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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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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我们寻觅（1）

- 序言：我们寻觅（2）

- 序言：我们寻觅（3）

- 精彩选图（1）

- 精彩选图（2）

- 精彩选图（3）

- 精彩选图（4）

- 精彩选图（5）

- 精彩选图（6）

- 精彩选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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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选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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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选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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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选图（27）

- 精彩选图（28）

- 精彩选图（29）

- 精彩选图（30）

- 精彩选图（31）

- 精彩选图（32）

- 精彩选图（33）

- 精彩选图（34）

- 精彩选图（35）

- 精彩选图（36）

- 精彩选图（37）

- 精彩选图（38）

- 精彩选图（39）

- 精彩选图（40）

- 精彩选图（41）

- 精彩选图（42）

- 精彩选图（43）

- 精彩选图（44）

- 精彩选图（45）

- 精彩选图（46）

- 精彩选图（47）

-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1）

-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2）

-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3）

-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1）

-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2）

- “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 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

- 沉重的人生

- 裂地惊天的屠杀（1）

- 裂地惊天的屠杀（2）

- 裂地惊天的屠杀（3）

- 裂地惊天的屠杀（4）

- 红军将领的人头

- 血淋淋的瞬间

- 血淋淋的刽子手

-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1）

-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2）

-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3）

- 妻子岳兰芳

-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1）

-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2）

- 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

- 遗腹子（1）

- 遗腹子（2）

- 遗腹子（3）

-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1）

-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2）

-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3）

-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4）

-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1）

-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2）

- “补充团”与“工兵营”（1）

- “补充团”与“工兵营”（2）

- “补充团”与“工兵营”（3）

- “补充团”与“工兵营”（4）

- 血溅逃亡路（1）

- 血溅逃亡路（2）

- 超过7000人

- 大通公平煤窑

- 义源工厂（1）

- 义源工厂（2）

- 陆军医院

- 中山医院

- 军乐队

- 新剧团（1）

- 新剧团（2）

- 新剧团（3）

- 新剧团（4）

- 新剧团（5）

-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1）

-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2）

-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3）

- 自传摘录（1）

- 自传摘录（2）

-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1）

-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2）

-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3）

-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1）

-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2）

-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3）

-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4）

- 他的脚板砍掉了（1）

- 他的脚板砍掉了（2）

- 他的脚板砍掉了（3）

- 女红军，小红军

- 秘密党支部（1）

- 秘密党支部（2）

- 秘密党支部（3）

- 秘密党支部（4）

-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1）

-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2）

-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3）

-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4）

-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5）

-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1）

-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2）

-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3）

-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4）

-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1）

-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2）

-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3）

-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1）

-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2）

-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1）

-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2）

-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3）

-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4）

-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1）

-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2）

-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3）

-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4）

-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1）

-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2）

-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3）

-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4）

- 集体回延安（1）

- 集体回延安（2）

- 集体回延安（3）

- 集体回延安（4）

-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1）

-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2）

-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3）

-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4）

-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5）

- 称藏加、根乃、卓玛

- 披着袈裟的“塔娃”“加玛”（1）

- 披着袈裟的“塔娃”“加玛”（2）

-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1）

-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2）

-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3）

- 裕?草原的一员（1）

- 裕固草原的一员（2）

-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1）

-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2）

-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3）

- “你是红嘴鸦儿”（1）

- “你是红嘴鸦儿”（2）

-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1）

-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2）

-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3）

- 龙王庙的小道士（1）

- 龙王庙的小道士（2）

- “现在的苦算什么？”（1）

- “现在的苦算什么？”（2）

-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1）

-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2）

- 马步芳出国前后（1）

- 马步芳出国前后（2）

- 马继援出走点滴（1）

- 马继援出走点滴（2）

- 马继援出走点滴（3）

- 马呈祥出走经过（1）

- 马呈祥出走经过（2）

- 马呈祥出走经过（3）

- 马元海的归宿（1）

- 马元海的归宿（2）

- 马元海的归宿（3）

- 韩起功的下场（1）

- 韩起功的下场（2）

- 马元祥股匪被歼记

- 剿灭马忠义股匪（1）

- 剿灭马忠义股匪（2）

-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1）

- “我情愿为解放青?出力！”（2）

-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3）

-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4）

- “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前途无限光明！”

-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1）

-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2）

-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3）

-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1）

-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2）

- “万民伞”（1）

- “万民伞”（2）

- “万民伞”（3）

- “我总算回来了！”（1）

- “我总算回来了！”（2）

- “我总算回来了！”（3）

- 尼罗河畔的情思（1）

- 尼罗河畔的情思（2）

- 尼罗河畔的情思（3）

- 尼罗河畔的情思（4）

目录（1）

第一章从血淋淋的死亡世界走出来的人（1）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1）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4）

“不能走的一挂打掉”（7）

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8）

沉重的人生（10）

裂地惊天的屠杀（11）

红军将领的人头（16）

血淋淋的瞬间（17）

血淋淋的刽子手（18）

第二章军长之死（20）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20）

妻子岳兰芳（24）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25）

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27）

遗腹子（28）

第三章青海的逃亡者（31）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31）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36）

“补充团”与“工兵营”（38）

血溅逃亡路（42）

第四章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知多少？（46）

超过7000人（46）

大通公平煤窑（47）

义源工厂（48）

陆军医院（50）

中山医院（51）

军乐队（51）

新剧团（52）

第五章草木不因寒而不泛绿开花（59）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59）

自传摘录（62）

第六章武威浸泡过血泪（65）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真不简单！”（65）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69）

他的脚板砍掉了（73）

女红军，小红军（76）

第七章兰州集中营（78）

秘密党支部（78）

锅盔中的纸条：“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83）

“你们的人太好了，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87）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92）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95）

目录（2）

第八章永登补充团（98）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98）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103）

他只能看帐篷，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107）

集体回延安（111）

第九章他，她成了蒙族、藏族、回族、裕固族（117）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117）

称藏加、根乃、卓玛（123）

披着袈裟的“塔娃”“加玛”（124）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126）

裕固草原的一员（129）

第十章生命之泉注进沉重的命运长河（131）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年年清明都祭奠！”（131）

“你是红嘴鸦儿，吃也是红，不吃也是红！”（134）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137）

龙王庙的小道士（140）

“现在的苦算什么？”（143）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145）

第十一章磨难中品尝父老乡亲的深情（148）

“我每每回忆起逃亡经历，就想起……”（148）

“流落红军我都要请进来奉为座上宾！”（153）

饥寒交迫中的温暖（158）

从哑巴鞋匠到讲话入情入理的乡长（160）

“这里边缝着团证，丢不得哟！”（162）

红柳似火似血（164）

第十二章路，通向延安（166）

师政委只身回延安（166）

“讨饭也要回延安”（169）

骑兵师参谋长蒙上的一层尘埃（174）

第十三章红军著名女将领（178）

被俘解送青海（178）

亲历者见闻录（181）

流星拖着明亮的长线坠入初露的晨曦之中（187）

她化作一缕青烟，乘风归去（190）

三人之中的幸存者（194）

第十四章红军史上最大的一支妇女武装（197）

西路军女战士知多少？（197）

背景材料（199）

屈辱，刻在1936年严冬（203）

第十五章妇女抗日先锋团（205）

“泉媛是位好同志，我做证人”（205）

浓浓热血，流了一路（210）

她，带着女儿被俘（213）

她长久咀嚼脱离红军大家庭的孤独（215）

逃出青海，回到延安（217）

目录（3）

第十六章妇女工兵营与医院的女战士（220）

“生离死别平常事，阅尽沧桑费寻思”（220）

她拽一路风雨朝晨光走去（223）

她经过培训分配到总医院（225）

历经磨难而没有死的“共产丫头”（227）

失去平衡的记忆（230）

第十七章营救（232）

周恩来派人与“二马”联系（232）

会晤马麟（236）

通过赵守钰与马步芳谈判（239）

中共中央的几份电报（241）

援西军（242）

第十八章兰州八路军办事处（246）

谢老的营救活动（246）

党的挚友高金城（249）

彭加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251）

伍修权的回忆（252）

第十九章张掖地下党支部（255）

秘密成立，联系了许多党员（255）

党支部与高金城取得联系（260）

离开秋凉如水的张掖（264）

伤残者回到延安（267）

“他乡”遇到“故知”（271）

第二十章高金城及其夫人牟玉光（274）

永恒的记忆（274）

档案摘录（276）

她为营救西路军将士作出过贡献（277）

第二十一章甘州中心县委（282）

建立与失败（282）

掩护战友（285）

回到延安（286）

第二十二章红旗，为你流淌过热血的家庭（289）

一件有50圈年轮的往事（289）

“历史造成的，战争造成的！”（292）

“我们全家八口，就剩下两人”（293）

无私奉献的血浆和生命（293）

酸涩的泪往肚里咽（296）

第二十三章小草，在春日下舒展朴素的叶片（298）

云恋山岫，泉思海洋（298）

门源县第一个女乡长（300）

“为了100多娃娃活命”（302）

“我还能在街道上跑跑，做做群众工作!”（305）

目录（4）

“这不能感谢我”（306）

牺牲战友的守墓人（308）

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红军歌谣（310）

第二十四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得到关心（314）

朱总司令说：“这些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

（314）

陈云说：西路军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315）

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315）

胡耀邦对王定国关于西路军红军老战士有关问题的汇报的批示（316）

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

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316）

附录：“二马”及其属下的背影

梦断何处续（318）

马步芳出国前后（318）

马继援出走点滴（320）

马呈祥出走经过（323）

黑云在电闪雷鸣中颤抖（328）

马元海的归宿（328）

韩起功的下场（331）

马元祥股匪被歼记（333）

剿灭马忠义股匪（335）

从黑暗中走出（338）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338）

“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前途无限光明！”（342）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343）

大千世界沧桑沉浮（348）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348）

“万民伞”（350）

思念，向着遥远苍茫的故土（354）

“我总算回来了!”（354）

尼罗河畔的情思（357）

序言：我们寻觅（1）

我们同时代的朋友，你到过中国西北角千里素白、横亘长天的祁连山吗？你知道闻名遐迩、贯通中西的丝绸古道中段的河西走廊吗？哦，那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祁连雪峰，瀚海沙漠，戈壁绿洲，长城烽燧，古堡关隘，石窟寺塔，流沙坠简……驼铃声中，商队穿梭，琵琶伎乐，舞裙摇曳!

在这条丝绸古道上，不仅流通过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也曾狼烟屡燃，杀伐迭起。朋友，你只有真正贴近河西走廊，才能感受到它那特有的魅力，认识它那由严酷和温厚、粗犷和柔媚所组成的真面目。

当踏上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我们感到心中的层楼八面来风，漫卷起缤纷的历史烟云。狼烟袅袅，战马嘶鸣，霍去病、班超越祁连击匈奴；金秋黄昏，孤雁南飞，持节不失的张骞、虔诚合掌的玄奘，迈向了西域；旌旗飘扬，驼铃声声，走过了和亲远嫁的细君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巍峨的雪峰，纵横的瀚海，回荡着远谪新疆的林则徐“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的悲啼……当缤纷的丝绸之路把远古的文明史话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也许你会为它的壮美而惊叹，而感慨；也许你会为它的流彩而目眩，而神摇！

历史的步履匆匆，但历史的时空流在某一点上会处于胶着状态，留下永不磨灭的辙痕。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一千八百余名将士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向甘西、新疆挺进。为了中华大地的光明，他们沿着冷寂的丝绸古道，溶进了浓重的黑暗之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和生命，铸入了那雄浑粗犷的荒原和雪山！西路军孤军奋战，流血裂冰，伏尸盈雪，粮绝弹尽，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红军将士在丛蒿野草中踩出的荒漠小道，如今已变成平坦如砥的光明大道。我们多么想把红军走过的路描绘成一串盛开的鲜花，但花开了总是要凋谢的；我们多么想把它渲染成一抹飘浮的彩虹，但风来了彩虹会消逝的；我们多么想把它抒写成高山和大海，但山的巍峨和海的辽阔不足以表现它的崇高、它的悲壮！这条印满带血脚印的大道，凝聚着红军健儿的痛苦与欢乐，绝望与希望，奋进与搏击。这是震颤跌宕的红色音符，记载着丝绸古道上一曲动人心魄的悲壮乐章……

我们踏上宽阔的新公路，匆匆而行；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脚下坎坷不平。我们沿着红军血染的道路寻觅，看了许多，听到许多，想说许多……我们的心不能平静，那桩桩虽已过去，但永远不会消逝的往事，渐次累积在心中，铸成一座远比阳光照耀下高入云天的祁连雪峰还要巍峨、辉煌的纪念碑。

序言：我们寻觅（2）

伫立黄河岸边，我们凝望着虎豹口拍岸的惊涛、峭立的壁石，浮想联翩的思绪在抢渡黄河的战场上驰骋。我们仿佛看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在陡峭的山崖上，任冷风吹拂着他们单薄的衣角、干裂的嘴唇、火热的胸膛。沉沉夜色中，他们挥手指挥红军健儿奋勇渡河。

1936年10月24日夜，一个孕育着烛天的火焰，浴血的搏击，悲壮的毁灭，永恒的纪念的夜晚！从此，虎豹口这个鲜为人知的龇牙咧嘴的峭峰，就写入了红军军史。虎豹口奏响了红西路军西渡黄河远征的高亢战歌!

我们登上紧依古浪县城的西山头，在早春略带寒凉的野风扑打下，听着穿城而过的火车的鸣笛声，望着鳞次栉比、充满生机的古浪城。古浪是座美丽的城，滔滔的古浪河从脚下流过，巍峨的祁连山在身后突起。这里曾是红九军与马家军激战的战场。在冰天雪地封冻着的山冈，在凄风苦雨吹打着的壕沟，在城里的每一道街、每一条巷、每一个院落，都曾倒下过英勇血战的红军指战员。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以及两千余名红军将士长眠在这里。

我们在高台县烈士陵园陈列室，被几张从敌伪档案中缴获的照片紧紧地吸引。其中一张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我们的心被一种浓厚的悲愤情绪所笼罩，一种撕心裂肺的情绪。从腥风血雨的冷酷旧社会到温暖的新中国，这绝不是时间的流程，而是老一辈革命者用理想，用鲜血，用头颅浇铸成的康庄大道。阳光溢满陈列室，我们久久地站在照片前，总觉得有股热浪不断地冲击着眼眶，眼前变得模糊了……

老槐树铮铮挺立在高台县人民政府的院中。这是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分出密杈疏枝，遮住了蓝天白云。它劲松般挺直的树干，是那么坚定，拇指般大小的绿叶，是那么青翠，生机勃勃，朴实无华。马家军曾经将一名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我们抚摸着老槐树粗壮躯干上的树皮，开裂而斑驳。老槐树粗干上下有两块碗大的陀螺似的伤疤，50年来越来越大，突兀的瘢痕似乎向人世间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不是凝固的，光明终将代替黑暗。

高台群众喜爱老槐树，尊老槐树为“红军槐”。“红军槐”老枝嫩叶，郁郁葱葱，清风掠过枝头，时而像高歌长啸，时而似浅唱低吟。是啊，老槐树在唱歌，在唱一支悲壮的歌，在唱一支欢乐的歌!

我们徜徉在倪家营子村旁的枣树林里，不止一次地萌生过这样奇怪也是合乎逻辑的念头：在这新盖的农舍下面，说不定就有当年红军的白骨；在这枝叶茂盛的枣树下，抓一块普通的土坷垃，说不定就凝结着红军的血渍。这里的小巷、房屋、土墙都可以告诉你几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序言：我们寻觅（3）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刚刚端起饭碗，辘辘饥肠正期待着清汤粗米。枪声响了，马家兵已冲到军部跟前，他扔下饭碗，拔出短枪，旋风般地卷出了军部。代军长程世才怀怒火，发恨声，要亲手解决几个敌人。斜刺里冲出一个马家兵，闪亮的刺刀指向了他的左肋。人影一闪，一个小战士箭步上前，双手攥住了刺刀。“呼”又上来一群战士，几把枪托砸碎了敌人的脑袋。小战士一甩血淋淋的手，捡起武器又冲上去了。

“救救我们吧！快，快！里边还有吃奶的尕娃!”茅屋起火了！一个老乡似火人般地爬出门外，指着烟雾腾腾的屋内。“涝池”被马家军严密地封锁着，许多井也因人多而干枯。“汤，用汤救火!”炊事班长指着一锅米汤——那是用全部米袋刮出的米粒煮成的一锅清汤。“哗——”第一盆泼上去了，“哗——”第二盆泼上去了。没有一个干部犹豫，没有一个战士抱怨。火灭了，孩子救出来了，米汤也泼完了。“好人哪——”老乡一家齐齐地跪了下来。

红军走了，可是在这里留下了希望。“打完日本和反动派，日子就会好起来!”村民们永远都记着这句话，永远都忘不了“徐向前、李先念在我们村住过”的荣耀。

西路军剩下人数不多的队伍，撤进了祁连山。啊，祁连雪峰！腥风血雨的年代，你和炎黄的优秀子孙共同肩负过中华民族的苦难！你亲眼看到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为了及时向总指挥部上交军费而被马家骑兵砍死；你亲眼看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为了掩护更多的战友安全撤退而血洒梨园口；你亲眼看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被俘后是何等的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惨遭敌人的杀害……

胜利的鲜花扎起了共和国的凯旋门。人们不会忘记红军为中华民族的奋进搏击。

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河西走廊。轻风拂过，粉红色的果花纷纷扬洒下来，到处散射着蓬勃的热情和馨香。几只矫健的苍鹰，在碧绿的果园上空低低地盘旋；无数笔直的白杨，在宽阔的大道远方汇成一片；片片嫩绿的麦田，被夕阳镀成金黄；沉沉暮霭里，美酒逸散着芬芳。一群群农民从地里回家，摩托车、自行车像鸽子一样飞翔！广袤、富足的土地啊，是谁赋予你新的生命？啊，半个世纪前，红军把青春和生命带给了你。

我们伫立在山坡上，仿佛看见复兴的中华民族如祁连雪水卷起的激越的春潮，哗哗的水声似万千英魂在云端长笑!

哦！河西走廊，早已从恬静中苏醒过来的河西走廊！你曾经掩埋过红军健儿的铮铮铁骨，你曾经浸润过革命英烈的殷殷热血。河西走廊啊！我们静静地匍匐在你的胸脯上，倾听着你的血脉的搏动，感受着你从地心里播放出来的温暖！问一问丝绸之路上残存的堑壕，问一问祁连山凌空翘起的巨石，它们全会深情地诉说，诉说当年的硝烟战火，血雨腥风……

精彩选图（1）

精彩选图（2）

精彩选图（3）

精彩选图（4）

精彩选图（5）

精彩选图（6）

精彩选图（7）

精彩选图（8）

精彩选图（9）

精彩选图（10）

精彩选图（11）

精彩选图（12）

精彩选图（13）

精彩选图（14）

精彩选图（15）

刘伯承

精彩选图（16）

马步芳

精彩选图（17）

精彩选图（18）

精彩选图（19）

精彩选图（20）

精彩选图（21）

精彩选图（22）

精彩选图（23）

精彩选图（24）

精彩选图（25）

精彩选图（26）

精彩选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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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国炳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1）

祁连山，冷峻的山峰像铁骨铮铮的硬汉挺立在劲风里。西宁，坐落在祁连山东南的大坂山和拉脊山之间的湟水谷地。时间悠远，一如那祁连山中流来又流去的溪水。溪水流去便流去了，但山峰摄下了历史的足迹。从森林松涛的呐喊中，从云空岩鹰的哀鸣里，都分离出半个世纪前在此演奏过的苍凉悲韵。

1937年残冬。

茫茫夜色，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天似乎被饱蘸浓墨的大笔狠狠地涂抹了，黑得使人悚然。西宁昏瞎了眼似的，蜷曲于黑色的夜空之下。

四五十名被俘红军指战员，被押到南滩“万人坑”。又深又大的两个坑里填满了红军的尸体，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马家兵两三个人揪住一名红军，连砍带戳踢进坑里。

胡秀英感到自己还在呼吸，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但见满天星斗。她缓出一口气，慢慢地试着抬起手来，把胸前和头部的土松开些，从万人坑中挣扎着爬了出来。她咬紧牙关，对天盟誓：“只要有口气，我就要找红军，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胡秀英，妇女团一营副营长，19岁，处于生命的最好年华。红四方面军转战进入川北，解放巴州，她次年参加红军。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扩红。她参加宣传队，先后三次用七个多月时间，动员1100多名青少年男女参加了红军，以成绩卓著，于第二年4月入团，8月入党。西路军西征，倪家营子战斗中，她带领全排战士冲入乱敌之中，端着缴获的轻机枪猛射，打倒敌人一大片，又乘机带领战士占领敌人的掩体，与疯狂反扑的敌人激战。她以战功晋升为一营副营长。

胡秀英被俘后和近百名女战士关押在张掖一个大房子里，三天三夜没有一点吃喝。敌人不断提审拷打，逼问谁是当官的。第四天夜，马家军把他们用麻绳捆绑着连在一起，押向城外活埋人的大坑前。胡秀英和战友们互相鼓励：“不要向匪徒们低头求饶！”“要死得刚强！”

凶相毕露的马家军官，手里挥舞着短枪，大声吼着：“这几个坑里埋的是胆敢反抗，胡踢踏的共产娃们。你们这些共产婆、共产丫头！自己说，是下去的好，还是活着的好?”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2）

月照荒野，风拂蒿草，一片寂静。

军官又进一步逼问：“难道你们真的不想活啦?”

“少废话，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红军不怕死，怕死不当红军！”

“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

红军女战士们生命的全部力量似乎都在随着灼热的血液沸腾，都在顶着撕肝裂胆的话语外涌。

威逼的把戏破产了。军官挥舞着手枪高声吼道：“想死？没那么容易，都给我带回去，看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你们！”

昏暗的冬日，她们和100多名男战士一起被押送到西宁。沿途因饥饿病重走不动或因反抗而被杀害的就有好几十个人。妇女独立团一营营长胡廷秀在大坂山下被杀害。

她们被关在西宁大校场，每人每天只给两碗杂面糊糊。有人说：“这是迷魂汤，喝下去，糊里糊涂拉出去活埋!”大家笑了，这笑，带着泪水，带着悲痛。

敌人把胡秀英和一些被俘红军押到羊毛厂做苦工，几天后，她又和七八个人被挑到马家军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有20多名被俘红军在做苦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还动不动受伤兵虐待，拳打脚踢，还挨军棍和马鞭的抽打。

残冬的寒气逼得胡秀英瑟瑟发抖，但她逃出人间地狱的决心却异常坚定。一天，她和难友杨桂芳、何玉兰，乘哨兵不注意溜出大门，逃到北门外湟水河边。湟水河带着凛冽，翻腾着蜿蜒而去，她们却被巡逻队抓回。

陆军医院院长把她们毒打一顿，说：“这个共产婆，本性不改，不能再用!”就在这天夜里，她和四五十名战士被押到万人坑活埋。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3）

敌人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国民政府请赏从万人坑逃出，胡秀英先在西宁南山洞里躲了几天，以后就装哑巴，在平安、保安等地给人帮工。她学会了一些农活，也慢慢地学会了青海话。

时间像湟水河畔那古老的水车一样沉重而缓慢。1940年，胡秀英在流浪中遇见妇女独立团的两名战友。一个是一营二连连长李生华，另一个是营部司号员何连海，两人是从敌人工厂里逃出来的。三人邂逅相遇，共同去找部队成为心中的希望，但等待她们的是死亡和苦涩的泪。

马元海手下一个穿便衣的，偷听见三人商量下一步行动，立即领来四个武装士兵，把她们押到贵德县马元海公馆。

场院支起三个三叉高竿，三名红军女战士被吊起来拷打。

马元海穿着长袍马褂，吼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为止!”

李生华和何连海被打死拉到一边喂狗去了。昏死过去的胡秀英被扔进深坑里。

残阳夕照。胡秀英苏醒时，听到一个苍老而慈祥的声音：“你还活着!”农民老汉看到胡秀英睁开眼睛，就从坑上扔下了一个馍馍。胡秀英拿起馍馍，慢慢地一口一口吃起来。

天黑之后，老汉带了三个人把她救出，用毛驴驮到20多里以外的自己家里。

老汉姓张，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老汉把胡秀英藏在地窖里，用酒、黄表纸给她治伤，还给她服中药。五个月过去了，她的伤病才医好。由于马家兵四处搜捕红军战士，张老汉怕她再次落入马元海手中，拿出仅有的五块银元，让她离开贵德逃命。

胡秀英在同仁、贵德等地流浪，给人帮工做活。她与贵南农民李福结婚，迁到贵南拉乙亥地方居住。

人生对她来说，就像一条榛莽塞途的荒野小道，只有艰难地跋涉。她背负着西路军失败的沉重和血泪。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1）

黄科林一行伤病员80多人坐着马车到了西宁。马车停在三官庙军部门口，马步芳看了他们一下。傍晚传来马的命令，叫把他们“扛过去”。“扛过去”就是杀掉。

有人谎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伤病员，把你们送到医院去!”

伤病员都上了马车，被拉到南门外预先挖好的大坑前。敌人凶相毕露，乱刀砍杀，每人一刀，是死是活都推入坑内。伤病员脸上带着痛苦的愤怒，沉重地栽倒在大坑内。血，像喷泉般流淌。满天星极是遥远地灿烂。

刀光血影之中，一个马车夫趁夜黑把黄科林拉到一边。

他逃到一处菜园低矮的小屋里，种菜的老汉给他洗去手、脸和衣服上的血污。

他在农村讨饭度日，但没多久又被抓住。

马步芳随从副官马英的传令兵见他年龄小，把他要出带到自己家的饭馆里拉风箱。马步芳下令搜查“共产娃”，凡藏共产的人不交出者都要罚款。传令兵又把他送到大十字旅社做杂工，不到一个月，他被抓到“工兵营”做苦工。1946年底工兵营解散，他才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在化隆甘都被招为女婿，从此务农。

黄科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交通连指导员，湖北省红安县人。他在永昌战斗中腿部负伤，住进水磨关总医院治疗。当时战斗失利，首长来医院看望他们，说部队先走，把伤员留下。他自己带伤赶到倪家营子，被一位称“赵老爷”的老乡收留在家。

马家军搜查红军，将他从窖内搜出，当时就要杀掉。赵大爷和几个老乡苦苦求情，说他还是个小孩，又带着伤。这才幸免一死。

他被押走时，赵大爷叫自己的女人给他的两条袖内缝满干粮，一袖子炒面，一袖子炒豆子。

从此，死的阴影久久不散，陪伴着他走过洒满血泪的路。

从西宁市西行，渡过潺潺湟水，沿响河峡步步高升，头顶上就压着日月山。日月山留下文成公主西去的足迹。她举起手中的日月宝镜，窥见长安城中的繁荣景象，再与眼底下那曾被唐代诗人杜甫形容为“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凄凉景色相比较，不禁如雨的泪水汇成一条河流自东向西倒淌而去。后来，文成公主想起了父王唐太宗的嘱托，为了汉藏人民友好，便将日月宝镜掷在山下，擦干了眼泪毅然西行。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这座叫“赤岭”的山更名为“日月山”，把那条向西流去的河称作“倒淌河”。

倒淌河啊，你流淌的究竟是文成公主辛酸的眼泪，还是西路军将士沸腾的热血?

“早死晚死只有一个死，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大丫头!”女红军李桂珍和战友们被活埋时这样说。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2）

她和好几百人被押在南门外火神庙。每人每天一个饼一碗水。天天审问，审问时用针扎手指甲缝，还用麻绳绑着头往后拧，痛得要死，眼珠都要迸出来了。

白杨树开始爆芽的时候，他们被分批活埋。

夜，昏沉黑暗。和她一起有很多人被押到南山根。马家兵用铁锨、板镢给每人一下，打死打不死都推下很深的坑内。大坑有三四层楼房那样深。

她被铁锨砍了一下，砍在脚上，推下坑去。她没有死，什么都知道，就趴在坑边。马家兵在上面压土，没有压在她身上。

雾霭袅袅，浮云也变得灰厚。到处都是吃人的狗，很凶。她怕被狗吃掉，藏到一个山洞里，后又跑到山上老乡家里。老乡给她吃的、喝的，脚伤慢慢好起来。她不愿牵连人家，就到处要饭去了。

高原寒风吹透她的衣衫，四处要饭饱尝辛酸。她又要到西宁来了，被马家公安局的人抓住，准备杀了。局长王道明的老婆徐阿兰把她留下，要她和另一个红军当丫环。三年后，她和王家赶马车的结了婚，过着只能遮体糊口的日子。

姚芝珍是红五军卫生战士。当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掀开第一页时，她只有15岁。

她被押到西宁的第二天晚上，马家兵对她们说：“走，送你们回老家去!”

那是终生难忘的冬夜，空空荡荡，冷得出奇。在南滩万人坑前，有的红军战士被截肢、割鼻子、砍耳朵。王启忠未等刽子手的棍棒打下，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跳下深坑。姚芝珍脚上被砍了一刀推下坑去。她苏醒后，忍着伤痛和王启忠一起爬出了万人坑。

姚芝珍带伤难以行动，不忍拖累王启忠。王启忠依依不舍地给她留下家乡的通讯地址。

她爬呀爬呀，爬到张奶奶家，躲了半个月。张奶奶准备了一些干粮对她说：“你快逃命去吧，马家军天天来搜查，万一把你查出来，连累了我们，要杀头的!”张奶奶告诉她，“不要走大路，沿山上小路走，不会被人发现!”

她带着伤痛连夜走，两天过去，又饿又累。第三天碰到一户庄稼人，把她藏到地窖里，白天藏起，晚上出来。他们用尿给她洗伤口。两个多月过去，她的伤完全好了，要回四川。女主人说：“四川那么远，你怎么能回去，你学会青海话，做我的女儿吧!”她想说句感谢的话，却心里一酸，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

她在甘德青家落下脚来，后来甘德青的儿媳患咽喉病死了，她做了儿媳。

姚芝珍，四川苍溪县人，13岁参加红军。岁月飞逝，她已步入晚年，但她的心依然很沉，说不出是啥滋味。她常常卷起裤腿，脱下鞋袜，让人们通过她那断了脚趾的伤疤窥看一段沉重的历史。

“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西路军总医院驻地。临泽贾家屯庄几间相通的大屋里，住满了红军的伤病员。地上铺着草，中间架着火。岳仲连的大腿在淌血，北屋里的一个红军娃娃来到他身边照顾他。

马家骑兵猛冲过来，个个黑脸秋风，眼睛溢满肃杀之气：“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赤血白浆喷天溅地。红军伤员扑倒在地……

马家兵问岳仲连能走吗，他说不能走。“叭”一枪，红军娃娃扑到他身上，子弹从娃娃的脑袋穿过，又从岳仲连的左肩穿过。那么小的娃娃当时就死了。马家兵见他没死，又上来在他脖子上、头上连砍三刀，他顿时昏了过去。马家兵抢死人的东西，把东西拉过来拉过去，把地上的麦草引着了。第二天，他又活了过来。地上、墙上全是凝固的血迹。战友的遗体遍地都是，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尸体上烧着的衣服和皮肉冒着缕缕青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焦臭。他无法挪动身子，便咬紧牙关支撑着抬起头，还有一个活的，下巴被打掉了，脸上、身上全是血，样子十分吓人。

潮动的晚霞向大地泣下血泪……

岳仲连，四川省南江县人，1933年14岁参加儿童团，后正式成为红军战士。因为年龄小，红军打仗时不让他们参加，给他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藏着。如果仗打胜了就叫他们打扫战场，捡拾东西；如果退了，就叫他们一起撤。长途行军，小孩子走那么多路，跌倒就睡着了。老战士烧了烫水给他们烫脚活血，否则第二天就没法走。几年后他任警卫排班长，西路军组建骑兵师，他随警卫排的一个班都到了骑兵师。骑兵师增援高台时他大腿负伤，被送到贾家屯庄红军总医院。

风吹旷野，发出阵阵鬼哭似的啸声。

附近的老乡来掩埋尸体，发现岳仲连还活着，就悄悄把他抬到沙河的一个小庙里。天黑后，一个姓贾的老爹给他送来一罐热乎乎的洋芋米汤。老爹扶起他，一口一口地喂。他喝了米汤后，慢慢地能说话了。

老乡给他送来好多冰块和一袋炒黄豆。十多天过去，他终于能动弹了，就试着爬出去要饭。他的伤渐渐好了，就辗转张掖、临泽、高台一带，放羊、薅草，干些杂活谋生。刚找上个落脚点，又被马家队伍抓了兵。他1946年逃走，定居玉门。

多年来，他每年都给红军娃娃烧纸。他常说：“要不是红军娃扑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

张掖，裹在浓重的夜幕里，每寸土地都冰冷阴湿。一群红军被押到东校场，面前是一人多深的大坑。刽子手挥舞大刀，连砍带推。马玉莲个子小，站在人群中，只觉后背被推了一下，头上被砍了一刀，就不省人事了。

马玉莲渐渐苏醒，和几个没断气的人推开压在身上的尸体，爬出了坑。她说：“同我一起出来的有七个同志!”声音酸涩而哽咽。

她拖着满是伤痕的双腿，讨饭到了大、小湾一带。一位给地主家做饭的妇女告诉她，民团正在抓人，让她躲进这家地窖。搜捕的过去，她从窖里出来。

关押在张掖的西路军被俘伤病人员几个月过去了，夏日的一个中午。戈壁滩热气蒸腾，她头上、手上的伤口全化脓了，上面爬满了苍蝇，她连摆手驱赶一下苍蝇的力气都没有。她被一个放羊的老乡悄悄背回家，又活了过来。

碱滩有个年轻人在平山湖放羊，牧民们劝他俩成亲。结婚那天，她放声大哭了一夜，又大病了一场。她知道，有了这个小家，就很难再回到红军大家庭了。

似乎远去了，那严寒中屠刀下生命的颤抖，那浪迹天涯倒在荒原悲愤的呻吟。在平山湖的第二年，她生下儿子邢满山，可是平山湖并不太平，她因头上的枪伤又被民团抓去了。丈夫找了保人才把她放出来。碱滩的婆婆想看看从未见面的儿媳和孙子。三人回家看望老人，到家第三天马家兵又来搜人。她和丈夫、孩子匆忙从后院墙洞逃走，婆婆却被活活打死。

马玉莲是妇女团二营一连的指导员兼政治干事，四川省南江县人。她这个童养媳，1933年15岁时就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被编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列宁缝纫工厂，后来调到供给部被服厂，还在文工团工作过。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中。总部命令将不能用的枪支炸掉，其余的枪弹收回，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供给部给她们发了点白银、大烟，给连、排干部分别发了一两颗手榴弹，以备急用。她们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全连会议。连长、排长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个班长和二三十个战士。她们将白银和烟土发给个人，并动员大家坚持斗争下去。部队出发，身强力壮的走在前面，妇女和伤员跟在后面，不准咳嗽，不准讲话。马家部队突然出现，把后面的妇女和伤员拦腰截断。大家拼的拼，跑的跑……

她同郑兰英、年明秀、杨秀英跑到一个煤窑里躲起来。寒风狂吼的日子，即使在家里，鼻眼也会冻得冰凉。她们在煤窑里冻得受不了，只好下山。她两只脚冻得红肿化脓，又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还发着高烧。她和杨秀英相互搀扶着走了10多里，伤势很重的杨秀英终于离她而去了。她们被马家搜山部队抓住，押到张掖城南关回民店，先是搜身，后又遭受拷打和凌辱。

人生岁月流逝不返，马玉莲已是满头白霜，满额皱纹。她走过了一条长长的洒满泪水的路，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她不愿回想过去，不愿敞开心扉。这会触动心头的隐痛，勾起一串伤心的回忆。

沉重的人生

在祁连山的支脉冷龙岭以南，大坂山及青石岭以北，蜿蜒奔流着银波翻滚的浩门河。浩门河也叫大通河，流经门源，到民和享堂附近与湟水汇合，到甘肃河口注入黄河。浩门河发源于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峡谷，倾珠泻银般地直流而下，清澈晶莹，沁冷甘美。浩门河翻腾澎湃，声响两岸，宛如在讲一个沉重的动人的故事。

红军老战士贺颜太1966年到海北州和门源县两级政府所在地浩门镇，参加州积极分子代表会。他在会议期间，去看望把他从马家军屠刀下救出的宋元春夫妇。当他穿过绿树成荫、高楼耸峙的主要街道，寻找当年的住处时，哪里想到两位老人都已去世。他赶到老人坟上，哭了整整半天。冷冷清清的坟冢上，几株衰草瑟瑟抖动。他思绪翻腾，穿过斜风细雨，穿过岁月时空……

贺颜太是红三十军兵工厂班长。他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后，十个脚趾五个被冻坏，行动困难不幸被俘，经门源押往青海。夜密得像一张网，紧紧地裹着十几个伤病员，他们被拉出去处死。眼前一片浓黑，贫苦出身的警察宋元春悄悄地把他和另外两名难友藏到路旁壕沟。宋元春把他背回家中，又将另外两名伤员托别人安置起来。

宋元春老两口，给他敷药治伤，端屎端尿，简直就像待亲生儿子。他伤口渐渐愈合，可以走动，可以干活了。

他看着两位老人额头上深深的皱纹，看着老人清癯的面容和忧郁的眼睛，从内心感激救护之恩。他称宋元春为爸爸，称宋的老伴为妈妈。

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马家军搜寻红军流落人员，搞得越来越紧。1938年乍暖还寒时，他又一次被捕，编入被俘红军组成的苦役队，到门源县下大坂山修公路。他被抓走的时候，宋元春夫妇几乎哭成了泪人。

两位老人跑到下大坂山修路的地方看他，怕他挨饿，给他送吃的东西，怕他伤脚受冻，给他送来棉鞋。望着二老慈祥的面容，呆滞的眼神，他感动得直落泪。二老见他受冻挨饿服苦役的样子，伤心地哭了。

贺颜太逃跑了。在朦朦胧胧的暮色中，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幽灵在空寂的山野上移动。他不敢回二老的家，逃到祁连县八宝东草河，给李成才家放牛。李成才给他介绍对象，从此落脚在八宝东草河务农。

岁月汤汤，风雨凄凄。贺颜太已是垂暮之年，但每当想起宋元春二位老人，他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止不住喉咙发热，眼圈发红。

裂地惊天的屠杀（1）

西宁

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的传令队传令长马英——

一批红四方面军俘虏130多名，押在西宁大南门外的土地局里。1937年元月，马步芳以及厅长、委员们决定，叫传令队将俘虏来的红军押送出来，从街道上走过，马步芳等人要观看一下。

马步芳和委员们、厅长们在观井街军部门口。俘虏的红军从观井街走到军部门口站着。马步芳观看以后对委员们和厅长们说：“别看这些人穿得烂，没有劲，像讨吃一样，可把我们兄弟杀掉得多。你们一定要替弟兄们报仇。”

晚上9时，马步芳亲自给我说：“马英，今晚传令兵在南滩杀红四方面军俘虏，你监管去，不要让跑掉一个。若跑掉一个俘虏，我就要杀你的头。你要亲自杀，你对杀人还有一套本领。”我就一个人先走了，随后跟我来的有马颜林、白八甲、陕少祖、尕拉文、陕金全、马明胜、尕拉木七人。

我们八人到南滩杀人的地方，马进朝传令兵大队长已经带了传令兵杀掉10多个红军了。我们在坑沿上拉着红军就杀。我杀红军8名，用枪打死2名，共10名。白八甲杀了15个。陕金全杀了三四个，杀完后说：“我的刀不利，杀得慢，有的没有杀死就推进坑里去了。”陕少祖杀掉红军七八人。马颜林杀掉七八人。尕拉文是用小刀，杀掉红军5名，其中没杀死的有2名，推进坑里（我用枪补打死的那两个）。马明胜是用苏联大刀杀的，杀掉红军19人。尕拉木杀掉红军七八人。

马英老婆莫枝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将分散各处的

红军战士遗骸起出集中掩埋那时我大约21岁，住在西宁的骡马市。那年冬天半夜时，马英由外头回来，手上拿着二尺多长二寸多宽的刀，刀上有血。马英的上装和裤子上都有血，脸上也有些血。我问哪里来的血，他说是杀人的血，并且说：“人血闻着心潮得厉害。”他对我说：“杀的是俘虏来的共产，我们传令队都去了。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我们就用石头往死里砸。”这样一连杀了两夜。

马子文（曾任马步青参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1955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

裂地惊天的屠杀（2）

西路军战士遗体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当时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火神庙有三个坑，挖出人头700左右。万人坑中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其中有一张湘鄂赣的布钱票。还挖出一个小人头。每10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那时是我数的，总数1700个人头。

河西被俘红军从扁都沟下来，在大梁这地方，马步芳的三兄弟马步瀛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下来做眼药。

我在凉州见到被俘红军，问他们这样吃苦图了个啥。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主义，生是为了主义，死也是为了主义。

修烈士墓时，我买了20辆架子车拉运烈士的遗骸。沿途烧纸的群众有三四百人。

杨永德（西宁市民政科主办优抚工作）——

红军被害烈士忠骨都用柏香、黑龙纸包裹后装入红布袋内。每袋7—15具，共装袋103个。

南滩流水沟万人坑，是长宽各3米多的一个正方形，坑深10米，是人工挖成的坑。挖掘的时间是1955年10月中旬，下挖2米后才见忠骨，分五六层掩埋，每层埋土约1米。此处共迁忠骨七八百具。其余两处是水冲的坑，比较浅，有略加挖掘的形状。

烈士的头骨约三分之一有伤痕，是打伤的，伤洞较大。根据分析是用镢头、榔头、木棍、铁锨等铁木石器砸的。伤痕骨参差不齐，有的骨片与头骨连着，有的骨片已经脱落，有的胫骨已断，可能是用铁锨铲的，有的脚、腿、手、两臂也有伤痕。参加挖掘人员和围观群众都为之伤感，甚至落泪。

武威、永登

李惠民（骑五师补充旅上校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我军后勤学院任教，曾任青海省政协委员）——

裂地惊天的屠杀（3）

1937年元月下旬2月初，被俘红军的重伤病员由武威送永登，由补充旅接运到青海。伤病员能走的就勉强走，不能走的坐在骡马大车上，大车是由武威兵站派的。马呈祥告诉我：“主席（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来电话说，把不能走的伤病员就地处理。”过了两天，旅军需主任宋海峰在旅部大门口偷偷问我：“昨天夜里，一些伤病员在东山背后，由‘牙齿’带着人去埋掉了，你知道吗?”我惊异地说：“不知道！”宋说：“那是旅长（马呈祥）偷着搞的，悄悄地。”“牙齿”是旅部中校副官马超群，因为牙全是补的，所以人给个绰号叫“牙齿”。马超群是马呈祥的至亲亲信，也是帮会里的骨干。这次残害红军据说是利用哥老会的人搞的。

1937年大概在10月间，马步青部旅长马禄，到前方去抗日，道经永登时，由补充旅第三团（红军编成，1000人左右）调拨一二百人补充。一天午后，马禄、马呈祥、王绳祖和我到永登西门外河滩。第三团按一、二、三营次序排队等候。王绳祖宣布了要选拔一些人补充骑兵旅到前方抗日。话刚一说完，大约有十来个红军战士举起右手，口里喊着报告说“我愿到前方去抗日”跑出队列。前后有十几个人出队。马呈祥很不高兴地说：“不服从命令。”以后我同宋海峰扯到这件事时，宋说，那些自动跑出来要求抗日的红军战士一个也没叫去，并且在当天晚上也是利用哥老会的人在东山背后埋掉了。

骑五师补充旅军需主任宋海峰——

1936年11月间，马呈祥从古浪向永登送来红军俘虏20多名，由我交给喇平福团长。在他的营房后院挖了两个坑，砍一刀不论死活都埋了。当时我也在场，看了三四个就走开了。到1937年2月，马呈祥让重新挖出，在夜间用大车将死尸拉到城外山沟内埋了。

1937年元月由武威押送红军俘虏，汽车到永登后换大车派人送往青海。在永登派车派人都由我和参谋长李惠民负责。估计前后共送红军800来名，完全被马步芳活埋残杀。有一次，马步芳给永登马呈祥来电，叫将俘虏中伤势重的挑在永登，不要再送青海。马呈祥就令李惠民、马成义等去挑，到夜间令营长马成义派人将挑下的红军俘虏活埋残杀于永登的东山沟内。前后共计挑了三次，每次十来名。我也参加挑过一次。

裂地惊天的屠杀（4）

张掖、门源

张掖。1937年古历十一月初四，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下令将分到各连去的女红军以及孩子，集中到大衙门后和东西狱庙。午夜时分，全城戒严。有人说：“送你们回家!”她（他）们被推上大车，拉到东关外飞机场。每个人的身上戳一刀或头上砍一刀，推进两个长4丈、宽3丈、深6尺的大坑里。第二天拂晓，当地居民李成文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娃子，浑身血淋淋的从死人坑里爬出，又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埋掉。从此，人们都叫飞机场为“万人坑”。有句民谣：“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韩起功指挥他的部下和民团，在张掖的东校场、牛王宫、王母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下面、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方多次活埋红军。

被人们称为“万人坑”的张掖东校场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李春芳——

1937年二三月，一天晚上，上面的命令来了，叫我们拿上绳子，说是去拉草。我们到了西门，见有很多人。马匪兵说两人一个，一个人拉住，一个人绑绳。都是小红军，绑住以后就扔到大车上，从城壕口去麻尼旗杆那里，被马匪兵都杀了。开始是打枪子，因为是夜里，我们没见用刀砍的情况，实际刀也砍了。这一次是杀21或23人。又有一次是县政府的副官通知我们，叫我们拿上铁锨埋人，埋的就是被杀的战士尸体。晚上在窑沟槽埋的，只觉得一大片，多少人不知道。

听说大桥、古城那里都杀过红军。有一个战士走不动，被马匪兵砍一刀，没死，后来用石头砸死了。

当时门源民团是两个团。第一次民团是强人强马，有枪有马，第二次就差了一些。我们这些人是第三次。当时的任务是盘查行人、放哨、抓红军散兵。

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张承学——

头一次是隍庙那一次。把手、脚冻掉的不能走动的红军被俘战士四五人，拉到窑沟用刀砍死了。有的红军战士叫不要用刀砍，说有一块铜钱买个枪子，用枪打了算了。第二次是在麻尼旗杆那里，20多人。事先马匪兵都准备好了，是用枪打的。当时我们在外围，打了以后我们拉到坑里埋的。

红军战士穿的是破毡中间挖个洞捆到身上，都是破烂不堪。

据张掖地委党史办统计，西宁、河西等地被害红军将士总数为4643人。

红军将领的人头

骑五师副官处长薛克武——

我到张掖慰问马匪部队伤员，从张掖返回武威途中到山丹南关时，与马禄说话。马禄说，这位郭先生（郭锡山）汽车上带去，见一见师长（马步青）。马禄交给马彦彪一个木匣，我们就离开。我同郭坐在前边同司机在一起，到武威后我才知道郭锡山是红军师长。郭见过马步青后，就住进副官处与我在同一间屋子。马克俭叫修械处人把木匣打开，才知是董振堂的头，面上有血。马克俭从医院叫来了两个看护，用酒精把血洗净，拍了相片。

敌人将董振堂（左）、杨克明（中）、孙玉清

（右）的首级割下，送南京政府邀功马步青河西医院院长张琪——

马匪由高台将董军长等四颗首级带回武威后，即令传令兵等送到医院，说这是董军长等的首级，并令以前被俘的小战士在医院当护士的来认。小红军只认识董军长的首级，其他三颗不知是谁。传令兵等临走时说：马师长令妥善保存，不准损坏。第二天，马步青亲自到医院来观看，对我说用药水好好的保存起来，不准腐坏，以便向中央领赏。我说医院没有酒精，不能保存。马立即严肃地大声说：没有酒精买烧酒作酒精，领赏回来二八分成。用这样威胁利诱的鬼话来压迫，使我敢怒而不敢言。他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他欠医院的经费很多，怕医院无钱向他要钱。经费几个月才发一次，并且不按数目发。在此种淫威下，只得服从他的命令，买了几十斤烧酒作酒精（因医院只存几磅好酒精），又用白铁做了四个筒子才将四颗首级保存起来。在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至西宁交给马步芳。

马步芳中山医院院长星天光——

1937年我在卫生队，中山医院院长是谢刚杰，谢的前面是我当院长。听说中山医院护士詹乐圣保管两个红军领导的人头，一个是董振堂的，另一个是谁不知道，用酒精泡着。有人参观，詹拿出来叫人看。以后这两个人头交给胡宗南或蒋介石了，我只是听说马步芳叫人送走了。

血淋淋的瞬间

日月轮转，时序更新。西路军将士的遭遇，已经成了回忆中的惨烈。但是，当历史将这些瞬间推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能不让这些悲壮的故事携带我们深沉的思索，久久地绕于历史的长廊……

红五军卫生队队长被敌人钉死在高台城内（现县政府院内）的大槐树上乔元玉在倪家营子被俘。在押往新城的路上，敌人恐吓他们，把一位连长吊在山庙前的一棵树上，脱下衣裤，用刀剥皮致死。

一名病弱走不动的红军战士，被马家兵在腰下戳刺一刀，抽出一截肠子拴在马尾巴上，鞭马狂奔。

有的被俘红军被捆绑起来，在脖子上割一刀。马家兵拿上馍馍争相蘸血吃，说什么吃了人血馍馍能“壮胆”。

一个红军女战士被杀害时，马家兵把她的七八岁的小孩绑在她身上，将女战士一刀砍入坑中。小孩随着惨叫一声“妈！”堕入坑里，又被石头砸碎了头颅。

押往西宁途中，一男一女两个红军被马家兵绑住手脚，全身用棉花包上，倒上油点着。被烧的人疼痛难忍，跳着挣扎。马家兵高喊：“好看哪！好看！”哈哈大笑。

湟源民团押往青海的红军，一行四个女的，八个男的（都会理发）。其中一个男的冻掉了脚走不动，到流水沟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其余七人因民团三个营争着叫理发，你争我夺相持不下，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

永昌水磨沟，马家驻警那里关押了七个被俘红军。一天下午放风，一个马家兵说：“我来打个靶!”该兵问俘虏谁愿当靶子，自然没有人愿意。他便拖了一名年龄约30多的红军，押到200公尺左右的地方，命中心窝。这兵还炫耀地问俘虏：“我的枪法怎么样?”大家都低头默默地看着牺牲的战友。

血淋淋的刽子手

马平安，将被俘红军绑在树上，活活剥开肚子取出胆来。

马家军围观西路军被害人员李贵在武威东门外小南街子杀害7个红军。第二次把13个红军杀在东门外，第三次又把6个红军杀在东门外。杀6个人时，李贵用软馍馍蘸血吃。他还拿来两个人心让赵德炒着吃。

蓼泉乡刘家墩子。四名负伤的红军娃爬到刘宗福母亲家门苦哀求救。刘母将红军娃藏于炕洞，同济温饱。甲长刘文恒引着马家兵，来刘母家讹诈恫吓，从炕洞里搜出四个红军伤员，拖到门外场地。刘母双膝跪地颤抖着求告宽容红军伤员，非但无救反被脚踢，又用枪托捣打一顿。众目睽睽之下，刘文恒手执木榔头直照红军伤员头颅砸去，一榔头一个，顿时脑浆四溢，血肉横飞。

一男一女两个红军，在农民夏季看菜的土场房子里暂避风雨。赵延典，号称“三贼”，来到场房勒索红军的白银、烟土，又剥去衣服，洗劫一空。经过一夜，红军被冻为两具僵尸。

李寨乡三寨村马福成，将失散的一名红军司号员俘获，要夺军号。司号员抓住军号不放，马毒打他。他操着四川口音骂不绝口，并高声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马福成将他缚在大庙门前桩上，用土炮将胸部轰烂，鲜血直流，活活痛死。

肃南孙录，用木杆插入一红军女战士阴道内，将其折磨致死。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1）

黄河发源于青海，它哪一纹涟漪带着西路军将士温暖的气息？哪一片波光隐着西路军将士刚强的身影？哪一丝水汽裹着为人民解放而战的硝烟？黄河岸是曲折的锯齿形，除因大自然风浪剥蚀，是否还留有西路军跌宕多难的痕迹？这条曲折而漫长的河流，这条古老又年轻的河流，每一纹涟漪，每一片波光，每一丝水汽都在历史赋予的时空里沉思，回味长夜的黑暗与黎明的霞光，都高高地举起手来，举起一串震撼心扉的金属之声！

《青海日报》1937年5月18日报道：“马指挥忠义搜剿黄番残匪时，缉获伪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及伪总政治部要员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孙玉清为湖南人，年约30余岁，其妻前俘虏抵省后，现安置医院中云。”

青海省政府二堂东厅。马步芳骄矜地坐在右上方沙发上，左右簇拥着一些卫士。

孙玉清踏进大厅，马忠义紧紧跟着。马步芳的两道目光直直地迎了上去，盯着被俘的红军将军。

孙玉清漠然瞄了对手一眼，眼光炯炯。他头已剃秃，面容清癯，眼角有点皱纹，穿蓝布中山装，风纪扣紧扣着。马步芳指着左下方的沙发让坐。孙玉清坐了下来，冷静地观察着对方。

这次审讯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座谈方式。马步芳的高级幕僚马绍武、马德、陈显荣、马骥参加了会审，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以记者的身份到会旁听。

“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马步芳问。

“28岁。”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19岁那年在湖南参加，家里很穷，自小劳动。参加红军后在湖北、河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孙军长缓慢而有力地回答。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过战?”

