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剡溪故里（1）

- 剡溪故里（2）

- 剡溪故里（3）

- 蒋经国出世（1）

- 蒋经国出世（2）

- 蒋经国出世（3）

- 蒋经国出世（4）

- 蒋经国出世（5）

- 开蒙承教（1）

- 开蒙承教（2）

- 再见，剡溪（1）

- 再见，剡溪（2）

- 再见，剡溪（3）

- 负笈沪、京、穗（1）

- 负笈沪、京、穗（2）

- 负笈沪、京、穗（3）

- 负笈沪、京、穗（4）

- 负笈沪、京、穗（5）

- 尼古拉同志（1）

- 尼古拉同志（2）

- 尼古拉同志（3）

- 尼古拉同志（4）

- 尼古拉同志（5）

- 尼古拉同志（6）

- 尼古拉同志（7）

- 发表反蒋声明（1）

- 发表反蒋声明（2）

- 发表反蒋声明（3）

- 发表反蒋声明（4）

- 红军生涯（1）

- 红军生涯（2）

- 红军生涯（3）

- 红军生涯（4）

- 红军生涯（5）

- 从学徒到主席（1）

- 从学徒到主席（2）

- 从学徒到主席（3）

- 从学徒到主席（4）

-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1）

-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2）

-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3）

-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4）

-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5）

- 东方的灰姑娘（1）

- 东方的灰姑娘（2）

- 东方的灰姑娘（3）

- 东方的灰姑娘（4）

- 东方的灰姑娘（5）

- 东方的灰姑娘（6）

- 苏联！再会（1）

- 苏联！再会（2）

- 苏联！再会（3）

- 溪口镇养性修心（1）

- 溪口镇养性修心（2）

- 溪口镇养性修心（3）

- 溪口镇养性修心（4）

- 雪窦山师友览胜（1）

- 雪窦山师友览胜（2）

- 雪窦山师友览胜（3）

- 雪窦山师友览胜（4）

- 就职南昌（1）

- 就职南昌（2）

- 就职南昌（3）

- 就职南昌（4）

- 慰军练兵（1）

- 慰军练兵（2）

- 慰军练兵（3）

- 慰军练兵（4）

- 初入赣南（1）

- 初入赣南（2）

- 初入赣南（3）

- 初入赣南（4）

- 初入赣南（5）

- 蒋专员上任（1）

- 蒋专员上任（2）

- 蒋专员上任（3）

- 务除烟赌娼贪（1）

- 务除烟赌娼贪（2）

- 务除烟赌娼贪（3）

- 务除烟赌娼贪（4）

- 务除烟赌娼贪（5）

- 务除烟赌娼贪（6）

- 冒险清匪（1）

- 冒险清匪（2）

- 冒险清匪（3）

- 制定新政蓝图（1）

- 制定新政蓝图（2）

- 制定新政蓝图（3）

- 制定新政蓝图（4）

- 训练机关干部（1）

- 训练机关干部（2）

- 训练机关干部（3）

- 训练机关干部（4）

- 别出心裁搞文教（1）

- 别出心裁搞文教（2）

- 别出心裁搞文教（3）

- 别出心裁搞文教（4）

- 别出心裁搞文教（5）

- 别出心裁搞文教（6）

- 力行土地改革（1）

- 力行土地改革（2）

- 西北之行（1）

- 西北之行（2）

- 西北之行（3）

- 西北之行（4）

- 人去政息（1）

- 人去政息（2）

- 人去政息（3）

- 人去政息（4）

- 人去政息（5）

- 风云际会（1）

- 风云际会（2）

- 风云际会（3）

- 风云际会（4）

- 蒋章定情（1）

- 蒋章定情（2）

- 蒋章定情（3）

- 蒋章定情（4）

- 赣州惜别（1）

- 赣州惜别（2）

- 赣州惜别（3）

- 赣州惜别（4）

- 魂断桂林（1）

- 魂断桂林（2）

- 魂断桂林（3）

- 魂断桂林（4）

- 魂断桂林（5）

- “乞丐王子”（1）

- “乞丐王子”（2）

- “乞丐王子”（3）

- “乞丐王子”（4）

- 创办“政治黄埔”（1）

- 创办“政治黄埔”（2）

- 创办“政治黄埔”（3）

- 创办“政治黄埔”（4）

- “十万青年十万军”（1）

- “十万青年十万军”（2）

- “弱国无外交”（1）

- “弱国无外交”（2）

- “弱国无外交”（3）

- “弱国无外交”（4）

- “弱国无外交”（5）

-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1）

-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2）

-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3）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1）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2）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3）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4）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5）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6）

-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7）

剡溪故里（1）

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凌晨，蒋经国诞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名叫“丰镐房”的旧宅里，在祖母和母亲的双重呵护下，在故里的崇山清泉间度过童年时光。他6岁在武山小学开蒙承教，12岁后陆续求学上海、北京、广州。这个充满激情和富有叛逆精神的剡溪少年，亲身经历了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北京的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游行示威，初步经受了时代的洗礼和革命的历练。

清末民初的中国，风云激荡，时势瞬息万变，苏俄革命的成功，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好奇与憧憬。在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里求学的少年经国，既经历练，眼界遂开，胆识已壮，大志初萌，最终顺从大时代的革命风潮，于1925年10月和一批意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革命青年一起，走出国门，奔向红都苏联。

剡溪故里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刻的家国之念，故里山水，赋予人最初的灵智与情感，也在人心中，刻下最深的印记与最固执恒久的眷恋。

浙江奉化溪口，以剡溪之水而得名，更因哺育了两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而出名。

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素重“根源”，讲究“叶落归根”、“饮水思源”，而今，故里迢迢，斯人已逝，唯有家山长绿，剡溪长流。

两蒋故里溪口镇，是一个长不过3公里的街市，一道剡溪由西向东流过全镇。剡溪的源头，主流出于剡界岭，由新昌入奉化境，称剡源。剡源九曲公棠以下称剡溪，流过全镇后，至东端，有岭头与溪南山阻隔成口。又因有武岭横亘镇东，所以溪口也被称为武岭，蒋介石常自称“武岭蒋氏”。

旧时剡溪两岸沙地多植乌桕、桑、竹，一到秋季，一片桕林由浅黄而至深红，与晨曦夕阳相辉映，使溪水五色斑斓，景色醉人。蒋经国幼时常和村童一起戏水溪中，曾惹得母亲与祖母在岸上颠着小脚，频唤娇儿，为之忧心如焚。现在桕树已稀少，桑、竹比较繁茂，树林竹园中，时有禽鸟栖息，或翱翔太空，或鸟语林间，一路溪水逶迤，水净沙明，夹岸青山，草木葱茏。

历史上早有“剡溪九曲”胜景，沿溪古迹迭续，历代众多诗人学士在此留下了无数咏剡名篇及趣闻逸事：李白有诗“此去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杜甫诗曰“剡溪蕴异秀，天姥引归帆”；王十朋也有《剡溪春色赋》吟咏剡溪风光；“书圣”王曦之曾隐居剡溪，留下雪夜访戴的逸闻；传说中的吴越王钱穆曾在此驻跸——溪口可谓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

剡溪故里（2）

蒋经国就在这崇山清泉之间，在祖母和母亲的双重疼爱与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母亲因丈夫长年不归，所以时常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告别婆婆去娘家小住。蒋经国外祖父毛鼎和家开设着祥丰南货号，家境殷实，店中的一切糕食果品，由孩子任意取食。快乐自由的童年往往能给予人心灵深处持久的自信与乐观，综观蒋经国跌宕起伏的一生，应该说他是个悲剧人物，但其个性确实始终带有一层明朗果敢的热烈的底色。

蒋家发迹始自蒋经国的曾祖父蒋斯千。到19世纪末叶，蒋家在溪口镇山村卜居已有数百年之久，蒋斯千是溪口蒋姓26世孙，他拥有5亩山麓竹林和一小块水稻田。后来他取得了贩卖盐、酒的专利，便弃农经商，于咸丰年间在溪口中街开设了一家“玉泰盐铺”，主要经营盐、酒生意，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家道以之渐亨”。太平天国时期，“玉泰盐铺”受到冲击，一度停业。后来重新开张，蒋斯千遂让精明强干、善于理财的次子蒋肇聪主管店务。

蒋肇聪，又名明火，字肃庵，即蒋经国的祖父。他秉性刚直，在当地很有威望。“玉泰盐铺”在他的主持下，生意日见兴旺。可惜他事业发达，婚姻不幸，先后娶过三房妻子。元配徐氏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女名瑞春。徐氏病故后他娶孙氏为妻，不久孙氏也病故。后他娶葛西乡竹村的王采玉为填房。这就是蒋介石的生母、蒋经国的祖母。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一文中记述如下：“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东，是奉化葛竹村人，在玉泰盐铺20多年，颇得蒋明火的信任。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庵带发修行，精于女工，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王贤东说娶撮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

王采玉与蒋肇聪共生有二子二女：蒋瑞元、蒋瑞莲、蒋瑞菊、蒋瑞青。瑞菊与瑞青早夭。瑞元即蒋介石，后改中正。

蒋介石9岁那年，50岁的蒋肇聪不幸病逝。王采玉自此含悲忍痛，抚孤携幼。她是个刚强坚韧很有主见的女人，这对蒋介石影响最深。幼年的蒋介石非常顽皮，母亲一面诵经念佛，一面严厉督促他的学业。他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6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剡溪故里（3）

父亲去世后，年长蒋介石10岁的同父异母兄长蒋介卿接掌了家业，因介卿与继母王采玉不和，遂于蒋肇聪去世4年后分家。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及外在账款，蒋介石与瑞青分得老宅三间楼房、小溪岙法华庵田地30亩和一片竹山。此后，王氏母子的收入大不如前，孤儿寡母还常受到地方官绅的敲诈勒索。

蒋介石后来在他50岁生辰所作的《报国与思亲》一文中写道：“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独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助纣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讼，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喻。当此之时，独赖吾母本其仁慈，坚其苦节，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强，保护稚弱，内而辑和族里，整饰户庭，罔不躬亲负荷，谨慎将事。”

幼年蒋介石眼见母亲含垢忍辱的艰难处境，时时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世情的浇薄，萌生了最初的反抗意识。他后来果断地向外发展，义无返顾地东渡日本，都是在对命运进行充分的自我抉择，极富有主动性。

蒋经国幼年则比父亲幸福得多。在他的记忆里，九曲盘旋的剡溪，从小山村潺潺穿过，隔溪绿竹葱茏，岭上苍松屹立，他曾在溪中戏水，在岭上奔跑，在慈爱的祖母和母亲的呵护下，度过了生命中最自由快乐的童年时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幼年的蒋经国虽然没有感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公与人情冷暖的刺激，但他也从小萌生了同情弱者、反抗压迫者的意识。如果说他的童年曾留下阴影的话，那恰恰来自于他的父亲。正是父母亲的不睦，尤其是父亲对母亲强横、粗暴的态度，给蒋经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刺激他由要保护母亲而生同情弱者之念。

蒋经国从小就很依恋母亲，一直在心里为无辜无助的母亲保留着一个柔软温情的角落。他爱他的母亲，因为如果不是母亲的坚强善良和宽厚慈爱，如果母亲不曾多年坚守着那么无望的忍耐和期待，他根本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蒋经国出世（1）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3月18日凌晨，蒋经国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名叫“丰镐房”的旧宅里。谁也无从料想，65年后，这个闭着眼睛大声啼哭着来到世间的男孩成了台湾的一号政治强人。

其时，晚清政府腐而不倒，正苟延残喘，锦绣中华多年来备受列强凌辱，内外交困，已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代即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革命党人，正风云际会，潜流暗涌。虽历年举事均遭受无情打击，却屡仆屡起，他们生死相期的中华民国也正如即将足月的婴儿，亟待从血泊中娩出。

新生的婴儿固然柔弱，却永远象征着神完气足的希望。正值初春，山区桃李争艳，在“丰镐房”的旧宅里，这个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方头大耳、啼声嘹亮的婴儿，用他不断挥舞的紧握的小拳头，驱走了一切阴郁的气息，迎来了满堂的喜气和欢颜。

当下，整个家族奔走相告，蒋家的第29代子孙出世了！新生儿的母亲毛福梅和祖母王采玉老夫人，满怀喜悦欣慰的心情，给孩子的父亲、远在日本士官预备学堂留学的蒋介石发出了喜讯。蒋介石借故宅“丰镐房”房名，为儿子取乳名“建丰”。后因属“国”字辈，又取谱名为蒋经国。次年夏天，在孩子满15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日本北海道高田野炮兵第13团的士官候补生、23岁的蒋介石才风尘仆仆赶回溪口来探望新生儿子。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丰镐房内外上下充满了少有的温馨和快乐。可惜好景不常，蒋介石只在家乡住了3天，便急忙赶赴上海参加起义去了。

关于蒋经国的身世，坊间流传着许多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此不赘述。但为他的出世，祖母王氏确实曾大费周折。

1901年春节，14岁的蒋介石谨遵母命，迎娶了离溪口镇15公里的奉化岩头村祥丰南货店老板毛鼎和的幼女毛福梅，新娘时年19岁。婚礼当天，花轿到达门前，按例鸣放喜爆竹，一群随轿看热闹的孩童和跟大人前来吃喜酒的小客人，都拥到院子里去抢拾爆竹蒂头。蒋介石见此情景，也急忙奔出，挤在其他孩童之中抢拾爆竹蒂头。奉化民间一向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人们都很忌讳这种事。母亲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作罢。令蒋母欣慰的是，儿媳毛福梅虽然容貌平常，但心性宽厚善良，贤惠朴实，不但体贴婆婆，而且对丈夫的顽梗也颇能包容，所以小夫妻婚后初期关系较好。

蒋经国出世（2）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8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失意归来。由于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已经开始厌倦，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萌生了去奉化县城新开办的凤麓学堂“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念头。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那里读书，便决定带妻子同行。毛福梅到奉化县城后，被编在新女校的班里。由于她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得同学们的信赖和亲近。在师长和女伴的关心下，毛福梅渐渐习惯了学习生涯。谁料丈夫蒋介石在凤麓学堂又闹出事来，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辍学。

原来凤麓学堂虽是新办的，但课程设置还很古板，还是《春秋》、《周礼》之类为主课，英文、数学等不过是应景点缀而已。这些古文，蒋介石差不多已经嚼烂了，他本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入学的，见此情景，很是失望。当时在凤麓学堂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对校务也很有意见，于是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推蒋介石为代表，去向校董谈判。

据说，当时校董林某被蒋介石毫不客气的质问气得连声大喊：“反了，反了！”次日，校方就以蒋介石“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为由准备开除其学籍。同学们得到消息，以集体退学表示抗议。校方只好妥协。然而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却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待下去了。一个学年还未结束，他就携妻回到老家溪口。

寡母见到儿子儿媳回到家中，满心高兴，并没有责怪他们。转眼年关将到，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一位举止阔绰、气度不凡的客人。王氏一看，喜出望外，急命儿子媳妇出来拜见。来客原来是孙家舅父。这位孙家舅父名叫孙琴风，原是蒋父蒋肇聪第二个妻子孙氏夫人的堂弟，家住奉化萧王庙村，小王采玉两岁，待王氏如同亲姐姐。蒋介石对这位舅父一向敬重有加，后来他与毛福梅离异，也是托这位舅父说项，才没有起更大的冲突。当下，蒋介石便把凤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始末告诉了舅父。孙琴风走南闯北，受过新思潮影响，对外甥的过激行为不但不责怪，还为他的前途出主意说：“阿元啊，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阳刚之气，勿像吃文饭、吃生意饭的，还是继续读书的好。宁波箭金学堂有个主讲我认识，姓顾名清廉，是鄞县山下塘人，廪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对今后的仕进不会没有好处。”

蒋经国出世（3）

于是，1904年春，19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入读箭金学堂。第一次离开奉化家乡的蒋介石已经不复当日顽梗，开始懂得照顾妻子，尽丈夫的责任。他为妻子雇了一个梳头娘姨，邀请留日同学林绍楷之妹林瑞莲到家中做毛福梅的家庭教师，每逢节假日，还带妻子去天童、育王、报国寺等处游览烧香。每天晚上，窗前灯下，蒋介石还亲自教妻子认字。宁波伴读，是毛福梅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宁波求学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最大。在反清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也渐渐不安于现状了，他向顾清廉吐露心曲，请教前程，顾清廉鼓励他：“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适其时也。”听了老师的话，蒋介石坚定了目标，再次携眷回家，开始准备出洋留学。

1905年4月，蒋介石首渡东瀛，原打算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不料清政府与日本国有约在先：凡进军校学生，均需清政府陆军部保荐。他沮丧之余，只得暂时进入日本专为旅日学生实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不久，他听说保定军官学校明年招生，便决定先去保定就读，以便取得正式进日本军校的资格。

1905年冬，蒋介石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回到溪口与家人团聚。

次年，蒋介石顺利地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随后果然适逢清陆军部在保定军官学校里考选留日陆军学生。当时蒋介石尚无资格报考，但他打了报告，说已经读过一年日文，要求报考。经过考试，他被破格保送日本振武学校。谁知母亲一心想早日抱孙子，竟然反对儿子再去东京读什么“士官预备学堂”。但蒋介石心志已决，母亲和妻子根本阻挡不了他。1907年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义无返顾，再渡东瀛。

自此，蒋家婆媳在丰镐房终日无事，便开始专心佛事。每逢初一十五，是丰镐房的斋期，附近寺院庵堂的和尚尼姑应期而至。法华庵内有个叫“王大人”的尼姑，她与毛福梅比较投缘，常常到毛福梅卧室里闲谈。这个尼姑善于迎人心意，非常乖巧，她自诩会看手相，有一次看过毛福梅的手，忽然笑道：“大奶奶，侬勿要急，从贵手相看来，命中注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呢。”

毛福梅结婚多年来，曾经怀过一次孕，却在一次夫妻口角中，被丈夫误踢小腹，以致小产，此事令婆媳俩都深受打击，蒋介石也愧悔无及。而今海天遥隔，见丈夫一面都极其困难，至于儿子，毛福梅很长时间不敢有此奢望。但听尼姑这样一说，仍然心中一动：难道以后还能有个儿子吗？不久，丰镐房里又来了一位看风水的方士，由这个尼姑陪着踏勘蒋氏宅基。他踏勘完毕，极为恳切地对蒋母说：“太太，贵府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从气运看，你家早该添丁加口，百业兴旺了。”婆媳俩相视一笑，心中都十分宽慰。

蒋经国出世（4）

1909年，蒋母接到儿子的信，说要回来过暑假，但因为在上海有要事，暑假期间只能住在上海。到了夏天，蒋母听信算命先生“蒋氏贵子必得原配所出”的铁口直断，满怀抱孙子的期待，送儿媳到上海与儿子团聚。

毛福梅出自山村，孤陋寡闻，多年来随婆婆与青灯黄卷做伴，对丈夫的世界可以说一无所知。在上海，一些革命志士常到蒋介石的临时住处去访谈，毛福梅不但无法在会客的场合里对答应酬，有时还不免尴尬失礼。蒋介石按捺不住，常常对妻子大发雷霆，甚至拒绝与妻子同房。蒋母知道后，痛责儿子不孝忘本，她威胁儿子，如果不让她抱上孙子，她就去跳黄浦江。蒋介石虽然个性顽梗，但极为孝顺，他见母亲为此这样伤心，就跪地求恕。好友张静江★、戴季陶等也来解劝。蒋介石迫不得已，应允母命。过了一段时间，蒋母请医生搭脉，证实毛福梅确实有喜了。她十分欣慰，吸取上次的惨痛教训，当机立断带儿媳离开上海，安然回到溪口，等待着抱盼望已久的孙子。

于是，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一个壮实的男婴在丰镐房呱呱坠地。喜讯飞到日本，做了父亲的蒋介石也大喜过望。孩子一出世，他立刻有天高地阔之感，母亲终于有了慰藉，妻子也有了寄托，他对宗族家庭的责任一下子轻了许多。

蒋经国出世，丰镐房春意盎然，喜气洋洋。毛福梅的快乐和幸福无以言表。结婚9年来，丈夫如同一只风筝，若即若离，飘忽不定，有一个她无从理解也无法进入的世界，如今一个活生生的可爱至极的孩子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而且这个孩子完全属于她。她亲吻着婴儿红润温暖的面颊，陶醉在婴儿身上散发的乳香里，由衷的快乐使她容光焕发，她和婆婆一起日夜所祈祷的终于实现了。

丰镐房里的祖母、母亲以及小母姚怡琴（蒋介石于1912年冬，于上海纳妾姚怡琴）和侍婢蒋聪玲都笃信佛教，她们重妇节、守孝悌、好洁、爱静。按理说，蒋经国耳濡目染，应该循规蹈矩、闲雅若素，然而他毕竟是个孩子，怎能压抑住好奇爱动的天性？他刚学会走路便赤脚到外乱蹿，一刻不停。祖母以为他有内火，请了很多郎中，给他开清肝火、泻燥热的方子，都没有用。为了替他祈福保平安，王太夫人婆媳平日勤于烧香拜佛，还给他佩挂铜钱剑护身。

蒋经国3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忽然周身发烧，啼哭不休，连续3天不吃不喝，全家人急得失魂落魄。原来孩子染上天花了。那时，天花是很危险的，处理不当，会导致小儿夭折或破相。经过7天7夜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孩子脱险了，只在圆脸上结下几个浅浅的麻点。后来有人称他为“蒋麻子”，其实有些夸张了。

丰镐房后有个摩诃殿，是蒋家为奉祀始祖蒋宗霸所建的家庵。后梁时，蒋宗霸由鄞县迁居奉化三岭（奉化县城东北四五华里）。他信佛，平时口诵摩诃，人称蒋摩诃。他与附近岳林寺的布袋和尚相交3年多，后来二人都无疾而终，事载《奉化县志》及《蒋氏宗谱》。蒋经国的祖母和母亲，因生活孤寂常到摩诃殿礼佛诵经。蒋经国就跟随祖母和母亲一起去，这里和周围的古樟树下成了他常去游玩的地方。他并不理解大人对那些塑像的膜拜，在他眼里，那些长红胡子的罗汉全都是木头做的，他们立在神帐里面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那被香火熏黑了的脸，都要祖母常常拿着抹了油的毛巾去为他们洗呢！

蒋经国出世（5）

蒋经国长到4岁时，毛福梅在奉化作新女校的同学陈志坚（1984年去世，享年91岁）来到了他家，与蒋家婆媳共同生活。她回忆说：“我到蒋家那年，蒋经国刚4岁，朝夕相处，喊我姨妈，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文雅稳重，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致使小时的蒋经国不免娇怯易哭。”与其说蒋经国娇怯易哭，不如说他是在抗议母亲和祖母对他因过分疼爱而过分的管束。

大约在1919年，蒋经国9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十分活泼可爱的小弟弟，这就是蒋介石领养的次子蒋纬国。纬国生辰是1916年10月6日，据说是其好友戴季陶与一位日本女子所生。这之前一直在上海生活。蒋经国不知道弟弟的来历，丰镐房里多了一个小玩伴，自然十分兴奋。纬国相貌漂亮、天真活泼，毛福梅对他视若己出，蒋介石对他也十分钟爱。蒋介石每当回家，一见纬国就连唤“囡囡”，外出游玩时则让他骑在头颈上。只要纬国说想父亲，蒋介石必定尽可能接他到身边住一段。

蒋经国幼年，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玩水。赤日炎炎，绵溪的清潭里，孩子们“扑通、扑通”溅起的水花清凉诱人，引得蒋经国连丝绸衣服也不脱便跳了进去。

当年那些和他一道在绵溪潭里玩过水的人，回忆当时的场面说，蒋经国的祖母颠着小脚在岸上走来走去，放声大喊：“建丰呵，你怎么跟着那些小赤佬钻到水里去呀？”等把蒋经国拽到岸上，抹掉他脸上的泥水后又吓唬他：“那水底下有水鬼呢。”“水鬼？水鬼是啥东西呀？”“水鬼就是专门将人拖到潭底下去喂鱼的鬼呀！”“那水鬼怎么就不拖他们呢？”蒋经国指着正在水潭里戏水的孩子们说。祖母说：“水鬼是专门拖不听话的孩子的，你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呀，水鬼就专门拖你到潭底去喂鱼。”“水鬼要拖我，我就跟他打一架，我咬他的手！”

水鬼吓不倒蒋经国，他照旧往河里跳，很快就跟那些小赤佬们学会了狗爬式。蒋家生活条件好，蒋经国一身油光滑亮的皮肤紧绷绷的，非常可爱，谁见了都忍不住捏他一把。不久，他又学会了潜水，钻入水底半天不出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水鬼”。

蒋经国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游泳训练，然而他游泳的速度和耐力却曾叫苏联的游泳健将大为惊讶。他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中写道：“今日五时起床后，我立即去了黑海游泳，入水之后实在不愿出来。”在赣南时，他多次横渡赣江，说“我在水里比在陆地上更自由”。据说他到了台湾之后，常常畅游浩瀚的大海。

戏水之外，就是爬山。母亲和祖母都裹着小脚，常常只有那焦急的喊声徒劳地追着一个飞快奔跑的小小身影。每爬到山巅，蒋经国便放声大叫，一边聆听着自己的声音在群山中的回声，一边和村童们一起玩往崖壁上射尿的游戏。

蒋经国后来留学苏联12年，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历尽磨难，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咬紧牙关挣扎求生，始终奋发有为，应该说与他儿时纵情高山激流之间陶染出的勇敢坚韧的气魄有很大关系。

开蒙承教（1）

1916年3月，蒋经国进武山小学开蒙。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蜕变阶段，只有在大城市里才因西洋文化的冲击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地处偏僻的溪口，仍然由旧式塾馆里那些会做八股、写行楷的腐儒来执掌教育子弟之事。在武山小学，蒋经国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行过三跪九叩的大礼，正式拜当地的老夫子周东为师，开始读起了深奥无比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懵懵懂懂地迈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世界。

这种晦涩刻板、不求甚解的读书生活对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是蒋经国的国文基础也由此奠定。当时，蒋介石虽然忙于国事，极少回乡，但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他次年就拜托早年曾经教过他自己的顾清廉老师教蒋经国。这位顾老夫子思想相对开化一些，蒋介石很尊敬他。他之于蒋家，正所谓“二代治教，恩莫大焉”，他对蒋经国的评价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早年，蒋介石对两个儿子曾有“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的评语，并记到日记里，真可谓“知其子者莫如其父”。

蒋经国11岁时，父亲又为他聘塾师王欧声在家教读。当时，蒋介石还写信勉训：“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不知为什么，蒋经国后来回顾自己平生受教的经历，对教过他的几位老师一概不提，倒是对父亲的教诲，一一铭记，毫不含糊。

他常常说：“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蒋介石极其崇尚国粹，服膺儒家文化。蒋经国年仅10岁时，就要他读《说文解字》，并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第二年，又写信嘱儿子读《尔雅》。由于蒋经国书法潦草，蒋介石多次写信，特地督促他要把字写好。蒋经国13岁时，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有涂抹错字的地方，蒋介石立刻回信纠正：“你5月1日来信，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比以前写得好，但‘五’写错至‘下’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苦心孤诣，可见一斑。蒋经国后来回想，认为父亲的“这种训示，虽是教义写字，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做事不可苟且，不可虎头蛇尾，定要有始有终。一个人如果没有毅力，是不会成功的。”他还回忆在1924年，已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百忙之中仍不忘要他写字：“写字笔画要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的一样大，不可太小。”

蒋经国在父亲的训导和鼓励下，日有长进。有一次又收到父亲一封信说：“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稍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书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蒋经国说：“父亲不问做什么事，教导我们时，总是希望我们于日常生活之间潜移默化，以达到践履笃实的地步，亦即是于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能力，这当然是受了王阳明哲学的影响。”不过，从蒋介石的家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儿子的教育几乎是细大不捐、无微不至的。

开蒙承教（2）

对于读书范围，蒋介石更有一整套颇成体系的严格规定。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中有详尽的记述：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1922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精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意下列几段文字：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三、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第一段意思是指出了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第二段指出行已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艰难困苦的环境，由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诽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

据蒋蒋经国一生中重要阶段的行迹来看，这一段训示对他的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蒋介石不光对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要求，他后来到了台湾，仍然高倡文化复兴，要求高中学生读《论语》、《孟子》，还成立孔孟学会，规定每年要祭奠孔子。

江南先生在其著作《蒋经国传》中评价蒋介石说：“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于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因此，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这一评价尽管听来尖刻，但从他对蒋经国的教育上来看，确实不为武断。

再见，剡溪（1）

1921年6月14日，蒋经国11岁，经历了人生最初最重大的一场变故，最疼爱他的祖母病逝了。蒋经国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当时我只有11岁，我戴着一顶麻纱白帽，四处痴痴迷迷地走着。祖母才58岁，她真的就死了吗？日后谁还会抱着我，将我的脸咬得痒酥酥的呢？祖母天天都要膜拜的那些菩萨怎么就不会保佑她呢？父亲会给祖母也造一座像放到神龛的帷幄里去吗？”

蒋介石追忆此前的5月24日夜，曾“梦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沪归里”。当时南方战事正紧，他因为一个梦而离职回家省亲，诚然对不起孙中山，对不起当时的国民革命事业，但可以无愧的是：他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奉汤药，也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然而王氏当时已气息奄奄，纵有儿子亲奉汤药，已是回天乏力。母亲病逝后，蒋介石在悲痛之中写就了《哭母文》与《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并撰挽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道出了愧为人子的不尽伤怀和深哀巨痛。

当时，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与邵元冲等纷纷发来唁电。孙中山也派陈果夫前来祭灵。6月23日起，蒋介石不断收到孙中山以及同仁们的催请电，皆因守母丧未从令。直至11月初，蒋介石一直为母亲守灵。11月9日，中山先生因北伐事再电蒋介石，要其节哀速赴粤。忠孝难两全，蒋介石终于决定为母打造陵墓，使其入土为安，也好赴粤助孙。

蒋母生前曾对儿子言明死后不与其夫合葬。蒋介石在其亲撰的《慈母记》中解释说他是谨遵慈母的遗嘱“不必因俗而柑，以余家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话，蒋母生前曾经多次提起，每每殷殷嘱咐，不惮其烦，甚至还“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坚决”。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蒋肇聪的前两任妻子徐氏与孙氏已与之合葬，蒋母性格刚烈自尊，不肯屈居于二人之下。蒋介石秉承母意，特地请风水先生为其母寻找陵地。风水先生费时5个月，终于选中距溪口北约3华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段作为蒋母陵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

11月23日，蒋介石扶其母灵枢至鱼■岙安葬。之前在21日，中山先生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林业明、居正、周觉等皆来送葬。中山先生为蒋母撰写了祭文。

中山先生还为蒋母墓碑亲题“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从此发誓：不论新旧历史，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

1923年，为纪念蒋母60冥寿，蒋介石特在离母亲墓址约300米远的地方建造3间新式洋房，称为慈庵。慈庵落成后，即供奉祖先和已故亲人的神主牌位。

再见，剡溪（2）

对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谭延■书题了慈庵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的“为国助劳”、“慈云普照”二匾。蒋介石亲撰了《慈庵记》，说：“标额日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院之义也。”亦即，建筑这个慈庵，一是因为蒋父与蒋母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二是可以作为蒋介石回乡时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

1930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为了光耀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平地上筑造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名为“墓庐”。

将母亲的后事料理完毕，蒋介石默默地坐在丰镐房楼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慈颜永违，心痛神弛。他沉思良久，把毛福梅和蒋经国叫到了跟前。

“建丰。”蒋介石指着他亲手给母亲写的挽联说，“我给阿奶写的这副挽联你能解释给我听吗？”蒋经国凝望半晌，摇了摇头。蒋介石又从书橱里拿出一本线装书：“这里是曾文正公给他的奶妈写的一副挽联，你念念看。”蒋经国顺从地接过书，响亮地念道：“一饭尚铭恩，况保抱提携，只少十月怀胎；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应泣血三年。”“看得懂吗？说给我听听。”“是说他的奶妈抱他、喂他，牵着他教他学走路……除了没有生他，什么都跟亲妈妈一样……这些恩德是用金子报答不了的，应该牢牢地记在心里，永远不要忘了。”

“对奶妈尚知有恩必报，况且是生身母亲呢！懂吗？孝道是你一生里务必做到的第一件大事。”蒋介石说。

蒋经国睁大了眼睛，毛福梅流出了眼泪。50多年后，他在父亲逝世，遗躯“暂厝”慈湖，自己前往守灵时，曾在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在慈湖守灵，而心则萦回于家乡之慈庵，念祖母之墓庐。”

蒋介石训导完了儿子，又转过脸来对妻子说：“明天我要带建丰一道到上海去。要让你的儿子能出人头地，就要到大地方去读书，读洋文。你去给我们检点行李吧，我们明天一早出发。”

毛福梅惊呆了，她忍不住哭道：“阿奶刚走，你如今又要把我的儿子带走，丢下我寡不寡，妻不妻……要走，带我一起走……”蒋介石对毛福梅的哭诉置若罔闻，拂袖而走。

其时蒋介石早已于上海纳妾姚怡琴，也就是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冶诚女士。1912年冬天，由于袁世凯★窃据了民国政权，革命党人处境恶劣，蒋介石还曾携姚氏回奉化乡居。他与毛福梅原属奉命成婚，这样一来，感情更为疏淡。后来他在好友张静江家结识了陈洁如，又于1921年12月，在上海娶陈洁如为妻。陈氏夫人当年仅16岁，后来成了蒋经国口中的“上海姆妈”。

再见，剡溪（3）

毛福梅知道夫妻感情已经无从谈起，她自怨命苦，但是，她绝不让丈夫把她的儿子带走。蒋经国是她的心肝肉，没有他，她会孤独得无法忍受。

她在楼梯口拦住了丈夫，争执拉扯中，一时站立不稳，竟沿着楼梯直滚而下……夫妻吵架，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留给儿女的印象和伤害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蒋经国自幼和祖母、母亲一起生活，与母亲感情深厚，事后他哭着求母亲让他去拜师学习拳脚功夫，学成以后阻止父亲的暴行，保护可怜的母亲。

第二天，蒋介石见毛福梅宁死不肯放儿子走，只好自己先行赴粤助中山先生完成北伐大业。

蒋经国刚刚失去了慈爱的祖母，又要于懵懂之中，面对父母不和、家庭离散的现实，他心中的惶惑与创痛，可想而知。

过了一段时间，毛福梅终于想通了，她对蒋经国说，“你阿爸说得对，你留在乡里，日后顶多跟你阿公（蒋明火）一样，当个杂货店的小老板，你愿意做个小老板吗？过一年你就12岁了，12岁就是男丁了，你阿爸14岁就娶了我。别怕，到上海去跟他，肚里读到了书，做了大官再回来接我去，阿姆在乡里给你念佛，保佑你。”蒋经国看着母亲，泪花涔涔，心中十分酸楚。

他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

我只觉得我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当时我在武岭漫无目的地游荡，那里的空气很好，突然间，我悟出了许多道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变成了一个爱打抱不平，好管闲事的人，谁受压迫，我就去帮助谁……离开家乡那一天，我默默地站在村口，默默地向武岭，向剡溪鞠躬。再见！剡溪！再见，我可怜可悲的母亲！“飞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是在塾馆里读过的诗句，我喃喃地吟哦着……母亲呵！此去经年，下雪的日子谁来给你焐脚？谁来给你抓背上的痒痒呀？我将来写给你的信，有谁来念给你听？

暂且不论蒋氏父子一生的是非功过，在溪口乡间，蒋氏父子的孝道是备受乡人称道的。蒋经国与母亲的感情，尤其深厚。祖母去逝后，蒋经国更加依靠母亲，与母亲相依为命。1939年冬，毛福梅在丰镐房遭日机轰炸身亡，蒋经国星夜从赣州赶回，一进家门就号啕大哭，念及母亲一生的遭遇，捶胸顿足，痛彻肺腑，引得旁边亲友也痛哭失声。随后，为纪念母亲罹难，他在赣南出版了《我在苏联的生活》，在自序中写道：“回忆30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且因邮电不通，音训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伺汤药，以娱慈母之心。”

此后在蒋经国历年发表的文字中，就很少提到生母了，主要是避免刺激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徒惹父亲伤心。到了晚年，他在台湾预立遗嘱，吩咐儿女在他死后俟两岸统一即将遗体运回故里安葬在母亲墓侧，以弥补他生前久违膝下之过，足证孝心之绵远深长。

1922年3月，12岁的蒋经国，第一次离开剡溪，离开武岭，离开泪眼婆娑的母亲，经过宁波到了上海。

负笈沪、京、穗（1）

当这个剡溪河畔长大的乡下少年穿一身土里土气的衣褂，乘船来到上海时，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一位笑容可亲的美丽少妇，这就是蒋介石的新婚夫人陈洁如女士。

“这位上海姆妈十分喜欢我，她领我到十里洋场转悠了几天，给我买了一大批穿的、用的东西。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霓虹灯和黄包车。在我们家乡，只有在雨后的斜阳中才会出现时隐时现的霓虹，怎么这大上海偏偏在晚上出现呢？真所谓少见多怪，那时候上海的霓虹灯不太多，大都装在高楼大厦上，我无法看清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能仰着头遥遥地翘望。另一件东西就是黄包车，它就跟一间小屋子一样，比我们家乡的花轿好多了，有躺椅、有灯，还有十分好听的铜铃。上面常常坐着胖乎乎的阔佬，下面拉车的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光怪陆离的大城市以及美丽可亲的“上海姆妈”很快让天真烂漫的蒋经国忘却了初次离开母亲的不安。陈洁如当时只有16岁，她既是蒋经国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继母，她的美丽可亲影响到蒋经国此后一辈子对女性都抱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态度。陈洁如待蒋经国周到细腻，她不但关心蒋经国的吃穿用，还通过关系让蒋经国进了当时的万竹小学，插班读了四年级。可惜不久，父亲便带着这位上海姆妈去了广州，而把监护蒋经国的责任托给了塾师王欧声和蒋经国的姑父竺芝珊先生，用钱“则向舜耕（陈舜耕）及果夫哥哥取”。

剡溪河畔的少年来自乡下，成了那些城里小孩们嗤笑的对象。第一天进校门，大家就对他起哄，他初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那种慌乱窘迫可想而知。“有一天，几个同学竟故意拿笔在我的白衬衫上写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用在家乡学来的拳脚功夫，狂叫着冲呀！冲呀！一把就把几个混蛋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个“冲呀冲呀”后来成了他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外号。据说，蒋经国与别人摔跤时，关键时刻总是突然叫喊“冲呀！冲呀”，他曾向别人解释：“这是我的那位拳师当年教我拳脚功夫时，让我呐喊着为自己壮胆助威的；后来便养成了习惯，只要与谁摔跤或交手，我就会下意识地喊起来。”

刚开始，蒋经国的功课中除了国文全班第一外，算术和国画都不及格。但是在全校的运动会上，他却狂叫着：“冲呀！冲呀！”得了个全校的赛跑亚军。

第二年，蒋经国从万竹小学毕业，考进了浦东中学。

负笈沪、京、穗（2）

浦东中学展现给他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生理、自然等等，一系列全新的课程使他大开眼界，再也没有那些拗口古奥的莫名其妙、味同嚼蜡的东西了！蒋经国如梦初醒，世界原来如此宽广，同样的米谷饭却喂养出了如此众多相异的人物！那时的上海，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齐头并进的地方，五花八门，百家杂陈，遍地开花，由你信仰，任你选择，《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向导》、《时事旬刊》等等各种刊物应有尽有，蒋经国一路看来，见识日有长进。他的个性本来就热情好奇，又处在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年龄，在这样一个各种思想、主义相对集中的大城市里，不可能不受到环境气氛强烈的感染。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蒋经国也怀着满腔的热血豪情，如饥似渴地接受着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的冲刷和洗礼。后来他这样回忆在上海读书的情形：

我还记得自己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内心里最感到耻辱和愤恨的，就是当时许多外国人对我们中国青年的讥讽和嘲笑。他们说：“中国青年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恒心和毅力。又说我们是“冷血动物”——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勇气和正义感。再说我们是“一盘散沙”——就是说中国人不能够团结。再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就是说中国人是衰弱的民族。今天想起来，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如果我们反省检讨一下，中国青年半个世纪以来，究竟改变了多少呢？自然这一代中国青年确实比半世纪以前进步了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也仍然有一部分青年依旧没有勇气、缺乏毅力、不顾团体，不是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结结实实的现代青年。难道我们就让这种情况再延续下去吗？不！我们绝不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应当成为时代的创造者。我们应当下定最大的决心，从自身开始作脱胎换骨的改变。每个人都要练成坚强的体魄，养成宽容的气度，从大处想，向远处看，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可见蒋经国当时年纪虽小，内心却有着相当的勇气和正义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是个迟钝冷漠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

1925年，蒋经国满15岁了。这一年的5月30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事件。起因是上海日本纱厂老板虐待中国工人，激起工人罢工。5月15日，日籍职员杀害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进入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斗争租界。巡捕逮捕学生百余人。随后万余群众集中在南京路老闸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群众10余人，伤数十人。惨案发生后，上海全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卅”运动。

鲜血染红了大街，蒋经国亲眼目睹了赤手空拳的工人、学生被击倒在血泊中。那是一个尸横满地、惨不忍睹的场面。人们愤怒的呐喊声此起彼伏，蒋经国也喊得喉咙里要冒出烟来。混乱中，蒋经国忽然看见一个警察正在用警棍殴打学生，他敏捷地抢过同学们手中的三角小纸旗，高喊着“冲呀！冲呀”，跑到警察身边照准他张开的嘴，将一把竹签小纸旗插进了他的喉咙……

负笈沪、京、穗（3）

蒋经国的英勇行为得到人们的赞许，同学们把他看作浦中的英雄，可是第二天他去上学时，才知道自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学校开除了。蒋经国不服气，他冲进校长办公室，准备和校长讲理，结果仍然被轰出了校门。

蒋经国怏怏不乐地回到家中，姑父竺芝珊马上将此事电告了蒋介石。第三天，蒋介石从广州发来电报，叫蒋经国立即到北京去找吴稚晖先生。他已经与吴校长接洽好，让蒋经国到北京就读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

吴稚晖又名吴敬恒，是蒋介石的好友，他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海外补习学校，学生们专攻外文。外语是需要花很大精力和时间来学习的课程，蒋介石的考虑是，这样一来可以约束蒋经国，二来一旦学成，到外国去留学几年，前途无量。把蒋经国交给他严加管教，一定能成器。

6月中旬，蒋经国投奔到了吴稚晖先生门下，在他的外语学校里，开始攻读外文。蒋介石写信给他，反复告诫他要好好学习，特别要学好英语和算学：“你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记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学。”

蒋介石还教给蒋经国天天写日记的习惯，后来蒋经国一生都不忘每天记日记。随着他知识日增、见识渐广，对父亲苦心孤诣的教诲，领略得更深了。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就写父亲对他是作之君，又作之师；说作之君是讲父亲是党的领袖，说作之师是讲父亲教他如何做人、做事。他在《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

父亲除教我如何做人之外，还教我做事的道理。我也经常遵循父亲的教导做去。父亲教我们做事，要提纲挈领，大大小小的事情摆在面前，首先要理清头绪，把握要点、重点。记得我在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把长衫解下，要我去挂起来，同时说：“我们解下衣服，应当先把衣领提起，然后挂在架上，才能使整件衣服安置妥当；否则，漫无头绪，零乱放置，再穿起来，一定不会整齐。”还有一次，父亲指着一只凳子对我说：“一个人坐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凳子中间，不可偏坐一端；因为重心在中间，偏坐就会翻倒。”

其次，父亲教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普通人做事，开始时十分起劲，往后逐渐志趣递减，遇有困难和阻碍，就半途而废，放弃不做，甚至功败垂成……父亲常指示我，做事时要不断地“反省”，我也遵照父亲的旨意去做。我们做事总不免时常有过失，最重要的是勇于改过，不致再错，而改过必须知过，要知过，就需要不断“反省”。曾子一日“三省”，我也天天反省，天天检查自己的日记。

按说，在上海经受那么大的一次挫折，蒋经国谨遵父命“不断反省”，到了北京，在行动上应该有所收敛了。谁知3个月后，蒋经国又参加了一次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在“吴伯伯”的学校读书，虽不至于被开除，却被警察抓进了班房，判处了半个月的监禁，在一个小黑屋里整整待了半个月。

