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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怀望西域（1）

- 序言：怀望西域（2）

- 序言：怀望西域（3）

- 精彩选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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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选图（29）

- 精彩选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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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选图（32）

- 精彩选图（33）

- 精彩选图（34）

- 精彩选图（35）

-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1）

-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2）

-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3）

-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4）

-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1）

-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2）

-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3）

-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1）

-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2）

-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3）

-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4）

- 秘密进驻迪化（1）

- 秘密进驻迪化（2）

- 秘密进驻迪化（3）

- 接应西路军者谈（1）

- 接应西路军者谈（2）

- 接应西路军者谈（3）

- 接应西路军者谈（4）

-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1）

-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2）

-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1）

-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2）

-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1）

-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2）

-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1）

-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2）

-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1）

-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2）

-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1）

-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2）

-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3）

-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1）

-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2）

-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3）

-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4）

-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5）

-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1）

-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2）

-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3）

-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1）

-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2）

-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3）

-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1）

-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2）

-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3）

-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4）

-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5）

-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6）

- 汽车、装甲车（1）

- 汽车、装甲车（2）

- 汽车、装甲车（3）

- 汽车、装甲车（4）

- 汽车、装甲车（5）

- 汽车、装甲车（6）

- 炮兵大队

- 干部大队

- 无线电训练班（1）

- 无线电训练班（2）

- 无线电训练班（3）

- 军医、兽医（1）

- 军医、兽医（2）

-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 俄文班（1）

- 俄文班（2）

- 俄文班（3）

- “对驴弹琴”（1）

- “对驴弹琴”（2）

-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1）

-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2）

-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3）

-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4）

-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5）

- 土豆块萝卜块（1）

- 土豆块萝卜块（2）

- 土豆块萝卜块（3）

- 土豆块萝卜块（4）

- 土豆块萝卜块（5）

- 土豆块萝卜块（6）

-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1）

-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2）

-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3）

-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4）

-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5）

-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1）

-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2）

-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3）

- 米字旗的降落（1）

- 米字旗的降落（2）

- 米字旗的降落（3）

- 米字旗的降落（4）

- 米字旗的降落（5）

- 米字旗的降落（6）

- 米字旗的降落（7）

-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1）

-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2）

-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3）

-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4）

-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5）

-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1）

-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2）

-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3）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1）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2）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3）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4）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5）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6）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7）

-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8）

目录（1）

第一章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1）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6）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10）

秘密进驻迪化（15）

接应西路军者谈（19）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24）

第二章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27）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27）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29）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31）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34）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36）

第三章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1）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41）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46）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50）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54）

第四章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61）

汽车、装甲车（61）

炮兵大队（68）

干部大队（70）

无线电训练班（71）

军医、兽医（74）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76）

俄文班（77）

第五章“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82）

“对驴弹琴”（82）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84）

土豆块萝卜块（91）

第六章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99）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99）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106）

米字旗的降落（109）

第七章南疆军营汗与血（118）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118）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124）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128）

第八章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39）

酒泉情报站（139）

和田办事处（148）

总电台报务员（154）

第九章毛泽民任代厅长（158）

“我们谁也不靠谁！”（158）

目录（2）

“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161）

统一币制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163）

“这个钱怎么开支呢？”（165）

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168）

“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169）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171）

“周彬是一位好厅长！”（172）

第十章理财者沧桑录（176）

不愉快的事相继发生（176）

“反正我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185）

“立即回迪，另有任用”（189）

第十一章调离迪化任县长（196）

人生是一支火炬（196）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11）

博尔塔拉县县长（217）

第十二章文化教育的拓荒者（224）

她有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224）

他把自己彻底融进了当地的文教事业（230）

文教荒漠变绿洲（236）

第十三章新兵营撤回延安航空队留在迪化（242）

新兵营撤回延安（242）

不让飞，我们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249）

“我是盛督办，决定你们离开航空队”（252）

第十四章杜重远“阴谋暴动案”（256）

不当厅长，愿意办新疆学院（256）

邀请茅盾等赴新疆学院任教（260）

应邀上任又被迫辞职（264）

赵丹的新疆之行（268）

周恩来说：“这个朋友还是应该帮助的，应该救他！”（271）

午夜的三次电话（275）

五个人的名字都在册上（276）

我受盛世才欺骗，只求速死！（280）

第十五章阴谋中的更大阴谋（286）

右转的公开信号（286）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289）

宋美龄飞迪（291）

第十六章前行者以人类的坎坷为道路（295）

党代表陈潭秋（295）

五次翻墙出去，都没有达到目的（303）

胃里好像有干稻草在摩擦（306）

不喝茶不需要，我就粉碎它（312）

《囚徒歌》与《思夫曲》（317）

第十七章瞬息之间权落万丈（323）

“你也来了么？”（323）

“黄、林阴谋暴动案”（327）

十年督办，十万人头（333）

第十八章张治中将军送共产党人回延安（336）

名单交给了周恩来（336）

我以三到延安保证（344）

这是真感情（348）

序言：怀望西域（1）

西域，是新疆古代的称谓，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个名称给新疆涂上了一层神秘而瑰丽的色彩，总是让人心灵震颤，遐思无限。

“三山夹两盆”:天山、昆仑山、阿勒泰山，三大山系夹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冰峰耸立，湖泊星罗，沙漠浩瀚，草原辽阔。西域，粗犷而细腻、雄奇而柔美，无时无刻不在演绎天地洪荒之壮丽，体现自然运行之玄机。立于悬崖峭壁之上，依于潺潺清流之旁，令人热血鼓荡，心移神摇。这里不仅荟萃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等，而且荟萃了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沉甸甸的历史。

怀望西域，一个个历史人物从丝绸古道、大漠深处向我们走来。

西汉张骞不辞艰险，含辛茹苦，两次出使西域。他的活动，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汉朝与西域、中亚、南亚和欧洲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使得中国、印度、波斯、希腊这些原先被山海沙漠相隔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第一次有可能体会到几千年来由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伟大和美好。从此，伴随着古道上的驼铃，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火药、造纸、印刷术，传到了西方；西方及亚洲各国的蔬菜瓜果、天文历法，以及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及其有关的文化艺术也流入中原。我国的古籍，形象地将张骞西行壮举称做“凿空”，即“原来不通，凿之，现在通也”。

如果说张骞是西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及至东汉，在西域的威名与张骞比肩的人就非班超莫属了。班超少有大志，投笔从戎，在西域整整度过了30个春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他几乎完全凭个人的智慧、机敏和卓绝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使西域保持了长期的、异乎寻常的稳定和繁荣，书写了西域戍边史上的光辉篇章。他还派遣副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条文（今伊拉克境内），到达安息（今伊朗一带），为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又谱新篇章。

在汉朝经营西域的历史中，还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她们不畏塞外的艰苦，远嫁他乡，谱写了一曲曲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光辉诗篇。张骞二出西域十年以后，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了乌孙王猎骄靡，细君在历史上被称为江都公主。乌孙，是今天新疆哈萨克族的祖先。江都公主逝世后，为了使汉族人民和乌孙人民的友情不变成断线珍珠，应乌孙的再次请求，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封为公主又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以解忧公主的身份，持汉节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大大加强了西域诸国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序言：怀望西域（2）

怀望西域，耳边总会响起壮烈的边塞诗歌。唐代诗人岑参，曾两度从军，充安西节度使府掌书记及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他“累佐戎幕，往来鞍马风尘间十余载……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文。“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岑参等的边塞诗，为西域独特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吹进一股清新的中原诗风，增添了宝贵的文化内涵。

古往今来，悠悠千载。多少戍边将士在这荒漠中挥洒过汗水和热血；多少勇敢的探险者，或徒步或骑马，不辞千辛万苦，与烈日干渴抗争，与风暴雨雪厮拼，苦苦寻访时光划过的痕迹。可以说，戈壁的故事就是好汉的故事，大漠的传说就是英雄的传说。一块顽陋的坚石，也许曾拴过唐代高僧玄奘的白马；一条干枯的河滩，也许曾走过意大利人马可&#8226;波罗去中原的橐驼；一个小小的沙坑，也许曾留下了发配边地的林则徐的脚印；一个高高的沙滩，也许曾点燃左宗棠西征的烽火。林则徐以60岁高龄，“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亲历10城，纵横3万多里，踏荒勘地。他每到一地，“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左宗棠以69岁高龄，怀着“朔雪炎风，何容措意”的豪情，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一批坚韧而睿智的前行者，在西域是如此的彪炳史册，大气辉煌。他们注定要背负着传承文明，创造文明，开启世风的使命。当这一时代成为历史之后，后人便只能也只愿看到那几座矗立于往昔岁月中的巍巍高山。这种现象在西域的历史长河中被无数次地重复着。

因为写作《西路军&#8226;生死档案》、《西路军&#8226;河西浴血》，我常常在西路军喋血的地方游荡。行行重行行，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到东头，许多西路军的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纪念馆，在行程中一一进入我的眼帘。随着对西路军史的深入了解，我决定写作《天山风云》。我到新疆哈密，拜谒“西路军进疆纪念园”就成了首要之事。我心仪已久，隔山隔水前来献上一瓣馨香。

当太阳撩开夜幕喷薄而出，哈密最先迎接朝晖的是巍峨屹立在城东的西路军进疆纪念园中的红军战士铜像。红军战士迎着霞光，振衣千仞，登高凌绝，俯视尘寰。他头戴八角帽，身背大砍刀；右手紧握步枪，嵌在枪刺上的信念依旧铿锵有力，冷光闪烁；两脚站立祁连，用比岩石更坚硬的毅力去拓开生命之路，用比激情更厚重的热血去浇灌理想之花。红军战士生命的太阳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之际，露出了一抹玫瑰色的曙光。

序言：怀望西域（3）

红军老战士向我们走来，以他们那无比的坚定和韧性向我们走来，我们的面前复苏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代。铜像主碑两侧是两组石雕，浮雕与透雕，刻画的人物故事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渡河西征”，“前仆后继”，“艰苦岁月”，“星星峡会合”。西路军顽強地拼搏着，英勇似撕裂的闪电；西路军艰难地挪动着，悲壮如赶路的雷霆。石雕在阳光照耀下微微泛着金光，我抚摸着它，如同抚摸着一段斑斑驳驳的岁月。我不知为何，对石雕产生了梦境般的感觉，似有枪声从旷野深处响起，苍凉而震颤；它穿过岁月，穿过时空，直抵灵魂的深处。西路军将士作为物质的肉身，已经化为黄土融入大地，但作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却为来者感叹不已，尽管时光流逝，依然补益后人身心。这一幕喑呜叱咤的历史悲剧，将会浩气长存，永远激励百代以下的志士仁人，使人们深刻地理解死亡和新生，在寻找昔日回光返照时透出未来的晨曦。

园中纪念馆内，陈云和李先念全身铜像立于高台，迎着进门的观众。他们身后是大型油画，星星峡；星星峡山脉，犹如盘古初辟的洪荒那样浑然而充满张力。俗称“日光峡”的星星峡，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灿烂。天祥地和，阳光散射，暖暖的气息在天地间弥漫，一缕广远的安宁柔顺地从天而降。曾被飞沙削瘦的砾石，曾被狂风拔起的衰草，所有备受摧残的万物都在春光明媚中得到抚慰，挺立的信念和精神永远郁郁葱葱。

翻阅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史料，犹如风吹春池，涟漪四起，倏忽在我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左支队如同一片绿叶一缕林岚，在新疆这片辽阔、悠远、雄奇的土地上，经历风云，为之奋斗，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纪念园中的绿树在清风中簌簌作响，仿佛吟诵着开拓者的赞歌，并把追溯的思索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左支队在新疆的奋斗和贡献，也如西路军壮烈和决绝的精神，永远会像卷起的狂飙，越过漫长的历史，越过浑茫的大漠和嘈杂的城市，击打人们的胸膛。理智地回眸过去，才能冷静地读懂现在，才能敏锐地瞻望未来。我们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塞，叩开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怀，亲近他们并牵住他们的衣襟同行。

精彩选图（1）

精彩选图（2）

精彩选图（3）

精彩选图（4）

精彩选图（5）

精彩选图（6）

精彩选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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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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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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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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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图（20）

精彩选图（21）

精彩选图（22）

精彩选图（23）

精彩选图（24）

陈云

精彩选图（25）

陈云与李先念会合地

精彩选图（26）

杜重远

精彩选图（27）

航空员

精彩选图（28）

黄火青

精彩选图（29）

监狱

精彩选图（30）

林基路

精彩选图（31）

毛泽民

精彩选图（32）

盛世才

精彩选图（33）

滕代远

精彩选图（34）

新兵营回延安

精彩选图（35）

张治中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1）

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首府，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每当天晴日丽，登高眺望，可见天山博格达峰巍峨耸立，冰雪晶莹。绵亘于市境的天山支脉峰峦迤逦，婉转生姿。迪化城东西南三面环山，紧靠乌鲁木齐河，依山傍水，绮丽多姿。北面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乌鲁木齐”即蒙语“优美的牧场”。那时的迪化还有城墙，站在大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全城人口11万。1936年，迪化迎来了又一个冬季。街道林木满树满枝凝结寒霜，宛若银花，千姿百态。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是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上半年建立。边务处的任务是保证新疆安全，侦察界外敌对势力。边务处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而它不在督办公署八大处之内，而由督办盛世才兼任处长。边务处的干部都由盛世才亲自选派。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和三位上校情报官，还有一位德国籍的无线电专家。

陈培生，中国共产党党员转联共党员，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到新疆，原名刘进中，陈培生是其化名。陈培生刚到边务处，最迫切的是想了解盛世才派任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他原以为这人一定是新疆旧军队中被盛世才信任的将领，不然怎能取得卫队团副团长的要职，成为盛在边务处的代理人呢？如何才能与其协力合作把边务处业务发展起来？陈培生心中无数，深怕这人也像盛世才那样冷漠无情，那就很难办了。可是，当他推开武佐军办公室的门，见到这位第一副处长，完全不是料想的那种人。武佐军是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当武知道他就是新到任的第二副处长后，热情地和他紧紧握手，微笑着表示欢迎。武谦虚地说自己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望多多指教，随即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武佐军是吉林青年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热血满腔地参加了抗日学生军，失利后随军撤入苏联，辗转来到新疆。武的自述，给陈培生这样一个印象，武政治上是抗日的，对苏联是友好的，作风上谦虚谨慎。

陈培生和武佐军共事后，凡他的建议武都诚心诚意支持。武没有官场上流行的那种“客气”，嘴里一套心里一套，他有多数青年人所具有的稚气。可能因为陈培生从莫斯科来，年龄也较大，武很尊重陈。在这样的环境里，陈自以为是的老毛病有所抬头，但武从不介意。他俩相处真诚友好，从没发生过任何不快。

陈培生得知红四方面军一部约两万余人，在甘肃境内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红军进入河西遭到马家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前截后堵，战况十分激烈。边务处应做些什么？陈培生心中无数，急切地等待着盛世才的指示。边务处把搜集到的有关河西战事的消息多次向盛报告，盛不动声色，只是指示说：“加强哈密和星星峡的界外侦察！”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2）

陈培生不便过多地谈论此事，对红军西进表面上也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在家里，他和在边务处总电台工作的妻子张鲁丝做着各种猜测。张鲁丝说：“我们能在新疆见到革命队伍中的亲人，那将是革命生涯中最愉快的事！”由于他们夫妻长期在敌区做地下工作，始终还没有见到过红军。红军西进，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因为当时新疆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没有，所以这一疑问得不到党组织的回答。盛世才对红军西进一直保持沉默，苏联顾问也推说不了解中国红军西渡黄河的意图，不愿谈论此事。

他们夫妇私下估计，红军一定能消灭马家军，把河西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新疆东边省界的安全就有保障，红军和新疆军队就会结成友好关系，互相支持。红军是一支钢铁铸成的部队，具有战胜蒋介石军队的丰富经验，所以打垮马家军不成问题。他们以乐观态度，日夜盼望着河西的胜利捷报。但国民党报纸和电台极力宣传，“红军在河西遭到了巨大损失，红军军长也在前线牺牲了”。他俩当然不相信敌人的宣传，但红军胜利的消息始终盼不来。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起来了。西安事变不久，盛世才突然交给边务处一项秘密任务。一是选派一名干部去甘肃找红军西进部队，找到后给红军带路进新疆；同时，边务处总电台同西路军电台进行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命令。陈培生这时才知道西进红军被马家军围困，遭到巨大损失。

盛世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边务处，但边务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单位，干部经验不足，是否能圆满完成，陈培生心中没有把握。特别是，武佐军的通力合作，将是做好这项工作肯綮所在。武佐军真挚执著、认真负责，这是边务处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工作毕竟都限于新疆内部事务，现在迎接红军，武的态度又会如何呢？

自接到盛世才的命令后，武佐军每天夜里都在办公室值班。陈培生提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他都表示赞成。武诚恳地向陈要求派自己到星星峡执行任务，陈非常高兴，但这一安排他不便提出，只好等盛世才决定。武佐军对红军的即将到来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洋溢在脸上的热情足以融化冬日的严寒。在武的感染下，边务处参加迎接的人都充满活力。

陈培生推心置腹地向武佐军说明，这项任务关系这支部队的安全。红军不知道盛世才的态度，所以不便突然进入新疆，因此必须和红军取得联系。武佐军对陈培生的一番说明表示了诚恳的理解，说：“我是没有经验的人，只有对革命的赤诚之心！”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3）

陈培生和武佐军相互交心之后，首先考虑在边务处选择一位能找到红军的通信员。河西处于战争状态，沿途马家军对行人盘查很严，所以必须是当地人，能讲河西方言，熟悉河西地理。当然，重要的是，人选必须在政治上甘愿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在边务处选择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干部非常不易。东北青年政治条件好，但语言不通，极易被认出是外乡人。最后，他俩选了一个家在河西的新疆青年，但这青年在边务处工作中没有积极表现，也没有任何斗争经验。他能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陈培生很担心，可是选不出更合适的人。出发前，陈培生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反复说明任务的重要性。他化装成小商贩，从星星峡出发。陈培生、武佐军怀着极大的希望把他送上征途。

他们还设法在空中进行联系，这主要是通过边务处电台寻找西路军电台。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个是边务处电台的德国籍专家，另一个是陈培生的爱人张鲁丝。两人在夜间以较强的信号秘密呼唤西路军电台。

此外，他们还在哈密办事处和星星峡办事分处做迎接红军的准备，但准备是困难的。当时哈密警备司令是尧乐博斯，一旦得知盛世才迎接红军进疆，必将进行阻挠，因此迎接红军一事要对他保密。

盛世才为了加强同边务处的联系，在自己卧室和边务处长办公室之间安装了直线电话。武佐军和陈培生可以随时同他通话，这样，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快很顺利。

他们日夜盼望着红军的消息，可是地上空中都没有取得联系。这样等候了约一个月，派出的联络员回来了。联络员说他到过酒泉、张掖，未见过红军的踪迹，据当地老乡说红军余部被赶到祁连山里边去了，山口被马家军封锁。对联络员完成任务的情况，陈培生很不满意，但又不能斥责。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空中联络了。

一天夜里，张鲁丝从电台回来对陈培生说：“从现在起，夜里电台呼叫工作停止了，我也不用再值夜班了。”

“为什么停止？现在全部希望寄托在电台，你们停止工作，这不等于全部失望了吗？”陈培生惊异地问，瞪着双眼直看妻子。

鲁丝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呢？累死人，联络不上！”说着转过头去，扑哧地笑了。

陈培生正想发火。

鲁丝转过头高兴地说：“放心吧，那边已经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所以这项工作停止了！”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4）

“真的吗？别开玩笑！”陈培生以为她在开玩笑，猛然站起来问。

鲁丝郑重地说：“这不是我亲自联系上的，所以未能立刻告诉你，是德国专家告诉我的。他已报告了莫斯科和盛督办，所以电台联络就停止了。”

这一特大消息使陈培生万分高兴，浑身因激动像火焰一样燃烧。从这时起，他家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改变了前些时候对孩子们冷冰冰的态度。孩子们也随着他们夫妇的高兴而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高兴。这是革命家庭的孩子们通常的特点，有时随着爸爸妈妈高兴，有时随着爸爸妈妈忧愁，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问了也白搭。前些时候父母对他们那样冷淡，现在又这么热乎，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纳闷。像这样迎接红军亲人的大喜事，一个字也不能对孩子们透露。

“联系的任务完成后，迎接的任务就得开始。”陈培生对鲁丝说。

“在迪化开欢迎中国红军的大会，这不是在做梦吧！现在才体会到新疆地位的重要！新疆将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之一，莫斯科—迪化—延安，将联成一体了！”鲁丝兴奋地说。

“他们到迪化时，盛督办要组织军民夹道欢迎，在北门外大操场开欢迎会，要像每年四一二纪念会那样隆重！”陈培生也乐观地说。

两人沉浸在喜乐，陶醉在幻想之中了。

次日，陈培生把河西红军即将来新疆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武佐军。武佐军脸上绽出欣喜，和他共同草拟了一个在星星峡迎接红军的计划，如怎样派人到省界外去迎接，带路，住处怎样安排，伙食如何准备等等。但由于不了解红军的具体人数，准备工作还不可能做得很细。他俩虽拟就了计划，但不敢立即提交盛世才审批。因为涉及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只能是盛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好主动提什么方案。因此，他们只好等候盛的指示。过了几天，盛世才才告诉他们做迎接的准备。他们立即向哈密和星星峡发出电报，准备迎接，但不要让外界知道。

陈培生这时才发现，接待红军进疆采取了极为秘密的方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专门担负这一工作，一切安排都由盛世才亲自向有关部门分别交代。如边务处只负责省外联系和省界迎接，并不了解全部接待计划，至于进入省境后到哪里驻防，边务处就一无所知，也不敢过问。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欢迎大会绝不会举行，更不会大张旗鼓地向人民宣传红军的英勇事迹。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1）

陈云等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与红西路军左支队会合地新疆督办公署西大楼会议厅，气氛肃穆。教导团部分军官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伴着橐橐的皮靴声，门前出现了新疆首屈一指的人物。来人向每一位扫视了一下，然后把目光停在教导团副团长宫自宽身上，少有光泽的眼睛满是重要的神态。

盛世才召集教导团部分军官开会，宣布教导团步兵第一营改编为教导第四大队，由教导团副团长宫自宽任大队长。盛世才说：“我过去在关内有几个老朋友，现在带着一部分人来新疆，你们的任务是去把他们接到新疆来。沿途如有人阻拦，就坚决消灭。这个任务很艰苦，希望你们顺利完成！”

教导第四大队按实际人员编制是一个加强的步兵营，但建制是团级，火力配备和器材配属同当时新疆部队相比要强得多。大队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汽车队和一个通信排。中队下属三个步兵分队和一个重机枪分队，步兵分队有三个步兵班和一个掷弹筒班，步兵班各配备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分队有两挺马克沁水压重机枪。军官配勃朗宁手枪，班长配七星手枪。各单位按30人配有一顶活动毡房。

几个月过去了。1937年3月的一天，宫自宽接到盛世才的口头命令。盛说：“共产党有一部分军队在甘肃被国民党打散了，他们的领导已设法安排他们零星地、分散地向新疆转移。新疆省政府同意接应他们，目前已派王效典为全权代表前往星星峡做接应工作。但是，驻扎在哈密的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极力反对共产党进入新疆，并企图在中途阻击，所以派你部先行消灭尧乐博斯的军队，扫清路障后，去星星峡接应共产党军队并护送他们进疆！”为了加强力量，盛又把四十八团编入第四大队，由宫自宽统一指挥。

4月下旬，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分处发回紧急电报，说红军已到星星峡，人数只有三四百，再无后续部队。星星峡的报告还说，他们虽遭受重重堵截，精疲力竭，但仍英勇奋战；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在茫茫风沙中毫不畏惧。

陈云

滕代远迪化北门外军校操场。50多辆苏式大卡车整齐地排列着，准备出发。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奉命到场照料车队。边务处一位科长携同译电员带着密电码同车队一起出发，以便随时向盛世才报告情况。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2）

为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中国共产党中央派陈云和滕代远等经苏联到达迪化，随车队去星星峡。盛世才亲自到操场为陈云、滕代远等送行。小卧车车门打开，陈云步履稳健地跨出车门，用一种深邃的目光审视着眼前的一切。陈培生看到陈云和滕代远，想走上前去表示欢迎，但又感到不妥。因为盛世才没有安排他和他们接触，就不能轻率行事。陈培生作为共产党员看到党中央代表都不敢相见，可以设想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活是多么奇特。

这天适逢春雪。冷峻的天空，雪花划破凝重。浩浩荡荡的车队鱼贯而行，在雨雪交加中颠颠簸簸。

车队当天深夜到达吐鲁番县城，翌晨继续前进，到达七角井。七角井山峦起伏，荒芜凶险。他们转移了原定露宿地点，并做好戒备，防止袭击。夜深，黑压压的天空变得诡谲而且怪异，果然尧乐博斯的骑兵前来偷袭。宫自宽指挥部队与偷袭者展开激烈战斗，将其击退。是役牺牲官兵七人，负伤十余人。教导第四大队抵哈密西三堡即停止前进。

尧乐博斯既东拒红军西来，又西阻盛世才部去星星峡接应红军。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指挥，调集驻吐、鄯、托骑兵和驻巴里坤骑兵团等部，加之教导第四大队，同时向哈密尧乐博斯进攻。尧乐博斯兵败，带着人马逃进八大石山里，被巴里坤骑兵团包围，部队大部投降少数溃散。

为了堵截尧乐博斯逃窜甘肃，宫自宽派二中队副王义恩带30多人的小分队，由哈密警察局几名警士做向导，乘汽车到红柳园子、妹花泉、土墩子等山口堵击。汽车小分队沿途未发现叛军踪迹，即在土墩子宿营。

土墩子是骆驼、车马、行人避风雨的小站，只有两三间土房和没有门扇的一米多高的土围墙。戈壁孤悬一月，天地朦胧。哨兵在黑暗中发现围墙周围有人匍匐靠近，当即向王中队副报告。周围开始射击，小分队依靠围墙掩护，阻敌靠近。天将拂晓，枪声逐渐稀落下来。小分队伤亡较大，能继续战斗者十几人，退入屋内继续战斗。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3）

叛军靠近围墙，用哈萨克族语向小分队喊话，叫把枪交出，保证人员安全。向导中有哈萨克族警士，将喊话告知中队副和大家。大家商议认为，房内虽有粮但没有水，眼下又和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如果能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可以把枪交给他们。小分队提出要对方“抱经”宣誓，对方同意派人当众“抱经”宣誓。宣誓之后，小分队将枪支弹药交出。因汽车被打坏，十几人带着伤员，怀着悒悒之情徒步向哈密方向走去。

二中队派司务长曹力民由哈密乘汽车给小分队送粮和水，翌日午夜到达土墩子。曹司务长停车叫喊，没人答应。他借汽车灯光一照，只见凛冽夜风之中，房前屋后都是死人，没有活人。汽车在沉郁的死寂中转头，返回途中遇到徒步走着的小分队人员，将他们拉回哈密。

围攻小分队的是路过的尧乐博斯残部，以及哈萨克族中的土匪。

教导第四大队在哈密稍事休整，将物资从汽车上卸下，腾出空车30余辆。为预防途中意外，每辆空车派士兵数人武装戒备，由宫大队长指挥驰往星星峡。

车队到达苦水，遇到红军六人，顶着漠风，摇摇摆摆，其中两人负伤伏在骆驼上。宫自宽派大队部军医临时给伤员包扎治疗，将六人做了妥善安置，待部队从星星峡回来时再把他们一同送往迪化。

车队到达星星峡。南北一列乌色山脉，横空出世，拔地而起，莽苍磅礴，气势巍峨。时令虽是春天，然而山脉依然是冬天的枯色，发乌发黑。山脉拦腰一道峡口，危崖鼎峙，峭壁如削，龙盘虎踞，势若拼搏。这座乌龙一般山中的峡口就是星星峡。几座碉堡，挺立山顶，俯视峡口。

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王效典领着两个人走进宫自宽休息的小屋，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代表施平（陈云）和李广（滕代远）！”又向两人介绍说：“这是宫大队长！”双方互致问候，坐下叙谈。

宫大队长派警戒部队换回周围山上的红军岗哨，并将从省上带来的衣服、米面、饼干、竹笋罐头以及日用品分发给红军指战员。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1）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我们和星星峡驻军一块开会庆祝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就在这天，迪化派来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供应品。接着，又开来了几十辆汽车，我们兴高采烈地围上去。从前面的一辆车里，走出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大家一齐向他们伸出手去，并且都像小孩子一样地跳跃欢呼。群山环抱着的星星峡沸腾着、欢乐着。当大家握着党中央代表的手时，历尽了艰难和风险的同志们，压抑不住万种情肠和内心激动，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

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讲了话，向经历了艰苦战斗，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

陈云等同志给我们带来了特别需要的用品。每个人发了一身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和一双筷子，还带来了大批哈密瓜，让大家分着吃。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1938年西路军总支队的骑兵队干部合影，右起第六人为黄火青同志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派驻该处的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向迪化报告后，陈云等很快就赶来星星峡迎接我们。我在安西用毡子剪了双袜子当鞋穿，在沙漠地上才走几天，脚指头都露了出来。陈云带来两位苏联医生，尽管医药条件很差，负伤的人总算得到了治疗，大家也穿上了鞋。

我们到星星峡第二天，正是5月1日。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五一劳动节了。西路军当时只剩下450来个人，但我们还保存了一面红旗。当天召开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陈云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那样的困难都经过了，人累得不像样子，不投降敌人，还能剩下这些人回来，总算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嘛！你们那些破鞋烂袜子，将来都要放在革命博物馆陈列起来。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整个会场情绪沸腾。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2）

在星星峡期间，刘雄武的警卫员和其他掉队的人陆续跟了上来。据警卫员讲，刘雄武受伤，腿打断了，扶到山上去，不能走动。我把刘雄武的经历报告陈云，刘原是滇军朱培德部一个排长，1929年带了一个排起义上井冈山，担任过红九军团的团长，在反对张国焘斗争中观点正确，是个好同志。我建议由我带一班人、两挺轻机枪和一辆汽车，去把他找回来。陈云考虑了一会儿，没有同意我去，另派了刘鹤孔和刘雄武的警卫员带一排人去了。据他们回来后讲，他们在当地吹号寻找，没有人应声，警卫员又记不清确切地点，没有上山搜查，结果空手而回。要是他们当时先占领一个山头，再派人上山搜查就好了，因为刘雄武既已不能行动，即使听见号声，也无法走出来。

西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吕黎平——

我们刚到村口，就见到两个身着便服的人快步迎了出来，定神一看，原来是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党中央果然派人接我们来了！大家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惊喜地拥上前去，和陈云、滕代远同志热烈的握手。一时，西征三千里的艰难风险都涌上心头，我们百感交集，热泪哗哗地流，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陈云同志亲切地逐个慰问我们。我望着陈云同志清瘦慈祥的面容，回忆起他在中央根据地时平易近人，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形象。更难忘的是，1935年1月土城战斗中，我亲眼见到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抢救伤员，处理辎重，协助毛主席组织首渡赤水，在危急时刻表现了革命领导者的大智大勇。长征到达四川时，陈云同志执行党中央指示，从天全县境化装去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斗争。后来听说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工作。在这期间，陈云同志给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撰稿，宣传我党我军的业绩。

滕代远同志和我紧紧握手，李卓然同志介绍了我的姓名。他马上松开手，退了一步，上下端详着我说：“吕继熙？不是吕继熙！”滕代远同志转身向李卓然同志说：“你搞错了！”我轻轻点了点头说：“我是吕继熙！”记得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滕代远同志从三军团政委调任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我在军委作战科，互相间经常接触。长征前夕，他受党中央派遣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去三年。当年我是17岁的小青年，经过三年的战火熏灼，尤其是西征的艰苦磨砺，瘦得皮包骨，苍老得像三四十岁的人，老首长当然不敢相认了。终于，滕代远同志认出我脸上残存的一些当年模样，激动地一把搂住了我，说：“小吕，你受苦了！你们都受苦了！”

随同陈云、滕代远同志前来的，还有冯铉、段子俊、李春田同志。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3）

陈云同志看到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走路摇摇欲倒，疲惫到了极点，心痛地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