“记不清楚，那一带许多都是游击战。”

“河西总记得清楚吧?”孙军长沉默不语，没有回答。马步芳矜持地继续问道，“你怎么被我们俘虏过来了?”

“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2）

“有子弹，你还要干?”

“是的！一个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你说离不开枪，今天离开了吧？”马步芳狂笑几声，带着傲慢的口吻望着孙军长说。

孙军长长叹一声，大有英雄无穷感怀之慨。

“我们损失很大，总算解决了五军、九军、三十军，把你也捉住了！”

“我军西渡黄河，不幸就走上一条绝路。地理生疏，没有后方，补给中断，粮弹都缺，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

“我军作战怎样?”

“只能以庞大的兵力硬拼，不能以少胜多，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马步芳不甘心于孙军长的奚落，又以骄横讽刺的语气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

“我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有话说不尽，自有后来人!”孙军长态度沉静。

空气立时紧张，全厅屏息无声。马步芳在地毯上搓了几下脚，想再说什么终于说不出来。好一阵才问：

“家里有什么人？不想念吗？”

“离家已久，从来不通信。我本是穷人，管什么家！”

马步芳似怒非怒地冷笑着，转向在座的幕僚们：“他不管家?”

“他不管家？”

“不管家，他管什么？”

幕僚们随声附和着，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气氛松动了一些。

马步芳回头对马忠义说：“前方归来的将士们好好休息几天，弟兄们太辛苦了。”接着又问孙军长，“你们怎样对待士兵？”

“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为了革命团结在一起！”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3）

这天，预先准备了一席饭，既是为马忠义接风，也是对孙军长软化诱降的优待。马步芳知道难如其愿，改换口气说：“算了吧，我们吃饭。”

马步芳坐在上首，孙军长坐在对面，幕僚们两旁就座。马德讨好地说：“今天的饭是喜宴，是献俘的喜宴!”幕僚们随声附和。马步芳脸上的肌肉有了几分轻松。

孙军长双眉紧锁，冷眼旁观。席间，他不举箸，不言语，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孙军长被关押在东关马忠义临时寓所，他只能在院子内外走动，离开较远就被制止。马忠义有时“邀”孙军长到大街上溜达，往往坐一辆轿车，很少让其步行。

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曾几次采访孙军长。“我军是北上抗日的!”军长慷慨激昂，只表示抗日救国的坚定志愿。

马步芳曾亲自“陪同”孙军长，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强迫劳动的被俘红军。

“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马步芳问。

“是的！你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

孙玉清烈士纪念碑马步芳还“请”孙军长到被俘红军编成的“补充团”讲话。孙军长到“补充团”看望了自己的战友和部下，激昂地说：“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在，红军是杀不完的！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的红军壮大了!”

马步芳的“劝降”一次又一次破产，只好向蒋介石如实上报。蒋介石很快就下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黄河穿过长云笼罩的河湟谷地向东流去。大坂山和拉脊山褪了黄白，染上青黛。险峻陡峭的高山驮着一轮血淋淋的落日，嫣红的云涛如同万顷血波，浸透了暮色之中的青山翠冈。

孙军长被捆绑在柱子上，面对屠刀，昂首屹立。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像山岩深处的两个深潭，纵然飓风来临也不为所动，含蓄而深沉。他向壮丽的云空发出长风般的狂啸，那啸声孤独而高傲。他沉沉的声音叩响了酷寒中融融的春风，叩响了暗夜中曙色的诱惑。他脚下已经泛青的苦艾草在飞掠的风中摇荡起伏，好像为天边正在升起的黎明而欢呼高唱。灰蓝色的天际，隐隐涌现出崇山峻岭般的风云，仿佛是夜空的重重梦境，又仿佛是美丽理想的雄姿。

孙军长身首异处，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他从鄂豫皖走来，倒在青海高原。这个被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称为“战将”的军长，遇难时年仅28岁。

妻子岳兰芳

岳兰芳——

1933年我18岁时，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扩军。我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参加了红军，分在红九军剧团，长征后在红九军政治部工作。第二次过草地后，南下天全、芦山，在甘孜曲河，我和九军军长孙玉清结了婚，同时结婚的还有参谋长等几对。孙玉清个子不高，不黑不胖，待我很好，结婚时给了我一套新军服。

在甘肃靖远过黄河后，我在妇女团三连一排任排长。河西战役中，我右臂负过伤，留有伤痕。在整个河西战役中，我再未和孙军长见过面。

我们进入梨园口后，弹尽粮绝。领导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叫各自找生路。我们上了山，马匪放火烧山，只得出来，就这样被俘虏了。和我一块儿押到西宁的还有赵璧仙、万玉秀等人。

到西宁先在羊毛工厂撕羊毛，后被弄到马家陆军医院给伤兵洗伤口、洗衣服。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有三四十人，还有几个男的。

每天一听到马匪叫我的名字，心就怦怦跳，以为是要拉出去杀害。

有一次，我没有及时给一个伤兵洗伤口。伤兵拄着拐杖来找我，举起拐杖就是一下，打在我右脸部，打得我头昏眼花，耳朵嗡响。我气得抓起一把切刀朝伤兵砍去，被一块儿的女红军拉住了，不然我也没命了。

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岳兰芳！”一个马匪兵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孙军长在三四名马匪兵押送下走到身边。马匪问孙军长这个是不是你的老婆，孙军长说是的，并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马匪站在旁边，军长再没有说啥。过了几天，军长又来了一次，也没有说啥，因为马匪一直在旁边。

又隔了几天，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偷偷告诉我说，孙军长被马匪杀害了。我难过得一天没吃饭，在床上睡着。陆军医院的马匪见我不给伤兵洗伤口，就来了几个人把我从床上拉下来。一个按住我的头，一个按住我的脚，用棍子在我背上、腿上打……

我在医院一个多月，和另一名女红军被马元海弄去当了丫环。大约一年时间，又被马元海的老婆带到贵德的公馆。我到时，被俘女红军杜正英已在这里的伙房做饭。以后，我和马元海公馆劈烧柴的长工喇成德结了婚。

我在土改时曾任农协会副主任，此后一直务农。由于红军长征时受的伤，造成腰酸背痛，手脚麻木，眼花耳鸣，1969年丧失了劳动能力。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横行，说我是叛徒，经常批斗，成了专政对象，还在贵德隍庙关了40天。

1983年。一天，当朝阳射穿晨雾时，岳兰芳弃世而去。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1）

一百师二九八旅参谋长韩德庆——

孙军长在文殊沟一带被民团抓获，送到酒泉二九八旅旅部。

马步康旅长问：“你当什么官?”孙答：“没有当官。”孙军长被送到火神庙和红军俘虏关在一起。有一年轻红俘站起，说：“孙军长！”送孙军长的人就把孙带回旅部。

孙见马步康，仍不承认是军长。马步康叫我陪孙军长去洗澡。我在洗澡时对孙军长说：“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哥哥，你是个军长，马步康、马步芳对你还要按上宾对待呢!”他犹豫一会儿，突然坐起说：“我就是孙军长，不识字，由班排连营团长升任军长！”

当时，马步康在房外探听，一听说是军长即进房内和孙军长握手，连说很好。马步康离去，派人将新衣送来。

我二人一同回到旅部，和马步康旅长同室居住吃喝在一起。马步康给马步芳发电报说明俘获经过。马步芳回电：“对孙军长妥善照顾，等马忠义旅长返肃后，将孙军长交他负责带回西宁。”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马忠义由酒泉带孙军长路过张掖，居住了三天。由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在旅部设宴招待马忠义等及孙军长，我也参加。席间谈论双方作战情况，孙军长说：“我军这次失败，犯了兵家所忌的孤军深入的错误，弹尽粮绝，同时吃了你们骑兵的亏。你们的作战没有计划，专靠猛打猛冲，胜利是侥幸的。”马忠义离开张掖带孙军长回西宁。

一百师电台总台报务主任熊维邦——

我们电台分台主任周作锷，不知什么关系与孙军长相善。一次，我和张之俊去周家闲谈，偶尔遇见了孙军长，经周作锷介绍才知道这位红军军长。

孙军长中矮身材，浓眉大眼，面色黑黄，非常健谈，说起话来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桌子上摆着一大堆花生米和五香瓜子，边吃边谈。孙军长手握一柄约两寸半长短的旱烟袋，旱烟加香烟一刻不离。他从未提到政治上的问题，对两军胜败情况作了旁若无人的批评。他说：“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致的。一来孤军远征补给无着，二来天气寒冷没有根据地。你们的情况恰与我军相反，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们纵然有两百团兵力，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垮。因为你们的作战是盲目蛮干毫无作战计划，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2）

我们谈了约四个钟头，为能和一名红军将领会面而引为荣幸。走后，张之俊对周作锷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样一名身经百战之人，不知在他手里杀了多少人，像你这样一个穷酸人家，肯定要踏断你财眼的!”

事过不到三四天，张之俊对我说，孙军长已经被马忠义杀害了。我说，你根据什么说的？张说蒋委员长来电指示要处以极刑，昨晚在东关马忠义司令部执行，临刑时他大喊共产主义万岁呢!

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马彪旅电台台长应焕章——

孙军长到西宁后，专派该旅参谋长耿文魁负责监护，住在东关德兴店内。农历三月底我到电台主任周作锷家碰见孙军长，正和周作锷、张含英、耿参谋长一起打麻将。孙军长中等身材，圆脸庞，态度从容自若。周的电台曾派到马忠义团工作过，耿和周交情很深，因此耿带孙军长到周家打牌消遣。

一百师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辉——

我在伪师机要处翻译电报。红军军长孙玉清送来西宁，马步芳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大约过了一星期，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其主要内容是“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

马忠义的传令兵喇文彬——

我们去河西同红军作战，我们团是最后回西宁的。在回来的途中吃饭时，发现一位红军干部，白天和马忠义在一起，晚上不在一起。

到西宁后，我们先驻扎在后子河，那个军长已送到马匪步芳的军部。十天后，马忠义住到东关洋火厂。马步芳把红军军长又交给马忠义，住在洋火厂。洋火厂一进两院，中院是两层木楼。军长和马忠义住在楼上，在那儿住了十几天。

一天晚上来电话，集合传令兵。当时我在土店里住，等我到洋火厂时，已把孙军长杀在后院的马槽下面，头丢在一边。凶手是马昌龙，在场的有马国成（传令兵）、老尕（马忠义的舅子）。这时旅部的参谋长耿文魁命令我们把尸体送出去。我们用一条女人裤子把孙军长的头包起来，连同遗体一起放到马车上，连夜送到南门外的一个坑里。同去的有马国成、我和车夫。

第二天，耿参谋长又派人来说，军部要孙军长的头，要照相。马昌龙又到坑里去取孙军长的头，用一块包袱布包好，由马国成送到军部。

杀害孙军长的时间大约在1937年五六月份。

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来函收悉。我和孙玉清、熊厚发同志是很熟悉的，也非常怀念他们。他们是我们党的好党员，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关于孙玉清同志的情况，由于事隔几十年了，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或者记不准确了，现将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况，简要提供如下。

1931年我在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任政治委员时他当营长。1932年我任十一师政治委员时，他任团长。四方面军西征时，在枣阳新集的战斗中，他率领部队英勇阻击敌人，身负重伤，为保卫总指挥部的安全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伤好后，被调到九军去工作，后又任九军军长。西路军时，古浪战斗失利，主要责任也不在他。1936年12月，他从九军调到总指挥部工作，未到三十军当副军长。三十军副军长是熊厚发同志。1937年3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突围时，孙玉清、熊厚发同志受重伤，无法行走，未能和部队一起转移。后来听说，他们……牺牲时也非常英勇悲壮。

以上情况仅供你们参考。熟悉孙玉清同志的还有徐帅、程世才、李天焕、李卓然等同志，可向他们进一步调查。

李先念

1983年5月13日

（引自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血染河湟》，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页）

遗腹子（1）

孙玉清军长被杀害的噩耗传来，陈淑娥卧床数日，不进饮食。她想起那幼小的生命，那战火中留下的骨血，濒于死亡的心渐渐复苏过来。她的眼睛分明地亮了一下，随即，那点亮光又消失了，眨着忧虑和惆怅。

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驻扎在西康的炉霍地区时，经常为驻在此地的红九军演出。每次演出前军首长都要热情欢迎，每次演出后军首长又要热情款待。那时，陈淑娥刚刚19岁，像一朵出岫的轻云，爱上了已经结婚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虎生生一条汉子。爱情的种子撒到她的心灵深处，终于发芽、开花、结果。

红九军兵殇古浪，孙军长负伤挂彩。前进剧团奉命前往慰问演出，可是还未赶到九军驻地就被数倍的敌人包围。陈淑娥带着身孕被俘，当天夜里被满脸大胡子的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糟蹋了。她想到了死，但是腹中的孩子躁动了。她心中凄惨，欲哭无泪。孙军长押到西宁这天，马家军为了显示“战绩”，曾让孙军长站在高台上，面对人群。陈淑娥也被驱赶着站在人群之中，远远望着孙军长。孙军长泰然处之，神情自若。陈淑娥泪如雨下，心如刀割。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军长。

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她的身孕慢慢大了。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经过好心人的周旋，马步芳参谋处的参谋牟文斌把她接到家里分娩，生下个男孩子，牟参谋十分高兴，将她母子收养在家中。孩子还不满月，她又被马步芳要回到“新剧团”。马元海点名要她当小老婆。每天，泪水冲洗着她呆滞木然的面孔。

一天，天黑下来，她悄悄溜出二门，又侧身从大门缝中轻轻挤了出去。游荡的风像一把长鞭，抽打着生命微小的野花，凋谢的花瓣在寒风中孤独地纷飞，飘舞。她朝着一位四川同乡家中飞奔而去，想先藏下身来，然后接出孩子逃离青海，远走高飞。同乡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将她转移到更僻静的好友家去。不巧，这家人外出，他们只好折返回来。她本来身体虚弱，这么来回奔跑，加上紧张担心，刚迈进院门就一头栽倒在地。同乡一家慌忙将她抬到草房中，用干草掩藏起来，先设法给她治病，调养身体。

遗腹子（2）

马元海派兵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马元海怀疑这是和牟参谋串通好的，就派人到牟家把孩子夺了过来，把牟参谋五花大绑，押到城内大街小巷寻找陈淑娥。陈淑娥不愿连累别人，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便主动离开同乡家，向大街上走去，碰上被押解着找她的牟参谋。牟参谋埋怨地说：“你怎么能逃得出去？这一下孩子在我那儿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她被押回马元海家关了起来。孩子无人照看，放声嚎哭。哭声撕裂着她的心。

马元海狡猾地说：“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过问去向。只要安心待在我这儿，孩子就不会有危险。如果再跑，就别怪我无情!”

孩子被送到贵德县的刘副官家中，童年像青杏子一般酸涩。究竟不是跟着自己的亲人，六七岁了还穿不上裤子。冬天蹲在炕上，或者在阳光充足的中午蹲在那被太阳照得白晃晃的墙根底下；夏天爬在河边，远望晶莹的雪山。吮着凄冷的风长大的孩子经得起风雪，孩子身体很壮实，每天无忧无虑地四处欢跑。

她暗暗打听到孩子的下落，远远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孩子，睁大的眼睛里泪水冰晶般地凝结着。她多想亲近孩子，可是不能呀，万万不能，一旦被马家发现，就连这样看看孩子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的。

马元海有个远房侄子，是个厚道的庄稼人，侄媳也有个好心肠。一次，侄媳妇来公馆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她去时，先到的红军姐妹正在说笑。这些红军姐妹，失散在这一带，难得有这样相聚的机会。不一会儿，侄媳妇领着孩子进来，指着坐在炕沿上的女红军们，向孩子发问道：“好好看看，坐在一起的这几个姨姨，谁是你的亲妈妈?”

孩子瞪大眼睛，用手直指陈淑娥，稚气地说：“是她，她是我的亲妈妈!”

“妈妈”两字，催得陈淑娥泪水涌流，嘴唇哆嗦。她紧紧咬住舌头，好不容易才憋住没有哭出声来。

遗腹子（3）

她一把拉过孩子，抚摸着，眼泪直往下掉！她多么想说：“孩子，我是你的妈，我就是你的亲妈呀!”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捂住脸冲出了房

她要设法照顾一下孩子，尽一点妈妈的责任。可是，严酷的现实把她这一点愿望也给粉碎了。冬天，孩子没有过冬的棉衣，一位嫁给商人的红军姐妹给孩子做了一件衣服。新衣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消息传到马元海那里。马元海勃然大怒：“这个共产娃的消息到底走漏了!”他把商人抓来，扒掉衣服痛打一顿，整整打掉了背上一层皮。

凄风苦雨的10年过去了。马元海年事渐高，将陈淑娥逐出了家门。她流落到兰州，给别人当女佣，做针线。

新中国成立了，她回到四川平昌老家。土改为穷苦人带来欢乐，也促动了她对孩子的怀念。她告别乡亲，长途跋涉回到了兰州。

孩子参军时是1950年正月，还不满13周岁，第二年就到朝鲜去了。1955年孩子回青海探望养父养母，贵德的流落红军告诉他：“你的亲妈在兰州，赶快去找呀!”

一天，陈淑娥正在一位老红军姐妹家串门，张罗着蒸包子。她收养的一个小女孩飞跑来：“妈，快回去！家里来了一位解放军。”

“解放军?”陈淑娥疑惑地问，“你是不是看错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派出所的叔叔，帽子不一样，是大盖帽。妈，快回吧!”

红军老伙伴说：“你先别忙走，包包子吧！我替你去看看。”不一会儿，老伙伴连跑带喊地回来了：“快，快回去！是你儿子从青海找你来了!”

她扔下手中的包子，发疯似的往家里跑去。推开门，一个虎虎实实的青年军人站在面前。

她浑身颤抖着、哽咽着：“儿子……儿子……我的儿子!”她的心儿被热血与激情冲得颤动了，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多少年的含辛茹苦，多少年的忍辱负重，被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1）

祁连山的泉水，在崇山峻岭中旋流、跌宕、飞泻。泉水叮咚，不舍昼夜，坎坷地汇成大河，浩浩荡荡地汹涌而去，向着东方。

欧阳辉在睡意矇眬中，感觉到周围出奇地寂静，连忙爬起来一看，不禁呆住了。有人怔怔地站着，有人默默地哭泣！他冲到一位老大哥面前，摇着胳膊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大哥嘴唇哆嗦，半晌才嘶哑着嗓子回答：“我们与总部、主力失去了联系！”欧阳辉疯了似的奔上土丘眺望，除了半天流霞，看不见总部、主力的一丝影子。他心头感到一阵颤抖，痛苦的泪水刷刷流下。

欧阳辉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翻越雪山时因生病掉队留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了医生。

他们跑进山里，一清点竟有200多人。大山深处只有呼啸的山风，沉睡的林木。他们三天没有吃东西了，一些伤残体弱者奄奄一息。

大家相互搀扶来到山口一个村庄。敌人像是刚走不久，村里的群众也早已跑光。群众大概走得太急，有不少牛、驴没有拉走。他们高兴极了，七手八脚杀了几头充饥，并按红军的纪律给户主留下银元。然后，大家找了一些便衣换下军装。

黄昏，苍灰色的天幕散发着最后的亮色。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他们急忙分头往外冲，但是都被打回来了。敌人已包围了村庄。

他们12人躲藏在一间小屋里。敌人发觉他们没有武器，肆无忌惮地端着刺刀闯到屋前：“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哗啦”一声，几把明晃晃的刺刀从窗口伸进来。

那位老大哥镇静地向敌人的刺刀扫了一眼，转身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先走了！你们如果有幸不死，一定要找到党，找到红军，替西路军雪耻，为死难的同志报仇!”说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从容不迫地走出小屋。几个敌人一拥而上。他用力推开敌人的刺刀向前走去。“嘣!”枪声响了，他倒下去了。

护理员小刘第二个走出去。敌人见他是十四五岁的尕娃，便推到一边，说要带回去当儿子。

女护士小林擦干眼泪走出屋子。敌人先是贪婪地盯着她，接着蜂拥上来肆意调戏。小林破口大骂，拼命反抗。

目睹这不堪入目的一幕，欧阳辉的肺都要气炸了，呼地跳出屋子去救小林。然而，三把刺刀冷冷地挡住了他。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像是小头目，两只眼睛在他穿的皮大衣上转了几转，恶狠狠地命令两个喽啰：“去，给老子脱下来。”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2）

在红四方面军，医生受优待，大衣、帽子都是特制的。两个士兵一左一右地把他的大衣、帽子强行扒下来。他腰里挎着的药包露了出来。大胡子见了，眼睛一亮，问道：“你是医官?”他把头一扬没搭理。那家伙火了，挥拳就打。这时，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道：“慢着!”大胡子闻声收回拳头，对那人媚笑说：“啊！马副官，这小子是个医官。”

“你是医生?”马副官40多岁年纪，棕红色的脸膛和上过漆的皮靴一样，见他只穿着短裤，从地上捡起条毯子扔给他说：“跟我走吧！”马副官把他带进自己的住房，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当过几年医生，还说自己家境贫寒，有些文化，就提拔为副官。“你们红军作战真勇敢，被俘后一个个都不怕死，我实在很佩服。”马副官找来一身军装、一把军号、一匹马，要他扮作他们的号兵。欧阳辉夹在大队人马中到了西宁。马步芳下令把被俘红军集中起来，强制劳动。马副官对他说：“小兄弟，我是没法留你了，你到了那里要好自为之，多多保重。”他含泪向老大哥深深鞠了一个躬。

敌人从被俘红军中间选拔了18到20来岁的青年300多人，编成一个营，调往民和享堂镇，完成享堂桥东西两岸艰巨的石方工程。完工后，又将他们迁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等地，开荒修渠，筑路造桥。

欧阳辉面黄肌瘦，拖着疲弱的身体一歪一歪地抬石头。监工手持鞭子笑着叫他回屋里去，说什么：“你小子有造化，小娘们接你来啦!”欧阳辉猜疑，在这个集中营里谁会来看他呢？回到屋里一推门，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人一头扑过来抱着他。他定神一看，啊，原来是王桂英!

卫生队长遗体桂英原来是和欧阳辉一个医院的护士，长得很秀气。两人在医院里很要好，然而在战事频繁的环境里，不允许窃窃细语，爱意缠绵。部队分散行动以后，两人在躲避敌人的追击中跑散了。现在欧阳辉才得知桂英没有死，当了敌人一个医院院长的干闺女。

欧阳辉冷冷地看着她。桂英似乎从他的目光中感到谴责和鄙视的意味，便呜呜地哭了起来，向他诉说了跑散以后的遭遇和对他的思念之情。

欧阳辉望着她那泪汪汪的眼睛，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欧阳辉呀！看你瘦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桂英见他默默无语，拭去脸上的泪又说：“你有技术，跟我到医院去吧！我和院长说好了，让你当医生!”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3）

给敌人当医生吗？为杀死自己无数战友和兄弟姐妹的刽子手治病？不！宁愿死也不干。欧阳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桂英，她惊讶了。

“我没想到你的性子还是这么烈，你就不想一想事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回老家，千里迢迢，插翅难去！找党，找红军，又到何处去找呢？再说从狼窝里回去，人家能不嫌你身上的臊味吗？还是跟我去吧，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桂英的眼里闪烁出灼热的光芒，热辣辣地盯着欧阳辉，期待着他作出回答。

欧阳辉细细回味着她的话，然后说：“桂英，你这样关心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如你的愿。我在这儿虽说很苦，并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但这儿有我的战友，和他们同生死，共命运，我心里会快活些。桂英，让我们各自面对现实，忘掉过去吧!”

欧阳辉的这番话，沉重地触痛了桂英的心，她有一个更为辛酸的故事。她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过了好久，挣扎着站起来，掩面离去。

欧阳辉望着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内心深处体验着辛酸和炽热的感触。桂英走后，又多次捎信让他去，并给他带来不少的食物和穿戴。

岁月旋转了一个轮回——春夏秋冬。1937年底，国民党向青海征兵，于是马步芳将被俘红军一部顶了青海应征国民兵的名额。第一批没有抽上欧阳辉，第二批又没有轮到他。他就暗暗地找到送兵的马排长，要求把自己带上。

山溪带着冬的凛冽，叮叮咚咚地蜿蜒而去，他的梦在坎坷的逃跑路上变为现实。

他们走到兰州，又被分批用火车送往南方前线。闷罐车行到临潼停下加水，欧阳辉装作要小便，跳下车躲进附近的厕所里。他忐忑不安地蹲在厕所里，一分钟比一天还要难挨。好不容易等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

“你是干什么的?”正当欧阳辉出站时，不料从旁走出一个持枪的哨兵拦住他问，“你小子是想开小差吧？你是从火车上溜下来的。走，到团部见长官去。”

欧阳辉看看四周站着的全是国民党兵，不敢违拗。尽管他并不是从这个部队逃跑的，还是被“赏”了几个耳光，然后押到团部电话排当了二等兵。

一天晚上，欧阳辉到车站转悠，见到一个50岁上下，身穿灰军装的人，正和一群旅客说着八路军打日本的事儿。那人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引起他的注意。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4）

他止不住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挤进去把那人拉到外边，问：“你是八路军?”

“是啊，是啊！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电话班班长，听你口音是江西人吧?”

“对，对，对！同志，我可找到你们啦！告诉我，咱们的部队在哪儿？我要回部队去。”

漫长的一个月之后，他俩悄悄从灵宝上火车到了灞桥，离西安还有40多里路。灞桥车站驻有国民党贵州地方部队一四NFCA1师。欧阳辉和老班长一前一后往出走，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狡猾地要他们拿出证明来。他们悄悄出逃，哪里有证明。哨兵把他们带进连部。

连长很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老子没空和你们磨牙，是八路军也好，是逃兵也好，统统不追究，就留在这里当兵吧，亏待不了你们。”

“不行，我们是八路军，你不信就到西安办事处去问嘛!”他们一听让留下当兵，连忙拒绝说。

“少他娘的啰嗦，去，跟部队出操去。”

他俩打定主意不去。

连长见他们这么坚决，便恼悻悻地说：“好吧，既然你们是八路军，老子也不留你们，不过先打来一个证明才行。”他指着老班长说：“你去打证明吧！来了证明，老子再放他走!”

老班长走后，欧阳辉故意大发脾气，又跳又骂，闹得许多士兵围上来看热闹。连长轰了几次也轰不走，见留不住人，便说：“滚，滚吧！给老子把棉袄、棉裤脱下来，滚!”时值寒冬腊月，谁也不相信他会脱掉棉衣。

这时候走，真有拿整个生命赌上去的意思了。欧阳辉回部队心切，又在火头上，连脱带撕地把棉衣裤扔在地上，拔腿就朝西安方向跑去。

“站住!”欧阳辉耳际又响起一声号叫，眼前又闪出一柄刺刀。铁路边的一个哨兵狞笑着把他挡住。这，把他气急了，对着哨兵的脸狠狠地打去。哨棚里冲出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

欧阳辉历经磨难，1938年2月初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春节过后，到了延安。他被分配到军委警卫营当医生，不久任军委卫生所所长。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1）

2000年前，一支罗马军团迷失在亚细亚地区，行踪如同泥牛入海，在史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一个千古不解的谜团。近年来，一些乐此不倦的中外学者把搜寻的目光投向了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引经据典地说河西走廊是这支西方军队的最后归宿。

2000年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逆风西行，人的长发，马的鬃毛，队伍的旗帜，都飘成了风的姿态。西路军的执著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一道惊心动魄的闪电，溶入了昏昏黄黄混混沌沌的大自然生命之中。

太阳就要落下山去，空气里满含着硝烟气味。总部决定将马匹集中起来，组成骑兵驰援高台。康海生是总政委陈昌浩的警卫员，有马，也被抽到骑兵增援高台。实际上只凑集了100多匹马。他们走到刚看见高台城时，就被马家骑兵发现包围。苦战一场，寡不敌众，人马几乎打光。康海生的马被打伤，只身回到部队。

梨园口战斗之后，陈昌浩、徐向前在山上石头窝里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康海生是警卫员，负责会议的内卫，不叫别人听。冬夜用黑暗、酷寒和沉寂吞噬了山野。会议结束，康海生就烧掉了保管的电报。他和陈政委的另一个警卫员邱国春，徐总指挥的警卫员赵家仕、王茂金，总部政治部的保卫部长袁立夫等，跟随陈、徐首长化装离开部队去延安。

祁连山长云暗雪峰。他们在山里转了六七天，敌人盘查很紧，出不去。一天，康海生和王茂金、赵家仕在前面探路，走到黑河滩里，康海生和赵家仕被马禄的骑兵抓获。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枪支，再也隐瞒不住。他讲是红九军的战士，叫邝纪森，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康海生被俘后关押在张掖大车店。马家军的一个旅长被打伤，要用担架抬回青海，来被俘红军中挑强壮些的人。康海生和赵家仕都被挑上，共八人。康海生观察，八人中最少有两人是干部，都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

寒风从扁都口山峡迎面吹来，远处山顶白雪茫茫。世界似乎有点单调，有点苍凉。敌人一个连的骑兵护送。八个人轮换抬担架，走了10多天才到青海西宁。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2）

康海生和赵家仕因年纪轻被分到工兵营，他们那个连里都是小孩。开始在南城根打土块，后来修惠宁桥，一个班一顶帐篷，住在湟水河滩里。马步芳陪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到小桥工地看过大家。马步芳说：“这是你们的军长，看你们来了!”孙军长给他们讲了话，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以后不久，他们听说孙军长被马步芳杀害了。

扁都口康海生寂寂的心中常有暖潮在涌。他和赵家仕，还有一个安徽人两次商量想跑。康海生认识几个字，负责考虑逃跑的路线，安徽人负责偷豆面，搞吃的。可是三个人虽在一个连，却不在一个班，晚上分住在三个帐篷里，集中不到一块儿，所以始终没有跑成。

当时，大校场有一个给他们发放面粉的人，老是打听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估计可能是自己人，可又怕暴露身份，没敢联系。

天渐渐暖和起来，河里已经能洗澡了。康海生在小桥出着苦力，妇女团参谋长彭玉茹找过他一次。康海生是陈昌浩的警卫员，彭玉茹是张琴秋的警卫员，陈、张是夫妻，因此康、彭也熟识。彭玉茹眼里流露着真诚，叫康海生想办法逃跑，并把张琴秋和她都带走，说：“你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张琴秋现在歌舞团做饭，没暴露自己的身份，歌舞团的同志们对她好，把她保护下了！”

康海生空有壮志，四顾茫然，说：“马匪兵对我们看管得很紧，一时跑不出去!”

1937年10月，青海红军俘虏编成的补充团经门源、大梁等地去张掖。他们行走在荒漠戈壁，满目尽是黄色，间或有一小片绿意也被黄色夺了去。康海生踏着戈壁乱石，凝视远方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遇到大雪，很多人冻死冻伤在冷漠的风雪之中。他们到张掖修飞机场，修公路。1938年六七月，补充团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一双鞋，1000多人顶青海的壮丁将送到兰州师管区（国民党管壮丁的机构）。

康海生随队从张掖出发。小草在野风中低鸣，伴和着他心潮的翻滚。他在队伍过乌鞘岭时逃跑了。希望拥抱了他，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他气宇轩昂，深邃的目光闪着坚毅的光芒……

路旁野草挺拔直立，绿色的希望托着温暖和抚慰。康海生辗转一个多月，终于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谢觉哉是办事处党中央代表，伍修权是处长。他开始在办事处当通讯班长，以后当副官。

“补充团”与“工兵营”（1）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青海是凄凉世界，西宁是边塞孤城，西路军被俘将士困在这凄凉世界、边塞孤城。

艰苦的人生是经过洗涤的人生，悲惨的人生是经过砥砺的人生，被俘红军在“补充团”与“工兵营”是艰苦的、悲惨的。

被俘红军18到20多岁的青年被挑选出300多人，组成三个劳动队。时间是1936年11月，寒风已起。三个劳动队被调往民和享堂镇，担任享堂桥东西两岸艰巨的石方工程。开工时编为一个营，叫工兵营，归当地驻军第一百师补充旅旅长马全义管辖。同年底，在西宁又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劳动队。这次征拔年龄延伸到30多岁，修筑由西宁东郊到山峡的车马大道，长20华里，用了三个月。1937年2月，享堂桥码头工程竣工，工兵营调回西宁，改称工兵第一营，劳动队称为工兵第二营。第二营调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开荒2500余亩，修干渠一条，连支渠长约几华里。第一营调到化隆甘都大滩，开荒约5000亩，修渠几华里，还修建房屋多处，名之为“新村”；先后由化隆、循化移民一百几十户，从事耕种。

为进一步从被俘红军中攫取财富，1937年三四月间，又选拔十五六岁到40多岁的青壮年一千四五百人，将原有两个工兵营调返西宁，合编为一个团。起初叫工兵团，不多日又叫特务团，可是与正额编制的特务团同名，不便应用，最后改名为陆军新编第二军补充团。补充团下属四个营，每营四个连，618人，连属四个排，排以三个班组成。团直属两个独立连，各有173人。全团共计2850人，最高额达到3300人。全团官佐154人，都是马步芳由新编第二军调派，马腾任团长。补充团驻西宁西郊，被勒令修建该处的大桥和昆仑中学的校址。1937年7月，孟全禄任团长。孟全禄原是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由甘肃张掖赴庐山受训，因交通阻塞中途折回。马步芳即令其抵西宁接任补充团团长，并叮咛“要特别提防”。

孟全禄到职后，将担任建桥任务的一个营逐渐减为两个连，其余人力投入昆仑中学工程。他每天来往于两个工地，监督干活，规定晨7时上工，晚7时收工，中午一个小时的午休吃饭。

马步芳接受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在一个时期里对补充团进行所谓精神讲话。讲话在劳动间隙，一般由孟全禄担任，党政负责人也轮流前往。其中有CC系的马绍武、复兴社的李晓钟、地方系的陈显荣等。有次马步芳派魏敷滋到补充团，魏对战俘说：“你们走上了歧路，现在得到宽大，只有好好劳动，以求生路。”在军官层层严密控制下，全场麻木冷漠鸦雀无声。那天，适逢大雨倾盆，毫无遮拦地浇在战俘身上。孟全禄不准战俘稍微移动一下。

“补充团”与“工兵营”（2）

补充团战俘终年吃青稞面，蔬菜很少，肉类更谈不到。每人年发单衣和棉衣一套，布鞋一双，长期艰苦劳动以致破烂不堪，衣不蔽体，大半赤足。劳动工具只是简单的铁锨、镢头、背。晚间以班为单位住在单布帐篷，每篷只有破毡两条，每人盖着一件报废的烂皮袄，虱子丛生。破毡还让给病员和体弱的使用，其余都睡在烂草上。遇到大风大雨，缩成一团，互相依偎。

孟全禄向马步芳邀“功”心切，嫌战俘做活迟缓，一再命令各级军官加速督促。平时集合哨音一吹，行动稍慢或队形站得不整齐的，动辄就打。劳动中直腰喘气的，也施以种种折磨和体罚。孟全禄心中稍有不快，往往在战俘身上逞凶发泄。

湟水，蜿蜒飘逸，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城而去。修桥工程中的战俘，每天在湟水中干活，打河底桥基或捞运石头。清晨河水刺骨，肌肉发紫，虽被石块划破，还得忍痛照常钻水干活。施工中被淹死砸死多人，受重伤的多达几十人。一座渗透红军战俘血泪的四孔木架大桥，终于横跨湟水之上。

昆仑中学校址工地距离营地约有十华里，每晨迫令战俘从小桥毛胜寺，抬着所需大小木料，赶往开工。笨重的长途搬运已使人精疲力竭，到达后立即动手干活，不许延误，收工后又要返回小桥。校址地势低下，必须先在2000多间的房基上挖壕填石，因而大多数人到湟水捞石。雨天不能施工时，全体冒雨找石料，决不让休息。

补充团在完成上述工程之后，从西郊小桥移位于东郊乐家湾。马步芳命战俘挖土窑住宿。当时天已逐渐寒冷，立刻开工。在孟全禄的严厉督促下，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一个土窑住一个班，仍和住帐篷一样，没有什么应有的设备，艰苦情况并未改善。

1937年11月初，补充团开往甘肃张掖，归第一百师韩起功指挥，临行前破天荒地发给每连杂牌步枪25支，以及少量的子弹。这些枪大体上是废品。全团所有官佐，每人都带枪一支，以便管制战俘。11月的青海已是寒彻大地，行军至大梁，彤云密布，漫天大雪。受冻致伤100多人，其中半数牺牲，半数成为残废。因不堪迫害，在夜行军中逃走了20多人。韩起功将残废战俘遣散回家，但他们衣食无着，其凄苦情景可想而知。

“补充团”与“工兵营”（3）

韩起功将分散在张掖、民乐、山丹、临泽一带红军战俘，收罗了300多人，补齐了补充团的缺额，同时又组成一个200多人的补充营。韩唯恐战俘聚集一处发生事端，即于12月初开展所谓冬训，一直到1938年3月底结束。

马步芳为了解决西宁至张掖之间的交通运输，于4月间令补充团突击宁张公路八盘顶至卡子峡段的艰巨工程。这一段路在海拔3700多公尺以上，地势高峻，雪峰壁立。夜值大雪，帐房压翻。经过三个多月苦役，于7月初终于修竣完工。在一年多的惨苦岁月里，孟全禄狐假虎威，先后完成了三项艰巨工程，用战俘的血泪作为向上爬的垫脚石。

1938年8月初，马步芳命令孟全禄将补充团第一营留驻青海，其余及张掖补充营的全部战俘2800多人，分批解送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马步芳将其中1500名顶替了青海省应征的壮丁，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榨取了一大批壮丁折价款，掠取银元约120万元之巨。

当时补充团的团部有两个传令班，一个由男红军组成，另一个由女红军组成，约20人左右。女红军班的班长叫王安华，20多岁。补充团送兰州时，她不愿去，留在了甘州。当骑兵旅开到兰州后，她提出要回四川仪陇。孟全禄同意并给了她路费，她回四川去了。

补充团集体送走之前，也曾向兰州送过人。补充团连长冶建福带一个排长一个司务长，把各营各连年龄较大，20多岁到3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挑出约200多人，送往兰州拱星墩交给国民党中央军感化队。1937年四五月份，军法处军法官陈廷俊押送295名被俘红军到兰州，其中女红军5人。在青海境内由马步芳的兵站供应吃喝，在享堂出青海时每人打了4天的口粮。这295名红军也被送到拱星墩国民党中央军的感化队。

补充团第一营的被俘红军留了下来，就像跌进无底深渊。一营在张掖修飞机场，完工之后调回西宁，修西宁至兴海大河坝的公路。这以后一营就叫工兵营，营长马世祥。

修路时跑了几个人。马世祥怕红军再跑，就命令晚上把所有红军人员的衣服脱光集中放在连部，早晨出工再发。苦苦干活，吃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豆面和青稞面。马世祥把上面发下来的10多头牦牛让他舅子赶回家了。10多头牦牛真正到每个人碗里，也不过是星星点点，人们是恨得咬牙。马世祥还向藏族千户敲诈了200块白洋，给每个连长20块，连副以下没给。营部一位年纪大的山东籍战俘文书，把马世祥克扣贪污的事，给马步芳写了信告了状。工兵营回西宁途中在扎麻隆休息了三天，马世祥把山东文书叫出去。从此，再没人见过这个文书。

“补充团”与“工兵营”（4）

工兵营修路五个月，1938年夏天回到西宁乐家湾，改名森林警察局，有人仍习惯叫工兵营。全营将修路时跑掉的10多个人由搜捕的流落红军补充后，一连二连到大通县郭麻寺拉运木头，三连四连到循化县宗吾、占群地区拉运木头。以后，又在大通收菜子，修煤矿。

马世祥因贪污被撤换，由马德林任营长，原二连连长宋占彪任副营长。

1939年2月，工兵营从乐家湾出发到循化赞卜乎开荒。在赞卜乎上庄、中庄、下庄，五年总共开了1000多亩地，修了六个水车，修了六十几个庄廓，每个庄廓里修了五间住房。赞卜乎被马步芳看中，就叫工兵营搬到结什塘去开荒。马步芳在赞卜乎修了公馆，安了庄头。庄头种赞卜乎的地给马家交租。工兵营在赞卜乎开荒时，还在化隆甘都东滩、西滩开荒1000亩。

1944年工兵营搬到结什塘，一待就是近三年。修建铺面200间，油坊一个，学校一个，清真寺一个，水磨两盘，修了仓库，修了街道，在两面山坡上开荒地四五百亩。

1946年，穆永珍当营长，来时带了10多个人。他来以后把原来的营长、副营长、连长、排长一齐换掉。宋占彪把原来的连长、排长带回乐家湾办了退伍手续，给每人3块银元的退伍费。穆永珍在附近森林打猎，曾将一名红军打死。

1946年秋，马步芳把穆永珍撤职，叫军部情报科科长尹焕彩接任。尹去后把没修完的房子修完，把庄稼收完，然后回到西宁报告。马步芳对尹说决定把工兵营全部遣散。

尹焕彩领上遣散证和路费来到结什塘。工兵营4个连432人，这时因逃跑只有二百五六十人，其中带家属的20户，内有夫妇俩都是红军的10户左右。每次遣送10人，也有20人的，送出青海循化与甘肃分界处的大力架就算完事，发给遣散证明和路费。这样送了两个多月，最后剩下有家属的20户，分散安置在结什塘庄户处。

马步芳以“公德堂”名义登记了黄河南北工兵营的劳动产业。马步芳指示黄河以北是儿子马继援的产业，黄河以南包括赞卜乎和结什塘是他的私生子马崇德的产业。

血溅逃亡路（1）

黄河源头，青海省巴颜喀拉山，海拔4800米，比起黄河入海口来真好比在天上一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象征，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神州亿万儿女，又用百折不回的行动给中华儿女灌输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黄河，还载着红军西路军被俘将士的牺牲和热血，以一刻也不肯安分的进取的波涛流向大海。

光阴似箭，已经是1944年了。青海被俘红军组成的工兵营，在循化县结什塘开荒，修街道，盖水磨……循化在西宁的东南方向，是黄河从青海出境流向甘肃的地方。为了获得久已失去的自由，逃亡成为他们孜孜奋斗的目标。

杨利民和唐文华由工兵营逃出，到了黄河岸边，看着河水奔腾而去，却过不了黄河。可怜两个逃亡者，面对的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黄河，还有血淋淋的追索。营长马德林命令排长王福宝带人去追。王在黄河边一个叫依玛目的庄子追上了杨利民和唐文华。两人躲藏在撒拉族老人家里。王福宝赶去时，杨利民站在院中，双眼闪着光，令人不寒而栗。杨利民用随身带的藏刀自杀而死，倒在血泊之中。他宁愿血溅逃亡路，也不愿再受无休止的折磨。落日像血，像火，像即将凋谢的玫瑰。

王福宝让当地保长把人头割了下来，押着唐文华回到结什塘。营长命人把杨利民的人头挑起来，挂在营房外面的高杆上示众；命人把唐文华身上的衣服剥光，打了背花。什么叫打背花？两名手执皮鞭的打手站在被打者左右，一人一鞭交替在光背上抽打，叫打背花。打背花常把人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轻者致残，重者死亡。

打背花、砸骨拐、打懒弯（打屁股）统称“三大套”，是马家军对蒙难红军经常使用的酷刑。

王英武——

补充团第一营在窑街修路期间，每天斤半面，没有菜，没有盐，没有油。菜蔬钱被营长贪污了。每天劳动，以班为单位分给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继续干。由于吃不饱，穿不上，劳动量大，有病没医生看，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有70至80人。我们三连就死了40人，死人最多。我亲自埋了我们连死的30多人。在阎王沟吊空作业，炸石头，打炮眼，绳子断了，跌到窑街河里三个人，全都死了。我们三连伙夫因到善麻湾山上打柴当天没回来，第二天被抓回来打背花，打得半死不活，从悬崖上抛下跌到窑街峡河里死了。

王正贵——

1937年10月，我们去甘州，走到黑城子。晚上快睡觉时纷纷扬扬下起大雪，紧急命令出发。雪有二尺深，我们的人越走越少。马家军官发现人没跟上来，就叫吹号调人，人还是没来。团长孟全禄就地住下，连长们去找人。发现好多人冻死在雪里，有些活的人藏在羊圈里。死的人就地埋了，冻坏了不能走的从洪水要了木车先拉到洪水，能走的往甘州继续走。

血溅逃亡路（2）

甘州休息两三天，营长召集班长以上开会，叫抓当地年轻人补充死伤的。抓了一礼拜左右，把70至80个老百姓抓来补充到每个班里了。我们营还补充了原在甘州的工兵连，全是红军战士，有100多人，年纪很小。

已经是开始种庄稼的时候了，马家军官内部闹矛盾。营长不满团长，在一个晚上悄悄儿开会说：“尕娃们，我死你们跟着我死，我当官你们给我当兵，我当百姓你们给我种庄稼。”第二天晚上营长把我们带上跑了，又经洪水、炒面庄等地到大通后子河住下。营长说：“你们把人安置住下，我前头去见马主席的面，好脸给我就返回来，好脸不给我回来我们往山里上，当变兵。”营长去见马步芳，第二天就回来了，并拉来了一汽车衣服鞋袜，每人发了一套衣服、三块白洋。我们到了西宁小校场，每个班给了一头牛吃。一个礼拜后开往湟源石板沟，开始修路，一直修到大河坝。修路大约三四个月，又回到乐家湾住窑洞。10至20天，我们工兵营到大通郭麻寺伐木头，给煤窑修房子，包括收油菜，搞了三个月，又返回乐家湾住窑洞。一礼拜左右，我们到循化黄河桥头扎巴滩修房子开荒。

在循化开荒种地期间，地域比较大，有活动余地，跑到甘肃拉卜楞黄司令地区没人抓。跑的人越来越多，间隔10天或半月就有人跑。我在循化开荒一年，也就是搞了一茬庄稼，就跑出来，跑到化隆县科沿沟挖金子。

黄科林——

我1937年逃过了活埋之灾，又进了人间地狱，1939年被抓进工兵营。工兵营当时住在乐家湾的窑洞里。

在小桥修路时，马匪怕我们跑了，夜晚把帐房放下来，把我们都盖在里面，周围压上石头。在恰卜恰时，怕我们跑了，晚上把我们衣服全拿走，第二天起床时再给我们。

在工兵营受的苦很大，我们都商量二三人一起逃跑。有人逃跑时，我们就想一切办法买些鸡蛋和黄纸，准备万一被抓回打坏时好用。虽然抓回打得死去活来，有时还被杀，但是我们的人还是逃跑了不少。在循化，工兵营四个连最后还剩200多人。

工兵营夏天发一套衣服，冬天发马匪骑兵换下的旧皮衣，发的鞋是牛皮子缝在一起的。有时我们就用这个鞋做碗用，因我们全吃面糊糊，又没有碗。

王元诗——

工兵营四连文书王志明是红军战士，经过暗地串联，带着男女七八个人逃跑了。敌人追赶到循化县张沙村把他们抓了回来。所有人都被打了背花、懒弯。王志明被送进了循化县监狱。他举目无亲，吃饭喝水都很困难。警察白顺德看他孽障（可怜），向老母亲李存妮说了。他们家里也是有上顿没下顿，怎么办呢？李存妮想不出好办法，就提着篮子去讨饭，将讨下的饭送到监狱里给王志明吃。大约半个月，王志明身体慢慢好些，他怀着对李存妮母子的一片深情，最终逃离了魔窟。

超过7000人

红五军教导总队及卫生队被俘人员湟水，像一条狭长的飘带，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过西宁古城流去，汇入黄河。湟水，西路军将士悲壮与惨烈的见证者，至今依然悄悄地呜咽着。血水，泪水，难道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历史？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一共有多少人?