负笈沪、京、穗（4）

等蒋经国带着满脸污垢从班房里出来，回到海外补习学校时，吴稚晖先生告诉他：“你父亲什么都知道了。你快去洗个澡吧，然后到街上去买一套合身的衣服，明天就南下到你父亲那里去。”

这时，苏联已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自动废除沙俄时代强迫清朝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驻京大使馆还不时放映电影，散发文件，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光明前途。广大革命青年开始对苏联充满憧憬，留学苏联，遂成时尚。蒋经国也萌发了到苏联去的想法。况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连闯两次“大祸”，他的心志经受了很好的锻炼，思想境界也开阔起来。他的胆识越来越大，一种狂热的革命意愿，为他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到苏联去！

当蒋经国将他的想法告诉吴稚晖时，吴稚晖问他：“你到俄国去干什么？”他说：“革命去。”吴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他答：“不怕。”吴说：“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吧！你再去考虑一下。”当蒋经国说他已下定决心时，吴说：“你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

于是，初秋时节，蒋经国跳上了从天津到广州的客船。其时的广州，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蒋经国对革命的向往是毫不含糊的。曾留学苏联的王觉源回顾分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动机说：

当着神秘性的俄国革命的真相，还在巧饰宣传，没有揭穿的阶段，世界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大体相同的想法：我们并非生性怀疑别人是否具有真理和已够幸福。但对于苏联的现状，我们被迫如果不在思想上有所决断，就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决断，现在既然在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的决断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与共产党人是在同一世界内致力于相反的目的，那就该看我们与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与怎样相反？当两种目的相遇与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目的被粉碎。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首先必须有一种直接的观察和了解！由是1917年以后，“到苏联去看看！”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中，便形成一种普遍的愿望。正在内忧外患痛苦呻吟中的中国青年，在这一新的诱惑与好奇心理下，自然也有着美丽的憧憬！适逢其会，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建革命基地开府广州。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领袖列宁之奉献殷勤；另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或有可供我们观摩之处。在这种情感与理智激荡下，于是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涌上西伯利亚的征途，“到苏联去看看！”

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青年学生到苏联去，后来，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青年陆续奔往苏联。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苏联领导人怕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因他的逝世而中途夭折，便因势利导，让担任政治总顾问的鲍罗廷向国民党传达一个新消息，说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共产国际和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开办孙逸仙大学（通称中山大学），建议设在广州的军政府选送学生前往学习，经费由苏联负责。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处在低潮之中，苏联在帝国主义阵营的敌视下，显得十分孤立，斯大林决定到东方去发展盟友，这也是列宁在世时的既定策略。当时中共还在襁褓之中，苏联决定与强势的国民党合作，还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想在国民党内部培植共产党的力量。

负笈沪、京、穗（5）

而国民党因在革命过程中屡受挫折，开始意识到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国情，要加强组织领导，又缺乏经验，也需要向苏联学习，取得苏联的支持，于是从1918年起，中山先生就开始与列宁联系，逐渐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变成行动的方向，到中山先生逝世、苏联创办中山大学的时候，国共合作已进入蜜月期。

蒋经国到广州的时候，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正率领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进行第二次东征，目的是要肃清再次割据粤东、粤北的叛将陈炯明★残部，为出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作准备。陈炯明的叛变给了国民党一次巨大的打击，孙中山认识到，由于国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完全靠拉拢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结果自己也成了这些军阀掌握时局的工具，因此他决定创建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革命力量。

蒋介石在主持军校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没有苏联人的卢布、枪支和教育，黄埔军校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苏联人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开办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大学，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他曾经受孙中山的委托去苏联考察过，虽对其有些作法不甚满意，但总的来说还是认同的。另外，蒋介石此刻与鲍罗廷的关系还好，被人称为“红色将军”，他也许考虑到，这次如果送蒋经国赴苏深造，不但他自己能获得苏联的支持，对蒋经国本人的前途而言，也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国民党接受了鲍罗廷传达的这一建议，旋即成立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3人为委员的选拔委员会。等到招生消息一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人，纷纷报名应考，广东一省报名的考生就在千名以上。被录取的仅340人，其中40名都是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要员的子弟，蒋经国就属于这40人之列。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赴苏的22位同学一起，搭上了一艘苏联货轮，经过3昼夜的航行，从广州到达还在军阀孙传芳控制下的上海。乘在上海候船之机，他赶回溪口看望母亲，和亲人作短暂的团聚和告别。

毛福梅盼到儿子回到膝前，还没有来得及从惊喜中回过神来，没有想到儿子回来竟然是为了远别。可怜的母亲无法理解儿子的远大志向、革命理想，在她心目中，“革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已使她失去了丈夫，现在恐怕又会使她失去独生的儿子。蒋经国不停地跟母亲解释，母亲还是涕泪纵横，忧心忡忡，但见儿子去意已决，只好流着泪为儿子打点行装。

蒋经国启程时，他把母亲为他亲手缝制的棉背心穿在了身上。出国之后，尽管换上了更加好看和舒适的“洋服”，但他始终将这件土布棉背心视为无价之宝，因为这件背心缀满了母亲的爱，能够温暖他整个身心。到了遥远的北国，它的价值已经不在土布和棉花上，而是在感情和精神上了。

谁也想不到母子这一别，蒋经国再睹慈颜已是12年之后了。

尼古拉同志（1）

1925年10月25日，15岁的蒋经国和首批赴苏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开始了他的红都之旅。

因为父亲蒋介石的关系，蒋经国从不晓世事的少年时代开始，就已被卷入中国现代史的浪潮之中，亲身体验苏联所经历的革命经验。尽管他在那里学到了共产党的一些组织管理方法，但他最后还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他那纯真的以追求革命真理和理想社会为主旋律的梦想遭受了严酷的摧折，12年的留苏生涯，对蒋经国来说，是一场迷梦，也是一场噩梦。他被当作政治较量中的人质和棋子，直到1937年3月，27岁的蒋经国大难不死，携妻、子回到了祖国。

尼古拉同志

在周密的安排下，蒋经国一行秘密从上海登上了去海参崴的轮船，同船的学生乘客一共有90名。轮船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目睹两岸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熏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最后开进了碧蓝的东海。为了避开军阀的密探、爪牙的耳目，他们一路上忍受着污浊的空气，挤在一个曾运过家畜的货舱里，直到到了海参崴，进入苏联国境，他们才敢走上甲板，走上街头，自由呼吸，高声说笑，尽情释放年轻人压抑不住的激情和活力。

一百多年以前，海参崴原是中国领土，1860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才被划入俄国版图。俄国人在这儿筑寨建港，取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由于这个不远不近的历史原因，海参崴80％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语言和生活习惯也和国内一样，街面上有中国饭馆，还有京剧戏院。

10月31日，大家在海参崴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红都莫斯科，开始了横跨西伯利亚的漫长征途。正是冬天，广袤的西伯利亚雪飘万里，遍地皆白，一片无边无际的苦寒和冷寂。火车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尽管每人分得了床位，睡双层硬席铺，却冻得哆嗦不已。由于缺乏原煤，火车头的引擎靠燃烧木材作动力，行驶十分缓慢，就像一条要冻僵的长蛇，在雪野中缓缓蠕动着。车上没有餐车更没有饮水，逢站必停，靠站上供应饮食。

艰苦的旅行是红都之旅的第一课。严寒对这批中国青年来说不算什么，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向往着天堂一样的红都，向往着理想中的新社会。他们在车上唱歌、讲故事、讲各自的经历以及家乡的风俗习惯，还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用笑语欢歌驱走了漫漫征途中的寂寞和严寒。这样的集体生活新鲜又充满活力，蒋经国觉得快乐又充实。

尼古拉同志（2）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全程有7，400公里。台北“国防大学”教授王觉源当年和蒋经国同车赴苏，他后来在他的《留苏回忆录》中，生动详细地描写了此行的见闻：

火车自海参崴出发，因为路线弯曲，地势高低不平，以故车行甚缓，第三天才到赤塔。这是西伯利亚的东部重镇，为原日远东政府首府。纵贯东三省的中东铁路，即在此接轨。这仿佛一把利剑，当胸插入我国东北的心脏，而刀柄就在这赤塔！赤塔西行第三天的早上，远远望见贝加尔湖。绿波荡漾，水天一色。晌午始近湖滨。接连穿过几十个山洞，山洞都是在湖滨岩石之下开凿而成的。隧道虽多，但都很短，车行其中，一如游龙穿洞，回蜒曲折，景致绝佳。吾人身在车中，乍明乍暗，亦生情趣。湖的南端，火车靠站，大家一拥而下，争相欣赏这世界第一深水内陆大湖。一片汪洋，如临大海。唯一可资凭吊的，就是兀立湖滨的一座小神龛，用火砖砌成，不过数尺见方，龛内空无一物。据说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北海时栖身的所在。

伊尔库次克以西，东方色彩逐渐淡薄而趋于消失。这城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为既往总督驻节地。其规模之大，工业之盛，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区，实首屈一指。但时势推移，不久之后，这种优势，又为其他新兴城市所取代了。苏境内有几座大桥，其中以伏尔加河大桥为最长。桥的西端及中间桥墩上，都站有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火车过桥，必须关闭窗门，不准窥视，仅可从过桥时间上推知其长度而已。漫长的旅程，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终点——莫斯科。若自广州出发之日算起，沿途连行带住，大约是一个月光景。

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的阿罗罕街。校舍是一栋坐东朝西的方形建筑物。外观不像大学学府，倒像个党政机关。马路对面是个大教堂，建筑别致，中间有一个突出的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正像一朵莲花。据说，它的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便成了学生们早操、散步和溜冰的场所。

蒋经国和同学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一群中国留学生自京津先期到达了。他们热烈欢迎本国同学，相互介绍，嘘寒问暖，气氛非常亲切热烈。中山大学是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公社，衣食住行全都实行配给制，蒋经国很快忘记了一路的饥寒疲倦，兴奋地随大家一起从学校里办事务工作的博古列耶夫同志那里，领取了一大堆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床上用品以及梳子、鞋油等用品。他抱着发给他的一大堆东西，欢天喜地的来到住处，坐在颤悠悠的钢丝床上，清点自己的东西。

他感到特别新鲜有趣的是，学校还给每一个中国学员都取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叫做“尼古拉”，从此以后，这个新名字长期取代了“建丰”和“经国”。

尼古拉同志（3）

“不，蒋经国同志，你这个名字不吉利呀！”一个虎背熊腰、魁梧粗壮的同学说。“尼古拉——‘你苦啦’，意思是说，你在这里可要受苦啦。哈哈！不过没关系，我会保护你。我叫老虎——徐君虎。我认识你老子蒋介石呢，这次到莫斯科来，他还在汕头接见了我们！”此后，心直口快、性格爽朗的湖南人徐君虎就成了蒋经国的莫逆之交，他像兄长一样，处处照顾着经国，可惜他开玩笑给蒋经国取的绰号“你苦啦”竟然一语成谶。

热中于领导世界革命的苏联领导人，名义上为纪念孙中山而设立了中大，奇怪的是全部课程中没有三民主义这门课。学生成分比较复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都有。其实，中大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培养打天下的革命干部，训练共产党人。因此，蒋经国不但学不到三民主义，而且学不到数理化等纯粹科学知识，他们所学的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军事科学和唯物论、辩证法以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学校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每天从早晨到午夜，都要开好几个会。会议不结束，不许吃饭，否则会被讥为“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去上课的则被讥为“学院派”、“个人主义”。那种高倡“要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而敢于赴汤蹈火”的学说，与蒋经国“我就是同情受压迫者”的心理正好吻合。蒋经国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他常常满怀热情，挽起袖子去食堂帮厨，帮助清洁工人拖地板、扫厕所。

或许是由于蒋经国表现比较突出，或许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总之入校不到两个月，蒋经国便被吸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邓小平、徐君虎在同一个团小组里，邓小平任团小组长，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思想和表现。

蒋经国当时只有16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个子也不高，只有1.5米多一点。但身体粗壮墩实，精力充沛，性情活泼，很受同学老师的喜欢。邓小平当时的名字叫做邓希贤，他比蒋经国大五六岁，原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是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负责人，因为受到法国政府迫害，才从巴黎经柏林来到中大学习。他和蒋经国身高、体形相仿，每逢有活动需要站队时，两人总是挨在一起。他们的口才都不错，又很活跃，是班上出类拔萃的人物。

邓小平阅历丰富，思想相对成熟，蒋经国很爱和他聊天。一次他们一起散步时，蒋经国发现邓小平和另外一些从法国来的同学总是围着一条蓝色的大围巾，就好奇地问：“你们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邓小平告诉他：“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常去当清洁工，捡马粪的尤其多。因为在法国捡马粪的赚钱多，一天的收入能维持一周的开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所以我们也有一条蓝围巾，习惯成自然嘛。”蒋经国恍然大悟。

尼古拉同志（4）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一对同窗共读的朋友和同志，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他们以后会分道扬镳，成为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尽管他们在各自的历史位置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甚至同被誉为“现代化的推手”，然而，他们也有着同样的遗憾，那就是至死都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

中大的教学采用小班制、讨论式，老师只作纲领性的演讲，然后大家展开讨论。蒋经国和同来的21位同学恰好编成一个教学班，教室宽大，每人一张大桌子，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这里。课程计有俄文、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经济地理、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等。蒋经国好奇好问，求知欲极旺盛。在社会科学课上，老师曾指定他在课堂上作重点发言。他在自己的留苏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发言，发言的题目是“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能生存于世，就非制造衣、食、住各物不可。但是有了工具和材料之后，才能造成物件。工具、机器、材料，在科学上称之为生产工具。原始社会时代人的唯一生产工具，是木棍与石头拼起来，就成为石斧、石枪。工具既然如此简单，若各个人欲各自来反抗凶强的自然力，一定要被其消灭，所以人都渐渐聚合起来。原始社会的范围并不大，以血统相传的宗族是当时社会的基础。收集植物、捕鱼、打猎，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生产。在原始社会中，人口非常稀少，生产工具非常不发达。生产工具，与社会人力互相的集合，在科学上称之为生产力。人的劳动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成分。在原始社会时代，因为工具的不发达，所以人人所得的生产物，只够消费，毫无积蓄剩余。后来人类渐渐的将生产工具改良，所得的生产物，亦就随之而增加，社会生产力，亦随之而提高。因为社会进化，事工复杂，一人兼任，势所不能，就不得不分工。开始是男女分工，男的在外捕鱼打猎，女的在家烧饭做衣，后来因为各个种族所住的地方不同，各地有各地的特产，譬如甲地多鱼，乙地多畜牧，于是就开始互相交换，这就是社会上分工的开始。后来因为生产工具的改良，每个人所得的生产物，除了养活自己以外，还有多余的，于是就互相交换各自的剩余物品。同时每人把自己所制造的生产工具，当作自己私有品，这就是私有财产制度的起源。从前打了胜仗之后，所捕来的俘虏都是杀完烧完，因为在那时候的人，根本就没有多大的用处。后来因为生产方法改良，打胜仗的就利用俘虏作工，而他们自己则坐而食之。于是就造成两个阶级——主人与奴隶。这就是后来社会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开始……

蒋经国的发言得到了老师的称赞，博得了满堂彩。众所周知，蒋经国很善于演讲，可以说他就是从这种讨论式的课堂上开始得到了锻炼、打下了基础。

尼古拉同志（5）

蒋经国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次发言时说：“这是我在中山大学放响的第一炮。”在班里，蒋经国一直是个很活跃的人物。由于他在国内读私塾时，背熟了许多古诗文，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功底，因此文章写得通顺、简洁、言之有物，没有八股味，很受老师的赞赏。在父亲的督促下，他还练就了一手工整的楷书，被同学们推选为学校墙报《红墙》的编辑员。负责墙报稿子的收集、编辑、出版工作。他自己也常常撰写稿子。他在一篇《革命先革心》的文章中写道：“大家站在一条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所谓革心，实际就是改造思想，可见他当时已无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教育。那时他的“保护人”、好友徐君虎是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区党部的宣传部长，蒋经国与他亲密无间，合作得非常好。那是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度过的最好的一段时光。

学校开课3周后，补开了一个正式的开学典礼，地点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厅里。主席台的上方，挂着用中俄文写的“中苏人民友谊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个大幅标语。粉刷一新的墙壁上悬挂着党旗和国旗，两面旗帜下面挂着孙中山和列宁的肖像。

主持人是当时苏联红军的总司令，大名鼎鼎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将军。托洛茨基有着浓重的诗人气质，他发表演说时非常投入，往往口若悬河，慷慨激昂，高兴处纵声狂笑，悲痛时涕泪交流。他向学生们描述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鼓励他们革命——进攻——努力奋斗——不断地进攻，做旧世界的掘墓人，做新世界的开路先锋。他的真率性情在演讲过程中展露无遗，极富感染力，赢得了大家的崇敬。蒋经国没有想到，这位苏共领导人后来竟被斯大林判为内奸、特务，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9年又被放逐出国，到了1932年甚至被开除苏联国籍。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钦佩托洛茨基，后来竟被视为托派分子，遭到歧视和打击，还差点送了命！

中大的校长叫拉狄克，他也是托洛茨基的信徒，有名的托派分子。他还是德国工人党三巨头之一。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牺牲后，他流亡到苏俄，专门从事中国革命研究，号称中国问题专家。中大一成立，他就出任校长。拉狄克比蒋介石大两岁，立刻成为蒋经国的父亲角色。他给蒋经国这一班学生讲授中国历史，也常找蒋经国私下讨论。他视蒋介石这个儿子为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蒋经国展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你第一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能退却。”从蒋经国后来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他无疑受到了拉狄克的深刻影响。

不过，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放逐出国后，拉狄克也随之被解职，校长一职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实际上是斯大林派来专门监视拉狄克的。

蒋经国在中大的学习生活很有规律，他在日记里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有详尽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蒋经国，怀着多么纯真无邪又狂热的革命激情。

尼古拉同志（6）

每天清晨，当红场的大钟响亮地打到7下，克里姆林宫城上的天色渐渐发出红光，他就和同学们一起，整整齐齐地排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上早操。

1925年12月3日，蒋经国上完早操，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红军，他看着气势雄壮的红军踏着整齐的威武的步伐走过，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孩子气的疑问：“为什么红军所穿的衣服与戴的帽子，并不是红的？”俄国朋友告诉他：“我们苏联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军，是在主义方面讲的，共产主义的旗帜是赤色的，我国军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称红军。”蒋经国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很是惭愧。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由于外国武装干涉以及国内战争频仍，生产频遭破坏，物质生活非常艰难，有时人民连黑面包都吃不上。蒋经国后来在赣州曾经对自己的部下汤光熔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国内经济十分艰苦。有一次，一大批群众向中央苏维埃政府请愿，每人手里拿着一面小白旗，上面只写“我要面包”四个字，这比写“打倒……”的口号，还要厉害十倍。当中央苏维埃主席加里宁站在红场的台子上向请愿群众作解释时，不到10分钟他自己便晕倒了。经医生检查，向群众宣告说是因营养不足、疲劳过度所致时，台下是一片“不信、不信”的喧嚷声。于是政府当场在台下找医生检查。检查后，宣布同样的结果。话音刚落，只听到台下一片撕旗子的声音。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主席既然这样，我们没话可说，大家勒紧裤带回去干吧！”一场轩然大波，就像自涨自退的海涛一样顷刻平息了。

正是因为大家同甘共苦，所以群众苦而无怨。不过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却异常慷慨。起初一日五餐，后来改为三餐。早点一般是面包、奶油或牛奶，有时也有大米稀饭或小米粥，不吃奶油的就给一个煎鸡蛋。中午每人一菜一汤一杯茶，汤里有牛肉、土豆、番茄。晚餐一大碗汤，汤里有土豆、有肉片。主食白面包、黑面包都有，学生可随便吃。蒋经国曾看到一个课余打工的莫斯科大学学生早餐只吃一个黑面包和两个洋芋艿，他在日记里感慨道：“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个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

客观地说，中大的确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可惜这些人才后来分别站在两个对立的营垒中，比如站在中共阵营中的有邓小平、左权、杨尚昆、廖承志、林伯渠、傅钟等，站在国民党阵营内的有蒋经国、邵力子、谷正纲、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人。

中大的学习是比较灵活的，除了开展理论学习、上文化课、听政治报告以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革命博物馆、上休养所、参加红军野营等。蒋经国到中大当年的12月3日就和同学们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博物馆的陈列品展示了从俄国的农奴制度、拉辛等人领导的农民暴动，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实质上就是一部俄国革命史。这样的参观使得中国学生对俄国革命有一个相对直观一点的认识，再到课堂上加以讨论研究，印象就格外深刻、牢固了。

尼古拉同志（7）

就在这段时间，处于早熟的16岁青春期的蒋经国，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曾经很要好（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少数已婚的夫妇档学生，起初被迫分开居住。后来校方开始一边兴建夫妻宿舍，一边设立“幽会室”，供夫妻档学生以及未婚的革命情侣之用。蒋经国和冯弗能的恋情是他此后一连串罗曼史的开端。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不必登记。两个人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就算成婚。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曾记载蒋经国和冯弗能是一对夫妻。可惜这一段姻缘十分短暂，由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的关系就终止了。

蒋经国与他的父亲不同，他的父亲多年来常与一些烟花女来往，他则只追求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女性。他自幼被女性无微不至地呵护和照料，到了青少年时期，又碰上只比他大4岁的“上海姆妈”，使得他对女性，有一种崇拜的浪漫憧憬。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完美的爱，且发现追求的过程远比达致目标更能留下美好的记忆。

1926年7月12日，学校放暑假了，蒋经国和同学到离莫斯科70多公里的塔拉所夫基休养所去休养。经过体检，医生说他身体还好，但劝他在休养所要少看书，多做运动，告诉他“水、日光、空气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希望他多和它们做朋友。出国离乡的少年牢牢地记下了这些温暖可亲的话语，这些话给了他极大的教益，他后来回国也总是讲太阳、空气、水是人生三宝。

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孙逸仙大学放了暑假，依照学校管理会决定，全体学生都要到休养所休养一月。苏联各城市附近及风景区内都有休养所与疗养院的设立，以备劳动者锻炼身体治病养心。苏联人民都称之为制造健康的工厂。塔拉所夫基是莫斯科区内数百个休养所中之一。休养所离开车站还有5公里，我们排着队向目的地步行前进。休养所大门前挂着一个口号——“欢迎我们的朋友——中国革命青年”。当我们走入休养所的时候，看见一大队的男女，在那里排着队向我们敬礼，这就是在休养所内养病的劳动者。

老医生仔细地检查我的身体，了解我的身体无疾病后，给我开个证明，我凭证明条子领到饭票、衬衫、运动衣物，并分到床位。然后由一个职员领我们参观整个休养所。

休养所前面有条小河，可以游泳，可以摇船。休养所有22栋房屋，分布在松林里面。职员边走边讲：“革命前这些房子都是莫斯科的资本家大商人的避暑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用！这是我们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这里只住三四十个剥削者享用，现在供几百名工人休养！”所内还有两个大运动场，这时有四五十个男女青年在那里打足球、网球、队球。他们一见我们就扬手致敬。运动场左面有一座新盖的饭厅，其中设备都整齐清洁，非常美丽；右面有个两层楼的大屋，这便是俱乐部，其中大小17间房子，分为棋室、阅报室、照相室、收音室、音乐室、图书室等等。

参观完毕，到食堂里吃饭。这里饭菜质量要比学校好许多。饭后，午睡一小时，起身吃过点心，就听所里的负责人给大家作报告，内容是休养所的规则。他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好好地工作。尽力劳动，按时休息，这是我们的口号。”

“尼古拉同志”本来就是满怀对革命圣地的虔诚向往而来，来到休养所，更是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喜爱和满意。他就这样耳闻目见，以青少年特有的热情和好奇感受着在他面前徐徐展开的有关这个红色国度的一切。

这个时候，国内由他的父亲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已攻占长沙，正准备向武汉挺进。

发表反蒋声明（1）

北伐是国共两党的联合行动，还有苏联顾问的参与，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全国组织和领导了有30多万工人参加的100多次罢工，并且绝大多数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到1923年2月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统治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禁止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工人们实行罢工反抗，吴佩孚就在汉口、长辛店等地对工人实行大屠杀，工人死难约40人、伤几百人，这就是“二七惨案”★。党和工人阶级由此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必须寻求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同盟，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于是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希望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

从国民党这一方来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政权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更深。1922年，因部下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困境。他总结多次失败经验，深知要达到革命救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于是，孙中山有了联俄联共的需要，而苏联和中共采取主动去团结他。经过多次研究、磋商、讨论，国共合作便水到渠成了。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仍保留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就是说，中共仍保持着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

1924年5月，黄埔军官学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初任政治教官，后任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校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任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学生中共产党人要比国民党人更多。

1924年10月，胜利平定商团叛乱。

1925年2月～3月，发起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

1925年5月，回师广州，平定了军阀杨希阂和刘震震的叛乱。

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驻粤桂各地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第1军军长兼任东征军总指挥，开始第二次东征，要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叛乱军队。

1925年11月，东征军出师粤南平定邓本殷的叛乱，统一了两广。

1926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乡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8个军10万多人，于7月9日，誓师出发，一路势如破竹。

发表反蒋声明（2）

1927年2月19日，上海工人开始第二次大罢工。3月21日，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上海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直鲁军阀的武装，武装自己，组成了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并成立上海市民临时政府。

这次起义的胜利震动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莫斯科一片欢腾，中大的师生们沉浸在欢乐之中，拿着报纸，奔走相告。3月23日，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游行，中大学生的队伍走在大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蒋经国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游行，到下午才告结束。各地都相继举行游行和集会，他们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又一次俄国革命的胜利。

北伐战争继续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到1927年4月，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军阀的主力，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就获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其原因主要是将士英勇作战，指挥官指挥有方，而军阀统治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支援革命军队也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使得北伐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上海，功绩尤为显著。但却引起国民党里右派的不安和恐慌，他们认为共产党在作乱夺权，要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

他们背离了中山先生的遗愿，不惜破坏国共合作，真的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下手了。

1927年4月12日，正当莫斯科中大的全体师生还在为上海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聚餐狂欢时，一个消息如同炸雷，轰然而来：蒋介石将军一夜之间把上海的共产党人杀了个干净！

消息传到聚餐的饭桌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当时与蒋经国同桌吃饭的徐君虎回忆那一幕时说：

有好些事情是能够让人终生不忘的。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蒋经国黝黑的脸一下子变成了两片黄茶叶子，脖子上的青筋像一条条在皮肤底下蠕动的蚯蚓。他先是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言不发，直到牙齿把下嘴唇咬出了血，才迸出一句话：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说完便双手抱着头，奔出了膳厅，钻进了宿舍，倒头钻进了被子里，呜呜大哭。蒋经国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呆呆地坐在他的钢丝床上。当全校教职员工举行声讨蒋介石的大会时，谁也没有料到，第一个跳到台上发言的人就是他。

发表反蒋声明（3）

当时，学生们聚集在白色大理石礼堂里，开声讨国民党右派的大会，“打倒国民党右派”、“打倒反革命蒋介石”的口号此伏彼起。蒋经国第一个登上了主席台，用熟练的俄语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过了几天又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反蒋声明，声称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这个声明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也传到了国内。4月1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刊登了它的全文：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这个声明措辞激烈，毫不留情，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水火不容，与蒋经国早年所受的教育和以后的言行更是大相径庭。但是，作为一个共青团员，置身当时的环境，他如果不与父亲决裂，就相当于与身边的同志们决裂，孤身为父亲承担骂名。也许为了自保，也许为了信仰，总之，蒋经国肯定经过了极其痛苦的内心挣扎，才做出这样一个反蒋声明。

这个声明赢得了人们的肯定，蒋经国发言完毕，立时群情激昂，许多苏联人和中国学生拥到台上拥抱他、吻他，将他高高地举起抛向空中。“乌拉”之声，久久不息。

然而，从此以后，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个整天蹦蹦跳跳的乐天派少年了。蒋经国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垂着头，两手插在口袋里，独来独往。他分明痛苦万分，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为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父亲而感到羞耻还是为那一篇慷慨激昂的檄文而后悔呢？同学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讽刺他是不肖之子；一些入了国民党的学生则说，蒋介石绝非反革命，他只是在反共而已，要怪的话只能怪斯大林……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前，苏联人把这些学生看作希望之星，现在却开始鄙视，只有蒋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他的同学盛岳在回忆录中写道：

发表反蒋声明（4）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到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却直线下降……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俄国人不光指着我们喊“张作霖”，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个新头衔：“蒋介石”。不久以前，他还被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来赞美，而现在则被贬低到和张作霖一样的反革命军阀。我记得很清楚，莫斯科五一节筹备委员会原来准备在莫斯科五一游行队伍中，陈列一个大型的蒋介石模拟像，以向蒋介石表示敬意。中山大学为了庆祝五一节也给制了一个全身的蒋介石的大画像。可是一接到“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后，局势的突变使俄国人和中山大学学生真是像发了疯一样，立即把蒋介石的模拟像和画像全都烧毁。

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是“清党”的开幕式。4月15日广州开始戒严，戒严司令钱大钧调遣大军进攻共产党机关，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随后，苏、浙、湘、赣、闽、桂、川相继开展“清共”，立时山河变色，草木含悲。到7月15日，武汉也宣布反共，查封中共机关，迫使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并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140余人驱逐回国。于是中苏关系完全破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而结束。

经此事变，中大的学员们思想一片混乱。苏联当局马上解散了国民党旅莫支部，并且计划将中山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遣返回国。鲍罗廷认为不妥，他建议当局：“此时将中国学生遣送回去，如是共产党员、团员，就等于送他们去上刀山。即使不是党团员，回去也会受到怀疑、迫害，不如等待相当时日，再行处理。”最后，苏共决定让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分批回国。徐君虎就是那时被遣送回到南京的。蒋经国也想回国，但是没有得到允许。

盛岳写道：“那时我们有些人猜想，苏联当局这样做是出于原谅他的年轻，政治上偶尔疏忽。后来才领会到，斯大林很可能是把蒋经国抓到手里，当成将来同蒋介石可能谈判时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蒋经国来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以便一旦有事将来可以加以利用。”

蒋经国要求回国不成，只好留在这里，苦受熬煎。当时留在俄国的亚洲人多数加入了红军行列，有些人也成为永久的苏共党员。苏联方面也很愿吸收像蒋经国这类的人物加入红军，他们希望经过多年的培养和训练，日后于某些方面会有利于苏联。

蒋经国苦思自己的出路，决定申请参加红军。结果，他被编入红军第1师，驻地就在莫斯科。这样，他就开始了摸爬滚打的红军生活。

这时，他刚刚17岁。

红军生涯（1）

蒋经国对红军的生活不但不陌生，而且保留着很好的印象。

1927年6月4日，他曾经由中大委派出席参加过莫斯科军区野营开幕式的阅兵典礼，近距离接触过苏联红军。

当时，有两个师的兵力参加了野营，营地就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松林里。检阅过后，蒋经国和各机关代表一起在军官的带领下参观野营内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描写过他的所见所闻：

野营中只有两师人马。兵士与官长住的都是露天篷帐。每篷帐可住11人，以班为单位。建帐之中只有木板铺成的床铺，别无他物。每个士兵有两条毯子，两个枕头。军官与士兵所住的地方与所用的物件差不多是一样的，不过官长篷帐中只有5张床铺，和多一张桌子而已。每连有个俱乐部，他们称为列宁隅。其中有书籍报章及各种游艺组织，如棋队、球队、照相组、戏剧组等。列宁隅中四壁挂着许多宣传品及标语——苏联政府组织表、苏联经济发展统计表、第三国际组织系统表等等。主要标语是“红军是人民的学校”，“工农红军是劳动者之友”……在一个列宁隅中挂着许多描写中国人民的照片，上面写着“这是我们的朋友”。列宁隅工作直接受连部政治指导员的指导。每连有列宁隅委员会的组织，委员由红军全体会议选举出来。每连有浴室、洗脸室、枪械室等设备。连是红军训练、教导的主要单位。每团有一个大俱乐部，团中一切宣教工作皆集中于此。俱乐部的工作由主任专负其责，直接受团党代表指导。野营中共有6个大俱乐部，6个运动场。每营有厨房饭堂。据说野营中的一切建筑都是由兵士军官自己造起来的。野营中的一切设备与建筑都十分整齐清洁。参观完毕之后，我们同入饭堂进午餐。我们所吃的饭菜和士兵吃的一样。第一盆是肉汤，第二盆是烧牛肉，第三盆是煎鱼，第四盆是甜果酱。我问士兵：“你们平常都吃得这样好吗？”他指着同桌的士兵说：“倘使不是每天这样吃，你看！哪里会有这样好的身体？”野营中所见士兵，的确个个身强体壮。午饭之后，野营每日有1小时的午休。

士兵们休息的时候，营长比得洛夫向蒋经国和其他代表们详谈了野营生活的情形。

部队每年有3个月的暑期训练，视需要还有秋训、冬训之类。暑期训练中最主要的课程是野外演习、体格锻炼、射击练习。军队每天5点40分起床。6时～7时早操，8时～9时上政治课，9时～12时野外演习，12时～14时午饭和休息，14时～16时射击，16时～18时社会劳动服务（协助农民耕种收获），18时～20时参加俱乐部活动，20时点名，点名后睡觉。每个星期天为休息日，这一天官兵可以在营内规定地点、时刻会见亲友，也可以经过领导批准，进市区买东西或看望亲友。训练期间，举行抢红旗竞赛，竞赛以连为单位，谁的训练成绩最好，谁得红旗，训练成绩每两星期评比一次。

红军生涯（2）

营长介绍完一些基本情况，蒋经国又追问了很多问题，由此了解到了军队的选举权、待遇以及苏联的军事服务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形。

苏联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个男公民满21岁就要当兵，步兵服役2年、工兵3年、海空军4年。只有家庭独生子或各机关工厂所必需的人才，可以不进正规军队，编入地方军。编入地方军的，每天工作完毕后，要受军训2小时，两年毕业，由主持训练的单位发给证件。

在部队里，士兵和军官的待遇不同。士兵除衣食住全由部队供给外，每月可领零用费7个卢布。军官采取薪给制，依职级给薪：连长每月约100卢布，营长130卢布，团长260卢布，师长320卢布，军长480卢布。

由于对红军的生活有过这样详细的了解和近距离的接触，蒋经国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日常训练中，从基本动作到步法训练、队形训练，尽管内容枯燥，17岁的蒋经国却毫不叫苦。蒋经国生活简单朴素惯了，每月7个卢布的零用钱，倒也不觉得手头十分拮据。他在这个部队里摸爬滚打地当普通一兵，学习和操练是辛苦的，但生活却丰富多彩。1928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这段红军生涯。

离开部队去哪里呢？经过几番奔走请求，共产国际决定让他进苏联中央军校——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坐落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这里是沙皇的古都，风景美丽，环境幽雅，生活待遇也比莫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好得多。蒋经国对这座旧都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记道：“我们的学校在尼佛河岸上，对面是彼得堡佛城堡，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列宁城中的野景有特别的风味。”

这所军政学校创办于1919年，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最早参加者尼·古·托尔马乔夫的名字命名。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人才的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军事科学，有政治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科目有苏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等。为苏维埃政权培养出了许多军政人才。教员多是军事将领和专家。

后来担任中共军队高级指挥员的萧劲光、左权都曾是蒋经国的校友。新的生活开始了，蒋经国被紧张、热烈的学习气氛深深感染，他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

蒋经国在1928年10月3日的日记里，曾记下自己一天的紧张的学习经历：“今天第一课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二课是战术。其他都是自修时间。政治工作一课由教员讲演，题目为《军事时期中的政治工作》。”

从这个政治课中，蒋经国认识到“红军官长不但要利用所有物质力量战胜敌人，同时应当利用政治与精神各方面的条件来制敌”，而政治工作的任务就在于动员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保证战斗取得完全胜利。因此，政治工作内容很丰富，任务很艰巨。他记下的政治工作要点是：一、了解并向军官报告当前政治环境；二、向党政干部讲解战斗任务；三、向全体士兵、军官宣讲战斗任务及其政治目的；四、监视所有可疑官兵，设法防止逃兵；五、注意党员分配，使到处有党的影响；六、调查后方部队的工作；七、组织民众支援前线；八、组织敌军中及敌后工作。

红军生涯（3）

接着，在战术课上，教官给大家准备了“营的进攻”这样一个课题。教官给每个学生发一幅战区地图。图上绘有该区河流、村庄、地形、地物，注明敌我两军的配置情况。教官指图讲解，让学生了解本师进攻的总的目的，再讲本团各营的兵力、位置、进攻路线及所承担的任务，然后让每个学生代第1营营长决定冲锋计划，规定炮兵的任务，和本营各连各排的图上位置，以及在冲锋前营部的机关枪及炮位应置于何处……教官讲解完毕后，学生各自回自修室研究战情，写出作战计划。最后，由教官作评判。

这种学习方法虽然还不是实战学习，但较之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要高明得多。蒋经国把教官的讲课和自己当红军1年的一切实践经验结合来思考、研究，印象深刻，进步很快。

这次战术课的教官原是沙皇军队中的一个大军官，蒋经国对他的经历非常好奇，他多次找教官谈话，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他是一个大贵族的儿子，曾毕业于陆军大学，在世界大战（一战）时，他任第8军军长。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后，他领导哥萨克骑兵起来反对红军。在1919年他的军队被红军包围消灭，他自己被俘虏。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要他做红军顾问，因为当时红军缺少军事人才，当军官的都是工农。他当了7个月的顾问，时时刻刻受监视，没有一步的自由。他看到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军事知识的军官，没有军火、粮食的军队能够打胜仗，觉得非常奇怪。有一天，他问党代表说：“你们打胜仗的要诀在什么地方？”党代表很简单地回答他：“讲人道就是我们作战的要诀。”他开始出于不得已，可是后来渐渐地自觉起来帮红军作战。他受了红军政治精神多方面影响之后，就决定根本投降红军，后来他当上红军第19军军长。但有一次作战时，他得知对方白军中1师长是他弟弟，于是又动摇了，夜间偷逃到白军中去了。过了一星期，他弟弟这个部队又被红军消灭，他再一次被俘，这一次红军把他押解到后方入狱，关了两年半，放出来后不叫他带兵，叫他做军事教员。我有一次问他：“你现在信不信仰共产主义？”他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但是我相信：谁想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完全是梦想！”

蒋经国的学习节奏非常紧张，根据日记记载，当天下午，他读了两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参考书。并写下了详细的摘记。随后有两小时的时间在波罗的海兵工厂中实习。下午7点参加共产党支部全体公开大会，讨论集体农庄问题，听列宁市党部书记作报告，探讨集体农庄建设问题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问题。10点30分散会，回到寝室已是11点30分了。

1929年暑假，他照学校规定可以到克里米亚半岛去休养二十几天。

8月17日晚，蒋经国和一批同学从列宁格勒出发，经莫斯科、图拉、奥廖尔、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到达黑海之滨。他们住在海边一个休养所里。他在8月21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一天的活动：

今日5时起床，在寝室中看了一些书报之后，就到海边去游泳。海面非常平静，好像一条蓝地毯。早晨的海风吹到身上非常愉快。太阳渐渐升高，海水非常温和。入水之后，实在不愿出来，医生只准我游10分钟。海滨上游泳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了。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非常怕热闹，怕到人多的地方去，愿意过安静的个人生活，所以一看见人渐渐多起来，就离开海岸，回到寝室里独自看书。

红军生涯（4）

7点钟吃早饭，早饭非常丰裕。每日除早中晚三餐外，还有点心。

早饭后，我们乘一只小汽船，向苏达克出发。在苏达克我们参观了土耳其的古城和准塑人民俱乐部。这个地方一共有23个劳动休养所，还正在建筑新的红军休养所。苏达克产紫葡萄最多。所以葡萄非常便宜。我们所到的第二处便是雅尔塔。它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个大城市，房子都是西式的，市面非常热闹。革命前，这里是俄国大资本家大地主和贵族休养的地方，所以有许多别墅，现在都改为劳动休养所。听说此地有12，000个休养所，城外5公里有个大植物园，范围非常大，其中中国植物园最为宝贵难得。雅尔达右面有座皇宫，现在改为农民疗养院，可住上1，300个农民。皇帝许多用具都归农民享用，从前皇帝的舞厅，现在是农民的饭厅。

在雅尔塔午餐，13点出发参观石燕巢，再参观苦而石夫，两处都有皇宫和大花园。下午6点回休养所。晚餐后，本来有游艺晚会，我觉得太热闹，不愿去参加，我就约回来的哲学教授尼格拉·韦克塔尔夫到后面山上散步。月下散步，非常愉快。

这位哲学教授只有一只左手，这次月下交谈中，蒋经国了解到他失去右手是内战的结果。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教授的经历，结语是：“我觉得韦克塔尔夫的历史很有价值。尤其是他说的：‘过去我是牧牛郎，今天我是哲学教授’，这两句话很有意义。”这颇有些“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意味。

蒋经国这次在黑海之滨休养了20多天，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学习。他随身带了三本俄国国内战争史，一面看书，一面看旅途所经各地的内战遗迹，并且访问居民，收获很大。回校后，他写了总结，得到了校领导和同学的高度评价。

1930年初，军校的学习快要结束了，由于蒋经国表现十分出色，他于1930年2月被吸收为苏共的候补党员。毕业以后，蒋经国盼望走上一个工作岗位，好学以致用。可是，一连两个月过去了，他的工作却毫无着落。他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已经快用完了，不得已就开始写点稿子，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为了节约开支，他专门上中国小餐馆，拣便宜饭菜吃。

苏共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任命他为一个参观团的副指导员。这个参观团的成员是莫斯科列宁学院的中国毕业生。列宁学院前身就是孙逸仙大学。为了让这些中国学生回国后多宣传一下苏联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所以安排他们作这一次参观旅行。

1930年6月初，蒋经国率领参观团从莫斯科启程，来到了乌克兰的罗斯托夫城，在那里参观了欧洲最大的国营农场。这个国营农场面积1，200俄亩，一切用机器耕种。收获用联合收割机，农场工人住小洋房，上班乘汽车。农场中有电影院、俱乐部、医院、学校、公园等设备。这些都令中国学生大开眼界。

一直以来，蒋经国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从不错过任何能多了解一些社会现实的机会。在农场，他和一个老工人有过一次谈话，从老工人这里接受了一次新旧对比的教育。老工人告诉他：“我的祖父、父亲和我自己，过去都是农奴。父亲是被田主打死的，哥哥是饿死的。我是母亲在田里作工时出生的。我的大儿子，因为不听田主的话，被他们打死。我们家过去过的是苦生活。可现在呢？国家给了我家一所小洋房，我的妻子在医院里当看护。大女儿在莫斯科农业大学三年级读书。小女儿去年在医科中专毕业，现在古城中央医院工作。这些都是我们流血的结果。”

红军生涯（5）

参观团在罗斯托夫参观了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接着在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参观了一个大水力发电站，在利尼根参观了一个纺织厂，在布尔什姆附近参观了两个设备完美的休养所和疗养医院。

他们还特地去了斯大林的旧居，看望他的母亲。蒋经国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位母亲的话：“父母一定是爱子女的，子女也当敬爱父母，不爱父母的人，无论为何，不能使人敬佩。我的儿子，虽然为国家大事很忙，可是还是常常来此地看望我。”

离开格鲁吉亚，参观团回头到乌克兰参观了第聂伯尔水电站，这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建设工程之一。工人展开的社会主义竞赛，使这些参观者赞叹不已。参观团在6月20日结束了参观考察，回到莫斯科。

蒋经国在参观途中就得了病，那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一个满脸雀斑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小伙子彼得设法把他背到了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去。

到了莫斯科，小彼得蒋经国背到一座医院里。医生发现他的心脏半天才跳动一下，就命令小彼德直接把他送到太平间去。小彼得苦苦哀求，蒋经国才终于住进了医院。然而，整整三天，他一直在阴曹地府门前徘徊。谁也没有想到，第四天早上，他竟睁开了眼睛。到19日第一次开始自己吃东西，20日开始自己洗脸。他在21日的日记中记下自己病中所感：“在病中觉得格外忧闷，我进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这里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

