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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蒋经国论》

曹 雷　曹景行父亲的《蒋经国论》先有上海版（1948年），那可能是中国第一部论述经国先生的著作。五十年代后父亲移居香港，不几年又把《蒋经国论》几乎重写了一遍，才有台北政要争着去“太子道”而避开“皇后道”的譬喻。父亲写沪版和港版时，处境有很大的不同，心情和用意或也有异，但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论者和被论者都早已作古。

这不是一部传记，只是作者将他不同时期对蒋经国的评述集成的一个集子。1997年我们将两版合为一册，首次在台湾出版，这样，反而可更清楚地让读者知道曹聚仁心中的蒋经国是什么样子的。这次，又是首次以简体字版与内地读者见面。

六十年前抗日战争烽火初起，父亲从书斋走上战场，当起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主要游走在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才有机会到赣南与蒋经国先生相识、相知。后来更在赣州安下了家，为经国先生主办《正气日报》。在经国先生那里，父亲是客卿身份。经国先生可能视他为友为师，却从来未把他当作自己的下属。母亲邓珂云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记得那年春节，经国先生让勤务兵挑着一担年货，随他大年初一清早踏雪上门拜年，一进门他就抱起才牙牙学语的曹雷。

但父亲毕竟只是书生，虽然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书生。经国先生周围一旦有人玩起政治派系的游戏，也就到了书生出局的时候。即使如此，父亲在辞去《正气日报》的工作后，仍然有不少机会同经国先生挑灯夜谈，直到1949年后，一个去了台北，一个去了香港。父亲两个不同版本的《蒋经国论》，正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及《采访外记》中，对他们两人那段时间的交往也有不少的记录。

五十年代以后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关系，或许是许多人最感兴趣的，但也是最难弄清楚的。从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知道，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父亲确实成为台北与北京的沟通管道，台北那头应该就是经国先生。父亲晚年常自喻为波兰小说家亨利克·显克维支（1846－1916）笔下的“灯台守”，他无非就是守在香港这块地方，等待国共两党“床头打，床尾和”。等到贫病交加的暮年，父亲终于留下“经国不愿当李后主”这样的话。

父亲是在失望中去世的，比经国先生早走了15年半。不久前，一位熟知经国先生脾性的人士告诉我们，经国先生做事从来不留下片纸只字。那么，父亲与经国先生最后二十年的交往中究竟还有哪些事情，很可能会成为永久的秘密。

大陆上一两位以“曹聚仁研究”出了名的人，只不过凭着少许已经公开的史实，加上许多自己的想象或以讹传讹的奇闻，不断编写长篇文章，当不得真的。海外也有人声称自己曾参与国共之间的事情，但以他们当年的资历和工作，最多只能知道一些皮毛，也当不得真。

历史中的因缘往往是奇特的。没有与经国先生的那层关系，父亲下半生的日子可能会不相同，甚至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有另一种处境。父亲又是最早使刘宜良（笔名江南）先生产生写《蒋经国传》的念头的人。我们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就找出几十封两人当年的通信。刘宜良的这本书（指《蒋经国传》）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而他的死又完全打乱了经国先生的接班安排，李登辉才有由副“总统”扶正的机会。有时不禁会问，如果父亲与经国先生无缘在赣南相识，蒋家今天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遭遇，台湾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局面。父亲曾说：“历史真是说不得一个‘假使’的。”这正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吊诡。但如果真那样，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蒋经国论》了。

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因缘似乎还在延续。景行这些年经常到台湾采访报道，一次在蒋孝严先生（当时还叫章孝严）的办公室里，他对当地媒体记者介绍景行时说“我们是两代世交”，那些小记者听了有些发呆。后来，他带着景行去新竹看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又去祭拜抚养他成长的外祖母。没过多久，蒋孝严就到奉化溪口“认祖归宗”了。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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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前记

半月以前，我用了“丁舟”的笔名写了十多篇《谈蒋经国》的文字，友朋之间，相与揣测探听，纷纷告语，说穿了我的这幕戏。这儿，索性恢复了本名，免得大家再费神去猜测。我所以用一个笔名来写，原想保留一点批评的自由，因为我曾替蒋氏在赣州办过《正气日报》，在中国的传统上，便失去了说话的地位。说他好，容易被有些人看作是捧场，捧场既非我的擅长，而蒋氏又是一个最不爱被捧的人。加点批评，又容易被人看作是说坏话，而我也没有说好说坏的兴趣；王船山自叙《读通鉴论》，谓：“流俗之所讥，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阂，而天良存焉。故春秋之作，而岂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耳目哉！”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在这些方面总不肯随便马虎的。我乃托之于生疏的笔名，想来发挥一点“中有所感”的繁念。友朋们一定不让我这么做，我也只好复原。因此，把文中有些口气不合之处删改掉，大体看来，前后已经一致了。

朋友们，积极鼓励我编刊这个小册子。大家都认为民间的神奇传说，才是蒋氏社会政策的大敌。我所写的，至少可以解消社会上的种种误解，使大家明白蒋氏的社会、政治、人生的观点。我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虽未必满足朋友们的期待，但此中没有身边琐事，也没有内幕新闻，更没有什么罗曼史穿插于其间。我自信这是一部“一本正经”的书。七年前，我曾写过谈新政的短论，尚论古人，以王安石新政为论题，骨子里说的什么，大家都会明白，因此，把它排在头里。接在《谈蒋经国》之后，编上几篇当年报导蒋氏在赣南的故事，这便是本书的正编——《蒋经国论》。友人周维新先生，当年曾写过一篇谈新赣南政治的文字，颇有份量就附在正编，再把蒋氏和记者谈新赣南建设的专栏稿放在最后。

我还另外编了一份蒋氏政论举隅，第一篇乃是他的政治观社会观，二三两篇中则是他的人生观，《夜宿虎岗有感》，可以代表他对自己的总检讨。

这部书，或许使读者非常失望。可是我眼中的蒋经国，有骨有肉，实在是个常人，并无奇迹可写。明知太缺乏传奇性的书是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理的，然而枉尺以直寻，并不是我做的事。“君子之是非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的呢！

是为记。

194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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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前记

一

1939年冬天，我们溯赣江而上，到了赣州。那时，蒋经国先生初任赣南行政专员，推行新政。泰和人士（泰和乃江西战时政府所在地），以疑虑眼光在注视他的施为，给他带上红帽子。当时，我写了一篇《一个政治新人——蒋经国》分刊《金华东南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这篇通讯，先后有英法俄译文，影响颇大。接着写了《蒋经国传奇》、《瑞金心影录》那几篇通讯，都是替他的新政作解释的。我另外写了一篇《新政漫谈》，这才说了我的政治观点，我以为蒋经国虽是标榜王阳明，他的新政，乃是属于王安石那一型的。后来，我在赣州，替他办《正气日报》，我就很少写有关他的新政的通讯了。写新赣南新政的朋友，如《大公报》的徐铸成、杨刚，《国际新闻社》的孟秋江，看法也和我差不甚远。只有刘思慕（《衡阳力报》总编辑）到过赣州，并没写什么。1944年，周维新写了一篇《评新赣南政治》，刊在《南平东南日报》，褒贬互见，许多话刺痛了蒋氏的心。

胜利之后，我从江西到了上海，朋友们殷殷以赣南新政为问。我就写了一篇《蒋经国在赣南》，刊在上海的周报，要算第二次的报导了。后来，蒋氏奉命在上海督导金元券的发行，他又成为海内外注意的新闻人物，若干荒唐的传说又浮了起来。我才开始在《上海前线日报》写《蒋经国论》，连载二十多天。后来，就把《新政漫谈》当作引子，汇刊了一本小册子，题名《蒋经国论》，附上了周维新的《评新赣南政治》和蒋氏的《夜宿虎岗有感》，还有几篇蒋氏的演讲词，那是第三次的报导。这一本《蒋经国论》，仍以《新政漫谈》作引子，至于报导蒋氏的言行，比较广泛而客观。不过我的观点，一直没改变过。我写这一类报导文字，总把自己当作百年后的史家来着笔，力求撇除政治的成见，知人论世，放在时代环境中去理解他的。有人设想我的报导，一定剧秦美新，那就想错了。

蒋氏之为人，是给中国这个官僚主义的政治社会拖坏了的。他虽是在苏俄大革命时期受长期的社会教育，可是，一回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型的官僚。生活方式，也不免沦于腐化，以至于他的朋友，慢慢离开了他。因此，我写到了《阿契理司（今译阿喀琉斯）的脚跟》那一节，不禁投笔三叹，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说：“画我须似我！”我又怎能不写下去呢！我所写的，力求其正确、真实，蒋氏的政治前途，正在开展，我希望他从沉渊中浮起来，将来不要再写这一类使人短气的文字才好。

二

中国这个社会，历史的负累太重，很快就把每一代的青年都拖了下来，不独蒋经国一人的命运如此。我初有知识时，就听到了袁克定的故事；那位公子，急于要做皇太子，甚于曹子桓，而学识文艺，却又差得很远。袁家另外一个有名的公子袁寒云，我认识他时，不过四十来岁，在上海做做诗，写写字，玩玩女人，抽抽鸦片，自比曹子健，小有才名而已；老式的大少爷派头，不足道也。后来，我们所知道的（民国初年）四公子：卢筱嘉（军阀卢永祥之子），就像戏台上的花花公子；段宏业（段祺瑞之子），只会下围棋，都是要不得的。比较好一点的，要算张孝若（实业家张謇之子），但在发展实业上，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张学良一生，既荒唐，又胡闹，后半截落得这场莫名其妙的结局（指遭蒋介石软禁数十年之事），也可说是自作自受。蒋百里先生有一回谈到张学良的故事，他形容这位公子的神经过敏，丧魂失魄的样儿，不禁为之失笑。孙哲生（孙中山之子孙科）这一位公子，要算懂得一点事，读得一点书，有点政治家的风度，然而，也逃不了公子的性格。莎土比亚的名剧中，有哈姆雷特王子其人的，也许公子阶层的人，逃不了这么一种闪电型的性格吧！

要把第二代的公子教育起来，原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一。教育“太子”使之成材，于是为之相而行其道，这就不以致太平。不过，诸葛亮毕竟扶不起刘阿斗，“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第二代，正是政治上的悲剧！近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真正把第二代人教育起来的，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而已。（曾国荃那一家就不行了。左宗棠和李鸿章，也不曾把下一代教育起来。）曾国藩可说是有气度的人，他把曾纪泽教育得比自己还胸襟开朗些，最不可及，我们只要接近曾家的四围人物，都还有点曾氏的气度与学识（如吴兴的俞家、江家，上海的穆家），该是最了不得的成就。