为了让大家吃饱饭吃好饭，陈云同志到处张罗，除了大米蔬菜外，又设法搞来一些新鲜牛羊肉，还商请盛世才两次派飞机空投了部分罐头和其他营养品。为了让大家睡好觉，他不辞辛苦地到星星峡每个角落，亲自安顿分散住宿和露宿的同志们，问寒问暖，筹措被褥，解决医药用品。我们放开肚子拼命地吃，都觉得世界上的食品没有比星星峡的更香甜可口了。要不是陈云同志到处提醒别暴食伤了胃，我们真想一顿就把四个月挨饿的损失都补回来。我们使劲睡，日上三竿仍沉睡不起，日薄西山还在呼噜。我们都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舒心放胆地睡觉更美了。几天的吃饱睡足，我们发青的脸颊开始泛出红晕，酸软的四肢有了一点力气。

五一节那天，陈云同志召开大会。我们集合清点人数，发现只剩300多人。惨重的损失，使我们面面相觑，不可名状的哀痛，系上每个幸存者的心头。

陈云同志见我们心情沉郁，面孔变得严峻起来。他用很重的上海口音说：“同志们！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胜败是兵家常事嘛！你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心奋战到这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只要留得你们这些火种在，就可以引燃革命的燎原大火，就能夺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

李卓然的警卫员邱正基——

还在祁连山中，我听到陈云首长来接我们，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长征路上我跟随陈云首长的种种情景，一下子全在眼前浮现出来，那时我在红五军团部警卫班。

长征开始不久的一天下午，管理科长陪着一位近40岁的首长来到我们军团部警卫班。他个子瘦长，一副平易和善的面孔，朴素的衣着跟穷苦老百姓一样。管理科长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同志是中央派来的，是中央苏维埃代表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微笑着同我们每一个警卫员握手，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傍晚时候，通信员送来了他的行李，一小捆书、一条旧军毯。从此以后，陈云同志作为党代表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日没夜地行军，每到休息的时候，他从不喊肚子饿，不向我们要吃的，洗脚、睡觉也不找我们打个招呼。开头几天，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很纳闷：陈云同志是客气呢，还是不好意思？为什么不要我们照料他的生活？有一天，我忍不住问道：“首长，你要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尽管交代我们好了！”陈云同志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小鬼哟，我们都是穷苦人嘛！怎么好叫你们干这干那的。大家都一样的嘛！你们白天黑夜地行军，还要警卫，还要值勤，够辛苦了！”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4）

长征到贵州黄平县附近，部队打了个大胜仗，下边同志送来了一盏马灯，一个饭盒。陈云同志看到那盏马灯，高兴地对我说：“小鬼，那马灯你可要保管好！”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要东西，原来他晚上休息时要利用这盏灯看书学习。白天行军，陈云同志骑在马背上也拿着书本阅读，他的马褡里鼓囊囊装着的全是书。他对战士们学文化抓得很紧。我们背包上都插着根竹牌牌，上边写着字，边行军边认字，一到打尖休息的时候，便互教互学。陈云同志一有空就来教我：“小鬼，你背上是什么字呀？你写写看！”我拿根树枝在地上拼命画着自己的名字：邱锦满。他看着看着，连连说：“不对了，不对了，‘满’字不是那样写，应该是这样写！”于是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教起来。

有一次夜行军，我手里拎着那盏马灯，又拿着那个饭盒。我的手指冻僵了，心想：这个倒霉的饭盒反正没东西装，留着它何用！我顺手一撂，空饭盒滚到山沟里，发出一阵响声。我根本没在意，陈云同志却听到了。休息时，他把我找去问道：“你发脾气了？”“没有哇。”“马灯呢？”“在。”“饭盒呢？”“撂……撂掉了，反正……反正没东西盛！”陈云同志微微叹息了一声，抚着我的肩膀说：“撂就撂了吧，我还以为你把马灯也撂了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感到一阵惭愧。陈云同志是担心我把马灯撂了要影响他学习和工作啊！

不久，陈云同志离开了我们五军团。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如今，当我们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派陈云首长来接我们，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汽车接我们到星星峡，一下车我就到李卓然主任的住处报到。忽见从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惊喜得直跳过去。多么熟悉多么慈祥的面孔啊！我紧紧捧住他的一只大手，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叫了声“首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陈云同志又惊又喜地说：“小鬼还在，又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他抚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长高了，坚强起来了！邱锦满同志啊，你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不愧是坚强的红军战士！”

秘密进驻迪化（1）

高大的沙丘，遍铺漠野，连绵起伏，宛若强风掠过海面，掀起惊涛骇浪，蔚为壮观。沙丘托举着红柳，飘动着火焰，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

雄浑壮丽的山脉峡谷，沉浸在柔和的霞光里。星星峡公路上一字儿排开盛世才的汽车兵驾驶的苏式大卡车。车厢里，横放着可以坐人的木板条。陈云站在车厢顶上，向列队等候上车的全体指战员宣布乘车行军的注意事项。

大家正要分组登车，忽然传来马嘶声。有匹枣红马挣脱缰绳跑到车旁，亲热地啃着主人的衣裳。人多车少无法随车带马，几十名团以上干部的坐骑，都留给盛世才的边防队了。昨天已和战马告别，今天，心爱的战马竟挣脱缰绳给大家送行来了。

大家又一次想起征程中与战马相依为命的情景。白天，它驮着主人艰苦跋涉，驰骋杀敌；夜晚，它又用温暖的躯体替主人挡风御寒。在最艰苦的祁连山中，它虽然瘦骨伶仃，已驮不动人，但在主人疲惫不堪，爬坡时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的关键时刻，就靠拉着它的尾巴上山，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大家也视战马为战友，每到一地，不管再累再苦也要为它寻水找草维持生命。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生活，人与马结下了深厚感情。

有马的干部，不约而同地跑到拴马的地方，激动地搂着马脖子与它亲昵，最后一次为它梳理鬃毛。大家再三叮嘱盛世才的边防军：“这些战马是有功之臣，一定要好好喂它，千万不要杀！老死了也不要吃它的肉，要把它们埋在向阳坡上。我们还要回来看它们！”

车队西行，阳光像一匹金绸落在车上、公路上。左支队将士人人脸上粗粝黑紫，隐隐透出一种沉重的激情，悲壮的雄伟。他们带着河西走廊峭厉的漠风，从星星峡迈出新的步伐。

大漠广袤，高天悠远。极目远望，荒凉不毛之地环抱四野；时而可见，成群的野黄羊和汽车赛跑。戈壁麻黄星星点点，一堆堆、一丛丛，倔倔地直挺着，在骄阳下驻足，在沙土里扎根，在漠风中浅唱。

车队越过河床很浅的一条大河，翻过一个慢坡，出现一片绿洲：一条条青渠，一块块稻田，翠绿的树林，成片的果园。要不是水塘里倒映着远方的雪山，人们真以为来到江南了。陈云告诉大家，这里是新疆的东部门户哈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与西域联系的交通要冲。

将士们为塞外有水稻而纳闷，一了解才知道：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时，看到哈密盆地水源丰富气候温和，就令清军中的湖南兵搞“屯田”，开垦了两万多亩土地，从江南运来稻种，还带来了一些活鳝鱼。从此，新疆有了自产的大米，有了鳝鱼。

将士们在哈密宿营一夜。第二天出发前，宫自宽与盛世才通了一次电话。盛要他到南疆执行任务，就此与红军指战员分手，率部开往南疆。

秘密进驻迪化（2）

红军指战员乘车继续西行，穿越“火洲”吐鲁番。秃岭荒山重峦叠嶂，赭色砂岩连绵起伏，宛若巨龙横卧在大戈壁上。那赭红色的山峰，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在5月的阳光照射下红光灼灼，热气蒸腾，好像一堆堆巨大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火焰山，古书称“赤石山”。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给山起名字叫“克孜勒塔格”，意思是“红色的山”。《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受阻于“八百里火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故事，为火焰山披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成了传闻天下的奇山。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诗：“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汽车在热气蒸烤中喘息着，挣扎着。一股一股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人人燥热难忍，呼吸急促。

满目洪荒山水色，一壁朱墙透半天。车队在浩瀚戈壁上像长蛇缓缓爬行，终于到达天山脚下。

天山山脉由东至西横亘新疆中部，把新疆分成了南北两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即南疆和北疆。有诗云：“一山横亘界南北，万古奇雄塞大荒。”天山山脉，高远辽阔，苍穹无极，奇峰林立，终年白雪皑皑，平均山脊线超过4000米，最高的托木尔峰海拔7435米。天山原是海洋，经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后逐渐隆起。山脉中的燕子山，布满了海蚌化石，形如燕子，就是明证。天山本身就是一篇长卷史诗，越过时间的长河，屹立在天地间。天山的雄伟壮丽，素来为古人所称道，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曾赋诗：“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是御沟花。”

天山山高路险，坡陡弯急。汽车沿悬崖陡壁吃力地盘旋而上。在山脚时，人人感到闷热，敞胸露怀；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将近山顶寒风习习。山上山下，恍若两个季节。天山北麓是缓坡阔远的大平原。成群的羊群、马群和牛群，悠闲地在嫩绿的草地上游荡着。雪山、草地衬托下的各色畜群，就像绣在缎面上的彩色图案。沿途见到的男男女女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戴着缀满花色的小帽，姑娘们梳着十几条小辫，都操着民族语言。

车队在迪化东南20余里的红雁池停了下来，等到暮色徐徐降临大地，才趁天黑驶进市区，驶进正在修建中的西河坝纺织厂。

将士们住下后，一个使人转不过弯来的问题摆在面前。

陈云把团以上干部集合起来，说：“盛世才虽然对我党友好，对南京政府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但他是新疆的边防督办，也不公然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翻脸。因此，他同意将红军接进迪化市安置，但不愿意让红军在新疆公开身份。这样，我们就不便佩戴红色帽徽领章，需要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衣，戴青天白日帽徽来掩护身份，适应新疆特定的政治环境。”

河西血战已载入史册，新的历史篇章开始了。但是，往事不是风，不会一吹就散。那些浴血鏖战的撼天巨浪过后，千万朵带血的感情的浪花，依然沉重的留在指战员心里。陈云讲解的道理大家明白，但回去一传达，多数人情绪上接受不了。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西征河西中，不就是穿这种军服的人，想置我们于死地吗？大家把盛世才派人送来的军服堆在一旁，执拗地不穿。

秘密进驻迪化（3）

陈云耐心动员，反复讲明道理。将士们终于怀着惜别的心情把红领章、红帽徽和旧军服洗得干干净净珍藏起来，换上了盛世才军队的服装。这种军服上衣四个口袋在外、短领，下身是马裤、短靴，其布料都是苏联援助的。

西路军左支队悄悄进驻迪化，对外称“新兵营”。两天之后，盛世才在督署东花园贵宾室接见红军领导人，也采取秘密方式。红军将领未走督署正门，而是从旁门进入，由陈培生把陈云、李先念、程世才等迎入东花园会客厅。

这期间，又有近百名突围时被打散的西路军指战员由星星峡来到迪化。人多院小住不下，陈云商请盛世才在迪化东门外，为进疆的指战员腾出一座有四五个相邻的院子和一个大操场的营房。营房背靠城墙，面对雪光闪烁的天山，西边紧挨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东边斜对门是盛的特务团，再过去是盛的军官学校。

新兵营大门搬到新营区之后，开始组织整顿。左支队走出祁连山时清点人数，全队903人，经安西一仗至此仅剩400余人了。陈云、滕代远和李卓然、李先念等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商量后，把400多人编制成4个建制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辖3个班，每班10人左右，上设总队部统一领导。由于进疆的干部比较多，编4个大队后，还多出60多名连、营、团职干部。陈云决定将这些干部集中一起，编成干部队，由他直接领导。

进疆部队中还有十几名军师领导干部，按陈云意见暂住总队部学习、休养，等候党中央安排。他们是：

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特；

红五军政委黄超；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静观；

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干部在新兵营宿舍门前合影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局长郭天民；

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

对于整个新疆来说，这些天只是个普通平凡没有出现任何奇迹的日子，但是，对于西路军左支队将士，却意味着新的战斗生活的诞生和开始。

接应西路军者谈（1）

滕代远——

1936年，因接应红四方面军我去了新疆和邓发接头，到约定地方未见到邓发，就回苏联了。

1936年，中央指示我们，西路军损失惨重，应想法组织起来，整顿一下找个出路。当时决定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还有我、冯铉、段子俊、李春田，赴新迎接西路军。我们未走之前，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两次，向他们反映红军长征情况。他们问要什么，我们提出西路军进疆缺弹药等。他们表示要大力帮助，有90辆坦克，90门大炮，让我们看。我们很高兴，想接到西路军后搞开一个局面。

我们到边境后，恰遇“双十二”事变，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我们停下来等候指示。陈云同志流鼻血很厉害，就用飞机送到阿拉木图治疗。我们住在边防军一个营长家，他有妻子、母亲、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值冬天，常下雪。没书读，只有俄文报，让冯铉给我们读读；也没事干，很寂寞，就打扑克。后来接到指示，和陈云同志一同出发去迪化。盛世才派了一个顾问，给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我们到了迪化，盛表示欢迎。

这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宋侃夫等同志已到星星峡一带，我们才知道西路军只有几百人了。苏联给了那么多东西不好要，要了也拿不了。和盛谈到西路军入疆，对外叫新兵营，在新疆训练干部，学飞机、炮兵、无线电等。盛同意，派了一个顾问（苏籍）同我们一起，还派了汽车，一个团（团或营记不清了）去迎接。盛的顾问提出要我们放下枪，以免出事。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去训练干部，是盛同意的，我们不干涉其他事务，不能放下枪，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那时盛对我们是又怕又爱，怕是怕我们干了他，坐不稳；爱是想和我们拉关系，表示亲苏亲共。

1937年5月，西路军由星星峡到达迪化。新兵营住在东门外一带，我们也住在新兵营，和盛接头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我们按营、连、排把新兵营组织了起来，组织他们学文化、政治、飞机、炮兵、无线电。我们着重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正面教育。当时不少人要去莫斯科学习，我们说服先在此训练一下再去。同志们思想很复杂，陈云同志很耐心，做了不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同志来新，公开担任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我们争取援助，盛给了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周初来时，盛曾问我们：派来了个姓周的，是不是周恩来？我们未见，当然不知。一次开会，盛介绍给我们，才知是周小舟。不久，中央调周回去，让我公开担任了八路军驻新代表。

接应西路军者谈（2）

这一期间，我们一直未和地方上发生什么关系。盛也怕我们。我们请他到新兵营来看看，保护他的安全，建立了一些感情。

王明、康生由苏回国途经新疆，盛设宴款待，我也参加了。盛给王明一万美金，王不要。盛说是帮八路军抗战的，王才收下。党中央派了邓发同志任中央驻新疆的公开代表，陈云同志回到了延安。中央又派了徐梦秋、毛泽民等来新疆。有的人本拟去苏联看病，因盛一再向中央要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所以毛泽民等暂时未去苏联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新兵营旧址当时，苏联总觉得新疆那里民族落后，人口少，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怕搞急了，像他们国内似的出问题。

我很想回延安。我同李先念、程世才等一批干部，带了些机枪、大衣等回到延安。

段子俊——

1936年10月或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突然通知有紧急任务，要我马上去陈云同志那里报到。我原在国民党白区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专业，这时已经毕业。根据我学的专业，我想这是组织上要我回国为党建立秘密电台。我按指定地点报到后，一行五人便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先去阿尔马达。五人中有陈云、滕代远、冯铉、我和李春田。冯铉是俄语翻译，我也会俄语，其他三人不大懂俄语。我们到阿尔马达后，每个人都换上皮大衣毡靴，转乘载重汽车，经过一天路程到了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与我们接头的都是苏联红军驻边疆的格别乌系统的军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援接西路军。

在苏联边境小城，我们住在苏军骑兵中校家里。陈云同志住的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与冯、李三人晚上搭铺在地板上。因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到达迪化时，已经是1937年4月底了。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盛世才派来几十辆汽车，我们跟着汽车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指战员。这时李先念等同志已先我们到达星星峡，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将士约400人。

西路军到达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同年六七月间又搬到盛世才的军营驻地，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陈云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接应西路军者谈（3）

经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陈云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陈云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陈云同志亲自主讲。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接应西路军者谈（4）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中共党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

1937年，西路军400人左右到了新疆，有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

1938年的一天，一个贸易公司的俄国人到杂货铺买好酒，穿得挺阔，进门用俄语说酒卖多少钱？然后问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我也用俄语回答了。原来他是经莫斯科介绍来的，他告诉我，几点钟到某某地方，有人跟你接头。第二天我按时去了，来人穿商人衣服戴礼帽，我不认识。他问我懂得经商吗？我说：懂得不多。他说：你会做茶业吗？我说：可以。他说：好，你明天到某某地方去。第二天我到指定的地方去等，来了一个胖子，原来是李春田。我和他在莫斯科学汽车时在一个组里，所以认识。他给我5万块钱，让我换衣服，约好再到这里来，准备收摊子。我回去赶快做了收摊子的事，到时候又去了。他把我领到新兵营去，到营部一看，负责人是第一次和我接头的“商人”，原来是陈云同志。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现在工作结束，你来这儿吧！从此我就开始过组织生活了。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1）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余部在陈云的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准备办纺纱厂的地方。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十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捡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留下。我买了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一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2）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我别讲话，这天开会说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接替杨秀昆任总队长的饶子健——

我们刚到迪化的时候，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等都住在新兵营，和李先念等同志住在一起。经历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人人备尝艰辛，但不能正确认识失败原因，不少人思想上存在悲观、埋怨情绪。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和盛世才的督办公署交涉，伙食安排得很好，每顿都像会餐一样，让大家吃好、休息好、治病、养伤、恢复体力。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首先在工委成员中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学习，对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而又拒不认错的李特、黄超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许多同志对其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看不清。所以，领导同志开会的风一透露出来，部队思想就发生了动荡。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立即搬到部队驻地，深入班排，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937年冬，陈云同志奉命回延安，从莫斯科回来的邓发接替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并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邓发同志住在迪化南梁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对新兵营学习抓得很紧。1938年春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指示，在新疆开展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同志亲自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虽然我们当时路线觉悟不高，理解不深，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又组织西路军，使大家吃尽了苦头，所以大多数同志对中央决定表示拥护。但是仍有部分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有的只承认西路军失败是军事指挥上有错误，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根据这种情况，邓发同志每星期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两次政治课，讲解张国焘路线的有关问题，并向全体同志讲党课，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久，又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大家听说张国焘只身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非常愤恨。原来对张国焘路线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和受张国焘欺骗蒙蔽较深的同志，如梦初醒，恍然大悟，纷纷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控诉、揭发张国焘的罪行。由于党代表陈云同志、邓发同志的教育和细致工作，最终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而推动了文化学习和军事技术的提高。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1）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

当春季最后一股源自甜滋滋的沙枣的花香渐淡渐远时，新兵营和迪化城一同走进了万物茂盛的夏季。

陈云一方面通过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再转党中央请示；一方面考虑到新疆与陕北路途遥远，左支队将士短期内无法回陕北根据地，可以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环境培养人才。他向大家宣布：“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新兵营全体指战员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要使新兵营成为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根据大多数指战员是农民出身，当红军后才认识几个字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先集中半年时间，突击学习文化知识。

黄昏夕照，陈云在暖风吹拂的院中散步。他走近正在站岗的肖显清，和蔼地问：“你们学习有什么困难？你们打仗打惯了，能不能坐下来学习？”

“能，能坐下来，就是没打仗痛快！”肖显清红了脸，低下头说。

陈云莞尔一笑，感喟颇深地说：“既要能打仗，也要能坐下来学文化，这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仗！”

新兵营有人不习惯学习生活，不愿意穿戴敌人的军装，坚决要求打回河西为牺牲的战友讨还血债，与延安的同志会合，挺进抗日前方。支队长杨秀坤打仗是好样的，学习文化与同级干部相比落后了。有个干部开玩笑地对他说：“打仗我们听你的，学习文化你得听我们的了！”由于撤销了去苏联学习的计划，他对个别人不满，再加上这么个玩笑，一气之下用手枪自杀，经抢救两个月后才出医院。李特的警卫员用驳克枪自杀，中弹七发，没有抢救过来。

陈云在大会上动员说：“文化知识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在这儿学习文化知识，也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

各大队按每个人识字多少编成文化学习班。识字不足一千字的，编入语文初级班；识字一千字以上的，编入语文高级班。数学不分高低班，统一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开始学。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教初级班，基本达到中学文化程度的教高级班。西路军机关干部中有人是学生参加红军，其中几位墨水喝得较多。例如搞无线电的王子刚、刘寅，不但中文程度高，还懂英文，这些同志就成了“教授”。后来，党中央还从延安派来了文化教员。

教材从哪里来？陈云设法筹措经费购买了一批中小学课本。数学课本很实用，语文课本都是“人之初，性本善”一类内容，不大适合。陈云就自己动手，选了党的声明、决议等，油印后发给大家，作为学语文学政治的合用教材。各班在较大的宿舍挂上黑板就是教室，每人做个小马扎，自己的膝盖就是课桌。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2）

教员就像教小孩子一样从头教起。起初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慢慢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墙壁上、树干上、操场上、寝室里、厕所里，到处都贴满了识字牌。放机枪的地方写着“机枪”，竖步枪的地方写着“步枪”；墙上写上“坦克”两个字，旁边就画个坦克。每天从起床到睡觉，营房里一片念字的声音。

学员也是好样的，意志的锋芒像一把刀子。每天的作业，几乎人人超额完成。笔墨缺，纸张少，就用树枝蘸锅灰水在石板上练写字，用树枝在细沙地上演算术。不少人睡觉时，把笔记本放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

陈云又提出，除了语文算术这两门主课外，还要学一些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他组织兼职教员上了不少这方面的课。许多指战员第一次知道了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知道了新疆面积占全国六分之一，居住着14个民族，有400万人口，有丰富的宝藏和特产。和田的玉，阿尔泰的黄金，还有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伊宁的苹果，库车的杏，阿克苏的薄皮核桃等。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云利用政治课时间，给大家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他再三对指战员讲：“前方的同志在作战在流血，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和条件，加倍学习才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好上前线，多打胜仗！”

陈云与盛世才交涉，给新兵营增配了武器。原来每星期用两个早晨自习文化，改为天天出早操一至两个小时。拂晓，新兵营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指战员们一跃而起，扎腰带，打绑腿，集合到大操场，精神抖擞地练射击、刺杀、格斗和其他战术动作。

新兵营还开展体育和娱乐活动。大家修了排球场。每逢星期天，各队之间赛上一两场。偶尔也打篮球，但指战员不懂运球技术和比赛规则，也像打排球那样双手将球往上抛，还将球抱在怀里，互相争夺得直打滚。大家学唱抗战歌曲，开大会时，放电影前，各队之间忘不了拉拉歌，赛一赛。歌声豪迈，此伏彼起。

电影，是当时稀罕玩意儿。迪化市只有苏联领事馆有部电影机。陈云想叫大伙开开眼，就去借来演电影。指战员们闻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一场电影的名字叫《恰巴耶夫》。大家瞪着眼睛，惊奇地观看着。由于是俄语片，听不懂，只能揣测意思。从苏联来的冯铉懂俄语，就在电影机旁给大家翻译主要意思。开头几次，由苏联领事馆派人来放电影。陈云指示，要派人学放电影。搞无线电机务的贾善去苏联领事馆学习，他也许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从那以后，大伙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愉快地看上一两次电影。

体育和文娱活动，使新兵营紧张的文化学习，充满了热情，增添了欢乐。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1）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一个大队跑步奔向操场，“一、二、三、四”，练开了队列动作；一个大队全副武装奔向田野，在那儿摸爬滚打，练习战术动作；一个大队静悄悄地趴在东边的靶场上，练习对活动靶的瞄准；一个大队抡起了大刀，传来了雄壮的喊杀声；干部队拿着步枪，练开了刺杀基本功。

陈云扎着腰带，检查操课来了。他看到干部队个个练得汗流浃背，就走过去，亲切地嘱咐歇一会儿。

大路上传来了隆隆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大，连脚下的大地都在隆隆声中哆嗦。十几辆卡车拉着十几门大炮驶过，十几辆装甲车跟在长长的炮队后面。这是盛世才的炮兵、装甲兵在训练。天空中传来了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大，连头上的蓝天都在嗡嗡声中颤抖。几架灰色的飞机在空中俯冲、爬高、盘旋、追逐。这是盛世才的航空队在飞行。

大家看着汽车、装甲车和飞机，再看看自己手里的步枪、刺刀，都羡慕得直搓手咂嘴。有的说：“要是我能开汽车、装甲车，该多好啊！用这家伙打仗才带劲呢！”又有人说：“我连两个轮子的自行车都不会骑，那四个轮子的玩意儿，就是给我也不会摆弄！”

陈云凝望着远去的汽车、装甲车，听着大家的议论，沉思着……

不久，总队部通知各队领导去开会。他们一进总队部院，就看到两辆崭新的自行车放在那里。大家好奇地围着自行车看。陈云叉腰站在大家面前，双眼闪烁着坚毅、兴奋的光芒。

“我们也要学机械化！”陈云招呼大家坐下，说，“日本侵略者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他们仗着这些武器横行霸道，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多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学就晚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装甲车的人才。”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2）

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这400多号人，每人学会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将来回延安，一个人再带会十个八个人，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这可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呀！”

大家窃窃私语，都认为陈云说得对，看得远；可是又疑惑，现在有条件学机械化吗？只见陈云略停了一会儿，提高了嗓音宣布：“可以告诉在座的同志们，组织上正在联系学机械化的事，已经有了眉目。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求各队抓紧文化学习，要提前完成文化学习计划，准备接受学习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任务！”

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劲地拍手叫好，纷纷挤到陈云面前。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质保量、提前完成文化学习计划！”

“请首长尽可能早点安排我们学机械化吧！”

“我们都想学开装甲车，行不行？”

陈云微笑着摆了摆手，让大家坐下，接着说：“还要给各队下达一个任务：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陈云筹资买来的这两辆自行车，成了指战员学习机械化的启蒙工具。大家兴致勃勃地排队轮流学骑，每人每次一小时，由两名先学会的“教员”在后面扶车保驾。学员骑车直行，骑车转圈，还骑车从一个慢坡往下溜，练习掌握平衡。学得快的骑三四个小时就能独立“驾驶”了，学得慢的学五六个小时也基本会骑。大家都非常爱护这两辆自行车。学骑中每当快摔倒时，都抢先伸出腿或胳膊接地，用自己的身子保护车子。一直到400多名指战员都能自如地骑自行车时，这两辆车还是“五官端正”的呢！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1）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

金秋十月，艳阳高照。葡萄和哈密瓜，摆满了迪化的大街小巷，香甜诱人。

正忙于筹备新兵营学习机械化装备的陈云，忽然把吕黎平找去。窗外射入一缕阳光，把陈云笼罩在金色之中。他身穿深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见到吕黎平第一句话就问：“你对今后的工作去向，有什么打算呀？”

吕黎平是新兵营干部队党支部书记，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西路军时任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他望着陈云亲切的面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第一，不愿到盛世才的政府里工作，因为很小就从农村参军，缺乏在城市搞统战工作的社会经验；第二，愿意回延安，但不想在后方做原来的参谋工作，请求派到抗日前线去。

“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陈云听后笑了笑说。

“学飞行？”学飞行对吕黎平的吸引力是那样强烈，他惊异地问道，“这可能吗？”

“有这样的可能！我了解了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现有六架初级教练机，九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两期飞行训练班，一期机械训练班，教官主要是苏联人。现在，第二期飞行班快要毕业了。”

陈云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深沉地继续说：“我们在中央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一定还记得长征途中，贺子珍同志在贵州挨飞机轰炸，受伤的情景吧？身上中了九个弹片，多惨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很多血案。如果我们党有一支自己的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统战环境，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通过国际援助获得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

陈云深谋远虑的设想，使吕黎平高兴得心怦怦直跳。

陈云又说：“我已同盛世才谈过这个问题。他心里当然不愿让我们共产党人使用他的飞机培养人才，但他既然答应我们新兵营借他的汽车、装甲车、大炮学技术，就不好拒绝借他的飞机学飞行。于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他的飞机不多，要请苏联再提供点援助，用于代培共产党的航空人才；二是培训毕业后的飞行员、机械员不要马上离开，要帮他把航空队的军威建立起来，因为他训练的头两批飞行员都是学生出身，害怕打仗。”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2）

说到这里，陈云爽朗地笑了起来：“盛世才的算盘打得蛮精明的哟！关于第一个条件，苏联的航空工业比较发达，再援助几架飞机不是什么难事，我已答应联系解决。至于第二个条件，估计毕业后不一定马上有飞机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在他那儿继续飞一段时间，也有利于巩固提高技术嘛！”

陈云接着说：“现在需要物色学习航空的人选，今天先找你谈谈。你要有带领一部分同志留新疆学航空的思想准备！”

吕黎平又惊又喜地注视着陈云，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不安。若真能插上钢铁翅膀飞上蓝天，向猖獗的敌机开火，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那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呀！可是，自己就这么点文化，能学会驾驶复杂的飞机吗？当他说出自己的担心后，陈云温厚地一笑，说：“你才20岁，身体又好，而且语文有一定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还要提高。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可以集中一段时间抓紧补习文化嘛！”

陈云的话，是鼓励，也是决定。吕黎平怀着忐忑，怀着企盼，立即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争取早日飞上蓝天！”

陈云最后说：“我的这些设想，还要报党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你就等通知吧！”

吕黎平回到干部队，心里充满融融暖意，兴奋得一连几个晚上未睡好觉。他对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心驰神往。

陈云开始找新兵营各大队领导调查摸底，预选学习航空的对象。为了保证政治上的高质量，决定全部从共产党员中选拔。基本条件是：年轻、身体好，有一定的文化。原计划预选50名候选人，但内定了30多名后，陈云就不再选了。

1937年11月上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和邓发从苏联回延安。他们乘坐一架由四台发动机改装的苏联军用运输机路过迪化。党中央决定陈云搭乘这架飞机回延安，邓发留下来接任党中央代表。

陈云离开迪化前告诉吕黎平，有关学习航空的事，他回延安后要当面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并说：“新兵营的同志绝大多数是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到这是我们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要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航空才好。我准备在延安再选20名左右红一、二方面军的同志，来新疆学航空。”

陈云乘飞机飞向延安。钻石般透明澄澈的天空中跳动着一串轰鸣声。

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的400多人中，最先回到延安的是几个军师职干部，他们紧接陈云之后乘飞机到达延安，时间是1937年底。

延河水，滋润着一个新世界；宝塔山，坚韧地托起新天地。一部中国革命史行进在苍茫的山河间。1937年1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延安沉浸在一片和煦里。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郭天民、李天焕等向毛泽东住处走去。毛泽东穿着洁净的灰布军装迎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连连地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红日当空，映红天际，使浩渺无垠的黄土世界百倍生辉。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1）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

李奎在延安摩托学校学习。延安摩托学校创建于1937年4月，仅有五辆破旧汽车，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1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刘鼎校长对李奎说：“陈云同志叫你去！”并指给他陈云住的窑洞。

李奎听说陈云叫，感到十分高兴。陈云从苏联经新疆不久前回到延安，毛主席为他开了欢迎会。欢迎会在陕北公学院内，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了陈云，并致了欢迎词。李奎在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陈云，陈云满面笑容，给人的印象很好。

这一年对李奎来说，真是双喜临门。一是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批准他到延安抗大学习，在学习中获得了思想和文化双丰收；二是组织上又选调他到摩托学校学习，使他学到了电工以及汽车的驾驶、维修等技术。陈云找自己，一定又是一喜。李奎眼前的世界似乎变得更加明亮，怀着兴奋的心情加快了脚步。

陈云的窑洞在延河西边清凉山下。李奎在窑洞前稍微镇定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敲门。

“进来！”这是陈云的声音。

李奎进了窑洞，发现摩托学校的刘子立、夏伯勋、黎明等同学都在，还有几位不认识。人满满地坐了一屋子。

李奎向陈云敬礼并报告：“我是李庆山，是首长叫我吗？”

陈云和蔼地笑了，叫他坐下，问他的年龄、文化程度，是哪个方面军的？

“我21岁，只读了三年私塾，是红二十五军的。”