这是因为蒋介石已被苏共看成反革命，苏共对蒋经国虽是另眼相看，而王明却并不如此。王明已向所有的留苏人员宣布说，蒋经国是阶级异己分子，是不可接触的人。所以中国朋友们都跟他保持距离。可以想象，对蒋经国这样一个热情开朗的人来说，没有朋友的生活是极其孤独和痛苦的。当时还有几个浙江籍的留苏同学和他比较要好，经常互相通通信，聊聊天。不料，这一切却被苏联的契卡人员汇报给了王明，王明便诬陷他是反动组织“浙江同乡会”的首领。契卡是苏联的国家谍报机关，它后来易名为克格勃，即“K．G．B”，这个国家谍报机构的人员遍布苏联的每一个角落。正是这件事影响他，使他毕业之后很长时间没能得到恰当的安排。

这一次蒋经国病愈出院后，仍然不知自己何去何从。按照常理来说，他是军政学院毕业的共产党人，自然应该分配他去部队当军官或者去机关当干部，可是苏共最终还是把他派往了狄纳莫电气厂，让他去当了一名学徒工。

从学徒到主席（1）

心志坚强的人，总是能够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改变自己所能改变的。蒋经国也是如此。对自己的命运与际遇，表面上看来，他是被动的，但他一直保持着极其主动的心态，从未有过任何屈从。

在苏联，他经受着一系列无法预测的黑色幽默式的命运的嘲弄。不过，蒋经国始终有一个人生主题，那就是不知疲倦地求知，不知疲倦地积累知识、积累毅力、积累才能，从而积累前程。这次到了莫斯科郊外的狄纳莫电气厂，他仍然下定了决心，决心努力学习，精通机器制造这个行业。

狄纳莫电气厂规模比较大，共有1，800多名工人，主要是制造电车发动机和其他电车机件。蒋经国寄宿在市中心宿舍，每天要乘电车到城外去上班。天寒地冻，清晨站在露天里候车，总是冻得他手足僵痛。电车非常挤，他每次总要竭尽全力才能挤上去。

蒋经国一入厂就被分配在第18车间，车间里有72名工人，分成6组，他是第4组的工人，工号为865号，组长是个21岁的技师。这时正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车间和每个小组都有一定的生产计划，工人的工作由组长分配，都有很高的定额，工人之间、小组之间以及车间之间，互相订有劳动竞赛条约。每月评比一次，成绩好的得红旗和其他奖品，成绩差的上黑板。工作有定额，还加上竞赛评比，每个人都非常努力，一刻也不敢偷懒。

蒋经国是学徒工，每月工资45个卢布，除去吃饭所剩无几。他的皮鞋已经残破不堪，但没有第二双可以更换。当时苏联物资缺乏，粮食、日用品都凭票供应，由于他劳动成绩优秀，厂里曾奖给他一张皮鞋票，可是因为没有钱买，他只好把皮鞋票送给别人。他的一双脚冻得烂了好几个脓洞，脓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尽管如此，他每天吃过晚饭，还要坚持到职工夜校去上课，学习数理化和工程技术。在中山大学时不学自然科学，现在只好上夜校来补习。每天晚上下课回到宿舍，往往已经深夜11点多了，他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一直坚持学习，从未间断。

他尽管热爱学习，但不是书呆子，相反，他对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切和敏感，这是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1931年2月8日，他在日记里记下当天厂里召开的全体工人大会的内容，会议主要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厂长辛可夫讲：“国家工业不发达，就不能有强大的武力。敌人能制造枪、炮、飞机、坦克车，而我们没有兵工厂，那么一定要被敌人消灭，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俄国就要变成人家的殖民地。所以我们政府要求很快地建造自己的重工业，自己来开矿，来制造机器、飞机、大炮。这就是说，要建设自己的重工业——并且以机器工业为中心。”会上，有12个工人发表意见，11人表示赞成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工人说，他也不反对五年计划，只是不愿再饿肚子。他的话马上遭到反驳，有一个老女工上台说话：“天下人谁不愿吃好东西？难道愿饿肚子？难道我不想吃肉、吃鱼吗？外国人说：‘俄国比从前贫了，人民生活比过去苦了。’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生活比从前苦，但是国家并不比过去穷。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面包、鱼肉、牛油，而是将这许多食品运到外国去换工厂机件了。倘使现在我们无限的消费，那么国家一定不会强起来，明日要被敌人消灭，难道我们人民的血白流了吗？我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死了。我们是为了明日的快乐而吃苦，在我们的苦中含有甜味。倘使你住的是草屋，要想造一所砖屋，那么平时就不能不吃苦。倘使每日将一日收入都用完，那么终不会有砖屋住，同时明天刮大风的时候，你的茅屋就要被风吹倒……”老女工的话给了蒋经国很深的印象，普通百姓那种质朴天真的想法、那种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不怕为此承担任何痛苦与辛劳的精神使蒋经国大受震动。

从学徒到主席（2）

不饿肚子，是不可能的，连厂长都在饿肚子。散会之后，蒋经国和厂长一同步行出厂，他约蒋经国到一个饭堂去吃饭。蒋经国这样记载：“第一盆是盐汤，第二盆是洋芋艿。面包要吃饭人自己带，我今天没有领到面包，他从他的皮包中拿出一块黑面包来，这是他一天的粮食，他分一半面包给我吃，我觉得滋味特好。”

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蒋经国认为“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人，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

在职工夜校学习是要交学费的，靠节省一点工资根本不够。有一天，他看到厂里工人要学军事知识、受军事训练，他就自告奋勇地向厂里管军训的领导介绍自己的学历，意思是看厂里可不可以让他发挥其一技之长。两天以后，他成了一名给工人讲军事课的业余教师。于是，他每个星期要分出七个小时来教军事课，所得收入用于支付上学、买书、补贴生活急需等。

蒋经国的刻苦勤奋在厂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好感和信任。不到一年，厂里的生产管理部门就向上级建议让他担任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可是上级却没有批准。

原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在破坏。他认为无产阶级决不能让“反革命”的儿子掌握一点权力。他开始建议工厂把蒋经国继续留在厂里当工人，后来竟建议当局把蒋经国送到接近北极圈的阿尔泰矿区去采矿。

蒋经国听到了这个消息，想到那儿终年积雪，寒风刺骨，而自己是个南方人，去阿尔泰无疑是拿到了一张到鬼门关报到的护照。这一次他不想再屈从，他要抗议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他开始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要求留在莫斯科。这时，苏共正准备大搞农业集体化运动，决定派2.5万名布尔什维克到农村去“执行党的指示”，于是蒋经国便要求到农村去考察。党政机关批准了他的要求，介绍他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蒋经国经过艰难的争取，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他默默地收拾了一箱简单的行李，于1931年冬，来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农村。他的社会身份一再更改，终于加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了一个农民。

早些年，苏联当局曾在石可夫农村强制实行粮食征集制度，给农民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加上农民对全盘集体化政策的不满和不解以及长期的阶级斗争宣传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村民们对“上边”委派来的外来客抱着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因此，蒋经国初来乍到就备受冷落。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最初遭遇以及后来如何同农民搞好关系的过程：

从学徒到主席（3）

此时是苏联政府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的时候，村中和城市同样缺乏粮食和日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物。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算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一般农民是毫无知识、不讲道理的。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

他在车房里席地而睡，整整一夜，寒风从窗缝里袭来，差点把他冻死。这是他下农村受到的第一次再教育，或者可以说是当地农民给他的一个下马威。他继续写道：

我到农村中去的;目的，是为增加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抱定了非达目的不可的主张，所以不感困苦，决定以忍耐来战胜环境。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了。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我还是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早安！”有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和几件农具。我就和他们一同耕田。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后来觉得并不十分困难，唯须多费体力罢了。最不容易的是转弯，开始不习惯，常常在转弯处留下一块小宝田。农民发现后，叫我非重耕一次不可。这天没有到饭店去吃午饭，一直耕到晚上，身上感到疲倦极了。回到教堂车房中，浑身疼痛，稍微吃点东西，就倒头睡着了。

睡到半夜，有个人来叫醒我：“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她是一位慈爱的老农妇，名叫沙弗亚，年纪已有六十几了。我当时非常感动，又有些害怕，我回答她说：“十分感谢你！不过我今天疲倦已极，明天我来！”她又说：“你不用怕，在这儿睡觉，是要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但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我想到自己身上所有东西，所值不过30卢布，两身衬衣裤，几本书，别无长物，所以答应与她同行。到了她家，她已经预备了床铺，请我吃了些东西，我就睡了。这时，更觉得全身酸痛。睡了不到4点，天已发亮，我就起床到农场去。

“好早呀！耕田要比吃面包难吧？”农民都这样问我。第三天我又耕了一天。连续耕了5天，我的行动，引起了农民的同情。第六天，他们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我帮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这个村子里来过许多中央代表，可是没有一个得到他们的信任，集体农庄组织不起来。

10天以后，农民派我当代表到城里去办事。关于土地、借款、购置农具、还税等等事我都办得好，符合农民的利益。他们信任我以后，就不要我去耕田了。他们待我都非常友好，1个月以后，他们选我担任村苏维埃的副主席。由于正主席因病请假5个月，所以事实上我担任了主席职务。

为了响应苏联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蒋经国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在石可夫村成立了第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们本来对此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集体农庄。蒋经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常常是两三天不得休息，还生了一场大病。幸而有沙弗亚妈妈的照顾，他才慢慢康复。沙弗亚妈妈是一位红军烈士的母亲，她待蒋经国如同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也对她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生病期间，农民们也不断地来看望他，使他很感安慰。

从学徒到主席（4）

工作初见成效，他身在底层，对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农民，什么是集体化的俄罗斯农民生活，都有了全新的更为理性的认识和思考。

1932年10月19日，他忽然接到了莫斯科召他速归的电报。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道：

农村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表示出一种不满意的态度。昨日我召集了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讨论三个问题：一、讨论三个农户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声明书；二、决定冬耕计划；三、组织庆祝革命节筹备会。在讨论的时候，到会的委员都不十分积极。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不积极？”开始没有一个人回答。后来有一个老农夫斯客洛平起来说：“我们因为不愿你回到莫斯科去！”

这位老农夫过去是村中顽固派的领导者，在农民群众中极有影响。当我刚到村中的时候，他非常恨我，他曾对我说：“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能作工的人。”后来我和他们共同耕田，这位农夫又问我说：“耕田要比吃面包难吧？”后来我渐渐设法和这位农民接近，我知道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开始尽力的向斯客洛平作宣传。结果他由恨我而转为亲我，同时渐渐同意我的政治主张。于是我在村中的工作，就便当得多了。而今天当我要离开农村的时候，他很诚实地说不愿我离开他们。想到这里，使我发生极深刻的感想。

年纪轻轻但是已经经历了太多坎坷波折的蒋经国，已经从实践生活中锻炼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他忍辱负重的坚韧个性渐渐成熟，政治领袖的气质初露端倪。

在土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有着一种纯朴的感情，石可夫村的农民得知蒋经国要回莫斯科，不舍和难过溢于言表。沙弗亚妈妈知道他要离开，竟忍不住泪流满面。一年来，蒋经国住在她家，吃的只有洋芋艿、黑面包和盐3种食物，今天桌上却摆着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三块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蒋经国请沙弗亚妈妈把牛奶和鸡蛋收起来，说：“农民大会既然议决：农户都要把这些东西卖交合作社，那我也不应该把它吃掉。”沙弗亚妈妈不肯收起来，蒋经国就自己把鸡蛋和牛奶藏入橱柜中，只吃黑面包和红茶。红茶中有淡淡的甜味，他知道这是沙弗亚妈妈把收藏已久的一片白糖放在了里面，他为老妈妈的慈爱和深情而感动，更为农民的极端穷困而伤心。

1932年10月20日，蒋经国要离开石可夫村了，全村的农民都来为他送行。人们有的拿来苹果，有的提来鸡鸭，硬要他接受，还特备了一辆三匹马拉的马车，送他上车站，这是俄国农村最客气的礼遇。他坐上车，车子走远了，回头去看，沙弗亚妈妈还站在草屋前望着他……

泪水盈满了眼眶，蒋经国眼前一片模糊。他本来就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里的农民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特别是沙弗亚妈妈！要不是她，也许他早已冻饿致死。他决定明年夏天再来看望这些善良的乡亲们。

第二年夏天，他果真故地重游，乡亲们告诉他，沙弗亚妈妈已于两个月前逝世。蒋经国伤心至极，他来到老妈妈的坟前凭吊一番，为她献上一束鲜花，大哭了一场。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1）

蒋经国在石可夫村的工作刚刚有了眉目，便被召回了莫斯科。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在农村的出色工作，引起了契卡人员的注意，招来了这一场波折。

据说，当契卡的特务把蒋经国的情况汇报给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王明，王明认为，蒋经国到那里去是接受劳动改造的，他却在那里耍手腕，欺骗不明底细的农民，窃取村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一个中国最大的反革命的儿子当上无产阶级政府中的首席官，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认为蒋经国在石可夫村搞人性论，认红军烈士的母亲作妈妈拉拢人心，肯定另有所谋。

当时苏联的共产党内正在搞清洗嫌疑分子和捕杀所谓的敌对分子的政治运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已被开除出党。王明作为反托洛茨基的急先锋，颇得斯大林的青睐。而蒋经国恰恰在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打倒之后，仍然常常出来为他辩护。这一次，王明竟然向共产国际和苏共写密信，要把蒋经国送到北极圈附近的劳改营去。最后，苏共决定让他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那是乌拉尔山脉东侧的一个市镇，离莫斯科差不多2，000公里。他们还让蒋经国改名为义利札罗夫，但没有说明原因。

经过长途跋涉，蒋经国来到了这个城市。西伯利亚铁路经过这里，一开始，蒋经国就在火车站做搬运工。在这里，他与曾救过他一命的小彼得重逢了，算是绝境里一个温暖的惊喜。可惜后来，小彼得在一场火灾中为抢救物资而丧生了，蒋经国满怀悲伤，亲手埋葬了这个患难中结识的好朋友。

那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在这里建立的一座重型机器制造厂业已开工，火车站虽然很小，但事情却特别多，要装运的物资堆得山一样。蒋经国开始在这个车站无休止地扛运沉重的水泥和各种机器。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这个刚刚20岁出头的小个子来说，是难以长期承受的。再加上天气严寒、心情压抑，蒋经国不久就病倒了，他躺在锅炉房里，除了小彼得，还有三个同一个班组的俄罗斯青年围着他。蒋经国回忆：

他们当中两个人握着我的手，一个人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旁。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我的病十分严重、危险。他们都想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也和我一样，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力生活的。

当时冰雪封住了铁路，火车已经好多天没有动了。车站上的领导人知道我是送到他们那里来劳动改造的，因此没有一个当官的人来看我、理会我，而我身边的这伙穷朋友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只好默默地守在我身边，在他们各自的胸口上画着十字，等着给我送终。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2）

我虽然昏昏沉沉地虚弱得说不出话，但是心里却很明白我就要死了。朋友们的眼泪滴落在我脸上，我躺着，听见他们正在给我唱“送魂歌”：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我无所牵挂，我没有担忧，

总会有一个人来将我埋葬。

明年春天，积雪溶化，

谁也不会来祭扫我的坟墓。

只有黄莺儿飞到我的坟头来，

唱着美丽的歌儿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们又会飞走的……

这是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调子凄婉，蒋经国听着歌曲，对生死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感悟。他怀着寻求真知和理想的抱负来到异国他乡，本来立志要做一只鸿鹄，可是到头来却要成为一个客死他国、无人收尸的死魂灵，谁也不知道他曾有的梦想和奋斗，谁也不了解他满怀的悲伤和绝望！

当然，谁也没有料到，奇迹再次出现了，冰雪溶化的时候，蒋经国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火车又通了，朋友们都到列车上去搬运物资，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床上静养。下一步会怎样呢？上帝不曾让他上天堂去，可有人决定送他到人间的地狱。

此时，蒋介石正在中国国内大举“围剿”红军★。父债子还，蒋经国要为他父亲反共承担责任是逃不了的。何况，蒋经国自从在中大听过托洛茨基的报告，一直很崇敬托洛茨基，还经常为他辩护，早已被看作托派分子。这样，蒋经国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就成了势所难免的了。

大病初愈，他留下一张字条给朋友们：“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然后就带着那从家乡带来的早已破烂不堪的小樟木箱子，拖着虚弱的身躯，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60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达一个矿区。在那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中，气温冷到零摄氏下40度。四周除这座劳改营外，荒无人烟。劳改营被铁丝网围起来，沿着铁丝网站着的是真枪实弹的看守兵。营里住着的有政治犯和刑事犯，有男犯也有女犯。

蒋经国被安排在一间大房子里，房间里有二十几个人，没有床，大家都睡地铺。每天天刚亮，他们就起来，先到矿里工作两小时再回来吃早饭。每天的工作总在十小时以上。睡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每晚临睡时，总是自言自语说一句：“好了，睡吧，离坟墓又近了一天了！”

每个人都在忍耐着，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责任忍耐着。他们干着繁重的重体力劳动，生活条件却非常差，还要忍受管理人员的打骂和污辱。天寒地冻，呵气成冰，没有自由，没有希望，矿井暗无天日，命运同样暗无天日。这是个毫不夸张的人间地狱。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3）

蒋经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这个人间地狱里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每当难友们关切地询问他，他只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医学教授，问及蒋经国的经历，蒋经国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教授听了以后，苦笑着说：“孩子，你若在中国，你就没有福气来体会这世界尽头的滋味了。我真心希望你在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后活下来，更希望你日后回国如果当上领导，千千万万不要学斯大林……”

没有白白忍受的苦难，这里的一切都使他终生难忘。留苏岁月给他的磨炼和启悟，对他一生的作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曾经多次教诲自己的孩子们，他在西伯利亚劳改，就睡在阿尔泰金矿中的金子上，他要孩子们想一想，即便有再多的钱，事实上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半年以后，1933年春末，蒋经国又接到一纸通知，上级调他回乌尔拉山东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做工。

这里的气候也很寒冷，房间里的茶水经常冻结成冰，窗玻璃上的冰能结成两三寸厚。蒋经国还是同当年在狄纳莫电气厂工作时一样，白天上班，夜间要上业余工业学校，学数学和机器制造等课程。每天晚上从夜校回到住处，常常是夜里11点多了，在孤寂的夜晚，昏黄的灯下，他坚持着多年养成的老习惯——写日记，把一天的经历和感想写下来，房间里寒冷，他不时地搓手呵气，才能把日记写完。

每天早晨7点30分，蒋经国就踩着汽笛声来到厂里。他在不长时间里，已由工人升为技术师，负有组织管理的责任，所以每天都要比工人们早到半个小时。由于苏联的重工业刚刚起步，各级工业领导经验都不充足，乌拉尔重型机器厂虽然是国家重点企业，可是生产还是非常混乱，生产任务一拖再拖，总是完不成。他和工程师们交涉，毫无结果。他想到，根本的办法不是督促工人和工程师，而是整顿生产组织，加强劳动纪律，把生产任务分配到人，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他把自己的想法同书记做了交流，书记非常赞成他的建议，他于是动手撰写了《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给党支部，通过讨论，获得领导及工人群众的同意，然后在厂里贯彻实行，很快使生产走上了轨道。

蒋经国工作认真负责，非常踏实。他的本职是技术师，但只要工作需要，什么重活他也抢着干。厂党委在某一处工作发生困难的时刻，常常组织突击队去解决，蒋经国总是不辞辛苦，争取参加。他的名字几次载入突击队员的光荣册里。在1949年后出版的《乌拉尔机器厂人》的编年史里，还找得到他的名字。

1933年9月，党委开展了清队运动，蒋经国作为车间行政管理副主任，成为清队对象，下面是主持清队的人同他的对话，问的人事无巨细，答的人机智从容：

问:你为什么要来苏联？

答:我来是为了获得革命斗争经验和学习……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4）

问:你为了原则问题或为了报私仇，开除多少工人？

答:一个也没有。

问:你为什么粗暴对待工人和脱离群众？

答:只有特殊情况下态度有些粗暴。我没有脱离群众。

问:你为解决工人的福利问题做了哪些事？

答:提交187份住房申请书，已有90人住房得到解决。关于简易住房建筑和改善车间条件已签订了兴建合同。

问:为什么第三班工人有时买不到饭？

答:因为食堂无票不售饭。

问:会供给工人木材吗？

答:工厂管理部门对这个问题尚未发下指示，不过为了解决木材供应我们已向供应处提出申请。

问：什么样的人才能住砖瓦房？

答：技术等级高的工人和招募的工人住砖瓦房，其余工人住木结构房和简易住房。

问:为避免财务科算错工资，你打算采取哪些措施？

答:由会计审核，但算错现象仍有发生，现正在增加财务科定员。

问:为什么要我一个游击队员搬出单元住宅？

答：是让你住更好的房子。

从这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蒋经国虽然年轻，但是已经非常成熟了，他办事认真、负责、又公正，心中有底气，更有主张，具备了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第二年，他便被提升为一个分厂的副厂长。

在蒋经国当副厂长期间，工厂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蒋经国是纯粹从底层踏踏实实干到管理层的，他的素质相当全面，对工作的各个具体方面都有全面的了解，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

他首先抓工厂的生产和技术。他规定了严格的劳动纪律，并时时检查督促，使车间里怠惰的现象一扫而空。他早年有过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又先后两次进工业夜校学习工业技术，会制图，也会看图，对工程师交来的机器图表，他能判断出优劣，对厂里制成的产品，他也能评出品质高低。所以人人都心服口服，兢兢业业，不敢瞒上欺下，有丝毫疏忽。

在生产和技术抓好后，他进一步抓厂里的工资改革和后勤工作。

劳改犯当上副厂长（5）

他召集工资部门的工作人员开会，指出本厂工资制度的缺点在于过度平均，工资层次拉不开，因此无法全面调动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普通工人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他认为，要使新工资制成为提高工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主要动力。他这个意见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认同，新的办法随后就拟订出来，经上级批准实行。

解决了工资方面的问题，他又抓后勤工作，他认为伙食办得好不好，对生产力也有直接关系，他决定各车间的食堂由各车间主任亲自抓好。

厂里还办了一份《重工业日报》，由他兼任主编。报纸的内容非常丰富，负责报道国内外新闻、劳动纪律以及生产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上级的命令和通知等等。

所有文字，除评论外，都是由工程师与工人投稿的。他们经常召开编辑会议，就文体以及文章内容篇幅等各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大家都认为报纸的内容很丰富，很有价值。

报纸是为生产服务的，也是为工人服务的。蒋经国对这张报纸费了很多心血，为了真实地反映情况，有效地起到宣传督促等良性作用，他常常因为文字内容与国家检查员起冲突。他出众的领导才能与敢于承担责任的胸怀和气魄，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尽管他当时不过是个24岁的毛头小伙子，但是已经在厂里赢得了很高的威信。

这位业绩出色的“尼古拉副厂长”，他那虽不够雄伟但不乏俊朗的相貌和热情乐观又严肃认真的个性，也终于渐渐引起了姑娘们的注意。

蒋经国确实已经到了该结婚成家的年龄。他爱他的“苏维埃祖国”，尽管他的“苏维埃祖国”使他吃尽了苦头，但是，对这样一个他奉献了青春与热血的国家，他也毫无保留地付出了真挚的感情。这是他生活和成长的地方，现在，他已经事业有成，该有自己的家了。

冯弗能已经成了少年旧梦中一个淡薄遥远的幻影，此时，一位纯真活泼的少女，像一头美丽的小鹿，悄悄地走进了蒋经国的感情世界。这就是与蒋经国厮守终生的忠诚伴侣、后来被蒋介石取名为蒋方良的俄罗斯姑娘芬娜。

东方的灰姑娘（1）

1916年5月15日，芬娜出生于苏联的西伯利亚山区，她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女儿。

父母早逝，年幼的芬娜仰赖着她唯一的亲人、大她17岁的姐姐安娜，在凄风苦雨中长大，她的生命就像一首无言的诗篇。从襁褓婴儿时代到走入蒋经国的世界，十多年的时间里，芬娜所经历的是家破人亡的心灵创伤以及经济混乱所引发的物资匮乏。

她出生的时候，大她6岁的蒋经国正在中国大陆浙江省奉化县溪口家乡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十余年，直到1933年两人相识，蒋经国已经历练叛逆少年期的烦恼、离乡背井追寻自我的磨难，饱受了理想与现实不符的冲击。他从一位15岁的小小中国国民党党员，到远赴莫斯科留学，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一名苏共党员，进而坠入噩梦深渊，遭苏共放逐，备尝艰辛，当时名叫芬娜的蒋方良，则在另一种苦楚中与命运周旋。

1932年，芬娜技校毕业，成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一名女工。在那里，她开始学习独立。她过着快乐女工的生活，也享受着被异性追逐的甜美滋味。那时，有一位名叫纪马的俄罗斯青年苦苦地追求着她，姐姐希望她和纪马在一起，她却偏偏爱上了来自中国的青年尼古拉。

蒋方良和蒋经国在工厂里首次晤面的情景，有多种版本。其中有一个方良夜遇恶汉骚扰，做副厂长的蒋经国英雄救美、赢得芳心的浪漫故事流传最广。蒋经国则在他亲笔撰写的《我在苏联的日子》这篇文章中，平淡地记叙了太太的基本情况：她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是自己的部属，最了解自己，也最同情自己的遭遇。他们于1933年在乌拉重型机械厂相识，1935年3月成婚。

然而当初，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爱情曾备受政治高压的煎熬。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下，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王明痛恨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当然更要注意他的行动。果然，从10月份起，他在厂里就受到监视，每天都有两个人跟踪他，不许他接触任何人，也不许他去工厂和宿舍以外的地方。蒋经国处在政治的高压之下，整天提心吊胆，随时准备被逮捕。这样的软禁直到12月份才告结束。

在这期间，芬娜也为恋人的处境寝食难安，她不懂蒋经国的政治关系，更不懂他为什么工作得好好的，忽然要受到这样的待遇？有时候她在厂里遇见蒋经国，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一眼，连说句话都要提防别人打她的小报告。她在蒋经国解除软禁后的晚上跑去看他。蒋经国对她说：“看见了吧，跟我在一起，会带给你什么？”芬娜有着俄罗斯少女的勇敢率性，更有着东方女性的坚贞贤淑，她含着泪向恋人承诺：“我亲爱的尼古拉，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在一起。”此后，他们的感情更加稳固，也谈到了结婚的问题。

不久，因为基洛夫被刺案，苏共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了。苏联内务部开始在党内外搜查恐怖分子，一批又一批的嫌疑人从全国各地被搜查出来并被送到西伯利亚东部和北部去。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他们只能更加低调、更加小心地度日。

东方的灰姑娘（2）

1935年3月15日，这一对异国情侣终于在贝尔格罗克市郊一间工人宿舍里，举行了简朴又热闹的婚礼。据说，他们的结婚申请很顺利地得到了批准，斯大林还专门为他们的婚事拨出500卢布的专款。芬娜在姐姐安娜和纪马以及几个好朋友的祝福中，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她和自己心爱的尼古拉对未来都不敢存有太多的憧憬。尽管从丈夫的诉说里，她了解到夫家背景的深远复杂，丈夫遭政治性人质扣押的无奈；但是十二年流离艰困，连蒋经国自己都不能奢想回归家乡，对中国毫无感受的方良，更无从想像婆家的种种。

同年12月14日，长子爱伦（即蒋孝文）出生。当时的生活条件仍然非常艰苦，夫妻二人为抚养这个先天条件就不足的孩子费尽了心血。蒋经国回国后，对一位部下偶然讲过：孩子在摄氏零下40度的天气出生，冻得哭不出声音来。迫不得已从裹在身上的呢子大衣上剪下一大块呢子把婴儿包裹起来，才救了他一条小命。他们穷得没有肥皂洗尿布，在极端无奈时还拿过别人的肥皂应急，窘迫之状，难以尽述。长子身上留存着夫妻俩对那段相濡以沫的岁月的记忆，也寄托着蒋经国深切的期望，可惜后来他成了蒋家第三代中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典型。

到了除夕之夜，厂里举行辞旧迎新的大宴会。蒋经国在12点过后，邀请了8个同事到家中为孩子的出生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宴会，算是给孩子补生日礼。斯大林也派人送了礼品。1975年3月15日，在他们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里，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文字：

今日为我夫妻结婚40周年纪念日。回忆40年前彼此相识，共同工作于工厂，彼此相爱，在极为困苦的生活情况之下结为夫妻。居一间房内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为臭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一月难有一小块牛肉吃，我夫妻皆自食其力，虽苦难而值得回忆。

这40年之中，余备尝人间之讽刺、侮辱与打击。唉！往者已矣，来日多难，是可预料者也。余将坚忍以承担之。

回顾蒋方良的生平，她作为一位历史见证者的意义，并不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位值得记载的人物。她走过的道路坎坷崎岖，她的足迹深刻厚实，她随丈夫横越西伯利亚、归乡回返中国大陆，以至后来迁居台湾的脚印，承载着一个接一个有悲情，也有喜乐的大时代的故事。

他们婚后度过了一段温馨快乐的甜蜜时光，尤其是儿子的诞生，极大地抚慰了蒋经国那备受孤独痛苦煎熬的心灵。

可是，好景不长，1936年6月，他突然被撤销了《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同时也被免除了副厂长职务。他陷入失业的困境，从此一家三口的生计全靠妻子的微薄收入维持。原来，他和芬娜结婚后，想把这个喜讯写信报告国内的父母，为了避免信件被邮局检扣，他听说有个陈姓华侨要回国去，就请这位华侨为他带信。不料这位华侨一过赤塔，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就被苏联特工抓住了。蒋经国的家信落到了特工手里，被送回莫斯科，给他带来了意外的灾祸。

东方的灰姑娘（3）

失业以后，他只能在家闭门“思过”，人们也对他敬而远之。他每天呆在家里，除了帮妻子理理家务，就是抱抱呀呀学语的小爱伦。有一天，他偶然听说高尔基逝世了，这个消息使他十分伤感。因为他见过高尔基，读过他的著作，还跟他通过信。那还是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的时候，眼见同学们陆续回国，他却被留下来，前途渺茫，他不知何去何从。有一次他在里瓦河畔散步，心情很不好，只顾低头走路，不慎迎面撞在了一位老人身上。从他很有特征的面貌，蒋经国一下认出他就是高尔基。高尔基见他是中国人，和蔼地笑问他的姓名和经历，蒋经国对他说出了心中的苦闷，他深表同情，鼓励蒋经国振作精神，放眼未来，创造未来。他后来曾经给蒋经国写信说：“你是伟大的中华民国国民，你应当负起为中国人民的福利而奋斗的责任。”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竟然就这样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自杀的，还说他涉嫌基洛夫的案子，总之他的去世与政治迫害有关。蒋经国深深感到：政治像一头怪兽，不断地吞噬着无辜的生命。当然，他没有想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也即将给他的命运带来意外的转机。

几个月后的一天，芬娜下班回来告诉他，工厂党委让他明天到厂里去。第二天，他到了厂里，书记告诉他，明天继续到厂上班，还通知他说，党委准备讨论他的候补党员转正问题。他一时既激动，又深感疑惑，但又不好多问什么。

他依照填写党员转正申请书的通行格式、用语，写好了转正申请书，填好表格，交给了党委。转正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印刷厂联共（布）基层党组织：

共产党（布）无微不至地培养和教育了我，她把我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幸福的人。真正的幸福就是为亿万人的事业而奋斗。真正的自由就是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的先进思想指导生活、斗争、思考。我的父亲蒋介石是伟大中国革命的叛徒和卖国贼，他现在是中国黑色反动派的头子。他一开始变节，我就同他进行了斗争。十年过去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通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所大学校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坚决。现在我所走的生活道路是美好而宽广的，是共产党员的道路，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进行斗争的战士的道路。我将准备执行联共（布）的纲领和章程。为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奋斗终身。请基层党组织把我从联共（布）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党组织在讨论预备党员义利札罗夫（蒋经国的又一个俄文姓名）转正问题时，到会的人对他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大家认为他的优点是：对工作任劳任怨，对工人亲如兄弟，对事业忠心耿耿，而且，他早已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是个立场坚定的人。他的缺点是性情急躁，有时候不分轻重，在作决定前深入研究问题不够等等。最后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接纳他为苏共正式党员。经过上级批准，他于1936年12月7日成了一名苏共党员。

在蒋经国失业期间，20岁的蒋方良以坚毅的生命力面对困境，打下了日后与丈夫甘苦与共、相守一生的基础。这一段物质贫贱、精神充实的患难夫妻生涯，也是蒋方良一生中，最为自主、也最为特殊的日子。

东方的灰姑娘（4）

她本是个平凡的女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守着心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即便辛苦，她也会怀着满足和感恩的心情坚强地面对清贫的生活。然而那神秘不可预测的命运终于将她变成了一个东方世界的灰姑娘，带她展开了一场新生命的探索。

蒋经国预备党员转正后的第五天，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他的父亲被部下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在西安。“西安事变”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国民党从此放弃“安内攘外”的政策，走上全面抗战的道路。

此时，苏联的乌拉山西斯夫鲁克地区正是隆冬。寒风凛冽中，在这北方异国即将度过第十二个寒暑的蒋经国，怎么也想不到少帅张学良会劫持他的父亲，此举使他企盼多年的回国愿望变得异乎寻常的强烈。他鼓起勇气，分别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写信，正式要求回国。

共产国际和苏共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从自身利害的考虑出发，还是比较开明的。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格局有关。1936年10月25日，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了协定，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一个月后，纳粹德国又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也积极加入。于是，以反共反苏为宗旨的德、意、日3国同盟正式成立，从东西两方面对苏联形成大包围态势。形势险恶，远在1935年8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就决定了今后的方向——号召全球组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政治势力，共同对敌。

这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浪潮日益高涨，国民党为了抗日，已有再次联俄容共的需要和表示。中国抗日，就能打破三国反共同盟的包围态势。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利的。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陕北处境艰难。“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因此，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希望和平解决，促使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中共其实也持同样见解，并早已派周恩来到西安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几经商谈，终于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经国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在给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发出要求回国的信函后，大约过了一周，他忽然接到通知可以回国了，但是他们要求他作了一个书面保证：一是回国后不参加托派的活动；二是不和中共作对。此后又没有消息了。无奈，蒋经国再次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坚决要求回国。这时已到了1937年3月初，他父亲早已脱险回南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北成立边区政府，全国团结抗战等大事都在积极进行中，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也已有了端倪，此刻斯大林对蒋经国的要求自然不能郑重考虑了。

一周后，在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科夫约见了蒋经国，他和蔼地通知忐忑不安的蒋经国：“根据中国政府和蒋委员长的要求，苏联政府已决定让你回中国。”

东方的灰姑娘（5）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驻中华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也邀请他去外交部见面，还向他介绍了中国近日政情，介绍了他父亲的健康状况。

接着，这个几乎冻死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的“人质”，又成了苏联著名外交家李维诺夫的座上客。李维诺夫对他说：“我们很高兴与中国合作。中苏关系正在改善。中国近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请转告令尊：我们希望中苏两国密切合作，请问候令尊！祝您一路平安！”

当时的中华民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出使莫斯科》中曾谈到：“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斯托莫尼科夫初期会晤中，有一次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公子，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正当蒋廷黻一直在等待苏外交部的答复的时候，蒋经国本人来外交部拜访他了。蒋廷黻回忆道：

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及问他的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地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子上的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一切安排妥当，蒋经国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接芬娜和孩子。

芬娜平生第一次出门远行，就要离开祖国，不知何日再来！她本是孤女，在俄罗斯，除了姐姐，没有什么人可以留恋。现在，她的亲人就是丈夫尼古拉和两岁的儿子爱伦。这一次，她义无反顾地带着孩子和简单的行囊，陪伴着就要恢复蒋经国身份的丈夫，踏上了转变她一生的旅程。她明白，她要去的是那个她一无所知的中国，未来的日子将是重重的考验，加上层层的挑战。

一家人先到了莫斯科，找旅馆住下，然后同大使馆联系，蒋“大使”特地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时任使馆秘书的李能梗，记下了宴会的一段情节：

东方的灰姑娘（6）

7时30分，大家都衣冠整齐地赶到大使官邸，看见蒋大使满面笑容上前迎接我们，大家坐定之后，静待他宣告要我们赶来聚餐的目的。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听到汽车声，客人们对汽车声倒是处之泰然，可是蒋大使立刻显出格外激动的神态，立刻站起身来，邀同他的夫人跑出大门前，迎接这辆汽车带来的客人。

客人就是蒋经国一家人，在作者的印象里，这位中国青年“身体不甚健壮”，女客人是位服装很朴素的俄国少妇。

就这样，一夜之间，尼古拉转身一变，恢复了蒋中正委员长公子的尊贵；原先还为柴米油盐伤神，为职业和家庭两面奔波的芬娜，成了蒋委员长的苏俄籍媳妇。

芬娜就要离开祖国了，她永远记得，临行前的夜里，在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姐姐安娜流着伤心的泪水，接受了小妹妹芬娜要远赴他乡的事实。她们知道别时容易见时难，但绝没有想到，这一去，芬娜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姐妹俩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再见面。

芬娜也忍不住别离的哀凄。她知道以后失去姐姐照应的日子，将要付出另一番并不轻松的努力，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一切都要自己面对。不过，芬娜并不恐惧。她相信，只要身边有尼古拉，她的世界就是明亮和温暖的。

从乌拉尔机械厂旁简陋的小宿舍走向莫斯科，对蒋经国而言，是感慨万千、夙夜以求的归乡之旅；在蒋方良眼里，却是一次全新世界的探索。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船航行至中国大陆知名的花花世界上海，海上航程的波涛，并不比蒋方良心湖的荡漾更为汹涌。

以后的日子，来自苏联的芬娜，抛别过往，迎向新生。她从更改名字开始，学习做中国家庭的媳妇。更精确的说，从踏上中国大陆土地的那一刻起，俄罗斯的芬娜就不存在了，她只剩一个角色，那就是蒋经国方正贤良的太太。

苏联！再会（1）

1937年3月25日，清晨5点钟。

莫斯科仍然是呵气成冰、霜雾朦胧，灰暗的天际间，巍峨耸立在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里教堂的金黄色圆顶显得格外突出。四周一片寂静。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蒋经国透过窗口默默注视着那雄伟的建筑，心中百感丛集。这里曾经是他寄托光荣和梦想的圣地，来时，他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去时，他已经携妇将雏，其间种种，足够他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细细咀嚼。

离别这一天，蒋经国毕生难忘。回国后，他将当天下午离开莫斯科，乘火车赴海参崴搭船归返上海前的心境，都追述记载了下来。他的笔触亲切而伤感，充分流露了他曾将这里当作自己的祖国来热爱和建设的纯真感情——

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5时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12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红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克里姆林宫是苏联的政治中心，我曾到过4次。一次是去参观（1925年），一次是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旁听（1926年），一次是参加军事高级学校毕业典礼（1930年），一次是参加苏维埃大会。

孙逸仙大学前面的大礼堂，在3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那里正在开始建筑伟大的劳动宫。国家大戏院前面的小屋及小花园，已经完全毁灭，现在成了一个极大的停车场，大戏院要比从前威严得多了。国家大戏院右边的低屋及小菜场亦已拆毁，现在这一地区成了莫斯科中心，在这条街上都是高楼大厦——人民总委员会办公处、莫斯科大旅馆、外国人旅游招待所等。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车，车站装潢美丽，实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汽车比10年前增加了20倍，除公共汽车、电车外，还有无轨电车。

红场旁边的合作社，现改为列宁博物馆，规模非常宏大。

莫斯科商业非常兴旺，新建大商店很多，但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2点钟，在北站搭乘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苏联！再会！

一句“苏联！再会！”融会了万千言语，不尽的离情。

蒋经国携妻、子，沿着12年前的老路线，从莫斯科出发，向东方运行。他们需要跨越乌拉尔山脉（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经过雪野茫茫的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轮船去上海、广州。

离开苏联时，他挖了一小包俄罗斯的冻土揣在怀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挖一包俄罗斯的冻土带回中国来。火车快要离开苏联的疆土时，芬娜望着窗外广袤而荒凉的原野，忍不住哭了，蒋经国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把窗帘拉上，握住了妻子的手。

苏联！再会（2）

回想12年前，15岁的蒋经国满怀着对红色天堂的幻想去国离乡，那时的他顽皮又活泼，整天无忧无虑，像只快乐的小鸟。12年过去，酸甜苦辣，百味俱尝，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坚毅成熟的27岁的青年人。他在苏联，真正是深入基层，他种过田、做过工，和小彼得、沙弗亚做过朋友，他在底层社会中体味到的平实恳挚的一切，早已将那些少年时代的痴狂热情驱逐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对残酷现实的沉重思索。他想到与父亲相见的情形，想到乡下苦苦守候的母亲，还有苦难深重的祖国同胞，究竟在如何抗敌御侮，救亡图存。

火车过了伊尔库次克，东方色彩，愈来愈浓。贝加尔湖旁边纪念苏武的神龛，又引起他的怀古之情，“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孤寂穷愁十九年，渴饮血，饥吞膻，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大义薄云天！”儿时在故国念过的《苏武牧羊曲》又涌上心头。他比苏武幸运，只在异国待了12年，但回国的惊喜悲慨，丝毫不差。

远眺贝加尔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因位于中国北方，中国古人称之为北海。火车从湖的南端绕过，前面是赤塔，赤塔是我国中东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枢纽站。从赤塔到海参崴，须绕道我国黑龙江河曲北面，外兴安岭山麓，山路崎岖，云山缥缈，列车缓缓地爬行着，穿越于浓雾晨霭之间。

海参崴已比当年繁荣。中国总领事馆驻在此地，总“领事”权世恩，已奉蒋廷黻“大使”飞电，对荣归的蒋委员长公子，隆重接待。4月中旬，蒋经国一家由海参崴乘苏联货轮启程回国。

4月19日，船抵上海。当这艘轮船缓缓驶入黄浦江时，蒋经国站在甲板上眺望，心中感慨万分。妻儿陪伴在身边，12年的岁月恍如一梦，江水依旧混浊迷蒙，岸上的工厂、船坞比以前多了，江面船舶拥挤，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几艘军舰悄悄停泊在江湾，那灰色的帆布遮盖着乌黑的炮管。

父亲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和杭州市长以及已经长成健壮青年的弟弟纬国亲自到码头迎接远归的蒋经国一家。一行人在护卫下直奔火车站，几个小时后，就到达了风景秀丽的杭州。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先母在天之灵，定欣慰蒋经国归来。”也许出于一些顾忌，他没有立即接见儿子一家。蒋经国等了几天，就到南京去看一些阔别了多年的亲友和长辈。他拜访了陈立夫，陈立夫劝他先给父亲写封信，向他做个详尽的报告。由于他曾在苏联发表过反蒋声明，还入了共产党，也许唯有诚恳地做个解释，才可尽快取得父亲的谅解，消除父子间的隔膜。

经过陈立夫提醒，蒋经国马上提笔给父亲写了封信，并去拜访了吴稚晖先生。12年以前，蒋经国留苏事先曾请教过他，吴是赞成他去的，不久，吴就成了反共反苏的西山会议派的积极分子，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清党”又是他以监察委员名义率先提议的。蒋经国谈到在苏联的各种遭遇，吴稚晖也深为叹惋。

苏联！再会（3）

蒋经国回国后大约过了两周，蒋介石终于接见了儿子一家。据说，父子曾有一次私下的会晤，是蒋介石为了避免正式见面时蒋经国见到宋美龄可能会有的尴尬特意安排的。父子正式的会面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墅进行，这栋房子原是招商局已故总董住宅。

一见父亲，蒋经国首先跪下，行三叩首之礼。这是家规，也是家乡的习俗。接着，他拜见了宋美龄，称她为“母亲”，并让异国妻子芬娜和两岁的儿子孝文同父母见面。蒋介石给儿媳取中文名字“芳娘”。后来到溪口拜见毛福梅时，毛福梅认为：“芳娘这个名字不好，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有多少罪过啊！还是改为方良吧。方方正正，贤贤良良。”于是，蒋方良三字就成了这位俄罗斯媳妇的姓名，一直沿用下来。但是蒋介石还是称呼她为芳娘，直到1966年蒋介石亲笔写给蒋方良50诞辰祝贺字笺上，依然称她为“芳娘”。

父亲问到他回国后的打算，蒋经国说，他想在政治或工业中，择一而为。他还表示，自己不怕艰苦，愿意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尝试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蒋介石不置可否，命儿子且先回溪口去看阿姆毛福梅。夫妇二人辞别时，宋美龄悄悄地塞给方良一叠钞票，算是婆婆的见面礼，让行李简陋的儿媳妇添几件中式衣物。