1937年4月6日《青海日报》：“……此次俘获男女共匪六七千人，内有伪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团营长约17人，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已分别枪决外，其余解送到省。”从这条消息看，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到4月6日为止已至6000多，其后该报还陆续有所报道。4月7日报道：“俘匪380余名，昨晨由甘州解抵省。”同日又报道说：“男匪280余人，昨由甘州解来省。”4月8日报道：“在甘州搜获女匪14名，于昨晨由甘州派员解抵省。”5月18日报道：“匪伪军长孙玉清等昨押解抵青。”《河西日报》4月27日报道，原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已被“解送青海”。

如果把4月6日的六七千人折中计算为6500人，再加上380余和280余，被俘解青的红军就超过了7000人。

大通公平煤窑

马步芳在吞并许多私窑的基础上，成立了他独家经营的“大通公平煤窑”。煤窑里的工人一是原来私窑上的，二是抽来的壮丁，三是捉来的路人和盲人，四是被俘红军。其中主要是壮丁，因而煤工便被称为“煤兵”了。盲人一般是在井上摇辘轳。

总窑把马如林，经常持有两支手枪，可以任意捕人杀人。每个把头都有单梢鞭、双梢鞭、三环鞭、拱套鞭等多种皮鞭。他们吊打煤兵至死，叫做神仙不落地；把左手和右腿绑起来吊打，叫做凤凰单展翅。此外还有坐板凳、拔断筋、砸骨拐、倒吊葱、鸭子浮水、兔儿蹬鹰、鲤鱼翻身、张飞挂肉等名目繁多的毒刑。

公平煤窑用残酷手段强迫煤兵劳动，并且规定，父亲死了要儿子顶替，哥哥跑了要抓弟弟。实际上，煤兵成了世袭的奴隶。一旦进煤窑当了煤兵，就很难活着回来。当时大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进了公平煤窑，一个抓去当了兵。人们问老人，你两个儿子到哪里去了？老人回答说：“一个埋了没死，一个死了没埋!”“埋了没死”形象地说明了煤兵的悲惨处境。

独此一家的公平煤窑，垄断着青海的市场，煤的售价往往为成本的10倍，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据一般估计，它每年可赚银币50万元，成了马步芳掠夺人民聚敛财富的一个重要基地。

苏永贵——

我是四川南江县人。部队到达甘肃临洮，我在送信时遇马步銮骑兵，左肩和后颈被匪兵砍伤，昏倒后被俘。我与同时被俘的七名战士一起被押送到河州，经循化、化隆、平安驿等地押到西宁，被送往大通县桥头小煤洞煤窑做苦工。

马匪军将我们八人押送到煤窑，交给一个姓马、一个姓牛的两个副官。煤窑规模不大，只有几十名当地工人和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劳动。每天弯着身子到30丈深的井下往上背煤，劳动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4个小时以上。砸伤、生病，煤窑概不负责。窑长、副官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看管工人与红军战士。服此折磨摧残人的苦役，仅仅换得一点粮食，维持生命。

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又被送到乐家湾，编入工兵营。当时工兵营的营长是马德林，副营长是由二连连长提升起来的宋占彪。

义源工厂（1）

义源工厂是马家军的军需物资制造厂，地址设在西宁东关。生产各种服装以及鞋、袜、鞍鞯、皮件、炊具、毡衣、毛口袋、车马挽具、铁木用具等产品。民国十九年，马步芳只拥有军队4000人，成立陆军第一百师后扩充到23000人，至民国二十七年又扩充到42000人。因之，厂内的工人人数，从14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二三十元，但不发现金，多数以青盐顶替，有时也给些茶布之类，作价高于市值30％~40％。民国二十七年11月，冶成荣担任厂长后，为适应军需物资的供应，扩大生产设备，增加了工人。由部队中调来士兵200多人，名义上拨充为工人，实际是进一步对该厂所有工人进行监督，实行军事化管理。原来的车间小组，改为营、连、队组织，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

义源工厂厂长吴志明——

马步芳原在化隆当营长，我在化隆开铺子，他经常来买东西，我们比较熟悉。1930年8月成立义源工厂时，马步芳让我当了厂长。

义源工厂开始还有商业性质，给别人做些活，以后随着马步芳部队扩大，需要的东西多了，工厂人又少，就专门为部队服务了。义源工厂开始时100多人，有24盘做衣服机子，到1938年我不干时，人有200多，机器有30盘左右。我不干以后，厂长由冶成荣接替，冶以后交给赵焕然，赵以后又交给马俊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河西战役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分配到义源工厂，最早是1936年11月来的，分几批共有41人。她们吃住在工厂，住集体宿舍。因她们没有被褥衣服鞋袜，来工厂后我们给发了被子（羊皮的），三人一床，每人发了鞋袜，衣服实在不行的也给发了衣服。她们到工厂后主要是纳鞋底，纳衬底，装棉衣，锁扣眼等。

义源工厂（2）

这41人中，有三人经我同意找了对象，离开了工厂。一个姓王，叫王世莲，找了义源工厂的一个铁匠；一个姓什么记不清了，找了该厂的石印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前死了；还有一个姓陈，好像是个大学生，有二十二三岁。她曾要求我准她回湖北老家，看望老母亲，说她母亲80多岁了。我没有同意，怕马步芳追查。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说找个对象离开义源工厂我就不管了。她后来找了马步芳的汽车司机袁师傅。我开始不敢同意，经请示马步芳同意后，通知他们可以结婚。他们结婚时，因我和袁师傅熟悉，给姓陈的女红军送了一套衣服和一床被子。听说他们结婚一个月左右就走了。

有一次，马步芳通知我，叫剩下的38个女红军停止干活，收拾一下到别的地方去。三四天以后马有侠来领这38个女红军。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见到马有侠，问他把她们送到哪儿了。他说送到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还说路上一人生病死了。

义源工厂厂长马俊寿——

1944年到1949年我在该厂任大队长、厂长。该厂是以供应马步芳各部队被服鞍鞯为主，兼制昆仑中学及各小学学生冬夏服装的综合性军工厂。

厂长直接领导三个大队，每大队分三四个连，每连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各级均以大队长、连长、排长相称，都有军衔。每大队人数400—500不等，以军事编组进行生产。

工人来源，以河西酒泉平民学校为基础，各部14—15岁的不能当兵的小兵和藏民娃、哈萨娃等组成。与1937年被遣送的红军战俘统统组成各种产品的手工生产徒工。

1944年到1949年，被俘红军剩有侯进忠、董朝兴、马友仁、曹喜武、刘秉贵、袁庆德、刘X。刘XX长期病休中，乘机逃跑了。被俘红军战士分别编入军鞋、皮革等生产工序。

陆军医院

陈世英——

我在高台被俘，同时押解西宁的女同志有杜桂英、王兰英、李志真、冯有连、张文秀、张桂兰、张茶清，还有三个不知姓名的男同志。当时年龄都很小，一般在12—17岁之间。最小的张文秀只有12岁，因在路上走不动被杀害在民乐县的炒面庄。

赵文秀在山丹被俘，同时押送西宁陆军医院的还有陈明杰、姚才昌、薛秀英三个女同志。

先后送到陆军医院的有好几批女同志，大约40名。另外还有被俘红军医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中山医院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谁在红军当过护士?”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在中山医院，我们洗绷带，打扫卫生，还要到陆军医院侍候马家军伤员。天下乌鸦一般黑，奸污女战士的事时有发生。每天大约五两粮，没有菜没有盐，早晚两餐各两个小馍馍和糊糊，吃不饱。大家身上无衣，脚上无鞋，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被子盖，又饿又冻，因之更加怀念红军大家庭的温暖，一想起离开部队所受的凌辱就啼哭。有时回忆起革命战斗岁月，大家就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和“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

一天早上，三个伪兵拿来一个红包袱，放在桌上要中山医院院长验收。他们把我们红军战士叫来，说：“这是你们军长的头，你们再闹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非常气愤，说：“你们做啥，煮着吃嘛!”医院里有人说：“你们闹啥，里面还有哩!”我一看里面玻璃瓶里还泡得有一个吗两个，没看清。

此后，马匪军官背着枪来中山医院两次，叫红军战士排队出来，他们任意把女红军赏人做老婆，做佣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海会、唐风安、邵桂英、阎秀珍五人。不久，又让我到中山医院内科主任金学道家当佣人两年多。金学道这衣冠禽兽，不仅奸污了我，还把生殖器放入我嘴里。他玩够了，把我赏给他的内亲米成德为妻。

军乐队

何成新、杨明杰——

马步芳军乐队约120人，其中红军失散人员4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一进军乐队，每天的见面礼是有理无理要挨三大马棒，先挨了打再说；再是揪耳朵，狠扭一放手，头碰到墙上，一碰头上就是一个大包，还不准哭叫。马匪军官对待被俘人员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永无休止地体罚，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打扫清洁，洗衣服，干勤杂，吃的是豌豆面糊糊汤。有些人后来到了张掖韩起功的一百师军乐队。何成新曾经到张掖韩起功的军乐队干了几年又回到西宁的军乐队里。

军乐队中尉分队长马生武——

1933年左右我去军乐队学吹号，当时军乐队属省政府秘书处管，主要负责马匪军官来去的迎送，群众结婚丧葬的奏乐。1937年夏天，马匪从羊毛工厂、义源工厂给我们军乐队拨来30名红军，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来了也是学吹号。当时每月给工资二至五块白洋，吃的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大约是1943年左右有三四人被分去小桥开开山机，三四人去军队训练班受训，余下有10多人。当时有的已结婚，军乐队还拨给粮食、煤等让其生活。后来这10多人向马继援要求回四川，马说，要问个主席哩！后来马继援说，主席准了，给他们每人发给10块白洋，他们带着家属回四川了。马匪还雇了汽车把他们送到兰州后让他们自己走。现在记得起当时在军乐队的红军有龚山珍回四川，唐进才回四川，田顾农回四川。

新剧团（1）

王定国——

我们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

我们接受总部命令，至二十里铺的红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我记得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后不久，上级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铜板。我们都舍不得花，全体人员将自己的铜板凑起来，买了些物品，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2月5日清晨5点钟，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我们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之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十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

敌人强制被俘西路军战士组成的新剧团旧址——

新剧团（2）

西宁市雷鸣寺街8号临近傍晚，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郑维山政委派来的人说，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战斗力，无法突围。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作为弹药断绝后的武器和敌人拼杀。不料，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半夜，把我们解到马元海设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指挥部的后院关押起来。关押期间，总部曾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来了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总部又以一条山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工兵营为条件交换我们，马元海也不干。在这座庙里把我们关押了三四天后，押送到凉州新城，监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天里，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罚苦役，备受欺凌。不久，又将我们其中的一部分解押到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组成了“跳舞队”。

任芝芳——

我8岁参加儿童团，9岁参加新剧团。河西战役时，我才13岁。我们从永昌去二十里铺演出，还没有走到，就被包围。敌人放火把门烧了，冲了进来。我人小，钻在桌子下面老乡的一个背GF3FB里，被敌人抓了出来。我们是被马步青的部队俘虏的，第二天到武威。在押送路上，几位女同志被马匪奸污了。这一次被俘的有黄光秀、何德珍、苟兴才。在武威10天左右，一半送到青海，一半留了下来。

何德珍、苟兴才都给马步青当了媳妇，我年纪小，跟她们当了丫环。何德珍后来被送给了一个姓马的处长，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劳改了，何以后回了四川老家。我给苟兴才当丫环一年多，一次因我反对了她，她把我给了一个营长家当丫环。我15岁时，就和马匪部队一个喂马的结了婚。

刘明清——

我们被俘女同志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新剧团人员最多时60人左右，后分配给甘州一部分，还有30人左右。我记得有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和我等。

新剧团（3）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我们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鼓声咚咚，红旗飘飘”，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可是我们演唱中仍唱“红旗飘飘”。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还是红军歌。

还有首歌是：“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这首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马匪的人听到了，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我们每人挨了一顿打，有的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在山河会馆，举行欢迎白崇禧的晚会，让我们跳舞，还让马匪的“义女”（实为马步芳的娼妓）跳舞。我们跳的是红军的“海军舞”。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就故意把鞋甩在前面第一排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我们每人少不了又挨了一顿打。当时张琴秋同志曾对我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天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有多好呀！我们牺牲也是光荣的，早死晚死，反正总有一次死。

西宁警察一分局局长马英——

党文秀经常到马步芳军部去跳舞，而马威是马步芳的随从、传令兵，又是姑舅表兄弟关系。马威就向马步芳要党文秀。

马威和党文秀于1937年秋在西宁结的婚。当时请了客，请了厨师，摆八大盘。黄光秀、陈淑娥、赵全贞等歌舞团的人也来了，还带来了舞蹈服装，在我们家里跳了舞。

结婚后，党文秀就住在家里，费玉秀（马英的大老婆，北京人，原为妓女）、莫枝华（马英的小老婆）、党文秀三人轮流做饭，每人一星期。

1938年秋天，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从警察一分局回来，看见党文秀穿着马威的灰制服，腰间围着子弹带，背着盒子枪，在大门口走来走去。党文秀一见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我回到家里，看见马威在睡觉，便叫醒骂了一顿。马威就把党文秀打了。我向马步芳做了报告，说马威把党文秀管不住。马步芳对马威说：“娶党文秀做老婆不合适。你们分开，你可以到女子师范去挑，你看准谁，我给你谁。”这样，党文秀就又回到了歌舞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马威又把党文秀从歌舞团接回来。

新剧团（4）

党文秀接回来那天穿得很阔气，还带着包袱，是用骡子拉的轿车接回来的。马威当时没有钱，从莫枝华那儿要了一块银元付了车钱。

那天晚上，我正在一分局值班，马步芳来了电话，说找党文秀到军部去跳舞。当时在军部的还有马忠义、马步銮两个旅长及其他人，但党文秀被马威领走了。我告诉马步芳，我已两天没回家，不知道这件事。马步芳叫我赶快回家把党文秀找回来。同时马步芳还派了传令兵队长马有福、传令兵李生存来要人。

我带着马、李二人到家。马威一听动静，翻房顶逃走了。党文秀藏到厨房里案板下的窑里。我用手电一打，发现了她，就交给马、李二人带走。

过了一两天，我问马有福，党文秀怎样了。他说军长发了脾气，把党文秀枪毙了。

我的老三兄弟马威，我也把他找到了，叫他去见马步芳。马步芳因为与我们有远亲关系，就把马威开除，令他马上离开青海。马威离开青海后，在甘肃武威混了几年，以后回到了河州老家。

黄光秀被马步芳霸占，在他的玉石公馆住。以后因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反对，说如果他父亲不把黄光秀弄走，他就要把黄光秀打死。这样，马步芳就派马绍武用飞机把黄光秀送到四川去了。

陈淑娥嫁给了上校参谋牟文斌，生了一个孩子，后被马元海霸占。马元海带着陈淑娥乘骆驼到西藏、尼泊尔、印度等地去游历。回来后，把陈淑娥安排在贵德他的公馆里。

赵全贞后被马步銮霸占，新中国成立前夕由马步銮带到台湾去了。

孙桂英当时到甘州去了。

董桂芳——

我1933年正月参加儿童团，11月到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在乐队里打“当当子”。当时新剧团有50多人，团长姓易，外号易莽子，个子大，是鄂豫皖的人。

剧团到一条山，我病了住进医院，跟医院到永昌。剧团被马匪俘去了。我出院后分配在供给部，到倪家营子又让我到三十军政治部当宣传员。人还不熟，就突围到梨园口，快到康隆寺时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里，天亮后，看见到处是死人。民团搜山把我们18个人一起抓住了。我们女的没有武器，男的有武器也没有子弹了。

新剧团（5）

敌人把我们押到张掖大衙门，王定国她们已先关在里边。共有7个男的，14个女的。我记得还有孙桂英、陈桂兰、苏佩珍、蔡德贞、李玉珍、陈秀英。孙桂英四方脸，高个子，很苗条。敌人让我们站起队来，韩起功问：“共产党好还是马家军好?”我们说：“共产党好!”我们被打了一顿。

敌人的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想要。韩起功不给罗平要给回族，孙桂英不同意。韩又说送她去凉州，是韩的清水副官送的。清水副官的女人是被俘女红军，过了几天哭着对我说：清水副官把孙桂英杀掉了，是奉韩起功的命令。

陈桂兰被分给了韩起功的一个参谋，苏佩珍被分给了韩手枪队的一个汉族传令兵。

蔡德贞和张水清结了婚。张水清的外号叫张九九。一天晚上，韩起功打发人来叫张水清，一去就没再回来。第二天，敌人装傻，问：“张九九怎么没上班?”蔡德贞说：“被你们的人叫去，没回来!”事后，敌人把蔡德贞卖给了回民阿訇。

陈秀英分给韩起功手下的人，不到一个月就喝大烟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给了韩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们“新剧团”那个男的李汉炳，被编到敌人的补充营，跑掉了，在张掖住过，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韩起功把我分给手枪队的传令兵，叫刘根强，是河南洛阳县人。1943年韩起功调青海，刘根强带我逃了回来。我们无法共同生活，他常骂我是“老共产”，又找了个小老婆，我骂他是马匪。我们1956年离婚，他1958年被法办，去了新疆再没有音信。他那个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了。离婚时，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生。离婚后，我给人家洗衣裳，纳鞋底，挖大粪，后来又到搬运社。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1937年夏，马步芳将“新剧团”的一部分约有十七八人送到张掖，交给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其中有个女战士孙桂英，思想进步，意志坚强，对敌斗争激烈，所以马步芳对她很不高兴，暗示韩起功寻找机会将孙杀害。当时韩起功对我说：“武威骑五师师长来电报要孙桂英，你给马步青写一封信派副官韩世昌送到武威去。”

实际上韩起功对我说的完全是一套假话，暗中又给韩世昌另有指示：“你将孙桂英送往凉州，路经张掖东二十里铺时，在沙窝给枪杀掉。我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铺沙窝里挖好坑了，枪杀后就埋在那里。”

据韩世昌说：“我在沙窝准备掏手枪时，孙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争持了半天才击毙了。”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1）

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透过玻璃窗看到，总台台长张之俊引着六名红军被俘人员进了大门，立即知道是红军通讯人员无疑。

张之俊把电台所有工作人员熊维邦、董琳、张之杰叫来，说：“这几位是共产党部队通讯人员，是我们的同行。我们都是干军队的，如果被人家俘虏后恐怕不如他们!”

红军电台高级技术干部刘景炎在康隆寺附近被俘，刘原是冯玉祥总部的工程师，在无线电界享有盛名。骑五师无线电台台长梁魁、大队长杜友三，都是刘的学生。刘是青海所部俘获，通过梁、杜的师生关系，由马步青打电报要到凉州骑五师，任命为无线电总工程师，娶了老婆安了家。刘景炎到凉州后即与马步芳电台的总台台长张之俊电来函往，逐渐成了至交。在马步芳杀俘高潮时期，刘景炎给张之俊发了一份电报，说：“被俘红军内无线电通讯人员，大都是我的学生，恳求念彼此同行关系，大力给以营救!”当时，张之俊在马步芳面前能说上话，他相机向马步芳进言：“我们团体日后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被俘人员中肯定有这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马步芳点头同意。

六名红俘衣服褴褛，形容憔悴，处处表现出警惕神态。六人住在报房隔壁的两间房屋，没正式分配工作。每人每月口粮45斤，菜金1．5角，煤每人每日2斤，一月为60斤，各发蓝色制服1套。

熊维邦工作时六人常到报房，熊也为了表示信任，时常让他们上机工作，发现曾庆良技术最好。熊刚结婚，爱赌博，有时间就回家或赌博，因而经常私下找曾庆良代他工作。

曾庆良一次悄悄地对熊说：“熊先生，我的爱人听说也被俘到西宁。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要是未死的话，可能在医院。你能否替我找一下？”

熊立即答应，说：“你的老婆我不认识，我一个人找有困难。我们俩明早饭后一同去找比较方便！”曾庆良说恐不方便吧，熊回答说没关系。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2）

翌日早饭之后，熊维邦引曾庆良到中山医院。他俩刚一进门，就遇见一位女俘。曾庆良发愣了，那个女人也愣住了。二人心中大恸，挥泪相向。

曾庆良说：“我在电台与这位熊先生在一块儿还好，以后情况如何尚不能预料。希望你不要过于悲伤，再看情况如何!”

熊叫两人多谈几句，曾说恐出问题，敦促速回。

张之俊听说这件事后稀奇地说：“太奇了，太奇了！我们设法撮合他们，也为子孙积一点德!”

六人表情一天比一天轻松。熊维邦在业余时间常陪他们到城内游玩。一天晚饭后，熊同六人一同去到南城墙上游玩。熊有意识地介绍了西宁市的东西南北方向和关卡渡口情况，六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熊还指点着自己的村庄，说一旦有必要的话可去他家找他。

虽说被困，但心的荒野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火焰。六人每日乘晚上工作完了的机会，以练习收发为借口，常窃听延安的新闻发布。延安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因为当时还没有广播电台。

熊本人时常窃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很了解报机刻度盘上该台的波长位置。熊一进门，六人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熊为避免他们产生恐惧心理，也时常若无其事地退出。

一天，熊偶尔到六人的房间，发现他们头对头地在写什么，见熊进来，便轻轻地以纸盖了。熊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谈几句就退了出来。

据报，红军一部在祁连山中西进。马步芳即派马步銮部一个团的兵力，由旅参谋长郭全梁率领取道都兰向北追击，又以“旋密”急电尚在张掖的马彪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当时，马步芳部的密电码都是在明码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特别是河西战役已近尾声，译电人员在保密上更是不太注意，用得最多的是“旋密”，很简单，稍有通讯知识的人一看便知电文内容。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中央才发了统一的保密密本。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3）

曾庆良发现上述电文内容，当即大胆扣发了这份电报。译电处催要该电回文，熊追问发送情况，曾说因声音微弱天电干扰无法发出。

总台台长张之俊、电务处长朱长玉以及电务处译电主任赵焕耀，欷G9A5B嗟叹，手足无措。张之俊以右手砸左手，对熊维邦说：“看你捅下这个祸!”赵焕耀说熊：“老兄，你的庇胆大呀!”

这件事如果让马步芳知道，大家都有责任。为了事态不致扩大，几人对曾庆良未动声色。后据报，红军在玉门的青头山一带出现，由刘呈德堵击。郭全梁由都兰撤回，马彪派兵也已没有必要。这份电报也无发出的必要了。

熊维邦和赵焕耀是电务训练班的同期同学，关系很好，张之俊是他们电务训练班的老师，和他俩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同事关系。熊承蒙二人的大力包庇，以声音微弱、声音嘈杂等客观原因敷衍过了马步芳。

张之俊为了避免风声外传，将熊维邦及时派赴同德县。六人也被隔离电台。

第二年，熊维邦回到西宁，问曾庆良等六人情况。张之俊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知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曾庆良等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

张出示了六人之中刘玉亭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刘给张、熊二人的，说：“在西宁多承关照，甚感盛情。我们已入‘抗大’学习，后会有期!”他俩为了避免嫌疑，未敢回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将近30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端阳节，由重庆派来的外调解放军战士来青海找到熊维邦，勒令他去重庆交代问题，并和曾庆良对证。

通讯兵工程学院院长曾庆良将军坐在会议厅的角落里，此时他只配坐在角落里。然而，他必须面向大厅，掰开已经结痂的记忆，回顾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报，回顾那段充满艰辛的俘虏生涯……

自传摘录（1）

黄良诚1944年8月在师政直属干部整风班写的自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被俘经过。

失败到被俘

1937年3月间，西路军在流水沟战役之后，即最后确定了失败的命运。3月13日在喇嘛寺之战斗后，我和刘俊英（队长）、刘玉亭（机务员）、曾庆良（报务员），带一架干电池电台随九军军长孙玉清、参谋长李聚奎，回向敌人背侧挺进，有意暴露目标，以引敌人向后转，使主力摆脱敌人而北进新疆。

我们离开主力的那天晚上，孙李二首长仅带十数匹马溜之大吉，只有一个负伤的团政委带着我们和200人不到的一支部队行动。3月15日，我们在喇嘛寺东南山林里埋伏了一天，杀了老百姓30余只羊。当时计划组织一些有枪的能跑的人，冲过有八九十里的平原到没有战斗过的东山去避几天，让敌人回师青海后再冲渡黄河回陕北。

16日晚，行不及10里路，通过一条冰河。我们有一个骆驼在过冰河时掉了队，后卫班也就不耐烦地向前走了，待我们过了冰河已失去联络，找不到部队了。我们没有冲过平原，回到西山的一个小茅棚。

17日又回到16日休息的那个小羊场，当天运输员又跑一个晚上，在离羊场不远的山林中住。

不幸，18日我们向东南山走的时候，与敌人的搜索部队遭遇，我们六个人就被俘了。

被俘到离开西宁

被俘即被两个骑兵押到团部，他们也就立即报告了师部（马彪），当晚师部派来了一个军法官。

3月19日被送至该师，马彪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干事的人（指技术人员不是当兵的）到哪里不一样？你们不要怕，不为难你们（指杀），即使捉到徐向前也不为难他，中央有命令。”

马彪电台主任即队长与刘玉亭同志在西北军共事过，因此他帮助我们不少。西宁知道之后，电台总主任张之俊打电报来保我们，故当时我们知道不会有性命危险，后随马彪回师青海。

自传摘录（2）

到西宁后第三天，被送到电台张之俊处，张是兰州汉人。每人发了一套便衣，他们电台人全穿便衣。我们可以在街上自由出入，当时要求张允许我们回家。

在西宁时，我们常去陆军医院玩，那里有十几个女看护，是西路军被俘的。曾庆良同志的老婆也在那里，有一次游灯大会在街上遇见。

一方面我们要求回家，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有命令，要所俘之共产党干部一律送到南京，因此我们被送到兰州九十七师。

在西宁时，我们准备积一些钱待机跑回。离开西宁时，张主任又把曾庆良的老婆从陆军医院调出来，并再三问：“你们哪位有家眷，在这里告诉我一路去。”并说：“难中夫妻前世有缘。”我们没有想到这是救陆军医院女同志出西宁的一个好机会，同时也不知道到兰州后将如何。临行时，张送我们每人20元，刘玉亭50元，作为路费。省政府每人发30元。我们虽很高兴脱离回回区，但不了解到兰州后的死活如何，所以一路上多请了马和轿子。

被俘到脱险时政治活动

1.未到西宁前，我们没有什么活动，只是说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主张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主张抗日。他们认为抗日拥苏是不对的，把日本人打走了俄国人进来了还不是一样。

2.到西宁后首先有无线电训练学校的学生来看我们共产党电务员，他们毫无国家和政治观念，对共产党和红军毫不知道。我们告诉他们红军官兵平等，优待技术人员，以及统一战线等。但他们与我们接触不多，怕训练官知道了被处罚。

张主任要我们好好干，将来立家。我们在生活上刻苦精神始终表现很好，但在赴兰州途中，因不知道到兰州后死活，就不愿吃苦了。发给的路费大多用在坐轿子、雇车子和吃饭上。

3.到兰州之后，我们没参加什么活动。在离开平凉的两天路上碰到自己的一个报务员龚兴贵，他病重，一路讨饭，我们脱下衣服给他穿，使他回来。他现在一二九师。

曾做过两件对党有利但很危险的事：有意扣压一份关于命令肃州部队立即去追到新疆的红军的电报；另外曾写过一些小纸条的标语丢在戏园子里。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1）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真不简单！”

武威北门外右侧，有一个高大的土台。台上飞檐斗拱的庙宇，在青松翠柏和古榆老槐的掩映下，显得巍峨壮观。因为庙内供奉雷祖，俗称雷台。举世闻名的东汉铜奔马，就是于1969年10月在雷台下发现的。铜奔马昂首啸鸣，飞跃奔驰，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燕。飞燕展翅回首注目惊视。奔马的力和速度融成充沛的气韵，浑然一体地贯注在昂扬的马首、健壮而呈流线型的躯体和四条飞奔的腿及踏石有迹的蹄上。

谁哟，指着奔腾的铜奔马说：它能把武威载往明天……

是的，武威在奔向明天，但又有谁能忘了昨天，忘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在这里洒过的血泪？

“我——回来了！”当李开芬由武威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扑向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特意将李开芬拉到身边，用欣喜的目光左看右看，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

李开芬出身于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破落封建家庭，1931年不满14周岁，就在当地的女子高小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入了团，1933年春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

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之风刮到了川陕根据地。16岁的红小鬼李开芬也成了肃反中的杀头对象。

一队人马拖着飞扬的尘土急促地从远处飞奔而来，她们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出现在人们迷惑而又惊异的目光里的竟是清一色背短枪的女红军。

“把她放了！”

“那……那你到底是谁?”

“我，张琴秋，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走到李开芬身边，用手为她理顺零乱的头发：“多好的小姑娘！”

张琴秋和王长德（谭政夫人）救了李开芬，将她留在工农总医院。肃反对她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没有退缩，没有绝望，也没有后悔。行军，打仗，救护，筹粮，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深秋，李开芬调到妇女抗日先锋团任秘书。

朝朝暮暮，征途上的狂风暴雨鞭挞着红军，李开芬的倔强就是在这种鞭挞中成熟的；年年岁岁，征途上的严寒酷暑锻炼着红军，李开芬的意志就是在这种锻炼中淬火的。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2）

西路军悲壮地失败了。妇女团的10多人和10多名男同志，在祁连山中在敌人的封锁中周旋。大家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沿着浩瀚的荒山雪岭，顽强地向着东方摸去，辗转多日。草鞋磨烂了，跑掉了；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剐成了破布条；手脚冻肿了，紫黑的血水凝结在伤口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到雪窝里睡着了，有的甚至失脚摔下深崖。傍晚，他们在荒山脚下发现了三孔没门没窗的破窑洞，20多个人拥了进去，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酣梦中，李开芬被一阵响动惊醒，猛地一下睁开双眼，在朦胧的晨光下正要抓身边的枪，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抵住了她的胸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特派员曾广澜和她七八岁的女儿等20多人，全被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来。

李开芬和100多名女红军被关在武威一个旧式大院里。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关押着许多男红军，后院关押着女红军。高大的围墙，双重的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妄图用恐吓和“感化”来征服红军女战士，然后再“赏赐”给他的军官们当“太太”。“慰问”、“训话”、“游览”、发衣服、看电影、组织“参观”……敌人挖空心思，耍弄一个又一个花招。李开芬和特派员曾广澜、二营营长何福祥、沈秀英、王子俊等秘密串联在一起，组织、团结大家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她们就分散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回红军，上抗日前线。

夏天的一个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师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的“关怀”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自由”的名单。每念完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身旁。

“同志们，拼啊!”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开芬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啊！”

“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受侮辱！”女战士冲上去，跟敌人又咬又打，又踢又撞，扭打在一起。可是寡不敌众，30多个姐妹被眼睁睁地抢走了。

敌人一再当众宣布：“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逃跑，就抽了谁的脚筋，就将谁分给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喂狼狗！”敌人还采取拉拢、分化与零敲碎打的强硬手段，将女红军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马师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对这些无耻谰言，李开芬每一次都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共产婆，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敌人将李开芬、沈秀英等三名“闹事”的女战士安置到城外一所民房。当夜熟睡中，突然，一阵砸门声将她们惊醒，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一脚踹了下来。三个手持马鞭马棍的家伙闯了进来，连打带踢将另外两人赶了出去，举起马鞭、马棍朝李开芬就打。一个家伙的马棍打断了，嘴里狠狠骂了一句，解下武装带，更加残暴地劈头盖脸地挥动起来。三人一直把李开芬打得不省人事，才扬长而去。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3）

被打伤的李开芬，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梳洗、吃饭、换药，全靠姐妹们轮流照料；但她是属于红军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她刚毅的心灵撕裂。她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越狱的念头，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做工作，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副官，后被降职，良知尚未泯灭，愿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为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和传令兵结成兄妹。十几天过去了，李开芬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了。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声响。李开芬和沈秀英和衣躺在炕上，每一个毛孔都似乎警觉地张开了，听着空寂苍穹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会儿，传令兵就要来接她们，她们也早将标志着没有异常情况的破脸盆放到屋外的窗台上。“嘭——嘭——嘭——”，三下轻轻的敲窗声像铁锤一样有力地撞击她们的心扉，心儿突地一下“怦怦”狂跳起来了！李开芬在夜色中被扶到马背上，沈秀英骑在后边抱住她。她们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悄悄从野地里绕城而过，不顾天黑路险，飞驰而去。

为躲开追捕，李开芬装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鬟，由传令兵护送而行。快到兰州时，有个村庄横挡在路上，三人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从路边拥了过来。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当官的递了一支烟，又朝他耳边嘀咕一阵子，再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当官的挥手放行，点头哈腰地对骑在马上的李开芬连声说：“对不起，误会了……”

三人一进村口，就见“女共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元XXX”的通缉令贴在路口的一面墙上。李开芬冷冷一笑，头一昂，提缰策马就过去了。

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不久，经过审查，李开芬恢复了党籍，留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沈秀英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在兰州办事处，李开芬和朱良才结为终身伴侣。朱良才是西路军教导团政委兼团长，此前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石窝分兵，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领。朱良才与方强等人被搜山的敌人捉住，押解的路上传来枪声，他乘机挣脱绑绳跑进树林。他走出树林，迎面又碰上一群敌人的骑兵。正在进退无措、无计可施时，就见一个留有及胸胡须的老人，赶着一群白羊，仙人般突然出现在逶迤的山路上。老人向他招手，叫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趴在羊群里。老人手中那根牧羊鞭，将羊群赶拢，瞒过了敌人的眼睛。此后，一只讨饭碗伴他住寒窑、宿旷野，混入被俘红军的遣返队伍，瞅机会逃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正在四机部任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开芬，又一次遭到劫难。她顽强地挺过来了。

李开芬回到部队，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要知道，只有为远大目标而奋斗的人，才会有蓬勃的生命。李开芬是一个有蓬勃生命的人。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1）

冬日余晖，穿不透寒凉的暮色，从扁都口冰峰雪岭之巅默默地落下，回到大地的胸膛去了。

扁都口峡谷长28公里，宽约10余米，峰峦叠嶂，险隘深邃，真是“扁都隘口气萧森，鱼贯行来溪峰深”。扁都口是祁连山的一个峰口，是河西走廊天造地设的一个重要门户，也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必经要道之一。

寒风凛冽的夜晚，一队被押解着走向青海的红军战士，宿营在这里的炒面庄。敌人吆喝三位女红军挑水做饭。她们来到河边，见四下无人，凑到跟前一商量，跑！何福祥、李开英、李文英，在结冰的河谷中摸着、爬着、跑着……

何福祥，湖北红安人。她16岁时在家乡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入党。她在游击队中送过情报，在红军部队当过看护，在供给部被服厂任过排长、连长等职。部队长征到阿坝时调她到党校学习，当时康克清在党校任支部书记。她在党校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会宁会师以后调到妇女团任二营营长。她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斗争，经历了西路军悲壮的毁灭……

何福祥三人白天藏山沟钻窑洞，晚上披着夜色沿小路向东走，碰到村庄，悄悄敲开老乡的门讨点吃的。她们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是红军，有人给点吃的，有人却赶她们。

“你们是总供给部的吧?”三人到了山丹城郊，碰到一位挑担子走村串户的老毡匠。老毡匠打量了她们好一会儿，悄悄发问。

她们迟疑着没有回答。

老毡匠放下担子认真地对何福祥说：“怎么，不认识我了？打下山丹后，你们不是建了一所小作坊吗？那个又高又胖的郑部长找我帮着做毡衣、毡靴。你那时常给作坊送羊毛，忘了?”

“哦！大爷，是你老人家呀，记得，记得!”经毡匠这么一说，何福祥才辨认出来。

老毡匠把三人领到自家后院，吩咐家人赶紧做饭。他感叹道：“你们这些好人啊！怎么才过了几个月，队伍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们那位郑部长呢？他现在什么地方?”

何福祥一听打问郑义斋部长，不觉失声痛哭起来。早在鄂豫皖苏区，何福祥就在郑部长领导下工作。当时郑部长没有成家，缝缝补补，洗衣做鞋，都是何福祥帮助料理。可现在，郑部长已经长眠于祁连山中了。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2）

老毡匠听说郑部长牺牲，心痛地连连顿足：“哎呀！太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啊！”

三人在老毡匠家藏了几天，这一带风声更紧了。她们不愿连累老毡匠，执意辞别。

一天，她们走到大马营一带要饭，忽然窜出恶狗咆哮着猛扑过来。牧场狗凶，当时就把李开英的腿咬得鲜血淋淋，摔倒在地。等何福祥、李文英上前把狗赶开，李开英已经被狗咬伤多处了。何福祥背起李开英，李文英托着她咬伤的腿，挣扎着找到一个窑洞。

当何福祥、李文英出去讨回一碗酸面条端到李开英嘴边时，只见李开英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痛苦地咬着牙关，只有微微一丝气息了。两人发现李开英身上带的那块换饭吃的鸦片不见了。原来，李开英怕连累她俩，吞吃了鸦片。

两人紧紧抱着李开英哭成一团。李开英挣扎着说：“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不死也难活着回去，你们快走吧！将来如果能见到我的儿子冼兵文，他在九军当勤务兵，告诉他我死了……”

何福祥和李文英抱着战友渐渐冰凉的躯体，失声哭着。她俩守着战友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窑洞外呼呼的北风，为李开英抚慰伤痕累累的人生，为她笑出一滴滴血声，为她呢喃着春天。

李开英，四川通江人，妇女工兵营指导员。红军到她家乡前，她们那一带男人绝大多数抽大烟。红军来后各地办起戒烟所，她带头送丈夫戒掉了烟。扩红中，她先动员丈夫参军，自己也以30出头的年纪带着12岁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牺牲，不过儿子的死她并不知道，她在伤痕累累的拼搏中，始终思念牵挂着儿子。

何福祥和李文英出去，想找把铁锹把战友埋掉。等她们回来，老乡把李开英的衣服、绑腿全剥去了。当地乡长找来一张席子，帮她们把李开英埋在坡上，说：“你们走吧！马家军搜山的多，这里不能久住!”乡长的老婆给了她俩几个青稞面馍。她俩远远望着祁连山；祁连山留下红军的伤痕，红军的悲愤。

天麻麻黑，两人遇着一帮人，说：“你们快进窑洞，快进，韩旅长的队伍来了!”她俩跟着进去，里边大洞套小洞，小洞里边还有个大坑。两人觉得不对，想回头出去。那帮人已把何福祥绑住，一脚踢倒，用刀背乱砍。

李文英说：“走，去见你们韩旅长，是韩旅长把我们放出来的！我把你们一个个认下，等我们大部队来了，到时饶不了你们!”

民团小头头嘻嘻地笑了笑，对李文英说：“到里边窑洞谝一谝，我就放了你们!”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3）

李文英走了出来，可眼泪正涓涓地流回心底。小头目跟出来，下令给何福祥松绑。

李文英，四川阆中人，13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了苦。1933年2月，红军来到她的家乡。她参加了游击队，给红军送柴送信，站岗放哨，第二年正式参加部队，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后升任班长。

她俩一路乞讨，向东而行，又碰上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而行，当走到武威、永昌、民勤交界的三岔口公鸡堡时，被民团的马队抓获。

马家兵把她们的手反捆起来，一路走，一路打；把她们的衣服脱掉，逼着从结冰的河里趟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割得尽是血口子。沿途的老百姓实在看不过眼，有的跪下为她们求情。有位老太太拉住马家兵的马缰绳，说：“老爷，饶了吧！这些女娃真可怜，你们也是有儿女的，积点阴德吧!”

