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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半无人私语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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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半无人私语时(10)

- 夜半无人私语时(11)

- 夜半无人私语时(12)

- 小荷才露尖尖角(1)

- 小荷才露尖尖角(2)

- 小荷才露尖尖角(3)

- 小荷才露尖尖角(4)

- 小荷才露尖尖角(5)

- 小荷才露尖尖角(6)

- 小荷才露尖尖角(7)

- 小荷才露尖尖角(8)

- 小荷才露尖尖角(9)

- 小荷才露尖尖角(10)

- 小荷才露尖尖角(11)

- 小荷才露尖尖角(12)

- 小荷才露尖尖角(13)

- 小荷才露尖尖角(14)

- 小荷才露尖尖角(15)

- 小荷才露尖尖角(16)

- 她不是白雪公主(1)

- 她不是白雪公主(2)

- 她不是白雪公主(3)

- 她不是白雪公主(4)

- 她不是白雪公主(5)

- 她不是白雪公主(6)

- 她不是白雪公主(7)

- 她不是白雪公主(8)

- 她不是白雪公主(9)

- 她不是白雪公主(10)

- 她不是白雪公主(11)

- 她不是白雪公主(12)

- 她不是白雪公主(13)

- 她不是白雪公主(14)

- 香港的求学岁月(1)

- 香港的求学岁月(2)

- 香港的求学岁月(3)

- 香港的求学岁月(4)

- 香港的求学岁月(5)

- 香港的求学岁月(6)

- 香港的求学岁月(7)

- 香港的求学岁月(8)

- 香港的求学岁月(9)

- 香港的求学岁月(10)

- 香港的求学岁月(11)

- 香港的求学岁月(12)

- 香港的求学岁月(13)

- 劫后余生录(1)

- 劫后余生录(2)

- 劫后余生录(3)

- 劫后余生录(4)

- 劫后余生录(5)

- 劫后余生录(6)

- 劫后余生录(7)

- 劫后余生录(8)

- 劫后余生录(9)

- 劫后余生录(10)

- 劫后余生录(11)

夜半无人私语时(1)

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我拨开迷雾，从天空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见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煐，拉着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那个形容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的胡兰成说过“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红楼梦》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时才八岁。

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我心动地聆听。

——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天空经过，大概也会驻足倾听。

她没有弟弟美，神情也略显呆滞，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恬。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头头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煐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两姐弟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会清楚地感觉到太阳的光，是纤细热烈的一条条。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味，父亲和姨太太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夜半无人私语时(2)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唯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她也会清楚地记着，那是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晾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阳台上，很用心地替这张照片上色。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记忆里难得的母爱珍藏。

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小煐到她的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小孩童是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想好一会儿才可以慢慢醒来——仿佛灵魂悠游在天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只得无奈地还了魂——她于是显出一点高兴来，认真地教女儿认字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你还记得绿豆糕吗？”小煐循循善诱地提醒，“妈妈每次给我两块绿豆糕，我总是分一块给你的。”

“我要吃绿豆糕。”子静的心思立刻转开去，但是哗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更喜欢松子糖。”

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掺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

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煐终于不耐烦了。八岁的女孩子和七岁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离天差地远。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32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煐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爸爸。”

夜半无人私语时(3)

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煐凑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煐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借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多少又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煐问父亲：“妈妈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是高兴的，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鬼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煐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

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19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18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夜半无人私语时(4)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做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

2

李鸿章，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学殿太学士，死后大清朝廷赐封谥号“李文忠公”。因为曾代表清廷与侵华各国先后签订马关条约、中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历史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即使盖棺亦未能定论，我要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血统。

血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说它有，什么也看不见；说它没有，却的的确确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随着新生命的来与去而周转不息。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可以爱自己的祖先，并以他们为豪是一种幸运。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历史，很多人发了财便要请枪手替自己杜撰历史，很多人因为“我们祖上也曾富过”而一生郁郁，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蹉跎终生……祖先，是我们固有的历史，是我们的来处，是今昔何夕我为何人的一种论述，它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孤立、不虚无，而有根有据，如影随形。

夜半无人私语时(5)

李鸿章的私家花园——丁香花园

“我”走在这世上，不是破空而来突然而去的，身后站着历朝历代的祖先，他们躺在我的血管里借我的眼睛来看世界，借我的脚步行走，借我的头脑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颗西瓜种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结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种子播下去却一定结不出西瓜来——这便是血统。

张爱玲的血统无疑是高贵的。她在后来成名之后，一度犹豫过是否要借此出身来为自己的新书作宣传，并且因此“劣迹”而一再被人攻击虚荣——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虚荣？她是贵族的女儿，并不是神的女儿，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虚荣。没有虚荣，又何来的世界发展？

这大概便是张爱玲即使因为声明贵族血统很吃了一点苦头，并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后著作《对照记》里却再一次大胆地讲出自己的出身，并大声宣布“我爱他们”的缘故。

好吧，让我们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沏一壶茉莉香片，尖着嘴轻轻吹开那浮沫，在茶烟缭绕中，开始聊聊这一段关于血统的闲话罢——

传说中的张佩纶仪容潇洒，能言善辩，颇有名士之风。直隶丰润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常与一些文人学士们抨击时弊，纠弹官吏，往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闲时狎妓纵酒，风月无边，尤其喜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招摇过市，一时引得京都士大夫争相效仿，几至竹布长衫大有畅销京都之势。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被派福建会办海防，曾眼见福建海防空虚而向南洋和北洋呼吁船只，但未获理睬。7月3日，法舰突然发动袭击，进犯中国南部沿海，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间烟消云散，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自知罪无可绾，心灰意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流放边塞张家口。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认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元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与张佩纶做续弦是委屈了——这家的女孩子总是与层次比自己低的男人结缘，也是宿命。

《孽海花》里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编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这个才貌双全、德能兼备的女儿许给一个相差18岁的“囚犯”做继室，不禁大怒，骂李鸿章是“老糊涂虫”，又哭又闹，却到底拗不过。

夜半无人私语时(6)

张佩纶墨迹

结婚后，张佩纶自誓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只与娇妻每日诗酒唱随，烹茶作赋。李鸿章为了爱女，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这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府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张佩纶与李菊耦便是在那里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

在张佩纶所著《涧中日记》里，时有“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之类风花雪月的句子，伉俪情深，跃然纸上。即使妻子“小有不适”，亦可谓小病是福，两人“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很有点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意味。

他们甚至还合作过一部武侠小说叫《紫绡记》，书中侠女紫绡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文中常常只称做“小姐”而不提名字——他们的进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走出深宅大院的奇女子，然而他们的保守却又使得一支笔缄默地不肯轻言千金闺秀的芳名——大家族的不彻底由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最荒诞的想象和杜撰里也仍旧是“非礼勿言”的。

《对照记》里有张佩纶与李菊耦的照片，我未能看得出张佩纶有多么“风流倜傥”，却着实惊艳于李菊耦的娴静恬美，人们一直形容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然而李菊耦神情中的那一种清秀静美才真正称得上是“临水照花”。且她也的确是个惜花人，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便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家里没有婢女，因为反对贩卖人口，这也足可见出二人的进步。张佩纶还曾记载她“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像不像《红楼梦》里的妙玉？

然而一个女人的心若不静，便招外祸；心太静了，却又不容易尽享俗世的福分。张佩纶1903年逝于南京，享年55岁。那时幼子张廷重只七岁，女儿张茂渊才两岁。李菊耦不足40便早早地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日子，许是只有她自己晓得了。

夜半无人私语时(7)

安静与孤清，不知道是不是同高贵与叛逆一样，也是流淌在血液里，祖先留传给张爱玲的一份不可拒收的礼物？

张廷重未能继承他父亲的仕途经济，却把他那种名士风流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渐渐走到了歧路上——不论时日怎么样拮据也好，他管自捧戏子、吸大烟、逛赌城、玩汽车，直至瞒着家人在外面养了姨奶奶……

然而也许他也有自己的苦衷。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只有七岁，妹妹张茂渊两岁。李菊耦把所有期望都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母兼父职，教子甚严。就如李纨课子一样，严守着诗书传家的理统，望子成龙，亲自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就打，就罚跪。

张廷重空学了一肚子的诗书八股，然而长大后却全派不上用场。中国早在1905年便废除了科举制度，李鸿章与张佩纶的时代早就成了历史，四书五经换不来钟鸣鼎食，就只好在茶余饭后消消食罢了。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回忆道：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辛酸，因为毫无用处。

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也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儿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很晚。”

张廷重多的就是这些“毫无用处”的学问，这怎能不教他惆怅迷惘。在滔滔不绝地背诵着那些古文奏章的时候，仿佛重现了他的少年时代，重现了母亲慈爱而严肃的教诲，重现了曾经做过多年的科举取士的美梦。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成了泡影。而救他的，安慰他的，唯有鸦片罢了。

张廷重是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的婚，娶的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的女儿黄素琼（后来改名黄逸梵）。

素琼是美的，身段窈窕，体态轻盈，高鼻深目，薄嘴唇，有一点像外国人，头发不大黑，肤色也不白，并且周身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佻脱灵动。脾气也像外国人，虽然缠着一双小脚，却推崇西式教育。还拜了师父学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这些个社会名流都很熟识。

——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象她会安静地坐在一个满清遗少家里做少奶奶的。然而她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姨太太，戏子，吗啡，赌具，裹小脚的老妈子，终日不散的鸦片烟，还有无事闲坐打秋风的烟客……这些都是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浪荡与颓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向往国外的自由与文明。

张廷重也并不拒绝那“文明”，然而他的取舍却与妻子有不同的选择，他喜欢吃国外进口的芦笋罐头，各种新式的汽车，也看翻译小说，比如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张”，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又完全是清贵遗风——他尽得了父亲的风流，却未能拥有父亲的才情，更没有父亲的温柔。他与妻子的争吵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夜半无人私语时(8)

在女儿小煐四岁那年，更名黄逸梵的黄素琼终于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洋留学而远走高飞了。

一飞，便是四年。

张爱玲小的时候，原也赶得上看见了一点点浮华世家的遗风流韵，但多是些颓废的事物——锈迹斑斓的古董，华而不实的银器家什，几代流传的整套漆木家具，红木嵌大理石的太师椅，水印木刻的信笺，线装的绝版书籍，当然，还有终日烟雾不散的烟榻与烟灯。

总是在半明半昧的午后，她站在父亲的烟榻下，嗫嚅地小声地提出她的要求。而父亲，也多是半醉半醒地，爱答不理地回着她的话。使她感觉，进到父亲的烟间一刻，好似游了一回太虚幻境，再出来时，恍如隔世。

亲戚里有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小煐每次去，总见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就像长在那里似的，并且永远重复同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还有，初回上海时，赶上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这一些，都是伤感的，却也是富贵的，带着没落家族特有的沉香。

后来，那大家族的缩影一再地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金锁记》、《倾城之恋》、《花凋》、《茉莉香片》、《创世纪》……到处都可以寻到那黯绿斑斓的痕迹。

自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3

我的灵魂徘徊在1928年的天空，看到一个动乱的年代。

那一年，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女画家张玉良旅法归来，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那一年，上海大光明戏院由美商投资建成，首映美国影片《笑声鸳影》；那一年，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和战乱的影响下渐渐式微，大批文化名人从北京来到上海，文学巨匠鲁迅亦偕同妻子许广平在虹口安下家来；年轻的刘呐鸥从日本回到上海，与施蛰存、戴望舒合办了一份杂志叫《无轨电车》；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都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刚辞了姨太太，带同全家南下，从天津到上海，迎接妻子回国。

夜半无人私语时(9)

黄逸梵回来了，张廷重搬走了——搬去了医院戒毒——家里突然宽阔起来，明亮起来，也热闹起来，多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许多诸如钢琴、油画这些新的摆设，多了许多歌声与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位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小煐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快乐。因此很多年后都还记得很清楚。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她由衷地喜欢，连带的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并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虽然母亲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然而她没法矫正那固执的印象，坚信英格兰暖丽如春。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都要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张爱玲：《谈音乐》）

4

“家”的意义变得明媚而具体，意味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有蕴藉华美的来客和不时响起的琴声、笑声。

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总是不快乐的时候居多；因此快乐就显得格外珍稀，每一次都要铭记。

小煐是如此贪婪而紧张地收集着有关母亲与快乐的回忆，她开始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得人宠爱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来，学英文，弹钢琴，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会，母亲告诉她不要出声，她便端坐着一动不动，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闲时牵着母亲的手在花园里散步，讨论英国与法国的天空有什么不同，也是西式的浪漫；便连感伤也是西式的忧郁——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她便像一个淑女那样落下泪来。使得母亲向弟弟夸奖说：“你看，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是了，有母亲的好处，还有一项就是可以得到母亲的夸奖——有什么样的礼物是比一 句真诚有爱心的赞美之言更难能可贵呢？而又有什么样的赞美是比出自母亲之口更令人觉得温暖而幸福的？

她甚至学会了娇惯自己，家里吃鸡汤，她只喝了一口，便宣布：“有药味，怪味道。”大家都不理会，独有母亲却不放心地叫人去问厨子，果然说是这只鸡已经买了两三天，养在院子里，因为看它有点垂头丧气，怕它有病，就给它吃了“二天油”。

夜半无人私语时(10)

众人都做出恍然的表情，并且惊讶地看着这孩子，母亲虽然并没有说什么，可她已经很骄傲了，把头埋得低低地扒饭，可是身下飘飘然地好像要飞起来——因为母亲重视她的话，因为她的话是正确的，她是水晶球里的预言家。

如果日子可以一直这样地下去，那么这世上就会多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或许会少一位深刻的作家。