陈云听了后笑着半开玩笑地说：“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

李奎有点纳闷，当什么代表呢？一看才明白，原来在座的只有他是红二十五军的。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2）

陈云拿起桌上的报纸叫他念了一篇文章。他念完，陈云就说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陈云将一块怀表在他头上不同的位置放一下，问听到了没有？他说听到了。陈云接着让他走五子棋，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走对了。

“还算灵活，送你去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李奎看了看周围的同志，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大家学开飞机呀！这就是说我军也要建自己的空军了。

李奎不禁想起，1932年8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四方面军向黄安转移，在公路上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牺牲了一些同志；1936年冬，红军由甘肃海源向山城堡转移时，也遭到敌机袭扰，夺走了不少战士的生命。那时他就曾想过，要是能开架飞机，一定把敌机揍下来。没想到这种偶然闪过的愿望，竟然要成为现实了；可又一想，自己文化低，个子矮，能开飞机吗？他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陈云。

陈云鼓励说：“你才21岁，身体又好。经过长征后，不少同志身体都不行了。至于文化低，可以提高嘛！你在红军中锻炼这么多年，不是增长了不少见识吗？个子矮也不要紧，飞行椅是可以根据人的高低调整的。”

李奎当时的感觉是温暖的，温暖到心里。他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陈云沉吟片刻，严肃地对大家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虽然暂时没有，但可以先培养人。新疆是抗战后方。盛世才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对我党也表示友好。这个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

陈云由新疆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物色学航空的人选。他物色的学员回校后，立即开始突击学习数学，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代数。经过体检合格后，他确定严振刚、李奎等19名学员赴新疆学习。

严振刚是19名学员的领队，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政委。他们一行于1月16日从延安出发，先穿八路军军服经西安到兰州，然后又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装扮成东北流亡学生，佯称是盛世才的远房亲戚投奔新疆。他们终于混过重重关卡，搭乘兰州到新疆的运输车，赶到了迪化。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1）

1938年1月，一个阳光温暖的冬日。邓发来到新兵营告诉大家：“陈云同志已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培养我党航空人才的筹备情况。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和安排，让我们与盛世才最后商妥有关事宜。从延安挑选的19名学航空的同志，也已启程来新疆。”

2月初，盛世才正式通知：飞行班和机械班都定于3月1日开学，请中共选派的学员，在近期内完成体检和入学文化考试，2月底到航空队报到。

邓发当即与盛世才和苏联在航空队的总教官尤吉耶夫讲明：“我们这批学员，从小参军，没读过什么书。要是按照《新疆日报》登的招考中学毕业生的条件，都考不上，请免于文化考试；至于体检，可以照常进行。”

苏联顾问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办航空队主要靠苏联顾问，顾问同意，他也就点头答应了。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邓发指定吕黎平带领新兵营的30多名学航空的候选人，到迪化市北门内盛世才的军队医院去体检。苏联医生和盛世才医院的军医，量身高，称体重，检查内、外科和五官科等，对视力和心脏查得特别仔细。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体检场面，生怕不合格，心情很紧张，量血压时普遍偏高。那时化验血的方法很落后，验一次要抽25CC血样。说来也怪，当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用粗粗的针筒抽血时，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流血的人，反而感到特别不自在。最难应付的是坐转椅检查平衡机能，左转八圈，右转八圈，立即停止，要求身体站正不歪斜，能辨别东南西北。有好几个人在抽血和坐转椅时晕倒、呕吐。体检结果，25名合格，其余被淘汰。

2月下旬，延安派来的学员还未赶到新疆。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根据延安通知的19人姓名和职别，与新兵营体检合格的25人编排在一起。本着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飞行和学机械的原则，确定了44名学员的学习分工。邓发将大家召集到新兵营会议室，作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动员。

邓发着重强调说：“关于我们党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应按王明同志去年11月路过迪化，对新兵营全体干部讲的去做。就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你们到航空队后，要听从该队长官的指挥和管理，不要进行宣传共产主义和发展共产党员的活动。”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2）

邓发宣布了44名学员的学习分工。吕黎平为飞行班班长，延安来的严振刚为机械班班长。飞行班和机械班为一个支部，分成六个党小组。邓发提议吕黎平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方槐、朱火华、陈熙、金生六名同志为第一任党支部委员。会上，大家举手一致通过。

最后，邓发又明确了几个问题。航空队党支部由党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新兵营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盛世才不准许在他的军队内部有党派组织，因而党支部的所有活动都要严格予以保密。每个同志在航空队的登记表上填写化名，互相一律称呼化名。

2月28日，盛世才派两台卡车到新兵营，接新学员入航空队。从延安派来的学员仍没有赶到迪化。邓发决定，新兵营的25名学员先去报到。新兵营的指战员排成两列，夹道送行。大家热情地挥着手，高声嘱咐：

“好好学习，盼望你们的好消息！”

“祝你们早日飞上蓝天！”

“学会了飞行，就驾飞机到我们新兵营上空转一圈，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汽车把由于兴奋而满脸通红的航空学员拉到紧靠迪化市南门的一所院内，在宿舍门前停下。这是一座3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隔为里外间。里间住飞行学员，外间住机械学员。每人一张床，两人合用一个床头柜。除了中共的学员外，盛世才另从地方中学招考录取了16名机械学员，已经先报到了，都住在外间。

当天，他们领取了被服装具。大家在整理内务时，自觉保持了红军的传统作风，被子叠得像豆腐块那么方正，脸盆、鞋子都放在个人床下相同的位置。整个宿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

第二天，航空队的主要军官视察新学员来了，看到从新兵营来的学员个个军容严整，内务整洁，禁不住私下里交口称赞。

盛世才3月1日的开学典礼，因延安派来的学员未到而推迟了。航空队的军官提出，初教机已空闲，等待时间不宜太长。邓发与盛世才商定，现有学员先开学，边学边等。

3月3日，航空队的操场上，搭起了一座讲台，上面挂着醒目的横幅：“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开学典礼”。航空队所有飞行、机械、后勤及机关人员约400人，穿着整齐的军装集合在讲台前面。新学员站在第一排。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3）

上午9时，两辆黑色轿车开来了。从第一辆车里，钻出了佩戴上将军衔的盛世才。盛世才中等身材，留八字胡，阴沉的四方脸上卧着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他披着宽大的黑尼风衣，走路昂首挺胸，左顾右盼。从第二辆车里出来的是盛世才的总顾问，苏联红军将领巴宁。巴宁身材高大粗壮，也穿着盛世才部队的军服，佩中将军衔。

“全体立正！”航空队大队长张念勺大声发出口令，正步走到讲台前，向盛世才敬礼报告。盛世才还礼毕，同巴宁中将登上主席台就座。

典礼开始。乐队奏起雄壮、激昂的军乐。在庄严的军乐伴奏中，张念勺亲自给每个学员佩戴上有小飞机模型的军衔领章。飞行学员被授予上士军衔，机械学员被授予中士军衔。

盛世才只有一个航空队，因而对开学典礼很重视。他训话时，激昂慷慨，先是讲他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说“与共产主义思想一致”，接着又将学航空的重要性讲了一番，简直是飞机一响，包打胜仗。

3月10日，邓发派人通知吕黎平，延安来的同志已到，让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悄悄地请假去新兵营会面。当晚，吕黎平、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等，匆匆赶到新兵营，见到延安来的19名同志。

方子翼见到方华，大吃一惊。原来，方华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七团当政委，方子翼在红三十军政治部当青年科长，彼此熟悉。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二六七团为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跳下山崖，幸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他俩都认为对方已牺牲，彼此悼念过。现在塞外重逢，又是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在一起战斗，怎不惊喜交加呢！

航空队，在陈云的精心组织下，选有红军各方面部队的代表，体现了全军团结奋斗，共创人民空军的精神。44名航空学员，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其中，红一方面军16人，红二方面军2人，红四方面军24人，红二十五军1人。一人因病返回延安。

延安来的同志听说已经开课，纷纷要求马上就去报到，及早补上缺课。邓发笑着同意了。他指示，为了对外掩护身份，新兵营和延安来的同志，在航空队的公开场合要像素不相识那样相处。为了庆贺会合，星期天外出洗澡时都到新兵营来，开个联欢会。

久经疆场的军人的联欢会是庄严而欢乐的。大家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激情满怀。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陈云的重要指示。他说，陈云在延安窑洞里接见即将赴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时说，你们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一定把技术学到手；要遵守纪律，搞好团结，保持党的荣誉。在这开始学习航空的兴奋时刻，陈云的话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这是初春最温暖的一天。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1）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与新疆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成功地击败了外国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转入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对新疆最大的影响，是它结束了沙皇俄国对新疆长达近80年的侵略，改变了俄国与新疆关系的性质，使中俄关系成为友好通商，平等交往的关系。苏俄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也由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使国内生产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物品奇缺。1920年生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2%，糖产量只有3%，棉花只有5%~6%。因此，苏俄政府急需发展对外贸易，包括恢复同新疆的贸易。新疆当时也有这个需要。以往新疆工业品的供给和土产品的销售均依赖俄国，俄—新贸易骤减，工业品失去来源，土产品没有市场，只好发展与内地贸易，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来的工业品价格昂贵，土产品除肠衣和皮毛外无人收购，价格大跌。与1917年以前相比，全省布匹价格上涨300%，铁上涨800%。1920年5月28日，苏俄和新疆地方当局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这个协定废除了沙俄时的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是一个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两国地方贸易逐年恢复和发展。1924年10月双方换文，同意相互对等：苏联在迪化设总领事馆，在喀什、伊犁、塔城、承化等处设领事馆；新疆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斜米设总领事馆（1931年改设于塔什干），在宰桑、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等处设领事馆。

苏联和新疆边境绵延2000多公里，交界之地种族相近，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苏联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十分关注新疆的局势。新疆地方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需要边界的安宁。所以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与新疆地方当局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通商的关系，即使1929年中苏外交关系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时，新疆地方当局和苏联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

杨增新借辛亥革命之力当上新疆都督，对苏俄始而严守“局外中立”，坚持“不干涉主义”，继之又协助苏俄红军剿灭入窜新疆的旧俄白卫军，始终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保持正常的友好关系，是同时代的封建军阀不可比拟的；但是，他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和愚民政策，阻碍了新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他因循守旧的做法，引起他的政府中以樊耀南为代表的一些具有革新意识人士的不满和反对。1928年7月7日樊耀南等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杀。但政变很快就被杨的门生、政务厅长金树仁镇压。金树仁掌握了新疆的统治权，仍然同苏俄保持着贸易往来。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2）

金树仁思想平庸，腐败无能。1933年，督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等人联合归化军发动四一二政变，赶走了金树仁。金的前线总指挥盛世才在极为不利的局势下，通过各种实力加心力的角逐，最后达到新疆权力的顶峰。盛世才上台之初，因势单力薄，立足未稳，想投靠南京政府，有所仰仗，以便正名位而号令全疆。但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京政府迟迟不予任命，相反还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抚”。宣慰团里各样的人都有，实际上也就是到新疆后接替省政府的班底。盛世才枪杀与黄慕松搞到一起的陶明樾、陈中、李笑天，挫败了南京政府的企图。南京政府被迫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但仍然想把盛搞掉。那时，武力入新的马仲英与伊犁屯垦使张培元联合起来反对盛世才，马的部队一直打到省城附近，张也倾巢而出攻击盛世才，南疆又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伪政权，盛世才的统治岌岌可危。

盛世才审时度势，权衡利害，认识到只有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够挽救危局。1933年5月，盛世才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友好关系。盛世才还宴请苏联驻迪化正副领事，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经过多次会商，双方取得谅解。孜拉肯总领事将会商情况电报莫斯科请示，电内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1933年10月，由于马仲英的步步进逼，盛世才又派陈德立和航空队副队长姚雄赴莫斯科请求军事援助。苏联政府遂派熟悉东方事务的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格&#8226;阿&#8226;阿布列索夫为公使衔的驻迪化总领事，与陈德立、姚雄一道来到迪化，负责与盛世才直接谈判。在谈判中，为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盛世才“曾允在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3）

苏联决定支援盛世才，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原因。第一，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当时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苏的基地，马仲英受日本支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英国一手策划。新疆乱下去，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苏联不利，只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如果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就可以排除英、日势力出新疆，这对于巩固苏联的边防，抵御日本的侵略阴谋是十分有利的。第二，就盛世才这个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盛世才是辽宁开源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他被留日的辽宁同乡推为代表返沪参加全国学生总会争回国土运动。此后，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韶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任职，得到郭的赏识，后被张作霖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国参加郭部反张工作。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郭松龄兵败被杀，盛潜回日本陆大继续读书。他陆大毕业后，正值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后调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因不被重用遂萌赴边疆之志。可见，他对日本侵略军有积怨，对南京政府也有反感。第三，盛世才政府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支持盛世才，不会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国际上，英、美等国虽然不满，但也无干涉的理由，只好吞下这只苦果。1939年4月，斯大林在接见孔祥熙时曾经说过：“当年苏联之所以援助盛世才政府，是因为盛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苏联当年援助与它素无关系的盛政府，也就是间接援助了中国的中央政府”。

苏联与盛世才正式结盟，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盛巨大的援助。

军事上，苏联除给盛世才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等军火援助外，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还派红军分两路入新参战。一路由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穿盛世才军队服装，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击败张培元，张自杀身亡。另一路由塔城边卡苇塘子入境，穿盛世才军队服装，对外称“阿尔泰归化军”，直扑乌苏，南向迪化，解迪化之围。马仲英被迫逃往南疆，占领喀什，促使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覆灭。盛世才率领省军和阿尔泰归化军紧追不舍，马军大败。英国驻喀什领事劝马仲英逃往印度，苏联驻喀什领事劝马仲英到苏联去。为保住部队，马仲英等于7月10日在依尔克斯塘附近越过边界进入苏联。马仲英余部由其姐夫马虎山率领，保留三十六师番号，退驻和田，和田“伊斯兰教王国”随之灭亡。新疆局势安定，苏军撤退回国。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4）

目睹盛马大战的瑞典探险家斯文&#8226;赫定博士评论说：“如果盛世才没有向苏联购买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和卡车，甚至雇佣那个国家的军队的话，他是不会取得胜利的。”1937年5月南疆又发生麻木提、马虎山变乱，很快席卷南疆。盛世才无力阻止变乱，不得不再一次请求苏联出兵。同年9月，苏联派柯尔克孜兵两个团，俄罗斯机械化部队一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由阿图什县境直趋巴楚，将三十六师的人马截成两段。马虎山见大势已去，率少数亲信逃奔印度，后投靠了蒋介石；麻木提也由印度逃往日本，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扰乱新疆的走卒。新疆全境宣告统一。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不安宁，以及苏联运赴中国之抗战物资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派苏军一个团及空军一个支队开往哈密驻扎，扼守新疆的东大门。这就是苏军红八团驻扎哈密的由来。

经济上。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用以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偿付苏联军火款。借款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只规定了借款的用途，即修筑公路，建立发电厂、电灯厂、清花厂、榨油厂等，5年期内由裕新土产公司以土产归还，年息5厘。1937年1月，苏联又向盛世才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由于土西铁路和若干公路的完成，使苏联与新疆的交通，较之内地更加便捷，使新疆与苏联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根据《二十年来苏联对外贸易统计要览》所述：1933年至1936年，苏联输入新疆的主要商品有大麦、镶木、砂糖、石油及石油制品、化学及药品、火柴、棉织物、黑色金属及制品、机器及制品等，价值总计6605．4万卢布；新疆输往苏联的主要商品有：米、干果、活牲畜、羊毛、棉花等，价值总计10202．19万卢布。两相比较新疆出超3596万多卢布，而同期与内地的贸易几乎断绝。由此可以看出，新疆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5）

盛世才得到苏联军事和经济的支持，一方面巩固、扩大了势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能不受苏联的影响，实行一系列进步的政策。苏联向新疆地方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经济顾问和技术专家，多达300余人。但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不便聘请外国人担任各级行政领导。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派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工作，原先是中共党员后转为联共党员的中国人到新疆。1935年至1936年，先后派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王宝乾）、任岳（刘贤臣）、郑一俊（郑义钧）、稽直（栾宝廷）、江泽民（吴德铭）、赵云蓉（女）、刘进中（陈培生）、王立祥（曾秀夫）、张逸凡（万献廷）、芒素尔、哈森木等20余人到新疆工作。其任务有两个：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政纲，扭转新疆腐败落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民族文化；侦察敌情，打击日、英间谍活动，排除日、英间谍势力伸入新疆。这些人在组织关系上，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管理，遵守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盛世才对他们很尊敬，很优待，一个个委以重要职务，如王寿成任“反帝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王宝乾任外交处处长兼新疆日报社社长，刘贤臣任新疆保安总局副局长，万献廷任新疆日报编辑长，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陈培生任边务处副处长，栾宝廷任省政府交通处处长；但是，在暗地里，盛世才对他们严加监视。

王寿成等虽然是经共产国际、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不是中共中央派遣的，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党员与联共党员是可以互转的。因此他们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应成为中共党员在新疆活动的一部分。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和贯彻进步政纲——六大政策，使新疆政局面貌一新。虽然在马仲英围城时，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军，曾允诺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但苏联深知这是不合时宜的，是不足取的。苏联和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进步政纲，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

不管盛世才的主观愿望如何，应该说六大政策是符合新疆历史发展要求的，是顺应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政策，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纲领，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前后几年，六大政策的执行是坚决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给落后的、封闭的、停滞的新疆社会，注入了活力，加速了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盛世才对外实行亲苏路线，对内施行进步政纲。这不仅使他的政权逐步稳固，而且也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正是由于新疆当时独特的历史环境，由于苏联的斡旋。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1）

盛世才与苏联联盟，推行进步政纲，就必然会倾向并联合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政治问题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据陈潭秋1941年11月6日《新疆情形概略报告》，1935年以后，盛世才本人以“李长春”署名发表文章，以苏联的口号作准则，号召统一世界反帝反法西斯力量，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比较含蓄地进行了抨击。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发表通电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七项救国纲领：“一、必须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意精诚团结以救中国；二、必须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三、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必须与一切汉奸坚决的斗争；四、对帝国主义必须抛弃不抵抗政策，而采取最坚决强硬之外交政策；五、必须与外来之经济侵略及走私运货作坚决之斗争；六、必须用一切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与农工商业；七、必须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救中国之危亡。”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有一致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也需要联络新疆盛世才。早在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协定时，双方就商定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中共代表由新疆去，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1936年6月初，中共中央派邓发经新疆去莫斯科。邓发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亲自到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写信打电报给盛世才商办此事。6月12日，邓发以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身份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从兰州换乘汽车经过武威，6月27日到达张掖。他到安西时不幸身染重病，待病稍好后于10月16日启程继续向新疆前进，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上旬到达迪化，12月1日到达莫斯科。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也是中共中央与盛世才最早的联系。

抗日战争，使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后，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2）

陈云、滕代远尚在迪化时的1937年10月，周小舟奉中共中央之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络。周小舟当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这时，邓发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已由莫斯科回到迪化。经过陈云、滕代远、周小舟、邓发等人的努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成为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契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行前斯大林嘱咐王明亲自与盛督办谈谈。王明在迪化停留时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为表示自己的进步，就拿出一个本子对王明说，自己在新疆重用了许多共产党员，如俞秀松等人。王明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俞秀松等人反对他们宗派集团的斗争记忆犹新，耿耿于怀，从私人成见出发，对盛世才说“这些人是托派”，还答应回延安后就把材料写出来。盛世才此后于1937年12月10日将俞秀松、江泽民、张逸凡、稽直、任岳、郑一俊等人逮捕。他强加给俞秀松的罪名有二：其一是省城阴谋暴动之参加者；其二是托洛茨基派及所谓“江浙同乡会”之领导者。所谓阴谋暴动，指的是1937年后半年盛世才制造的轰动全疆的“大阴谋暴动案”。他以此为借口大规模逮捕政府首脑、军队头目、民族上层人士，被捕人数多达千人，因而新疆就缺少干部了。盛世才向王明提出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要求中共派四名正副厅长，九名行政长，200名县长科长级干部。王明将盛世才的要求带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1月27日，陈云随王明、康生一道回延安。12月，原西路军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这六人奉命回延安。李特、黄超被处决，由邓发执行。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3）

关于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有密切关系，此事必须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1938年3月，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路经迪化时，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了盛世才，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在给盛世才的电报中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斯大林不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同意其成为联共党员，还另有目的，这就是便于控制盛世才和新疆。

关于派干部到新疆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考虑到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建设新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尽管本身干部缺乏，仍然从新兵营，从去苏联或从苏联回国路过者，从延安，抽调了一些干部到新疆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春，首先从新兵营抽调干部出来工作。黄火青，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汪小川，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潘同，任和田少将警备司令；周纯麟，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曾玉良，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赵海丰，任喀什四十团少校连长；谭庆荣，任和田三十八团少校连长；黄学谦，任督办公署经理处处长；谷先南，任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胡鉴，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还有几人在边务处任职，搞情报工作。

由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的部分同志在临行前的合影1937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有一部分干部去苏联或由苏联回延安路过新疆，经中央同意留在新疆工作。毛泽民赴苏治病，1938年2月1日到迪化，10日被委任为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徐梦秋赴苏治病，1937年12月25日到迪化，第二年1月24日被委任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刘西屏赴苏治病，1938年7月到迪化，8月3日被委任为代理哈密区副行政长，后任行政长。留在新疆工作的还有：韩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沈谷南，任迪化女中小学部主任兼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郑瑛，任迪化女中教师；苏枚，任迪化女中教师；冯咏莹，任女中小学部教师；吉合，先在新兵营任教员，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中共驻新疆党代表工作；林超，任八路军办事处副官。

中共派到新疆的干部，主要还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抽调。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1）

1938年春节过后，延安的天气还很寒冷。陕北公学第四期第八队主任刘瑞森陪同身穿狐皮大衣的彭加伦来到队部，叫了一些同学。彭加伦曾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对同学们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你们提前毕业！”刘瑞森主任说：“明天就办毕业手续，自己的讲义、笔记本可以带上。”这些同学原定学习时间为半年。

第二天，他们办了毕业手续，领到毕业证。毕业证是由校长成仿吾发的。

第三天，1938年3月2日，大家启程。人们从他们的脸庞上看到对战斗生活的希望和对灿烂未来的梦想。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们人生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怀着抗日上前线，打败侵略者赶走侵略者的决心。校长、副校长，全体学员都出来壮行。歌声震天，场面动人。

学校院中停着三辆卡车。其中一辆是送领导和一些老同志去苏联养病的；第二辆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去苏联学习，也有一部分去苏联养病，有党校的学员，还有陕北公学的学员；第三辆车完全是陕北公学的学员。

这是一个多风的早春上午，依然冰封的延河蜿蜒伸向远方。汽车在延河岸边遇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迎面站立在清风吹拂的河畔。彭加伦招呼大家下车。周恩来在延河岸边给大家作了简短的报告，声音清晰而响亮。

他们到达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了几天。就要离开西安了，办事处把大家的讲义收了，由办事处保存，毕业证和日记本未收。党代表林伯渠给大家讲了话，给每人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当时西安天气还较冷，但不一定要穿皮大衣。因此，大家有了想法，认为既不是去南方，也不是去北方。因为去南方用不着皮大衣，去北方不经过西安。大家的心情还是希望上抗日前线。

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发前往新疆的同志从西安出发时，彭加伦让大家脱下八路军的灰军装，男的穿长衫或中山服，女的换上花旗袍。他告诉大家说：“旅途中万一有人问，一律说是平津一带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如再追问，就说到兰州投亲靠友。男同志可以互称兄弟，女同志称姐妹。”他们28人中有“六姐妹”即朱旦华、王韵雪、鄢仪贞、申玲、田丽君、李菲仪。“大姐”是朱旦华，“二姐”是王韵雪。

大家带上简单的行装，挤坐在三辆卡车上。卡车被帆布篷蒙得严严实实，像是运载货物的车辆。有谁知道，里面坐的竟是青春蓬勃生龙活虎般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呢？汽车上了西兰公路，第一天住在咸阳纺纱厂。厂里欢迎他们，他们也唱了歌。

车到兰州，他们住进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办事处党代表是谢觉哉，办事处处长是伍修权。

在兰州，他们中的林基路、李云扬、杨梅生三人随同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任弼时等20余人乘飞机先到达迪化。林基路被委任为新疆学院教务长，李云扬被委任为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梅生暂留新兵营当文化教员。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2）

其余的学员被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朱绍良扣住，困在兰州。这期间，谢觉哉和伍修权给大家上过课，主要是谢老讲课。冯铉受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委派，来兰州接他们。

他们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月，经谢老和伍修权同朱绍良反复交涉，几经周折才得以离开。一天下午，办事处通知大家，午夜，分组从小门出去，乘坐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回程的军用汽车。苏联军用汽车免于检查，他们悄悄地离开了兰州。军车上面有篷子，他们坐在里面，不能说话。车内准备了面包、水果。停车休息必须周围无人，住宿都是等到天黑下来，住进中苏运输委员会接待站。卡车一行几十辆，司机都是苏联人。

车进星星峡，到了新疆境内。苏联同志马上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车篷后面打开了，住宿也不一定非在晚上。大家在车上可以说话了，可以唱歌。休息时，苏联同志也和他们谈谈话，和在甘肃境内大不相同。汽车绝大部分时间在戈壁滩上行驶。一块块风蚀日晒的怪石，横七竖八地或站或卧或躺，畸形千态，怪状万种；一个个隆起的沙石，一节节残崖断壁，在风中在阳光下怪唳着，仿佛拼命渴求葱葱绿荫，向往风调雨顺，憧憬柳暗花明。

新疆见到少数民族较多，他们围着汽车看，有的表现出好奇，有的表现出惊惧。风不再凛冽，呼呼吹着，也仅仅是呼呼而已，没有更多的内容，只有团团沙尘轻烟似的飘过。这时，大家都想可能是去苏联学习。

他们在哈密西边村庄看到枪痕斑斑，还有许多烧掉的房屋，一副刚刚混战过的样子。这可能就是老百姓惊惧的原因。他们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时，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那里知道一些西路军的情况，也知道有一部分已经进疆了。

车队经过火洲吐鲁番，人人感到了热。太阳敞胸亮怀，高高地猛烈地照耀着，四野一片温热。大家在撒满阳光的白杨河里洗了澡，话语、笑声与浪花一起跳跃、飞溅。许亮风趣地讲着西游记中的故事。他是他们中的“两大秀才”之一，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另一位“秀才”是祁天民，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无论从延安到迪化，还是在新疆境内这段日子，大家心情比较愉快。

到迪化后，苏联汽车队直接开到东门外的新兵营，此时是1938年4月中旬。党代表邓发和新兵营的负责同志在操场上欢迎大家。

他们编入新兵营，叫青年队，并马上开始训练。青年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有的学俄文，有的学通讯，有的准备派往地方工作。学习俄文的专门编了一个班，叫俄文班。不管学什么的，都要学军事、学政治、学党建以及形势任务。上课的大都是在迪化工作的老同志，形势任务由党中央代表邓发讲，时事课多半结合新疆的情况讲，党的建设课主要讲党的革命工作，结合每一历史时期的合法斗争、地下斗争，着重讲地下斗争。新兵营总队长饶子健、政委姚运良也给学员上课，主要讲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和长征时期。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3）

在新兵营学习期间，不论谁讲课都没有讲稿与提纲，讲课与听课的人之间不能交谈，听课的学员不能提问题，讲课的人讲完就走。这和延安时不一样，在延安上课可以记笔记，还发讲义，经常开展讨论，谁上课大家都知道。青年队除学习外，一些人还担任新兵营的文化教员。文化课可以记笔记、提问题。在新兵营里教员除了上课可以到各队去，别的时间不能去，学员也不能相互串门，组织上不告诉的事情不能问。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学员学会做统战工作，并懂得了地下工作。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青年队出了节目，唱歌和小型话剧。五一节时，盛世才也来了，带了很多卫兵，卫兵均带着盒子枪、马刀，戒备森严。盛世才肩扛上将军衔，披着斗篷，呢子军装，土黄马裤，红皮马靴。他未戴军帽，留着背头，四方脸，卧蚕胡。中共中央代表邓发陪他坐在主席台上。总队长饶子健作了报告，讲到新兵营在这里学习训练受到盛督办的支持、帮助。饶子健讲完话后，请盛世才讲。盛世才讲话不利索，轻微有点结巴。盛世才的教导团住在新兵营附近，晚会和他们进行了联欢，唱抗战歌曲。教导团的官兵大部分是东北人，听了很受感动。

青年队在迪化，平时不能进城，但每星期集体去水磨沟洗澡、洗衣服，去时从城里走。来回的路上他们都是整队唱歌，在城里影响很大，尤其对青年的影响较大。新疆学院、第一中学等学校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唱抗战歌曲。

盛世才提出要求，让邓发给他派一个音乐教官。邓发派青年队的李光，李光只会唱不识谱，他说：

“我不懂乐理，怎么能教？”

“不要教乐理，只教唱歌就行了！”邓发说。

当时凡派出去的同志都要换服装。李光问：“我穿什么衣服去？”

“你就穿这身衣服去！”邓发看了看李光，拍着他的肩膀说。

盛世才每天派小汽车接送李光，还印了正规的听课证。盛让自己的老婆及八大处的处长，政府各厅厅长都去学。李光身着战士服装教唱，来学唱的议论纷纷，说：“老八真厉害，真有人才，一个小兵就可以当盛督办的教官。”

青年队部分人员留在新兵营任文化教员或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大部分先后分配了工作。于村被派到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文化科长；段进启任组织科长；朱旦华任迪化女子中学教导主任、新疆妇女协会秘书长；祁天民任新疆学院政经系主任；杨梅生任新疆学院和省一中军事教官；许亮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兼新疆学院教师；张东月任哈密行署第一科科长；李涛任哈密行署第二科二等科员；申玲任哈密女校校长；1939年1月，李宗林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任《新疆日报》制版科科长；鄢仪贞任迪化女中教员。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1）

1938年6月，延安。夕阳照射在清凉山北麓陕北公学高级班窑洞的门前。蒋连穆站在窑洞前平台上，注视着大家谈笑，神情专注。陕北公学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走过来通知他说：“中央组织部找你谈话！”

蒋连穆来到中组部，院中站着一位同志。他走上前去，说明自己是陕公的，叫蒋连穆。中组部的同志请他坐下。两人坐在院内南排石窑洞门前的石台阶上。

“组织上想分配你个工作，让你到大后方新疆去办教育，你有什么意见？”

蒋连穆一听大后方，心里很不乐意。自己就是因为想到前方去才到延安来的。他说：“我没做过工作，怕完不成任务！”

“我们考虑了，你能完成任务！”

蒋连穆想，自己是新党员，组织上决定自己去，不好不服从，于是说：“组织上决定，我就去吧！”

“你没有意见，那就搬到招待所来吧！”

1937年，“民先”号召学军事，蒋连穆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总队长是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地点在北平西苑。7月7日日寇炮击宛平，总队长、大队长均回部队。卢沟桥的炮声震散了军事集训队，也激起了蒋连穆参加革命组织的思想。9月间他接到了北平师范大学的通知说：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在西安成立西北联合大学。蒋连穆到西安后，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救亡活动，经常做街头宣传，张贴标语，参加游行。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前线抗战消息。听到刘峙一退八百里，由保定退到邯郸；韩复榘不战而逃，丢掉山东省；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平型关大捷，鼓舞人心。他对国民党的抗战失掉信心，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打到敌人后方去。西北联合大学迁汉中时，他离开学校，经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介绍，到了延安。他1938年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于4月2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毕业赠言，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最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的方向。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艰巨的事业，要我们千百万人长期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去完成。这就要我们在平时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坚定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这篇讲话，蒋连穆一直铭记在心。

招待所里已经搬来很多人，都是分配到新疆的。除蒋连穆和郝升是陕公的外，其余都是抗大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书是曹建培，安徽省怀宁县人，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3月入党。这个支部由中组部部长陈云直接领导。这时蒋连穆才知道和他谈话的就是陈云。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来招待所给他们作了形势报告。支部全体党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2）

他们被安排到中组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党员义务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学习期间党支部大会通过了蒋连穆按期转正为正式党员。