她们被抓进武威临时设置在一所旧式大院中的监狱。何福祥、李文英在这里遇见了许多战友，曾广澜、李开芬、吴先璧、吴兰英、杜新兰、沈秀英等。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何福祥、李文英虽然身陷囹圄，这时心中却相对地踏实了，因为和这么多的战友在一起。敌人把监狱里先去的女红军编成九个班，何福祥是10班长，班里有李开芬、李文英等。

夏天就要来了，阳光对于心灵凄苦的人来说过于明亮了。敌人押她们到海藏寺洗澡，已是6月天还有人穿着毡衣。马家兵骑在马上向两边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她们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被关了几个月，一个个蓬头垢面，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人低头，个个昂首挺胸。老百姓看到她们如此坚强，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敌人把狗推到河里，让狗和她们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大伙气极了，厉声向马匪呵斥道：“你们如果不把狗拉出去，我们就和你们拼了!”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把狗拉了出去。洗澡回来，李文英气愤不过，对王泉媛团长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欺负我们?”说着，就骂了几句。特务团团长马阁麟知道后，亲自领着爪牙把李文英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打，她就骂，还说：“死就死，我根本不怕……”

8月的一天早上，敌人把100多名女红军押到师部大院，排成一列长队。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大家“自由”，接着就宣布了第一批获释的名单。大家高兴极了，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兴奋惊疑之时，突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嬉皮笑脸地来到女红军身边拉扯。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4）

大家明白了马步青的所谓“获释”原来是把女红军分配给他的部下当老婆。战友们气坏了，和敌人扭打起来，高声叫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要命有一条，宁死不受辱!”“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你们当老婆的!”她们势单力薄，有30多个姐妹被抢走了。李文英被分配给一个县参议，她又喊又打又骂。特务团团长马阁麟挨过她的骂，知道厉害，说：“那个日奶奶的，太野，不能要!”县参议不敢要她了。后来，她和一个汉人结了婚，就在武威定居下来。

何福祥被分给一个排长，至死不从。有位看守悄悄地对她说：“我乡下有个种地的亲戚，你愿不愿意跟？若愿意，我就想办法!”她想，跟劳动人总比跟马家军官强，就答应了。不久，那人的嫂子进城来，偷偷领着她跑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她在这里隐姓埋名10多年，在不停歇的劳作中千百次地咀嚼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万分兴奋，浑身是劲，率先在张义堡投入反霸建政，土地改革。她又像陀螺似的“嗡嗡”旋转起来，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

1949年冬天，有股1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探听到消息，背着五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准备，粉碎了土匪的围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的。杨文局是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离虎口。她现在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书记，来信问她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何福祥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福祥一直向组织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但因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解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造反派反而给她定了“大叛徒”，将她关进了牛棚……

乌云终于过去，何福祥鼓起了新的勇气和信心。她把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省委，写给地委，写给厂党委。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红布包。啊，是一包钱！有1角2角的，1元2元的，更多的是5分、2分、1分的硬币。总在一起，200多元。这些钱，是老人许多年来1分2分、1角2角积攒起来的。老人又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头两个月工资放进了红布包，一共460元。460元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一般人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这是她恢复党籍补交的党费，蕴含着一片心和渴盼已久的希望。当她把这些钱最终交给党组织时，苦苦期待的心终于感到一丝轻松……

他的脚板砍掉了（1）

他俩躺在小山包上，贴着天幕，像一幅铁色的剪影。这是一段砥砺人生的经历，一段艰难无比的经历。已经是第八天了，山上的夜晚特别冷，肚子又饿，伤口又痛……

李屏仁对谢良说：“老谢啊，我俩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是革命到底好些，免得被敌人抓去受罪！”

谢良理解李屏仁的意思，虽然不想死，哪还有什么办法能活着出去呢？便问：“怎么死法?”

“我治腿痛身边还有一二斤烟土，就吃大烟去见马克思吧!”

“那就咱俩分着吃吧！”

“不行，分着吃谁也死不了，我吃烟土，你上吊！”不等谢良回答，李屏仁就拿出烟土往嘴里送，一会儿就吃完了。

暮霭飘来荡去，隐匿了山，隐匿了树。战友要走了，他也只能陪着一起去，找不到绳子，只好解下绑伤口的绑带布往大树上挂。由于腿伤爬不上大树，挂在小树上，小树太矮又吊不死。

第二天拂晓，谢良正在发愁，李屏仁的烟毒发作了，口吐白沫，舌头发硬。谢良连忙喊：“老李，老李!”李屏仁已不能说话了。

巨大的、无边的宁静悄悄地罩着宏大深邃的山野。怎么办呢？谢良拿树枝和雪把战友埋好，尽了一份革命同志的友爱。

他孤独地坐在雪地上，深思着往事前尘，冷涩的岁月把记忆的底片漂濯得愈加清晰。

谢良和李屏仁是老战友。谢良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李屏仁是江西宁武人，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第二年入党。长征路上，李屏仁任三十七团团长，谢良是政委。渡河西征，李屏仁任红五军参谋长，谢良是红五军十三师政委。李屏仁在永昌敌人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也打碎了；谢良在山丹阻敌时左腿负伤。五军解散后，他俩都在西路军卫生部治伤，随军行动。

石窝会议之后，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塞给谢良三块银元，不忍抬头地宣布了组织决定：“西路军失败了，剩下的部队分散行动。你们伤员不能随军行动，自己逃生走吧!”

“行！我懂，我走，决不拖累大家!”

他的脚板砍掉了（2）

伤病员和家属各按自己的希望，有的向北，向着森林走去，有的向南，向山下走去。谢良、李屏仁带了警卫员和饲养员往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一路上，有骑马的，有走路的，有男的，也有女的。

大家怀着失望的心情，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漫无目的随着人群走啊，走啊！谁也不讲话，好像都是哑巴似的。走了一夜，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拂晓时走到黑河边。人们不约而同地奔向河边，用茶杯或面盆盛水洗脸，把脸上手上黑乎乎的泥土洗干净，烧水吃点干粮。大家仍然不说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谢良的视线划过河面，不觉向远天远地眺望。啊，苍茫大地，裸露着黄褐色的肌肤。他和李屏仁决心向陕北方向走，找中央派来的援军。这个愿望不仅急切，而且近于悲壮，他俩一拐一瘸地全靠警卫员、饲养员照顾。腿伤发炎痛得实在无法走了，两人对警卫员、饲养员说：“你们年轻，身体好，找部队去吧！再拖下去把你们也连累了!”警卫员和饲养员一听哭了，再三表示不能把首长丢下不管。谢良和李屏仁反复说服，他们才勉强同意。临走，大家把剩下的炒面吃了。警卫员和饲养员还给首长拾了些柴，烧了些水，尔后才依依不舍地走了。

大地苍茫，群山肃穆。谢良掩埋好李屏仁，心想，战友已如冬草偃伏在荒野，自己给敌人抓去还不如跟着战友一起去见马克思，也算革命到底。想到这里，他又去上吊。这时走过来两个自己人，把他救了下来。

谢良腿不能走，又没有拐棍，只好把捆伤口的绑带一头挂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左腿上，手扶着地顺着山沟往下爬。沟沟坎坎，石头像刀子一样尖。他的衣服和手脚都磨破了，棉裤也被血水浸透，一天只能爬二三里。

他发现山沟里有个牧民的帐篷，便向帐篷爬去，想向牧民要点吃的。牧民怕连累，不肯帮助他。他把藏在伤口附近的三元钱拿出来交给牧民。牧民见他很诚恳，又很大方，就给他一些吃的，但不让他进帐篷住。他只好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住下来。

马家骑兵搜山，在小帐篷后面发现了他。骑兵中有个当兵的喊他：“谢政委！”他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红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马家骑兵。

他的脚板砍掉了（3）

谢良没有答应，也没有否认，就这样被抓走了，关在营部。营长带一个连搜山还未回来，只有一个女人。她是妇女团的班长，四川人，被俘后被强迫当了营长的妻子，说：“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员都送给大官当太太。妇女团几十个人被俘，谁抓到就当谁的老婆，没法子呀!”

谢良劝她：“不能忘记啊！你是红军战士，应当劝你们营长不要打骂，更不要杀害红军战士，为来世做些好事!”

她说：“我是红军战士，我听你的话，尽力做营长的工作，多做些好事!”

谢良被用马车送到花寨子。花寨子有一二十户人家，有一个二层楼的砖房。楼上住着旅长马禄，还有被俘的三四个文工团员，都当他的“老婆”。楼下住的是被俘的团以上红军干部，有红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

谢良的伤口发炎，臭气熏天，大家都讨嫌他。他在这里住了四天，伤愈来愈严重了，被送到凉州城里陆军医院。

凉州医院有三四百个伤病员，其中多数是红军，大家都不说话。医院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两个黑馒头，一块咸菜。马医官给他治病，因他的腿发炎厉害臭味很大，不愿意挨近他，就用二三尺长的水管给他冲伤口，上些消炎药，包扎一下就算治疗了。他痛得要命，也不敢说什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5月的一天，一个副官陪他坐公共汽车去兰州治病。谢良进了省立医院，被安置在三等病房。这个病房有20张床位，只住了八个红军伤病员，大部分是冻伤的。医院让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他精神上轻松了不少，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打扫个人卫生。伤口继续发炎，医生把他的脚板砍掉了。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走路了，但炎症是好些了。

谢良的老上级、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来看他，告诉他：“八路军办事处向马步芳、马步青要团以上干部，你是第一批，第二批有黄鹄显、马良俊等人。”

1937年8月15日，朱良才接他出院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他又经过西安办事处被送到云阳留守处，和云阳留守处主任周碧泉一起回到了延安。

女红军，小红军

骑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吴辑庠——

红妇女130余人被俘获。旅、团、营长及团副等带兵官，自己私藏了一些。红妇女到凉州后，马步青派传令兵到团长、团副、营长等家中逐户搜查，统统交给特务团。马禄家未搜查，准留作妻室。听说给青海30人左右。妇女团名义是团实际是连，由特务团长马阁麟总负责，特务团二营营长外号黑鼻营长马维福具体负责。妇女团长王泉媛负内部管理的责任，连排班干部都由王泉媛指定。妇女团中挑出了能歌善舞的19人，包括来的女演员，编为歌舞队住新城师部副官处院内，由副官处负责管理。歌舞队是专供马步青玩乐消遣的。以后因马步青到旧城交际处的空隙，副官处的副官和传令兵，对歌舞队成员有污辱行为。歌舞队成员向马步青做了控诉，马即派炮兵团加设了岗哨严禁出入。最后马步青认为将妇女留在部队，不便管理，容易发生男女问题，遂下令将所有的妇女配给官兵。马步青心中认为总会得到妇女的同意，但宣布之后，却遭到了大部分妇女的反对拒绝。于是马步青在新城花园内连续演了三夜卑鄙无耻的春宫电影，引诱妇女观看。第三夜将妇女排成队，将官兵用手巾蒙住眼，逐个去摸，摸到谁就是谁。女团长王泉媛配给了匪团长马进昌。马步青自己留了一个叫苟兴才，给他当老婆，以后被他的大老婆折磨死了。马步青给秘书长孟练百三个做使女，以后也被孟的小老婆折磨死了。

马步青将10岁至15岁的小红军400多人，合编成骑五师童子军，由马步青兼任总队长，马阁麟兼教育长，马天麟（马阁麟之弟）兼教育主任，郭维坤任大队长，唐增智任大队副。下设四个分队。

特务团团长马阁麟——

被俘红军小战士是1936年11月到1937年2月间送到武威的，前后陆续送来200多人。马步青将他原有的小孩子200多人，共400多人合编为骑五师童子军。他们训练的地点在武威旧城军法处后边营房，年龄都是15岁以下10岁以上的小孩子。马步青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成长好后，将来给伪部队作班排骨干。

1938年骑五师改编为骑五军时，我调为军部参谋，特务团改编取消，童子军调到新城编了个工兵营。营长是马秉毅，营副是张生喜。约在1938年初才送兰州伪第八战区接管，接管后听说将红军小战士编入第八战区特务营了。

秘密党支部（1）

黄河像一条蛟龙，扭躯摆尾从兰州市穿流而过，泽被后裔，惠流千秋，唱着一曲永不衰老的歌，唱着夜的衰败死亡和黎明的临盆出世。

兰州东郊黄河南岸拱星墩，集中关押了一批西路军被俘红军。集中营是陆军营房改造的，土坯砌成两丈多高的围墙，墙顶电网，四角哨楼。大围墙里还有一个小围墙，军官队关在里面。军官队的小围子西面有个门可通士兵队，但不准出入，到外面的唯一通道是东门，设有岗哨。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马步芳、马步青“二马”迫于各方面压力，先后挑选年龄较大的红军被俘人员，分批押送到兰州拱星墩交国民党第八战区集中营。

集中营上校大队长给军官队“训话”：“兄弟我研究过三民主义，也研究过共产主义，可是我……”他咳嗽了两声，“可是我就不信那一套!”

大家哗然，七嘴八舌。有的说：“别他妈装蒜，前几天还讲什么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就不信三民主义了!”有的说：“你看他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还研究过共产主义哩，嘻嘻……”

上校叹了一口大气，说：“我奉劝诸位，你们目前在患难之中，不要去相信什么主义!以后，唉，如果蒋委员长准许你们回共产党那边去，唉，回去以后再相信你们的主义也不迟呀!”

“你不相信你们的三民主义，那是你的事，我们管不着！我们相信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事，你也不必操心!”方强操着满口湖南口音反驳说。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的地方——梨园河西岸的寺望山大家你一声我一语，在下面嚷成一片。上校面红耳赤，青筋暴跳，来回踱了几步，急促地喊了一声“解散”便转身走开了。

国民党称集中营为“感化队”。上校大队长每周给军官队“政训”一次，“政训员”专门给士兵队“政训”讲话。这些家伙明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仍不时地对红军“训话”，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党，只能有一个主义，只能有一个政府，只能有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领袖，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应该取消，红军应该改编，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政训”真让大家头冒蒸气，怒火上升。党支部认为有必要进行驳斥。这次与上校“训话”针锋相对，就是一次驳斥。

秘密党支部（2）

方强是集中营秘密党支部的书记，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西路军在临泽倪家营子时，处在马家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总部决定由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带七十五团、八十一团加妇女独立团，佯攻甘州，掩护主力东返。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到达甘州南关，陈政委对方强说：“为保证主力东返，我们要堵住几十倍于我们的敌人，将要承受敌人的围歼，可能全部牺牲……”方强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西路军因故没有东返，改向祁连山突围。陈政委带领部队掩护主力进山，牺牲在梨园口。方强在石窝分兵以后突围时被俘。

1937年的春天来了。方强和卜胜光、刘振堂、任国章、金中、张先进、夏康林七人，从河西走廊的武威被押送到兰州。他们走上黄河铁桥，脚下是奔腾的河水。清风过处，黄河上傲然挺立的水车，自得其乐地大转特转。

他们被关进东郊拱星墩集中营，一进小围墙，军官队的一些同志就围拢来看望他们。方强认识秦基伟、徐立清、徐太先、辛元林等。大家紧握双手，问寒问暖，诉说各人的遭遇和战友的牺牲。人人心重如铅，方强悲痛地流出了眼泪。

他们七人被分编到各班，方强和卜胜光编在一起，班里有徐立清、徐太先和一个团政委、两个营长。班长是肖显望，曾任红三十军作战参谋，充实基层后任营长。

方强和卜胜光在武威监狱时就关在一个牢房，现又关在一起。他俩埋藏在心底的话常常不知不觉从口中流出，当前局势……统一战线……陕北延安……抗日前线……他俩感到很有必要组织个党支部。两人找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商量，决定成立秘密党支部，方强任书记，卜胜光任组织委员，徐太先为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首先联络党员。徐太先联络了秦基伟、徐立清、刘毅、熊德如等；卜胜光联络了冷赤才；方强联络了刘振堂、辛元林、张先进、夏康林、任国章、金中等，还在士兵队联络了欧阳楚强、钱义民、李明等。党支部每一个同志都心怀梦想，那个梦就是，终有一天回到党的怀抱，终有一天从延安的黄土坡出发奔向抗日前方。

集中营伙食很差，党支部成功地组织了反贪污、反克扣，伙食自治的斗争。统战工作也有收获。军官队队长经过团结教育，后来毅然奔向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改名傅进展。有个原东北军团长，在中央军吃不开，现在是这里的中尉文书，他感慨地对刘玉亭说，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好，共产党的主张是为劳苦大众的，所以得人心。国民党太腐败了，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集中营大队部要从士兵队挑选一个勤务兵，看中了还没有暴露身份的骑兵师一位指导员冷赤才。冷怕政治上背包袱不愿去。党支部认为这是了解狱方情况的好机会，便动员他去。

秘密党支部（3）

一天，冷赤才怀着喜悦的心情跑来向党支部报告：“从电话得知，经过国共谈判，在西安、兰州等地设立了我们的办事处。还从大队部人的谈话中知道，我们党中央正向国民党交涉要把关押在兰州、西宁的红军将士全部要回。”支部立即将这些消息向同志们作了传达。大家高兴得彻夜难眠，纷纷表示心志信念，尽管处境艰险也要坚持下去，争取早日回到红军队伍。

落日淡淡的余晖在高墙和房顶流连。冷赤才匆匆地跑来说：“大队部接到电话，说我们党中央最近要派一个叫张文彬的代表来看望大家。”党支部得到这个喜讯，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讨论如何欢迎代表的问题。可是张文彬同志是谁呢？感到名字有些陌生。大家一致意见由方强起草向中央代表写报告，汇报支部情况，要求早日回红军，早日上抗日前线。这些天来，迎接党代表到来之事，成了大家从早到晚谈话的主要内容。人人喜笑颜开，按捺不住快乐。

上校大队长和“政训”尉官们奇怪起来，惊讶地问：“这几天你们高兴什么？有什么事情值得高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初步胜利，国共合作，你说高兴不高兴呀?”

上校听了晃了晃脑袋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几声“是呀，是呀”。

张代表终于来了，那是阳光灿烂的6月。太阳升到当顶，光芒四射。一辆马车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了下来。张代表从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三个便衣特务。随后，国民党九十八师的政训处长坐着汽车赶来了。

张代表一到，消息就飞快地传遍了整个集中营。同志们争先恐后蜂拥而上，热烈鼓掌，高声呼喊。这些历经风霜、出生入死的人们，个个都融进欢乐之中。张代表看到大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心向党心向革命，心情十分激动。他含着泪珠，频频鼓掌，招手。方强亲切地拉着张代表的手说：“我们大家热烈欢迎你！”张代表和方强以及围上来的同志紧紧拥抱。当晚，党支部让冷赤才把给党中央的报告送交张代表。

翌日上午，张代表在上校大队长“陪同”下来到牢房看望大家。张代表到方强住房后，要方强、卜胜光、徐太先三人同他一起看望大家。张代表走遍了军官队和士兵队的每个房间，和每个人握手，亲切地慰问。

在大家强烈要求下，集中营终于答应召开欢迎张代表的大会。天空很蓝，云彩很白，风是暖洋洋的。下午3时，欢迎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院子里溢满阳光。强烈的歌声冲破高墙，飞向天空，传向四方。张代表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登台讲话。台下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洗耳恭听。张代表的讲话使许多人热泪横流，哭声哽咽。大家拼命鼓掌，久久不能平息。讲话结束，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方强等分别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秘密党支部（4）

“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拥护国共合作!”

“我们坚决要求回红军，要求上前线抗日!”

……

张代表将方强和卜胜光、徐太先等请到他的住房，说：“你们的报告看过了，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过两天回西安，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你们回红军的要求一定能达到，一定能够走上抗日前线！”张代表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次来兰州，没带经费，这是我从自己的旅费中节约的40块钱，留给大家买点针线，缝补衣服!”张代表临走特意留下两本新华杂志，由冷赤才转交方强。杂志上刊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的文章，有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

国民党当局决定把兰州集中营的被俘红军押往西安，再由西安上火车到南京。九十八师一个营负责押送。

烈日当头，热风扑面。这支被押送着的长长队伍，晃晃荡荡地向东行走。方强望着前方炎炎赤日普照着的广袤山野，激动的心正如躯体一步步迈向早已向往的方向。

平凉是国民党另一个部队的防区，押送的九十八师一个营换成了四十三师一个营。在平凉飞机场旁大操场，敌人对士兵队点查了人数，对军官队逐个点名检查。点名查数后双方办理移交手续。

路过一个小镇，墙上贴着红军写的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战线！”“团结抗日!”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欢迎西路军同志们回红军!”。对于受尽苦难的红军，一条一条标语，就像一滴一滴蜜糖流淌在炽热的心窝里。每一条标语都点明了大家的夙愿和期望。

队伍向四十里铺行进时，“援西军侦察员”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飞快地在大家中间传着：“我们的队伍就在不远处，就在四十里铺以东！”

四十里铺。太阳金红，斜在西天，渐渐消失在暮色中。方强和卜胜光、徐太先趁着敌人布置警戒，队伍解散分配住房的忙乱之中，以买吃的为由脱身而去。他们在高粱地的青纱帐中向东飞跑，高粱秆发出嚓嚓的声响。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1）

锅盔中的纸条：“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

军官队又送来六个人，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和黄良诚。他们是进军官队的最后一批。六人被指定住进东排最后的“87”号房间。房间很小，八九平方米，一个小窗户。床铺是用木板架成的，上面放了20多块砖作枕头，其余什么也没有。

六人刚进“87号”，一个身穿破烂红军服装，头发长长的像个女人的人，悄悄地来看望他们。

“同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的？”

“这些用不着你管!”黄良诚气呼呼地顶了一句。

“嗬，好厉害的小家伙，像个样!”来人笑嘻嘻地说。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人又问。

“从西宁来的。”刘玉亭回答。

来人看他们不愿多谈，便走出房间。六个人七言八语猜开了，谁知道这个问“单位”问“工作”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夜幕降临，六个人躺在木板上，小声议论着。

“我看，军官队这么多人，一定有党的组织，莫非来问的那个人，就是来了解我们的，或者是跟我们取得联系的?”刘玉亭首先提出看法。

“这也有可能，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谨防叛徒!”黄良诚接着说。

“小黄说得有道理!”曾庆良说。

“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一下问话的人再作决定!”刘玉亭接着大家的话说。

几天来，他们暗暗地注视着那个人，发觉那人达观开朗，对同志很热心，大伙对他也很亲切。显然，一个叛徒要在红军干部中有这样好的关系是办不到的。他们后来知道那人叫辛元林，曾任团政委。辛元林有空就和他们攀谈，不过他们只是平常的闲谈，彼此都在考察着对方。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2）

军官队里，除个别同志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其他人都没有暴露真正的身份，不是说自己是参谋，就是文书，再不就是收发、司务长。六人断定这里一定有党组织。

夕阳在天上织出红、黄、青、蓝的晚霞，透过铁窗映进牢房。刘玉亭代表六人开会回来，告诉大家已经和党支部接上头，联系人就是辛元林。六人无从知道党支部成员，但估计几位职务较高的干部如方强、秦基伟、卜胜光、徐太先、徐立清等很可能是支部领导人。

集中营伙食很差。一天两顿，清清荡荡，泥沙很多，把牙磨痛了还吃不饱。党支部决定闹一次伙食斗争。

早饭的号声吹响。大家拥进厨房，看看饭菜。这个说：“饭太少吃不饱!”那个说：“饭里尽是沙子，菜又脏又少！”厨房内外闹成一团。

集中营上校大队长闻风而来，大发雷霆：“真他妈的不想吃，好，就饿你们几顿……还想吃好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围个水泄不通，指着鼻子质问：

“我们一天多少粮?”

“我们一天多少钱?”

“要求公开伙食账!”

“我们自己管理伙食！”

人们又叫又喊，此起彼落。上校满头是汗，低声下气说：“请各位静静，既然是伙食问题嘛，那好商量，好商量！请你们派代表来共同商议商议。”

党支部要各班推选一个代表到集中营大队部参加伙食谈判，并动员部分同志届时在门外助威。他们组刘玉亭参加了“伙食谈判会”。

监狱大队部坐满了人，门外站满了人。大家都去了，提出伙食自治三条意见：一、公开伙食账目；二、为防止贪污，各班轮流派人上街买菜，自己上账，监厨；三、饭菜要保证干净，常换花样。

“代表”据理力争，并提出要到兰州上告。上校自然害怕事情闹大，自己的贪污会被揭露，影响国共关系的责任更担当不起。除上街买菜外其他条件全部答应。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3）

士兵队听到军官队伙食斗争胜利，派人来商量，准备冲军官队的厨房。当天下午饭时，士兵队几十人冲过来把军官队的饭菜全拿光了。经这一闹，士兵队的伙食也改善了。

春风早已拂绿大地。党的代表张文彬来到监狱。同志们蜂拥而上，把张代表团团围住。泪珠，滚烫的泪珠，挂到一张张激动的脸上；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从一双双历尽磨难的手里弹跳出来。张代表从大家的泪珠里看到喷涌的热血，从大家的掌声中听到了战斗的鼓音。他含着热泪，频频向大家鼓掌握手，和围上来的人紧紧拥抱。

四周的国民党士兵被这个场面惊呆了，他们军队里哪有过这样的场面?

欢迎张代表的大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士兵队也集合过来。军官队挥着军帽向士兵队欢呼致意，士兵队也挥帽还礼。军官队里响起歌声，士兵队马上随着唱了起来，一阵比一阵嘹亮，一阵比一阵高扬。雄壮激昂的声音，从窄窄的围墙飞出，回旋在广袤的山野上，缭绕在黄河那滚滚的波涛上。

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决定把大家从兰州押走。党支部商议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

从兰州出发已经走了九天，到了隆德县和尚铺。午饭过后，军官队准备出发，忽然看见几个国民党士兵，推搡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来到跟前，后面跟着敌人王参谋。那个被押着的人，衣衫撕得稀烂，浸着斑斑血迹，铁青的脸上不时冒出点点滴滴的血水。王参谋凶神一般对大家说：“这是士兵队的，逃跑被抓了回来。大家看应该怎么处置?”敌人显然想杀一儆百。

大伙看见战友血肉模糊的惨状，早已怒不可遏，一听姓王的问话，更是火上加油。刘玉亭站出来愤愤地说：“你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已经不像话了，你立刻放了他!”军官队的人一致高喊：“放了他，放了他!”“你们把人折磨成这样，太残忍了!”士兵队的也蜂拥而上，把姓王的团团围住，大声吼叫着。姓王的咬牙切齿答不上话来，看众怒难犯，只好挥了下手走开了。那个战士向军官队的同志点点头，吃力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了。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4）

队伍路过华家岭。一位蓬头垢面，脸色蜡黄，颧骨高耸，两眼深陷的人，呆呆地看着刘玉亭、黄良诚他们。他衣衫褴褛，腰间系根草绳，脚上穿着两只各不相同的破鞋，手拄木棍踉踉跄跄地向他们走来。

“是讨饭的穷人，给他点钱吧!”曾庆良说。

“你们……难道……真认不出我来了吗?”那人热泪涌流，一手拉着黄良诚，一手拉着曾庆良。

“啊！龚兴贵!”几人又端详了一阵子齐声惊叫起来。龚兴贵原是红一方面军电台政委，大家在一方面军时就熟识。西路军失败分别只有两个多月，龚兴贵的模样却完全变了。看到老战友遭到如此磨难，凄怆之感涌上心头。

老龚揭起裤脚指着两腿说：“被狗咬得稀烂，我今天实在走不动了，想不到遇见你们……”

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忙着从自己身上脱衣服，你一件，我一件，一齐塞到老龚手里。龚兴贵眼泪刷刷，双手打战，换下了自己的破烂衣服。“当啷”一声，他怀里揣着的只有半边的破碗和几颗烂山芋头一起掉在地上……

老龚两腿稀烂，晃晃荡荡，站都站不住。他们就架着他走。

平凉到了。押送的九十八师把俘虏移交四十三师。晚饭后，刘玉亭等接到党支部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卧床不起”四个大字。

第二天。军官队不仅起床晚，还闹着包了一顿饺子吃。12点过后，才晃晃荡荡上路。队伍前头的方强等带头行动起来，耍笑连长说，吃饱了快点走吧？连长傻头傻脑认为是好事呢，跑得飞快。大家也都跟着行动起来。“报告，我要小便!”于是跟上一个士兵去路边看守撒尿的；“报告，我要大便!”于是跟上一个士兵去地里看守拉屎的。接连不断报告，这个要小便，那个要大便，张三要喝水，李四要整理草鞋带。前面走的，一路小跑飞快，后面走的却像没睡醒似的软耷耷迈不开步子。100来人的队伍拖了五六里长，东一个西一个，七零八落。每个人身边跟着一个敌人士兵，大家风趣地叫“警卫员”。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5）

太阳火辣，暑热灼灼。黄良诚和他的“警卫员”走进一个小铺，用张代表发的一元钱买了一盒香烟，两碗茶水。他不会吸烟，却顺手取出一支吸着玩，一盒烟都送了“警卫员”。“警卫员”乐得够呛。他看见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人从跟前飞过，隔一会儿又回来了，来回奔跑在公路上。忽然，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进来，车后绑个提篮，里面装着锅盔、香烟。来人买了一碗茶水，一边喝一边打量着大家，口里不住地说：“好热，好热!”喝完水便兜揽起生意：“喂！老总，走路肚子饿得快，买几个锅盔吃，很便宜，1角钱10个!”

黄良诚的肚子的确有些饿了，于是买起锅盔来了。大家都给自己的“警卫员”买了两个。生意人有些奇怪，给红军拿时，总是翻下面的，要一个也是拿两个，甚至于还拿三个呢！他递给大家锅盔时，总是挤眉弄眼地说：“你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黄良诚拿着两个锅盔在桌下掰开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援西军侦察员。”侦察员让每个同志都吃到他的锅盔以后，才愉快地推着车子走了。

军官队磨磨蹭蹭，好容易走到四十里铺。这个镇上没有敌人的营房，也没有能容纳1000多人的大院，只好让人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敌人营长派了两个连分布在镇四周麦地里警戒，一个连的两个排分布在镇上街头，另一个排守卫营部。

大家三个一堆，五人一伙，坐在树荫中、屋檐下开起小组会来，旁若无人似的半公开议论着回延安的事。敌人发现动静，但担心的不是有人要跑，而是怕战俘晚上暴动。营长为了安全起见，把分布在街头的两个排撤回营部加强防守。营部门口还架起机枪，放了双岗。

灰蒙蒙的天宇下隐约可辨那山丘起伏的深黛色身影。这天夜里，不少人夺路脱险。方强、辛元林等，刘玉亭、黄良诚等都逃离虎口，回到援西军驻地。龚兴贵因是“要饭的”，不在花名册，已先他们回到援西军。

阳光明丽，烟萝叠翠。援西军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等首长来看大家。刘司令员满面笑容，时而挥手，时而鼓掌，亲切地向大家致意。许多人眼泪哗哗流个不停，有的竟放声号啕大哭。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1）

“你们的人太好了，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

集中营的敌人大叫况书记站出来。况玉纯戴个瓜皮帽站在一个高个子后面，没有吭声。敌人让冷赤才来认，冷转了几圈没有认出。敌人让军官队的人来认，徐太先和二六四团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军部作战参谋等人都到队前来认。况玉纯提心吊胆，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发展。他们看了一下异口同声说没有，他才放了心。

况玉纯在士兵队。士兵队不是修路就是修飞机场，而一天只有九两面，里面还包括柴油盐酱醋的钱。每天两顿稀汤，饿得两眼直冒金花。军官队在隔壁院里，粮食比士兵队要多。有天在院子吃饭，军部作战参谋肖显望过来悄悄劝况玉纯自己报告到军官队去，省得饿肚子。

况玉纯说：“我当军部书记算不了什么官，他们查我的目的不过是要了解红三十军的情况，因为敌人认为三十军能打，现在还有一部分到新疆去了。”

肖显望同意他的分析，又对他说：“军官队有党支部……”

“我这边没有支部，你把我的名字记在你们支部里，有事情需要我做的时候，尽管告诉我!”

肖显望从房后窗口给况玉纯送过一次馒头，后来敌人管严了没有再送。

况玉纯是红三十军军部的书记，二返倪家营子充实基层时，到八十九师二六四团一营任教导员兼一连指导员。况玉纯记不起张代表的名字，只听说是三军团的保卫部长。张代表向全体被俘人员讲话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欢迎。张代表看到这个场面很激动，面对着墙停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开始讲话。

有一天，敌中队长在机场训话，大骂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共妻，大讲三民主义怎么怎么好。

况玉纯气极了，说：“蒋介石搞的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卖国主义，民权主义是富人有权，民生主义是民死!”敌人一个分队长听见了，过来抽了他两皮带，然后叫他到外边墙角去。分队长悄悄地对他说：“你要留心，我打你是为你好。兄弟在江西跟红军打仗被俘过，你们的长官给我们大米饭和猪肉吃，临走还给我们发钱。哪像我们的这些狗长官，每天只给你们吃两顿稀饭。你要小心，回去吧!”况玉纯跟出去的时候原以为这下可完了，没想到得到了奢侈礼遇。他想这是受红军俘虏政策教育的结果。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2）

大家要求给被俘人员看病治伤，经过斗争才带他们到围墙外面的军医站换药看病。看病要站队等，看时也不好好检查。况玉纯站在队里不耐烦地大声说：“这些家伙不道德，不给我们认真看，敷衍了事！”这话被带队的分队长听见了，过来甩了他一皮带。他真想照脸给这小子一拳，但最终还是决定沉默。

他们被押送西安。翻过六盘山到平凉西时，一位店铺里的老太太说：“你们的人太好了，打这里往东走不远就是你们的地盘!”

平凉城东机场附近的半山坡上，押送的敌人在这里交接班。交接时，敌人将剩余的伙食费分给每人一块钱，还发了些面做干粮。

况玉纯看到房东墙上整齐地钉着挂枪用的钉子眼，问房东谁在这里住过。房东说：“这是你们的马队来这里买布做生意时候钉的，他们就住在山那边!”况玉纯望着对面山上的苍凉暮色，和一位营长以及另外三人烙着烧饼。

一团浮云蔽翳了月亮。他们听到同院敌人中队长熟睡打鼾的声音，不顾一切冲过机场，冲到对面山脚下，见到敌人巡逻队，紧贴田坎趴下。巡逻队用手电筒照路，没发现他们。黑沉沉的夜空，点点繁星眨着眼睛。他们顺着山沟往上爬，土崖不好上，就解下绑腿接到一起，一个一个吊了上去。

他们登上山梁，天已大亮。人人似乎一下子从苦楚的低谷登上欢乐的峰巅，沐浴着晨风和阳光。

他们翻过山梁，找到红三十一军筹粮处，见到亲人，流下热泪。同志们送他们到了新城三十一军合作社，从合作社又到三十一军一个师政治部。他们理发、洗澡、吃饭，傍晚填完登记表又吃了一顿。他们到一处，同志们招呼他们吃一顿，这一天吃了好多顿饭。

清晨，空气新鲜清润，旭日柔媚纯洁。政治部已经收容了从西路军回来的几十个人。军政委郭述申来看望大家，听他们说一天之内吃了好多顿饭就笑了起来，嘱咐他们不要吃得太饱了，免得吃坏了肚子。

仲夏朗日，他们到了镇原援西军总部。援西军的同志们打听西路军的熟人，谁在谁不在了。提起失败，虽然那黑烟一般的噩梦已经消失，但他们不由得又掉下眼泪……

山丹大佛寺背靠瞭高山，面迎山丹河，内有坐佛一尊，高13丈，凿山为之，为河西走廊三大佛之一。传说张掖卧佛、山丹坐佛与武威站佛为三兄弟，同去西天取经，走累了，因速度不一，便前者等后者取卧、坐、站三势。坐佛亲眼看见西路军的英勇牺牲，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瓦砾堆下的半截佛脚，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3）

此刻，况玉纯正疲累地走在山丹西面，向着东方。部队撤向祁连山时，他因手部负伤和总医院在一起。医院打散后，他和几位战友乘夜黑走出梨园口，而后分散行动。

况玉纯走出山丹城西四十里铺镇，碰着一个保长，说他不像讨饭的。他没吱声，但眼睛在冒火。保长喊过来两个骑兵，把他的破毡帽一揭，指着头发说：“你不是共产人是什么?”

两个骑兵把他身上带的藏红花、银元和中央票全都搜去，让他跟着到山丹城。他说脚打泡走不动，骑兵说拉着马尾巴走。他不拉，蹒跚地跟着走到山丹。一进城，两个骑兵把马一拍跑了。他很纳闷。

他怕小巷走不过去，干脆走大街，一直朝东走。两个马家兵在站岗，把他拦住，说他是“共产人”，把他送到旅部。

旅长问他是哪一部分的，他说是骑兵师的。据说敌人抓着红军，是几军的就杀几刀，敌人最怕三十军，抓着三十军的人就要杀30刀，所以他谎说是骑兵师的。

旅长说：“你就在我这里当兵吧！”

“我家有父母，我随父亲到山丹卖布，才参加红军没多久。”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回家，讨饭也得回去。你们的弟兄把我的钱全拿去了，得退我一些作路费！”

没想到旅长派两个护兵带他找到两个骑兵住的地方。那两个家伙只退还他一块钱，两个护兵又送他出了东门。

他走了七八里地，坐在路边休息。天极高，云极淡，大地赤裸裸地横躺着，一片乏极了的静。前面又来了五六个红军失散人员，大家一起走，路过一个村庄，进去要水喝。男主人让他们到家歇歇，腾出大炕给他们住。况玉纯从主人那里了解到山丹城里住的是马禄的部队。主人说：“马禄旅长不抓红军不杀红军，你们放心在我家住一晚!”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西路军西渡黄河，一条山战斗把马步青部的马禄旅残部连同他本人围在一个堡子里。为了抗日大局，红军把马禄放了。马禄残部撤出堡子时，红三十军集中起司号员和宣传队，吹着军号打着洋鼓夹道欢送。

雾霭蒙蒙的东方，闪射着晨曦时隐时现的辉光。大家走出山沟，又碰到三个自己人。他们九人快到永昌城遇到一个小商贩，是湖北孝感人。小商贩听出况玉纯是湖北人，告诉他说：“昨天有你们的人路过，向县长要粮，县长给了些白面。这个县长是汉人，才上任，手下只有七八个衙役。”

“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4）

大家商量进不进城，有人说进，也有人说不进，怕进去出不来。多数人说县长只有七八个人，怕什么。于是九个人进城到县政府要粮，要到半口袋面粉。他们又找到军部电话班住过的地方，把面粉做成烙饼。

永昌要粮以后，他们思想有些麻痹。大家走到武威西边一个村庄，也不察看一下，便分两路进村，正遇着敌人招兵的队伍，把他们堵在胡同里，只有一人从村子的东北角逃出。

他们被押到武威，关进南关一个院子。况玉纯被编到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方强所在的班里。徐太先说，明天一早就向永登押送，永登可通青海也可通兰州，如果往青海走，半路上大家得想办法跑，如果往兰州送，过了铁桥就更好跑了。

第二天走了一天，眼前是一片洒过鲜血的土地，一片陷入沉思的土地。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又是挑水又是背柴。徐太先说自己目标太大，过去“得罪”不少人，让况玉纯替他当班长。况玉纯不愿当俘虏班长，徐太先说没关系，别派他外出公差就行。况的鞋子穿破了，女房东给他一双鞋，说前面要翻山，没有鞋怎么行呢?

路在山野中蜿蜒延伸，他们磕磕碰碰爬行在坎坷里，跋涉两三天到了永登。

的确有不少人对徐太先有意见。八十八师政治部党委秘书吴昌炽来找况玉纯，两人过去很要好。吴对况说徐以前整过他，要去告发。况说：“他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别的，你这样做不好！”吴就作罢。八十八师政治部的宣传队长也说徐整过他，但他没说要报告敌人。

有位商人要个掌柜先生，敌人让况玉纯去。这虽然能让苦难中的人怦然心动，但况玉纯断然拒绝了。他不愿离开患难与共的战友。

敌人来挑兵，让他们在操场跑步，以判断每个人身体好坏。况玉纯和徐太先还有二六五团一营营长约好，装跑不动。徐太先个子高而且胖，本来不灵活，营长虽然年轻但负伤残废，况的手负伤拿不起枪。敌军官把他们三个挑出来站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们三个共产人大小都是个官，挑兵没挑上的都要去做苦工，修马路!”说完踢了他们一人一脚。

挑兵之后还有几百人，押送到了兰州拱星墩，敌人招考“师爷”，考了20多人都没有要。敌人宣传当“师爷”一个月有多少钱，伙食由连长补贴等等。徐太先让况玉纯去考，因为考上了好跑，况说不沾敌人的边。敌人把徐太先弄到军官队，其余的人重新编队，老红军、四川人、甘肃人分编。

况玉纯终于逃走，回到自己队伍，但在兰州集中营这段经历无疑是难以忘怀的。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1）

晨曦里刚刚苏醒的山川和田野，像水墨画似的浓浓淡淡地展现着。太阳渐渐升得老高，仰起头来看到的是一片叫人眩晕的日光。过了平凉，经常有一些骑自行车或挑担子的人从他们的队伍旁边擦身而过，不时指指北边小声说：“红军在那边！”

起初，梁昌汉还不太留意，后来发觉队伍中逃掉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晚上竟然跑了五六百人。气得押送的军官破口大骂：“你们再跑，就用机关枪扫了!”

梁昌汉对站在身旁的骑兵师一位指导员老陈说：“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

机会终于来了，是到长武的那天下午。乌云笼罩着天地，毛毛雨下个不停，队伍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梁昌汉拉拉老陈的衣角：“该跑了！”说着，两人一猫腰冲进了雨中，只听到后面“哇哇”的喊叫声。他俩没有理会，只顾拼命地连滚带爬，一口气跑到泾河边。一位老艄公用木船把他俩渡到了河对岸。

雨过天晴，绚丽的晚霞变幻着炫目的色彩。梁昌汉和老陈轻快地走着，东张张，西望望，禁不住满心的喜悦。

村口的地碉里跳出了两个战士挡住他们的去路。八角帽！红五星！是红军，是几个月来日日思、夜夜梦的红军！梁昌汉连忙说：“我是来当红军的!”

两位战士热情地引他们到连部，原来这里是红一团的驻地。他俩洗了澡，换了新衣服，把长满虱子的破衣裳扔进了火堆。喝着同志们招待的糖水，两个人心里比蜜还要甜。

梁昌汉，红三十军医院医务部主任。

西征河西，特别是在倪家营子，战斗白热化到了没有前线后方之分。周围充满了枪声、拼杀声和惨叫声。子弹从耳边“嗖嗖”掠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震得耳膜痛。梁昌汉和医务人员经常一手提着枪一手架着伤员奔跑在战场上。刚把伤员安置在一块大石头或一堵墙后头，还没有喘一口气，只见光着膀子，口里怪声呼喊，舞着长枪大刀的敌人又追了上来，于是他们连忙拉动枪栓扣扳机，撂倒几个敌人，背起伤员来再跑……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2）

最惨的要数伤员。药品几乎用完了，连碘酒和红汞也用尽了。过草地时医院还有一些从四川带的中药，沿途还可采到一些草药，而这时天寒地冻不见寸草。负伤的战士血流不止，没有纱布，只能用藏区带来的哈达、店门口悬挂的幡布来包扎止血。后来，甚至盐也十分紧张，无法给伤口消毒。军医只能用双手给伤员挤出伤口的脓水。有许多伤员虽负轻伤，但因伤口感染而牺牲，重伤员常常因为战斗紧张来不及随队撤走。

部队撤进祁连山。冰天雪地，洁白的山川，洁白的树木，寒风呜呜作响。

黄昏的山坳斟满残余的些微昼色。有几匹马，梁昌汉跑近一看，马旁还站着几个人，他们是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皮晓约，八十八师参谋长，八十九师供给部长，二六八团政委，军部参谋张方明和几个警卫员。

梁昌汉跟邵烈坤是老熟人了，曾经几次给邵师长医过伤。邵师长见到他，大声向他招呼：“梁医官，跟大喇嘛（过草地时红军队伍中对指挥员的谑称）走，向东，过黄河去!”

他们躲进山坡上的一片原始森林，在山里转了几天来到黑河边。苍茫夜色，黑河墨一样地流着，夜气缓缓地从树梢上掠过，远远近近是一片寂然的黑。他们用石头砸开冰，洗脸和身上的血污，又美美地喝饱了水。但是光喝水怎么行？得吃点干粮。荒凉的山沟里，哪来的人家？他们四顾张望，不知谁喊道：“快看！那是什么？”北边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点火光忽隐忽现。

山坡上有一间帐篷。几个放羊的汉子给他们煮了两小锅米饭，宰了一只羊，还给他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山洞。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大伙儿决定分散行动。大家依依惜别，互相鼓励一定要活着到陕北见。邵烈坤师长从怀里掏出三块大洋，拉过梁昌汉的手放在掌心里。梁昌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邵师长，邵师长那双布满血丝热泪盈眶的眼睛，永远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梁昌汉把一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皮大衣面子扒掉，换上了一件对襟破夹袄和一条满是窟窿的棉裤。为了装扮得像烧窑工，他的脸上脖子上还抹了黑煤灰。他和张方明一组，他俩把枪拆成零件，扔进山谷，走出了祁连山。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3）

黄昏苍苍茫茫，两人分头去要饭。梁昌汉刚走出村口，听见后面有马蹄声。一个声音大喝道：“站住！”他回头一看是马家兵，转身就跑。敌人从后面追了上来，还大声喊：“站住，不杀你了！”他没命地跑，可是身体太虚弱了，踉踉跄跄地没跑上几步，就被一把揪住。

敌人把他关在地主宅子的小屋里，里面已经关着八九个和他一样被逮住的红军战士。敌人把他们押到凉州，在他们当中寻找徐向前、陈昌浩。不久，他们又被押到兰州拱星墩集中营。

张文彬来看望兰州的被俘红军将士，给大家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势。当时，梁昌汉他们看到这么个穿西装戴领带的人，还不太相信是自己人。

军官队到达平凉四十里铺，一个晚上跑了一大部分。命运也给了胡云龙机会。第二天，一个难忘的夏日晚上，胡云龙和一位姓黄的难友也跑掉了。胡云龙听说，军官队送到西安时只剩下8人或18人。士兵队送到西安等着上火车，八路军办事处去宣传，又跑回来很多人。

胡云龙即将迈进镇原援西军总部，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一汪泪水充满眼眶，他不能不回首昨天。

胡云龙，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农民暴动，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5月入党。西路军西征时，他先由营长调任总部四局参谋，和秦基伟在一起，整编充实基层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二营营长。部队退入祁连山，还未到喇嘛寺，二营全垮了。石窝会议之后，部队分散游击，后勤人员、妇女、小孩等三四百名战士组成游击大队。红五军保卫局局长钱义民任政委，胡云龙任司令，政治处主任是一位女同志，在祁连山中牺牲。他们的任务是在祁连山中打游击，把妇女小孩带出山，设法找个出路。祁连山留下他们深深的足迹，敌人搜山部队发现并打散了游击队，最后剩下钱义民、胡云龙和一个秘书、两个通信员。他们分开活动，不久先后被俘。他们被带到花寨子马禄旅部，又转送武威监狱。敌人给每人发一个沙锅子，一天两顿稀汤，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们从武威出发时107人，路上收容1人，共108人，到兰州交国民党九十八师，全部关在了拱星墩集中营军官队。

他们被押到拱星墩时，已是黄昏。层阴沓至，夜黑正在渗入两丈多高的围墙之中。生命不断梦不断，胡云龙在黑暗中的梦想就是回到自己人当中，新的历程的帷幕已经在他的内心开启。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1）

西路军将士人人都有一个坎坷的故事，历尽酸辛的故事。熊秀英曾在兰州被公开张榜拍卖。

熊秀英是四川南江县人，1933年14岁在家乡参加少年先锋队、地方游击队，还参加过打土豪闹翻身。父亲是乡苏维埃主席，哥哥是农会委员。红军走后，父亲被敌人暗杀，哥哥远走他乡，母亲在悲惨中死去。她参加红军后，先分配在总供给部电台，扛机器拉电线，又到总医院四分院当护士，会宁会师后被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

西路军兵败祁连，她和一些失散红军在山里周旋。在牙根冷得发抖的日子，饥饿也压迫着肚子，随时还会和敌人遭遇。他们和敌人碰了个对面，无处可躲，抱着头从山上滚下来。大家走散了，她身边只剩下李文英。树上残剩着锈铁皮一般的零星枯叶，枯瑟瑟的枝叶在风中抖抖地战栗着。在饥寒的肆虐中，她俩一路要饭向东而行。有次分头要饭，李文英再也没有回来。

她落脚在一对老农民的家中，白天藏在洋芋窖中。她拿出身上带的几块银元贴补老人家的生活，托老爷爷买套衣服，打算改换老百姓装束继续东去。

保长领着几个马家兵闯进来，说：“如今没事了，把人找出来送回原籍老家去吧!”未经世故的老奶奶信以为真，将保长领到地窖前喊话。她听说能回家，回延安，心里高兴，打了打绑腿，从地窖里走出来，被马家兵用绳捆了起来。老奶奶后悔不迭，难过得直擦眼泪。

她被押到古浪，又和集中起来的100多名红军被押往兰州。男的被送交拱星墩看押，女战士被押到东城壕附近的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二十七八位女红军，圈在内院。晚上挤在土炕上，没有被褥没有炉火，冻得一夜夜不能入睡。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早晨一碗散饭，临黑一个馒头。大家面容憔悴，有人病倒，也有人死去。

敌人借口收回伙食钱，减轻百姓负担，将这批红军女战士标价张榜拍卖。孤儿院外墙上贴出白纸黑字告示，告示上的每个人名下面，都标着籍贯、年龄、价钱。女战士被一个个生拉死扯地弄走了，情景悲惨。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2）

兰州崔家崖一家富户用30块大洋买走了熊秀英，准备给身有残疾的儿子当老婆。熊秀英一进家门，全家人的饭食就由她操持。她从小离家，本不会炊事，更弄不成面食。崔家肆意奚落，改让她担水，劈柴，扫场院，干粗活。十六七岁的熊秀英，一天忙到黑，十分劳累。当她知道要被许配给驼背小儿子时，便打算逃出崔家。

她趁捡地皮菜之机，跑进南山。她碰到野狐，以为是狼，吓呆了，转身没命地跑。有人听到呼救声，呐喊吆喝起来。崔家的人也被惊动，赶到山上一看，是熊秀英。崔家人没好气地将她拖了回来，怒斥说：“再跑，喂了狼才好咧!”

