚》里做代班主持。此时我说服了休·唐斯从半退休状态重新出山，隔周和我轮换主持《并非只限女性》。这减轻了一些工作量，但是我仍然要接下一些演讲，偶尔为杂志写写专栏。我心里依旧存在着跟父母一样的担忧，担忧这一切会在明天就结束，因此我尽自己所能地做好每一件事，努力挣钱，为了他们的将来，也为了我自己的将来。

做好每一件事，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做重要的独家专访。当我照常写信打电话去约谈采访时，哈哈，好消息来了！台里派我跟随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和一队记者一同前往古巴，去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1975年春天，变化正悄悄到来。此时，距离美国资助古巴流亡武装分子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失败已有十.年，距离古巴导弹危机也已有十三年。美国上下议论说，应当与共产党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起码也要放松一下从1962年起实施的经济封锁（这封锁如今仍然存在）。

麦戈文参议员是“营养和人类需求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出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他赞成放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麦戈文希望利用解除封锁，最终解决与古巴之间的其他冲突，包括释放九名囚禁在古巴的美国政治犯。麦戈文还倡导通过文化和体育方面的交流，

埃及、以色列、古巴(6)

比如棒球，来融化两国之间存在的坚冰。

麦戈文参议员此行带了十五位记者，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我们在古巴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卡斯特罗单单点出了我的名字，而这次男同事们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很高兴。

我们在哈瓦那待了好几天，被拉着.处参观：工厂、医院、学校，这些都是为了展示共产主义体系的成就而修建的。但是伟大的菲德尔那儿却没有任何动静。我们住的那家“国际酒店”，据说是共产党统治前的哈瓦那最好的一家。酒店坐落在哈瓦那港口，周边的.群星罗棋布，点缀着海港湾景。但大.急需粉刷了，更严重的问题是，那儿没有空调，也没有马桶。不过大堂里有萨尔萨舞乐队，你也能随时点一杯“得其利”鸡尾酒，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住在哈瓦那时最爱的饮料。

但我们不是来喝鸡尾酒的。到了第三天，大家都已经待烦了，可是大队车辆还是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很远的农场，据说这是菲德尔的大哥拉蒙的产业。我们正在草场上无所事事地闲逛，五六辆吉普车呼啸而至，戛然停在一旁。第二辆吉普车里钻出来一个身着厚厚的卡其布军装的男人。瞧啊！那正是卡斯特罗本人。

卡斯特罗说出的第一句话是：“DóndeestáBarbara？”（芭芭拉在哪儿？）

老天，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可能是因为哈瓦那可以收看得到《今日》，素爱熬夜的卡斯特罗没准把它当成睡前节目呢。

“我就是，”我喊道，“我们都在这儿，”我继续说，指着我的同事们，“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先生，等着你同意开记者会。”卡斯特罗不太会说英语，但是他那个漂亮的女翻译胡安妮塔向他解释了我们的焦急心情。他咧开嘴笑了，批准。当晚他在哈瓦那革命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封锁应当解除，至少在医药和食品方面；要尊重古巴的主权；停止对他的暗杀活动；还说我们是邻国，应当和平共处；并且，他跟刺杀约翰·F.肯尼迪没有丝毫干系。就跟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说的话差不多。然而，当我们问出尖锐的问题，比如新闻自由、对异议者的囚禁，还有他那容不得异己的独裁作风时，卡斯特罗的友善态度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或许这算不得是最精彩的记者会，但是我们很庆幸没有白来一趟哈瓦那。尽管卡斯特罗很能说，他的演讲往往持续几个钟头，但是他对于采访是很吝啬的，很少有记者能够接触到他。我为这个记者会立下了“汗马功劳”，同事们都很感激我，那一夜我们开怀畅饮“得其利”。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家用马桶啦。

记者会还算不错，但是每个记者都想独家采访卡斯特罗，我觉得自己应该有胜算。就在我们离开他哥哥的农场那天，我设法跟卡斯特罗单独待了几分钟，我匆忙地问他能否接受一对一的专访。他毫不迟疑地同意了，说回头找时间吧。但问题就在这儿，我本该更留意他的话外音，他从没说具体的时间。

等我真的和卡斯特罗坐下来面对面对谈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而且访谈也不是在NBC播出的。相反，是在ABC，并且这段访谈把我救出了困境。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1)

那一天，阳光灿烂又热烈，湛蓝澄净的天空映衬着无垠的碧海，云影和波光交融一色。在现代美国历史中最著名的水域上，我正和美国的头号敌手同船巡弋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我正坐在一艘古巴巡逻艇上，横穿猪湾（BayofPigs）。

“十六年来，我们是第一批穿越猪湾的美国人，真的是这样吗？”我问这位蓄着大胡子的古巴共产党领袖。

“据我所知这是首次。”他通过翻译回答我们。

“到猪湾来，感觉如何？”我问他。

“入侵事件以前，我经常来这儿钓鱼，休息，”他告诉我，“入侵之后，我仍然到这儿来。我喜欢这儿，这里安静，而且很适合潜钓。”

对这位古巴领导人非同寻常的采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1961年，就在猪湾，他的军队曾以一当十，击溃了由美国中情局资助的古巴流亡分子武装力量。如今，他对这里的回忆不是美国推翻他的企图，而是鱼叉捕鱼。

我和采访团队是如何登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巡逻艇，光是这其间的来来回回就值得记述。自从我上次在古巴见过他之后，已经过去了两年。两年来我想方设法，要求他兑现当初那个接受采访的承诺。这期间，我通过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处，还有设在驻华盛顿的捷克大使馆里的古巴代表处，给他发去了不计其数的信件（直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和古巴建交），这些信件全都石沉大海，直到1977年5月。

得知卡斯特罗突然决定接受采访，我简直欣喜若狂，ABC和鲁恩·阿利奇也是。十六年来，这位神秘的古巴领导人除了在某些体育比赛上露过几面之外，没接受过任何电视采访。我们知道，这次采访不一定能赢得高收视率，卡斯特罗不是电影明星。但是，对他的采访实在太有新闻价值了，以至于鲁恩提前拍板，决定在晚间新闻中播放采访片段，并且要做一个半小时的新闻《特别访问》，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

到了哈瓦那，我在卡斯特罗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满面笑容，“你想去哪儿？”他的翻译仍然是胡安妮塔，我们上次见过的那个可爱的女郎。

“你们想看点什么？”

我飞速地思索，“猪湾，主席先生。”

“好啊，可以去。”他同意了。

“我还想去看看马埃斯特腊山，你的革命根据地。”

“两个都去，”他说，“我来安排。”

就这样，次日我们登上了古巴的巡逻艇，在猪湾的海面上飞掠而过。在一个小岛上，我们停下来吃中饭，享用了一顿烤鱼和菠萝的野餐。其间卡斯特罗和ABC的工作人员们大谈钓鱼趣事。就在那儿，我们录了第一段简单却直白的采访。采访中，他流露出对约翰·F.肯尼迪的敬意，正是这位美国总统下令入侵古巴；他也没有掩饰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轻蔑，哪怕尼克松不曾下过那样的命令。“我从来都不喜欢理查德·尼克松，”卡斯特罗说，“第一眼我就知道他不怎么样。从政治角度上说，他挺蠢。”

这之后，我们遇到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事情。从我们抵达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制片人迪克·里克特和汤姆·卡普拉就陷入了无法想象的麻烦。首先，他们接到通知说，NABET（就是在我跳槽ABC期间发起罢工，反抗NBC的那个工会）又发动了一场针对ABC的罢工。我们工作团队里的工会成员们必须放下一切工作飞回美国去，而我们得等着某位自由身份的摄像师过来，这期间我们必须向古巴国家广播中心租用器材，这些人差点把我们骗个精光。卡斯特罗得知此事后，亲自出面干涉，给我们谈成了个颇为合理的价钱。毕竟，谁敢跟卡斯特罗讨价还价？但是另一场危机很快又来临了。

我为晚间新闻安排了一次直播采访，对象是古巴的首席芭蕾女演员艾丽西亚·阿朗索。但是节目没法传到纽约去，迈阿密和哈瓦那之间没有直接的卫星联系，于是画面讯号就得 你相信吗？ 经由捷克斯洛伐克中转到纽约去。但声音讯号是直接从迈阿密传过去的，于是声画简直没办法同步。

猪湾之行让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回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2)

到里维埃拉酒店后，我们聚在一起庆祝。和我们两年前住过的“国际酒店”一样，这间“里维埃拉”在这之前是哈瓦那最好的酒店之一，如今也已经破败不堪。和上次一样，这儿没有马桶。墙纸片片剥落下来，漂亮的家具斑驳陈旧，织品上露出了破洞。这儿也没有软饮料，只有朗姆酒，不加可乐的那种。

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知道，绝佳的采访就要到手了。出乎意料地，我马上就要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们从猪湾回来，卡斯特罗邀请大家去看棒球赛，ABC的工作人员们很快就交头接耳起来，他们在球场上认出了几位美国人：纽约扬基队的老板乔治·斯泰因布里纳，退役的扬基队投手怀蒂·福特，还有好几个扬基队的教练。

我从没听说过乔治·斯泰因布里纳，那时候他统领扬基队还没几年，但是我很好奇他到古巴来做什么。可他对我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他瞥见我带着一班摄像师，立马扭头就走。原来，卡斯特罗秘密地邀请他和教练们过来指导古巴的棒球选手。突然ABC新闻部的人出现在他眼前，我们当然会认出他来，为此他恼怒透了。有人说，因为我们，斯泰因布里纳和随行人员立即回去收拾行装，准备明天一早离开。这让我心里内疚极了。

当我们回到酒店，我看见斯泰因布里纳坐在酒吧里头。怀着几分歉疚，我过去坐在了他旁边。我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拍他的，也不打算拍他。“我来这儿不是因为你，”我解释道，“我会守口如瓶，不会说在这儿见过你的。”他看上去十分惊讶，顿时放松下来，取消了回去的打算。我们开始聊天，三十年后，我们仍是朋友。坐在扬基体育场他的包厢里，为家乡队喝彩加油，再没什么比这更来劲的啦，而这都要归功于古巴的那场棒球赛。