中组部部长陈云下班之后曾两次来招待所，和大家漫谈。活跃的气氛充分激发了年轻人的热情。大家从家常便饭谈到敌我斗争，从生活琐事谈到抗战救国，热情倾谈，津津有味。

陈云质朴、沉稳，说话井井有条，似乎更倾向于冷静的思索。他问大家，到延安后生活习惯了吗？陈云这样问，是因为不少初到延安的人不习惯吃小米。

“习惯了！”大家说。

“学会‘照镜子’了吗？”陈云又问。

“我们都学会了！我们还有‘照镜子’的标兵哩！”

大伙哄堂大笑。“照镜子”是指抗大、陕公的同学们吃饭时，把盘子里的菜吃净后，还立起盘子把菜汤倒进碗里吃掉。立盘子倒菜汤，名曰“照镜子”。

“这是你们很大的进步！”陈云谈到革命工作是长期的一辈子的事情，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也有。好的时候要注意修养锻炼，防止腐化变质；坏的时候，要经得起考验，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有两句话，即：“严刑拷打，家常便饭；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陈云在交代任务时说：“我们党在新疆建立的是特殊的统一战线。新疆实行的‘六大政策’与我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是我们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我党的最低纲领。我们到新疆去是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新疆建设成为稳固的大后方，保持一条畅通的国际交通路线。”

夏日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排排窑洞亮起了点点灯火。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余音不绝。和着笛声，有人在唱歌。

两个月过去，中组部训练班结束，又把他们送到党校二十八班学习。这个班约30来人，他们占了多数。同班学习的有任锐、苏菲（孙维世）母女俩。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3）

他们到党校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准备召开。校方交给他们二十八班布置会场的任务。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们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等的报告。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张12位领导的照片。12位领导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彭德怀、项英、康生。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之际，中组部通知他们，准备起程。他们回到招待所，中组部来人说12位领导同志的照片不能带出边区。大家都把照片交上去了。

临出发前，中组部又分配来两位同志，郑亦胜和高登榜。这个队伍就由郑亦胜、高登榜、曹建培三人率领。

郑亦胜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铜鼓县，1925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他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1938年底，郑亦胜正在外地工作，接到中央电报让他回延安。他回到延安，陈云即找他谈话，说：“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做财政厅长，来电要你和高登榜。另外再调二十几个干部，由你和高登榜带队，马上就走！”

高登榜1914年生于陕西省延川县，1932年参加革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受党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委派，担任延长油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矿长，主要任务是迅速解决苏区党中央机关的照明用油和燃料，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陈云找高登榜谈了去新疆工作的任务及注意事项。陈云还告诉他，毛泽民的女儿冒着风险从白区来到延安，有张照片要他带到新疆亲自交给毛泽民，并要他到城隍庙招待所看看毛泽民的女儿。

从延安出发前，陈云再次接见了大家。陈云说：我们同新疆的关系是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你们到新疆后，不公开以党员身份出现，不发展党组织，不吸收新党员。这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在新疆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大家乘车到西安后，又租用了一辆商车前往兰州。在兰州车站遇到国民党特务的严格检查，他们携带的留声机和两大箱政治、理论和文学等进步书籍被扣留，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

由延安来新疆工作的同志在行军途中傍晚，他们才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刚一下车，伍修权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宣布说：“你们赶快把穿来的延安粗布衣服都脱下来，换上便衣，一会儿韩光来接你们。今后你们的生命安全由他负责，你们与八路军没有关系！”韩光由苏联回国，被留在新疆，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又是党代表邓发的俄语翻译。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4）

大家休息换装，男同志分别穿中山装、长衫或西装，女同志则换上花旗袍等鲜艳衣服。换装时有人不小心将衣服挂到伍修权的煤油灯上，把灯罩掀到地上摔碎了。伍修权诙谐地说：“天哪！这可不比西安，打了灯罩，三天都买不回来。”大家笑了起来。伍修权又说：“这里条件太差，管不起大家吃饭，请大家随韩光同志去招待所，那里条件好一些。”

韩光来了，穿着一身笔直的西服，对大家说：“你们上我的车，到中苏招待所去住，对外你们都说是新疆盛督办的客人。”

汽车驶出嘉峪关，颠簸地行进在寥寥然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大家目睹飞鸟不落，寸草不住的荒漠景象，思念日渐离开的延安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又想象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势薄力单的角落，人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落，一种肠断天涯的莫名惆怅伴随着凉气袭人的秋风慢慢地扩散开来了。夜晚，黄羊成群出没，竟然在汽车灯光的映射下，好奇地向汽车探头探脑，有的还莽撞地一头撞在车灯上，让人不寒而栗。有一首无名氏的《瓜沙道中》诗：“阳关古道接大荒，官杨零落不成行。阳沉日色连云白，暗淡风沙入寒黄。鸿觅稻粱衔矢石，人拼骨肉战冰霜。唐蕃汉垒今何在，秦月依依照古疆。”汽车行驶在一片空旷中，仍能体味到那萧萧的悲凉。

兰州到迪化整整走了15天，途中在酒泉休息了一天，在哈密休息了一天。他们到迪化时，已是11月了，冷得出奇。督办公署指定他们住进小南门外的一个两层楼的招待所。

第一件事是填写履历。督办公署发给每个人一张表，让三天内填好，交给盛督办过目。大家疑虑重重，未见党代表邓发，这样匆匆填表是否合适？高登榜说：“离开延安前才在中央组织部填了表，怎么一到迪化，还未见到邓发同志就急于填表呢？”陈广竹附和说：“不能填这个表！要填也得见到邓发同志后再填。”

高登榜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了韩光。第二天，韩光让郑亦胜、高登榜、曹建培在南梁一片空地上等候。在初冬寒凉的朔风中，一辆小车驰来，在空地上掉转头。三人赶紧上车，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见到了邓发。

邓发同三人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大家的情况，告诉他们在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关于填表的事，邓发说：“表还是要填的，不填表就不能在新疆工作。你们的简历表要交给盛世才，他看了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

回到招待所，三人按邓发的意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说服大家填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每个人都得给自己起个化名，取什么好呢？高登榜想，古训中常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叫“玉成”吧。想妥后，他说给周围的同志听。大家都说起得好。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5）

表格送上去后，盛世才一看高登榜的登记表，对邓发说：“这高玉成是陕西延安人，从红区来的嘛，我怎能接收呢？”

邓发找到高登榜，说：“盛督办一看你是延安人，就说世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请人来，这不行！”

“那填哪里好呢？”

邓发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思忖片刻，建议他填蓝田，蓝田离西安近。他遵命填上蓝田。这一关就算过去了。

其他同志也遇上一些小麻烦，如马肇嵩和罗乃棠两人年纪较小，盛世才看了表格后说：“这两人年纪小了点，还是考虑考虑吧！”办法自然是有的，把岁数改一改，多填了几岁。这样全部通过了。

招待所奉盛世才之命通知，明早全体到督办公署集中。他们以为是盛世才谈话，到那里一看，是个考场。两个人一张桌子，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督办公署政训处主任李一欧为监考人。

高登榜看看题目，有100多道，诸如“新疆有多少民族？”“新疆有多少行政区？”“六大政策是什么？”等等。题太多，一个上午根本答不完。中午每人在教室里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考。出题范围很广，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风土人情无所不包，尤其是世界历史出题太偏，实在难以作答。高登榜有点发愁了，但又想，你盛世才若欢迎我在新疆工作，我就留下，不欢迎我就回延安。这一想，心里坦然起来，伏下头来又审了两遍卷子，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

当晚，盛世才请客，他们23人参加。盛世才来了，全副武装。他先讲话，讲六大政策，讲新疆有14个民族、400万人口，要团结，等等。接着，盛世才介绍了饭桌前的张三李四，说这些朋友是他的同事同乡，是哪个关系介绍来的。席间，盛世才吩咐经理部的王经理进来，对王说：“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迪化，衣着单薄，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给每个人买套衣服。”

两个星期过去了，盛世才又把他们找去。盛在客厅里坐着，把他们一个一个叫进去。高登榜进去时，盛嘿嘿一笑说：“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你就到财税部门去吧！”高登榜退了出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这批23人中，有9人分到南疆做财税工作。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6）

蒋连穆化名蒋春茂，被分配到库车地方税务局任副局长。他从延安来原准备做教育工作，陈云找他谈话时是让他到新疆从事教育，没想到会让他做财政税务工作。

邓发会见了大家。邓发说：“新疆是个大后方，是中国和苏联的桥梁。我们帮助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并使它不断进步，使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顺利地运送到前方。我们要认真把工作做好，这对抗战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政治意义！”当谈到盛世才时，邓发说：“盛世才是个土皇上，以女校拉拢军校，以军校控制枪杆子，以枪杆子统治新疆，他本质上是个军阀。”最后他说，“盛世才最近和我闹别扭，分配你们的工作，没有同我商量。现在他故意到处找我们的岔子，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抓住把柄。在目前情况下，对你们的要求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时，大家想起，盛世才接见他们时，除说了一些欢迎的客套话之外，还说：“我们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这里不同口里。我们的六大政策是以马列主义、新哲学为基础的，是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按照具体情况办事的，不能生搬硬套。你们有的人想把延安的一套搬到新疆来，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精神的。你们有人如果坚持这样做，我可以请示毛主席给我调换……”这一段话，是针对邓发等说的，也是给大家一个警告。

延安来的第二批23名干部，1939年元旦过后不久都安排了工作，分配到《新疆日报》、教育、学校、财税等部门。《新疆日报》：王谟任国内版编辑，李何任国际版编辑，马殊任文艺版编辑，陈清源任编辑；教育部门：曹建培任焉耆行署教育局局长，马肇嵩任和田区教育局督学、代局长，白大方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学校：郭春则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刘子平任迪化师范学校、省一中的教师，陈谷音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刘勉（女）任迪化女中军事教官，任远光（女）任迪化女中教师，熊梅影（女）任迪化女中小学部教师；财税部门：郑亦胜任财政厅秘书，陈广竹任和田地方税局副局长，高登榜任喀什税局副局长，黄永清任于（阗）策（勒）地方税局副局长，薛汉鼎任叶（城）皮（山）税局副局长，钱萍任莎车地方税局副局长，罗乃棠任巴楚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任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蒋连穆任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郝升任焉耆地方税局副局长。

汽车、装甲车（1）

萧显清——

1938年1月，文化基础课学习圆满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学习和训练。一、二大队学习汽车；三、四大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干部大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军医、兽医和无线电；从我们中选出25名同志学习飞机。这时，部队又有些思想波动，特别是陈云同志和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回延安，工委和总队部取消，改名为支队部，加之部分大队干部调入盛部任职，一部分人想马上去前线的念头又浮动起来。因进入复杂的新式装备的学习，加之思想工作的开展，大家很快又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了。当时，我们警卫排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为了保密，我们相互之间不称名字而称代号。教官对我们这种做法很反感，因为相互间不知多少号，叫人没法叫。第二天，我们就去掉代号，每个人起了个假名字。

1938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我们新兵营，其中有六名女同志和天宝等三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我们学习文化，19人去学飞机。

党代表邓发为了鼓舞我们新兵营的学习，叫人为我们写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你们为着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你们打了无数的仗，学习在遥远的边疆。自从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看他们杀，看他们抢，飞机不断扔炸弹，大炮隆隆响。同志们啊！学习文化，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到前线去英勇杀敌，为着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这支歌说明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又指明了今后的任务；大家唱的非常有劲，鼓起了学习的热情。

1938年8月，毛主席发电报给新兵营，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赶快学好出来，早日上前线。这对我们又是极大的鼓舞。

我当时在警卫排，学习装甲车。邓发同志到新疆不久，开展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后来说前线需要枪，又令我们警卫排把短枪全部上缴。有的同志想不通，还把枪破坏了几支。不久，我们警卫排编入了一支队的三大队，后又编为一大队的四排。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学炮的为特科大队。因而，我们警卫排的同志就学到了装甲车、汽车、火炮的技术及机枪技术，学的课程最多。

我重点学的是装甲车和汽车，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都学了。光装甲车就学了三种，特别是叫“发依坎”（音）的轻型装甲侦察车，乘员三人，机枪一挺，非常灵活轻便；“步瓦”（音）二五式、二六式战车，乘员四人，机枪和炮各一。教我们的教官是盛世才的军官。教无线电、医学的教官大多数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东北抗联的同志。他们大多出身学生，多数是东北人，也有个别朝鲜人。后来又教我们学习日语、俄语。我们学习了半年的日语，相互间都能用日语说些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了。

汽车、装甲车（2）

陈潭秋同志主持新疆党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们新兵营的支队部。他经常和我们谈心，查看我们的生活，再三指示要办好伙食。他告诉我们：学习不要死记硬背，要记要点，把大意、大概意思串起来，就有了全貌，这样才能记住和理解。他还形象地说，要像想点子打胜仗那样想办法把学习搞好，要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体会。7月至9月，我们进行野营训练，他还和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察看地形，和大家一起步行。大家都共同感到，他像老妈妈带孩子一样，把党的温暖传给了每个人。

1939年9月，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以“参观”的名义，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演习了三天。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要我们判断和行动。大家都说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见到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真是开了“洋荤”。有的说：“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一定能战胜敌人，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经迪化，来到新兵营看望我们。他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周副主席还来到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说：“你们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很好，要抓紧时间学好，多学习一点；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党中央一声命令，你们就要上前线去。”我们一听到“上前线”三个字，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兴奋的心怦怦直跳，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是马上？还是很远？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

1939年底考核时，我们驾驶、修理、战术射击等项课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对缴获的敌汽车、坦克、装甲车能开得动、打得响，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

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油肉丰盛，青菜、豆腐都有保障，常吃抓饭，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吃打来的野味。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

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我们见到他们的人，只要是挂武装带的军官，不管大小都主动敬礼，这使他们很受感动。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群众说：你们这些新兵真好，说话和气得很，客客气气的。那些老兵（指盛部教导团），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还是你们这些新兵“亚克西”，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你们的脸都红了。的确，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

汽车、装甲车（3）

汽车、装甲车（4）

学完开汽车，接着就学习开坦克。

这里的坦克，只不过是几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旧车子，半天发动不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200多人，装备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关枪，重型多一门七五公分炮。我们第四排被分配学习装有轻机枪和小炮的装甲车，这就引起了他排同志的羡慕，每天在营房里看见我们学习回来，总要和我们开玩笑：“快看啦，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时心里也感到不安，觉得学不好就对不住同志们。

这些教官比汽车部队里的教官更反动，其中还混杂特务。他们的官衔比别的部队高，排长一般都是中尉，还有上尉，讲课时洋腔怪调，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头昏脑涨，不懂还不许发问。每当我们在学习上提出一点要求，教官就把眼一瞪，轻蔑地说：“没学会爬，就想飞起来啦！”那些特务还利用教学机会来刺探我们内部情况。我们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教员不好好讲，我们就自己苦心钻研，同志间展开互助，包教保学。上课时每个人都带笔记本，细心听讲，把内容尽量详细的记下来，然后利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对着笔记相互参考，相互补充，凑在一起就全面了。疑难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除非真正弄懂才罢手。

星期天，那些教官和盛世才的学员早就溜到街上喝酒作乐去了，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早晨起来，同志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拿着笔记本进行讨论。这现象不久就被教官发现了，说什么不遵守坦克学校纪律，还要处罚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在旧军队里也是一种罪过啊！

实习那天，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就在今天，我们的一双手就可以摸到盼望已久的装甲车了。谁知道这时候教官的鬼名堂又来了，让从旁边的车门爬上爬下，学了一星期的上车下车动作。就是这样，都是求之不得的啊！我们这些放牛出身的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们提高了觉悟，学习了文化，如今又学习开坦克，为我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开辟道路，谁打心眼里不激动呢？谁不想找机会多摸摸车子呢，就是呆在旁边多看几眼也痛快呀！

1939年6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等了好久，根本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知道那些教官故意拖延时间和我们为难，就组织我们到城西20多里的地方去野营。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苏联，经过迪化时专门下飞机来野营地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是啊，我们多么希望早日能有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啊！

汽车、装甲车（5）

王元喜——

我参军时没什么文化，学习汽车挺费劲，在家乡没见过这玩意儿。学习开汽车是在盛世才的汽车局学习，地点在西大桥，后来搬到东门外。开始学习汽车原理，教员在上面画图画，讲解发动机四个行程即吸气、压气、爆发、排气循环。学了三天，还真的没弄懂，我们就起立问教员。教员还不错，很耐心地给我们解答，并把活塞拿到讲台上，给同学们上下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努力，我搞懂了汽车原理和它的作用。

理论学习一段后转入实际操作。我操作的是苏式汽车吉斯五，教员坐在身旁指挥，如何挂挡、启动。由于我头一次开汽车精神高度紧张，把车子一下子开到沟里去了。老师看我太紧张了，劝我说：“不要慌，把刹车拉着，挂倒挡，慢慢抬脚，少给油，再加一点儿油，车子就动起来了，再挂一挡加速前进。”我细细琢磨了一会儿，又按要领操作了几下，弄懂了开车的要领。经过一段艰苦学习，我们的同志在考试中都得了较好的成绩，普遍在60分至90分之间。苏联教官高兴地用俄语称赞我们“好样的”。

第一期考试后，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学汽车修理，就挑选了20多个人到盛世才汽车管理局西大桥汽车修配厂学修理。我到了工厂，跟一个师傅学拆装引擎。师傅是苏联人，既会俄语又会汉语，对我十分耐心。不久我就入了门，掌握了汽车的毛病。修理厂工人对我们二十几个人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有的工人悄悄对我说：“将来你们回延安，我跟你们一块走。”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盛世才的兵，是红军。

有一天上午来了个电话，通知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东门外的西路军总支队开会。我们老早赶到指定地点，队伍整理好后，值日排长叫起立，欢迎周恩来副主席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副主席。同志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学好技术和文化，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汽车、装甲车（6）

张官朝——

我们新兵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尽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新兵营指战员官兵平等，穿戴一样。节假日外出或上街总是几个人共同行动，走成一路纵队，风纪严整，买东西不讨价还价，不去馆子乱喝酒，也不在老百姓家乱窜，就是做客也很少。遇到盛世才部队的军官或他们从我们门岗经过，我们对他们行军礼。学习汽车和装甲车的同志行车时遇上有困难的老乡，就让他们搭车，甚至把我们的水和干粮送给老乡们吃喝。碰到盛世才部队或地方的汽车出了毛病，我们就帮他们修，有时还陪他们看守汽车或守夜。天长日久，新疆人民都夸赞我们“亚克西”。我们行军或部队外出，老乡们老远就伸出大拇指，高喊“亚克西！亚克西！”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偕邓大姐去苏联治病，专程来新兵营看望我们。周副主席讲完话后，请陈昌浩同志讲话。陈昌浩只说了几句，泪水直流，难过得讲不下去了。他讲话的意思是自己没领导好，使西路军受到了重大牺牲，对不起西路军全体同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烈士。邓颖超同志接着对我们做了鼓励性的讲话。我记得，我们新兵营的同志是席地而坐。大家见到周副主席，就像见了亲人，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记在脑子里，事后常常想起，有时还模仿着。

1940年周副主席从苏联回来，第二次来新兵营看望我们。这次周副主席讲了六大政策与三民主义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三民主义与六大政策做了对比。

盛世才那时还算进步，曾三次来新兵营做客。头一次是1938年五一劳动节，他来看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他来看我们的节目；第三次是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他参加了我们的纪念活动。第一次盛世才到新兵营来，对我们有点信不过，也有些怕我们，所以戒备森严，跟来了不少警卫，在新兵营周围房上还架了机枪。第二次来时带的人少了些，第三次只带两三个警卫。

炮兵大队

宋承志、王德润——

四大队学炮兵，也叫特科大队。学炮兵之前，约80多人。因为学炮兵对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所以将身体差的同志调到三大队去了。不久又调走了几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航空队学习，又从总队部调来四位同志，都是首长的警卫人员。这样，从1937年冬至1938年秋这段时间，四大队的人员约60多人。大队下辖两个排，四个班。第一排：一班是野炮班，二班是观测通讯班；第二排：三、四班都是山炮班。每班十人左右，炊事班不到十人。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二十来位同志，编到四大队学炮兵，四大队又有80多人。四大队的领导干部和排、班长在学炮前后有些变动。没有学炮前，大队长是曾玉良，政委是胡鉴。学炮之后，大队长是宋承志，政委仍是胡鉴，胡调走之后政委是邹开盛。

为了教学，我们向盛世才部队借用苏造7．2厘米口径野炮一门，7．62厘米口径山炮两门，炮镜一部，方向盘两部，还有电话机、备复线等。火炮是用马牵引的，全大队有30多匹马。

炮兵大队的学习课程有文化、政治和军事。

文化学习：文化课有语文、数学和地理。文化学习分甲乙两个班。因为学习炮兵射击的需要，炮兵大队特别重视数学课程。甲班学到三角、几何等与炮兵射击有关的部分；乙班学的内容简单一些。教文化课的，先是从干部大队派来的人担任，后来任教的是从延安来的一些知识分子。

政治学习：政治课，主要是学习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以及毛主席当时发表的文章。陈云、邓发、陈潭秋同志都很重视我们的政治学习，他们除了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政治报告外，还讲授政治课。黄火青、孔原、冯铉、彭加伦等同志都是政治教员。后来各大队政委也教本大队低级班的政治课。政治学习是主课，抓得很紧，经常进行小、中、大考试。政治课各大队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有时是全总队在一块上大课。

军事学习：四大队主要是学习炮兵，但排以上干部也参加总队统一组织的步兵战术（合成军战术）学习。苏进等同志任教员；还有一个苏联顾问给我们讲军事课，由吉合、常乾坤同志当翻译。

炮兵技术、战术学习，大体分为：火炮、器材操作；炮兵的射击理论、射击法则和射击指挥，炮兵专业战术等。分两个教学班：副班长以上的干部学习全部内容（当时大队的正副班长，绝大多数是原部队中的排、连、营级干部）；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只学火炮、器材操作、射击基本知识和有关的专业战术。教射击和战术课的教官是苏联顾问，教火炮操作的是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每年进行两次炮兵实弹射击。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同志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炮兵技术训练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同志在后来的战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炮兵部队的团、师干部。

西路军总支队的炮兵队

干部大队

刘鹤孔——

新兵营营部（即总队部）以下编成四个大队和一个干部队，每队约百余人。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具体领导各大队工作。

营部是一个单独的伙食单位，主要都是领导干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传六、黄火青、李特、黄超、郭天民、李天焕等同志。秘书是冯铉、段子俊和李春田等。营部设秘书、参谋、警卫员、油印员、管理员。

中央指示：新兵营要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新兵营一边学政治、文化，一边学军事技术，主要是学习汽车、炮兵、装甲、无线电等技术。军事顾问是苏联人，叫安德烈，技术人员也是苏联人。

干部大队有连、营、团、师级干部共60余人。苏井观、宋侃夫、王子刚、刘寅等同志也在干部大队学习。队长是潘同，政委是刘鹤孔，刘鹤孔兼支部书记。队部设一个文书、一个事务长、一个理发员、四个炊事员。干部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政治课由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亲自讲授。学习文化的同志按不同程度编为五个班，每个班十余人，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教课，李特、黄超、苏井观等同志都教文化课。

干部大队还设立一个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抽调原来做过机要工作的青年同志和各大队年轻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干部大队领导下，由刘寅、王子刚同志负责。教员是由过去从事电台工作的同志担任，有徐明德、荆振昌、郑执中、王玉衡等同志。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干部大队学习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有的同志派到苏联学习，有的同志分配到其他大队工作，有的派到新疆省政府和军队中工作。

1938年2月，邓发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些同志去苏联学习专门业务技术，到苏联具体学什么没有详细讲。从新兵营到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共30余人，分两批去。第一批16人，组成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由苏联同志带领，我们16人到了莫斯科，分配在两个学校学习。我们学搞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从学校结业回国路过新疆，第二天就乘飞机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我被派到上海工作。到苏联学习的同志有的由苏联派回新疆做情报工作，派到甘肃、重庆、香港的也有，有的派回甘肃老君庙油田工作，和我一块回国的董家良同志派到重庆工作。我们16个同志分配在全国各地，担负地下情报工作，绝大部分没有通讯联系，有的同志如董家良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了。

无线电训练班（1）

徐明德、郑执中——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

第一期训练班1937年8月开始，1938年4月结束。这期训练班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到达迪化后，又把这部分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叫通讯训练班，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在电台当技术工的同志和几个青年同志，学员不到30人。训练班由刘寅负责，徐明德、王玉衡、王子刚、荆振昌同志任教。经过训练班的培训，学员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新疆只留了几位骨干。

第二期训练班是1938年六、七月开始的，1939年7月结束。学员来自各个大队，共30人左右，编为三个班一个排，排长俞以仁。训练班与总队卫生所组成一个党支部。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当教员，主要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及翻译。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和延安新华社新闻，抄收快又准确者还得到一些奖励。

学习期间生活待遇比较好。营以上干部津贴每月十块钱，连以下干部三块钱。除了盛世才发津贴外，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每天还给两毛钱补贴。服装按照盛世才部队标准供应，大概约合百多元，有皮靴、呢大衣、毛衣、棉衣以及被褥等，连及连以下干部发光板皮筒和毡筒。

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回延安了，只有几个人留在新疆工作。徐明德和王玉衡同志被派往兰州，随同苏联专家勘察迪化到兰州的桥梁，担任电台的报务工作，只管收发电报和翻译密码。荆振昌被派往苏联在迪化的一个秘密电台工作。

胡正先——

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或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员都是有基础的，共20人左右。三局局长宋侃夫给我们上文化课，刘寅负责训练班，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红四方面军南下天荃、芦山时，我第二次进通讯学校，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新兵营第一期训练班上课不多，主要是复习，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我记得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我们第一期学员1938年初回延安以后，新兵营又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无线电训练班（2）

徐明乐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原和我们一起学收发报，徐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汪和我都被挑选为飞行员。我因感冒，没有去成飞行班。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进入螺旋，没有改出来，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

我离开家乡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参加红军，转战川陕，长征跋涉，西征河西，一路走来，居无定所，从没有机会给家里写信。新疆新兵营比较安定，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识字不多，写信吃力，刘寅说“我帮你写”。后来听说父亲回了一封信，但我没有见到信，那时我已回了延安，是别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篾匠，母亲双目失明。我四岁时母亲去世，跟奶奶和父亲过，十岁时奶奶去世后，我给人家放了一年牛，此后跟着父亲串户干活。父亲生在河南，逃荒到了安徽，祖上三代篾匠。我小时在家吃红薯、包米、大米饭，有时缺粮，也吃麦麸子。父亲认为干篾匠没有出息，常对我说：“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参加红军时只有十一二岁，可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红军没有离开鄂豫皖我在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时，看过我一次。父亲连门都没有进，说说话就走了。那时，保卫局要求严，外人不能接触。我再给父亲写信，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通讯训练班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一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我们1938年初结业，由刘寅带队，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乘苏联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有两辆车坐着我们的人。

我们的车到兰州，原以为一路顺风，不曾想横生枝节。车队到达兰州黄河铁桥，苏联援华物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有国民党哨卡，我们两辆车上的全体人员下车接受检查。

无线电训练班（3）

哨兵查问：“车上装的什么？”

我们回答：“一些药品。”

哨兵问：“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

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突然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一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的两辆车顺着路边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事馆的小卧车一前一后横着停在他们的卡车跟前。国民党特务再没有明着纠缠，但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缠，我们任何人都不出门。办事处有一栋木结构两层楼，延安来的20多名青年学生住在楼上，我们住下面平房。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一辆汽车坐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我们送到延安。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乘我们来时的汽车去新疆。这些学生是延安派往新兵营的教员，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有搞报务的，有搞医务的，就这两种人。隰启德是搞医务的，和我们一起回到延安。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时，胡曾在医院当护理员，那时隰就是医院院长。

回到延安，我被分到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到军委二局。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由王家坪搬往安塞，碰上从延安城往王家坪搬的滕代远同志。王家坪是个山沟，比较安全。

滕代远问：“你很面熟，是不是三军团的？”

我说：“我是新疆新兵营的，我们见面是在新疆新兵营。”

军医、兽医（1）

洪耀——

我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医务人员，随军进驻迪化，被分配在卫生所工作。卫生所的人来自西路军各个部队，水平高低不同。大家对战地救护比较熟悉，但其他医务知识缺乏，有些病看不了。在战争年代，既缺医少药，又没学习条件，我们很是为难。卫生所主要是打针、治治沙眼和头疼脑热小病。稍大点病，有时请苏联医生，有时送迪化医院。动手术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

1937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医务所，以原有卫生队14名同志为主，其中一名是从苏联回来的。组织工作由原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负责。1937年底，苏井观同志随同李先念同志回延安后，由杨锡光同志继任。杨锡光是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苏井观和杨锡光是当时医学专家，早在长征时期他们就已闻名。我是西路军总部野战医院的，对于外伤的救护，稍有些常识，但在西路军中，整天打仗，伤员太多，只能为一些同志进行紧急包扎。

医务所组建起来后，由于住在总队部，同无线电排一起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时支部书记是荆振昌，后来是杨锡光。

陈云同志回延安之前动员我们学医，挑选了洪耀（洪贤奎）、肖邦林、朱月辉（朱明辉）、谢流泉（谢华）、周云超五位同志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同时调肖永汉（肖平）、陈浩萍（陈银山）、谢良洪、胡炳孝、易良荣、王明朝六位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我们军医班共40人，主要学习技术。课程有外伤学、战地救护、外科、临床护理、手术等。有时是苏联教官上课，有时是盛世才的教官上课。这些人在当时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得好，比较认真。我们五个人在班里学得好，成绩都在前几名。由于延安急需人才，我们没毕业就回延安了。

朱明辉——

1937年底的一天，党代表邓发和杨锡光同志前往新疆盛督办处及军医学校，商定由新兵营医务所抽调11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五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六名同志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兽医站）学习。大家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合格之后才被录取。

军医、兽医（2）

1938年1月12日，到军医学校学习的同志正式入学，参加了新疆军医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学制两年（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但我们只学了一年半就毕业了。

迪化军医学校规模不大，学习军医的同志就在这个学校门诊部的眼科、生理、解剖、病理、药物、内科、皮肤、传染等科实习。军医学校的负责人对新兵营的五位同志比较客气，加之这五位同志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影响也较好。

卫生所与各大队一样，都是直接受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后，除学兽医的四位同志继续留在迪化工作外，其他七名同志都在1940年2月6日回到延安。

谢良洪——

我当时在二大队学汽车，于1938年5月毕业，不久被调到卫生所学医。延安来的王韵雪、王宪唐、李涛等给我们讲文化课。当时的卫生所所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

1939年11月，组织决定让我到盛世才的兽医学校学习，同去的还有肖永汉、王明朝、胡炳孝三人。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我急了，直接找到陈潭秋要求回延安。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里也是抗日，都走了这里的工作谁做？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学兽医的同志由你负责。”

1941年11月，我从兽医学校毕业了。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同志，并得到了钢笔、毛毯的奖励。我被分配到盛世才政府，其他人分配到兽医院工作。兽医学校校长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苏联顾问说：这些人就是不一样，表现好，纪律性强，自觉性高，工作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那时，我曾随苏联顾问跑遍了北疆。一次我从外地回来，与吉合同志一起去看望正在害病的苏联顾问。吉合同志说：“谢良洪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顾问夫人大吃一惊。顾问请我们吃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若是都像你们这样的人，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

1942年3月，潭秋同志通知我：不要再上班了，盛世骐被杀，四一二阅兵式也被取消。我们在外地的人陆续被调回迪化集中，后被盛世才逮捕，投进监狱。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聂洪国——

新兵营学习文化，我因左臂上的伤没有好（包座战役时负伤），上级要我去苏联莫斯科治伤，我听到后很高兴，便积极准备赴苏。

过了几天陈云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动员大家安下心来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他说，如果文化知识不高，要想做好工作是不行的，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或到国外工作更是不行。我听了陈云的讲话，就提出不去苏联治病，留下来继续学习文化。这次学习机会很难得，因此，我在学习中很是积极、认真。经过八个月学习，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更加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越发引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1938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工作，负责联络工作，目的是解决我们新兵营的供给问题。盛世才骨子里是仇视共产党和红军的，他对我们的接待，实际是按苏联的意见办的。他离不开苏联的支持，离开了苏联的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大力支持，曾吸收大批中国青年去留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许多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苏联还答应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军事物资和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我们西路军西征，就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西征途中，就听说苏联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轻重机枪和大炮，还有坦克和飞机，装备我们红军几个师。我们听了很兴奋，都希望早日拿到这些武器装备，回过头来打马家军。