真不知道黄逸梵与张廷重的离婚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在张廷重从医院回来不久，便又重新抽上了鸦片。戒不了。因为他的心魔不死，烟瘾也不死。

他的心魔有很多个形象，就如绳子的许多个结——怀才不遇自然是其中盘得最大、系得最紧、历史也最悠久的一个结，悠久得都有点陈旧了，有一点磨损，发黑，面目模糊起来，甚至发出腐烂的气味，解开已经几乎不可能，斩断了还差不多；对于妻子的矛盾的情感是旧结之上加了新结，关于鸦片与姨太太，关于中西方的教育思想，关于审美追求，横横竖竖，重重叠叠，简直成了麻团，剪不断理还乱。

有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妻子是男人的福分，但是倘若这慧而美的妻子同时还个性刚硬原则分明，而那个性与原则又与丈夫的主张格格不入南辕北辙，那便是婚姻的冤孽了。

不幸黄逸梵与张廷重夫妻便是这种状况。留洋归来的逸梵比从前更加美丽、更加时髦、也更加聪敏有主见了。她穿着华丽的欧洲服装，洒着香水，说着英文，笑容明媚，谈吐风趣，走到哪里，哪里的阳光便灿烂起来，所有的人都像是花朵向着太阳那样仰起脸来注视她，追随她。这真叫做丈夫的充满了危机感——他看着她，怎么也不能确信这美丽的天使一样的女子是属于自己的。

天使是长着翅膀的，她们随时都会飞走。黄逸梵也是随时可能飞走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系住天使的翅膀，让她脚踏实地甚或画地为牢，再也不会飞走了呢？

张廷重想出了一个很笨的方法，真的很笨，可是在大家族里长大的他，却很迷信这方法管用——那就是金钱约束——他就是被他兄长用钱约束了许多年不得自由的。

在结婚前，尚未自立门户时，张廷重兄妹原一直依傍着同父异母的兄嫂生活，被克扣得很紧。这使他一旦有了金钱的支配权后，立刻便挥霍无度起来。仿佛一棵被盆栽的梅花，扭曲拗折多年成了“病梅”，一旦打破花盆重新栽在土里，也很难长成可造之材，而多半只会长疯了。

夜半无人私语时(11)

在大家族里，血脉的亲疏并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和权位才是关键，也是族里掌权者用以挟制众人的至要法宝。张廷重曾被兄长用此手段挟制过，如今也打算用这一招来挟制妻子，剪了她的远飞的翅膀。他从医院出来后，编尽理由，不肯拿出生活费来，要妻子贴钱出来，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想走也走不了。于是两夫妻再度开始争吵，吵得不可开交，比赛着砸杯子，砸家具，结果砸碎了自己的婚姻，也砸碎了儿女的美满童年。

——那简直是一个受到诅咒的噩梦，只有结束，没有醒来。

小煐再次陷入无助的忧郁里。每当父母争吵，佣人们便会把小姐弟俩拉出去，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玩，不要出声。春暮迟迟，院子里养着一条大狼狗，姐弟俩百无聊赖地逗狗玩，听到楼上父母的争吵声越来越响亮，中间夹着砸东西的脆声巨响。小煐和子静惊怯地面面相觑，都不说话。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子静推出他的小三轮脚踏车，一圈圈无声地骑着，画了一个圆，又画了一个圆。小煐抱着膝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月亮从云层里走出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出这吵嚷的噩梦。

在黄逸梵与张廷重争吵的众多题目中，有一条是关于小煐的——黄逸梵坚持要送小煐到学校里受教育，她自己是个学校迷，自然不会让女儿错过上学的乐趣；然而张廷重却坚持私塾教育，他的母亲李菊耦一天学也没上过，还不是能诗善赋巾帼不让须眉？而且，那些洋人办的学堂里能教出什么好来呢，让女儿也同她母亲一样，满口讲英文，撒开脚丫满世界跑吗？

然而他终究没有争过妻子。有一天他上楼休息的时候，黄逸梵像拐卖一样地拉着女儿的手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径直来到黄氏小学报名处。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支着头想了片刻说：“填个什么名字好呢？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不甚响亮——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于是，便随手填了“张爱玲”三个字。

那个歪着头取名字的样子，给了张爱玲很深的印象。

后来，张爱玲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必也正名乎》，开头便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又说：“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而她弟弟，就叫做“张子静”。

姐弟两个的名字，都被她批得体无完肤，可见“不可原恕”的应该是那取名字的父母。

不过她后来给自己取过笔名“梁京”，也未见得有多么响亮，而且也仍然是脱胎于“张爱玲”的声韵母切换。倒是她小说里的主人公，诸如范柳原与白流苏、许世钧与顾曼桢、葛薇龙、吴翠远、言丹朱，甚或碧落、娇蕊、霓喜、潆珠、愫细、小寒、绫卿……都是雅致纤巧有诗意，即使现在的作家们给主人公取名字，走的也仍是这一种字眼秀丽的路线。

夜半无人私语时(12)

张爱玲又写道：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

远兜远转，绕山绕水，最后到底还是归到“母爱”这个题目上来。还是那句话——对于温情，尤其来自家庭的温情，张爱玲得到的实在太少了。于是那一点点一丝丝，件件都铭心刻骨，无时或忘。

母亲是为了她而同父亲开始的这一场争吵，母亲难得一次拉着她手的记忆新鲜而刺激，母亲歪着头填写报名单的样子更是永恒定格，于是，这个由母亲随手填写的恶俗的名字，便就此跟了她一辈子，可谓意义重大。

发生在那一年的重大签字还有一起，便是张廷重夫妻两个的离婚书。

离婚，自然是由黄逸梵提出，并且请了外国律师。张廷重起先是不愿意的，直到签字那天也还吃吃艾艾地挨磨时间，然而黄逸梵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这句话使他十分受伤，便也签了字。

这个字一签，小煐的童年也便就此结束了。

那一年，她十岁，改了名字叫“张爱玲”。

小荷才露尖尖角(1)

我的灵魂在天空中行走，日夜奔徙，徘徊于张爱玲的两个家——一间在法租界一幢雄伟的西式大厦里，是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宽敞明亮；另一间在苏州河边的弄堂里，阴雾迷离——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迷雾，是鸦片的烟。

自从父母离婚后，张爱玲便有了两个家。一个是妈妈和姑姑的家——自从妈妈搬出去，姑姑张茂渊因为不满哥哥的行径，也随之搬了去——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用着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联合国。满屋子都是新式的西洋家具，窗明几亮，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奢华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明朗而可爱的宾客，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打着进步文明的标志；另一个是父亲的家，充斥着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教弟弟子静做八股文的老先生，堆叠的小报，章回小说，还有日暮西山一般的父亲及父亲寂寞的气息。屋子里仿佛永远是下午，人坐在里面会感觉一直地沉下去，直到天塌地陷。

两个家，仿佛两个世界。然而爱玲一样地喜欢。

不久黄逸梵再次动身到法国去，重新成为一个辽远而神秘的梦。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在张爱玲的眼里，姑姑和母亲是不可分的，她们一起出国，一起回来，一起租房共居，一起唱歌弹琴。姑姑就好像另一个母亲，或是母亲的一部分。每年圣诞节，爱玲都会自制了许多贺卡，然后挑出最满意的一张交给姑姑，请她代为寄给国外的母亲。

那时期她的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星期一早晨坐着父亲的汽车由司机送去学校，星期六再由司机接回家，保姆何干在每星期三给她送去换洗衣裳和食物，逢到星期六和寒暑假回家，便可以做许多喜欢的事情：看电影，看小说，去舅舅家找表姐妹聊天，或是去姑姑家玩儿。

她还照着报纸副刊的格式，自己裁纸，写稿，自己画插图，弄得像模像样，这许多“一个人的游戏”，使得她并不寂寞。张廷重也很看重女儿的文采，常常把女儿的大作展示给亲友看，不无得意地玩笑说：“这是我女儿办的报纸副刊。”

母亲不在身边，她和父亲的关系有一点像是相依为命，父女俩常常一同出去看戏、买点心，回到家便谈论那些戏或者小说。父亲有个很大的书房，对于爱玲来说就像阿里巴巴的宝藏，她时不时地会溜进去淘宝。《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水浒传》、《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还有张恨水的长篇小说等，都是她从父亲的书房里一本本拖出来读的。每每同父亲讨论那些小说的优劣，张廷重总是很细心地听着，并帮她分析辟理，也是一种别致的天伦之乐。

小荷才露尖尖角(2)

她是在那个时段里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记得曾写过一篇《理想中的理想村》，在初动笔时已经确立了她的浪漫主义精神，虽然她后来的作品一直力求写实，并且在《自己的文章》里声明要表现真实的人生，然而我始终以为：张爱玲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自小便喜欢历史题材，七岁时曾经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用墨笔开了个很辉煌的头，写道：“话说隋末唐初时候……”，有个亲戚名唤“辫大侄侄”的走来看见了，说：“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她觉得非常得意，却没有再写下去，似乎无尽的故事都已经在这一句“话说隋末唐初时候”里含着了。那么大的背景，那么久的年代，那么长的故事，也只好用一句话做起，用一句话做结，好比一首古老的曲子，从头唱到尾，又从尾唱到头，节奏旋律总是一样。一个七岁的孩童妄想演义历史，而且是隋末唐初的红澄澄浩荡荡，也是一种浪漫。

然而14岁那年她终究也写了一部有始有终篇幅较长的著作出来，便是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父亲张廷重代拟的，颇为像样，共计六回：

“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

“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

“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其中“赛时装嗔莺叱燕”不消说是套的《红楼梦》第五十九回题目“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芸轩里召将飞符”，可见两父女都是红楼迷。张廷重还把书中主要人物的刻画及创作背景一一分析给她听，爱玲认为：高鹗的续作宣扬“兰桂齐芳”，表现出他热衷功名利禄的心态。张廷重对女儿这一见解深为重视，并且提醒：续作中关于官场景况的描写还是十分生动逼真的，这正是因为高鹗出身官场。这对后来张爱玲写作《红楼梦魇》的帮助极大。

这也难怪，大家子的故事本来就是千篇一律，你踩着我的影子，我追着你的脚印。好像李鸿章那样名满天下的重臣，满脑子国家大事，却好像没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还可以说是不由自己做主，然而唯一的姨太太也长得丑，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想来真有点像贾政的情形——正配王夫人呆板无趣，唯一的妾侍赵姨娘也面目可憎。

小荷才露尖尖角(3)

宁荣二府里称得上爷的，总括上下三代，贾赦不用说是骄奢淫逸，已经拥红偎翠了还要惦记着鸳鸯；贾珍和贾琏也都是妻妾成群；贾蓉是同性恋不算，贾珠死得早，宝玉还小；就只有贾政是一妻一妾，也还不常亲近。

而张廷重若安在《红楼梦》里，会是扮演哪一个角色呢？他没有琏二爷的精明，也没有宝二爷的柔情，狠不过贾赦，贪不过贾珍，他更多的，倒是敬老爷的厌世呢。

然而，只有真正清闲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得出生活细节的美来。张廷重自有他的品位与观点。

张爱玲虽然往往以厌恶批判的眼光看着这个家及家里的一切，可是有时闻到鸦片香也会觉得心安，看到那些杂乱的小报便有种国泰民安般懒洋洋的亲切，仿佛揪着小花猫脖子上的皮将它轻轻提起，心里不禁柔软地一动——直到很多年后，经历了许多的沧桑漂泊，她每每看见小报堆叠，还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在鸦片烟雾中浸淫得久了，深入精髓，文笔里便也流露出一股异艳的冷香。她喜欢在文章里使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婉妙”、“黄昏”，不惜堆砌辞藻，以引起感官的刺激。这一点也有些像她的父亲，带着些奢侈放纵的意味。

跟着父亲，她很看了许多京剧，《四郎探母》、《得意缘》、《龙凤呈祥》、《玉堂春》、《乌盆记》……先还只懂得坐在第一排看武打，看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里面红色的里子，玉色裤管底下则是玫瑰紫的里子，随着武生的花拳绣腿踢得满场飞；后来便慢慢品出京戏的好来，故事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是极香艳又天真的，而且一切都有规律可循，比如马鞭子就是马，掷签子就是死，惨烈紧张的一长串拍板声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惊出一身冷汗；连哭泣都有特定的节拍，由缓至急或是由急至缓，像一串声音的珠子，圆整，光洁；半截水袖一柄折扇，在舞台上都可以演绎出万种风情，千般委屈，端的是姹紫嫣红开遍，风光此处独好，看似曲折，然而知音人自然心领神会。

她喜欢听那些锣鼓铿锵，当当当地砸出一个浩荡荡的“隋末唐初”盛世，再一路当当地砸出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她也喜欢听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绷呀绷的，小小的一个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还有二胡，拉过来拉过去，续而似断，断而又续，呜呜咽咽说不尽人生的苍凉……

父亲讲给她听，什么是“云板”，什么是“响板”，什么是“新剧”，什么是“旧剧”，《戏剧月刊》给“四大名旦”排座次，天资、扮相、嗓音、字眼、唱腔、台容、身段、台步、表情、武艺，缺一不可，还既得会新剧也要会旧剧，既要听京戏也得听昆戏，连品格都考察在内，张廷重一边翻看着画报，一边对那些名旦品头论足，爱玲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得意处，忍不住便笑起来。

戏剧，章回小说，古体诗，都是她这时期的爱好。一边读着《红楼梦》，一边便开始“香菱学诗”起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蛩，三尺剑，六钧弓，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

