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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目录

- 前言

- 1.大鸣大放大字报

- 2.最高指示（1）

- 2.最高指示（2）

- 2.最高指示（3）

- 2.最高指示（4）

- 3.形形色色的“忠”字（1）

- 3.形形色色的“忠”字（2）

- 4.“走资派”

- 5.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 6.“一斗二批三改”（1）

- 6.“一斗二批三改”（2）

- 6.“一斗二批三改”（3）

- 7.特殊的芒果展览

- 1.革命委员会

- 2.“文攻武卫”

- 3.另一种评判标准

- 4.军队的新任务

- 5.从“老大哥”到“苏修”

- 6.林彪与“四人帮”（1）

- 6.林彪与“四人帮”（2）

- 7.大喜大悲

- 1.忆苦思甜（1）

- 1.忆苦思甜（2）

- 2.“五七”干校

-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1）

-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2）

-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3）

-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4）

-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5）

- 4.红色的海洋（1）

- 4.红色的海洋（2）

- 4.红色的海洋（3）

- 1.红卫兵风潮（1）

- 1.红卫兵风潮（2）

- 1.红卫兵风潮（3）

- 2.全国大串联

- 3.复课闹革命

- 4.知青上山下乡（1）

- 4.知青上山下乡（2）

- 4.知青上山下乡（3）

- 4.知青上山下乡（4）

- 4.知青上山下乡（5）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新中国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的纸上风云录。从“大字报”的出现到“最高指示”的颁布再到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巴黎公社式”国家机关的创立到和平年代军队新任务再到大喜大悲情形的交织出现；从“红卫兵”席卷校园到全国师生“大串联”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书从全民狂热的时代、风起云涌的活动、席卷全国的浪潮、全国江山一片红、抓革命促生产、文艺悲喜剧六个部分记录了这十年间里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与历史。

作者以“向下看”的眼光和平实的笔调，忠实地记录了那些纸片上的历史。本书所收录的证照里，上自风靡全国的“毛主席语录”，下至普通百姓的个人证件、票据，从不同角度呈现出那个年代国家和人民的全景状态。

这本书也是作者集多年之功推出的一部力作，虽然只是一部“断代史”，但内涵非常丰富。这些“历史的碎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回忆那十年间整个中国的状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全民狂热的年代

1、“大鸣大放”大字报

2、最高指示

3、形形色色的“忠”字

4、“走资派”

5、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6、“一斗二批三改”

7、特殊的芒果展览

第二章 风起云涌的活动

1、革命委员会

2、“文攻武卫”

3、另一种评判标准

4、军队的新任务

5、从“老大哥”到“苏修”

6、林彪与“四人帮”

7、大喜大悲

第三章 席卷全国的浪潮

1、忆苦思甜

2、“五七”干校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4、红色的海洋

第四章 全国江山一片红

1、红卫兵风潮

2、全国大串联

3、复课闹革命

4、知青上山下乡

第五章 抓革命促生产

1、工业学大庆

2、农业学大寨

3、农村里的“金字招牌”

4、“养猪要有个大发展”

5、抓革命促生产

第六章 文艺悲喜剧

1、破“四旧”之风

2、八大样板戏

3、批林批孔

4、我在“文革”中的“悲喜剧”

前言

“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来年了，当年“万里江山一片红”的“革命景象”已经消失了，参与过这场“革命”的人也“消失”了很多，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远，景象越来越模糊，“文革”的印象现在多保留在一些白发人的记忆里。怎样才能让后代了解这笔“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思考的事情。

我是十年浩劫的参与者，我“劫”过别人，别人也“劫”过我，过去的“两败俱伤”已经变成了“精神财富”，也变成了我不遗余力收藏“文革”物品的动力。这些藏品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化石”，保存着“文化大革命”的“基因”。它能发挥“眼见为实”的作用，让我们的后代不仅能“听历史”还能“摸历史”，摸出“原汁原味”的感觉，永远记住这场惊心动魄的“红色内战” 。

“文化大革命”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我们用八年的时间打败了日本鬼子，却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消灭“阶级敌人”。如果说抗日战争伤的是“身体”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伤的就是“灵魂”。“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

虽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慢慢地被抹平了，但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痛定思痛、以史为鉴。好在“文化大革命”的“保健作用”已经显露出来了，它使共和国的肌体产生了“抗体”。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研究“病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许善斌

2008年12月

1.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上、用大字书写的墙报，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亦有人考证，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广西柳州市、宾阳县均有大字报出现，见《柳州市志》第五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宾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在大字报中所提的意见甚至可以成为反党罪状。在大字报的揭发下，五十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革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被广泛使用。毛泽东在1958年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批准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褒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泽东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大字报的天头、地脚经常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最后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