说回卡斯特罗。我家墙上挂着一张镶着镜框的字条，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赠芭芭拉留念：我一辈子都没遇见过这么难对付的采访。”落款是“菲德尔·卡斯特罗，1977年5月20日，凌晨1点29分”。请注意上头的时间。那是次日晚上采访结束的时间。一连五个小时，没有停顿。他抽着长长的古巴雪茄，将我笼罩在团团烟雾当中，我没当场犯.气管炎，简直是奇迹。

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次漫长的电视采访中，卡斯特罗将他主要的想法和恐惧都和盘托出。首先，他明明白白地强调自己是个共产党，尽管他出身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从青年时候起就是共产党员了。没什么能改变他的信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中情局策划了二十多次谋杀想取他性命的原因。最近解密的部分中情局文档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古巴监狱里政治犯的人数，卡斯特罗坦诚不讳：大约两三千人。听到我质疑他的政府控制媒体时，他的回答也十分直白。

“你不允许有异议存在，”我对他说，“你们的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都在国家控制之下。人们可以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发表不同意见，可是不准在公众媒体上持不同意见，或是表示反对。”

“芭芭拉，我们对新闻自由的看法跟你们的不一样，”他答道，“如果你问这儿的报纸能不能反对社会主义，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不行，不会有这种情况。党不允许，政府和人民也不允许。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没有你们美国的那种新闻自由，但是我们很满意这种状况。”

当我问到个人问题时，他就没这么直率了，显然，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婚姻状况。

“我结没结婚，这问题很重要吗？”他说。

我告诉他，并非完全是这样，但是我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 你结婚没有 ，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却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很确定地说：“形式上，没有。”如此而已。

五小时的马拉松式访问结束后，我累得都快虚脱了，但是卡斯特罗好像才刚刚热身一样。“芭芭拉，你饿不饿？”他说。结果，我们整队人马立即涌进了他的厨房里，在那儿他给我们做了美味无比的芝士三明治。我一生中品尝过很多佳肴美馔，可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3)

是没有一顿能跟这个相比，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下厨给我做吃的！这还没完。“明天我们去马埃斯特腊山，中午你们想吃什么？”卡斯特罗问道，“烤猪肉和树薯怎么样？”又是一场马拉松采访啊，我正被这念头弄得一时语塞，直到迪克·里克特捅了捅我，我才清醒过来，连忙点头称是。

当我们回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三点。迪克给鲁恩打电话，恳求他延长节目时间。待到我扑倒在床上时，半小时的《特别访问》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时。次日上午九点，我的电话响了，总司令将在半小时内派车来接我。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那是一辆吉普，而司机正是卡斯特罗本人，宾馆门口的几个游客惊愕地瞪圆了眼睛。这绝不会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我们登上卡斯特罗的专机，飞到圣地亚哥去。这是古巴的第二大城市，1953年，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在此发动革命，对抗独裁者富尔吉尼奥·巴蒂斯塔。六年后，革命成功，二十四年后，这些游击战史为我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天。

“过来，芭芭拉，坐我旁边。”在机场，当我们第二次钻进吉普车时，卡斯特罗对我说。他再次亲自手握方向盘，带我们翻山越岭，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这里是他的革命军的秘密基地。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一只手里夹着雪茄，挥舞着。他的翻译胡安妮塔挤在后座，身旁还坐着他的两个革命时期的战友。我们在崎岖的山.上颠簸着，一路走了六个小时，他不时指给我看，哪里曾是昔日战场和伏击地点，哪里曾是游击队的宿营地。摄像师们坐在后面几辆吉普里，跟着我们。

当车子开过因雨暴涨的山溪，卡斯特罗就把原先放在仪表面板上的硬糖罐子递给我，每到一处，他都会从里头拿糖出来，分给簇拥到他身旁的孩子们。他也把左轮手枪递了过来，我的任务是把糖罐和手枪举过头顶，免得被溪水溅湿，还有就是跟他学“快乐的牧羊人”的歌词，他总是用西班牙语大声唱，唱得走了调儿。回头想想，这真是我这辈子里最快乐的一次乘车经历。

暮色低垂的时候，我们抵达了他的山区度假营地。那里有很多座小木屋，我们每人都有独立房间，干净的毛巾、滚热的水，还有带马桶的厕所。晚餐时，我们尽情畅饮阿尔及利亚红酒，吃连着头的烤乳猪，高声谈笑，和卡斯特罗讨价还价，他开玩笑说，他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服务，可是要收费的。

大家轰地一下笑开了。汤姆·卡普拉告诉他，我们不能按演员身份付给他钱，因为他演得太糟，他会在中途停下来跟孩子们说话。卡斯特罗提议，可以把他当导演或是制片人看待，我答说这两样他做得也很糟。“你带我们趟过沼泽，如果这是你当导演的主意，这可不怎么样。还有，别认为自己是制片人啊，因为我们浪费了好几个钟头，却什么也没看到。”

我们最终决定把他当司机看，并且付给他五美元。他接受了。汤姆随即写了一张收据，日后拿回ABC去“报销”：“司机费用，付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五美元。”卡斯特罗大笔一挥，签上了名字。我敢肯定汤姆现在还留着这张纸哩。

每当我回想起这次旅程，这次深入到卡斯特罗个人世界的旅程，我就知道，此生再难有这种机会。极少有世界级的领袖愿意抽出这么多时间，或是对记者们如此敞开心胸。我们碰对了时机，卡斯特罗想阐释自己。此外，他也喜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佩服他们的效率，喜欢他们的幽默，此外，我觉得，还因为他们不参加罢工。古巴人民从不罢工。我猜他也很喜欢我。这倒不是因为他在言语上或举动上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因为这趟山中之旅不是每个记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再说，卡斯特罗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他说的每句话都要经过胡安妮塔，而她从不离开他左右。

接下来，我们离开了哈瓦那。我在佛罗里达稍作停留，看望父母和姐姐。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去养老院探望父母，心里那种震撼都是难以言喻的。父亲虽然身量不高，但他一向精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4)

瘦强悍，而如今，他看上去紧缩着，那么脆弱。我用轮椅把他推到屋外，跟他双手交握坐了一会儿。我们尽力聊上几句，但是他已经没什么精力了。我告诉他我爱他，他也说爱我，然后我就走了。不知怎么地，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泪水夺眶而出，止也止不住。

回到纽约，迪克·里克特、汤姆·卡普拉，还有我一起编辑卡斯特罗的片子，这并不容易。我们想要展现出他的魅力，又要明明白白地表现出他是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是一个不容异己的人，是一个囚禁敌手的人，是一个我们民主体系的坚决反对者。片子末尾，我用了这样的结语：“我们之间最无法达成一致的一点，就是对自由的理解，正是这一点将我们真正地分开。”

《菲德尔·卡斯特罗如是说》在1977年6月9日播出，就新闻特别节目而言，它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但仍不能与长盛不衰的CBS侦探剧《巴纳比·琼斯》相提并论，也比不上NBC播出的电影。不过我没有看到，因为那时我正在英格兰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银婚纪念，但是这次卡斯特罗的《特别访问》成了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鲁恩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我在主持台上“没被用对地方”的言论之后，他真的诉诸行动：他正式任命我为ABC新闻部的“巡回报道主持人”。他明白，我当记者会更有价值。应该让我随时待命，自由来去，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做采访报道，这比我干坐在主持台上好得多。我依然是新闻节目的联合主持人，但是鲁恩的安排却解决了我和哈里之间的糟糕关系，让我们尽可能地避免碰面。如果哈里出差了，我就是唯一的主持人，反之亦然。但是越来越多地，出门在外的那个人是我。鲁恩真是我的救星啊。

卡斯特罗的这期《特别访问》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当卡斯特罗整整五小时的采访在古巴电视台一遍遍播放的时候，撇开那些个人问题不谈，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对此极为愤怒，认为我不该给他上电视的机会。我收到了上百封的来信，某些很善意，有亲朋留在古巴国内或是古巴狱中的人们，写信来请我代他们向卡斯特罗求情（我将这些信件转给了古巴的官员），但有些来信中语带威胁。我非常重视这些威胁，部分是因为我父亲所在的养老院里的护士就是古巴人。我去探访父亲时，他们表现得就非常冷漠。他们知道我刚刚采访过卡斯特罗吗？如今他们肯定知道了。我也很担心女儿的安全。ABC很重视这件事，雇了一个保镖接送小杰姬上下学。信件渐渐地少了，相关方告知我威胁已经过去，我们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正当我认为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虚弱的父亲过世了，享年八十一岁。那是1977年8月15日。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跟乔治·斯泰因布里纳一起吃午饭。我痛彻心扉，但却并不惊讶。我立即飞回佛罗里达，发现母亲也一样，早已在情绪上做好了准备，或者，她甚至会有种解脱感吧。这么久以来，她看着他一点点地虚弱下去，变得越来越低落，而且对此她束手无策。

因为家里一直都没有遵从宗教习俗，所以我们没有为父亲进行“七日服丧”，也就是犹太人的七日悼念仪式。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安葬仪式。我留下来陪了母亲和姐姐一阵子，然后就回了纽约。我联络了各大报纸，刊登了父亲的讣告。《综艺》，唯一一家与父亲有关系的杂志，为他的一生作了褒奖有加的评论，其中有这样的字句：“那眩目的舞台是他的信仰。”对娱乐圈中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吗？

我本该在纽约举行一个纪念仪式的，但是我没有。父亲离开纽约已经这么久了，我担心没人会来。我想象着母亲、姐姐，还有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父亲不愿意看到空着的位子，没有满座的话，他是不会开心的。