她爱极了那些秀丽端整的对仗，一口气写了三首七绝，其中一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墨圈点过：“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给父亲看了，也颇受夸奖。

林黛玉最爱“留得残荷听雨声”，她却偏是“带雨莲开第一枝”，诗言志，可见这时的她还是相当积极的。

小荷才露尖尖角(4)

张爱玲在1931年升入圣玛利亚女校。她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便是发表在1932年的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上；次年又发了第一篇散文《迟暮》，全校皆惊。

——后来的很多年里“张迷”们一直以为张爱玲1940的参赛作品《天才梦》是她的处女作，而她自己也曾在女作家座谈会上这样说过。然而张学“打捞”专家陈子善先生却在1932年的《凤藻》校刊上发现了小小说《不幸的她》，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张爱玲最早的印成铅字的作品。校刊编辑还特别注明：作者是初中一年级生。

圣玛利亚女校坐落在白利南路（今上海市长宁路187号），创立于1887年，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样，同属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会学校。环境幽雅，教学严谨，全部课程分为英文、中文两部，英文部包括英语、数、理、西洋史、地、圣经等科目，采用英文课文，并且主要由英美学者担任教授；中文部包括国文、国史、地三项，担任教授的先生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的老小姐，初中以上部分则多半是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

能够就读圣玛利亚女校的学生，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则贵。因为忍受不了校规的苛刻和功课的重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学生中途退学的情形。而张爱玲却始终能够游刃有余，名列前茅，可谓是一个异数；而在保证成绩优异的前提下还可以优游地写作，就更只有一种解释了——这是一个天才少女，生来就应该是写字的。

在张爱玲成名后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圣玛利亚女校的影子，亦可以看到张爱玲自己年少时的模样。

比如《殷宝滟送花楼会》中就可以看到女校的浴室“是用污暗的红漆隔开来的一间一间，板壁上钉着红漆凳，上面洒了水与皮肤的碎屑。自来水龙头底下安着深绿荷花缸，暗洞洞地也看见缸中腻着一圈白脏。灰色水门汀地，一地的水，没处可以放鞋。活络的半截门上险凛凛搭着衣服，门下就是水沟，更多的水。风很大，一阵阵吹来邻近的厕所的寒冷的臭气，可是大家抢着霸占了浴间，排山倒海拍啦啦放水的时候，还是很欢喜的。朋友们隔着几间小房在水声之上大声呼喊。”

这段大约是实写，因为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再一次提到：“她们学校省在浴室上，就地取材，用深绿色大荷花缸做浴缸，上面装水龙头，近缸口腻着一圈白色污垢，她永远看了恶心，再也无法习惯。都是枣红漆板壁隔出的小间，厕所两长排……”

同一场景在不同作品里出现两次，这于张爱玲是不多见的。她出国时并未带出几部旧作，《送花楼会》又是她较不喜欢的一篇，当然不会带在身边，那么这段描写便不是参照旧作，而是少年记忆于老年时再度重播。两部小说中间隔了50年，半个世纪之久，而描写仍然酷似至此，可见女校在她心中的印象之深。

有人以为《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自传，是以她与炎樱的交往为蓝本，所以认为那学校指的是香港大学；然而“殷宝滟”一文写于1944年11月，那时她还没念港大呢。由此可以佐证这写的确是圣玛利亚女校。

小荷才露尖尖角(5)

《同学》一文中且透露出，女校当时同性恋风气鼎盛，流行“拖朋友”的游戏，看到谁对谁有意思，就用抢亲的方式把两个人强行拖在一起，令她们挽臂而行。爱玲似乎也有意中人，可是倒没有明白的同性恋对象，大约是因为相貌平常、性格又呆板的缘故，她自诩“丑小鸭”。

也或许是因为她一直用罗曼蒂克的眼光来崇拜着她的母亲，于是别的人便很难看进眼里去。这在她少年时发表于校刊上的《不幸的她》一文中可窥一斑。

《不幸的她》故事开始在一个“秋天的晴空”，两个女孩在海上泛舟，“才十岁光景”，“是M小学一对亲密的同学”，一个叫另一个“雍姐”，十分依傍的样子。后来那妹妹因为父亲死了，跟着母亲到上海投奔亲戚，两人“就在热烈的依恋中流泪离别了”。长到21岁上，她母亲“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绔子弟”，于是她逃离上海，漂泊了几年，听说母亲死了，雍姐也结了婚，还有了个十岁的女儿，于是急急地去探访——

“她急急地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和雍姊别久了，初见时竟不知是悲是喜。雍姊倒依然是那种镇静柔和的态度，只略憔悴些。

‘你真瘦了！’这是雍姊的低语。

她心里突突的跳着，瞧见雍姊的丈夫和女儿的和蔼的招待，总觉怔怔忡忡的难过。

一星期过去，她忽然秘密地走了，留着了个纸条给雍姊写着：‘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孤清！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珠海，呆呆的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的！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

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从前的歌声呢！”

写这篇《不幸的她》时，张爱玲只有12岁，虽然笔触稚嫩，然而清新婉约，别有风情，正所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若是一定要对号入座的话，那么文中的“雍姊”倒更像是张爱玲的母亲，她对她的依恋、惜别以及咫尺天涯的哀伤，不正是从八岁到十二岁间，张爱玲所经历的与母亲欢聚、看父母离异、母亲重走外洋、后来又有了洋男友的整个情感历程么？

第二年，她又发表了散文《迟暮》，女主人公更是母亲黄逸梵的写照——母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迟暮的美人，高贵华丽，可是充满了“来不及了”的仓促感。她在文章里想象着母亲坐在轮船上的样子，也模拟着那千古一辙的伤春心境：

小荷才露尖尖角(6)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

“她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厂座里高谈。但现在呢？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烟云一般霏霏然的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她也惟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貌，盛气，都渐渐的消磨去。”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校刊成了张爱玲最早的舞台，此后几年，她又接连在校刊上发表了《秋雨》、《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心愿》、《牛》、《霸王别姬》等，已经清楚地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天赋。尤其《霸王别姬》一文，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与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

《霸王别姬》发在1936年的校刊《国光》第九期上，编者还在“编辑室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爱玲君的《霸王别姬》用新的手法新的意义，重述了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英雄美人故事，写来气魄雄豪，说得上是一篇‘力作’。编者曾看过郭沫若用同样题材写的《楚霸王自杀》，爱玲君的作品决不会因了文坛巨人的大名而就此掩住的，所以编者在这里说一声老三老四的话：爱玲勉之！”

那是张爱玲青春飞扬的时期，有着天才固有的自恋与敏感，却不失少女的天真浪漫。

她开始大胆想象，勾画自己的未来蓝图——中学毕业后要到英国去读大学，要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裳周游世界，还要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些理想，后来有的实现，有的则成为蔷薇泡沫，然而也已经都变了味道。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将她一生的轨迹改变，也使她的性格进一步走向忧郁沉静——这便是，父亲张廷重要再婚了。

小荷才露尖尖角(7)

听说了这个消息，爱玲十分忧虑。关于后母的种种传说她从中外故事里都读到了不少，没想到终有一天这故事会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做了童话里受苦受难的白雪公主，即将面对拥有魔镜的恶母后。

她把这挂虑对姑姑说了，姑姑也无法，只劝说：“那是大人的事，总不成叫你父亲就此不娶，不老不小的，屋里没个女人也不成话。”她站在姑姑家的阳台上，绝望地想：如果这时候那女人也站在这里，伏在铁栏杆上，她说不定会发狠把她推下去的，一了百了。

夏日的黄昏，晚霞烧得天空一片失火的红。人站在这一大片火云下面，渺小而无奈。爱玲在那一瞬，已经隐约预见了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境界。

只是，她仍然无法阻止那片火烧到自己跟前来。

3

前面说过，这个家里的女人的背景似乎总比男人来得阔大体面——李菊耦做张佩纶的续弦是一种下嫁，而孙用蕃给张廷重填房其实亦是屈就。

那时上海的房子涨价，张廷重手里有祖上留下的一整条街的房子，算得上富人，于是许多久不走动的亲戚便又开始往来，且拐弯抹角地替他做媒，说的是日商住友银行的买办孙景阳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

孙家是旺族，孙景阳的父亲、曾任袁世凯内阁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有一妻四妾，子女24人。给张廷重介绍的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用蕃，36岁，精明强干，样子也还时髦爽利，大方脸，削下巴，很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可是闻说脾气不大好，又染上阿芙蓉癖，所以年纪老大还待字闺中。她那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一来二去地，便给张廷重做了填房。

婚礼在华安大楼举行。那时候，跑马厅对面的国际饭店、大新公司、西侨青年会都还没有建造，七层楼的华安大厦便显得鹤立鸡群，居高临下——孙用蕃要的就是这种排场。

张爱玲和弟弟也参加了宴会，坐在席上，她真是食难下咽，仿佛眼睁睁看着一团火逼近了自己、包围了自己而不得逃脱——她真是很想转身逃开，可是，现实逼着她不得不端坐在那里，脸上带一个僵硬的笑。

她庆幸自己已经升入中学，可以住校。学校是她的伊甸园，可以使她短暂地远离继母的管辖——然而也未必，因为即使在学校里，继母的影子也无处不在，她的衣裳跟着她。

小荷才露尖尖角(8)

孙用蕃进门前，听说这个继女的身材同自己差不多，便带了满满两箱子自己做姑娘时代的旧衣裳——这位填房太太在进门前倒已经先想着替夫家省钱，真不知道是天生勤俭还是刻薄成性——或许也可以理解，总是落魄高官的后代，在民国一色地没落了，纵然祖上曾经堂皇尊崇过，如今的家境也仍是拮据，不然也不至这样委屈。

她打开那箱子，一件件地撂出衣裳来，带着惋惜怅惘的口吻说：“料子都还是好的。”仿佛连旧衣裳也不舍得给人似的。

于是此后几年里张爱玲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

那些肥大而过时的旧衣，像一件件情味暧昧的准古董。说新自是不新，说旧却又不够旧，有些领口已经磨破，无论怎样滚金线打丝绦，只是令人觉得土，觉得尴尬。而且因为压在箱底里有了年代，整个浸淫着一种脱不去的樟脑味，在那样青涩初开的年代里，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学校里，更加使一个少女无地自容。

爱玲本是自小就有一点恋衣癖的，这也是母亲的遗传——因为黄逸梵的爱做衣裳，张廷重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在张爱玲还叫做张煐的时候，她小小的年纪，看见母亲黄逸梵立在镜子前面，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只觉得美不胜收，羡慕万分，来不及地要长大，忍不住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而她现在已经16岁了，别说梳爱司头穿高跟鞋，甚至连穿得体面一点也不能。继母的那些衣裳中，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记忆的伤，终生不能治愈。她不禁想起小时候个子长得快，几天就蹿高一大截，有一次母亲为她做了件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奢侈得叫人心疼。

那件长满冻疮的暗红棉袍，就像兜头浇下满满一桶暗红色的油漆，给张爱玲的整个少女时代打上了一枚暗红的朱漆大印。她从此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嗜书如命，她原本就比一般的同龄女孩早熟，如今更是忽然褪去了所有的稚嫩与天真，并且由自卑导致的自闭，使她的中学生活并不愉快，也很少交朋友。

据她的老师汪宏声回忆：张爱玲那时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呆滞，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委靡不振”。然而她的作文实在是好，成绩也总是A或甲，老师常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她的作文，给她很高的赞扬，她也面无表情，仿佛并不当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仿佛写作本来就是她的天生技能，就像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啼哭、长大了便会行走一样，是种本能，天经地义的事情。

小荷才露尖尖角(9)

她总是忘记交作业，每每责问，她的口头禅便是“我忘了”。通常人们总是善意地一笑轻轻放过了她，并且当她在心里也未必真在乎。可事实上她的内心远没有她的表面显示出来的那样漫不经心，不以为意，在那里面，是一颗少女的备受磨折的扭曲的心。

心上一次次的伤渐渐结了痂，打成结，一辈子也解不开。后来经济独立的张爱玲很有点恋衣狂，喜欢自己设计衣裳，并且务求穿得奇装异服、路人瞠目才罢，就是因为那时被穿衣问题困惑了太久留下的后遗症。

4

如果把李菊耦比作课子的李纨，那么孙用蕃就是弄权的熙凤，而且还是“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那一回里的王熙凤。自从嫁入张家那一天起，孙用蕃就一直在变着方儿地提醒诸人自己的女主子地位，踩着别人来踮高自己——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罢，已经是低就了，再不仰起头来，怎么见得出自己本原的尊贵？

当家做主头件大事自然是钱，她不但抓紧日常开支，并且大量裁减佣人的数目，张廷重用的一些男仆和黄逸梵从前用的女仆都被辞退了——这是进门第一个下马威，要叫人见识她精明干练、擅于理家的手段。

她很喜欢同这家的前女主人相比，时常说：她喜欢画油画，认识蒋碧薇，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同陆小曼还是朋友呢。——屋子客厅里一直挂着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但她也自有一样深得张廷重心思处——就是与张廷重有“同榻之好”，也是位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已经抵得过其他时候万种的泼辣。

而且，她只是克扣前妻留下的一对儿女，对张廷重用在吃喝玩乐上的钱倒是给得很大方的，同他一样喜欢吃外国进口的罐头芦笋，喝鸭舌汤，喜欢新鲜轿车。女儿学钢琴缴学费的钱没有，可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张廷重非常满意，这新夫人可真是好，不会阻止自己吸烟，还不会好高骛远地巴望着西洋景，真是贤惠。渐渐地便对她百依百顺。