2.最高指示（1）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前后，人们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无例外地称为“指示”。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客气”，有的人主持会议时为了讨好领导，往往就在开场白里加上一句，说现在请某某领导给大家做“指示”。这种“逢场作戏”很快被人模仿并流传开来，“客气”久了如果再“不客气”就是对领导不敬了。这样一来领导讲话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指示”了。习惯了以后不仅重要讲话叫“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指示”。

领导的话既然是“指示”，那么谁不听领导的话谁就成了“对抗指示”，政治运动常常把小事搞得惊天动地，许多“大事件”就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而成的。官场跟市场有着同样的规律，有赔的当然就有赚的，有倒霉的当然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些“对抗指示”的人没有好果子吃，而那些“拥护指示”和“捍卫指示”的人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这样一来，拍马屁就蔚然成风了，许多人常常哀叹干得好不如拍得好。

2.最高指示（2）

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兴起，“指示”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老百姓对能发“指示”的人敢不敬畏吗？这就好像儿子小的时候不敢不听爹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开始瞧不起爹了；我们的官员当初也是群众的“儿子”，特别是战争年代离开了“爹”就寸步难行，那时只有“孝顺”老百姓才能取得胜利；可是当官以后就不需要“爹”了，有些干部靠愚弄和蒙蔽群众来树立威信。这“指示”两个字因为带着几分神秘感，成了包装他们的“面纱”。

由于官僚主义的大行其道，最显眼的就是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滋生：在这种环境中一些本来不错的人也很难“清高”，原来疏远的亲戚和朋友也来套近乎了，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都来找你“办事”，如果你敢铁面无私就把他们得罪了，这就可能化友为敌失掉了“群众基础”，要是碰上有“背景”的还能遭到报复，说不定以后的仕途上还有“暗礁”等着你；反过来，你如果敢给他们“解决困难”的话，上了贼船可能就再也下不来了。腐败其实跟赌博和吸毒差不多，干上了以后就很难“刹车”，不搞个身败名裂决不肯罢休。

2.最高指示（3）

腐败发生的根子还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四人帮”制造了那么多“牛鬼蛇神”，而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中国人对鬼神从来就是又怕又恨又迷信。“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许多干部想腐败也没法腐败，他们只能“作威”不能“作福”。

我们曾经是一个“指示大国”，为了有别于小干部和大干部的“指示”，把领袖的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再恰当不过了。“最高指示”就是“指示”里的“最高”，如果说这就叫“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没有下面的“崇拜官员”，就不会有上面的“崇拜领袖”。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种“疯狂的崇拜”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2.最高指示（4）

有了皇权思想的“群众基础”以后，就可以把“最高指示”等同于皇帝的“圣旨”了。他们的本意也许是想千方百计提高领袖的威信，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领袖的威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不惜变本加厉，把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实我们的领袖和老百姓永远是心连心的。党中央国务院连办公大楼都不舍得建，毛主席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没有特殊化。他过了一辈子非常简朴的生活，只有跟人民血肉相连才能跟人民同甘共苦。而制造个人迷信的人动机不好，他们就是想让人民领袖脱离人民，让群众在迷信领袖的同时被他们蒙蔽。

3.形形色色的“忠”字（1）

“忠”在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字，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汉字衍生出来的事物却非常多，其核心是“三忠于”活动。什么是“三忠于”？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忠于”活动像是一出“时代剧”，许多事情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记忆里人们好像得了“亢奋症”，不管是办事情还是想问题都是亢奋的，只有亢奋才是最佳的精神状态。譬如深更半夜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有“最新指示”要发表，马上就得叫醒人们穿好衣服上街去游行，又是呼口号又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折腾了半天所谓的“最新指示”不过是老生常谈，这样的“指示”一点儿不急，然而人们脸上却没有哭笑不得的表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是“三忠于”的原则。

3.形形色色的“忠”字（2）

我本人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回过头看看有时连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我们那时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忠于”而“忠于”。既不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改造的过程就是个“提纯的过程”，就是把思想里所有的“杂质”都过滤干净了，不让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繁殖和再生。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尘不染”，想净化思想就得先净化社会环境，让所有的“封资修残余”都“扫地出门”，家家墙上都挂领袖像，户户门上都贴“忠”字，人人都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用“三忠于”来彻底包装每个人的“灵魂”。

