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蒋志在一统，挑起迁都之争；宋追随正统，与蒋针锋相对（1）

- 蒋志在一统，挑起迁都之争；宋追随正统，与蒋针锋相对（2）

-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1）

-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2）

-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3）

-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4）

-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5）

-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6）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1）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2）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3）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4）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5）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6）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7）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8）

-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9）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1）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2）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3）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4）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5）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6）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7）

-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8）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1）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2）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3）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4）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5）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6）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7）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8）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9）

-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10）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1）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2）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3）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4）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5）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6）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7）

-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8）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1）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2）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3）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4）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5）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6）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7）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8）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9）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10）

-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11）

- 抗日谈蒋宋 从“驻美代表”到外交部长，为抗战，宋争取外援

蒋志在一统，挑起迁都之争；宋追随正统，与蒋针锋相对（1）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便致电广州革命政府，提议迁都武汉，电文言辞恳切，希望广州政府主席谭延闿最好先到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0月，广州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暂不迁都。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再次致电谭延闿和张静江等：“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这时，迁都的建议得到了一批高级将领及党政要员的支持，就连时任总顾问的鲍罗廷也认为迁都武汉是明智之举。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中旬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此时的宋子文已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宋子文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头角崭露，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宋庆龄将弟弟宋子文引荐给孙中山，被任命为大本营秘书，由于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解决了一些财政困难而得到孙中山赏识，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中央银行行长。在1924年10月发生的广州商团叛乱中，宋子文临危不乱，帮助孙中山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使宋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使宋子文在国民党中站稳脚跟，能够与重要人物平起平坐是在孙中山病逝后。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共商著名的《总理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字，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一切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9月，时任广东商务厅长的宋子文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迁都武汉，宋子文是赞同的，所以他抱着极大的热情与二姐宋庆龄及孙科等于1926年12月初到达南昌，并与蒋介石在7、8两日于庐山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有关财政、军事等要案。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达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跻身于武汉政府的决策核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挑起了迁都南昌之争。

提议迁都武汉是蒋介石，挑起迁都南昌也是蒋介石，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北伐军的深入，武汉和两湖地区便处于唐生智部的控制下，蒋十分害怕；武汉迁都若成，蒋就不可能任意发号施令。其次，北伐的胜利激发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两湖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声势浩大，这些斗争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蒋害怕工农运动，更害怕武汉政府受工农运动影响而“赤化”。再次，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于南昌，他的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改都南昌更有利于他控制政府，实现独裁。所以，当第二批和第三批广东政府中央委员路过南昌时，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代主席、他的把兄弟张静江串通一起，于1927年1月3日，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说，广州会议“通过迁都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与北伐军打仗，湖北的军队靠不住，所以武汉处于危险之中，在已经得到巩固的南昌领导北伐是较好的。”

蒋志在一统，挑起迁都之争；宋追随正统，与蒋针锋相对（2）

蒋介石的一番言辞虽然迷惑了一些人，但遭到邓演达、陈公博、宋子文等人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公开发表讲话，表示迁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提议也是你蒋介石首先提出并赞成的，如果更改，必将失信于民，有碍政府的威信……

但蒋介石不顾一切，擅自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经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蒋还请在武汉办公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南昌办公，俨然凌驾于中央之上。

消息传来，在武汉的宋庆龄、宋子文等十分震惊，迅速商议对策。宋庆龄对蒋的做法洞若观火，明确指出蒋是在搞分裂活动，意图不轨。宋子文建议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形成决议，阻止分裂活动，说服蒋改正错误。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敦促蒋来武汉。

蒋迫于武汉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1月12日由九江抵达武汉，并在公开场合赞扬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近代史上最光荣的历史。在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之后，蒋仍旧坚持迁都南昌。

当晚，在宴会上，蒋介石刚刚讲完自己的想法，总顾问鲍罗廷便开口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蒋介石被鲍罗廷的一番话说得很尴尬，左右不是，便把目光投向了在座的宋子文等人，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说：“迁都南昌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革命嘛，两湖地区不稳定也是实情，等到东南安定后，再迁往南京，有何不可？”

“不可!”在座的宋子文首先反对，“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是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本来这个政治会议就是非法的，所以这次决议不能否定广州中央会议的决定。迁都是蒋总司令提出的，已向国内外正式公布，无论从内政、外交、军事、人心等哪方面考虑都不能再改变，否则，后果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意味着什么。”说到这里，宋子文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委员，委员们都点头表示赞同。蒋介石在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委员中没有找到支持者。

1月17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蒋介石再次提议迁都南昌，同样又遭到反对。于是蒋不得不悻悻地回到了南昌。回南昌后，蒋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对付武汉政府。他一方面征得谭延闿、戴季陶等人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罗廷的号召“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另一方面，他串通代主席张静江致电武汉，要求取消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并要求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到南昌商议迁都问题。他还声明，中央已在南昌办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为达到此目的，在江西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被蒋继续扣留。最后，蒋采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他的得力干将戴季陶到武汉游说，力图分化委员们，拉拢他们到南昌办公。

由于武汉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并且不断制造舆论、施加压力，这时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有的已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先后设法离开南昌到达武汉。到2月中旬，大部分委员相继到达武汉。武汉方面考虑到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已汇齐，决定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宣布联席会议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开始办公。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奈，只得表示拥护，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并假惺惺地发表讲话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亦是政治变迁之策源地，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更快。

至此，蒋的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1）

蒋介石迁都南昌计划告败后，便开始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其真实意图。暗中却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决定经营东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面对两湖地区高涨的革命形势，蒋把其嫡系部队和收编的依附部队放在江浙一带，蒋用军、师长的头衔收买旧军阀，牢牢地控制着各部队，一切调动须经他同意方可。另一方面，蒋介石此时已迫不及待地开始着手###反苏。1927年2月，他在南昌总部孙中山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以压迫，并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国民党党员难堪，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

其后在3月7日，蒋介石攻击武汉政府，并将苏联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等同，胡说什么“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这两次演说是其背叛革命的前奏。恰在此时，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派出了他们的代表虞洽卿来到南昌，与蒋密谈，答应蒋只要“###”，到上海、南京后，赠以巨额款项，蒋正急迫需要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金钱上的援助，以对付武汉革命政府和应付巨大军费开支，目的相同，一拍即合。不久，蒋介石到上海会见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时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显，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就在蒋介石极力筹划东南，准备背叛革命与武汉分庭抗礼时，宋子文也到了上海。

由于戴季陶的一系列活动，使武汉的一些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在同蒋的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动摇性，这些人公开发表谈话表示蒋是国民党的领袖，支持蒋的一系列背叛革命的行径．这使得武汉政府威信受到影响。另外，这些言论也使原来工商界中支持过武汉政府的一些人改变了态度，使武汉政府的财经状况受到严重影响。于是武汉便派宋子文来到上海，目的是一方面劝蒋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政府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去拜会蒋介石，二人似乎谁也没有想起以前的不快，见面很亲热，寒暄之后，宋子文先阐明了来意：

“想必蒋先生也接到通令了，弟这次来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望蒋先生支持；另外，武汉方面希望蒋先生能抽空去一次，对一些革命之具体问题相商。”

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做法心知肚明，但他并未急于表态，而是很婉转地试探宋子文：

“子文兄此次来沪经政府委派，中正当然鼎力相助，江浙一带对子文兄是很相信和佩服的，想必你已胸有成竹了吧？”

“这一切还要仰仗蒋先生帮助才能实现。”宋子文见蒋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便知他为何而愁，接着说：“至于北伐军的军费，那是应予优先考虑的。”

“我知道你是很有才干的，可惜——”蒋说到这里便打住了。话锋一转，“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支持你对江浙进行接收处理。”

此后，宋子文成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上海金融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参加，希望恢复同这些人的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2）

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上海金融界与宋子文迅速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是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名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的视线，蒋见宋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驾”，而且派他的心腹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子”。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意识到宋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于是在一次与孔祥熙的谈话中蒋有些忧心忡忡地对孔说：“庸之，子文的态度让人担忧，跟着武汉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本来是很有作为的嘛，现在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越来越大，如不想办法扼制，局势是不堪设想的，你应多劝劝他，认清形势，认清形势嘛!”孔祥熙当然是心领神会。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感到恐惧和不安。

蒋介石一面争取宋子文，一面暗中调集部队，召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在广州的黄绍竑、李济深迅速到上海共商###策略。在桂系的支持下，蒋###的胆子壮了起来，步子也加快了。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策划###清党时，远在法国的汪精卫由巴黎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到武汉复职。蒋闻讯后，当即与吴稚晖去拜访汪精卫，并于4月3日发表了“拥汪通电”表示愿统帅各军，一致服从“汪之指挥”。后来，蒋与吴约汪至总司令部会谈，要求汪“很坚决的马上做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立即分共”。汪精卫因过去曾与蒋在权力分配上矛盾重重，这次又是应武汉政府“反蒋”之邀回国复职，立足未稳，如答应蒋，势必被蒋控制，所以，汪表示自己“站在工农方面”，以图要挟蒋介石。同时，汪精卫与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并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称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希望两党不听信任何谣言，继续实行“开诚合作”。《宣言》发表时正值蒋汪会谈，虽然《宣言》帮蒋介石掩盖了反动阴谋，麻痹了革命群众，但蒋的追随者皆对汪精卫的行动不以为然。吴稚晖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挖苦汪精卫。蒋却当场制止了吴，说汪的行为是可以理解云。

当汪精卫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后，蒋介石对吴稚晖等人说：“我早料到留他不住的，不过，《宣言》可以帮我们的忙……”

随后，蒋介石开始公开撕下面纱，发动了南京“四?一○事件”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变后，蒋介石发出“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命令各地、各军对共产党“严加侦察”，凡被“举发者”即“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实行“看管监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准备在南京另立中央的又一严重步骤，他的阴谋得逞了，他控制了以沪、宁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完成了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准备工作。

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上海的金融界找上门来。原来蒋为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向上海的金融界和企业家“贷款”。但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们似乎对蒋介石同武汉政府的关系没有完全明了，他们不甘心将钱“白白给”蒋介石，而自己却得不到靠山。于是这些人便将目光集中到了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身上，纷纷登门上访，要求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讨一张偿还“贷款”的书面担保。他们这样做一来是宋系武汉政府财政部长，二来宋家是名门，宋子文享有声望。但这些人却在宋子文面前碰了钉子，宋以“政府未曾有此动意，弟不敢贸然决定”为托辞，当然是拒绝签字。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3）

蒋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怒，除了背后免不了骂几句“娘希匹”之外，蒋置宋的权力于不顾，未征得宋子文同意便私自派出财政官员与上海金融界交涉。

蒋介石凭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事实力，控制了东南，为其另立国民政府铺平了道路。

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接受胡汉民的提议，称南京方面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决定南京国民政府之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宣布“即日办公”。

4月18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于丁家桥旧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庆典，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古应芬等被选为委员；胡汉民为政府主席；伍朝枢任外交部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会后，南京政府宣称已将武汉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律免职，并令其他部长表明态度，未表明态度前，南京暂不任部长。

4月20日，蒋介石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蒋介石的做法使宋子文反感，在很多蒋氏幕僚登门劝其脱离武汉，断绝来往，就任南京财政部长时，宋子文都是无动于衷，迟迟不肯低头。但精明的蒋介石岂能看不出其中奥妙，宋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蒋的行为，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汉方面不断派人来到上海，劝宋离沪赴汉，宋始终没有表示回汉，这说明宋开始动摇了。于是，蒋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封闭了宋子文在广州苦心经营的银行，使宋子文感到绝望了，他开始灰心，无事可做，整天待在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

6月，宋子文迎来了他在美国的朋友——记者希恩。当希恩了解到宋子文的处境后，对宋说：“T．V(宋英文名)，同我一起离开这里吧，我们乘英轮离开上海，我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宋子文想了想，说：“好吧，那就请你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给我买张船票，最好与你同舱。”

“那是当然的!”希恩说。

“你到过武汉，那边情形怎么样？”宋很关心武汉的事态发展。

当希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宋子文后，宋开始沉默了，好长时间才对希恩说：“离开上海的事还没有征得家里人同意，等我回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当晚，宋子文回到家中，把要与希恩离沪赴汉的想法告诉了宋老夫人及孔氏夫妇，立刻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T．V，武汉现在到处是赤色分子，罢工、游行、###到处都是，你去能干什么呢?你在那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不会有人支持你的做法的，你的特长在那里不会得到实现的……”大姐宋霭龄首先站出来劝阻。

“蔼龄说得对，蒋先生一向很看重你，他的前途是无量的，只有他才是中国的希望，现在的形势是许多###们都在向他靠拢，他掌握着中国现在近半数的军队。而武汉就快要变成赤色的天下了，你的根基在这里，没有蒋你很可能一事无成……”孔祥熙自然不会错过奉劝之机。

宋老夫人也在孔氏夫妇的影响下向宋子文施加压力，要宋不要离开上海，至于为谁效力，那自然不是她所关心的。

这样，宋子文终于改变了回武汉的想法，第二天，他心事重重地对希恩说：

“我没有理由去(武汉)，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使货币流通呢?我无法使中央执委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子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4）

“唉，我姐姐……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么困难。我怎么知道回汉口后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呢?武汉方面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在亟须解决困难，我怎么知道我能制止货币贬值?如果他们不断鼓励罢工和群众###，那么我干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让人民处于想入非非的激动状态，他们肯定要失望的，他们将得不到结果，而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请想想，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讨人喜欢过。那些暴民更是不喜欢我，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群众###，我的想法与做法与他们格格不入，去年冬天要不是士兵及时赶来，我很可能被他们拖出去杀了，这种情况下，我能怎样?……”

随着希恩无奈地离开，宋子文在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压力和动摇中留在了上海。

这时，蒋再次出面劝宋任职于南京政府，同武汉彻底脱离关系，宋眼看国内的局势变化，在其家族的影响下，终于倒向了蒋介石，表示愿意参加蒋介石集团的活动。

宋子文一倒向蒋介石，就开始为他而四处活动。1927年7月12日，宋子文到了武汉，他这次回来带着蒋的要求：武汉政府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晚，姐弟相见，宋子文向来是敬重宋庆龄的，但他又身负“劝驾”使命，于是宋子文硬着头皮将宋霭龄、孔祥熙等人劝他的话都说给宋庆龄听，尽管他很清楚二姐很讨厌蒋介石。

宋庆龄很坚决地表示不愿与蒋合作，并且将继续与其斗争。

宋子文虽然在其姐面前碰了钉子，但他此行的目的基本是达到了，那就是劝汪分共。

这时，在国民党内部，实际存在宁、汉、沪三派势力。所谓“沪派”即“西山会议派”，这一派以邹鲁、林森、谢持等人为骨干，在该派形成时，蒋曾叫喊“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南京政府成立后，蒋开始拉拢西山会议派为其摇旗呐喊。到7月时，宁沪实际已经合到一起，但蒋很清楚，他的真正对手是武汉方面。

所幸的是宋子文从武汉给孔祥熙发来密电，密电称汪已同意分共，善后要以蒋承认武汉为正统，拥戴汪为主席，蒋下野等为条件。当孔祥熙将武汉方面的消息转达给蒋时，蒋只是微微一笑，向孔祥熙说：“你发电给子文，就说我基本同意该意见，等事情有了结果再细商。”

蒋介石给了汪精卫一颗“定心丸”，但在武汉的汪精卫在“分共”的同时也在加紧反蒋。汪调唐生智和张发奎部回师武汉，部署沿江东下“东征”，目标当然是南京。

蒋汪在###的本质上是一致的。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公开提出制裁共产党，正式宣布立即“分共”，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就在“七?一五”事变刚刚结束，汪精卫立即将宋子文请来，再次提出了要蒋介石承认武汉为正统，要求蒋下野，宁汉合作。宋子文立即给蒋发去密电，转达武汉的意思。

南京很快传来消息，电文是公开性的，蒋在电文中指责汪精卫勾结共产党，拒绝与汪进行和谈。于是，宁汉间开始了电报文攻，转而进入了准备武装争斗的行动。汪精卫任命支持武汉的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向江西增兵，一时间战云笼罩宁汉之间。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5）

就在此时，久已窥视中国的日军乘宁汉对峙时由青岛开入济南，支持北方军阀，公开加入中国内战。直鲁联军会同孙传芳部反攻南京军，重占徐州，南京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回到苏北一线，南京政府大为震惊。

蒋介石当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亲自任指挥，反攻徐州。同时，蒋介石针对武汉方面的虎视眈眈，派心腹孔祥熙到北方的冯玉祥部做联络代表，表示决不会与奉系军阀联盟反冯，而且给冯的军队以经济支持，这样，冯玉祥倒向宁方，派部下孙连仲驻兵武胜关窥测武汉，牵制其东征讨蒋。

但没有后顾之忧的蒋介石却出师不利，被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部队在徐州打了伏击，蒋亲率的第三路军几乎全军覆灭。而白崇禧的第二路军几乎是纹丝没动地控制了南京周围。

恰在此时，一心热衷于调停宁汉矛盾的冯玉祥再次致电宁汉双方，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消除分歧，结束党争。8月6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称“既然宁汉一致###，志同道合，应迅速合作。”南京虽表示可以合作，但武汉汪精卫却复电冯玉祥，表示同意冯的意见，但不但要和共产党，而且要和一切假革命派(当然是指蒋)决一死战。”其意很明显。——坚决要蒋下台；但蒋、胡却坚持反汪、唐为先决条件，双方争持不下。

然而，没过十天，蒋便主动下野了，原因除武汉方面外，主要是来自南京内部——一直与蒋貌合神离的桂系。

就在蒋汪闹得不可开交时，一直很“支持”蒋介石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谈话，表示“不管长衫佬(蒋介石)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这多少令蒋感到有些四面楚歌的味道——东征军唐生智部临江直达芜湖，直鲁联军和孙传芳虎视南京，李宗仁和白崇禧背后又暗中踢脚，就连很支持蒋的胡汉民也多少表露出支持桂系，这使蒋很清醒地认识到——除下野外别无他途，不过，就是下野，蒋也要给足自己面子。

蒋惨败徐州后，在逃回南京的途中就让文胆陈布雷给他起草了下野宣言预备。回宁后，蒋召集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吴稚晖等召开党部会议。会上，蒋介石仍然以总司令的身份要求白崇禧向武汉东征军进攻，解除来自武汉方面的威胁。

“总司令，”白崇禧不紧不慢，“事实上，武汉方面希望和平，我们也当然希望和平，更何况，打起来，我们的力量不行。最重要的，现在是合作的良好时机，错过很遗憾，我是支持和谈的。”

蒋听到这里很生气，但他没有拍桌子，而是站起来言不由衷地说：“既然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和好了。”

白崇禧毫不客气，“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健生，总司令为本党之梁柱，此时又值党争纷乱、北伐之关键，你怎么能劝总司令离开呢？”吴稚晖很生气地站出来反驳白崇禧。

蒋介石有了支持者，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何应钦，而一向与蒋密切合作的何却默不作声，其意很明显表示支持白。蒋又问李烈钧，李称同意蒋“先休息一段时间”，最后，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

这种情况下，蒋只能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带着随蒋多年的秘书长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人回到老家奉化溪口，住在了雪窦寺。

蒋公开背叛革命，宋说“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6）

蒋虽是下野之身，但在奉化却没有休息过一天，随着蒋的辞职，16日，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发布了所谓“五委员联名宣布引退”之寒电，南京被桂系所控制。随局势的变化，奉化每天都接待从远方的来者，蒋介石也是每日数信给其亲信们，当然是要其亲信控制住势力，准备东山再起。

在蒋下野不久，宋子文来到了奉化。

二人相见后，宋子文将南京和武汉方面的情形详细说给蒋听，然后询问蒋的打算。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蒋向宋当然会道出真实意图，“现在时局纷扰，党内很复杂，乱得很，让他们去闹好了，我现在是静慎谨守，不能跟他们这样搅，那样会成为众矢之的的。现在的退当然是为以后的进，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来找我，残局还得有人出来收拾嘛。”

“蒋先生有什么打算？”

蒋介石略一沉吟，“子文兄，我打算东渡日本，并做一年环球之游，去日本是想看看此时日本人对我国的意见以及隐伏于表面之下的政治潮流，另外，老夫人现在日本，我与美龄之事还须她老人家同意，希望子文兄帮蒋某完成此夙愿，代为安排。”

“那好，我这就回去安排，一切妥当后先去日本，详情电文商量，那么，什么时候动身？”

“我打算9月中下旬动身去日，这段时间将国内的事情安排一下，另外，我还要和静江先生电商一下。”