我们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按月拨的。这是陈云、邓发同志早已同苏联商定的，我到苏联领事馆，就负责这方面的联络事宜，每月给领事馆预报所需经费和实物的数额，由领事馆给苏联报送支援盛世才的经费总额，里面就包含了新兵营所需的经费。苏联政府拨下来款项和实物后，再由领事馆和盛世才的有关部门分配下来，发到我们新兵营。

我刚到苏联领事馆时，很不习惯，很受拘束，觉得领事馆内都是苏联人，自己又不懂俄语，工作中困难很多。可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到领事馆后，苏联同志很热情，对我也很照顾，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拿出自己的津贴，找当地会俄语的人学习，很快学会了一些俄语，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基本词语，学得较好，能和苏联同志进行简单的会话和交谈，从而解决了工作中的很多困难。此后，一有机会，我就用半通的俄语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路军不怕牺牲、艰苦斗争的历史。苏联同志对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凡是我提出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

我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向苏联同志学习，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这期间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是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1940年初，新兵营的绝大部分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年秋，又一批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留在新疆的同志不多，我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大，于是就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3月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

俄文班（1）

吉合——

我回国前，正是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肃反运动的时候。1938年3月间，“殖民地民族问题研究院”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不知为什么，陆陆续续悄悄回国了。

一天早晨，我走进食堂，里面空荡荡的，好半天不见有人来就餐，就连往常的病号也在夜里回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声张询问。当时研究院要求很严，也很神秘。平时部与部之间互不来往，互不见面，很少交谈，所以互相间谁也不摸谁的底细。

那一天，我碰上了许之桢，他是中文教员。我问他，研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环视一下四周，悄声说：“不该你知道的，还是不要问吧？”

那时，研究院归共产国际管。研究院给我请了六个教员，分别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一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一个大楼里。又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给马明方他们几个同志读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搞一些活动。由于经常接触，渐渐跟他们混熟了，当时都用化名，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通过跟他们交谈，不仅了解了当时政治形势也了解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有一次，我陪他们去政府俱乐部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形象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鼓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无比的崇敬。电影是俄语对白，我就给他们当翻译。在看完电影休息时，我忍不住慨叹地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政党，必须要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啊！我们在莫斯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喊王明万岁！”于是他们便跟我说：“王明算什么？不能喊王明万岁！”蔡畅告诉我说：“中国有领袖，是毛泽东！”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才有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心想，中国有了领头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在当时的场合下，只能在心里高兴，不能喜形于色。因为那种紧张神秘的气氛是王明、康生一手搞的。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他们会给你眼罩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俄译本的《论持久战》，开阔了眼界。

每当我掩卷沉思，便想尽早回国。祖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应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当我第二次碰到许之桢时，由于我恳切地要求，终于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即，他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让我找中国代表陈琳（任弼时）同志。

俄文班（2）

我按他指示的路线和地址找到了中共代表的住处，陈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回国了。他要我马上回去，买两个大木箱，然后到书店选购一些军事理论与技术书籍，将木箱装满为止。

我从陈琳同志那里出来，直奔阿鲁巴大街，买了木箱和书籍。次日上午，乘一辆小汽车在城内兜了几个圈子之后，便朝东南方向的郊区驶去。大约行驶有40里，车子开进一个陌生的村落，看样子好像沙俄时期的大庄园。别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围墙。这里有几位中国人住着，其中有陈龙、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约20多人，都是等回国才住在这里的。我把书籍搬进屋里，一个管事的人给我安排了住处。

一天下午，任弼时同志陪同教育部部长米尔曼，干部部长鲍尔克夫来了。这天晚餐非常丰盛。任弼时同志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回国了，今天特意为你们饯行！”大家一听，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任弼时同志当场宣布：“回国的4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由吉合同志担任大队长，陈龙同志为副大队长。”

当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楼上，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休息，选定时机再送我们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间，遇上黄火青同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排长时，他是我那个排的学员，后来当了班长。那时，伍修权同志在我们学校当翻译。

我和黄火青同志促膝攀谈，十分亲热。他打开木箱，见是许多军事书籍，便品评着，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交谈学习，交谈步校同学们的近况。他见我的一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欢，我送给了他。我问他在迪化做什么？他说，在迪化反帝会里当秘书长。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反帝会会长是新疆督办盛世才。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食宿安排的很好。每餐高级白米，有酒有肉，生活舒适、美好，但是拢不住飞向延安的心……

半个月后的一天，邓发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言谈中有意识地了解我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并把陈琳同志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需要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可找陈龙同志，他了解我……”

陈琳同志在信中着重介绍我的俄文好。邓发同志一面看信，一面用眼睛审视我。从这目光中，我看出是信任的，友好的。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去向仍不摸底，一颗心仿佛吊在半空，忍耐不住地问他：“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一块走？”

邓发同志回答得很干脆：“你留下，发挥你的专长，到新兵营去工作！”

新兵营是个什么单位？对我来说不得而知；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二话，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天，便背起行装来到新兵营。

我当时不习惯的是，要换上盛世才部队的灰色军衣，扎裹腿、束皮带、戴国民党帽徽。一到新兵营，组织上便向我交代必须遵守纪律，不许随便上街，不准一个人出去，见了熟人不准说话，尤其是不准谈论有关新疆的问题。总之，对外人一概不准接触。

俄文班（3）

新兵营除总队部外，下设四个大队，开头分班学习文化，后来转入学习军事技术。平时学习，首先给高级班上课。高级班的学员由各大队的干部和文化水平高的同志组成，大约100多人，课堂设在炮兵大队礼堂，统一授课，分组学习。普通班学员主要学习语文、算术、政治常识等基础课。技术课一般由苏联教员任教，由翻译讲解，教员讲完就走。学装甲、汽车、火炮等，到盛世才部队里现场实习。

新兵营设有教研室，一间大房子里住着三个教员。孔原同志教党的建设，彭加伦同志教近代史，曾涌泉同志教俄文。我到新兵营后，邓发同志宣布由我接替曾涌泉同志教俄文。

新兵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一个俄文班，共计十名学员。其中有男学员六人，他们是：苏启昌、安志远、天宝、李复兴、余学彬、陈厚基；女学员四人，她们是：王韵雪、鄢仪贞、田力君、李菲仪。学习中所用的俄文教材，都是由我临时编写。我不仅负责授课，还要亲自辅导、批改作业。每天上午讲课两小时，下午学员个人自习。

我从1938年7月开始教俄文，直到1939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教学工作是顺利的，同志们的学习成绩很突出。为了备好课，我常常工作到深夜。

除了教俄文之外，我还担负军事技术的教学任务。例如：机关枪性能及应用，组织野营训练时教步兵分队战术。此外，在党内担任新兵营直属队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兼组织干事。冯铉同志任副组织干事。

新兵营设总支委员会，下设直属队支部，装甲、汽车大队支部，步兵大队支部，炮兵大队支部，医务所和无线电训练班支部，这几个支部均在总支委员会领导下，航空队支部直接由中共党代表领导。

在新兵营这所大学校里，学习十分紧张。同志们为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勤奋不息，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向上攀登，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当时新兵营不准谈恋爱。有一次，邓发同志让我整理一份《费尔巴哈论》的资料，他给我派了一个助手，名叫鄢仪贞。在翻译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熟悉了，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1939年3月，邓发同志去延安前，我把同鄢仪贞的关系向他做了汇报。邓发同志当即表示：“不准谈恋爱！要说老实话，谁是你们的介绍人？”我故作理直气壮地说：“是你介绍的呀！”邓发一愣：“你胡扯！”我满不在乎地说：“不是你让我们在一块整理《费尔巴哈论》的资料吗？就从那时我们……”气得邓发哭笑不得。他从延安回来后，就批准我们结婚了。

“对驴弹琴”（1）

人们常常自然而然地回过头来审视身后的历史，以及为这个历史作出过贡献的人们。在中国人民空军成长的历史中，“新疆航空队”第一个从我们的视线中浮现出来。红军老战士与信念结伴走进航空队，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历史的嘱托燃烧起的信念，从他们的手上握出生命和灵魂，握出岁月的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串成一段壮阔恢弘的瑰丽，张扬在蔚蓝天空如雨后彩虹。

“对驴弹琴”

航空队上第一堂课。领航中队长站在讲台上，拿着三合板的点名牌，开始点名。他先点了盛世才的人，并一一介绍谁是中学生，谁是大学生。他点到红军学员时，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撇嘴。

“金生！”

“有。”

“你从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没有念过书。”

“没念过书，就想学航空，这不是对驴弹琴吗？”新疆多驴，这位中队长就把“对牛弹琴”的牛说成驴。点完名之后，他骂咧着夹着讲义走了。

在新兵营里，金生先是学习开汽车的。一天晚上，李天焕主任叫他到办公室兼宿舍，李卓然也在那里。

“准备派你去航空队学习。”李天焕对金生说。

金生吓了一跳，立即说：“学航空要懂得天文数理，我的文化这么低，只能简单写几个字，怎么能学这个呢？”

李天焕笑着说：“学飞行，当飞行家是困难的；学机械，当工程师也是困难的。但是，要你学会驾驶飞机打击敌人，还是比较容易的；要你学会当机械员维护飞机，保证它能飞到天上去，还是可以办到的。”说到这里，李天焕稍微停顿一下，指出现在抽调红军干部到新疆航空队学习是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我党从早期就注意培养从事航空事业的人才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派王弼、常乾坤等去苏联学习航空，1934年又派刘风等七人去苏联学航空。”

李天焕见金生眉宇舒展一些，就说：“你去检查身体，如果合格就去。”

航空队设有飞行和机械维修两个班。大部分人愿意学飞行，金生文化程度低，学了机械。可是，第一堂课就让他吃了个下马威，也让大家一个个很生气。

“对驴弹琴”（2）

有的说：“不学了，回去。”

有的说：“咱们跟他斗。”

“现在不能走，我们还得上课！”严振刚说，“这个教员走了，别的教员还要上课的。等星期天回新兵营时，向党汇报请示看怎么办！”

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天，红军学员都到党代表邓发住的四合院去。邓发满面笑容，非常亲热地站起来招呼大家：“你们都来了，好哇，学得怎么样？”大家都撅着嘴……

支部书记代表大家把所受的窝囊气，都倾诉了出来。

邓发听完，说：“你们不要生气嘛！那个中队长，你们不要理他。我们主要是去学技术的，将来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没有空军，打起仗来要吃亏。你们自己认真学习，内部组织学习小组。每天晚上自习时，你们以小组为单位，互相帮助，相信一定能学好。你们是为了党，为了革命，去学习航空技术的，要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他们按文化高低相互搭配，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由党支委和党小组组长分别担任小组长，每天早晚自习时间，都在一起学习。

飞行和机械两个专业，都要学不少科目。飞行班除必须学习飞行课程外，还学习领航员和射击员的课程。机械班除重点学习飞机、发动机原理、结构和操作技术外，还要学习通讯、领航、轰炸、照相等课程，还学了木工、焊工以及其他基本知识。

高飞的雄心使红军学员的激情与活力倍增。他们上下求索，每一点收获都付出了艰苦和心血。听不懂的内容，大家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提问，或在课后请听懂了的同学给大伙儿上“小课”；理解不了的原理，就先念它20遍，背它30遍，直到“刻”在脑子里。教员上课不发讲义，光凭嘴说，或写在黑板上，这使学习更加困难。大家要学技术，还得边学文化，一天到晚拼命地记，记不下来就画圈或作记号，本子上都是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晚上按小组对笔记。互相借笔记整理四五次，才能整理出来。为了抓紧点滴时间用于学习，他们除了早操、吃饭和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不离教室一步。学习发动机润滑油路的课程时，由于油路的循环复杂，大伙想出一个方法，用硬纸卷个纸筒，对着教具发动机把纸烟的烟雾往里吹。烟顺油路走，从窟窿散出，就可看清油路的来龙去脉，立即记在本子上，也牢记在脑海里。

不久，航空队的军官们开始议论了：“前两期学员，自习时间总是迟到早退，溜出去玩，还要我们从外面往教室里撵。这一期反过来了，一天到晚泡在教室里，得把他们从教室里往外赶，才会休息一会儿。”

他们硬凭着这股韧劲和毅力，初步掌握，确切地说是背熟了基础理论知识。一个月后的考试，个个及格。教官对他们刮目相看了，私下里评论说：“从新兵营和外地来的那些学员，文化基础比前两期哪个人都差，可是学习的钻劲、刻苦劲，又比前两期哪个人都强！”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1）

基础课学完后，转入专业学习。飞行班和机械班开始分开上课。飞行班学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课；机械班学飞机、发动机分解和维护。

飞行班有一名本地学生，叫姚维涛，只有17岁。他父亲叫姚雄，是盛世才请来的东北系空军军官，曾任飞行队副队长、队长。事实说明，盛世才将姚维涛安排到飞行班学飞行，是应姚雄的请求，并没有政治上的不良动机。红军学员同姚友好相处。姚在学习期间，始终不知道航空队的党组织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姚曾在北京民航局任专业科长。

学习专业课的同时，教官开始带飞飞行学员。

盛世才的航空队共有三个飞行中队。第一、第二中队由前两期毕业的老飞行员组成，每中队十人左右，配一名中队长。第三中队专门训练飞行学员，有一名中队长和两名飞行教官。

紧挨航空队大院的迪化市南门外，草地机场，有两个高大宽敞，能停放十几架飞机的机库。由于机场小，平时只用于飞机起降和停放。用于训练的机场，开始在博格达山下的欧亚机场，以后在迪化以西的地窝铺机场。

飞行班26名学员编成三个教学组。第一组六人，由中队长黎焕章带飞。黎是维吾尔族人，能说汉语和俄语，对苏联和中共都友好。他在以后盛世才发动的反苏反共事变中被关了起来，据说也被杀害。第二、第三组各十人，由飞行教官任兆祥、杨兆荣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核。

开飞前，教官先领大家到机场搞了三天地面实习。大家好奇地围着外号叫“双膀子”的Y-2型教练机转。这是20年代的初级教练机，机上安装一台1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教官从如何放、拿飞机轮挡的最基本知识讲起，领他们逐一了解飞机的主要部件和性能。接着，上座舱熟悉仪表和操纵系统，多次练习地面开车。

1938年4月4日。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能清晰看到百里外的天山雪峰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离迪化城七公里的博格达山脚下的欧亚草地机场上，铺着白色T字布。在T字布的前方150米、后方50米，各放一块白色限布板。3架Y-2型教练机，昂首挺立在起飞线上。整个机场划有起飞、着陆和滑行三个地带，随着风向的变化而调整。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2）

航空兵当时的飞机没有无线电设备，机场上也没有指挥用的塔台车。指挥员只好站在起飞地带，令一名值日的飞行学员替他打红、白信号旗实施指挥。举起白色信号旗，表示允许起飞和着陆；举起红色信号旗，表示禁止起飞和着陆。飞行教员和学员按旗语开车、起飞。着陆前，先低空绕场一圈，看到亮红旗，就加油门复飞、盘旋；看到亮白旗就对着T字布下滑着陆。着陆后，滑到固定在机场边缘的加油线。那儿有十几个贮油罐。机械人员提着油桶，用漏斗往飞机上加油。加满一架飞机，约需100多公斤汽油。教员和学员都在加油线上下飞机。

飞行服上衣和裤子缝在一起，穿的时候，先两腿伸下，然后从身后往上拉才能穿好，头戴皮帽及一个视野很宽的风镜，脚穿毛皮靴。

第一天课目是感觉飞行，也就是到空中体会飞行的滋味，感觉飞机的操纵性能。他们憋足了劲，体内像灌足了气似的随时能弹射出去。

中队长黎焕章带吕黎平走向第一架飞机。一进座舱，吕黎平的心就狂跳起来，怎么也抑制不住。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中队长驾飞机徐徐向前滑行，接着抬起尾部加速，飞机就晃晃悠悠地升空了。Y-2型飞机只有风挡，没有座舱盖。一升空，强劲的寒风迎面扑来，冷得人直起鸡皮疙瘩。耳朵内除了螺旋桨的“嗡嗡”声和“哗哗”的气流声外，其他什么也听不到。

吕黎平在座舱内左右侧着身子往下看，不敢相信已经到了空中，只见地面的人影越来越小。升高到400米左右，人影只有几寸长；到800米的空中看下面，人就像芝麻粒那么小了。中队长口对着一根前后舱相连的通话专用橡皮管，大声地叫吕黎平前后、左右活动驾驶杆，体会一下飞机的操纵性能。飞机盘旋了几圈，他还没来得及将机场周围的轮廓完全看清楚，飞机就轻飘飘地下滑接地了。

26人都完成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乘汽车返回航空队宿舍。春天的阳光那么灿烂，一直灿烂到他们抑制不住的笑容里。

有人说：“长征路上，一见敌机来了就命令谁也不许讲话，说飞机上有顺风耳，连咳嗽都能听到。大家连粗气都不敢喘。现在可明白了，在地面上就是喊破嗓门，吹响军号，飞机上也听不到。”

有人说：“反空袭时伪装还是很有用的。只要头上戴一顶草编的帽，飞行员就发现不了。”

大家都嚷嚷，一定要把这些新发现，转告前线作战的战友们。

汪德祥瞪着迷惘的大眼睛告诉大家：“我原以为飞机这么大的铁家伙，开起来一定很费力气。教官让我在空中拉一拉驾驶杆，我的手刚使一点劲，飞机的头一下子直翘起来。要不是教官喊我快松手，飞机不知翻哪去了。原来，开飞机要像绣花那样轻手轻脚的。唉！可惜了我这双粗胳膊，在飞机上没地方使劲！”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3）

大家听了乐得像是放炮仗似的。

两次感觉飞行后，开始由教官带飞起落航线。Y-2型飞机速度小，纵向安定性差，因而起飞和下滑都很难保持直线方向。空中转弯要手脚密切协调，动作一致，坡度压得不大不小，否则很容易掉高度。在有侧风的情况下，着陆杆稍粗猛一点，飞机就会歪歪斜斜，跳跃飘飞。

红军学员都在沙场鏖战多年，见惯了冲锋陷阵的惊险场面，学飞行中共同的特点是胆子大不怕死，动作粗猛不柔和。吕黎平在着陆时目测高，拉平早，动作量又大，飞机尚有一米高度就失速坠地，右翼尖差一点擦在草地上，受到教官的严厉训斥。类似的险象，其他学员也发生过好几起。

七八个飞行日过去了，多数学员的起落动作仍然歪歪扭扭，险象横生。好发脾气的苏联教官开始骂人，盛世才的教官，有的公开嘲讽：“粗手笨脚的大兵，还想学航空！”有的私下嘀咕：“放不了单飞，就淘汰！”

大家切身体验着学习的艰难和焦急，树立起心中那山一般不可动摇的信念。

要学好操纵，首先要熟记程序和要领。大家几乎将能利用的每一分钟时间都用来背记和练习，连站队走路也要默背几句。机场、操场和宿舍内外，到处有红军学员比比画画、念念有词地在地面“飞航线起落”。半夜里，常有人说梦话，仔细一听，还在背操纵程序呢。

要克服险象，必须练柔操纵动作。教室里几件简陋的地面练习器，成了大家的宝贝，一天到晚总有人坐在上面。熄灯了，还有人摸黑摆弄练习动作。吕黎平还摸索了一个练习起飞、着陆动作的方法。每次乘坐汽车，他右手握根棍子，面对车行方向。汽车开动，就模拟飞机加油门滑跑，轻轻地将手中的“驾驶杆”往前推；汽车速度快了，就往后带杆“起飞”，汽车减速，就模拟飞机减速下滑着陆，眼观左前方，目测离地面的高度，轻轻地“带杆”、“拉平”。后来，不少同学乘汽车时，也用这个办法练习驾驶杆的操纵动作和目测距离、高度。初学阶段，都感到得益不浅。

带飞中，碰到困难最多的是李奎。李奎在同学中个子最矮，由于苏联飞机的座舱是按大个子设计的，他坐在里面，眼睛刚高过风挡下沿的金属框，很难看清外面，也就难于正确操纵了。大家想方设法为李奎制作了一个两寸多厚的坐垫，又把两个足镫调整到最高位置，终于使他摆脱了由于视力角度高，腿短带来的困难，能够自如地操纵了。

大家的起落动作越来越柔和、准确。在带飞50多个起落后，吕黎平和方子翼经过苏联教官严格考核合格，终于首批放了单飞。其他在带飞60多个起落后也陆续放了单飞，连李奎也顺利放了单飞。只有王东汉因痼癖动作，着陆跳跃将螺旋桨打坏，被停飞改学机械。

教官又带大家飞简单特技、编队、航行、迫降等课目。经过艰苦努力，大家也陆续考试合格，放了单飞。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4）

单飞的实践，使大家进一步体会到，飞行是脑力与体力密切结合的特殊劳动。比如翻筋斗，没有体力，就承受不了大负荷的压迫，而没有灵敏的思维和快速反应能力，就不能正确判断和及时改出飞机的复杂状态。要做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必须培养大胆而细心、沉着而机敏、准确而迅速的素质。一进座舱，不管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都要使自己的心情像湖水一样平静，使操纵动作像绣花一样细致准确。飞机出了故障，操纵出了险情，更不能慌张，要通过“想”，迅速判明原因；“做”，严格按《操纵手册》去做；“查”，核查动作是否按准确的程序去处理。这些是大家从实践中集体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

他们学飞行的历程，有迷惘，也有清醒，有磨难，也有成功，沉重与轻松就这样始终杂糅着。天道酬勤，四个月过去了，红军学员完成了初教机的全部单飞课目。盛世才第一期飞行班招收十名中学毕业生，初教机单飞期间淘汰两名。第二期飞行班招收16名中学毕业生，又淘汰4名，淘汰率都在20%左右。第三期25名共产党员，只淘汰1名，淘汰率是4%。

主持航空队训练的苏联教官，亦称顾问，共有四人。其中两名飞行教官，负责飞行指挥和带教；一名领航教官，负责航空理论教育；一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护保障。苏联教官携带家属，不定期地轮换回国。红军学员进入航空队时，飞行总教官是尤吉耶夫上校，1939年换为扎布罗斯克上校，1941年换为米佐古夫上校，他后来晋升为少将。这些教官都是苏联政府从苏联空军中选派来的优秀干部，都是联共（布）党员。

邓发事先与苏联顾问谈过红军学员文化水平低，苏联顾问表示：“只要他们好好地学，我们负责教会他们。”因此，苏联顾问在讲授课程时都非常耐心，手把手地教学员学飞机。苏联教官为了回避盛世才人员的疑虑，除了教学上与学员接触外，平时不与他们来往，但经常通过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向中共党代表转告这批学员的学习情况，提醒注意事项。

苏联教官都有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有的参加过远东诺蒙坎事件对日空战。他们飞行技术过硬，对红军学员关心，但教学作风比较粗暴生硬。一旦学员空中操纵动作不准确，苏联教官就在前舱晃起拳头。学员在空中出现危险动作，他就要大发脾气，拿着通话筒用俄语将学员劈头盖脸骂一通，并高举拳头示意要打脑袋，甚至突然压驾驶杆，利用前后舱驾驶杆的连动，敲打学员的腿部，或者拉几个大动作量，把学员折腾得晕头转向。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5）

有一次，谢奇光实在忍受不了苏联教官的这种打骂人的“教训”方式，就在空中与教官顶起牛来。第二天，总教官把吕黎平找去，用俄语夹着几句汉语及大量的手势，向他说明：“你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教你们飞行比前两期认真。教官虽然在空中打人骂人，但目的想使你们学得更快更好，希望能理解。”吕黎平向总教官表示，严格要求是对的，应该的。我们每个同学都从心底感谢苏联教官的好意，但也请注意到，中国红军的制度是禁止打人骂人的，希望能改善教学的方式方法。

从那以后，党支部经常进行尊重教官的教育，并组织大家学习常用俄语。学员见到苏联教官，主动用俄语问个“您好”。苏联教官发脾气少了，教学双方的感情越来越融洽。苏联教官的教学更加细心、刻苦了，经常一个人包一架教练机，连续带飞四五人次不下飞机。通过严格泼辣的传帮带，帮助学员解决了许多技术难点，纠正了不少痼癖动作。红军学员也学到了苏联红军飞行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好思想、好作风。

盛世才的航空队军官，都是苏联教官训练出来的，因而完全依赖苏联教官主持航空队的训练。苏联教官按照他们的飞行条令、大纲和操典，全套运用，因而小小的新疆航空队成了当时苏联空军训练模式的缩影。其训练方式还是卓有成效的，诸如：重视理论先行；注意循序渐进；平时“少吃多餐”；强调从严从难；培养学员气质等等。

1938年10月，24名学飞行的红军学员以平均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完成Y-2型初教机所有课目的训练，转飞P-5型侦察、轰炸机。P-5型飞机是当时新疆航空队的主要机种。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最大航程1000公里，升限约4000米。飞机上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其中两挺固定，一挺可旋转射击，翼下可挂两枚50公斤的炸弹。飞机是双座舱，既可以教学，又可以执行战斗任务。

教官在P-5型飞机上，带学员飞了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天气逐渐转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机场。刚开始，飞机在薄雪上滑行，还飞了几天。后来，积雪厚达半尺，机轮陷在雪地里不能转动。当时没有扫雪机，要用人工把一个偌大的草地机场打扫干净，这在人口稀少的迪化市郊区，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家被迫停飞了。

教官很会想办法，安排了三天滑雪课。大家高高兴兴地穿上一米半长的滑雪板，先在平坦的机场雪地上学滑走，然后到三五十米高的山坡上往下溜。两天后，大家就滑行如飞，还组织了比赛。

正当每一个人都发愁怎么飞行时，教官下达了飞行任务。晨曦掀开了夜幕，大家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机场，一看飞机都乐了。飞机的两个前轮不见了，装上了两块30多公分宽、两米多长的木质雪橇板。尾橇也改装成小雪板。大家驾着带雪橇的飞机又开飞了。

土豆块萝卜块（1）

1938年冬，在转飞P-5型飞机以后，盛世才曾考虑利用空闲的初级教练机，再办一期飞行班。邓发闻讯后，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将大革命时期去苏联学习航空，1938年9月回国路过迪化的共产党员常乾坤、王弼留下来，准备送进新疆航空队任教。又将1938年8月从延安抵迪化的郑德、吴元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组织起来，准备送进航空队第四期飞行训练班学习。

盛世才做事波诡云谲，变化莫测，见中共学飞行的人员先后到达迪化，忽然改变了主意。虽经邓发再三商谈，他都以种种借口不同意再办第四期飞行班，也不同意让常乾坤、王弼进航空队任教。邓发又提出，能否让延安来的人插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借口回绝了。

邓发遂于1939年春，电请中共中央同意，将当时在迪化的已学过航空和准备学航空的组织起来，在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驻地，举办了一个“航空训练班”。训练班一边组织自学航空理论，

中共在新疆航空机械班学习的学员与老师合影一边继续等待进航空队的机会。在国民党空军学过飞行的共产党员郑德，担任了航空训练班的班长。常乾坤、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学员有吴元仁、林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以及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刘风、王连、李凡、刘春、王占山和王田，其中刘风、王连等在苏联学过飞行。

航空队和航空训练班，在航空业务方面经常来往，互相学习。航空队学员利用去党代表驻地汇报工作，开支部大会的机会，向航空理论造诣较深的常乾坤、王弼请教理论问题，请他们上理论辅导课。常乾坤、王弼等还翻译了盛世才航空队没有的一些苏军飞行教材，供他们学习参考用。他们也向航空训练班的学员，介绍飞行的实践和体会。

1940年，盛世才对中共态度明显冷淡，航空训练班的人已不可能再进新疆航空队。这部分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当年夏天，分乘两辆汽车返回延安。其中常乾坤、王弼、刘风、王连等乘坐的汽车先行到了西安。跟在后面不远的郑德、李凡、刘春等乘坐的汽车，却在甘肃平凉被国民党无理扣押。郑德、李凡被杀害。

随着飞行课目难度的不断增加，航空理论教育内容也越来越深。他们24名飞行学员，除了夏伯勋高小毕业，其他多数只上过几年的初小，有的是参军后才摘掉文盲帽子。从新兵营来的人，由于突击学习了半年文化，能勉强跟上航空理论学习进度，但成绩一直悬在3分左右；从延安来的人中，有几位连乘除都不能熟练运算，在越来越多的数学概念、计算公式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连续几次测验都不及格，急得直搓手。如果阶段性的航理考试和补考都不及格，就不能参加新课目训练，这就意味着失去继续飞行的资格。驾驶飞机在蓝天上战斗的梦想绝不能破裂，怎么办？只剩下华山一条道，坚决攻克航空理论这只“拦路虎”。

土豆块萝卜块（2）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个小本子，将定律、原理、公式都记在上面，有几分钟空，就掏出来背几句；还利用集体智慧互帮互学，互当“考官”，比比画画，互考互答，切磋交流。

每次上完理论课，教官一出教室门，夏伯勋等几位“小教员”就走上讲台，给几位文化底子差的同学“开小灶”，帮他们赶队。可是，一则小教员的能力很有限，再则那几位同学基础实在太差了，连立方体概念也搞不清楚。小教员急得抓耳挠腮，看到窗外有一堆土豆，灵机一动，拔腿奔出教室，不一会儿蹦蹦跳跳地走进来，高声嚷道：

“同志们，这就是立方体模型！”

大家一看，都乐了。原来，小教员手里捏着一个用小刀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块。

“土豆块太小了，用萝卜可以切成大的立方体。”机灵的陈熙冒了一句。

陈潭秋他们真的从食堂、菜地找来了大萝卜。小教员不但把萝卜切成立方体，讲解体积、乘积，还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讲解几何图形、概念和计算公式。小教员还把萝卜切成不规则的圆锥形，拦腰割了几层，讲解航空图上等高线概念。如此等等，萝卜块成了多用途“数学模型”。

航空队党支部同志之间亲密团结，一人有困难，八方伸出热情帮助的手。胡子昆、王东汉和吴峰等技术上薄弱环节多一些，技术较好的方子翼、陈熙、夏伯勋、朱火华等，就主动用业余时间手把手的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技术难点。周立范患病动了大手术，在住医院和回队养病期间，同志们护理他，替他洗脸擦背，背他到院里晒太阳，早晚帮他补功课，上街也都忘不了买点营养品给他。在全体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曾经病危的周立范终于恢复了健康，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

盛世才不允许他的军队内部有任何党派活动。在森严的禁令下，航空队党支部有巧妙的活动方式。“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政治团体，要求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民普遍入会，广泛建立“反帝会”分会、支部、小组。航空队全体都加入了“反帝会”，他们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凡党的会议都以“反帝会”小组名义召集。偶然，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干部来参加小组会，他们就欢迎“光临指导”，畅谈反帝；等其一走，又变成了他们的党小组会。由于每隔一周半月都以这种方式开一次党小组会，他们曾因“经常组织反帝会活动”而受到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嘉奖。每月的党支部大会，多数是利用星期天到市里洗澡的机会，悄悄地集合到党中央代表驻地附近的一所独立“新房子”召开，偶尔也利用休息时间在教室里开。外人总以为他们又在自学航空理论。党支部每年都按党章要求，通过民主选举改选党支部委员会。继吕黎平之后，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等，分别担任过支部书记。

土豆块萝卜块（3）

1939年夏天，邓发因汽车事故胸部受伤，中央决定他回延安，由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陈潭秋接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待人谦逊和蔼，满腔热情，给航空队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立范老觉得肚子疼，航空队军医确诊肚子里长了个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闻讯后，亲自四方奔走，多方联系，最后通过苏联总领事，请苏联在盛世才军队医院工作的专家诊治，动了手术，切除瘤子。陈潭秋还用自己的津贴，多次购买营养品送给周立范，还指示航空队精心护理，终于把周立范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1940年以后，盛世才倒行逆施，使新疆经济恶化，物价飞涨。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费却没有涨，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人渐渐消瘦了。陈潭秋看到后非常心疼，请示中央有关部门，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补助航空队的伙食，使大家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机械班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和实习，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航空队按照惯例，在大操场上搭起讲台，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盛世才亲临讲话，和全体毕业学员合影。给毕业学员授军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授衔的先后顺序。红军学员总共18名，除王东汉考4分外，其他都考4．5分以上，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严振刚等两人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余被授予少尉军衔。吴茂林因患肺结核，已于1938年退学养病。