“三忠于”所以能长期存在，而且有那么多人自觉地推波助澜，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奇观。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恐怕就完全没有了自我和自我意识了。

这种封建礼教改头换面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历史为什么能很多年以后“隔代遗传”？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同时也是值得人深思的。

4.“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当然那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社教运动经验，社教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杆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干部还是很单纯的，大部分干部没有官僚意识也没有邪心思，只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时候，听说过有的资本家拉拢腐蚀过干部，这可能就是行贿的开始吧。“糖衣炮弹”的叫法说起来也有它的时代特征，我们的干部多是从战场上过来的，说话打比方也离不开战场，大家把行贿行为叫做“糖衣炮弹”，是因为炮弹的杀伤力太大了，连建筑物那么大都不在话下，人更是容易被诱惑，当时把行贿比做“糖衣炮弹”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5.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文化大革命”中把所有的学问归纳为三大类，一类是阶级斗争，一类是生产斗争，一类是科学实验。阶级斗争覆盖了整个思想界和文化领域，把所有事物都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谁如果认错了“烙印”就是认错了方向，就等于是走进资产阶级的“雷区”，随时随地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时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先看他的阶级觉悟高不高，看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能不能经受住考验，看他在“红色恐怖”面前是不是脸不变色心不跳。阶级斗争觉悟被称为一个人的“大德”，其余的问题不管多大都是“小节”，想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得政治挂帅，就是重“大德”轻“小节”。

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就是破坏性强，当时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谁都知道“破易立难”的道理，一座大楼用现代爆破方法几秒钟就炸塌了，可是重新修建它需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许多文化精品都成了“文革”的“违章建筑”，被阶级斗争无情地“炸塌”了，整个精神领域里的“生态平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艺术界也打了个落花流水，几乎全部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就说我们千姿百态的各种戏剧吧，只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8个字就全部否定了，因为旧戏舞台上不可能有“工农”，就是有“工农”也只能跑龙套当陪衬，不可能占领什么舞台中心。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他们是“农”，而且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是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限，而且身上还有“流寇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他们也没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好处，更不可能成为农民阶级的“大救星”，有些人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而已，赶走老爷换上少爷，农民的悲惨命运照样悲惨。从这个角度讲，舞台就是现实的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历史的代表，“文化大革命”只能改变现状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暂时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舞台上赶出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得不“复辟”，现在的“帝王戏”已经多得连观众都生厌了。

阶级斗争理论也否定了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水浒》被打成宣扬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作品。后来，阶级斗争之风又刮进了《红楼梦》，说什么《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贾宝玉、林黛玉跟薛宝钗之间的小摩擦，是贾府里两条路线的斗争。

6.“一斗二批三改”（1）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也是为了强调“文革”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草图式工程说明。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6.“一斗二批三改”（2）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斗批改”曾一度被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恢复秩序，初见成效，但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却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没有建设新世界。

6.“一斗二批三改”（3）

“斗批改”三个字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至于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都得跟着上头的“战略部署”进行，换句话说就是跟随着“指挥棒”转。这就难免把许多人“转”得晕头转向，离“棒”远了转得慢了就成了“态度消极”，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为“抵触情绪”，找不到“阶级敌人”就用这种人来填补“空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替死鬼”；离“棒”近了转得太快了也很危险，因为那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漩涡”，“水性”稍差一点儿就容易被呛着，更有甚者就会被“灌死”。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风险最大的运动，有许多人就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就被上纲上线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不仅有广度而且有深度，有的已经“深”到家庭里面去了。那年月，社会上有风家庭里就有浪，许多家庭也成了“斗批改”的前沿阵地。现在我们有些事情如果看不惯，在单位不能说、不爱说就回家去说，说了以后就能出口气，缓解情绪。可在那时回到家里也不敢出气，因为家已经不再是“避风港”了，过去不单防备的是“隔墙有耳”，而且家里就有“耳”，有人在家里说的话却成了会场上的“揭发材料”。“文化大革命”把许多人变成了“教徒”，孩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同一个屋檐下“划清界限”已经成了时尚。许多家庭也开始有了路线斗争，特别是搞派性斗争的时候，社会上分派家里也分派，社会上搞武斗家里就搞“嘴斗”。

7.特殊的芒果展览

我至今还记得在“文革”中发生的一幕：毛主席把外宾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体现了毛主席对工人群众的关心，这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这件小事后来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还没有出现“炒作”这个词儿，这事却被“炒作”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样板”。