她便又嚷着要搬家——搬回麦德赫司脱路李鸿章的旧宅。辛亥革命前夕，李鸿章、盛怀宣、贝润生等人，自境内租界起，纷纷在静安区一带购置房产，不止那房子，那整条弄堂都属于李鸿章所有，地址是现康定东路87弄。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房间很多，空大陈旧，幽深不见天日。只住四个人其实是有些阴森而不划算的，然而孙用蕃坚持要搬，因为她嫁的是李鸿章的后代，自然要住进李鸿章的物业里去。

张爱玲的出生地，上海市康定

小荷才露尖尖角(10)

东路87弄，现已拆迁

1912年，李菊耦在这里去世；1915年，张廷重与黄逸梵在这里结婚；1920年9月30号，张爱玲在这里出生；第二年，又有了她弟弟。

——这房子的墙砖，就是张家的年谱。记录了生，也记录了死，记录了桃之夭夭的小乔初嫁，也记录了暮春迟迟的二度梅花——究竟是鹊占鸠巢，还是李代桃僵，只有这房子知道。

张爱玲这样描写那房子：

“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张爱玲：《私语》）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对那房子有更详细的描写——

“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式建筑，房间多而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志，算是个贮物间。”

为了搬家，布置家具，当然又要花掉一大笔钱。那时候张廷重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40岁生日，孙用蕃别处俭省，这时却阔绰得很，一力主张大操大办，务必风光气派，说是要让张廷重有面子，其实是要炫以亲友，让所有的人看见——她多么治家有道。

当家大权一天比一天更落实到继母手里，而张爱玲也一天比一天更懒怠回家，偶尔回来，听说弟弟与自己的奶妈何干受欺侮，十分不平，然而无奈，也只有躲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为净；可怜弟弟子静却离不开，只能一直在那房子里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她最感到爱莫能助的就是弟弟。

张子静在继母的管压下，益发腼腆苍白，也益发柔弱多病了。又长年读着私塾，见的世面有限，同姐姐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是黄逸梵的一招失棋处，本来以为在重男轻女的张家，子静作为唯一的男丁，在读书求学上是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然而没想到，张廷重痛恨新式教学，又不理家事，对待两个孩子长年视而不见，他们长高了多少，是否要加添新衣，乃至课程讲到哪里了，学问怎么样，一概不过问。略一提上学的事，他便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总之还是因为钱。

小荷才露尖尖角(11)

子静跟着先生念了多年，连四书五经的“书经”都背完了，却仍迟迟没有升学。以前和姐姐一起听私塾先生讲课，姐姐喜欢问东问西，还可以制造些热闹气氛；现在姐姐上学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生性原本沉默，如今越发呆呆地不想说话，气氛就变得沉闷，他也更讨厌上课，时常打瞌睡，或是装病逃课。

一年爱玲放假回家，看到弟弟时竟然吃了一惊——许久不见，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大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而那时张爱玲已经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弟弟的品位大有被纠正的必要，于是苦口婆心地要把自己的经验说给他听。

然而子静仍是小时候一贯的漫不经心，而且只一晃就不见了。大家又都纷纷告诉爱玲关于小少爷的劣迹，诸如逃学，忤逆，没志气。爱玲听着，心里一阵阵地冷，眼前总是浮现出小时候弟弟那张乖巧甜美的脸，像安琪儿的画像——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长辈们见了那粉团儿一样的男孩子，总喜欢拿他的大眼睛长睫毛开玩笑，逗他说：“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他很知道自己长得美，得人意，又因为病弱，便养成一种自怜的性格。逢到有人说起某某漂亮，他就问：“有我好看么？”逗得众人大笑。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人人称赞的最漂亮可爱的人儿。

——可是现在，人人爱怜的安琪儿变成了人人诋毁的坏孩子。他做错了什么？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廷重不由分说，反手便打了儿子一个嘴巴，打得又脆又利落，十分熟络。子静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猛然震动，只觉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似的，心里针扎一般，拿饭碗挡着脸，忍不住流了泪。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爱玲再也忍不住了，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对着镜子哭了许久。她哭父亲的凉薄，哭后母的苛刻，哭弟弟的孱弱与麻木，也哭自己的无可奈何。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扭曲变形而且湿漉漉的，像一幅毕加索的画。她想起小时候同弟弟一起玩，总是她出题目要他参与，可是他常常不听话，两姐弟便会争吵起来。因为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她便也让他编个故事来听听，他便比比划划地讲演：有个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地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早已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小玩意儿。

如今，那当年秀美可爱的小玩意儿变得多么冷漠、无羞耻啊。

“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张爱玲：《童言无忌》）

小荷才露尖尖角(12)

多年后，张爱玲写了篇《童言无忌》，中间有一段小标题便是《弟弟》，那时她已24岁，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弟弟张子静23岁，因为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正是浑噩麻木的时候。看到姐姐在文章里对自己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亦不觉得有什么“寒冷的悲哀”，正像是张爱玲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

然而事隔半个世纪，1995年9月9日中秋节，已经74岁的老人张子静得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脑中一片空白，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一天他忽然翻出《弟弟》来重看，只看了一行，眼泪已经忍不住汩汩而下了。那一种委屈，那一种孤单，那一种永远不再的绝望，更向何人说？

也就从那天起，他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后来，他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九月九日，我听到我姊姊张爱玲死在美国寓所已数日才被发现的消息，悲痛万分。我真想不到报上曾经描述过有些外国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后来才被人发现的事情，竟同样出现在她身上。她虽然安详地长眠不醒，总使我心中产生出说不出来的悲怆凄凉的感觉。”

“自1952年她出国后，我们姊弟天各一方，暌别四十多年没有见过面，而今竟成永诀，远隔重洋，我无法到洛杉矶做最后的告别，只好写这篇不很像样的短文，权当做一篇悼念她的祭文，表达我的哀思。”（张子静1995年发表之《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

“这么多年来，我和姊姊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

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在所有的“张传”中，我始终以为这是最好的一部。因别人都只在“淘井”，唯有他只需要“对镜”——把记忆的镜子磨得亮一点，照见早已遗忘的过去就好了。

200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的姐姐张爱玲》，没翻几页，便潸然泪下了，还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字：“她的一生虽然沧桑却曾经绚丽而多彩——生于乱世，少年时受尽折磨，忽然上帝将一个女子可以希祈得到的一切美好都堆放在她面前：才华、盛名、财富、甚至爱情，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可是其后又一样样抽走，换来加倍的辛酸苦楚，跌宕流离，当她开至最美最艳的时候，也是她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于是不得不选择一死以避之——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

小荷才露尖尖角(13)

也是在那一天，我动了念头想为张爱玲写一部书，然而只开了一个头，便转了路子，成了一部临水照花的长篇小说，涟漪荡漾，与花的关系已经不大。那部小说叫《那时烟花》，年代人物全卡着张爱玲来，但故事已经只留了个大概，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讲了一个旧上海的爱情故事。

明眼人一望可知是以张爱玲为原型，便多问着我：为什么不直接写张爱玲传呢？

为什么不呢？因为怕。

她曾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我则深知：因为熟悉，所以敬畏。

我生怕自己曲解了她。

后来，又曾写过一部《寻找张爱玲》（又名《穿越时光隧道的灵魂》），尽表一个张迷渴望穿越时光隧道与她一夕倾谈的奢望。书成后，觉得尽抒胸臆，十分满足，以为今后大概再也不会以此为题目来写作了。连许多相关图书包括那本《我的姐姐张爱玲》也都送了给朋友。因为自觉对她的生平及著作都早已烂熟于心，几可成诵。

不料，忽然一天有编辑约稿，要我为张爱玲作传。

第一反应当然是拒绝，诚惶诚恐地拒绝，怕得恨不得躲起来，谎称生病来躲债。然而终究敌不过编辑游说，豁出去地想：爱了她一辈子，写吧，我写好过别人写。

从小到大，一直觉得张爱玲是我的一面镜子，在文字上是老师，在人生的行走上，她多少是有些蹒跚而跌跌撞撞的，我也曾经历了类似的家庭变故，离家出走，诸如此类的烦恼，碰得伤痕累累，或多或少可以想象她的个性与痛苦。

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被生活磨得久了，棱角便会学得收敛些，再笨的人也有自己的圆滑与世故。我不知道这一点是比她强还是愧对她。但是这教我在为她捡拾人生的脚印时，会更加小心翼翼，恭恭敬敬，一如替自己的一位挚友、亲人建立衣冠冢。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这样一句：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凡葬累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我今天做的事，也便是这样的感觉。不敢怠慢。

小荷才露尖尖角(14)

1937年的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七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聪敏灵动的张爱玲形象，和大多人包括她的老师汪宏声记忆中的不大一样。从初一到高三一直与张爱玲同学的顾淑琪女士保存了那本珍贵的校刊，十六开本道林纸精印，装帧精美，编排活泼，内容分为中英文两部分，包括学校概览、教职员介绍、社团活动、学生习作和毕业生留言等，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旧式贵族学校的雍容冷艳。

校刊通常由毕业班学生编辑。张爱玲不仅为这期校刊投稿三篇，还担任美术部助理员，包下了大多插画，可见那时的她对于集体活动还有相当的热心。

上面印有三十五位毕业生的照片，当然也有张爱玲的，短发，微低了头，仿佛沉思。还有一项题为《一碗什锦豆瓣汤》的性向测验，“豆瓣”是对毕业生的爱称，测验内容是关于“豆瓣性格”的六道填空题，张爱玲的答案极其有趣：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的人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常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又忘啦！”，拿手好戏是“绘画”。

——那些随手填写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张爱玲，如此敏感聪颖，而又爱憎分明，个性刚硬。

在另一个“多说多话”的栏目里，我们又看到了她的另一行留言：

“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

——不知道是调侃她自己的善忘，还是诙谐的伤别。那行珍贵的钢笔字如今成了为数不多的张爱玲的亲笔真迹之一，字体圆圆的，笔画清晰，毫无粘连，稚气犹存，让人想起她四岁时的照片，粉团团的。

顾淑琪曾经请每个同学在校刊上为自己留言，张爱玲这样写：

“替我告诉虞山，只有它，静肃、壮美的它，配做你的伴侣；也只有你，天真泼剌的你，配做她的乡亲。爱玲。”

——顾淑琪的少女时代在常熟度过，在女校念书时，全班同学曾去常熟玩了三天，顾淑琪便以向导自居。而虞山是常熟境内的一处名胜，张爱玲以为“静肃、壮美”，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就有了这段话。这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细心温和、真诚友爱的张爱玲。

她的留言是用了心的，不敷衍，不虚伪，不落俗套——而翻看其他同学的留言，则大多是“祝你前途光明！某学姐留念”，“工作的时候工作，学习的时候学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类的套话，要么便抄上一首英文诗，最普遍采用的一首是“在你的回忆之园中，给我种上一棵勿忘我花”……

小荷才露尖尖角(15)

不仅仅对顾淑琪，她还对所有同学都留下了自己的美好祝福——那期校刊里三十多幅毕业班同学的肖像图都是她画的，同学们的头影小照和卡通画结合起来，创意十分有趣，画风也很灵动。她把自己画成在看水晶球的预言者，把对每个同学的印象与她所祝愿的未来画在上面，让她们有的做摄影师，有的做科学家，有的拿着马鞭做骑士，有的拿着盾甲做武士，有的做时装店女经理，还有的驾着飞机登了月——比美国“阿波罗”号早了三十多年。

那些卡通速描展示了她极高的绘画天赋——难怪她会在“拿手好戏”里填上“绘画”，的确名副其实。

张爱玲对绘画的爱好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很小的时候，她便想过要做一个画家，但是又犹豫或者可以做一个音乐家。然而画家大多都是要等到死后才成名的，梵·高的画价值连城，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只被人拿来糊鸡栏。九岁时，她看了一部描写穷困画家的影片，大哭一场，遂死了当画家的念头，决定要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可是她仍然没有放弃对画的喜爱。校刊中收有她的三篇中英文写作，头一篇就是《论卡通画之前途》——

“卡通画这名词，在中国只有十年以下的历史。但是，大概没有一个爱看电影的人不知道华德狄斯耐的‘米老鼠’吧？——卡通的原有的意义包括一切单幅讽刺漫画、时事漫画、人生漫画、连续漫画等，可是我在这里要谈的卡通是专指映在银幕上的那种活动映画。”

“未来的卡通画决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

“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

她的这些话，如今已经都成为现实——她的确是一个在看水晶球的预言者。

她甚至也预言了自己的未来。

在同期刊登的另外两篇文章《牧羊者素描》和《心愿》里，她表达了对母校深厚的感情，语句柔婉，诙谐真挚，把圣玛利亚女校比做雅典城，比做“一块只曾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但必将成为“置于米开朗琪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的奇妙雕像。

小荷才露尖尖角(16)

她在《心愿》中写道：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

“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历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

“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她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听到这话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陈子善译）

——她确是增光于她的母校了。

成名之后，柯灵的夫人陈国蓉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在中学部任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常常指给她：喏，那就是张爱玲坐的位置——他们都以她为荣。

如今的圣玛利亚女校已归为上海市女子第三中学。教学楼仍在，涂了一层轻柔的黄，城堡一般的拱门，回廊连着宿舍，下雨天走在里面也不会湿了鞋子；宿舍是罗马风格的，一个小小的庭院，木制地板，一张一张的小床；教堂也仍在，窗子被爬山虎的藤蔓缠住了，整座楼都被覆盖在蓝绿纷披的藤蔓下——那是张爱玲喜爱的颜色。