蒋经国在自己的生日（农历三月十八日）那天，回到老家，拜会久别的慈母。这一天，溪口镇热闹非常，乡邻们夹道欢迎。一辆雪佛兰小汽车缓缓驶到丰镐房门口停下，荣归故里的蒋经国却没能在欢迎的人群中找到日夜思念的母亲。

原来，毛福梅想试试离家12年的儿子能否认出她来，她和姚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等众多女眷坐在一起，让蒋经国认母。蒋经国进客厅后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母亲，急步上前喊了一声“姆妈”，便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感动得无不垂泪。

溪口这场母子会面，在名记者曹聚仁笔下写得更为生动：

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丈夫在西安遭遇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圣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儿，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起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

溪口镇养性修心（1）

蒋经国回到溪口，谨遵父命，有半年的时间，跟随国学根底深厚的徐道邻学习祖国文化，闭门读书，养性修心。随后，便在父亲的默许下，开始了攀登权力高峰的艰难历程。

他初出茅庐，就职南昌的保安处长，先是到庐山慰军，又奉命到温泉为抗战训练新兵。

他凭着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政治热情，在政治舞台上初次树立了一个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的良好形象，给当时的中国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溪口镇养性修心

留苏12年，12年的惊涛骇浪，蒋经国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更是遍尝人间辛酸。他深受共产党的教育与俄罗斯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半年的反思洗脑，不知能否有效地抹去那些红色痕迹；方良是俄国人，更应该从语言到文化，全面中化。蒋介石用心良苦，考虑的是如何对儿子儿媳从文化上进行“思想改造”。

母亲毛福梅没有那么长远的考虑，她陶醉在天伦之乐中。蒋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她兴高采烈，一心要把这喜事烘托得更为热烈才好。她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子和媳妇补办婚事。

举行婚礼那天，丰镐房中一片喜气洋洋，在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后，还按当地习俗，命新娘扎上“围身布”，入厨房炒“谷花胖”，这需要用预先准备好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浓烟滚滚，熏得方良闭目难忍，亲友则在旁边拍手欢笑……

方良随丈夫归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新奇有趣的事情，在溪口的方良是快乐幸福的。因为爱，她对丈夫家乡的一切，从服装饮食到语言，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慈祥和蔼的婆婆，像亲生母亲一样疼爱她，而尼古拉，从此变成她口中的“国”。回到家乡的蒋经国，整个身心都似乎舒展开来，每天兴致勃勃，喊妻子“方”，和孩子逗笑，和母亲在阳光下聊天，讲沙弗亚、小彼得，讲他这十几年来所经历的一切。母亲时而欣慰，时而忧心，时而双手合十，感谢佛祖的保佑，让她的爱子平安归来。她认为儿子之所以失而复得，是她多年来在佛祖面前祈祷的结果。她要蒋经国到庙里烧香还愿，尽管蒋经国对这些陈旧而又充满迷信色彩的参拜神佛一类的事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但为了讨母亲高兴，他还是遵命而行。

蒋经国刚回到溪口，蒋介石也回到了家乡。他刚刚在莫干山、杭州两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潘汉年秘密谈判，这次是回乡小住。

溪口镇养性修心（2）

尽管儿子一再在他的面前表白，忏悔自己在莫斯科攻击父亲的悖逆行为，表示要改变信仰，笃信三民主义。但是蒋介石心中总是不放心。这次回乡，他为儿子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此人40开外，长袍马褂，一副学者派头。他就是前北洋政府大臣徐世桢的儿子，现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的徐道邻。

这天，蒋介石把蒋经国叫到他下榻的文昌阁书房里来谈话。自从他与宋美龄结婚以后，他不再住丰镐房，而是改住在文昌阁或蒋母坟庄里了。

文昌阁在武岭之巅。外表是一幢歇山挑檐、庑廊四环的两层中式建筑。但内部装饰考究，浴室、壁炉俱备，又像是西式建筑。此屋建于1930年，是蒋介石居住和藏书之所。站在晚廊上，可远瞩青山，俯视烟市。隔岸桃红如火，山上松竹成林。

蒋介石对儿子说：“你十几岁出国，一去就是13年，对我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未有深切理解。我们中国自有好的东西，从孔夫子到曾文正公，道德文章，足为后世楷模。我这次给你请来的徐道邻先生，是当今名士，博学多才，古文底子厚实，且又留过学。1935年，他曾经在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担任过设计委员，那时，我还经常向他请教呢。这次我特地请他来教你四书五经，你要好好跟他学。”

说罢，就叫人请来徐道邻，蒋经国拜见了先生，蒋介石长袍马褂，端坐太师椅上，满脸笑容地对徐道邻说道：“徐先生，我把蒋经国托付给你了。你要严格治教。”徐道邻马上回答：“道邻不堪重托！只能临时将就，尽力而为。还请委员长留心高师，以替不才。”

接着，蒋介石十分严肃地告诫蒋经国说：“你要尊重徐先生，要好好读一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特别是《曾文正公家书》，要一篇一篇仔细研读。曾文正公稀世圣贤，对于子弟的训诫，你尤须深切体会，依照做去。近来我事忙，外有外交事务，内有党国政务，中共代表又正在与我谈判。不能详细教诲于你，你要好自为之。还有，你早年离国，书法幼稚，笔力不健，每天晨起还应写大楷一张，先临柳公权，定期把作业寄来我看。”他还叮嘱蒋经国，让他搬到文昌阁下的小洋房里安心读书，把在苏俄的经历和影响，彻底反省反省，写一份专门报告给他看，相当于检查他的反思成果。

最后，蒋介石对着毕恭毕敬聆听教诲的蒋经国说：“先总理曾说，儒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所以，你也要好好研读《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还有张汉卿（张学良）没有教养，犯上作乱，我也准备叫他和你一起读书！修身养心。培风作为你的伴读，也一起读书。”

培风即竺培风，是蒋介石的外甥，与蒋经国是姑表兄弟，后来加入空军失事而死，蒋介石深为痛心，这是后话。

溪口镇养性修心（3）

蒋经国也提出要一个留苏同学高理文一起伴读，蒋介石问了问情况，知道不是共产党员，就同意了。高理文和罗南英夫妇二人都是湖北人，高理文和蒋经国一起学习，罗南英则帮芬娜学中国文化。芬娜性格随和温顺，和罗女士很快成了好朋友，现在留下来的几帧芬娜和罗女士的合影旧照中，年轻的芬娜沉静温婉，罗女士眉目含笑，开朗亲切，二人平日的情谊，可想而知。蒋经国后来到赣南主政，高理文曾帮他主持《正气日报》；在上海打虎，高理文则是他的得力助手；不过，到蒋经国主政台湾时，却将他派到中信局里做了个顾问闲差。这个性格直爽、说话声又尖又急的小个子，早年钻研过经济学，曾有著作问世。交友三益：友直、友谅、友多闻，高理文应算蒋经国的诤友、畏友。

对那个金发碧眼的俄国儿媳和混血小孙子，蒋介石是十分喜爱的。但也为他们不会讲中国话而感到遗憾。他当时决定到宁波去请一个女先生来，专门教方良母子学国语。毛福梅对方良也丝毫没有隔膜，她由衷地疼爱这个儿媳，还骄傲地对别人说，方良是她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不久，方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即长女爱理，学名蒋孝章），可是她仍然若无其事地运动，有时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去溪中游泳，毛福梅很担心，常常比手画脚地提醒她不要惊吓了腹中的“小经国”，方良会调皮地和婆婆争辩：“也许是小方良！”

小洋房就在文昌阁东面。为3间两层西式建筑，正式名字叫剡溪小筑。屋前剡溪缓缓流过，垣门临水而筑，背靠武岭，有廊庑通右侧水泥平台，可供戏水。攀梯可登房顶，凭栏览胜，下面就是溪口十景之一的武潴浪暖。蒋氏十七世祖蒋廷秀曾有“浪暖仙源碧水层，武岭春色自澄凝。渔郎且向桃开处，应有胡麻饭数升”之句。

从此以后，蒋经国便在这环境清幽的小洋房内，跟着徐道邻闭门读书，方良则除了和罗南英在一起，就是跟着一个慈溪籍的姓董的女先生学《三字经》之类的简单读物。蒋经国在这段时期，除了奉父命研读了《王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论语》、《朱子纲目》、《中山全书》等等，还回顾在苏联的经历，写成《冰天雪地》和《去国十三年》两书，送给父亲批阅。

此时抗战一触即发，蒋介石于军务繁忙之际，还是抽空看了蒋经国的留苏书面报告，1937年6月4日，他在家书中写道：

经儿知之：你报告二部皆己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痛苦，应知以后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现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作宝贵材料。我身体大好，可问培甥即知其详。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进，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即有勉强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你身体不甚健康，应于暑期注意体育运动，务于此半年内使身体强壮为要。其他读书办法，已述于徐先生信内，你可照办。暑期将到，应即上妙高台或相量冈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窦寺，你们住相量冈，则每日可彼此朝往夕归，亦健身之法也。

溪口镇养性修心（4）

做父亲的殷切厚望不尽之情，可圈可点。

一天上午，蒋经国在武岭下散步，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朝武岭门走来。此人身着西装，上衣敞开，露出雪白的衬衫。个子不高，气派非凡。一大帮随从前呼后拥，随侍左右。培风悄声告诉蒋经国，这就是张学良，周围的人都是监视他的警宪人员。听说是少帅，蒋经国马上迎上前去，邀他入小洋房小歇。

张学良是1月份被蒋介石带到溪口的，起先在蒋母坟庄里软禁了数天，不久，被移到雪窦寺前的一幢别墅里。戴笠负责监视张的行动，每月至少从南京来一趟了解情况。任何人要见张学良，必须经戴笠同意。杭州市长周象贤则负责张学良和警宪人员的后勤供给。每月上山一次，看望张学良。蒋介石允许张学良在溪口一带活动，不过监视很严密，出入总有一二十个特务跟随。

张学良刚进小洋房，便大声问道：“徐学究在吗？”徐道邻闻声出来，见是张学良，马上深鞠一躬：“啊！是少帅到此，徐某有失远迎！”原来他们早已认识。入屋坐定，张学良告诉蒋、徐两位，他刚送杭州市长周象贤下山，顺路到溪口逛逛，不想遇上了蒋经国先生。他接着笑道：“张某应该为蒋经国弟归国和徐学究荣膺太师之职致贺！”徐道邻不紧不慢地说：“我和蒋经国兄倒是要好好谢谢少帅才对，没有西安事变，蒋经国兄怎能回国？我又怎能与两位做伴呢！”说毕3人哈哈大笑。

蒋经国告诉张学良，他父亲要他每天读古文，看《曾文正公家书》，做“三民主义”的阅读笔记和反省在俄国的经历，所以一直没上山看望张将军。张学良笑笑说：“我知道。本来委员长要我和你一起跟徐学究学习，戴笠说那样不方便，后来改叫老夫子上山来教我了。看来，我是没资格当徐先生的学生喽！”

“哪里，哪里。我徐某肚里都是些老古董，不合时宜得很，哪里敢在少帅面前称师呢，每天与蒋经国兄伴读，也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一起互相学习罢了。”

“徐先生不要谦虚，不要谦虚！谁都知道，徐学究中外咸知，博古通今。新近又与德国女郎结为秦晋之好，此可谓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呵！”说毕大笑起来，笑得徐道邻脸都红了。

张学良之潇洒倜傥、豪放机敏，言谈之间，一表无遗。蒋经国笑问：“将军在山上生活还过得惯否？”“在禁之身，焉敢奢望。只是小日本得寸进尺，张某不能为国分忧，却在此流连山水，实在是于心不安！”张学良叹道。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离开东北军送蒋介石返南京时，还以为仅仅是短暂一别。岂知一到南京，蒋介石马上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随即将他软禁。杨虎城多次交涉未果，从此，张学良便身不由己，盼归无期了。

想起这些往事，张学良不禁黯然起身告辞。临走他又邀请蒋经国、徐道邻上山相聚，同游雪窦。蒋经国、徐道邻当即欣然答应。

雪窦山师友览胜（1）

数日后，蒋经国带了方良、爱伦和徐道邻、高理文、竺培风等人一早乘汽车出发，要约张学良同游雪窦。

从溪口到善息亭约莫二十几里路，蒋经国一行弃车来到亭前，改乘山轿上山。奉化的山轿是用竹编成的一把躺椅，再用两根长竹竿穿扎起来。人坐在上面，走起来一晃一晃的，十分舒服。蒋经国和方良见是用人力扛着走动，不太习惯，便借口要细细观赏一路风景，步行上山，只叫人把爱伦带上。

过了御碑亭，眼前顿时开阔。一片平地上，黄墙青瓦的雪窦寺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四周主珠肇、天马案、象鼻崇、桫罗业、琴峦峰五座山峰像五条巨龙朝着明珠飞来，人们称之为五龙戏珠。蒋经国一行置身其间，仿佛到了世外仙境。方良忍不住欢呼起来。

蒋经国建议大家先到张将军那儿去歇歇脚，然后同游雪窦寺。于是，大家便由轿夫带路，朝张学良住处走去。雪窦山旅行分社位于雪窦寺西侧，1934年建成，规模虽然不大，生意却一直很好。1937年1月，蒋介石派人来包下了所有房间。半个月后，张学良和赵一荻小姐住了进去。当时，陪同前来的还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夫妇，他俩在此和张学良同住了两个月。

山上有50多名警宪，大部分是戴笠★部下，另有厨师、护士、轿夫等勤杂人员20多名，俨然一个小兵营。

蒋经国一行来到中旅社雪窦分社，张学良正在与士兵们打篮球。见客人来了，便跑过来迎接，夫人于凤至也随即出迎。“西安事变”时，于凤至正带着二子一女住在美国。得悉丈夫被押到溪口，便丢下儿女，与女佣立即赶到溪口。

众人休息片刻，便一起入雪窦寺观赏。

雪窦寺建于晋朝，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最初叫瀑布院，唐朝时重建，改名十方禅寺。到宋真宗时，定名“雪窦资政禅寺”。从此，便成为远近闻名的浙东古刹。王守仁游雪窦寺时，曾留下诗句：“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见鸟飞”。意指雪窦寺在高山白云深处。

雪窦寺的住持太虚和尚原名吕沛林，光绪15年（1889年）出生于海宁县，16岁出家，在宁波天童寺从著名的诗僧寄禅（八指头陀）受戒。青年时参加过反清活动，主张佛教改革，著有《整理僧伽制度论》、《佛法导论》、《成大乘论》等大量佛学专著。他曾游历欧美、日本，讲经于北京、上海、武昌、广州、福建、台湾等各地大寺院。名气极大，与政界巨头也多有交往。康有为、孙中山、胡汉民都为他题过词。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溪口，应邀在雪窦寺讲经的太虚为蒋介石算过命，说他是：飞龙返渊，腾骥在望。果然，4个月后，蒋介石重掌党国大权，因此，对太虚十分相信。1932年，蒋介石路过杭州，在灵隐寺遇到太虚，就延聘他为雪窦寺方丈。他到寺后，派定监院，自己又云游四方名刹，应邀讲经去了。“西安事变”后，太虚知蒋介石常住溪口，便回雪窦寺照应。

雪窦山师友览胜（2）

这一次，张学良将蒋经国、徐道邻引见给太虚和尚，太虚听说是蒋介石的儿子和儿媳到了，十分热情，马上沏茶让座，并叫小和尚摆上新鲜水果款待。

太虚对蒋经国道：“蒋公子家和佛门有缘啊！早在南梁时，先祖蒋宗霸就与岳林寺游方僧布袋和尚为友。布袋和尚教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乡人遂称先祖为摩诃居士。此后，先祖随布袋和尚出家，两人无疾而化。布袋和尚成佛，就是各大小寺院立于天王殿门口的弥勒佛；先祖则荫福子孙，蒋门越来越发达了。”

说着，太虚进屋取出一张照片，对蒋经国说：“这是令尊5年前游灵隐寺时，与贫僧的合照，旁边一位是监院却非。说起来，令尊与我已非一日之交。他每次回溪口必来敝寺。10年前，他下野时曾在寺里住了十多天，我每天为他讲一段《心经》。至于令堂，更是常客啦！敢问公子今日上山走的哪条路？”

蒋经国回答：“是从善息亭上来的。”

太虚笑道：“从善息亭到雪窦寺这条山路便是令堂出资捐修的。去年我给她算过八字，当时我说令堂是苦尽甘来，后福无疆。你看，如今已初见端倪了。”

太虚娓娓道来，语气亲切，有许多是蒋经国从未听说过的。尤其是太虚对他母亲命运的预测，使蒋经国觉得颇有道理。可惜两年后，毛福梅就惨死在日本飞机的炸弹下面，使蒋经国不信佛教而入了基督之门。

不知不觉，已是中午，张学良领着蒋经国一行回旅行社用餐。此时，于凤至已在房里等候多时，桌上摆满了菜。

于凤至与宋子文夫人是结拜姐妹，因这一层关系，于凤至回国后，曾找宋美龄要求释放丈夫，但也没有结果。不过，在生活上，张学良还是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加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陪同张学良，上山时都带些东西上来，生活上还过得去。这与此后杨虎城夫妇的囚禁生活有所不同。

大家入席坐定。这时，毛福梅也派人送来一些菜肴，蒋经国便叫拿上来一起尝尝。有鸡汁芋艿头、清蒸鲥鱼、海参之类。一尝，大家都称味道鲜美。于凤至笑道：“毛夫人也真是的，这么高的山，还特派人送来！”

酒宴既毕，各自回房小憩。

下午，蒋经国、张学良、徐道邻一起顺着溪流来到千丈岩观赏千丈瀑布。果然气势磅礴，飞珠溅玉，令人心情陡然为之一壮。这瀑布是从雪窦寺左右奔来两道溪流，到岩边汇成一池清水，然后从岩头喷出。众人移步来到飞雪亭，凭栏俯瞰，是观瀑的好地方。徐道邻和蒋经国都有感而发，吟古诗助兴，一路行来，心旷神怡。

雪窦山师友览胜（3）

出了飞雪亭，顺着青松夹道的山径，不一会就到了妙高台。妙高台以其山顶平坦，其形如台而命名的。妙就妙在高而且平。这里有石窦，飞泉如乳如雪，喷激而出，因而此山叫雪窦山，或曰乳窦山。一行人从山上往下看，下面的房屋如水螺一般，点缀在阡陌间。剡溪似银带环绕四明山脉，风光如画。举首远眺，则东望太白、西连天姥、南引天台、北跨四明。千山万水隐在云雾之中。

于凤至告诉蒋经国，张学良平时外表看起来若无其事，其实心中很郁闷。前几天，他让人从集市上买来不少鞭炮，在瀑布边用竹竿挑着放，以此解忧消愁，稍释烦闷。“唉！人人都有难言之事呵！难怪宋朝陈著到妙高台上来叩拜九天。”徐道邻说。“何以见得？”高理文问。“他有七绝一首，诗中说：‘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胸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叩九天。’”

蒋经国听后，心中有无限感慨，遂默默无声地向蒋介石的别墅走去。在中华民国各级学校的历史教材中，“西安事变”被认为是制造了使中共借机坐大，进一步达到“赤化”全中国阴谋的机会。张学良因而一度被称为“民族罪人”，不过，这位民族罪人，却是蒋介石的救星。历史有时候是促狭的，它捉弄过蒋介石，也和张学良开了半个多世纪的玩笑。

近年来，随着两蒋的先后辞世，很多历史疑案不断得到澄清。在张学良与蒋家父子之间的恩怨中，有关“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传那是蒋介石的命令，随后又把不抵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头上。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时的一段谈话，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张学良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人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历史的浮尘如冰雪，不可能将真相长久掩藏。即便一个不懂历史但懂得常识的人，也会对这一段公案表示怀疑：一个当年的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控弦百万，占有华北东北，几乎半个中国，从父亲那里接收东北老班底，在北中国说一不二的人物，居然能够听命于他人，把自己和父辈经营30年的江山拱手日寇——这可能吗？不过张学良将军一人做事一人当，毕竟不失为一个坦荡磊落的大丈夫。

却说当时，师友数人一路行来，已近晚饭时分，恰有竺培风奉命来请，原来毛福梅心细，早已叫人在别墅里备好了晚饭。当下，蒋经国夫妇叫来张学良夫妇和徐道邻、高理文等人共进晚餐。

雪窦山师友览胜（4）

这里原是栖云庵，蒋介石于1928年春在此建二层楼的新式别墅一座，有房屋共9间。门口有妙高台横额一匾，下书中正题，凉台正门悬有灵山会的横额。

蒋介石和宋美龄回乡时在此避暑，平时则有雪窦寺的和尚照看。室内电灯、电话、寝具、浴室一应俱全。

饭后，天光尚亮。张学良夫妇便坐轿回旅行社住所去了，后面跟着一大帮特务。次日一早，蒋经国一行等张学良一到，便从妙高台出发，经百步阶往仰止桥而去。蒋经国与方良等人因昨日爬山一天，腿疼腰酸，便都坐了竹轿。轿夫都是本地人，山路虽陡，却如履平地。

来到仰止桥，桥与千丈岩只有5米的距离。站在桥上仰望，眼前是：层岩叠幛拔地而起，素流千丈从天而降。飞珠溅玉，沾衣欲湿。俯身而观，溅落的水珠又汇成涓涓细流，穿桥而过。徐道邻忽然说：“这下我懂了，这仰止桥的意思是站在桥上，无论抬头仰望，还是俯身下视，都有绮丽景色。因此叫仰止桥。”

众人点头称是。

从仰止桥循山而行，途经御碑亭，约一小时便可到三隐潭。一路上，蒋经国、徐道邻等有说有笑，高理文还不断用俄语跟方良开玩笑，引得方良乐不可支。

轿到御碑亭，张学良吩咐停下休息。他看了看宋理宗题的那块“应梦名山”之御碑，说：“我近日翻阅史书，见书中载有：北宋时，辽夏入侵，边境不宁，但真宗、仁宗诸帝不励精图治，而是纵情于酒色山水之乐，对内高压统治，对外屈膝投降，造成国家积贫积弱，导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宋理宗偏安江南一隅，不思光复，却题‘应梦名山’之类，徒惹后人责骂。当我读到明朝宋淡游御碑亭时所写的诗句时，感慨万分。诗中说：万里侵疆尺未还，报仇雪耻合相关？如何德寿高眠夜，不梦中原梦名山。”

众人知少帅心境，都默然不语。雪窦一游，至此方散。

自此之后，蒋经国经常与张学良一起游玩，发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个世纪的友谊。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头，都有威权性格。少帅也跟蒋经国一样，为了自认为崇高的理想，曾对蒋介石不忠。他们两人都是有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这年三伏天，蒋经国、徐道邻、高理文等人都在雪窦山上避暑，住在妙高台别墅里，平日一起听徐道邻讲古文，还在雪窦寺附近新开挖的游泳池里游泳。

“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在溪口养性修心的蒋经国，就这样边潜心从名师读书，边与友人游山览胜，锻炼身体，开阔胸襟，为自己即将面临的事业做内外兼修的准备。

然而溪口究竟不是世外桃源，“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东南半壁在腥风血雨中飘摇，又怎能安放得了读书台呢？为安全起见，蒋经国不得不听从当时驻节庐山的父亲的指示，携带妻儿内迁到江西南昌居住。

1938年1月，蒋经国再次辞别母亲及亲朋好友，在蒋介石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警卫人员的武装保护下，乘专车到达南昌。

就职南昌（1）

蒋经国一家到达南昌后，先是住在赣江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这个地方幽雅安静，是个高级招待所。2月间，方良产下长女爱理。不久，全家搬到了二纬路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蒋经国立刻投入了工作。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自古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当时的省主席熊式辉★是政学系要员，善于权术，非常精明。他仪表堂堂，高高大大，只是走起路来左腿一瘸一拐得厉害。那是1931年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围剿江西红军的总司令时，派他这位参谋长飞往上海，飞机在龙华机场失事，给他留下的永恒纪念。

熊式辉有个外号叫“拐子熊”或“飞天拐”，其中有讥嘲之意。所谓飞天，一是指他不择手段谋官有道，二是指他竟与蒋介石攀上了裙带关系，这得助于他的第二位夫人顾竹筠。熊式辉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时，爱好音乐的顾竹筠是日本留学生中一朵绚丽的交际花。熊式辉艳福不浅，携美眷双双回国后，顾竹筠七转八转，结识了宋美龄的母亲并拜为义母，挤进了宋氏姊妹行，熊式辉也就成了准椒房国戚。只不过蒋经国与宋美龄并不亲近，也没有将这层关系看在眼里。

蒋经国携妻、子来到南昌，这是蒋介石的安排，避险、栽培、监护，似乎都有，但具体的分配却没有明示，似乎端赖熊式辉的头脑与手段了。

熊式辉想了想，决定安排蒋经国担任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根据蒋经国在苏联的中央军政学院学习的记录和战事的需要，这一职位并不算太过分。但是从少尉一下跨到少将，跨越幅度确实还是比较大的。中国旧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泛以及因人设事的弊端，略见一斑。原副处长本来是熊式辉的侄儿熊斌，为了安排蒋经国，他就把熊斌调任保安处参谋长，名义上，蒋经国位居熊斌之上，但实权还是操在熊斌手中。他们没有想到，架空蒋经国不是容易的事，蒋经国个性中最擅长的就是变被动为主动。

保安处原本是清闲机关，大家多半无所事事，可是蒋经国年方28岁，正是青壮有为的年纪，无论如何也看不惯这样的官老爷生活。于是，南昌人就经常见到一个身穿“夹夷”式短衣、漏斗形马裤，手持皮鞭，头戴鸭舌帽的年轻人出现在街头上，活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这个年轻人直率、活泼、随和，到处闯，遇事就问，特别喜欢跟青年一道唱唱歌、谈谈心，打球、赛跑样样参加，毫无顾忌。

当时的南昌是后方，暂时还比较平静，从京沪各地涌来大批避难的爱国人士，其中有很多青年学生。地方当局专门在心远中学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江西青年服务团”，让青年们有组织地做些抗战宣传工作。从东北、平津、宁沪流亡而来的大学生们，有的伤感颓丧，但更多的是以勃勃朝气和乐观奋发的劲头，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蒋经国常常到这个团里去，和青年人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各项活动，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甚至不怕冒犯国民党的禁令。

就职南昌（2）

有一次，几个外地来南昌的文化人，同当地的文化人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化界救亡协会。开成立大会的那一天，他也抽时间赶去捧场，结果遇上几个穿中山装的官老爷在大声吼叫，说这个会未经党部批准，是非法聚会，要大家散去。召集会议的人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坚决不肯解散。他听明白了争执的缘由，敏捷地跳到讲台上，对那几个官老爷喊道：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捣乱的人，给我出去！”

那几个人只好灰溜溜走开，大会也就开成了。

蒋经国大大方方地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平民做派，走在青年学生中间，走在广大群众中间，在街道和农村、在工厂和商店、在部队和学校，常常可见他的行踪。有一天傍晚，江西省政府委员萧纯锦下班回家路过蒋宅，见到他门口停了一大批人力车。他猜想是蒋经国在家里宴客，但又怀疑他请的客人中怎么没有一个乘汽车的人。再一观察，这些车子里没有一个车夫，车子全是空的，车夫到哪里去了呢？最后才了解到他这次请的客不是别人，全都是些人力车夫。堂堂“太子”竟邀请中国旧社会处于最底层的苦力做客，来脚踏实地地搞社会调查，使得这位省府大员大感意外，也暗暗钦佩。

我们现在推测，蒋经国的这种做法，其实与他的经历很有关系。他曾经在苏联做过苦力，饱尝现实生活的苦楚，对底层人民始终怀有一种亲近的感情。

一天，他忽然收到当年留俄同学徐君虎从桂林写来的一封信，非常高兴，立即要他尽快来南昌相助。

那时，由于战事吃紧，各地难民不断涌到南昌城，地方当局虽然设立了十几个难民收容所，但根本不够，于是人满为患，城里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难民。有一天蒋经国同他的留俄同学徐君虎从一个难民所前面经过，就进去看看。发现收容所房屋残破，地面狼藉。房间里没有床铺，人们都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这一天天气炎热，屋里的茶桶中却没有一滴水。蒋经国愤怒极了，他把收容所所长找来，训斥道：“这算什么茶桶？不但没有茶，连白开水也没有！难民都是迫不得已，才逃难到这里来的，你们这样招待他们，他们怎么活得下去，假若你的父母兄妹当了难民，你能这对待他们吗？”可是国难当头，条件有限，所长只能任他训斥，却毫无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所里出来，经过一个旅馆门口，他们看见一群人乱哄哄的似乎起了什么争执，原来是警察在抓私娼，要带她们上警察所去。那两个被抓住的私娼都只穿着内衣，蓬头乱发不想去。蒋经国一看警察实在太蛮横了，就同他们吵起来：“你们要她们同你们去，也得让她们穿上衣服吧，这个样子在大街上走，像个什么样子！她们都是可怜人，你们有本事就去抓嫖客！”警察中有人认得他，就见风转舵，放了两个私娼。

就职南昌（3）

一般老百姓，敬重正统观念和清官思想，蒋经国正好符合这两条。他嫉恶如仇，到处打抱不平，很快就在江西赢得了“私行家访，体恤民情”的美誉。

这期间，蒋介石仍然不放松对儿子的教育，他坚持每月都用毛笔正楷写信给蒋经国，常常嘱咐他认真学习《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文集》之类。蒋经国则回信报告学习心得。不久，蒋介石又写信给熊式辉，托他延聘教师，专门教蒋经国学习。熊式辉奉命当然不敢怠慢，经过审慎考察，选定了教育厅长程时修推荐的当时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王易教授来担任“太子太傅”。当即报请重庆方面同意，送上聘书，借用程时修住宅楼下书房为教学室。教学的内容先是复习在溪口已学过的内容，由蒋经国自学、提问，请老师解答。随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又学《孙子兵法》、《太公文韬》和《黄石公三略》等古代兵书。

蒋经国本来就是个求知欲很旺盛的人，以前在苏联，他都会利用一切机会去探讨新知，不断充实自己，现在更珍惜学习的好时机。他遵从父命，半天上班，半天学习，勤勤恳恳，从无怠惰。每天都预先把教室打扫、整理好，老师一来，就倒茶敬烟执弟子之礼，恭恭敬敬，毫无公子少爷习气，老师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尊师重道，孺子可教也”。

1938年5月，熊式辉创办了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广召社会名流，集训全省区乡两级骨干，院址坐落南昌郊区梅崖。熊自任院长，以萧纯锦为教育长，另聘王造时为教务处主任，许德珩为训育处主任，罗隆基为研究处主任，杨绰庵为总务处主任，蒋经国为军训总队长兼训育处副主任，喻松为军训总队副，雷洁琼为妇女连生活指导员。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时期，所以讲习院负责人中间有许多民主进步人士，教员中还有中共党员。

就职南昌（4）

蒋经国担任了军训总队长，还兼任训育处副主任，担子很重，必须经常驻院工作，因无暇学习，就结束了这种学习生活。中央大学后来在重庆沙坪坝复课，王易教授也回学校去了。

讲习院第一期参训人员共1，200多人。编成一个军训总队，总队下分12个连，4个营。蒋经国每天早上6时率全体学员举行30分钟的朝会，由许德珩先生或他自己作简要讲话，给学员们讲一些抗战新闻、国际形势等，他们两人口才都非常好，讲话生动、具体、有条理，很富感染力，因而每天的讲话就成了最受学员欢迎的一节短课。每到星期六下午，他还利用这段时间亲自带队到附近农村进行农家访问，了解农民疾苦。

蒋经国热情不衰，创意无穷，每到星期日上午，他一定带领学员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烈日炎炎，暑气蒸人，他身穿便衣，脚穿草鞋，毫无顾忌地赤脚下田，帮助农民耕田除草。俗话说：“读书人怕考试，种田人怕除草”，但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下田一干就是半天，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无不积极踊跃。每次劳动结束，大家浑身汗湿，一身黄泥，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整整齐齐地列队回院，院里的教职员工见此情景，很受感动。

训育处主任许德珩常在那些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讲：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实干精神，是我们之间这些人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蒋经国更令人钦佩的是尽管业绩出色，但毫无骄态，对老教师始终以晚辈自居，恭敬自谦。

蒋经国干得热火朝天，不知不觉间，讲习院自5月开学到7月，两个月的讲习期已满，学员毕业后由省府分配工作，有的回原处，有的被重新安排就业。蒋经国颇有失落之感。

这时，由于九江告急，赣北吃紧，讲习院就此停办了。王造时、许德珩、罗隆基3人是国民参政员，他们要去重庆开会，蒋经国则仍回保安处。

一个月后，蒋经国又接上级命令，需率领一支慰劳队到庐山慰军。

慰军练兵（1）

庐山是个敏感的地方，国民党有很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很多影响较大的活动也曾在此开展。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各省妇女领袖开会，确定“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计划纲领”，同时组织慰劳总会，并在各省设置分会，从事劝募慰劳的工作。她还冒着炮火的危险，到前线劳军，当她所乘的汽车，通过日军炮火猛烈轰炸的地区时，车胎突然炸裂，车身翻转，宋美龄猛跌到地上，身体受伤。此事令官兵们大受感动，士气为之一振。可见慰军的工作，极其危险又十分重要。

1938年8月，日寇沿长江西犯，马当要塞失陷。为了掩护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转移，江西省保安第3团和11团陷入日寇重围，被困在庐山，成了一支“孤军”，奉令据守庐山，准备打游击战，牵制敌人，阻止敌人西侵。

《新华日报》于1938年10月21日发出《庐山勇士誓死守土杀敌，请助寒衣食物》的呼吁，动员全国抗日军民捐助“庐山孤军”；同年11月18日，又发表《援助庐山孤军》的专题社论；1939年4月4日，再次发表《庐山孤军英勇杀敌》的通讯报道。

据当时“庐山孤军”11团第2大队第5中队政治指导员叶在增先生（战后任民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校审判官，曾参与对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的审判）回忆：1938年7月24日，日寇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俊六指挥101、106师团等部约10余万人、军舰80余艘，“挟飞机大炮毒气猛攻九江”，由姑塘登陆，次日与驻守九江的国民陆军新编第1师李玉堂部发生激战。九江江防司令部下辖的江西省保安3团、11团，于当天下午撤离市区，分路退守庐山。第3团团长邓子超，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第11团团长胡家位（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熊式辉之亲外甥），江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上山后，大约在8月中旬，组建了“庐山孤军作战指挥部”，总指挥由原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斌担任，副总指挥是杨遇春，指挥部设在庐山河东路朱培德的私宅，并划分了两团的防务，既有分兵出击，又有联合作战，互为犄角。从此，“庐山孤军”在庐山上下周围300里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日寇周旋了8个月23天。到1939年3月，山上守军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16日子夜，作战指挥部按第九战区长官部（司令官薛岳）的撤退命令，分别从庐山垅和黄土岭下山，越过马回岭及黄老门铁路，在瑞昌的岷山会合，再经武宁、阳新、大冶，转抵修水进入休整、补充，并与驻守修水的川军会合，开始了坚守武汉和长沙东侧的保卫战。

当时，庐山东西北三面都被围困，上山的道路九断其八，只剩山南一条羊肠小道尚未被敌人发现。这一支孤军，外援断绝，任务艰巨，形势险恶，但官兵们在副总指挥杨遇春和两位团长的指挥下，凭借有利地形，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他们严辞拒绝了日寇派来劝降的汉奸，还将劝降汉奸当众枪毙，以儆效尤。

慰军练兵（2）

这支孤军，抗日决心坚定，忠诚可鉴。接上级命令，蒋经国冒着危险，率一支慰劳队，携带慰问品，从山南秘密小道往上爬。到达指挥部后，就由杨遇春陪同到各个营地慰问官兵，到各个山头考察工事，同士兵交谈，做政治思想工作，使孤军如同见到了亲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他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做了许多工作，离开的头一天，集合两团营连干部在山上举行庄严的升旗典礼。在悠扬的升旗乐中，鲜艳的“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他以悲壮的语调向全体参加典礼的人讲话，他指出：

“国旗代表国家的主权，国旗在什么地方，国家主权就在什么地方。庐山升起了国旗，说明庐山是我们的。我们保卫国旗，就是保卫国家的主权。我们誓死以血肉粉碎敌人的进攻，庐山永远是我们的。”杨遇春代表全体官兵致答辞，表示：“我们在庐山升旗，就宣示我们保卫庐山的决心，我们决心以血肉保卫庐山这个神圣地区，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我们也要保卫住庐山。”

这个升旗仪式像烈火一样燃烧起庐山军民的抗日激情。官兵们历尽千辛万苦，将保卫庐山的战斗，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蒋经国回到保安处，仍然每天走街串巷，遇事就管。他喜欢探究民情，人们也喜欢他的随和与真诚，敢于讲真话反映情况。每当听到一些议论，他就跟踪查问，如果遇到他无法解决的大事，他就直接去找熊式辉。其实，很多出问题的人和事都不免同熊式辉沾亲带故，“太子”偏偏如此较真，经常弄得熊式辉狼狈万分，无计可施。

这时，他的侄儿熊斌就向他献计专门为蒋经国设个新兵督练处，派他去当处长。这其实是个非常令人头痛的差事，既然蒋经国不肯乖乖地养尊处优，熊氏叔侄就存心要为难一下蒋经国。原来，抗战时期，兵员补充是件大事，可是因为政治太腐败，办兵役的人营私舞弊，使得青年人不但不踊跃参军卫国，反而多方逃避兵役。地方保甲长为了完成征兵任务，就强拉硬拽，直接抓人，把青壮兵员捆送部队，到了部队里就把他们关起来。上边按人数发的伙食费、服装费经过腐败官吏层层克扣，到下面就很少了，以至于士兵温饱不继，饥寒交迫，弄到骨瘦如柴，非死即病。这个局面一直令当局头痛。

此外，自从蒋经国来到江西，熊式辉不断接到人们的密告和警告，说蒋经国来此不到一年时间，其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非常像共产党，言论也极为左倾，别人又无法制约，如此下去，将来如何向总裁交代？其实，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一直有人汇总成材料，直接送到蒋介石处，但精明的熊式辉深知委员长对这唯一的血亲之子有着怎样深厚的期望，他不但不会密告，反而着力加以保护和开脱，他知道这样做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让蒋经国在南昌这样闹下去，他也确实不得清净，思虑再三，他决定采纳侄儿的意见，让蒋经国离开省会，去抚州温泉训练新兵，给他的职务是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

慰军练兵（3）

蒋经国欣然受命，他选定南昌西南临川县一个以温泉出名的地方设立了新兵督练处，先调集新兵，开始训练，打算练好这四个团，编入正规军，然后继续调训。

原先训练新兵的法子非常不人道。几十以至上百的新兵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不准自由出入，吃饭、方便都在房里，所受待遇，比犯人还不如。新兵自然千方百计要逃跑。管理人员有时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到逃兵家乡去抓，找他的家属问罪，弄得鸡飞狗跳，老百姓议论纷纷，更加离心背德，使得善政变成恶政。

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把周围七八个村子全部划归督练处管辖，允许新兵在此范围内自由活动；各团每连都设立“中正室”，里面备有普通书、报、棋子，室外有球场，让土兵能看书看报下棋打球，精神生活得到安慰。在物质生活方面，不但保证士兵吃饱穿暖，还用公家的汽车到外地采购比较便宜的鱼、肉、鸡鸭，让大家每隔几天可以改善一次生活。有一次，华侨组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携带有电影放映机，蒋经国就设法请他们来放映电影，让士兵观看。当时在小地方，一般人是看不到电影的，士兵能看到电影，自然喜出望外。

为了使士兵安心受训，解除后顾之忧，他还拟订了一系列优待军属的办法分发各县乡镇执行，并组织军属慰问团，由徐君虎当总干事，分赴各县慰问军属并检查优属办法落实程度。若有士兵家属来兵营探亲，兵营备有招待房舍，管吃管住，招待周到。军属回去一传十，十传百，新兵督练处的名声就传开了。随后，就陆续有年轻人投军到督练处自请入伍，倘若督练处继续办下去，肯定不愁缺少兵源。

新兵训练期满，当局要把他们开赴前线参战，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单独编成一个军并且派蒋经国当军长，他们才干。当局当然不可能采纳这个意见，但这也说明蒋经国的练兵办法是深得人心的。

蒋经国初试锋芒，就收到极好的成效，得到了军界的肯定。广西李宗仁想成立学生军，就建议蒋介石任命蒋经国当军长；苏联援助中国抗日预备赠送一批新式兵器，何应钦想用这批兵器成立机械化师，就向蒋建议派蒋经国任机械化师师长。蒋介石见儿子如此能干，心下自然欣慰不已。但他考虑到蒋经国年纪还不到30岁，担任要职不符合军官任用条例，所以都拒绝了。

慰军练兵（4）

1938年7月22日，日寇在鄱阳湖畔的姑塘登陆，25日九江沦陷，南昌告警，温泉的新兵督练处被迫迁往赣州的赤珠岭和五云桥两个地方。蒋经国一行暂迁市内赣州公园，过些时候蒋方良也带着孩子、保姆由南昌迁来了。

赣州当时房屋非常紧张，但是对蒋经国还是特别照顾，拨给他市中心公园内的“玉树琼花之室”居住。这里原是道台衙署内的花园，清末有官从维扬带来一株琼花，植于园内，后人又植玉兰一株，建“玉树琼花之室”以志盛。可惜世事沧桑，花与室都不复存在，现在的建筑是粤军驻赣时，师长李振球筹资重建的。蒋经国一家暂时在这里居住，同时也作为督练处办公场所，训练兵员则在郊外的通天岩。

徐君虎按照蒋经国的意图，选择离市区10公里的通天岩开了一个干训班，把赣南几个保安团的连长以上的干部都调来受训。

通天岩是赣南名胜，悬岩深谷，古木参天，岩泉如涌，风景秀丽。400多年前，王阳明曾在此研究“致良知”的学说，在壁上刻有诗词。干训班就设在通天岩上的广福禅林里。张学良将军曾在禅林左侧建有一栋两层楼房，只是自西安事变后，他遭到软禁，四处流徙，从来没有到这里安居过。

干训班办了3个多月，蒋经国曾多次亲临指导并给学员讲话。学员和蒋经国、徐君虎都结成了师生关系。最初，熊氏叔侄因人设事，让蒋经国做了督练处处长，没想到督练处任内，蒋经国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把赣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大体掌握起来，为他随后主政赣南奠定了基础。不管有没有合适的机遇，蒋经国总是一个有准备的人。

这时，熊式辉又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希望他能派蒋经国去赣州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会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蒋经国自己也曾表示愿意到最艰难的地方去，他曾在给父亲的报告中说过：“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蒋介石考虑到从地方基层干起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并且可以积累政治资本，就同意了。

其实，熊式辉之所以要蒋经国到赣南当专员，其中别有隐情，不过按当时当地的形势，赣南的事业，蒋经国确是当仁不让。

初入赣南（1）

蒋经国甫试锋芒，又担重任，赣州成了他大显身手的第一块政治试验田。他初入赣南，为体察民情，不辞劳苦，踏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

他认为，除暴安良是建设新赣南的前提，便大刀阔斧，对烟、酒、娼、贪这四大社会公害，除之务尽，与地方的恶势力以及与其沆瀣一气的上级做坚决的斗争。他冒险深入匪窝，以超群的胆略，将土匪渐次招抚或瓦解，还严厉打击土豪恶霸，修明政治，初步为新赣南的建设打开局面。初入赣南的一年，是蒋经国在赣南事业中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一段时期，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化装捉赌、冒险清匪的传奇故事。

初入赣南

赣州古城，原名虔州。据传，宋朝有个校书郎给皇帝上奏本说，“虔”字虎头，是个凶名，天下太平，唯独此郡有警。因有章贡二水在城头汇合成赣江，于是虔州便改名为赣州。

此地闭塞落后，却是古代进入广东的必经之道；此地民风纯朴勤劳，却是典型的蛮荒之地；此地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却又瘴气甚盛，贫穷不堪；此地似乎与世隔绝，却又动荡不安；此地少出才子名人，却又是历代才子名人咏叹之地。苏东坡称赞道“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文天祥形容为“城郭春声阔，楼台画影迟”；王阳明低咏“村色遥连闽轿碧，江流不尽楚天清”；黄庭坚高吟“贡川章川结襟带，梅岭桂岭来朝宗”；辛弃疾则在此留下“郁孤台下清江水”的名句。