9月下旬，蒋介石和张群等离开奉化到达上海，住在拉都路，做出国前准备。

蒋到上海，胡汉民、吴稚晖、何应钦立即前往拜访。蒋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其留下，收拾残局，但蒋认为时机未到，所以当三人先后表达促蒋复职后，蒋表示很感谢，“蒋某在野之身，诸同志的爱戴，中正很感激，无奈行程已定，而且此去日本，是为最后征得宋老夫人之同意，完成夙愿，更何况，中正决意考查日本及欧美各国，不想再问政事。”

三人不得要领，只得告辞而回。

27日，何应钦在上海为蒋饯行，席间，何很诚恳地说：“希望蒋先生此次日本之行圆满，另外，时局纷扰，诸同志都急盼蒋先生早归，我等更是如此。”

何应钦虽未像桂系那样与蒋分心，但在“逼宫”中却扮演了小丑角色，蒋虽不以为然，但毕竟何与蒋共事多年，而且是蒋得力的军事助手，所以蒋仍以抚语安慰何，“敬之(何应钦字)兄肺腑之言，中正自当铭记，我等均应以总理之语自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后，蒋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来日方长嘛。”当然，这话并非只是说给何应钦听的。

此时，宋子文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28日，蒋介石与张群等乘日轮“长海丸”号奔赴日本，蒋要完成一件对于他一生很重要，又是转折点的事情。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1）

蒋介石此去日本，最大的目的是征得一直不同意婚事的宋老夫人点头，完成他藏在心中的构想，这桩婚事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中奥妙还须多费些笔墨，慢慢道来。

时间要推回到1922年12月初的一天，上海莫里哀路的孙中山家中正举行基督教晚会，身着笔挺军装、新婚燕尔的蒋介石也应孙中山之邀来到这里。晚会的主持人是宋子文，当他以机智而不乏幽默的语言将晚会推向高潮时，仪态迷人的宋家小姐美龄出现在人们面前，引得人群中一阵惊呼，本来躲在角落中，对基督教晚会不感兴趣的蒋介石也被宋美龄所吸引了，暗中赞叹宋美龄的美貌与仪态大方，当宋子文将小妹介绍给蒋介石时，蒋极力表现出大方、潇洒，并不吝啬赞美词语，称赞宋美龄的美貌，但此时蒋的心里却不止是赞美一下便完事，他已开始盘算如何将这位宋家小姐娶到手，尽管蒋才新婚一年有余。

与蒋介石新婚的是上海名妓陈洁如，两人感情甚笃，但蒋在见到宋美龄后，便决意追求，表面上虽然与陈恩恩爱爱，但实际已是心猿意马。显然，陈洁如虽貌美如花而且很有见地，但同丰彩照人的宋美龄比起来却要黯然失色，更重要的，野心勃勃，不甘心拜将封侯的蒋介石追求宋美龄除因宋小姐美貌外，最重要的恐怕是蒋想借此争得孙中山和宋子文的支持，因为蒋介石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想问鼎一国之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而在经济上，蒋已经很看重了宋子文这位理财专家，靠上海青洪帮的支持他蒋介石难以有充足的后劲，必须要得到西方的支持才行，而在美国有着广泛接触的宋子文是再合适木过的联络人选，有了长年在美国生活的宋美龄，蒋更是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何况，宋美龄似乎对蒋也表现出了好感与好奇，这更加坚定了蒋的信念，就像打仗一样，蒋在一见倾心后，立刻拟定了一个长期进程的求婚战略。

当年12月底，应孙中山的要求，蒋介石前往广州，临行前，蒋向孙辞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先生，我想向美龄小姐求婚，请先生与夫人帮助。”

“可你不是已经有夫人了吗？”孙中山很迷惑。

“先生知道，毛氏(毛福梅)是父母之命，中正与之毫无感情可言，现在已离异，至于在日本的房侍，现无恋情，已中断往来，目下一人独居，尚无配偶，请先生相信。中正对宋小姐一见倾心，爱慕非常，望先生成全。”

孙中山对蒋的私生活虽不太了解，但也有耳闻，听了他的话以后，想了想，坦白地说：“不，这恐怕不行。”

“先生，”蒋有些着急地说：“中正的生活已翻到了新的一页，准备一心一意致力于革命，别无它求，只希望达到这桩夙愿，先生还是帮帮我吧。”

蒋介石一再恳求，孙中山只得答应，“好吧，我先和庆龄商量一下，不过，这件事主要是看美龄的心思，她可是心高气傲，你先耐心等一等吧。”

当晚，孙中山便把此事告诉了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听后悻悻地说：“我宁愿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到她嫁那个自称没有妻室的人!”

“可他对我说他确已无妻室。”

“没有妻室？”宋庆龄不屑一顾地说：“据我所知，光在广州他就至少有一两个相好的，外间传言他与上海名妓陈洁如早已同居，这恐怕不是捕风捉影，小妹怎么能嫁这种人呢，叫他死了这条心吧。”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2）

宋庆龄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所以，以后每当蒋介石对孙中山提及此事，孙中山总是说：“等等吧，再等等吧。

在对待美龄的婚事上，宋子文是支持二姐宋庆龄的，他曾不止一次对宋氏家族的成员表示，不同意美龄嫁给蒋——这很重要，因为宋子文是宋家长子，说话很有分量，尤其在宋母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宋母的想法。所以，当宋美龄开始有意于蒋介石，并开始做母亲的工作时，宋母断然拒绝这门亲事。

“你哥哥跟我说过他，听说他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跟什么帮会搅到一起，一身的流氓习气，听说他在上海还经常到下三流的地方去，到那种地方能有什么好事?我们宋家书香门第，你又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你哥哥他们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喜欢他，我看这事儿也不妥，你还是死心吧。”

尽管宋家多数人反对，但蒋介石并没有死心，他将突破口瞄准了宋霭龄和孔祥熙，作为计划的实施者，这次他选准了对象。

随着北伐战争的打响，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仅掌握了革命部队的军权，而且，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授予了他政、民、财等权力，使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与此同时，宋霭龄和孔祥熙早已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不厌其烦地对宋家反对这门亲事的人进行轮番“轰炸”，每当宋子文和宋庆龄从广东回到上海，宋霭龄和孔祥熙都在他们面前对蒋介石大肆吹捧，二人的论调是：蒋介石是国民党未来的领袖，其“卓越”的才能是无人能及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而且蒋对美龄孜求不殆，必能给美龄带来幸福，也必能光耀宋家门庭等等。

而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书信的往来，多次的接触，已经捕获了宋美龄的芳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蒋介石攻取南京前，曾给宋美龄发去一封电报：上海美龄小姐芳鉴：请做好准备，三月底接你到南京观光，中正启，二月二十五日。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辉煌战绩虽然已使倾心权势的宋美龄芳心萌动，但她却不太相信这个傲气十足的家伙能在一个月的时间以七万北伐军攻占孙传芳三十万大军把守的大本营。

而现实是蒋不仅很快攻占了南京，而且于3月底前攻占了上海。蒋以休假的名义乘专列来到了上海，接宋美龄到镇江游金山、焦山十余日，叱咤风云的蒋介石以殷勤潇洒、彬彬有礼而彻底征服了宋美龄。

于是蒋加紧活动，请他的把兄弟张静江为其出面说媒于宋庆龄，但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断然不会同意。

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开始向宋美龄正式求婚，一时弄得满城风雨，这件事被新闻媒介爆炒，宋家内部也因此而争吵不休。于是，一个专门为讨论宋美龄婚事的家庭会议召开。首先开口的宋老夫人并不忙于表白意见，而是让这些人先发议论。

“我看这是件好事，众所周知，他(指蒋介石)现在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年轻而有为，已经跻身于党内的决策之层，又手握军权，这是很难得的，此人的前途当然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宋家曾因总理在世时光耀过，那么在总理之后，将宋家发扬光大的只有他，而我们宋家也只有倚靠此人才能继续荣耀。最重要的是，他对小妹倾慕，一直追求了五年，也可见其诚意，小妹嫁给他必能幸福……”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3）

“蔼龄的话不假，现在时局纷乱。中国之统一重任必落蒋之肩上，纵观党内外，领袖群雄非他莫属，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孔祥熙自然是站在宋霭龄这边。

“哼!”宋庆龄显然很不满意两人对蒋的吹捧，慢慢地说：“他的官职不假，军事才能也是真，可别忘了，这是政治，不是婚姻。他蒋介石口口声声以总理学生自居，可他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叫喊实行三民主义，背地里破坏总理的三大政策，屠杀革命同志，制造恐怖，其野心已昭露无遗，他蒋介石将来会有什么结局谁能料到，恐怕说其领袖群雄过早。”

“对，成败还是未知数。”宋子文站了起来，他同意宋庆龄的看法，“当然，众所周知，他确实是位军事家，很有才能，可我要说的是人品，想想，家有妻室儿郎，还嫖妓绯闻不断，妻妾成群却誓言旦旦叫嚷自己是‘清白之身’；另外，他蒋介石在上海滩长年混迹，与青红帮称兄道弟，满身的流氓习气，头脑中更是装满了帝王将相腐败的安邦定国的思想，美龄从小在美国长大，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这怎么会有共同点呢?除去政治上的目的，还能有什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

“不，我们是相爱的，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宋美龄显然有些着急，因为宋老夫人除去最疼爱宋庆龄外，对宋子文的话是很听得进去的。

“你还小，不懂，这是政治。”宋子文不想多讲道理。

“你懂政治，我不懂，我就知道他是爱我的，我不管那么多。”宋美龄显然耍起了小姐脾气。

“不要胡闹!”宋子文也是肝火上撞，“我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好!既然这样，今后我再不管你们的事，不过我要讲明，我是坚决不同意!”

“不要吵!”宋老夫人终于开口，“美龄啊，你阿姐庆龄和你哥了解他，我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宋家是最容不得嫖妓一类的事的，他是个军人，我们是书香门第，这不匹配，另外，听说他不是基督徒，不信仰上帝，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所以我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

宋老夫人的话结束了这次家庭会议，虽然不同意这桩婚事的意见占了上风，但没过多久，宋子文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

前文我们说过，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宁汉开始对峙，宋子文被派往上海，在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多次开导下，在蒋介石使用各种手段的压制下，其并不坚定的革命性发生动摇，躲在上海静观局势变化，虽然宋还在嘴上没有表示松动，但异常精明的宋霭龄岂能看不出其中奥妙，在一面劝蒋多加拉拢的同时，一面请来了孙中山的生前好友，国民党###谭延闿做宋子文的工作，给他找个台阶下。于是，在宋子文进退维谷的时候，谭延闿来到了宋家。

谭延闿是先拜会完宋母之后，将宋子文叫到了密室，在详细问明事情的经过后，谭开口相劝：

“子文，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对你的秉性很了解，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是新社会，就是子女的事情父母都不应该多管，更何况是兄妹呢，你受过那么高的教育，又长期在美国生活，这些道理相信是明白的，这样僵下去只能徒伤兄妹感情，而且让别人笑话，何苦?今天我就是为这事专程来的，我作为你父亲和孙先生的朋友，不愿意看到你们家为这事而伤和气，何况美龄已决定以身相许……”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4）

谭延闿作为宋的长辈很受宋子文的尊敬，何况宋已经动摇，所以在谭说完后，宋子文默然点头，表示同意。

但由于宋老夫人还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所以事情还僵持着，可这难不倒宋霭龄，她很快便想出一条妙计，对宋老夫人说：“国内局势紧张，不利于健康，妈妈何不到日本去度假?到了日本，既可到长崎拜访久违的朋友，也可到风光优美的镰仓进行温泉理疗，您年纪大了，怎样舒心就该怎样过。”

“这个主意不错!”宋老夫人很乐意东行，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她提出了要求，“我不能自己去，得让美龄陪着我。”

姐妹俩虽然商量好了调虎离山之计，无奈老夫人坚持要美龄同行，她只好答应。

这时正值蒋介石被迫下野，宋美龄将即将旅日的计划告知蒋，蒋立即寄回一封热烈的求爱信：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增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便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家小姐的反应当然一如既往，宋美龄深信他所崇拜的中国拿破仑总有一天会回到权力的顶峰。于是在出国前，便在上海爱盛西路宋霭龄家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宋霭龄向记者介绍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并宣布“蒋将军将同我小妹喜结伉俪。”于是镁光灯频闪，第二天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蒋宋携手并肩的照片，全世界的人要知道了宋家小姐将要与蒋总司令结婚，但只有宋老夫人被蒙在鼓里，安心地带着宋美龄开始旅日，看望朋友。

于是接下来便出现了前文的那一幕，蒋介石带着张群等人乘船离沪，于第二天到达日本长崎，发表了简单的讲话，称：“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良友居日甚多，欲借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意借此与日本名流晋接。”当日，蒋介石即前往云仙。

宋老夫人此时也在长崎，当她从新闻听得知蒋也来到日本后，立刻带着小女儿离开长崎横穿日本本土，来到了神户，住进了有马大旅社。没成想，刚刚落脚，儿子宋子文便来了，宋老夫人既惊喜又疑惑，“你怎么也来日本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来干什么？”

“他”当然是指蒋介石，宋子文倒是很实在，开门见山地说：“妈妈，我这次来看你，也是帮蒋先生做媒的。”

“做媒？”宋老夫人很疑惑地看着宋子文，“你是一直反对这件事的，现在怎么?怎么变了？”

“对，变了，我改变了想法，我通过与蒋先生的接触，逐渐改变了看法，目前虽然蒋先生是下野之人，但据我观察，国内那个破烂摊子非蒋出来收拾不可，国民党还要靠他，而我的特长也只能在他组成政府后，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得以施展，两家联姻，对大姐，对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尤其对小妹，她很快就会成为第一夫人。另外，小妹也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您也不希望她永远这样下去吧……”

前面的话宋老夫人虽不爱听，但最后几句却令老人怦然心动，对呀，宋美龄已经二十八岁了，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5）

宋老夫人沉吟良久，她现在也只有面对现实，“好吧，你通知他，过两天我单独见见他，让他尽快赶来。”

在宋子文的安排下，10月3日，蒋介石乘火车到达神户，也住进了有马大旅社，而且是与宋老夫人一墙之隔。

当晚，蒋介石终于见到了未来的丈母娘，相见是在宋母住的屋子，蒋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屋中，宋老夫人正在屋中看新约圣经，暂短的寒暄之后，蒋介石拿出了与元配夫人毛福梅的离婚证明给宋老夫人看，并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老夫人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问蒋，“我们宋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不希望美龄嫁于不信仰上帝的人，希望你能自勉。”

“当然．中正近来闲散家中。对基督之道也略有涉猎，感到教义精深、博大，老夫人勉励之语中正铭刻于心，自当尽力去研读《圣经》，做上帝忠实之信徒……”说完，蒋介石很能抓住时机地递上了订婚戒指。

蒋介石的话令宋老夫人感到满意，“好了，听子文说，你们已经开过什么招待会，公诸于世，我不能横加干涉，你能信仰基督，让我感到很满意，既然你和美龄之间没有其他让我挂念的问题，我就同意这门亲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说着，宋老夫人拿出一本《圣经》送给蒋，算是认可此事。

蒋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很有礼貌地告辞出来，迎面正碰上旅舍的老板娘千代子，蒋一把抓住其肩头，一手挥着拳头，“老板娘，成功了，我成功了!哦，对了!写字，我给你写字吧!来，来，你马上替我磨墨!”

蒋达到此行的重大目的后，对日本各地进行了急行军式的访问，10月底，蒋来到东京，首先会见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在###上取得一致意见，11月5日，蒋会见了此次访日最重要的人物——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在田中私邸进行，蒋访问田中目的很明确，要田中支持他“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治，而田中却让蒋以统一长江为宗旨，形成隔江而治，虽然蒋为争取支持曾表示“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排日行为当可绝迹。”但在抱着侵略中国野心的田中那里，蒋没有得到希望，正如蒋在离开后对张群所说：“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决无合作之可能，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

东方不亮西方亮，从国内传来的消息足以让蒋介石精神振奋，早在10月20日，当宋子文拿着张静江、李石曾等催蒋回国电文给蒋时，蒋就感到时机开始成熟了。表示“当前时局，已不容袖手旁观。”当晚，蒋、宋、张三人密商，张群和宋子文分析时局，认为蒋应该取消游欧美的计划，“汪先生也拍来电报”宋子文指着文稿说，“他催促先生早些回去呢，不到已经不可收拾，他汪精卫是不会想到先生的。”

“子文说得对。”张群附和。”不过，现在国内的局势是否已到了他们所说得那么严重?马上回国是否有些仓猝之感?当然，欧美看来是去不得了。”

“岳军(张群字)说得有理，我想好了，我先写封信给汪，子文兄明日就启程回国，先到广州与汪谈一下，我和岳军过两天去东京，会见完田中首相后即回国，另外，”蒋说到这，站起身来走到宋子文身边，“请子文回国后抽空帮助中正先偏劳一下，准备一下婚事，即使时局允许我复职，我也准备将婚事办在复职之前。”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6）

10月21日，宋子文提前回国，到上海后，宋子文便开始为蒋的复职四处奔走。

谈起蒋复职，我们不能不交代一下背景：

桂系上演“逼官”戏，蒋以退为进下野，南京政权被桂系掌握，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开始酝酿妥协，但西山会议派提出要汪引咎辞职(理由是汪依靠的广州张发奎部被“八一”南昌起义的中共部队打垮)，在挤压下，汪精卫被迫宣布引退。9月16日，代行中央职权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这是控制南京的李宗仁拉着谭延闿、孙科、李烈钧等组成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而由特委会重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实际被桂系操纵。被一脚踢开的汪精卫跑到武汉，再次依靠唐生智反对南京，于是桂系出兵###唐，唐败逃日本，汪精卫又由武汉跑到广州，继续打着反对特委会的旗号，桂系虽然控制了两湖，但这不能不引起各派的不满，就是在桂系控制的特委会，谭延闿和孙科等与桂系也是貌合神离，在这种矛盾复杂的情形下，宋子文回到了国内。

10月30日，宋子文在沪匆匆办理了一些婚姻筹备工作后，便迫不及待地带着蒋的亲笔信离沪赴粤，11月2日，宋子文到达广州，下榻于蔡园汪公馆，当晚，二人密谈，宋子文托出蒋的意图，蒋汪联合密谋驱逐李济深及桂系出粤，在广东建立联合反特委会基地。汪精卫苦于大权旁落，如今蒋介石伸出召唤之手，汪宋似乎一拍即合。

4日，汪精卫联合李济深、陈公博及宋子文等在粤的中执委宣称：“此间同人之意……特别委员会应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宜明白停止其职权，并宜于正式会议以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议。”

宋子文完成赴粤任务，于7日离开广州，途中，宋公开对新闻界表示，宁粤提携已经成立，拟更为之斡旋，以谋切实办法。此次赴沪意拟探询宁方国民党之意见；广东希望和平甚殷，该省经济状况，因战事不已，殊形不佳。目下人民负担沉重，商界尤甚，故急需安宁至少二三年，以事休养。回到上海后，宋子文再次表示对召开国民党各派合流的二届四中全会颇具信心：“尚在上海开会而足法定人数者，则四次执监大会能举于沪宾，当能见诸事实。”

宋子文此次赴粤，为蒋汪牵线搭桥成功。就在宋子文回到上海的当日，蒋介石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下榻于吴忠信公寓。蒋在回国的当天即向广州的汪精卫、顾孟余等发电，邀汪等“赴沪共商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声称：“若欲使本党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表明了与汪合作驱逐特委会的态度。

此时，广州的汪精卫正在举行留粤中委葵园会议，讨论召开四中全会问题。汪接电后，立即停止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和李济深赴沪。18日，汪、李到达沪，宋子文亲赴码头迎接。汪稍事休息后，旋即赴宋公馆，与已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会谈，二位明争暗斗已久的敌手因共同的利益坐在了一起。两人一致同意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争论问题，汪表示支持蒋复职。

就在汪精卫离开广州的第二天，即11月17日，汪的支持者，广东军阀张发奎在汪的秘密授意下，伙同黄淇翔、薛岳等，以“护党救国”为口号，声言打倒“新桂系”，围搜李济深、陈济棠住宅，谋捕桂系黄绍竑，发动了广州事变。这是宋与汪早已密谋好的，结果黄绍竑逃往梧州，桂系被驱逐出了广东。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7）

22日，南京各民众团体和省市党部###。提议取消特委会，会后游行中，特委会命军警开枪扫射，打死三人，打伤数十人，酿成“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闻讯，立即发表谈话，表示对此“愤慨实极于极度。”表示不能“坐视”，要“惩戒”负责者，乘机对特委会施加压力。