如今我知道自己错了，当然会有人来。只要看看布隆伯格市长主持的“卢·沃尔特斯大道”的命名典礼就知道了。父亲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怀念，当年我真该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5)

立即为他举办纪念仪式。

至于卡斯特罗，两年后我又见到了他。1979年10月，他到纽约来，在联合国做演讲。他邀请我到莱克星顿大街的古巴代表处吃晚餐，我问他是否可以邀请其他的媒体同行，来个非正式的见面。他告诉我想请谁就请谁。这件事引发出谣言说，既然我都当了卡斯特罗宴会的女主人，我们俩肯定关系不寻常。我不想让大家失望，可是容我再说一遍，卡斯特罗和我绝对没有情侣关系，没有任何罗曼蒂克，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如此而已。

这真是一场盛宴。当然有ABC新闻部的鲁恩，还有各界朋友：凯瑟琳·格雷厄姆、本·布拉德利和萨莉·奎因，还有亨利·格伦沃德，他是《时代》杂志一位极有才华的编辑。我邀请了纽约各大报纸杂志的主编，他们全都应邀前来，除了《纽约时报》的总编辑A.M.罗森塔尔。他一口拒绝了，说他绝不会跟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同一个房间里出现。我没有邀请CBS或NBC的记者们，因为我心想没准能再次获得采访卡斯特罗的机会，我可不希望有任何竞争者出现。这姿态不怎么高，但是电视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总是当老好人的话可不行。

好吧，我没得到采访机会，但是在卡斯特罗点头同意做录音采访之后，这些平面媒体的朋友们突然就如变魔术般变出了采访本子来，仔仔细细地“盘问”了这位共产党领袖一个小时。他仍和记忆中一样，魅力十足，诙谐风趣，并且依然是个“快手厨师”。采访结束后，他转身进了厨房，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味无比的龙虾夜宵。次日，每位宾客都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只活龙虾。真是龙虾外交啊。

待我再次采访到他，已经是二十五年后了。这期间我坚持不懈地申请采访机会，但是没再得到任何答复。每年我只能收到一张圣诞卡片，是由古巴代表团的官员亲手递交给我的。卡片总要待到4月才能到我手上，我总是盼着里头附带着一纸邀请，让我重回哈瓦那。2002年10月，我终于等来了。

那时卡斯特罗已经七十六岁了。他经历了九届美国总统，每个总统都希望他能从地球上消失。此时正逢比尔·克林顿的执政中期，这是他经历的第十位美国总统。当我们再度于革命宫相见，卡斯特罗说我的气色好极了。“你也是，”我说，“只是你的头发白了些，我的淡了些。”他那忠心耿耿的翻译胡安妮塔依然陪伴在侧，真高兴见到她，她依然娇媚可爱，只是两鬓也已灰白。我们互相拥抱，追忆起很多很多年前的那次马埃斯特腊山的疯狂之旅。

1977年时，卡斯特罗告诉我，如果美国肯撤销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他就把胡子给剃了。2002年，他依然留着胡子。除了一些食品贸易之外，美国依然实施着经济贸易封锁。尽管不少人已经非法偷偷去过古巴了，美国政府仍然禁止美国游客去古巴观光。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和缓了与共产主义古巴的关系，每年有超过百万的欧洲和加拿大游客前往古巴，尽情享受阳光，海滩，还有朗姆酒。旅游业如今成了古巴最大的产业。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换上了西装，不再穿那标志性的军服呢？”我问道。

“芭芭拉，这是为了想让你对我好点，对我多点同情心，我才穿的呀，”他跟我开玩笑，“你的问题比美国空军的导弹还多。”

显然，他的幽默感原封未动。他手中的绝对权力也是。我们过来之前就提出了申请，想要采访胡安·米盖尔·冈萨雷斯，埃连·冈萨雷斯的父亲。还记得埃连吧，就是那个五岁的古巴小难民，他的妈妈在1999年偷渡到美国时遇海难身亡，于是小埃连陷入了一场高度公开、激烈的抚养权争夺战，一方是他住在佛罗里达的反卡斯特罗的亲戚，一方是他身在古巴的父亲，背后有卡斯特罗撑腰。为了这桩引渡案，伊连的迈阿密亲戚们一.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2000年，他最终还是被归还给了他的父亲胡安·米盖尔。

这场戏剧性的纷争在美国沸沸扬扬闹了好几个月，但是我们在古巴采访

终于采访到卡斯特罗(6)

这位父亲的申请却被拒绝了，直到我采访到卡斯特罗。次日清晨，胡安·米盖尔被一辆政府车子送到了哈瓦那。这位父亲告诉我，伊连“非常高兴”能回到古巴。他还带来孩子的一张照片，如今埃连正是九岁的羞涩年纪。“他都快跟我一样高了。在学校里学空手道呢，都是绿带了。”

埃连的好消息不足为奇。他的形象已经成了古巴孩子的标志，每逢古巴国家假日，播放的短片中他总是出现在卡斯特罗身畔。据说卡斯特罗本人有五个儿子，孙辈众多，其中还包括三胞胎。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仍不肯承认任何婚姻关系。过了这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我的个人生活是不允许透露的，这不合我们的规矩。”

“有什么好隐藏的呢？”我问。

“这是我的人权呐，”卡斯特罗又幽默了一次，“我要坚守人权，保护自己的隐私。”

我继续追问他，最终他承认了，“是，有后代。”

我接着追问三胞胎的事。

“嗯，我想是有吧。我听说过有这回事。”

这就是卡斯特罗透露的全部个人生活。

我们离开哈瓦那的时候，卡斯特罗送了我一件临别礼物：一本猪湾的战争图片画册，书名叫做《胜利的回忆》。当然，画册里的文字都是西班牙文，附上的便笺上也是，大意是：“赠给芭芭拉，二十五年后我还是没能躲过你。我发誓再也不跑了，躲过你是不可能的。我殷切期盼着下次的见面，时间就定在2027年吧。”落款“菲德尔·卡斯特罗，2002年10月7日”。

无论你怎样看待他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他都是现代历史中的大人物。2006年7月他身染重病，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没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在写这本回忆录时，我听说他进了医院要做手术，就立即给古巴的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转达我的关切之情，并祝愿卡斯特罗早日康复。这不是纯粹的问候致意哦，我同时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过去，期待卡斯特罗身体恢复后能接受我的采访。

我没有收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任何回音，大概今后也不会再收到了。

最难书写的一章(1)

在本书所有的章节中，这一章是最难书写的。我认为应当单辟出一章来写它，因为，如果说我的姐姐杰姬是我年少时生活的重心，我的女儿小杰姬就是我中年后的生活重心。但是，这里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对女儿的爱超过对世上任何一个人，一直如此。但是当她进入青春期，我们的相处遇到了瓶颈。我原本不打算写这些，但是小杰姬认为这很重要，她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当初我们曾遇到的困境，说出来或许能够帮到其他家庭。她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渡过这个难关，那么和我一样遭遇到相同问题的父母们，家里有处在叛逆青春期、难以了解的孩子的父母们，也会看到希望。我们的经历或许也能减轻那些有工作的母亲们心中的愧疚，因为当你的孩子出了问题，你最先想到的就是自责。任何家庭都可能有问题儿童，但我觉得有工作的母亲们（比如我），会更深切地体会到那种压力。于是，我将我们之间最痛苦的那些日子和盘托出。说真的，我宁可永远忘记它们。

我不知道我和李的离婚对小杰姬影响有多大。那时候她只有.岁，并且她说自己一点也记不起来当时的感受了。她从没听见过我们争吵，因为我们从来就没吵过架。只是，突然间爸爸就不住在家里了。我们小心翼翼地遵照着大多数离婚父母的“台词”向孩子解释：“我们两个都爱你，宝贝。我们分开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你什么都没做错。你一样能见到爸爸妈妈。”小杰姬好像全无异议地接受了。

但事实是，她和父亲的关系再也不同往常。李非常爱小杰姬，每周至少来看她两次。他给她安排精彩的假期，冬天带她去滑雪，夏天带她住漂亮的度假屋，有一年8月，他甚至带她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但是小杰姬跟爸爸永远不再亲昵贴心。

李过世的时候，小杰姬十九岁。如今，她说自己很后悔没有多了解爸爸一点。她在家里摆着李的照片，但是，尽管我从没说过他一句坏话（因为完全找不到坏话可说），我依然无法帮助女儿再接受他，喜欢他。“他做的太过头了，”她这样跟我说，“他总是批评我。”的确，有一段日子小杰姬身上有不少值得批评的毛病。

小杰姬小时候真是可爱得不能再可爱。下午时分我们一起做游戏，一起洗澡。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一起，通常还有雪莉，而她跟我一样宠爱小杰姬。到了夏天，要是小杰姬没跟李一块儿过，我也会在长岛租度假屋。我父母和姐姐会过来看她，他们简直一刻也离不开她。我父亲推着童车带她去散步，宝贝得不得了，我从来不记得他曾对我姐姐和我这样做过。这一切都让我由衷地感到幸福。

她的名字是跟着她阿姨的名字取的，我从不知道小杰姬对这一点有什么感受，尤其是当她长大，明白阿姨不像自己一样聪明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女儿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是她并不这样想。

小杰姬从没换过保姆。如果我不在，泽拉或艾.多（或者她们两个一起）总会陪着她。但是，尽管拥有这么多不曾间断的爱和关注，小杰姬长大后仍然缺乏自我意识。她认为，几乎每个领养的孩子都有一种失落感，按照她的说法，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内在的遗弃感”。她认为，领养的孩子将终身都有这种感觉。

此外，小杰姬长得特别高。她大约两岁的时候，我的助理玛丽？霍尼珂给她量了身高，然后说，如果你把两岁孩子的身高乘以二，你就知道小杰姬长大后有多高了。那时候小杰姬的身高已超出了三英尺。听见玛丽这么说，我气得要命。可是的确如此，今天的小杰姬差不多有六英尺高。她长得也很漂亮，眼睛碧蓝，笑容灿烂，脸颊上有个小酒窝。我们总跟她开玩笑说，爸爸妈妈只能负担得起一个酒窝啦。外人看她风采出众，但小杰姬只觉得自己块头太大，尴尬不已。