这里的人民善良、老实，却又是农民起义的多发地。明朝的三寨起义，一度震撼大明王朝，朝廷起用右佥都御史王守仁（1472～1528）巡抚赣南，致使一代阳明学宗师客死此地。近代以来，农民暴动更是此起彼伏。赣州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造就这里成为理想的游击根据地，终于成为中共中央苏区★。1927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就选定了湘赣毗邻的井冈山作为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心机关就设在距离赣州不远的瑞金。直到1935年，赣南的大部分地区均为红军所控制。4年时间里，国共对峙，“围剿”冲杀，异常惨烈。

尽管有时处于时代的前哨，然而这个城市是那样古老。直到20世纪40年代，宋时城墙，镇台、道台、知府衙门建筑依然完好，城中多山岭，布局古怪奇特，呈通天龟形，所有街道都是“丁”字，找不到一条“十”字路。

由于长期被广东军阀盘踞，这里虽属江西省，却充满粤风广味。当地人们的语言以及生活习性皆被广东潜移默化，人们喜欢香云纱广装，喜欢上广东菜馆，品尝鱼生、什锦粥以及清蒸乳鸽、牛腩和脚包。

初入赣南（2）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坐镇南行营，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围剿”时，部署兵力都是由北、西、东三面，成弧形进攻；南面无能为力，只得借重心怀叵测的南“天王”陈济棠。赣州驻了李振球的一个师。这位李师长倒不是那种饱食终日的人，而是喜欢这里动动，那里捅捅，留下些治迹。他把抚台衙门拆建成公园，并下令把几条主要街道店铺，改成广式有骑楼的面，让人行道被楼房覆盖。此举方便了行人，从此上街不怕日晒雨淋，布鞋出门不湿脚。粤军就地取饷，设立花捐局，大办赌场烟馆，妓院则分踞街巷，公开营业。于是烟赌娼风靡一时，花捐局财源茂盛。

抗战期间，这个小巧而洁净的城市陡然繁华起来。江西省会迁在泰和，广东省会迁到韶关，古城正好居中，距两个省会都只有200公里左右，成为南北前线的后方，因而商贾云集，难民蜂至，熙来攘往，畸形繁荣。

从土地革命时期起，从周围革命根据地逃出来的土豪劣绅和官员大多流亡于此，广东军阀长期驻守，也培植了雄厚实力；中共在这里有地下组织，还有一些进步团体；更多的则是国民党各派系政客，中统、军统特务，帮会道门黑势力，加上地方绅士权贵。时势如此，这里遂成为藏龙卧虎、藏污纳垢之地。社会风气败坏，众多势力倾轧，成为泰和政令难及的“化外之地”。

江西省政府派来这里的专员有如走马灯，大都呆不长久，王有兰任期1年9个月，马葆珩任期7个月，现任专员刘己达从1938年4月上任，到1939年3月，不过1年时间，就已到了如坐针毡的地步。

熊式辉在此当了10年江西省主席，深得蒋介石宠信。说起来，赣南问题，是他自己种下的苦果。

北伐时，有个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的陆军第4师师长赖世璜，是赣南石城县人。此人朝秦暮楚，时而投靠孙中山，时而归附陈炯明，时而投降北洋军阀孙传芳。1925年，他起义参加北伐，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14军军长，并派熊式辉为该军政治部主任。攻打抚州时，第1师师长阵亡，熊式辉兼任师长。他从此开始觊觎军长宝座，而赖世璜早有戒备，于是二人时常发生龃龉。在进攻山东临沂失利，返回江南后，赖世璜便将熊式辉免职。熊式辉在上海蛰居了一段时间，打听到孙传芳派一赣南老乡找赖世璜诱降，许他事成后任江西督军，赖世璜应允倒戈。熊式辉密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白崇禧于是派人在上海将赖世璜逮捕，处决于陆军监狱。这样，熊式辉继任14军军长，从此青云直上。

4年后，熊式辉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南留下的赖世璜旧部和同乡同学，当然不忘旧仇。抗日战争初期，他们聚集一起，打着抗日救国旗号，招兵买马，成立地方武装。

初入赣南（3）

熊式辉怕他们在赣南这块多事之地闹事，不得不安抚他们，把他们编为3个保安团，直属省保安司令部。委任大余人赖天球、刘卓夫，信丰人王廷骥为团长，驻扎在籁州至广东的南康、大余、信丰县一带，从此更增加了赣南局势的复杂性。专员马葆珞上任半年就干不下去，提出了辞呈。

熊式辉为解决赣南问题，煞费苦心，一直想物色一名能干而又后台硬的专员。后来终于从复兴社头头康泽那里要来了一名干练人才刘己达。康泽在第四次“围剿”★红军时，来江西任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这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在星子县海会寺有一个规模甚大的训练基地，名为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刘己达便是别动队设计委员。“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国民党从特训班挑选了一批人，准备派到陕甘宁担任专员、县长，刘己达是人选之一。

熊式辉把刘己达要来，任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以为借复兴社牌子，能够威慑赣南。

刘己达，江西宜丰人。上任时正当壮年，他买下省保安处长廖士翘的一部墨绿色旧雪佛来车，带着妻女从南昌直驶赣州上任。刚到任就碰上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下山。他代表省政府与陈毅谈判，达成协议，送中共武装出境。陈毅率领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3年游击战的队伍，从大余开到籁州，然后乘木船直下赣江，转车去了江浙抗日前线。

这是刘己达上任后办成的一件大事，接着他想显显身手，解决一下地方上的问题，如烟赌问题，谁知竟遭到各种势力的掣肘、抵制，简直寸步难行。当时籁州有“三刘”结成强大的地方势力，省参议员刘子荆、商会会长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刘纪云，与保安团势力结在一起，互相呼应配合。

保安团驻在距城不远的交通要道，军纪甚差，为非作歹的事时有发生，与地方当局不断发生摩擦，关系日益紧张。终于有一次，专署特务室会同警察局，抓获一名鸦片烟犯，一查竟是驻南康潭口镇的保安团大队长。刘己达请示熊式辉后将他正式关押法办，激怒了保安团长赖天球。从此他暗地里处处寻机报复，使得专员公署官员不敢出城，保安团官长也不敢进城。这给专署工作带来很大威胁。

刘己达向熊式辉禀告自己处境困难，请求书面解围时，熊式辉却感到为难。他与这些军官有嫌隙，自己出面怕会讨个难堪，冥思苦想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位最适合调解的人选——潜伏在赣州的省保安司令部督练处少将处长蒋经国。

这一天，刘己达带着熊式辉的亲笔书信，前来拜会蒋经国。过去，他只作过礼节性拜访，此时深为自己在纷繁政务中头晕脑胀，放着这样一棵庇荫大树不依靠而后悔。

初入赣南（4）

刘己达进来时，蒋方良正坐在廊檐下木栏杆边的藤椅上，揽着金发碧眼的5岁儿子爱伦，看一本画册。母子二人生硬地念着上面的中文字，不时笑出声来。见刘己达进来，忙起身迎接。

蒋经国闻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穿一身便装，神态洒脱，一见刘己达，就笑着迎上前，用略带沙音的嗓门大声招呼：“啊！刘专员来了，请进请进！”二人寒暄之后，言归正题。刘己达将熊式辉请蒋经国调解保安团纠纷的亲笔信双手奉上。

蒋经国接过信一看，爽快地允诺了。翌日就一人驱车去南康潭口镇，会晤保安团长赖天球。徐君虎担心他的安危，他却毫不为意。原来，他主持的督练处轮训各保安团低层干部，赖天球的下属多是经过那里训练过的，这里边有着一层相当重要的师生关系。果然，到了那里，赖天球马上设宴款待蒋经国，十分客气。

谈罢工作，蒋经国直言相告：当前为了团结抗日，国共两党都可合作，保安团与地方当局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都应克制，和衷共济。他提出愿当和事佬，为他们疏通关系，消除隔阂。赖天球碍于情面，只得接受调停。几天后，蒋经国派车接赖天球到城里，一同会见刘己达。刘己达当然盛宴招待，双方关系有了缓和。

不久，蒋经国邀刘己达回访赖天球。刘己达有些犹豫，但又不便拒绝，只得勉强成行。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时找不到司机，蒋经国便拉他坐进自己车里。

车子在作为团部的大祠堂前停下，团长赖天球率领全团军官出来，热情欢迎。

很快，全团官兵集合在祠堂前的坪上，听蒋经国训话。他讲了什么是军人的天职，以及军人应与政府目标一致共同抗日的道理。蒋经国有非凡的口才，做起报告来热情洋溢，情感奔放，极富鼓动力。会场果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奇怪的是，讲话还未结束，听众开始骚动不安，忽然有人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刘己达！拥护蒋处长！接着呼声此起彼落。有几个军官撸袖攥拳，往前奔来。事出突然，蒋经国大惊之下，放声叫道：“大家安静！不许这样！”急命赖天球维持秩序。然而会场已失去控制。

初入赣南（5）

刘己达预感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他慌忙靠近并抱住蒋经国。果然，冲上来的人先■了他一记耳光，接着又掰他的手，要把他扯开。蒋经国见事态严重，为保护刘己达，张手左拦右遮。混乱中，他的手腕被误扭脱臼，他痛得大叫一声，怒吼道：“你们别打刘专员，要打就打我！”

赖天球导演这场闹剧，原只想羞辱一番刘己达，谁知一些受过惩处的下级军官，借此出气，把事态闹大了。他见蒋经国被扭伤，慌忙上前喝退闹事者，训斥几句，宣布散会。蒋经国铁青着脸，一语不发。赖天球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也不吃，带刘己达上车，饿着肚皮回城了。

次日，赣州报纸登出了专员刘己达挨耳光的社会新闻。刘己达羞怒参半，愤而写下辞呈，投送省主席熊式辉，然后启程去重庆，找“复兴社”康泽申诉去了。

熊式辉接到辞呈，知道刘己达不宜留任，但是赣南这个烂摊子，派谁去收拾呢？经过一番踌躇，他终于决定使用手中这张王牌——蒋经国。让他出任赣州专员，简直是一箭三雕：

首先，赣南曾是中央苏区，红军虽然早已长征★离去，游击队也已开赴抗日前线，但在民众中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威胁着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蒋经国曾做过共产党员，必有方法根治。虽然社会视其为“赤色王子”，但他相信总裁定能驾驭亲骨肉。

其二，赣南虽属江西，但一直在广东的势力范围，收回主权，只有借重“太子”。

其三，赣南各派势力倾轧，任何一方均不能控制局势，只有高高超越这些势力而又有无形“尚方宝剑”的蒋经国，才有可能制服群枭。

于是，他一面把简任四级公文呈报行政院批准，一面打电话给挚友——政学系首脑张群，请他面奏蒋介石，取得同意。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而顺利。

193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蒋经国29岁生日这天，熊式辉正式派他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

蒋专员上任（1）

蒋经国初来江西时，曾经要求给他一个县，让他搞抗战建国模范县。当局当时对他的苏俄经验不放心，唯恐他将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那一套搬演出来，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现在，给他的不是一个县，而是赣州所辖的11个县：赣县、南康、大余、信丰、上犹、崇义、安远、寻邬、龙南、定南、全南，计23000平方公里土地，160万人口。全区除了赣州像个城市，大余、龙南像个县城，许多县城只像个小镇，一字街或十字街，站在两边屋檐下可以握手，不需5分钟就可走个遍。全境丘陵起伏，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平原，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林，少有公路，铺上卵石、麻石或者青石，就算大路了。

无论如何，总算有机会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了，面对着这样一个地方，蒋经国仍然踌躇满志。

然而，上班第一天的情景还是令蒋经国倒抽了一口冷气。国民党的官都是自带班底，刘己达一走，许多秘书、科长自动离职，把办公用品也带走了，只给他留下官印一颗。事后蒋蒋经国慨叹道：“记得本人接任的第一天，批公文没有毛笔，临时从街上买来，是多么凄凉的景象。”

专员公署的房子也很陈旧，还是前清的建筑，从米汁巷口进去的大门实系侧门，正门在一条僻静小巷深处，条石门框上镌有“景凤山”三字，为城内三山之一。正门早已封闭不用，侧门作了大门，进门是条卵石路，向右拐进门便是正应礼堂，居于“山”顶，拾级而下通向正门，有一马蹄形两层建筑，楼上的走廊与大厅地面齐平，是各科室的办公室。偌大一个军政机关，挤在这样一幢古老、阴森的建筑里，的确有些寒酸、落寞。

蒋经国对自己的仕途并不乐观，他的政治资本也如这栋建筑一样寒伧。他在共产党的营垒里呆了12年，在国民党内还是个新党员。党内派系林立，当官不靠派，犹如树木没有根，他是孤军。但是他有过绝境里自我奋斗的经历，他是相信强者哲学的，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业绩，积累政治资本，走向大的政治舞台。

行政督察专员这个职位，权力并不大，它对所属11县的县太爷，只能督察不能指挥，更不能任免。各种地方恶势力，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着的各派、各帮、各会、各路人物，都在注视着他的动向，准备对策。进步的，反动的，上层的权势人物，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拭目以待。

他一上任，就把米汁巷扩宽，改名“新赣南路”，专署大院就成了这条路的第一号。为了突出新赣南的新意，他在专署门口树立了两块石碑，分别写上“大公无私”和“除暴安良”几个银色大字。原来的衙门，暮气沉沉，遇事推诿拖拉，蒋经国为纠正这种官老爷习气，在礼堂外边，竖了两块牌子，左书“日新月异”，右书“自强不息”，还在大门外东侧会议室的白粉墙上，用红纸剪贴了两条大标语，一边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解除痛苦”，一边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谋取幸福”。

蒋专员上任（2）

令人耳目一新。

各机关设有考勤簿，要求公务员按时上下班，按时处理公文，不得拖拉。大门外一间小屋专设“民众询问处”，接待群众来访，平时由专职秘书负责，每周四则自己亲自接待。除此以外，他还在赣州城四门挂四个意见箱，收集群众意见，箱子上贴上封条，上写“本专员亲自开箱”。

他和手下的公务员胸前都挂一枚证章，证章正面画四个圈，代表江西省第四区，中间刻有“公仆”两个红字，机关的全衔则刻在证章背面。这是为了时刻提醒挂证章的人不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

为了让公务员充满活力和朝气，他提倡大家做早操。没有公务时，他也参加。每天早晨天刚刚亮，大家听起床号起床，大约200名公务员，按科室列队，在中正公园里齐步走几圈后跑步出公园南门，经文清路、阳明路、中正路、中山路、章贡路，到西津路北端解散。跑步时沿途高呼“一、二、三、四”和口号。这叫做晨呼，意在唤醒民众，振作精神，发扬朝气，抗战建国，建设新赣南。

他规定，公务员7时半早餐，8时上班。上班前举行升旗仪式，整肃士气。他自己经常参加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还讲话，内容为工作讲评或布置当天公务。

6月20日，蒋经国在专署礼堂补行宣誓就职典礼。全区11个县的官员和各界代表都参加了典礼。熊式辉代表省府监誓，蒋经国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题目是《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他提出“除暴安良”作为中心口号，指明禁烟、禁赌、禁娼、打击地方封建势力、严惩贪官污吏是谓除暴，除暴是为了安良，安良必先除暴。6月30日，专署发出布告，要在赣南实行三禁，即禁烟毒、禁赌博、禁娼妓。这是除暴安良的前三步，第四步是肃清贪污。蒋经国把烟、赌、娼、贪称为“赣南四害”。

他的决心与毅力，实非常人可比。他在苏联历练出来的那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在赣州更加发扬光大。在办公室里，他书写“刻苦耐劳”四字作座右铭，然后为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形，着布衣、穿草鞋，走遍了全区。他一边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一边做实地考察，以便及时纠偏补弊。

蒋经国曾写过这样一段从政感言，清晰呈现出他的政治观念：“城市的风气有许多是虚伪的！是欺骗的！是违背人心的！所以，每一次从乡村回来，一进城门，就感觉到烦恼和忧虑，因此，我愿意生活在乡村中。”

蒋专员上任（3）

有人用“平凡、平淡、平实的政治家”来形容他，这确实高度概括了蒋经国民粹派的领导作风。

在南昌初试锋芒，他就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到了赣州，他的出巡更成了民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景观。每次出巡，四大秘书黄中美、高理文、周百皆、徐季元常常随侍在侧，随时记下途中的见闻。

当时，周百皆担任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黄中美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权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徐季元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掌握财务实力；高理文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斯文典雅，管理文化工作，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重要人员。

蒋经国上任时间不长，便被蒋介石电召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上，这其实是个镀金的好机会，蒋介石的意思也是让蒋经国在国民党的体制内按部就班地成长。一方面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以便于为将来荣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把原是共产党的蒋经国纳入到国民党的阵营里来。

无论名义上属于那个党，蒋经国从不讳言他建设新赣南的政治主张，他的很多举措都触动了地方恶势力的利益，以至于那些土豪劣绅皆对他侧目而视，由此重庆侍从室特派来一个班的侍卫官来保卫他的安全。

蒋经国出巡，所到之处，逸事趣闻自然少不了，然而这样脚踏实地考察民情的成效究竟如何呢？以下是蒋经国上任20个月后说出的一组数字：

在赣南，我步行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需要修理，84座是不能走的，只有3、4座是新修的，但是也不坚固，其余的桥都是用一根杉木搭成的。我经过189个茶亭，只有21个是最近修理的，有42个简直不能坐人。至于在水利方面，我所看到的43个水利工程，已经有39个是坏了需修理的。

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这个传统，40年后，他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之后，仍然亲近草根，不遗余力。

务除烟赌娼贪（1）

人们可以看到，在蒋经国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于实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浓重的传奇色彩，果敢直截又不乏惊险曲折。那一句“建设赣南就是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气概宏壮，响彻一方。

按照他所概括的“烟、赌、娼、贪”这“赣南四害”的次序，首先要严禁烟毒。在布告禁烟之前，他专门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议，号召大家学习林则徐查禁鸦片的精神，严办一切种烟、贩烟、吸烟的坏分子。其实，禁烟是政府一贯的举措，烟毒流行会亡国灭种，尽人皆知。但无论怎样宣传，全都落空。边远省区一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为了征税自肥，更要公开提倡、保护种烟、贩烟、颁烟、吸烟，因此禁烟成了喊得很凶却毫无成效的口号。赣州贩烟吸烟的情况同各地差不多，熊式辉是江西的头目，他的省政府在抚州就设立了“特种商品公卖处”，公开保护贩卖烟毒。

上上下下，沆瀣一气，贩卖烟土是公开的秘密。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经理姓李，与广东一位军长关系非同一般，自恃后台强硬，无视蒋经国的禁令，照常做他的土膏生意。不料专员公署突然派一批武装人员进行搜查，把行里所存19箱烟土全部搬上卡车运走了。李经理慌了手脚，连夜赶往广东告急求救。

擒贼先擒王，查封宝成土膏行一事，震动了整个赣州。19箱烟土，重1900斤，每斤11银元，共值将近20万银元。这是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动作，烟贩、烟鬼都大惊失色。

专署的武装人员没有抓到老板，蒋经国知道他到广东搬救兵去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没收烟土的次日他就在专署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宣布将没收的19箱烟土，在专署操场当众焚烧。

于是，虎门硝烟的现代剧缩微版本在赣州专署操场中央有声有色地上演了。19箱烟土摆在操场中央，当众开箱，倒成一大堆，淋上汽油，由蒋经国点火，顿时熏烟直冒，香飘数里。老百姓听说专署烧烟，都拥进来观看。操场上人满为患，大家眼见烧烟的情景，禁不住连声叫好。专员一开始就向民众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和决心。

焚烧了这么多烟土，足以震慑小烟民，那些有钱有势的烟民只是稍微收敛了一点，还是偷偷地吸烟。一次，敌机轰炸赣州，有两个烟民烟瘾大发，乘警报之机，躲在一个秘密烟馆里吞云吐雾，结果被侦缉警察抓获了，送到专署军法室。此案一发，全城再次哄动。原来这两个人来头很大，一个是南昌大陆银行朱明称的儿子，一个是美李煤油公司买办傅某的老弟。两家都有钱有势。

务除烟赌娼贪（2）

犯人家属摸不透蒋经国的底，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托人疏通。当时全国都在借为蒋介石祝寿之名，聚资购机抗日，这两家表示愿意共同捐献一架飞机替蒋介石祝寿，没想到蒋经国在专署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公开斥责了这种花钱买命，玩忽国法的做法，斥其为白日做梦。犯人家属又托人送礼说情去求熊式辉，熊式辉电令专署：“把烟犯解送省府军法处审理。”蒋经国看了，冷笑一声，立刻判了烟犯死刑，马上执行，同时电复熊式辉“烟犯早已处决”。

连续两个干脆利落的大动作，不但在赣南、在江西震动很大，甚至对全国各地都是一次大震动。但烟土是祸害中国千百年的恶毒，范围广、根子深，靠蒋经国孤身一人在赣州一个地区严禁，不可能令行禁止，完全是螳臂挡车。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令蒋经国碰了个大大的软钉子。

江西特种商品公卖处用省政府名义运了80箱烟土到赣州，箱子上都有省政府的封条，有经验的搬运工人闻到箱内异香，判断是烟土，马上上报专署。蒋经国得报将烟土扣下，随即电告省政府。他想不到省主席竟然与烟土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熊式辉得到消息，马上派人到重庆，与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沟通，由军医署向军委会和禁烟总监部疏通，再由军委会电复熊式辉通知蒋经国，说这80箱烟土为医治抗战负伤将士的麻醉药品，应予发还。

官匪若蛇鼠一窝，“太子”也无可奈何，蒋经国只有遵命发还。公卖处得意洋洋，把烟土全部加工，熬成溶液软膏，用铝制小盒盛装，每盒重一钱，售价大洋2元。就这样，烟贩们以麻醉剂名义销售烟土，大发横财，弹冠相庆。

蒋经国实际上所赢得的，除了一点政声，还有一肚子窝囊气。

蒋经国在发动禁烟后，旋即开始禁赌。赣州赌风之盛，丝毫不亚于当时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的世界著名赌城澳门。正如烟毒能毁人元气，灭人种族一样，赌博也使人荒时废事，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将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其罪恶一点不亚于贩毒吸毒。

禁赌令一发布，吓住了小赌场的老板，吓蔫了中等户，只有少数大户还有恃无恐，我行我素，其中有两家来头最大的，认为无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但也加强了警卫。

这两家一是赣州大绅士刘甲第，另一家是利民百货商场。刘甲第是赣州地方封建势力的头子，与广东军政势力关系紧密，挂名广东省政府参议。利民百货商场则在广东军长李振球的荫庇下，由李振球的亲信卢中坚具体负责，这个大赌窟资本雄厚，生意兴隆。

一天下午，几封密告信同时到达——利民商场晚9时宴席散后即开十几台大赌！或许是输红了眼的赌徒泄私愤，或许是好事者要看蒋专员敢不敢来真的，总之，不能再装聋作哑下去了。

务除烟赌娼贪（3）

利民百货商场的卢经理交游甚广，凡来自京沪港澳各地的客商军人政客，无不殷勤接待。商场的3楼就是来客的俱乐部。他们酒醉饭饱之余就聚赌为乐，一夜之间输赢上千上万是常有的事，卢经理坐庄抽头，利市百倍。赌客中鱼龙混杂，有军人、有商人、有政客，也有流氓地痞，赢家气焰嚣张，输家满心悔恨，一语不合就会搅场，或破口大骂或拔枪动武，肆意吵闹，一片乌烟瘴气，是历任专员都不敢捅的马蜂窝。

这一次，蒋经国决定亲自出马。行动之前，他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一边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一边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一边是艰苦卓绝、拯救民族于危亡中，一边是腐败堕落、醉生梦死！禁烟禁赌禁娼已发出布告4个月，可禁来禁去只是小打小闹，几处顽固堡垒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大赌特赌！莫非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早说过：不能菩萨心肠，要有霹雳手段！”蒋经国把桌子一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夜，是刀山，是火海，我也闯定了！”

部署完毕，一声出发，抓赌特别行动组在组长蔡百里的率领下，不多时便将利民商场团团围住。

3楼的窗口虽掩着窗幔，但仍透出摇曳灯光；时不时还传出嚣张的声浪。商场铁门紧闭，警备森严。这是因为3禁开始后，卢经理就加强了对商场的保卫，楼上楼下皆有岗哨，各楼口还有武装警戒，3楼赌场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何况赌客中还有持枪的军官，万一接火对打，那是最最下策的了。

蒋经国戴了一顶大斗笠，见不远处有盏孤灯荧荧，就走了过去。原来是个小吃担子，破篷下，一老头正在下“金线吊葫芦”——南昌的一种风味小吃，就是挂面煮馄饨。“老人家，生意好哇！”他亲切地打招呼。“好，好，今夜要吃的人蛮多。”老人喜滋滋地回答。“是给楼上打牌的人送吧？”蒋经国心中一亮。老人一怔，身子和声音便都抖抖索索起来。“老人家，你莫怕，我帮你一起送上楼去。我不会亏待你的。”

守卫的从门洞眼中看清是送小吃的老倌，便长长打一个呵欠然后将门打开，谁知蒋经国一个饿虎扑食，将其擒拿，那边，手脚敏捷的蔡百里一行早鱼贯而入，眨眼间便将所有警卫都缴了械。

3楼赌场里，人们赌兴正酣，烟雾腾腾、狂笑怪叫不绝于耳。张张桌上堆着钞票银元金条乃至首饰手表挂表等贵重抵押品。蒋经国怒从心头起，却化成冷冷的一句嘲讽：“各位老板——财气好哇。”

赌徒们一怔，有眼尖的认出了是蒋专员，吓得魂不附体，软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军警、行动组成员个个都举起了手枪，齐声吼：不准动！赌徒中虽有持枪的军官，眼看寡不敌众，只好缴械；胆小者则“扑通”跪下，磕头哀求：专员饶命！

务除烟赌娼贪（4）

蒋经国一声断喝：“一起带走！”卢经理是夜不在赌场，闻讯逃到韶关，后写了书面悔过，又认捐关金3万元作收养战时孤儿的儿童新村的建筑费用，蒋经国才将赌徒交保释放。这次还当场缴获现洋金条等近2万银元，可谓战果辉煌。

此案因为涉及广东要员，为避免省际摩擦，从破案到结案，详情一直没有公开报道。

刘甲第闻讯也收敛了起来，但像禁烟一样，要禁绝赌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国又想出一个办法：凡是抓到的赌徒就送到赣州公园去罚跪3天。上午跪3小时，下午跪3小时。

富有戏剧性的是，蒋经国每下达一个举措，都有人撞到枪口上。这一次是在吉泰警备司令赖英伟家里抓到了两位打麻将的太太，一位是司令夫人，一位是蒋经国自己手下秘书杨万昌的老婆。蒋经国毫不留情，司令和秘书的太太照跪不误。无数好奇的老百姓特地赶到公园去看，以至于警察局不得不派人维持秩序。太太们又羞又恼，却又无可奈何。

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说明了赣州问题之严重，蒋经国工作阻力之大。

赣南山多田少，山地盛产竹木，每年春夏二季赣江水涨时，从三南、崇义、上犹等县便有大量竹木排顺流而下，经赣州、万安到吴城，由湖口进入长江，储运货物行销下游城市。排商很阔，他们赚足了钱，就吃喝嫖赌，从岸上玩到排上，有时通宵达旦。

蒋经国了解这个情况，就下令水上也要禁赌。但因排商在排上赌，顺水流舟，陆上警察鞭长莫及。有一天，有人举报，一伙常州帮排商在东门外兴隆木行老板王金材家里赌了几天，又搬到储运木排上去赌，还有私娼陪酒。

他于是派赣县市区区长徐浩然带两班便衣警察乘巡逻艇先行。他们晚上冒雨赶到木排边，跳上木排，果然看见客厅里有四桌麻将，两桌酒席，还有几个穿红着绿的粉头在伺候。不一会，蒋经国也到了。有人大叫：“蒋专员抓赌来了！”赌客们惊惶失措，纷纷往水里跳。

蒋经国一看，就准备脱衣服下水去抓，泡在水里的赌鬼们看形势严峻，只好一个个爬上木排。蒋经国示意警察把他们一概带回专署。最后，他们表示“悔过”，就交保开释了。兴隆木行王老板见风使舵，他看到政府正要修建涌金门和建春门两道过江的浮桥，就捐献了一批木材。实际上算是为水上抓赌的事情作个善后。

烟馆赌场之风稍刹，蒋经国又着手整顿妓院了。

赣南11个县，有妓院150家，被逼为娼的妇女有680多人。这是经过政府登记、按时缴捐纳税的公娼，至于私娼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娼妓也是社会的公害之一，它使花柳病广为流行，同烟赌一样危害民众，败坏社会风气。

务除烟赌娼贪（5）

禁娼令颁发后，大名鼎鼎的地头蛇、所谓的“赣县三刘”，县参议员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刘纪云和税捐稽征处主任刘定全，就出面找蒋经国左右的人说项，理由是禁娼实施，花捐取消，会严重影响县财政收入，妨害地方建设。妓院老板更是千方百计要保住妓院，表示宁肯增加花捐。甚至叫手下妓女出动请经办人高抬贵手。其实像三刘这等人，在赣州是一跺脚地都要打颤的豪绅。而旧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当地的官吏若不与豪绅交好，别想坐稳太师椅。究其原因，是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以至于治权不能有效恢复。他的上任刘己达就曾被地方土霸绑架，可见地方豪绅的嚣张程度。

但是蒋经国不是刘己达，他手中握有一把无形的“尚方宝剑”，足以威慑住局面。

蒋经国的步骤是走一步看数步，稳扎稳打，他召开各级干部和各界代表联席会议，重申禁烟、禁赌、禁娼的决心。为了给妓女提供生活出路，他还创办了妇女习艺工厂，让她们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妓院老板们有守法的，也有不守法的，守法的立即关闭妓院，送妓女们进工厂，不守法的就悄悄离开赣州，到泰和、吉安等风声不紧的地方重新开业。

蒋经国上任时，只从前任刘己达手里接到一颗官印，其余财物，几乎被搬运一空，连办公用的毛笔都要临时从街上买来。他回国时间虽短，对旧官场的积弊已十分清楚。民间有一句古训：“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官”，这是对污浊吏治的最无奈的规避。受害者怕有权者打击报复，往往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所以贪官污吏有恃无恐，更加鱼肉乡里，较之烟、赌、娼对社会的危害更为隐蔽严重。如果不正本清源，革新吏治，蒋经国除暴安良、建设新赣南的宏伟志愿难免徒留笑柄。

他在一次例行的星期一扩大纪念周会上宣称：为了正义，为了公平，为了除暴安良，对于贪赃枉法的人，我是决不宽容的，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肃清，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并宣布：凡贪污300元以上者枪毙。当时按蒋经国的规定，不知要枪毙多少人。新赣南的土政策、土法律甚多，他兴之所至就可以制订几条，事后却难以贯彻执行。但是有一件案子，却使他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抗日时期，对日经济绝交，国人拒用日货，称日货为仇货，各地都设“仇货检查队”，检查队查到可疑的货品，立刻贴上封条，把店里账本拿回去审查，如果证实了真是走私的日货，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还要戴上一顶“卖国奸商”的帽子游街，遭万人唾骂。

务除烟赌娼贪（6）

当时被怀疑最大的仇货经销店是“广益昌”。这家商场在南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只差没有卖棺材了。南昌沦陷★后，这家商场继续营业，在赣州有一家分店也在营业。当时，广益昌运到一批上海盈丰、章华毛纺织厂出品的毛料，仇货检查队队长任锡璋前去查处，认定为仇货，要经理将这批货交仇检会处理。但此时店方已卖出一部分。任锡璋便以私卖仇货为由，处以罚款4，000元。广益昌的经理徐循庭为息事宁人，派一学徒送两铁盒饼干去任家，以作对方儿子的周岁贺礼，任锡璋收下后，打开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元，一数共计700。他想起蒋专员宣布贪污300即枪毙的戒条，心里害怕，想把它退回去，心里又舍不得，最后抱着侥幸心理收下了这笔贿款。

到了年终，直接税局派人前去广益昌核查营业额及收支纳税情况，发现有一笔700元的支出，说明栏中注有3个小字：“塞狗洞”，很疑惑，便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裴松生当时支出700银元后，经理让他就作宣传费出账，他心里对这种公然勒索的行为十分不满，忿然在上面写下这3个字，谁知竟种下了祸根。税务员本来只管偷税漏税的事，所以并未深究，只是茶余饭后把这当作笑谈。

不料这话给《民国日报》的记者听到了，立即在“社会新闻”栏捅了出去，标题是“广益昌700银元塞狗洞”。蒋经国得知，立即传来杨明，要他去查个水落石出。杨明出马，不费多大力气，就查出受贿者是任锡璋。于是社会轰动，舆论哗然，特别是吃过仇货检查委员会不少苦头的商界，纷纷要求蒋经国严惩贪官，执行“贪污300元枪毙”的律条。

蒋经国感到压力很大，只得下令逮捕任锡璋和广益昌经理徐循庭。经过审讯，案情一清二楚，只等量刑了。任锡章出身三青团，在赤珠岭上受过训，是蒋经国亲手培养的首批新干部，是他的得意门生、亲信，杀与不杀，蒋经国经过了一番尖锐的思想斗争。据说，任的新婚妻子还曾怀抱婴儿到专署哭求蒋专员饶她丈夫一条性命。最后以任被枪决，徐经理被罚款3万元了结。

承办此案的军法官蒋善初事后透露：“我是头两天早上就把全部案卷送给专员审批的，我签的量刑意见是判15年。他要我第二天晚上8点去拿批示。第二天晚上我去了。他说：‘你在外面等等。’我就坐在外面小会议室等候。只听见他在办公室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步声，又听见他翻阅案卷的沙沙声，翻了一会又起身走来走去……我足等了差不多4小时，心里实在发急。忽听他喊：‘蒋军法官。’我应声进去，他对我说：‘执行以后，好好安葬，对他的妻儿要妥善安排！’我拿了案卷回到军法室一看，批了‘死刑’，签名‘蒋经国’。”

枪毙任锡璋，再次强化了蒋经国铁面无私的形象，在纯朴的民众心里，他成了“蒋青天”，赣南贪污之风大为收敛。

冒险清匪（1）

烟赌娼贪，固然是社会公害，但清除起来还是有头绪可抓的。在旧赣南，为祸最烈的是土匪，一种是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正式土匪，另一种是号称地方自卫团队，实际上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变相土匪。对付土匪，需要的是真刀实枪，实力和胆略，缺一不可。

蒋经国对待土匪的办法，有勇有智，可圈可点。

正式的土匪原本大多是善良百姓，有的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有的是受匪首蛊惑，误入歧途。要将这类土匪变成良民，修明政治是治本办法。换言之，这种土匪较重江湖义气，还常干些劫富济贫的事情，可着重以和平方式通过宣传教化来进行收抚。

蒋经国对赣南土匪的各种情形做了比较周密的了解后，决定亲身到崇义县一个匪窟中去访晤匪首周盛连。临走时，他只带了几个随从，几瓶好酒，没有带任何兵器。

崇义县位于赣南西部万山丛中，与湖南汝城县接壤，是明代王守仁巡抚赣南，扫平横水冈匪患后所建。这里土地贫瘠，山多田少，人民生活贫困，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敲骨吸髓，农民不堪苦楚，只好啸聚为匪。

周盛连所盘踞的地方，地形险恶，易守难攻。他自己所住的碉堡是一座很大的石屋，据说初建时，他曾杀人沥血行奠基礼。堡内还有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是他的“压寨夫人”。周盛连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颇有水浒中人、绿林豪杰的气势。他见蒋经国仅带几个随从，不仅未带兵器，还带来几瓶好酒，诚心可鉴，心中先去了戒意，生起敬意。

这天宰了一头牛、三只羊、两口猪、鸡鸭众多，全寨举行大会餐，大家开怀畅饮。酒过几巡后，周盛连起身讲话：“报告蒋专员，我做土匪，本来你应该办我杀我，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你为了地方，想治好赣南，不要有人为匪，让人民安居乐业，身为蒋委员长的公子，有福不享，却翻山越岭，亲自来找我说好话，以诚相待，是条好汉。我现在保证：只要你蒋专员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在家都为地方求个好。我说话算话，说一不二，决不做小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我要声明，如果你走了，政治又败坏了，官逼民反，那我为了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蒋经国回答道：“希望你一直好下去，把眼光看得远大些，为地方好，也要为国家好。”

第二天下山时，他对随员说，他一夜难眠，唯恐事出意外。这是蒋经国真实谨慎的一面。自信和信人有时是最有效的武器，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就这样被收服了，从此弃恶从善，各务正业。

对那些变相土匪“地方自卫团队”，蒋经国收拾起来就要轻松得多了。他是地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只是运用自己的职权，采用正常的办法，就把它改编改造成了真正的自卫队。

冒险清匪（2）

赣南11县原来都有自卫队，由各县借用民间枪支，录用在乡军人编组而成。名义上由县长兼任大队长，实际上为地方土豪恶霸所控制。赣南的土豪恶霸之所以如此嚣张，正是因为他们有地有财又有枪，再控制着自卫队，相当于拥有武装力量。

蒋经国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如何釜底抽薪，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威风扫地，解除其武装力量应该是最坚决彻底的手段。

1939年夏，蒋经国以集训为名将各县自卫队的班排长和一部分士兵，分别抽调到区办训练团和军士训练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集中训练。次年6月，专区保安司令部颁发《整编自卫队暂行办法》，对本区各县自卫队作了一番彻底的改造。选优汰劣，补充较好枪支弹药，并实行政工制度，大队中队添派政治指导员、政治助理员。士兵除习武外，还学文化。指挥方面，成立总队直属区保安司令部，由蒋经国直接指挥，各县无权过问。神不知鬼不觉，这支部队就同地方封建势力完全脱钩了。

随后，蒋经国下令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清乡，把散落在民间的枪弹，逐一登记。抗拒登记的，以私藏枪弹论罪。因此罪被处决的土豪恶霸有郭崇典（信丰）、唐老谋（寻邬）等20多人。经过半年清乡，赣县一县就查出步枪254枝，马枪40枝，手枪49枝，全区登记的有11，543枝。

这是对土豪恶霸的一次总打击，赣南门县地方封建势力，如冰山立消，建设新赣南的阻力一次次被削弱。

除暴是建设新赣南的前提，清除了匪徒，还要清除那些势焰遮天的土豪恶霸，才谈得上修明政治。为此，蒋经国还亲自出马干过一次大快人心的突击行动。

安远县新四乡九如围的大财主唐立靖，外号“老马牯”，意思是说他贪财好物，欲壑难填，犹如马牯之肚。他常常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属于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角色。人们借了他的钱谷，都是变本加厉，本利相滚，越滚越大，一生一世都休想还清。蒋经国提出打倒土豪恶霸口号后，群众大受鼓舞，老马牯的罪恶，一条一条被揭发出来，日渐明细。这个土财主民怨太大了，蒋经国决定亲自出马到安远打这个老马牯，他还给老马牯改了名，说他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唐老虎。

1941年4月间，蒋经国亲率10多名便衣队员，走了几百里到达寻邬，从寻邬翻过一座大山林，来到尖峰笔的山麓下。因为大家都穿便衣，行动又急速、神秘，沿途老乡都以为是一伙土匪，怕惹麻烦，关门闭户，屏息待变。这支队伍不多久便到了虎岗村头的修凤围内。围内财主龚彩古正在闲坐，队员们以为这就是了，不问三七二十一，立刻把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财主抓了起来。围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龚彩古更是丧魂落魄，以为大祸临头。三言两语，蒋经国问清了这里是修凤围，不是九如围，知道队员抓错了人，就赶快让大家把龚彩古释放，并叫他引路，直奔九如围。

冒险清匪（3）

龚彩古如惊弓之鸟，不敢不带路，但又怕九如围的人怪罪他，报复他，心慌脚软，战战兢兢，好不容易才走到梅屋水口。蒋经国看着他畏畏缩缩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就问他九如围在哪里？龚彩古手指小河对岸说：“那里就是。”蒋经国微笑道：“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龚彩古如获大赦，赶紧溜回虎岗去了。

队员们立刻照龚的指向，直奔九如围，到了门口，大家四面散开，把围子围住。蒋经国掏出名片，叫一名队员持名片先进围子打招呼，然后大家一拥而入，直接抓住了唐立靖，把他捆了起来。蒋经国当众宣布他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和藏枪弹隐匿不报的罪恶，叫他把一切非法所得统统交出来。唐立靖心想，如果不老实交代，必遭大祸，于是把所藏枪弹、光洋数目及地点一一讲出。经过一上午的搜查，光洋700多元，洋枪和土枪30枝都找到了。

清查结束，队员们把唐老虎带回赣州，光洋没收充作新赣南建设经费，枪支交给了保安部队。唐老虎在具结悔过后就被开释了，但他从此虎威扫地，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了。

赣南的事业，大刀阔斧，阻力日微，局面渐开。然而，惨痛的变故，也在此期间降临在蒋经国身上。1939年农历十一月二日，母亲毛福梅在溪口老家遭日寇轰炸身亡。

这天，6架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溪口镇，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四处奔逃的人们先后回来了，唯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无着，正焦急之际，正好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竖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于是，就雇用民夫，点起灯火挖掘，果然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

当时，毛夫人从后门逃出，正遇炸弹掷下，人伤墙倒，被压在其中，不幸身亡。经查看，毛夫人虽然上身完好，腿上却有机枪弹洞，大腿断裂，肠子外流。大家商量了一下，由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的岳父梁祖先（学医）为之整理、包扎、化妆，而后停放在不远处的摩诃殿中。同时紧急通知蒋经国。11月4日，正在赣州的蒋经国接电后立即驱车，日夜兼程，归来葬母。车到家尚未停稳，他便泪如泉涌，跌跌绊绊，口中呼喊着“姆妈”，扑向摩诃殿，扑倒在灵柩上，号啕痛哭。

时值烽烟遍地，人们心绪紊乱。入殓后，灵柩暂厝摩诃殿，雇了一个姓李的孩子每天上香献茶。蒋经国想等时局清平再隆重举行葬礼，不料电请父亲，回电说“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于是他和父亲商定，由他的小娘舅、大姑夫、小姑丈等组成母亲治丧委员会，决定从简丧葬。因为一时找不到所谓“风水好”的墓地，蒋经国当即决定葬母于摩诃殿前侧，在古樟如盖、苍松如虬的养松园选定了一块坟地。他流着泪哽咽着：“母亲生前最喜爱这个地方，九泉有知，也必乐意。”言毕，挥笔愤书“以血洗血”4字，嘱人刻石立于母亲罹难之处，以表示他誓向日寇报仇雪恨的决心。1947年抗日胜利后，蒋经国又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敬恒）补写了“显妣毛夫君之墓”碑字。

蒋经国在其母死难“满七”（当地风俗，七七四十九天为满七）时，驰归祭奠，被潜伏溪口的日谍侦悉，密报敌特务机关。敌人以为蒋经国必在家乡过年，于正月初二出动大批飞机，再次前来狂炸。建筑物破坏之多，居民死伤之惨，为溪口被轰炸的最严重的一次。幸而蒋经国因年关在即，有要务待理，已于年前赶回赣州去，逃过了一劫。

制定新政蓝图（1）

1940年1月，在赣南局面大致打开、各方面取得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蒋经国邀请各界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表示要用“吃苦、冒险、创造”的伟大精神，建设三民主义的新赣南，做到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他把古圣先贤梦想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做了简洁通俗的概括提炼，作为自己的为政目标，带有一股清新强劲的理想主义气息。他所主持的赣南新政被称为“中国战时政治的一项奇迹”，为地方建设创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尽管他的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都很出色，但是收拾国民党的烂摊子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赣南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训练公仆、文教建设以及土地改革等种种举措均落到人治的窠臼，最终导致“人存政举，人去政息”的凄凉结局。但是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现实，更不可能改造现实。无论如何，赣南岁月称得上是他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驿站，在这里，他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均经受了最初的淬火。

制定新政蓝图

蒋经国决定“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首先就要为这个目标整合干部队伍，制定施政蓝图。