我们读了蒋氏（蒋介石）的传记，他们那一群人，似乎也在以曾国藩自期。以蒋氏（蒋介石）的地位、声望和时机，自可以和曾氏争历史上的地位。然而，他之为人，既无以继孙中山的大业，连做一党的领袖，都不十分成器的。这位在莫斯科吃黑面包成长的公子，照理应该比吃白面包的曾纪泽高明一点。一开头颇有那么一点气概，连毛泽东听了都吓了一?。谁知越变越不成，越变越成为他父亲的儿子呢！

4

语云：“君子爱人以德！”我自己确对于政治斗争毫无兴趣，我更无意于做陈布雷，陈布雷的结局，更不足为训。可是，为了国家民族，对于这个和国运相联系的公子，却寄以深切的期待。过去多少错误，已经无从挽救，来日方长，在大时代的转角上，总该好自为之的！我还记得在南京鼓楼外的一角上，徐季元、杨明、黄中美诸兄都在一起，还有一位和我自幼同学的黄兄，大家感慨了一番。徐兄对我说：“我们跟他（经国）在一起的，说得太多了，他也听厌了！还是你们外来的，多说几句吧！”他的意思要我多说一点。第二天，经国先生到《前线日报》南京分社来看我，我就率直地说：“国民党的王朝，就看这六个月了！这六个月没有办法的话，你们的天下是真的要完了！”不幸而言中，蒋家天下，果然在那年十一月开始崩溃了。我是和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一般（柳敬亭本姓曹），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一肚子感慨的！这一小册子，也就是孔云亭写桃花扇的一样心怀，“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呢！

大陆解放以后，我在上海还看见了一些当年在赣州替经国做事的朋友，这些朋友的离开对于经国，该是最大的教训。他们若不是觉得经国这一边的天下真的绝望了，是不会走开的。G兄北行的前几天，和我还谈了好几回。G兄年轻时期，也是社会革命的激进派，后来成为CC系的中坚干部，最为陈果夫所器重。新赣南建设时期，他是一心一意替经国打天下的，后来也到关外去做过民政工作。他也和我一般，看着一个政府新人的腐化与衰老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乃竟如入暮境，想到当年“青年的天是不夜的”的吼声，恍然是一场旧梦呢！我们的心愿，响着的，还是桃花扇中几句下场诗：

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

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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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谈政①

——政术·人言·用人及其他

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但看利害分数如何。

——朱熹：《论治法》

昨日，高理文先生语我：“建设赣南，新猷初展，缅想前贤，遗规可寻。我们在搜求王阳明当年治赣的方略。”我以为国人谈政，喜“因”而不喜“革”。王阳明的治赣，还是偏于“因旧”的，不足为法，要谈政治改革，当从王安石的新法中去借镜。因尚论古人，漫谈新政。

一、几件史实及论辩

宋神宗熙宁元年（按：1068年）十一月，朝伤国用不足，诏学士议。……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按：汉朝）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

熙宁三年（按：1070年）二月，新法既行，物议沸腾；司马光投书王安石，极言新法之害，原书甚长，（凡三千余字）其要曰：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以上论养民不当讲求货利。）

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子之志乎？（以上论为政不当多所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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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安石答书道：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生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元丰三年（按：1080年）三月，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安石曰：“不闻。”

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三事，此是何理？”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顺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此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礼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为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彼议论必更纷纷矣。”

王船山《宋论》论神宗变法卷六，“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然而无容怪也，凡流俗之说，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

二、论所操之术多异

（客）——王安石对司马光说：“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也是儒家，他们所操之术，何以多异呢？

（主）——据我看来，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却不是儒家；说得正确一点，王安石盖是名法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都是法家，连曾国藩也近于名法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但他所信用的并非是申公、董仲舒、赵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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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汤、孔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按：公元前72年），皇太子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两家所操之术，原本是不同的。

（客）——请问其不同之点何在？

（主）——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儒家的国家经济观，本于孔子“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正和法家相反，要藏富于民的。王船山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答复司马光道：“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这是两家出发点的大不同处。

（客）——你看，从社会国家的立场看，究竟谁是谁非？

（主）——我们承认王安石变法是一片爱国家的热忱，而司马光的反对新政，也是一片爱国家的热忱；他们两人都不自私，更不自利。但从社会国家的立场看，儒家谈政，多不懂时宜，实际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不说王安石“是”而司马光“非”。

（客）——何以见得儒家的主张，多不达时宜，行不通的呢？

（主）——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一般老百姓也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的囊中去。二则政治一切施设，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可，不善理财，则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用现代政治眼光来看，政治愈进步，则赋税愈重；薄税敛的话，除非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发不负责任的空论，否则他就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如何能做得到？

（主）——照王安石的计划实行起来，那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除了整理兵制，整理财政以外，还有把许多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之意，青苗法即系其计划之一。做得彻底一点，便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由政府统制一切经济机构，自然对一般民众不必加赋而国用可以常足了。此外，唐代还有一位刘宴，也是善于理财的，他“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用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这都是迂拘的儒家所不能做的。

三、论人言不足恤

（客）——反对王安石的，如司马光、程颐、韩琦、富弼……都是行笃敬、言忠信的君子，而其所进的言，又都是不自利的辅世养民之言，彼此的政见或不同，但这一类的人言，岂能说是不足恤吗？而且当时的士大夫，何以百口交谪，都反对王氏的新政呢？

（主）——历史上，儒家常是在野的，自命清议，欢喜作不负责任的批评，无怪王安石说是人言不足恤的。若是王安石做一个因袭旧制的太平宰相，过了三五年，还是一无成就，弄得物议沸腾，那就非理会那些人言不可。现在王安石所做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那就在实行之初，无论天下怎样汹汹，群言怎样嚣嚣，只能认为不足恤，依着原订计划做去，且做个三五年再说。蚩蚩者氓，总是难与谋始，可与观成的，子产初相郑国，国人欲得子产而杀之，过了三年，国人又只怕子产身后没人继承他的相业了。北宋那些士君子，批评王安石的新政，既嫌过早，后来又意气用事，一笔抹煞新政的好处，自然更不成话了！

（客）——假如我们推行新政，对于社会上的“人言”“物议”，该取怎样态度呢？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群之间，难道没有一条通力合作的大路吗？

（主）——我说过了，“因”与“革”不同，要谈改革，那就管不得一时的人言物议了。何以呢？一场改革，就要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活，这就要引起千千万万的反对诽议。如清末废八股一事，我们看来，真是再好再切要也没有了。可是康有为变法废八股，就有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反对他，自然人言嚣嚣物议纷纷了，难道说有了这些反议论就不必谈废八股了吗？现在谈土地改革，地主一定反对，谈统制经济，商人及资本家一定反对，谈民权，绅士一定反对，没有不恤人言的决心，什么改革都行不通了。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通力合作的大路，我以为当由司马光这一方面来打开的。程明道晚年曾说，新政所以害民，半由于士君子这边不能帮着做的?故。朱熹说得好：“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但看利害分数如何。”王安石行新政，当无不能“无全利而无害底”。士君子这一边，不要闹意气，大家帮着做，就是害多的，也能做成利多的了！司马光他们怪王安石“于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其实士君子们故意拆台，袖手观成败，又叫他如何能不另找新进之士呢？我有一门偏见，凡是有利于社会国家的改革，社会人士都该帮着去做；即自己所反对的，也应该帮着去做；“旧的”必须让路给“新的”，而且必须替“新的”去开路！

四、论用人及为政

（客）——无论怎么说，王安石的新政，总是行得不十分好。推行新法，“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确实的。语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用人却是要紧的。

（主）——前人所谓“用人”（任贤使能）问题，便是现在所谓“训练干部”问题。王安石所要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切中时务，应当去施行的。但要问得训练多少干部才可以顺利推行？那就得说一个很大的数目，说十万或二十万人，都不算多了。王氏对于推行新政，只有一个很好的理想，至于推行的进度，并没详细研究规定过。在施行以前，又没着手训练人才，所以推行起来，弄得一团糟，那是必然的。如青苗法，当他在鄞县执政时，成效很不错，推之于全国，反而病民害众，也就因没有健全的干部之故。

（客）——你看，怎样训练，才能得到健全的干部？王氏新政，都和财政有直接关系，怎样管理，才能使干部免于腐化？

（主）——我们还是尚论古人吧。古人也有以善于陶镕干部而完成其伟大事业的，前面说过的唐刘宴，即是成功之一例。刘宴任租庸使时，他选用了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他的鉴别甚精审，任用很审慎，非有才能的不用，权贵推荐的，每月养以厚薪而不使任职。他把部属，分为士吏两种，他说：“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乐进，则利重于名。”（用现代语说来，士相当于政务官，吏相当于事务官。）因此，“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他考核部属非常周密，“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他自己“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沐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朴，室无媵婢。”当得起“勤敏”二字。他还有一点，比王安石精明，即是天下名士的口舌，无不被他所封锁，他能钳住反对者的喉舌！他所用的，如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庐征、李若初，都是经世之才，可以继承他的大业。也不至如王安石一样，用了一些“孜孜为利”的吏一流的人物，以致身后为小人所利用，使新政成为蠢政了。

（客）——王安石自奉也很俭薄、莅事也很勤敏，气量总嫌欠阔大些，又不免于察察为明，也不是做大事业的人。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谏曰：“为治有礼，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所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日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杨■所说的这一番话，也正是王安石的病痛！我看胸襟气度上，王安石大不如司马光多多！

（主）——你这话说得极好。做大事业的人，原要有阔大的胸襟和能容人的气度。林冲骂王伦说：“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量亦是作首领的必要条件之一。俗语说：“宰相肚里撑下船”，言其度量之大也。一个作首领的人，赏不能避仇，罚不能避亲，又要如宋江之流，见人说好话，送银子。行事如不得人的谅解，则毁谤集于一身，凡当大首领的人，当他的生时，都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如不是一个大量的人，恐怕随时都可气死。俗语说：“当家人是污水缸。”老子说：“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污水缸正是“受国之垢”者。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受国之垢，非大量人不能（用冯友兰语）。至于察察为明，好亲细务，也是一般做首领的人的通病。为政之道，我觉得庄子《天道篇》说得很好，他说：“夫帝王之德，……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上与下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络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下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冯友兰先生有一好譬喻：“做首领的人，譬如一个赶西洋式马车的人，他高高地坐在车上，让马拉车走。他看那马走得慢，就打它一鞭；看那马走得快，晚上就多与它一点草料。他们做的事，只是如此。他用不着下车来帮马拉车。他若下车来帮马拉车，所加的力量也有限，而拉车的几个马，反因没人指导，而走乱了步骤，拉错?方向。……就拉车说，马是有为；赶车的人是无为。赶车的人坐在车上赶马，是‘用天下而有余’。他下车来帮马拉车，是为天下用而不足。”王安石所以不能如刘宴那样成功，看来不仅是胸襟不够阔大，其为政之道，也不免过于“有为”的缘故。司马光讥王安石爱好老子，而不能行老子之道，就他的急于求功效说，那倒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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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蒋经国