一代又一代的“张迷”去朝圣。

——而这些，在她写《心愿》的时候，似乎也都早已预知，她预知自己会取得成功，荣耀母校，她甚至也预知到老年的自己会离开上海，只有在梦里才可以回到熟悉的校园小径，寻找当年的梅林。

张爱玲，张爱玲，你的梦魂回来了吗？当年的校园可在？当年的梅林可在？当年的钟声可在？当年的梦想可在？

你曾经说过：“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又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

——这样恋家的你，一旦离开，却再也不肯回来，连遗骸也丢弃异乡。是什么使你伤碎了心？

她不是白雪公主(1)

我的灵魂游荡在时间的永巷里，紧追着张爱玲的脚步，她穿一件锦绣长袍，踏着软底绣花鞋，轻灵地走在前面，走在曲曲折折的楼廊间，仿佛引路，同我结一场镜花水月的华丽缘。我想借一盏银灯，将脚下的路照得清楚，然而只是一低头，已经不见了她的踪影，只有隐微的哭声来自隔壁的老房子。

老房子是有记忆的。如果墙壁会说话，他们会絮絮不止成宵整夜地告诉我们曾经发生在这房子里的每一桩琐事。即便住在房里的人都做了古，然而房子是不老的，它全都记得。

将手按在老房子的墙壁上，会感觉到温度、皮肤的质感、甚至心跳——即使那墙壁是湿濡而冰冷的，也是一段抑郁的往事。

一代代的人在这里死去，一代代的人在这里出生，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唇，然而一年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那最后的一点气息便被吸入老房子的墙壁里去，怯生生的眼睛看着新的生命降临，与那新的明亮的眼睛相对视。明亮的眼睛新崭崭的，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老了钝了的眼睛藏在墙壁里，却把一切都看得通透。

我的灵魂追着那幽咽委屈的哭泣声飘进上海淮安路313号的老房子里，看到年少的爱玲在哭泣。我心如刀绞，可是无能为力。一个灵魂，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想，可是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

这是1937年。1937年的这房子已经成了监狱，房主人张廷重成了监狱长。

1937年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场大悲剧，对于上海尤其如此。“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闸北，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上海沦陷了，成为“孤岛”。

苏州河一带炮声彻夜不断，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每天就好像睡在战壕里一样。

然而这些对于张爱玲来说仍然不是最悲惨，最切肤相关的。她有她自己的悲剧。

这一年，张爱玲中学毕业了，她在校刊毕业生留言栏里写着：“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然而谁又会忘记她呢？她以她的奇采异文给整个华人世界都留下了那么深刻隽美的印象，然而她自己，却难得快乐。

她不是白雪公主(2)

母亲黄逸梵为了女儿的学业特地回了一次国，建议她可以去国外留学。经年不见，母女的阔别重逢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异于过年一样的大事。她那种喜气洋洋不由自主地在眉梢眼角里流淌出来，即使自己不觉得，父亲张廷重却是察觉了，未免愤愤——这么些年来，是他拿出钱来供她吃穿读书的，怎么这女儿不领情，仍只是向着她母亲？

因此黄逸梵托人找他谈关于张爱玲留学的事情时，他故意避而不见。于是只得由张爱玲自己来提。当她站在父亲的烟榻前吃吃艾艾地说出学费的请求，他立即便发作起来，骂女儿崇洋媚外，听外人的挑唆。

后母孙用蕃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地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样刻薄的声气，倒又不像明媒正娶大家千金的凤姐了，倒有些像平丫头扶了正——平儿也还体面些，应该是恃宠而骄的秋桐向尤二发威。

张爱玲在那唇枪舌剑前只有望风而逃。正好张爱玲的舅舅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爱玲的母亲也住在那里，于是张爱玲便借口炮声终夜不断睡不着觉，和父亲商量要到姑姑那里住些日子。张廷重明知所谓去姑姑处其实便是去妈妈处，然而也无可无不可地点了头。

不料张爱玲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遇见后母，孙用蕃劈面便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爱玲呆着脸说：“跟父亲说过了。”

孙用蕃冷笑一声，扬起声音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刷地便打了爱玲一个嘴巴。

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孙用蕃已经利落地一转身，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几乎是转眼间的事，张廷重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地冲下来，不由分说，抓住爱玲便拳打脚踢起来，紧着问：“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一脚接一脚，把多年的不如意以及对前妻的恨全报在这个眼里只有娘没有爹的女儿身上。

爱玲心里悲哀到极点，无心分辩，只求速死，咬紧了牙关，连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她还记得妈妈叮嘱过她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原来，妈妈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妈妈啊，我快被他们打死了，快来救救我啊！

混乱中，她只觉自己的头一会偏到这一边，一会又偏到那一边，耳朵也震聋了。先还满地滚着，后来便不动了，但仍然大睁着眼睛，仇恨地看着这屋子，那些摆设从来没有如此明晰过——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墙壁上挂着陆小曼的油画……这间屋子充实到拥挤的地步，塞满了金的银的镶珠嵌玉的物事，可是独独没有亲情！

她不是白雪公主(3)

她恨！

穿着各色绣花鞋黑布鞋牛皮鞋的脚在面前杂沓往来，满屋子都是人，可没有人味儿！她恨！她恨！她恨！

如果眼睛里可以喷出火来，她希望烧掉这屋子，也烧掉她自己，可是最终她只是无力地闭上眼睛，再也不能动弹。

何干早吓得傻了。这是亲爹亲闺女呀，如何动起手来竟像前世仇人一般。她扎撒着手，拉不开也拉着，劝着，求着，眼看小姐已经躺着不动了，老爷还不停脚地踢着，这是想要小姐的命啊！别的人也都看着实在不像话了，都拥上来劝着，终于拉开了，张廷重犹喘着粗气说：“把她关起来，没我的话，谁也不许放她出来！谁敢私放了她，我扒她的皮！”

爱玲慢吞吞地爬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到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却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爱玲扑上去，叫闹踢门，希望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终是不行。反把张廷重惹得更加火冒三丈，抄起一只硕大的白瓷花瓶便砸过来——幸好没砸到，摔在墙上爆炸开来，把满屋子的人吓了一跳，更把何干惊得魂飞魄散，只怕又要再打一顿，忙忙拉了小姐进房，哭着：“你怎么会弄到这样呢？”

爱玲忍到这会儿，这才抱住奶妈放声大哭起来。

2

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视骨肉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挨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

她不是白雪公主(4)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挨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第二天一早，舅舅约了姑姑张茂渊一起上门来替爱玲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伎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舅老爷使劲拉开的。

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她不是白雪公主(5)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然而终究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透露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度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垂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

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18岁。

“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张爱玲：《私语》）

她不是白雪公主(6)

终于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住的爱丁顿公寓和父亲的家多么不同呀——那是后来使胡兰成觉得“兵气纵横”、“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带刺激性”、“华贵到使我不安”的房间——明净敞亮的客厅，精致温馨的卧室，清爽典雅的书房，镶着瓷砖棚顶的洗手间，点着煤气炉子的厨房，还有宽大的阳台和阳台上的玻璃门，每一样都让爱玲为之喜悦，觉得新鲜而愉快。

记忆的长绳被时间的锯子割断了又重新接起来，住在爱丁顿公寓的张爱玲仿佛回到八岁那年，妈妈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牵着她的手在花园里漫步，指点她行走坐立的姿势，取笑她英语发音的蹩脚，教训她说话不要直瞪着人看，走路时两腿不可分得太开，衣服是葱绿配桃红的好，艳不要紧，但不能俗，搭配是首要学问……

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多大呀——不要说这十年，单是去年一年，上海发生了多少大事呢。这动荡不安的1938呀，在这一年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电影红星周璇与第一任丈夫严华结婚了，同年加入国华影业公司；上海影后胡蝶却在与潘有声新婚不久，双双迁往香港躲避战乱；主演过《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等影片的黎明晖在主演《凤求凰》后退出影坛；张爱玲喜爱的电影明星谈瑛主演的《夜奔》在长达半年的审查删剪后终于公映，同时上映的还有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在这一年里，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巴金写完《春》，《爱情三部曲》合刊出版，同年十月与萧珊赴桂林，与夏衍等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赵朴初接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萧红与萧军得到邀请去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于此第一次遇见丁玲，同年夏天萧红与萧军分手，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蕻良回了武汉；在这一年里，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

这些个热闹，张爱玲都没有赶上，只是待在她父亲的家里忙着生病，也忙着生气，忙着想出逃的办法。然而现在好了，现在她又可以回到上海的怀抱了，可以耳闻目睹地与这个城市手牵手，心贴心，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亲切跃动，活色生香的。

爱丁顿公寓所在的静安寺路，是电车的始发站。电车向东穿过繁华的南京路，一路商店、酒楼、书肆、咖啡厅、股票交易会所、跳舞厅……一直驶到终点站广东路外滩。张爱玲一直都喜欢听电车“克林克赖”的行驶声，仿佛枕在铁轨上睡觉——电车后来成了她小说里的重要道具。

除了电车声，还有静安寺的敲钟声，斜对过平安电影院的打铃声，后身百乐门舞厅里尖细嗓子的唱歌声，以及楼下卖馄饨的梆子声，都会在静夜里凌风度月而来，让她即使在梦中也会安心地记得：我是在妈妈的家里了，终于和妈妈在一起了。

她不是白雪公主(7)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上海，是繁华的极致。

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中，破坏中，并且即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然而乱世里的一点点安宁，格外珍稀可贵。

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太宝贵了。此后张爱玲写了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公寓生活，但凡与母亲有关的文字，总是写得无比温柔。她在文章里说自己有个怪癖，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其实我想是因为电车声使她想起母亲，觉得仍和母亲同居一室，如此才会安稳睡着。和母亲在一起的公寓生活是她少女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因此即使是衣食这样的琐事，也都新奇而有趣，称得上色香味俱全的。

“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份的土产，也没有包装，拿来装在空饼干筒里。我从来没在别处听见说有这样东西。”（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

在父亲家里时，她从没做过家务，也没搭过公车，现在，这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洗衣、煮饭、买菜、搭公车、还有省钱……她有一种奇怪的挂角归田的感觉。从前对田园的理解就是，逢年过节，田上的人就会往家里送麦米来，就像《红楼梦》里的乌进孝送年货，或是刘姥姥送蔬果。

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了回茄子，硬是没吃出茄子味儿来；张爱玲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却在菜场上看到了“野趣”——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除了茄子，还有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以及饱满如婴儿脸的胡萝卜。

她不是白雪公主(8)

有一天她们买了萝卜煨肉汤。姑姑张茂渊说：“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李菊耦）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张爱玲听着，觉得有无限趣味，仿佛做文章。

她总是这样子满脑子的罗曼蒂克，从每一言每一语每一时每一处里发现新生活的美，新生活的好。即使洗菠菜，也有美的发现——菠菜洗好了倒进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油在锅里嗞嗞地叫，她可不急，还饶有兴趣地把篾篓迎着亮举起来，看那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笑着问妈妈：像不像是开在篱上的扁豆花？

黄逸梵头疼地看着女儿，越来越发现她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幼稚，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她，指点她：走路不能横冲直撞，要懂得看路；说话时不能直瞪瞪地看着人家的眼睛，也不能东张西望神色张惶，要看着对方的鼻尖或是眉心；记得点灯后要拉上窗帘，不能忽然地无缘无故地大笑；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别总是皱眉或者低头；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

她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眼神”的故事：大户人家选妾，众女子林立，其人命“抬起头来”，一女子应声抬头，瞪大了眼睛让人看，是为不知羞耻；另一女子抬了一下头，又立刻低下，是为小家子气；第三个女子央之再三方将眼角一溜，徐徐抬起头来，眼帘却垂下了，瞬即又眼风一转，头向后俯，是为媚态，为会看。

爱玲笑起来：“像是《金瓶梅》里写孟玉楼的话：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母亲瞅她一眼，叮嘱说：“要你照镜子练习眼神表情，并不是要你学抛媚眼，是要你记着怎样看人才不算失礼。坐的时候要端正，可是也不能一块木板似的，两肩要微微地分前后，但也不能拧着身子……”

说一万句，不知道有没有一千句进得了她的耳朵；记在心上的则不到一百句；而落实到行动上，则最多剩不下十句。

教她用汽油擦洗衣服，她却只顾着玩，故意放慢手脚，让汽油尽量挥发，因为喜欢那满屋子清新明亮的气息，最后便只好不用她帮忙，免得浪费。

黄逸梵忍不住叹息：“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爱玲羞愧地低着头，却又偷偷微笑——便是母亲的责怪也是温暖的，因为贴心。

她不是白雪公主(9)

为了使母亲宽心，她努力地要学好，认真地跟母亲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这才发现，原来洗一块手绢儿也有许多程序：搓，不能太用力；揉，又不能不用力；如何使肥皂打得均匀，起泡，却又不致浪费；漂洗到没有一丝皂沫才算干净，拧干后，要展得很平才可以晾；不能直接晾在铁丝上，会留下锈迹；可以湿着贴在干净的瓷砖或者窗玻璃上，像一幅画；一块玻璃贴一块手绢，贴成一面绣花窗，干的时候再一张张地把手绢撕下来，就跟浆过的一样挺直干爽。

她揭开一块手绢，透过窗格，看见弟弟来了。

4

那年夏天，子静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探望母亲和姐姐，期待地说：“我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妈妈，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亲，满眼热望。

黄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儿子，心如刀绞，却只能理性地解释给他听，说：“你父亲不肯拿钱出来，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的教养费，再也没办法收留你了。”

子静哭了，眼泪毫无遮拦地流过苍白瘦削的脸，像一尊希腊雕像。

爱玲也哭着，抽泣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言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她从那格撕掉了一张手帕的窗户里看出去，看见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头低着，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怀里还抱着那双篮球鞋。