崔家人知道留不住熊秀英，将她原价转卖给城里一个姓龚的卖菜人。姓龚的家穷，是借了高利贷买人的。愚昧的丈夫和婆母把还不清的阎王债归罪在她身上，每天不打则骂。她天不亮爬起来到烟厂去做工，直到日落西山才返回家，拼死拼活地苦干三年，还清了买身债。

兰州还有失散的红军姐妹，她渐渐和这些姐妹有了往来。姓龚的丈夫脾气太坏，她不堪忍受暴虐，决定离家出走，凭自己的双手吃碗省心饭。

她在一位红军姐妹家找到安身处。兰州有红军办事处的消息传到了她们耳中，她们顿觉一股暖流扑身，但由于她没有文化，不知八路军的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有位姐妹去打听，竟然错找到国民党的军队里。

时光如流水，她离家几个月了。姐妹们两面相劝，她又回到了龚家。

解放的炮声震撼了高原省城兰州。解放军一支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靠山根的熊秀英家附近。她欣喜若狂地去找部队，要求分配任务，为消灭马家军出力。她一刻不停地动手赶做大饼和饭菜，又冒着炮火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把食物一批批送到火线上。她激动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吃饱吃好，好好消灭马匪军，为西路军的先烈们报仇啊!”

新中国成立了，熊秀英底层的人生也发光发亮了，她积极投身城市街道工作，成了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代表。她长期担任街道治安委员，发挥了自己的一分光一分热。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1）

谈清林回到延安，在总部通讯连当兵。他到北门外窑洞送信，遇到一位瘦瘦的首长。首长听他是四川口音，看他个子不高，就问他过去是哪个部队的。

“西路军，”谈清林说。

听说西路军，首长忙搬凳子让他坐下，又倒了杯茶递给他。他看看首长，和自己穿一样的衣服，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也就毫不拘束地坐了下来。

“真巧，我也是西路军回来的!”首长亲切地说。

谈清林更像是见到老朋友一样，一路上的坎坷不平、颠沛流离，都在脑子里集拢起来，恨不得一下子都讲给首长听。他越谈越有劲，一直谈到西路军失败，铩羽而归。

“你可知道西路军的总指挥是谁?”首长笑盈盈地问他。

“徐向前!”谈清林毫不迟疑地回答。

“你认识吗?”

“见过面，记不清了!”

这时，首长像逗孩子似的笑了笑说：“你看我像不像?”

“啊!”谈清林猛地站了起来，一下就看清了，“真是您！”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只身东返找到援西军的徐向前（左）回到延安

后和周恩来合影谁能想到呢？在自己面前的就是总指挥。他真后悔不该把自己的苦谈得那么多，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才好。

徐总指挥也站起来，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说：“向东走，这条路算走对了!”

那时，谈清林走出了祁连山，走出了包围圈，和三个战友摸索着向前走。陕北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觉得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朝着东方走，就没有错。为了避开敌人，他们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白天认准方向就睡觉，晚上赶路。三人走着走着，又与三三两两的战友遇到一起，成为一支二三十人的小队伍了。经过多少弯弯曲曲的道路，他们来到张掖至西宁的公路边。大家隐蔽在西边的山腰上，准备晚上越过公路。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2）

午夜时分，没有一点动静了。他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弯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谈清林因伤口没好，身体虚弱，落在后边，一步一步往前赶。突然一阵马蹄声，从左右两边包围过来。“站住，不许动!”一片粗野的喊叫声响起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和同志们的呻吟声。谈清林好像被一盆冰水泼在身上，赶忙转身往后跑，躲到一堆碎石子后面。敌人搜索，他的心“怦怦”直跳。

谈清林形影孤单，感到孤独。回想每一个同志的面容，他伤心地哭起来。天色蒙蒙，四野沉沉。光哭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趁着天没亮爬过公路去。在空旷的走廊平川，他的身影显得那样孱弱、单薄和茫然无助，脸上露出焦躁不安而又惶恐的神情。他只有17岁，是红三十军后勤机关的一名战士。

谈清林遇到一个年龄比他还小的小鬼。小鬼见到他，流露出惊奇的目光。他也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小鬼一样，看了几眼，终于想起来了，小鬼是新剧团的小演员。这个爱唱爱跳的小鬼，现在瘦得皮包骨，两眼凹得很深，头发蓬松有几寸长，拄着根小棍呆站在那里。望着望着，谈清林的眼泪又扑簌簌地往下掉：“小兄弟，你上哪儿去?”

小鬼一听四川话，就猛地一头栽到他怀里，大哭起来，任凭泪水潸潸而下。这是人真正伤心时才会有的那种泪如雨下的哭泣。谈清林心里难受，但他到底比小鬼大，说：“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

两人蹒跚地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去，疲惫和饥饿，明明白白地写在他俩缠满红丝的双眸和深深下凹的双颊上。

甘泉子附近，有马家军的关卡。马家兵一听四川口音，不容分说把他俩绑了起来。两人被押到凉州，从此分开。

监狱里关着1000多个难友，几十个、上百个关在一个阴暗的房子里。每天吃两桶麦麸稀饭，还当面掺上两担凉水。晚上，穿着单衣躺在潮湿的地上，没有被子，只好互相挤在一起取暖。每天都有不少人被审问、拷打。

他们被编进“补充团”，到永登一带修路。谈清林年纪小，编在小鬼班。马家军在周围监视，一不顺眼，就要打人。他抬不动大石头，常常被打得浑身血痕。有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听说逃跑了几个人，是真的吗？要能逃出去该多好啊！谈清林想和谁商量商量，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敢张嘴，要是“小演员”在一起该多好啊!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3）

转眼到了9月，突然给他们发军衣，还给每人两块钱，说：“现在为了抗战，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了。”当时他们听了不敢相信，但有一点，就是大伙知道共产党还在，红军也没有被消灭。

有一次，谈清林抬不动沙石，被监工拿洋镐把子揍了一顿，身上、腿上、手上，血殷殷地流淌。一位30来岁、长着络腮胡子的难友，把他扶到帐篷里。谈清林又疼又伤心，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你想跑吗?”难友突然问。

谈清林一下愣住了，看着对方半天没敢说话。

“你要想跑，明天我们带你出去!”

谈清林一把抓住他说：“愿意，往哪儿跑啊?”

“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溜到西边。”说着他轻轻地把帐篷揭开一道小缝，指着离山不远的一个帐篷说：“那边看得松些，先跑出去，再折向东……”

“向东！”谈清林猛地重复了一句，还想再问些什么，但难友说“时候不早了”，就上工去了。

谈清林想着络腮胡子、细高个子、河南口音，大概是一位鄂豫皖吧！想着想着，就好像自己真的逃出去一样，身上痛苦也不觉得了，第二天干活也好像有了力气。好容易等到晚上，大家都睡定了，谈清林按指定地点找到鄂豫皖，一共聚集了六个人。他们向西逃出，跑了几里又向南走了一阵才折向东。为了避免目标过大，大家不得不分散走。

“两块钱还在吗?”鄂豫皖问他。

“在！”

“好好留着路上用！一个人上路也不用害怕，一直向东走，一定会找到主力!”

谈清林蹒跚疲惫的脚步渐渐接近兰州城，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黄河铁桥被卡死了，没有证件别想过去。他扶着一块岩石望着铁桥，岩石冰冷极了，如同他此刻的心情。他只得在河北边的一座破庙里住了下来，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小饭店里买两碗稀饭吃。兰州的学生、工人、农民，到处宣传抗日救国。他急得直打转，却想不出主意。

饭店老板是一个小老头，看他9月底还穿着单裤，天天来吃稀饭，就故意对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你怎么还在这里闲逛?”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4）

他一听也不好说什么，随便回了一句：“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儿去抗日呢?”

“现在到处都是国军，我把你送到国军里去吧，怎么样?”

“我不当兵!”他摇摇头说，觉得老头在注视着自己，好像看穿自己的心思似的。当然他不能说自己是红军，就胡诌说：“我要回家看看，又过不去桥，父母都老了。”

老头见他不吐真言，就把他拉到僻静处说：“你要不愿意当国军，我有一个朋友能把你带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吗?”

这句话问得他莫名其妙，就说：“到哪儿去?”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老头沙哑的笑声像一阵风在树梢摩挲的声响。

第二天，来了个像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把他带过铁桥，又把他领到兰州东门汽车站，给他找了个地方住下，说是等车去西安，说完留了些钱就走了。兰州东来西往的汽车不少，要等什么车呢？他看到兰州只有一条大路是向东去的，心想西安一定在东边，心里好像安静了些，又不敢乱问，只好将信将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来了一部大卡车。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出来了，对他说：“这趟车是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坐上吧!”“八路军”，他一听，马上想起监狱中马家兵的话来，想着八路军不就是红军吗？他一下高兴起来，正想问那人，那人又不见了。车上有好几个人，他也不敢问谁。一路上，谈清林还想着小老头和那个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呢？雏菊给山野染上点点的白色，秋风把玉米抹上浓浓的金黄。

汽车一直开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一个穿着军衣戴着国民党帽徽的人出来接他们。谈清林吃了一惊，难道真如马家兵说的那样，红军投降国民党了吗？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国民党帽徽”把他带到一间小房子里住下，和气地招呼说：“可别出门乱跑，免得惹事！”接着又出去给他拿来一床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奇怪地想着，觉得这人举动不像国民党当官的样子，但仍然不相信这就是红军的地方，给他的帽子，他不敢戴。

一位干部找他谈话，好像看透他的心思，一开口就说：“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为了团结抗日才改编的，它还是共产党的队伍，总部在陕北延安。”“陕北，我听说过……”没等说完，他就一下跳起来，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倒了出来。闷葫芦打开了，心里亮堂了，连房子也好像亮了许多。

他离开徐总指挥的窑洞，仰起脸迎向柔柔的风，任思想自由飞翔。啊！那安详如仲秋轻轻的和风，那幸福如傍晚天际的霞光。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1）

耿万福是红五军财务科科长，在祁连山中带领一支游击队阻止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掩护左支队西进，分散游击时被俘。他被俘后被押到凉州监狱，被编入永登“补充团”，补充团属马步青骑五师。

补充团负责修建凉州至西宁公路。耿万福在一个连里当文书，利用工作之便，常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首先是叫大家严守机密，他先后跟好多同志强调不能讲出任何人的职务。大家都很赞同，并注意严格地遵守。连里有不少师团干部，都没有暴露，到他逃走时，敌人还不知道他的干部身份。

补充团排以上的官职由马家军充任，常常对他们连打带骂。耿万福对他们说：“我们红军是讲官兵平等的，你们用歧视打骂的办法压制我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一次，马连长从外弄来一只鸡，出工前把鸡扔到伙房，伙夫以为是叫给收拾一下，便杀了。马连长回来一见，怒气冲冲，因为回族杀禽畜都要由阿訇主杀。这要照以往，这位马连长非大打出手不可，可这次只是把鸡扔到一边，一声不吭地走了。

补充团的十二连连长家中有兄弟五人，都在马家军，最大的当团长，他是最小的。他叫耿万福代他写家信时告诉耿，他的四个哥哥都在战场上被红军打死了。但这位连长没有骂红军，而是跷起拇指说：“你们红军打仗真是好样的！”敬畏红军者，在敌人中是不少见的。耿在营部当文书时，营副就曾悄悄地对他说：“将来中国的天下是你们红军的！”耿问：“你怎么看出来的？”营副说：“没有谁能和红军相比。”

耿万福和三位难友分别在一、二、三营和团部当文书，因每天要到团部取口令，接触较多，自然形成一个互通情报、指导行动的核心。大家齐心协力，想的是怎样早日逃出敌营回延安。开小差的事时常发生。第一个逃出敌营的是三营勤务兵夏和成，只有十七八岁。一位红军指导员带领的一班人住在城外的大庙中，外边是敌人的岗哨，为逃出敌营，这位指导员每天托病不出工，在供桌下一点一点地挖着厚实坚硬的墙壁，一连干了四五天。一个夜晚，他率领这一班的红军战士逃出了敌营。

一天，营里叫耿万福到区上要点修公路用的工具，年轻的区长接待了他。区长三十五六岁，穿着很讲究，是西宁中学的毕业生。工具一事他满口答应下来，并坚持要送过河。他俩站在皮筏上，顺流急下，谈得很亲热，没留神皮筏险些撞到暗礁上。上岸后，耿万福对区长说：“我们这些人在你区上，不少人想‘家’，三两天就要跑一些，还望你多照顾。”区长激动地说：“不要说照顾。我对红军是同情的，你们跑出的人在我们这儿吃饭、睡觉、找向导，我们尽可能相助，从没有把一个人送回马家军。要相信我们！”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2）

营里开会，专门研究防止“开小差”问题。会后营部军需官李某悄悄告诉耿万福：“营长在会上说‘可别叫老耿跑了’，叫我看着你。”他问耿万福：

“你想跑吗？”

“是的。”

“什么时候？”

“五天之内。”

“有把握吗？抓回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想跑，会设法不被抓住！”

李某主动提出先给他做套便服再走，能方便些。

“不用了，只要你不说出去就行。”

李不满地说：“老弟，你还不了解我吗？”

的确，耿对李是比较了解的。他到营部就和李住在一起。

耿万福说五天内逃跑不是瞎说。他一直在进行着准备工作，和要与他一起走的三位难友早已做了严密的计划，决定找一个有利的夜晚行动。为避开敌人的追捕，他们出城后要先向北走，然后绕到城南，向东南渡黄河，奔赴延安。为了麻痹敌人，他用家里寄来的钱买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行动的前几天，他到伙房偷了些“锅盔”，作为路上吃的干粮。

1937年8月30日，恰好是耿万福所说的五天之内的最后一天。入夜，飒飒凉风，毛毛细雨。营长、营副在二连打牌。约定的时间到了，四周悄没声的。耿万福轻轻地下了床，穿好衣服。他望着躺在床上装睡的老李，默默地告别。

他来到后院，翻过一丈多高的大墙直奔村外小河。平时这河水不过两三尺深，可他忘了下雨后水会涨，脚下去便淹没了嘴巴。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不会游泳，但一想到要逃出敌营到延安去，胆子就壮起来。他踮着脚尖一点点地往前移动，过了小河。

四处狗叫，由远及近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像是有四五十个骑兵。他钻到一片大烟地里藏起来，听到有人喊：“老耿啊！不要跑呀！你家那么远，往哪跑啊！”耿万福屏住呼吸蹲在那里一动不动，追的人朝兰州方向去了。

他们几人会齐，向黄河疾走。“呯、呯——”后边突然响起枪声。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一队骑兵飞驰而来。几人赶紧向山坡树林里跑，耿万福岁数大点，身体差点，没能跟上大家。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3）

夕阳西下时，他走到一块谷地边，见一位老乡正在拔草，便上前问路，得知拔草人是红五军团特务团的总支书记。战友相逢，格外亲热。总支书记领他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管理科长老王那里住了一晚，两人正在攒钱准备奔赴延安。第二天，他谢绝了两位战友的挽留，独自一人向黄河岸边走去。

黄河就要到了，有一村落，村边有十余匹马，不用说是敌人的骑兵。他找到一位老乡打听能不能过黄河，老乡说前边渡口有十几匹马。老乡看出他是红军，暗示渡口被敌人封锁了。他问老乡还有没有其他渡口，老乡说：“你真想过河，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人来。”工夫不大，老乡带来一位打着赤脚，穿着背心，非常壮实的小伙子。他焦虑地问：“能过去吗？”小伙说：“那要看你有没有胆子冒风险了。”他说：“风险不怕，只要能过河就行！”小伙扛来羊皮筏，从河边一处草坡小心翼翼地往下移动，河水湍急，稍不留神掉下去就一命呜呼。小伙子熟练地把皮筏放到河水中，让他上去，用篙一推，皮筏离了岸。小伙用篙往坡上一撑，身子一跃跳到皮筏上。一会儿，他俩顺利地到达彼岸。他拿出两块钱作为酬谢，说：“我是红军，可能还会有许多红军要从这儿过，有些人可能没有钱！”小伙抢过话头说：“只要是红军，我就不要钱！”说着把两块钱退了回来。他十分感激地说：“这两块钱是我们红军的心意，你就收下吧，只要能帮助红军过河就好！”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耿万福由北门入兰州城。他为找一个住的地方，几乎走遍所有的旅店、会馆，可因为穿得破破烂烂，到处遭白眼。晚霞渐淡，耿万福拖着沉重的双腿。城外有处大宅院，大门对面有座小土房，像是许久没有人住了，他想在这儿过一夜。一进去却见有两个要饭的，是老两口，怎么也不许他住下。耿万福火了，质问：“都是穷人，怎么连这点情面都没有呢？”吵嚷声越来越大，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兰州八办人群中走出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绅士模样的人，仔细瞧瞧他问：“你是哪里人？”“河北。”“噢，那咱们是老乡，我是山东。”那人让耿万福到他那儿住，边说边指大宅院，并叫几个工人打扮的人领着去。他向工人打听到大宅院中有修建兰州飞机场的办事处，方才那位“绅士”就是办事处的主任。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4）

翌日，办事处主任把耿万福叫去，叙起乡情来。当得知耿万福一个本家叔父与自己同是保定军校二期学员时，显得更加亲近。

耿万福常利用出工休息同工人攀谈，工人中有四川、湖北人，细一打听才知道也是红军。他问他们，怎么不走呢？他们说天渐冷了，怕走不回去。他说：“要走就抓紧，到延安也就十天半月。”许多人不久便走了。

耿万福听说八路军在许多地方有办事处，希望能在兰州找到八路军的办事机关。

大槐树下有个不大的小院，门口挂着一尺多宽、五尺多长的木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

“见了鬼！”耿万福心里嘀咕着：“我要找八路军，怎么冒出个十八集团军？”他正纳闷儿，从门里匆匆走出一个人。这不是军卫生部的管理员吗？耿万福马上迎上前去，管理员也认出他来。

办事处秘书长朱良才听了他的汇报，说：“我们在兰州国民党内正缺少内线，你有上层关系，就在这儿干地下党吧？”耿万福在西路军时的战友徐一新，领来一位30多岁的上海人。几天后，耿万福在街上遇到他，热情地上前招呼，可人家连理都没有理就走了。耿万福恍然大悟，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呀。他为不习惯这种工作而十分恼火，于是借汇报工作之机向办事处摊了牌，说：“地下工作我不适应！心里总想着延安。因为这是西路军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为许多壮烈牺牲的战友还了这个心愿！”

耿万福终于到达延安，第一次望见巍峨的宝塔山时，心里一阵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

一天，他突然听说在马家军中受难的1000多人回来了，便急匆匆地奔向他们的住处。大家正在晒太阳，一见到他便又惊又喜地叫起来：“这不是老耿吗？”“耿科长你怎么回来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无数充满激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37年12月9日，是耿万福难以忘怀的日子。红五军团老战士请毛主席同他们一起合影，纪念红五军团成立六周年。

毛主席微笑着说：“今天是你们五军团六周年纪念日，我不是你们军团的人怎么行啊！”

“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照相后，在大家请求下，毛主席奋笔疾书为留影题字：“以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1）

他只能看帐篷，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

王定烈冻醒时，已是下半夜了。凄凉的月光下，满目惨景：牺牲的战友，砸断的枪支，摔碎的电台……

他身孤影只，痛不欲生，真想大哭一场。王定烈原是红五军四十三团团部书记员。高台失败以后，五军在临泽的四十三团和三十七团合并给其他部队，撤销了五军番号。他所在的四十三团与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合并，他被编入五连二排当战士，在祁连山中石窝附近阻敌时左胸中了一弹。

他忍着剧痛向山下爬去，找到两根棍子，艰难地拄着走。他遇到两名伤员，一个挂着绷带，一个拄着棍子。三人不谋而合：寻路下山，讨吃要饭，爬也要爬回陕北！

三人互相搀扶着下到山沟，不远处有间独立小屋。原以为有人家可以找点吃的，避避风寒，可是进去一看，里面尽是红军伤员，约有二三十人。他们也都被伤痛、饥饿、疲劳折磨得不成样子，又手无寸铁。冰冷的睡意袭来，大家挤在一起晕晕地睡着了。

“哒，哒，哒……”王定烈被枪声惊醒，眼看敌人从窗户伸进来机枪步枪一阵乱扫，紧接着就闯进屋来。刀光闪闪，猛向王定烈头上砍来……

雪峰之上，有一片殷红浮动。哦，是如血的晚霞，是如血的残阳。

王定烈苏醒过来，眼睛被血重重糊死，什么也看不见。他想用手摸一摸，可是浑身剧痛，两臂抬不动。屋里死一般静，他轻轻喊大家，竟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一股血腥味。休息了好久，他用劲抬起左手抹去糊眼的血，能看见了。屋里一片血海，尸体横七竖八。

王定烈心头袭来阵阵酸楚，多么希望还有幸存的同志啊！他爬到每一个人身边，边喊边摇。他们看样子和自己的年龄一般大小，顶多十八九岁，几个月的磨难，都骨瘦如柴，不成个样子。噢，祁连，你高峻、严酷，你可感到这滚烫的血，悲惨的死!

天将黄昏，忽然传来脚步声，王定烈佯装死去。进来的是个三四十岁的农民，被满屋的屠杀场面吓呆了。

“老乡！”王定烈喊了一声。老乡吓得没命地跑，大概以为见到了鬼。过会儿老乡又转回来了，王定烈对他说：“我们是红军，你不要害怕！”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2）

“咱们都知道红军是好人!”老乡给王定烈包了包伤口，战战兢兢地说：“你快走，马家军还会来的，他们见了红军的人全都杀死，真惨啦！真造孽啦!”

老乡给他一块饼子，一根棍子，指了一条小路。

王定烈头晕目眩，全身散了架一样疼痛，两三个钟头只走了二三百步。

落日归去，夜幕璧合，气温骤然下降，冻得他神经发麻。远处传来狼的叫声。他此时真想敌人能出现在面前，他还能咬，跟敌人同归于尽……

太阳升了起来，阳光无力地从云中斜出，照射着险峭的峰巅，粗犷地勾勒出群峰嶙峋铁骨般的轮廓。

四个伤员先后凑拢来，大家抱头痛诉一场。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就嚼草根，吃冰雪，互相搀扶着，鼓励着，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山区，望见平川了。他们隐蔽起来，想天黑后拼命越过敌人封锁线，穿过平川到北山，沿北山向东走。

暮色垂临，星光疏淡，他们刚下到河滩突然听到疾驰的马蹄声，于是立即分散隐蔽，但敌人快得多，几十道手电光照得通明。

王定烈被敌人扭住。他推那家伙一下，不仅没有推动，反使自己的臂伤剧烈疼痛。敌人把王定烈在山丹城赶制的大衣和绒衣都剥了下来。又冷又硬的枪口抵在他的背上，连连叫喊：“跪下，跪下！”王定烈拼上命不跪，心想：“你妈的蛋，枪毙老子就够了，还要老子跪下，办不到!”敌人连踢带骂，“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

王定烈知道要开枪了，鼓足劲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打倒蒋——”“蒋”还没出口，就被当头一拳打倒在地。这时不远处有个敌人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要活的，要活的！”

3月下旬，祁连山脚下的冰雪刚刚开始化冻。敌人押着他们在冰水中趟过，裤管冻成了冰筒。别说是些伤员，就是健壮的人也难以忍受啊！在一个小村，他们被塞进地窑。窑口像井口，只容一个人上下，里面塞了二三十名伤病员。每天一碗几乎可以看见碗底的稀麦汤。

敌人陆续搜来100多人，押到甘州城内，关在一个骡马店的院子里。夜露日晒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3）

天气渐暖。王定烈的五处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蛆，浑身虱子成了堆，手却不能去捉。他骨瘦如柴，稍稍挪动一下，就眼冒金花，耳朵鸣叫，天旋地转。多少次昏迷，多少次差点离开人世，可是他心里的火总不能熄灭！他每天躺在院角马槽里，眼睛一闭就想起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各种战斗场面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重现……

有些老乡渐渐地敢到院门口摆小摊，卖小吃，可他们身无分文。战友们悄悄地向老乡要了些盐水给他洗了洗伤口，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又送了点药来，才使他得了救。

甘州聚集了300多红军伤病员。5月上旬，敌人押解他们去凉州，步行八九天，走不动的被屠杀，走得慢的遭鞭抽。他不知挨了多少次皮鞭的抽打。

他们到达武威的那天下午，全部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就地而坐。叛徒——原红五军十四师师长兼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这时当上敌人的什么“参议”，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呢礼帽，脸吃得油渍渍的，操着河南口音劝降大家，说什么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国民党怎么可以升官，怎么可以发财等等，让大家报名当“国军”。可是，衣着褴褛、蓬头垢面、伤痕累累的300多号人没有一个动摇的。

王定烈知道郭“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干脆用手捂住耳朵不听。最使王定烈生气的是，横在腰脊上的那一颗子弹卡得他老是直不起腰来，如今在叛徒面前躬着个背真窝囊。他气愤之下咬紧牙，硬是一挺，疼得当场栽倒在地。想不到这一挺，那颗横着的子弹顺过来了，腰竟然能直起了。这颗子弹在他腰上待了16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来留作纪念。

他们二三十人被关进一间牢房，只能勉强坐下，想躺是不可能的。牢房里四壁空空，刺鼻的臭气令人发呕。一天两次麦糊糊，只放一次风，二三十分钟。

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4）

太阳喷射着光线和暑气，空气中也弥漫着焦热。在暑热蒸腾中，他们被押到永登，编入补充团。王定烈被编入五连二排四班。每连有敌人的三个军官，连长、一排长、司务长。王定烈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余嘉斌原是红九军的连长，因负伤被俘，悄悄地对他说：“你现在不能走，敌人说是往兰州送，实际上都去活埋。你等伤好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何必硬要送死？”王定烈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留了下来。余嘉斌后来同他们一道回到抗日前线，在鲁西南战斗中牺牲。

补充团开去修筑公路。挖山背石，打洞运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王定烈的伤口由于得不到医治一直不好，左手不能动，右手挂一条布带，只能看帐篷，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

七七事变的消息冲击着补充团。红军战士纷纷要求上前线抗日。敌人增加看守部队，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对外接触。但是工地上天天出现标语口号，有用石头摆的，有用粉石写的：“我们要上抗日前线！”“欢迎马步芳抗日!”“打倒卖国贼！”“共产党万岁！”等等。敌人严加追查，杀了好几个人。

补充团二营营部书记官袁世昌，后来在团部当书记官，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干事。袁世昌接触外面较多，消息比较灵通。五连的司书吴昌炽跑了以后，敌人让王定烈当司书。他们争取在各连合法组织起了“识字班”，以识字为掩护，吸收坚定者为骨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待机行动。

甘肃省主席根据上面命令，通知武威专区征集壮丁。马步青将壮丁留下，用红军顶替。开拔之时，马步青给每人发了三块钱路费，一套军衣，其余劳役所挣的钱都被中饱私囊。

他们到兰州后乘汽车，经六盘山到达西安。敌人打算当晚就用火车把他们拉往武汉。他们也有安排，立即派代表去找“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强烈要求回延安。办事处党代表立即接见，并安排他们就近在一个学校住下。学校正放暑假，房子空着。办事处还送来数十小车蒸馍，每人发一条线毯。他们捧着白白的大馒头，摸着软绵绵的线毯，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敌人派出宪兵督促他们上火车，并威胁道：“这是违抗军令，不上火车立即逮捕!”

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过问此事，向国民党当局作了交涉。吃尽千般苦，尝尽万般难，他们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翌日，在桥儿沟飞机场召开军人大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都去看望了大家，并讲了话。王定烈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集体回延安（1）

永登县境内的汉代长城是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始，分段从令居（今永登县境）修筑到敦煌的。目前，永登境内长城断断续续，风化日蚀，虽失去旧时宏伟壮观的面目，然而从这些蜿蜒曲折的断垣中，仍可依稀看到当年长城的雄姿。这段长城脚下，曾驻过西路军被俘将士组成的补充团。被俘红军在永登补充团的经历是一段凝重的历史，它让许多红军老战士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此刻，马家军连长命令班长刘居宽打吴兴涛。对自己同志下手让人心碎而大恸，明抗又抗不过，于是班长就高高举起军棍，再轻轻落下。连长勃然大怒，反过来亲手将班长狠狠打了30军棍，直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徐斌和同班难友将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班长抬回帐篷。

敌人为了加快修路进度，迫使被俘红军每天日出以前上工，天黑下来才收工。干起活来更是不让喘息，动作慢一点就要挨皮鞭。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生病的人越来越多，进度赶不上去，敌人就滥用肉刑。每天收工各连站队点名，连长常常寻找借口，任意点出人来当众惩罚。点名出列的难友，先被辱骂一顿，然后掀翻在地责打几十军棍。起先由敌人军官执行，后来命令红军自己打自己人。晚点名被称为“鬼门关”。

苦挣苦熬，不堪忍受，大家酝酿集体逃跑，并进行了分工。徐斌负责勘察路线，他年龄小，个子也小，不太被人注意。高原的夏天过得快，还没等他们想出好办法，已经到了带着凉意的9月。大家都是破衣烂衫，约定等发了棉衣行动。

徐斌，四川人，14岁参加红军，开始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保卫局，后入红军大学学习测绘，分配到总部一局，调查行军作战路线和绘制军事地图。西路军西征时，他刚16岁，为充实基层，被调到红三十军军部测绘训练班。西路军濒临险境，退入祁连山中，徐斌下到二六八团当战士，在李先念等率领下转到左翼大山打游击。徐斌本已消耗殆尽的体力因拉肚子更虚弱了，怎么也迈不开沉重的脚步，最后竟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遇到一位掉队的同乡，年龄相仿，结伴同行。他们太劳累了，找到一处山洼歇息下来，头刚挨地就睡死了过去。马家军来了，他俩发觉时已跑不掉了。

他们被押送到张掖花寨子集中，后又转押马步青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武威。敌人在被俘红军中挑青壮年，徐斌被挑出，送进了永登补充团。补充团团长是王绳祖，下属三个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排以上军官都由马步青部派人充任。徐斌编在三营三连三排九班，和班长刘居宽以及吴兴涛、王永兴等过去就认识。经历过痛苦、流浪、受辱的人，懂得天底下的真实。大家常在一起袒露心怀，决意远走高飞。

集体回延安（2）

补充团开到红古，修筑通往青海的公路。工地四周架着机枪，杀气腾腾，过路的老百姓都远远绕道而行。军官随身带着鞭子，连部备有各种刑具。红军人员稍有不慎，就会被毒打或上肉刑。上厕所要大声“报告”，晚上睡觉衣裤都由军官集中收藏。红古公路修完，补充团又开至乌鞘岭修路。在乌鞘岭工地，徐斌多次见到流离东返的战友。

一道命令传来，被俘红军返回永登。敌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现在开始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你们都是军人，国家需要你们效力。队伍很快就要开赴前线，命令一下就开拔。”原来，“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下令“二马”抽调部队，征集新兵。1500人的补充团被当作新兵调去应付。

逃的力量时时迸发，又有两名被俘红军逃跑被抓，敌人当众拉出枪杀。此时枪毙人，自然是为了杀一儆百。

马家军高级军官“点验”了补充团，给每人发了一套军装，还破天荒地发了一点零用钱。补充团的军官大批调换，那些劣迹昭著民愤很大的被调离。大概害怕路上激起事变，给南京方面交不了差。换来的军官中，不少是外籍，平时不受信任，借此也就把他们打发了。徐斌那个排的排长，换成麻脸汉，人称王大连副，最后同大伙一起奔赴延安，并留在了延安。

1937年10月底，补充团踏上了开赴中原的旅程。跨过黄河铁桥抵达兰州的当天，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就派原西路军的王定国与补充团熟悉的战友联系，又派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到驻地看望大家，向大家讲话。

谢老亲自约见补充团负责押送的副团长杨明亭，对他晓以大义，指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原红军的人员交还八路军是天经地义的事，希望他顺水推舟，不要从中作梗。杨明亭深知送交补充团是件苦差事，害怕中途发生变故交不了差，只盼能顺利交接回河西复命，至于谁接收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当即痛快答应，说只要上级有命令，他绝不横生枝节。

谢老几次会见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提出严正要求，将补充团交还八路军。朱绍良一边借口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一边暗地调集一批汽车，连夜将补充团运走，离开他的防区。兰州办事处急电西安办事处通告了上述事实。

集体回延安（3）

车队颤动，缓慢爬行，终于进入陕西地界。徐斌所在的三营走在前面，进入西安。国民党当局害怕这么多红军集中在市区，就将后面的车辆阻留咸阳。三营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派人来了。八路军这时穿着和国民党部队一样的制服，因而并不显眼。办事处的同志十分慎重，只在一旁观察，不动声色。徐斌眼睛突然一亮，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过去和徐斌同在总部一局的机要员张海清，张也看见了徐斌，暗暗告诉他办事处就在附近的七贤庄。

徐斌亲眼见到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老战友，按捺不住心头激动。天终于黑了下来，他约上同班吴兴涛溜出宿营的学校，直向七贤庄奔去。在办事处会客室，徐斌和吴兴涛紧紧拉着伍云甫的手，压抑已久的希望终于如火山爆发一样喷射而出，话未出口就已泣不成声。作为红军战士，他俩想立即融入革命队伍。伍云甫理解地抚着两人肩膀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要组织补充团全体都回来啊!”一语三冬暖，徐斌、吴兴涛顿感心中明亮。

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和处长伍云甫多次找顾祝同交涉。伍云甫还以公开身份看望和慰问了分住西安和咸阳的补充团全体被俘红军，讲了话，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办事处给每个人发了毛巾、缸子等，还发了零用钱。

梦想终于成真。补充团全体红军步行前往延安。初冬的乳白色的柔软的阳光刺激着徐斌的眼睛，令他激动不已。他们人人感到生命的复苏，感到激情在涌动。这种由内在意愿而化成事实的振奋，实在是人性中的至美。延安的各个单位和群众团体轮番前来慰问，发放衣物，改善伙食，给他们规定了“吃好、睡好、娱乐好”的特殊任务。

补充团杨副团长和军官们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看望了他们。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还和杨副团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挽留军官们在延安参观，到处看看。杨副团长考察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深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确实和马家军有天渊之别。八路军官兵平等，情同手足，长官清廉，作风民主。边区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百姓安居乐业。他还亲眼见到朱总司令和士兵一起打篮球。

杨副团长回河西路过兰州时，特地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谢觉哉。谢老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送补充团到延的杨团长来，云略拼挡家事，即转延上学。杨意气颇好。”

集体回延安（4）

叶英礼是西路军五军机要科负责人。他是湖北省红安县人，1930年由李天焕介绍入团，1931年参军，1935年在阿坝由团转党。石窝分兵不久，他被俘，押到武威，送到永登，编进补充团修公路。补充团里他认识徐立清、方强、钱义民、耿协强、胡世全等。一段时间后，再未见到方强、徐立清、钱义民等领导人。

补充团一天劳动十几个钟头，每人每天八两面，拌野菜吃，无油无肉无盐。补充团以班为单位住帐篷，以班为单位自己做饭吃。每人发一个小洋瓷碗，每天两顿饭。

有一天，全体集合。团长王绳祖陪着旅长马禄来挑人补充马禄旅，说是到前方抗日。红军战士一听到前方抗日，一下子就有十几个出列要求去。这十几个同志以后再未见到，被敌人杀害了。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即西安八办）他估计补充团里有党组织。他所在的一营三连文书石理成在他们中间活动，把许多情况告诉大家。他们从6月开始修路，10月修到了乌鞘岭，就听到了党中央在打听他们的消息。回到红城子后，本拟酝酿夺枪，组织暴动，后未动手，只是组织逃跑。补充团里跟他一块儿的有个陈洪，原名叫杨道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现任炮司副司令员。

10月底或11月初，他们从红城子出发，步行到兰州，露营一晚。他们1000余人分坐几十辆民用汽车出发，在平凉住了一夜，第二天到了西安，在革命公园的亭子周围休息。他们派人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也派人来了，伍云甫、熊天荆等同志都来了。经过交涉，由办事处接收了他们，安排住在省女中，教室都住满了。省女中刚成立，是新盖的校舍，尚未开学。八路军办事处给每人发了一床里外都是白布的小被子、一条毛巾、一双筷子、一个碗。

他们在省女中住了一星期。伍云甫处长来讲过一次话，熊天荆同志经常来，有时一天来几次。上海演剧队来演过一次露天活报剧。一周后，八路军办事处派人送他们到延安，是步行，一共走了九天。途中住宿的地点有三原、耀县、宜君、黄陵、洛川、富县、甘泉等，到延安后住在柳林、十里铺一带。

陈昌浩同彭德怀同志到十里铺来看望大家。陈昌浩主持大会，彭总讲的话，陈昌浩还跟他谈了话。相当一部分人分到八路军教导队，也有一些同志分到抗大学习。他分到军委通讯队。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1）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心脏部位有一片海，浩瀚、雄伟、秀丽。它，就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青海湖。

青海湖，蒙语叫“库库诺尔”，藏语叫“错温布”，都是“青色的海”的意思。青海湖，海阔天空，水天相连，鸥翔鱼跃，浪花击岸，在岸上拍遍了涡眼怪石，拂着拂不去的凉意，卷着卷不走的海潮，哗，哗，用蓝湛湛的巨手托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人寒心，让人悲戚。

在青海湖南山的南麓，有一条宽约数十里，长达百余里的大平川，逶迤于群山之间，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大非川。想当年，黄沙金甲，铁马秋风，连年征战不已。公元670年，唐高宗派“常胜将军”薛仁贵领兵深入青海。结果，唐师被吐蕃军队团团围困在大非川，十万将士全军覆没，三位统帅仅以身免，薛仁贵也因此被削职为民。从此，青海牧区的主人由吐谷浑换成吐蕃，唐朝的势力退到了日月山以东的农业区里。“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张乔的《河湟旧卒》诗咏的就是唐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悲惨结局。

青海湖周围，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的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发祥地之一。“帐房牛粪夜燃灯，茜衣红帽杂蕃僧”。

此刻，青海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身穿蒙装口讲蒙语的人。廖主任听不懂他的话，只好找来翻译。穿蒙装的人用蒙语讲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是红军。因为情况特殊，又没有证明人，没有收留他。

他眼神里一丝发亮的光彩黯淡了，噙着眼泪一步一回头，自言自语地说：“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这就活该我受苦。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这话引起了注意。

第二天，省上领导派人通知他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从此，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廖永和结束了漂泊草原12年的不寻常生活。

廖永和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12岁就当儿童团员，站岗放哨，1931年加入红军，1932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转战到川北根据地，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代理营长等职。

廖永和在倪家营子增援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石窝会议后编在左支队，攀越海拔4000多米的托来南山时掉队。他拄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地前进。

廖永和面前是苍茫与荒凉交杂叠加的景象，幸喜又遇到10个掉队的战友。其中一个是军部的副护士长胡传基，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满脸血污。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2）

晨曦中，雪山上，鲜红的太阳里冒出一个人，衣服脏破，头发乱竖，活像是草原上到处生长的一簇沙蓬草。这是小红军何延德，小名火娃子，四川巴中县人，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机枪连通信员。火娃子奉命护理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机枪连于连长，尾随左支队西进。于连长牺牲，他便独自沿着部队走过的路线前进，坎坷途中遇上廖营长11人。他们12人有3条步枪12发子弹。

他们拼命追赶部队，走着，眺望着远方，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都阒无人迹。此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已由海巡堡以北的祁连分水岭向着安西，向着新疆方向前进。部队向西、向北、又向西。他们一直向西，越追离部队越远。诗人岑参在诗中说：“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山野抒发着浓重的冰雪的寒意，他们单薄的衣着无法抵御凛冽的寒风，但最发愁的还是没有吃的。大家捡些牧民抛下的牛羊皮骨或野兽皮骨用雪水煮了吃，一匹枯瘦如柴的死马也成了他们的上等食品。他们住山洞，宿草地，面对严寒和饥饿，彼此扶持，蹒跚地行进在雪地上。

他们经青海天峻县木里来到肃北苏来考克赛一带的一个岩洞里。考克赛，是甘肃肃北县盐池湾部落牧民春牧之地。

西路军左支队西进中攀登过的考克赛山峭壁第二天早晨起来，洪指导员对廖永和说：“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人，我去看看吧?”廖永和想，多少天来，在茫茫雪原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能找个人问问路也好，就同意了。谁料，洪指导员提枪在手还没走出50米远，“叭”一声枪响，就倒下了。廖永和闻警，与一位班长立刻拿着其余的两支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刚出洞口十来步，从石洞上面又打下一排子弹，廖永和与班长应声倒下。两发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一阵眩晕，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草原的早春以它独有的清新，给人以肃穆的恬静。八天后，廖永和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知道袭击者抢走了他们仅有的三支枪和一些能用的东西。这次事变，洪指导员和班长牺牲了。春风送来一条雪白的挽幛，缠绕在祁连的胸前。袭击者走后，大家将他转移到布欧达坂口子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廖永和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剧痛，差点又晕过去。他意识到自己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便说：“你们别守住我了，快找部队去吧!”大家表示要走一块儿走，要死一块儿死。他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再挂念我！”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3）

蓦地，沉静下来。一句话说得大家相抱痛哭。

大家决定留下火娃子照顾他。廖永和指定其余八人由胡传基负责立即出发去找部队。他把未被土匪搜去的20块钢洋分给大家。土匪搜身时见他满身血污，没有细搜。廖永和与胡传基是一个地方的人，他嘱托胡将来如有可能回到家乡，转告父母，就说他死在关外了。

大家心里像灌满了铅，依依难舍，临走时又给他俩捡来许多柴火和牛羊野兽皮骨，捡来干草铺上盖上，才挥泪相别。

石洞涂上了凝重和缓慢的暗色调，低沉而压抑，阴冷而惨然。廖永和下肢不能动，火娃子每天把骨头砸碎烧糊和皮子一起煮成汤一口一口地喂他，每天烧开水给他擦洗伤口，端屎端尿。

衰草在寒风中颤抖。他俩越来越困难。附近能吃的草根、骨头和破碎皮子已很难找到了。火娃子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捡，太远了又怕被人发现惹出麻烦。

有位蒙古族老大娘领个男孩来到石洞，她会说几句汉话。老大娘叫江西力，爽朗地说：“你们是太平世界里来的红军，为穷人办事。我明天就叫儿子给你们送来吃的!”

他俩好像就要和黄昏一起沉沦了，却又终于和黎明一起获得了新生。翌日，老大娘让儿子尼玛给他们送来十多斤粮食，一斤多盐。真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火娃子赶快生着火做熟饭，每人吃了两小碗。很久没有吃到粮食，这顿饭真香啊!

考克赛的5月，红日映照雪峰，白云缭绕山腰。廖永和让火娃子找来两根棍子，试着走走，但身子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

江西力老大娘让儿子用牲口把廖永和驮到自己家里，安置在帐篷外的小棚子里。火娃子安置到大娘之兄盐池湾部落头人尕布曾佳家里。

江西力对他的兄长说：“我要为来世积德，收来两个‘共产娃’，没伤的送给你为你干活，有伤的我留下治伤，好了给我干活。黑蚂蚁（马步芳军队穿黑色服装）来了，你可不要说！”

7月，马家军驻酒泉部队的副官马得福带着十几个骑兵，来到草原上搜索散落红军。尕布曾佳的老伴依布青得知消息后，便用马把火娃子送进山里，藏了起来，留下吃的和毡袄。依布青对副官说：“我家是头人家，怎能藏红军？这些兽皮请长官带去交差吧!”

尕布曾佳和依布青把火娃子留下来了。为了不让人欺负火娃子，他俩对人说火娃子是他们的儿子。火娃子在肃北草原安下家，和当地蒙古姑娘结了婚。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4）

两位老人的掩护之恩，火娃子永记在心。尕布曾佳去世后，他将依布青老人赡养到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工作，担任过区乡的领导。

廖永和左腿流脓不止，江西力老大娘为他洗伤敷药。他的伤口逐渐缩小，慢慢好起来，两个月后可以给大娘家干活了。

江西力老大娘家里五口人，丈夫和两儿一女。丈夫好逸恶劳，常给奴隶主做些事，牧民称他“管家”。廖永和后来听一位蒙古族老大爷讲，他的腿就是管家打伤的。老大娘出于同情，接廖永和到家，管家则想要个不花钱的奴隶。管家对人说：“共产党是坏人，不能留下祸根！”

廖永和拄着两个棍子勉强能走动时，管家就让他放羊。他骨瘦如柴，单薄的衣衫被风掀动着，似乎人也要被风吹倒，靠两根棍子走路哪能跟上羊群。管家经常借故毒打他，如果跑散或丢失一只羊，更是打得死去活来。早晚，管家只给他吃半碗炒面；寒冬，给他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晚上当被，虱子之多几乎连羊毛都看不见了。白天饥肠辘辘盼天黑，黑夜寒冷难忍盼天亮。

两年过去了。廖永和随管家全家西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

春天来了。湛蓝湛蓝的苍穹下面，野花盛开的草原像绿色的地毯一直铺向天边。这里，那里，漫步着洁白的羊群，真像是谁撇下的一把把珍珠。草原的景色是美丽的，但廖永和哪有心思欣赏景色呢？他想念党，想念部队，常常暗自流泪，然而千里草原，往哪里去找呢?