一　如是我闻

昨日，小女（曹雷）从小学放学回来，带了许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说，她说得那么有声有色。她说，这是她们的老师告诉她们的！显然地，在小市民群中，蒋氏已变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了。我和蒋氏有过一段小小的因缘：他在赣南做行政专员，我那时恰好移住赣州，看见了他的新政设施。我虽不必谬托知己，自以为了解他的社会观，但我有十二分自信，敢说那有声有色的传说都是不合事实，不可靠的！京中外籍记者说中国已经变成了内幕新闻的国家，再多的报纸也没人理会了。其实大半内幕新闻，同样地向壁虚构，绝不可信的。

蒋经国，他一心一意要做科学化的现代人。社会一般人士却要他回到古代去，做包公施公一些神奇的人物。蒋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锻炼成熟，他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一般人士要他穿上封建的外套，变成带上方宝剑的七省巡按。蒋氏自己要实践法治精神，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一般人士却希望他先斩后奏，大权独揽……这都是顶有趣的对照，他自己已经走到时代的前头，大家拼命要把他拖回来，这社会矛盾得多可笑！

里巷间最流行的是关于蒋氏便衣出巡，私自察访的传说。说他扮了卖馄饨的，破了一家大户的赌案。这传说差不多传了十来年，而且有中国人的行踪处，便有了这一传说。其实，并无其事，连影子也没有。假如，他要这样来破赌案，那就枉然在苏联过了十四年的大时代生活了。这一传说的流行，当然使他头痛，因为他要接近民众，“神秘性”反而使民众不敢去接近他了。

说到“微服”察访，所谓“微服”，究系哪一种打扮？现在官吏，并无固定的服制，所以说不上什么小衣小帽。市民心头，大概要蒋氏化装表演，才算痛快。蒋氏的服装，军服、中山装、长袍（不加马褂），都爱穿，穿得相当齐整，并不矫作怪僻的打扮。身材不高，穿长衫就没军服那么神气。不过，因为穿了长衫，倒和民众容易接近，他在街上走的时候，老百姓就敢于和他点头，围着他看了。

蒋氏击破土豪劣绅的顽强势力，用的什么法宝呢？说穿来，简单得很，他只设立一个民众问事处。每星期四，他亲自接见民众，听听民众肺腑中流出来的话。

读过《儒林外史》的，该记得那位严贡生，强留隔壁王家的猪，还把王大打了一个臭死。黄梦统误把偕约留在严家，他强着他出大半年的利金，还把他的驴儿和米同梢袋短了家去。他白坐了船家的船，借题怒骂一阵，分文不给，他开口就是送到衙门里去，打几十板屁股再说。乡绅吓唬老百姓的办法，就是勾结衙门，为虎作伥。衙门八字开，只有他们进得去，县长在街上走，他们故意走在一起，和县长交谈，进城入衙，故意到科长秘书的公事房兜一转，甚至在号房坐一回出来，也可以骗骗那泥土气息的乡下人。（乡绅的主要职业，便是“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蒋经国首先把这道墙壁拆掉，民众要和政府打交道，就直接到衙门来，用不着乡绅做中间人。民众不认得门路，那就到民众问事处去，有人在那儿替他们写公函撰诉状，指点法律的门径。有什么苦痛，也可以向蒋氏当面说去。这么一来，“狐假虎威”的绅士，倒失了他们的变戏法的本钱，拆穿西洋镜，给老百姓看不起了。蒋氏的县政府，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是他最大的成功。蒋氏就任以后，从不拜访豪绅，绅士去谒见他，也一律挡驾，三番四次碰了钉子，那些煊赫一时的大绅士，“虎落平阳被狗欺”了。

赣州有位绅士，洪甲第，那才是九九修炼的大狐狸。他的样儿，文绉绉地弱不禁风，像张良那么一种风度。他写得一手大字，也会做些诗词古文，够得上一个雅字。他是地方团队的首长，全城武力握在他的手里。走上街去，四个马弁，挂着盒子炮，好不威风。地方上的事，就靠他一句话。县长专员，还不是要等他的示下，他的命令就超过了省政府的命令。熊主席打电报给他，还不是照样的称兄道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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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鲜红的血

蒋经国曾经写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扉页上题词有云：“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说得混统一点，他可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我曾读过一篇蒋氏哭王县长继春的文字（原题为《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曾载东南各报），一字一泪，含蕴着超过伦理关系的爱。有如慈父哭子，爱侣悼亡，契友折翼那么深挚，出之于肺腑的哀号！友人V兄，他和王县长有点私谊，那时候也在泰和。蒋氏痛哭王县长那一刻，他也在场。他说：“蒋氏嘶声啜泣，泪尽继之以血，骨肉之间，也不过如此！”泰和的朋友同情感叹道：“士为知己者死，替蒋经国做事，死了也算有点意义，王继春可以瞑目了！”后来，我也找了另外一些材料，读到了他哭南康县长王复安，哭陈明光保长，悼周崇文干事的文字，我才懂得一点，所谓“同志之爱”，这是扩大了“手足之爱”的圈子，和“人类之爱”同一振辐的“大仁”。是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新的伦理关系。（各文均见蒋氏所著《鲜红的血》及《新事业》）

这一种泛人类的爱，推其原始，盖基于他对生命的了解，有如释迦证悟，油然生普度众生之念。有一时期，蒋氏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中度过饥寒的岁月。有一次，他病了，病得快要死了，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有四个青年伙伴围绕着他。他们都知道他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医他救他，但是谁也没有办法。他们五人，都靠卖气力过活，那几天天气特别冷，找不到钱。他们只好同声唱他所喜欢的歌给他听。那一天晚上，门外风声特别大，地上冰发出格格的裂声。他听听门外风声，看看地上的油灯，望望朋友的愁容，想想自己的命运，感觉到死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又有一天，他在工厂里遇到了小彼得（那四个朋友中之一），两人在一起玩，在一起吃，一起工作读书，情同骨肉。有一天，厂内起了火，小彼得很勇敢地跑到火焰里去抢救器材，抢了出来又回进去，但是第三次进去以后，再没有看见他出来了，他烧死在里面了。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蒋氏就跑到火堆里去找他叫他，后来找到他的尸体，他便亲自挖土，把他埋葬在一处松柏林里面。他那时对于死，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蒋氏曾经用一句反诘的话来提醒世人：“你可知道，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自己说：“十四个年头在国外的流浪，奔走，求生，使我认识了什么是悲痛，什么是幸福！最近五年来，在工作的斗争中，亲眼看见祖国新事业的成长，及无数同胞及知己友好的死亡，更使我认识了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甜蜜，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真理，使我明白了人类生死的价值。”他对于生命，有了积极的看法，“倘使有人认为人生就是梦，那么也应当做一个快乐的高兴的、甜蜜的梦；假使说人生是戏，那么也应当演成一出有声有色、庄严隆重的大剧。一个人可以做无名英雄，但是绝对不要渺视自己看轻自己，不要把自己变成寄生虫，活一下就毁灭了!”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青年，他已悟得如此的生命意义，“生就是死的否定，死也就是生的否定；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没有生，当一个人刚出世的时候，‘死’状已经获得存在，当一个人刚死去的时候，同样的生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他的发展。所以虽则死是一件大事，像古人说的，‘大哉死乎！’但是我们应当了解，死就是生的另一个存在形态，我们应当知生死的意义，生和死的统一。”

三　苏联怎样教育了他

对于这一位青年政治家，他在苏联所受的教育，可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苏联去那年，还只有十四岁，在苏联度过了悠长的十四年。他回到了国门，屈指自己算一算，能写的中国字，还不满一百个；在他的身边，是一位苏联女青年，和两个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娇儿。从一方面看，他是“苏联型”的，他不仅用俄语作第二国语，而且他的社会观人生观，也是那么极端，一反东方的中庸之道。从另一方面看，他依然是中国的儿子，他那奔放的滔滔不绝的辩才，依然脱不了宁波的语调，仅仅比他的父亲高明了一分。他个人生活复归于宁波式，自不待言，连那位冠着东方姓氏的方良女士，也说着宁波话吃着宁波菜，看不出是在苏联工厂火炉炼出来的钢铁。许多美国记者很注意到这点，有人当面问他：“当你回到祖国来，史太林（今译斯大林）送你一枝手枪，他是怎么对你说的？他是不是说：用这枝手枪保卫着你的政治信念吗？”这又是一个“卖馄饨”型的西方传说，也是不可信的，但，他无论如何逃不了苏联所受教育的影响。

他初到苏联那一时期，正当苏联内战初停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之际。但是，这个百孔千疮的苏联，就在他的眼前苏生过来。1925—1926年，他在孙逸仙大学所受的是政治教育，1927年以后，他又参加了红军，受?三年多的军事教育，1931年以后，他便参加了工厂的生产工作，那时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到了1933年，他已是工厂中的技术师，接着参加了第二次五年计划。1936年，他做了报馆主笔，那是一份和工厂有直接关系的报纸。1937年3月间，他要回国来了，他是从莫斯科动身的。他亲身呼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春气息。但是，他所受的精神训练，比清教徒还清苦些，大部分都嚼着那冷而硬的黑面包，和着冰冷的自来水。他的手，几乎有四个年头没碰到过肥皂，只是在细沙中磨擦。在滴水成冰的水门汀上，他裹着仅有的毛毯度夜，打颤地抬头看那黯淡的寒月。当他在乌拉山野外演习的时候，却又白昼在百十六度的火炙沙地上往来，晚上突又陷入零下七度的冰窖中。经过这样的严格的生活锻炼，因此，他已能适应着各种气候变化。他能长途跋涉山谷，每天五六十公里，经十天半月而不疲，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体格。烈性的伏特加酒，伴着他度过漫漫的冬天。因此，他能连喝数十碗高粱酒而不醉。他会驾驶种种现代的交通工具。有一晚，他已经喝了过量的高粱，依然驾驶了汽车，从临川直驶南昌，并没出什么乱子。我们该知道当他在北国受苦受难锻筋炼骨之时，正当蒋委员长勋业盛隆，如日中天之年。他何以舍此而就彼，甘于那么受苦呢？这对于造成一个坚强的意志有着最大的决定性，他最懂得史太林所引的那句俄谚：“最后一个笑的，才是真正的笑！”他常常说：“我们中国，真不够吃苦！”