那影像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帮不了弟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他。爱一个人而不能帮助他，便连这爱也显得羞耻且伪饰起来。

并且，由于母亲对弟弟的拒绝，使她不得不想到自己。

她的升学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

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征婚广告就知道了；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跟她比写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教师汪宏声先生也很器重，曾经推荐给《良友》发表，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钱印了几百本，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若馨评》。然而她后来嫁了人，再没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无端搅进了婚姻。她在毕业留言“最恨”一栏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也是因为这件事。

她不是白雪公主(10)

或者是先工作——那时候中学毕业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书记员，女招待员，或是女店员，都是些不很操心却需要细心的工作。然而口头禅“我又忘啦”的张爱玲虽然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在生活上却是极弱智，不会做家务，不会女红，甚至不会削苹果；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却不知道电铃在哪里；永远不记得路，即使是那么酷爱看电影，可是每次都要家里的车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车夫来认领回去——她无法自己去找司机，因为非但不记得路，甚至也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卧室总是最凌乱的一间，学校规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总是把自己的皮鞋随意地抛尸于床下，以致屡屡被惩罚性地展示出来，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紧了，便说一句：“哎呀，我忘了。”

不愿嫁人，也不适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学了。可是这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学费，父亲张廷重是不肯拿出来的——后来听说何干因为犯了和她同谋的嫌疑，大大被连累了一通。继母孙用蕃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给了人，同人说就当这个女儿死了，家里再没有过这个人。何干偷偷把爱玲小时的一些玩具拿来给她做纪念，其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色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就掉毛，漫天飞着，是迷茫的儿时记忆。然而爱玲如获至宝，一边轻轻扇着一边呛咳落泪。

何干告诉爱玲，她继母在背地里笑话黄逸梵收留她是件笨事，已经自顾不暇，还要把这样一个大包袱扛上身，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玲益发不安，收养已经是这样沉重的一个大包袱，她如何忍心雪上加霜，再伸手向母亲要一笔学费。

更何况，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位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是做皮件生意的，一直和母亲商量着要去新加坡搜集马来西亚鳄鱼皮，好加工制造手袋、腰带什么的，想来总也是需要本钱的吧？

然而她仍肯拿钱出来请犹太裔英国老师为女儿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每小时的补习费是五美元，多么奢侈！爱玲几乎用得心惊肉跳，一边补习一边忍不住要偷偷看钟，计算着这一分钟又花掉了母亲多少钱，并且同时偷偷怀疑着，母亲是不是也在这样想。

恰在那时节姑姑张茂渊投资股票亏了，心境也不大好。汽车卖了，厨子也辞了，只雇着一个男仆，每周来两三次，帮着采购些伙食用品，境况是大不如前。有一天难得有兴致，听爱玲说想吃包子，便用现成的芝麻酱做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只有四只，皱皱的皮，看得人的心也皱了起来，喉咙也哽住了。

没钱的感觉是这样的鲜明而具体——不至于穷困到一无所有，然而的确是拮据，令人窘迫。张爱玲看着那四只愁眉苦脸的小包子，忽然间就明白了“咽泪装欢”的意思——那包子真是难以下咽，可是她还得装出笑脸说：“好吃，真是好吃！”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张爱玲：《私语》）

她不是白雪公主(11)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张爱玲：《童言无忌》）

5

子静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回到那鸦片烟雾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家里到处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处了。他只有游荡在这房子里，靠着从前的记忆过活——他过早地老了，十七八岁已经开始回忆；他又从来没有长大过，始终都是那个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长期早已结束了，可是创伤却一直在成长。

张爱玲与弟弟

听到收音机里播音乐，他就想起1934年6月，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热映，收音机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题曲，人人都会唱了，可是后母雇的一个小丫头小胖怎么也学不会。暑假时，姐姐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练钢琴，大概是练基本功练烦了，就想起要弹着钢琴教小胖唱歌，便是这首主题曲，可是教来教去教不会，只是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就教了整个上午，把父亲和后母吵醒了，挨了一顿骂，从此不许姐姐早上练弹钢琴——现在想起来，那《渔光曲》的旋律仿佛还响在耳边呢。而姐姐坐在钢琴边教小胖唱歌的样子也是这样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也很会唱歌，很小时便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而他一句也学不会；姐姐还缠着教他古书的朱先生说苏白，朱先生六十多岁，待人很亲切，也很喜欢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苏州话念了一段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姐姐还不过瘾，专门挑出妓女同打上门来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让读，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嗓子学女腔读给她听，逗得姐弟俩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姐姐那时真是很任性的。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现在看电影上。看电影是她一个很大的爱好，仅次于看小说，她订阅了许多电影刊物。她喜欢葛丽泰嘉宝，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样，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还喜欢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中国的则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那时有声电影刚刚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第一次开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学会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红牡丹》里开口说了大段对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有一次姐弟俩去杭州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第二天，报纸上说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电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赶回上海去看，怎么劝也不行，于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车去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他的头痛得要命，姐姐却得意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现在姐姐不在身边，他连看电影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不能不想着她。

她不是白雪公主(12)

吃东西的时候也想着——姐姐喜欢吃甜食，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鸡蛋，合肥丸子，都是些又便宜又普通的吃食，就是合肥丸子啰唆些，只有姐姐的奶妈何干会做——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如今姐姐逃走了，连老奶妈何干也为了这件事受连累，回皖北养老去了，合肥丸子自然也吃不上了。

他还记着姐姐教给自己的许多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写作时最好的原材料；提高中英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从父亲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报》登出来，披露了被父亲软禁的经过，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给文章定了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家里是一直订着《大美晚报》的，父亲看到文章，大动肝火，可是他已经拿姐姐没办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关她，她已经远走高飞，再也不用怕他了。

她以后还会飞得更高更远，比她的父亲、祖辈都高而远，更比他高远，直到难以企及。

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很喜欢荡秋千，荡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羡慕，却怎么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远。1934年，姐姐升高一时，他才小学五年级；1936年小学毕业，父亲又让他在家停学一年；1937年日战爆发，许多学校停课，又荒废一年；到了1938年，姐姐离家出逃，父亲受了刺激，这才决定送他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可是刚读完初一，学校迁往法华镇，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于是父亲又要他辍学……

而这时，听说姐姐已经考上了伦敦大学，还是远东区第一名，可见真是奋发图强。可惜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已经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学。

姐姐的成功照见了他更加的低微与无助，张子静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张爱玲在1939年夏天离开上海，独自乘船去香港。

他没有去送。

她不是白雪公主(13)

十几年后张爱玲以“梁京”为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轰动，与周作人的散文、丰子恺的画一时并称“亦报三绝”。

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1932年到上海至1950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家时是十八岁。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

“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服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虚构么？是夸张么？是杜撰的秘闻？是猎奇的戏剧？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影射？

那顾曼桢在幽禁期间也生了一场病，是感冒——

“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

顾曼桢后来怀了孕，终于借着生产的机会逃出了医院，是一个同时生产的女人的老公帮了忙——是平民阶级，何干的化身么？

她不是白雪公主(14)

对于各种各式的作品研讨，张爱玲通常较为沉默，极少就自己的作品多作辩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为什么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或者别的什么纸，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时，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用就是朵云轩”；然而这次有人批评《十八春》情节奇诡不可信，她却抿紧了嘴一言不发——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那是她的亲身经历么？要她把她童年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有句话叫做“宁为不知，勿为人见”，而张爱玲是“宁愿写出，不愿说白”。

张爱玲是喜欢用“手势”这个词的，手势太难看，赢了也没意思。

去国之后，张爱玲将《十八春》几度增删，光题目就想了五六个，又以《惘然记》为名在《皇冠》杂志上连载，分六期刊完——时为1968年，距离1950年在《亦报》发表，刚好又隔了十八年，不能不感慨这冥冥中的巧合。

文中最显著的几个改变包括：一、把原有的十八年改成了十四年，将小说结局提早到解放前；把原来的十八章改成十七章，前三分之二内容无大变化，但从第十三章开始改动较大；二、去掉了原文中“光明的尾巴”，叔惠的赴延安也变为到美国留学。

换言之，抹去了原文中鲜明的政治意味和“进步思想”。她对于政治，到底还是讳莫如深的。

她在题记里写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当时”，是故事发生的1938年，还是初稿完成的1950年？“惘然”，是情感还是意识？而隔了十八春后的今天，她“恍然”了么？

小说的单行本后来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名字又改为《半生缘》。然而《惘然记》的名字也没舍得丢，拿来做了另一部散文集的题目。

又隔了许多年后，香港导演许鞍华将《半生缘》搬上荧屏，而内地也随后出品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些，都已是后话了。

香港的求学岁月(1)

2005年年末，我去香港，第一站便是浅水湾。水静风轻，阳光猛烈得叫人不敢抬头，游人排成长龙在做摸财神的游戏——说游戏也许不恭，因为他们的神情是如此虔敬，分明坚信或是情愿相信摸一摸财神的头或手就可以财运亨通，摸一摸财神身边的金元宝再把手握拳揣进口袋就可以代代平安。据说这是香港的风水宝地，有钱人最喜欢在半山盖房子，背后有靠山，眼前有浅水湾，水是财，招财进宝就指望它了。

我没有那个耐心去排队，只是一个人在沙滩边的甬路散步，有风吹过，树上的紫荆花飘舞飞落，我捡起一朵执在手里，慢慢地走，慢慢地走，想着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张爱玲走过的地方，也就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走过的地方，远处楼群幢幢，范柳原在电话里猜想白流苏窗口的月亮比他自己窗前的白而皎洁，那些调情的话语都散在风里了吧，于水波荡漾间呢喃絮语。

对香港的初印象，是乱世中的《倾城之恋》，浅水湾的炮火应已止息了许多年，那堵天荒地老的断壁不知还在不在？

张爱玲曾在小说里提到一种“影树”，一种花开似火的盛景。然而我向路人打听什么是影树，其人瞠目以对，说是在香港生活三十几年也没听说过何谓影树，反而当我是杜撰。我便也开始怀疑，也许这会从此成为沉淀在我心底里的一个谜，但是也并不介意能否解开，就像是我眼前的浅水湾其实远不如记忆里的美丽。

然而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灵魂离开躯体，再一次来到香港，来到1939年的浅水湾，我终于看见了传说里的流苏与柳原。他们手牵着手走在老墙下，盟誓说：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又逆着时间的风向前飞，看到白流苏退回到船上去，而范柳原在岸上等她；我也看到了李开第在码头等张爱玲——这是位38岁的工程师，曾经留学曼彻斯特大学，在英国时就与黄逸梵和张茂渊熟识，交情一直很好，所以她们托了他做爱玲的监护人。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父，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他们见面的时候，可是一点端倪也没有的。他们生疏而客气地打着招呼，完全不知道彼此40年后会成为亲戚——然而我是知道的，于是我会心地笑。

香港的求学岁月(2)

好吧，让我把这一段在香港追逐张爱玲的故事轻轻地说给你听，请你在美女耸肩瓶里插上一枝新采的梅花，或是玫瑰，或是紫罗兰，或是随便什么应季的鲜花，然后选一只白地兰花的小小香薰灯，撮上少少一点沉香屑，少少一点就可以，因为她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

那年夏天，张爱玲只身远渡，成为香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无论是父亲的家，还是母亲的家，这时候再想起来，又都是甜蜜而温暖的了。

那种感觉很新鲜，仿佛刚刚出生，或者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是在原来的视野之外，又张开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长出一双新的腿，迈出不同的步子——简直连直立行走都要从头学起似的。

太阳明晃晃照在头上，也照在水里，水里的光又映进眼睛里，于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见码头上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巨型广告牌围列着，还有绿油油浓而呆的海水，一条条一抹抹犯冲的颜色蹿上跳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样刺激、夸张的城里，便是栽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吧？

她好不容易在那些冲撞的色彩里找到灰沉沉的李开第先生，看到他举着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态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开第走过来。新奇大于恐惧，仍然尴尬，但尴尬是她与生俱来的；也仍然沉静，可是那沉静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动。

香港的求学岁月(3)

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

李开第此前同黄逸梵通过话，她已经存了一笔钱在他这里，并且对他描述过女儿是怎样的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明她的“弱智”与讷于世故。而他看到的张爱玲也的确就是一个青涩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镜，神情严肃，沉默寡言。

他于是也并不多话，只伸手接过她的行李，顾自在前头引路，叫了车，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学。

大学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后来半山就成了张爱玲小说里的重要背景，葛薇龙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别墅，乔琪的车从山下一路开上来，薇龙等在路边，等着他回头；愫细同罗杰闹翻了，从半山一路地跑下来；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范柳原为白流苏租的房子，也在半山。

山路两旁盛开着如火如荼的野花，那便是我遍寻不见的“影树”，据说有着燃烧一般的颜色。满山植着矮矮的松杉，风送来海的微腥。有一次爱玲抱着一摞书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一条蛇钻出山洞来半直立着，两尺来长，眼圆舌细，丝丝地瞪着她；她也回瞪着它，瞪了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然后才突然“哇呀”一声大叫着跑掉了——估计那条蛇也被吓了一跳。

在学校里，她最喜欢的去处是图书馆，那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罗场，那一排排的乌木长台和影沉沉的书架子，略带一点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那阴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爱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种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偶尔从书卷中抬起头来，看着饭堂外面坡斜的花园，园里灼灼的杜鹃花，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铁栏杆外的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再远处，是海那边的一抹青山。那时候，心是静的，属于天地与自然。