心底的希望呼唤出无穷的力量。有一次，廖永和随管家游牧，看到远处有一座房子。他想，这可能是汉民，因为牧民一般不住房子。他悄悄地放下身上的东西，猫着身子向土房跑去。管家发觉骑着马追赶，一棍打下，他应声倒下。打断了一根棍子，又打断了一根，他被打昏过去了。

管家说：“你是共产党的副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羊，我不杀你，把你送给马步芳，死活在你！”管家要借刀杀人，还要向马步芳邀功请赏，于是将他捆起来，派人押送西宁。走到巴音河畔，押送他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不敢继续往西宁送了。这样，他又被押了回来。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5）

1942年，马步芳利用哈萨克和藏族的矛盾，追杀哈萨克牧民。德令哈的蒙古族头人及有些财产的牧民都拉家带口地逃难而去，管家一家也走了。廖永和乘机逃脱，改名黄永和，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下，给人家帮工修靴子。

蒙古族姑娘格明一家在动乱中跑散了，她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德令哈，也到处给人帮工。他和她经常相见，熟识以后，常在巴音河岸边诉说各自的不幸遭遇。奔腾的巴音河水流不尽他们的辛酸，不幸的遭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流年似水。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德令哈有人传说：“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当时廖永和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军队，凭着朴素的认识，他想，打跑马步芳的可能就是自己的队伍。他总想找个机会到西宁看看。

这时，有一个头人要到塔尔寺去拜佛。塔尔寺离西宁不远，廖永和抱着去见解放军的念头向头人请求说：“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吧?”这样，可以解决廖永和不认识去西宁的路的困难。

风餐露宿，18天到塔尔寺。塔尔寺在湟中县城附近。头人去拜佛，廖永和偷个空进了湟中县城。

湛蓝的天空下，有几缕轻纱似的云烟，湟水河在阳光下泛着光斑。湟中县已经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廖永和10多年不讲汉话也听不到汉话，加之口音差别，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懂什么意思。他只听清“减租减息”几个字，还不敢相信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也搞过“减租减息”。会后表演节目，扭秧歌，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他才一下子明白过来。1929年在大别山闹革命，不就是高举着镰刀斧头的旗子吗？1934年他入党，不就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吗?

廖永和马上找到县委书记尚志田，含着热泪诉说自己的经历，要求收留，但尚书记听不懂他的话。尚书记给他开了证明，把他介绍到西宁去找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

廖永和进了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重新入党。训练班结业，组织上分配他回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以后在德令哈县、乌兰县任工委主任、县长、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1973年组织上照顾他回到家乡安徽省金寨县，在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

称藏加、根乃、卓玛

陡峻的山崖，浑圆的蒙古包。

黑犬狂吠，蒙古包内走出一位50多岁的老奶奶。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鸠形鹄面的年轻人走来。得知小伙子是红军，老人连忙让进蒙古包，茶饭款待。

红军叫杨英舒，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机枪连勤务兵，编在左支队，因冻饿劳累掉队。他孤独辗转，艰辛地走出托来南山，来到乌兰达坂下的考克赛，远远望见一顶炊烟缭绕的蒙古包，便走了过来。

老奶奶人称旦旦。贴羔后，旦旦同儿女偎坐在牛粪火堆旁，说：“信佛人以慈悲为重，帮人脱离苦境会有善终。不要看他现在骨瘦如柴，吃过来是个腿快手勤的人，再说你们哥儿兄弟也不多。我向头人求个情，留下他!”

“就按母亲说的做吧!”桑杰吉布、姑仁加两口子说。

为了躲避马家军的眼目，老人给杨英舒换上了蒙古服装，把汉名改为蒙古名叫“称藏加”。马家军来搜查，她把称藏加领到山洞里藏下，马家军走了又接他回蒙古包。

日复一日，称藏加的身体健康了，和旦旦家的感情也深了。和睦的家庭对人有不衰的吸引力，他尊旦旦为母亲。

羊知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孝。称藏加有了家室，更加敬奉老人。他总是双手向上，恭敬地请老人喝茶、吃饭。

称藏加1977年3月离开了人间，家人和旦旦老人的后裔还以亲戚相称。

蓝蓝的天，青青的湖，苍翠的远山，碧绿的草滩，上下远近连成一片。青海湖北刚察，小草正在发芽。三名被俘红军侥幸逃到这里。

刚察藏族千户华宝藏明知是红军但决不声张。华宝藏说：“一旦漏了风声，不但这三个人活不成，而且连我和我们的部落都要受到连累!”他向部落嘱咐：“这些共产很孽障（可怜），我们不营救，不保护，佛爷会怪罪的！你们悄悄安置好他们三人!”

三人之中，胡得良改藏名根乃，姓李的改藏名卓玛，另一位1953年病故。新中国成立后，胡得良在刚察工委社会部当了干部，1954年调到果洛工作，李卓玛在贡麻部落的加布家招为女婿。他们生活在一种感动和万般怀念中。

披着袈裟的“塔娃”“加玛”（1）

夜光杯，杯壁薄如蛋壳，纹理光滑透明，色泽有翠绿、墨绿、鹅黄、黄绿、羊脂白等。相传西周穆王远游西域，与西王母在瑶池欢宴，西王母以夜光杯馈赠周穆王。月光姣好，清澈如水，把美酒倾入杯内，对月映照，色呈雪白，柔和光亮，周穆王爱不释手。从此，夜光杯名扬千古。唐代诗人王翰写的《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更使夜光杯盛誉远扬。夜光杯，就是用祁连玉石精工雕琢而成。甘肃酒泉出此玉，青海祁连县的“玉石沟”和“玉石梁”也产此玉。不过，这里讲述的不是祁连玉的故事，而是一位流落在祁连县的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故事，是一页似乎已经凝固的历史。

三名红军与搜山的马家军互相射击，其中两人倒在血泊之中。第三个是卫生员，急忙去救。倒下的一位战友在咽气前叮咛他：“活下去，将来总有机会报仇!”

他叫刘思贵，四川省营山县人。1933年红军在家乡扩红，他报名参加了红军。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200多名战俘从张掖押往西宁。第四天从扁都口到俄博，刘思贵亲眼看到马家军杀了20多名战友。天黑，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圈在一个庄廓里，这夜就冻死了五六个。因为冻饿走不动，第二天清早起程时又有五六个战友被惨杀。

从俄博到大梁的路上，夜色沉重，漆黑一片。他蜷缩在挖过金的沙坑里，逃跑了。

莽莽山野，只有金场。他给大通一个姓蒋的金掌柜当了一名“哑巴”沙娃。哑巴是装的，因为一开口说四川话，顿时就暴露了身份。

他流落到百经部落，住在贫苦牧民角尼家里。角尼给了他一件破皮袄，一双旧靴子，一个藏式的腰带，让他挡羊。怕马家军搜查，他仍然装哑巴，不说话。

百经部落的头人传达马步芳的命令，让每家每户帐房门口挂上户口牌，同时派人在各帐房圈子搜查“共产娃”。角尼不敢收留他了，打算把他送到甘肃民乐一带去逃命。角尼的老伴担心他被马家军抓住杀掉，整整哭了一天，还给他准备了一包羊毛，两碗曲拉。

翌日，角尼全家哭哭啼啼送他上路，一直送到黄草沟，遇到两个在外念经的贫苦老阿卡。角尼的老伴悄悄和那两个阿卡商量，让他们收留这个哑巴，给他们打柴、背水、做饭。两个阿卡同意了，他就再没有向甘肃民乐一带逃命，跟着两个阿卡在祁连八宝一带转悠。两月以后回到百经寺，阿卡把他介绍给寺院里的另外两个阿卡，一个命叫奂曲乎，一个叫留义，给他们做饭、背水、拾粪、打扫卫生。

披着袈裟的“塔娃”“加玛”（2）

寺院不远的河滩，驻扎着马步芳一个营挖金子。官兵常到寺院里骚扰，奂曲乎恐怕马家军发现他找麻烦，给他起了一个藏族名字“龙日克”，又从死后送去天葬的阿卡身上脱下一件袈裟，给他穿在身上。从此，他就当起一名披着袈裟，不会念经，也不会说话的“塔娃”（寺院里做苦工的阿卡）。

他在百经寺做了两年塔娃，学会了做饭的本领。寺院管家听说他做的饭好吃，就叫他做了一年饭，年终给了他一头牦牛。这是他干了九年苦工，第一次得到的报酬。管家介绍他给次日金阿卡做了一年饭，次日金在年底也给了他一头牦牛。从这以后，管家让他在寺院经堂的厨房里做饭。他这个哑巴塔娃，又变成了哑巴“加玛”（寺院里对做饭人的称呼），也有人叫他加玛龙日克。在经堂厨房，每天除了做饭，还要到一里远的地方背12大桶水。经堂只有在念经的日子才做饭，不念经时他就在各大阿卡家帮工。

在无声无言中，12个春秋流逝而去，大漠终于敞开了无遮无掩的光明。祁连县解放了。他高兴得淌着泪水，开始说话了。由于12年多不说话和终年累月生活在藏族之中，他已不大会说汉话了。

这年冬天，驻张掖的部队派了几个人到祁连黄草沟一带购买菜牛。他像见到亲人一样，向部队同志诉说。他讲的是走音变调的藏汉混杂的语言，人家听不懂。人家讲的是带着浓重乡音的南方话，他也听不懂。

1957年，他用解放后积攒的工钱，买了一顶牛毛帐房和五头牦牛，离开百经寺在阿力克乡草原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和一个藏族姑娘叶尔丽结了婚。

他站起身，好像抖落了肩头的负担一般。阿力克乡1958年成立了第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他被选为副社长，还兼任民兵连连长。第二年夏，他带领十几名民兵到海西州天峻县参加剿匪，抓国民党空降特务，完成任务后被评为民兵治安模范。这年秋天，他参加了党组织。从1959年到1981年，他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职务达23年之久，先后16次被评为省、州、县、乡各级模范，受到各级政府的表扬和奖励。退休后，他在家里闲不住，就主动帮助照看文化室和水井，要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1）

赵明英，1914年生于四川达县，1933年9月在家乡参加红四方面军新剧团。西路军西征时任新剧团三团的团长兼导演。西路军兵败祁连，全军妇女被集中起来编为妇女团，陶万荣被指定为团长，赵明英被指定为副团长。赵明英被俘后被迫嫁给马家军回族副营长，在青海逃跑了两次，都因路不熟而未成功，被抓回痛打一顿。战事结束，她随其丈夫到家乡临夏定居务农。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临夏成立回族自治州。

通常当人们谈到生涯的时候，总觉得有太多的不可把握性，埋藏在未知中。西路军被俘和流落女红军更是如此，其中不少人成为回族。无论是悲伤，还是无奈，这就是许多西路军红军女战士走过的道路。

西路军流落女战士张秀芳说：“我跟回民一起生活几十年了，先是在回民家里干活，后来跟的男人也是回民。我不吃大肉，闻着就恶心！羊肉啦，牛肉啦，要阿訇宰下的才吃，商店里买的不吃!”

伊斯兰教注重和提倡洁净，在饮食方面，《古兰经》中有许多明文规定：不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未诵真主之名宰杀的牲畜。千年来，穆斯林遵循有关规定，代代相袭已成为生活习俗，应该受到尊重。

张秀芳，四川巴中人。她1933年18岁时参加了革命，先在巴中县苏维埃工作，翌年正式编入红军部队，分到妇女独立师。她曾是红军著名女将领张琴秋的警卫员。

“张琴秋可是个好人，脾气好，对人好!”张秀芳总是由衷地说。

她给张琴秋当警卫员时，突然出了天花，差点丢性命。张琴秋及时送她到总医院抢救。身体康复了，张琴秋又来接她。总医院周光坦院长对张琴秋说：“你们妇女独立师是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可我们这里女干部缺得很，你就把张秀芳给我们吧!”这样，张秀芳就留在医院，担任了排长。

“在河西丰乐堡，我们被围在一个土围子里。敌人一颗子弹打在我右手上，从袖筒里穿出，当时我就昏过去了！”张秀芳举起右手这样回忆道，右手指至今还少一块。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2）

西进河西，医院工作十分困难，后来甚至连一块包扎伤口的布条都保证不了。为了就地解决实际问题，总医院的许多人直接下到部队进行战地救护。张秀芳和几位医院的战友，随着所在的战斗部队从梨园口退入祁连山。

战事越来越不利。这个团的团长对她们几个医院的同志说：“我们部队的人数已经不多了，就不要再跟我们走了。你们还是找总医院，回后勤单位去吧！”她们几人去找总医院，这时哪里还有完整的建制？总医院没有下落，她们就随着碰到的同志在山中四处流动。

皑皑白雪，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凉，什么食物也找不到。她们今天跑到这个山坳，明天藏到那个林子，饥饿和寒冷像两个魔鬼死死地缠住大家。

她们四个女的藏在一个石洞里。她、樊秀英、朱志秀，还有一个姓赵，朱志秀胳膊打折了。她们捡些牛粪用来取暖，后来饿急了，就把牛粪放在石头上用火焙干，搓碎，像炒面一样，一把一把就着雪咽下去。马家队伍搜山，搜到洞前。她们的心紧缩着，谁也不愿当俘虏，冲出洞口，跳下崖去。

西沉的太阳最后放射出它的余晖，枯枝与衰草反射着淡淡的余光。静静的祁连，粼粼地闪烁着银色的雪光。躺在崖下，张秀芳嘴里还有气，心里也明白，就是说不出话。她摔断了右腿、尾骨和几根肋骨。马家兵走到她跟前，叫起来：“这个女共产还活着哩!”那家伙用马刀背在她们身上砍。她感到疼痛，另外三个战友再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凄惨的早春啊！

张秀芳和难友艰难地跋涉于荒漠大野，峁梁沟壑之中，到了青海。马家军把张秀芳和男红军编到一起，每人一把铁锨，到老鸦峡修公路。如果不干，或干得慢，马家兵举起马棒就打。她硬挣扎着干，那时主要是顾命，疼痛已顾不了了。她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草，在干烈的、蒸烤得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国共合作后放了一批人，其中有她。

张秀芳往兰州方向行去，来到甘青交界的海石湾。公路旁有家旅店，主事的老板娘雇她帮工。旅店有食堂和客房，又地处交通路口，每天过往行人不少，活计很不轻松。她除了把分内的事干好外，还得把主人的家务承担下来。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3）

这家旅店男主人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兼着伪保长职务。他要张秀芳做小娘，她不干。一天，他借口张秀芳烙饼时灰碱放少了，便小题大做抄起棍子打起来。张秀芳正在拉风箱烧火，举起坐着的小凳照老家伙一下，老家伙右额顿时出血。

张秀芳到了兰州，给一家回民哄娃娃，做饭，养牛。兰州还有失散的红军姐妹，在大家的帮助下，张秀芳和医院一位洗衣工人成了亲。

张秀芳的丈夫去世，自己又没有儿女。民政局叫她到红军养老院去，她说：“我是回民，那里没有清真灶，我吃不下去呀！”

张秀芳独自一人生活，但她受到红军老姐妹和政府的照料。

张秀芳和安明秀都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过，又都是四川老乡。安明秀也随了回民，她经常打发四个儿女来看张秀芳，送吃的，送喝的，收拾房子，还给买了电饭锅和电热杯。丈夫死时张秀芳在犯病，祁连山中摔伤的右腿有四个窟窿流着脓血。安明秀把张秀芳接到自己家里，用小孩尿泡了中药，给她敷在伤口上，才慢慢不流脓血了。那次她在安明秀家住了整整一年。医院为她的房子糊了顶棚，刷了墙，又把她接回来。

端阳节前夕。老人桌上赫然放着一小堆粽子，她指着粽子说：“这是安明秀打发儿子送来的！”张秀芳受到安明秀的关心和照顾，她们是红军姐妹，是患难之交。另一方面，赈济孤寡也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所提倡的，这在《古兰经》中也有明示。

据说，要使经历过的事情长流芬芳，就得回忆。张秀芳经常回忆，但她感受不到芬芳和幸福。老人脸上爬蠕着寡黄的泪，激动地说：“我哥哥叫张狗娃，比我大四岁，在八十八师夜老虎团，先是当连长，后来当营政委，西渡黄河后牺牲在临泽。唉！如今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我这个人的命真苦!”

张秀芳浑身抽搐，悲哀地耸动双肩。任何听了她述说的人，心都会颤抖，泛出难言的酸苦。

窗外，座座楼房托起明朗的天。弥漫着花粉气味和草木气味的轻风扑进房间。

裕?草原的一员（1）

裕固族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地中段。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1954年由张掖、高台、酒泉等县的一部分合并建立为自治区，1955年改自治县。裕固族是后唐和五代时期建立地方政权近一个半世纪的“甘州回鹘”的后裔。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群众大都在祁连山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般人家的帐篷，夏漏骄阳凉雨，冬进寒风冷雪，就是住六根或九根房杆大帐篷的大户人家，也仅仅是温饱有余而已。贫苦牧民住阴湿的窑洞或窝棚，磨吃“谢节草籽”面，采喝野茶。

肃南大河草原的冲哆罗水一带，裕固族牧人别驽的帐篷扎在那里。夜风卷起散落的黄叶，天空云幕低沉，不见一丝星月的毫光。被战火搅得心惊胆战的裕固牧民，深夜听到狗叫，以为又是来了马家军。别驽一家惊慌失措，打算弃帐逃走。有人一头撞进了帐篷，请求搭救。别驽定神一看，是一个浑身是血的红军。窝藏红军可要牵连一家人，但别驽咬咬牙，下决心救下这个红军。

别驽一边用麝香水为红军洗伤口，一边吩咐家人烧茶做饭。为了掩人耳目，他找出一件烂褐衫、皮亢沉（高靿皮靴），让红军脱下血衣，换上裕固族牧人的衣服。天亮前，别驽在皮袋里装上炒面和小米，拿上一个单耳铜罐子和一张羊皮，把红军送到山谷的一个石洞里。他一再叮咛，千万不能出山洞，白天不能生火，晚上用铜罐煮饭。他又解下拴在系腰上的火镰，教会红军引火的方法，才离洞回去。别驽每隔两三天来一次，送点粮食。每次来都从不同方向绕个大圈，唯恐有人发现他的脚印，每次走到山洞附近就脱鞋赤脚。

三个月过去了，红军的伤养好了，马家军也撤走了。别驽把红军领回家，将红军收为义子，教他裕固族语言以及如何放牧。

红军叫田忠道，湖北省大悟县人。1926年的一天晚上，他在舅父徐海东的带领下，与同村的一帮小兄弟13人约定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他走时才14岁，母亲念子心切，昼夜在四周的山冈上奔跑呼喊，喊着儿子的小名，哭叫不止，神经错乱，最终在疾病和饥饿中死去。

裕固草原的一员（2）

西路军时，田忠道在红九军，康隆寺阻敌时负伤。他和战友据守在一个山头上，子弹打光了，他们用石头砸毁了枪支，十几个人抱在一起，揭开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盖子，准备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马家骑兵挥舞着战刀围了上来，手榴弹的导火索拉开了，可是发火装置没有发火。他们被活捉了。

战友们被反剪双手捆着，又用一根麻绳连成长串。在押往张掖的一天夜里，后面的人就用牙齿咬撕前面人手上捆的麻绳，捆着田忠道的绳解开了。他乘敌人不注意，卧倒在一个没水的干沟里。沟里尸体很多，生死难辨。

田忠道成了大河裕固草原的一员。他结识了不少穷苦牧民，还和普加录安结拜为异姓兄弟。他成家后，每到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的义父。

易明清，江西赣县人。1931年6月，给地主扛长工的他在家乡参加了红军，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8月在川西改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西路军兵败祁连，他在山中被俘，因右脚脖子被子弹打断，不能行走，被马家兵暴打一顿抛在康隆寺。遍体鳞伤的他在裕固族牧人、汉族商人的施舍下，活了下来。

1943年，易明清拄着木棍来到裕固族东八格家部落的石窝一带，走进了焦斯巴楞的帐篷。几年前红军在石窝一带打仗时，焦斯巴楞就曾冒着杀头的危险救护过红军伤员，曾把10多个失散、负伤的红军收留在家里。白天，她把红军藏在松林里，晚上，她给伤员烧茶、做饭、洗伤口，临走又给准备点炒面。这次，易明清上门求救，这位仁慈的老人收留了他。老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这位红军，还把女儿嫁给他，既是女婿又当儿子。他们一家人靠打猎、采药、拾蘑菇相依为命。

好景不长，1947年易明清的妻子患病去世。很长时间，他生活在悲痛之中。1948年，经焦斯巴楞老人撮合、筹办，易明清又和裕固族孤女邵道麦吉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易明清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红石窝村。红石窝即当年的石窝，因红军西路军在此打过仗，改名为红石窝。易明清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爱己若子的老岳母焦斯巴楞，逢年过节或有点好吃好喝都要给老人送去。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1）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年年清明都祭奠！”

祁连山间溪水啊，孤独的追求者！你从哪座山哪条沟来，又奔向哪里去呢？你执著地蹒跚，带走了什么呢？你那么瘦弱，和你决然的意志多不相称！你流波的闪耀，是荣膺祁连的甘露，还是祁连的苦泪呢？

岁月落下多少帷幔，时光也难把心中的坎坷抚平。熊国炳家乡的老大爷、老大娘一提到他，就揪心扯肚百般思恋。他们说熊国炳随红军走后，一妻两子死得好惨：一个儿子被地主打死，一个儿子被匪徒杀害，妻子活活饿死……

熊国炳1898年出生于四川万源县竹裕乡（新中国成立前为通江县洪口乡）熊家湾，取名熊庭南。那时苛捐杂税、封建地租、高利贷盘剥，正如民谣所说：

军阀梳子梳，

豪绅篦子篦，

甲长排头刀子剃，

收款委员来剥皮。

熊庭南家也和许多人家一样，“屋里光光，肚里空空”。他长到十余岁，六个弟妹相继出生，父母将他过继给万源县竹裕乡熊家坪熊邦杰为儿子。懂事的庭南，把父母给他的四个红苕分给弟妹，挥泪告别亲人，从此改名为熊国炳。

熊国炳熊邦杰夫妇宽厚的胸膛袒露着慈心热肠，拿出珍藏的两个银元，抓了一只公鸡，提上一块腊肉，把熊国炳送到坪上的私馆读书。四年苦读，他成了熊家坪略知文墨之人。16岁时养父母托人为他做媒，娶了赵家姑娘为妻。养父母慈爱的目光、话语、琐细的操劳，常常给他一种足以依托的慰藉，但养父母先后去世。熊家坪离熊家湾虽然只有六七十里，但这里的熊姓家族与熊国炳只是同姓不同宗。因为宗族观念，当地熊姓家族千方百计驱赶他们，并买通了保甲长勒索捐税，百般刁难。熊国炳眼泪流回心底，夫妇于第二年春天凄恻地离开熊家坪，迁回熊家湾居住。

熊国炳在熊家湾田无一分，地无一垄，便抬滑竿、打短工维持生计。劣绅、甲长借机勒索他卖力下苦之钱，他愤然抛弃“抬子”之业，奔赴巴山打猎为生。一次，他乘勇追捕一头猛兽，不幸误踏猎人缚虎的“机关”，被毒箭射中腿肚。他强忍穿心般的痛苦，咬紧牙关将毒箭拔出，挤出毒血，得以保全性命。他因果敢，被人们称为“巴山勇士”。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2）

1932年12月初的一天，刚刚卖完猎物的熊国炳，突然被一个身着长衫的陌生人叫住。陌生人说自己是行商的，慕名来找巴山勇士购买皮货，并慷慨表示愿出大价钱。这外来客商以优惠价定购了猎物，还走村串户向一些穷哥们收购不少土特产。客商叫刘子才，又名刘涛，是位红军，身带电台来川北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发动群众策应红四方面军入川。熊国炳跟随刘子才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了解敌人兵力部署，为红军入川提供了重要情报。

熊国炳跟随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军建立乡村苏维埃，被群众推选当了赤卫队长和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2月初，经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推荐，袁克服介绍，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川陕省第一、第二、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都推选他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四川军阀部队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熊国炳的两个儿子惨遭杀害，妻子赵氏活活饿死。这时，党组织将中共川陕省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富调到苏维埃政府内务部担任执行主席，部队转战到毛儿盖时，他们在组织的关怀下结成革命伴侣。张庭富，四川通江人，参加红军后任过号兵，任过总医院看护。西路军时，熊国炳是军政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后勤处处长。部队突围时，熊国炳和张庭富在战斗中被打散。熊国炳来不及寻找妻子，便强忍着心之酸楚，带领战士们杀开血路，冲出包围。

西路军败退祁连，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延安，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组成工作委员会。熊国炳所在由机关人员组编的游击队被敌阻截，大部牺牲。他独骑战马从敌群中杀出，马被打死，他被摔进一个万年雪坑才幸免丧身。他任寒风吹满衣袖，拖着双腿，光着脚丫，追赶部队，在灰暗的冷风飕飕的天幕下，与马家骑兵遭遇被俘。

马家军前去搜山，把熊国炳关押在裕固人的毡房里。裕固族头人对熊国炳说：“马家队伍走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3）

熊国炳按照裕固族人指的方向，踏着微明的晨曦，沿着祁连山西行。他带着伤痛，忍着饥饿，辗转来到酒泉南山的偏僻山村九家窑。农民张大爷收留了他，为他治好了腿脚的冻伤。伤好后，熊国炳来到酒泉城，白天给人帮工，晚上在五爷庙神像后面安身。

酒泉城里马家队伍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荷枪实弹到处抓人。每天都有红军惨遭杀害。马家队伍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等列为“赤匪首犯”，发通缉、登告示，悬赏1200块大洋活捉，以600元买他们的人头。

熊国炳欲走走不了，想留又难以藏身，最后经人介绍与已故唐姓四川同乡的妻子白玉生结婚。不知是难忘妻子张庭富，还是感激张大爷的营救之恩，从此，熊国炳改名张炳南，靠摆摊度日。他的妻子张庭富被俘后死里逃生，辗转定居高台，1960年丈夫去世后，带上四个儿女返回家乡四川通江。

命运之神乖戾。熊国炳一家苦熬到1945年，迫于生计来到玉门。熊国炳在医院里找到了发挂号牌子的差事。因收入微薄，一家五口挤在西河坝的窑洞中。1948年底，他们又返回酒泉。虽然生活凄苦，熊国炳还是极力说服老伴收养了贫苦农民杨毡匠的女儿兰香子和一个讨吃要饭的姑娘进财子。

新中国成立时，熊国炳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人民政府知道了他参加红军的经历，补助他银元50块，麦子4石。公社化后，熊国炳年事已高，就给队里看看果园、麦场。

老来苍茫思还乡。1959年4月，民政部门给他300元钱和一套条绒衣服，帮他回到老家四川省万源县探亲。乡亲们热情欢迎他。他本想留在故乡，叶落归根，但因老伴是个小脚，行走山路不便，对川北吃大米也不习惯，又想儿子，就返回酒泉。老伴白玉生说：“那里雨多，每天挂雾，见不上太阳，我过不惯！”

熊国炳对人说：“家乡人以为我早死了，年年清明都祭奠。大家见我活着回来了非常热情，挨着请我们去吃饭，政府对我们也特别照顾!”

1960年严重自然灾害。春节，队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给每个社员发了八斤苤蓝过年。冷月浮升，洒下淅沥的寒意。熊国炳饿得浑身浮肿，腿痛抽筋。他的病痛，他的疲累，终于让宁静的夜溶化了。他撒手离开尘世，葬身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里。雪越下越大，像柳絮，像梨花！

“你是红嘴鸦儿”（1）

“你是红嘴鸦儿，吃也是红，不吃也是红！”

初升的太阳宁静地注视着大地。郭富财漫无目的走着，临风顾盼，触目尽是枯草断茎。他看见有位老阿奶在门口洗洋芋，便上前问路。老阿奶听不懂外乡口音，见他身裹毡片，足缠麻鞋，手拿搪瓷茶缸，猜出了他的身份。老阿奶见四周无人，用很低的声音问：“你要馍馍吗?”不等他回答，阿奶进到屋里，两手拿了六个青稞面馍。阿爷一手拿着个木碗，一手端一沙罐开水，跟在阿奶身后也走了出来。

两位老人按当地乡俗把馍馍掰开递给他。他喝了开水，吃了青稞面馍，身上暖和了，也有劲了。阿奶见他没处装馍馍，就从自己衣衫上撕下一块布，用毛线缝成布袋，把剩下的几个馍馍给他装上。阿爷说：“北面不要去，那里是煤窑，马家兵抓住下窑，一辈子也出不来!”他频频点头，依依告别。

郭富财是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在梨园口受伤被俘。从张掖押往西宁沿途，到处可见红军战士暴尸荒野，鹰啄犬噬。活着的，也是身裹毡片，在马家军皮鞭和枪托的驱赶下，在风雪中挣扎；实在走不动的，就被当活靶打死。他想，早晚反正是死，与其被杀不如设法逃走，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夜，寂静的夜，静得仿佛听得见自己的心脏跳动。队伍走到大通县新城一个巷道口，他趁黑逃走。

风欺雪凌的日子，郭富财思念部队，也向往家乡四川，可当时的青海交通不便，他又是一个“逃犯”，口音不同，身无分文，怎样逃走呢？他没敢往远处去，只在大通县柴家堡一带转。

郭富财在大通县柴家堡一带要饭，又给柴征家当长工。割草，栽树，喂牲口，扒炕灰，打土块，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可吃的是清水拌汤麻洋芋，少盐无菜，睡的尕炕四处冒烟，盖片破毡，缩成一团。他看透柴家心狠，就离开他家四处讨饭或做点零活。

第二年春，当地流行感冒。郭富财过去在家学过一些治病的偏方，就试着给人治病。张宝德的母亲病得很重，快没气了，他用偏方治好了。人家很感谢他，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叫他治病。次年3月，芳草青青，山花点点，吊庄童维刚家招他为女婿。他不再无依无靠、茕茕孑立，算是有了安身之处。

青海的夏天也时常笼罩着一层岑寂清冷的气氛。1939年7月，他被告发，说是“共产娃”。壮丁大队长韩有福把他捆起来抓去，皮鞋踢，鞭子抽，柳棍打，死去活来，浑身是伤，关在一个房子里。韩还把他的丈人、说亲的媒人都抓起来，严刑拷打，追问：“为啥把女儿给‘共产娃’做媳妇？”“还想叫共产党在这里生根吗？”岳父卖掉了大车、牲口、衣服、毡，还典出了几亩地，花了360元大洋，才把他保了出来。

第二天，他又被押到壮丁训练大队部，用指头粗的铁丝、拳头大的铁锁捆着吊起来，只一顿饭的工夫就昏死了过去。马家兵把他放下，脱掉裤子往他嘴里浇尿，等他醒过来。

“你是红嘴鸦儿”（2）

有位老汉实在看不过去，说：“不要吊了！你们四个年轻人守着，还怕跑了吗?”

马家兵凶狠地说：“驴日的不吊起来，踢开窗子就飞哩！这些共产娃跑得快！”

他被押到西宁军法处，当晚就把他们八个人捆起来放到两辆大板车上拉出南门活埋。刚出南门，碰上下雨，雷雨交加，风也很大。赶车的赶上车快跑，路不平颠得厉害。他在后面那辆大车上，乘机从车后滚了下去。

他有家不能回，朝踏晨露，夕挑落日，到处要饭，做活，给人看病混肚子。腊月，在海子沟碰上一个姓汪的年轻人，问他：

“做啥的?”

“给人看病。”

“我家在东沟，有个病人，请你跟我去看一下!”年轻人听他不是本地口音，已猜出几分。

到家后，年轻人把一个叫杨奇的被俘后逃出来的红军叫出来陪他。他和杨奇一说话就知道也是四川老乡。

郭富财知道了年轻人叫汪函忠，是中学教员。第二天，他要走时，教员说：“你医生装得不像!”于是送给他一个手提箱，把药装上，又给开了一个西药条子，叫他到西宁买些药品。汪教员还把自己的壮丁残废证借给了他，并一再叮咛：“有人问你就说姓汪，汪王不分，查不出来!”当时郭富财化名王金贤。从这以后，他才敢回家。

大年初一，他到汪教员家拜年，抬头见大门上写着对联，上联是：“保甲款皇家款款上又加款”，不禁暗自吃惊。

汪教员的两个同学也来了，一个是李万林，一个是马生林。两人一见对联，也吐了舌头。

呼啸的寒风被关在窗外，唯有一抹阳光进入那小而温暖的房间。汪函忠摆上酒菜招待，饮酒中汪让他讲红军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纲。他不敢讲，李万林说：“你是红嘴鸦儿，吃也是红，不吃也是红。不要怕，你讲！”他见两人和汪函忠关系很好，就讲述了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他们都表示称赞。

汪函忠又写了一封信，送了几把挂面，叫他拿上找金城沟汪的同学星运仓帮助办一个壮丁证书。星当时在哈拉直沟当小学校长，帮助伪乡长填壮丁证书。

他抹着微沁的汗珠，找到星运仓，星亲自到学校给他办来了壮丁证书。有了这个护身符，他就有了立足的执把。

汪函忠又帮他买好车票，托西北书店跑买卖的窦庭章把他带到西安，然后再设法去延安。无奈，他家庭拖累没有去成。汪又借给他200元钱，让他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一直到青海解放，一直到草原开始吮吸充沛的阳光雨露。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1）

张安泰1933年在家乡四川加入红四方面军，在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战士，三个月后成为一名司号员。西路军西征，行动多在夜间。天气寒冷，吹号时稍不注意，号嘴就会揭去嘴唇的一层皮。粮食供应不上，饿肚子是常事。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没有休整时间，走着路都能睡着。西路军退向祁连山，九军担任后卫，部队在梨园口掩护全军进山。张安泰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疲劳过度，见身边一堆干草，就坐下休息一会儿，可屁股一挨干草就睡死过去。当一颗手榴弹在他近旁爆炸时，才被震醒。

张安泰所在的团伤亡严重，被马家军围困在梨园口内的一个小庄子里。团长几次组织突围，都因敌人火力太强，战友们一批批的牺牲了。团长命令四个司号兵一起吹号联络，进山的部队走远了，没有一点回音。参谋长问团长怎么办，团长痛苦地摇了摇头。团部所在的房内传出一阵枪声，大家赶去一看，团长、副团长、参谋长都饮弹自尽了。

剩下不多的战友急红了眼，大家拼死也要冲出去。张安泰把负伤的连长扶上马，缰绳拴在自己的腰里。大家一起往外冲，敌人的机枪子弹像泼水一样，死死地封锁住出口。战友们纷纷倒在枪弹之下，挣脱缰绳的马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张安泰被战友的遗体压在下面，浸泡在血泊中。云朵像浮雕似的被吸在蓝色的天穹上，风从山野飘来。

马家军士兵手提马刀来翻尸，没有咽气的就补上一刀。好多战友牺牲前都破口大骂，声言红军总有报仇的一天。张安泰满身血渍被翻出来，背上也挨了一刀昏死了过去。庄子里到处是烈士的遗体，敌人一把火点着了庄子。

四周弥漫着烟尘和令人窒息的血腥和焦煳味。张安泰苏醒过来，挣扎着往外爬。一位头骨被敌人劈开满脸是血的战友发出轻微的呻吟，睁着一对大眼喘息着说：“同志，我痛得受不了，快给我补一枪吧！”张安泰流着泪说：“我哪里还有枪！”这位战友说：“我这里还有一颗手榴弹，给你，朝我头上砸，快！”张安泰怎能忍心下手啊！这时四个马家兵走来，搜寻死难战友的衣服口袋，想发洋财。张安泰仇恨满腔，将这颗手榴弹投了过去。可惜，手榴弹没有爆炸。敌人冲过来，马刀架在张安泰的脖子上。后面跟来的一个人喊了一声：“算了，这还是个尕娃。”说这话的叫魏占彪，是个班长。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2）

第二天，排长见了张安泰，对魏班长说不能留，并叫人拉出去枪毙。魏班长让张安泰赶快跪下求饶。张安泰坚决不跪，死死抓住一个马家兵转圈子。敌人朝他连开三枪都未打中。魏班长向排长下跪求情：“这尕娃命大，留下吧！”营长来了，把张安泰带到一间房子里。营长对随从挤挤眼说：“给这个尕娃洗洗脸。”随从端来一盆水，猛地朝张安泰头上泼去。张安泰惨叫一声，满地打滚。敌人哈哈大笑，这泼的是一盆开水。

魏班长把张安泰拖到一间草房里，细心照料着。张安泰疼痛难忍，叫魏班长干脆把他杀掉算了。魏班长同情地说：

“尕娃不能死！你多大了？老家还有没有兄弟？”

“今年18岁，是独子。”

“那就更不能死。我也是独子，我认你做个兄弟吧，留下帮我喂马。我已向营长求情了。”

战事之后，魏班长所在的骑兵旅开往原驻地，魏班长雇了一头毛驴驮着张安泰，路上又换了牛车到了酒泉。魏班长将张安泰寄养在亲戚家，两个月后，张安泰的身体慢慢康复。

一天，魏班长着急地跑来说：

“兄弟，怎么办？这几天我正打算把你送回青海去，可营长叫你去当他的勤务兵，我交不出去，就要挨40军棍。”

张安泰一听火了：“那狗营长用开水差点烫死我，还想让我给他当勤务兵？不去！”

“不去，这40棍挨不起！”魏班长为难地说。

“没你的事，你就对狗营长说，拉我去枪毙好了！”

好心的魏班长认罚了40军棍，被打得皮开肉绽，动弹不得。张安泰十分感动，流着眼泪说：

“好哥哥，为了我，你被打成这样，将来只要有办法，我一定报你的恩。送我去青海吧，我侍奉老爹老妈一辈子！”

“兄弟，我看你聪明，机灵，青海先不去了，就在这里学个手艺吧，将来好有条活人的路。”

魏班长伤好以后，将张安泰送到庞师傅家当学徒。庞师傅开了个小手工作坊，修理自行车和小机械设备。庞师傅无儿无女，作坊还收留了两名流落红军。老两口对他们很好，认真教他们技术，热情关照他们的生活。张安泰年纪小，且心灵手巧，干活麻利，老两口更是偏爱。魏班长随队伍到西边去，临走来作坊看他，见张安泰在这里很好，对庞师傅千恩万谢，嘱咐张安泰安心待在这里。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3）

厄运并不就此罢休。马步芳下令要各地驻军搜捕流落红军，集中押送青海，作坊里的张安泰等几位红军被抓。从安西、玉门等地搜捕来的红军，也一一被押到酒泉，共有100多人。庞师傅买通看守，以送衣服为名，来看张安泰，说：“你魏哥不在，我救不了你。尕娃，你年轻，要想办法在路上跑脱，去了青海可有受不完的罪哩！衣服里缝了五块钱，你能跑脱就回来吧！”

押送的队伍，几乎每天都有人逃跑。不幸被抓回来的人，敌人或当众枪毙，或脚上穿进绳子，用马活活拖死。队伍经过高台、张掖、民乐，走到扁都口了，敌人派张安泰去打水，他趁机钻进山沟，找了个山洞藏起来。

他不敢走原路回酒泉，便沿着祁连山往回走。他身上有几块钱，只要找到人家总能买点吃的。可鞋子破了，山里穷苦人只有冬天才缝双生兽皮鞋穿，平时都是光着脚。张安泰也只好光着脚赶路，脚磨破了，便拄着棍子一步一步走。

他回到酒泉，趁天未明农民进城卖菜时，混进了城。他敲开庞师傅的门，老两口竟没有认出他来。张安泰已瘦得变了形，蓬头垢面，两只脚烂得不忍看。庞师傅和老伴难过地哭了。

庞师傅不敢留张安泰在城里，将他偷偷送到乡下亲戚家。他身体好点，就帮这家亲戚放羊。乡下也在搜捕红军，他这个外来人很显眼。庞师傅又把他接进城里，找了个拉煤的差事，一天到晚满脸乌黑，这是一个躲避搜捕的办法。

时光流逝，张安泰又回到庞师傅身边，学了一手好手艺。一次，因马家军兵痞勒索师兄弟财物，他将兵痞狠揍一顿；又一次，马家驻军师长的卫兵推了师长的自行车来修，因动手打他，他还手将这个卫兵痛打一顿。酒泉待不住了，他先藏在地窖里，然后趁夜黑翻出城墙，逃到兰州。

他先后到兰州制呢厂、西北机器厂当工人。一个国民党少校，仗势欺人，调戏他人妻女，受害人就有张安泰的工人朋友。张安泰找机会把这个少校截在黄河边痛打一顿。这家伙认出张安泰，扬言要报复他。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个少校掀进黄河，沉入水中。当夜，他逃出兰州，又回到酒泉庞师傅家。

新中国成立了，张安泰想重回部队，可庞师傅夫妻哭着不让他走。这位从不示弱的刚强汉子，在两位老人面前也眼泪扑簌，诚挚地对两位老人说：“我不走了，一辈子侍奉你们二位老人！”他在当地参加工作，在政府办的修理厂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

龙王庙的小道士（1）

衰草在寒风里颤抖，梨园口死一般的寂静。红九军七十五团团部通讯班长王怀文从伤痛中苏醒过来，想挪动一下身体，可是动弹不了。近旁有人说话，口音是自己人，他招呼起来。闻声过来的三个伤员，一个脖子被砍了一刀，另两个的手被打断了。他们也和他一样是藏在尸堆中幸存下来的。他对三人说：

“同志，你们腿脚都还好，赶快走吧!”

“要走一起走!”

“我动不了，别连累得你们也走不脱!”

“要死，我们也死在一起。快，我们扶你走，背你走!”

三个战友轮换扶着背着王怀文，跌跌撞撞地走去，天麻麻亮时来到一道水口。冰面被水冲开一个洞，下面是个冰洞。天亮了，不能再走了，他们下冰洞藏身。整整一天，马家军的骑兵从他们头上过来过去。冰洞中寒气逼人，四人互相推搡着活动躯体，挨到天黑，爬出冰洞。夜的天宇十分阔大，星儿在天空闪烁，月儿高挑着一钩银白。

他们夜行晓宿，艰难地跋涉了三天三夜，才走到黑河口。黑河像条巨龙，穿山过崖，滚滚滔滔。

河边坐落着龙王庙，亭台楼阁，飞檐翘顶，庙内有一位名叫徐合德的老道。掌灯时分，徐道见四个浑身血迹的人闯进庙来，显得十分惊慌。

张掖龙渠上龙王庙的道士徐合德（右）与被他营

救的西路军战士王怀文他们指着王怀文向老道央求说：“老师父，我们这个小兄弟腿打坏了，请发发慈悲，把他收养在庙中吧!”徐道想了一下，说：“好吧，可以把他藏起来!”三人吃过徐道熬的山药糁子汤，带上干粮上路，和王怀文挥泪而别。徐道送出很远，指明东去的道路。

王怀文，四川江油人。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因家穷养不起，8岁时过继给牟姓人家，改名叫牟正文。因在牟家受气挨打，12岁时离家出走，从江油县跑到北川县，在一姓赵的地主家当长工挣饭吃，仍改名叫王怀文。1933年6月，红军队伍一支接一支地来到北川，红旗、红星、红袖标、红缨枪到处闪烁。他毅然离开赵家，参加了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攻打岷县县城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脸；在向会宁疾进时，他的右手食指被飞来的子弹打掉半截；一架敌机投下一枚炸弹，弹片削飞了他巴掌大的一块头皮；西路军西征，一条山战斗，他的右腿穿过一颗子弹；古浪战斗，敌人的刀戳进了他的下巴，两颗牙随着血水吐了出来；西路军兵败，红九军在梨园口掩护全军撤退祁连山，他大腿中弹，血肉模糊。他被负伤的战友送到了龙王庙。

徐道将王怀文背到红沙河畔的观音洞，发现王怀文身上有两颗手榴弹，让赶快扔掉。王怀文执意不肯，说：“这比我的命还贵重，红军战士不能丢失自己的武器！”老道似懂非懂地说：“要留也行，交给我替你保管。年轻人冒失，容易出事!”王怀文这才将手榴弹交出。

龙王庙的小道士（2）

王怀文在洞中安下身来，徐道每隔几天就送来食物。

王怀文盼望伤口快好，能到外面去打听红军的去向。不料，伤口恶化，脓血不止，还生了蛆虫。他经常昏迷，甚是危险。徐道十分着急，把香菜熬成水灌进伤口，将蛆虫一个个熏出来，然后用盐水擦洗，敷上草药。

徐道见他满身伤疤，不由掉下泪来：“尕娃，你这是受的什么罪啊!”王怀文这是第九次负伤，他指着自己的一处处伤疤，向徐道详尽地讲述经历过的一次次战斗，讲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徐道听了直点头，心里思忖：“这尕娃年纪不大，可知道的事多，讲得道理入心啊!”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河西的形势日渐缓和下来。徐道公开将王怀文接进龙王庙，把他装扮成地地道道的道士。

王怀文的伤病渐渐好了，可是一条腿因长期不活动，已不能行动，连腰也不能弯了，身体僵直。徐道养着一群鸡，每天乱撒喂鸡的小豆子，凡鸡吃剩下的就让他一一捡回来，不捡就不给饭吃。王怀文哪里动得了，但念及徐道对自己的好处，便硬着头皮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拾豆子，双手和腿脚的皮肉都磨破了。徐道抛撒的豆子越来越多，他赌气不捡，徐道当真不给饭吃。一天，两天，三天，王怀文耐不住了，咬紧牙关又爬着去拾那该死的豆子。

时光一天天过去，王怀文拾着拾着能扶着墙走了，拾着拾着能拄着棍走了，再拾着拾着丢了棍子也能一拐一拐地走了。这时徐道才拍着巴掌大笑起来：“好了，这就好了！这些日子，你在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吧？可你要知道，好人坐病，病人坐死!”王怀文顿时明白，泪流满面。

农历正月初四天下着大雪，黑河水发出沉重的叹息。王怀文出门碰到一个叫合之清的坏家伙，欺他腿脚不灵便，用草绳勒住他的脖子，倒背着往黑河边拖。黑河肆虐撒野，一轮套一轮似敛非敛的旋涡。合之清将他拉到河边要下毒手。两个挖煤的窑工看见，吆喝着奔过来。窑工见昏死过去的王怀文穿着道袍，将他抬回龙王庙。徐道精心救护，他又活了过来。

有坏人向张掖城里的马家军旅长韩起功告了密，韩派军队来搜捕。幸喜有人事先得到消息，徐道将王怀文藏匿起来。敌人扑了个空，就将徐道抓进城去，严刑逼供。徐道至死不招，被打得皮开肉绽。施主和乡亲们凑钱，将徐道赎了回来，调养很久才恢复健康。

青色的黎明从黑河奔腾的远处升起。张掖城内鼓楼顶上红旗飘扬。王怀文找到部队政委，将自己13年来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政委激动地来回踱步，拭着脸上的泪水。

王怀文拿出那两颗手榴弹，郑重地说：“政委，这是当年我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整整保存了13年！”

政委接过手榴弹，感慨万千地说：“这不是保留的两颗普普通通的手榴弹，这是红军老战士保留的对党对军队的赤胆忠心!”