苏联的社会经济，还不如我们中国，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古老的俄国农村生产的落后，也和我们中国相伯仲的。一个那么落后的国家突飞猛进，二十年之中，成为一个和美国并驾的工业国，这件事，对于热力蓬勃的青年是富有启示性的。何况他自己并非是旁观客，而且亲身参加，分享着成功的光荣的。苏联可以成功，那么古老的社会可以新生，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新生？不能同样成功呢？这一课题，自必时常浮在他的脑际的！

他知道苏联的成功，全在于他们的韧性，他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的决心。他眼见多少老年人在大饥荒中倒下去，但是他们留着仅有的牛乳给下一代的婴儿吃。他眼见每一苏联人，上自主席加里宁——下至工厂的伙友，一齐束紧肚皮嚼黑面包，却把大部分农产物输出国外，向美国交换工业中必需的机械。天下决无成功的捷径，他要大家效法苏联人的吃苦精神。有一回，他说：“天下是没有不能忍受的痛苦，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业，没有不能打败的敌人，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要做一个群众的英雄！”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苏联的评语。

四　如此赣南

有了蒋“总统”这样的父亲，该说是最好的政治资本。但对于蒋经国，也可以说是不合算的。别人一提到了他，便说到这一份政治资本。他有了什么政治计划，做了什么成绩，便得打很大的折扣。以蒋主席为父，行得通，做得好，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照当时泰和人士的口吻：“新赣南应该做得好的，只要他伸出手来，中央还怕不给钱吗？”等到他们在赣州的平坦大道上漫步，他们已经忘记旧赣南是怎么一种景况了！

熊主席（式辉）把蒋氏放在第四区专员的位置上去，那时的赣南，依然是江西的化外之地。军事上的势力，和广东方面比较亲近。封建性的地方团队，各自为王。蒋氏前一任那位行政专员，是给一个地方团队的军官用手枪抵着胸口吓下来的。赣县的县长，给绅士轰下来了，他们便径自推举了主席委员，不问省政府的政令，便即日接篆视事了。那个靠了钨矿来繁荣的赣州，大赌场足与澳门媲美，坛子巷那条莺莺燕燕的长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赣县有多少烟民，我手边虽没有统计材料，单说南康那一小县，就有二万人吃鸦片；赣南十一县，平均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吃大烟，可以编成十个师的烟枪队。至于土匪之多，可以用着“如毛”的形容词。偏远的城镇，几乎是民匪不分，民不依匪，亦无以自存。崇义的文英墟，那区署有一次打死了一个土匪，那一个大市镇，便被土匪烧去了一大半。各地土豪筑堡自固，“天大地大，除了蒋委员长便是他大”，各地皆然，例不胜举。民国二十八年，蒋经国便进入了这样的“赣南国”。在省政府束手无策之际，熊主席姑且让他去试试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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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蒋氏到上海来督导的情形相同，当时，他也很快被带了“蒋青天”的纸糊帽子。但他的政治改革，也并没获得农民群众的谅解与支持。有一天，他和上犹县长王继春一同走出了建春门，经过东门浮桥，向郊外走去，在梅林附近一处茶亭中坐下吃茶。其时，在他们对面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了一个刚刚放下担子的挑夫，那人揩汗坐下来，便自言自语说：“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米一天一天地贵起来，我们都会饿死了。”旁边便有一个种田人接下去说：“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赣州人都会饿死了，我们自己的饭都弄不到来吃，而他还要我们去挖什么保塘，修什么电话！”那挑夫得到了同调，便接下去说：“昨天，保长要我的儿子去读书，说不去上学堂，还要罚钱，说这是蒋经国的命令，不听命令就会倒霉！”那种田的气愤地接着说：“我们赣州人的儿子，又不是蒋经国的儿子，他们自己的儿子有钱去读书就好了，我们的儿子为什么又要蒋经国来管呢？”茶亭中的舆论，此呼彼应，其中有一个说：“我们赣州人有了一个蒋经国真倒霉，他来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就来炸了，你看今年的稻都被虫吃光了，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好！”这些话，一句句刺进他们的耳边来。那时，王县长用南昌口音问他们：“你们说的蒋经国是谁呀？”那茶亭老板便讪笑着道：“老表，你难道还不知道这样有名的蒋经国吗？”其时，有一个年纪很老的人，非常气愤地来插嘴道：“听说蒋经国还不到三十岁，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他都要来管，天下哪有不乱之理？”又有一个年轻的说：“蒋经国叫我们要吃苦，现在吃苦，将来享福，哼！等他给我们享福的时候，恐怕大家的子孙也会死光了。只要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做百姓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装电话、修马路、造学堂，那都是洋人做的事，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这种种，都是郑子产为相初三年的情况，老百姓们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如此赣南，蒋经国初入这个化外之区，并非一帆风顺。他面对着的敌人：土豪、劣绅、恶霸、土匪、娼妓、鸦片鬼、赌棍、流氓……还不够，连他所日夜计划，替他们谋利益的“老百姓”，也在诅咒他。有一时期，他不得不考虑着：“我们要不要干下去？”

五　新赣南如此

民国三十四年春天，笔者和一位从赣州流亡到南城的邮务员相处。他对我忽然说了一句心腹中流露出来的话：“我们离开了赣南，才知道新赣南的可爱。”他又说：“走到无论哪里，总是乌烟瘴气的，不像个城市。想起了赣州，那么干干净净的，过的是像像样样的生活。”真所谓“不上高山，不见平地”，这倒像是子产为政三年以后的舆论，民众眼中，已经有个是是非非的真正交待了。

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间，蒋经国从重庆归赣，偕来的有美国记者福尔门，和《桂林大公报》、《广西日报》、《扫荡报》的几位记者。其时，福氏刚从河南前线归渝，他对政府的豫灾救济非常不满，蒋委员长便让他来看看赣南的新政。这位绝望于中国前途的友邦记者，到了赣州嗅到了怎样一种气息呢？他到了新人学校，和自由自在的囚犯谈了好久（这是判了刑的囚犯受教育的所在）。也到了强民工厂，这是无业游民的技术训练所，看过一个小瘪三出身的乐队指挥，听他舞动胖胖的手臂唱三部合唱的打铁歌。他也挤在人民行列中，看排队向交易公店买盐的情形，又到贫民食堂喝过老弱妇孺们喝的热粥。他到了中华儿童新村，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看到正在设计中的正气大学，走上虎岗的峰峦，远望滔滔的江流。最后，欢迎会上，由幼儿园学生做主人，以歌舞欢笑娱乐嘉宾。最后一个节目，便是台上台下齐声唱那“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儿歌。福尔门离开赣州那一天，他说：“从这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远景！”

蒋氏的新赣南，大体说来，就是这么一个轮廓。中华儿童新村代表他的百年大计，他说：“三十年后的青年，才是新赣南的真正细胞。”他了解穷人在社会的地位，把无业游民教养起来，才是安定社会秩序的真正力量。一个睡过水门汀的人，才晓得“无衣无食”的穷朋友们的辛酸与向上心理。进入新赣南建设第一步，他确乎肃清了匪祸、鸦片、赌博、娼妓，把旧的赣南付之东流。他的禁赌，是件震动东南的大事，有如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不管豪门巨户，不问皇亲国戚，谁犯了禁便与庶民同科。一位盐务管理局局长的太太，一位专署高级僚属的夫人，新正打牌，便穿了红背心，在公园阵亡将士面前跪了三天，还连续做了六个月的苦工，那么娇嫩的太太，就让草杆磨出了无数条血痕。对于这件事，舆论评价不一。蒋氏本意，或者借此当作令出惟行的榜样。其始，还有些省方和中央机关，听之藐藐。门前站了岗位，庭中牌声如故。蒋氏便公开声言：在法?面前，一律平等，谁敢打牌的话，岗兵立地枪决，主管立即扣押。那些听之藐藐的，也就闻风自危，不敢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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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消极性的严刑峻法，行之年余，赣南风气大变，这是他第一步大成功。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夏间，他才抬出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来。他提出了五大目标：“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积极建设当然没有消极管制那么容易，可是蒋氏的声誉远驰中外，给国内青年以无上的鼓励，许多到赣南去，带着去麦加朝圣那么热情。有一位梅县青年，他仅仅带了一套夹衣，徒步到赣州来。他一路幻想，以为到了赣州，便不愁没有工做，没有书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了。这位青年，当然会十分失望的，他后来甚至发出怨言了。蒋氏却坦然说，不能对这样天真的幻想负责。“没有耕耘，哪有收获”？“不劳而获，便是罪恶”！后来，泰和人士也用类似的话来嘲笑赣南：“两个‘人’，一个‘有’。”蒋氏听了大笑道：“两个‘人’，一个‘有’，已经不错了。你看，这个世界，多多少少‘人’之中，才会有一个‘有’？”

在他的三年计划中，“救济”那一章（第十章）最富有兴趣，他要各县设救济院、强民工厂、义童教养、贫儿教养院、保育院、平民村、妇女工厂，这是多么周密的社会政策。他要建立乡镇救济制度，“所有老弱残废鳏寡孤独，伤病妇孺无所归宿者有所安置”。那时候，他提出了四个要求：①大众化：“只有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才会得到大众帮助，获得圆满成功。”②经济化：“只有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才会不怕钱少，而能创办广大的事业。”③具体化：“只有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时间支配适当，才可减少困难，彻底实行。”④行动化：“只有组织周密，干部健全，贯彻力行精神，才可确保三年计划实现。”——这些话，代表了他的明朗的政治作风，他和旧官僚绝不相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他，敢明朗地喊出“社会革命”的口号，不怕戴什么帽子。

六　新中国的梦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四日，第四区县长会议开会，蒋氏开头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他说的是民国六十一年的赣南，那时候：

在赣县的一个医院，一位医学博士，很兴奋地对睡在床上的一位姓杨的病人说：“我的工作已经完了。好朋友，你的眼睛现在可以睁开来看见东西了，你的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了。”

那时候，病人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觉得很奇怪，于是问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青年：“这里是什么地方？”

青年回答说：“这是赣县医学研究所的附属医院。”

那个姓杨的老人，依然不很明白。他又问：“你是谁？”

“我是你的儿子，现在在艺术学院当院长。”

那时，老人更觉得糊涂了。

于是他的儿子就开始解释给他听：“三十年前，我们从九江逃难到赣县来，大概父亲还记得，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那天，日本飞机炸轰炸赣县，当时父亲的眼睛炸瞎了，耳朵震聋了。从此我们就过着很悲惨的生活。后来母亲还教养了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现在你的弟弟呢？”老人又问。