本地的女孩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与马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英文，中文不过是识字；又多是阔小姐，最是挥金如土，眼高于顶的，社交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爱玲为了节约开支，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在香港求学三年，也没学会跳舞，因为怕要置办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三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香港的求学岁月(4)

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张爱玲最喜欢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迹写在粉红色的拷贝纸边上，像一幅精致的印象派裱画。每每见了，真有种“见字如晤”的亲切。

这天同学蔡师昭一边分信一边念名字，念到张爱玲，她以为又是姑姑来信了，兴高采烈地拆开，却是《西风》的获奖通知，不由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蔡师昭看到她的样子，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

“你看。”她递过信去，巴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乐与荣誉。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学们都是华侨，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

蔡师昭是天津来的，20出头，在同学中算是年龄大的，为人又稳重，家教很严——替她取名师昭，要她效法《女训》的班昭，显然守旧。因为比同学们年长几岁，比较善解人意，对张爱玲的处境很了解，深知得奖的意义对她有多么重大——还不止只是奖金的缘故。她替爱玲庆幸，也要替她在身边的阔小姐中撑面子，便把信传给别的女生看，一边解释《西风》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本杂志，得这个奖有多么不容易。

爱玲十分感激，面子上做得淡然，心里却乐得飞飞的，巴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杂志赶紧自己长翅膀飞过来。

然而等了许多日子，正式的通知单终于来了，却写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头奖，二奖三奖也不是，仅仅是荣誉奖第三名。

蔡师照还在等着进一步分享她的快乐，看到印有《西风》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立即问：“奖金到了么？”

“不是头奖。”爱玲讪讪地笑着，把通知单给蔡师昭，声音低低的，头也低低的。

蔡师昭看了，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怎么回事？”便不再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脸上没什么表情，是不知道该做何表情；她替张爱玲觉得难堪，于是张爱玲也就益发难堪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她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她是深深地被《西风》获奖的这件事给伤着了。“穷”已经像个红字般烙在额角，让她羞窘；这次征文获奖，原以为可以给自己挣点面子的，不想闹了个乌龙，更加郁闷。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揣摩别人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个奖学金，也被她一人独得，不但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

香港的求学岁月(5)

在香港的张爱玲依然是特立独行的，但是终于也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交往了许多年。那就是炎樱，在张爱玲一生遇到的女性中，炎樱的重要性仅次于她的妈妈和姑姑，还在苏青之前。

清高自诩的张爱玲会那样真诚而迅速地喜欢上炎樱，是出于欣赏——炎樱是她之外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是另一种方式的特立独行。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要么性情相投，惺惺相惜，要么性情各异，相辅相成——而这两种情况，竟同时发生在她们两人身上。

炎樱是美的，一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女孩，瓜子脸，丹凤眼，黑眼珠，黑头发，但皮肤是褐黑，黑里透红，轮廓鲜明，身材娇小而丰满，营养过盛一般，精力也过盛，有着初生婴儿般的坦荡与快活。笑容灿烂，笑声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理——不讲理法。她原名Fatima Mohideen，炎樱是张爱玲给取的名字——炎炎夏日里的一颗红樱桃，很恰当的名字。然而炎樱未必喜欢，她后来要给自己改名字“莫黛”，可张爱玲说听着太像“麻袋”，于是她又改名“貘梦”——貘是一种吃梦的动物。然而我终觉得，都没有“炎樱”这个名字好，听着有色彩有形象还有热度似的。

炎樱很天真，也很热情，充满了感染力，和张爱玲一起逛街，买东西总是要想方设法地抹掉一点零头，可是她讨价还价的方式很活泼而可爱，总是让店主心甘情愿地让步。她会翻开兜叫店主看她所有的钱，并且一一数落给他听：“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于是店主便心软了，既是因为她夸赞他店里的“货色实在好”，也因为感动于她的孩子气，于是说：“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热心地指给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很风趣，有真正的幽默感，时不时地迸出一两句语录来，真正妙语如珠，报上登出加拿大一胎五孩的新闻，她评论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她个子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张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香港的求学岁月(6)

张爱玲的好友炎樱

看到花间蝶飞，她会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则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凡此种种，往往叫张爱玲击掌叫绝。

炎樱还很勇敢，作风大胆，这表现在她的作文和说话上——中国人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于是炎樱在作文里写：“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让看卷子的教授大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

她的大胆更表现在行为上，或者说，是心态上。欧战爆发，香港被轰炸，飞机在天上呜呜地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一颗炸弹下来，大家都惊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樱一样地开心，兴致勃勃，自得其乐，不仅偷偷跑去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回来又独自跑到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让舍监极为惊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樱，舍监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张爱玲听着炎樱的歌声，无法不心折。

炎樱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然而她又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独”，而是“独树一帜”的“独”。

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尽量给她，张爱玲对炎樱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他，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两个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后来一直持续到回上海，炎樱替她设计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后来又替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在香港求学期间，她又重新拿起画笔来，替房东太太、烫发的少奶奶、有传染病的妓女画素描，画了许多杂乱重叠的人头，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画出这样好的画来了——她的悲观的心态就像她最喜欢的那幅高庚的名画《永远不再》，总是每每看见好的事物便觉得这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稍纵即逝、永远不再的。一面在画，一面已经担心自己会江郎才尽，失去作画的能力。

有一幅画，炎樱给上了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爱玲尤其喜欢，说是有古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意味。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她母亲一生中最喜爱的颜色，便是蓝与绿。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调是蓝与绿；母亲在她四岁时第一次离开中国去留洋，也是穿着蓝绿的衣裳。

那是母亲的颜色，母亲的神情——每当炎樱为她的画上色的时候，便是张爱玲最爱她的时候。她看着炎樱，看她专注地为画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遥远的遥远的母亲。

香港的求学岁月(7)

一个爱画的人，对颜色是敏感的，连带地也注定会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时，母亲就曾与她有过一项协议：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买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学，那便只好先顾学费。

张爱玲十分痛苦于这项选择，因为结果是不需要犹豫的，犹豫的只是过程——她当然会选择升学，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来了香港后，她发奋用功，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奖金25英镑，在当时的香港，这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爱玲自觉为母亲省了一点钱，而且也要奖励自己一下，便大胆地挥霍一次，买了衣料自己设计服装，随心所欲地做了几件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矮得几乎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找出母亲的一条紫红色的大围巾，把两头铰下来缝成一件毛线背心，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一步一摇，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儿了。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个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电影，去浅水湾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乐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

3

香港求学三年里，张爱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时，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世人遗弃的孤单感，大哭起来；而最开心的一次，当是与母亲的团聚——也是在暑假，1941年夏天，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车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她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阶，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有两幢黄色房子，那便是浅水湾饭店。报出母亲的房号，仆欧们领着她沿碎石小径走过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上二层楼，一转弯，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是母亲黄逸梵和她的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

黄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丽的头发，周旋于一班华美蕴藉的客人之间，走到哪里，哪里便笑声四起；她和维基挽臂从浅水湾沙滩上走过，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洋伞，说着流利的英语，宛如画中人，又像电影画报；也有的时候，是爱玲陪着母亲，她们挽着手臂，缓缓地散步，谈笑。一如她八岁那年，母亲第一次从国外回上海——只可惜，浅水湾不是家。

香港的求学岁月(8)

时间对于黄逸梵好像不起作用，从那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而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风情万种。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母亲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对于黄逸梵来说，缠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记忆，所以她很喜欢到处飞。一双金莲，走遍千山万水，仿佛在向命运宣战。

然而她又无法违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么痛恨那古老的传统也好，她一生的活计还是依靠祖先留下来的那点古董——卖了一辈子的古董。

逸梵是庶出。父系三代单传，到了她父亲黄宗炎这一代，婚后无所出，于是在长沙乡下买了个姨太太为自己传宗接代，这便是她母亲——典型的买卖婚姻。

黄宗炎曾在科举考试中举，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出任广西盐法道道台。上任一年即因瘴气病亡，年仅30岁。不久，姨太太在南京临盆，大夫人十分紧张——如果是女儿，黄家的香火便要断了。黄逸梵生下来，众人大惊，幸而接生婆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原来是双胞胎，且是龙凤胎。这便是黄逸梵的兄弟黄定柱。

生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黄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带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欢，时时记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远离那生活。

——通常婚姻是改变女子人生的最重要举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这样失败。

大夫人1922年在上海过世。黄逸梵同弟弟把财产分了，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逸梵则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国再出国，就带走一两箱。

她几次尝试独立，做生意，可是一直不大成功。总是要借着卖古董来翻身，重新开始。

我想，每卖去一箱古董，她应当都是十分自责而悲哀的罢，因为居然没有别的办法过活。她那么厌恶她的丈夫张廷重，可是却同他一样地坐吃山空，他们两个，都避不开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

这一次的母女分离，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她自己颠沛流离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来组成的。

香港的求学岁月(9)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有多少不同呢？

在告别母亲之后不久，张爱玲又面临了另一次离别——并不太伤感，因为那要分别的人其实并不大亲近——就是她的监护人李开第。

他要离开香港去重庆，所以转托了另一个朋友照顾爱玲，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因此就住在那宿舍里。

——我一直猜，不知道和《第二炉香》里的罗杰安白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一点影子呢？

在小说里，罗杰是一个40岁的大学教授，教了15年的化学物理，做了四年的理科主任与舍监，就住在学生宿舍附近，便于照应，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因为娶了一个不知性为何物的纯洁女子而被误会，被不由分说地冠上淫虫的名字，最后郁闷地开煤气自杀了。

小说里关于校园和宿舍生活的描写、学生们利用舍监疏防出去跳舞、对舍监的取笑等等，显见是取材于张爱玲在港大的生活，让我不由得犯了对号联想症。

可惜没找到任何资料证明这些妄猜，也许有人考据过，谁知道呢？我连“影树”也没找到，更遑论罗杰教授了。

这位现实里的工程师、港大老师、男生宿舍的舍监、李开第的朋友、张爱玲的监护人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时，打量了她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爱玲略愣了愣，反应过来，自己先笑了：“鹭鸶。”

“对了。”那舍监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对于母亲曾经去过香港与自己相聚的这一段往事，张爱玲后来极少提及。她一生的文字里，更是从没提过母亲有男朋友，是张子静的回忆录让我们窥知了真相：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好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印度，做过尼赫鲁姊姊的秘书。”（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香港的求学岁月(10)

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忆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1946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

然而也曾产生过一次怀疑，就是张爱玲1976年出版散文集《张看》时在自序里写过——她在港大时，有一次炎樱说她爸爸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请看电影，拉着爱玲一起去。那朋友是个帕西人，原本只买了两张票预备自己和炎樱看的，见到张爱玲，立刻窘起来，把票塞在炎樱手里，又将一包煎面包一并塞给她们，便转过身匆匆地走了。爱玲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电影，不知所云，吃着面包，也如同嚼蜡。

后来炎樱给她讲起了那帕西人的故事，说她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邻居麦唐纳太太，嫁过几次，有许多孩子，同这帕西人认识，闹着要给他做媒，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帕西人也愿意，可是宓妮不愿意，宓妮那时只15岁，还在读书。她妈妈骑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过去。22岁就离了。

爱玲立刻想起妈妈来——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离了婚。

后来她终于见到了那个宓妮，是在一间广东茶楼，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搁糖的菊花茶，清苦、甜香。她看着宓妮，想着她和妈妈相同的身世，不自觉地从她的脸上读到了妈妈的轮廓，一样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着迷地看着，十分倾慕，一顿饭吃完了，仍然觉得像。

她写道：“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当时我觉得奇怪，炎樱是什么时候见到她母亲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见到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才恍然大悟——

香港的求学岁月(11)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这里藏头露尾地写着“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这“几个牌友”里必也有那位男朋友；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1939年——当然也有可能她1939年去新加坡，又回来了，这年又去。不过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容易，应该不会在短期内来来去去。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爱玲记错时间，因为下意识地绝记忆。

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有两种可能，最合理的一种自然是古老礼仪中，子女对母亲的情事自当三缄其口，非礼勿言；另一种猜测则是张爱玲在骨子里大概还是认定从一而终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赞成母亲离婚，另一方面却又不以母亲的男朋友为然，为了回避这个，甚至连母亲赴港小住这段事也不提。

然而大家闺秀的矜持，理当如此。倒是张子静多年后揭穿这件事，虽然对后世“张迷”的考证有益，却似乎是不大孝的。

4

用张爱玲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的文风，最好的比喻莫过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华美的袍”，而且是真丝的华袍，她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柔美，切肤之感；“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笔下的人生，琐屑的真实的烦恼，同样有切肤之痛。

没有一句话比这更能贴切地表现出张爱玲作品的风格与意境。她是一个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总是在文章里一再地预言。天才在本家不被发现，而她的预言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常常被忽略，要隔多少年，后人读起，才觉惊心动魄，感慨莫及。

这一句预言，她写在自己的参赛作品《我的天才梦》里：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香港的求学岁月(12)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关于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她自己后来说起不止一次，先是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写着：

“《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隔了几十年，她的图文集《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获得特别成就奖，时报请她写一篇得奖感言，于是她又一次旧事重提，写了《忆〈西风〉》：

“得到时报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在我真是意外的荣幸。这篇得奖感言却难下笔。三言两语道谢似乎不够恳切。不知怎么心下茫然，一句话都想不出来。但是当然我知道为什么，是为了从前西风的事。

一九三九年冬还是下年春天？我刚到香港进大学，《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全面抗战刚开始，法币贬值还有限，三元兑换一元港币。

我写了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 mention）’。我记不清楚是否有二十五元可拿，反正比五百字的稿酬多。

《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风》发表，写夫妇俩认识的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长达三千余字。《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