就在蒋即将复出重掌大权时，随着新婚日期的临近，宋子文也是日日操劳。蒋与宋的婚礼不同于寻常百姓，不仅场面要宏大，来宾很多且都是显要，而且由于要经过两次仪式，所以程序很复杂，蒋又忙于复职，所以宋子文一手操办此事，经过短期而紧张的筹备，12月1日，蒋宋婚礼如期举行。

婚礼当天，蒋介石在《申报》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二是离婚申明，在离婚申明上蒋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明眼人谁都清楚这是谎言，因为最起码蒋陈是有手续的。

下午3时5分，在西摩路宋公馆举行了教会式的婚礼。本来，一向虔诚的宋老夫人请与宋家关系极好的江长川牧师来主持宗教婚礼。但江长川却断然拒绝了宋家的请求。因为在江长川看来，蒋介石的离婚是片面的，没有法律依据，手续尚未办清，按基督教规定，他不能为重婚者主持婚礼。虽然宋老夫人再三恳请，但江长川不为所动。所以，无奈宋家只好改请基督教青年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

蒋宋二人结婚公开宣布的证婚人是蔡元培、余日章；介绍人是谭延闿、王正廷。婚礼分两次进行。下午3时，先在西摩路宋家由余日章主持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带一队美国海军参加观礼。接着，下午4时，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舞厅举行了“中国传统味道”的婚礼。

蒋宋二人的婚礼在当时的中国是最隆重和最显赫的。富丽堂皇的大华饭店外布满了大批的侦探和青帮打手；礼堂内摆满了鲜花，在临时搭起的礼台上方是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两旁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左右是醒明的“福、寿”巨字，各厅内各界赠送的礼物丰厚、琳琅满目，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军要员，英、美、法、日、挪威等国的驻中总领事及高级将领一千三百余人，使婚礼既有浓厚的外交色彩，又有强烈的政治气氛。已过不惑之年而且秃发脱齿的蒋介石与美貌绝伦、刚至而立之年的宋美龄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议论，有的说，此中奥秘比教义还多；有的干脆画幅漫画，以一堆枪械伴着一堆金钱为题；还有的戏称其为“中美合作”“政治结婚”等等。

无论人们怎么议论，蒋介石的目的经五年的苦心经营，终成正果。不过笔者以为，结婚只不过是寻找其中价值的手段，这在结婚当日蒋发表的《我们的今日》一文中似可寻出余音：

他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的“革命事业”当然是指其独裁的道路，通过联姻，蒋与已故孙中山成为连襟，政治影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一向赏识和看重的金融专家宋子文成为其郎舅，这怎么能不利于蒋的“革命事业”的“进步”呢?他蒋介石当然可以“安心担当革命大任”，因为他的最大后顾之忧——财政将有其郎舅操办，争得西方的支持又有其妻为他出头露面。蒋向问鼎独裁迈出了很坚实的一步。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8）

结婚当日，蒋宋在二百人的护卫下，乘专列前往莫干山青帮寺庙，声称要在那里度蜜月，怡情于山湖之间。其实，为了复职，蒋只在莫干山小住一日，3日返回上海。

3日至10日，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拉都路311号蒋介石新居举行，宁粤与中执监委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戴季陶、李济深、于右任、丁淮汾、李宗仁、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地方法院、军法处处长等七人组成特别法庭，审理“一一?二二”案件；决定取消特委会，先后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改组国民政府案”、“对苏绝交案”、“蒋总司令复职案”、“改组军事委员会案”等。并决定于1928年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上，汪精卫为报答蒋将其从广东请出，亲自在会上提出《蒋总司令复职案》，并且很肉麻地说：“中国今日可当中心人物的只有蒋同志一人”。

会后，国民党各派军政人物都怀着共同目的纷纷电请蒋复职，而蒋也借此机会提出更高的价码。他到处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扰乱”“我个人完全负责，”“必能于最短时期消灭共产党；”“继续北伐，军队必能听我指挥，我自信有指挥军队扑灭敌人的能力。”蒋的意图很明显：要其同伙们绝对服从他，以###和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由于四中全会预备会的召开，桂系把持的特委会实际已经倒台，蒋复出已成定局，于是李宗仁只得发表谈话，表示一贯拥蒋，在谈话的最后，李宗仁狠狠地对汪精卫大骂了一通，说：“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仪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定，心志不定。……”

虽然李宗仁背后踢了汪精卫一脚，说汪对蒋是时拥时反，反复无常之辈，但定局既成，李宗仁只好暂时收起问鼎之心，与蒋又开始了貌合神离的合作。

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打击了桂系，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当然是驱汪以达到独裁。无独有偶，天助蒋介石。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尽管汪精卫对广州起义极力残酷镇压，但蒋怎么能放弃这一倒汪良机，蒋立密授宋子文联络反汪的监委提出弹劾案，并联合反汪派捏造说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暴动”。

在一次会议上，被授意的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查办汪精卫集团案”，吴稚晖立即出面表示支持，并上纲上线地说汪精卫是“准共产党。”桂系更是表现出“义愤填膺”，声称要不惜以绑票办法，“与法租界协同拿办汪精卫”。墙倒众人推，一时间大多数人主张惩办汪精卫。但宋子文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汪是本党同志，曾经为党贡献殊大，出现这种问题应该采取温和方法，由人出面劝其引退，出走为好。蒋立即表示赞同，并称愿意出面“劝汪”出走。

这又是蒋深谋的举动，蒋故意袒护汪派，实际目的在于刺激与汪势不两立的国民党###派胡汉民与再造派孙科等人。因为胡汉民的资格比蒋要老，对蒋独裁是威胁，而孙科以“太子”身份居于财政部长，也是蒋独裁的绊脚石。

果然，当7日，蒋“好意”劝汪出走法国后，孙科立即辞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与胡汉民表示不愿参加四中全会，准备“考察”欧美。

蒋、宋联姻，子文成了大舅哥（9）

蒋介石回国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采取了纵横捭阖的策略，逐个击败了他的许多竞争对手，扫除了他重新上台的障碍。

其后，蒋密约在沪各委员讨论政府人选，召开四中全会具体事宜。在谈到财政部长人选时，蒋说：“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仍是本党头等大事，政府正面临筹饷和财政统一问题，要推举资才俱佳之人选，诸同志久在党中，想必有所推荐。”蒋故意不先提议，以免落人口实。

谭延闿接着蒋的话开口：“以现在政府之状况说，北伐军事已在发展时期，首都新治，应从训政开始。惟军事政务皆赖于财政者，最为重要，国府方面应以宋子文出面担任，他前在广东办理财政，很有成绩，辅助军事进行极大，现在训政开始，要实行民生主义，更要一方面发展军事，一方面统一财政，子文之经验学识最深，党内同志，希望其在此最短时期，于财政上有重大之发展，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的确，谭主席说得对，子文向来光明磊落很以国家人民为重的。”李烈钧也很赏识宋。

经过推举，1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孙科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国民政府公布这一重大变动时，只做了如下说明：“总理实业计划，应早实现，查财政部长孙科，素具建设长材，克承先志，着调建设部长。”至于为什么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国民政府未做任何解释。

1月7日，宋子文通电就职。在通电中，宋子文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令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已，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宋子文从此进入了政治生涯的另一个时期，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结下不解之缘。

1928年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会议完全被蒋介石所操纵，通过了二十余项议案。

四中全会完全背叛了国民党一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蒋在会上大肆叫嚷，会后的任务仍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反他的主义，而且要反他的理论和方法”，以“坚定的决心”，从“根本来铲除消灭”共产党。

四中全会恢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可“合法”地“指挥、节制”陆海空各军；党务方面，蒋介石当上了常委，兼任组织部长；政治方面，蒋是国府委员，被任命为政治会议主席；军事上，他除是总司令外，还是军委常委军委主席。

蒋凭借实力，利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政治伎俩，在四中全会上控制了国民党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夺党魁斗争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

蒋介石权力空前膨胀，宋子文也是如愿以偿，由于裙带关系，二人开始走入一个战壕，从此，蒋介石开始走上独裁的道路，而宋子文则是如影随形，为虎作伥。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1）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南京政府即决定北伐，驱逐控制着###的奉系张作霖，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要求是紧急筹措军费，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因此，在宋子文正式赴任视事的第二天便通电各地财政征收机关，要求“竭力扶助”。当然，宋子文很清楚，能够立即向南京当局提供大笔款项的主要是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三省，所以宋又于1月8日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到会的苏、浙、皖三省财政长官，宋子文称自己是在“党国多事之秋、财政困难之际”出任财政部长的，“且目下阴历年关瞬届，军政各费，亟待发放”。宋子文最终目的是要求三省尽快将款解到财政部。此后，宋又采取硬件摊派的办法，勉强在上任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江浙筹到一千二百万元，勉强维持局面。

但显然这些款项难以满足前线战事的需要，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每五天为其筹集一百六十万元军费，以供给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北伐军队，宋子文没有办法，只得采取高压政策，强迫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

为推行公债，宋子文亲赴上海、杭州等地，他通函上海各路商界联合委员会及各分会领袖，称：“值兹军事进展，内政改造，百废待举，需款仍殷，而接济前方饷项，尤为刻不容缓之图，仍不能不借助于商民，以期众擎易举。”宋子文要求他们对“各商店铺户，广为劝募……克期缴款，以济要需，勿任藉延。”

宋子文依靠一些应急性的措施，总算应付了紧急筹款的任务。到了6月，北伐军占领了平津，宋子文才轻轻松了一口气。

北伐既已成功，奉张势力退至关外，这标志着华北地区形式上已统一于南京政权之下，统一财政在宋子文看来已提上议程。于是，宋开始着手行动，首先，宋子文于6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邀请了近七十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四十五名省市政府代表出席。

会上，宋子文首先对与会者承认过去采取高压政策筹款是欠妥的，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然后，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一亿九千二百万，军队限额为五十万人。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进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紧接经济会议，宋子文又于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经济会议的裁军和限制军费及建立预算制的提案。

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提议表示支持。因为自北伐军进占平津时，蒋介石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削藩”了。北伐成功，蒋介石借祭中山在天之灵，告慰总理的名义邀众位夙敌联袂进京，在西山碧云寺祭灵完毕时，蒋就开始迈出“削藩”第一步，称“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

蒋说到“做”到，带头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并促其亲信如海军司令杨树庄等辞职，以显其辞职“诚意”。

一时不摸底的冯玉祥忙从新乡发电挽留，“此时言去。不啻置党国于危难……若(蒋)不打消辞意，本人不敢独留。”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2）

而重兵在握的阎老西和李宗仁不能坐视，他们怎肯丢掉手中的兵权，纷纷通电挽留。

蒋此举意在麻痹冯、阎、李诸人，为其“削藩”铺平道路，并非真的想辞职，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怎肯轻易拱手让权呢?所以在众人通电挽留的情况下，蒋携宋美龄畅游金山，转道奉化省亲后，马上回到了原来的职位，理由当然充分得很——诸同志一再挽留，盛情难却。

所以当宋子文提出裁军减费后，蒋介石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蒋通电冯、阎、李等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之统一无以裁兵。”随后，蒋公开表示：“裁兵能否实行，军政能否切实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前，蒋宋二人晤谈，谈及裁兵时，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的提案我了解，现在虽然施行起来困难，但蒋某是支持的，中正将尽最大努力配合你，他们那些人都怀着异心的，拥兵自重，这决不是国家之福!我准备在会上提出《整理军事案》，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筹划裁军事宜。”

“那么预算额度呢？”宋子文很关心这点。

“准备提议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这可以吧？”

“如果能够确实实行，那当然是好的，可是——”宋子文没有接着讲下去，他当然明白蒋此举的意图是想借机“削藩”，可他担心这些手握重兵面合心异的地方新军阀不肯轻易就范，通过决议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成立编遣委员会也只不过是个牌位，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到头来，受罪的还是他这个财政部长。

“中正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促成此事，谋事在人嘛，到时子文兄可尽陈裁兵之利害，中正必鼎力支持。”蒋介石给宋子文打气。宋子文别无他途，只有暗中祈祷上帝援助。

不久，国民党五中全会在蒋回任后敲响了开场锣，会上，蒋介石暗中操纵，使会议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三大“总司令”供奉起来，明眼人当然看出这是蒋想“瞒天过海”，下一步便要编遣削藩。所以在蒋与桂系李宗仁个别谈话时，李宗仁道破“天机”，对蒋说“我长期住京决无问题……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白崇禧)代拆代行。”言外之意既表明想整垮我桂系办不到。接着李又说：“但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期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言下之意，你蒋介石整冯阎也是妄想。最后，李宗仁意味深长地说：“现下裁兵并非难事。但裁官很难，高级军官的裁遣更是难上加难，若没有统筹之安排，不论亲疏之严格法度，编遣只能是空话。”

虽然李宗仁道破“天机”，明确表示如裁军不公将反对，但蒋裁军削藩如上弦之箭，怎能不发。

五中全会上，蒋终于通过各种手段对其提议的《整理军事案》得以通过。提案规定：①军政令统一，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②军队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③军事教育归中央统一；④化兵为工；⑤建立空军，发展海军。

这个方案在地方新军阀看来，无疑是蒋借裁兵减费变相褫夺各派兵力，于是向来认为自己应该与蒋平起平坐的各大派系公开抵制召开编遣会议，并向蒋示威：冯玉祥在西安进行阅兵典礼；阎锡山在山西大搞作战训练；李宗仁在武汉实行兵工政策，白崇禧在河北开展军事会操。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3）

但蒋介石的主意已定，他找到宋子文，商议召开编遣会议。

“此前我已经和谭主席及静江先生等商议过，裁兵减费是当务之急，编遣也是势在必行，准备在年底召开编遣会，诸同志都认为应请子文兄提出个具体方案，讲明编遣之‘核心’问题，我等当尽力斡旋，以促成裁军，使国家建设步入正轨，经济得以恢复。”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常委、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宋子文、古应芬等出席了会议，刚刚易帜的张学良也派代表列席了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带领这些心态各异的诸“同志”在孙中山遗像前宣誓“裁兵救国”，表面看来气氛相当热烈。

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出席会议，并做了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宋子文提出了全年为一亿九千二百万元的军费预算额和五十个师的兵额，并做了说明：预计民国十八年(1929年)约可收入四亿五千七百万元，军费按一亿九千二百万元计，已约占百分之四十一；但除去旧有债务及必不可少的财政费用外，军费实际达预算的百分之七十八，按上述算法，本年财政收支已入不敷出五六千万之巨。最后，宋子文在会上再次重申过去的说法，即反对那种不讲预算，任意借款和发行债券来维持财政的做法，指出：“此在作战期间，商民尚能忍受一时之痛苦，而求全国统一后，乃有彻底之解决。故对于募集债券，则勉应之，对于借款抵押，则承受之，皆恃商民奋其义愤，鼓其勇气，通力合作，一致援助，希望我革命军胜利，不独债券与借款之本息有着……今战事已平，政府决不能长恃借债，以应开支，而商民亦再无此项财力，以供需求，可断言也。”

宋子文意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裁军减费可谓煞费苦心，但由于蒋借此机想“削藩”夙敌，虽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宋子文分别被任命为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主任，成立了草台班子，但实际上正如宋子文事前所料那样，由于各派的反对，由暗中钩心斗角到爆发中原大战，不惜兵戈相见，宋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一切憧憬都化为泡影。

早在召开编遣会议前，蒋介石便单独邀请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至汤山洗温泉浴，鼓动冯玉祥在编遣会议上争地盘，敦请冯先提出编遣方案。于是，在预备会上冯提出了裁留标准与方案，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建议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八个师。这个方案很显然只有提出者冯玉祥感到满意，因为这有利于第二集团军。并没有在这个方案中得到丝毫便宜的蒋介石并不急于表态，而是先稳住阵脚。蒋在会上说：“这个方案是一个意向，不是最后的标准，至于这个方案能否成为最后标准还请诸同志讨论，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只要诸位一致认可，我们就通过。”

蒋介石把冯玉祥先卖了出来，使其他各派由反对蒋而一致对抗冯，转移了矛盾，达到目的后，蒋介石多次派人秘密请阎锡山到府，对编遣进行密商，在蒋的授意下，阎锡山抛出了一个方案，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六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师，杂牌军六至八个师，另外有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很显然阎案不利于冯的第二集团军，使其他集团地位上升，蒋介石也达到了在集团军外还有相当于集团军兵力的中央区的目的，这是蒋的囊中之物。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4）

在正式召开的编遣会议上，蒋介石将冯阎案都同时交付大会讨论，矛盾由背后踢脚走到当面拍桌叫嚷，相互攻讦。尤其是同处西北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吵得更是不可开交。而居中坐镇的蒋介石隔岸观火，李宗仁表示支持阎案，冯玉祥气得以代表应付大会，声称病魔缠身，而阎锡山也借故去游玩镇江、无锡。这时，蒋介石乘机“拉”“逼”各派代表表态。经过多天的争吵，多数人赞成阎案。蒋见时机成熟，立即召开全体会议，表示原则上同意冯案，并提议在中央编遣区外，再增加一个东北编遣区。

1月17日，蒋介石抛出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蒋利用这个大纲剥夺了各派已掌握的军权，他将所有的军官任免，军队编遣，部队调防等权利集中到了自己一身。至此，各派才恍然大悟，知道中了蒋的诡计，各派都感到了自己的危机，由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于是各派开始在消极、沉默中谋求对抗。首先发难的是老资格的冯玉祥：

“北伐成功不久，刚刚打完仗，现在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该先休整一段时间再编遣。”

“现在谈编遣似乎尚早，我赞成冯司令的主张，部队应该先休整。”李宗仁出声附和。

“冯司令和德邻兄说得很在理，我看也应该先休整部队再谈编遣。”白崇禧与李宗仁如影随形。

各派系纷纷抵抗，纷纷表示应暂缓，最后，阎锡山站出来说话：

“我看各位的话很有道理，阎某举双手赞成，这样吧，暂时休会，等到时机成熟，诸位再坐下来谈。”

阎锡山口一开，与会的各派都马上表示同意。蒋介石无奈，只得表示暂不编遣。编遣会议草草收场。

各集团军总司令都设法脱身，李宗仁被蒋留住，但白崇禧回到了河北。军政部长冯玉祥一病而“卧”床不起，不几日竟秘密渡江返回原防，这位蒋介石的义兄给蒋留了封信，算是告别。阎锡山这位内政部长可能连他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借故遛回了太原老巢，继续安心做他的山西王。

编遣会议至此无疾而终，蒋靠编遣“削藩”目的未达到，宋子文靠裁军而减费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对宋子文来讲，靠他现在的政治地位还不足以达到目的，因为，在这些钩心斗角方面，比他高明许多的蒋介石尚不能如愿以偿，何况他宋子文。此次会议使蒋认识到靠文来是不行的，要靠武攻，非一见高低，拼个你死我活难以达到“问鼎”之目的。

于是，编遣会议后，蒋介石首先将矛头对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桂系，因为随着北伐的成功，白崇禧所部进踞河北，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在武汉，华南有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的粤军，而留守广西桂系老巢的是黄绍竑，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一字长蛇，一旦形势有利即可对蒋形成夹击，蒋则首尾难顾，所以拿桂系开刀势在必行。

深通此中策略的蒋介石首先利用激将法将李宗仁部下夏威、胡宗铎、陶钧激怒，轻率地驱逐了鲁涤平(蒋派人物)，给蒋发动战争造成口实，然后暗中派人联络闲居上海的唐生智收拾残部，使依靠唐旧部为主力的白崇禧被釜底抽薪，被迫秘密逃回梧州，此时，虽然李宗仁事先逃离南京，未被蒋下手幽禁，桂系三巨头在梧州相会，但这时蒋已经开始了瓦解桂系的行动，他派人联络桂系俞作柏、李明瑞等人，许以高官厚禄，时机一到即行倒戈。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5）

最后一步，蒋介石派人将粤系领袖李济深骗到南京幽禁起来，并暗中收买了粤系二员大将陈济棠和陈铭枢，而其余的粤系将领在李济深被软禁后曾表示反抗，但并非蒋的对手，于是蔡廷锴、蒋光鼐、余汉谋等步二陈后尘而附蒋，这样，桂粤联盟不拆自散。

这样，前线打起来时，早已预谋的俞、李等人阵前倒戈，桂系大败，虽然李、白、黄三人又做一番挣扎，但无异于螳臂当车，迅速败下阵来。结果李宗仁退避香港，黄、白二人远逃越南，蒋介石牛刀小试即获成功。