他只身来到赣南时，头脑中只有国父遗教，“以俄为师”，和留苏12年从斯大林那里学到的干部观：“干部应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其实，无需斯大林教诲，谁都知道，在政界，没有自己的班底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不可能有所作为。

可是，他依靠的只有留苏同学黄中美、高理文、周百皆、彭建华、徐季元、徐君虎等，大家虽然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比较接近，但是这些人回国后都遭到过逮捕、监禁，都是在“中统”、“军统”挂了号的。他们聚在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区的赣南，太惹人注目了，尤其是党特部门始终关注着他们，所以蒋经国不能过分依赖他们。其次是几个浙江同乡，如黄寄慈、张恺、杨明等，加上从督练处带来的人马，如吴骥、刘德藩、漆高儒等。这些人实在不成气候，来日方长，他必须培养自己的干部。党部方面，他插不上手，所幸他兼任了三青团江西省支团部主任干事之职，虽然实权操纵在康泽派来的人手上，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青团也即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7月9日成立于武昌，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蒋经国在政界，以赣南为起点，抓党组团，也发轫于赣南。

江西的三青团支部书记由省军管区政治部主任陈宗滢兼任，由于他常在泰和，具体管事的为助理书记彭朝钰。此人擅长玩弄手腕，虽然常去专署向蒋经国请示工作，但他是要架空蒋经国，使蒋经国不来支团部办公。

制定新政蓝图（2）

蒋经国不动声色，决心在三青团扎下自己的根。老的政客官吏大都有了自己的派系，要建设新赣南并在政界立足，必须在青年人当中建立自己的班底。于是，1939年11月初，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训班成立了，地址在城郊赤珠岭的一个大祠堂里。这就是有名的赤珠岭青干班。蒋经国自任班主任，并请来中央军校三分校（在赣南于都县）的少将政治部主任胡轨任副主任。胡轨从军校16期政训班的上千名毕业学员中，挑选优秀生70余名，作为青干班的基本学员。此外还调来各县政府的主任秘书、中学的团干，并在社会上招收部分学生，共约150余人。照军事编制编为1大队3中队9分队。蒋经国自己也编进第1中队第1分队第1班，参加学员活动。后来，青干班为蒋经国培养了一大批嫡系干部，分派到各重要单位，全面地控制了江西三青团支团部。

在蒋经国只身来到赣南，召开第一次县长会议时，大多数县长都写好了辞职报告，随身带着，准备随时递交上去。他们认为在蒋经国手下肯定难以做事。当蒋经国在会上提出要把各县的武装、自卫队，收到专区统一指挥，成立自卫总队时，绝大多数县长都坚决反对。只有两个县长没准备辞呈，没反对成立自卫总队。他们是上犹县长王继春、南康县长王后安。

蒋经国把二王县长比作自己的左右两个膀子。这两位县长在国民党的官员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都因操劳过度，相继病死在任上。蒋经国真正动了感情，亲自写下了长篇悼念文章，在报上发表。两篇祭文，一篇《哭王后安之死》，一篇《哭王继春之死》，声情并茂，如泣如诉。此处援引《哭王继春之死》中的几段祭文，足见蒋经国与志同道合的部属之间那种肝胆相照、情义深重的关系：

在龙岭众志亭中看太阳西下的时候，有人说上犹的王县长继春来会我。你一见面就说：“我是到上犹去当县长的王继春。”你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就是没有一句客套话。在你的口中，没有听到我所最讨厌的什么“请教”、“久仰、指示”这许多无聊的话。当时我就将上犹的大概情形对你讲了一下：不久以前，上犹的县长怎样被暴徒绑出去准备枪毙，县长的太太怎样被人侮辱、殴打。你听了我的话，很简单地说：“那边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一点，这次去，是预备去牺牲的，我不怕人家打。”后来笑了一笑又说：“至于县长太太，也不怕人家侮辱，因为我是没有太太的人”……

制定新政蓝图（3）

去年你来赣州参加行政会议的时候，我看你的病相当严重，就不要你出席会议，在旅馆里休息。开完会之后，我又强迫你到医院里去住，并且动了手术。第一次到医院看你的时候，你问我：“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我说：“有几位客人经过籁州到重庆去，在那里请他们吃饭。”你摇摇头说：“这都是虚伪的、不必要的浪费。”我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招待，不请客，人家会说我骄傲、自大。”后来你又摇头说了一声：“在中国社会里做人，真是不容易。”在你出院的那天，我告诉你，经过各方面的考核，上犹的工作是占第一位。你听了非常高兴，顺口说了一声：“不敢当。”……

我到泰和来看你，一进医院的病房，见你身上盖了一条肮脏不堪的棉被，下面垫着一条草席，只有你那个忠实的勤务兵在那里照料你。我问你，医院怎么样？你说：一言难尽！是的，这个医院是懒散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会的缩影。……回到赣州之后，就替你预备房子，请医生。自从泰和归来以后，心里就非常的烦闷。第三天的晚上，接到泰和来的电话说：王县长死了。

3月8号的早晨，我赶到泰和来看你，那时候已经把你搬到太平间里去。这是一间破败不堪的小房子，外面也没有门，你就睡在一副板上面，穿着一件白的衬衫和衬裤，脚上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子，面上也没有盖，只有那忠实的勤务兵坐在那里。看见自己的战友这样悲惨的下场，再也忍不住了，只有拿痛哭来安慰自己的心……你未死以前，总是想死到赣州来，今天你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是非常对不起你的。所以我决定把你搬回赣州来大殓。我在泰和替你买好了棺材之后，当天就赶回赣州来替你办理丧事。

3月9号的下午2点半，我们集合在三康庙的渡口等你的灵柩，一直等到天黑，你的灵柩还没有到。后来才知道灵车进了赣州境之后，沿途有人祭你。到7点半的时候，看见河对面汽车的灯光，大家一齐叫起来：来了！来了！……等到你的灵车上了岸，1，000多人点起火把来，一直送你到农场。继春，你可以看见人心并没有死……当夜12点钟在农场的大礼堂举行大殓……继春，你安心睡吧！你是人民的忠仆，你亦是天地的孝子！

当时，在追悼大会上，蒋经国念着念着，感情激动，声泪俱下，在场的人都掉了泪。他还为继春拟了一副对联，末字嵌“继春”，也是很感人的。上联：“半世飘零，死犹做客，只赢得两袖清风，循吏传中夸首继”，下联：“一生贫病，终未成家，最怕听满门鳏寡，杜鹃声里哭残春”。此联中又嵌进了王继春生前自拟的联语：“一生贫病苦，满门鳏寡孤”。

制定新政蓝图（4）

蒋经国还有一个器重的保长——赣县城南区第3保保长陈明光。当时他认为政治的最大力量是在保甲长身上，因此规定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县政府的干部，都要到保甲兼职，他自己就兼城南区第3保指导员，与陈明光常有交往。陈保长也是年纪轻轻得肺病吐血而死，蒋经国写文章悼念：《生、死、再生！——追悼亡友陈明光保长》。

当然，王后安、王继春、陈明光是执行赣南新政最坚决、最得力的干部，才得到这样的关怀与器重。至于那些对新政三心二意、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的干部，他是严厉无情的，发起火时大声斥骂，隔几间屋都能听见。

为了在赣南行新政，他专门研究了王安石的新政，认为王安石新政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会用人，保甲法实行以后，保甲长都不好，引起人民的厌恨，结果流弊百出，而且当时所谓贤者，俱不为王安石所用。于是他提出：“要彻底做到行新政用新人，行良政用良人。我们要成就伟大的事业，第一要有能干的人，第二要有能干的人，第三还是要有能干的人”。至于如何用人，他的主张是“不要为人择地，而应为地抓人；不要为人择事，而应为事找人；不要以钱得人，要以义感人；不要以势诱人，要以礼待人。”用人的原则是：“私人不用用能人；旧人不用用新人，旧人指的是不合乎时代精神的一切腐朽分子；坏人不用用好人。”

蒋经国大胆起用年轻人，当时赣南干部的平均年龄为34岁。他还起用了许多女干部，如城南镇长陈素云，社会科长彭志明，田村乡长许素云，保育院长陆采莲等，都是年轻漂亮的风头人物。

但是，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他不能没有自己的嫡系，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任人唯贤”，他重用留苏同学、浙江同乡，手下的干部基本可分为武岭（家乡）系、留俄系、督练系、青干系，加上后来的政校系。不过不管哪个系，都围绕他这个核心转动，没有内讧，这就是他善于协调，善于驾驭干部的一面。

他根据这几年的经验，认为阳奉阴违、空话连篇或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是各机关最常见的最大毛病，因此他决定用严格的训练方法纠偏补弊。鉴于各机关工作紧张，不可能集中时间专门搞训练，他决定采取半天工作半天训练的方式，使训练与工作两不误。

训练机关干部（1）

从1940年9月开始，他专门制定了两周的训练计划，将专署、司令部、县政府三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一概集中起来，吃住都在一起，半天办公，半天讲习。讲习分为军事训练、讲课及小组讨论三项内容。军训注重锻炼体格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讲课是请教师讲政治、经济、本国土地、法律大意、医卫知识、工业常识、农业知识等等，每门课2小时～4小时。小组讨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按本人职务讨论，如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秘书、科长等；二是按业务逐题讨论，先检查过去工作的不足，再研究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三是探讨时事，探讨怎样接近广大群众，怎样做总裁的信徒以及为什么要反对中共。

他把每天工作的时间分配得紧凑又灵活，并在训练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两周的训练过程。那种朝气蓬勃、新鲜有趣的训练场景，显示了他独特的新思想和新作风。

当然，从他的一系列活动构想和讲话中，很容易辨认出他在苏联所受的影响，一些看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特殊的训练方法，如“官兵一体”，“到民间去”等等，确实与共产党的方式异曲同工。

他提倡赤膊赤脚跑步，让大家多接触阳光、空气和水，他说：“太阳、空气、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中国人一般的习惯都是不太愿意去接近它们，所以身体一天天坏下来。”在训练中，他带头脱掉外衣裤和鞋袜，到河边沙滩上跑步。受训的人起初跑，感到吃力，慢慢都习惯了，还感到身心舒畅，十分轻松痛快。跑步过后，他又鼓励大家：“农村里的农夫农妇，城市里的挑夫，爬山越岭都是赤脚的；我们的脚和他们的脚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走，而我们不能走呢？我们有脚不会用，应当感到怎样惭愧，我们常常说要能吃苦耐劳，但是我们不应当在口里说说就算，应当脚踏实地去做。”

每周星期四他要在专署门口设的“民众询问处”接见民众，为了让受训学员了解民众情况，他安排每班派一个专员去见习，要他们从民众的反映中认识自己的责任。

9月14日是星期日，他安排学员们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让大家到民间去访问民众。每个人去找一个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来做访问，他首先列出380种不同的职业，如教师、中医、律师、算命的、雇农、佃农、花匠、挑夫、卖柴的、挑粪的、清道夫、轿夫、车夫、乞丐、士兵、警察、伤兵、难民、和尚、接生婆、捡狗粪的等等。要访问的问题包括：

训练机关干部（2）

1.他的生活情况；

2.对他的生活满意否；

3.对抗战建国地认识；

4.对县政府地批评；

5.他喜欢哪一种人；

6.他恨哪一种人。

上午8时，大家分头行动，下午4点回营部集合，交流一天的收获，通过这样的访问，大家一是对民众贫穷、痛苦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了解：二是可以将所获材料供给当局作决策的依据或参考。

蒋经国在日记中引用了几个比较有意义的访问，其中是一个学员在西津路盐仓巷口访问一个66岁的老妇人胡何氏：

问：你知道我国和哪一个打仗吗？

答：在和日本打仗，因为日本先来争我国的土地，所以国家就和他打仗。并且他时常用炸弹来炸我们。当然喽，他炸的时候还不是乱炸，哪里有什么贫富的分别？你看，现在的东西这么贵，这不就是这原因吗？

问:他炸毁了我们的房屋，难道我们就让他这样吗?

答：最近我们各家派一个人去挖防空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并且我还听到人家说，将来每保要挖一口塘，这也是很好，而且对农民的禾田也是很有益。说句实话，不怕敌人的飞机炸得怎么厉害，他那边炸了，这边我们又做起事来了。

问：现在你家的生活好吗？

答：还有什么好呢？不瞒你说，我只有我自己一人，施粥厂每天发给我3合（1合＝0.1升）米又不够吃，假使能够发5合（1合＝0.1升），那就好了！

问:你觉得现在你这种做贩卖小菜、杂物的生活怎样?

答：生活是很苦的。可是，假使不做点小买卖，赚几个钱，就不能买油盐吃。现在有这3合（1合＝0.1升）米倒还够吃，但到了冷天，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起来我的生活是很苦的。

问：现在赣县县政府做事，比早先还是转好呢？还是转坏呢？

答：现在比早先好多了，因为蒋专员不欺穷爱富，并且那些办公事的人，做事都很公平。

问:你生平最喜欢的是什么人?最恨的是什么人?

答：最喜欢的人是做事公平，不会欺贫爱富的；最恨的是横行霸道的人。

训练机关干部（3）

蒋经国当时看了这个访谈材料后，决定9月17日那天让大家只喝4碗粥，饿一下肚子，体会一下没有饭吃的人的痛苦。这天晚上他又叫大家把被子毯子送交储藏室，让大家再尝尝没有被子盖的痛苦。

他一面以身作则带领大家艰苦奋斗，一面及时给大家讲道理，使大家情绪高涨，以苦为乐。有几位学员编了几首打油歌，其中一首写道：

“第四区，讲习会，训练方式真有味！吃粥不吃饭，睡觉不盖被；打赤膊，斗风雨；脱鞋袜，踩沙子：跑呀跑，跑呀跑！一定要把新赣南建设好！！”

9月21日这一天，讲习会在崆峒山的山顶上举行了结业典礼。蒋经国在总结发言中说：

今天，我们在崆峒山举行结业典礼，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所以在我们建设新赣南的历史上，是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们这两星期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今天，我们站在崆峒山上，应当每个人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已经把心洗干净了，是否有了洁白的良心。我们知道，赣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有的就是我们的新的政治作风。这次训练，也就是希望每个同学今后能够切切实实的做一个好人，做好的事情。

蒋经国的讲话，恳切真诚，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散会后，大家到半山里的一个大村子里去吃午饭，菜蔬都是学员们自己带来的。天又下起小雨，大家就在微风细雨中吃完了午饭。

这次训练的效果是很显著的，蒋经国对自己的部属有了更深切全面的了解，同时也统一了步调，加强了团结，并使大家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了新的希望和目标。

后来，他又举办过两次短期训练。一次在1941年8月，受训的都是机关里的年轻干部，约七八十人；一次在1943年底，由署、部、府、区、乡、镇工作人员混合编组，共约100多人。训练方式有听课、讨论、汇报三个环节，内容包括讲解三年计划，提出实际问题，共同讨论，提出解决办法。

蒋经国陈述训练目的说：“建设新赣南任务庞大、繁重，必须要求全体干部有一个共同认识，行动起来有个共同步调，工作起来有个共同方法。建设新赣南是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希望大家革除旧公务员习气，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通过训练，他进一步掌握了干部们的个性能力以及思想言行、体质强弱等具体情况，为使用调配干部获得了最直接的资料。

训练机关干部（4）

战时公务员生活清苦，待遇低，物价又贵，但是由于蒋经国事事带头，以身作则，一切公开、公平、公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所以大家虽苦无怨。其中有很多外地青年学生，慕名而来。

蒋经国为新赣南的事业苦心孤诣，一步一步奠定基础。同时，他面临的挑战，也因时局的动荡，更加复杂严重。

最突出的是经济上的挑战。当时，上海、南京沦陷★，赣北也在战祸威胁中。前方不少工厂、学校、商店先后内迁，大批难民扶老携幼逃到赣州，赣南是山岭重叠林木茂盛地域，粮食原本不足，日用品也不丰富，人口迅速增加，就使得原来供应不足的日用品供应更加紧张，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就造成市面紧张，生活混乱，闹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安。

1940年夏秋之季，赣州城里大米每担由10元左右涨到20多元，涨了一倍；上犹、全南、定南每担涨到50多元，食油、食盐、煤油等日用必需品有时竟一日三涨。

为平定物价，安定社会，蒋经国召集赣州商会和地方公正绅士组成评价委员会，对市场日用必需品评定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价格。但商人重利，一见外地价格波动，便要求提价。若不提，他们就将大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使居民生活陷入绝境，引起社会恐慌。蒋经国便派出大批公务员警察赴市内外搜查被囤积的货物，并鼓励民众举报。对查出的货物，一律运回市内，由专署统一掌管、处理，只将成本归还原主。

为从根本上解决日用必需品供应问题，蒋经国在徐季元和雷宁的建议和支持下，决定开办交易公店，经营市民急需的一切日用必需品以稳定人心。公店全称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交易公店”，徐季元担任经理，经营食盐、大米、食油、煤油等商品。货源先是查出来的那些囤积商品，但主要还是公店到外地采购的。经营原则一是“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操纵”；二是“实行物品平价制度”。公店先在赣州开业，以后又在大余、南康、龙南等县设立分店。徐季元将公店纯收入的20％作为事业发展基金；20％留为特种准备金；10％作为员工酬劳金；50％充地方建设经费。1940年开业，当年仅食盐采购销售所得即盈利700多万元，其中300多万元被用于新赣南建设。

这样，交易公店不仅解决了赣州日用品供应问题，而且也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这样的交易公店，除了蒋经国，谁也没有办法开下去，个中原因，不言自明。那一把无形的“尚方宝剑”，既是他开展事业的阻力，又是他有所作为的助力。

别出心裁搞文教（1）

据说，王阳明在治理赣州时，曾做过教民识字的工作，乡村卖菜的人早上进城，每天教进城的人先要认识四个字，日子一久，便达到了扫除文盲的目的。他还教老百姓讲“官话”，不用方言，就像推行国语运动，所以赣州官话比其他地方的方言，易懂多了，因为“官话”是按文字发音的。

本着王阳明教化人民的精神，蒋经国在赣南推行的文教建设，项目至为繁多，效果也非常显著。在文化方面有新赣南大礼堂、新赣南图书馆、新赣南博物馆、新赣南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广慈博爱院（贫民教养所）、新人学校（囚犯学校）与精神堡垒等项建设，不但建筑雄伟、设备充实、管理妥善，给了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且在名称、观念上，也使人耳目一新，很有人文内涵。在教育方面，专署则有中华儿童新村、正气中学一系列之建设，各县则有县中，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保国民学校之设置，都达到了很高的指标。

蒋经国的文教建设，是从扫盲运动开始的。为了实现“五有目标”中“人人有书读”的目标，1941年到1942年，蒋经国开始集中力量抓教育改革。他首先在全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然后普及初等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要“用心血来培养革命的幼芽”。

当时的赣南，遍地皆是文盲。所谓文盲，指的是12岁到40岁之间，识字不满500个的城乡居民。粗略统计，全区11县文盲总数达530，192人。

蒋经国的智囊团所拟出的运动方案非常周密。扫盲以甲为基本组织单位，是因为甲的范围小、居民少、集会方便、易于掌握，来自一甲的学生，彼此熟识，联系方便，可相互切磋。自上而下，县一级设扫盲委员会，区一级设扫盲分会，保一级则设扫盲处，甲设读书会，会长由甲长担任，负组织召集之责，另设副会长，由识字者担任，负责组织学习。学习时间基本在晚上，每晚两小时。学习内容包括：识字，以读完免费印发的教育部所颁乙种民众课本为主；算术，以学会加、减、乘、除法为准（包括珠算）；唱歌，以国歌、扫盲运动歌、抗战歌曲为主。 个月为一期，毕业考试由专署统一命题，考试合格，由专署统一制发毕业证书。

读书会的教员为义务职，由境内各机关公务员，各级学校教师、职员，各社会文化团体职员，中学学生及其他已受相当教育的人士担任。他们在不误主业的前提下，视各人具体情况分赴各甲读书会施教，或到会员家中施教，或召集学员在自己家中施教。

1942年2月1日起，扫盲运动全面展开。每晚八九点，各县市大街小巷、乡村角落，无不书声琅琅。据说在识字运动推行期间，各读书班所使用之灯光，竟达7种以上，例如电灯、汽油灯、煤油灯、围灯、蜡烛、茶油灯甚至有借着燃烧木柴之光而读书者，几可与前人囊萤映雪的故事媲美。

一年过后，全区文盲530，192人中，有503，088人脱盲。正如讲习会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样，专署对初步脱盲者还有巩固措施。甲读书会毕业后，县扫盲委员会每年都举行季考、年考，以巩固其学习成绩。年轻力壮成绩优秀者就入小学或中学附设的成人班继续学习。

别出心裁搞文教（2）

为了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并加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沟通，专署办了《正气日报》、《青年报》及《新赣南月刊》等，各县也办了县报、期刊。县报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刊登政府法令、施政计划及抗战消息，指导脱盲人员阅读。1942年，全区报纸达15种之多，总销数超过全省报纸总销数。《正气日报》成了东南几省大报之一，销数逾万，连延安也有订户。

在推行读书运动，普遍扫盲的过程中，全区还普遍推行《新赣南家训》。这是蒋经国模仿明清之际的《朱子家训》写出来的，简单易记，内容如下：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从辛苦着想。事事宜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春天栽树木，夏日造谷仓，秋收多贮藏，冬季种杂粮。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补衣裳。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处处要节约，无事当作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作无钱想。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父母教子女，兄长教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生活要刻苦，婚丧勿铺张。待人要诚恳，做事要有常。态度宜从容，举止要端方。友爱兄弟，孝敬爹娘，妯娌和睦，一家安详。不听闲话，自己有主张。不管闲事，埋头干一场。祸从口出，休要说短论长。病从口入，卫生不可不讲。做过善事，不记心上。受人恩惠，永久不忘。遇困难，不说徨，处顺境，不夸张。做好事，莫宣扬，做坏事，莫隐藏。人家急难相援助，人家成功要赞扬。口角诉讼，两败俱伤，大家规劝，互相帮忙。引诱亲友做坏事，欺人欺己昧天良。甘心卖国做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男女老少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国难已当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儿女无福享。有钱快出钱，有力快出力。壮丁去当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大家一条心，赶走日本鬼，共贺大胜利。建立新中华，万岁万岁万万岁。

背诵家训的活动，对破除地方陈风陋习，净化社会风气很有好处。

与此同时，蒋经国对原有的学校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整顿、改革、提高。学校设置分县、乡（镇）、保三级，县设中学或其他农、工、医职业学校，乡（镇）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小学。实行县辅导乡中心小学，乡（镇）辅导国民小学的制度。他制定了爱、美、笑、力的行为准则，爱是亲亲切切的合作，美是圆圆满满的理想，笑是快快乐乐的生活，力是活活泼泼的前进。教学方法上注意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严禁体罚学生。经费方面，彻底整理学款、学产，清理公款、公产，按成提取足额，充当教育经费。贫困地区，就地筹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师资方面，先对原有教师进行登记、甄别，若合格人数不敷，就聘代课教师，到假期再集中培训，专署设立师范学校教师。

别出心裁搞文教（3）

1942年底，全区学校数量由原2，036所，增加到2，353所，达到一保一校。学生人数达213，514人，占全区人口13.3％，原来只占6％。教育经费由1937年的51万元，增加到1941年的238万元。教师数量由1938年的3，389人增加到1944年的5，884人。

扫盲运动成绩显著，各级学校经过整顿，教学效果也有提高，为新赣南建设的开展和深入，铺平了道路，而中华儿童新村的兴建和正气中学的开办，更体现出蒋经国的教育理想。

中华儿童新村诞生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坐落在赣州市郊虎岗。它是蒋经国儿童公育制度的实验场所，是他的少儿教育思想的具体实现。他讲过：“儿童新村要培养出现代有骨骼有血气的青年，征服自然的科学家和英勇卫国的斗士。”他主张在这里创造科学的环境，一步步地建设儿童广播电台、儿童天文台、儿童博物馆、儿童科学馆、儿童飞机场。他相信有了科学的环境，就能培养出科学人才。10年之后，新村从幼儿园办到中学、大学，中国的科学家、发明家、航空员和工程师就会有一大批从新村脱颖而出。

1941年6月17日，他手令拨款10万元为新村初期建设经费，经过两年紧张施工，1943年6月20日始宣告中华儿童新村正式建立。

在开幕式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一千多名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儿童，在广阔的体育场上，齐声歌唱虎岗谣：“太阳出来照虎岗，岗上青年脸发光，齐声作长啸，好像老虎叫，一啸再啸，新的时代来到了。”

几千观礼的嘉宾莫不为之感奋，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在习今台上目睹此情此景，禁不住频频点头，称赞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们，说新村是“实施生活教育的最好园地”。

走进儿童新村那灰白色的中古式大门，是一条向北延伸的中正路。这条路将新村分为两半。路西建筑物是正气小学的全部校舍，有教室、宿舍、食堂、浴室、教职员宿舍、总办公厅以及公园、游泳池、供应社、科学馆、图书馆、艺术馆、史地馆和实验农场等等。在中正路东边，一片广阔的体育场居中，四围散列着几十幢漂亮的矮房，其中有：新村招待所、儿童乡公所、幼稚园、托儿所、医院、体育馆、天才小学、威化学校、银行、邮局、大礼堂、工厂、教职员家属住宅。因为房屋都是新建的，远远望去，就像繁荣的城市郊外的别墅。

新村儿童实行生活教育，既把新村当作社会，也把新村当作学校，实行教、学、做三合一的新型教育。

新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务自治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副主任委员徐昌徽。徐昌徽是有名的儿童教育家，青年时期曾就学于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后毕业于正风文学院，抗战时期在内地从事教育工作。蒋经国慕名盛情邀请他主持村务。他为新村呕心沥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受新村师生敬爱。新村其他教职员工，大部分是来自江浙各地的爱国青年，都学有专长，满腔热血，愿意为新村事业贡献力量。

别出心裁搞文教（4）

村务自治指导委员会之下设儿童乡公所。它除了具备普通乡公所的组织形式外，还有儿童科学馆、图书馆、艺术馆、体育馆、史地馆、剧场和儿童警察所等十几个附属机构。这些机构都由儿童主管，教师负责指导、监督。乡以下也按当时“新县制”一样，编组保甲，以1幢宿舍为1保，设保育员2人，负责生活指导。每月举行一次保民大会。乡公所内分民政、文化、经济警卫等股，均由儿童担任股长行使各股职权。

正气小学是儿童新村的主体。创办初期入学儿童达1，200人。他们中间有战区流亡儿童、有赤贫无靠的孤儿，大多历尽人间辛酸，有的还当过乞丐、报童、小和尚、学徒。儿童来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为了管理及教学方便，首先必须编组学级。学级划分主要依据语文、算术两科学习成绩，

还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升降。文化课程与普通小学基本相同，但特别注重劳动和集体活动。学校提倡手脑并用，提倡到社会上去、到大自然中去学习，以增长新知识和活知识。还提倡“中心教学”，即围绕一个专题，由各年级自编教材，集中时间进行教学讨论，相当于现在提倡的互动式教学，效果非常好。

为了充实学生的课外读物，学校组织教师还编辑出版了《今日儿童》杂志，内容有“时事述评”、“儿童文学”、“科学知识”、“连环画”、“学生创作”等专栏，杂志除供高年级学生阅读外，还对外发行。

蒋经国常到新村来，有时间就和孩子们玩一会。他爽朗和蔼，孩子们和他没有距离，一看见他就跑上前去喊村长，缠着他要他讲故事。他就给孩子们讲抓赌的故事，还编成顺口溜：“乔装打扮卖清汤，轻步上楼进赌场，帽子一脱真相现，吓得赌鬼叩头忙。”他口才好，表情逼真，讲故事有声有色，儿童们听得特别入神，往往前俯后仰，笑成一团。

新村最漂亮的地方，要算虎岗山坳一带。山巅是虎岗医院，山脚是幽雅的托儿所，有两幢造型优美的八角屋顶圆形房子，是新村幼儿园。周围有溪流、小桥、假山、石椅，道路纵横，绿树成荫，鲜花争艳，就像一座小型花园。幼儿教育的重点集中在增进幼儿身心健康、培养优良生活习惯上。

新村作为儿童公育制度的实验场所，救助过不少落难的孩子。它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诞生，最终在内战的烽火中凋零。

正气中学是蒋经国根据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设立的，因蒋经国崇拜文天祥，喜读正气歌，故命名为“正气中学”。它于1941年3月开始筹备，建立在儿童新村所在地虎岗，校园占地面积1，000余亩，东西延伸达两公里。正气中学校舍建筑气派完善，各方面设施齐备，由于抗战期间，图书仪器供应不足，他还把老家武岭学校的图书、仪器和20台显微镜都拨给正气中学。

别出心裁搞文教（5）

1942年8月，正气中学的筹备工作完成，8月15日举行第一届招生考试，录取新生220人。9月10日开学，经1周入学训练，9月20日正式开课。

蒋经国担任正气中学的校长，因他还在专员任上，有个学生就叫他蒋兼校长，他笑着反问：“为什么叫我兼校长？我宁可不做专员，校长还是要做的。”不过，正气中学一直由校务主任代理校长主持校务，从其开办到结束，由吴寄萍任校务主任。吴寄萍是安徽人，原在教育部任职，是蒋经国向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来的。他在教育方面秉承蒋经国“三育并进”的主张，为实现“把正气中学办成名校，使学生成材，提出“教得严”、“管得紧”、“体育第一”的三大要求。

“教得严”从招生抓起，录取新生，铁面无私，一律以成绩为依据。“管得紧”是正气中学品格训练的特点，按蒋经国的话，“要使学生养成‘吃苦、冒险、牺牲、奋斗和创造的精神’，锻炼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意志，打破一切为我的自私自利观点”。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个别教育，废除体罚，积极鼓励学生养成“自动、自治、自觉、自省”的精神，养成一些起码的生活美德。“体育第一”也是正气中学的特色，它特别重视体育训练，教导学生“天天运动，人人健康”，体育成绩不及格者也一定留级，不准毕业。

正气中学办学7年，在该校就读过的学生约2，000人。蒋经国要求学生“切切实实求学问，辛辛苦苦练身体，清清白白学做人”，希望“每一个毕业生都能考取大学”，这个目标虽然不容易达到，但它的升学率就赣州地区来说却是很高的。1946年11月，教育部因正气中学办学成绩优异，升大学录取率较高，特发奖金5，000万元。

蒋经国希望学生将来人人能成为工程师、机械师、航空员及坦克手。但学生中真正成为飞行员的不过两三人，当工程师、机械师的不少，但更多的是在文教界党政及部队机关工作。

蒋经国在赣州还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名叫新人学校。这是用教育手段改造刑事罪犯的学校，在当时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他曾对负责办这个学校的徐浩然讲：“唐太宗说过这样两句话：‘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他这话的意思是讲：无论哪方面的人犯法，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政府都有责任，决不能不教而诛。他能够这样自我反省，所以有贞观之治。我们要想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必须明白事在人为的道理。把坏人变为好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有这个责任，所以对犯人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就是惩罚，原则上也要反对体罚，总之，要给罪犯以重新做人的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过自新。罪犯参加劳动生产，既学得一技之长，又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首先办起来教育、改造犯人的场所叫做强民习艺工厂，通称强民工厂。1940年9月11日蒋经国在办训练营时，曾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去参观过这个工厂。他在自己的训练日记里描写过这个工厂：

别出心裁搞文教（6）

四面围墙是用竹子编的，里面房子和普通民房一样。进门就是操场，操场边是会客室，这是犯人会见亲属团的地方，会客室旁是犯人的课堂。还有几间住人的寝室，每个犯人都有自己的床，自己的铺盖，自己的洗脸用具。犯人做工：有织袜子、织布、织毛巾、织麻袋的。工场旁边有俱乐部，里面有象棋、有书报、有乐器。环境布置，一切由犯人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一进大门，谁都想不到这是个监狱，一定以为是一个学校或机关。

1942年，蒋经国把强民工厂改称新人工厂，随即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创办新人学校。学校实行学校工厂化、工厂学校化、生活军事化。由于生产发展，劳动力不足，又把禁娼后未及从良就业的妓女集中起来成立妇女工厂。妇女工厂的女工和新人工厂的犯人，生产劳动时合在一起，生活上两分开。女工工作按劳取酬，犯人劳动则没有报酬，但由于生产发展，学校收入增加，所以犯人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蒋经国对待犯人采取了几项法外施仁的措施。每年10月31日，即蒋介石生日这一天，对表现好的犯人给予提前释放或减刑的优待。每年农历除夕让犯人回家过年，规定初三中午返校，每年春耕农忙时节，给家在农村的犯人放春耕假5天，双抢时放双抢假7天。这些举措，大获人心，管理工作也更顺利。

新人学校的环境布置也很有利于教育改造犯人。走进学校门，四面花坛围绕着一座方锥形石碑，正面刻三个大字：“自觉碑”，是蒋经国的手迹。右面四字：“自觉觉人”；左面四字：“自立立人”；背面刻五化办校方针：化监狱为学校，化坏人为好人，化黑暗为光明，化消费为生产，化无用为有用。

新人学校是蒋经国在赣南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经过报刊通讯社宣传，曾扬名海内外，各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办学效果，可以一例证明：1945年年初，春寒料峭，日寇逼近赣州，各机关团体纷纷疏散，新人学校还有49名重刑犯人，学校没有士兵押送，也没有交通工具疏散，有的地方在紧急撤退时采取集体屠杀手段，这是赣南绝对不许可的。最后决定把情况向犯人学员讲清，结果犯人自动提出：“愿意步行去后方，保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果然，他们遵守诺言，在漫天飞雪的崎岖山路上步行三天，到达目的地时，一个也不少。

力行土地改革（1）

烽烟遍地，天灾频仍，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在社会救济工作方面，也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赣州作为江西后方重镇，又成为东南前线后方的中心城市，各地难民，或过境，或定居，络绎不绝涌来此地。由于这些人是不愿当亡国奴，才背井离乡，逃难到后方的，所以被称为义民，其儿女就被称为义童。对义民，专署与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办义民收容所，免费提供食宿、衣被；是过境的，缺乏旅费，就资助旅费；要定居的，就提供谋生机会。蒋经国有时还亲去收容所慰问，以安定民心。对义童，则设义童教养院，予以收容、教养。儿童新村成立后，义童教养院就与贫儿教养院一起，并入新村。

1939年6月18日，地处山区的安远县爆发山洪，受灾情况极为严重，蒋经国赶到安远视察，回到县城即与县府负责人商量救灾办法：先由政府供应大米，在桅杆下村支起10多个灶煮饭，向灾民施饭3天。同时在县城召集镇上富户开会，决定成立救灾平卖粮食委员会，规定富户每日交10担谷的大米，按平价（约为市价的一半）供应灾民，至新粮登场为止。回到赣州后，再由专署拨发救灾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1941年粤北闹灾荒，有许多灾民逃到赣州来，蒋经国发动赣南各县捐献救灾款，又举办赈灾义演，筹集资金，不但安排灾民的生活，还用以工代赈方式，接纳数百灾民修建白云水蜜桃园，竣工后又让他们转为建筑工人。1942年，广东闹粮荒，逃来赣县的粤籍灾民亟待救济。蒋经国与赣县参议会商议开义仓借谷8万担赈灾。一半救济来赣灾民，另一半运往赣粤边境赈灾。此举深受灾民感激，广东负责人纷纷来电致谢，赣粤关系大为改善。

1942年1月15日，28架敌机飞临赣州上空，狂轰滥炸之下，赣城顿成一片火海。蒋经国的赣南新政遭受重大挫折。他深知，当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长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如果土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要实现“五有”目标，无异缘木求鱼。

有一次，蒋经国偕同县长王继春到上犹县察访民情，在该县西南乡发现一个外号叫狗牯张的张姓大地主，他有200多亩土地，却既不出租，也不雇请长工，而是直接把穷人的女儿收为老婆，让她们为自己种田、抬轿、做苦工，一举两得，一本万利。蒋经国后来对人讲：“当我们去调查时，他已有21个老婆了。这种一夫多妻怪现象真正骇人听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和听到。农村妇女为贫穷所迫，成了大地主的牺牲品！这种现象不消除，那么，什么人道、文明、法纪、道德、男女平等都变成空话了。”

赣南旧俗，妇女是主要劳动力。80岁的老婆婆也一双大脚板，上山下田，蒋经国曾感叹：这里的妇女实在辛苦！他命令狗牯张只留下一房老婆，其余都送回娘家。若有不愿回的，就给她们补发工钱，让乡长监督执行。几天后，狗牯张打发一部分小老婆回娘家，多少也给几个钱。接着把乡长请到家，好酒好肉款待一番。风头过后，小老婆们又陆续回来了。

蒋经国知道，过山虎难敌坐山豹，要消灭这种丑恶现象，光用政法手段是不行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耕者有其田，农民自种自收，摆脱了地主的剥削，就会一步步富裕起来，不再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

力行土地改革（2）

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在全区11个县扶植自耕农，即让农民由佃耕地主的田变成自己耕自己的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倡导多年的耕者有其田。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踢去地主，即采用革命手段，打倒地主，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二是税去地主，即规定地价，照价征税，涨价归公，用征收地价税的办法，使地主逐渐放弃所占田产，并帮农民购买土地；三是买去地主，即规定地价，由国家银行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土地，使佃耕农变成自耕自田的自耕农。

第一种，见效快而且很彻底，但会损伤国民党的根基；第二种，程序繁琐，周期太长，不适于解决当前紧迫的农村土地问题；第三种办法是中国土地改革协会的主张，先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用债券支付地价，收买地主土地，操作起来比较和缓，有可行性。1941年，最高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农民银行设立土地金融处，开办扶植自耕农、土地改良、土地收买等放款业务。

1941年冬，赣县的吉埠土改示范区首先开办，1942年到1943年又先后在南康县的横市、坪市、龙田、上犹县的广田乡、信丰县的游洲等处开办了5个示范区。示范区共有耕地10，820亩，一共扶植了自耕自田的农民991户，平均每户得土地10.92亩左右。示范区的效果说明这一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耕者有其田，使得生产积极性提高，地里产量大幅度增加，大部分农民一年左右就还清了银行的贷款，领到了土地所有权证书。除交公粮和田赋外，农民卸掉了向地主缴租的负担，使家庭生活得以改善。

蒋经国原计划全区每年扶植自耕农总面积42，500市亩，到1948年全区扶植自耕农总面积224，500亩，划定20市亩单位农场11，220个。除扶植自耕农外，还推行减租运动，促使地主自动放弃土地，再由地方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购赎土地。

可是，由于这种土地政策只是赎买政策，用赎买政策需要大笔赎地资金，资金有限，就不能在赣南全区普遍实行土地改革，6个示范区总土地面积不过1万多亩，扶植起来的自耕自田的农民不过991户。这种规模、这种进度，不知何年何月能解决整个赣南的土地问题！何况，小小的示范区，孤立无援，是经不起任何风暴冲击的。随着1944年他离开赣南，他的宏伟计划也就变成了向赣南民众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

这种和平土改办法，在赣南没有贯彻到底，后来在台湾却得到了普遍实行。大陆一位学者分析这种土改，“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支持了台湾工业化的起步，使台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西方国家花费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

西北之行（1）

1941年，抗战进入中期，中原战局，固然乏善可陈，国际形势也更加黯淡。令蒋介石尚感欣慰的，除了蒋经国在赣南主政3年取得的显著政绩外，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终于归服中央政府也是一个莫大的喜讯。

1942年4月底，正当蒋经国在部署全区扫盲运动并展开粮食丰产运动之际，重庆来电叫他赴渝参加张治中领导的西北宣慰团前往大西北各省宣慰、考察。

当时西北指的是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几个省区。其中，新疆与苏联接界，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情况非常复杂。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阴险狡诈，见风使舵，他原先依附苏联，高举六星红旗，成立“六星社”，公开倒向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眼看苏军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又在河西走廊置下重兵，盛世才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又摇身一变，口称反苏反共，开始像个民族英雄一样向重庆国民政府靠拢。蒋介石也想趁新疆局势动荡，解决那儿一切问题。因此，除调派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相机进入新疆外，还派出宣慰团，慰劳西北军民。

据名记者曹聚仁分析，蒋介石命蒋经国参加宣慰，除让他熟识西北人事外，还有让他去新疆收拾残局的意思，因为蒋经国留苏12年，熟悉俄语，熟知俄国政情民情，让他去收拾这个和苏联接界的新疆残局，确是合适人选。蒋经国本人，还曾向曹邀约，请这位复旦大学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像样的报纸。曹聚仁曾在赣南帮蒋经国办《正气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如果一切顺利，也许就能成为事实。足见蒋经国是已得到其父授意去主持新疆政局了。

蒋经国借此次机会，以宣慰为名，做实地考察，可取得第一手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以供决策参考，也为将来对付盛世才做准备。而且，蒋经国是元首的儿子，他作为特使到西北，给叛将以安抚，相当于给盛世才打了一针镇静剂。何况，新疆居地理要冲，如果控制住了新疆政局，一旦内战打起来，苏联就无法假道新疆给予延安援助。这是蒋介石一石数鸟的巧妙安排。

4月29日，蒋经国乘飞机从重庆到成都，在成都逗留一天，由于时间关系，他只参观了武侯祠、望江楼、华西坝等几个地方。他说：“看过诸葛墓庐后，我有很多感想。诸葛亮是我们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虽则他死后，亦不过留着一■黄土，但他的精神，他的著述，却永远留给我们后人，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效法！”蒋经国一向崇敬诸葛亮，他熟读诸葛亮的千古名著《前后出师表》，特别推崇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爱国精神。

他赞叹望江楼风景之美，看到华西坝清洁整齐的建筑和管理，对比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蒋经国难过，源于民族自尊心受了刺激。但是他也看到了成都的进步，他看到成都已没有过去的割据情形，而新生的力量，却在不断的成长，几千个强健的青年干部在军校里接受严格的训练，准备到前线去打击法西斯强盗。

西北之行（2）

次日，蒋经国从成都飞往宝鸡，到了宝鸡，就算开始踏进西北的大门。

宝鸡位于陕西省渭河平原西缘，距甘肃省东界不远，陇海铁路从这里起经西安市到江苏省的连云港。所以宝鸡不但是西北的交通中心，并且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区域。蒋经国此行还须约他弟弟蒋纬国同行，所以当天就坐火车东行，到西安时，正是午夜。纬国当时在装甲兵部队服役，驻地就在西安郊区。

次日，兄弟俩到临潼参观，临潼是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地方，自然引起他们的感慨、回顾、流连忘返。他们在西安还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如秦始皇陵、王宝钏的窑洞、唐僧塔、大雁塔等。

从西安向东行，他们到了潼关，潼关是陕西和河南的交界处，前对黄河，背靠高山，气势雄壮，蒋经国赞叹潼关说，它真是象征了中华民族雄伟的气魄。

此时日寇已占据黄河北岸的风陵渡，两岸距离不过几十丈远，双方活动，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前方军民的勤劳、勇敢、镇静、乐观的精神，蒋经国颇有感触，他写道：

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前线一定是很悲惨的，但是事实上却完全两样。潼关虽则被打光了，但是潼关军民依旧是欢乐的。离潼关5里的难民村，许多人都是住在窑洞里。我去的那天，正是清明节，许多妇女都穿了红衣服绿裤子，在外面走，对于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毫不理会，甚至许多人想吃肉的时候，反而希望敌人开大炮。据他们说，敌人的大炮是永远打不中的，但是他每开一次大炮，就会有许多碎弹片留下来，捡起碎弹片拿去卖钱，就可以买猪肉吃。

在潼关有一个军人俱乐部，叫做战地酒保，里面一切设备都很完善。酒保门上写着一副对联：“死字顶在头上，成功握在手中。”

在潼关下车以后，就坐汽车到XX地，汽车是绕过潼关后面相当远的一条交通沟行进的，因为原有的汽车路也是沿黄河走的。这条交通沟可以说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军事工程，这条交通沟有3人深，里面可以两车并行。这条沟是民力造成的，而且完成的时间只花5个星期。这很可以证明西北人民的勤劳勇敢！同时，我们知道，西北人民的感情比江南人诚恳朴实得多！！

由潼关到洛阳，他在洛阳呆了3天，去看了龙门石窟、白居易墓园和关帝陵等古迹。他在《伟大的西北》一文中写道：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几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西北之行（3）