“大弟弟在南康防空学校当校长，二弟弟在南京百货公司当经理，妹妹在电车管理处当副处长。”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现在科学进步了，我请医学博士给你开刀，使你能够看得见东西，听得到声音！”

“真的，我现在重见天日了！”老人说过以后，就慢慢的从床上起来，走到窗边去向外看了一下之后，问他的儿子：“这又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第九层楼。”

“为什么赣县城里人和房屋这样少？”

“这里是医院学校区。”

“人都住在乡下去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不分什么乡间和城市了，我们只有住宅区、医院学校区、工厂区、商业区。”

正在讲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姓王名一明的男子，那时，他的大儿子立刻给他父亲介绍：“王先生，三十年以前曾在保育院读书，现在是崇义炼钢厂的厂长。”

那时，老人说：“那么是你的同学？”

他的大儿子回答说：“也可以说是的，不过我们现在的称呼，不叫同学，也不叫同事或同志，而叫同心。”

“我们的家住在哪里呢？”老人又问他的儿子。

“住在寻邬。”（赣南所属之一县）

“不是很远吗？”

“不远，到那里去，飞机只要八分钟，电车五小时，汽车二小时就可以到。”

这时，赣南市政管理处的处长，拿了一束鲜花来给他们。那位处长，从前是贫儿教养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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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走走吗？”老人问他的儿子。

“爸爸，你不必走，这是自动椅子，你坐着它自会走下楼去的。”果然，他们坐了椅子，便直驶往大门口。在大门口的墙上，有从一到二百的二百个号码，他的儿子用手掀了那第五号，即刻来了一辆第五号汽车，于是他们就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在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上行驶。

那时，蒋氏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所建设的新赣南已在他的眼前出现了，而他所培植的从保育院贫儿教养院出来的苦孩子，也都有所建树，成为新一代的干部了，他所建设的新赣南，乃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科学化的世界。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二万人。大礼堂之中正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萤光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蒋氏眼中的新中国，确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了。

七　王阳明第二

抗战后期那几年，蒋氏也时常到重庆去。他身在重庆，心在赣州，一回到了梅关，他的心头便有说不出的快慰。“赣州”成为他的“口头”与“心头”一致的第二故乡。遥望章贡双江，色然心喜，这份情怀，我们是体味得到的！他起始确乎想把赣南当作“政治黄埔”，由此起点，一步一步开展出去。他那政治地区，系第四行政区，有一时期已经准备伸足到第八行政区去，再伸展开去，把整个江西收入版图。这一渐进的政治攻势，对于他可说是最有利的。笔者相信他推行三年计划那几年，他是采取了这样的政治战略的。

这儿，我来插说一件历史性的小因缘：赣南各地的语言，属于临川音系（即客家话），独有赣州话，却属于浙江音系（即杭语），这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文化遗泽。宸濠之变，王阳明即由赣州举兵平乱，今日赣州之文化习尚，也都是王氏当年培植出来的。借教育之力，他把赣州人教养出一套杭州音系的“普通话”。时经数百年，这位浙东理学大师，遗爱在民，俎豆馨香。蒋经国，也是浙东人，也在动乱之际来主赣州行政，缅怀先德，盖欲步武遗烈，以王阳明第二自期。赣州有一位老先生，陈任中先生（他是蔡孑民先生的亲家，曾代理教育部部务），每一回，那含糊不清的演说，总提及这一回事。蒋氏却知道陈先生所说的，便是他自己所“心向往之”的。民国三十三年，阳明堂建筑告成，蒋氏也算了却一件心愿了！

蒋氏的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它的意义，原不在定县与邹平的乡村自治计划之下。他要树立民主政治基础，把核心放在保民大会的身上。有一次行政会议中，蒋氏提到了王阳明的“赣南乡约”。——乡约上这样说：“同约中推年高德劭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吏，结健廉干部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两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逐日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一扇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这里所说的约长，就等于现在的保长，约副等于保队附，同约的会议也就是现在的保民大会，王阳明并规定每月召开会议一次，每人出钱三分作备饮食之用，在开会的前一天，由知约布置会堂。开会之日，由约长作誓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三二其心，阳善阴恶，神明诛殛。”于是开会的民众都宣誓：“若有三二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于是大家跑出会所，互相交拜，开始行礼，再由约正读乡约，再次是由知约设“彰善”及“纠恶”等，指出人民的善事与过失。这几步做完了，才开始饮酒。蒋氏认为“我们现在开保民大会，这个方式是值得学习。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其中也有不适于现在的，像互相交拜及饮酒等等。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王阳明先生称改过自新的强盗叫‘新民’，对于‘新民’，要大家不要念旧，要一视同仁。现在我们对于自新过来的土匪等等，也应如此。王阳明先生对于人家的好处，他要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坏处特别婉隐其事，譬如有人不弟，他不直言‘不弟’，只讲‘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就这种方法促其向善，促其改过自新，王阳明这种做人做事的道理，教民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的。”

蒋氏从王阳明的“政学”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王阳明的百年基础，正建筑在乡民的身上，所以把眼光注视到乡村去。本来国民革命初期，国民党也曾挂出了农工政策，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把这政策打入冷宫，?闭了二十年，一直没有下文。中枢的实际政策，用国人的说法，无非替城里人打算盘，把乡下人搁在一边。直到蒋氏出来，才把这政策从冷宫中捧了出来。他明明白白地说是要改革老百姓的生活。有一次，他报告了他所调查的人民生活。有一家，乡下农户，大小五口，两人能劳动，仅有一间住房，两张床铺，一床棉被，严冬时只好向人租或向人借。他们家中，只有五只饭碗，五双筷子。又有一家，城中的商家，家中大小九口，住房九间，有十二个床铺，二十八条棉被，每月吃肉十七次，吃鱼十三次，有三十只饭碗，五十双筷子。这么一比较，乡下人和城中人，农民和商人，生活之悬殊，显而易见。可是蒋氏，他并不仅仅举出这不平的事实，而是要提高乡下人的生活，充裕农民的物质享受。他的口号是：“今后要使赣南的人民，从穷苦黑暗的生活中，转变为优裕快乐的生活”。他要做王阳明第二。

八　三年计划——五年计划

新赣南三年计划实施那一阶段，蒋氏贯注全副精力在这一事业上，用得着“突飞猛进”的考语。民国二十九年，那是准备建设工作那一年，赣州虽说有四家报纸，总销数还不及二千五百份。每天电讯来源，要靠公路车把中央社的新闻稿，从吉安带回来。到了民国三十二年，三年计划最后一年，蒋氏所创办的《正气日报》，就销行了一万多份，成为东南赣大报之一，还有一家《赣南民国日报》，也销了三千多份，超过当初四家报纸的总销数。不仅此也，《南康日报》销三千五百份，信丰的《干报》销二千份，赣南十一县虽没达到一县一报的目标，可是赣南地方报的总数与总销数，已超过江西全省的总数。这便是文化水准提高的最好说明。那几年以保为中心的民众学校，对于扫盲工作确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家家户户，老弱妇孺，都受过短期间的强迫教育。

蒋氏有一句可以夸口的话，便是这个土匪如毛的地区，经过了清乡，确已完全肃清了。全区向政府登记的民枪有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枝之多，政府居然掌握了民间的武力，那是任何地方政府所没曾做到的。有一次，他从崇义徒步经上犹归赣，途经某村（偶忘其名），那偏远的村中，某土豪筑堡自固，其家作城堡式，四隅筑有碉楼。家蓄打手二十余人，有步枪三十余支，土炮数门。蒋氏亲自叩门，叱咤指挥，并将堡中武器缴械，缚土豪而归。一地恶霸，顷刻消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几乎近于奇迹。还有龙南一处积仇百余年的两姓械斗，两姓的大旗下污染的血腥，就有寸来厚，居然在他的面前，喝了酒，烧了大旗，对天发了誓，不复再讨血债了！有一九十多岁的老农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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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说他一生没见过这样好的父母官。蒋氏的声威，在乡村比城区更大，在偏远县份比在赣州更光辉。他步行下乡，乡民奉之如神明，就像甘地在印度巡游那样，“爱敬”的成分超过了“寅畏”。农民朴素的温情，把他陶醉了。有一段时期，他几乎要终老于赣南。

三年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当然打折扣的部门并不少，蒋氏便接上来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开出了一张更丰富的菜单。其建设纲领第八条说是：五年后，平均每家有辆手运车，每十家一匹骡马，每百家一辆马车，每二百家一辆自行车，共要有三十万辆手运车，三匹万骡马，三千辆马车，一千五百辆自行车。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扩充人口至五十万人。第十条说：五年后平均每人每年可消费棉织品二丈五尺，毛织品一丈，皮鞋一双，糖十斤，肥皂三斤，米四百五十斤，肉四十六斤，住屋面积每人平均四平方公尺。此外各项工作表中，也画出现代化的远景：炼钢厂四所，炼铁厂四所，炼铜厂四所，机器制造厂四所。收音机每三十家一架，报纸第一年百家一份，第二年十家一份，第四年五家一份，第五年一家一份。照这张菜单做出来，新赣南也就和加利福尼亚州差不多了。这一计划，批评的人就很多了，有人说：“这似乎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无异于一幅名画！”今年呢，也正是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回头前尘，不堪重说。这其间，当然要说到敌军扰赣南那一段大挫折，但也可以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不是十分简单的事。那计划中需要行政、会计、统计等人员九千六百人，土木、机械、电机、水利、建筑工程人员二十四百人，医生护士二千五百人，小学教师一万五千人，农业技术人员二千人，这也是不容易在短期间培植出来的。

其实民国三十一年以后的蒋经国，时势迫人，已不容许他做地方性的政治工程师。三年计划完成新赣南的气象确乎与众不同，连无法无天的“滚地龙”一过了雩都，也自加检束，不敢放浪了。有一回，张治中将军到赣州去，他就公开说要把蒋氏拉到重庆去，不让他恋恋这一隅了。民国三十二年冬天，他曾往西北，出了玉门关，又在青海金瓦寺受那群喇嘛的无上敬礼。他从西北回到赣南，曾作几次演讲，口吻之中，透露出经营西北的雄图。当盛世才入渝那一段时期，他已准备着做新疆的新主政者了。据传，有一晚上，大体已经决定，后来忽又改变，其故何在？我们也弄不明白。接在新疆任命之后，这一类全国性的任命便相接而来，始则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次则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又次则任东北外交特派员。这位赣南的保姆，其志不在小，将有事于四方了。有一时期，他所经营的《正气日报》，也已准备迁往长春，要使之成为东北的第一流大报呢！