除了离婚的影响，我总不在家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我不仅要全美国到处跑，还要去法国、德国、中东、中国，哪里都要去。没错，所以当小杰姬玩耍或放学回来，即便艾.多和泽拉总是

最难书写的一章(2)

在家，可能我的工作和出差仍然让她没有安全感。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常常带她跟我一块儿睡，我们都很喜欢。然后，凌晨五点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会把她抱回自己的小床。除了周末，我从没跟她一起吃过早饭，而且从来没有送她上学过。但是我也没缺席过一次学校活动，或是特别场合，每次的生日会都充满了爱心和重视。可我心中依然充满了许多工作的母亲都会有的疑问。当然，是我们这一代工作的母亲。

我的名声也是个问题。我从没想到这个会影响到小杰姬。我的朋友圈子没有变，他们没有一个是名人。我们生活得很舒适，但绝不奢侈。在我看来，我们的家非常正常。可是，小杰姬至今仍然觉得，她永远不知道学校里的朋友喜欢的究竟是她本人呢，还是她妈妈。直到她完全靠自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她才确立起自我认同感，而这几乎花了她大半辈子的时间。

或许，我在无意间增加了她的困扰。从小杰姬还是小宝宝的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发誓说，我绝不会让自己的烦恼和挫折影响到我的孩子。我不要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对孩子倾诉那么多自己的烦恼。难题是我自己的，我绝不给孩子造成负担。我说到做到。但你知道，当你竭力从父母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时，你很可能已经犯下了他们不曾犯过的错误。我从不跟小杰姬谈论我碰到过的那些难处、挑战、障碍，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也伤害到了她，因为她完全不知道我也有过艰难时光。相反，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总觉得她自己永远也无法超过我的成就。直到她长大成人，她才明白原来我也要付出代价。可是，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然不会明白这些。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家附近给她找了一家，这样，中午放学的时候泽拉就可以接她回家。只要有可能，我就亲自去接她。看上去小杰姬很喜欢那儿，可是有一年的圣诞晚会我怎么也忘不了。幼儿园里邀请家长们去看小家伙们演唱圣诞歌。小杰姬有副甜美的好嗓子，李、泽拉、艾.多、雪莉，还有我都期待着她的表演。但是当孩子们开始演唱的时候，小杰姬，只有小杰姬转过身去背对着观众，我们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我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孩子需要什么特别的帮助或是重视，结果老师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小杰姬不过是比别的小孩子害羞罢了，不用担心。如今，我觉得这恰恰是应该担心的。

让孩子上纽约的私立学校，这是出了名的难。所幸我跟道尔顿学校的关系很好，这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好学校了。而且，它是男女同校的，我们家里是全女生，我希望小杰姬可以接触到小男孩。道尔顿是个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设有小学直到高中，并且孩子们要非常主动积极才行。同时，学校也因关注学生的个性而闻名。因此李和我都觉得这会很适合小杰姬。于是我们提交了申请，小杰姬被录取了。还不止如此，幼儿园的圣诞演出里，小杰姬被选中扮演第一号小天使，这一回，她面向观众了。此时李和我已经分了手，但是我们一起去看了演出。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问题渐渐显露出来。小杰姬交了几个小朋友，但她有时会很渴望地说起，那些最受人欢迎的女孩子们并不接受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所以我非常担心她，尽管我并没有表露出来）。偶尔，她能请到一个所谓“受欢迎的”女孩子来家里玩，并且过夜，但她们似乎从没回请过她。情人节的时候，她几乎给班上所有的孩子们送了小礼物，可是自己得到的却很少。这真让人心痛。再一次地，小杰姬说这无所谓。这当然有所谓，我去找她的老师，还有学校的心理医生。“别担心，”他们对我说，“女孩子们就是爱搞这种小圈子。”至于男孩子，小杰姬比所有的小男孩都要高上好几英寸。派对上，要是他们玩转瓶子游戏，瓶子指到小杰姬的话，男孩子们就会说“呕 ”。如今，我觉得这就是那些女孩子们避开她的原因。男孩子们不想跟我身材高

最难书写的一章(3)

高的女儿一起玩，而那些女孩子们想跟男孩子们一起玩。这一切我都不知道，直到很久以后小杰姬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至于功课，她总体的成绩还过得去，艺术课程上特别出色。但不幸的是，无论是校方还是小杰姬自己，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跟道尔顿学校商量，想把小杰姬转到一个小点的学校，这样孩子感觉可能会好些，结果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相同的答复：明年她的表现就会好起来的。是因为我是个名人他们才这样说吗？会不会学校只是想把小杰姬的名字留在花名册上？

当初，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如果我不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那么投入对付职业生涯中的难关，少出差几次，我是不是就能知道更多的真相？

1982年，小杰姬十.岁的时候，青春期的警钟突然敲响。她的成绩一落千丈，泽拉一直辅导她的法语，我则磕磕绊绊地辅导她的数学，但看起来这些都不够了，我们请了专门的家教。可是小杰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那时，我们已经搬进了公园大道的新家，她只需要走.就可以回家了。有天我想给她个惊喜，去学校接她放学，可是她同学说她早就走了。那姑娘看着我，一脸嘲讽地说：“她跟那帮八十.街的小子在一起呢。”

我连忙赶到八十四街。我的女儿正跟一帮样貌凶悍的男孩子们待在一起，抽着烟，斜倚在街旁的汽车上。我一出现，他们就一哄而散了。我把小杰姬领回了家，她哭着说她正跟其中一个谈恋爱，她每天都跟他们混在一块儿，让我别管。那些男孩子，或者说，那帮年轻人，那伙被人称作八十四街黑帮。

第二天，小杰姬去上学了，我回到那儿去找八十四街黑帮。我告诉他们的头头，如果我再看见小杰姬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找警察把他们全抓起来，说到做到。他们后来把我的话告诉了小杰姬，并打发她回家。小杰姬跟我保证说再也不见他们了，可她从没兑现这个承诺。我没把这事儿告诉李。小杰姬才刚刚十四岁，我不敢设想事情还会演变得更糟糕。但是，的确如此。

小杰姬每天早上起得越来越晚，我叫不醒她，这时候我已经不做《今日》了，因此上午我都在家。我摇晃她，有时候倒来冷水泼在她脸上，可她就是不醒。毒品？我的孩子吸毒？（有个电视特别节目就叫这个名字）。当我问她有没有嗑药，小杰姬发誓说她没碰过。我从没在家里发现过大麻，可是就算有我也认不出来，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大麻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闻上去是什么味儿。但不是大麻的问题，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小杰姬服用安非他命。她大把大把地吞药丸，什么都吃。难怪她早上起不来。幸运的是她没染上可卡因，也从来没吃过烈性药。但这些药丸就够她受的了。

要记得这是二十五年前，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今天这么了解孩子和毒品。何况，我从没碰过大麻，除了跟莫夫结婚那天吃了一颗安定之外，我连药丸都没碰过。我分辨不出嗑药的症状。

那年，小杰姬勉强结束了道尔顿的学业。我打算秋天把她送到城里另一所小型女子学校去，那学校很缺学生，因此接收了她。但是小杰姬的表现越来越糟。她在下午早些时分醒来，冲着泽拉和我尖叫，乒乒乓乓地冲出家门，想回家的时候才回来。她穿一身黑，化着浓妆。她不肯告诉我她的朋友是什么人，我悄悄跟了她几次，也没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疏离，有些天她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但是，尽管如此，她也从没对我说过：“你不是我妈妈。”她从不动我的东西，也没从家里偷过钱去买药。心情平静点的时候，她会拥抱我，告诉我她很抱歉，还有她知道我有多爱她，而她也爱我。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知道遇上了大麻烦。我找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去咨询该拿女儿怎么办。我也想让小杰姬去，以期得到些帮助。她去了一次，打死也不肯再去了。这个时期，我还要沉着冷静地出现在荧屏上。真是一场噩梦。

终于，我觉得不能让小杰姬留在纽约了。李和我决定把她送到康涅狄格州的一

最难书写的一章(4)

所寄宿女校去（这所学校现在已经关掉了）。表面看上去，那儿真是个好地方，漂亮的校舍，绿树成荫，校长就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似的，操着英国口音，穿着粗花呢外套，风度翩翩。别担心，他一定能帮到我们的宝贝女儿的。可事实是他没有。

到了周末，小杰姬开始不肯回家。她交了个名叫南希的新朋友，但南希由于表现不佳，期中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有人看见她和小杰姬出没在邻近的小城里，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天知道她们磕了些什么药。但是我的女儿没有被开除。显然，学校不想失去芭芭拉？沃尔特斯的女儿。

南希被开除以后，有那么一两次，我们听说小杰姬在周末的时候跑到波士顿去看她。当我联系上了南希父母，她母亲好像全然不知小杰姬有没有去过她们家。她说，南希有她自己的生活（南希才十五岁）。我告诉校方说，再不准小杰姬偷偷离校了。除了这个，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要是我把小杰姬领出来，她还能去哪儿呢？

就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莫夫。他和小杰姬一见面就非常投契。她说她愿意和莫夫交谈。这给了我些许希望，我太感激莫夫了。

学年终于快结束了，到了1985年，莫夫和我订了婚。暑假里小杰姬怎么办？我听说帕森设计学院（一个口碑很好的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学习项目）在洛杉矶开了一个暑假班，招收高中生。太好了，莫夫和我会去马里布他度假，我在洛杉矶有个好朋友，她的女儿跟小杰姬差不多大，并且她们也认识，处得不错。于是，我们给两个姑娘报了暑期班，并让她们住在帕森。小杰姬喜欢艺术，乐意去。有那么一瞬间，整个安排看上去天衣无缝。