学机械的同学这么好的成绩毕业，使大家心情振奋，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他们决定利用星期天，买点瓜果、糖块，到党代表处的“新房子”开个庆祝会，热烈庆贺党的第一批航空机械人才。

机械班的同学在庆祝会上，激动地回顾了一年半艰难曲折的学习生活。第二期机械班共有34名学员，其中16名是新疆富裕阶层的子弟。有一名当地学员叫袁国藩，是新疆督办公署兵工厂厂长袁国维的弟弟，北京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这些人自恃文化程度高，见到红军学员连基本的数、理、化知识都答错了，就在课堂上哄笑。由于红军学员理论知识差，很难弄清原理，看懂线路，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了故障也难于从原理上找准原因，常常张冠李戴，阴差阳错。最头疼的是考试关，每星期必有一次测验，每个学科结束都要大考。大考场上，铺着红布的考官桌前，并排坐着航空队的苏联机械顾问、大队总工程师和主讲教官。他们事先拟好了一大堆考题，把学员逐个叫到桌前，立正站着，抽题提问。从理论到实际操作程序，要求当场演算、对答如流，稍有“卡壳”，就要扣分。考一个学员时，全体学员都端坐静听。这样的以口试为主、当场演算、当场指证，每个人考不同的题的方法，是苏联教官提倡，在航空队各种考试中通用的方法。每参加一次考试，就是一次全面的复习，使学员没有任何作弊的可能，但也容易使基础差的学员在众目睽睽下精神高度紧张，往往考试一次，汗湿全身。由于16名当地学员和红军学员编在一个班，朝夕相处，比着瞧，赛着干，迫使机械班的同学在学习中跌打滚爬，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中奋斗。

土豆块萝卜块（4）

学机械的同学用兔子与乌龟赛跑的寓言激励斗志。每当下午和晚上自习时间，当地的学员见教官不在，就像兔子一样悄悄溜出教室，玩耍去了。红军学员却埋头书桌，不做完习题，不弄懂原理，不写好笔记，就不离开教室。刘子宁、吴峰参军前没上过一天学，他俩就常年坚持每天早起晚睡一两个小时，补习文化，病倒了还拿着书本在床上做功课。终于，红军学员与当地学员在文化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在熟记常用的机械理论、计算公式和各种数据方面，则远远超过了他们。地勤理论课上了半年时间，接着是下厂实习，拆装发动机。在操作实习中，教官讲解线路关系和维护要领，做完示范就走了。当地的学员自以为一听就懂，一看就会，又怕油垢弄脏了白嫩的手，就在实习场地闲逛。红军学员围着飞机爬呀、摸呀，往往弄得满身油垢浑身汗。正课时间嫌不够，又在午休时间悄悄跑到机场去实习。

毕业考试了。当地的学员“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往往抓耳挠腮，窘于应付，成绩当然不理想了。红军学员从容地甩开早已熟记的书本、手册，开始互相之间当“考官”，你提我一个问题，我考你一个故障，互相琢磨，加深印象，等到站在考官面前时，早已互相考过好几回了。毕业考试最难的一关，是考核实际操作。红军学员由于平时实习次数多，动作准确熟练，挥洒自如；当地学员拆装同样的机件，花的时间往往超过他们一倍。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丝丝黑烟，转速上不去的飞机考问原因。当地学员大眼瞪小眼，说不出道道来。教官考问红军学员丁园，他略加思索，就肯定地回答：“这是发动机汽缸划了痕，活塞密封不严引起的。”教官当场令丁园拆下汽缸，汽缸内壁果然有一条头发丝粗细的划痕。丁园当场用极细的砂纸磨平，又利索地换上新的胶垫，随着教官一声口令，丁园重新启动飞机。发动机“突、突、突”，吐出了青白色的烟雾，螺旋桨“嗡”的一声转成了一圈白光。故障排除了，教官破例地给丁园打了满分。

奇迹每出于困境，胜券总握于哀兵，这是历史和人生的规律。机械班毕成绩表贴出来了，大家都挤上前看成绩。当地的学员看着名次，羞愧地低下了头。红军学员又蹦又跳地拥抱在一块，兴奋得脸色像怒放的红玫瑰。该高兴，应该庆贺！日出日落和暑去寒来中，500多个日日夜夜的于结成了丰硕的成果。枝繁叶茂的春天，永远属于不息的信念和勤奋。

18名红军学员毕业分到机务中队后，保持和发扬了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好作风。每架飞机有两个机械员，一个是盛世才的人，一个是红军学员。名义上是盛的人为主，实际的机务工作多是红军学员做的。红军学员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而且工作能力比他们强。虽然都是军官，但是待遇不一样，每月只给红军机械员20元的生活费，不过在他们看来，20元比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要好多了。当时实行物质奖励，连续保障飞行100个小时，500个起落不发生任何问题，就奖励该飞机的机械员一个月的工资。朱火华、丁园、刘子立、金生等多次得到这类奖金。

土豆块萝卜块（5）

1939年8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上午。陈潭秋通知航空班班长吕机械班班长严振刚赶到新兵营的野营地。野营地在迪化城外高大茂密中，林中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底的鹅卵石在阳光下泛着五颜六色的光彩，鸟儿在林中叽叽喳喳地欢唱，微风拂面，送来一阵阵扑鼻的槐树清香。

他俩看到陈潭秋陪着一个身影很熟的人站在一顶白色帐篷前，定神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两人惊喜地奔过去，向周副主席敬礼、问好。自1935年7月，周副主席找吕黎平谈话，令他随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以来，他已经三年没见过周副主席了。这次意外地在西北边陲见面，他心里非常激动、高兴。

周副主席和他俩热烈地握手，他俩这才发现周副主席的左胳膊不灵活，用白纱布裹着夹板。陈潭秋说，周副主席是乘飞机去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膊，路过迪化。两人着急地询问周副主席的伤势。他笑了一笑，说没事，亲切地招呼他俩坐下。

周副主席一开头就告诉他俩：“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周副主席详细询问航空队的学习情况，吕黎平和严振刚一一作了汇报。当周副主席听到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当他俩汇报到43名同志，是从红军各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时，周副主席赞扬说：“这很好！每一个方面军都有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了各方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航空队会有很高的战斗力。”

周副主席还和他俩谈起国民党建设空军的情况。他说，现在国民党的空军人员，主要是由江浙籍和两广籍组成。以前，陈济堂倒戈蒋介石时，他的空军被蒋介石用金钱引诱、用籍缘拉拢，都倒向南京政府了，这是反面的教训。将来我们党建立空军时，应从八路军、新四军，从各地的游击队，从各解放区中选调德才兼优的同志，要搞五湖四海，把各方面各地的优点都集中到空军，因为对空军的要求高嘛！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单独行动、单独作战，没有好的思想作风和高超的技术、战术，是胜任不了的。

土豆块萝卜块（6）

周副主席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他俩提出：能否请周副主席到苏联后，向苏联领导人反映一下。苏联给了国民党不少飞机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共产党人打日本鬼子最坚决，应该也给我们一些飞机。这样，学成之后回延安，就能组建自己的空军了。

周副主席微笑答应，要向苏联领导人反映这方面意见。

1940年2月，周副主席受伤的胳膊基本痊愈后，又乘飞机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他再次接见了吕黎平和当时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周副主席告诉他们，关于请苏联援助飞机的事，苏联政府考虑到八路军名义上属于重庆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援助飞机只宜按国家之间的关系给重庆国民政府，不便直接给八路军，否则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此事，就等以后再争取吧。周副主席又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暂时没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的期望。

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嘱咐说，我听潭秋同志介绍了你们的情况：40多名同志多数是红军的营团干部，在航空队过着艰苦的学员生活，一年到头都是紧紧张张的学理论学技术，年龄大了还不能结婚成家。你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克服很多困难，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很可贵的。要告诉同志们，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是非常难得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一定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更好的学习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周副主席又根据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决定把航空队党支部暂时改名为“学习生活指导委员会”。他说，这样改变名称后，党组织的性质没有变，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没有变，只是为了使盛世才找不到任何借口干扰我们的组织生活。

吕黎平、朱火华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航空队，当天就向全体同志传达了周副主席的关怀和勉励。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建设人民空军的壮丽前景，鼓舞着他们。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1）

阿克苏是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放眼就是绵亘无尽、挥斥不去的天山。阿克苏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阿克苏”系维吾尔语“洁净的水”，主要河流有阿克苏河、塔里木河、托什干河等。阿克苏河、叶尔羌河与和田河汇聚于阿克苏的阿拉尔附近，汇合后的干流始正式为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发源于天山南坡，挟着山风，凌厉锐进，为塔里木河提供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水量。河道两岸，植物繁茂，绿荫层层；绿洲之上，麦熟稻黄，果香沁人。塔里木河水流浩荡，震颤大漠，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其流域是古代西域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气候温暖、水土滋润，是素负盛名的瓜果之乡和棉花之乡，早在秦汉时就有了较发达的农业文化。这里民俗质朴、乐歌善舞，是著名的歌舞之乡和音乐之乡。西域三大古乐——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皆源出于这片土地。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将塔里木河称为故乡的河、母亲的河、生命的河。阿音柯和浑巴什的蒙古城堡遗址是阿克苏历史的见证。阿音柯的买吾拉乃姆清真寺有600余年的历史，是南疆伊斯兰教活动中心之一。这时的阿克苏城，人口不到万人。

阿克苏邮局在南城根下，是清末驿站所在地。土门楼上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招牌，上写“邮局”二字。大门两侧各挂一块虎头牌，左面写着“邮政重地”，右面写着“禁止喧哗”，虎头牌两侧悬着红黑木棒两根。十足封建衙门派头。群众望而生畏，寄信很少。

一天，黄行政长逶逶迤迤找上门来，开口就对邮局局长说：“谷局长，你这个邮局好难找呵！这么偏僻，民众怎么来送信呢？得想个办法，换个地方！”

邮局局长谷梦麟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辗转从苏联到新疆后脱离军队，考取新疆邮政管理局乙等邮务员，历任巴楚、绥定邮局局长，1939年3月任阿克苏邮局局长，比黄行政长到阿克苏早两个月。谷局长知道这是行政长来了解下情，赶紧让到屋里坐下，一五一十地将阿克苏的邮政情况做了汇报。

阿克苏邮局有职工25人，驿马38匹，设局长1人，邮差长1人，信差2人，马差21人。邮局管辖阿克苏、阿瓦提、温宿、乌什、柯坪、拜城6个县的邮政业务。每县一个邮政代办所，设主任1人。另外还管辖干线邮路阿克苏东至库车395公里，支线邮路以阿克苏为中心，西从齐兰台到柯坪，北去温宿、乌什，南到阿瓦提。邮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邮运方式落后，载量少、速度慢、费时长。干线邮路，沿袭了西域两千年来的驿马置站传递方式。马差一人双马，载重60公斤到80公斤，昼夜行程200公里，站站接送。支线邮路除马差外还有步差，邮递员徒步背负传送，载重10公斤至20公斤，日行40公里，既累又慢；二是收入少，开支大，入不敷出，全凭上级贴补，建设和革新根本谈不到。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2）

黄行政长听了谷局长的汇报，点头赞许，说要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以利巩固抗战后方，加速三年建设计划。

黄行政长即黄火青，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他1938年初被任命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改用年轻时的名字黄民孚。“反帝会”地位很高，因为会长是盛世才本人，副会长是省长李溶，规定政府厅长等必须加入。反帝会前任秘书长王寿成等20余人由苏联派来，其中两位黄火青熟识，一是王宝乾，任外事处处长，一是张义吾，任公安管理处处长。1927年6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前，黄火青同他俩一起乘船到苏联，都在东方大学学习。盛世才捏造阴谋暴动案，逮捕了王寿成、张义吾等，送回苏联。在新疆的中共党人克勤克俭努力工作，但人人心里感到压抑，另有艰难。1939年初，盛世才借故追查中共党人违反协议过组织生活，责难黄火青为反帝会起草的一个文件提到新三民主义的论点有问题，责难林基路散发抗战歌曲小册子中印的领袖像，以及李云扬让学生在宿舍中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是政治错误。盛把三人叫到督办公署，训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说，他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六大政策”集团的人将来都是党员；一方面又不和谐地宣称，延安的那一套不适合新疆。第二天他就宣布黄火青改任阿克苏行政长，林基路改任阿克苏教育局局长，李云扬改任喀什教育局局长。黄火青的夫人苏枚也一起来到阿克苏，任简易师范附属小学教师。苏枚曾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35年去苏联学习，1938年1月回国，被党组织留在新疆工作，与黄火青结婚。

在行政长黄民孚的支持下，蜿蜒曲折的阿克苏邮路由冷落变得热闹，由僵硬变得活泼。谷梦麟和邮局员工从1939年至1940年办了三件好事。

一是发动员工建起新邮局。阿克苏城，城北门外有一片不小的空地，长着一棵大榆树，很适合邮局。谷梦麟向黄行政长提出拨地要求，立即得到批准，将这片空地拨给了邮局。地皮解决了，砖又是个问题，那时阿克苏的砖又贵又难买。谷梦麟见城北环北门门楼的砖石可用，便又去找黄行政长。黄行政长批准，把城北门瓮城旧址的砖石全部拨给邮局作了基建材料。1939年下半年，谷梦麟发动全局员工挖地基、拆砖石、打土块，热热闹闹地干了起来。谷梦麟拿出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150根大杨木，作屋顶梁檩。当时谷的月薪是150元新币，由于省财政厅厅长毛泽民治理财政，金融稳定，物价便宜，95元新币就可买一两黄金。谷梦麟又发动员工筹集了一点基建费，请了技工、木工。经过全局员工半年的忘我劳动，终于在1940年5月29日建成新邮局，有营业室、办公室、候车室、宿舍等23间新房。新邮局既美观宽敞，又方便群众，开创了阿克苏邮政史上光辉的一页，受到了黄行政长和业务上级的多次鼓励和表扬。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3）

二是改驿马传递为驿车传递。1939年秋天，经黄行政长同意，谷梦麟请求上级邮政部门拨款8000元，在温宿苏新贸易公司订购了50辆苏联六根棍四轮马车。由于黄行政长和苏新贸易公司很熟，说话顶用，很快便到了货，50辆崭新的车带全套挽具。谷梦麟雇佣木工，将六根棍改装成红油漆颜色的马槽车，增加了车的容量。新邮车两侧用醒目的绿色大字写着，“巩固抗日后方，打倒帝国主义”，“发展经济，加强生产”等口号。1940年1月1日，新车正式在阿克苏至库车干线上使用，四、五月又用于支线。邮车一人两马，载量可达600公斤，速度既快，人又不累，比驿马传递功效提高七八倍，经济上又不多开支，还是原马差的一人双马开支。从此阿克苏结束了两千年来相沿使用驿马传递的落后方式，出现了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崭新景象，受到上级邮政部门的通令嘉奖。驿马邮递改为驿车邮递之后，包裹邮运多了起来，客商也找上门来搭乘邮车，收入逐月增加。谷梦麟想，每次班车搭客两人，每月可增收2100元，半年之后，筹集1．2万元资金，从乌什口岸进口苏联6辆一吨半的小货车，每辆新币1500元，将干线马车邮运改为汽车邮运。谷梦麟作了计划，呈报黄行政长，行政长很赞许。谷又呈报省邮政管理局，得到批准试行。谷梦麟正准备施行这项计划时，不料黄行政长于1940年8月离开阿克苏，匆匆返回延安。真正支持革新的主管长官走了，谷局长个人便无能为力了。1942年谷梦麟也调离阿克苏，一个美好的革新愿望落空了。新疆邮政直到1946年5月，才在迪化至兰州的邮路用上了汽车，整整晚了七个年头。

三是开挖黄渠，解决驿马粮草困难。1939年冬，黄行政长发动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乌什、柯坪5县数千民工，开挖了一条6米宽3米深60余公里长的黄渠，从阿克苏经阿音柯、过黄宫到沙井子，1940年初春挖成通水。黄行政长和阿克苏报编辑长陈清源数次骑马前往视察，现场解决问题，慰问修渠民工。黄行政长号召，挖渠者可以开荒，开荒归己，谁种谁收，三年免征田赋。各县贫民去沙井子开荒者甚多，荒漠的了无生趣被人群的热火朝天取代。谷梦麟为解决阿克苏至巴楚邮路驿站的草料困难，动员邮局员工20余人也参加了挖渠。经过三个月的苦干，每人分得4米宽不限长的一片荒地，全局共得80米宽不限长的一大片荒地。开春，他们打田埂，浇上水，种上春麦。小麦黄熟，共收小麦1．2万斤，麦草5万余斤，每人分得小麦600斤，草数千斤。由于此地距离齐兰台、黄宫等驿站较近，草料拉运方便。过去那种驿站处于万古荒原，草料困难，马匹瘦弱倒毙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这年夏天，阿克苏昆马力克河河水猛涨。疯狂的波涛，掀起大浪，冲击河堤。一旦河堤决口，阿克苏城区和温宿县托乎拉乡将成为一片汪洋。黄火青采取紧急措施，动员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三县民众，备料修堤。民众利益攸关、义无反顾，上下齐心合力、奋勇争先，终于避免了一场洪水灾害。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4）

黄火青对行政长职务虽不熟稔，但谦虚随和，常常徒步出门，到各机关鼓励公务人员好好工作。他还在行署会议室给青年职员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时举办电影晚会，有时举办文艺晚会，演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的文艺节目和话剧，组织歌咏赛，举办运动会等等。他们在行署旁边修了一个砖基、土木结构的俱乐部，能容千把人。他还举办训练班，对维、回、汉等各族青年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维族青年艾则孜&#8226;艾沙等五人，经黄行政长批准，到迪化省维文会主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艾则孜&#8226;艾沙后又被转送新疆学院水利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阿克苏地区水电局局长。

黄火青一开始在阿克苏工作，就被盛世才的密探、公安局长曹天爵严密监视。曹在他身边安排了两个特务，起初他一点也不知道，是当地苏新贸易公司的人告诉他的。一个叫蒋泽中，原在迪化反帝总会当科长，蒋的父亲曾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被盛世才逮捕关进监狱。黄火青任反帝总会秘书长时兼任审判长，审问后认为没什么问题，就做决定把他释放了。黄火青到阿克苏时就把蒋带来当秘书，不料他被公安局收买。蒋泽中趁黄火青不在家，找苏枚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故意表现“左”，以便接近黄火青。黄听说后，马上让苏枚把书要了回来，以免蒋耍什么阴谋诡计。盛世才组织了个南疆调查团来阿克苏，团长是王宝乾。黄火青告诉王，蒋泽中是给盛干事的，以后蒋被调走，到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去了。另一个安插在黄火青身边的是秘书主任，叫买买提，维吾尔族，天天送文件来，念给他听后，他再批办。

黄火青盛世才的权力磁场紧紧地统摄着新疆。黄火青在阿克苏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城区附近，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有一次他和苏新贸易公司经理讲好了，坐公司的汽车去看看调任库车县县长的林基路，还没走上几十里，当地警备司令孙庆龄就拿着盛世才的电报叫他回专署，问他为何出门不请示督办公署，擅离职守。孙庆龄原是吐、鄯、托警备司令，对他一向冷淡，他也从不找孙。后来黄火青离开阿克苏回延安，孙兼任了阿克苏行政长。

按规定行政长有匹好马和一辆马车。黄火青很想做点调查工作，但走不出去。林基路任区教育局长时，他便以反帝会阿克苏分会为基础，和林基路一起抓抓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充实和扩大公立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学校，还开设教员训练班，特别注意培训少数民族青年，解决师资缺乏问题。他常去阿克苏报编辑长陈清源那里坐坐，陈有收报机，可以收听外国的新闻广播，当时新疆还没有广播电台。林基路是第一批由延安来的干部，陈清源是第二批由延安来的干部。程九柯和陈清源同批来新疆，在温宿任税务局副局长，也常来黄火青这里谈谈。因为走不出去，平时黄火青有空就和学生们、工作人员一起打打乒乓球、台球等。行署有个果树园，种了些苹果等。他让人修了条路，叫学校学生们游园时随便摘果子吃，但不能带走，最后剩下的给工作人员分。行署有点官地，每年收庄稼后，农民向行署交一部分粮，黄火青让人分给工作人员，包括大师傅和警卫队共四五十人，也算是给大家办的一点福利。他家吃粮是自己买。

黄火青住房后院里有个小水池，夏日池边绿草丛丛，冬日池中一片冰心，春天买三四十只小鸭放养，秋后杀了腌起来吃，还用12元钱买了只小鹿养在园里。当地风俗，六、七月间果子熟了，有钱人家要请地方长官“浪”园子，喝茶，吃烤羊肉串。这对主人来说是很体面的事。有个大阿訇伊布拉伊，100多岁了，在地方上很有威望，过生日时请行政长。黄火青去他家“浪”园子。果树亭亭如盖，园中荫凉爽人。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5）

在阿克苏时，黄火青意外地收到一封家信，是寄到延安后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由办事处转到迪化，最后才送到阿克苏。这是他离家十多年第一次收到家书，信内附了老母亲的一张照片。大哥的信充满感情，说多少年来只收到过他从福建寄出的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但得到很大安慰。大哥还说多年来天天看报，随时留心他的消息，等等。黄火青看着老母亲的照片，思母之心的迫切与深情眷顾，使他平静已久的心，又成了秋后的茅草地，凄凉荒芜，又杂乱无章。

1940年夏，盛世才突然给黄火青来了个电报，说他母亲病重，要他回家探望，为照顾母子之情，准予离职等语。他心里明白，可能是中央调他回延安。

他去苏新贸易公司辞行，他们听说他回去没有车，就派了一辆载重汽车送他一家三口去迪化。第一天住在库车，受到林基路夫妇的热情招待。第二天到迪化，见了陈潭秋。陈告诉他，周恩来由苏联返回延安路过迪化时，对盛世才讲了中央要调他回延安。据陈潭秋说，中央准备派他到湖北担任新四军五师政委，接替陈少敏的工作。

他乘飞机出发，盛世才到机场送行。飞机飞经凉州和兰州之间的乌鞘岭时有云雾不能通过，临时在凉州降落。飞机场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找机会把刻有“黄民孚”三字的图章扔进一口井里。因为盛世才给他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少校参谋黄和青”，不是黄民孚。他们到兰州后买票坐汽车去西安。国民党特务也跟着上了汽车，想要搭腔，试探是否从新疆来。车开到华家岭住了一夜，次晚宿平凉。早晨上汽车后，他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挟着皮包进了汽车站，向屋里走去，样子有点像张国焘模样。他赶紧把脸掉过去，心里有点紧张，没开车前的那几分钟真难熬。

黄火青一家三口经西安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正好在陈云隔壁的窑洞。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告诉他，要等到交通方便时才能去新四军五师。一两天后，陈云通知，毛泽东要见他。

他是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着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毛对他说，新四军五师现在去不了，是不是到学校里学习学习。

“我已经快40岁了，怕学不进去！”

“我比你大8岁，还在学习呢！”毛泽东笑笑说。

毛泽东问了问新疆以及盛世才的情况，各少数民族人口多少和盛世才军队的数量。他告诉毛，盛世才部队包括后勤人员号称3万，其中战斗兵员不过万把人。

黄火青告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他一句话，有两个人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他体会毛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王明住在杨家岭，他去了一趟；高岗新搬住处较远，和高岗又素不相识，就没有去。朱总司令、周恩来和任弼时他都一一去看望过。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1）

汪小川走出新兵营，到新疆日报社任副社长，化名汪哮春。社长由外事处处长王宝乾兼任。汪小川是新兵营干部队党支部研究后推荐给陈云的，文化程度在新兵营算高的，但也只有高小毕业。陈云考核后感到他的写作能力与报社副社长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就连续一个多月亲自辅导他提高写作水平，帮助他熟悉报社副社长的职责，还修改了他上任后见报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的新疆日报社根本不像个事业单位，倒像个小衙门。生产部主任是退伍军官，权力很大，超过编辑部的一切人。他说能出报就印，说不能出报就印不成。每期印刷3000—5000份，能不能发行出去，权又在他手里。星期天报社放假一天，像其他官衙一样，因此星期一无报。按规定报纸每周出六期，但并没有保证。

汪小川初去时，报社在城东小巷，大门对着师范学校。一进大门，是条很窄的砖铺通道。通道右边是一排七八间土木结构的平房，有社长、副社长办公室，有制版科、校对科和印报车间。通道左边有两栋砖木结构的长方形房子，各约50平方米，前屋是生产部和发行科，后屋是编辑部和总务科，中间用些柜子之类的家具隔着。20多个编辑、记者挤在几张桌子上工作，多数愁眉苦脸，惶恐不安，不出报，少编稿，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印报车间的印刷设备破旧不堪。一台对开平面印刷机，一般时候用小柴油机带动，遇到故障就用人力摇动。一台手合式铸字机，汉字铜模残缺不全。小化铅炉整天冒出浓浓的黑烟，使整个车间的空气浑浊不堪。制版科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报纸图片制版，而是为盛世才印钞票制版，请有一位苏联工程师。工程师占用两间小房，油漆一新，是报社最辉煌之处。

1938年5月，汪小川用化名汪哮春给武汉中共办的《新华日报》写了一篇通讯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党代表授意并修改的，题为《建设中的新新疆》。文章从“新疆的政治状况”和“新疆的建设事业”两个方面介绍了“六大政策”在新疆实施取得的成果，表明共产党人支持“六大政策”，把反帝和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给盛世才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到后很得意，同意在西大桥修建新报社，立即拨款动工。此前，兼社长王宝乾曾向盛世才建议修建新房舍，采用新设备，虽得到盛的同意，但迟迟未见拨款。

延安来新疆的第一批干部，李宗林化名李啸平，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化名王苇，任文艺版编辑兼校对，后任制版科科长。编辑长李宗林一到任，就在报社新址工地上坐镇指挥，加快了施工进度和质量，主要厂房和生活用房仅几个月就基本建成。社长王宝乾通过外事关系，从苏联购进一台半自动全张印报机，使全社职工顿开眼界。可惜的是，只有主机，没有副机和配件，发挥不了作用。进步人士萨空了任副社长后，立即去内地和香港购置必要的印刷设备，物色急需的技术人才。萨空了劳碌奔波，终于解决了这方面问题。报社确实有了点新的气象。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2）

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也是有争议的。盛世才1938年夏天在一次“反帝会”总会干部大会上说，他的“六大政策”即是“六大主义”，既不同于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三民主义，亦有别于新民主主义，“六大主义”最恰当，等等。对这篇讲话，共产党员颇多抵牾，一般认为“不要理睬”，也有人认为要适当抵制和批判。不理睬，实际上不大可能。盛世才手下几个人，揣摸其主子心理，要按照其主子的腔调奉迎拍马瞎吹乱捧。报纸拒绝刊登这类文章，当然引起盛世才及其核心成员很大不快。为此汪小川给党代表写了个意见，说明报纸拒登甚至应该批判的理由。党代表考虑到各方面关系，没有采纳汪小川这个意见。

延安来的第二批干部，也有几个人分到《新疆日报》。李何化名洪履和，任国际版编辑；王谟化名王谟行，任国内版编辑，后调任喀什报社编辑长；邝宗球化名马殊，任文艺版编辑，后调任和田报社编辑长；陈清源化名陈浩然，编辑，后调任阿克苏报社编辑长；陈谷音化名陈克琴，先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后调任报社编辑；郭春则化名郭慎先，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后调任报社编辑、校对科科长。

当时报社有职工80余人，其中采编人员近30人。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看到共产党人挤住在狭窄的宿舍里，却不分昼夜地工作和学习，深受感动。他们拿共产党人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同任何部门和单位的情况做比较，觉得每一个人都那么优秀，那么坦诚，那么可亲，觉得这些人是真正为新疆新闻事业献身的。共产党人也有意识地同进步青年交朋友，团结教育他们。凡是党员能够看到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言论，未及公开发表或不便在报刊上转载的，看过后转交他们阅读，有时还组织一些座谈等。大家谈了许多，不管是严肃的话还是幼稚的话，都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些青年逐渐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参加共产党或党领导的组织。报社党员较多，有党小组，但他们遵循上级规定，在新疆不建立党组织，不发展新党员，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邓发、陈潭秋都十分重视报纸宣传。报纸的重要社论、文章或消息他们都要审看。1939年秋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苏联路经迪化，在南梁招待所召见汪小川汇报报社的情况。周恩来耐心地听完汇报，明确指示：一定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要团结各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在周恩来等人深思熟虑目标远大的嘱咐中，《新疆日报》的编辑方针和版面内容不断改进，中共党人努力使之为团结抗日多尽一份力量。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3）

茅盾、张仲实接受杜重远先生邀请来到新疆。报社人员，特别是副刊《绿洲》的编辑欣喜若狂，约请两人写文章、演讲、开座谈会。茅盾、张仲实为报纸说了些好话，也提了些改进意见。报社决定扩充副刊，增加期数，加大版面，甚至想筹办类似“绿洲”之名的文艺刊物。这么一件事，被盛世才一伙知道，多方加以阻挠，原来报屁股上小块“绿洲”副刊也不能照常出版了。茅盾和张仲实看到盛世才统治如此腐败、暴戾，料想在新疆难有作为，很快就束装东返了。

《新疆日报》曾经发表过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消息和文章，还全文转载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等。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新疆日报》也和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报纸一样，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并且发表了盛世才签发的支持新四军的通电。《新疆日报》让人们透视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新闻可以与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对应起来。新疆的新闻难有独立人格。

抗战初期，在全国抗日潮流的影响下，盛世才对报纸大量转载中共领导人和国内进步人士的文章、讲话、著作纵然心有芥蒂，但毕竟不好提出反对。可是自从他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软禁在家之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续用通报形式给汪小川记“大过”两次，而且明令通报。记过的理由说是报纸上发现了差错，诸如“督办”成了“督辨”。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汪小川感到局促、郁闷，处处缚手缚脚，时时憋气窝火，又不愿意也无法和盛讲什么道理。经过上级同意，他于1939年底借口“家严病重”，怀着残缺的新疆梦、报纸梦，请长假回了延安，和他同行的有韩光。韩光先在督办公署任副官，后被盛调离迪化，任布尔津县县长。

《新疆日报》文艺版搞了一次有奖征稿活动，全疆有几千篇文章应征，新疆学院一位姓徐的学生获得第一名。他们又创办了《新疆文艺》专版，把一些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组织起来写文艺评论文章。这些青年写文章很认真，有的批评很严厉。通过这个办法，培养锻炼了一批青年人。《新疆日报》每周都出一期《新疆文艺》专版，报纸一出来，就有许多青年来访他们，但是这些青年很快就被抓了起来。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迫害，他们尽可能不接见来访的青年。

报社里洋溢着温暖的气氛，但外面的世界依旧沿着蒙满灰尘的轨道盘旋。

米字旗的降落（1）

胡鉴来到苍穹低垂、大地浮生的帕米尔高原，在蒲犁县任边防大队中校大队长，化名胡栋。他是四川省宣汉县人，曾任红三十军二支队四大队长，在新兵营任炮兵大队政委。

帕米尔古称葱岭，蒲犁海拔甚高。那时没有公路，甚至没有大车路，只有崎岖蜿蜒的布满大石头的小路。他们从喀什乘马出发，一路上坡，空气越来越稀薄，人骑在马上呼吸都感到困难。路途艰难，常得下马，抓住马尾巴一步一步往上爬。群山环抱，重峦叠嶂，山顶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清冽泉水从路旁潺潺流过。如遇天气骤变，则终日狂风不停，飞沙走石。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就经过这里。

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即汉语石头城。它的北面是公格尔九别峰。公格尔九别峰、公格尔山、慕士塔格山，三座冰峰紧紧相连，直指蓝天。雪山深处，有水草丰盛的四季牧场，高山深谷，有各种野畜和药材，还出产铁矿以及各种稀有金属。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上游，绕城流过，河里的青鱼有十多斤重。蒲犁是塔吉克民族聚居的地方，塔吉克族人过着半游牧生活，放养羊、马、毛驴、骆驼等牲畜。他们放养的牦牛，是牲畜中的一宝。骆驼是沙漠之舟，这里的牦牛堪称高原之舟。它不怕高山寒冷，走在冰上不滑倒，刮风下雨不迷路；它产奶多，产下的奶可煮奶茶、做酸奶子，给牧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它的肉好吃，皮的质量好，毛可以擀毡和捻绳子，粪晒干后又是燃料。