关于这件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报》上，套红的头条引题是“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文中说：“这一特大喜讯传来，清华园内一片欢腾——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地响彻天空——”事情到此远远还没有完，又有人挖空心思把芒果拿到全国各地去展览，因为芒果保鲜比较困难，想拿真的去展览不可能，于是就想了个办法——用塑料制品代替。我当时在胶东乡下教小学，一天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停课带学生去公社驻地看“芒果”。我们教师学生中谁都没有见过芒果，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大家猜这种水果一定非同小可，是个稀世珍品，有人把它想象成了《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蟠桃，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第二天看芒果的场面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像赶庙会一样拥挤。塑料芒果亮相的那一幕可真够威风的，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就是一个制造粗糙的假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完全是一幅对待“超级国宝”的隆重场面。这押送“国宝”的汽车好不容易从人群中“突围”出去，他们的任务是挨个公社去“展览”和“赶场”，这一天全县几十万人停工停产停课，为了一睹“塑料芒果”的真容。

1.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在张春桥的主要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夺权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组织叫什么名字？张春桥想起了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话：“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于是，他决定按毛泽东的思路办，把上海市造反派所建立的新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并以“上海人民公社”的名义连续向中央打报告，除了报告大好形势外，主要报告“上海人民公社”的优点。但是毛泽东对上海市的造反派夺权，还有不放心之处：一是这个政权的主要掌权人物，除了张春桥、姚文元算是“中央文革”派去的，其他人均为造反派。这些造反派是否可靠？由他们掌握上海的政权，能否保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掌握政权后，老干部怎么办？二是这个新政权叫“人民公社”合不合适？

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专门找张春桥、姚文元去中南海谈话。他说：这样做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的，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都叫“人民公社”行吗？中央也叫“人民公社”行吗？我们国家的体制改变后，外交上是否也要改变？要外国再承认一回？要重新建交？这样把张春桥和姚文元问住了。后来决定改名：上海的“新政权”不叫“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暂时叫“革命委员会”为好。于是1967年2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二人飞回上海，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

后来各地造反派夺权之后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黑龙江、贵州、山东、山西等地方夺权后产生的权力机关，都叫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样，当时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可谓“全国江山一片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革命委员会仍作为地方人大和政府合二为一的权力机关存在了一段时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它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制度，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至此，存在了12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2.“文攻武卫”

1967年6月6日，国家的“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文革”期间“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但是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她在讲话中，重申了“文攻武卫”口号，她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1967年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之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之前“文革”还受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约束，而此刻提出的“文攻武卫”号召，等于是火上浇油，将中国的“斗争”升级到了武装冲突阶段！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由支持双方的军队为造反组织发放的枪支及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自制的枪支就达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这无疑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文攻武卫”从词义上讲先有“文攻”然后才能“武卫”，可是在落实的过程就完全走了样。变成了没有“文攻”只有“武卫”了，再后来“武卫”干脆就变成了“武攻”了，动辄打人还能美其名曰“文攻武卫”。很快就使全国各地打人成风，这武斗的战场又很快由校园蔓延到全社会。开始的时候只是打“走资派”、打“阶级敌人”，这是些“纸老虎”只用拳头就可以出气了。后来发展成再用拳头就不解恨了，又搬出了以棍棒为主的“十八般武艺”。再后来由“传统武器”改成“现代武器”，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除了飞机、大炮、坦克，其他都用上了，到这个时候红卫兵才真的是“兵”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也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他们“血战到底”的口号也真的实现了。

3.另一种评判标准

现在各行各业都实行标准化，有了标准好开展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也制定了很多标准，但当时的评判标准很有“特色”。本来不应该分优劣的东西也优劣分明了，譬如左比右好、东比西好、红比黑好……

先说说左比右好的原因。1957年反过右派，1958年反过右倾，“文化大革命”中又来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久而久之，这“右”字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只要沾上了“右”字的，不是敌人也是个“准敌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有人提议，把走路靠右边改成靠左边，他们把左边看成是社会主义，把右边看成是资本主义。那些管公路的人也犯愁：在路标上写“右转弯”的时候就有点儿嘀咕了，生怕有人把这个说成是“含沙射影”什么的。

那么东比西好是怎么一回事呢？“文化大革命”中唱得最多的“流行歌曲”就是《东方红》。“东方红”也成了那个时代最广泛的“革命标志”，工厂、学校、纪念物还有众多商品，都赶政治挂帅的时髦取名叫“东方红”，不仅拖拉机之类的大东西赶时髦，就连洗衣粉也有“东方红”牌的。唱“东方红”、穿“东方红”、吃“东方红”、用“东方红”、坐“东方红”，可以说“东方红”已经成了当时的一个品牌。此外还有一个口号叫“东风压倒西风”，这东风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而那西风就是指帝、修、反。有了这个口号以后再说东风西风，人们想的就不是自然风而是政治风了。当时的商品比起现在少得多，可是叫“东风牌”的却多得不得了，那一代人的名字里带“东”的特别多，什么卫东、建东、向东，目的也是想讨个吉利、沾点儿时髦的光。