可是暑期班开始两周后，小杰姬失踪了。她跟一个人从学校跑了出去，后来我知道那是南希。我吓得慌了神，马上联络了米切尔？罗森塔尔博士。他是一位极有经验的专家，开办了一所全国数一数二的戒毒所，“凤凰康复中心”。“不要报警。”米契（即米切尔的爱称。 译者注）建议。他说，要是报警了，这事情可能会登在每家报纸的头条上，这会让小杰姬躲得更远，没准坏人还会绑架她。听闻此言，真如身堕地狱。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女儿杳无音讯。没有好消息，也没有坏消息，我快疯了。这期间，米契和我想了个办法，一有小杰姬的消息（我必须相信不久就会有她的消息），他就找一个“运送人”去接她，然后帮我们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运送人”是一些勇敢又有经验的人，专门负责寻找任性或执拗的孩子，再把他们强行护送到该去的地方。至于那该去的地方，通常是一所“情感教育”学校，如果必要的话，还可能是个封闭治疗地。米契帮我联络了一个这样的“运送人”，名字叫做迈克。此生我将永远感激迈克。

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去参观了三个学校，也去了米契自己开的“凤凰康复中心”，这样的话，我们一找到小杰姬就可以把她送过去。我最中意的一家学校在中西部，离最近的城镇有两小时车程。那儿没有火车站，没有机场，很难到达，也很难逃跑。如今这学校已经关闭了，但它是首批这样的学校，主要收取小杰姬这样的青少年学生：没有任何精神疾患或犯罪行为，但是却备受严重困扰，从滥用药物到心理叛逆。

这所学校并不看重学术，那儿没有心理辅导师或是精神治疗师。相反，学校通过严格的校规，野外训练，还有很多的小组学习和相互拥抱，希望激发起孩子们的身份认同和自尊心。这是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校方认为，再短些的时间就不会有效果了。对我来说，三年就像一辈子那样长，但是我在那儿遇见的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快乐，他们告诉我说，学校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决定一找到小杰姬就把她送过去。

到现在为止，都快亮天了，小杰姬毫无音讯。我决定了，管它什么头版头条，我要报警。但是电话响了，是一个被小杰姬搭了便车的人的姐姐打来的。她弟弟偷了小杰姬的钱包，从钱包里她拿到了

最难书写的一章(5)

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她说她弟弟是个坏蛋，让我什么都别给他。她没说自己叫什么名字，但是把小杰姬所在的地址给了我。感谢上帝，她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那是中西部的某个地方。

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拨通了电话。响了很多很多声后，一个女人接了。我说找杰姬，小杰姬接过电话，说她还可以，但是不想跟我说话。“需要钱吗？”我问。“是的，要。”她和南希需要钱回波士顿。“那好，”我说，“把地址告诉我，我把你们的机票送过去。”

或许小杰姬厌烦了逃跑。后来她告诉我，她们两个一路搭便车，横穿了整个美国，最终去了几个路上遇到的男孩子家。他们吸毒吸得神情恍惚，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她把地址给了我。太好了，我立即给米契？罗森塔尔打电话。“什么也别做，”他说，“我派迈克去。”

后来小杰姬告诉我，迈克是个大块头，比她的个子还大。一大清早，迈克找到了她们的藏身地。屋门开了，他把小杰姬带进等在外头的汽车，小杰姬几乎没有反抗。他把她带到一个地方，“运送人”经常把找到的孩子带到那儿去。在那里，他们愉快地过了一天，迈克跟小杰姬谈了心。然后他打电话给米契、莫夫，还有我，说小杰姬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觉得她不需要去那种全封闭的地方。事实上，他说，能离开那间房子，小杰姬好像也松了一口气。他还说，我选择的那个学校会很适合她。我们请迈克立即把小杰姬送过去（后来小杰姬告诉我，她其实很高兴能跟迈克走。她已经开始害怕南希了，再也不想见她。她后来确实也没见过她）。

我说过，孩子很难从那所学校里逃走。学校去城镇的路很长，很难走，而且那个城镇太小了，任何生面孔都会被人立即注意到。孩子们住在木头房舍里，男孩女孩分开。学校规模大了以后，大孩子们帮新来的孩子盖起了一部分宿舍。学校里的顾问很多都是留校的孩子，从这个三年的项目毕业后，不少人决定继续留下来。所以，他们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难，也知道该为孩子们付出怎样的关爱。

孩子们听到的音乐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只有挑选过的电视节目或电影才可以看。如果有人撒了谎或是行为不当，他或她会被认为“不干净”，随即就会被适当惩罚，大多数情况下是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不允许跟别人讲话。生活纪律很严格，但是很有帮助。父母可以在任何时候带走孩子，有些人真的这样做了，但是校方强烈建议不要这样。“请给学校一个机会。”他们建议道。

孩子们被告知的最首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要彻底诚实。不仅是对顾问，更重要的是要对父母诚实。对父母来说，这是最揪心的过程，我也不例外。

小杰姬刚刚进校的时候，她被允许打一个电话给我。她抽泣着说她后悔极了，她再也不会这样了，她已经吸取了教训，可不可以让她回家。她哀求我，“别把我留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求求你，求求你。”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知道，她需要的东西不是我在家里能给她的。我也抽泣着告诉她必须得留下。她挂上了电话。

屋漏偏逢连夜雨。小杰姬给我打来电话的那天，正是莫夫的一个重要日子：他的劳瑞玛公司的重磅制作《达拉斯》剧组就要到真正的达拉斯城去做宣传。盛大的庆祝活动已经安排好了，莫夫曾恳求我参加，并且帮他做演职员介绍。可我只想躺在床上，拉起被单蒙住自己。我最不要做的就是飞到达拉斯去，强颜欢笑一整天。这让我想起姐姐过世的那一天，我却在千里之外做演讲。但是莫夫一直对我女儿那么慈爱，那么关心，如果这个庆典对他很重要，那么我就应该去。我去了，擦着最明艳的口红，带着一颗最沉重的心。

现在我必须岔开话题一会儿。父母们，请听好，如果你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让孩子留在那个你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用的地方，无疑是一辈子里最艰难的决定。你心碎、痛苦，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把孩子带回来。但是，

最难书写的一章(6)

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的信心，请咬牙坚持住。那儿或许是你最好的，可能也是唯一的希望。

小杰姬进校的头三周，我不能跟她说话。她的指导顾问就是从那儿毕业的，她告诉我小杰姬正处在调整期。她还说，她知道我的感受，因此建议我给她妈妈打电话，听听当初她们家的经历，或许这会让我好受一点。我打了，但我并没有好过多少。

三周过后，我给小杰姬打了第一个电话，可是效果并不好。前几分钟还算平静，可接着她又哭出来，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意料中的事。”她的指导顾问说。

一个月后，我跟其他家长们一起，首次去探望小杰姬。李那时已经饱受.癌折磨，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后来，莫夫用自己的飞机送我过去，带上了李和他的太太洛伊丝。

第一次到那里，杰姬微笑着、拥抱迎接我。我有三个月没见到她了。她看上去健康快乐，但仍说她想回家。我告诉她不可能。接下来的两天里，她按规定要向父母坦白一切。她告诉我的那些事我永不想再听第二遍，不知多少次我都想尽力忘掉它们。她说出了她的不快乐，说她不断地服药：兴奋剂、镇定剂，还有大麻（尽管我没闻出来），她试过LSD迷幻药但不喜欢。她还说，她从没停止和八十四街黑帮的头头见面，他让她感觉自己是被人需要的，直到其中一人进了监狱之后，她才停止了和他们的交往。

我震惊不已。我为什么会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这么不快乐，我怎么会如此懵然不知？然而，我终于知道了真相，这令人感到宽慰。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相信小杰姬正朝着光明走去，正掀开人生中新的一页。而我的眼睛睁开了，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们可以这样坦诚相处下去，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做到了。

小杰姬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和莫夫结婚了。学校允许小杰姬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关于婚礼的记忆都是她。

小杰姬一直待在学校里，直到三年后毕业。满十八岁时，她可以合法地离开那儿了。起初，她想这样做，但莫夫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她一向挚爱他，信任他。小杰姬曾告诉过我们，在学校的某次课程中，她攀登上了一座山。她说，那过程很艰难，但她终于做到的时候，感觉棒极了。莫夫在信中写道，如果她留在学校里，那将是又一座待攀的山峰，并且会给她带来更大的成就感。于是她留下了。

至于我，这学校对我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它对小杰姬的。家长们有自己的“双亲周末”，倾听顾问和孩子们的谈话。我学会了如何不带主观判定地去爱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了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父母可以去探视孩子的周末，我一次都没有错过。我开始和其他父母们熟稔亲近起来，对他们来说，我也是孩子的父母，需要聆听，需要分享经验。是的，他们知道我是“芭芭拉？沃尔特斯”，但更重要的是，我是“杰姬的妈妈”。

那些年里，我看着小杰姬一点点地改变了。她说自己慢慢锻炼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其是在荒野生存训练中，在那些独自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她懂得了世上还有其他的孩子，心中也怀有跟她一样的创痛。她可以大哭大喊，控诉生活对她是多么不公平，而没人会觉得奇怪，没人苛责她。她也知道有很多孩子不曾像她这样，拥有这么多的.持和关爱。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她当选了学生会副主席。她也开始帮助一些新进来的学生，那些孩子和她当年一样，桀骜不驯，又满心惊恐。她告诉我，相当一部分孩子都是领养儿，这更证实了她的看法：领养的孩子总有一种特殊的空虚和不足的感觉。

十八岁那年，杰姬毕业了，那一天充满了光辉与荣耀。她穿了一件白裙子，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我们从不曾有过这么欢悦的日子。就算她以荣誉学会资优生的身份毕业，我也不会有那么开心。我们曾走过了怎样一段艰难坎坷的历程呵。