就在蒋桂战争时，蒋也时刻未停止对其他派系的防范。冯玉祥左右摇摆，先是暗中助桂，后见桂系难支，便公开出兵拥蒋，墙倒众人推，阎锡山也在山西通电反桂拥蒋，可蒋并不是三岁顽童，他暗中收买了冯系中的将领韩复榘，暗中算计了冯一下，致使冯虽未损兵而折将，至于地盘更是在蒋略施小计下寸土未得。

蒋在疆场得手，信心大增，于是在当年8月又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蒋介石曾与在上海的宋子文电商裁军事宜，宋建议军队减至六十万人，每年军费核减至一亿九千二百万元，宋在电文中强调了财政局势很不妙，希望蒋能促成此事。蒋满口答应。

8月1日至6日，第二次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军政要员三百余人到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大力鼓吹裁兵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是今日各将领惟一必要的出路……”

然而蒋虽口头上表示自己“立志裁兵，热心裁兵，决心裁兵”，但实际上蒋故伎重演，在其操纵下，通过了《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等提案，规定陆军缩编六十五个师，每师一千一百人。

蒋企图利用这次编遣会议大裁特裁各派兵额，巩固自己的势力，达到军权独揽的目的，但蒋的行动再次遭到抵制。冯、阎、李三人均以托辞未参加会议，结果方案又无法通过，而且各小派系军阀开始对蒋不满，矛盾激化。蒋介石的目的未达到。

就在第二次编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宋子文自上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兴后，军费恒占全国收入百分之八十，致国计民生将绝。当此统一告成，训政伊始，财政当局毅然以缩减军费确定预算力争，确系为民请命。若政府对此最低要求再无实行决心，则财政前程将不可设想。”

宋子文致电辞职，这是宋看到编遣会议再次轻易地推翻了他计划多时的提案，裁兵减费眼见是遥遥无期，这种形势下，宋无法兑现向国内工商界和资本家们许下的诺言，所以只得以辞职表现不满。

宋电到京，政府自然开会研究对策，蒋介石当然不希望郎舅离职，因为他预见到新一轮的大战即将到来，不可避免，那自己的后顾之忧谁来解决呢?只有宋。所以，蒋在会上表态：“中正观该同志在整理财政，筹措军费上的才干决非他人可以望其项背，现在裁军虽一再努力，无奈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命不遵，乃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此时正值党国危难之秋，该同志决不能离去，中正愿前往，劝其改变初衷。”

委员多数赞成蒋的意见，认为宋离职是党国损失，最后谭延闿表示将由国民政府通电挽留，蒋前往上海劝驾。

7日，蒋介石乘专列至沪，会晤宋子文，郎舅二人见面自然免不了一番客套，还是蒋首先切入正题。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6）

“这次来沪，是奉政府之命挽留子文兄的，中正深知子文兄为党国殚精竭虑，此值多事之秋，还望子文兄能与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并非我害怕困难，事实上，你也看得到，现在这个形势，我是没有办法的。早在经济会上我就对工商界说我敢代表国民政府慎重声明接受大会通过的提案，可事实上，这两次编遣会议都达不到目的，人家开始在背后指我的脊梁骨，我要继续干下去，除了发行公债，劝那些人给我劝募外还能干些什么?我无法兑现诺言，无法向那些支持我的人交代，这样，我只能辞职。”

“子文兄的苦衷蒋某很理解，可你也能看到，各省分离分子抗命裁军，更有一些阴谋分子想搞独立，新政府没有得到绝对权威，裁军的道路还漫长，此多事之秋啊，诸同志，尤其是中正深切希望子文兄能以党国利益为重，置个人荣辱于身外。会议之后。中正亦是思虑良久，看来裁军减费，树立中央之权威还得双管齐下才行，军事上我有把握，可财政还得靠子文兄鼎力相助，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转机的。”

蒋介石道出心中想法，宋子文本来就非真正想辞职。所以，很快在南京政府通电挽留后，宋即答应复出，通电中，宋表示：“所谓确立预算者，凡岁出与岁人关系国民负担者，均应包括在内，非仅限于经常收支而已。此后中央与地方政府，无论何项机关，如须向国内外募债，应由财政当局参加。”他明确表示企图通过对举债借款权的控制，来保证预算的确立。

然而，宋子文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改变。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代表，商讨再发编遣公债五千万元，其中由海外华侨认购一千万，其余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而这些钱很快又被蒋用来在中原战场上与各派大打出手。

前面我们说过，蒋桂战争中冯玉祥摇摆不定，但寸土未得，于是在蒋桂战争后，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在这次短兵相接中，先是收买了冯玉祥的二员大将韩复榘和石友三，然后许阎锡山以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之职，并贿以巨款，使阎锡山在冯玉祥背后插了一刀，冯很快败退，被阎骗至山西软禁起来。

随后，蒋介石又在蒋桂第二次大战中得手，这时各派开始谋求共同反蒋。恰在此时，阎锡山与蒋介石开始电文争吵，大打电报战。于是各派纷纷云集西北，开始串联共同反蒋。1930年2月，各派反蒋代表在太原召开反蒋军事会议，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寒电，列举蒋十大罪状，要求蒋下野，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就职)为副司令，从三个方面集结七十万大军。直奔南京。

蒋介石早有准备，除在政治上宣布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外，在军事上调集全部嫡系部队南北同时布防，准备大干一场。与此同时，蒋秘密将宋子文请到府上，设宴款待。席间，蒋向宋道出意图。

“子文兄，当前形势危机，那些人已经联合起来，表面上是对抗我蒋某，实际上是想另立中央、搞叛乱，今天请你来，一方面是想请子文兄在经费上鼎力支持平叛，另一方面，想请子文兄帮助筹集三千万元现款。”

“三千万?这么大的数目？”

“T．V”，在蒋介石身旁的宋美龄解释说：“他们那些人对抗中央，内战避免不了，而谁都看得出，东北的张学良是举足轻重的，听说阎锡山他们已经委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司张现在还没有动静，介石向来欣赏张将军的为人，准备派人前往东北劝说张不要与那些人同流合污，为了表示诚意，所以——”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7）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只有暂时先挪用一下，不过，这么大的数目恐怕马上难以凑齐，得给我些时间。”

“那当然，事情不会一蹴而就的。”蒋介石达到目的，很高兴。

“他们声势很大，外间传闻也很多。”宋子文多少有些担心——毕竟是裙带关系。

“不要听那些流言，军事上我心中有数，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把握还是有的，只是——”说到这里，蒋故意停顿了一下，“只是纵观局势，张学良的态度太重要了，我想那些人也都看得到，可他们没有优势，我相信‘诚’可动天地，何况张学良素来以爱国著称，想必不会对抗中央，只要张学良表态，内战就会很快结束的，到那时，诸事皆可步入正轨。”

蒋给宋子文下了保证——一俟战争结束，即裁军减费，虽未直接道明，宋怎能不懂弦外之音。于是，在这场关系到蒋介石能否取胜中原的大战中，宋子文倾其所能鼎力相佐。

1930年5月，中原战争正式爆发。初期，联军三线皆取得进展，蒋军很被动，但随着战争有利于联军，各派间又很快开始貌合神离，相互猜疑，拆台。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已派出方本仁到了沈阳，透露出蒋的“诚意”；青岛的地盘让给张，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拿出了三千万元的巨款。这些无疑对张学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阎、冯、李难以办得到的。随后，蒋又派国民党###吴铁城前往沈阳，与张学良进一步磋商合作事宜。吴铁城向来以伶牙俐齿著称，更何况临行前蒋又给他带上了大量的现款，使得吴铁城在沈阳东北军高级军官中的活动游刃有余。这样，蒋介石在这场暗中争夺张学良中棋高一招。其实，蒋的所做所为是其他各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正如当时天津一家英文报纸登的漫画描述的那样：蒋介石一手拿洋钱，一手拿机枪；阎老西一手抱秤杆，一手抱算盘；冯玉祥一手拿窝头，一手拿大刀。时人评论，中原大战蒋先生以洋钱打垮了联军。

9月18日，张学良在东北发出通电：“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呼吁“请各方罢兵，静候中央措置。”旋即，东北军分三路入关，迅速占领平津。

蒋介石一面通电表示热烈欢迎，一面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汇往沈阳五百万元。同时令部队全线出击。到了11月，阎冯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分别逃往大连和山西，中原大战终于鹿死蒋手。

军事上蒋是赢家，此时的蒋介石认为：经过中原大战，异己力量今后绝无能力再起。于是，蒋当总统的愿望使他很快在中原大战之后即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发电，要求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企图通过国民议会，利用法律形式，将他推上总统宝座。这样，政治危机开始悄悄向蒋靠拢。

蒋介石的主张遭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反对，胡的资历很高，是孙中山的同辈及助手，有广东的财阀和军阀的支持，又懂得法律，故而敢与蒋介石公开较量。

三届四中全会上，蒋胡围绕会议中心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蒋提出要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问题。胡汉民则强调应“严正地检查过去，策励将来”。他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制定约法和选举总统。

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讲话。公开声称：“本年内政府最重要之两项工作，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蒋曲解孙中山遗言，意在爬上总统位置。

蒋欲称雄，必有经济之保障，难以离开宋（8）

胡汉民针锋相对，在立法院纪念周上讲话时，指出孙中山从未谈过国民会议应制定约法，公开批评蒋的错误。这样，多数人支持胡汉民，不愿选蒋当总统。

蒋介石招集亲信紧急商议对策，先是由吴稚晖出面劝胡引退“休养”，勿再与蒋相争，被胡痛斥，加以拒绝。后来，蒋采纳了戴季陶的计谋，以宴请为名将胡骗至中央党部，当场给胡一封“控告信”，将胡扣押，软禁至汤山。

3月1日，蒋利用新闻媒介对外称，胡因与蒋政见不同，提出辞职，避居汤山。同时，蒋还欲盖弥彰地在国府纪念周上指责胡犯有四大错误。但迫于各派压力，蒋介石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

6月，在补行的三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指定继续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这是无冕的总统位置，而宋子文则在财政部长前面又加了一顶行政院副院长的官帽。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操纵三届五中全会。使得国民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势力纷纷站出来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乘机拉拢陈友仁、孙科、张发奎等成立了以汪为主席的广州革命政府，以桂系势力为军事委员会，并开始电文攻讦蒋，一时间电文战喋喋不休，国内又迅速笼罩战争烟云。

恰在此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两派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情况下，都表示愿意和谈，共同进行“剿共、救灾、御外”。

在妥协过程中，粤方一再要求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下野。双方约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出中委，改组南京政府，取消广州政府。

由于粤是胡汉民的老巢，所以拉大旗的汪被排除在粤中委外，于是汪又拉出一批人，借上海大世界共和厅选出了沪方四全大会的“汪记大世界中委。”

在宁方四全大会后，蒋把宋子文请到府上密谈。蒋开口便切正题：

“子文兄，你看到了，他们想逼我下野，局势刚刚有起色就又开始闹，让他们闹好了，我走开，你怎么看？”

蒋在探听宋的意向。

“现在局势对委员长不利，您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避一下也好，乘机休息一下，局势混乱，国难当头，将来局势还得委员长出来收拾，子文自当共进退，何况那些人向来是没看重我的，我又何必趟浑水呢？”

“嗯!很好!”蒋很高兴宋能与自己共进退，既然宋子文表态，蒋便将目光移到了宋美龄身上。

“T．V，委员长虽然已决定下野，但心系党国，很担心那些人把你苦心经营的经济搞乱，使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委员长的意思是在你准备辞职前与江浙工商、金融界通明，要他们不要推波助澜。”

“委员长说得是，这事我立刻去办，然后等委员长辞职，我也该休息了。”

三人相视而笑，心中都清楚等待新政府的将是什么。临走时，宋不无关心地谈到汪精卫的救国会议。

“这个我心中有打算，他汪兆铭能成立救国会议，我蒋中正也可以成立国难会议嘛，另外，我打算成立一个复兴社，以黄埔生为主，不担任职务也要有事可做嘛。”

12月中旬，蒋介石在下野前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改组了苏、浙、赣、甘四省政府，任免了一大批官员，使国民党中央机关尽处于其亲信把握之中，这一切办妥之后，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通电中，蒋声称他下野是胡汉民通电中有“必中正下野，解除兵权”之要求，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

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各派矛盾重重，蒋亲信从中施展手脚，胡汪均未达到入主中枢的目的，再选派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林森被选为政府主席，蒋、汪、胡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但不负行政职务，蒋介石在谒中山陵后，给孙科和何应钦留下一封信，称“全会既开，弟责既完，故决定返乡归田，还我自由。”

紧接着，宋子文也与其他部长一起辞去本兼各职。孙科在矛盾重重、各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入主中枢，不过这个内阁是很短命的，被蒋介石釜底抽薪后，新政府难有作为。各巨头各怀心腹事，胡汉民称病香港，暗约汪精卫不单独与蒋妥协，而蒋实际操纵着大局，抱病上海的汪精卫向蒋秋波暗送，一时间国民党内各派沸沸扬扬，新政府陷于一片混乱，不久，蒋便再度出山主局。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1）

正当国民党内乱纷争之时，久已窥视中华大好山河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紧做侵华的准备。为制造日实。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日关系紧张起来。时任财政部长与行政院副院长的宋子文受蒋委托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交涉，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东北危机。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宋子文和重光葵秘商不久，便派出杀手刺杀重光葵与宋子文，意图挑起争端，可由于刺杀行动未遂，二人皆安然无恙，日军无口实。但这阻止不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他们还是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华战争，迅速占领了沈阳及辽、吉二省的二十余座城市，这不能不引起南京当局的极大震动。事态的发展，使宋子文不得不怀疑中日直接交涉能否平息事变。

事变发生后，蒋宋在一次会谈中商议对策。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日军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吞并东三省，全国舆论哗然，看来交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宋子文显然缺乏信心。

“我准备成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让戴传贤担任会长，你任副会长，我想请顾维钧、罗文干、李石曾、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协助你工作，在外交上我们决不屈服，军事上要采取忍耐，以免给人以口实。”

“是不是要开个会商量一下。”

“嗯！有必要。”

南京当局处理事变的会议很快召开，当时在中国的国际联盟秘书处卫生局长拉西曼也被邀请出席。会议期间，拉西曼与宋子文比肩而坐，低声交谈。随后，宋子文发言：

“如今之计，靠中日直接交涉是起不到作用的，我提议将此事诉诸国联，依靠盟约条款，对日施加压力，以达到和平的目的。”

“看来拉西曼先生也是这个意思吧？”蒋在向宋询问，因为他既听不到谈话，又不懂外语。

“是的，拉西曼先生认为这是目前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那好，我提议，请拉西曼先生起草个训令，主要精神就是明确拒绝与日本谈，依靠国联行政院解决，要日本军队撤出占领区。至于具体细节，由于文兄等主持。”

会后，蒋又留宋单独谈话。

“我们要双管齐下才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很重要，你设法联系一下，要美国朋友也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必要时，可以邀请英美等列强驻华公使谈一下，陈明利害关系，阻止事态扩大。”

虽然宋子文按蒋的意图不断在国联上呼吁各国出面调停，而且频繁与英美等驻华公使接触，企图争得西方支持，可由于英美等国并不积极行动，使得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兵进锦州，张学良一日数电，请求中央下令抵抗，并向蒋介石请求派“劲旅”北上，共守锦州。同时，张学良也向宋子文发电要饷。

但蒋介石此时全部精力都在围剿江西，数次围剿失败使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只是消极地希望国联迅速调停，而此时的宋子文也是寄希望于调停，虽然宋曾数电张学良坚守锦州，并不惜扬言将隶属于财政部的税警团北调，悉听张学良指挥，但宋还是为调停而奔击。

前面我们说过，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国民党各派相互倾轧，在矛盾重重中孙科被推到台前，蒋宋相继下野。孙科虽然提出“积极外交，收复东北等口号”，但由于军队被蒋遥控。地方部队拥兵自重，不听指挥，经济上更是债台高筑，孙科政府要钱没钱，想打无枪。日本政府利用孙科政府的困境，增兵上海，沪宁被战云笼罩，全国人民愤怒异常，各地学生代表云集南京，游行示威，孙科政府老路重走，出动军警镇压，使之内外被动，无奈，主政才月余的孙科马上召###议，决定请蒋复出，重新入主中枢，共商大计。孙科致电蒋介石称：“新政府虽已产生，但以先生(蒋)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精卫)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2）

时机成熟，蒋的亲信及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电请蒋复出。

此时奉化，宋美龄拿着一大堆电文，逐个念给蒋听，念毕，宋美龄试探着问：“达令，这些人请你复出，来收拾乱摊子，你可得考虑好，时局正乱呐。”

蒋介石说：“国家危亡之际，诸同志如此勉励，我只有赴京一途，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转机，我个人的荣辱算不得什么，哪能照顾那么多。”

“南京方面准备派张继和何部长(何应钦)明天到这里。”

“嗯!”蒋点头表示知道，“请夫人发电给方本仁、庸之兄(孔祥熙)、陈果夫、周佛海，请他们15日到杭州。另外，请子文兄早一天到杭州。”

蒋介石于15日在杭州会见了自己的亲信，商讨复出事宜，决定重新与汪合作．拉汪排胡。

会后，蒋给闲居上海的汪精卫去电，请汪至杭州相晤，并派宋子文等亲迎至蒋住所密谈，相约吁请胡汉民北上，其实蒋汪清楚胡不会来南京的，发电只不过是欲盖弥彰，掩人耳目。

胡汉民果然对汪与蒋单独私谋不满，决定在广州另立门户。

表面文章做好后，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在烟霞洞宴请在杭中委，宴毕，蒋又单独约汪密商。

“我已经与庸之及子文兄等商议过了。准备推兆铭兄入主中枢，兆铭兄值危难之时担此大任，实党国之福。”

绣球既已抛出，汪怎能不表示回报，“蒋先生和诸同志爱戴，兆铭甚感惶恐，只是这军事上，兆铭一窍不通，还须蒋先生鼎力相助，共赴国难才是。”

商议已定，汪精卫先回南京，着手改组政府。在一片###声中，孙科政府倒台，蒋汪共同主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接替陈铭枢任副院长并兼任财政部长。成立军事委员会，蒋被任命为五位常委之一。蒋的亲信陈立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顾孟余为铁道部长。

至此，蒋汪二度合作的南京政府组成。

正当蒋汪忙于政治分赃，安插亲信之时，日本发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沪战爆发。

事变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紧急商议对策。

会上，许多高级将领主张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宋子文要求坚决对日抗战。”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日军窥视已久，如上海失却，则政府经济必陷于瘫痪。”

“子文兄说得对”，蒋介石已经有了主意。”这样吧，沪宁相距很近，政府在日军炮火威胁之下，中正考虑迁移政府，与倭寇长期作战。”

与会者大多数赞成蒋案，最后，会议决定迁都洛阳，并组织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代行部署：“何部长留守南京，所有政府党军政留京机关人员概归何部长指挥；”“宋副院长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部长指挥”。

当日，宋子文复职。深夜，宋与英代办伊格兰姆会晤，称中方已做了军事部署，试探英国的意向，伊格兰姆却告知宋子文要求中方持现实的态度和必要的忍耐。宋不以为然，向其声明说：“代办先生，我国政府已决定迁都洛阳，包括蒋先生在内的领导人已离开南京，因为日本在长江水面上的炮舰使政府无法继续存留南京，中国的行动旨在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会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屈服，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所有的港口和城市，中国仍然继续坚持下去，日本逼得越紧，中国抵抗愈甚。当然，政府已经想到了在南京的外国朋友的生命财产，已派一万五千名士兵维持法律和秩序，他们(外国人)将得到保护。”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3）

第二天，宋向美驻南京总领事贝克明确表示，中国将以全部的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入侵。然后，宋还对报界发表讲话，称迁都洛阳是“逻辑上的必然步骤”，并说明南京政府当前迁都绝非意味着妥协退让，而是为了组织更有效地抵抗。

同时，宋子文还撰文猛烈抨击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对国联盟约等国际公约的失望。他以“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一再遭受日本侵略的事实，揭示了所谓国联、国际公约的虚幻性，最后宋得出结论：“不管怎样，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生存，她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力量，她必须英勇善战!她必须把国防力量置于公共教育、商业、工业、民主原则和公民权等一切事情之上。事实上，生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应高于一切考虑之上。”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宋子文的对日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在外交上态度日趋强硬，而且在具体行动上体现了强硬态度。

2月6日，上海英军司令克莱访宋子文，提议解决沪案，谋求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

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祺、孔祥熙、吴稚晖等讨论，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列席，经讨论，宋子文提出办法，他对与会者说：