九　晓庄与赣南

蒋氏在赣南时，曾汇集他的两次讲演，题名为《西北——赣南》，我在这儿却以《晓庄与赣南》合论，也许是老子与韩非同传，不十分相称。笔者个人则看了龙泉以后来赣南，心中有个比较，正如蒋氏到了西北归来，心中有许多感想，不吐不快似的。

陶行知先生与笔者为旧交，他创办晓庄师范，提倡乡村教育，学生满东南，其中不少和我往返甚密。抗战初期，晓庄一部分学生到浙东参加地方行政工作，以龙泉、庆元、云和三县为中心，而龙泉的成绩尤见卓异。赣州朋友问我：“龙泉比赣州何如？”我便坦白作答：“赣州还比不上龙泉。”我眼中的龙泉，真正做到了保民大会成为乡村自治的核心，而赣州的保民大会，多少还带点“勉强而行之”。龙泉的县政府，上下同心，真有同气连理的气氛，政府与民众，没有什么隔阂。蒋氏那么接近民众，民众心目中，仍不免把政府当作衙门，竿头的最后一步，仍不容易爬上去。这是陶先生成功之处，他为社会教育了这一批吃苦耐性工作的青年。

我们看了赣南新政以后，使人不禁有“干部难”之叹。假使蒋氏能有着晓庄、定县、邹平那么样的工作干部，他的建设蓝图真可以三年计划两年完成了。两者之间，只有一点命运是相同的，龙泉那一群青年，几乎带上了红帽子，而赣南的有志青年，也不免于吃流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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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只要触犯了传统的地方势力，逆风一定吹过来的，蒋氏总算把定了舵，冲过了三十六处险滩的。他的政治环境，确乎比晓庄朋友便利得多。

三年建设之初，蒋氏便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公开地说：“三年计划，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作战计划。作战一定要有官长，有士兵，同时还应当明了作战时的环境。因为这样，在建设新赣南的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第一，就是建全干部的问题，——所谓干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说的干部，自县长以下的区长乡长保甲长就是干部，所以干部决定三年计划的成败。”他在另一演讲中，提到运用干部。他说：“天下最难者莫于运用干部。我们要将智愚强弱能力不一的干部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力量，要将各个干部不同的意志、思想、心理统一成为一个意志、一个思想、一个心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运用干部就是特殊的高深艺术。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凡是干部就能决定一切，能够决定一切的干部，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天才，军事家的勇气；同时，必须要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强健的感情和性格，要有综合与选择之力，统一与判断之力，要有热烈的胸怀，更要有冷静的头脑。曾国藩说：‘求人之道，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生气。乡气较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但他所皇皇以求之的，陶行知先生已经收了意外的丰富成果，在赣南却没做得那么合拍。蒋氏师曾氏之意，姑用乡气之人，到了后来，即乡气之人，也不免带上“官气”。他在《革命工作与革命干部》那一演讲，也反复阐发这一点。有一次，他夜宿虎岗，对自己的干部多所失望，曾发非常感伤的批评文字，他说：“在今天，革命的伴侣，固然不少，但是为了我的地位来接近我的，并不在少数，为了自己的名利来拥护我的亦的确很多。今天可以说，是我处顺境的时候，因此，有不少的人跟着我，说不定明天我也许会失败，到那个时候，定然有不少的‘忠实’朋友，会反过脸来，另眼相看。”他已经看清楚自己营垒中心离心离力的坏现状了。这一类伤感也是陶先生所没感受到过的。

用笔者的话来说：“蒋氏的干部之中，好似一个酋长，分给他的十个部下十盒自来火（以此代表权力），告诉他们‘夜间行路，摸不清方向，可以刮一根来照明’。那十个部属之中，也许有一位，居然提了灯笼点了蜡烛走路，有二三位听了他的话，摸不清方向时才刮火柴，也有二三位，怀着火柴摸黑，不去使用；其余四五位，却觉得火柴好玩，便到处去放火了。”才难之叹，自古已然，蒋氏的政治行程中，是否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我在今天还没敢作肯定的答案呢。

那回，蒋氏从西北回来，曾叹息道：“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当成吉思汗带领了蒙古兵打到欧洲的时候，他的勇敢，震慑了整个欧洲。但是，成吉思汗死后，元朝的国势，就逐渐的衰败了！”这番话也就说了“人亡政息”的病痛。如今，龙泉的政治建设，烟消雾歇；赣南的政治建设，总不该把那完美的蓝图挂在壁上就算完了的！

十　两个蒋经国

蒋经国成为传奇式人物以后，他的真面目，愈不为一般人所认识，诚所谓“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也。有人说他“以戏台上扮霸王的身份，在上海打虎”，有人说他是“苏联的作风加上中国彭公案的作风”。这都是依凭无稽传说来作推断的。于是一个传说中的蒋经国，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的蒋经国，距离越来越远，谈内幕的愈多，越摸不着他的边际了。

有一次，他发出一句心底的叫喊：“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青年，我也需要鼓励与安慰！”从“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热力充沛富于情感的人。他的嫂子说：“经国在家里，真是一个小孩子！”这句话，说得真好，她原是信口说出来的。有一回，他和一大群幼稚园孩子拔河，故意让孩子们拖倒在地上，满堂大笑！青年团的集会，几次闹过“不夜天”，一直闹到黎明，对着朝阳唱歌，他宣称：“青年的世界是不夜的！”像火一般，他温暖了活跃了每个年轻人的心。有他在，那一群青年便不寂寞，年青的人容易和他亲近，好似每一个人都是蒋经国的朋友。又有一回，广西大学请他演讲，学生们初以为他讲的是一番官腔，谁知他把学生集在广场上，说了一番人生真谛。全场学生席地而坐，居然人人快愉，觉得蒋某是他们的好友。——这是蒋经国的一面：年轻的蒋经国，青年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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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时势不这么艰难，让他在那活力洋溢的苏联住下去，物质享受或许差一点，精神一定十分愉快。而且在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向上发展的阶段，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可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些。假如他回国以后，不那么迅速和实际政治相接触，让他把自己的青年期在山明水秀之乡保育成熟，或者如某外籍记者的设计，让他到牛津剑桥去作进一步的政治的人格修养，这对于他是幸福的，对于国家也是最有利的。然而时势迫人，不让他住在青年人的天地中，也是他一生的命运悲剧。

蒋氏回国以后，只有相量岗、武岭烟霞中过着一个多月的隐居生活，便往南昌，堕入扰扰红尘之中。熊式辉以富于政治敏感著称，他便立即要运用这份政治资本，作新的投资。民国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那一时期，蒋氏的社会关系还很简单，他的顾虑和牵制也很少，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向社会投去，不必多所迟疑。民国二十九年以后，他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碰来碰去，不是和这一小圈子有了纠葛，便和那一小圈子发生了关系。他所见的都是笑容，受到的都是冷拳。谁都防备他插了足，抓到了他们的领导权；谁都想利用他作政治进攻的敲门砖。中国政海，风云变幻，波涛险恶。他这一叶扁舟，不能不在黑浪漫天中浮沉。因此，他不能不十分机警，触到了别人的天罗地网边缘上，立即抽身而出。这残酷的现实，使他学习着成为“理智”的人，而且必须学习着成为冷酷的意志坚决的人。这是另一个蒋经国；他很快地成为世故很深，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中年人。他初到赣南那年，他和王继春县长在营前散步，看见河面的水流得很急，河底下有很多礁石，撑船的人觉得非常艰苦。王县长说：“把水力积蓄起来，造成一个水电厂。”蒋氏便接着说：“现在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我们的血汗与精力来炸毀中国社会上的暗礁，使得群众的力量能够自由发挥下去！”岁月催人，蒋氏已经快四十了，而中国社会上的暗礁，累累满目，“一滩复一滩，新安在天上”，还不知什么时候才炸得开水道呢！

当前的时势，比抗战初期更艰困。别人有苦闷，可以唏噓叹息，或者发发牢骚，而他只能把“苦闷”关在肚子里，打碎了牙齿和血吞。他是唯一感受到“总统”府中气温的人，有时看见白发慈亲，宵旰劳瘁，分劳无术，只能把跳跃在喉边的话咽了下去。十年之中，他就过了比三十年还长的紧张政治生活，在大染缸中打转，怎么能保全其天真与热情呢！

本来一个人的性格是很复杂的，用变态心理学的说法，谁的性格都是多方面的。今日的蒋经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灵魂：他既年青、又热情，勇敢地对着现实，气吞河岳；他又那么坦白无城府，人人感其可亲近。可是他又那么老成持重，不苟言笑。他冷冷地看着你，透过了肺腑，洞烛你的用意。他决不会轻易入你局中。有时候，你觉得他不过二十多岁；有时候，你又觉得他也已入了暮秋了。要了解他或许比读一部书还难些。

十一　一个时代一群人

从蒋氏的许多次讲演中，我们听到了认识时代、把握时代的话。他指出今天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自强不息，永远不断的前进），战争的时代（不断的奋斗），科学的时代（利用万物，不断的创造），群众的时代（团结、组织、不断的合作），他的政治新作风是“用教民政策来代替过去的愚民政策”，“用民主政治来代替官僚政治”。他又说：“时代是永远不停止地前进的，今天，在新的形势下，更要注意的工作，就是如何运用组织训练。上星期，我看了德国的军队编制，他们一个炮兵营营本部，只有五个人，营长、副官、军医、传令兵和通讯员各一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机构。同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德国人作战所以能够胜利，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它这种简单的战斗组织，包括了四个很大的优点：①组织简单；②职权分明；③动作敏捷；④指挥灵敏。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①要有组织的核心，把工作从很小的一点，扩大到几千万倍大。②用很少的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百万人来工作。③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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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或许是很平常的话，但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已经没人敢这么大声疾呼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总理那句勉励大家的话，也成为纪念周上近于自谦的话头，更不幸的乃渐渐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了。蒋氏的文章，好似从民国十六年那年接上去，删去了当中的十五年。所以他敢于坦然地说：“今天我们没有好听的好看的东西，同时，社会秩序也很不好，就是因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缘故。真正参加生产工作的人，得不到应得的生产品，而不生产的人，非但能够得到，并且得到很多。同时，没有用的消耗品，占了大量的生产机构，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了民间深沉的痛苦。今天，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就是要使能生产的人，就能得到生产品，不肯生产的人，就不给他东西，这样，方才提高生产量，方才能够复兴我们的国家。黄石公曾经说过：‘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暴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这些，希望大家用心去研究它，我们要真正的教民强，教民富，为国除害，为民除暴，这样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革命工作的战士！”我们不把头尾看清楚，几乎以为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他的观点可说是直接继承着民生主义的衣钵下来的！