小杰姬还有漫长的.要走，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可是从那时起，我尽一切可能地.持她，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最难书写的一章(7)

了。她再没回纽约来住。小杰姬觉得这座城市太庞大、太冷漠。来看望我没问题，但是不适合居住。有一阵子，她和学校里的一个女孩子住到了西雅图。她尝试过婚姻，但并不成功。

终于，小杰姬搬到了缅因州，那儿的气候条件跟西雅图差不多，但是离我更近。你永远也猜不到她做什么工作，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和她的前任指导顾问一起，开办了一个小型的户外治疗项目，名叫“年轻女孩的崭新地平线”，对象是年轻女孩子。她的合伙人不想留在东部，于是小杰姬把她带了出来。

小杰姬的商业经验很少，于是她学习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东西。她取得了开办这类机构应有的执照，筹钱买下土地并修建校舍，雇佣合适的指导顾问、心理学家、护士、向导，等等。对于这个地方，小杰姬心中自有她的构想。规模不要大，只收女生。不是那种为了喝杯水还得走上几英里的地方，一个充满温暖和关爱，但是有严明纪律的地方。所有的女孩子们都穿发下来的衣服，这方面没什么可攀比的；不能化妆，不许用iPod，不许看电视，监督严密；全年都是户外活动，但也辟出区域供艺术表现和发展个人爱好。从很多方面来讲，这儿都是独一无二的。

小杰姬做了广告和市场推广，让学校和顾问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她参加必要的会议，尽一切努力来把这个艰难的项目变为现实。梦想成真了，“崭新地平线”开办六至九周的学习项目，孩子们完成这个阶段后，顾问将会建议父母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整个过程中，除了创建并运作整个机构，杰姬还成了一个出色的商业管理人士。她不是医师，并不亲自指导孩子们。但是有次她笑着跟我说，她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说：“你知道什么？”她回答说：“一切我都知道。”然后把原因告诉了那女孩子。

事实再一次证明，在小杰姬主持的这个项目中，相当数量的女孩子们是领养儿。小杰姬认为这不是偶然。

如今，小杰姬有一个交往很久的男友，她全心全意地爱他。他们有很多共同兴趣，相处得很幸福。小杰姬不想要孩子，她觉得工作中已经有这么多孩子了。有次我跟她抱怨说“我想抱孙子”时，她回答我“去养条狗嘛”。于是我就养了“洽洽”，一只哈瓦那犬。它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小狗。没错，它不是孙子孙女，可是世上谁能样样都有呢。

我对女儿的骄傲和自豪难以用语言描述。她是个漂亮、快活，又风趣的女人。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韵律。或许那并不符合我的节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人生韵律也未必是小杰姬想要的。

几年前，小杰姬认为有必要让备受困扰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知道我们曾有过相似的经历。我不能在我自己的节目里做，那看上去太自私了。于是我们找了NBC的新闻杂志节目《日间线》，问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说当然，然后派来了简？波利。简参观了“崭新地平线”，和小杰姬以及一些女孩子共度了几天。在父母们的应允之下，那些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简有一颗敏锐又饱含同情的心，她单独采访了小杰姬，最终还联合采访了我们两个。小杰姬和我一同坐着，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讲述着我们的故事。至今人们还不时地向小杰姬和我提起那次节目。

还有一件事。我不断地读到领养儿成年后想要寻找生身母亲的故事，小杰姬却从未表露出想寻找生母的愿望。我觉得她可能是怕伤害我的感情，于是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如果想的话，我会帮她一起找。

“我干嘛要找生母？”杰姬笑着说，“一个母亲还不够受的吗？”

呵，亲爱的，彼此彼此。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1)

20世纪80年代末期，杰姬的事情已经风平浪静。那时她住在西雅图，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络，我是如此释然和感激：我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工作上也很顺利。在《20/20》中，我几乎采访遍了各国政要和热门新闻人物。同时，针对演艺名流们的《特别访问》继续吸引着大批的观众。从1985 1989年，收看这些节目的平均家庭数目达到了一千七百万户。其实谁能算得清每家有多少人收看了呢？

如果说工作一帆风顺的话，我和莫夫的婚姻却触了礁。听起来有些耳熟是不是？东西部两头跑的日子越来越难了，雪上加霜的是，莫夫的劳瑞玛公司遇到了麻烦。他和合伙人李·里奇散了伙，莫夫引入了三个新的合伙人，其中有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名叫莱斯·慕恩韦思，如今已是CBS的CEO。然而公司仍然在苦苦挣扎，莫夫决定卖掉它，买方正是如今的时代华纳。尽管他拿到了一大笔钱，但心中仍有一种失落感。突然之间他就无处可去了，漂亮的大厦，奢华的办公室，浩浩荡荡的制片人和编剧队伍一下子都没了。于是，再一次地，我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又是一桩跟娱乐圈中人的婚姻，又一个戏剧王国崩塌了。莫夫随后涉足了并购行业，在洛杉矶和纽约都设立了办事处，尽管他并不愿意到纽约来。每次到这里，他都感到格格不入，很不快乐。

这桩婚姻勉强维持着，但是到了1990年夏天，我们俩觉得该结束了。尽管心中充满深深的遗憾，但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9月，我和莫夫分开了。没有争吵，没有尴尬，用T.S.艾略特的话说，我们的婚姻收场“不是轰然爆开，而是一串啜泣”。生日那天我去了洛杉矶，跟莫夫，还有他的三个孩子们吃了晚餐。他们知道了我们分手的消息，赠给了我一只美丽的金手镯，上头刻着他们的名字，真是甜蜜又贴心。我非常喜爱这些孩子，也知道从此之后我们就要失去日常的亲密联络了，我黯然神伤。我知道，深爱莫夫的小杰姬一定也会很难接受。

我不想让媒体抓住这个分手的消息大做文章，于是我写了一个声明，给我的朋友莉兹·史密斯，请她发在她的辛迪加专栏上。消息发表前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了个温泉浴场，省得接那些电话。以下就是莉兹刊登出来的部分文章。

我们万分遗憾地宣布，芭芭拉·沃尔特斯和莫夫·埃德森决定暂时分居。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对迷人又和善的夫妇一直在尽力克服着地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频繁地在东西两岸穿梭，每人每月至少要横穿美国一次。但是，如今莫夫的工作需要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洛杉矶，而芭芭拉的电视工作也有增无减，她依然要跑遍世界各地，并以纽约为大本营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此下去，代价甚为巨大。

朋友们都惊呆了，他们以为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儿。这话是老调重弹，但的确是真话：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们友好地离婚了。即便如此，离婚仍是一件令人头痛的麻烦事，如果你是靠配偶来理财的，这就更麻烦了。我就是这样。我从来都懒得打理这些事情，和莫夫结婚后我就开心地推给了他。分手之后，我决定自己打理这些财务事项。幸亏我有个聪明的好朋友琳达·瓦赫纳，当时她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沃纳.集团”的主席兼CEO。琳达拉着我去见会计专家和保险专家，她还帮我做了一些基本的投资决策。我是幸运的，真是太同情那些刚刚离了婚，却又没人忙帮做这种决策的人了。

我将永远感谢莫夫在小杰姬艰难的日子里为她付出的爱心和.持。后来，他和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结了婚，领养了两个孩子。不过现在他们离婚了。

由于莫夫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住在纽约，不少年我们都不曾见面。但后来重遇的时候，我很开心，至今我们仍是朋友。

我想，我的个人生活就写到这吧。

在我做的针对名流的《特别访问》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奥斯卡之夜”了。从1981年起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2)

我们年年都做，观众们非常爱看。从那时起，我几乎采访遍了影视巨星：从伊丽莎白·泰勒、罗伯特·米彻姆，到奥黛丽·赫本和丹泽尔·华盛顿；从汤姆·克鲁斯、乔治·克鲁尼，到海伦·米伦和埃迪·墨菲。

大多观众都以为，做节目的时候我是在奥斯卡颁奖现场，但其实不是。我的制片人比尔·格迪总能找到一些绝妙的场地让我做开场和结尾。自从1988年起，他就是《特别访问》的制片人了，同时也是《观点》的联合执行制片。通常，为了保证制作效果，场地里总要有高高低低的台阶（我恐高）。有一次，我们用了音乐史诗剧《日落大道》里的布景，我必须沿着剧中格洛丽亚·斯旺森家里的那道长.梯走下来。我穿着细高跟鞋和蓬蓬的礼服裙，同时还得对着镜头说话，不能抓栏杆，也不能向下看。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来的。

另有一次，也是穿着一身蓬裙大礼服，沿着影院里一部长长的自动扶梯滑下来，摄影机要跟拍我的降落。那部扶梯实在是太高太陡了，你从镜头里根本看不见我前头还蹲着一个剧务，万一我摔下来他能抓住我。我们拍了.遍，真该给那个剧务颁发个奥斯卡勇气奖。

采访明星和名流，往往比采访新闻人物和世界领袖费时费力得多。人们总觉得我只要抓起电话打给迈克尔·道格拉斯或是朱莉娅·罗伯茨就可以了。才不是呢，来来回回的电话不计其数：经纪人、公关代表、律师、经理人。有时候，敲定一出采访要经过几个月。最难联络上的明星之一就是凯瑟琳·赫本（不难想象，是吧），经过好几个月的“追逐”，我们终于敲定在10月的一个星期二做采访。可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就在采访前的那个周末，妇女选民联盟打来电话，请我在同一晚上去主持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的总统大选辩论会（先前提到过的）。我打给人在康涅狄格的赫本小姐，“把采访从周二挪到周三可以吗？”我问她。她一听那天不用接受采访了，顿时大喜过望，结果我们又用了十个月才重新把她请回来。