当时可谓无奇不有，就连物品也分等级，有的颜色也会莫名其妙受到歧视。黑色本来是大自然里的一个“色种”，无所谓什么好不好的，颜色本身没有“阶级性”。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黑帮”，把家庭出身不好的打成了“黑五类”，把被打倒的政治势力说成是“资产阶级黑线”，把他们搞的材料说成是“黑材料”，人们还常常把反动统治时期比做“黑夜”，也许就是认为白天比黑夜好的缘故。在贫穷年代黑夜里不能下地劳动，黑夜被认为是一种损失，休息在那个年代是最不重要的，休息是奢侈品与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白天比黑夜好就成了人们公认的“真理”……黑色就成了不好的颜色，而与此相反的红字可就身价百倍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也认为这种标准有问题，于是出现了“右倾翻案风”。从“翻案”两个字就可以这样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奇怪标准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事情还涉及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领路人邓小平。当时他抓生产就算是一种“翻案”，起码是对批判他“唯生产力论”的“翻案”。

4.军队的新任务

在战争年代，人民军队负责保卫国家，建立了坚固的国防线。“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又赋予了军队五项新任务，简称“三支两军”。包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支左指是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是“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工是支援工业；支农是支援农业；支工、支农是到地方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工业和农业生产；军管是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具体说是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从1967年初开始，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武斗成风，局势难以控制。为制止全国混乱局面，国家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其中包括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件。从1967年至1972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280余万名指战员担负这项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三支两军的人员除少数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外，大部分陆续撤回军队。同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宣告结束。

5.从“老大哥”到“苏修”

“文化大革命”不但把国内的关系搞乱了，同样也把国际关系搞乱了。

当时人们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也同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去分析国外的“帝修反”，他们就相当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也叫“富人都是蝎子心”。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是因为能剥削别的国家才成了大款，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和“富农”，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天生敌人。

那时我们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支柱。苏联比我国建国早，经济发达程度高，而我国是刚刚建立共和国，一穷二白。由于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邻国，所以在刚建国时苏联从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援助，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苏联“老大哥”在各个领域派出专家前往我国，比如在建筑方面，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都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也是那时的产物。北京一些建筑至今都保持着苏联建筑特有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与苏联老大哥交好的历史见证。到了“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看问题，这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苏修”。“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苏修”，后来居上成了我们的“首席敌人”，赫鲁晓夫作为“苏修”头目就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最担心的是在自己队伍里培养“代理人”，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克隆”出“小赫鲁晓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

6.林彪与“四人帮”（1）

“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的有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林彪，他曾是开国元勋、威名赫赫的十大元帅之一，我们把以他为首的这股势力称之为“林彪集团”；另一个是江青，虽然没有身居要职却是第一夫人，我们把以她为首的这股势力称之为“四人帮”。这两个人能量很大，江青在前台声嘶力竭地表演，林彪也在“同台表演”积极配合，他们一文一武左右开弓，为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制造了排山倒海之势。

林彪把毛主席语录当成从不离手的“道具”，在公众场所扮演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形象，他那张学毛著的著名照片就是江青拍摄的，这是江青和林彪合演的一出“政治双簧戏”。林彪发明的随身带红色毛主席语录本，成了那一代人的“随身看”。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之后，“林彪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做文章。但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黄永胜在北京值班，没有参加前期会议）有组织、有计划煽风点火等活动。

林彪在经历庐山会议失败后，决心铤而走险，企图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还在上海、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参与搞政变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规定了实施的要点、口号、策略等。后来由于毛主席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使“联合舰队”谋害毛泽东的计划破产。之后“林彪集团”转而准备实施第二方案，企图南移广州，分裂党和国家。

6.林彪与“四人帮”（2）

但这一图谋迅即被党中央察觉。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有异常活动的迹象，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动飞机之事，并命令飞机立即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见南逃已不可能，便强行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飞机坠毁。之后，党中央责令林彪集团其他未出逃的主要成员黄、吴、李、邱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林彪集团宣告彻底覆灭。