从洛阳回到西安，两兄弟就组织了一支20辆卡车的车队，车里满载布匹和礼物，准备送给沿途要会见的少数民族头领。车队离开西安，沿西兰公路向西行进。除做宣慰工作、会见少数民族领袖外，他还沿路随时观察、考察，随时记录所见所闻所感，睹今思古，盛赞祖国的大好河山，倾吐他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

他写长武到平凉的公路，非常宽阔，说“这条路就是左宗棠造的，最阔的地方有50公尺，沿路都栽有很粗大的杨柳，从西安经兰州一直栽到新疆，路长3，000多公里，树也绵延3，000多公里，人行其间，只有感到伟大、伟大与伟大；左宗棠自己作了一首诗：‘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遍植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他一路观察地理风物，考察民情，收获极大。在华家岭一带，他了解到西北缺水的严重程度，那里问人家的财富，不是问有多少钱，而是问有几缸水，有钱人囤积居奇，冬天囤着水，到夏天高价出卖。他看到西北的小脚女人，终年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但她们还是要下田做工，上午由丈夫背去，傍晚由丈夫背回来。这些可悲悯的景象，使他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负有的使命与责任。

在兰州城外40里地的成吉思汗陵墓，他参加了公祭，还观看了陵墓后面的太白泉，相传李白曾在那儿吃过酒吟过诗，所以成了名胜古迹。

从兰州往西行，就进入河西走廊地带。这里比较著名的城市有武威、张掖和酒泉等。古称金张掖、银武威，盛赞两地的繁荣富庶，其实这时都已相当荒凉。

在肃州，蒋经国请了一次客，客人有蒙、回、藏、汉、哈萨克五个民族的代表共11人。大家谈到很多民族问题，蒋经国后来记下自己的心得，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

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民族问题复杂，其实是容易解决的。凭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举个例子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汉人店子里买东西，一样东西是2.4元、一样是1.2元，蒙古人算了半天算不出总数来，店主就说：“算了，你放下5元钱，买走好了。”蒙古人没办法只好给5元钱，白白的吃了1.4元钱的亏。再如买黑羊皮袍，在肃州一带一件只需200多元，但是商人贩到兰州却可卖到3，000元。这些事实看了令人气愤。我相信，边疆少数民族同胞是真诚、坦白、单纯的。我们将来要建设西北，只要能以总理的民族政策办事，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武装冲突，但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的人演戏，汉人的小孩来看戏而闹起来的。有一次是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杀一只鸡没有先拔掉鸡毛而闹起来的。我相信这些情况是不应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西北之行（4）

从肃州向西前进就到达雄壮的嘉峪关。嘉峪关是明朝长城最西的起点，中间是关口，左右各有一座高山，和长城相连，气势雄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嘉峪关再向西行第一站是玉门，他去看过玉门油矿，再过去是安西。安西最著名的是风，从年头刮到年尾，使居民痛苦不堪。他从安西去敦煌，参观了敦煌的千佛洞，对那儿收藏的国宝，十分赞叹惊奇，也痛恨过去保护不力，以致使许多国宝流失。

由于新疆局势还不明朗，所以他奉命返渝，在重庆做了汇报后，就回赣州。6月2日，在赣南大礼堂向到会干部畅谈西北之行，谈的题目就是《伟大的西北》。

这个报告长达2万余言，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路的见闻感受，最后号召有志青年回到伟大的民族故乡去，他说，西北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几千年来，无数次惊天动地的事业、伟大无比的工程，都在那里创造完成。祖先们无数的鲜血，都渗透在那边的土地里，使那块肥沃的土地上曾开过无数鲜艳的花朵，我们不应该忘记它、疏忽它。他说：“我从西北归来以后，深深地感到西北伟大。西北地大物博，的确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说安西到中苏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无限的热爱、无限的忠诚，用无限的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保卫它、来发扬它。我们要促进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

他确认了西北地理上的优越性，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中心，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更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通过实际考察，他还充满激情地向国民党中央列举出关于建设西北的4点具体措施：第一要解决水的问题。他认为，不解决水的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建设西北，而解决水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大量种植树木；第二要解决风的问题。他建议用人的力量去征服安西的风，把为害的风转化为对人类生活有益的风；第三要解决交通问题。他建议“中央”尽快完成西北的铁路网、公路网；第四是解决农业问题。要利用西北肥沃的土地，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

他在赣南已有所成，所以踌躇满志，愿意到西北殖边垦牧，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可惜蒋介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一计划遂告搁浅。盛世才继续在新疆称王称霸，蒋经国继续在赣南经营他的新政。

蒋经国后来还去过一次西北。那是1945年4月14日，他奉命由重庆直飞乌鲁木齐，就新疆境内俄族人煽动少数民族叛乱问题与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进行交涉，第一次办理“外交”工作。他回来后没有对外公开他的考察报告，蒋介石日记中有一段相关记载：“综合观察俄人的意图，伊犁叛乱须由政治解决；新疆经济，俄方急速想与我合作；俄方急于探求成立中俄互助协定。”这大概是参照蒋经国的考察报告所写的。

人去政息（1）

在早年的留苏岁月中，蒋经国的命运受着国共关系的重要影响，而今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一直备受国共关系的困扰。

他就职南昌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高峰期。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举行成立★大会，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主张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3月，他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副团长。团员中有很多中共党员和团员，和蒋经国的关系都很融洽。蒋经国还支持一些从上海、南京各地到南昌来的进步文化人士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为此不惜和省党部起冲突。

他支持进步人士的言行当然瞒不过党特人员，时间不长他就尝到了厉害。

1938年7月中上旬之间，蒋介石电召蒋经国火速去重庆，到月底才让他灰头土脸地回到南昌。原来，不知什么人，把他在江西的情况，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编了厚厚一册“情报”，送到蒋介石那里，说他包庇共产党，而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事情。这一次，他到重庆后，每天都有党国元老来教育他，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都来过。最后，陈立夫开门见山要他加入国民党，如不入党就不能回江西去。就这样，他在重庆加入了国民党。

到赣南后，蒋经国仍然处于党特人员的严密监控下。当时一般机关进门的照壁，不是画青天白日旗帜，就是写“礼义廉耻”四个大字，或者写一个“诚”字，蒋经国认为那样太腐旧，决定换一换门面。他找政工队中搞美术的俞亮设计，选用了画两手紧握的方案，不用文字标明，表示“精诚团结”之意。没想到，此事又被党特人员看成亲共的表现捅到重庆，等到重庆来电询问有无此事，蒋经国才不得不让俞亮仍旧改写成一个大大的“诚”字。

中共江西省委也密切注意着蒋经国的行动，还调动了一批青年上赣南，任务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地方市场发生严重混乱时，中共地下党人雷宁还支持他采取秘书徐季元的建议，开办交易公店，由专署掌握物资，慢慢稳定市场。

1940年国共关系恶化，赣州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特务制造了大逮捕事件，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如在专署工作的雷宁（薛汕），在三青团工作的汤光■、承熙、王重实等都先后被捕。专署的四大秘书经他力保，才得安然无事。他对那些被捕的人深表同情，雷宁的老父和妻子去找他要人，他亲自接见并抚慰，共产党员葛洛也差点被捕，经他力保才脱身，后来他还送给葛洛一笔旅费，让他安全地离开了江西。

赣南的问题盘根错节，阻力重重，非常复杂，除了与地方恶势力做明里暗里的斗争，蒋经国还要应付他那位被讥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父亲的种种质疑和斥责。这期间，给他力量、令他备受鼓舞和感奋的还是那些纯朴的民众。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赣南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他们听到蒋经国宽容高亢的言论，看到他铁面无私的作风，一扫国民党官场那些陈腐推诿的气息，非常符合他们心目中那种正统的清官观念，很快就把他目为现代“包龙图”，称他“蒋青天”。

人去政息（2）

曹聚仁在几篇通讯中，称他为中国的“政治新人”。

《大公报》也对他做了报道，有凭有据地称道了赣南的变化：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18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毒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已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治花柳病的诊所已改建成为有相当规模的医院。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化，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外国新闻记者对赣南的一切，也十分关注。美国的《科立尔》杂志于1943年7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11月5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

蒋经国是个理想色彩浓重的人。他于1940年初提出的建设新赣南的“五有”政治目标，实际就是历代以来的古圣先贤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如同《礼记》中描写的那种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倘若蒋经国的“五有”目标能够达到，会是什么样子呢？1942年7月4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尽情发挥他的想像力，对未来的赣南作了以下的憧憬：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用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不用设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可看到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原先那个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容纳2万人。大礼堂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屏幕上，正在放映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了电气化的世界。

按照他的想法，从三年计划做起，朝着“五有”目标走去，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他把他的“五有”目标，在赣南城乡一切公共场所用大字书写，他把他的新赣南之梦写成生动的文章传向全国；使赣南人民家喻户晓，也使全国有识之士，尤其是青年，欢欣鼓舞。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之星，甚至有人说：“抗战时期，中国有两个半天下：重庆是一个，延安是一个，赣南可算半个。”

人去政息（3）

的确，蒋经国在短短几年的专员任内，政绩可谓骄人，连熊式辉这个主席都相形失色。然而，蒋经国的一切努力，也都只能在这个大环境下去做，这个环境不但有其客观现实的限制，还有一些国民党内人为施加的阻力。如果不是凭着“太子”身份这把无形的尚方宝剑，蒋经国绝对寸步难行。在赣南，他的全身心投入，往往动辄得咎，甚至被反弹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何况，经过七八年抗战，民穷财尽，上下交困，国民党政权已十分腐朽，局部改良，确实已无济于事。蒋经国实际上所做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这说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赣南新政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或者说，人治的性质较强，法治的性质较弱。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人治就难免不受“人存政举，人离政息”这个规律的支配。

本来，赣南在蒋经国的政治生涯中，也不过是块跳板，是段楼梯，当蒋经国做完了三年计划（1941～1943年），要在1944年开始五年计划，紧锣密鼓，似乎要把新赣南建设进行到底时，重庆的蒋介石已准备让他从跳板回到自己船上，从楼梯爬到中央高层。蒋介石的高明之处，不是一般的升迁、交接，而是有个较长的过渡时间，不动声色地让爱子从赣南抽身，向重庆跻升。

1943年3月31日，蒋经国参加三青团第一次代表会，被任命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不久又兼任三青团组训处长。一年中4次往返于赣州——重庆。

1944年3月，辞去所兼赣县县长一职。

1944年9月，带领一批新赣南干部去重庆，主持中央干校开学。专员公署因而更换大批人员。

就这样，他身兼中央、地方二职，重点由兼顾重庆工作，转移为兼顾赣南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五年计划，似乎只是个幌子。蒋经国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不想一走了之，他想竭尽全力让他的“赣南新政”善始善终。虽则他的鸿鹄之志，本来不拘限在这块偏僻落后的山区，但此地确是他的政治发祥地，即便离开，他也要通过各种方式把这里保全为一块试验田。然而，战事的演变，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欧洲战局的急转直下，轴心国败局已定，日寇要打通自北而南的交通线，其中之一就是打开粤赣通道。赣南自古就是入粤要路，自然首当其冲。湖南东部的侵略军进入赣西莲花、永新，直指遂川，赣州告急。此时蒋经国正在重庆办青年军政工班，接到专署急电后，于1945年1月11日飞回赣州。

此时赣州已在迁移机关，疏散人口，人心惶惶，到处都弥漫着一片慌乱的气氛。为了安定人心，当晚蒋经国就在新赣南大礼堂的集会上露面，表明他已回来。在赣州外围，国民党的驻军并不算少，有3个战区的1个军2个师，即三战区顾祝同部下的第25军，军长刘多荃兼赣州城防司令，另有九战区第60师，七战区的160师，如果真能打仗，是可以阻挡敌人前进的。

人去政息（4）

蒋经国凭着这些兵力，于18日举行茶会，招待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表示要与赣州共存亡，如果赣州失守，他要带着大家上山打游击。于是，专署和县府的工作人员都武装起来，一律穿上了灰棉军装，徽号上两个字“正气”，每天早起操练。各保均奉命召开保民大会，宣传蒋专员已回赣州，决心和父老兄弟一道保卫新赣南。同时，疏散也在积极进行，蒋方良带着两个小孩去了重庆。

1月29日，日本侵略军27师团长驱直捣遂川县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国民党军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而遂川离赣州只有90公里。正在这时，蒋介石又发来急电：“青年军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均待积极进行，为免贻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着即回渝勿误。”电报到达不久，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在黄金机场降落。

大敌当前，自己溜走，实在有损形象，也难向赣南人民交代，蒋经国犹豫不决，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主要干部都劝他以大局为重，遵照总裁的安排，马上乘机飞走。为了避免敌机袭击，飞机得在夜间航行，蒋经国看看天色还早，怀着复杂的心情回了花园塘住宅一趟。他在客厅停下，端详墙上镶着的蒋介石亲笔题字“寓理帅气”的镜框。这是他上任专员一年以后去重庆时，蒋介石认为他作风过于锋芒毕露，特地训示“山锐则不高，水轻则不深”的道理，题这四字要他藏锋。他面对镜框站了一会，动手把它们取下，取出照片和题字，小心放进皮包中。

走出屋外，见自己亲手种植的白兰和柚树，青翠挺秀一如往日，他心情酸涩，复杂难言。他是不会再回赣南任上的了，现在不与赣州共存亡，以后当然也不会回来收拾残局。

他缓步登上屋后城墙，望望赣州城，昔日万家灯火，此时冷寂如一座死城。城外章江依然长流不息，一阵西北风吹来，传来呜咽之声，也分辨不出是山水悲号，还是木船上难民的啜泣。转过身来，面对着苍茫孤立的田螺岭，斑驳失色的郁孤台，他忍不住喟然长叹。当初满怀雄心走马上任，5年艰辛，竟要一朝付之东流。军队无力阻挡敌军，他也无法挽救新赣南的败局。过去对赣南民众实在许诺过多，轻诺则寡信，足以说明自己在政治上还不够老练成熟。他此时的心情，近乎郁孤台上的对联：“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

离开赣南后，蒋经国曾经在一封写给同仁的长信中反思了他在赣南的工作：

我以前读过许多关于王阳明先生治理贵州的文字，其中有许多是在修文县的阳明洞写的。这一次能有机会游览阳明洞，自然感到格外的愉快和兴奋。我在赣州的时候，曾将阳明先生治理赣南的事迹及其文选，时时向学生和干部们详细讲解；后来在赣州城内，建造了阳明堂，又在赣城之北，建筑了仰德堂，设置阳明奖学金，奖励清寒优秀青年入学，为的是要大家不但不要忘记阳明先生的功绩，而且要向阳明先生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依照阳明先生的精神和意志去管理众人之事。的确，我在治理赣南期间曾经想一心一意地来学习阳明先生的精神，并使其理想能在新的环境中实施，但是回忆赣南6年来的工作，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达成自己的愿望和实现阳明先生的理想。这并不是因为时代不同，时局艰难，或者任务繁重而不能达到目的，实在是自己没有学问和经验使然。现在一般人以为当县长是一件容易事，这是绝对的错误。当县长确实有意义，但是好县长实在不容易当。当县长的人应当像花匠种花一样地耐心来爱护人民，培植人民。

人去政息（5）

阳明先生的精神：第一在于“诚”，第二在于“知行合一”。所谓“诚”就是要有纯洁的清白的和恳切的念头。一个人到了走不动路的时候，还可勉强走上几步，但是“诚意”则决难勉强。“诚意”是一种自然的表现，这种力量是在深湛的学问中、苦难的经验中，和血泪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阳明先生的伟大，是自然的伟大，亦就是“诚”的伟大。

其次，阳明先生的做事精神就是在于“知行合一”。所谓力行，就是一种创造力。人类历史的进化，就在于不断的创造。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知而不行，是空谈理论；行而不求知，是盲目乱动。理论只有与行动配合起来，才能产生力量。行动亦只有受理论的指导，才不会走入迷途。

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这就是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而走出了政治的正轨。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地方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今后我更将继续研究阳明先生的学说，学习阳明先生的精神，以完成我自己的使命。

他对自己的工作能作出这样的反省和检讨，可算得上是真诚的，诚则明理，他说自己取得的经验是以人民受苦为代价的，尤为难能可贵！

总结当年蒋经国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庞杂而矛盾的混合体。他儿时受的是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在苏联12年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薰陶，但他崇拜的是托洛茨基；回国后蒋介石对他进行再教育，灌输的是王阳明、曾国藩的思想；参加国民党后，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三民主义；而在他的言论中，又常常引用张载、诸葛武侯、曹操、黄石公以及拿破仑的话。这些古今中外的思想，对立统一在蒋经国的脑子里，兼容并蓄，取其所需，组合成他有自己特色的思想。

他曾引用《礼记·中庸》的话：“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现在，事实正应了这句话。他苦心经营的新赣南建设，他的五年计划，随着他的离去而名存实亡。没有一个人能继承，没有一个人能挽救残局。

至今，赣南的岁月所遗留下来的，除了流传于民间的那些关于“蒋青天”的传说以及一些建筑的旧迹，还有近年才得以解禁的专员蒋经国和专署女文书章亚若的那一段生死绝恋。

风云际会（1）

“宁作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抗日的战火使南昌女子章亚若带着家人逃难到了赣州。在赣州，她找到了新的天地、新的自我，但她无法预料，在这章水贡水的合流之处，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恋情正在等待着她。1939年春夏之交，26岁的章亚若到专署求职，被录用为公职人员，正式进入蒋经国的世界。她活跃在他的世界里，也活跃在他的理想里。

赤珠岭青干班受训，陪同出巡的专员踏遍赣南山区，桂林产下双生子后，身死非命。一缕苦魂，竟成无解之谜；铁血柔情，徒留怅恨而已。作为芳草王孙这一传统戏剧的现代版，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最终成为政治权势的牺牲品。

风云际会

《圣经》上说，爱比大水大火还要强烈。在蒋经国的世界里，有方良温馨如大地一般宽厚朴素的爱，也有过一段如同大水大火一般汹涌热烈的爱。

他从15岁起，就开始了异国生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那两年里，生活紧张而单调，加上年纪还小，和冯弗能的那一段短暂的罗曼史，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种极为单纯青涩的少年情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苏联的处境渐渐从高峰跌落，先是去了列宁格勒的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又被下放到狄拿马电气工厂当学徒工，到石可夫集体农庄当农民，更艰苦的是去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当矿工。直到被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安排了干部职务，以后又提升为厂长，处境大大改善，他才有条件也具备了足够理性成熟的心态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时年已25岁的蒋经国，和芬娜的相识相爱，是他继狂热的社会理想破灭后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慰藉。自从和芬娜结为异族伉俪，他对妻子一直是真诚的。回国后，溪口的闭门读书，南昌——抚州——赣州的紧张而不安定的工作和历练，都使他保持着严肃的生活作风。直到章亚若出现。

章亚若，1913年春生于南昌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章贡涛16岁就在前清最后一次科考中中了秀才。1898年因清政府废科举兴洋学，章贡涛应聘到南昌珠市街小学堂当了教师，数年后升为校长，后调江西省教育司任职。因清末推行新政需要人才，章贡涛便负芨京都在北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15年毕业，由北京市政府选为秘书。半年后，因牵挂南昌一家老小，他便请辞回省，仍到江西教育司任职。1921年奉派为遂川县县长，后去萍乡任赣西税务司司长，到1926年回南昌右营街大宅院，开始挂牌做职业律师，不久就声名鹊起。

风云际会（2）

章贡涛古文修养很深，精通诗词文章和书法，且敏锐善辩，他服务于教育界多年，很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亲自为子女们启蒙，悉心教育孩子们，使他们从小就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国文底子都很扎实。多年的律师生涯，使他养成了嫉恶如仇扶善抑暴的性格，对孩子们也有很深的影响。

章亚若原名章懋李，家中有姐弟7人，大姐懋兰，二姐懋桃，大弟懋萱（后改名浩若），四妹懋梅（后改名亚梅），五妹幽兰，幺弟懋蓿（后改名瀚若），她排行老三。当地有个旧俗，平民和农户常从城里门庭看好的“上等人家”要来幼小千金做养女或童养媳，期待她们能为自家带来富贵福分和紫气。章家的老四懋梅和老五幽兰就这样被人要走了，懋梅后来因为养父病故，才又回到了生父母家。

姐弟7人中，父亲最宠爱的是懋李，因为她是几个子女中资质最好的一个。她反应极快，从三四岁时起，对诗词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比其他孩子强。五六岁时，就常常不拿书本，领着弟弟妹妹们吟诵诗词。父亲不仅在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化修养方面为孩子们打下良好的基础，还特别注重保护和引导孩子们的个性和爱好，既注意开发他们的智力，又注意培养他们的情操。有一个时期，章贡涛特别喜欢看戏，每次去戏园子都带着懋李和懋萱，他选看的大多是宣传爱国精神或惩恶扬善的剧目，如《杨门女将》《玉堂春》《女起解》等。所以姐弟俩在少年时就学会了许多京剧段子。抗战时期，赣州专署开文娱晚会，章亚若一出《女起解》举座轰动，就是从这时打下的基础。

懋李9岁时，有一次，父亲为了试试懋李的才华，要求她半小时内做短诗一首，诗中要嵌进父母自己和弟弟懋萱的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孩子们听了，都咋舌称难，谁知懋李只走了七步就作成一诗，还把其余姐弟妹的名字都嵌一个字进去了：

贡门锦院靠赣江，梅兰桃李吐幽香。

萱红蓿紫惹人爱，阖家年年谱新章。

章贡涛大喜过望，当场把自己用的一枝金笔奖给了懋李。

懋李长到十二三岁，便能主持全家的家务和日常开支，烹饪、女红样样精通，还成了姐弟乃至母亲某方面的主心骨，显示了超群的天资和才干。小学毕业后，懋李入了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葆灵女中，她在多次文娱比赛中都为学校争得了荣誉，被誉为校花。

可惜在初三毕业后，由于旧俗逼迫，15岁的懋李听从了父母之言，嫁给了一位唐家表哥唐英刚，不久就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早婚早育，不仅斩断了她的前途，而且终于导致了她人生路上的第一场悲剧。

风云际会（3）

当时，二姐懋桃已经嫁给了二姑妈章金秀家的二表哥陶瑛，这位唐家表哥既是懋桃夫家的妹夫唐济宗的堂哥，又是章金秀女婿的叔伯哥哥。虽然和懋李青梅竹马，相当于亲上作亲，但是他二人性格截然不同。婚后，他们过了几年美满的生活，然而懋李那被中断了求学之路、失去现代文明栽培的心灵创伤始终没有得到抚慰。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所遵循的旧式轨道，使她备受压抑。当得知葆灵女中的同学们有的已在美国深造，有的已走上工作岗位，正在实现女子独立贡献才智于社会的自我价值，懋李的心中，又开始隐隐作痛。她犹豫很久，向丈夫提出要出去找份差事。可是当时在监狱当差的唐英刚从内到外都是一个传统守旧的书生，他不能忍受妻子在外边抛头露面，怕听到人们的闲言，坚决不同意。后来，善良的婆婆支持懋李，终于做通了英刚的工作。在父亲章贡涛的指引和鼓励下，懋李参加了江西省高等法院的招聘考试，被录用为一名文书。为了迎接新的未来，懋李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若，她决心像个男子一样，把才智服务于社会，实现新的人生价值。弟弟妹妹们也纷纷效仿，懋萱改为浩若，懋蓿改为瀚若，懋梅改为亚梅。

亚若在法院里上班没有多久，就被一位色胆包天的刘副院长纠缠上了，街头上的流言蜚语迅速传开，唐英刚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亚若一边想方设法和他周旋，一边考虑寻找机会离开高等法院。唐英刚个性内向而固执，他知道后，和妻子闹起了别扭，亚若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唐英刚郁郁难安，身体日渐羸弱。一次在送来访的朋友渡船过江时，不慎落水，引起急性肺炎，因为延误了时间，加上病人体质太弱，终于不治而亡。

亚若悔恨交加。她后悔在丈夫对她生疑甚至伤害她的自尊和人格时，没有更耐心一些帮助他、照料他、温暖他。她发誓要为丈夫守节寡居至少3年，要把儿子大衍、细衍抚养成人，为婆母养老送终。

后来，对唐英刚的亡故，又有很多无聊的传言，人们说他是为了惩罚妻子在外面伤风败俗而吞金自尽的，有人说他是因为内心痛苦吸食了太多鸦片烟而中毒身亡。1989年夏季，章亚若的长子唐远波在接受台湾来的客人采访时说，这些绝对是无稽的传说，他认为，个性迥异的父母是旧式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丈夫亡故后的七七做完以后，亚若从悲痛悔恨中重新扬起头来，昂首阔步地迎向新的人生旅途。她要向旧观念旧传统以及那些欺负寡妇的人应战，她继续到法院上班，继续聪明地回避那些纠缠她的人或婉拒那些追求她的人。她仍然神采飞扬地走在大街上，有时还带着孩子们和婆母一起出门游玩。观看演出。逛商店。下馆子，不卑不亢，坚强自尊。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的南昌，面临日寇铁蹄随时入侵的威胁，抗日宣传和后援工作都非常活跃，涌现了很多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驻在心远中学的“江西青年服务团”。当地驻军也不例外，当时在南昌新组建不久的预备第6师也招募男女青年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江西高等法院做文书的章亚若为了摆脱那个法官副院长的纠缠，受江西青年服务团抗日宣传的影响，便从法院辞职，报考了身穿军服、领尉官军阶的预6师宣传队。没想到又遭到了师长郭礼伯的纠缠。有一天排练时，她正在小乐队伴奏下演唱《投军别窑》中王宝钏的段子，郭礼伯带着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的蒋经国来到排练场观看，这是蒋章初次邂逅。

风云际会（4）

日军节节进逼，1938年7月26日，九江失守，日军就要向南昌进发。章贡涛征求了家人意见，计划让亚若带领全家和二姐章金秀家结伴往南逃难，自己到庐山养病兼办学。1939年3月27日，南昌沦落敌手，其时，亚若早已带领全家到了赣州。他们先在赣州西门外安了家，由于日军轰炸，又搬到了大新开路17号定居。

亚若在南昌时，就听到过许多蒋经国在省城惩恶扬善扶助弱小的故事。现在，他在赣南已经连烧了三把火，专署显出了一番新气象，深深吸引了众多愿意为国效劳的热血青年。蜗居在家的章亚若，也想去“除暴安良”、“抗日救亡”的专署找一份差事做。正好，弟弟浩若的妻兄吴骥是江西保安副司令，他在一次来章家探望胞妹时说，专署正在招聘几名文书，但要大专学历，亚若文笔很好，他可以推荐一下。亚若思索了两天，向专署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求职信，要求报名参加招聘考试。她知道自己的初中学历是不够条件的，而且从平津沪宁杭一带流亡来的爱国青年很多，可谓强手如林，但是她决心试一下。

专署的主任秘书徐君虎收到了亚若的信，见她学历太低，本来不拟考虑，谁料章亚若自己来到了专署，当面自荐。她身着紧身入时的碎花旗袍，头发是烫过的，化了妆，鬓上还别了一朵专为怀念丈夫英刚的白玉花。一身富家小姐的打扮，让徐君虎大皱眉头。但是她清秀的眉目、机敏从容的谈吐、不卑不亢的温婉态度，给徐君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外出收抚土匪的蒋经国一回到专署，就收到了徐君虎转呈的亚若的求职信。

正可谓哀兵必胜，蒋经国看过信，对亚若的经历深表同情。经过考试，亚若被录用为专署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

命运的新转机带给亚若新的快乐和勇气，她满怀热情，每天都把图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还用漂亮的毛笔字写了很多革命标语贴在墙上。有一次，蒋经国来图书室借书，再次见到了亚若。她的朴素打扮和出水芙蓉般的清秀面容，都似曾相识，只是他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面了。不过，他倒是想起了那封求职信，也从此记住了她的名字。

后来，在专署举办的机关俱乐部的一次晚会上，章亚若又报名演出了京剧《投军别窑》，观众席上的蒋经国终于把那个记忆中的“王宝钏”跟眼前的章亚若重叠了起来。他又惊又喜，不等晚会结束，就上台后去找章亚若。他兴奋地和章亚若谈起那次南昌邂逅，鼓励她将这出戏演遍全赣南，演到韶关去，演到前方去，激励民众主动投军到抗日的前线。过了几天，他干脆把章亚若从图书资料室调到了专署的抗敌动员委员会做文书，让她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

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工作，由蒋经国的大秘书、留苏老同学周百皆负责兼职主持。下设督导股、宣传股、总务等机构，中共地下党人雷宁任督导股长，葛洛任宣传股长。这些思想先进、觉悟很高的人和亚若在一起共事，对她思想的进步、政治见解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赤珠岭青干班于1939年11月初开始招生时，章亚若不在赣州，回来在街上遇见少年时在南昌葆灵女中的同学、义姐桂昌德，才知道青干班已经开课近两周了。但是她不是三青团员，学历又低，想去，条件不够。在周百皆秘书的指引下，她直接去赤珠岭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便将她编进了班里。

蒋章定情（1）

青干班的学员都穿一色的灰棉布军服，打绑腿，佩徽号，过军事化生活。天不亮吹军号起床，蒋经国跟学员一样穿草鞋上操，一起跑步、爬山，还带着学员修路、平整操场，亲自动手在大门入口处，竖起一幅党的总裁、三青团团长蒋介石的巨幅画像。每天早晨升旗，都要向团长敬礼。

蒋经国响亮地提出，要倡导一种赤珠岭精神，即：绝对服从团长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朝气蓬勃的精神，开天辟地的精神，继往开来的精神。并宣布：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的摔跤场。

蒋经国有非常健壮的体格，12年的留苏生活使他锻炼出了一副结实矫健的身手。他在士兵当中、青年当中最活跃，也最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似乎全力在与青年结交，分享他们的天真质朴、青春活泼，也借此来焕发自己的勃勃生机和丰富感情。在他混在军队和青年中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他开朗、快乐，乃至有点忘我的样子，在其他场台中，就较难发现那种情景了。

他口才很好，是个极富煽动力和感染力的演说家，虽然从学术性的观点来衡量，他演说的内容也许不够丰富与深湛，但是由于他在声调与措辞中渗透着浓重的感情，即便还带有乡音，仍能操纵听众的喜怒哀乐。

青干班的训练内容很充实，有政治训练、业务训练、军事训练，有时也请社会名流来演讲。蒋经国也常常独出心裁，以各种即兴的方式来整顿队伍、统一思想。

一天深夜，学员们尚在睡梦之中，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音，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摸黑穿衣起床，赶到操场时，蒋经国已整装站在那里，而学员们衣衫不齐，许多人都来不及打绑腿。蒋经国也不说明原因，便整队跑步，沿着乡村野路跑到江边的沙滩上，江面浓雾蒙蒙，一片模糊。

队伍停下了，一溜排着，面向江水。这是个冬夜，学员们冷得直打寒颤。蒋经国站在队列中间，开口问道：“同学们，请告诉我，你们现在看到了什么？”

寒星闪烁，江面迷蒙，对岸山影融在一片夜色中。学员们睁大眼睛，搜寻前面一切可分辨的景物。他们有的说看见了浓雾，引起一阵哄笑，有的说看见了河水和水上的木船，有的说看到了远处的白塔……蒋经国一声不吭。

有一个学员忽然大声说道：“我看到了被日寇蹂躏的山河，我看到了苦难中的4万万同胞！”

“答得好！你叫什么名字？”蒋经国很快作出反应。

“报告班主任，我叫王升。”学员“嚓”地来了个立正，响亮地答道。

蒋章定情（2）

蒋经国于是用他充满情感的声调开始了演讲：“王升同志说得好，我们虽然在大后方，应当看到日本侵略者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还有不少人在醉生梦死，还有很多土豪劣绅在为非作歹，贪官污吏在贪赃枉法。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时代，我们应该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发挥冒险、奋斗、创造的精神，打破一切难关，实现我们的政治理想。”

他的略带沙哑的大嗓门在万籁俱寂的荒野，显得特别浑厚，那富有激情的声音，深深感染着学员。停顿了一会，他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大家接下去说，看到了什么？”

一个清晰、明亮的女声回答：“我看到了新赣南的曙光！”

这是章亚若的声音！

“好！答得好！”蒋经国兴奋地叫起来。

在150余名学员中，有40余名女学员，章亚若是最活跃的一个。她外形富有女性美，性格却有点男子的英气，待人接物，落落大方，风流洒脱，举止优雅，言谈笑容，甜美真诚。

蒋经国当时兼任青干班的主任，创办伊始，他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大祠堂的楼阁里。由于蒋经国兼职太多，需要在男女学员中选两名兼职助手，众人便把学历虽低但能力全面的章亚若推举为兼职助手之一。

这一天是假日，学员们都进城逛街去了，蒋经国在楼上忙着准备下周一的讲稿，不知不觉，到了中午12点。章亚若蹑手蹑脚地走来，招呼他该吃中饭了，然后就下楼端上来两盘菜。一盘是“万绿丛中金花怒放”的韭菜炒蛋，因色香味俱佳，曾被人美其名曰“亚若蛋”；一盘是“万紫千红铺金散玉”的赣南名菜“红椒八角烧狗肉”。亚若放下菜肴，又从上衣的大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

“酒！你买了酒，做了菜？”蒋经国惊喜万分。

“是有人委托我做的，钱也是别人出的，她要我保密，所以您只管吃不要问是谁。”亚若盈盈笑道。

那时，蒋经国在赣南就任专员后大张旗鼓地烧了几把火，声名大噪，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其中也不乏由崇拜发展到钟情爱慕者。很多年轻女子还勇敢地写来求爱信，但是这些人总勾不起他的情愫。现在亚若一说，他也能约摸猜出是哪个痴心女子，只好一笑了之。

佳肴美酒，大快朵颐，祖国女子的贤惠温柔，令他陶醉。一种从未有过但决不陌生的感觉渐渐从心底涌起，弥漫了他整个身心。和亚若相识相处的种种，一一闪现在眼前，而眼前这笑靥如花、纯真明朗的女子，是这样真实亲切。她有时看起来是那样恬静、安详，甚至还有点儿纤弱，然而，她处事冷静，反应敏捷，那充满敏慧光彩的双眸，那时而流露的孤傲神情，可谓美人香草，清气逼人。

蒋章定情（3）

与其说是亚若的妩媚外貌征服了他，不如说是她的精神和性格吸引了他。他在青干班一直提倡一种可以与黄埔军校媲美的赤珠岭精神，也即“爱、美、力、笑”精神。爱就是博爱、广慈、爱国、爱百姓、爱人生、爱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美就是理想、希望、美丽的人生、心明、性静；力就是力量、信心、毅力和意志；笑就是乐观、朝气、生机勃勃。而章亚若的精神和性格，正是这种新精神的生动形象的体现。

蒋经国突然感觉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眼前这个女子，无论在知性、教养和气质上，都是远远胜过自己的，他感到自惭形秽，似乎缺少人的生命中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一种揪心的饥饿和焦渴越来越清晰……

就在这一天中午，蒋经国向亚若初次表白了心意。他告诉她，自己去国离乡12年，回国两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他心动的祖国女子；如果她能接受他的爱，他会带她去溪口见自己的母亲，因为传统的母亲一直有美中不足的遗憾，希望还能有个中国儿媳；他的爱是真诚的，他不像别人那样三妻四妾只是逢场作戏，他这一生，只要方良和亚若！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历了完整爱情的所有自然阶段，那他就很难再次产生爱情。如果产生新的爱情，往往说明以前的情欲没有得到满足。蒋经国与俄罗斯姑娘芬娜的结合，尽管出乎真情，毕竟有着文化、种族的隔阂，而亚若所给予他的却是那种由形态、情操、灵智和思想组成的美，这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更高层次上的一种需要。正如蒋经国自己所说的那样：她是我生命的维生素。

自唐英刚去世后，章亚若一人在这乱世中与命运周旋，备受逼迫和困扰，她何尝不渴望真诚的爱情，尤其是这样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满怀理想与抱负的血性男子的爱情！但是，想到尸骨未寒的英刚，想到两个年幼的儿子，想到含辛茹苦的唐家婆婆，想到善良单纯的方良女士以及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与特殊使命，她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她当即以自己已有心上人为由，冷静地婉拒了蒋经国的爱。

1939年12月12日，溪口来电，蒋经国母亲毛福梅遭日军轰炸下落不明。蒋经国星夜兼程赶到溪口，才知母亲已不幸罹难。蒋经国在溪口守灵过了“三七”才回到赣州。他在专署的小礼堂里，为母亲专设了灵堂，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就到母亲灵位前默坐，以寄托哀思。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和专署有关人员，还在江西青年招待所礼堂内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就在这次追悼会上，蒋经国意外地从吴骥副司令口中，得知了亚若的不幸经历和真实状况，他心中那备受压抑的感情，又重新涌起。他找到亚若，和她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两个人的心灵，一点一点接近。

1940年3月，亚若青干班毕业后，蒋经国将她安排到了专署秘书室做了一名助理秘书。蒋经国常在夜晚出去抓赌徒烟犯或因公去各县巡视，除了带着随身的四大秘书之外，有时也带亚若同去。在更频繁的接触中，他对亚若的才干见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时候，郭礼伯得知亚若在专署如此受倚重，无可奈何，也不敢再来纠缠她了。

蒋章定情（4）

亚若不仅多才多艺，在政治上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是蒋经国个性非常强，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很难被说服。

1940年3月底4月上旬，赣州发生了大逮捕事件，亚若一向敬重也很受蒋经国赏识的雷宁、葛洛、汤光■等人都在熊式辉的指示下被指名抓走了，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也被处处排挤。章亚若气愤填膺，谏言蒋经国去救他们。可是此时的蒋经国，已经处处掣肘。赣南的地头蛇、土皇帝们罗织了厚厚的“情报”，给蒋经国戴上一顶亲共、容共、庇共的大帽子，上报到重庆蒋介石那里，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他把蒋经国召到重庆去，狠狠训斥了一番，要他一定要依照“中统”江西站的意见抓人，按熊式辉的意见抓人，还告诫他一个人不能睡两张床，即不能在国共两党之间骑墙。蒋经国灰头土脸地回来，经亚若的责问和激将，反而坚定了他保住新赣南事业的决心。

为了取信于民，他不理会熊式辉的命令，枪毙了5个鸦片烟犯，还处死了贪污的仇货检查队队长任锡章，以儆效尤。亚若则认为他的处罚确实过重了，她在事前都有过合情入理的劝阻，但蒋经国一意孤行，令她无可奈何，渐渐与他疏远。

蒋经国为了剖明自己要同各党派、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团结抗日、建设新赣南的心迹，赢得同志们和亚若的谅解，决定从自己的留苏日记中挑选出几篇来发表。这个任务他交给了亚若，表示了一种要与她和解的心意。

下班以后，亚若抱着两大本日记回家看，不料才看了几篇就被吸引住了。蒋经国的经历，比传说中的具体生动得多，而且其中始终贯彻着一种不屈不挠的追求，一种坚韧的奋斗精神。她时而激动，时而兴奋，时而感叹，时而流泪。一直看到深夜，才熄灯睡下。至此，她对蒋经国的心志，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个铁血男儿的良苦用心和满腔真情。

一个周末，方良带孩子们到重庆去探望爷爷奶奶了，蒋经国想放松一下，便来到群乐戏院看戏。谁知戏院门口聚了一群伤兵，嚷着要看戏，手里却没有票。不让进，就动手打。在混乱中，蒋经国也受了轻伤，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局面稳定下来。他和伤兵们约定，每个礼拜六由戏院公演日场，优待荣誉军人，平时则不准无票闯戏院。他还安排亚若当天晚上就此事起草一个布告，好张贴到各娱乐场所和各伤兵医院。

这天晚上，由于亚若加班到很晚，便留在专署大院里爱伦的房间里睡下了。半夜里，蒋经国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亚若被他因禁烟得罪的人枪杀了。在睡梦中，他忽然大声惊叫起亚若的名字，外间的亚若吓得赶紧穿衣出来。这一晚，这一对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终于突破了世俗顾忌，彼此将真情交付给了对方。

荧荧灯光下，他们商定了一个情名，因为二人都是被抗日风云卷到赣州来的，都是要以自己的才干、智慧和热血，为新赣南奋斗到底的，于是，蒋经国便叫慧风，章亚若便叫慧云。以后，他们鱼雁往来，便以“慧风”、“慧云”相互称呼。

赣州惜别（1）

蒋经国在专员任上，不但经常四处出巡，而且常常到部属家中走访。自与亚若定情后，他便借走访下属之名，更频繁地到亚若家中来。有时为了掩饰，他还会带其他下属一起来访。他每次来，总是先和亚若母亲周锦华说几句家常话，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些糖果玩具塞给亚若的两个侄儿修纯和修维，然后才到亚若的房间里。

亚若的母亲周锦华，非常怜爱婚姻不幸的三女，因为亚若屡屡遭到居心叵测的上司的骚扰，她起初对这个总是面带笑容的蒋专员也满怀戒心。她屡次提醒女儿要防范，亚若总是宽慰母亲说，蒋专员绝不是那样的人。

她每次都在心底里盼着，蒋经国能够从重庆那边带来老先生首肯他们定情的信息以及方良女士容纳谅解的话语。然而，蒋经国每次从重庆回来，都是说前方战事如何吃紧，战争如何惨烈，国际国内形势如何让他父亲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以至于他不便或没有找到好时机报告自己的私事。他安慰亚若，让她先去和方良搞好关系，教她学唱京剧，方良善良纯朴，一定能和她成为好朋友。他还带给亚若一床丝织锦缎，银灰色的被面上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他告诉亚若，这是他母亲生前最珍爱的物品，他要送给他的慧云，希望情爱永存，一生相伴。

蒋经国走后，亚若便把被面拿给母亲看，母亲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定了情。她不由在心底叹道：“这都是命啊！”从此，她便在房中供了一尊观世音的瓷像，每天都在像前烧三炷香，祈求菩萨保佑她可怜的女儿，能够一生平安。

亚若本来就与方良相识，在方良去重庆探望公婆时，还曾代为照顾两个孩子，因此交往起来是很自然友好的。她教方良学习中国的诗词古文，教方良演唱京剧。方良最爱学的是《女起解》中苏三的唱段。她的发音很怪，经常惹人发笑，孩子们也在一边连连起哄。蒋经国看到妻子和情人以及孩子们快乐的样子，心中常常恨不能令时光停止在这个完美瞬间。

他在母亲去世、雷宁等人被抓走、留苏的几位同学被清出决策核心以后，甚感孤独和落寞。为了消除父亲对他“睡在两张床上”的怀疑，也为了以行动答复父亲的多次训斥，取得父亲的信任，他在赣南一次比一次更狂热地推行效忠领袖的活动，却不料取悦了父亲，远离了百姓。

蒋经国本来就是个热情洋溢又极富有想象力的人，在建设新赣南的过程中，他也决不因循守旧，而是大胆推出了许多新招，新赣南的众多节日，便是他的创作。如2月5日是农民节；3月3日是水利节；6月3日是禁烟节；6月6日是健康节；8月15日（农历）是官民同乐节；9月1日是记者节；9月9日是读书节、体育节、美术节；10月31日是太阳节（蒋介石生日）；12月12日是修桥铺路节。

其中的太阳节是专为他父亲制定的，把领袖的生日定为太阳节，蒋经国肯定是古今中外唯此一人。这一举措，既是忠，又是孝，象征着他在政治上由共产主义彻底转向他父亲的“三民主义”，或许是为了改正在莫斯科时对父亲的忤逆，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总裁的忠心，他在太阳节这一天，为父亲做寿，隆重得无以复加。

赣州惜别（2）

节前两个月，他就在全区性的会上布置：为庆祝总裁56岁寿辰，从本月1日开始，到10月31日为止，用两个月的时间做到每乡兴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一条中正路，宽度要到3米，长度要在3公里以上。临近节日时，成立“各界庆祝太阳节筹备委员会”，负责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公共场所都搭起牌楼，主要街道沿途悬挂彩灯，街墙刷上红绿标语，另外各商店门口还有两方永久性油漆标语，一边“总裁万岁！”后署“政宣”二字，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所制；一边为“团长万岁！”，后署“青宣”，为三青团宣传队所制。全市五镇二乡，各布置张灯结彩的寿堂一处，另在公园布置一个富丽堂皇的总寿堂。寿台两侧和场地两边，有高达五米的红屏围，用红布搭成。