名流采访的准备工作也更为辛苦。如果你跟我一样，习惯每天读报纸，你基本上就会知道政要们的动向。但是当你要跟一位名流谈天的时候，要做的功课可就多了去了。跟政要们的谈话重点都在事件上，可是对名流的采访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话题。我不放过任何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深入挖掘他们的童年轶事，观看他们演过的影片，搜集我能找到的任何线索。如果我准备得充分的话，在采访中，明星都会吃惊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当我跟朱莉娅·罗伯茨说起“你会写诗”的时候，她吓了一跳。“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她问。阅读、阅读，还是阅读，然后跟任何可能了解这位明星的人聊天。这种谈话式的明星采访需要我比他们自己还要了解他们。

我之前曾经写过，我会写下自己（还有身边任何人）能想到的任何问题。这种做法意味着，当我准备好的时候，我已经对所有的问题了然于心，用不着拿提示卡了。实际上，这是我的法宝。这也意味着，不管我的采访对象说什么，或是采访往哪个方向发展，我都能掌控。然而，在我看来，问出正确的问题远不如仔细聆听重要 “你的意思是？”“那时你感觉如何？”

我认为，采访者最大的错误就是被自己的问题束缚住。不幸的是，有些时候是因为问题不是他们自己写的；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倾听；还有不敢打断采访对象。在我工作的早期，我最怕的就是打断对方。

往往，大明星接受采访是为了推广新作品。这没问题，但是我会尽可能地在第一时间就岔开这个话题，一般是在介绍阶段。有时候，采访对象希望澄清某种误解，这很好对付，我一般会问自己最喜欢的问题：“关于你的最大误解是什么？”如今的采访节目有种潮流 忏悔。酒后驾车、对妻子不忠、药物上瘾、参加戒毒、想跟人道歉 那就去上采访节目吧。辛迪加的娱乐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是这种东西。

“9·11”，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3)

不过在奥斯卡奖的节目中，我们尽力寻找那些职业生涯和私生活都足够有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明星。至少要请到一位奥斯卡提名的演员。

一旦坐下来开始采访，我会尽力让嘉宾忘掉灯光，忘掉摄像机，就像只有我们两人在房间里聊天一样。除了摄像师留下，我会请其他工作人员都离开现场。如果嘉宾是个喜剧演员的话，我会请摄像师们不要笑。我不希望笑声影响到受访对象。

这规矩一直执行得很顺利，直到1992年我采访著名喜剧演员杰里·宋飞。聊着聊着，他开起一种洗衣粉的玩笑来，那个牌子的洗衣粉做广告说它能洗掉血渍。“如果你哪儿沾上了血，洗衣服不该是你最操心的问题，”他说道，“要是你正在喷血，你该操心点别的。”摄像师和我实在憋不住了，我终于说：“好吧好吧，大家笑出来吧。”大家刚轰然笑出声来，宋飞在一边大喊：“你们都被解雇啦！所有的人！回去收拾桌子吧。”于是，直到我们重新“自行上岗”，这规矩才再度开始使用。

这么多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采访素材，于是我们把早期的采访片段重新编辑，做成《特别访问》的特辑来播放。第一期叫做《芭芭拉·沃尔特斯特别访问第五十期特别节目》，于1988年播出，那真是个“大制作”。节目时长两个小时，是从七十段采访中剪接出来的。比尔·格迪真是棒极了，把精彩片段都编辑在了一起，我自始至终站在他身后看着。比尔特别爱讲一个事，那是我们刚刚开始合作时我定下的“规矩”。“如果说我对某事反应很强烈，而你没有，那就听我的。如果你反应强烈而我没有，那就听你的。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反应都很强烈，那还是得听我的。”我们合作了已经快二十年了，有时候的确是我正确哦。

事实证明，那些旧的采访素材真是金矿。原始的、未经剪辑的采访至少都有一两个小时长，但是我们播出来的只有八到十分钟。所以，我们手上有各种各样的原始材料可用，完全可以编辑成主题式的特辑。比如“爱”、“幽默”、还有“名声”。我尤其喜欢那集《盛名的代价》，这一集里，我们把明星们成名后的感慨编辑在一起，正面负面的都有。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保罗·纽曼说的，说他决定不再签名了，“当时我正站在尿壶前头 ”他说。

在《20/20》中，我做了更多严肃主题的采访。比如，1985年，我们做了一期一小时的《特别访问》，讲的是艾滋病的传播。演员罗克·赫德森因艾滋病过世后，引起了公众的恐慌。为了以正视听，而不是煽风点火，我们在赫德森过世后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名字是《了解艾滋病 让事实战胜恐惧》。当时，人们都认为艾滋病会通过汗水或泪水传染，为了澄清这个误解，我在节目中拥抱并亲吻了一个身患艾滋的两岁孩子，你能明显看出他在出汗。很多观众都惊呆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节目中请到的医生向大家保证，这么多年来，他跟超过六百名以上的患者有过近距离的身体接触，并没有染上这种疾病。我对那次《特别访问》非常自豪，因为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帮助公众澄清了一些事实。

或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期《特别访问》是2001年4月播出的那一期，名字是《由心而生》（你或许还记得，当我女儿小杰姬还很小的时候，这正是我对她说过的话）。之所以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ABC的同事们，尤其是《20/20》栏目组里，有太多人领养孩子了。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故事分享出来，这或许会改变别人的一生，就像当初我们自己一样。

这一期《特别访问》触动了很多人的心怀。节目中人们现身说法，表达他们心底最私密的爱和想法，并且往往带着幽默。宗毓华和她的丈夫莫里·波维奇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宗毓华是个华裔美国人，当时在《20/20》做记者，她丈夫是个犹太人。最起初，他们想领养个一半中国血统，一半犹太血统的宝宝。领养中心是这么回答他们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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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这么个孩子，估计你们都不在人世了。”最后他们领养了一个漂亮的白人男孩子，起名叫做马修。

我们的医疗顾问蒂姆·约翰逊医生也带着他长大成人的儿子诺顿上了节目。好多年前，他和太太南希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这个被人遗弃的孩子。我们有个制片人曾做过一期揪心的报道，讲的是罗马尼亚那些成千上万被人忽视的孤儿们，她带着自己领养的两个罗马尼亚的小姑娘上了节目。谢莉·罗林斯·韦斯廷，ABC新闻部总裁戴维·韦斯廷的夫人，带着她六岁的中国女儿，可爱的莉莉也来了。

然而对我来说，节目的亮点是我自己的女儿小杰姬。那时候小杰姬三十三岁了，她接受了ABC记者辛西娅·麦克法登的采访，辛西娅自己也是领养儿。

小杰姬告诉辛西娅，她是多么厌烦别人说她是我的领养女儿。“我是说，你有个爱你爱到死的妈妈，而且你也跟她很亲很亲，可是总有人跟你说， 你就不想找你真正的父母吗？ 或者是， 要是你真正的父母找到你怎么办？ ”

“ 真正 的母亲，”她接着说，“其实跟生没生过你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的母亲是那个给你擦屁股的人，是拿起纸巾帮你拭掉眼泪的那个人，是那个无论你遇见好事坏事都一直在你身边的人。”

“谁是你真正的母亲呢？”辛西娅问道。

“芭芭拉。”杰姬回答。

有意思的是，小杰姬一直强调说，跟领养问题比起来，更难的是当个名女人的孩子。相比之下，领养的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她说，自己小时候是一步步跟小朋友们透露我的名气的。她先说我是个老师，然后再一点点靠近真相：我经常上电视，“有点儿”出名。有个小朋友恍然大悟：“啊，你老妈是奥普拉·温弗瑞！！！”小杰姬说：“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好吧，就算是吧。”

我总是觉得，小杰姬生来就是我的女儿。在采访的末尾，听见小杰姬也是这么说的，真是贴心啊。“命里注定我是属于她的，”小杰姬说，“我无法想象别人做我妈妈是什么样子。”

关于领养的特别节目播出五个月后，世贸中心遇袭。2001年9月11日早晨，我正在家里，电视上放出了飞机撞向高.的画面。我火速赶到办公室，彼得·詹宁斯已经开始了直播。对于荧幕上的彼得，我是他的忠实粉丝，但在演播室以外却不总是如此。电视上他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在公司里他却以坏脾气而著称，时常对其他记者发难，也包括我。做节目的时候，他有时也会表现得蔑视别人，莽撞唐突，并且爱霸占出镜时间。我跟他之间这种例子特别多，因为我们经常一起报道重大事件。当有人提醒他的时候，他会写便条道歉。可下回他还是这样做，好像不能自控。但是，他在“9·11”系列报道中的出色表现，我向他致以心中最深挚的尊敬。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黄金的阶段，最黄金的日子。他没有离开演播室一步，不断主持着来自全国各地（确切说应当是世界各地）的采访和报道。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呛人的滚滚浓烟，从五英里外已成瓦砾的世贸中心飘来，一直飘到六十六街的ABC大.。我忙得忘了害怕，小杰姬不停地从缅因州打电话给我，但是所有的电话线都占着，她就是打不进来。她终于联系到我之后，我告诉她我没事，然后这就成了两周内我唯一接过的私人电话。新闻部的人手全都用上了，我的任务是尽力采访每一位生还者，这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完全还没从极度惊骇中回过神来。我采访到了“世界之窗”餐厅的老板和总厨，这家餐厅位于世贸中心北.的一百零六层和一百零七层。在那里，有七十多名员工和近九十位客人失踪了。餐厅老板在哭泣，总厨也是。没人知道谁已经丧生，谁还能幸存。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被电话和照片淹没，餐厅里待过的人们的亲戚和朋友不断来询问着，希望有人看到他们生还。我和很多记者们一起走进演播室，和彼得一同播报我们掌握的情况。但悲惨的是，各方情况很快就证实了，那天早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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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餐馆里的人们无一幸免。

袭击发生六天后，我采访了“9·11”事件的一位英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那时已是深夜了，他累得精疲力竭。恐怖袭击发生以来，他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视察消防队和警察局，探视太平间，慰问灾难现场的急救队员，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死亡人数，抚慰罹难者的家属。