他认识这是时代转换的分水线，他要他的同志把握这一时代，而且要置身其间来创造时代。这和那些在权利圈子中打筋斗的蛆虫，不仅有上下床之别。赣南那六年中，他确然有领导时代的气概和抱负。有一次，他曾讲起他和王继春在上犹街上的一件事：某日下午，他们在上犹的街上，碰到一个讨饭的老太婆，蒋氏看她太可怜，就拿了两块钱给她，王县长便对他说：“这两块钱就不应该给的，因为像这样穷的人实在太多了。倘使每一个人要发钱，那么我们根本没有这许多钱，大家还是应当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想。”“要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想”，乃是他们的抱负！

读过蒋氏的文字，大家都知道他的部属有过两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王县长（南康县长王复安，上犹县长王继春），但我们得看重那一时期受他的精神感召（这儿用得着“精神感召”的字眼）的小人物。赣州有一个陈保长（明光），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幼年读完了国民小学便不能再继续读书。他被选举为保长，便很起劲地做起来。他自谓：“保长是一件最难做的事，但是我乐意担任这个工作。”他的志愿是“为平民解除痛苦”，后来他病了吐血而死。死的时候，穿了一件破旧的草绿色制服，身上盖着一件黑的破大衣，头上盖着一本书，在那时期，就有许多这一型愿为工作而死的年轻人，他们成为蒋氏的信徒。

我说蒋氏是一个把握时代领导时代的人，此中不包含加重份量的赞扬意味。由于他在领导时代，在他的周围的确吸收了一大群年青的朋友。到了民国三十二年以后，他担任了训练干部的工作，而且成为青年军的精神核心。领导的味儿反而淡了下来，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反而为了领导一群人而烦恼袭来。最近一阶段，也许又是他的最重要的转变呢？

十二　蒋经国何处去？

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进行那几年，国际间颇有人在注意。《伦敦时报》曾作出如此批评：“中国江西的南部，是落后的区域，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建设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成为进步的区域。”纽约一家报纸（偶忘报名）也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热烈的希望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能够完全实现。”笔者也曾从一些小的事件上看出各方面对赣南的注意点，赣州那份《正气日报》，延安方面来订阅的有十七份之多，迪化（今乌鲁木齐）也有八九份。几乎比重庆订购的报份还要多。或许可以说，延安方面最关心赣南建设的进展。

有人批评三年计划不合中国国情，说是：“蒋经国是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尽是俄国东西，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国人的脸上，是不适宜的。”蒋氏如何答复呢？他说：“是的，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讲话，应当以中国的利益着想，应当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況，来作施政的根据。但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根据本国的国情，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应当这样做的。”在这一方面，他和孙中山先生更是接近，他是坦白承认采纳人家（指苏联）的建国经验，而是坚定地站在本国的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做的。有一回，他提到过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他说：“在美国的一个汽车工厂内，每分钟可以造四辆汽车，但是在赣南，一分钟可以做些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孩子，他回答我说：‘可以做四个鞭炮。’在美国，平均二十四小时可以造座铁桥，但是，在赣南一天的时间，仅能打两双草鞋。在美国，平均一个工人可以使用二三十架机器，但是在赣南平均一个农夫只能用半条牛腿，我们同样生活在1940年，同样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是我们落后的程度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较，是相隔了几世纪。今天，我提出了这个强烈的对比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相反的，我们明了了自己落后性的程度，而更应当如何的努力工作，努力建设。”不过，他并不准备走美国的老路，他说：“今天，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美国虽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但是他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无计划的。他们的生产并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的，他们的生产不是配合着消费而是为了赚钱，所以虽则他们每一年因为生产过剩，有几千万加仑的牛奶倒入海里去，同时全国的儿童平均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营养充足，我们建设新赣南，却要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异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评，已经很明确很坚定的了！前几天，有一美国记者提出疑问来：“究竟蒋氏的社会改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呢？还是用共产主义的方式呢？”其实都不是，他很明确地表示要采取“计划经济”，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更接近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前天，有一位朋友，他是最关心中国命运的，他对我说：“蒋氏他那一套的。”他已看到了这一点，蒋氏决不是如一个传说所设想，近于小霸王式的胡闹。而且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力量在民众，民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反而要期待“包青天式”的“上方宝剑”那是最要不得的。许多民众见了他，常是跪下地去哀求，他正言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了民众的自尊心，这也和这种种传说正相反。

蒋氏这一套主张，行之于赣南，已经蜚语纷起。那一时期，重庆方面若干政团，自己的天地大，河水不犯井水，大家都肯听其自然，有时也夸奖一番，反正不碍自己的利益。现在，他要把这一套主张，行之于上海；而目前这一阶段，又正当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蒋“总统”的威望受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的每一种设施，都要和各政团以及衮衮诸公的既得利益短兵相接。南京与上海，京沪路一线相通，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连得那么密切，上海经济市场每一角落都有着豪门巨绅的经济蜘蛛，他的计划又如何能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呢？蒋氏之来上海，已在蒋“总统”试了许多中西内科名医的药方之后，沉疴难救，乃让这一外科医生来试用手术，割治败瘤的。他的口号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他的手法，是“拿富人的钱替老百姓求活”。他承认他的计划乃是一种社会性的革命工作，真正的目的，乃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许多人怀疑此次新经济政策是否能达到成功，许多人忽视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却把政府的金融改革混为一谈。他非常坚定说：“用一种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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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一个政治新人

——访蒋经国先生

一

中央训练团第二期学员中，有两个众所注目的人物：蒋公子经国，和X公子某某。这两位公子的作风迥不相同：蒋公子自己挑水洗脚，一个月只用三五块钱，X公子却花了三万多元，这真是极有趣的对比。蒋公子去年春间在临川训练新兵时，某队长常是浪用清水。公子告诫他：“要体恤伙伕们的劳力，不要浪费！”那队长漠不关心，依旧浪用得很多。公子就罚他挑一个月的水，让他自己明白劳力是应该如何值得珍惜的。

记者和蒋经国先生第一次相晤于南昌：那时，他刚担任保安处职务，筹划牯岭的游击工作。此次重晤于赣州，他已担任赣南第X区行政专员的重要任务，成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闲谈中，他提到在苏俄时期的生活。他到苏联去，刚在大革命后，社会秩序初定的当儿，全国为饥饿所普遍侵袭，食物缺乏，三五日领不到面包，乃是常有的事。他每天把一方黑面包，分成四截，一餐吃一截，留一截准备第二天绝粮时的万一之需。这样在饥饿线上过了二年生活，那二年间，他只领到一方肥皂，用沙擦手，当作洗涤污脏的常课。跟着苏俄的长成，他的精神肉体都长成了。他眼见苏联饿着肚子的中央委员在农民群面前绝气，眼见主席加里宁排在队中领仅有的袜子，眼见市民饿毙倒在街头。他懂得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坚忍吃苦。他引史太林所引的俄谚语告诉记者：“最后一个笑的才是真正的笑！”他说：“中国现在真不够吃苦！”

他在苏俄十四年，曾在铁工厂学习冶铁，他的夫人便是那工厂中的女工，曾在军队中服务，那军队开到高加索沙漠中，白昼在百度以上的沙漠上行军，晚间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风沙中打野外。风雪中，他们裸着上下身，用雪擦身，更是常课。也曾到过零下五十度的芬兰边境，也曾在列宁格勒度过冬天。他，能骑马刺剑，如一般军人的英勇。可是他能驾驶飞机汽车及坦克车，又是一个专门技术人才，他能接连着每天走百里长途，经月不已，有游击队全副技术。可是他训练士兵、旋转士兵的心理，又是一个将才。他，几乎是神话中的人物。高素明先生对记者说：“我和经国虽是同学，他的吃苦精神，那是我所万万不及的。”把经国先生当作留俄学生的典型人物，再把X公子当作留美学生的代表，两种精神都具体表现出来了。

记者细细地静静地看他的行止，他和劳苦民众相接近，并非矫情而为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义，劳力的价值，他自然而然亲近那些用自己血汗挣饭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着一群有血性的青年。自然，也有人觉得头痛，那些人说：“若非他是委员长的儿子，我们该给他带顶红帽子。”他听了这些话，只是微微作笑，他知道时代和环境会怎样使一个人变成精神上的盲目。

二

旧历除夕下午，蒋经国先生以行政专员的名义，邀请赣城贫儿家属聚餐于贫儿食堂。贫儿食堂成立于去冬十一月间，其时赣州各界集金颂蒋委员长诞辰，凡得五千余金，奉命移作地方救济事业之用，经国先生就着手组织贫儿食堂，收集百六十多名贫家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每天施食两餐，并予以军事管理，使受两小时的识字教育。记者那天下午，前往贫儿食堂，已见成群衣衫褴褛的老妪少妇围坐在方桌边，等待这奇异的年夜饭。那一群贫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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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排列也在准备就食前的程序。这些受了短期训练的贫儿，自己管理自己，秩序也颇不错。经国先生到场时，只见拖儿带囝的妇人，追随着他，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师”，向他诉苦。他招呼她们先去吃年夜饭，如处在乡亲中，以温情的笑招待贫苦的家属。记者眼前，正浮起了苏俄著名影片——《生路》中的景況。

记者走出贫儿食堂，在不远的街角上，听到两位绅士在那儿谈论，他们说：“蒋专员，把全部力量用在救济事业上。”其实他们是曲解的，蒋专员比较注意一般民众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除夕那天，他先访问出征军人的家属，让他们揩干泪眼来承受一个“民之父母”的关怀。又调查城中赤贫之家，在这绝望的一天，予以生活上的扶助。这都含有积极作用，使赣州治安能够如常维持。街市上流氓和乞丐之少，记者所经各城市以此为首选。

蒋专员最有力量的战时处置，以安定赣州物价为最可称述。自然有一部分人在诅咒他，也有一部分操纵市场的人正在设法垄断市面，想造成混乱局面来破坏他的战时处置。去冬，赣州城中，闹过一度煤油和食盐荒。商人把煤油隐屯在乡间，故意把市价飞涨了又飞涨，他即紧急处置，派警查出私屯的煤油有三千多箱之多，并全数给还标准油价，改由交易公店集中发卖。食盐也改归交易公店发售，扫除盐商垄断的积弊。若赣州四境各城市能把物价问题处置得好一点，记者相信蒋专员的紧急处理会更有成效些。目前，一部分奸商，正在用屯积粮食及恫吓乡农的手法来造成米荒，大家相信蒋专员定能显出更大的力量来。

记者在赣州看见各地所没有的由血性青年所造成的朝气。许多政客想利用青年，许多政治家在怕惧青年，许多绅士在嘲笑青年，蒋专员简简截截地说：“要运用青年。”他知道青年们会做错的，但是世间并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青年们的错误并不比绅士们多。“让青年们去干，从工作中去求经验，去求应付现实的学问。”这是他答复记者最坚决的话。他不相信关在玻璃屋子里的花草能够长成，他要青年们自己到社会上去磨练。他的行政专员公署中人员，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但他们的工作效率比什么官僚式的衙门好得多。