王怀文一瘸一拐走在黑河岸边，黑河在黄土地上铺开温馨的翠绿……

“现在的苦算什么？”（1）

左秀英，四川省苍溪县人。由于家贫，她八九岁就随哥哥、姐姐一起上山放牛，打柴割草，十二三岁已独自承担了打柴的活计，每天要到离家五六里的山上打柴，然后担到集镇上卖。她15岁以前没穿过裤子，一块破布裹在前面，既是遮羞布又是围裙。红军经过她的家乡苍溪，听人说，红军里有女兵，当了女兵可以穿上裤子。她担着柴到集市上卖，集上熙熙攘攘，红军在那里驻扎，召开会议，书写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红军。15岁的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走进了红军队伍。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家里，就被集中到一个大院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后，安排到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红四方面军长征，一次行军途中，抬着伤员的民夫突然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逃走了。敌人追兵就在身后，情况紧急，身体瘦小的左秀英抬起了担架。伤员伤势过重，道路十分艰险，左秀英等人落在了后面。大家加快速度，翻过一座山头。由于连续行军，再加上吃不饱，左秀英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危急之中，红军的一支后卫部队冲杀过来，救了她们。

西路军西征，左秀英在妇女独立团一营二连。部队在高台、临泽失利，她所在部队在张掖甘浚滩被打散，她和一些战友被俘。她们被关押在张掖大衙门韩起功的司令部，她天天观察周围情况，发现牢房里的一块石板是松动的。夜幕把张掖城笼罩起来，瞅准机会，她和几个战友抽出松动的石板，从只能跻身的裂缝中逃出。她逃到黑河附近再次被抓。这次她被押送西宁，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她们被分给马家官兵做老婆，左秀英被管粮官强娶为小老婆。她不能生育，地位自然低下，经常遭受打骂和歧视。

“现在的苦算什么？”（2）

左秀英嫁的管粮官因抗战开始上前线一去不回，她被休弃。她不得不改嫁，两个月后，因感情不和出走，给人家当佣人。1946年2月，她又和一个连长的勤务兵张占彪结婚，张是张掖人。6月的一天，她和张偷了一匹战马，逃回张掖。张以货郎为生，奔走于城乡之间，她在张的老家明永中南村务农。由于她不能生育，1949年7月又被张逐出家门，失去了立足之地，流浪到张掖城里。

左秀英在张掖东城门外的饭馆讨饭，饭馆的张老板将她收留让她打杂。张掖解放，常来饭馆的石作贤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张掖政府当警察，新中国成立后被遣回，给各饭馆卖醋。张老板觉得石的为人还行，将她介绍给石成了家。1951年土改时，她随石回到石的明永沤波村老家，以卖柴为生。

1958年，张掖地区对红军流落人员进行摸底登记，由于她身世复杂，又当过马家军官太太，因此她的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1962年，政府又一次登记，可她任何证明都没有，又错过了机会。

1965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清查档案时，人们发现她的红军身份。甘浚的流落红军刘宗秀、小河的流落红军姬玉珍，出面为她作证，工作组又赴她的四川老家调查后，给她正式登记。她终于享受红军待遇。

她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丧失生育能力，一生中多次嫁人却没有子女。她和丈夫石作贤领养了丈夫堂侄的遗孤，取名石正虎。有了小正虎，她似乎觉得有一股和煦的风、一股清冽的水穿过了心头，小正虎成为他俩全部的寄托和希望。

落实了政策，补发了红军补贴，她想回老家四川看看。1974年，她回到老家苍溪，家中亲人大都已经离世，只见到哥哥的几个儿女。

她的丈夫石作贤1982年去世，生活又陷入了窘境。她和孙子相依为命，共渡难关，已经60多岁的她还要下地耕种几亩庄稼。她把下地干活不叫吃苦，常说：“现在的苦算什么，比起长征时吃的苦、比起西路军西征时吃的苦要差远了，咬咬牙就过去了！”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1）

流落红军郑宗贤、吴兰英是一对夫妇。郑宗贤是红五军的医生，老家在甘肃景泰；吴兰英是妇女团的连指导员，老家在四川桐江。

郑宗贤和吴兰英在景泰结婚，为啥能结婚？据说，部队西渡黄河后，说他是当地人会溜掉，结婚可以把他拴住。两人结了婚，又各回各的单位。西路军失败了，吴兰英跟着郑宗贤回到了景泰，装起了哑巴。她说：“要不是我的老汉是甘肃人，我也许就没命了！”解放了，吴兰英才开始说话，还当了农民代表。当地老乡说：“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

戈壁滩的风吹老了月，吹老了人，却吹不老两位红军老战士的记忆。

民国十八年景泰遭了灾，郑宗贤两个兄弟饿死了，一个妹妹卖到宁夏。秋天，他被抓去当兵，第二年开到河南。一下火车就和蒋介石的部队接上火了，打了半年。他后来听人说那是蒋、冯、阎大战。打败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到江西宁都打红军，那时他在医院当护士。

宁都暴动时，他正在值夜班，听到城内枪响。第二天一早，传下命令出发，走了两天到了根据地。红军站在桥头上，少年先锋队拿着红缨枪站在操场上，欢迎他们当红军。红军优待他们，休整了三个月，尽吃好的，宣传队跳舞唱歌慰问他们。那悠远的歌声，会让人觉得是游丝一般的历史的回声：

穷人参军为革命，

红军打仗为穷人……

祁连山里深厚的白雪，伟岸的松树，绘出了一片空灵，一片溟濛。一早，马蹄声响起来，马家的马队来了，喊着：“共匪把你们扔下了！你们受骗了！不要跑，我们给你们送干粮来了！”

大家能跑的都跑了。一些妇女、娃娃、伤员跑不动，被抓走了。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2）

郑宗贤跑到黑河沿上，遇到姓王的淘金老汉。老汉问：

“你是马家队伍还是红军?”

“红军，我是红军！”

“你是红军就在这里蹲几天。听口音你是咱甘肃人，不咋的，等松下来我送你走。你把外面的口音改一改!”他在外面闯荡，口音有些杂。

郑宗贤给王老汉背沙淘金，见山上下来三个人。他走近一看，噢！是他的妻子吴兰英，还有她的马夫吴大出子和营部秘书王子清。妻子头上裹着红布，背着个毛线毯子。马家队伍在山对面喊起来。他们赶快跑，跑着跑着，马夫和秘书都不见了。

吴兰英的老家在四川桐江县临山，9岁上父亲死了，母亲嫁了人，哥哥逃命去了。她给地主家割草，放牛，受了好多折磨。听说红军招人，她把牛甩掉，背GF3FB、镰刀也扔了，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的旧历三月初九，她17岁。懋功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她们组织宣传队，到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医院慰问伤病员。郑宗贤当时是护士长，穿一身列宁装衣服，罩着白大褂。她和他接头，就认识了。

王老汉把郑宗贤和吴兰英藏到淘金的沙洞里，又把外面的脚印抹掉。淘金的沙洞又阴又冷，水漫过脚脖子。

王老汉去甘州背米回来，给他俩说：“毛泽东要人家娃们着哩！抓下多少，要送回去多少!”

榆钱儿大了，天暖和了。王老汉的兄弟把他们送过了黑河。甘州四十里铺，一个姓白的老太太嘴里吐血，郑宗贤给她看病；山丹过来，一个老汉的娃长疙瘩，郑宗贤又给看看病。民团抓他见团总，他说是甘肃人，看病的，团总让他走。

一辆皮轱辘车把他们带到凉州，妻子开始装哑巴，住了几天，到古浪峡。一个开店也开油坊的老汉说：“是红军里来的住在这里，我啥也不要你的！有车子路过这里，明天你们搭车走。”

吴兰英上了车，身上盖着草，郑宗贤在车后跟着。他俩到家的那天正好是小年，腊月二十三。家里待不住，腊月二十六又把他俩送到白茨水的煤窑上。郑宗贤的父亲在那里挖煤。他俩不会挖，就在寺滩附近给地主看地。两人住在地头上，伴着冷月一弯，残星几粒。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他俩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才获得的和谐和喜悦，他俩被说成是“逃兵”，又是批斗又是审查……

马步芳出国前后（1）

梦断何处续

马步芳出国前后

夏凉如秋，这的确道出了西宁的夏天。君不见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说：“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李贺也写道：“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皆戍楼。”中原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一个“秋”字道尽了边城的凉意。亲临河湟（河，黄河；湟，湟水）的高适在“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的诗句中，更直接点出了这个“凉”字。柳中庸吟咏青海的诗题索性就叫“凉州曲”。

1949年的夏天对于马步芳来说更是未凉已寒。

8月26日拂晓，解放兰州的炮声轰响。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统率下长驱西进，势如破竹。马步芳自知大势已去，老巢难保，遂亲自决定外逃的家族成员，以重金雇用飞机，从西宁运送黄金、财物、眷属经广州到香港。

香港，楼群崛起，仿佛无数个巨大的惊叹号。所有到香港的人员和家属，都住英皇大道100号。大人小孩共计200多人，在香港逗留20多天，办理出国手续，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三架飞机。

飞机腾空而起，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马步芳飞抵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特地接见并赠送小汽车一部，他婉言谢绝。他自己购买小汽车四部，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

当地气候炎热、暑热蒸腾，生长在中国大西北的马步芳等人难以忍受酷暑的煎熬，朝觐之后都避暑于塔伊夫省。马步瀛因中暑去世。马步瀛字子洲，马步芳同父异母弟，曾任西宁城防副司令。

马步芳等人从塔伊夫省迁往吉达海港。吉达迎着海洋温润的风，气候凉爽，是各国驻阿拉伯领事馆驻地。马步芳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内，由王领事陪同。不久，王领事和马耀宗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在马尔地33号买得公寓一院，作为马步芳的私邸，另外买得13层楼房一幢，由所有家属及随员居住。

马步芳出国以后，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马步芳出国前后（2）

他和儿子马继援见面时，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是好！把军队交给他们了吗？”

“都交给他们了。”

“那就对了！”马步芳强打精神，勉强愉快地说，没有逃国沮丧的表情。

“台湾当局”曾让马步芳出任驻埃及大使、土耳其大使，他都谢绝了。他说：“过去的一切就过去了，再也不说了，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就对了，何必忙忙碌碌，自找苦恼，图谋个啥哩！”

定居开罗以后，马步芳请了一位既懂中文又懂阿文的教师，每天在家里一面学习阿拉伯文字，一面学习《古兰经》教义，决心做一个埃及籍的华人了。小孩和大人们也都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字。

9月24日，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从新疆到巴基斯坦（当时为印度）的卡拉奇海港。马继援由香港前往卡拉奇迎接，两人一同前往埃及开罗。大家在各自逃命的情况下异域相会，欢欣之至，谈起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不禁感慨万端，倾诉不已。马继援和马呈祥二人一同学习阿拉伯文，消度时光。

不久，王领事从台湾发来电报，叫马步芳、马继援、马呈祥三人携眷去台湾，并汇来旅费和安家费美金1万元。他们经过一番考虑和研究后，决定马继援、马呈祥带眷属前往台湾，马步芳和其他人仍住开罗。

在开罗，马德清随从马步芳，料理琐碎事务。马德清曾任青海省政府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参谋。在马步芳由西宁逃广州、香港、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麦加朝觐和定居开罗期间，始终随从侍奉。马德清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人非木石，他异常眷念故国骨肉。他把自己的一半，丢失在大西北那浑莽的世界里了……

有一天，开罗报纸上刊载了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欢迎国民党在国外军政人员归回大陆，既往不咎。周总理的谈话拓宽了马德清的胸怀，开启了他的眼界。马德清和马呈祥的副官陈广清暗中密议，找机会回家。

告别祖国西陲已是一度春秋，马德清总难收拢那纷纷扰扰的思绪，萦萦回回的魂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马步芳的岳母要到麦加朝觐。马德清和陈广清动员马世俊，三人为护送人员，一同从开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之后，由马世俊护送老阿奶回开罗。

马德清和陈广清二人搭船到广州，经登记准予上岸，到北京报到和登记之后，返回青海乐都，合家团圆。

马步芳1957年担任“中华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1年因桃色丑闻自动辞职，1974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麦加，时年76岁。

马继援出走点滴（1）

夏天的黄昏来临了。西天云朵经过那煊赫的一瞬，仿佛被太阳烤炙得疲惫了，斜依在山脊上喘息着。一辆吉普车从兰州开出，奔驰在炎热而干燥的公路上。马继援和他的上校高参马得福坐在里面，随车上下颠簸。

此时是1949年8月26日，马家军在兰州全线溃败。

马继援看上去很年轻，精力过人，不过此时显得很疲倦。汽车溶进暮色渐临的山野。他们在一处民房住下，休息过夜。

“现在我要剃头，再不留发了，要作打游击的准备！”马继援对马得福说，“马得福，你会说藏话，到了藏民的地方，你是不是就把我丢掉不管了?”

“军长，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提拔了我，我怎么会丢掉军长不管呢？你放心吧，我一定要跟你跟到底的！”

马继援27日上午到永登，次日到达岔口驿。各部骑兵零零散散地集结到这里，也停留有不少团级以上军官。

马继援对马得福说：“除了现有的卫士大队外，再选拔40名连、排级军官作为卫士，陕成礼（窑街民团团长）也在内，先到西宁去！”

马继援让马得福到军需处向军需处长要了3000银元，分发给副官、传令兵、厨房里和马号里的人各300元。然后立即动身，离开岔口驿到达天堂寺，在树林中烧茶便餐，又迅速过天堂河，29日上午到互助县，在公园休息吃饭。

马步銮从西宁派人开来一部卡车和一部吉普车来接马继援。马继援命令卫士队长带领卫士队约150人到大通等候。他坐上吉普车，在岔口驿选拔的40名卫士由马得福带领乘坐大卡车，当天下午到达西宁东关湟中实业公司。马全义、冶成荣、马步銮、高文远等人都在这里。马继援和他们一同吃了午饭。

马继援叫马得福，说：“阿大（父亲）走的时候没有带上钱（黄金），现在冶成荣送钱去。你和冶成荣把钱送到乐家湾机场，亲自装上飞机，点清箱子数，起飞后再回来。我们这里开个会，准备打游击的事情。”

马得福将汽车开到湟中实业银行，叫几个搬运的人从地下室搬出28个用生牛皮包好钉好的木箱。每箱内装黄金70斤。箱子装上汽车，马得福和冶成荣送到乐家湾机场，已是下午5点钟。

在机场等候的有孟全礼、大小二丑（丑辉瑛、丑辉瑗）、罗平、马禄（财政厅长）等人。马得福立即将机舱内装着勃朗宁机枪及子弹的三个木箱拉下来，将28箱黄金装入，由冶成荣负责，随即起飞。

马继援出走点滴（2）

马得福从乐家湾回到实业公司时，太阳已经落山。马继援仍在等着送黄金的消息，见到马得福忙问：

“飞机起飞了吗？”

“起飞了。”

“今晚我们住到馨庐去!”

馨庐。内院空无一人，一片凄凉景象。外院有几个用人，其中有做西餐的厨师。马继援带着马得福看了看所有的房屋，各室内尚保持整洁。他还指给马得福看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住过的房间。

馨庐，始建于1942年，次年6月建成，为马步芳私邸。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馨庐”二字镶砌在大门门楣上部。因私邸许多建筑墙面均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馨庐”为“玉石公馆”。

太阳的余火已经熄尽，地平线上的雪山正生出一片幽蓝。是夜，二人睡在外院的北房。马继援睡在炕上，马得福在地毯上铺了一张熊皮，和衣而卧。

皎月渐升，星斗转移。空灵的世界里，添三两声活力的，是一只远处的长毛狗。马继援久久不能合眼，对马得福说：“现在我们要走，不走不行。胜败是军队的常事，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我和阿大的，所以一定得走！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全部靠给谭呈祥负责代办。明天一早你坐车去接谢公仁（中山医院院长）、马步銮（一二九军军长）、高文远（省政府秘书长），我们一同走。”

“对，我去接来。可是，军长！你们走，我不能去了!”

“你为什么不走?”马继援听了这话，很惊讶地问。

“我今天去飞机场时见到了孟全礼（马得福妻的舅父），他说我岳父韩起功带着我的妻小等人走了张掖，我想他们会上新疆的。今年新疆可能不要紧，到明年如果他们在新疆扎站不住时，也会进印度的。我得找他们去!”

马继援听了这番话，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口气缓和地说：“好吧！既是如此，那么你明天先送我们起飞，你再走!”

“这个请军长你放心吧!”

马继援出走点滴（3）

一夜恍惚，已是30日了。马得福去执行接人的命令。他先到湟中实业公司接马步銮，马步銮说：“你去接别人吧，我有车自己去!”又说，“军长指示，给团长以上官长每人一根金条，赵遂、马文鼎、谭呈祥、马振武等人每人两根金条。”当时就把金条和写好的名单都交给了马得福。马得福到省政府见到高文远时，高也是如此说法。

马得福到谢公仁家。夫妇俩焦急万状，坐卧不安，一见来接他们，如同喜从天降，立刻高兴地上了车。

回到馨庐，马得福看见马继援的两个私人秘书，在西房写了一个晚上的信。马继援交给马得福两封信，一封是给赵遂（八十二军副军长），一封是给谭呈祥（一百师师长）的。

马继援命令他的卫士马起汉和马全义的阿訇二人，到三角城接回马呈祥的父亲马庆、妻子等全家人，给了马庆八根八两重的金条，让他随带使用。

忙乱一阵，马继援、马步銮等急忙乘车赶到飞机场。驾驶员尚未走进机舱。大家站在飞机周围，面面相觑，心神不定。

这时，马英来了，挨近马继援身旁。马继援说：

“现在我们要走，这里的事情由谭师长负责。你的打算是什么?”

“我打算到陇东去打游击，那里地广粮多，可以待下去。”

“也好，你现在就去见见谭师长再说!”

马继援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三角城牧场的总队长马三福写了一个纸条，批给马英500匹马，500头牛，500只羊。

马得福插嘴说：“军长，你现在还定牛羊马匹的数目吗？整场整场地拨给他不是很好吗？”马继援听马得福在一旁多嘴有点不高兴，斜视了他一眼，随即在写好的批条上盖上私章，交给了马英。

马英是一二九军骑兵第八旅少将旅长，青海省湟中县上五庄人，因其矮小，外号叫“尕马英”。兰州战役时，骑八旅由马继援抽调化隆甘都一线防守黄河，因而无大伤亡。西宁解放以后马英即行投降，不久又收集残部约一团人马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在大通击毙。

马英刚刚离开，马璋又急急赶来，带着哭声喊：“军长！你把我丢下不管吗？”马继援瞅了他一眼，马璋立即住口。飞机轰鸣起来，机场一阵紧迫气氛。与马继援同机起飞的有马步銮、高文远、马璋、谢公仁夫妇、赵珑夫妇、马耀宗、马庆全家等。

飞机起飞之前，马璋从机舱口喊马得福，扔下来一件马继援穿的美式卡衣，叫马得福穿上。

飞机起飞了，开始是在白云的边缘上轰鸣，片刻已飞到远处的地平线上低吟，消失在团团的云絮深处。

马呈祥出走经过（1）

太阳还未出山，但其金碧辉煌的玉体，已经辉映着东边的天空了。一山浓墨变成了锦缎，一弯乌黑现出了银白。最后的一丝黑暗，终于沉到了山下去了。

军官们在那幢四周是草坪的苏式房子前列队站好后，马呈祥步履迟缓地从门洞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他脸色苍白，精神抑郁，举手向大家敬礼表示谢意后，用低沉的语调说：“时局变化太快，真出人意料。……我决定离开新疆出国。我不走不行，因为我们和共产党积怨太深。我把成千上万的河湟子弟从青海带到新疆，却不能照旧带回青海，不得不丢下大家，只身出国……”他的声音有点发颤。

马呈祥是马步青的女婿、马步芳的侄女婿，又是“二马”的外甥。他在“二马”的直接栽培下，平步青云，当上了骑五军军长。河西战役时，他是马步青骑五师手枪团团长。1944年底，为了阻止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经马步芳同意，蒋介石调骑五军进入新疆。骑五军在新疆几经整编，先后有“骑兵指挥部”、“整编骑兵第一师”等番号的更动，但人们仍习惯称骑五军。

马呈祥把师长职务交给所部整七旅旅长韩有文代理，随即准备启程。9月24日，即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的前一天凌晨，马呈祥从迪化老满城军部出发。护送人员有特务连的一个排、卫士队的一个班，共60人。马得勋以随从副官身份，护送马呈祥到新疆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国境线上。跟随马呈祥出走的有参谋长张尊山以及随从副官马崇义、马显武、陈广清、许保寿和两名警卫员，共八人。和马呈祥同时出走的有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兼迪化市城防司令罗恕人、省政府秘书长艾沙、民政厅长王曾善、公安局长刘汉东、骑五军政工处长马次伯以及他们的一些家属、子女、警卫，还有当时来新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宣传委员会委员胡恩钧。路过焉耆时，当地驻军一二八旅旅长钟祖荫也跟着随逃。

汽车开近阿克苏的时候，扑来的是海一般壮阔无边的卵石，这是石戈壁，古海的遗址。马呈祥等到达阿克苏，住在二三五旅旅部。护送人员被分别安排住在县政府和青年服务社。吃过晚饭，马崇义、马显武等上街转转，发觉大门加岗，警卫森严。有个卫兵还对他们提出：“你们出国，带着枪没啥用，不如留下作个纪念吧！”他们见势不妙，立即返回报告。马呈祥认为事出非常，立即采取脱身措施，但门卫已经禁绝他们与住在外面的护送人员的任何联系。

翌日中午。叶成上厕所时，有人朝他打了一枪。子弹从左肩的毛衣穿出，他吓了个半死，提着裤子跑回房里，面如土色，连连央求马呈祥保护。马呈祥不明究竟，非常懊恼，但无可奈何，便派马得勋和卫士马成虎二人在套间外屋为叶成守夜。深夜的静谧中，马得勋带的烟抽完了，到里屋向叶成要烟，发现叶成的老婆睡在床上，他自己却钻在床底下睡觉。叶成取了条英国烟，嬉皮笑脸地说：“马副官，你们二位辛苦了，需要什么尽管说!”

马呈祥出走经过（2）

马呈祥为了摸清底细，尽快脱身，也就顾不上面子，去找该旅旅长李祖堂攀谈。原来叶成部下有个士兵开小差被抓回，叶要枪毙他，他闻讯在好友的支持下逃跑了。他现在李祖堂部特务连当班长，如今叶成逃跑路过此地，便鼓动旅部官兵报复叶成。他公开地说：“我当逃兵，你要枪毙我；现在，你当逃兵，我也要枪毙你！”他趁机给叶成一枪，其他人见叶成等所带黄金甚多，也想乘机打点“秋风”。

马呈祥据此召开了旅部士兵大会。士兵们说：“我们和马指挥无冤无仇，你住、走都可以，叶师长要走，是不行的！”也有人说：“我们半年都没关饷了。叶师长给我们几个月饷也可以走！”马呈祥立即向叶成说明事情的经过，叶却油腔滑调地说：“军长看着办吧!”

马呈祥知道叶成是蒋介石的老乡、学生，而且在“委员长侍从室”干过，算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他想逃到台湾后还有用到叶成的地方，因此对叶既很生气，又没办法，只好自己掏腰包，拿出黄金500两，以犒赏的名义交给尚在等待答复的士兵大会，这才“买路”过关。

在阿克苏，参谋长张尊山拿来一份电报，大意是挽留马呈祥，不要出国。马呈祥叹口气说：“红军长征时，我们就在河西打过共产党，积怨太深了，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的。电报上都是些骗人的话，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一样，戴上了笼头，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还是走吧!”

第四天，马呈祥一行从阿克苏出发。叶成已是惊弓之鸟，惴惴不安，不坐小车上大车，头上蒙了件大衣，蹲伏在护送人员的脚跟前。直到离开阿克苏好远，叶才取下头上蒙着的大衣，跳下大车，换坐小车。

喀什，是新疆警备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的驻地。赵对马极表欢迎，殷勤招待，临行时还设宴欢送，并馈赠黄金500两。赵锡光为什么要送这样厚的礼?一是马呈祥将阿克苏事件的经过向赵谈过，赵锡光知道后甚为生气，因李祖堂旅是其所部，所以他照样拿出500两黄金作为补偿；二是过去酝酿新疆警备副总司令人选时，原拟由马呈祥出任，但马认为那是个副职，又怕离开部队，实权旁落，遂顺水推舟，给赵锡光做了个人情。赵为此感激在心，所以厚赠路费，作为酬答。

从喀什出国有两条路。原定走叶城、玉田一线，但叶成大讲忌讳，怕过叶城于己不利，极力反对，遂改道英吉沙、蒲犁一线。这条路山高坡陡，别说汽车不能通行，就是单骑通过也很困难。

他们出发了，面前是苍莽的戈壁，行80里抵英吉沙，即改乘车为骑马和骆驼。就地买马70多匹，每匹黄金1两；购买骆驼10多峰，每峰黄金3两。有些太太小姐，既不会骑马，又不敢骑骆驼，只好做了几个木箱。一峰骆驼两个木箱，一个木箱坐一个人。翻越冰大坂时，山路贴着山梁，左盘右旋，缠山绕岭，一直升到云端里去了。太太小姐箱不能坐、马不能骑。这就苦了护送人员，除过照料马呈祥、叶成等人外，还得背着拖着这些寸步难行的小姐太太。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翻越喀喇昆仑山，到了蒲犁。

马呈祥出走经过（3）

出国人员要在蒲犁出示护照，登记携带财物、去向。马呈祥登记黄金8000两，叶成登记7500两。当时，从这里出国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吏三五成群，络绎不绝。但有些人因没有护照不能过境，就如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忙忙地流窜他方。

蒲犁到边界还有一天路程，交界处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在交界处住下后，马得勋等便商量了第二天惩治叶成的办法。叶成平时克扣军饷，贪污投机，嗜财如命。这次出逃对护送人员还很苛刻。他引以为憾地对马呈祥说：“把你的卫兵拨几个给我使唤，再过几天想使唤也使唤不上了!”这种话，连马呈祥都很反感。马得勋等听到后更气炸了，决心狠狠教训他一番。但不知是谁泄了密，让马呈祥知道了。

马呈祥立即召集大家讲话：“听说你们要为难叶师长，我希望不要那样做，我这次去台湾，许多方面还得靠他。你们现在整他，我以后怎样靠他呢？”

士兵们用眼睛望着马得勋，让他表态。马得勋立即说：“叶师长平时对待士兵太苛刻了，我们并不想过分为难他，只是让他知道当兵的厉害就行了！”

马呈祥沉思片刻说：“既然如此，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不过，我明天得先走一步，否则当着我的面就说不过去了!”

翌日早晨，马呈祥带着他的参谋长、副官四人，以先到巴基斯坦边卡联系为名前面去了。

马得勋等写了个条子面交叶成，内容是回程盘费不够，想暂借黄金500两，改日奉还。叶成看了条子，不理不睬，好像已经到了边境，对他也无可奈何了。马得勋看他那副模样，十分气愤，立即朝叶成脚下放了一枪，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叶成像触电一样，立即返回账房取出4根金条，共100两，交给马得勋，连连说道：“对不起，是我的不对，应该给大家奉送一点盘费嘛……”

马得勋没等他说完就厉声责问：“就这一点，你问一问弟兄们答应不!”

叶成赶快点头哈腰地说：“是少了些，但我所带有限，力不从心，请弟兄们多多原谅!”

马得勋本想再敲他一下，但考虑到以后可能对马呈祥不利，也就把他放过。钟祖荫、罗恕人、刘汉东、王曾善目睹这一情景，不禁心寒骨栗，纷纷拿出金条首饰等，以表谢意。对此，马得勋都一概谢绝，并说明：“弟兄们对你们确实没有什么过不去，不必破费，还是带着用好了!”但钟祖荫等再三说这是一点心意，最后总共收了约有50两黄金。

马呈祥在临别前，亲自发给士兵每人黄金一两，连长、排长一两五，马得勋二两。他说了一些道别珍重的话，挥泪而去……

马元海的归宿（1）

黑云在电闪雷鸣中颤抖

马元海的归宿

《贵德县志》说：“贵德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近有平川，远依山原，宜耕宜牧，宜水宜旱。岁无酷旱之苦，亦无雨涝之灾。春则百花灿烂，清香四溢；夏则绿荫盈野，宜人纳凉；秋则果实累累，嗜其所好。田亩交错，黄云满畴，清水绕畔潺潺有声，此情此景形如图画，亦不亚于江南之风味也。”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持正义之剑，直捣马步芳的最后巢穴青海。“贵德王”马元海虽占有青海的江南，但惶惶不可终日，只好夹起尾巴逃跑。

9月初。共和县东巴村。在地图上无法刻出印记的这个小村在现实中不断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作用。

入夜时分，天色晦暗而朦胧。兰彦民家里来了一大群不速之客。为首的两人穿着讲究，手拄拐杖。一个坐着两匹马驮一副担架的“夹窝”，一个乘着搭有凉棚的马拉轿车。这伙人带着一大帮妻妾丫鬟和随侍，走进门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号房子安排住处。

那个坐“夹窝”的，便是马步芳的表兄，当年河西战役前线总指挥马元海。那个乘轿车的，是马步芳的堂兄马步祥，曾在青海警备旅任团长，马麟时代任过十五营营长，故人们称他“十五营”。两个将军模样的人，一是马元海的儿子，八十二军少将高参马仲彪，一是河西战役时被红军击毙的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之兄马元祥。西宁解放，马元海等席卷钱财，遑遑而逃，打算取道柴达木经西藏逃印度。

兰彦民心中陡然掀动层层波澜，盘桓叠转。兰彦民，回族，甘肃平凉人。因为家贫，在南京下关到四川内江当船夫拉纤，听说川北有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便找去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入党。河西梨园口血战，炮火的鸣响和剧痛的波涛一起在碧空里旋转。他被冲散，流落到青海祁连县，给大通峡门一个金掌柜当沙娃，不堪虐待盘剥，又辗转漂泊到湟中鲁沙尔。兰彦民幼年时学过兽医，在当地士绅马兴泰的支持下，开了个民兴堂药铺，专治骡马疾病。这时已有人知道他是“共产娃”。他害怕落入敌手，便经湟源至共和县东巴村落户，为牲口治病，以后又为人诊断，渐渐成了遐迩闻名的“兰先生”。

9月22日，夕阳没了，夜幕降了。兰彦民家里又来了一大群人，但这次和上次迥然不同。来人待人和气，入乡问俗，原来是解放军指战员。兰彦民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开口就是：“同志们，辛苦了!”解放军显然有点茫然：这儿哪来的“同志”？一阵寒暄，大家熟悉了。为首的是一军政治部直工科长马芳富，他是新任命的共和县县委书记兼县长。

这一夜，他们言志抒情，晤谈甚欢。马芳富了解到兰彦民是个回民，又是医生，在此住了十来年，对当地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便向这位红军老战士提出要求，请他协助开展工作。

马元海的归宿（2）

兰彦民慨然应诺，并提出前往招降马元海。

马元海途经共和，逃到都兰县（今乌兰县）希里沟。希里沟有三股力量：一股是县长吴可瑞。不久前莫河驼场韩场长，害怕周围部落进行报复攻打该场，便带着人马投奔了吴可瑞，住在县政府内，成为人数最多的一股。马元海到后让吴可瑞把“德兴海”所占的大堡子腾出来让他们住下，他是青海省参议长，这是地位最高以老子自居的一股。还有一股是“青马”骑八旅在海晏三角城投降时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一些兵痞，以班长贾克信为首，共约二三十人。

马元海原打算经西藏逃往国外，可是手下人都不愿意离土叛根，抛弃家室，越走人心越散，到了希里沟就有些收拾不住了。他见西藏去不成了，又想把这股残匪拉到新疆，但所率官兵也不愿意远去。有天晚上，两个班长冯宝山和贾克信动员部分士兵突然将马元海包围，提出坚决不去新疆，并要求马元海给每个士兵发20块白洋，如不答应就要动武。马元海只得答应，随后残部便由都兰县流窜到共和县切吉地区，搜集给养，骚扰百姓。

马元海放出风说共产党杀回灭教，汉人和“番子”都不可靠，妄想把当地的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群众拉到自己一边。县长吴可瑞是循化汉民，经常提心吊胆，害怕马元海算计。果不其然，一个昏黑夜晚，马元海唆使部下在吴可瑞住室外面朝他打了一枪，把这个60多岁的心脏病患者吓了个半死。吴可瑞审时度势，派出代表，到西宁向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但派员不力，中途折返。马元海孤家寡人，也动了投降之念。他利用自己的电台向西宁解放军发出乞降电。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22日的“酉养”电讲述了这件事：“马元海等匪首流窜都兰一带，今来电要求投降。该匪曾任过马匪旅长，打四方面军时任前线指挥，最反动，压迫人民最残酷，贵德一带人民更恨之入骨。我们已电该匪，建议其率部投降后，再酌情处理，并令部队有准备，以防意外，特报。”

马元海等三股人马掉头向东，打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三股力量之间还是剑拔弩张，互相戒备，加岗上哨，你提他防，不论白天行军还是夜间宿营，相互距离都必须在四华里以上。他们还互相敲诈，敲诈的头号对象当然是马元海。马仲彪一次骂冯宝山、贾克信：“娃达啦（下边人）！板颈上血涨着哩，要杀几个！”冯宝山、贾克信立即拔刀相见。马元海、马步祥只得跪下求情，还给了些鹿茸、麝香和2000发子弹。冯、贾等人还胁迫马元海给他们那一股每人八元硬币、一个元宝和大约两钱黄金以及十头牦牛。

马元海的归宿（3）

兰彦民披着高原10月的阳光，跋涉几百里来到都兰，在莫河找到了马元海。马元海见来受降的代表竟是兰彦民，大吃一惊，说：

“你是能看病的兰先生，怎么成了共产党的人?”

“我是个共产娃!”

“你何不早说，我路过你们那时，你说了，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我早说，你早就把我杀了，还能等到现在我来找你吗？”兰彦民哈哈大笑。

马元海这时已收到省军政委员会准其投降的电报，绝处逢生，喜不自胜，连忙请共产党派的代表给部下讲了一次话。

兰彦民让一同来的回民阿里麻突回去向马芳富报告了情况。马芳富带领一个排来切吉。马元海一行于10月25日在切吉滩缴械投降。

千百户人要马元海赔偿以前抢掠他们的全部财产，否则不让通过。经马芳富调处，马元海情愿给切吉、都秀两千户各送一斤黄金，才算了事。

马元海投降后，人民政府按照约法八章予以宽大。他1951年3月病死家中。

兰彦民招降马元海后，以赤子归队的报效心情，不顾一切地为党工作，在剿匪肃特方面尤为突出。反革命武装叛乱分子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扬言要把他“剁成片片肉”。兰彦民不屑一顾，只是让家人化装成藏民到帐房里去躲一时。叛匪把他的牛羊赶走了，把他的21间平房烧为灰烬了，他还是任劳任怨，照样工作。他把自己的命运置于这片土地上，感情染上这片土地的颜色。他先后任共和县牧场和省畜牧厅莫河骆驼场场长。

1952年，在积雪还未化尽的日子里，兰彦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出狱后，他把最深沉的苦涩咽进肚里，拉架子车度日，一拉就是20多年。“文化大革命”中，亲人们受不了他的牵连，妻子离婚了，儿子不跟他过了。幸逢盛世，苦尽甘来。1980年，有关单位以青法刑字第237号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给他定了行政22级，按离休老干部对待。兰彦民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走起路来已不像当年那样轻快自如了。他常坦然地说：“千秋功过，自有公论！好在当年那些罪魁元凶，一个个都趴倒在人民的面前。西路军死难先烈九泉有知，我就感到无限欣慰了！”

韩起功的下场（1）

1949年9月17日。祁连山中。灰条沟的小沟门。

树枝在秋天黎明的凉风里微微颤抖着，给人以清新、肃穆的恬静。任廷栋住的窑洞下面，突然传来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他被这山里少有的声音惊动了，眨眨两眼，翻身下炕，钻出窑洞。

晨光已涂抹在山上。一群男女身着长袍马褂，吆喝驮着箱笼包袱的牲口，慌慌张张地往深山里奔去。其中有个胖子，蜷伏在马上，头戴礼帽，黑黑的长胡子散在胸前，几个带枪的士兵簇拥着他。

这家伙正是马家军新编骑兵军军长，当年河西战役时的旅长韩起功。韩当年杀害了大批被俘红军，杀害了营救红军的高金城先生。

解放军兵临张掖城下，韩起功匆忙带着新娶的小老婆——大满堡民团头子张成仁的孙女，辗转进山逃避，企望找到再生之地。

张掖解放的9月19日这天傍晚，一个背着枪穿着马家军装的人，说是从甘州来，要住下。任廷栋让这人住进窑洞。

“日奶奶的，共产嘛，一挂进了城！”来人掏出一张解放军的条子给任廷栋看。

“你上哪儿去？”任廷栋问。

“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就不瞒你了。我是留在城里打听消息的探子。我们军长在山里火烧沟台子，我是赶去报信的!”

翌日，马家兵一走，任廷栋赶了八九十里路直奔张掖城。解放军来来往往，他望着战士们军帽上闪亮的五角星，不由得掉下泪来。红五星，透着充满生机的红光，湿润了他深深的记忆。

任廷栋，原名林寅，安徽省霍山县人。1928年7月，中共霍邱县委发动“文字暴动”，一夜之间，全县集镇和交通要道到处张贴着革命标语、传单，对霍山地区也有很大影响。任廷栋就是从那些标语和传单上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1930年14岁时，他在家乡参加红军，当过战士、排长。西路军西渡黄河时，他在总部三局的无线电通讯学校随营学习，部队紧缩编制充实基层，他下到红三十军当战士。左支队错打安西城，败退白墩子，他和100多名指战员被俘，押送到张掖，关在北街的一家骆驼店中。骆驼店关押一百五六十人，有一段院墙是用一根根圆木扎在地里围成。夜里，他和一个姓苟的战友拔出几根松动的圆木，侧身挤出栅墙逃了出来。

韩起功的下场（2）

河西大地还是一片萧瑟。他俩靠着两只脚板，跋涉千里，到了兰州。两人没敢进城，又顺着马衔山到了临洮的上银村，给人家赶毛驴、背柴、送粪，什么活都干。他俩隐姓埋名，林寅改名为任廷栋，对人说是国民党的兵，开小差逃出来的。干了一年，伪保长把他卖了壮丁，编进国民党骑兵第十四师，1941年十四师进驻张掖。1943年，他和排长一起开了小差，到祁连山灰条沟的小沟门煤窑背煤。他在窑工们的帮助下和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成了亲，在煤窑上熬过了几个冬夏，迎来了金色之秋。

任廷栋找到军管会，谈了自己的经历，特别详细地报告了韩起功逃进山里的情况。军管会治安科长范江海问：

“军管会给韩起功写封信，你敢不敢去送？”

“咋就不敢哟！”

翌日，任廷栋约上姓苏的流落红军一起进山，去火烧沟台子，找到韩起功藏身的土窑洞。他大喊一声：“谁是韩起功？”

这时的韩起功已成惊弓之鸟，走出窑洞，接过了信。韩起功不识字，拿着信和几个部下研究去了。其他人招待他俩吃饭。

韩起功把自己的好枪换给地主，套上一辆三牲马车，带上破枪和两个随从下山，到张掖县以南22里的张成仁家。范科长早已布置一排人等在这里受降。

任廷栋受到军管会的表彰、奖励。范科长写信介绍他到地方当了自卫营长。1950年，他重新入党，任过区长、供销社主任，并当选为县委委员。

1951年4月7日《甘肃日报》载：

“甘肃省人民法院临夏分院及某师兼临夏分区军法处，于3月26日，联合宣判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所处决的36名反革命匪徒中，有解放前血债累累，解放后又不接受我军宽大教育，反而策动反监暴动的原马步芳‘新编军’军长韩起功。”

“嘣!”一声沉闷的枪响。韩起功罪恶的身躯扭曲着倒地了，那一摊污血似乎是他残害红军恶贯满盈的注脚！

马元祥股匪被歼记

晴空丽日，群山如黛。滔滔黄河水，带着阿尼玛卿山的秀气和灵气滚滚东流。三五民兵持枪巡山放哨，隔河发现三名土匪，立即开枪。一人倒毙，正是匪首马元祥。

马元祥，原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之兄，河西战役时，因其弟被红军击毙，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缚在桩上，随手开枪残杀不下数百人。西宁解放，他跟随马元海逃走。马元海投降后，他流窜到青海南部，勾结当地反动头人和寺院的反动分子，煽动威胁牧民群众，拼凑了一股武装的反革命土匪，号称“反共救国西北军”。马元祥自任司令，马得福为副司令。

1953年3月，青南剿匪指挥部成立，4月上旬进入河南蒙旗。据侦察，马元祥股匪主要活动在青海南部同德、泽库、河南、兴海、玛沁、久治以及与甘南交界的大片地域。阿尼玛卿山雄踞在这片土地上。在藏胞的心目中，阿尼玛卿是“众山之王”。这一带山高沟深，森林茂密，绿幄翠帱重重叠叠地遮蔽着大大小小的山峰。股匪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又伪装潜伏，飘忽不定，出没无常。

高山草甸，一片青葱。侦察部队终于在河南县与久治县交界处的山腰发现小股匪徒，并与之交上火。一阵猛烈密集的扫射，匪徒们丢盔弃甲，仓皇逃命。三名土匪当场被擒，其中一人身穿草绿色军服，背一个精巧小皮包，带一支美制卡宾枪，战战兢兢，恐惧万状，对每个人都行以90度鞠躬礼。该匪名叫袁达禹，湖南人，23岁，其姨夫是国民党海军军官。1949年上海临解放时，袁随其姨夫逃往台湾，1952年在台湾加入国民党特工队，接受报务训练，随后就被空投执行“光复大陆”的“特殊使命”。

袁懊丧地说：“临来时，我们的头头说，我们在大西北已有2万多人的武装力量，全部美式装备，控制着青海、甘肃的大部地区，去后绝对安全。中美两国已联合制定了反攻大陆的计划，一两年内即可光复大陆，到那时你们就是功臣。没想到刚来两天就被你们抓住了！”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指挥部电台收到特急绝密电报。机动营轻装出发，指挥部全体指战员也急急踏上征程。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翌晨5时在外斯与马元祥的主力接火。马元祥股约有200多人，抢占险要山头，以14挺轻重机枪居高临下猛烈扫射。

部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吃掉，没有来得及调配重火力掩护，就靠冲锋枪、步枪发起冲锋。结果，不少战士刚冲到半山腰弹药已经耗尽，不得不撤下来。许多战士壮烈牺牲，负伤的为数更多。部队果断改变战术，配合选点设防，在迫击炮、机关枪的猛烈火力掩护下，再次发动攻击。

当薄薄的晨雾被阳光染得绯红的时候，部队终于攻克山头。马元祥股一部分被击毙，一部分被俘，一小部分狼奔豕突、死里逃生，14挺轻重机枪和大部分枪支弹药被缴获。马元祥、马得福仓皇逃遁，成了漏网之鱼。

马元祥在外斯战斗中漏网之后，凭借黄河天险，在河南岸的丛林中像蝙蝠那样昼伏夜出，抢食群众牛羊，太阳当空之时便躲藏起来。这天上午，他带着两名亲信，在同德拉加寺附近，沿着黄河查看逃遁路线。河对岸巡山放哨的群众看他们缩头缩脑，形迹鬼祟，认定是残匪，立即开枪射击。一人当场倒毙，死者正是匪首马元祥。

剿灭马忠义股匪（1）

夜幕降临了。解放军骑兵排的战士，正悄悄地向村中一所院子接近。一阵枪声，惊得马忠义从炕上滚下来。他光着脚，从预先看好的房顶挖了一个洞钻出，妄想越墙逃命。守马的战士甩出一颗手榴弹。“轰！”一声炸响。马忠义在硝烟散尽处倒下，当即毙命。他的血腥狂歌，至此弦断曲终。

马忠义，青海省化隆县二塘乡龙欠村人，曾任马步芳部的团长、师长、高参等职。1936年任团长时，在河西走廊堵截和屠杀西路军将士，双手沾满鲜血。他早年在帮会中排行第五，故人称马老五。他在乐都、互助等地，搜刮民财，草菅人命，故群众称之为“马老虎”。马老五原系横行临夏、化隆一带的大盗，被马步芳收编。他，把牧民作活靶枪杀，取人头祭奠；把长发牧民用布裹头，浇以滚沸的酥油像燃灯一样活活烧死；把牧民包在牛皮里一面滚一面用枪击毙。他有次率队碰上由西藏朝佛归来，行装累累的僧伽11人，见财起意，入夜派心腹将无辜僧伽挖胆致死，将他们所携贵重物品及一木碗多的黄金全部吞没。他把人胆悬挂于行军帐篷周围曝晒，还公然对人说：“这是贵重东西!”

西宁解放之后，马老五等人密谋活动，策划匪乱，联络匪首谭呈祥等组织所谓“新八二军”。马老五自称军长。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在马老五的指使下，匪冶进禄等拼凑兵痞、流氓，共约400多人，胁迫群众，在扎巴镇围攻区人民政府。顷刻，平静的小城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当时区政府只有武装人员20多人，立即打电话向县上报告情况，但电话线已被匪徒切断。黄昏时刻，扎巴镇四周山头上，枪声、喊叫声，愈来愈凶。战士也遭到土匪伏击，两人牺牲一人负伤。区政府所有人员一面奋力抵抗，一面派扎巴乡三个农民，星夜向昂思乡区政府送情报，要求县治安大队前来救援。土匪火烧北门，情况万分紧急。救援部队及时赶到。区政府的人冲出南门和县大队会合，击溃了来犯的土匪，打死30多人，活捉10人。

剿灭马忠义股匪（2）

头道河山丘起伏，显得格外宁静。马老五股匪利用地形，伏击县上前往西宁给军区送马的人员，当场打死县税务局长刘锦文及阎之发、范积卫等16位干部战士，打伤多人。

部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追击马老五股匪九天九夜。马老五走投无路。县人民政府动员当地绅老、副县长马柏龄、李文绣做争取马老五的工作。马老五生怕追究既往，难得宽恕，于是马柏龄、李文绣答应将儿子作为人质。马老五表示愿意投诚。

县上成立治安委员会，马老五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不久，县上动员马老五到省上军官训练团参加学习。他来省上不久，便以请假探亲为名逃跑，继续密谋匪乱。

马老五、马全彪等在贵德、尖扎流窜。股匪内部发生矛盾，马全彪逃往牧区，马老五窜回化隆。1951年1月10日晚，解放军在昂思多关山口将股匪围歼，马老五单身逃脱。

原马老五油坊的租户韩六十三听王木海买的小孩讲：“昨夜家里来了一个老汉，拿着一支尕枪，今早和阿爸一块儿走了。”韩六十三断定这老汉就是马老五，马上赶到上滩去找王木海买。

“和你一起来的老汉是谁，到哪里去了?”