另外一股势力是“四人帮”集团。“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四个人在“林彪集团”之后又企图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环境和气候，最适宜这些“政治异类”的生长。和封建制度出奸臣的环境一样，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它特殊的环境和气候决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不可能没有封建制度和礼教的“转基因”。我们现在不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就是为了改造产生“奸臣”的环境和气候。

7.大喜大悲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大事。为了“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全国上下均进行了庆祝，甚至比过年还要隆重，还要热烈。

但是就在这一年，却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像一个晴天霹雳，令人震惊。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神州大地一片哀伤，人民为失去伟大的领袖、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路人而无比难过，世界都似乎因此暗无天日……

毛主席逝世当天，全世界为之哭泣！在埃及，全国致哀7天，中国大使馆前哀声如潮，排成长龙的吊唁队伍中，叹息声、哭泣声和哀乐声交织着。一位妇女写道：“毛泽东主席在短短的时间内使他们祖国恢复了尊严，使这个国家成了贯彻全人类为之奋斗的原则的典范。”著名教授卡德尔写道：“这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特别是我们渴望进步和正义的被压迫人民的巨大损失。”在坦桑尼亚，全国致哀9天。成千上万的人民举行致哀游行。在塞内加尔，桑戈尔总统和迪乌夫总理亲自到我使馆吊唁。桑戈尔总统发表谈话说：“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认为，在政治上，两千多年来，列宁和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革命家。”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悼念毛主席的活动持续很久才结束。直到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每天都迎接国内外的八方宾客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缅怀伟人英魂。

而在同一年的1月，周总理的逝世也使中国人民沉浸在悲哀之中，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人们怀着各种复杂心思痛哭流涕。周总理辞世当年的4月5日清明节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悄然出现了花圈。压抑已久的民心开始躁动，广大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一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二是处于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这次事件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是人们奋起抵抗，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非常好的群众基础。

同年，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接着，刘少奇的追悼大会举行。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跟毛泽东逝世的时间相差了十年多，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这次迟到的追悼大会也是一次平反大会。

“四人帮”被粉碎，人民取得胜利这是当时的一件特大喜事，而毛主席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相继去世是当时令人悲痛不已的大事。大喜大悲交织在一起，那一年令人永生难忘。

1.忆苦思甜（1）

“忆苦思甜”是“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它当初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专用品”。那时的一场“忆苦思甜”报告，能把整个会场的人都发动起来，搞得个个义愤填膺，都认同“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人间地狱”、地主和资本家就是“地狱里的魔鬼”。做“忆苦思甜”报告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感情，讲的时候往往是“字字血声声泪”，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地主资本家的深仇大恨。听报告的人多数没见过旧社会是什么样子，不管说得怎样，都信以为真。而且他们也需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有”顺乎运动潮流，对自己有好处；“信无”则会产生逆反心理，那可就危险了。

“忆苦思甜”还有一个现象：被控诉的地主和资本家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上了，在世上的只有他们的后代和亲人，前人欠下的“债务”就由后辈来“偿还”了。那时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资”了，可他们的家庭成分仍然是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去”成了“永恒”，而且还要往后代“遗传”。

1.忆苦思甜（2）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人容易患“时代病”，“四人帮”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可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心有余悸。

过去的那一套是给政治运动“鼓气”的，现在有时候我们也搞“忆苦思甜”，是提醒自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在这里忆“文革”的苦，就是为了说明今天和谐社会的“甜”，“忆苦”不再是制造斗争和仇恨，而成了启发“思甜”的一种新手段。如今的“忆苦思甜”是真正的“私用品”，完全是体现了个人自己的“意志”，叫它“忆苦思甜”不过是一种“温故知新”，让人不忘“文革”，更加珍惜现在社会的甜美生活。

2.“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机关都成立了干部学校。因为革命把一些机关“冲垮”了，干部无事可干，就到这里集中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充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武装头脑”。这种干部学校就取名叫“五七”干校，其教育模式就是“五七指示”里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是想先在干校里做个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全面开花，把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五七”干校，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五七战士”，既能生产劳动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双丰收，成为充满生气的新生社会模式。“五七指示”把这样美好的前景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都把它当成比人民公社更理想的社会模型，当时最时兴“闻风而动”和“雷厉风行”，“五七”干校就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七指示”强调学习，学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时的社会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为了生活的需要什么都得学，记得当时有个口号“做革命多面手”，就像现在的家用电器一样，功能越多、实用性越强就越受顾客的欢迎。那时候各种工作的“技术含量”都很低，只要肯学大体上就能够应付，识字不多的人可以当干部，没有文化的人可以当教员，内行本来就少又得不到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一点儿也不新奇。