某君告诉记者：“蒋专员的作风，有点合不上绅士的口胃！”是的，蒋专员就职以后，雷厉风行地禁烟禁赌。一个社长的老太爷因为吸烟被拘了，一个贩仇货的土豪遁迹了，一个大绅士在牌局上被捕了，希望地方官吏同流合污的绅士们自然头痛得很，但一般民众正爱戴着有辣味的“民之父母”。赣南有两家农民，因为绅士们从中挑拨，为了一条水沟，积讼二十多年，尚未解决。蒋专员下乡巡游，二小时间便替他们排解掉了。这类为民众福利着想的事件处理法，不知断绝了多少绅士们的把持机会。无怪绅士们，看见了专员公署的民众问事处就要摇头叹气的。

三

旧历新正，蒋专员邀记者同往瑞金，参与中央军校的集团入党典礼。途中，他取溪口被炸后的照片相示，蒋府旧宅，墙缺壁破，砖瓦杂陈。六架敌机，集中向绝不设防的乡镇投弹，该算是“皇军”最光荣的战绩了吧！他慨然道：“穷极无聊，没有出路，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家，就算是出了气吗？世界人士，都在嘲笑这卑鄙的行为。”他认定今年这一年，将决定敌人的命运。敌人确已进入他们的末路。

他久住苏联，对于苏联有深切的理解，记者因而进问他对于苏联的观感。他说：“世界各国的外交，可说有如变戏法。但变戏法也有他的一定方式，只能红变黑黑变红那几种花样，不能随随便便地变。苏联立国以来，对于中国，一贯取善意的互助态度，没有坏过，决不会因为敌人的献媚，就改变原来的外交态度。我们且看苏联的新闻界，对于我国的抗战，自来以热烈的同情来记载，直到现在，并未改变过。从前共产党在赣南闹得很起劲，苏联报纸上也并没有十分夸张的记载，反不如对我英勇抗战表示热烈的同情。这便是苏联的真实态度的说明。”

蒋专员谈及苏联社会，记者连带问及苏联的私有财产制度。他说：“在苏联，由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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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积有财富的人并不很少。但没有人可以用他的财富去生利金。你可以花很多的钱去造一所大住宅，但只许他自己住在那儿，却不许把住宅的一部分出租，靠收屋租过日子。苏联承认个人欲望的存在，但防止剥削社会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他在这样社会中陶养出来，无怪他对于发国难财的商人深恶痛绝了。他所订立的新赣南三年计划，悬“人人有衣穿、饭吃、书读、事做”为标的，在他看来，原是应该这么着想的。

到瑞金以后，我们一同参观了许多处共产党当年的遗迹，彼此的感想都很多。记者提及当年陈迹，他说：“一种制度和思想，必须客观条件来决定它的存在：共产党在江西这么许多年，对于社会并无多大影响，这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记者因问：“事实上能有代表一切阶层的政党吗？”他说：“三民主义即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即不能代表一切阶层的利益，至少可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他的施政方针，盖即从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这方向着手的。

一般人对于蒋专员的期望很大，我们相信他的吃苦精神会使他在政治上有所成就，记者也就破例先在戏台前喝起彩来。

（1943年2月25日）

附录二　蒋经国传奇

一　假李逵假释出狱

半个月前，蒋经国专员在专署接见民众；人群中有一老妪含泪哀请：她说她的儿子年幼无知，冒渎尊上，垂怜我老妪舐犊私情，恳求早日宽赦开释。专员查问原因，有知其来历的，说她便是假李逵的母亲。一室中人，听了无不莞尔。当时专员开导了几句，也无多话，到了上周，专员令主管人员着该老妪具保，暂许其子假释出狱，由其家属切实管教。“假李逵”便走向自新之路了。

“假李逵”，名杨良枢，赣南某地人，中等身材，脸带微麻，和蒋专员的模样有些儿相像。去年冬天的某一天，南康乡间忽然来了一个私巡的官员，照他的口气听去，好像是地方的行政长官，暗示人们，使人们相信他便是蒋专员。有人偷看他的呢帽，帽里上正写着“蒋经国”三个大字，更使那一带民众确信“蒋专员”乔装察访，和他们传说中的蒋专员连贯起来，剎时间成为里巷间的佳话。于是拦路呼冤的，泪泣求助的，不绝于道。这位蒋专员也就提笔批答，上书某事交县政府办，某事交区署查，装得若有其事。于是东家一老母鸡，西家一碗肥肘子，张家赴宴李家宿，这位蒋专员有点儿得意忘形乐而忘返。而那些心中有病的乡保长，战战兢兢，终日追随左右。当这位蒋专员伸手要零用钱的时候，也就十元五元递了过去，畏惧之心使他们不敢在真假上用点辨别力。事有凑巧，专署某君，因公过南康，闻专员在乡私巡，为之讶然。然观其人，知系歹徒冒充，即报告专署，派警拘押，到赣之日，专员曾亲自审问，问他道：“你假冒了我，有什么好处？”假李逵俯首无言。后来依法判处徒刑五年，到上月底，恰好是半周年。半周年的牢狱生活，对于这位夸大狂的李鬼，该是最合实际的教育，他该有点儿长进了吧？

二　蒋经国油山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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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专员的言行，记者所见所闻，并没有半点传奇的意味。他是受过时代洗礼的人，理智重于感情，并没想以畸行来耸社会的视听，但民间常把他的一鳞一爪来附会传说上的“包公”或“施公”，因此一部蒋经国传奇的底稿，就在里巷百口中创造出来。一位无法无天的司机，他亲口对记者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活包公铁面无私用王法。”他把蒋专员说得神出鬼没，神乎其神，好像他们这一群混天魔王，也只有这一位如来佛制得住。他叙述蒋专员化装的神奇，简直是一部侦探小说，把这新酒注入旧瓶，一部《新七侠五义》是太现成了。

谈者谓蒋专员的青年冒险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乃是构成传奇的基因。在专员本身，受过极端严格的军事训练，短装草履，千里跋涉，事本平常。但民众心目中，看惯了旧官僚的养尊处优的习惯，今见了一个刻苦耐劳的地方行政官，也不免传为奇谈。专员到处巡行，固随处留心民情风俗，却也考察山地形势，作某一种准备。民众心目中，又把章回小说中的“乾隆皇帝游江南”故事贯合着看，一切常事都变作奇闻。最近，蒋专员油山遇险的传说，在里巷间也快变成了传奇。

那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月中旬，蒋专员巡信丰，便道往游油山。不料意外地遭遇了一场大的危险。油山在信丰南雄的边境，原系项英部属的根据地，山谷萦回，林木森茂，形势非常险要。变乱后村落毁破，数十里无人烟。专员率领随从人员及士兵三十余人，沿着山径曲折入谷，经过了许多起伏山岗，约莫三十余华里，才到达了深谷。他们考察形势，询访旧迹，天色已晚，便借宿于山村的寺院。那寺院前曾毁于兵燹，近年始重建，构筑非常简陋。那晚情形，记者据专员自述：当晚天热，一群人都席地而卧，他睡在寺门木板上，也很甜美，一宿安静得很。第二天，一清早忽闻寺外人声喧杂，夹有错杂枪声。心知有变，专员即避入寺中，令部属准备枪枝，分头警戒。片刻间，枪声愈密集，据瞭望哨报告，四围包围进攻的，约有二百余人。来攻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盗匪？一时也判断不清，只是来意甚恶，从攻击姿态可以明白；情势危急，专员即下令还击，借以自卫，两方从接火起，断断续续了三小时之久，那一群突如其来的暴客，才销声匿迹退回去了。当时一检查，专员部属已伤了一人，暴客那方却死了二人，可是专员卧的那副床板，中了三十一颗子弹，真是险之又险。事后各方传言，有谓出之南雄民团的误会，有谓残匪示威，有谓意图抢劫枪械。总之，有如包公下土牢，又受了一场虚惊便是了！

可是这类意外的遭遇，适足以锻炼他的胆识，油山的险事，并不曾改变轻车简从的惯例了！昨天清晨他又向赣湘边的万山丛中去远足，据他说，他新近所走的路，连王阳明当年都不曾走过的呢！

三　“爵晋政府委员”

孙夫人（宋庆龄），前月由港归渝，蒋专员曾奉命前往谒见，他留渝那几天，闹了一件小事故。有一天，他来向一卖油条的老妪买二角钱的油条，身边没有零钱，取五元法币给她找。老妪两囊空空，找不出钱，专员呆了一呆，便道：“你也很苦，这五元都给你罢。”那老妪忽勃然大怒道：“你这坏蛋！我不要你这假票子，你拿二角钱来！”这时，旁人走了过来，看看这票子，对那老妪说：“这票子是真的！他给了你，你还骂他，你真有点儿不讲理！”那老妪道：“我不相信世间真有体恤我们穷人的好人！”这件小事故，说明了民众有时对政府的种种意外的误解。

蒋专员由渝归赣以后，积极推动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他自己不时出巡各县，连最偏僻的村落都有他的足迹。记者问他：“巡行的动机在哪里？”他说：“老百姓，真是好的。我们和老百姓多接近接近，老百姓就会接近我们！”这是他的地方政治的主要观点。他和记者谈及这回信丰巡行所见的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天，走进一家乡长的客堂，客堂上挂着一对贺联，上联说是‘爵晋政府委员’。后来仔细一问，原来那位乡长，刚兼了地方公款保管委会的委员。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凡是乡里绅士，都要高自位置，不仅要自别于民众，而且吓吓老百姓。老百姓看见了‘公所重地，闲人莫入’的虎头牌，就吓住了，还敢和他们亲近吗？”阻塞了上下的交通。他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有打开绅士层的决计，他要解消民众的种种误会，使他们来亲近政府。

“向蒋专员告状去！”“到专署打官司去！”在赣南各地不时可以听到老百姓这么说，远道传闻，容易以为蒋专员的政治姿态，或如旧日的钦差大臣，独断独行，或如山东的“韩青天”侵犯司法的独立。其实赣南的政治依法而行，不徇情，不徇私，不为恶势力所左右，才显得雷厉风行与众不同。那个老百姓“告状”的所在，实乃民众问事处。蒋专员让民众有地方去诉苦，使民众知道怎样去进行诉讼，意在劝解与?导，和老百姓的说法正不相同。假使老百姓真希望有一个包大人，这个包大人，受了时代的洗礼，他将不是一个典型的清官，而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贤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