“日军欲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很明显，而英国人只想保证他们在上海的利益，我认为沪案应作为中日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应该看到，日军还占着东北大部。”

由于宋子文等坚持沪案作为中日问题一部分来解决，与英方意见不同，形成僵局。

宋子文的主张遭到南京何应钦的反对，何致电宋子文指责，谓“昨日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

意见不同，宋子文只好给在徐州的蒋介石发电，征求意见。蒋此时正在布置剿共，意在早日结束争端，发电表示同意南京意见。但此时日军已向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于20日撤出上海，宋子文等商议不予答复。于是日军于3月1日发动全线进攻，淞沪抗战爆发。

由于日军是有备而来，空中优势明显，使十九路军伤亡惨重，宋子文为了配合十九路军，调出了隶属于财政部的税警二、三团参战。但为了瞒过八国银行，继续取得盐余拨款，宋子文将上述二团放在了张治中开往上海的第五军中，名称是五军八十七师独立旅，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税警团的官兵大多数作战勇敢，伤亡也很惨重。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宋子文只得接受现实，按南京意图(其实也是蒋的意图)与日本谈判，鉴定了《淞沪停战协定》。

就在谈判之时，蒋介石由南昌“剿共”前线发来电报，要饷二百万元，用于新一期的剿###事行动，在财政极其窘迫的情况下，宋子文还是如数将款汇往江西，但却在回电中表示了些不满情绪：“日本侵袭上海，金融面临严重困难……”

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就在中日停战协定一签字，便急急忙忙向宋子文伸手要军费。

6月初，蒋至汉口剿共总司令部，要求财政将军费的每月一千三百万元增加至一千八百万元，并向在上海的宋子文发电，表示“赤剿”势力越来越大，非投入更多的兵力无以收功……同时，蒋还在文中向宋提出调十九路军驻防福建。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4）

宋子文对蒋的行动不以为然，回电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抗日比剿共更重要，当前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调十九路军更是没有必要，因为日军虽已退去，但仍旧虎视，十九路军已成抗日象征，得到拥戴，调防不宜。

但蒋介石却害怕十九路军会因成为抗日象征而威胁到自己，于是强令调防福建——意在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中共作战中消耗殆尽。

宋子文与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因不满而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辞职当日，宋子文接受记者采访，在谈话中他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

“事实上，我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借款呢？”记者问。

“这个方针存在着毁灭、政治不稳定及最后的灾难。赤字和短期借款的恶性循环，此中痛苦我久经饱尝……我愿意继续做纠正自杀方针的人，即便是持票人的牺牲能使预算得以平衡。而这样的牺牲也不能再重复了，上海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崩溃在即，这只有熟知国内情势的人才能领会。”

“蒋委员长(蒋介石在“一二?八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政策您怎么看？”记者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宋子文略一迟疑，但还是很坚定地道出了心里话，“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吗?倘若他们在军、政、经几方面得到合理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以较好的反响吗?以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能获得成功吗?这些问题，显然不应该由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虽有哗众取宠的意味，但也多少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政策是不尽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蒋介石很着急，忙跑到南京与汪精卫、何应钦等商议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

在辞职后的第三天，汪精卫受蒋委托亲至上海挽留，谈话中，汪对宋说：

“委员长和诸同志都对宋部长的辞职感到意外，宋部长系党国砥柱，如离去，必对革命事业有损，受委员长及诸同志之托，兆铭来此挽留，希望宋部长以国家大局为重。”

“这种形势下，我即便复职又有什么作为呢?军费一再增加，我是不会再为剿共发行公债了，至于财政收入可以用增加盐税等手段维持。”

宋子文开始松口，但提出了具体要求，汪精卫带着宋的要求回到南京，与蒋等复商。

蒋急于让宋复出，做出了一些让步，“既然宋部长认为军费增加太大，那么每月改为一千五百万元好了，请林主席辛苦一趟，以示诚意。”

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往上海挽留宋子文，并提出了妥协意见，宋子文答应复职。

1932年10月，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与蒋不和，被蒋排挤出国，公开的报道是汪出国就医。汪出国后，在蒋的授意下，宋子文出任代行政院长。这时，日军开始在华北蠢蠢欲动，危机再次出现，宋子文联络孙科等中执委在会上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议案还号召全国一致抵制日货，要求全国人民效法奋勇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5）

但议案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界否决，这种情况下，宋提出要热河一行，蒋同意，并留下宋商谈。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消灭共产党，中央军不能北上，但可以把张作相所部调至热河，听候汉卿(张学良)调遣，此去热河，请子文兄代为考察一下，汉卿最近多次向我要款，钱给了那么多，他都用到哪里去了?对日本的行动，我们要保持忍耐，以免造成口实。”

“事实上，我们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如果不以实力相对抗，只能更加被动，至于军饷问题，等我到了热河后与汉卿细谈一下，现在山海关已失，整个东北已经沦陷，长城一线若再失，恐怕局势难以收拾。”

“日本要对热河有所行动，我已经料到，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清###，和日本早晚是要打的，但必须等我把国内问题解决，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我的原则。”说到这里，蒋怕引起争执，便缓了一下口气，“你此去与汉卿协商一下布防热河，我对东北军是相信的，对前景也乐观。”

宋子文不得要领，只能带领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等乘专列来到北平，在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二人相交甚密，不必客套，即步入正题：

“此次来平，受委员长委托前来了解一下情况。”

“唉!”张学良无奈长叹，“日军眼看就要进攻长城一线，我多次致电委员长，要求调中央军北上，可——”张学良推开两手，“虽然我手中有不少军队，可你清楚，许多原西北军与我并不一条心，俟机拆台，而我又手无军饷，唉，难呐。”

“汉卿苦衷我了解，可日军进攻华北在即，还要有所部署才是，这次委员长把张作相部归你指挥，增加了一定的实力，我还是有信心的，估计热河至少可以支持三个月。”

张学良沉默不语，宋子文为缓和气氛而转移了一下话题：“汉卿，最近传闻很多，说汉卿兄似有克扣军饷之嫌，委员长也很关心此事，担心内部混乱，对此，汉卿兄还是表明一下，以免遭人议论。”

“那好，我命令财政公开款项用途，开个会向将领们表明，委员长那里请子文兄代为回电。”

于是，宋向蒋回电中称“汉卿已向各将领表示事事公开，所有财政分文经过财委会……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

随后，宋张商议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任总司令，布防热河。同时，宋子文给蒋去电：“弟意政府应全力对付热河，兄可否出二师为总预备队，以国际形势日军必不向其他区域攻击。”但宋已料到蒋很可能拒绝调中央军北上，于是在电文中宋对蒋说：“汉卿请求税警团加入，弟意如中央军一时不能北来，可否开税警一、二、三团来平，四五团留海州……”最后，宋子文在电文中向蒋提出：“热河发生战事时，兄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宋在这里所指的一切当然是要蒋放弃正在筹划的新的“剿共”行动。

但蒋在回电中却以中央军北上会引起华北地方部队不安和张学良有过不欢迎的态度为由，拒绝宋的建议，蒋在电文中称：“中央军北上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前，中央军不如缓上，如有必要，则可派税警团北进也……”

蒋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疯狂进剿江西，而宋子文却很乐观地给蒋复电时估计至少可支持三个月，但事实却并非他们所想象的。2月，日军三个师的兵力分三路进攻热河，张作相临时受命，兵力还未集结，仓促中应战，将无守志，军无战心；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闻讯而逃，日军在出师未到半月即占领了热河。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6）

热河如此快地沦陷，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给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

江西南昌行营，宋美龄拿着两份急电，“张汉卿从北平发来电报，热河失守，请求处分。另外，请委员长允许他集结全体东北军反攻热河。收复失地。另外，T．V也同时请委员长前往北平面商。”

“另一份呢？”蒋很关心剿共前线的情况。

“五十二师在黄坡被围，李明(师长)重伤被俘，五十九师在霍源被伏，伤亡过半。陈时骥(师长)在仙桥被俘。”

“娘希匹。”蒋介石将手中的文件重重地摔到了桌子上，“我一辈子没打过这么多败仗。”眼看他苦心经营的第四次围剿又告失败，蒋怎能不着急上火，以至于道貌岸然的蒋也不免破口大骂陈诚无能。

事情还要有头绪才行，蒋沉思了一会儿，“给子文兄发电，请他到石家庄一谈，看来汉卿该休息一段时间了。”

随即，蒋介石从南昌飞往汉口，乘专列到石家庄，宋子文和何应钦已先期到石家庄相候。

相商是在蒋的专列上，蒋介石先入正题。

“此次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矛头指向我和张汉卿，看来我们俩人必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这次来，是要和汉卿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先把你们请来，是要和你们讨论一下。”

“委员长和张副司令成为众矢之的，目下只有一人下野一途，我看还是劝汉卿暂时休息一下的好，只要委员长在，等风浪一过，汉卿还可回来嘛。”何应钦最了解蒋介石，何况蒋此行目的很明显：逼张下野，转移舆论对他的不利。

何应钦先放头炮，宋子文也附和，因为形势确实要求有人下野，尽管宋张关系密切，但蒋宋毕竟是裙带，而且宋如提出二人都下野也是不现实的，但宋子文还是在谈话中多少公正地谈论了张学良。

“热河失守，汉卿很伤心，曾电告委员长请求处分，并请集结东北军戴罪立功，失败的职责汉卿是推卸不了的，但这里也有很多客观原因在里面。既然现在的形势如此，我也同意汉卿先休息一段时间，待平静后再复出。”

“那就这样办吧，子文兄，请你先到保定，约汉卿来，我随后就到，跟他讲明我的意思，等我见到他后再详谈。”

3月8日夜，张学良偕顾问端纳等从北平到保定，蒋的专列未到，宋的专列却先来到了，张学良前往宋子文的专列见宋，宋向张学良传达了蒋的意图：

“汉卿，我已见过委员长，委员长谈到丢失东北、热河，他与汉卿均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对委员长和汉卿都很不利，这就好比两人同乘一条船。”宋子文的话想点到为止。

但张学良没有料到蒋是来要他辞职的，所以张学良对宋子文说：“子文，你我多年相交，有什么话请直说罢。”

“好吧，委员长的意思是现在两人同乘一条船，本该风雨同舟，但风浪太大，为避免同遭覆顶，必须有一人先下水，以平民愤，等到风平浪静之后，船上的人再把水中的拉上来。”

话已挑明，张学良无奈，只得对宋子文发了些脾气。”的确，丢东北，失热河我张某责无旁贷，可我并非真心如此，我曾请委员长支持，可——”说到这里，张感到无用，于是便对宋表示，“既然如此，为保证委员长，请立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谢国人。”

3月9日下午。蒋介石专列到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陪同下至专列见蒋。一见面，蒋不等张开口便说：“接到你的辞职电，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对我们俩都不谅解，进行诘责，我们本是风雨同舟，命运与共，但风浪太大，必须要有一个人先下水，以免都遭到灭顶之灾。”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7）

“我丢失东北，早该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水，请立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

“你能体谅我的苦衷，这很好。我想过了，你先出国避一避，然后再回来，等到风浪一过，我立即促你复职。”

“委员长，日本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中国，希望中央能立即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好，好，好，你的建议很好，我会考虑，这样吧，请子文兄帮助你办理一下出国手续，你也到国外治治病，乘机休养一下。”离走前，蒋再次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汉卿，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宋子文陪张回到北平，相约见于上海，宋到上海不久，蒋已先期回到南昌，调集兵力，继续组织第五次围剿。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大洋彼岸发来邀请电，邀请英法德意日中等国原则上派内阁总理至华盛顿，讨论复兴世界经济计划。

电文传至南京政府外交部，已复出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经济一窍不通，又非英美势力的代表，不愿意前往，与在上海的宋子文电商，宋子文推荐孙科前往。汪即将宋的意见电告在江西南昌剿共前线的蒋介石，蒋介石认为孙科因立法院工作很忙，不能分身，宋子文担任财长多年，对经济熟悉，应派宋前往。

蒋汪意见不谋而和。汪精卫因宋的抗日态度强硬，对于他这个亲日派多少是个障碍，而蒋除上述意见与汪基本一致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宋子文对自己江西剿共并非一心一意支持，而是多次以平衡预算为由拒绝增加军费。此时正值剿共时期，宋的方针与蒋有抵触的地方，所以蒋也同意由宋前往，并授意汪，在宋出访期间，由孔祥熙等负责财政部，这样蒋就可以放手一搏了。

4月16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发宋子文出访委派令。第二天，宋前往上海香山路宋庆龄家中，向二姐辞行。尽管几年来政见不尽相同，但宋子文与宋庆龄在宋氏三姐妹中关系是最好的。

当日下午，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前总裁为宋子文)在上海家中举行欢送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商会会长王晓蔌，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出席，王晓蔌在席间对宋大加吹捧：

“……参加华盛顿召开的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在各友邦中的信誉，自应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

宋子文致答词，说：“兄弟蒙各位筹款送行非常感激，本来鉴于国内形势，不准备前往，但经过多方催促，加之思虑良久，觉得此次会议虽未讨论远东问题，但因相互的关系紧密，故决定前往。以我国现在的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综归原因有三：一为长江水灾，二是日本侵略我市场，三为###祸乱。这三点使我国经济陷于困难。应该看到，中国问题，若仅注意军事上是没有希望的，经济比国防更加重要，希望诸位注意这点。此去欧美，子文力争取得列强道义与物质上的支援，改变中国经济、军事落后的局面，使中国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外来入侵。”

宋子文的讲话博得在场人的掌声，最后，宋子文对孔祥熙说：“此次弟赴欧美，国内财政托付给李副部长(李调生)与庸之兄，如遇重大问题可随时用无线电联系，在轮在陆均可收到，此次大会议程未定，时间难以估计，这些问题我还要与汪院长、孙院长等细商。”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8）

18日，宋子文带着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荪、财政顾问杨格等乘轮船赴美，经过半月的航程，于5月4日到达西雅图，在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宋声称：“希望世界经济会议可以完全成功，中国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助增进世界和平而谋世界之福利……”

5月8日，宋子文乘火车到达华盛顿，下榻于前海军总长亚丹士家中。中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宴请宋子文一行，并邀请了政府要员作陪。因宋系亲美代表，与罗斯福又同为哈佛毕业学生，有校友之谊，所以招待颇殷。

9日，宋子文与罗斯福举行会谈，中心是如何发展中国经济与稳定中国政治。罗斯福认为中国政治的安定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为中国提供援助。谈判期间，宋子文私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签订了一笔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实际上是美国在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这一举动立刻在国内引起反响，纷纷责问南京政府，一些实业界人士也表示从根本上看于国家经济无益，但既然已成事实，就要用于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内战。

在全国反对声中，南京政府急忙采取由有关人士出头解释，补办法律手续等手段安定人心，经过一番手忙脚乱，才使宋子文的借款合法化。

大洋彼岸，宋子文借款之后，与罗斯福达成协议，共同发表了宣言，在谈到远东局势时，宣言中称“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俾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于实现。”

宋子文此次赴美，争取到了罗斯福的支持，虽然宣言中并未点日本的名，但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的不满。

虽然宋子文的棉麦借款最初得到诘责，但应该看到宋子文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的侵华方针。果然，日本驻美大使馆参赞曾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在谈话中指责美国名义上向中国提供商业信贷，实际上是对华借款，通过援华来反对日本。从谈话中不难看出，日本还是多少顾忌美国的态度的。

访美成功后，宋子文经过与国内电商，从纽约乘船直接到英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

就在宋子文访美期间，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撤出冀东，日军退至长城一线，这样，南京当局等于默认长城以北是伪满统治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曾遭到舆论界的猛烈抨击。所以当宋子文拜访英外交大臣西门，提出对英国自满洲事变以来未能对日采取强硬立场而感到不满时，西门对宋说：“你们的政府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条约(指《塘沽协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放弃了武装抵抗的政策呢?这种行动在我们看来是对日本妥协。”

“满洲的中国人决不会接受日本的统治，这种统治最终将要垮台。如果日本人进入长城以内，那么英国的在华利益将立即受到威胁；但无论军事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实行抵抗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那种认为中国试图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议论是片面的，子文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妥协行动。”

在与西门谈话后，宋子文还同英国金融界领袖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意在争取英对华援助，但由于英政府对远东政策消极，所以诸般努力都告失败，而且由宋发起的建立国际咨询委员会也因日本从中作梗和英的态度消积而未能建立起来。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9）

随后，宋子文出访德国和意大利，在访问意大利时，宋子文对墨索里尼说，日本对中的侵略是他们的一贯政策，日本想占领整个中国，俄国的三个沿海省份，以及太平洋岛屿，他们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迟早将不得不起来制止之。

宋子文广泛谋求欧美国家援华的主张与活动，招致了日本强烈的反对，驻美外交官称宋欧美之行旨在鼓动世界反日。显然，宋子文已被日本看作是对日强硬派的代表。

8月，宋子文经西雅图回国，途中，他曾于25日和26日经日本的横滨、神户。此时国内沸沸扬扬，新闻界猜测宋子文将去东京访问，而南京当局也对此不置可否，此时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长城停战已久，《塘沽协定》已签，南京政府中的亲日势力大为抬头，所以新闻界才有此猜测。一时间，宋子文是否登岸访日已成为中日两国朝野关注的焦点。

但宋子文却没有登岸访日，不接见日本记者，直接回到了上海。这在国内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日本震动也很大，日本外务省对宋子文谋取欧美援华和拒不接受邀请表示了强烈不满，而当宋子文回到上海时，却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应该说，宋子文过日而不登岸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舆论，打击了对日妥协的浊流。尤其是工商界更是举行盛大欢迎会为宋子文接风洗尘。

宋子文此次欧美之行，谋求欧美支持，对日表现出了强硬态度，这种政策，已经开始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相悖，一股倒宋的暗流开始慢慢向宋涌来，由于宋子文在经费问题上又与蒋意见不合，导致了他第四次辞职。

就在宋子文出访欧美期间，蒋介石在国内也忙得不亦乐乎。前面我们说过，热河失陷后，蒋逼张下野以保全自己，在张学良答应下野后，蒋介石便急忙飞回南昌。

4月4日，蒋在南昌召集剿共部队高级将领训话，大肆鼓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是江西的土匪”。

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委员长行营，亲自部署和指挥第五次围剿，他采纳了柳维垣等人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并在军事布置会上赠送与会各将领《作战手本》《剿匪手本》等书。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筹措“围剿”军费，电请汪精卫转中委会，称“鄂豫皖赣‘剿共’军事已分头进击，或方后行封锁”“标本兼治，非财莫举”，提出需治标费一百八十万元。治本费一千五百万元，要求中央核议，以应急需。中政会立即通过，并由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筹拨。财政部为筹此款，一面增发各种国内债务和赋税，一面决定举借外债。蒋介石则以此巨款向英、美、法、日、意等国购买了大批的火炮、坦克、飞机和化学毒品运往南昌、九江、武汉、广东等地，武装他的“剿匪”军队。

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将华北军队除一部分留驻外，其余的都调往江西集中，准备围剿红军根据地。

8月，主张对日强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以出巡新疆的名义被免职，由汪精卫兼任。可以看出，在对日妥协的问题上蒋汪是一致的。

此时，蒋介石为了在经费上不再受宋子文制约，把鄂豫皖三省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为农民银行，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国难当头，蒋、宋皆言抗日（10）

矛盾逐渐在激化，宋子文回国后，这种矛盾便由背后转到台前。

8月底宋子文回国重新入主财政部，他很快发现，在他出访期间，政府已向各界银行垫借达六千万元，当追问去处时，得到的答复是用于“剿共”。这使宋子文大为恼火，他的平衡预算的愿望再次破产。

9月，宋子文前往庐山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会议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立即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中国应该坚持以往的对日方针，如果目前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显然不符合国联大会2月份的决议，而且不应忘记，日军仍然占领着我东省及热河，欧美列强已经开始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持我们，形势对于我们很有利……”

但宋子文的主张遭到反对，尤其是蒋介石的反对，蒋说：“我认为汪院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要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同日本谋求解决分歧问题，应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之行动与言论。应该看到，中日关系正在缓和和好转，此时仍应与之作相当周旋，本党的中心是清除匪患，只要内部安定，对日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恢复关系可以，但子文认为，在东省及热河及承认满洲问题上不应让步，至于其他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另外，汪院长事务缠身，我提议由罗文干重新回到外交部主持工作。”

“罗文干的口碑不好，许多同志对他议论很多，此时回到外交部恐怕不宜。”蒋再次表明观点——让对日强硬的罗文干回外交部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在庐山会议上不得要领，怀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了上海，在会见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时，宋私下抨击蒋汪，表明了自己对日看法与蒋汪不同，他对贝克说：