……《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

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

香港的求学岁月(13)

这篇感言是目前为止所知道的张爱玲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堪称“绝笔”，甚至“遗言”。她竟是带着这样一个巨大而琐屑的遗憾去世了，怎么说也是“张迷”的一大遗憾。

然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自有钩沉者，翻江倒海地找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三十七期报纸，上面赫然登着当年的征文启事：《〈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清清楚楚地写着——

“《西风》创刊迄今，已经三周年了，辱承各位读者爱护，殊深感激。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为提倡读者写杂志文起见，曾经发起征文，把当选的文章，按期在《西风》及《西风副刊》发表，颇受读者欢迎。现在趁《西风》三周年纪念之际，为贯彻我们提倡写杂志文的主张起见，特再发起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并定简约如下：

（一）题目：‘我的……’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

（二）字数：五千字以内。

（三）期限：自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止，外埠以邮戳为准。

（四）资格：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

（五）手续：来稿须用有格稿纸缮写清楚……请寄上海霞飞路五四二弄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编辑部。

（六）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第三名现金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除稿费外，并赠《西风》或《西风副刊》全年一份。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

（七）揭晓：征文结果当在二十九年四月号第四十四期《西风月刊》中发表。至于得奖文字，当分别刊登于《西风月刊》、《西风副刊》中，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

1940年4月，《西风》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说明此次比赛共有685篇文章应征，其中佳作颇多，编委会遂决定在十个中选名额之外，另外定出三个名誉奖，而张爱玲，便是得了这名誉奖的第三名。

第一名得主叫水沫，作品标题为《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第二名梅子，作品是《误点的火车——我的嫂嫂》；第三名若汗，《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

第十三名张爱玲，《天才梦——我的天才梦》。这是整个大赛的最后一名，或可称为“压卷之作”。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她自己公开承认的中文处女作是《天才梦》，而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对照记》，又都得了奖，倒也“善始善终”。

可是她始终有些小小的不快，对只得了第十三名的事念念不忘，这或许可以解释成一种“小器”，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一种“认真”，然而我却以为，是“童心未泯”吧？

张爱玲在《忆〈西风〉》里说“限五百字”，“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涨。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然而事实上她的《天才梦》有一千四百多字，显然不可能是“限五百字”，她连自己的文章也记错了字数，当年记错报纸上限的字数其实是“五千字以内”也就太有可能了。

另外，即使是首奖，奖金也只是“五十元”，而非张爱玲记得的“五百元”，而她自己最终拿到的稿费也显然不可能是“二十五元”，因为《西风》承诺，即使第二名的奖金也不过是“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四至第十名只拿稿费，“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当然也不可能高过二十元。

张爱玲的记忆可谓谬之大矣。

我想，倘若《西风》杂志有人当面同她对质这件事，她弄清楚之后，一定会说：“我又忘啦！”

大家一笑罢。

劫后余生录(1)

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挈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本性。张爱玲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

——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重庆的汪政府官太太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混得十分好，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一旁的女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于是艾芙林变得特别能吃，并且劝大家都要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劫后余生录(2)

——月女，也是从修道院学校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非常秀丽，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胸前时常挂着个小银十字架，见了人便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没多久，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对妹子十分担心，打仗时总是嘱托炎樱和张爱玲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乔纳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战时学校停课，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的气息。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他起锅，就替他的膀子觉得难过……

——这繁繁总总的人像里，就只有炎樱是最从容也最大胆的，她在流弹中泼水唱歌的满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炮火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有同学抱怨：“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却笑嘻嘻安慰：“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那机智和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

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下读书。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不得不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张爱玲也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回来的路上便遇到一次空袭，人家跑，她便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被她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她只是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看完《醒世姻缘》，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官场现形记》仔细咂摸了一遍，一面看，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休战后，她又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了看护，仍然每天躲在屏风后读书。眼见许多生命在眼面前死去，并不觉得感伤或者可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只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站在摊头吃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每隔个十天半月就要往浅水湾去一次，打听有没有去上海的船票——上次同她母亲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唯一选择。

——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

劫后余生录(3)

整个世界都在打仗，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朝代覆灭，在动荡的时局面前，个人的情爱显得多么渺茫而不可靠，正山盟海誓相许白头着，忽然“轰隆”一声，所有的誓言就都成了空话，海枯石烂倒成了现实。

在炮火、病痛、饥饿与死亡中，张爱玲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直抵灵魂的核心。

刚开战时，所有的学生们都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菜是用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闻之欲呕——然而她也喝了下去，并且久了也便觉得肥皂也有一种寒香。而小时候，她是连鸡汤里有药味也要挑剔的。可是现在，一切只好将就，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也不介意。如果再饿两天，别说有肥皂味的菜，便是让她吃肥皂，怕也只好吃下去了。

她曾在围城里待了18天，缺吃少喝，也没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是美国《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外国的人，外国的枪炮，外国的杂志，异乡的感觉格外重了，幸好还有《官场现形记》和《醒世姻缘》陪着她。受伤的人在呻吟“妈妈啊——”，多愁善感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家，甜蜜的家！”她不由也想起她的家，还有家人，妈妈、姑姑、弟弟，也有父亲。

战时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士中，就有两位死于战乱；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包括爱玲的老师——历史教授佛朗士。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就算在战争中逃过大难，战争结束后，也仍有可能逃不过日军的虐待——港大的校本部不久成为港大师生的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废，还被破坏，很多文件与纪录都不知所终了，包括有关张爱玲的资料。

劫后余生录(4)

中学毕业时她填的最怕一栏是“死”，然而这时候“死”离她这样地近，她倒夷然了。随时都可能死去，随时都面对死亡，于是死亡便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惧，也不值得同情。将死的人已经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仿佛是伤口上慢慢长出厚厚的痂，有一层“隔”的感觉。又仿佛累极了的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极不舒服，可到底也睡着了。

——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坚强，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冷漠。

《烬余录》里，她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静地描写了自己的自私：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的，颤抖的，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着人性包括她自己，然而她最终悲悯地将这一切归于“孤独”。

劫后余生录(5)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而且饥饿。

是饥饿将善良、博爱、正义这些个大题目从身体里一点点地挤出去，最终只留下口腹之欲——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在医院做看护时，凌晨三点，张爱玲去烧牛奶，同伴们正在打瞌睡，但是多数病人都醒着，眼睁睁地望着她手里肥白的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更美丽的。

然而她也只有这一瓶，她不打算与全人类分享它，却又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冷漠与自私，自私到羞愧，于是只得老着脸往厨下去。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

她知道那些双眼睛就盯着她背后，那些抽动的鼻翼在贪婪地嗅那煮牛奶的香。她把牛奶倒进锅里，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在这一无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里，这一小锅牛奶便是救世的观音。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她像猎人看守自己的猎物那样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又像被猎的兽。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

那以后，只要闻到牛奶烧糊了的焦香，她就会觉得饿。

3

印象中，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大致状况，尤其在战争中的状况。

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张爱玲：《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劫后余生录(6)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张爱玲：《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流苏只道没有命了，谁知道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的玻璃屑，满地的太阳影子。”

“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了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张爱玲：《倾城之恋》）

——因为女人的战时记忆确与衣服有关，所以是“罗愁绮恨”。

那18天的围城，更是原音重现，并且因为附丽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表现得也更为具体细致：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张爱玲：《烬余录》

“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丰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张爱玲：《倾城之恋》）

劫后余生录(7)

关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文的对照更加鲜明：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张爱玲：《烬余录》）

“柳原提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感到空前的兴趣。”（张爱玲：《倾城之恋》）

自然最牵动人的还是爱情故事——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张爱玲：《烬余录》）

——这解释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故事的源头。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这一杀那的澈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使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也将他们“看得透明透亮”了。她那时候还没有恋爱过，自然也没有结婚，可是她眼看了那些战时的鸳鸯如何在炮火中执子之手，与子成说。她为之感动，也为之叹息；为之祝福，也为之苍凉。

劫后余生录(8)

后来傅雷化名迅雨写过一篇《评张爱玲》，认为《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因为柳原与流苏的人性领悟是“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他推测：“《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然而傅雷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只是仅仅看过她的作品，知道她曾“身经危城劫难”，故推测《倾城之恋》里“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而以为“《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

事实上，《倾城之恋》固然没有虚构，发出了张爱玲在围城中最真挚的感慨；而《金锁记》亦同样并非虚构，它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积淀在支撑着，张子静后来的回忆录里明确指出，《金锁记》里所有的场景、人物，乃至细节、对白、穿着，都是有本可依的，他看到姐姐的文字，就想起现实中的七巧、长白、长安是怎样的——

“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姜家分家那年，姊姊两岁我一岁。所以，《金锁记》前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康姊姊’……”

劫后余生录(9)

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23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张爱玲：《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民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民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民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2000年10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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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的求真，不仅仅在它对于战时香港的情景再现，更在于张爱玲寄予文中的那份深深的孺慕之情——小说里的白流苏是一位28岁的离婚少妇，这同张爱玲母亲去法国是一样的年纪；她第一次去香港，所看到的情景是张爱玲看见的；她住在浅水湾饭店，是黄逸梵住过的；她在战争中的所闻所见，所想所为，也都是张爱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张爱玲后来一再地把《倾城之恋》搬上话剧舞台，又想改编电影，但未如愿，可见她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是邵逸夫替她还了愿。

劫后余生录(10)

1984年邵氏的关门之作便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当时浅水湾酒店已经拆了，许鞍华就把酒店阳台那部分搬到清水湾邵氏片场重新搭了起来，昂贵的

投资扔出去，剧本也已经搞定，就要开拍了，才想起来版权问题尚未解决。后来到处找到处问，终于找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好友宋淇，这才得到了授权。

2006年《倾城之恋》的话剧再次重排，男主角是当年金像奖影帝梁家辉。梁曾在《情人》中有出色表演，从此奠定影帝地位，他演范柳原，应当是扛得起的；女主角名不见经传——罗兰之后，再无白流苏了。

张爱玲也曾经试图把《金锁记》搬上银幕，剧本都已经做好了，导演是桑弧，女演员也预定了张瑞芳，1947年12月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还打了广告出来，影片却终未拍摄。后来出国的时候她未能把剧本带出来，也不知道如今那本子流落在哪里？

——这一次替她还愿的是但汉章。

但汉章的《怨女》是我认为所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由夏文汐主演，道具细节十分考究，演员发挥得也大开大阖，淋漓尽致。最记得银娣在庙里向三爷陈情的一幕——没有尽头的重门叠户，卍字栏杆的走廊，两旁是明黄黄的柱子无止境似的一重接一重。他从那柱子的深处走来。她在那柱子的深处站立着等候，有心不去看他，可是眼睛出卖了心，满脸都是笑意，唇边盛不住

劫后余生录(11)

了，一点点泛向两腮去，粉红的，桃花飞飞，烧透了半边天。非关情欲，只是饥渴。生命深处的一种渴。

说是但汉章把《怨女》拍到一半，才发现这是根据《金锁记》改写的，而《金锁记》其实还比《怨女》的故事更好。然而已经开机，总不能把拍过的片子都作废，只得尽量把后半部的故事往《金锁记》上靠，将彼此的意向融合。所以夏文汐可以说是七巧和银娣的两位一体。也许这也是人物形象特别饱满的一个缘故。拍完之后，但汉章觉得色彩方面不尽人意，想在美国重新冲印，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

后来大陆电视连续剧《金锁记》也是多少将两部小说各取了一些题材，然而宣传稿里却一再强调编剧把三万字小说改编成二十几集电视剧是多么的伟大，完全不承认《怨女》的十几万字，不禁令人蹙眉齿冷；而且戏里把曹七巧与姜季泽演绎成一段曲折婉约的爱情故事，也完全失了作品的原味；整部戏，就只有程前演的姜伯泽还可以看一点，许是因为原著里关于大爷的描写甚少，演员发挥余地反而大的缘故吧。

其实张爱玲笔下从来没有完整的人，也从来不想写绝对的浪漫故事，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结局算是美满了，也是因为炮火，炮火促成了一对乱世夫妻，可并不是神仙眷侣。

还有一部侯孝贤导的电影《海上花》不可不提，这是台湾电影在我心目中唯一可以和《怨女》相媲美的。

这故事不是张爱玲的，但她曾呕心沥血将它译为白话本，而电影开篇字幕，也端端正正写着：《海上花列传》，韩子云原著，张爱玲注释。可见与张爱玲不无关系。编剧朱天文，更是一位超级“张迷”，且与张爱玲联系微妙，是胡兰成的私淑弟子，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及。

近些年来，张爱玲的小说被多次搬上荧屏，相对来说，电影都还好些，因为那么曲折的故事要在一百分钟的长度里表现出来，总是容易体现精髓；长篇电视剧却是一种地道的荼毒，导演与编剧们为了加长片集拉广告，往往不惜昧着良心地扭曲注水——若只是掺些清汤寡水也还好些，又都是造假工厂排出的污水。

倒是有一部极老的连续剧《侬本多情》，是张爱玲《第一炉香》和《心经》两部小说揉在一起的，由张国荣饰男主角乔琪，那可真是像到极点，看得人荡气回肠。可又是女主角商天娥演得弱了，拿乔拿致的，带累得张国荣发挥得也有些累，孤身奋战似的，便显得游离。

李安导演的《色·戒》已经上映。男主角是梁朝伟，男二号王力宏。《色·戒》自发表起便颇受争议，而以拍摄边缘影片而著名的好莱坞导演李安同样是个有争议的风云人物，由他执导张爱玲小说，至少没有思想或者立场上的包袱，但愿他再得一次奥斯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