帕米尔地处“绿洲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古代中国通向印度、波斯、费尔干纳、里海沿岸和欧洲的咽喉；也是欧洲、中亚、西亚、印度次大陆北部等各地人民前来中国的必经之地。由于帕米尔在中西交通和战略地位上都十分重要，英俄对该地区也早就虎视眈眈了。沙皇俄国侵吞了中国帕米尔西北部好几百平方公里的领土。英国指使其傀儡军强行侵入阿尔楚帕米尔中部，并以武力攻占了中国的苏满卡伦。英国于1892年8月提出划分英俄在帕米尔势力范围的界线，以防俄军继续向南推进。英俄就私分帕米尔举行了秘密谈判，经过激烈的争吵，1895年3月11日，英俄背着清政府签订了关于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的《英俄协议》。这是两个强盗瓜分中国帕米尔的分赃协定，历届中国政府从来未予承认。

英帝国主义以它的殖民地印度为基地，越来越多地把赌注投向帕米尔地区，不断地把侵略魔爪伸向蒲犁，伸向喀什、和田，企图从政治、经济上控制这些地区。英国在喀什设立了领事馆，在蒲犁设立了代办处，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多次策动叛乱，并勾结当地官员欺压老百姓。英国商人雇佣阿富汗人身背或雇佣牛马驮载呢绒、染料、大烟、枪支弹药从蒲犁入境，进行非法贸易。边境外的武装土匪也不时越境，抢劫我边民的牛、羊、财物。蒲犁虽有很长的边境线，但以前中国政府未设卡，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中、印、阿居民都有。

米字旗的降落（2）

胡鉴等的来到，引起了塔吉克族山民的注意。人们从帐篷里钻出来，远远地看着他们。一群儿童跟在马后面跑着、叫着。这些儿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还赤裸着下身，两腿冻得红肿。看得出，山民的生活相当穷苦。

他们老远就看见山城上空飘着一面英帝国主义的米字旗，插在一幢用石头建筑的楼房上。楼房好像古堡似倚山建成，比城内所有房子都高。翻译告诉胡鉴，把房子盖得这么高，为的是窥探全城的情况。那根旗杆，很可能是电台的天线。

城里街道两面的铺子都是石头修建的，有些铺面还比较整齐，摆着绸缎、毛皮以及山货之类。这一切胡鉴都没有在意，心里只想着英国国旗的事。

县政府就在英国代办处的旁边，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楼房高耸，一边土房低矮；一边电网围墙，非常森严，一边大门敞开，连个站岗的都没有。胡鉴没有立刻下马，反而把马打了一鞭子，把马头勒起，马昂着头嘶叫了一声。十多个随从人员都学着他的样子，十多匹马就在英国代办的门前嘶叫着，原地踏着步子。马的嘶叫惊动了铁门里的人，一个鹰钩鼻子的英国人从窗口探出头来，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道：“你们，干什么？”

翻译是个维族小伙子，这时候胆也壮了，气也粗了，大声地向他说：“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跑马，你管得着吗？”

他们翻身下马，就把缰绳拴在代办处门前的铁栏杆上，十多匹马立刻把门拥塞住了。这是名副其实的“下马威”。

听见响声，县长文津从大门里走出来，迎接他们进去，摆上奶茶、油炸点心和葡萄干之类的食品。副县长叫克尔完夏，是塔吉克族人，30岁上下，却生着满脸胡子，不留心观察会误认为是个老头子。

胡鉴和正副县长谈起了英国代办的事。听胡鉴说话的口气，副县长的眼睛里流露着兴奋的光辉，走到胡跟前，把胸膛拍了一下，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我早就恨死这帮英国人。他们用驮子运进来鸦片烟，说什么能治病，好些人吃这种药死掉了。他们的商队来了向我们要草料、要羊羔，连抢带偷，把我们塔吉克人的狐皮、鹿茸、元宝，还有和田的玉石全都驮走了。”

胡鉴对他说：“外国人和我们做正当买卖，我们表示欢迎，在这里做坏事就不能答应。现在，我们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守住边卡，不让他们把鸦片往里运。他们如果胡作非为，就要依法惩办！”

边卡大队共500多人，队部原先设在城郊一所老乡的房子里，胡鉴来了不几天就搬到半山坡的古堡里。古堡残破不堪，据说是当年塔吉克族王子的宫邸。他们打算利用残壁断墙作为基础，修建营房。

米字旗的降落（3）

副大队长翟米尔是塔吉克族人，听说要修建营房，眉头皱了好几天。胡鉴找他商量，他推说有事，叫他集合部队，他生气地说：“要集合你自己集合，我不管！”胡鉴知道塔吉克族人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就主动地找他谈话，征求意见。原来，他怕修建营房打扰老百姓，给群众造成负担。胡鉴便向翟米尔解释，我们是给人民当兵的，职务是保护人民的幸福生活，绝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修建营房也不会打扰老百姓。

“不打扰老百姓，我们拿什么修建营房呢？”

“就用这个。”胡鉴伸开两只手。

“用我们自己的手吗？”

“对了。我们每人都有双手，难道连个营房也修不起来吗？”

翟米尔打量着胡鉴，眯缝起眼睛笑了好半天，才高高兴兴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我马上集合部队。”

胡鉴站在队前再三说明部队要爱护群众，不能欺负老百姓。全体战士都感到非常新奇。副大队长翟米尔像在胡大队长身上发现了什么新东西似的，几乎被全身心地收服了。晚上，他弄来一瓶酒，硬要请胡鉴喝。这酒，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胡鉴本来不会喝酒，但不能使他失望，就陪着喝。屋子里酒香盈溢、烟雾缭绕，言谈忘情、淋漓尽致。翟米尔把瓶子里仅有的酒全部倒在杯子里，端在胡鉴的面前，激动得气喘吁吁地说：“干了吧，干了吧，为了我们塔吉克族人民，你把这杯酒干了吧！”窗外，晨光微露，天气晴好。

翟米尔不断向胡鉴展露边防的天地，把部队的情况介绍给他。旧部队里民族关系很坏。汉族官兵惧怕艰苦不愿意驻扎在边卡上，看不起民族士兵，互相谩骂，常闹摩擦。当官的可以随意体罚和打骂士兵，再加上当官的贪污、吃空名额，因而边卡检查很不严格。英国投机商人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切都给当地山民带来了灾害，更加引起塔吉克士兵的不满。胡鉴告诉他：部队营建结束以后，要进行整顿。这支边卡大队在我们的手里，就要像八路军一样建立起部队的民主生活，官兵一致，爱护老百姓，反对贪污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胡鉴又讲了好多八路军的故事给他听，他从胡鉴这儿听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

营建任务由一部分塔吉克族士兵担任，胡鉴和翟米尔都参加了劳动。尽管天气已经严寒，石块端起像铁块似的，常把手上的皮沾掉一块，泥成了冰凌碴子，腿被冰冻的泥水拉出血口子。可是士兵没有怨言，抢着干重活。有些连长、排长从来没养成劳动的习惯，认为干活丢人，不体面。那些士兵就当面问：“大队长都不嫌冷，偏偏你的官架子大！”

米字旗的降落（4）

古堡变成了崭新的营房，威严地挺立在山坡上，正好对着英国代办处。队伍每天操练、唱歌，洋溢着健康欢乐的气氛。这歌声惊醒了山城，荡漾在群山之中。哨兵端着刺刀警惕地站在碉堡上，守卫着山城的安全，同时也居高临下地监视着英国代办处的行动，注视着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山峰上，一只鹰把尖锐的铁爪紧扣在一块冷硬的岩石上，静如止水；它把生命系在高处，俯瞰浩茫大野，随时准备冲向风暴，冲向难以预测的危难和险峻。

县长文津调走，从泽普县调来一位县长，名叫许亮，是延安来的。一听说许亮来了，胡鉴急忙到县政府去看他。有关英国代办的活动，许亮比胡鉴了解得清楚。许亮告诉胡鉴：“边卡上一定要严密盘查，凡是违法的物资都扣下来。不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胡作非为！”

许亮一到县上，就给当地牧民发放贷款，减轻赋税，并且带着商业机构的贸易公司，深入农村进行公道买卖。这一来，城里的奸商活动受到致命的打击。他还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启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许多活动中，大胡子副县长表现得异常积极。大胡子是当地人，讲话群众能听懂，他也带着贸易公司从这村到那村，就连许多偏僻的山沟也跑到了。饱经奸商敲诈和勒索之苦的穷苦群众，纷纷向政府揭露英国商总和商人们的嘴脸，证明他们是坏人，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胡鉴按照上级指示，向翟米尔传达：“咱们到边境上巡视一番，确定修建哨所的地点。”翟米尔连连点头说：“对，这下我们的边卡大队就像个守边卡的样子了。”

他们组织了一支20多匹马的轻骑队，带着帐篷、小锅、水和粮食，向边界进发。人员大多挑选的是塔吉克族士兵，他们从小在高山上生长，适应高山反应。副大队长翟米尔在挑选人员的时候，首先挑选自己的儿子马拉尤夫连长，还有一个被称为“山鹰”的班长，名叫哈斯木。

山路险恶，空气稀薄，马张着嘴巴直喘气，有些山路陡得上不去，需要人连推带拉的往上掀。大雪埋住了山路，塞满了山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连尸首也找不见。翟米尔父子不愧是高山上长大的猎人儿子，对边境上的每一条路，每一处地形，就像对自己的羊群那么熟悉。有一次大风倏起，飞雪如席，打得人眼睛睁不开，马蹄子一个劲儿往山下滑。不少士兵都喊着要找地方休息，可是翟米尔却喊道：“不能休息，停在这里就是死，现在只有往过冲！”说着，他抓起胡鉴的马缰绳，两腿一夹自己的马，抡着鞭子狠劲地抽。山那面的风雪小多了，大家脱了险。又一次，他们在山谷里行进，突然听见雷鸣似的吼声，胡鉴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马拉尤夫喊道：“雪崩，停止前进！”部队刚刚站定，前面就像天崩地裂似的，雪雾弥漫，惊心动魄。有时候也遇到雷雨和洪水，闪电像金蛇般的在山谷中旋绕，炸雷像炮弹似的震得人头疼，半山上的石头被山洪冲得咕咚咚滚下来，但每次他们都能找到山洞隐蔽起来。葱岭中的气候就是如此多变，比长征时胡鉴经过的西康高原更加恶劣。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把他们的脸照得乌黑，手往脸上一摸，就脱一层皮。休息的时候要张大嘴呼吸。水烧到满锅都冒水泡，手伸进去却一点儿也不烫，面条下到锅里成了糊糊。

米字旗的降落（5）

他们这支轻骑兵，沿着国境线整整走了两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确定了建立哨所的位置和营建的地点。这一路，他们还碰到几次武装土匪的入侵。这些强盗抢去了塔吉克族牧民的几百只牛羊，还有大批财物。这群家伙，跑到我们的国家进行非法勾当，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慌不忙，赶着牛羊、吹着口哨慢腾腾地走着。因为多少年来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目中从来没有中国的法纪。哪知道正行之间，马拉尤夫带着士兵已经绕到他们的前面，拦路截住他们。还没有等土匪把枪举起，塔吉克族士兵愤怒的子弹已经射进强盗的胸膛。

他们押着俘虏，赶着牛羊，把强盗夺去的一切都还给老乡。老乡们感动极了，军队保护他们真是破了“天荒”。他们向老乡进行宣传，启发爱国主义思想，叫乡亲们自己拿起枪来保卫自己，还留下一名士兵在那里组织民兵。乡亲们纷纷要求参加民兵组织，有些妇女老头也报了名。边境上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民兵也组织起来了。他们炯炯有神的眼光观察着守卫着，定期派人给部队报告情况，对保卫边防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回到蒲犁，把边境上的情况，如修建哨所，组织民兵，所需人力、财力、物力等，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送到喀什警备司令部。司令蒋有芬，东北军出身，很有正义感，很快就写了回信，同意修建哨所的计划。只是报告要转呈迪化，等督办公署批下来就可以执行。

报告很快批了下来。昆仑山下的好几个县都动员起来了，莎车、英吉莎、叶城等县的民工，赶着成千上万头马匹、毛驴，向边卡上送木料，送苜蓿，还有粮食。山路崎岖、路途遥远，到边卡一趟要走半个多月。蒲犁县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大胡子”副县长亲自带着支援大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把一袋一袋的粮食送到前沿去。部队和民工一齐动手干活，这是山城自古至今罕见的事情。老乡们的情绪异常高涨，都争着在巩固边防和保卫家乡的斗争中贡献一份力量。

部队进行了一次整训。首先开始“民主生活”，让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当时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相当严重。班长就可以支使士兵洗衣服，当勤务，排长和连长就更不得了。开始士兵不敢说，经过再三动员，打通思想，士兵才发动起来，敢在会上揭露那些坏军官的罪行。揭露出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凡属性质严重的进行了处分。边卡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比较高的，但生活却不好。经过追查，发现有几个军需贪污了菜金。这几个家伙，整天花天酒地，戴着金戒指金手表，箱子里还压着不少金条。大家立即叫这几个军需退赃，并且予以撤职。汉族士兵和塔吉克族士兵的关系，在这次学习中，也得到了改善。为了尊重塔吉克族士兵的生活习惯，另外成立了一个民族食堂。

米字旗的降落（6）

驻喀什的骑兵三十五团叛乱。叛军一部向蒲犁逃窜，企图控制边界。早先混进三十五团的英国间谍军官沙迪尔，收买、煽动部分柯尔克孜族军官，让一名叫依沙克的军官给蒲犁边卡大队驻丕衣克哨所的排长西克尔写信，串联共同叛变。胡鉴得知叛军向蒲犁逃窜的消息，立即通知才建立不久的边务处蒲犁办事处转移到苏联控制的辛滚山口，要他们保护好电台，保证通讯畅通，绝对不能与迪化失去联系。正在这时，西克尔排长已从丕衣克哨所窜到县城，一发现胡大队长就开了枪，打伤了胡鉴的左手小指头。胡鉴下令将其逮捕，西克尔排全部缴械。边务办事处出发两个多小时后到了20多公里外的辛滚山口苏联边卡哨所，架起电台，用手摇发电机发电，向迪化总台呼叫，汇报了叛军情况。

边卡大队兵分两路，一路由胡鉴指挥守住边卡，以防叛军越境；一路由翟米尔率领赶到浑巴什截击叛军。翟米尔带人到木吉，与喀什派遣的追歼部队三十一团、四十八团会合，继续尾追。经过了三天的战斗，叛军大部被歼、被俘，残部沙迪尔等30多人逃往阿富汗。边务办事处返回蒲犁，装电台、立天线，与迪化联络。此后不久，新兵营的杨文先去苏联学习情报后来到蒲犁，任边务处蒲犁办事处副主任，后任主任，化名卓铎泰。

边卡大队直接受盛世才指挥，和盛世才的联系通过边务处电台。电报除发给盛世才外还给喀什警备司令蒋有芬一份，蒋负责边卡大队的供应。胡鉴还另有一本密码，专门和陈潭秋以及苏联方面联系，由他自己亲自收发，别人一概不知。

边卡大队和苏联边防军联系密切，互相交流情报，开会商议工作。苏方常派人通过中方边境去印度、阿富汗工作。

边卡大队日夜巡逻，民兵武装经常汇报情况。因此，边卡大队的活动主动而迅速，截击了那些偷越国境的间谍，抓住了搞非法活动的传教士、印度商人，然后向驻喀什的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对于明铁克这条通向印度和克什米尔的商道，他们盘查得异常严格。英国代办处运来的几驮子大烟，还有运走的黄金、宝石、稀有矿产等，他们都予以扣押。这些无法无天的冒险家，竟然把枪支也混在货物里往中国运。对于那些没有带违禁商品的商队，他们就派部队护送到蒲犁，并对商队的活动进行监视。这种差事需要精明能干的人，因此大都是马拉尤夫和哈斯木去。他们不但熟悉路途，沿途的村庄和部落也都熟悉。每晚歇到一个地方，马拉尤夫就派人监视商人，看他们和谁联系。

米字旗的降落（7）

这帮家伙，时时刻刻想摆脱监视，有时在大雪山上宿营，故意不靠近村镇，有时候歇在河边，在篝火边吃罢饭立刻就地休息，但等到人们都睡熟以后又悄悄爬起来，进村庄找情报“点”。就这样，从边境到蒲犁，沿明铁克大道，英国代办建立的联络点都被掌握了。这些人中有毛拉、教员和一些被收买的群众，甚至有些人脱离了原来的伊斯兰教而信奉起基督教，背弃了自己的国家而变成“大英帝国”的“侨民”。当地民兵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的监视，割断了他们和群众的联系。

英国代办处那座房子就像海洋中的孤岛，日益陷于孤立。人民群众不与他们交往，也不给他们卖粮食和肉食，特别是肉食。那时，突然接二连三发生了丢羊的事。牧民们终于发现，羊群经过英国代办处的大门，就要丢羊，羊被代办处的人抓进门里去了。牧民于是纷纷到县政府控告商总奴尔买买提，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依法惩治偷羊贼，赔偿经济损失。县长许亮约请政府有关单位、边卡大队、边务办事处各方面负责人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捉贼要捉赃，不管活羊、死羊，只要抓着证据，就好办了。

暮色四合，视野中只有代办处的房子还有灯光。有人从窗中窥视，平日身着整齐、彬彬有礼的英国外交官，现在又显出另外一副嘴脸，正和他的爪牙们充当屠夫宰羊呢。他们当即敲代办处的门，代办处的人非常慌乱，拒不开门。门越敲越紧，终于打开了。许亮、胡鉴、大胡子副县长和蒲犁边防委员会的几个公安人员，走进代办处，后面还跟着一群丢了羊的老百姓。人们很快找到了几只被屠宰的羊，肠子肚子撂了一地，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们大概走错了地方，好像来到了屠宰场。”大胡子副县长质问道，“这些羊从哪里来的？”

“从市场上买来的！”商总奴尔买买提满不在乎。

白天丢了羊的老乡从地上羊头的记号认出了自己的羊，就质问英国商总：“这是我的羊，我什么时候卖给你的？我的羊是你们偷的！”

他们还查明了奴尔买买提在蒲犁的情报活动。蒲犁县政府将案情通过边务处电台上报督办公署，经批准，将奴尔买买提驱逐出境。

悬挂在塔什库尔干城头的米字旗降落了。

一只鹰抖擞翅膀，一跃而起，从高不可及的山峰峡谷猎猎起飞，飞翔在辽阔而高远的仰望里，不管雷鸣电闪、寒流滚滚、云雾千仞、风雪万重，以稳健的翱翔穿越历史的重帷向天地万物发出震山裂谷的啸叫。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1）

1938年3月，一天下午，潘同、谷先南、谭庆荣等人，一起被请到督办公署参加盛世才为他们举行的饯行宴会。盛世才亲自督宴，宴席十分丰盛，楼下还有军乐队演奏。

数日之后，邓发找他们谈话，说：“你们很快就要下去了，即将到盛的军中任职，组织上送给你们每人一条毛毯作纪念吧！”邓发详细询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指示下去后应注意的事项，还发给每人一套衣服。

他们连同地方官员共约50人，乘着督办公署派的八九辆专车前往南疆的和田。路，铺在满目的苍黄中，烙得人双眼疼痛；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却没有一点儿的旁逸斜出，一览无余地伸向前方，伸向下一个绿洲。车队沿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走了七八天，才到达南疆重镇喀什，继续沿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行车五六天，才到达目的地和田。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代称做于阗，后称和阗，远在西汉初已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其鼎鼎大名如和田玉般嵌入了西域的发展史。和田河伸出长长的手臂将母亲河塔里木挽住，给西域大漠带来平扶，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洗去风尘，走马上任。潘同就任和田警备区少将司令兼和田区行政长，谷先南任和田警备区少校军需处长，谭庆荣任驻和田骑兵三十八团一连少校连长。潘同化名潘柏南，谷先南化名谷志远，谭庆荣化名谭桂标。谭庆荣，壮族，1929年12月11日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百色起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侦察参谋、教导员兼营长，随西路军左支队进疆。

骑兵三十八团没有营的建制，下属5个大连，其中3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辎重连，每连150人左右。骑兵连各有军马约200匹，连长一般配营职校官，4个排长有上尉、中尉，也有少尉。连队绝大部分是东北籍战士，还有少数新疆人。这支部队原是东北义勇军，因与日军作战失利经苏联境内到新疆，被盛世才收编。士兵年龄多在40岁左右，且多数没有结婚成家。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作风腐败。谭庆荣任连长时刚30岁出头，加上不是东北人，也不是骑兵出身，所以几个排长都看不起他，老兵们也不大理睬他。他一时束手无策，不知从何抓起，真是吃不好，睡不香，日夜在琢磨改造这个连队的办法。他终于想起了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蕴藏在心内的希望汹涌起来。

谭庆荣1929年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右江根据地的红七军和中央苏区的红三军团当过战士和基层干部。他不但亲眼看到红军中“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当过士兵会的委员。他决心用“士兵委员会”的办法来治理骑兵连。他把这个想法向警备司令潘柏南做了汇报，潘司令很支持。他又把想法告诉了蔡志达团长，蔡团长也很赞成。蔡团长虽是个旧军官，但却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对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对旧军队的腐败作风虽然十分不满却又无能为力。有人带头起来改造这支部队，他是支持的。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2）

领导支持，士兵们的态度怎样呢？谭庆荣找一些老兵谈话，征求意见。他从谈话中了解到，士兵多是东北人，对日寇侵占东北极为仇恨，对蒋介石不让抗日，使他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耕，十分不满，普遍都有“思乡病”。他们对长官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生活痛苦的现状也很不满，盼望早回故乡，与家人团聚，也希望在军队能过上人的生活。

谭庆荣的生命中饱含着一种锐利的东西，这东西像粒种子，饱满而生动。种子唯一的使命是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枝繁叶茂。他根据士兵的要求，打算先从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抓起。他在连里组织了“士兵伙食委员会”，每个排选出一名伙食委员，加上准尉司务长共五人组成，由司务长负责。士兵们看到要改善生活都很高兴，因为伙食太差了。连里有时一周吃不上一顿肉，只有到星期天才能吃上几块薄肉片，馋了就只好上街吃馆子。但司务长对组织“士兵伙食委员会”很不高兴，认为夺了他的权，更重要的是他的账目有问题，怕露了马脚。谭连长首先做司务长的工作，宣传“士兵伙食委员会”的作用，说明组织“士兵伙食委员会”不但不会使他为难，而且会成为他的帮手；还宣布：“只要努力为大家搞好伙食，过去的老账一概不算。”经连长这么一说，司务长的顾虑打消了，一心一意抓伙食并逐步见了成效。两个月后，部队移防到离和田不远的墨玉县。这是南疆一个气候温和、粮牧皆宜的富裕县。司务长和伙食委员会决定先从养羊抓起，请了当地两个经验丰富的牧民为连队牧羊；开始喂八九只母羊，不久又用卖马粪的钱买了12只。两位牧民白天把羊放出去吃草，晚上回来又加喂马料。羊长得很快，不到半年发展到60多只，一年后发展到100多只，每只平均60斤左右，大的重达七八十斤。连里也由开始的每周吃几顿羊肉发展到每周吃十来顿，加上其他肉类，每人每天吃肉将近一斤。连队炊事班里有三个是当地人，很会做羊肉、抓饭等新疆饭菜。过去士兵上街看到烤羊肉馋得流口水，现在每周都可吃到烤羊肉、炖羊肉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谭连长想到东北的士兵爱吃猪肉，特别是野味，就利用野外训练和冬闲时间，把队伍开进芦苇地去围野猪。高头大马一进芦苇地，野猪就到处乱跑，有时打得两三头，有时打得十多头，大的一头重达两三百斤，连里吃不完就“进贡”给团部。全团都知道一连的伙食搞得好，上级想到一连来走一走，其他连的士兵也都想往一连调。伙食搞好了，上街吃喝的现象大大减少，原来一盘散沙似的骑兵连开始稳住了。

解决了士兵的吃肉问题后，开始抓伙食账目公开。骑兵连收入不算少，除上级下发的军饷外，还可以卖马粪，卖半新半旧的马具，卖吃不完的饲料等，仅卖马粪一项收入就很可观。200多匹大马，几乎一天就是一大堆马粪，但历届司务长都不把这些钱归入公账，而是悄悄分给团长、连长，自己也得到一份。开始两个月，司务长把马粪钱加在谭连长的薪金里，他也不明不白的收下了，后来他查问，司务长才说这是马粪钱。谭连长说，以后我不收了，把它充进伙食里，叫大家吃好些。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3）

司务长说这是骑兵连的“老规矩”。谭连长告诉司务长：“从我开始破这个规矩，以后不论是马粪钱、马具钱、饲料钱，统统归入公账，并向士兵们公开，以前的账目不追究。”这么一抓，每月多出来的钱真不少，落实到饭菜上很可观。连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士兵们都很高兴。谭连长把骑兵连养羊改善生活和账目公开的做法向潘司令、蔡团长做了详细汇报，他们也很高兴。潘司令还指示蔡团长到一连考察取经，并把这件事汇报到了省财政厅长毛泽民那里。毛泽民对全省下了一个训令：今后党政军部门，凡薪金以外的收入都一律交公。训令下达后，立即遭到一部分军官的抵制。机枪连连长修阴春公开说：“那些钱用不完的人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也像他那样的话，那太太、少爷、小姐吃什么呢？”这话当然是针对谭庆荣的，谭当时未结婚，没有家庭负担。但由于这种做法得到领导支持和士兵拥护，很快就推广了。账目公开，经济民主，改善了生活，改善了官兵关系，促进了连队正气上升。

伙食委员会在解决士兵吃肉和账目公开后，接着又大力抓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过去连队文化生活缺乏，营房除听到一些思乡小曲外，就是打牌、赌钱、吵架声。士兵一犯纪律，排长就打骂或关禁闭。针对这些情况，伙食委员们先教大家唱歌子。自己不会教就请会唱的士兵出来教，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还请识字的士兵给大家读中共办的《新华日报》，也读《新疆日报》的文章，讲前方抗日胜利的消息。过年过节和冬闲时间，还演些活报剧，如《码头工人》《活捉汉奸》等。大家一唱一听一演，抗日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还举行篮球、排球、乒乓球活动，士兵的体质也有了增强。连队有歌有戏有球赛，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很怕他们，一见当兵的就走得远远的，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经过营区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慢慢到营区来听歌看戏看球赛。开始来些男青年，后来男女老少都来了，特别是星期六来得更多。县城的姑娘也来唱唱跳跳，县里的乐队也来参加伴奏。以后他们干脆在院子里搭了个戏台，歌声、锣声一响，老百姓就来了。很紧张的军民关系逐步搞好了。

接着，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会又想办法解决治病的问题。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全连患这种病的约40来人，一发病就尿道发炎、化脓，重的还拉血，路也走不成，不能执勤，甚至还要人照料。由于病号多，没有药品，连队负担很重。谭连长亲自到军需处要了一些药回来。由于人多药少，药品质量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谭连长只好去找潘司令，通过潘与苏新贸易公司联系，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药品。伙食委员会把伙食账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钱，加上谭连长的一个月薪金，用来买药。当时有一种治花柳病的针剂药叫做“六NFCA1六”，潘司令通过苏新贸易公司买回90多支，全连40来个病号，有的打了2针，有的打了3针，都好了。这件事很快又传到了其他连，不少花柳病号要到一连来就医。团长感到很为难，没有答应。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4）

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们还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病号身上。骑兵连兵油子多，平时病号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有的是真病，但多数是“思乡病”，还有人是长期装病。他们一方面给那些确实有病的士兵做病号饭，端到床前，送到手上，病号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发动士兵互相监督。这么一来，真病的士兵振奋了精神，装病的兵油子再也装不下去了，病号明显地减少。

最后一个问题是赌钱。他们先从当官的抓起。过去是排长、班长找士兵赌钱，士兵不敢不赌。当官的赢了钱就哈哈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挤干为止，而输了钱就发火骂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团长有时就把这些当官的关禁闭，但他们还是偷偷地赌。谭连长找几个排长谈话，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钱！他们每月几个钱，有的要养老婆孩子，有的要供养老人。他一个人输了钱全家都要受苦！”排长刘景和抽烟，又有老婆孩子，钱当然不够花，不够就从士兵身上刮。经谭连长谈话后，他慢慢不赌了，一班长也不赌了。这么一抓，营房里没人赌了，但少数人跑到外边去赌。他们偷偷摸摸地闹了一阵子，由于没人跟着跑，只好不赌了。

骑兵连虽然改造的大有起色，但谭庆荣的路途并未自此一帆风顺。盛世才出于利益需要，一方面装成亲苏亲共的姿态，表示“重用”他们；另一方面又存有戒心，怕他们“赤化”了军队，所以派特务处处监视他们。骑兵团的特务头子是团部少校指导员周凤鸣。这个家伙又坏又凶，连蔡团长的马弁尹贵斌都发展成为特务。蔡团长见尹鬼鬼祟祟，就不要尹在身边，把尹调到一连当上等兵。谭庆荣连原来已安插了四个特务：一个叫单勇，是个下士，此人有老婆孩子，月薪才十几块钱，为了领钱养家当了特务；一个是下士班长薛永生；一个是上等兵赵连吉；一个是上等兵王才。五个特务都受周凤鸣直接指挥，谭庆荣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报告周凤鸣。一次晚饭后，谭庆荣到潘司令那里去汇报工作，刚坐下电话就响了。他一接电话对方就问他是不是谭连长，并说连队门口有人找他，要他立即回去。特务是让谭庆荣不要与外界，特别是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接触。一个星期天，他们到玉龙喀什河边碰头，刚刚去，周凤鸣就带着七八个人来了，见了谭庆荣奸笑两声，而后就骑着马走了。又一次，他们在操场边的沟里刚想碰头，地方公安局就来了几个人。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5）

这些公安人员和周凤鸣算是一伙的，经常互相通气对付他们。1941年冬，谭庆荣被调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谋长张炳光是个特务，处里的上尉参谋张鹏程也是特务。他们与盛世才有密切联系，与公安局刘麻子一伙来往也很密切，专门监视潘司令和谭庆荣。张鹏程什么也不懂，专门与谭庆荣作对。谭庆荣把这件事向潘柏南司令汇报，潘司令说：“他们对我早就这样干了，只是我没告诉你，往后要多加小心！”不久，潘司令被调走了。他们把谭庆荣“夹”在中间，许多工作都逼着他去干，但又不让他随便活动。一位副官长对谭开玩笑说：“你兼了这么多代处长，要发财了！”谭庆荣心里明白，一场政治迫害就要临头。果然，谭庆荣和军需处长谷志远也被赶走了。

谭庆荣与刘瑞珍结婚，是1940年阴历11月初三。婚礼和家中的一切都是刘家操办的。婚后不久，谭庆荣调到司令部当参谋。每天晚上，谭庆荣回家翻电报，有时叫妻子帮着念电码。他常对妻子说，家里来过谁，干些什么，不要对任何人讲。司令部的处长谷志远，和田报社的马殊，墨玉县县长陈解虚，于田财政局局长黄永清，叶城税务局薛局长，星期天经常来，说什么母亲母亲的。这些人一来，老谭就叫妻子出去玩，并叮嘱她不要乱说。刘瑞珍回家给父亲讲，父亲说老谭是共产党员，不要出去乱讲。

结婚不到两年，1942年阴历7月14日，刘瑞珍回家，院子里的人对她说，来电报调老谭。老谭对她说：“这次走不知道情况怎样，你要好好照顾家。现在不让带家属，你就等着吧！”第二天早上，刘瑞珍和母亲送老谭到西门外飞机场。谷处长已坐在汽车里面，车两边站着两个大兵，拿着枪。老谭一上车就被大兵把匣子枪卸了。刘瑞珍身体禁不住剧烈地抖动起来，心里凄凉，放声悲哭，泪水哗哗地流。她的和谐梦团圆梦，揉进了涕泪和辛酸。谭庆荣走了，在暑气逼人、黄沙漫天的日子。