“那些主张中国应对日本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人，忘记了以下基本事实，即日本对已经得到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满足，日本已决心使中国屈服，正在推行进一步扩张的缜密计划。其中步骤之一，就是把华北从中国本土脱离出来，其方式将与满洲已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不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一现实”。

“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内部在对日政策方面有分歧呢？”

“是的，一部分人主张避免与日本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只能更加有利于日本的野心，而这些人往往都以中间人自居，他们的目的在于利用敌人的压力培植个人势力”(这里宋主要指汪精卫——作者注)。

宋子文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催款的电报雪片似飞来，要求宋子文再筹款两千万元，用于“剿共”前线。宋在回电中称政府每月赤字已达一千万，无力再筹款，而且宋子文还在文中透露出不愿再举债而用于军事。

但蒋却通过汪精卫及其亲信向宋子文施加压力，无奈，宋子文答应发行一亿元关税券，用于偿还旧债和军事。

但很快宋子文便于10月28日在上海向政府通电辞职，在辞职电中，宋说：“窃子文自“一?二八事变“，重掌财政，艰难维持，心力交瘁，在此盘根错节之会，益觉心绌力薄，长此以往，诚恐贻误党国大计，敬恳准予辞去财政部长本兼各职，无任屏营感祷之至。”

宋子文辞职，舆论界大哗。

国民党中央当局对此迅速作出了处理。汪精卫经与蒋介石电商，取得了一致意见，蒋在电文中提议由孔祥熙代宋职权。所以，很快地，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相继“批准”宋子文辞去本兼各职，只保留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其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由孔祥熙接任。

29日，汪精卫对报界称宋辞职是因为无法筹措军费的结果。

30日，宋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到辞职原因时，宋子文面露感慨之色，对记者说：

“此次辞职是子文才力不足以应付困难，其实我早已有离去之意，迟迟才发表是因为这样政府可以从容地决定继任人选，并且避免影响市场与金融。”

“宋部长曾经应付过比这更困难的局面，称财力不足是否是托词，我们注意到，半官方的《时事月报》中称宋部长辞职是因为“七年来工作过度，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

宋子文听到这里很愤怒，马上说：“任何健康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向来官吏辞职十九称病，所以被人讥笑东亚病夫，事实上本人向来很少有病，出国归来，更是健壮如牛，称病实在是不像，所以，直称财力不足，实在话说，这是一个借口。”

“那么宋部长此次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否与外交有关系呢？”记者们显然是穷追不舍。

宋子文并没有公开说明辞职原因，而只是对记者说：“现在中央已经批准我辞职，我谈(辞职原因)是不必要的，而且我也不愿意谈。”

宋子文对辞职原因不愿道明，对此，社会上曾流传宋子文对蒋的不满：宋曾私下说过，“做财政部长无异于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做一条狗。”

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回国后，得知蒋突破了他的预算，便急急忙忙去找蒋，二人终于爆发了轰动一时的争吵，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为此辞去职务，以示不满。

其实，导致宋子文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宋与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宋子文主张对日强硬，而此时蒋汪暂时在对日中取得一致意见；蒋介石一心一意“攘外必先安内”，而宋子文对此政策曾表示过很大的不满，与蒋发生矛盾，由于政见不一，对蒋的剿共不尽支持。另外，宋子文欧美之行回国后，国内各界对之大加捧吹，宋的影响力空前扩大，这样就威胁到蒋的地位与政策，加之日本曾对蒋汪施加压力。所以在宋表示辞职时，蒋决定中途换马。导致了宋下野成为事实，可以断定，宋子文这次下野是蒋宋在内政外交诸多问题上矛盾激化的结果。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1）

在宋子文”下野”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闻界仍然十分注意他的行踪和言论，但他每次亮相，不是谈经济就是扯金融，他曾向记者们表示：“本人现既已脱离政府职位，专力于建设工作，故对于任何政治问题，不愿有所表示，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

然而，这却是表面现象，在一些非公开场合，特别是与西方外交官的私下会谈中，宋子文依旧是谈锋甚健，尤其对“敏感”问题均是直言不讳。

淞沪“一?二八”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有意使十九路军在对付共产党和广东陈济棠中消耗殆尽，去掉心病。陈铭枢与蔡廷锴等人没有中计，他们组织了一个“大众生产党”。另起炉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绘制了红、蓝、白三色国旗，发动了福建事变。国内各派虽不乏同情言论，但看风向不对，又都不予认同。

蒋介石早期安插在陈、蔡身边任参谋处长的黄埔一期生范汉杰将陈、蔡的行动报告给了他，蒋立即在南昌调动“飞将军”蒋鼎文率十万大军入闽“平叛”，由于陈、蔡手下大将毛维寿早已向蒋暗送秋波，所以蒋鼎文可谓兵不血刃进入福建，陈、蔡二人只得通电下野逃匿。

12月7日，英驻华公使蓝普森同宋子文共进晚餐后，双方谈起国内局势及中日关系。

“宋先生，十九路军作战勇敢，爱国爱民。却在福建搞‘独立’，蒋先生出动十万大军入福建，您怎么看这件事？”

“这事看起来并不严重，因为，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实力派都反对蒋先生，他们也都有计划有活动，福建同这些(事情)比起来，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蒋先生呢？”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蒋先生没有处理好同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我曾私下里不只一次劝他(蒋)对地方实力派的“合法”地位予以承认，但被屡次拒绝。而目前实际上控制各省的地方实力派认为，蒋先生迟早要剿灭他们，而福建事变只是一系列反蒋活动的第一个，山东、广东乃至天津等省市，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类似行动的省份。”

“前些日子，中日在北平举行了善后会谈，看得出，中方的让步很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宋子文表现得十分气愤。”我早就告诫过，日本的野心是要占领整个中国，这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可有些人却对此无动于衷，现在，黄郛(蒋的亲信)可能正在同日本人谈判，其内容是在日本支持下实现华北独立。而且，最近日本人重谈汉冶萍借款问题，在沪有所行动，这些现象表明，日本人想控制长江流域地区。”

“您对当局对日本的政策怎么看呢？”

“以前我曾说过，一些人为了集团利益，想借外来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看，当局对日本侵华的野心缺乏鲜明的政治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力。”

“这是否包括蒋先生呢？”蓝普森提了个尖刻的问题。

“这——”宋子文略有迟疑，“他是当局的主要人物，当然包括他，我曾劝过他放弃军事###共产党，把力量集中到对付日本的扩张野心和收复失地上。可——。”宋子文很沮丧和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他对蓝普森说：“这也是我辞职的原因。”

“这就是说，您对蒋先生的方针和政策是不赞同的喽？”

“就目前而言，我不赞同他的做法，正如我以前所讲的，这种政策存在着毁灭的危险，而且日本又虎视我大好河山，如果一意孤行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2）

谈话后，据蓝普森的印象，宋子文对局势感到沮丧和缺乏信心，对蒋的看法是缺乏政治见解和判断力，因而对蒋的作法表现了不满和不信任。

1934年初，英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访宋，谈到中国政局，白利南问宋子文：

“您对中日达成的善后谅解怎么看？”

宋子文对此表示反对和蔑视，他对白说：“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将蹈满洲的覆辙，日本人也许不会马上出兵占据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但应该看到，日本人的目标是在华北建立另一个“傀儡政府”。

“有人说，日本所以能够不断取胜，那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要比中国的军队强大。”

“是的，这个我承认，日本军队的确要比中国的强大得多，中国军队很可能被击败或甚至被全歼，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重组中国军队并不困难，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重整军备只是个钱的问题。例如在热河抗战中，××师当时的伤亡很惨重，可到目前，他们的兵力已经恢复，而且比以前更强了。”

“福建事变已经结束，在国内，有很多人并不十分拥护蒋先生，我们注意到了这点。”

宋子文并未像南京当局那样称福建事变是“背叛民国”。他对白说：“福建事变是普遍存在的反蒋势力的突出表现，我不赞成武力###。事实上，所有的反蒋派系都与我有过接触，他们要求我能致力于他们与蒋先生的妥协，而我也曾一度致力于把全国的军队和财政上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把大部分其他事务给地方当局处理。所谓地方当局，实际上是指某些军事将领，如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等。他们这些地方将领都怕蒋先生，在他们看来，蒋先生正聚集兵力，只要有机会，就会一个个地将他们消灭，所以，这些地方将领都反对南京政权，伺机推翻他。”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各省将领和他们的军队全都国家化即可，但目前他们是被视作叛逆的。编入中央后，其中的某些军队仍由原来的将领指挥，其费用由财政部从国家预算中开支；另外，各省还可应允保留一部分地方部队，费用从地方收入中支出，地方部队用于维持地方治安和剿匪。这个方案我曾向汪院长提出过，起初汪院长是同意的，但蒋先生反对，汪院长便不支持我的方案了。”

“听说您与蒋先生在军队的问题上还有分歧？”

“是的，我曾经建议将所有的军队调往华北作为国家的军队，进行一场抵抗日本人的真正战争；华南的领袖们已经同意这个建议，我本人也派出了税警团北上御敌，但在赴北平的途中却被他(蒋介石)下令阻止。在我看来，抵抗日本必须是整个国家的抵抗，而不能只是某个地方将领的抵抗，其他人置身局外。只有全国的抵抗才能唤起整个民族，同时也是实现国内团结的惟一途径。”

“但如果这一局面形成，有可能削弱南京政权。”白利南说。

“应该看到，全国武装力量统一抵抗日本之后，肯定会使国家趋于统一，而这种局面形成应该统一于蒋先生领导之下，给予他足够的权力。”

“南京政府虽然有了宪法，也设立了相应机构，例如五院，但政府应该真正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逐步取代个人专权。”

“不然，目前宪法正在衰微，个人独裁的局面日益明显，而当前知识界中对宪政已经不感兴趣，他们倾向于如下观点，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外来侵略十分严重，决不是一个实行宪政的政府所能解决得了的，只有一个独裁者能够救中国，民权必须服从于救国，从这个意义出发，蒋先生通过蓝衣社(恐怖组织，特务机构)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有积极意义。”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3）

“现在蒋先生正在江西向共产党进攻，这是第五次围剿中共，现在情况怎么样？”

“蒋先生接受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采用了新的方案，他不再像以往那样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逐步推进，建立了许多碉堡来巩固已经夺取的阵地，共产党没有大炮，所以也拿不出具体的对策，现在江西全省都布满了碉堡。”很显然，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军事活动，基本上是持支持态度的。

宋子文虽然离开了南京中枢机构，但下野之身的宋子文依旧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他在卸任伊始，便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建银公司，他的抱负很大，正如宋子文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所谈到的，他要做“中国的摩根”。

在国联官员，法国人蒙内的启发和帮助下，1934年5月末，宋子文正式发起并成立了这一新的金融机构——中国建银公司，这是宋子文旨在引入外国资本而建立的公司。最初，按照宋子文的想法，考虑此公司由中外合资(不包括日本)，成立投资机构，达到一亿元资本额，超过当时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这些投资额由国内国外各投一半，但日本对此强烈反对，使英美金融界没有介入。所以在筹建上，宋子文不得不转而依靠由国内资本组成建银公司。在一次非官方的会谈中，宋子文向蒋介石和孔祥熙谈起自己的想法：

“实际上，我想搞中外合资，投入得大一些，也好起到相应的作用，但日本人反对，西方国家又不很支持，没办法才想到由国内筹款。”

“名义呢?私人还是公营？”孔祥熙问。

“私人合资股份，它的宗旨是引入外资，争取西方的援华，复兴经济。但这需要国内金融界支持，我准备出面邀请各银行及财团担任发起人。”

“很好!”蒋介石表示支持，国内金融现在不景气，成立这样的公司很有必要，可以打通西方援华的通道，利国利民，我想，政府是会支持的。”说完，蒋看了看孔祥熙。

“当然支持，不仅会支持，而且还会介入，我本人还要认股。”

“嗯!庸之兄可以先为子文兄造些声势嘛，推动这件事尽早实现，那些大银行也可以认股，这也是政府想办而没有办的事业。”

“我已经和子文就细节问题做了一定的沟通，相信很快。”

1934年4月初，孔祥熙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上海金融界有拟组织银公司，借以便利将来外人投资我国建设事业之议。中旬，孔祥熙再次向报界谈到，宋子文及他本人加上中央、中国、交通等大银行，将以一千万元的资本合组银公司，孔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并兼中央银行总裁，有他的支持和介入，对于宋子文筹建该公司很有利。

通过紧锣密鼓的筹建，1934年5月31日该公司终于成立，在发起人会议上，发起人除宋孔二人外，还有李石曾、张静江、贝祖诒(贝淞荪)、张嘉璈、周作民、钱永铭、宋子良、傅耀宗等三十余位当时最为著名的金融界巨子。除个人认股外，中央、中国、交通、金城、中南、上海等银行及实业均成为该公司的团体成员，会议选孔祥熙为董事长(不负责具体业务)、宋子文与贝祖诒被选为执行董事、宋子良为总经理。

宋子文通过其影响，使国内当时最大的银行作为中国建银公司的股东，使该公司具有一般公司和银行无法比的优势，所以，在成立后，该公司的赢利直线上升，资产从1934年末的一千二百六十万元增至1936年末的三千二百八十三万元，当年的纯利润就达一千九百一十四万元。但明眼人看得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中国建银公司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种种特殊关系。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4）

中国建银公司的成立，立刻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在筹备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便明确表示：日本反对外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中国必须首先清理其积欠的债务。

当该公司与中英银公司进行沪杭甬铁路贷款协定谈判时，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出面加以反对，并向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游说道：目前外国对华投资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减少使中国清理积欠债务的压力，而且这种投资会引起中国的内部纷争。同时，日本外交部亚洲事务局官员荻原称：中国建银公司有国联背景，蒙内是代表国联的。建银公司有孔、宋这样的成员，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也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

美国当局此时对该公司持谨慎观点，但美的金融界都为宋子文此举而动，摩根公司开始对中国建银公司感兴趣；英国的企业界就更加活跃，各大银行、实力企业纷纷与中建银公司取得联系。

宋子文发起中建银公司，不仅是其凭借政界背景，通过金融机构向实业界发展势力的开端，更是他谋取欧美对华援助，遏止日本对华进一步扩张政策的继续，宋子文显然带有这两方面的主观动机，而客观上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蒋介石如此支持宋子文成立建银公司。一方面是他对这位理财能手还很赏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必须有西方强大的支持为后盾，而宋子文是最合适的人选，两人的目标虽然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所以，在日本发出不满和阻挠的情况下，蒋多次表示支持宋子文。

中建银公司步入正轨后，蒋介石给了宋子文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4年末，宋子文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方案的谋划。自该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世界市场银价腾涨，美国放弃金本位而改为银本位，中国社会经济机制中原有的矛盾迅速激化，国民党政权处于财政枯竭状态，金融开始恐慌。为了维持统治，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筹划在国内逐步推行金融及主要经济环节的统制，另一方面，曾多次向英、美、日等国谋求财政援助。

实现金融统制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就是攫夺、控制中国银行。

在总经理张嘉璈主持下的中国银行，当时无论在放款额还是发行钞票额上，总是高于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尽管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期间就试图强化对中国银行的控制，但在人事和官股额上，都不具备起决定作用的条件。

因而，蒋介石在剿共期间，于1935年3月，把宋子文和孔祥熙召到武汉进行密商。谈话中，孔祥熙谈到目前国内金融时说：

“现在，由于国际的影响，国内金融界一片恐慌之声，各界迫切要求政府出面来扭转金融恐慌的局面，而这个时候也恰好是个契机，可以借此对中国银行这样难以驾驭的机构加以控制。”

“中国银行实力雄厚，在人事和官股上都有独立性，张嘉璈又是老资格的金融家，在金融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人很倔强，我任职时就曾经有过庸之兄的想法，但条件不具备，现在嘛，要想控制，除非在上述两方面有变动，最起码——”宋没有把话说完，但谁都清楚他下面的话。

“现在，金融的恐慌与经济困境，其根源就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很多银行搞独立，而其中，中国和交通银行两大家，阳奉阴违，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不同中央搞彻底的合作，这是症结所在。我和中央的一些同志交换过看法，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像张嘉璈这样不能与中央彻底合作的人，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该改组、变动一下。张嘉璈离去后，我的意见由子文兄去中国银行主持，希望子文兄不要推辞，以救党国于危难之中。”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5）

三人商议完毕，蒋即指使孔祥熙开始谋划，把宋送到中国银行，驱张出离。

这一行动曾有许多人不赞同。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向蒋介石提出有无“事后补救”办法，蒋表示，须“坚决主张，贯彻到底，以救重危之党国”。张嘉璈得到消息后，通过其密友，蒋介石的亲信黄郭于月底向蒋提出，希望仍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个时期，但蒋的态度很坚决，迅速指使孔祥熙下达改组决定。

就在张嘉璈通过黄郭向蒋说情的第二天，财政部长孔祥熙即向中国银行发出训令，主要内容是增加官认股，重开董事会。随后，孔祥熙指派宋子文、叶琢堂、宋子良、杜月笙等九人为中国银行官股董事，参加该行股东会议。

对于当局的强取豪夺，中国银行的商董和商股只好无奈默认，提出官商平股，委托董事长李馥荪和孔建议，孔当即应允。

官商同股，董事会便可势力均衡，为达到目的，孔祥熙在4月份召开的中国银行新一届董事会上以“商董”身份参加并主持会议，会议实际被操纵，按照事先已定好的走一趟过场。

会议通过张嘉璈辞去常务董事，通过了李馥荪辞去常务董事及董事长，选举宋子文等为常务董事，使七名常务董事中，官股占四名。当日，根据修正后的中国银行条例，财政部长孔祥熙指定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指定年迈的宋汉章为总经理。而根据新条例，新一届董事会后，该行由原来的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

与此同时，在酝酿币制改革和推行上，由于蒋介石的支持，宋子文在台前幕后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步骤。

由于金融恐慌，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向英、美、日等国谋求财政援助，日本政府多次拒绝了中方的要求，因此，国民党当局只有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欧美大国。为此，孔祥熙曾多次间接或直接地向英方探寻借款的可能性，但均遭冷遇，鉴于此，蒋介石与孔祥熙经商议后，决定只有请宋子文出面同英方交涉。

这样，蒋与孔把宋子文请来，由蒋出面劝驾——因为孔祥熙与宋子文存在一定矛盾。

“金融恐慌至今，政府极力筹划解决，庸之兄为此事也是多次尝试向西方贷款来谋求经济之平稳，无奈英美等国，尤其是英国反应很冷淡，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币制改革也是空话，国家的经济将不可收拾，因此，我和庸之兄等交换了一下看法，觉得请子文兄出面与英方接洽较为合适，在具体问题上，政府将给予你处理财政、金融的全权，希望子文兄不要推辞，以国家大局为重。”

尽管宋子文不十分情愿帮孔祥熙收拾烂摊子，但碍于情面，更主要的是，币制改革如果失败，则金融财政必将陷入瘫痪，日本扩张的势力将无法遏止，这是宋子文极不愿看到的，所以尽管宋子文对孔祥熙打乱了自己精心建立的预算制度，对此不以为然，但还是抛弃了这些个人恩怨，答应出面。

经过宋子文的交涉，英方已有贷款的意向，但其要求是中国放弃现行币制，将其货币与英镑相连，采用英镑汇率本位，中国以自己的白银储备为担保。宋子文与孔祥熙同意了这个提案，但英政府却又中途变卦，意欲达成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参加，并以英国为主的国际援华方案，但受到其他三国冷遇，于是只得派财政专家李滋罗斯赴华，商谈援华及币制改革方案。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6）

宋子文并未坐等事成，而是积极与英美代表及金融家频繁接触，并分析了日本对华扩张的野心及中国财政金融危机和复杂的政治形势，呼吁英美不要再拖延，否则将有损于英美在华利益。

而此时，宋子文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由于英政府的徘徊，国内亲日派积极在国民党上层活动，日本也施加压力，要求宋子文离开位置，此时蒋介石虽坚持要宋子文全权负责，但受周围人的影响，也对是否能从英获得借款而发电向宋子文询问，表示其怀疑。亲日派和主张通货膨胀的一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宋子文。这种情况下，宋子文除去尽快争取到英国援助外，别无他途。于是宋子文采取一切措施游说英在华的外交官和金融界、商业界人士，并建议李滋罗斯来华前先提供一笔紧急贷款。宋子文对英在华人员的呼吁得到了极大的回应，在华有着直接利益的上海汇丰银行总经理享奇曼，甚至同意由汇丰银行来提供宋子文提出的五百至一千万英镑贷款。