“五七指示”里有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影子，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一座革命的大学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支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从这里“毕业”的老革命家，个个艰苦朴素意志坚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各行各业的排头兵，他们当年走的就是一条“五七道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主要还是发扬革命传统，让大家在新的环境里各尽所能，建设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社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怪现象，既然是学校就得有教员，可奇怪的是“五七”学校偏偏教员就是个“空白”，学政治不需要教员，只需要“反面教员”。似乎是“反面教员”越多，学校就越兴旺，“阶级斗争”就更热烈，这也成了“五七”干校的“独特风景”。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1）

学习毛主席著作简称“学毛著”，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当时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有时也会学毛主席著作的其他的内容。当年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在当时“四清”工作队的扶持下，每个生产大队都设有学习毛著总辅导员，该职一般由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任。各生产队设三两个辅导员，负责组织全生产队社员学习毛著。生产队的辅导员经常要到公社等地集中培训一段时期，还不定期地到外地参观学习，叫做“取经”。各生产队每个星期要组织全体社员学习毛著两个晚上。在当天的下午，大队就召集各队的辅导员备课，发完讲稿后，总辅导员就示范性给辅导员讲一次。内容一般是中央精神、政治运动动向之类。到了晚上8点，首先点名，点名的纪录是用作每月评工记分时参考用的。学习开始，先由总辅导员主持，讲述一下当前的政治动向。然后由辅导员向全队社员宣读白天备课时的内容，接着由生产队长结合实际情况，讲最近的工作和生产、表扬和批评一些人和事。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2）

各地也树立了一些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人家来取经时，他们就出来介绍学习经验。他们也可以到处演讲、到处做报告，人们羡慕他们不光有了荣誉还得到了实惠，招工、当兵、提干这些好事他们优先。而到了别人那里，人家就会叫当地的积极分子来介绍心得，这叫相互切磋。这些积极分子各有所长：有些能背老三篇、有些能背或默写多少条语录、有些在活学活用上取得了成绩。当然还有典型例子：某某人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找到了毛主席曾说过的一段相关的话，他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结果问题迎刃而解。

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还由单位走向家庭，白天在单位里学，晚上就在家里学，不给资产阶级思想留一点儿时间和空间，通过学毛著来实现“家庭革命化”。吃饭之前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睡觉之前也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夫妻吵架也用上了毛主席语录。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3）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4）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5）

4.红色的海洋（1）

考古学主要是发现和发掘古代的器物，然后通过这些器物考察当时的社会文化等，因为每个时代的东西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特征。设想如果过了许多年，未来的考古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器物感兴趣，鉴定工作只要抓住一些“主要特色”就能轻易判断了：凡是有带“忠”字的、有带“语录”的，一看就知道是“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产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红色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红旗，造反派戴的是醒目的红袖章，语录本也是清一色的红塑料皮……凡是能用红色装饰的地方都用了红色，有的不是具象的红颜色也说成是红的，主席著作叫“红宝书”，政权叫“红色政权”，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被称为“红海洋”。

“红海洋”其实是有具体表现的。从1966年夏季开始，人们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具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寓意“革命化”的风潮盛行。当时中国“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当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闹市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4.红色的海洋（2）

这种风潮于是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居民区甚至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军营、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城市’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除了‘红海洋’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这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虽然继续涂饰的行动停止了，但人们不但没有立即清除“红海洋”的痕迹，还任其长期保存下来，这无意间成为“文革”高潮的一个见证。所以它的痕迹仍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城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至今仍依稀可见。

当时还没有小广告，这可能是包装点心用的包装纸，纸张很糙很差。

4.红色的海洋（3）

1.红卫兵风潮（1）

旧社会有句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在改革开放以前，好男人没有不喜欢当兵的。男孩子从小就特别爱玩“枪”，长辈们送给他们的最好礼物也是玩具枪，玩具枪上寄托着上一代人的殷切希望，只要能当上解放军就算是“好铁”了。可惜社会上人太多兵太少，都喜欢当兵不可能都当上兵，很多人只能“望兵兴叹”了。

当时的兵营就像是现在的大学，不但能实现自己的军营梦想，而且只要能进去就有前途了。那身黄军装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牌”，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吸引众多的眼球，社会上只认“军装”不认“人”，有了黄军装就算是有了“通行证”。军队既然是国家的支柱，军人就是社会的栋梁了。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以政治标准评判人，当时用人单位最重视“政审”，因为部队“审”过了。从部队出来的人就是“免检产品”，部队复员证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文凭，有了这个到哪里都吃香。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大学里出现了红卫兵，这可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成了青年学生们奔走相告的大喜事。