市长下定决心要把这座城市恢复正常，鼓励纽约人重回正常生活，同时他也得尽力调整自己心中的苦痛。“你的感觉糟透了，你哭了出来，或是你想要哭出来，可是你得对自己说， 我不能哭。我得想出办法鼓励人民，鼓励他们熬过这一切。 ”他说。如果说他在抚慰上百万的纽约市民的心，确切地说是全国人民的心，那么谁来抚慰他的心呢？这并不是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朱迪丝·内森站在旁边的阴影里。当时，朱迪丝被称作是他所谓的伴侣，如今已成了他的夫人（朱利安尼当时正在打一场痛苦的离婚官司）。“朱迪丝·内森，我非常关心她，她也非常关心我，并且理解我。她是我的力量之源。”他答道。这是他首次说出这样的评价。

接下来，朱利安尼总结了“不列颠之战”（二战期间德军对英国发动的大规模空袭。 译者注）的经验，当年的伦敦人民经受住了“骇人的伤亡，骇人的损失”，从未屈服。他引用了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勇气之所以被尊称为人类的首要美德，是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基础。”

“9·11”事件一年后，我们播出了一集特别纪念节目《哀悼时刻》，讲述了一些那场灾难中丧生人们的遗孀和孩子的故事。这是在灾难发生后一年中陆陆续续拍摄的，拍摄地点是长岛的一间咨询中心，在那儿，医师们帮助受难者的家庭成员重建人生，其中不少还是稚龄的孩子。倾听着那些经历，你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巨大的哀痛。有些年幼的孩子依然不肯相信爸爸不在了；经过一年的拒绝承认，很多遗孀才刚刚开始经历现实的创痛。一位年轻的寡妇这样说道：“我的一个朋友说， 噢，我们想念你。 我说， 我也想念我自己，最近别来找我。 ”。

我和其中一些人保持着联络，有少数人再婚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孩子们也恢复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孩子们的恢复能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渐渐地，我和她们失去了联系。但是，当你曾参与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他们打动。每当我采访那些经历劫难的人们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些事件会影响你，会伴随着你。你并不是每天都会想起它，但它能让你学会感恩，庆幸你不曾经历这样的创痛；它也会让你变得敏锐，让你充分体会到他人所面对的坎坷人生。

然而，让ABC不断欣喜的还要数名流们的《特别访问》。人们就是看不够明星的事儿。对于ABC来说，这是个庞大的财源。《纽约时报》曾说过，因为《20/20》和《特别访问》，我带给公司的利润比其他任何记者都多。可是我不能忘记1991年的事，在我来到ABC十五年后，在我创造出这些利润许久以后，我的合同该续签了。其时，ABC已经过了独家谈判期，可是还没拿出好的方案。那时，我曾经认真地想过离开ABC。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可是我就是找不到鲁恩·阿利奇。鲁恩不接任何电话，就让事情那么挂着，直到谈判对手要么放弃，要么同意他提出的任何条件。我的问题不是钱，而是人。我觉得，按理说我已经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了，可是鲁恩根本不在乎我是走还是留，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鲁恩热衷于为ABC引入新鲜血液。我很清楚，如果你去问他的话，他会说我们两个是密友知交，可他就是不关注我，他天天忙着找新人。同时，另一家新闻网向我伸出了橄榄枝，CBS给了我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机会。

当时，CBS广播集团的总裁霍华德·斯特林格（如今已是霍华德·斯特林格爵士，索尼集团的主席和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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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BS的CEO兼总裁劳伦斯·蒂施找到了我。我们秘密地见面了，如今我认为，我不该做得那么机密，我应该跟他们约在城里最时髦的餐厅，这样一来就会引起鲁恩的注意。但是我没有，所以我只知道他们开出的价码：一档我自己的新闻杂志节目，而且是在黄金时段，周一晚上十点，并配备最优秀的制片人（其中有一位是安德鲁·海沃德，后来成了CBS新闻部的总裁）。薪水呢？每年一千万美金！真是吓人呐。

我把这事儿极其秘密地告诉了密友苏珊娜·古德森。当时我们正依照每周末的老习惯，沿着中央公园的水.散步。苏珊娜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客观的了，她的忠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我是否开心。我明智又值得信任的经纪人李·史蒂文斯已经过世，而我的新经纪人马文·约瑟夫森已经在以色列待了好几个礼拜，因为他的女儿们在那儿学希伯来语。我打电话跟他说了CBS的事情，但他不愿意回来。我本应该坚持让他回来的，可是我没有（真实生活中的我可不像争取采访嘉宾时那样咄咄逼人）。因此苏珊娜就成了我的倾诉对象，可以让我一吐为快。

“我想不想再爬一座山呢？”我大声对她，也对自己说，“想想吧，光是一千万美元的薪水就会引起多少风波。我是不是要再来一次？让媒体再把我的事儿翻得底朝天，然后每周把我的收视率放到显微镜下研究？”当初《20/20》就够让我焦虑的了，我甚至一开始还拒绝了。所以，我是不是真的想再冒一次险，到一个全新的电视台去主持一档全新的新闻杂志节目，和一群全新的制片人配合工作，不管他们有多优秀？我开玩笑说：“我甚至都不知道女洗手间在哪儿。”然后我对苏珊娜说：“做生不如做熟啊。”

直到今天我都想不通，为什么我不把CBS的事儿透露给鲁恩（我甚至都没请那位远在天边的经纪人去问问，看鲁恩是否愿意跟CBS竞争）。鲁恩依旧遥远而淡漠，但是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因为他派了最心腹的助手乔安娜·比斯塔尼请我吃晚饭，讨论合同的事情。到了那时，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我会留在这个我知道洗手间在哪儿的地方。我当场就告诉乔安娜，我会留下来，她打翻了红酒杯。就是这样，没有进一步的谈判，我拒绝了CBS。次日一大清早，ABC就把一份新的意向书送到了我家里，我签了，答应再留五年。

实际上，我很清楚为什么没有告诉鲁恩对手开出的条件，我也知道我为什么拒绝了CBS。真相是，我不愿再来一次试镜了。就是这么简单。

于是，我ABC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公司想要更多的有名流出现的《特别访问》，奥斯卡之夜也好，精编特辑也好，有没有主题都行。但是只有那么多大明星啊，我们都已经采访过了。于是，1993年，比尔·格迪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做一档每年一次的《特别访问》，就叫做《年度十大精彩人物》。我们希望，在节目中可以将严肃访谈与明星访谈结合在一起。严肃访谈是指采访那些政要、专家，还有商界人士等，明星则包括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还有杰出的艺术家。关键在于采访的长度。如今的人们已经不愿在黄金时段花半个小时收看一场对国会女议员芭芭拉·乔丹的采访了（打个比方），但是我们希望观众们可以静静地看上.五分钟的严肃采访，如果他们知道待会儿还有电视明星或是杰出艺术家的访谈的话。事实证明这是行得通的。

第一年，我们把这些人放在了一起：格莱美奖获得者，加拿大创作型女歌手凯瑟琳·唐·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篮球明星“大鲨鱼”奥尼尔，还有商界大亨巴里·迪勒、杰克·“死亡医生”·.沃金、作家马娅·安杰洛，以及年度最精彩人物希拉里·克林顿。这档特别节目非常成功，到今天我们还在做。去年的人物有：维多利亚和大卫·贝克汉姆、MySpace的创建者们、比尔·克林顿，还有因在节目中言语侮辱非裔女性引起公愤而遭解雇的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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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主持人唐·伊穆斯，这是他自从被广播节目中解雇之后的首次露面。十.年后，这档特别节目依然广受欢迎。

我真想告诉你，每年的“十大人物”都是我们通过广泛的民意调查后决定的。但事实是，这名单是由《芭芭拉·沃尔特斯特别访问》的小小一组人决定的。主要是执行制片人比尔·格迪；协调制片人布拉德·拉罗萨；两位年轻的助理制片人，贝齐·舒勒和詹妮弗·约瑟夫；当然，还有我。这个“五人帮”包揽了《特别访问》的全部工作（这不像做新闻杂志节目那样需要那么多人，比如《20/20》的工作团队就将近一百人了）。

回顾起来挺开心的，可有时看到旧片子的时候我也会哆嗦。我曾说过，这些《特别访问》主要就是我的发型秀。一个女人能做多少种发型啊？而且早期的时候我是多么严肃，多么一本正经啊。当然，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放松自己，把最佳面貌展现出来。顺便提一句，关于“最佳面貌”，我是从著名的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爵士那里学来的。1980年，我采访过他之后，他双手捧着我的脸端详了一阵，然后告诉我，我的脸的左半边比右半边好看。从那时起，只要有可能，我就让镜头从左边拍我。

之前我也从没想过灯光的事儿，直到莫夫说我们节目的灯光简直惨不忍睹。“每个好莱坞明星都会担心灯光打得不好。”他说。于是我们雇了一个极棒的灯光导演，名叫查克·洛夫特豪斯，从那时起，打到我身上的灯光就是从地面射上来的了，或是直接对着我，不再是从上往下。这对所有人都适用，甚至是在客厅里，记住这个小秘诀哦。

跟电视圈里的很多人比起来，我拥有这些可能已经比较晚了，比如自己的灯光导演，但我拥有多么五光十色的经历呵，而且得到了那么多欢乐作为回报！《特别访问》的确很花心血，可是我曾和那么多喜剧演员们开怀大笑过，从鲍勃·侯普、乔治·伯恩斯，到戴维·莱特曼和罗宾·威廉斯。我曾跟那么多舞伴共舞过，宾·克罗斯比、帕特里克·斯韦兹，还有阿尔·帕西诺。我跟玛莎·斯图尔特一道烤过饼干，跟吉米·斯图尔特一起骑过大象，坐过侯赛因国王开的直升机，坐在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摩托车后座上呼啸穿过街道，还穿着他的皮夹克。饼干碎裂了，我也不喜欢骑大象，对摩托车也并不痴迷，但我依然还留着那件皮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