宋子文和孔祥熙与李滋罗斯就中国币制改革，并采取英镑汇兑本位达成了协议。但英政府又一次拒绝了对华贷款。而此时，国内金融恐慌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宋子文与孔祥熙经研究，电请蒋介石后，宣布了币制改革法令。主要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法币，收缴国内白银，提交白银出口税等，由于英政府在最后关头仍未提供最早应允的贷款，所以宋子文在审定币制改革法令条款时，没有写入采用英镑本位。李滋罗斯虽经努力但未改变政府想法，遗憾之余，与英驻华公使沟通，做了一定工作，使英方在宋币制改革时，对宋子文的防止白银外流给予了实际支持。

币制改革后，宋子文还通过一系列金融手段，使法币始终与英镑汇兑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市场，在国内，西安事变后，宋子文迅速赴两广，统一币制。

宋子文虽然是下野之身，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很大的金融影响力，迅速地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金融危机。宋子文如此卖力地帮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除其意识到要以经济手段抵抗日本侵略以外，由于宋子文向来对金融事业关心，而且改革金融又是其夙愿。加之，宋辞职后，蒋宋冲突减少，蒋对这位郎舅又不无延揽之意，而且宋子文也没有因辞职而泯灭了仕途的打算。所以，宋才如此卖力地为蒋分忧解愁。

就在币制改革公布前夕，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汪精卫在会议期间遇刺成重伤，从而中止了他直接操纵华北对日妥协的亲日活动，而蒋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中则被推到了行政院院长的职位上，至此，蒋介石已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袖。蒋在任院长后，马上对行政院所属各部、委、署的人事做了一番安排，汪派分子被驱逐，蒋派势力纷纷入主各部委。蒋在完成这一系列举动后，对日的态度开始公开强硬化。

以汪精为代表的亲日派离开国民党上层，五届一中全会后，蒋介石对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这是因为，日本于1935年制造华北事件，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伸入中国内地。国难深重，整个中国为之震动，由此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群情激昂，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新高潮。中国共产党也于1935年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7）

随着汪精卫等亲日派离开国民党上层，对日强硬派逐渐占据中枢。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主张逐渐形成广泛的舆论，而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围剿”已“初告成功”，消灭红军的办法可以改为通过谈判，进行“收编”，达到最后“溶共”“灭共”的目的，于是蒋介石自1935年开始，在继续封锁“围剿”中共的同时，也伸出了一些触角，进行试探，谋求同中共进行接触与联系，于是蒋介石授意宋子文，负责打通同中共的联系渠道。

应该看到，蒋宋主动想同中共联系，与国内局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强占东北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发动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伸入中国内地。国难深重，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同中共接触。

在国外，蒋任命曾是自己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为驻苏大使馆武官，秘密授意邓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与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没有取得结果。

由于宋子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与毛泽东等几位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而且宋子文一贯对日强硬的主张很受中共的欢迎，所以，1935年下半年，蒋指使宋子文负责国内打通渠道，在一次私下会谈中，蒋向宋道出意图：

“如今‘剿匪’已初告成功，对付红军也该改变一下策略，只要他们放弃搞独立，把军队纳入中央，统一指挥，我蒋某是欢迎的，我准备请子文兄负责对中共进行接触。”

“日本步步紧逼，抗日在即，如果委员长能够举起大旗，相信中共会拥戴您做领袖的。”

“嗯!子文兄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较熟悉，沟通起来方便，所以请你出来负责，代弟偏劳。”

“只要有利于国内团结，一致对日，收复失地，子文自当为委员长效力，至于先派谁去，我还要到上海与二姐商量一下。”

“对，很好，中共向来对孙夫人是敬重的。”

商议完毕，宋子文迅速回到上海，前往宋庆龄住所，向其表明蒋的意图。姐弟二人经商议，决定请董健吾前往。

被二人看中的董健吾是神秘人物，他曾在上海与宋子文和顾维钧是同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利用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收养流落、失散在江浙一带的革命烈士遗孤和革命者的子女，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和岸青及岸龙(后得病身亡)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澎湃的儿子小丕，恽代英的儿子希仲等均在董健吾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寄养过。

1936年1月，宋氏兄妹将董健吾请到宋庆龄住宅，寒暄过后，宋庆龄向董健吾说明情况，并拿出一封带有火漆的密信，对董说：“你立即动身，经西安去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将此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此行成功，益国匪浅。”

董健吾虽知此行目的，但他仍有疑虑：中共与国民党打了五六年，蒋一直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怎么会这么快就有变化?基于此，董对宋子文说：

“孙夫人和子文兄看中我，能为国共合作尽力。甚感荣幸，不过，我还是想请子文兄与我一起到南京，面见委员长；另外，我是个牧师，恐怕行动不便吧？”

宋子文笑了笑，“这个我早已想好。”说着，拿出一张委任状，“这是孔财长签名的，从现在起你就是‘西北经济专员’，有这张委任状足可保你途中安全。至于面见委员长——”宋子文看了看宋庆龄，宋庆龄点了点头。

蒋对宋存延揽之意，宋虽下野却从未甘于寂寞（8）

于是，宋董二人于第二天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一番勉励之后，蒋对董说：“密函你面交毛、周，同时也可传一下我的意思，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丁、武装民众，戊、倾，我尚有款。”

得到蒋的接见，董健吾放下心来，带着密函直奔西安，会见张学良。董在会谈中，以财政大员的口吻说：“张将军，我此次来是特意向你借飞机飞往红区的。”

张学良一愣，脱口说道：“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立刻把你拉出去枪毙。”

“张将军稍安勿躁，健吾深知张将军爱国、报国的心迹，如今国难深重，全国一片抗日的呼声，张将军也多次请缨，实为军界之楷模，中共倡议和平抗日已久，而张将军不愿内战更是举国皆知，弟此次来陕，受孙夫人和子文兄之托，代委员长与中共沟通合作事宜，想必张将军不会阻余此行吧。”

“中央真有此意？”张学良半信半疑，董健吾笑着说：“可以问问南京方面嘛，另外，将军与子文兄过从甚密，问他也可。”

张学良立即派人往南京到宋子文处询问，得到证实后，很高兴地对董说：

“南京方面已答复，兄弟对董兄敢负此大任佩服之至，我已下令派飞机把你送到肤施，然后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你到苏区。”

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了博古和林伯渠的热情接待，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东征前线未归，董健吾又急于回南京复命，所以未见到二人，只是带回了毛泽东愿与南京谈判及提出的五项建议。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向宋庆龄、宋子文及孔祥熙转达了中共的五项主张：(一)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允许全国红军集结河北；(四)释放###，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的必要改革。

宋子文迅速到南京复命。蒋介石在与宋子文商议后，决定派曾养甫与中共进一步接触。

曾养甫是当时的铁道部部长，与宋子文关系很密切，在接受了使命后，曾找到当时的劳工科长谌小岑，托他办理此事。在谈到幕后背景时，曾对谌说：“我与宋子文曾多次交换过看法，宋有很大的抗日决心，他主张把全国的军队调往华北，与日本作战，这里当然包括中共，这样就揭起了全国的抗战。现在，争取美援的工作都是宋子文出面的，宋说过，委员长终于要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成为可能，原则上，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的地位还要再研究，但其合法地位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是铺路，路铺通了，他们就会‘相见’的。”

在曾的授意下，谌迅速地通过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取得了联系，同时，谌小岑又通过国民党宣传部下属征集部左恭同中共上海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多方接触，多次秘密谈判，国共双方虽没有涉及到实质性问题，但在抗日等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互相传递了双方党中央的意向，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而且，此期间，毛泽东曾首先致信宋子文，叙友情，议大局，对宋子文的抗日救亡思想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在频繁接触的同时，蒋介石依旧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向陕北进剿，并亲自赴西安督剿，蒋的一意孤行终于逼得张杨二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蒋兵谏。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1）

如前所述，蒋介石在秘密伸出触角接触中共的同时，没有放弃对陕甘中共的围剿。1935年底，蒋介石自成都飞开封、太原、南京等地，策定陕甘地区“清剿”红军计划。返回成都后，蒋亲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分三路向陕甘地区进攻，但在进攻中，东北军与西北军均遭红军重创。陕甘地区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此时，东北军士气低落，军心浮动，纷纷要求打回东北，与日寇决一死战。张学良进退维谷，最后，在全国掀起抗日高潮时，张决定“联共，联杨(虎城)联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抗日救国。”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正式会谈，张提出了“联蒋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中共发表《停战议和通电》，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

8月，蒋介石从特务机关处获悉，“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沟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事”，“张杨二人皆与中共有直接关系……”

lO月2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召见杨虎城、张学良，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学良则陈述自己的主张：

“东北军各级将领纷纷要求停止剿共，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学良也恳请委员长让我们同日寇决一死战，收复东北。”

“胡说!自古以来，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我看是你的思想有问题吧？”说到这儿，蒋可能觉得话重了一些，便缓了一下口气，“###已至日暮途穷，此时若不根除，必将贻祸将来，无论如何，‘剿共’的政策是不能变的，士气问题，我来解决。”

随后，蒋由张、杨陪同，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扬言，“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最急，日本离我们尚远，为害尚缓……对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者，我是要予以制裁的……”就在蒋训话时，台下军官纷纷交头接耳，秩序“极坏”，蒋面对如此气氛，只得恼怒地离开。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由西安返抵洛阳，开始频繁与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将领会谈，部署兵力，准备在进一步“剿共”的同时，相机解决东北军与西北军。此时，蒋在平汉、陇海线集结了中央嫡系精锐三十个师，另外增调一支装甲部队驻豫西，命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机场。

一切布置完毕后，蒋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12月初，蒋在给洛阳军分校训话时，弦外有音地说：“我们要知道，‘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

蒋的态度，迫使张学良返回西安与杨虎城进一步商议谏蒋抗日。蒋在特务机关处获悉，“张、杨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叛乱。”于是蒋于12月4日二进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随后，党政军重要官员和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邵元冲、钱大钧等先后到达西安，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受令开赴潼关，一百余架战斗机轰炸机也降落西安机场。蒋对“西北剿总”各将领逐个接见，面授机宜，布置新一轮剿共。

10日，张学良再次与杨虎城到达华清池，见蒋后，张依旧苦劝蒋改变内战政策，挽救国难，并痛哭陈词，恳请接纳。但蒋依旧顽固，对张、杨二人说：“不要再讲了，‘剿共’政策我是至死不变的，就是你们拿枪顶着我的脑袋，我也不会变!”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2）

“委员长——，”张学良依旧没有放弃希望。

蒋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断了张学良，“不要再讲，不要再讲，既然你们不愿意‘打内战’，我来负责，叫他们指责我好了。我给你们两个方案：一是服从中央，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赴陕甘；二是你们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由中央军来承担陕甘‘剿共’任务，你们两个出国。”

张、杨苦劝不成，又不愿意被蒋肢解，于是二人商定“兵谏”捉蒋，逼其抗日。

12日凌晨，张、杨命令部队乘车直驱华清池、蒋住地“五间厅”，蒋在越墙逃往骊山时，扭伤脚腰，被东北军士兵在骊山一岩穴中发现，被拥上汽车，9时，押蒋的汽车回到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此即著名的“西安事变”。

当日下午，张、杨二人通电全国。电称：“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石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张、杨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3日上午，张、杨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立即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同时，二人来到新城大楼，面见蒋介石。

蒋见二人进屋，便叫着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不愿意看到你们。”

“委员长，我们来看望您，听说您拒绝进食，希望委员长保重身体，此举实出无奈，也是人民公意，意在促使委员长能够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只要委员长能够举旗抗日，我们依旧视您为领袖。”

“你们还认我是领袖?那好!那你立即送我回南京!”

“这——”张学良对蒋的话没有准备。实在说，蒋的话在此时此景是无理要求。这样，谈话陷入僵局，二人只得无奈退出。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12日晚8时，国民政府驻洛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将消息电告军政部长何应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接到张、杨通电后，马上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讨论“处置陕变”办法，会议决定：(一)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委；(三)军委会议由冯玉祥及常委负责；(四)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五)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在讨论如何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主张军事###者以何应钦、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等人为代表。

“张、杨二人早有通共之心，此举必有其背景。他们肯定要以委员长的生死作为政治上的要挟，中央要旗帜鲜明，不能曲从其意，尤其不能过于瞻顾委员长的安全，而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何应钦侃侃而谈，其意很明显。

“敬之说得有理，虽然委员长的安全很重要，但中央绝不能因此而向张、杨屈服，应该坚定立场……”戴季陶的调子也很急。

虽然主张###者占上风，但一些与蒋私人关系很密切者仍然主张从缓###，于是林森决定休会，等待孔祥熙从上海返回。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3）

此时宋子文也从香港返回了上海，由于宋子文与孔祥熙和宋美龄一直通电，所以对国民党中央对事态的处置很清楚。经电商，宋子文已建议宋美龄派蒋的私人顾问端纳先行飞往西安，探查事情究竟。

宋子文回到上海，立刻被新闻界包围，于是宋在中国银行对新闻界发表了谈话，他说：

“对于蒋院长在西安的安全，本人绝对相信，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之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有效的办法，在短期内加以解决。现在全世界的目光正集于中国。本人与蒋院长公私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世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努力。至于采取何种办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端纳先生已经到了洛阳，马上就会转往西安。本人目前受孔财长之嘱托，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央交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

宋子文这一番话虽然不多，却很耐人寻味。他没有使用攻击性语言，而且指出自己与张学良有多年友谊，相信蒋在西安绝对安全。与南京政府一片指责声不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之意明显，而且还透露出愿意西安一行。应该说以宋子文这样的影响，说出这番话，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人心。

此时，孔祥熙和宋美龄均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表明蒋在西安安全，说明兵谏的原因，孔、宋二人当即返南京。

13日，孔祥熙主持召开两会，会上，孔祥熙“力主镇静”，应缓和，但在一片###声中，孔的讲话显得苍白无力，见此情形，宋美龄站出来讲话：

“诸位，在真相未明之前，就决定对张、杨处罚，我觉得过于急了。而就军事而言，立即调动军队进攻西安，轰炸西安，丝毫无商量余地，我更是不能认为这是健全的行动。一部分国人对中央抱有不平，中央应该虚怀若谷，探求其为何不平，而尽力纠正之。同是国人，本党同志，如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一定军事解决呢?所以，我主张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解决。”

“夫人心系委员长之安危，我们又何尝不是为了营救委员长，可此时也不能过于顾忌委员长之安全，而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吧？”何应钦软中带硬，仍主张###。

何应钦一开口，戴季陶马上起声附和，随后，###声一声比一声高，宋美龄与孔祥熙孤掌难鸣，于是孔祥熙只好在会后和林森联名签发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

14日，被宋美龄派往西安的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孔宋二人同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的信息。

端纳自为蒋的顾问，他的信息本应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依据，但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一些人极力阻挠派员去西安谈判。有人说：“叛部计划异常阴恶，委员长此时即使不死，亦必身陷危境。”

宋美龄气愤地说：“靠无端的猜测是不能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端纳先生与介石多年之谊，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端纳来电，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西安的心理，想诱骗孔院长与夫人入陕，作为重要人质，以增加叛部的谈判条件。”何应钦的目的只有他自己清楚。

“对，何部长言之有理，张学良的目的就是要拘禁夫人，此行万万不可。”戴季陶附和。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4）

虽然宋美龄一再坚持，但一些人横加阻拦，会议仍旧不了了之。

17日，宋子文自上海返南京，孔祥熙和宋美龄在蒋公馆与宋子文密商，宋美龄很着急。

“何应钦已经通电就职，中央军已开进潼关，飞机开始在渭城轰炸，有消息说，西安上空也出现了飞机，何还扬言要炸平西安。”

“他们根本不把我这个院长放在眼里，我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孔祥熙很沮丧地说。

“我要与孔院长去西安，他们一再阻拦，而端纳先生的来电也被说成是别有用心，这不是明摆着要动武，借机置介石于死地吗？”

“情况不明，我先去一趟西安，汉卿与我多年交情，相信此行安全，探明真情后，回来再商议。”

宋美龄将宋子文决定入陕的情况打电话通知端纳。但一些国民党要员闻讯后，纷纷阻止宋子文入陕，有人公开称，“宋氏之行为不当，宋氏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讥。”

正在此时，何应钦接到了张学良发出的《巧》电和蒋介石的手谕。

蒋手谕函示：“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接电后，何应钦下令停止轰炸。19日，宋子文与何应钦等会于孔祥熙寓所，商讨入陕事宜。

会上，宋子文提出愿前往西安探明真相，何应钦再次阻拦。

“子文兄，此时不应冒险前往西安，阁下对于中国财政的贡献世人瞩目，如果万一被叛乱者关进监狱，那将是中国巨大损失，另外，###西安的军事行动已安排，子文兄前往西安，很危险。此时，对于劫持领袖的张、杨二人，只有###才可维护纲纪，表明政府之决心。也只有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委员长才有安全保证。”

“此时此刻，党国的纲纪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与叛逆者谋求妥协而降低政府的威信。委员长的安全固然重要，但维护纲纪更重要，否则，我们如何领导全国，不能以个人的安危为转移，而不顾全大局……”戴季陶的调子很高，说得头头是道，一时无人敢反对。

“既然政府不能与张、杨直接谈判而自贬威信，子文现在是普通百姓，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真情，做劝导叛变者之工作。”

孔祥熙马上表示同意，“这样较妥，子文以私人资格前往，既可不牵扯政府，又可充分相信”。

“我同意，阿哥走后，政府可以令各报刊登此行纯为私人资格，另外，我已与孙夫人(宋庆龄)通过电话，她也同意阿哥前往，而且也准备赴西安一行。”

何应钦和戴季陶等虽还阻止，但在场的多数人表示默许，实际上宋子文已经可以成行。

19日下午，宋子文带着宋美龄和孔祥熙致蒋介石的密信飞临洛阳，短暂停留后，于20日上午飞抵西安。

虽然宋子文最终成行，但他的心情很沉重，西安方面情况未明，南京方面###声依旧，稍有闪失，内战便一触即发，所以，他感到了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张学良与杨虎城亲至西安机场迎接宋子文，在开往新城的车上，宋子文向张学良询问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明确地向宋表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最后，张学良以诚恳的态度对宋子文说：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5）

“子文兄一向对委员长是有影响的，何况子文兄也是一贯主张抗日的，这次见到委员长，还要多加恳劝，请委员长放弃主张，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

“当然，当然，国难如此，抗日是符合民心的。”

宋子文在张、杨的陪同下，来到蒋住所，蒋介石正在床上闭目养神，见到宋子文情绪异常激动，顾不得腰脚伤，拄拐棍站了起来，宋子文赶紧上前扶住蒋。蒋对宋身后的端纳点点头，却没有与张、杨打招呼。

寒暄过后，其他人告辞而出，宋子文拿出了宋美龄和孔祥熙的信。一向以“冷面将军”著称的蒋介石见宋美龄信中“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之语，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读罢信后，蒋对宋说：“南京方面这几天怎么样？”

“情况不太妙，很多人嚷着要军事###，我此次是以私人资格前来的，即便如此还有人反对。”

“现在，只有组织军事进攻，对他们施加压力，我才能脱离危险。”

“这也许是个办法，但现在是有些人别有用心，他们打着不妥协的幌子，想要置委员长于死地。”

“可现在共产党也掺进来了，汉卿被他们左右，我在这里一样危险，生死由命，你回去后，告诉美龄不要来这里，我已决心为国而死，至于迅速组织军事进攻问题……”蒋把进攻策略告诉宋，让他迅速返回南京。

宋子文没有立即回京，他在探视完蒋后，找到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询问十七路军意见。杨虎城让郭转告宋：“兵谏只是要蒋抗日，停止内战，不会杀害他的。”

宋子文了解到杨的意见后很高兴。郭增恺对宋子文说：“中共方面已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来到西安，宋部长是否见一下？”

宋子文没有料到周恩来会来西安，不了解中共对西安事变处理的方针，他对郭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中共方面是受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来西安的，宋部长不妨见见他们。”郭增恺建议。

“这恐怕不妥，我这次来是以私人资格，不代表政府，如果贸然见他们，恐怕南京有些人会抓把柄，不利于事顺利解决。这样吧，请郭参议代宋某见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主张。”