1.红卫兵风潮（2）

这个消息对学生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他们从小就梦想当兵，梦想着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想不到没出校门就当上了“兵”。这红卫兵也是兵，而且是“特种兵”，是保卫领袖的“神圣之兵”，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国各地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一身仿军装，腰系皮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风靡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止，毛主席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八一八”大会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一哄而起，最多时达530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组织松散。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了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份开始出现几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红袖章成了神圣的革命标志，革命小将就是红色天使，谁敢反对他们谁就是“反革命”。校园里突然冒出了一支支“红军”，他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搞得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冲冲杀杀”，一场革命开始了。有了红卫兵学校就不再是学校了，变成了红卫兵的“红色兵营”，讲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战场”。

1.红卫兵风潮（3）

红卫兵把“旧世界”打了个“稀巴烂”，这种行为由过去的违法变成了现在的合法，他们怎么能不意气风发？他们曾经恨自己生不逢时，没赶上打鬼子消灭反动派，没有战争就不能当英雄，就不能叱咤风云。现在天赐良机赶上了打“走资派”，时代向他们提供了新的战场，有了当“英雄”的机会也有了用武之地。在红卫兵大潮中女孩子也不逊色，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红卫兵的出现使学生找到了新的出路，其中有的红卫兵头头名声大振，成了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可以把宪法踩在脚下，说谁是走资派谁就大祸临头，说谁是反动学术权威谁就威风扫地，连国家主席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一边喊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边把刘少奇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京西宾馆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五大红卫兵头头，对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提出最后通牒，随后发出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是红卫兵运动结束的关键性事件。如果说“复课闹革命”使红卫兵从社会退回到学校，红卫兵尚有一块活动阵地的话，那么，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对学校的占领，红卫兵仅存的阵地也丧失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被取消了，红卫兵组织出版的报刊、小册子、传单被禁止。红卫兵运动已名存实亡。

经历了“复课闹革命”和“斗私批修”、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三个阶段红卫兵运动，最后停歇下来。196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之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至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群体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2.全国大串联

你听说过一分钱不花就可以走遍全国吗？“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是无奇不有，但当时我们国家很穷，竟能对那么多师生搞起了“免费交流”。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3.复课闹革命

什么叫复课闹革命？不解释就可能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停课，就好像是一次“全国大停电”，所有的学校都被搞瘫痪了。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杀向了社会，阶级斗争成了他们的“主课”，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结合实际”，跟“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属于“刺刀见红”，更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红卫兵进入社会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花，他们在“资产阶级司令部”面前所向无敌，不管什么样的深宅大院都敢进去抄家，不管什么样的高官大员都敢冲上去揪斗。他们把学校折腾得鸡犬不宁，他们殴打和侮辱教师已经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有个很严厉的规矩，凡是自杀的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现行的”比“历史的”罪加一等，是反革命分子中的最高等级。这实际上是人死了就把家庭变成了“反革命之家”，这顶“政治帽子”压得子女和亲人抬不起头来，这笔“精神遗产”甚至能牵连到所有的“社会关系”，谁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是“株连九族”的罪魁祸首。在这种威胁下许多人是想死而不敢死，他们活着的时候怕自己受罪，如果死了又怕家人受罪。

到了“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红卫兵由所向无敌变成了真的“无敌”了。他们完成了“历史使命”，继续留在社会上也没多大用处了。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10月14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全部返校复课，边上课边闹革命。之前一年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这就叫“复课闹革命”。

4.知青上山下乡（1）

现在我国也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化程度越来越深入。城市利用现有的资源大力发展和壮大各种产业，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里找活干。这样一来，既帮助农村解决了人多地少难题、安置了大批无地可种的“闲人”，又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充实了城市的劳务市场，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候鸟式”的农民，也算是一举多得找到了城乡交流的好办法，农民进城就好比是进了“学习班”，打工的本身就是经风雨见世面，开阔了眼界再回去后有的就成了致富能人，城里的文化资源向着广大农村传播和扩散，农民工就像蜜蜂采蜜那样在城乡间飞来飞去。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着不同的社会潮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被鼓励到农村去，他们在欢送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满怀激情地奔向广大中国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知识青年们“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4.知青上山下乡（2）

上山下乡的地方很多，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居多，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大部分“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当地的农民一起干农活，完全遵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这对于这些出生在城市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还有一部分“知青”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7、197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和共和国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4.知青上山下乡（3）

4.知青上山下乡（4）

4.知青上山下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