老谭走后，陈县长和妻子来住了半个月。他俩住外间，刘瑞珍和母亲住里间。陈县长叫陈广竹，是第二批由延安到新疆的干部，陈解虚是其化名。陈县长一来就把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说：“现在情况紧张，不要有啥东西忘了让别人搜查走了！我有很多话要和他商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陈县长还说，“老谭叫人送来个条子，条子上讲家属不能带走，请多照顾。”陈县长兑了100元公债券，把钱交给刘瑞珍。墨玉县来了几个阿訇，对陈县长说：“像你这样的好县长，不能走！”陈县长说：“现在是工作，还得走，以后我再来。”陈县长听不懂维吾尔语，由刘瑞珍给他翻译。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1）

1938年6月的一个拂晓。驻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团长张永夫把各连连长叫到团部，召开紧急会议。新兵营来的二连少校连长曾玉良和三连少校连长周纯麟也匆匆走来。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非常紧张，与往常很不一样。张团长压低声音对大家说：“昨天晚上，骑兵三十五团叛乱了。团长不在营房住，个别军官、一些司务长和上等兵，先把团里连排军官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用枪打死，然后乘马逃跑了！”

“什么？三十五团叛乱了，怎么搞的？”

有位连长惊讶地问了一句。周纯麟也觉得很吃惊。

张团长扼要地谈了骑兵三十五团的组成，说：“去年四五月份，南疆第六师七团八团相继叛乱后，大部分被消灭，师长麻木提也逃到国外去了。这个师没跑掉的人又被收容起来，经过整编，成了现在的骑兵三十五团。这个团不仅枪和马匹很差，而且从团长到各连连长对士兵都很苛刻，经常吊打士兵。士兵生活非常苦，一天连三顿饭都吃不饱。上操上课，军官也很厉害，随意打骂士兵。军官随便出入营房，晚上也可以回家去住，却根本不准士兵外出。士兵认为，宁愿回家当老百姓，也不愿在这个团当兵。因此，这个团的官兵关系非常紧张，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次叛乱，既有坏人从中煽动，又是这个团官兵关系紧张的总爆发。”

张团长说到这里，提高了声调，脸部表现也显得更加严肃。他打开地图，指着说：“叛军分两路逃离，我们团的任务是兵分两路追歼。一路由杨副团长带领二连和三连，经乌恰，向托云方向追击；一路由我带着一连和四连，经阿克陶、塔什米里克，向盖孜、蒲犁方向追击。”

张团长又具体地向各连连长交代了在追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明骑兵四十八团是由步兵改编的，对步兵作战有些经验，对骑兵作战还缺乏经验，特别是同骑兵还没有打过仗。张团长还讲了几种打法：发现敌人乘马时，要先把敌人的队形打乱，然后再分割消灭；如果敌人已经下马，就先解决马桩（马桩是骑兵下马徒步作战时控制马的少数人），然后包围起来，报告团部，集合全团兵力去歼灭；如果敌人分散隐蔽，我们即就地驻下，进行宣传和清剿；如果敌人逃跑，就要迂回到前头堵住，进行追歼。张永夫团长讲完，杨炳瑞副团长又补充说，各连应要求每个排带一匹预备马，并带两天的粮食和一天的马料。

周纯麟回连之后，一边通知部队开饭、喂马，一边召集各排排长、司务长和司书，传达了团长的讲话精神，分配了各排的任务，要各排都带上空马。他要司务长按照团里规定，用马车带上几天的粮食和草料。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2）

周纯麟化名周玉龙，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塑造了他沉稳如磐的意志和性格，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教导员等职，随西路军左支队进疆。组织上原计划要他学习飞行，体格也检查了，但因工作需要来到南疆。他和曾玉良是以胡宗南第一师“学兵营”的名义，来到骑兵四十八团任职的。周纯麟开始了一如既往的勤奋和充满激情的工作，虚心向下级和士兵学习，很快掌握了马术和骑兵指挥的一些基本知识。他在连队的威信渐渐提高，最终众望所归。他带领连队进行了骑兵对骑兵的对抗演习，骑兵的追击战，打密集队形的步兵，以及没有步兵配合的骑兵攻坚战和有步兵配合的步骑协同作战等多方面的战术训练，使连队的机动作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时，周纯麟很想有一次打仗的机会，试一试自己指挥骑兵的水平和连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说来凑巧，这种机会居然这么快就来了。

太阳依旧平静地露出脸来，把光芒撒向大地。周纯麟跃马扬鞭，目光如炬，紧跟着尖兵排，指挥部队搜索前进。沿途，他们看见叛乱部队昨晚逃跑时烧、杀、抢、掠老百姓的许多痕迹。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已跑了100多公里。尖兵排报告：“前面就是我们骑兵四十八团的马场。”马场是团里平时喂养体弱马匹的场所，在巫山口东面山口外。

周纯麟见马场附近被马匹践踏得乱七八糟，便怀疑叛乱部队是不是逃进马场里去了？这时候，杨副团长还在后面。他一面让部队下马隐蔽休息，一面派两个人进马场侦察。叛乱部队果然进了马场。马场场长田种玉还不知道这个骑兵三十五团已经叛乱，正在热情地接待这伙人哩！可是这伙人却慌慌张张，有的在场里喂马，有的在场里换马，有的在做饭吃，有的在捆绑沿途抢来的东西……

两名侦察员将情况向周纯麟汇报以后，杨副团长还一直没有上来。于是，他与曾玉良连长商量，进行了分工：二连在左，三连在右，先将敌人包围起来，一齐向叛军冲去。叛军本来就是没有指挥人员的乌合之众，这时变得更加乱糟糟。他们有的上马，有的抵抗，有的乘马逃跑，有的徒步跑散，有的抱住抢来的东西不放，有的跪在地上只是磕头求饶。追剿部队捉了一部分俘虏，缴了三四十支枪、一些马刀和几十匹马；老百姓的驴、马和许多东西，不少也被截了下来。

夕阳西下，渐渐落尽，灰色的夜幕从天边像水一样弥漫而来。杨副团长才上来，周连长和曾连长向他提出：继续追击逃跑的叛军。他不同意，要部队驻下。第二天吃过早饭，杨副团长要曾连长带着二连追击，三连就近封锁山口，继续搜剿叛乱的散兵。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3）

曾玉良化名曾海山，红军营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连长带领二连追到下午，消灭了十几个叛兵。他正走得人困马乏时，突然白马仰起头来，向空中嗅了几嗅，振鬣长嘶，转过身来，向南奔驰。他知道此马颇具灵性，便也由它。奔不多时，沙丘间出现了稀稀落落的铁草；再奔一阵，地上青草越来越密。他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白马这时精神大振，四蹄如飞，转眼之间已听得淙淙水声，出现了一条溪流。曾连长跳下马来，见水清见底，便抚摸马背笑道：“多亏你找到这条小溪，咱们一起喝吧！”他俯身溪边，掬水喝下，清凉直透心肺，甘美之中还带有微微香气。那马饮了溪水，长嘶一声，跳跃数下，也有说不出的欢喜。曾玉良饮足溪水，心旷神怡，于是卷起裤脚，踏入水中，把头脸手脚洗了个干净，再把马牵过，给它洗刷一遍。白马经水一洗，雪白光亮，更加矫健。

曾玉良骑马沿溪向上游行去，渐行溪流渐大。他纵马急驰一阵，溪水转弯绕过一块高地，从一排参天青松中穿了出来。他顿时惊呆了，眼前一片大湖。湖周乔木灌木参差，杂花红白相间，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之中，奇丽异常。远处是青草平原，无边无际的延伸出去，与天相接，草地上白羊成群，惊跑吃草。草原西端一座高山参天而起，耸入云霄，山腰以下树木苍翠。树上小鸟鸣啾，清脆婉转，此伏彼起。忽然，曾玉良看见林边有个叛兵在慌忙逃窜。他便使出学到的马上工夫，催马向前，将叛兵捉住。

他们抓住俘虏之后，不加杀害，好好照顾，给吃给喝给住。老百姓反映：这支队伍的做法，跟过去大不相同。一年前，盛世才的部队在这里抓了俘虏，都赶到沙漠上用机枪扫射，使这里很多少数民族妇女都当了寡妇。同样是盛世才的部队，为什么前后大不一样呢？

周纯麟带领三连就近封锁住山口之后，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他们将叛军抢来的东西，全部还给老百姓。这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大，有的群众说：“昨天的部队抢我们的东西，今天的部队将昨天抢去的东西又还给我们，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个部队，虽然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但做法却根本不相同。”周纯麟在连队对军官和士兵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要求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不准随便进老百姓的帐篷和房子，更不准进清真寺去看人家做礼拜。老百姓看见部队在下雨天，宁可自己遭淋，也不进帐篷和房子，很受感动，就主动地腾出帐篷和房子。一家只有一个帐篷的就两家合住一个，腾出一个给部队；一家有两个帐篷的，就全家住一个，腾出一个给部队住。

要想使盛世才的部队，真正按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也不是很容易的。对于那些违犯群众纪律的，周纯麟及时地进行批评教育。有个班长不遵守规定，私自跑到清真寺看人家做礼拜，他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有个士兵，把一位少数民族妇女的面纱揭开了，他们就召开群众大会主动向老百姓作检讨，周连长还当众宣布把这个士兵关了禁闭。周连长动员士兵给老百姓担水，打扫卫生和下地劳动。部队缺少马料，没有铡刀，就通过乡政府或当地阿訇、头人向群众借，决不随便拿群众的一把铡刀、一斤草料。群众的想法了然于心，纷纷说：“以往的部队，见了我们就打、就骂，见了东西就抢，见了姑娘媳妇就要糟蹋。可你们却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真是个好部队！”群众有的给他们带路搜捕叛军，有的给他们通风报信，有的索性把叛军的散兵捆绑起来，送给他们。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在附近的山村、树林，搜捕到近百名叛乱的散兵。

许多群众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吃抓饭，吃烤羊肉，还有许多青年主动要求参军。二连在恰克马克一带，主动参军的就有十多个青年。其中一个维族少年，叫艾义提，13岁，起先曾海山连长嫌他年纪小，不要他，他硬是缠着曾连长不放，后来偷偷坐上运俘虏的汽车，来到团里。张团长同样嫌他年纪小，还是不让他当兵，他急哭了。他的单纯与热切像山间的任何一朵野菊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最后，曾海山连长为他求情，向张团长说好话，团长才同意他留在二连。他在二连给曾海山连长当勤务兵。新中国成立后艾义提在喀什政治学校当翻译，常怀念曾海山连长，怀念曾连长关心他照顾他的情形，在心灵的一隅栽植着一棵永不凋零的常青的绿树。他直到白发斑斑、体态沉重时才知道，1944年曾玉良在八路军任骑兵团长时，在山东曹县打日本鬼子时牺牲了。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1）

1938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周纯麟带领连队乘马到团马术操场上出操。这会儿他还不知道，一个阴谋正在等他，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历险正在等他。周纯麟回到营房，武装带没有解下，马刀也没有拿下，脚还没有迈进连部的门槛，姓殷的司书就上前通知他说：“连长，警备司令部请你去一趟。”

他听了一惊，似信非信地问了一声：“哪里去？”

“警备司令部！”

“什么事？”

“不知道。团司令部只是说事情很急，不必经过团部，请周连长直接去警备司令部好了。”

他看殷司书说话的神情，觉得事情可能紧急，便立即转过身，向警备司令部跑去。

周纯麟一进警备司令部大门，军法处长王洪喜就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三四个士兵上来卸他的枪。

“这是为什么？”

“你有嫌疑！”

“什么嫌疑？”

“以后你就知道！”

军法处长把他的少校军衔扒去，把他的帽子、马刀、武装带，也都统统拿去，还让士兵把他强推硬拉，关进监狱。

监狱在警备司令部的后院。他刚进去，一股阴湿气、霉气和臭气相交糅的恶心味便扑鼻而来，熏得他头痛，熏得他呕吐。从这时起，他的每一刻就不仅具有阴湿、霉臭的气息，还带上了一种难以祛除的死亡的味道。房子又黑又小又潮，里面只有一条用高粱秆子编的破窄席子。房子的门后靠墙有一个小圆坑，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坑里面的大便，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不管的，而是在每天放风时，由犯人用手捧到破布上提出去。牢房又臭又脏，实在难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犯人尽量不在牢房里大便。

第二天早上，狱卒“冬、冬、冬”地敲他的门，从门上的小窗里递进一碗凉水、一个馕，说这是早饭。他站在门边，端着凉水，拿着馕，心里闷得慌，根本不想吃，就把碗和馕扔在地上。

三个士兵把他押出牢房，押进一个小房子，里面坐着军法处长王洪喜和一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乌兹别克族的公安指导员，名叫阿布都卡基尔，还有三个维吾尔族的公安人员，一个懂汉语的翻译。

周纯麟进门还没有站定，那个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就立即对他说：“你有问题，快交代！赶快讲！”

“你们要我讲什么？”他直挺挺地站着，干脆地反问。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2）

“你不要装蒜！”

“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落入了虎狼之中。他们让两个士兵用皮鞭抽打他。起先，他坐在椅子上被抽打；后来，他们把他拉倒在地没头没脑乱抽一气，问一阵再打一阵。他们再问时，他根本不吭声，不予理睬。他们见他不回答，又继续抽打，一直打到天黑。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

更加残酷的折磨和巨大沉重的夜幕一起降临。吃过晚饭，军法处长和公安指导员又带来另外几个人，把他双手反绑着，吊在房梁上抽打。他被打得不省人事，昏了过去。在白昼与黑夜的亲吻里，他的生命与死亡浑然融为一体。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们把他的双手在腕部紧紧绑住，又把绑住的双手套在两个膝盖下面的小腿前面，用棍子穿在他的腿弯和两臂之间，把他抬到凳子上。几个人把棍子上的绳子使劲往后拉，还在背上不断鞭打。这种残酷的刑法，他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们每拉一次绳子，他都钻心疼痛，浑身出汗。他想咬紧牙关不出声，但不争气的骨肉却没有理会他的苦心。他终于痛得实在难忍，只好拼命喊着“冤枉”！他们越拉越紧，把他的手关节拉脱臼了。他痛得昏了过去。

他又一次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地上。他们又把他抬上凳子，照样又拉绳子，又拼命鞭打。他照样回答说：“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样的酷刑进行了多次，第三天，改变了花招。他们把骑兵四十八团四连的于清文连长，带到审讯室与他对质。于清文外号大头，比他大两岁，老家在山东。

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把于连长一带进屋，就厉声问：“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们四连的于连长。”

公安指导员用鞭子顶着于连长的背，逼于连长讲。于连长在公安指导员的逼迫下，用恳求的口气对他说：“周连长，讲吧！”

“你叫我讲什么？”

“你就讲我们反政府，反盛督办，要把部队带走！”

“于清文！我什么时候对你讲过这些话？你无中生有！你没有良心！你陷害人！你不是个东西！”周纯麟一听他要自己讲这些，圆目怒睁，青筋贲张。

于清文不敢正眼看他，低下了头，用恳求的口气继续说：“你看我被打成这个样子，你就照我的说吧！他们还要我讲你是共……产党哩……”

周纯麟不等他说完，目光里喷着怒火，抢着继续骂：“你不是人！你诬陷好人！我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陷害别人！”这时候，他真恨死于清文，恼恨这个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而陷害别人的家伙。但当他看见军法处长不让于清文再讲，而且狠狠地给了于清文一个耳光之后，他的心也就软了下来。周纯麟目光扫了一下于连长，发现他也被打得很厉害，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血迹，刚才进屋时脚还一瘸一瘸的。他立即想到，于清文也是在残酷的刑罚折磨下屈打成招，才乱咬的。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3）

于连长被带走之后，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又叫人继续打他，并一个劲地逼问：“你是哪个地方派来的？你有五星没有？”

“我是中央军第一师的，是盛督办亲自写的信，派我到骑兵四十八团来工作的！”

“不是，根本不是！”军法处长怒吼起来。

“那你说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让你自己说！”军法处长狡黠地说，让三个士兵把他架到老虎凳上。这个老虎凳是军法处长别出心裁造出来的，结构很简单，只是在两根交叉的十字架上钉着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有两米多高。他们把他架上去之后，他就感到坐不住，没有多久，腿肚子又酸又肿，臀部只有一点地方坐在桩头上，顶得血直往下流。

他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怎么也不敢动，因为一动就可能摔下来。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住，稍一晃动就“冬”的一声，从两米多高的木桩顶端上摔了下来。他从高处摔下来，肩头被摔得疼痛难忍，但坐在地上比坐在木桩顶端要好得多，屁股和大腿都能松一松了。

他躺在地上，正想把腿再放松一点，可是两个士兵的刀背已经砸到背上。他们用刀背和皮鞭又砸又打又骂，接着又把他抬上了老虎凳，连吃饭也不让下来，晚上也叫他坐在上面。他们还不准他闭眼，只要一闭眼睛，刀背就砸到身上。他被折磨得实在不成人样，坐在上面确实受不住了，就故意从上面摔下来。他宁可挨刀背、好让屁股和大腿放松一会儿。就这样，他们把他抬上去，他自己摔下来，又抬上去，又摔下来，不知轮番了多少次。第三天下午，他们见他什么也不肯讲，只好把他送回监狱。

周纯麟被送回监狱的时候，曾玉良在小门洞里看到了他。曾玉良关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两间房子中间，有一层单砖墙。白天，曾玉良不能同他联系，到了晚上，曾玉良先轻轻敲了两下中间的砖墙。周纯麟听到墙响，就爬到墙边问是谁，只听得墙上的缝里回答：“曾玉良。”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周纯麟一听隔壁住着曾玉良，心里急坏了。

“在你被抓进来的当天下午，我就被抓进来了！”曾玉良着急地问，“什么事情被抓的？”

“我们被陷害了！”周纯麟将被打，与于连长对质，以及自己没有承认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曾玉良。

一天下午，军法处长把曾玉良从监狱里拉出去。周纯麟在门缝看到后，心痛欲绝，为他难过，自己受过刑，知道那种味道真是太难受了。

曾玉良受刑回到监狱后，通过墙缝，告诉周纯麟受刑的情况。他被带到审讯室后，劈头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苏联的走狗？你有没有红五角星？”他不承认，他们就用马鞭子轮番抽打，打得他死去活来，直到第三天晚上，才被拖回牢房。

周纯麟又连续坐了五天五夜的老虎凳，死过去活过来好多次。棍棒、扁担、皮鞭、辣椒水等等各种刑罚的滋味，都尝过了。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背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碎片，黏在血和肉上。但是，靠着宁折不弯生命力的倔强，他硬是咬紧牙关，一句不招！曾玉良虽然比周纯麟少受了几次刑，但是每次也把他打得很惨。有一次，他被打昏过去后，被直挺挺地拖回牢房。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4）

身心交困的最沉重时刻，寒冷和饥饿也不放过他们。他俩在监牢里都戴着脚镣，睡在芦席上，冰凉冰凉的，寒气直往心窝里钻。整天吃不饱，一顿一个不到拳头大的馕，一碗凉水。周纯麟虽然吃不饱，还能马马虎虎对付着。可是，曾玉良的肚子大，过去在红军里是出名的小胖子，别说是只有一个拳头大的馕，即使一顿五个也很难填饱他的肚子。曾玉良有时饿的呀呀直叫，可是在敌人面前一个饿字也不讲。敌人拿油煎的饼子来引诱他招供，他连看也不看一眼。

十多天过去了，周纯麟的伤刚刚有点好转，军法处长和几个公安人员又把他带去审问，又一次让于清文连长与他对质。这一次，周纯麟比较策略，先顶着于清文的话说：“你要说我反政府的话，那是我反对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反对政府里那些阳奉阴违的人！”因为他知道这样讲，与“六大政策”中的“清廉”是一致的。但是，军法处长不肯罢休，一个劲儿地让公安人员用皮鞭抽打他。他们自己轮班休息，却不让他睡觉，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一连拷打折磨了三天，还灌了辣椒水。

周纯麟回到原先的牢房之后，却不见了曾玉良。原来，敌人觉察到他俩有接触，于是在他出去受审的时候，搜查了他俩的牢房，连破席和墙缝都搜遍了。他们还是不放心，就把曾玉良调到别的牢房去了。

天气很冷，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内容又增加了一个方面，就是要草垫，要被子，要火烤，还要一个小便桶。一天夜里，周纯麟在过堂时，看到自己的被子盖在一个公安人员身上，就提出：“我要被子。”

军法处长阴阳怪气地说：“你的被子我也想给，可是，你们连队还没有将你的被子送过来啊，我拿什么给你呢？”

“我们连队已经将我的被子送来了。”

“在哪里呀？我怎么不知道。”

“在那个家伙身上！”他用手指着躺在床上，盖着他的被子的公安人员说。

“你怎么知道的？”军法处长厉声问道。

“因为我被子的一头，有一条黑平光呢缝着。”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军法处长见他说的证据确凿，本来就很长的脸一下拉得更长了，提起皮鞭一面劈头盖脸地猛烈抽打，一面恶狠狠地说：“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你！”

周纯麟也毫不示弱，又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见原来喀什警备区的司令；第二，要见原来骑兵四十八团的张团长；第三，把我送回省城，见盛督办。他这三条提出后，他们好多天都没有答复，也没有审讯他。他一见到军法处长就提这三条要求，此人一直避而不答。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突然一位苏联顾问到监狱里来，悄悄地把他带到办公室，翻译也是苏联人。当时，他不认识这位顾问，因为这位顾问不是他们司令部的顾问。他事后才知道，这位顾问是从省城来的，是盛世才的总顾问。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5）

周纯麟跟着顾问进了办公室。顾问让他先坐下，定定神，然后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坐监狱是怎么回事？好好对我讲一讲。”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是很好的。他在喀什骑兵四十八团时，因到苏联顾问住处汇报情况，也常与司令部的苏联顾问见面。因此，顾问一提问，他就将什么时候进的监狱，审问的内容，以及狱中的残酷刑罚等，统统说了。

顾问问得很详细，连他的吃、住、睡以及狱中天天死人的情况，都一一问到了。顾问反复问他：“据你所知，他们是为什么把你送进监狱的？”

周纯麟想了一会儿，说：“对于这个，我确实说不清，但听看守和放风时别人议论，好像是反盛世才的人利用反间计，来陷害跟随盛世才的人，而我和曾玉良被牵连了。”他又把在监狱里听到的情况告诉苏联顾问，“听说是英国住喀什的领事，收买了骑兵三十一团的艾买提团长和公安局的一部分人，陷害了这个团的米杰副团长。米杰受刑后屈打成招，又咬了我所在的骑兵四十八团的于清文连长，于清文又咬了我和曾玉良。”

这天晚上，苏联顾问与他谈了两个多钟头。最后，顾问说：“我是从省城来的，你是中国工农红军，不要怕。中国工农红军是什么也不怕的，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听顾问这么说，周纯麟心里一亮，坐牢的事党组织已经知道了。

从这以后，他们的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地上有了铺草，被子还给他了，连队也给他送来了大衣，审讯次数也明显减少了。

1939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军法处长突然带着几个公安人员闯进牢房，不问青红皂白，给周纯麟戴上脚镣，戴上手铐，还用一块黑布蒙住头，推上汽车。他还以为要暗害他们，后来从押送士兵的闲谈中才知道，是盛世才来了电话，说案情重大，一个人也不要死，要安全地送到省城，他要亲自审问。这天夜里，周纯麟被从汉城监狱送到回城公安局的王庙第四监狱。在回城监狱，还是三天两头被审问一次，他还是那么几句话。

2月，周纯麟、曾玉良、赵海丰，还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副团长共四个人，被当成“要犯”分乘四辆车子，由一个排的部队押送，从喀什的监狱出发，走了一个多星期，于一天下午到达省城督办公署的大院门口。

天依然昏昏欲睡的死样子，下着鹅毛大雪，非常寒冷。周纯麟头上没有帽子，身上还穿着夏天的单衣，披着黑色的夹大衣。他下车后好长时间都站不稳，想把靴子脱下松松脚，但脚肿得厉害，脱了好久也没有脱下来。

他们进了督署的第二道门之后，从里面出来两个军官，带着几个士兵，要把他们四个人往后院监狱里送。那个维吾尔族中校副团长边哭边叫喊，非要见盛世才本人不可。几个士兵推他拉他，他坚决不走，就在地上躺着，怎么拉也拉不动。他们三人也不愿意走，一定要见盛世才。双方僵持不下，一个军官跑到后面去了两趟。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6）

盛世才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维吾尔族副团长心急火燎急不可待，从地上爬起来，大步走上前去，跪在地上，脱了上衣，转过身去，要盛世才看他的背。

周纯麟也上前几步，只见他的背上一个眼一个眼的，周围有许多火泡，都破了皮，血肉模糊。他背上的眼，是在喀什受审讯时，先用锥子锥，然后用油纸捻子放进去烧。盛世才看了那个副团长的背，改变了原先要他进监狱的决定，对身旁的一个军官说：“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这个中校副团长在公署里敢于大叫大嚷？盛世才见了他的背之后，为什么又能让他住进医院？

当时，喀什附近驻有两个骑兵团。骑兵四十八团住在汉城，是盛世才的老部队；骑兵三十一团住在回城，大都是维吾尔族人。1937年南疆叛乱时，三十一团也有不少人想叛变盛世才，但由于没有来得及跑掉才住在回城里。对于这一点盛世才心里清楚，于是就从自己身边的卫队里，派了四个亲信，想去改造这个团。一个是警卫连连长，也就是被屈打成招的中校副团长。盛准备让这个副团长接任团长，另外三个人是警卫连的排长，准备接任这个团的三个连长。临行时，盛世才特地向这个副团长交底说：“你名义上是副团长，三个排长暂时还当排长，但你们要注意控制部队，要不了多久这个团就交给你们了！”

谁知道，这件事很快就让骑兵三十一团的那个维吾尔族艾买提团长知道了。他非常恼火盛世才和这个副团长，但又慑于盛世才的权势，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就采用反间计，先收买好团里的几个人，跑到公安局告发这个副团长要反政府反盛世才，要投军阀马步芳。艾买提就以这个罪名，把这个副团长抓起来，投进监狱，使之屈打成招，从而达到除掉心腹之患的目的。

这件事，本来是盛世才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周纯麟、曾玉良、赵海丰毫无关系，但因两个方面的原因把他们牵连进去了。一是这个副团长与骑兵四十八团四连长于清文非常要好，是盛世才办的深造班的同班同学，因此别人就诬陷于清文与这个副团长是同伙。另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曾玉良、周纯麟、赵海丰应盛世才的要求，受邓发的委派，由省城到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和四十一团工作时，是与这个副团长坐汽车同行来的，在一起吃住了几天。谁能想到，与这个副团长几天的同路，致使他们三人飞来一场横祸，无辜地受到了酷刑折磨。

艾买提原打算把他们“就地正法”，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盛世才也相信他们捏造的假报告。但是，苏联顾问却从省城坐飞机来到喀什，盛世才又下令把所有的“犯人”统统送到省城，而且下令不准死一个“犯人”。原来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谷志远也是新兵营干部队的。大家到南疆工作时，是一路乘车的。谷志远到省城开会回来，经过喀什到周纯麟所在的骑兵连看他。这个连的士兵告诉谷说，周纯麟和曾玉良都关进了牢房。谷志远回和田后，向新兵营派到和田的警备司令潘柏南作了汇报。这事又用电报报告了中共驻新疆的代表。党代表同苏联顾问商量，并同盛世才谈过，盛同意苏联顾问前去。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7）

他们到了盛世才这里，虽然也提出要求，但盛还是只把他的亲信副团长送进医院，而把他们三人关进了公署院子后面的监狱。这个监狱，不是正式监狱，而是临时用仓库改作的。一个房子里关了好几个人，有被收买过去的，也有受刑后胡乱招供的，还有他们三个根本不招供的。周纯麟和赵海丰关在一起，曾玉良关在另一间房子里。

周纯麟和赵海丰，在以往的战斗中是老搭档。西路军西渡黄河时，他俩都在二六三团，周纯麟任三营教导员，赵海丰任一营营长。他俩是“渡河先锋连”的指导员和连长，共同渡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血战河西走廊时，在倪家营子坚守围子，他俩又苦战在一起，一起组织突围。

“老赵，你是怎样被抓起来的？”周纯麟悄悄地问。

赵海丰黑瘦黑瘦，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慢吞吞地用六安口音告诉他：“我同你跟老曾在喀什分手后，就被派到叶城的骑兵四十一团当连长。有天吃过晚饭，团长找我去，说司令部来了电话，要我到喀什去，连夜把我送到喀什。一到喀什就把我关起来了……”赵海丰用沙哑的嗓子，边咳边叙述着。

“你们团抓起几个人？”周纯麟又问。

“听说咬了我们团好几个人，可是我们团长都不交出来。我操他奶奶，单把我送到警备司令部，一到就关进监牢，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啥事。”

赵海丰告诉周纯麟所受的各种酷刑，鞭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还罚他在叠起的几张桌子上站了几天几夜。他打瞌睡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有一次，那帮人还把他头朝下脚朝天吊了两天两夜。“我是抱着准备死的决心”，老赵慢吞吞地说。

赵海丰同他们几个人不同的是，除吃饭吃不饱外，就是烟瘾特别大，没烟抽实在难受。放风时，周纯麟看到他到处去拾看守人员丢下的莫合烟头。看到这种情景，周纯麟心里真难受。

他俩的牢房里，有一个维吾尔族排长，会说汉话。开始，他俩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监狱，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制造事件的三十一团团长收买的。起先，他俩不与他讲话，他也不敢与他俩讲话。几天之后，互相之间渐渐熟悉，慢慢地也在一块交谈。周纯麟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从喀什来。他俩问来了多久，他说早来了。他俩又问他有没有准备，他说口供都已写好了。

“什么口供？”周纯麟追问道。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8）

这时，他感到失言了，怎么也不肯讲。周纯麟和赵海丰就动员说：“我们关在一个牢房里，是患难的朋友，怎么连口供的内容都不肯露一点儿呢？”赵海丰和其他几个人又吓唬他说：“你不讲实话，将来死了也上不了西天，你死也没有一个好死。”这个排长很迷信，年纪还轻，被赵海丰一吓，就悄悄地告诉他们说：“我的口供，是我们一块反盛督办、投马步芳！”

“你招这样的口供，不怕杀头吗？”周纯麟奇怪地问。

“不怕！”他镇定地说，“这是我们团长叫我这样说的，团长还说，这样讲主要是把我们的副团长以及他带去的几个人搞倒，等案子结了之后，他担保我不仅能出狱，而且一回到团里就当连长。”

这个宵小之徒说得那样神秘，那样起劲，那样眉飞色舞，可把他们气坏了。周纯麟“冬”的一下，狠狠地给他一拳。其他的几个人也上来揍了他几拳，踢了他几脚，大声骂他“缺德鬼！你真不能有好死！你这个家伙是个坏种！”

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盛世才的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把周纯麟叫去。军法处长“叭”的一下，把手枪往桌上一拍，恶狠狠地说：“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有什么讲什么，有事讲成无事，不行！无事讲成有事，也不行！”

周纯麟一边琢磨这个军法处长问话的意思，一边回想那个诬蔑、陷害自己的三十一团团长的罪恶阴谋，感到今天即使被整死，也要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老实说，坐了几个月的监狱，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于是，他就把如何被抓，如何被审，如何受刑，以及从同牢房里的那个排长嘴里了解的情况，统统都讲了出来。讲到最后，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不住地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周纯麟以为又要受重刑了，结果他们却反复地问他：“你讲的，是不是全是实话！”“一点不假，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同狱的那个维吾尔族团的排长。”

事后周纯麟才知道，原来盛世才的亲信、维吾尔族团的副团长，在重刑之下，把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也统统咬上了，说他们是同伙，要反盛世才，投马步芳。这三个处长急坏了，于是一起偷偷地来审问周纯麟，打听事实的真相。第二天，他们三人又偷偷地审问了周纯麟两次，见他说的前后一致，就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

最后，这个案子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长黄火青审理。黄火青也来自新兵营，但不了解案情。苏联顾问告诉他放人，他自然很快放人。案子搞清了，诬陷者受到了处罚。被捕的人都一一释放，并晋升一级，回去工作。周纯麟没有回南疆，先到南山疗养了一个时期，新兵营野营时回到了部队。曾玉良、赵海丰也一起回到了新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