郭受宋之托，马上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意见，周恩来笑着对郭说：“宋部长过虑了，即使不见，那也未必不会有人说长道短的，郭参议做一下工作嘛，我们并不陌生，请郭参议代为转达，我很愿意与宋部长叙叙旧情的。对于此次事变，我们的方针很明确：中共未曾参与事变，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也是我们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希望宋部长能认清全国的形势，劝说蒋先生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对中共的主张大感意外，同时也对中共的方针很赞赏。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宋子文了解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蒋介石十分安全，内心高兴，决定立即返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下午，宋子文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南京。在洛阳，宋子文向张学良发出一封亲笔信，要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他还附上《大公报》12月18日的社评《致西安部队的公开信》。这封所谓的“公开俏”充满了对张、杨二位将军的攻击。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6）

西安立即有所反应，《解放日报》于当天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表明了西安的态度。这篇文章肯定了宋子文的反日态度和行动，并对宋提出了三点希望：①“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图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②“希望宋能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国民政府。”③“希望宋子文回南京后，纠正南京政府利用新闻向世界传送的谬论。”

宋子文回到南京后，立即向孔祥熙和宋美龄详细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和所见所闻，并向舆论界宣传了蒋在西安很安全，并且说明了西安方面的和平解决诚意。当有记者问及中共已到西安时，宋子文很坦诚地说：“中共已派出代表团到西安，他们的主张是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全国团结抗日，形成统一战线，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能够在如此时刻到西安，足见其团结抗日，和平解决之决心。而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危险营救蒋委员长呢?相反，却有人主张轰炸……”

宋子文的谈话，使得那些主张武力“###”的人不得不收敛以往的气焰，和平解决的主张在南京政府逐渐占据上风。这样，宋子文与宋美龄等商议过后，决定第二天赴西安谈判。

21日上午，宋美龄、宋子文等飞经洛阳稍事休息后，于下午5时飞临西安。张、杨二人亲到飞机场迎接。

宋子文第一个走下飞机，他身后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宋美龄，宋美龄身后是一脸倦意的端纳，他已经是三进西安了。在他们身后是一身黑色中山装，令人望而生畏的戴笠。

宋氏兄妹在张公馆稍事休息，随即去见蒋介石。蒋乍见宋美龄到来，热泪盈眶，“你真的来了，这里可是虎穴。”

“龙潭虎穴都得来，介石，见你之前，我已经与汉卿他们谈过了，只要你决心抗日，他们还拥戴你做领袖，南京方面的情形也容不得拖延下去，你应该顺应民意……”宋美龄劝说蒋改变态度。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劝’我抗日？”蒋显然觉得领袖的“面子”过不去。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张学良辩解。

“恐怕是受人指使吧。”

“这纯是学良个人的主意，没有受任何人指使，中共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只要委员长同意团结抗日，他们也会拥护您的。”

“问题到了非尽快解决的时候了，种种迹象都表明再不解决，局势将有很大变化，日本此时正向华北增兵。”宋子文很担心蒋顽固到底，事情陷入僵局难办，但也要给蒋一个很高的台阶下才行，于是宋子文补充了一句：“委员长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领袖，抗战救国还须您来领导，相信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委员长能够毅然站出来领导全国抗战。”

蒋介石已别无选择，有了台阶自然要下，于是他对众人说：“我同意谈判，但我不会出面的，请夫人和子文兄来代表，对于商定的条款，我不做任何书面上的签字，我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回南京后逐条分步执行。”

蒋同意谈判后，单独留宋美龄和宋子文谈话，蒋授意二人说：“谈判时你们作为代表，原则上可以按照他们的主张，回京后，改组政府的工作可以由于文兄来担任，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

“联俄联共呢？”宋子文问。

“可以，至于条款，要分步进行，必要时，像何应钦、张群等亲日派可以先驱出政府，以平民愤。”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7）

谈判是在张公馆二楼进行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

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阐述了这六项主张的理由，并声明如果这六条能够实现，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听完后，表示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中午，宋子文趁休息时间与蒋面谈具体措施。继续谈判后，宋子文提出了六条具体实施意见：

关于政府改组，宋子文提出可先组成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为抗日政府。先将何应钦、张群等驱逐出政府。由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自己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还提出了其他各部部长人选。

张、杨、周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进入行政院。宋子文则坚持说这是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局面展开，再彻底改组。三人从大局出发，原则上同意宋的意见，要宋负责组织过渡政府，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可为行政院次长。

取得一致意见后，周恩来向宋子文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子文说可以转告蒋。

告一段落时，宋子文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汉卿，对于释放委员长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委员长先下令撤兵，然后放他回南京，然后释放七君子。”

“我觉得中央军应该先撤出潼关，而不是下令撤兵，七君子释放后，委员长再离开西安不迟。”杨虎城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

“委员长既然肯下令撤兵，就表明了诚意，尽早回南京，对安定人心，实施谈判条款也是有益的。”

“还是照杨将军的意思办吧，这也是我们一致的意见。如果蒋先生不同意六项条件，我很愿意和他见面谈谈。”周恩来说。

“细节我可以转告委员长，蒋夫人也是力主和平抗日的，周先生可以与她先谈谈。”

“好，就按宋部长的意思。”与会者一致同意。

周恩来随后与宋美龄进行了会谈，阐述了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

12月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南京方面除宋子文外，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由于争执不多，谈判进展顺利，最后，谈判的结果是：

(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

(三)蒋介石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

(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

(六)###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议。

(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8）

(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

条款确定后，宋子文对周恩来说：“抗日反亲日派需要做许多工作，希望中共能派专人驻沪，与宋某保持秘密联系。这样一来，西北便成为我工作的后盾。”

“这个建议我们很欢迎，宋部长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能常联系、沟通，共同完成抗战大业。”

谈判基本上圆满结束，当晚，宋子文找到张学良，再次提出释放蒋的问题，周恩来等也在场。

“汉卿，现在谈判已经结束，委员长已下达了手谕，中央军已奉命开始撤离潼关，是否可以放委员长回南京了？”

“我同意委员长回南京，而且我要亲自送他回去。”张学良立即表态。

“谈判已告一段落，蒋先生应该回去了，但我们认为，蒋先生是否能签署个文件性的东西，另外，西北诸多军务，张将军还是留下来主持为好。”周恩来很婉转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对，汉卿就不必亲自护送了，至于请委员长签字，还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晚饭后，张学良收到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要求蒋必须在谈判条款上亲笔签名并公布于报端，中央军必须离开西北，必须先放上海“七君子”，否则，不答应放蒋。

张学良立即见蒋，通告上述要求，蒋表态：

“我是不会在任何书面文字上签名的，我以‘领袖’的人格做担保，我答应的事一定办到。”

“学良是相信委员长的，我决定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明天就走。”

“你就不必亲自送了。”

“不，还是我亲自送的好，有人说我能请神不能送神，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张学良此心天地可鉴。”

“汉卿送委员长是为了证明他并无加害领袖之意，但——”端纳有顾虑，他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否再回到西北，在场的人都清楚端纳的意思。

“这样吧，由我和阿哥、端纳先生三人做保，汉卿到南京后就可以回来。”宋美龄说完看了看蒋介石。蒋很快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好，明天是圣诞节，争取在洛阳度过，由我和汉卿负责安排。”宋子文急于要蒋回南京，所以提议由他和张来安排。

宋与张相携而出，来到张公馆，宋子文不无担忧地说：“汉卿，我考虑了很多，你是否考虑一下别去南京，这样会对你不利的。”

“我对委员长怎么样他心里清楚，如果我不亲自去，很多人会指责我，会说三道四，事情既然由我而起，就由我来善终吧，只要能有利于团结抗日，我张学良的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

宋子文仍顾虑重重，“可据我所知，杨将军和中共及你的许多部下都不同意这么做，万一他们——”

“我已想好，此事秘密进行，请子文兄帮助委员长做好准备。”

经过一番秘密筹划，25日下午，张学良准备亲送蒋回京，行前，杨虎城匆匆赶到，看到蒋等正准备出走，不明就里，忙问张学良，张对杨说：“委员长现在就走，这是我做出的决定，我要亲自去送。”

“汉卿，”杨虎城很急，但又不能大声，“你不觉得有些草率吗?周先生同意没有？”

“他还不知道。”

“既然如此，那好吧，但我是不同意你去南京的。”杨虎城很尊敬张学良，不便当面反驳。

“就这样决定了，我走后，西北由你和于学忠负责，相信三四天我就可以回来的。”

宋子文不知道为何杨虎城偏巧赶来，以询问的目光看看张学良，张解释说：“杨将军是来与我一同送委员长的。”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9）

一路无话，众人乘车抄近路赶往飞机场。在机场。有二千多名群众，欢迎自华北来西安的傅作义将军，蒋心有余悸，忙问张学良，“汉卿，这是怎么回事?我答应过你们的事一定办到。”

张学良解释说：“这是民众欢迎傅作义将军来西安，现在是谁抗日群众就欢迎谁。”

蒋无语，宋美龄亦显得很尴尬。

临上飞机前，蒋介石回京在即，立即显得精神抖擞，一改往日在西安的表情，恢复昔日神态，对张、杨说：“你们放心我以领袖人格担保，我答应的事一定办到，我有错误，我承认，你们有错误，你们也应该承认，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回南京后，我答应的事就可以一一实现，不然，我也不能成其为国家和民族之领袖。”

张学良待蒋说完，将手谕交给杨虎城，二人握手道别，张学良登上飞机，与蒋一起飞往洛阳。飞机刚刚起飞，接到消息的周恩来也来到机场，可惜晚到了一步，望着东去的飞机，周恩来感慨而有预见地说：“汉卿此去恐怕要都门负荆。”其实，周恩来很清楚蒋的为人，他连老资格的胡汉民都敢私自扣留，难保张学良不被拘禁，而最好的口实就是要张学良自己承认“错误”，所以周恩来在张学良准备亲自送蒋回京时就反对，看来只得靠宋子文这样的“保人”了，希望虽然有，但周恩来的担心与预见恰恰被严酷的现实证明了。

在蒋一行人到达洛阳的当天，蒋即命令张学良放掉了扣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回到南京后，蒋闭口不谈张学良回西安之事。几天后，作为“保人”的宋子文和端纳相约来到蒋介石住处，宋子文开口便提释放张学良之事。

“委员长，事情已经过去，汉卿可以回西安了吧？”

“我说过的一定办到，汉卿刚来南京，先休息几天再回去也可以嘛，现在，西安方面还扣留着中央的飞机，你想办法劝汉卿先放回来，抗战还得用这批飞机。另外，许多人现在都指责他，他不能不有所认识吧。尤其是何应钦那些人，叫得很凶，我不好说什么，汉卿有了认识，我才可以说话嘛。”

宋子文相信了蒋的话，回到宋公馆，宋把蒋的话传给了张学良，并很乐观地说：

“汉卿，写个认识交给委员长，趁这几天休息一下，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对蒋没有深刻认识的张学良按照宋的转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罪的信，由宋子文转交于蒋介石，没想到蒋立即把张学良的请罪信转呈于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来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就在12月29日，阎宝航衔宋子文与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往西安。阎向东北军及杨虎城传达了宋子文的话，并特别强调了宋所说的“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的承诺，杨虎城很快便将战斗机放回南京。

同是这一天，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在得到消息后，十分着急，因为开庭一审，很可能会将张学良治罪。于是，宋子文偕端纳再次来到蒋住处，这次是端纳先开口：

“委员长，在西安您可没有说审判之事。”

“是的，但那是在西安，现在很多人都指责汉卿，要求治他的罪，我还是在做工作，我怎么能看着汉卿受牢狱之苦呢。”说着，蒋拿出一封信，交给宋子文，“审判只是个手续，五天内保证回西安。”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10）

宋子文回到公馆，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并劝张学良，“汉卿，委员长说了，审判只是个手续，五天左右你就可以回去的。”

然而，事实却是严酷的。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尽管宋子文曾多次找到审判长李烈钧，向他陈述本案经过并一再流露出“请为张缓颊”的意思，但张学良依旧被判为“有期徒刑十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宣布“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消息传到宋公馆，端纳与宋子文和张学良相对良久。端纳很悲哀地说：“我在中国几十年了，深深地为这个重信厚义的民族所感动，自以为跟汉卿这么多年，跟委员长时间很长，可以做个‘保人’，毫无问题之事，可谁知道，谁知道我相信的委员长。人民信赖、拥护的委员长却是个不讲信义的人!”

“决不能这样!走!端纳先生，咱们俩去找他。”

“子文，”张学良开口了，“你们已经费了不少心，看来委员长是不想放我回西安了，算了吧!”

这时，戴笠领着两个人推门而入。宋子文一怔，问：“你们来干什么？”

“宋部长，我们是来请张副司令的，他需要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你们敢来宋公馆抓人?滚，给我滚出去!”宋子文显然被激怒了。

“宋部长，请别难为我。”戴笠从衣袋中掏出蒋介石的“手谕”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接过来，连看都没看，便撕了个粉碎，扔到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喊，“你告诉他，甭想在我这里抓走人!”

“子文，”张学良走过来，“不要这样，我跟他们走。”

宋子文就眼看着张学良被戴笠带出宋公馆，十分气愤，忙叫人备车，与端纳来到蒋公馆。

屋里只有宋美龄一人在抽烟，宋子文指着卧室对宋美龄说：“小妹，请委员长出来相见。”

“他不在，出去了。”

“去哪儿了？”

宋美龄无奈地摇摇头，“他连个字条都没留下，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宋子文五内俱焚，嘴里高喊着“流氓!政治流氓!”摔门而出。

宋子文无法继续在南京住下去了，他悄悄地回到了上海。

没过几天，阎宝航完成使命回到了南京，又转到上海，找到宋子文。

“宋部长，西安方面强烈要求放回张副司令，他们很气愤。现在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宋子文沉思了一会儿，对阎说：“委员长现在在奉化，你要去奉化和委员长谈一谈。”

说完，宋子文拿起电话与宋美龄通了话，对阎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

“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呢，你们对此事负有道义责任。不应推卸不管。”

宋子文想推辞，对阎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了。”说完便打电话约李石曾来。

李石曾了解此行的任务后，表示同意，但坚持要宋子文同行，宋只得答应。

在此期间，中共派潘汉年为代表赴上海与宋子文商议，要求宋实践在西安的“诺言”。

宋子文一行乘专机来到奉化，被安排住在五岭中学，一住便是几日。

一天中午吃饭时，宋子文忽然对阎宝航说：“阎先生，你同李石曾先在这儿，我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

“这是怎么回事?还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回去。”阎宝航迷惑不解。

李石曾给阎宝航递了个眼色，“让他回去罢。”

西安事变中，宋充任“和平使者”，力促国共再度合作（11）

宋子文走后，李石曾解开谜团，“刚才蒋公馆打来电话，委员长不见他。”

过了几天，蒋介石虽然接见了李石曾和阎宝航，但在假意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同时，却提出要接张学良到奉化。很快，张学良便被迁往奉化雪窦山。

宋子文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对张学良“严加管束”的真实意图，逐渐对如何使张学良得到释放失去了信心，开始不再关心了，宋在回到上海后不久，曾经很沮丧地对杨虎城驻上海的代表李志刚说：“目前情况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问过委员长，这个要求是办不到的。”

当李志刚对宋子文说蒋并未对他提及由宋子文改组政府时，宋子文显得更加沮丧，无奈地离开了代表处。

事实并未结束，蒋休假完毕后，便开始着手处理杨虎城，因为蒋是不能允许有人对他如此而不受到惩罚的。而宋子文再次成为了“帮凶”。

1937年3月，宋子文来到南京，对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已经好了，腰也不怎么疼了，他希望能与杨将军见见面，谈一谈。但委员长的意思是希望杨将军主动去看看他，不要提是委员长要见，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志刚将这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听完后并未理睬。后来，蒋又授意顾祝同说出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

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会见蒋介石，宋子文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首先意在麻痹杨虎城，自我吹嘘了一番，“我向来对人是宽大的，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知道的，不必多说。”

杨虎城并不相信蒋的话，知道蒋素来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碍于情面，不好当面质问，很婉转地说：“委员长对人宽厚，我等皆知，这次来杭，也想和委员长当面谈谈，另外，抽空去看看汉卿。”

杨虎城间接提出不满，蒋介石不好作答，他看了看宋子文。宋知道该自己说话了，“汉卿现在很好，委员长希望他休息一段时间，潜心研究些学问，相信时间不会太长，汉卿就可以回西安，西北的军政还得由你们来主持才行。”

“是的，”蒋很快地说。然后，他岔开话题，”在事变被扣的各级人员中，很多是对你有不满情绪的，尽管我做了工作，但他们还是一时转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到欧美参观一段时间，回来再任职，出国的费用可以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间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这是蒋宋二人会见杨虎城的真实目的。很明显，蒋是企图逼杨“出国考察”，达到解除杨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控制。

杨虎城岂能不知蒋的险恶用心，但他只有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杨回到西安后，并不准备出国，在杨看来，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战事起，他就不必出国而直接可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蒋授意宋子文多次劝其尽快成行。宋对李志刚说：“这是维持纪律最轻的处分，是经过研究决定的，对杨将军有益，你应该多加解释，否则，委员长面子上也过不去……”

在蒋介石和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住到上海西爱咸思路宋公馆等待出国，但实际杨虎城还是没加准备，以称病为由，拖延时间。

宋子文再次找到李志刚，对他说：“委员长在催促杨将军尽早动身，委员长压力很大，那些人天天要求委员长对杨将军处分，你也得催催。”

“可杨将军病还没好，不能立即动身。”

多次的拖延、推辞也没有使蒋放弃逼杨出国的决心，在蒋宋再三催促下，杨虎城无奈地于6月29日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离开祖国。宋子文没有料到，杨虎城更没想到，此后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1949年9月6日被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

至此，西安事变告一段落，宋子文虽然在西安事变中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斡旋于三方之间，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善后问题上，向来爱耍政治手腕和做表面文章的蒋介石，通过郎舅把流氓手段表演得淋漓尽致，宋子文最起码在客观上成了蒋介石的“帮凶”，使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令人感到痛心、愤怒。(宋子文在此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本意乎?无奈乎?恐怕只有宋子文心中清楚。

抗日谈蒋宋 从“驻美代表”到外交部长，为抗战，宋争取外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积极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曾于1937年3月下旬赴沪与宋子文会晤，向他陈述中共对于国共谈判的各项条件，宋将此事转告蒋介石，并安排了蒋、周于6月在庐山相见。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举行会谈，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参加。周恩来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而蒋介石却提出建立一个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方案，意图用该会的名义从组织上溶化中国共产党。此外，蒋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拒绝给红军统帅机关以军事名义；对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蒋还授意宋子文对周恩来声明：①中共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②共产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③共产党要取得全国信用。周恩来正告宋子文，中共不会同意蒋的这些条件，红军以政治名义管辖不妥，统帅机关一定要给予军事名义。宋子文在周蒋之间反复磋商，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在此后谈陕甘宁边区名义时，周恩来提出国民党应迅速发表承认边区政府名义，并从张继、于右任、宋子文三人中择一而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

当宋美龄拿着中共的方案给蒋阅视时，在一旁的康泽开口说：“委员长，这三个人都不宜在边区政府中任正职。”

“说说理由。”蒋很感兴趣。

“张继先生对党国虽然很忠诚，但很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如果中共对他们好了，他们很可能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但据我观察，好像更感情用事，如果择其一的话，恐怕日后很难办呀。”

蒋很赞赏康泽的分析，“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感觉这几个人去任职是不合适的，我正在想是否让丁淮芬出任好一些。“

显然，蒋介石此时对郎舅宋子文并不放心，认为他有倾向中共的嫌疑。所以，在此后的中共谈判中，蒋没有让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蒋对宋的理财专长向来是器重的，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后，随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军政开支骤增，孔祥熙访欧洲诸国未归，蒋便请宋子文出来主持抗战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国难当头，宋子文决定应蒋邀出来主持，他首先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劝募机构，并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1937年8月24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正式成立，宋子文任会长，政界和金融、实业界名人宋庆龄、孙科、顾维钧、宋汉章、徐新云等任常务委员，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为阐释购买意义，总会于9月发表了《告全国###》，随后，宋子文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正式谈话，说明发行救国公债“旨在唤起民众之同情，亦正用以予各人报国之机会……凡无强固政府之国家，其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自由，则绝对无保障可言，今我同胞认购救国公债，即在共同建立强固国家之基础，决不致受人击致屈膝。”

作为会长的宋子文，在发行公债之初，便认购了五万元，相当于发行份额的万分之一，此外，宋子文还率先令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认购巨额公债，引得其他机构竞相购买。从9月到10月，短短一个月时间便认购了两点四亿元。

虽然宋子文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他并未重新进入中枢，1938年武汉沦陷后，宋子文迁往香港，受蒋之托，与英国方面商洽借款问题，英驻华大使卡尔对宋子文的才干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