“是大老五，他很狼狈，满脸是土，连鞋都没穿。他被解放军追得没办法，藏在山洞里三天三夜。我把他送到后沟张团团家去了。”

他俩当天到后沟将情况报告给村干部。村干部商量后，立即布置自卫队将张团团的院子暗暗包围起来。韩六十三马上进城将情况报告给县人民政府。县上派一个骑兵排火速赶到后沟，向马老五住处靠近。

一声正义的轰响，结束了马老五罪恶的一生。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1）

从黑暗中走出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临夏城临大夏河北岸，故名。临夏在秦时设枹罕县，明为河州，民国初年叫导河县，后来改成临夏，是近代西北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明清以来回族势力逐渐强盛，并造就了一大批回族人物。其中在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主要有三家，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世称之为“河州三马”。这就是后来的马安良家族、马步芳家族和马鸿逵家族。除马安良家族为进驻甘青地区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消灭外，马步芳、马鸿逵两家都成为雄踞西北的土皇帝。所谓的“西北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便是这两个家族的主要代表。

这是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

“丕烈先生，你能同我们一起去解放青海吗？”西北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问马丕烈。

“过去我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马丕烈，原名马朝伟，大哥马朝选是马步芳的岳父。其父马占奎是清末甘肃回民起义领袖马占鳌从弟，曾任甘肃督标中军副将。马丕烈曾任青海省财政厅长，1940年前任过八十二军少将副官长，河西战役时任一百师副官处处长，因在师部未至河西战场。

王司令员突然问马丕烈：“你有几个孩子？”

“有两个，一个已经在兰大附中毕业，另一个还小。”

“我保他去北大继续念书好不好？”

“那很好，好得很！”马丕烈高兴地回答。

参谋处的干部送来了去青海的路证和保送马丕烈儿子去北大入学的介绍信，连孩子去北京的50元路费也送来了。王司令员这种恺恺为怀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马丕烈非常感动。

晴朗的天空，若有若无地飘着几块柳絮似的白云。马丕烈、马良和两名汉族代表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和王司令员一同出发了。他们在离循化五华里的地方遇到一条十几丈宽的深沟，沟上架的木桥已被韩起功撤退时烧毁。解放军正在抢修，汽车短时间内还无法通过。

王司令员向跟前的解放军要了两匹马，和马丕烈各骑一匹，绕深沟，抄小路，走进荒凉大滩。在滩里走了半个时辰，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轻风习习，周围静谧得只听见“G874E，G874E”的马蹄声。马丕烈边走边想，司令员过这样的大滩身边连个警卫员也不带，真不愧是个有胆有识的将军。

“我情愿为解放青?出力！”（2）

两人通过大荒滩，穿过循化城，来到一个叫草滩坝的庄子，见到王恩茂。大家连鞋上了炕。

王恩茂向王司令员汇报黄河对岸敌军的防线情况，说：“对岸马家部队和民团已经挖好战壕，准备抵抗，指挥官是马全义……”

马丕烈听到马全义的名字，心里一动，说：“马全义是我的侄子，对我还是尊重的，我可以写信给他，叫他不要阻止大军前进。”

“那很好!”王司令员说。

马丕烈立即动笔写了信，告诉马全义：临夏已经解放，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各清真寺、拱北都受到了保护，士兵连居民家的上房都不进。信最后写道：“吾侄见信后，千万莫阻止大军，立即放弃阵地撤退，弃暗投明，不要让各族子弟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

信写好后，马丕烈先签了名。马良和马全义有亲戚关系，也盖了手印。他们找了一个撒拉族水手，让水手泅水把信送到对岸马全义手里。

夜深人静。马丕烈向黄河对岸喊话，劝他们不要阻挡大军西进。

“敌军已全部撤退，我们正在搭浮桥，桥修通了马上就过河去!”王司令员高兴地告诉马丕烈。

马丕烈心里很急，浮桥修好至少还要一两天时间，就向王司令员建议：“让我先过去吧!我早点过河去西宁，争取时间劝说马步芳官兵投诚！”

王司令员问他怎么过河，他说：“附近有个查汗都斯庄，以前我在那里办过木料，渡口的水手们我熟悉，他们可以用木排把我送过去！”又说，“我打算让马良也去，再派两个军代表!”

王司令员派卢德和李骥两位参谋与马丕烈和马良同去。他们走后，两位汉族代表要求回临夏去了。

当日，四人来到查汗都斯，找到熟人，绑好木排。木排驶过水势勇迈凶猛的黄河，到达河对岸的阿华庄。他们找熟人借了四匹马，骑马向西宁行进。

他们到三堂牙壑时，看见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马辅臣、沈海珊、马子乾等20多人，全是西宁的绅士，说是来迎接解放军的。马丕烈告诉他们：“大军正在过黄河，今天还来不了，来了两个军代表。”他们听了，马上请军代表上汽车，掉头向西宁开去。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3）

西宁一片混乱，到处发生抢劫事件。马丕烈急忙派人找来西宁市警察局的督察长，说：“你要赶快设法维持社会秩序，制止一切抢劫事件的发生!”这位督察长集合了30多名警察，暂时担任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

第二天早晨，他们了解到，在兰州失败后退到青海的部分官兵在上五庄。马丕烈立即找了两辆车，同马良、李参谋一起去上五庄。行至中途，看见散兵由北向南走，沿途放枪。马丕烈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打发马良陪李参谋返回西宁，独自一人去上五庄。

他来到上五庄，在马步芳的“洋楼”里找到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一百师师长谭呈祥、一二九军副军长韩得铭和师长杨修戎等人。马丕烈对他们说：“你们能集合多少人就编制多少人向解放军投诚，立功赎罪。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支弹药放下骑马回家。”经马丕烈多方劝说，他们终于打消顾虑，答应投诚。

马丕烈连夜返回西宁，向两位军代表报告了情况。军代表当即写了证明：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表示欢迎，你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将受到解放军的保护等。马丕烈又立即返回上五庄。赵遂等人见了证明，非常高兴和感激。

马丕烈了解到三角城有一批正准备逃跑的官兵，又急忙赶到三角城，见到一九NFCA1师师长马振武、副师长马子俊、参谋长李少白，还有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骑兵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应焕章、参谋长马尚武等。三角城还有一个骑兵旅，旅长是马英。他们正准备逃跑，赶了不少马和牛，驮东西，杀着吃。

马振武说：“我们可以听你的，愿意投诚，但是要你作担保!”

“好，好！我可以作担保！”马丕烈连声说。

马丕烈要走时，远远看见湟中公司疏散货物的四辆大道奇车开了过来，全是空的。马丕烈让挡住，准备装运枪支、电台等。汽车没有停，马振武坐上吉普车鸣枪拦截，司机才停了下来。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4）

马丕烈回到西宁，把马振武等愿意投诚的情况汇报给军代表。军代表很高兴，立刻仿照上五庄的方式写了一张证明。

马丕烈在西宁没有久停，就又往三角城赶去。走到上五庄天已经黑了，就在上五庄住了下来。第二天，马振武派人来上五庄迎接马丕烈和马文鼎一同到三角城。马丕烈把解放军的证明交给了马振武等人。他们高兴地把枪支弹药一齐装上汽车，让团以上的20多名军官上到一辆车上，到上五庄与赵遂等人会齐，一同前往西宁。

第二天，王震司令员来到西宁，住在湟中实业公司。马丕烈去时，王司令员非常高兴地说：“你辛苦了!”

王震司令员听完他的汇报后很满意，说：“明天在东关大寺召开群众大会，投诚的军官也参加。到时你先到这里来，我们一块儿去会场。”

翌日早晨，马丕烈和王司令员一同从湟中实业公司动身到大会场。会场上人很多，院子里都挤得满满的。大会开始，王司令员让马丕烈先讲话，马丕烈将解放军纪律严明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等情况向参加大会的群众作了宣讲。

王司令员也讲了话，一针见血地驳斥了马步芳的“拼命保命，破产保产”。他说：“拼命保命，是拼你们大家的命，保他的命；破产保产，是破你们大家的产，保他的产!”会场一片寂静，不少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马丕烈由青海返回到兰州，彭总两次接见了他。彭总说：“你辛苦了，你们做得很好!”

彭总看到王震给他的电报，目光炯炯，高兴地说：“少数民族政策不是一句空话，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认真贯彻落实。王震同志的做法很好，把它具体化了。”

马丕烈在进军青海中做了工作，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荣誉，新中国刚成立初就让他担任甘肃省农业厅副厅长。1950年马丕烈参加了西北少数民族致敬团，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接见。

“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前途无限光明！”

青海的回民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东北部，以化隆和门源两个回族自治县以及民和与大通两个回族土族自治县最为集中。从化隆越过省境，一直到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几乎全是回族村寨。

化隆全境多山，县城所在的巴燕镇也被群山环抱。在它西北30里的地方，有一座雄伟的高山，民间叫它玛燕山，实际是巴燕的转音。《今县释名》指出，隋唐时代，巴燕山写作拔延山。

隋朝大业五年（609），为了借阅兵向已经臣服的突厥、东胡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炫耀武力，并随即向占据青海的吐谷浑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农历四月，隋炀帝杨广亲率大军到西平（今青海乐都）。农历五月，他“大猎于拔延山”。旌旗蔽日，战马遍野，鼓角震天，数十万大军列成方阵齐头并进。百万野兽纵横奔突，无处藏身。“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这次围猎，像一把铁篦一样，把整个拔延山梳了个遍，射获的野兽数以十万计，使得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大开眼界，大为慑服，同时也为征战吐谷浑举行了实战演习。不久，在隋军攻击下，吐谷浑的优允可汗全军覆没，败走党项。巴燕之行，作为封建皇帝的杨广，把他的事业推上了顶峰，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千秋遗闻。

1949年9月3日。巴燕山昂首耸立，像个巍巍巨人，伸开有力的臂膀。人民解放军部队向西宁挺进，路过化隆扎巴。马朴联络当地各界人士和各族群众，聚集街道两旁，热烈欢迎解放大军，给解放军担茶送水。人们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马朴亲眼见到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对各族人民的和蔼态度，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深为感动。

马朴，字怀庵，回族，1878年出生于甘肃临夏，后寄居青海湟中多年，壮年加入戎行，曾先后在马步芳部任旅长、副师长等职。河西战役时，他是第一百师独立骑兵旅旅长，任骑兵第二路指挥，所指挥部队为一百师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上五庄民团、湟源民团等。他在倪家营子战斗中为流弹所中，由被俘红军抬回青海。他后因与马步芳政见不合，赋闲在家。

青海解放初期，青马残余部队的官兵大量溃散于民间，到处流窜、造谣惑众、鸣枪闹事、持枪抢劫，甚至聚众叛乱。马朴与西宁军管会取得联系，常常反映一些社会上的情况。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帮助一些人消除疑虑和恐惧。因为他曾是马家军的高级将领，在回族中很有威望，许多回族群众听他劝说，很快转变为拥戴共产党，热爱解放军。马朴想方设法与一些溃散逃回乡间躲避的青马军官接触，晓以大义，指出只有立即向军管会携械投降，才是唯一出路。他还打通溃散士兵家属的思想，动员散兵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到登记，争取宽大处理。马朴的言行，对维护社会治安，安定民心起到良好作用。

1950年元旦，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朴荣任省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参加政府工作后，认真学习有关政策，诚恳接受党政领导的帮助，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帮助政府推进工作以及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不幸的是，他年老体弱，身体不适，2月下旬入中山医院治疗。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莅省视察时，特意前往探视，并面嘱保重。六七月间，他病情转剧，留下遗言：“朴病虽已无望，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前途无限光明。敬希我回族同胞与各族人民，认清敌我，紧紧地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马朴1950年8月3日病逝，享年71岁。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1）

韩有文作为新疆爱国人士参观团团长，访问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福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当他在海防前线用特大望远镜望着金门、马祖、大担、二担时，多么想说，他就是当年的韩有文。他想大喊一声：回来吧！祖国的儿女们。

此刻，韩有文沉浸在回忆中。新疆留下了他追求光明的脚步，留下了他青年的跋涉和壮年的蹉跎岁月……

马呈祥弃军出国，交出军权。骑七旅旅长韩有文成为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撒拉族，由一个给地主放牛赶马的牧童被抓壮丁当上了马家的勤务兵。由于长期放牧，手脚粗大有力，跑得快。那时，谁能跟得上马跑，就可以得赏。为此，他20多年一步一步升到了少将。

1949年9月25日的夕阳是辉煌的。这一天对韩有文来说，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当晚，他毅然决然地在陶峙岳为首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名。

破晓前的天空黑沉沉。特务头子刘汉东、饶铁珊在临逃之前做了二线布置，要火烧乌鲁木齐市。少数坏人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勾结起来，乘机扰乱社会治安。陶峙岳找韩有文商谈，要驻疆的最有战斗力的骑一师作出贡献，从速安定大局，迎接解放军进疆。韩有文觉得这确是立功赎罪之机，也是鉴别真假起义的有力证据，马上调了一个团和一个营到乌鲁木齐。

这时已传来焉耆、哈密被烧，银行被抢的消息。乌市开始混乱，夜晚特务到处打枪，民不安生。韩有文命令部队加强岗哨，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在马市巷发生了抢劫韩部士兵枪支的流血事件，但被很快制止，防止了事态扩大。韩有文去找代理罗恕人旅的罗汝正，商议互相配合，维护乌市。呼图壁叶成部队的一个营叛乱，韩有文派团长马希哲率部完全收复了叛军。

金秋十月之初，青海知名人士马辅臣、马振武、绽福寿等人受王震司令员的委托先后到达乌鲁木齐。青海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韩有文在青海时的老朋友，来新疆的目的主要是动员骑一师的官兵走起义的光明之路。他们在途中听说骑一师已经起义，就临时改为慰问团了。

11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32周年的时候，王震从酒泉飞到乌鲁木齐小地窝堡机场。韩有文和陶峙岳、包尔汉、屈武等人前去迎接。王震走出机舱，穿着一件和士兵一样的短皮大衣，棉裤两个膝盖上的补丁已经开线，棉花都露出来了，脚上是一双布鞋。王震一面和他们紧紧握手，一面咧着嘴笑哈哈。在晚上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晚会上，王震还唱了一支歌。初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2）

彭德怀副总司令是在王震到乌鲁木齐20天后到的。同机到达的还有张治中将军以及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赛福鼎。当彭总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东门外机场时，韩有文他们高兴地迎了上去。彭总穿着草绿色的披风，显得十分魁梧、严肃，尤其是他那过人的长眉毛，十分威严。

当天晚上，彭总在新大楼二楼接见了大家。新大楼灯火辉煌。彭总说，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领导了新疆军政起义，这是一件大好事，人民避免了损失。你们的起义说明你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彭总走到韩有文的面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韩师长，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骑兵师保卫了起义的成功，保卫了迪化。大家都拥护起义，说明起义这条路是对的。人民忘不了你们，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远山近水映着朝阳，云杉挑起一片飘忽无形的早霞。在彭总的指导下，新疆人民政府于11月17日成立。省人民政府有20多位委员，而只有韩有文是起义军人。没过几天，新疆军区奉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彭德怀司令员、王震司令员签发了一号通令，正式任命韩有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师长，于青山为七师政治委员。

回忆的原野上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彩带。这是失去平衡的记忆，是心碰心迸发出的火花。不幸的事发生了，骑七师的三个团分别驻守在奇台、昌吉、阜康，昌吉的二十团中的一些下级军官煽动士兵叛逃。

凝固的浓浓的黑夜。韩有文从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和政委于青山急急奔向司令部。

王震一见他，就大声喊道：“韩师长，你的部队叛变了，叛变和捣乱是没有前途的！”

韩有文这是第一次见王震发火，他想，他是骑七师师长，他管的部队叛变了，不向他发火向谁发呢?

王震大概也意识到有些过火，又拉着韩有文的手，拍着他的肩膀小声说：“韩师长，不要着急，我们一同把他们搞回来!”

韩有文和于青山立即带上警卫人员和六军参谋长陈海山一起赶往阜康，一部分战车也开动了。

叛逃者已经到了阜康附近，韩有文上前面喊话。骑七师是以回族为主，撒拉族为骨干的部队，宗教意识很浓厚。凭着韩有文平日的威望和他的亲笔信，加之战车团也围了上来。600多人又回到人民解放军行列，只有20多人顺沙漠跑了。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3）

根据新疆军区指示，对骑七师进行整编，又开展了三个对比教育，即两个党、两个政府、两个军队的对比，随之又开展了诉苦运动、放包袱运动。

运动初期，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把矛头指向上层，尤其指向韩有文。许多干部心慌了，韩有文也有些紧张。于青山政委开导韩有文，让他放心，革命也是很痛苦的。随后，于青山陪他去见王震司令员。

王震对于青山说：“韩师长在新疆起义中是有大功的。在平息叛乱，安定形势方面有贡献。你们要好好爱护他，保护他！”王震又亲笔写了一道命令：“韩师长是我们党培养的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胡斗乱批。”王震亲手交给韩有文看，让于青山回去向骑七师全体官兵宣读。

当初升的太阳穿云破雾给南部天山抹上一道霞光，当乌鲁木齐河谷罩上一片蝉翼似的薄纱，当洁白的鸽子响着哨音在杨树梢头旋绕的时候，新疆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韩有文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人民的代表。他决心努力学习，真正代表人民。

1953年，韩有文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第二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他又当了农牧处副处长。这时，他已是新疆政协委员了。

为了解决群众吃鸡蛋问题，韩有文欣然兼任兵团第一养禽场场长。当时养禽场大约有6万多只鸡。他学着政委王居昌和职工一块儿劳动，什么种菜挑粪，担食喂鸡，他都干，有时还顶个班。这样，汗和职工流到一处了，职工们和他亲密了，有什么话也喜欢和他聊聊。从伊犁调来一个副场长叫易健凡，是个老红军，年龄比他大。易副场长去外面采购东西从来不坐车，裤子卷得高高的，什么铁锅笼屉、油盐酱醋一根扁担挑上就走，几十里路不在话下。慢慢他才知道，这就是无产阶级本色。易副场长在场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什么萝卜、白菜、大葱应有尽有，而且长得很好。每次都先送给他，说是尝鲜。这些人和事打动了他的心，他渐渐忘了自己是一个起义人员，而是人民的一分子。60年代中期，他调任农六师副师长，主管畜牧业。他的足迹踏遍了南山牧场。

“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受了苦，韩有文也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又担任了民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面前的原野宽阔而平坦，他的心胸变得像原野一样豁达。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1）

大千世界沧桑沉浮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

毛泽东1940年曾亲笔题写“抗日英雄”锦旗一面，赠送马禄。

马禄，字福山，青海省化隆县卡力岗人。卡力岗是藏族居住区，马禄能讲流利的安多地方藏语。据传清乾隆十五年，由于河州“花寺太爷”马来迟的劝化，卡力岗地区藏民改信伊斯兰教。马禄自小参加哥老会，结识红帮哥老会首领王英，早年活跃于内蒙古绥远一带，后为“二马”部下，征战奔杀，深得器重，由传令兵至班、排、连长，扶摇直上，官至团长、旅长、师长。马禄有四房妻室，其中第四房夫人原为西路军被俘红军，后皈依伊斯兰教，取名马奴给牙，当地人称“四太太”。

马禄参与河西地区对西路军的阻击，他的骑五师骑兵第一旅被红军击溃包围于一条山。红军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将其放回，后来马禄也对被俘红军采取不杀的态度。马禄部魏珍团俘获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马、魏二人秘而不宣，以礼相待。20多天后，他们给黄提供便服，秘密放行，返回延安。马步芳知道此事后，对马禄严厉斥责，最后也不了了之。马禄把200多名被俘红军编入他的部队，有的还给以排长、军医等职务。这些红军战士随马禄部队东赴抗战前线，驻防洛川时，大部分回归延安。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运动高涨。蒋介石国民政府命令“二马”调派骑兵，开赴抗日前线。马步芳派出两个旅，马步青派出一个旅，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为骑兵暂编第一师，由马步芳的族叔马彪任师长，马禄为第二旅旅长，第一旅旅长和第三旅旅长分别为马元祥和马秉忠。

马禄旅到达定西，得悉第一旅旅长要在大操场处决六名逃兵，亲率所属团、营长到大操场，向马元祥下跪求情：“乡亲们送子弟抗日，尕娃们远离家乡，有了错要教育嘛！日本人的面还没见，先杀自己人使不得。看在我们二旅的面情上，叫尕娃们到抗日前线立功赎罪!”马元祥接受劝告，对六名士兵鞭杖处理。

马禄率第二旅先行到达陕西，即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北渡黄河，至晋南的芮城一带，奇袭驻运城的日军，保卫潼关安全。他奉命剿灭西荆公路龙驹寨一带由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的白莲教匪徒，将千余匪徒全部消灭。叛徒带着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伪军千余人，偷渡黄河侵占了河防的七八个村寨，企图夺取洛阳。马禄旅和另一个旅向侵犯之敌展开进攻，击毙日军三四百人，伪军和自卫队近千人，收复各村寨。1939年春，马禄部调往陕西耀县后，马步青骑五军给马禄增补两个旅，组成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升任师长。

暂编骑兵第二师驻守北同官（今铜川）等地，与陕北八路军长期对峙。马禄根据国共合作的方针，为八路军接济粮食、弹药，还先后接待了途经驻地返回延安的朱德、秦邦宪、林彪、贺龙等八路军领导，表示了共同抗日的愿望。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2）

1940年马禄部奉命开赴绥德驻防，兵至富县东西茹子村时，被驻守该地的八路军阻挡。八路军领导机关派郭化若在洛川交口河与马禄谈判，向马禄递交周恩来信函一封，内容大意是：河西往事，上下人至今都未能释然。要马禄改道延川去绥德，以免发生误会等。马禄派中校参谋白慕真，携函去延安晋见毛主席。马禄信函大意是：我部奉命赴绥德，纯为防御日寇，对八路军无敌意。河西往事已成历史，今愿团结抗日，为免却冲突，接受贵军建议改道前往等。在白慕真赴延安期间，马禄报请西安战区司令蒋眉文批准，取消开赴绥德的命令。白慕真离延安时，毛主席亲笔题写“抗日英雄”锦旗一面，赠送马禄。这成为马禄历史中光彩的一页。马禄旅与八路军的友好往来，受到蒋介石的怀疑，曾派员到马禄部视察。马步芳不久便解除了马禄骑二师师长职务。

马禄任旅长时，就看中了永登县大通河西岸绿树成荫、山川明秀的四渠村，在这里安下家。马禄修建了一进四院的公馆，包括大小楼房4座，房屋108间，马棚40间，草房20间。他广置田园和生产工具，拥有水地400亩，皮车20多辆，铁轮大车15辆，骡马100多头，犏牛、奶牛20多头，使用长工20多人。他对当地农民除实行地租剥削外，还用名目繁多的方法侵掠农民财物，甚至自造“东起大河沿，西至卧虎坪，南至大冰沟，北至龙王沟”的土地契约。马禄的这些做法已经被四渠历史的巨鞭抽打，但四渠也以自己的岁月，衔接起对马禄一些善事的记忆。

享堂峡距四渠不远，为四渠通往海石湾及青海的必经之地。马禄1935年捐资动员群众劈山开石，修建起长达15公里的简易公路。为此，当地群众在路口竖有“流芳百世”的石碑一块，石碑下方刻有“福山修”三字。马禄还在流经四渠的大通河上购置渡船一只，使东西两岸畅通无阻。

四渠原有一条水渠是清朝时期修建的，渠首地势较高，大通河水位下降引不进来。马禄让部队将原渠改线重修，全长12公里，可灌溉400多亩土地。

四渠群众用石磨加工粮食，人推畜拉，很不方便。马禄用鳖塔地主高全三的河滩地，修了一座水磨，方便了当地群众磨面。

四渠多回民，文化教育素不发达。马禄于1931年主持修建起“福山小学”。这是八宝川最早兴办的回民学校，至今仍然存在。马禄还先后兴建了两座清真寺，一座在四渠村，一座在附近的七里村，便利了当地回民的宗教生活。

马禄被解除骑二师师长职务，1946年元月回到四渠村，便一病不起，于同年10月病逝，时52岁。

“万民伞”（1）

抗日战争时期，马彪去职休居西安，闲来无事常常遥望远处的秦岭。秦岭背面，曾经有刀剑的闪光，烽烟滚滚的战场，那是他曾和日本侵略者厮杀的地方。

1937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暂编骑兵第一师番号，马彪任师长。骑兵师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民族，其中回族较多。

马彪，字炳臣，是马海晏（马步芳的爷爷）六弟马海清的长子。他追随堂叔马海晏在北京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他曾任宁海军营长、玉树司令，河西围堵西路军时为骑兵第一路指挥。

暂编骑兵第一师经兰州、平凉，进入陕西。沿途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抗日将士。部队也精神抖擞，士气昂扬。

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的白莲教匪徒，盘踞在华山南麓，不时出没于西荆公路线上，拦截车辆，抢夺物资，严重影响华中战备物资的运输与供应。这股千余人的匪徒很快就被消灭，暂编骑兵第一师得到西安行营的传令嘉奖。

马彪师马禄第二旅调赴兰封、商丘一带堵击西犯日军，正和日军奋战之际，忽奉八战区指挥部紧急电示退守郑州以西待命。这时蒋介石令空军炸毁郑州以东花园口的河堤。黄河决口，淹没了豫东和皖北十余个县区，其效果只是阻止了淮阳西犯许昌的部分日军，另一部分日军乘空投的橡皮船逃走了。可是水灾给当地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马彪师担任河防期间，马秉忠第三旅三团一营一连的排长马元林暗地勾结河东伪军，枪杀一营营长，带走了几十名士兵，东渡黄泛区叛变。马元林带着日本侵略军的一个中队及伪军千余人偷渡黄河，竟然侵占了河防七八个村寨，并扬言皇军大军即将西进夺取洛阳。

时值严冬，风雪交加。马彪师两个旅带着凛冽的寒气，向日伪军展开进攻，连续收复各个村寨，打死打伤日伪军数百人，同时将叛徒马元林生俘，当场杀头示众。其余溃退的数百伪军仓皇乘船东渡，但因黄河冰块聚集，朔风逆向，渡船很难成行，结果一半被歼，一半跳河溺毙，无一生还。当时，洛阳后方因此敌情搞得人心惶惶。大获全胜的喜讯传来，百姓无不箪食壶浆，犒军慰问，并给马彪赠送“万民伞”一把，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与慰劳。

“万民伞”（2）

马彪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各旅先后渡黄河，经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而主要任务是侦察日军在淮阳一带的敌情。先是一、三旅轮流渡过黄河偷袭敌军，任务完成后仍返回黄河南岸。9月，马彪命令第三旅旅长马秉忠率一个团出击。

临出发前，马彪照例准备了大量饭菜，在黄河南岸堤后，亲自分发每人一大碗菜，一大块肉，两个大油饼，激励参战官兵多杀日本鬼子。清醇的饭香，溢出血火搏斗的坚强决心。夜穹星寒，该旅人马分乘木船渡河进驻宝塔孔庄一带。

马秉忠亲临前线指挥。旅参谋长劝他说：“主将不宜身临险地！”马秉忠拒绝参谋长的建议，在离前沿阵地约20多公尺的一处草房后用望远镜观察战况。因其身高体胖被敌发现，弹中左前胸部。马秉忠左右的人将草房后墙拆除，匍匐退出，将旅长扶至一处田埂下。带血的夕阳放射出最后的光芒安然落下，马秉忠口念“开里麦”捐躯疆场，年仅29岁。

马彪师以轻骑迂回敌后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击。日军在仓皇溃退中，有两门大炮未及带走。马彪部正在设法拖拉中，敌人又反扑上来，使用催泪性毒气，于烟雾弥漫中把大炮抢了回去。孔庄之战，日军支队司令铃木以下300多人被击毙，在城内中学的中山堂进行火化处理，做“无言凯旋”的善后工作。

1940年3月上旬，黄河北岸宝塔遭到侵略军的重兵进攻，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继以重炮猛烈袭击。第一旅旅长马元祥见势危急，亲率一骑兵连渡河增援。侵略军以步、炮、空、坦克的优势兵力连续发动进攻。马元祥臂部负伤，第一旅人员伤亡惨重，武器马匹损失过半，中央阵地被突破，迫不得已后退。日军将马部遗弃的拴在木桩上的战马百余匹一一射杀。血色残阳之中，中国官兵遥望目睹，无不咬牙切齿，痛哭流涕。

1940年，马彪师整编为骑兵第八师，共三个团。中秋之夜，月华如水。日本侵略军乘中方军民欢聚过节之际，以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合步兵，围攻龙亢镇。马彪亲临前线督战，立令二团轻骑迂回包剿，袭击敌人侧背，并令三团重整旗鼓，奋力反击。敌人在前后夹击下，夺路向蒙城西北方向溃退，大放毒气，阻碍追击。敌军慌忙撤退时，又在涡、蒙之间的丘陵地带遭到侯镜如师的埋伏截杀。

“万民伞”（3）

在沙河以北，涡河两岸地区，只有马彪部和新四军彭雪枫部两支队伍。马彪师三团团长谢高峰将友人介绍他与彭雪枫建立关系的信设法送去，不久彭雪枫即派其副官长和两个人来马彪师建立关系。一次，彭雪枫部送来100匹布给骑八师做军装，马彪师以战马十匹、步枪十支回敬。蚌埠日军六十师团及两个伪军师只要一出动，两部就互通情报，彼此配合，多次成功地阻遏了日寇的进犯和扫荡。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最高当局通过电话和战区长官司令部，告诫马彪谨防上当受骗。谢高峰曾向马彪建议，断绝两方关系就会影响抗日大局，对最高当局的指责，可否在口头上接受，在行动上拒绝。马彪不置可否，但徘徊烦闷心情溢于言表。

骑八师也接受上级旨意，和新四军搞些摩擦冲突。摩擦总计四次，其中两次是奉命行事。来电指明某地有日军驻防，命令他们袭击，奇怪的是到了那里时，不是日军却是友军。双方情况不明，旋即互相对射。有时是国民党九十二军袭击新四军，总要把马彪师拉上去垫背。这样的事多半是在夜间偷偷摸摸干的。

一次，马彪师直属工兵连钻进了彭部的口袋，被俘百余人。彭部经过查询知是友军便将人枪全部归还。但马彪觉得颜面无光，有点动火，即于第三天夜晚派了两个营，偷袭彭部也抓回了60多人枪，以示报复。翌日早晨吃饭时，马彪问谢高峰如何发落，谢因事前毫无所知，大吃一惊。同桌吃饭的人多数主张扣下人枪。谢说：“都是抗日部队嘛！发生点误会，不应该计较，现在既然抓来了他们的人和枪，也算出了气。人家能把我们的人放回来，我们为何不把他们的人放回去呢?”马彪采纳谢高峰的意见，即把彭部人枪如数送还。

1941年以后，马彪兼任何柱国骑兵第二军副军长，并有升任六十四军军长的传言。于是有人向青海马步芳告密，说马彪有野心，想脱离青海，加之马彪师补充兵员多来自豫皖陕等地，也似乎有摆脱青海的迹象。1942年夏，马步芳生怕骑八师的兵权完全落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手里，因而急忙由青海飞往重庆，向何应钦进行活动后，向蒋介石当面报告说：“马彪因年老申请离休，拟由马步康接替……”蒋介石准其所请。

马彪含冤未回青海，索性居住西安。不久接到蒋介石电召，旋去重庆面谒蒋介石，当面诉说并未要求退休，并表示抗战危急关头，宁愿当个老黄忠战死沙场，死而后已。蒋介石少不了嘉许马彪勇敢善战，屡立战功，犒赏了美币10万元，并分别电示西安胡宗南及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妥善安置。汤恩伯接电后，便筹备成立骑兵纵队，安排由马彪领导，曾派人到甘肃夏河等地买马数百匹，先成立了第一团。但在继续买马中受到马步芳的忌恨刁难，买马事宜很难进行。马彪看到成立骑兵纵队的计划就要落空，于是返回西安，即以中将参议的名义，休居西安市，以后还是马步芳把他叫回青海。

“我总算回来了！”（1）

思念，向着遥远苍茫的故土

“我总算回来了！”

1952年，秋高气爽。马朝选一行10多人离开香港，回到祖国。回国途中，他激动不已，手舞足蹈，竟然两手抓住火车卧铺上的安全带，翻起筋斗，还不时念叨：“我总算回来了!”哦，他回到坚实而又温暖的土地上来了。这土地就是他的襁褓，这土地就是他这漂流的船只的岸啊!

马朝选，马丕烈的长兄，马步芳的岳父，其父马占奎是清朝同治时期河州反清领袖马占鳌之弟，曾任甘肃督标中军副将，故在西北回族中颇有声望。因其性格和顺又终生不仕，故人称“绵大人”!

1949年夏日清晨。马朝选全家住在青海湟中县上五庄马步芳“公馆”，将金条和贵重首饰分别装入小皮箱和子弹袋内，将子弹袋各个缠裹于身，外着宽松衣服掩人耳目。

马朝选之子马全义时任新编步兵军军长，驻防青海循化附近黄河沿岸，堵截挺进的解放军。马朝选老两口牵肠挂肚，焦急不安。一天，马全义突然回家，进门后气喘吁吁地说：“五大（马朝选五弟马朝伟，即马丕烈）陪同共军王震部，到了甘都河沿，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放弃阵地撤退，不要阻拦共军渡河。我昨晚将部队解散，让他们各自逃命，就连夜赶回来了!”马朝选见儿子回家，焦急不安稍解。

马继援来说：“外爷，阿舅，你们坐的飞机我已安排好了，赶快去机场。现在拉人要紧，把所有笨重的东西和银元全部扔掉。我坐另一架飞机，不能和你们同行!”说罢向马朝选和马全义致“赛俩目”（阿语问候之意）告别。

马朝选一家乘车直奔西宁乐家湾机场。此时正常运行的航班早已停飞，只有马步芳租用的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来往运送马步芳家族及其军政要员。由于飞机架次少，乘机外逃者多，携带的行李又很沉重，想坐飞机比登天还难。为了逃命，那些平时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争先恐后，辈无伦次，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残败景象。在马朝选一家出走之前的8月29日，还发生了马步青乘坐的飞机，因携带的黄金白银和贵重物品过多，飞机超载，刚起飞即坠落折断左翼的事故。

马朝选和马全义为减轻飞机负荷，登机时将拉到机场的一汽车银元、贵重的玉器和绫罗绸缎之类，送给了马全义的副官，只带了些干肉片、锅盔、面大豆之类的充饥食物。尽管这样，美国驾驶员还不断刁难，不予起飞。不得已，马全义给二位驾驶员各送黄金50两，才得以起飞，仓皇南逃至重庆。

“我总算回来了！”（2）

全家人连日精神过分紧张，加之携带沉重的黄金，到重庆后人人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只好小住几天。先期到达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赶来告别，并嘱咐他们通过青海省政府驻重庆办事处，将随身携带的黄金，兑换成轻便的美元。

马朝选一家换机从重庆飞往广州，离开大陆去香港，在香港又将美元兑换为黄金存入银行。

香港，一面是灯红酒绿、赌场烟馆、夜总会、酒吧间；一面是浮沉着秽物的水面、湫隘破旧的街道、阴湿的菜市场、醉醺醺的水手以及油漆剥落的木楼上那睡眼惺忪强颜欢笑的女郎。这使长期生活在西北边陲，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朝选老两口极不适应，格格不入。华楼美厦，一下子全在马朝选的心中轰然崩塌。特别使他震动不安的是，听说香港黑社会将逃到香港的冶成英、冶成华兄弟绑架，用重金才赎了回来（冶成英，曾任青海省财政厅长，湟中公司总经理）。

满街流泻出来的灯光忽明忽暗，陌生而又喧嚣。马朝选每每回转意念去捕捉那片已成为千里之遥苍茫之地的故土。他不时在高阁楼顶伫立遐思，面朝家乡唉声叹气，老泪纵横地做着祈祷：“真主啊！千万要保佑我们全家老小，平安回到家乡!”

见此情景，马全义、马全礼兄弟于心不忍，竭力相劝，并托人四处打听家乡解放后的实情。可是，家乡远在西北高原，消息闭塞，想知实情，谈何容易。

万般无奈之中，从宗教信仰的感情上，大家产生了侨居沙特阿拉伯的念头。马朝选和儿子马全义多次商量，权衡利弊，决定马朝选老两口和马全礼两口等人去沙特阿拉伯侨居。马全义等人居留香港，等待家乡消息，再作打算。尽管如此，马朝选依然难下决心，难离故土，故而沙特之行只好作罢。马朝选曾派管家二人返回兰州，寻找五弟马丕烈，询问家乡解放后的情况，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说明返回故里的愿望，但没有得到回音。

“我总算回来了！”（3）

有一天，马全礼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得知马辅臣和马鸿宾由党和政府委以要职，在西安开会。他忙不迭地将这个消息告知父亲马朝选。

马朝选闻之大喜，含泪而言：“知感真主的襄助，这就好了。马辅臣、马鸿宾都是国民党的大官要人，又是我们家族亲戚，既然共产党没杀他们，反而给予高官，我们回去后共产党也不会杀的。俗话说飞到怀中的麻雀掐不死！回到家乡后别无他求，只当个老百姓种庄稼。”

1952年秋，第一片落叶开始试探清新得有点凛冽的微风。马朝选也以试探的口气，经西安清真寺发了电报，诚恳委托该寺阿訇将其电报转交马辅臣呈交西北军政委员会。马朝选电文大意是：贵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待之，敝人实乃敬佩，愿带家下老小返回故里，祈望恩准。

马朝选万万没有料到，时隔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派马少坚去香港接他们。马少坚当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其父及他本人和马全礼有深交。

马全义在河西战役时任一百师团长，与西路军纠缠厮杀。他顾虑重重，深感戎马生涯，长期与共产党作对，怕共产党清算自己，不敢回国，表示要继续等待和观察。后来马全义转去台湾，任台湾“国防部”中将委员，林业部顾问。

马朝选抵达西安后，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小住之后起程回到兰州。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请马朝选吃饭，征求意见说：“马老先生，你要去临夏居住，还是留在兰州？”陪坐的马丕烈说：“我看阿哥住在兰州吧！他的全部财产已交给了人民政府，临夏什么也没有，况且他年龄大了，生活方面也不方便，我在兰州对他照管方便些。”张书记和马朝选都同意马丕烈的意见。

马朝选全家居住兰州。不久，甘肃省人民政府将其在临夏的80多间店铺房舍，退还给了他们。由于家中无人经营，便将这些店铺出租给临夏百货公司等单位和私人，以房租维持全家生活。是年底，马全礼将临夏莫泥沟老家埋藏的银元三万块挖出，与马辅臣等人合资，创办了临夏第一座电厂，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尼罗河畔的情思（1）

尕兔娃吃草（者）翻山哩，

天黑时，

要回个自家的窝哩；

出门人漂洋（者）过海哩，

老来时，

心想到老庄上坐哩……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政府会请我参加故乡的州庆典礼!”马师援先生激动地说，“我在遥远的尼罗河畔捧着精致的大红烫金请柬，惊疑地问夫人，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马师援，临夏县莫泥沟人。其父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堂兄，河西战役时任旅长，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为其部所俘。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师援夫妇随父从青海西宁出国，辗转到了沙特阿拉伯，1950年旅居埃及首都开罗。1986年9月，马先生和夫人马遐龄应邀回乡参加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

马先生虽少小离家，但乡音未改。他健谈好动，州庆期间的各项活动每每必到。9月1日的庆祝大会上，马先生被请上主席台，夫人登上了观礼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天晚上就向埃及挂了国际电话，向开罗的亲友报告喜讯。

马先生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家乡的变化真大呀！”他到临夏的第一天，就偕夫人上街，看看当年的八坊。别人指说这就是八坊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是笔直的马路，林立的楼房，曾留存在他记忆中的那些简舍陋宅和骡马车店早已无影无踪。

马遐龄的母亲住在毛园村。还没等“伏尔加”停稳，她早已跳下车去。“阿娜！安色俩目阿来孔目！”随着一声深沉的呼唤，马女士扑到母亲的怀中。马先生劝了岳母劝夫人：“多少年不见啦，应该高兴，笑才对呀！”但他自己却不住地拭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马师援夫妻两人一天也不能忘记烙印心间的家乡，尽管他们在海外生活了40年。

在世界奇观金字塔的故乡，在风景秀丽迷人的尼罗河畔，居住着一家中国人，他们喝过甜美的黄河水，闻过幽雅的沙枣花香！

这里有一个店铺，招牌上用阿拉伯文字写着“艾哈麦德&#8226;绥尼店”（中国人艾哈麦德店）。这家店主在招牌的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为了避免阿拉伯人记不住中国人姓名的麻烦，入乡随俗，取了个阿拉伯人名，但却不忘告诉光顾者，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984年的一天，有位中国留学生走进店铺，见橱窗柜台里摆满五光十色的项链、首饰等妇女装饰品。主人正操着一口地道的开罗方言与几位太太、小姐洽谈买卖。倘若不是他的肤色和比阿拉伯人略显扁平的鼻子，留学生简直不敢断定，他是一个中国人。留学生激动地站在一边看着，等几位客人离去便走了过去，试着用中文说了一声“您好”，没想到回答他的是一口浓重的甘肃河州腔的中国话。当主人知道来人也是祖国大西北的回回时，惊喜之情难以言表，竟抱着来人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

尼罗河畔的情思（2）

中国人艾哈麦德店的主人正是马师援先生。

第二天，马师援先生和他的小儿子驾驶两辆小车，接中国留学生去他家做客。盛情难却，同学们欣然前往。

汽车停在开罗的纳赛尔区的一栋楼房前，马先生引客人来到三楼。门铃响过，一位穿旗袍的妇女微笑着出现在门口。马先生介绍说这就是他的妻子。也许，彼此都太激动了，主人竟忘记了让道，客人也并未迈步，就这样默默地相互对视了许久。哦，马太太的眼睛湿润了……

马先生住了一套有六间厅室的住宅。客厅里摆着红檀木中式家具，墙上挂着古雅的清代山水画和精美的孔雀开屏中国刺绣，壁橱内收藏着许多中国的工艺品、瓷器和古玩。

马师援夫妇和几位中国留学生越谈越融洽，不觉已是正午。女主人邀请客人一同吃午饭。走进餐厅，只见长方形的大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有红烧牛肉、烤羊腿、辣子鸡、糖醋鱼……哦，还有家乡的羊肉包子、花卷。在整日食面包的国家里，这丰盛的佳肴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多么具有诱惑力呀！而且，这些菜色香味俱佳，可见烹饪师具有相当的烹饪技艺，其水平不亚于银川“京津春”餐厅的挂牌厨师。客人赞不绝口，提出要见见这位烹饪师。

马先生听后开怀大笑，说道：“这位‘烹饪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就是我太太!”留学生万没想到，一位家财万贯的阔太太居然有如此高超的烹饪手艺。马师援见客人十分惊异，忙解释说：“这也是生活所迫，我们中国人吃不惯西餐，也不习惯食阿拉伯饭，在这里又雇不上中国厨师，我太太只好自己动手了！”

话题一下扯到家乡饭上，留学生向主人讲述了西北的羊杂碎、酿皮子，以及那汤汤水水热乎酸辣的甘肃风味的牛肉拉面，不想竟引动马太太的游子心故乡情来。她遗憾地说：“多少年没吃过家乡风味了，真想尝尝，可惜我小时候没有学会拉面，不然今天可以用牛肉拉面招待你们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回家乡，我一定吃个够！”她说起家乡饭俨然口有余香。马先生特意拿出自己用铁丝编的蒸笼GF3EB子给客人看，说：“我们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自己的风俗习惯，埃及没有蒸笼GF3EB子，我就自己编了一个。我们对孩子从小就从语言、饮食、衣着上进行教育，让他们永远不忘是中国人！”留学生看着那编织得密密的铁丝GF3EB子，不禁感慨万千，对马先生肃然起敬。这编的仅仅是个蒸笼GF3EB子吗？不，他用思念祖国的灼灼炽情，在小小的笼GF3EB上编织了一颗无法改变的中国心。

尼罗河畔的情思（3）

马先生开始在开罗闹市区开了一家餐馆，起名“福星饭店”。饭店分上下两层，正门两侧悬挂两盏大红灯笼，餐厅摆着一色的中国漆木家具，几道屏风上绘着古色古香的仕女图和山水画。到这里光顾的除少数慕名而来意欲尝鲜的埃及有钱人外，大部分是朝鲜、日本人，还有来自台湾、香港的中国旅游者。饭店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受聘掌厨的中国师傅难以应付，马太太便亲自帮厨，天长日久，就暗暗地将厨师的手艺学到了手。后来，那位师傅辞职而去，马太太便正式挂牌掌勺。夫妻二人，马先生跑外，马太太操内，老大、老二两个儿子帮助剥葱拣菜，再加上几个雇来的小伙计，饭店的炊烟常年不息，真可谓“福星”高照，财源滚滚。近些年，由于马先生夫妇年迈体衰，无力继续经营饭店，便将它转卖给另一位华侨经营，自家则开了两家商店，一家经营金银首饰，另一家专售妇女化妆品，分别由两个儿子做老板。

20世纪50年代初，中埃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马先生成了中国驻埃使馆的座上客。建馆初期，马先生是中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使馆工作了近十年之久，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仍不免流露出一股幸福的自豪感。是的，在有些场合，他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怎能不为此而自豪呢?

在每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在开罗举办的中国电影周里，总有一位热心的观众在向埃及朋友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中国电影；在每年的国际书展上，总有一位中国人不辞辛苦地充当售货员，时而向顾客推荐中国书，时而又给人们介绍中国工艺品，传播中国的文化艺术。他是谁呢？他便是身在异域，热恋祖国的马师援。每当马先生说起这些事时，总是无比感慨：“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当我看到埃及朋友欢天喜地地争购中国东西，每当我听到埃及朋友对中国电影倍加赞赏时，我的心就满足了！”

叶剑英元帅发表告蒋经国先生书后，马先生对此感慨万分，他激动地对客人说：“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多么希望祖国能完成统一大业啊！不说别的，像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哪个不想回家乡？谁死后不愿葬在家乡的故土上？”马先生从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转录了许多中国电影，一有台湾朋友来家中，便放给他们看，他在为祖国统一大业默默地做着工作。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后，中国体育健儿的成绩，牵动了中国人的心。马先生在那段日子里显得格外精神。由于不能及时看到国内报纸，马先生一大早便驾驶汽车去买当天的早报。

他仔细地把有关中国体育战况的报道收集在一起，每天计算着获得金牌的数字。那几天，马先生逢人便津津乐道，大谈中国获得的金牌数，不曾想这样做竟刺伤了埃及邻居。这位邻居以为马先生不顾多年的朋友交情，竟以中国获得的金牌来讥笑埃及未取得金牌。结果，两人大动肝火争吵起来。事后马先生不好意思地说：“不知为什么，那几天我就像孩子一样任性，恨不得让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我的祖国已经开始腾飞了!”

尼罗河畔的情思（4）

马先生家养着三只白色的小狗，有一种料不到的聪灵。它们能在来访的客人中，准确地分辨出谁是中国人，谁是埃及人。倘若来的是埃及客人，它们竟与主人的热情好客截然相反，态度极不友好，扑上去又叫又咬。马先生只好准备了铁链，埃及客人走后，方还其自由。而对中国人，即使第一次登门拜访，小狗也绝不扑咬，反而亲昵地迎上去与其玩耍。它们用后腿支立起来，两只前爪不停地作揖，表示对来客的欢迎。当留学生离开马先生家时，小狗总是紧紧地咬住裤腿，不让他们走。低头望去，狗的眼角隐约可见泪水。

马先生三子一女，两个老大早过了而立之年，但仍是“光棍”两条，大家闺秀的小女儿总不能厮守在闺阁，最小的儿子也“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摆在了父母的面前。这四桩儿女婚事使马先生夫妇伤透了脑筋，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要找中国人”。这在仅有三家半华侨的埃及谈何容易！终于，妈妈不忍女儿的青春在闺阁里飘逝，在“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一世俗观念的安慰下，把女儿嫁给了她大学同窗的埃及青年。中国大使馆吴参赞等一行人参加了马先生女儿的婚礼。马先生兴奋地向来宾宣布：“这是我们女家的亲戚!”

女儿总算让父母松了口气，可天天面面相视的三个高大、魁梧的大小伙子还在揪着马先生夫妇的心，尽管懂事的儿子们从不在父母面前提起婚事。他们恪守父母的信念，理解父母一片心，苦苦厮守着。马先生感慨地对留学生说：“看着不违抗我们的‘意志’的孩子，我们难过极了。谁不晓得‘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我们怎么办？祖祖辈辈烙下的中国印总不能到我们这一代眼看着让它销迹吧！值得安慰的是，咱们大使馆的朋友们已经帮助我们在祖国找媳妇了。”

留学生毕业了，分别的一天到了。马先生紧紧拥抱着留学生，留学生感到他的浑身在颤抖。一个走南闯北历经沧桑的硬汉子，竟哽咽得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你们回去了，多幸福……别忘记我们，告诉家乡的人，在尼罗河边有我们一家人。……我，终有一天要回去的，就是回不去，也要让儿孙把尸骨带回故土去……”

尕兔娃吃草（者）翻山哩，

天黑时，

要回个自家的窝哩；

出门人漂洋（者）过海哩，

老来时，

心想到老庄上坐哩……

第一章从血淋淋的死亡世界走出来的人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