寿辰这天，黎明时就有各宣传队组成的晨呼队，在主要街道一路呐喊，沿途各商店住户闻声开门，跟着一道喊万岁！

上午，祝寿活动开始，特制的5万头爆竹响过之后，祝寿的人群便络绎不绝。有人送来寿面、寿桃、寿点等，供在台上。黄昏，举行祝寿大会，会后举行提灯游行。除了灯彩，还有化装成麻姑上寿、表演八仙过海的高跷表演。浙江同乡会耗巨资扎制了活动牌楼灯，令全城人叹为观止。祝寿活动持续了3天，各机关团体都借机聚餐，吃寿面，喝寿酒，皆大欢喜。

蒋经国别出心裁，举行了吃面比赛、喝酒比赛，他凭着在西伯利亚为了御寒喝伏特加练出来的海量，赢得了冠军。他还从囚犯教养所里，挑选37名悔过自新较好的犯人，交保提前释放，让他们也参加祝寿大庆，以示宽大。在群乐戏院举行的联欢晚会上，章亚若主演了《苏三起解》，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不过，蒋经国虽然竭力推动向他父亲效忠的热情，但是并不愿搞成个人崇拜。在对保安司令部一群士兵演讲时，他注意到每当他提到“蒋介石”或“蒋总司令”时，人人都立正。于是他改口称他父亲“老先生”，可是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立正。蒋经国只好停止演讲，不耐烦地说：“我改口称呼蒋介石‘老先生’就是要避免立正敬礼这一套。这是法西斯作风，以后都不要再这么做！”

无论如何，太阳节的设立标志着蒋氏父子的矛盾以蒋经国彻底转变为孝子而结束。在赣南，蒋经国发表的言论，越来越多地宣扬“孝”字。对蒋经国来说，取得父亲的谅解，不仅对他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对他与亚若的这段婚外情，也是一种必需的铺垫。

与此同时，他和章亚若的感情日益深厚，发展到1941年的夏天，亚若便有了身孕。蒋经国既高兴又忐忑，很快便到重庆将前因后果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惊讶之余，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事实。但是他教导儿子，抗战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也是蒋经国在赣南最困难和最好的磨炼时刻，蒋经国的许多对手一直在重庆告黑状，所以眼下确实不宜办这种婚事，以免授人以柄。他还训示蒋经国，让章亚若在肚子大起来之前，先秘密转移到别的地方待产。

这样的结果，虽然不尽人意，亚若思量良久，也只得如此。

赣州惜别（3）

蒋经国告诉她：“桂林广西省立医院有位妇产科主任李瑞麟大夫，医术高超，闻名几省。这所医院的设备也最好，当地天然岩洞又多，躲警报很方便，而且那里远离赣州，无人认识你，安全又保密。那里还有一位可以信赖可堪重托的朋友，有他关照，我可以放心。这次，我特意取道桂林去看望了他，把一切都交代好了，就等你去了。”

亚若听了，顺从地点了点头。但千里迢迢，人地两生，她希望自己的义姐也是闺中密友的桂昌德能陪她一起去桂林，蒋经国答应了。

临行前，蒋经国在城里文清路九曲巷内的张万顺酒家为章亚若饯行。他把亚若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亲信部下都请来，相当于将两人之间的秘密关系在亲信朋友中间公开了。参加饯行宴会的人大都是亚若的青干班同学，只有桂昌德的哥哥桂昌宗和专署的周秘书不是。这些人中，恰好有几位要去重庆受训，所以，蒋经国对外就说这次宴请是为了欢送他们去重庆。但私下里，他已经向王制刚等人讲了，让他们“顺路”护送章亚若和桂昌德去桂林。

大家对蒋经国的大胆和爽快甚为吃惊，更钦佩他对感情的执着和责任感。这一次饯行，其实是对亚若极大的礼遇，更是对亚若地位的承诺和肯定。于是纷纷举起酒杯，为他们祝愿。

亚若心事重重，只是象征性地抿了点酒，脸色却早已醉成酡红。多少往事多少憧憬，此刻交融于心头，真是百感丛集复杂难言。那似乎并不遥远的重聚会是怎样的呢？

平素活跃多言的桂昌德却有点神不守舍。她不是怕承担责任，而是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但不管怎样，为了好友，处世并不老辣的她还是允诺了。蒋经国郑重拜托桂昌德：“这一次辛苦你了，一路保重！我日后会常去看你们的，有事请及时通知我。”

沙哑的嗓音、低沉的语调，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个男子的脉脉温情。当酒宴散去，离开张万顺酒家时，亚若忍不住频频回眸这个灯火辉煌的所在。

赣州惜别（4）

去年初春之夜，为了抚慰他的丧母之痛，她曾请他在这里吃过一顿晚饭，而今，不管她承认不承认，她终归陷进了“宫廷婚恋”的陷阱，有骄傲更有屈辱，有依托更有失落，谁能知道智慧而万能的命运之神是要垂青于她还是要捉弄她？她心中的感伤何时能有尽头？亚若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桂昌德的陪伴下，踏上了旅途。

谁知到桂林后，蒋经国委托的好朋友、广西省民政厅厅长邱昌渭临时出差在外，没有给他们安排好住所，章亚若她们便暂宿在大华饭店。两周后，邱厅长回来，才帮她们在丽狮路租到一个满意的、独门独院的住所。房东是在广西省政府建设厅任技正的陈星吾先生。他和太太没有儿女，住所非常宽敞，便腾出一部分房间给章亚若。

丽狮路住所在桂林市西山一带，位置偏僻，三面环山，与颇负盛名的隐山六洞相邻，洞中有送子娘娘和太上老君的石像，非常合乎亚若的心意。她从此深居简出，安心待产，对外只称是丈夫在前方抗战的蒋营长的太太。

有一次，住所里进了贼，亚若丢了一些钱物，包括蒋经国送她的那床作为信物的被面，心中十分不安，幸而警察局很快破了案，将钱物追回并及时奉还。此后，邱厅长便特意为她加岗守护，照顾得更为周到。但亚若心中一直有着隐隐的不安，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很想回赣州去。

过了几天，蒋经国专程前来探望，给亚若带来了很多补品。

他宽慰亚若在桂林安心待产，告诉她，赣南的工作阻力非常大，正受到重庆、省府和当地恶势力的几方重压；物资也面临匮乏，原来成立的“粮食公店”已扩大为“赣南交易公店”，只能按人口低标准供应；乡下扶植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工作也困难重重；自从大逮捕事件和留苏同学被挤出决策核心后，民众对专署的信心和热情也很受打击，所以亚若如果回赣南，怀宝宝的事一旦不慎传开，对赣南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临别，他陪着亚若一起去了隐山六洞，向送子娘娘和太上老君烧香跪拜，祈求平安。

魂断桂林（1）

转眼间，春节将至，由于亚若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桂昌德想回家探望年迈的祖母，亚若便请她给母亲和四妹亚梅带了一封信，要亚梅做好准备来桂林照顾宝宝。桂昌德拜托房东陈太太代为关照一些时日，便回赣州了。

春节前方良也带着孩子们和护士张小品去重庆过年了，蒋经国因公务繁忙，没有同去。等到新年放假的那几天，他便悄悄来到桂林探望亚若。新年一过，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赣州，坐在专员的办公室里了。

亚若送走了蒋经国，便和房东陈太太以及另外几个在桂林结识的女伴在一起打牌聊天，打发时光。但是她心中的不安以及对生双胞胎的精神负担一直挥之不去。结果，离预产期还有两个多月，就开始阵痛了。

桂昌德没有回来，亚梅也没有赶到，阵痛一波一波地袭来，亚若挣扎着，敲响了陈太太的房门。陈太太连忙请了黄包车送她去了省立医院妇产科。因章亚若在以前做产前检查时早就把蒋经国的名片送给了李瑞麟主任，又做了自我介绍，所以这次进医院很受优待。在李主任的眼里，亚若是个高雅又朴实，柔美又坚强的女子，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她亲自为这位蒋太太接生，到第二天上午就顺利产下了一对男婴。这一天是194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

当四妹亚梅由桂昌德陪着赶来桂林，迫不及待降临人间的两个小外甥已平安躺进了保温箱，三姐躺在特等病房的病床上，苍白的脸上一双黑浸浸的眸子静静地等待着什么，看见亚梅，露出一丝疲倦的微笑。

能干的亚梅给三姐煮了桂圆鸡蛋，又絮絮告知老母硬要她捎来的种种吃食和给小外孙做的衣裤被褥。亚若心头温热，分外思念起赣州的亲人。她将住所丽狮路各拆一字，给两个孩子取奶名为丽儿狮儿，并托人给蒋经国发去一封电报，向孩子的父亲报平安。

蒋经国在赣州得悉双生子已提前降世，正在平安待哺，当即在母亲遗像前，向母亲转达了这一喜讯，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他决定尽快赶回桂林，去看看双生子和他们那受尽煎熬和委屈的母亲。

章亚若带丽儿狮儿出院，刚进丽狮路，化了装的蒋经国已经等在门口。相见之下，都有历劫重逢之感，蒋经国一手抱一个宝宝，心中的喜悦不亚于初次当父亲。这是血统纯正的中国宝宝，和他同根同源，意义非凡。

亚梅调皮，硬要他分辨宝宝的大小，她说：“两个宝宝又瘦又小，像两只猫咪，神仙也难分大小。”“大猫咪，小猫咪？”蒋经国望了一眼章亚若，孩子的母亲巧妙地做了个暗示。“对了，这是小猫咪，这是大猫咪，对吧？”“不算不算！是姐姐给了你暗号！”亚梅说。几个人笑成一片。“丽儿”、“狮儿”的另一个奶名“大毛”（猫）、“小毛”（猫）就这样由蒋经国叫了出来。

魂断桂林（2）

两个宝宝太能吃，奶娘的乳汁供不应求。战时物资匮乏，蒋经国多次从美国设在重庆的援华物资供应机构买来美国产的克宁奶粉来救急，还常乘公务之便，到桂林探望亚若和孩子，那种爱怜和牵挂是非常深沉的。

然而，他婚外生子的事情，瞒得了赣南的老百姓，却瞒不过中央各派系在桂林的特工们。曾经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的张振国将军，在蒋经国去世后写给章孝严的信中说，当时是侍卫长林尉文将这个情报报告给宋美龄的，宋美龄又利用一次和蒋介石共进午餐的机会，趁他当时心情好，告诉了蒋介石，她说：“恭喜你，你又添了两个麟孙。”蒋介石很惊奇，她便把事情的原委向他做了简要的介绍。

蒋介石没有表示什么，却明显露出欣喜之色。

不久，蒋介石到桂林办公厅主持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蒋经国也来到父亲身边。父子俩散步时，蒋经国便将双生子的近况向父亲作了报告。父亲指示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子，暂时千万不要张扬。”

孩子满月之后，因为经常闹毛病，亚若便请算命先生给解一解。结果算命先生说，两个孩子克星很重，父亲属狗，母亲属牛，都不能护卫两个孩子渡过难关。需要认一个属虎的干娘，才能一生平安。恰好当时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潘宜之的夫人刘尊一也在桂林，她属虎，身边已有一对儿女。亚若知道后，便让孩子们拜她为干娘。刘尊一高兴地送了两个干儿子一些银质餐具，上面刻着他们的奶名“丽儿”、“狮儿”。

在母亲和四姨的精心哺育下，在父亲和桂昌德的关爱照料下，两个瘦小的猫咪渐渐长成了一对健康活泼的胖娃娃。但是名分的问题依然深深困扰着他们的父母。

不久，蒋经国从重庆来，带来了父亲给两个孙子取的学名，孝严和孝慈，还让他们暂从母姓章。

亚若心情复杂，她问：“这个‘暂从母姓章’，要‘暂’到什么时候呢？宝宝已出生这么长时间了，很快就要长大，怎么能让两个无辜的孩子，在你家没有名分，在邻里间，身份也不明不白呢？”

蒋经国脸色凝重：“你说得对，我不该让孩子没有名分，更不该让你受这样大的委屈。我从重庆到桂林，一路上心里都很沉重，很难过。我想，我还不如带你们母子三人和方良、孝文、孝章弃官而去，走得远远的，到瑞士、巴西去，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谁也管不了我们的地方去！”

“不！”亚若已经泪流满面，“你不能去瑞士，也不能去巴西，你母亲被日本人轰炸罹难，血海深仇，至今未报；你出国12年寻求济世之道，现在事业刚刚开始，赣南民众还对你抱有期望，一旦离开，前功尽弃，我心里会比大毛小毛没有名分更痛苦！”

“可是你让我怎么面对你们母子3人遭受的委屈和不公？这都是我的懦弱造成的，这样下去，我会痛苦得发疯！”

魂断桂林（3）

“不要这样！”亚若忽然冷静下来，她劝慰蒋经国：“你看，你父亲毕竟给大毛小毛取了学名，这就表示他已经承认了这两个麟孙。目前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等你在赣南的难关一过，我们的婚事就非办不可了。他老人家一定是在为我们做更长远周密的考虑。我们应该体谅老人的心意，耐心等候事情的转机。”

二人就这样自欺自慰，相欺相慰，渐渐平静下来。

两个小婴儿在床上酣睡着，恬美又安详，他们对父母的痛苦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复杂身世和不久就要面临的坎坷命运更是一无所知。

此时赣南各方面的情势变化已经无法逆转，蒋经国原来苦心经营的局面，越来越难以为继，勉强能做的只是儿童福利事业，难童教育，改造犯人的“新人学校”，小范围地扶植自耕农半自耕农示范工作，扫盲，和部分取消整顿苛捐杂税等工作，至于原来制定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以及“一除”、“三禁”、“五有”等目标，看来都要落空了。而且，蒋介石已打算安排他到重庆兼任要职，以后的工作重点要转到重庆去。也就是说，新赣南的事业，用不了多久，就要半途而废了，“兼任要职”不过是个体面的说辞，蒋经国实际上就要被地方恶势力赶走了。

蒋经国心中明白，一旦离开赣南，就意味着背叛了当初对民众许下的诺言，客观上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令民众失望，被后人耻笑，遗恨赣南，遗恨一生——可是他若不离开，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写信给亚若，倾诉心中的矛盾和痛苦。

就事业而言，他愧对赣南的百姓；就感情而言，他愧对亚若的自尊和执着，芬娜的宽容和忍让！

亚若是个心智成熟的女子，她有足够的勇气和韧性来面对人生的困境，尽管她那样冷静地劝慰蒋经国，但心中一直不无清醒和凄凉。蒋经国的信印证了她对时局的判断和对命运的直觉，她开始为孩子的名分和身世的不可能顺利解决而另作努力了。

她请了家庭教师，买来外语书籍，开始苦学外语，为以后的路做准备。

8月的一天下午，亚若告诉亚梅，她要和桂昌德一起去朋友家去赴宴，叮嘱妹妹带好孩子，因为来探望小外甥的大姐懋兰也在，亚若就放心地出门了。很晚了，亚若还没有回来，亚梅守在大毛小毛的小床旁，打着盹儿。朦胧中，听见门响，她急忙迎出去，三姐倚在门旁，脸色惨白，呻吟着，满脸痛苦。三姐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回来时怎么会这样呢？又怎么会是独自归家的呢？是谁送她回来的呢？她究竟去谁家赴宴了呢？……满怀疑虑闪电般掠过，吓懵了的亚梅伸手扶住姐姐，慌乱地喊着：“三姐，你是怎么啦？”亚若冷汗涔涔，痛苦地呻吟着，她扶着亚梅纤弱的肩头，跌跌撞撞走向内室，刚歪到床沿，便“哇”地吐了出来。一会儿，安静了下来，可是她平躺在床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亚梅要送姐姐去医院，亚若吃力地摇着头。好不容易盼到天明，亚若又痛苦得双手抽搐不已，紧紧地攥着床单。这时，桂昌德来了，见了亚若痛苦的样子，也吓了一跳。她赶快给已来到桂林的哥哥桂昌宗打了个电话，并去找来一辆人力车，扶着亚若坐上人力车到医院去。

魂断桂林（4）

桂昌宗赶到省立医院后，亚若已平静地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虽显憔悴，但精神还好，昌德陪坐一旁，正听亚若诉说着什么。护士告诉他们，病房中只准留一人作陪。昌德便到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等候。这时，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医生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昌宗随口问道：“医生，您贵姓？”“唔，姓王。”医生含混答着，便弯腰往亚若的右手臂扎针，反复几次，始终扎不进血管，他又绕过床，往亚若的左手臂上扎针，这一针扎得迅猛又准确，亚若一颤，却没有出声。医生好像有急事在身，他匆匆推尽药水，便快步离去。亚若用药棉压着针口轻轻揉搓，谁知就在王医生跨出病房时，亚若突然断肠般地尖叫：“哎呀！不好！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昌宗本能地冲出病房，呼喊着医生救人！一些医生和护士都急急地赶了过来。

“快！家属快上街去买袋冰块！”有个医生大声对桂昌宗喊着。桂昌宗木然又敏捷地奔出了病房，奔出了医院，奔上了桂林的街市！他终于买着了冰块，大汗淋漓奔回病房，却见满房间都是白衣人！院长见到他，交给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一阵目眩，却牢牢记住了3个字：“血中毒”。他茫然地举着冰袋和病危通知单，一个字也说不出。他恍惚听见有人用职业性的口吻说：“尸体要运往太平间。”尸体？！一个活生生的人眨眼就变成一具尸体？！

一副担架上白布覆盖，亚若的一只苍白的手垂了下来。兄妹俩满怀恐惧和悲伤，失魂落魄地跟在后面……

这一天是1942年8月15日。懋兰和亚梅接到电话赶到医院，去太平间见了亚若最后一面。3个人都明显地意识到，亚若猝然去世，一定是被人所害。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几十年后，曾任当时广西省府卫生处长的翁文渊先生在报上指出：桂林的医院是大后方医疗设备最好、诊治水平最高的一所医院，该院院长以及各科主治医生的医德都属一流。这更佐证了亚若的猝死，是非常蹊跷的。后来坊间流传的多种说法，如蒋介石杀媳，蒋方良杀情敌，蒋经国杀情人，章亚若自杀等等，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

2002年7月，由徐浩然、章修维、罗林禄合著的《蒋经国的生死恋人章亚若》一书出版，书中综合种种说法，对章亚若的死因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和推理，认为亚若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直接死于戴笠手下军统特务的毒针。

魂断桂林（5）

此说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对政治家而言，他们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上，政见的贯彻高于一切，其心其志，岂但似铁，浑似亡命之徒！对被讥为“爱权之心大于爱国之心，爱子之心大于爱民之心”的蒋介石来说，心中会杂以私意，为给蒋经国的政治前途清障，一定会助他杜绝任何不利因素。一个弱小女子的性命，就这样成了蒋经国政治前途的殉葬品。她的屈死，包含了政治与人权的深沉内涵，以及女性地位低落的无奈。

桂昌宗在亚若去世后，立即给在赣州的蒋经国发了个报丧电，接着，又去召邱昌渭做了报告。邱昌渭经发电请示，得到蒋经国一纸回电：“公忙奈难离职，请代为安葬。”蒋经国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亚若去世，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为探望母子3人总是千方百计到桂林来，只手书一封，派一个盐务官员王制刚来桂林代办后事，可是王制刚到桂林时，丧事已经办完了。

丧事是悄悄进行的。邱昌渭委托广西省警察训练所的教务主任苏乐民，出面安葬章亚若。苏乐民和桂昌宗经过具体勘察，选在白面山凤凰岭之凤首正下方的凤腹部分，将亚若入土为安了。不久，邱昌渭转交了蒋经国写给苏乐民的一封短信：“苏教育长乐民兄如晤：亚若不幸在桂林逝世，叨蒙吾兄在百忙中照理一切。辛劳之处，铭感肺腑！刻下心烦如絮，余容后谈，即颂致祺！弟蒋经国手书。”入秋之后，因公来到桂林的蒋经国，特地到邱昌渭家致谢，此时的蒋经国，神色阴郁，目光黯淡，已没有以前笑容明朗、口若悬河的样子。至于蒋方良，据陶涵所著《蒋经国传》中所写，“蒋方良对于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恋情，生下双胞胎，浑然不知。”因为方良从来不问蒋经国的公事，她一向回避和一些富商太太等等有心攀附的人来往，交往面也非常窄，所以无从知道她的婚姻曾经面临过那样的危机。

亚若一生，如夏花之灿烂，也如秋叶之静美，正如雷宁为她写的：

你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走了。你活着不是没有呼喊；你死的真情很少人知道。你从家庭抗争出来，争取做一个自立的人；你曾经为爱情而饮粉红色的酒，就在酒毒中离开人间。你追求的，代以幻想；你是丽人，玉洁冰清。你是火中凤凰，再生；你在凤凰岭上空，翱翔。

“乞丐王子”（1）

逝者长已矣！生者还要面对重重的迷雾，艰难的生涯。

亚若去世时，孝严孝慈还不到半岁。如果说，蒋、章的生死绝恋是一幕宫廷政治所留下来的悲剧，而这对双胞胎则是“乞丐王子”故事的现代版本。

王制刚奉蒋经国之托来到桂林后，把信交给了亚梅，并转达蒋经国的安排说，章瀚若已在万安县银行做事，在城门口租了房子，亚若的母亲已去万安，要王制刚护送亚梅和桂昌德带着孩子直接从桂林去万安，不要回赣州了。

亚梅看完蒋经国字里行间充满悲痛与遗憾的亲笔信，忍不住又痛哭一场。她强忍泪水，整理好三姐的遗物，抱起孩子，离开了这个令她伤心含恨的是非之地。当时，桂林以南的抗战形势已经非常吃紧，日军日夜轰炸，一路的艰辛危难，可想而知。

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在赣州得知噩耗，心痛万分，悲愤难当。蒋经国连夜派人来告诉她，请她迁到万安去，亚梅和两个孩子会被护送到万安，烦劳老人家费心抚养孝严孝慈。

万安是个非常闭塞和安全的县城，日本的飞机一般也不去那里骚扰轰炸。周锦华在瀚若陪同下来到万安，过了好几天，才等到亚梅和两个小外孙平安抵达。

王制刚和桂昌德走后，亚梅才向母亲哭诉了三姐去世的过程。母女俩明知亚若是被人害死的，却茫无头绪，只有相对垂泪。

亚若神秘去世，没有人为那屈死的冤魂做任何追究，不安和恐惧却像一片阴云，多年笼罩在亲友们的心头，带给人们多年都难以释怀的疑惑和伤害。桂家兄妹曾被人怀疑是帮凶，他们百口莫辩，默默忍受着。昌德曾怀着满腹的恐惧、悲愤与委屈，去见蒋经国，把亚若的一些遗物，尤其是那床鸳鸯被面，当面还给了他，算是完成了对亡友的一个交代。

80年代末，住在上海的桂昌德已经70多岁了，她还坚持与先生吴鹏一起去桂林寻找亚若的墓地，和桂林市有关部门商谈修复亚若坟墓的事宜。1993年8月，时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借来北京参加“93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先后在桂林和上海拜会了桂昌宗和吴鹏两位长辈。其时，桂昌德已经去世，孝慈此举，对两位活着的老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补偿。

当年，周锦华和亚梅带着大毛小毛在万安住了一年多，两个孩子在外婆和姨妈的精心照料下，健康地成长着。这一年多里，尽管提心吊胆，但一直平平安安，两个孩子虽然失去了妈妈，却得到了更多的爱护。期间，蒋经国曾化装前来探望，并留下一些钱。“万安”这个地方，在蒋经国的心头留下的记忆，是温暖和辛酸的。1979年，当章孝严的妻子黄美伦生下一个男婴不久，向蒋经国禀报并请取学名时，蒋经国便给这个麟孙取名为“万安”，以纪念双胞胎儿子在这里学会说话、走路，展开了自强不息、艰辛奋斗的人生历程。

“乞丐王子”（2）

一天，周锦华忽然接到长子浩若的电报，原来他已从军中退出，要到贵州铜仁县当县长。他让全家都去衡阳，待他移交完毕就来团聚。不久，一家人在衡阳会齐。几天后，他们赶赴桂林，带着两个孩子到凤凰岭祭奠过亚若，便随浩若前往铜仁上任去了。

此时浩若已和前妻吴霞离婚，他和第二个妻子纪琛就成了孝严孝慈户口上的父亲和母亲。为了避免可能会有的麻烦，两个孩子匿去孝严孝慈的学名，一直叫章大毛、章小毛。

在铜仁，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宅院里，一个安徽籍的勤务兵王连玉专门照看大毛小毛。有时，浩若还骑着一匹栗色大马带着大毛小毛出门巡视，或者去观看苗族人的庆典。平日里大毛小毛以及浩若的两个小女儿洛洛和铜铜常在“奶奶”膝前嬉戏，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经历了六七年的离散，章家和千千万万个在战祸中流落四方的家庭一样，返回故乡团聚。此时，章贡涛在庐山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已和女助手曹筱玉结为伴侣。一家人在南昌团聚后，周锦华不能接受，便在附近又买了一幢房子，带着大毛小毛和从铜仁带来的女佣凤妹、勤务员王连玉另立门户了。据说这笔房款就是蒋经国给的。

这时候，蒋经国已把家安在浙江杭州，方良照料儿女在那里读书，他则奉命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专门负责对苏联的交涉工作，想开创一个新局面、新业绩。

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大毛小毛，则开始接受“爷爷”章贡涛极为严格的启蒙教育。写毛笔字，背诵唐诗宋词，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国文基础。他们6岁入当地的“宏道小学”，和当地任何一个老百姓家的普普通通的孩子一样，除了几个至亲，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离奇身世。据说，宋美龄对亚若是怀有体谅和同情的，她曾以女人、母亲和蒋老先生夫人的身份，差人到章家与周锦华商量，抱孤哀子孝严孝慈回蒋家，不过被周锦华拒绝了。

蒋经国在东北的外交活动很不顺利，败退到南京后，苦闷之中，想见见大毛小毛。周锦华便让纪琛带孩子们去南京和他相会。此后，大约是半年会面一次，直到蒋经国奉派去上海任经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开展著名的“打虎”运动，才暂且搁下了。

后来，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不得不败退台湾，蒋经国也想到了双生子的迁台事宜，便指派王升负责安排周锦华一家带大毛小毛去台湾的交通以及其他事宜。

一切就绪，经过几天几夜的煎熬，他们乘坐的运兵船终于抵达台湾基隆港。这时，纪琛的姐姐纪珍已经先行来台，住在新竹附近。一行人前去投奔，就在新竹市闹市区，买了一幢简陋的两层楼砖木房子。瀚若把底层改建成店面，经营起一个小杂货铺，从此开始千方百计，负担起一个大家庭的生计。

“乞丐王子”（3）

瀚若书生经商，屡屡失手，几经挫折，后来做起了碾米行当。但在商业街上定居，却给大毛小毛在学业上带来了帮助。他俩一到台湾，就插班进入新竹东门国小读三年级。当时，整个台湾经济非常困难，新竹地区尤为贫穷，小孩子上学都打赤脚，可是外婆却给双胞胎各做了一双黑布鞋，让他们穿着布鞋去上学，而且叮嘱他们衣衫也要整齐。每晚临睡时，将衣裤折得方方正正，平压在枕头底下，次日穿上去时就挺括齐整了。衣服有点磨破，外婆都及时缝补，从不让孝严、孝慈穿着有破洞或脱线的衣服去上学。

外婆的正直、坚强和慈祥，给孝严、孝慈带来了力量和温暖，并对他俩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兄弟俩具有较大的耐性和较强的意志。他们从不向外婆、舅舅讨钱去买玩具，总是自己找东西玩。孝严回忆说：我最常玩的是打弹球、打纸牌，或把细竹子削下来，中间掏空，一头插上细筷子，再以纸团做子弹，就变成玩具手枪；要不然就将铁罐当足球踢，有时，也用弹弓去打鸟。兄弟俩还喜欢游泳，没有钱去游泳馆，就在每天中午到附近小溪里去游泳。这两个流落民间的“乞丐王子”，完全平民化了。

他们居住的条件也较差，舅舅、舅妈住大间，外婆和外孙住小间，兄弟俩合睡一张竹床，合盖一条被头。竹床上的竹片断了很多，经常会夹到皮肉。家里的家具大都是竹制品，也没有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收音机、电风扇，卫生设备就更不用提了，两兄弟洗澡只能用木澡盆。

兄弟俩读到高中时，由于高中生都要参加“救国团”，“救国团”的主任正是蒋经国，外间便出来很多传言说，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兄弟俩备受困扰，终于从外婆那里确认了这一传言。外婆让他们好好读书，等他们上大学以后再把他们的身世详细地告诉他们。兄弟俩压下复杂的心情，继续刻苦读书。这件事情，不但没有成为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影，反而给了他们极大的动力。不幸的是，在兄弟俩高中毕业前夕的一天夜里，74岁的周锦华于睡梦中去世。兄弟俩克制着外婆去世带给他们的悲伤和身世之谜带给他们的困扰，终于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孝严说：“当时，我们连学费也付不起，不得不要求校方延期。每个月的费用，都要靠我们在课余时间给别人当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

就这样，兄弟俩凭着顽强的信念，互相鼓励，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创造未来。弟弟孝慈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知名的学界巨擘，还担任了东吴大学的校长，哥哥孝严则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崛起在政坛，被视为蒋经国最能干的儿子。有人怀疑特殊的背景给了他们机会，对此，章孝严回答说：“在我的外交生涯的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是，家世常常是阻力，而非助力，每次内部调升或外放，都因为高层人士考虑到我的家世而有所延搁。”事实上，不管有无什么特殊背景的影响，章氏兄弟在学业上的努力、事业上的进取，是舆论界所公认的。

正是困苦的生活，艰难的砥砺，造就了章氏兄弟的坚毅性格，这种高贵性格，是由汗水泪水的交织而换来的。曾国藩曾谓：“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孝严孝慈正是因为艰苦备尝，所以能够知所奋发，而后长成大器。

“乞丐王子”（4）

1994年11月14日，时任台湾海基会董事、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讯悲痛欲绝，经过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他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孝严心中十分难过。这一对孪生兄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兄弟俩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他献上花圈，点燃了9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9口人的心意。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他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眼见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他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渡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

可惜孝慈天不假年，发病年余，即不治而逝。2000年8月23日，章孝严亲率自己和弟弟的家人，回溪口老家认祖归宗。他在祭祖文中写道：

孝慈与我，隔海相将，思深情切，孺慕难忘，孝慈往矣，折翼断肠，今与家眷，九人同行。香焚一炷，肃立祠堂，敢告列祖，列宗共襄，佑我国泰，民安其乡，家有团聚，人无离伤。

孝严心中的遗憾和感伤以及对吾土吾民的热爱与期许，跃然纸上。

2005年2月，章孝严悄悄完成身份证改姓程序，自2005年3月2日起正式更名为“蒋孝严”，配偶栏里则写着“蒋黄美伦”。3月3日，他就带领家人到头寮谒陵，向父亲蒋经国报告此事。而在两年多前，他已将身份证上的父母栏改为“蒋经国”和“章亚若”。他还计划在4月清明节时，前往广西桂林扫墓，去告慰长眠桂林的母亲，他已完成认祖归宗的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将“章”姓改为“蒋”姓，他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至此，他终于完成了父母和自己以及孝慈认祖归宗的心愿，辛苦走完了50多年的坎坷归宗路。

蒋经国固然对亚若之死以及双生子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归宗路负有极大责任，然而以他的特殊身份，对这件事的善后，已是尽其所能了。为了不伤害和他患难与共的爱妻方良，不刺激对他寄望甚殷的父亲，他一直将此事守密到底，不使家人忧心及怨愤；他对亚若的娘家，一直有妥善的照顾，为了双生子能于战乱中安全地生活，给过一些财用上的接济；对孝严、孝慈则从命名开始，一直关注着其成长、读书、留学、就业。他就像一个出远门的父亲，虽很难谋面，但心中那种无言又深沉的爱，不亚于世间任何父亲。而这样一个父亲，内心承受的那种可想而知的愧疚与痛苦，更令人不忍忖度。

1987年深秋，台北市郊北安路大直官邸内，缠绵病榻的77岁的蒋经国曾在昏睡之中，喊道：“亚若，亚若……亚若！”漂泊孤岛38年，无根的生涯中他第一次呼唤这个女子的名字！所有的人，都被这刻骨铭心、一往情深、痛苦悲怆却九死不悔的呼唤镇住了！亚若，这个身与名俱被埋葬了的南昌女子，这个在官方民间皆讳莫如深的话题，此时此刻，却从禁忌者的嘴中冲决了禁忌！

“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也在变”，蒋章之恋原是岛内最高统治者的最深禁忌，如今终于被突破，披露于世。

它的公开，对于章氏兄弟，也是数十年后应获得的公平。

蒋经国不是神，他是人，即令基督还曾面对“最后的诱惑”，将这样一段恋情公诸天下，可以还历史以真实，澄清许多无稽的传说。毕竟，爱情可以被隐瞒，却不可被歪曲和辱没，生命可以默默逝去，历史却不可被抹杀和遗忘……

创办“政治黄埔”（1）

从1944年11月到1948年11月上旬，蒋经国在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临危受命，身历抗日、内战两个时期，先是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校，担任教育长，力求将该校变为“政治上的黄埔”，并担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主持125，500名从军知识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子弟兵，为未来接班保驾护航；复投身外交战场远征莫斯科处理东北问题而与斯大林谈判，最终无功而返；又为对中共展开经济作战而整顿上海经济，硬是在上海做了很多被称为“打老虎”的工作，企图扭转败局，最终在“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一片骂声中，黯然离沪。

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又要坚强地面对巨石一次次滚落下来的既定命运，但是他的使命就是一次次弯下腰去，推动巨石。

创办“政治黄埔”

1943年3月2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创办“中央”干校的决议（校址设在重庆）。因蒋介石的关系及蒋经国在赣南办干校有经验，他曾被征询创办干校的意见，为此蒋经国于1943年7月5日向三青团团长蒋介石打报告提出具体建校意见，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7月9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下令：“中央干校校长由团长（蒋介石）自兼”，蒋经国为教育长。蒋介石有当“校长”的嗜好，当时各军事学校如陆军军官学校以及中央政校、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一职都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学校的实际事务则由教育长负责，这已经成为一种“内规”。这样，中央干校由里到外的管理大权就都操纵在蒋氏父子手中。

鉴于当时蒋经国还在江西省担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正在开展他建设新赣南的五年计划，任务繁重，一时不能离开，教育长一职暂由主持筹备工作的李维果代理。

1944年春天，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分别在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桂林、衡阳等地设招生办事处，招收大学毕业生268名，不分科系，学习一年，毕业后留校作为建校的干部，先培训“干部的干部”，为干校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这对蒋经国的政治前途而言，也等于做生意先积累资金。曾任该校团部书记的蔡省三曾经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问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4月中下旬，学员陆续到校报到。于是，蒋经国开始赣南和干校两头兼顾：到重庆时，赣南工作由专署主任秘书代理；回赣州时，干校工作由办公室主任秘书代理。5月1日，兼校长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校务委员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李维果、康泽和蒋经国都出席了大会，张治中在讲话中称干校为“政治上的黄埔”，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创办“政治黄埔”（2）

出任干校教育长，相当于进入了中央级工作。赣南时代，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蒋经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胸中那一套庞杂而自成体系的思想也得到了初步的实践。虽则赣南的事业虎头蛇尾，然而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极目前瞻，如虎岗谣中所唱的，“新的时代来到了”。34岁的蒋经国，无论在年龄、形象、声誉上，都是担任教育长的理想人选。

开学不久，蒋经国就在研究部和专修部的讲话中提出他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干校学生，要德、智、体、群、力并重”。他常向学员们提出要“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引导学员把个人眼光放到远大的理想中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他一向以身作则，重视身教，现在，还像在赣南办公务员集训那样，每天都和同学们在一起生活一起训练。

在干校，他仍然常常在寒冷的早晨，带领大家赤膊跑步。每天凌晨，天色苍茫中，他就起身盥洗，然后跑到操场上等候学员集合早操。早操完毕，随即带领学员们到干校两边高百多丈的山坡上爬坡，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一个个争先恐后，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有时候，他看着这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学生，会想起赤珠岭青干班的训练情景，想起一些往事故人，心中难免阵阵隐痛，便以更大的强度投入活动中，企图忘掉过去的一切。

他通常总和学员们一起用餐，见到浪费饭菜的个别同学，他会耐心给他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对方拾起掉下的饭菜时，才含笑点头而去。他也常常跟学员们一块儿劳动、娱乐，有时会随机通过一些细节提醒和教育学员。一次，他和一个学员打羽毛球，结束时，那个学员随手抓起地上的衣服便走。他立刻教他应该提着衣领，拿起衣服，告诉他说：“这样拿，就叫做提纲挈领，你穿也方便，拿也方便，回去挂起来也方便。做工作也要抓住工作要领，才能事半功倍。西瓜芝麻一把抓，抓时方便，以后就麻烦了。”

干校研究部第一期于1945年4月毕业，随即招收第二期一百六七十人，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1946年7月毕业，又招收了第三期学员。干校除开办研究部以外，还在1944年办了个专修部，入学条件是高中毕业，学习期限两年，一共招收了300人，1946年毕业。随着场面的扩大，1944年秋，抗日胜利在望，为了培训东北籍干部，又增办了“东北青年训练班”，招收学生约50人。研究部、专修部、东北人员训练班，三部分学生合计大约不到900人。

干校教育长是蒋经国离开赣南调到重庆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他很想把学校办好，从招生、聘教师、安排课程、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成绩考核到毕业安排等各方面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他希望干校培养出来的学员能做到“两高三能三大”，即要求学员具有：高深的政治素养；高层的领导才能；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创办“政治黄埔”（3）

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他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发动学员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生计；举行劳动竞赛，让学员明白劳动甘苦；开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他还搞实验治校，就是在开师生大会前，自教育长到各部职员，连同传达、伙夫全部休假，由学员接管一天，在此基础之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家踊跃发言，谈体会，谈经验，做到言之有物，语语中的。这些方式，很像典型的苏联式的群众运动，也带着当年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一些影子。

蒋经国所主持的这种学习结合生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式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能坚持到底，不但会造就出一支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对整个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可惜，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都可能横遭阻断。

蒋经国很重视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和以后校友的联系，他说：“毕业三年后，表现一贯好，才是我的干部。”学员在毕业分配工作前夕，由他一一接见谈话，然后根据他的人事布局和学员志愿分配工作。例如，1945年，东北青年训练班学员全部去东北各省，担任省中级以上干部；专修部垦务科毕业的全部去青海、甘肃、宁夏；专修部地方自治科、生产管理科和交通管理科的学员绝大部分去台湾和东北工作；师范科毕业的大部分分配到青年中学工作。至于研究部一期毕业学员，大部到后来的青年军各师搞政工，其中有民族关系或乡土关系的，就按其关系分配。二期毕业学员中有的分配搞政工，有的分配到各部会或者政府工作。

为了对这些毕业学员加强管理、考核和团结，他特设“毕业生通讯处”，还办了个《青泉》小报，报道毕业生情况，又设立“干校校友会”，将《青泉》小报改称《校友通讯》，并在各省校友人数较多的城市，设立校友分会。南京校友会设在中山路汇文女中旁边，取名“德润庐”。各地校友到南京的可免费吃住，有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补助；想升调的也可提出申请；父母寿诞时，可请教育长送寿联等。每逢校长、教育长寿辰，各地校友照例聚餐表示庆祝，有时还发个贺电。

蒋经国深知，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有一支同心同德的干部队伍，为此，蒋经国曾经在赤珠岭自建班底，选拔了一些表现出色者来共同建设新赣南。此时，有人称“团中央干校是蒋经国培养嫡系的摇篮”，可是他自己却不承认这个说法，他强调“主政一定要用贤者”，他的秘书漆高儒在所著《蒋经国评传》一书中谈到他在台湾主政后的用人情况说：

蒋中正留下来的人未全用，也没有不用，视需要作抉择；

陈诚留下来的人，先从陈履安开始，获得重用，然后有才能者都获选用，只有搞小圈子的人，才未见重用。

留俄同学，一个也未重用，但保留了同学的友谊，使他们每人都有一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创办“政治黄埔”（4）

在建设新赣南时期的老干部也稍有照顾，因做地方建设是优秀人才，放到中央就不一定合适，很明显，外语素养就不足。

一般人以为他会用当年干校的学生为主要干部，其实不是，干校研究部的学生到台湾的有50人以上，但占重要地位也不过10人，不会比台大、政大、成大、师大的优秀生为多。

漆高儒自己的经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漆高儒是江西人，原来在江西一个县里做教育科长，有一年江西省政府调训全省各县教育科长，漆在结业考试中考取第一名。蒋经国知道后，主动找漆和他共事，并且答应让他学以致用，做他喜爱的新闻工作。漆由此佩服他用人的无私胸怀，追随他几十年，从江西跟到台北，一直干新闻方面的工作。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5月5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治学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迁回南京，干校也就结束了，蒋经国则由干校教育长改任政大教育长。此时，蒋经国一身兼三职，除了“政大”教育长外，还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正当他志得意满，准备到“政大”继续大施拳脚时，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蔡省三在《蒋经国系史话》中记载：

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学生们一面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让教育部收回成命，改派贤能人士，一面实行罢课甚至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学生们敢于制造出这种声势，在蒋氏父子看来，明显有强大的幕后支撑，其实主要是因为经过八年抗战和战后民主自由空气的熏陶，学生们的思想有了变化。他们认为政校学生学习成绩虽然好，但毕竟是党校，赶不上北大、清华的地位，希望这次能来一个学术地位高的人主持学校，再由他聘请一些学术权威来任教，这才能深孚众望，提高校誉。尽管他们对蒋经国的经历、才干、作风有很多了解，但是此刻的要求不同了，他们盼望的是有学术地位的人出来领导学校，所以学校一公布蒋经国出任教育长的消息，就全校大哗。

蒋介石大怒之下，命令陈立夫调查此事，并妥善处理。陈立夫调查结果，汇报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闹事，并非所怀疑的CC系从中作梗。于是，“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但是此事使蒋经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几天后便在他的私人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的核心分子，郑重宣布自己已辞去“政大”的教育长。

“十万青年十万军”（1）

蒋经国在政坛上舒展拳脚、一步步艰难跋涉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在惨烈地进行着。

1944年夏，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5月25日后攻陷洛阳，6月中旬攻入长沙，8月7日攻占衡阳，稍事休整又沿湘桂铁路南下，连续攻陷桂林、柳州，日行百里，如入无人之境。

蒋介石鉴于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决定发起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10月10日发表谈话，随后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指定何应钦、陈果夫、吴铁城、张治中、白祟禧、康泽为常委，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推动知识青年从军工作。同时各省市和各大学也分别成立委员会，具体由各级三青团负责，中央由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主持征集工作。

1944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举起拳头，激动地发出了令青年热血沸腾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一声呐喊响亮有力，唤起许多青年报名参军。政府于同年11月开始办理青年志愿从军登记甄选，合格的有125，500人，12月陆续入营，共编成8个师，蒋经国当月即出任青年军训练纪监部政治部主任。

青年军实行真正的政工制度，首先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训练班就设在团中央干校，蒋经国出任该班中将主任。他的工作重心一直在政治和团务方面，从现在开始跨入军界。政工班第一期学生刚毕业，当局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蒋经国便奉令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总部仍设在团中央干校里面。青年军各师设政治部，主管组织和训练工作的第一科科长和团政工主任均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员担任。各师的政治部主任由蒋经国遴选报上级任命。

军队的政工制度，在北伐时期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名存实亡。现在，蒋经国在青年军内重建政工制度，因为他熟悉也深信这个制度的功能。他在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为加强思想训练，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军的胸膛是祖国的国防！

政工是军队的首脑，把握住政治工作，就相当于掌握了全军的灵魂，加上青年军只有名义上的统帅和委员长，各师师长乐于臣服，所以蒋经国便成了实际上的统帅。

青年军原定入伍3个月训练结束，即进行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出发增援第一线。可是既然成了蒋经国的子弟兵，就备受呵护了。训练期满，延长训练，“不到牺牲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青年军一直驻在原地受训，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十万青年十万军”（2）

1946年初，蒋介石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蒋经国奉令辅佐陈诚研究拟订青年军复员办法。4月份成立“青年军复员管理处”，陈诚兼任处长，蒋经国和彭佳仁任副处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指示：“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

此处所谓的“革命力量”，实际上可以解读为继续效忠“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力量。

复员的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原来是大学生的回原校继续上学；够高中程度的直升大学，不够的进青年中学；原来在机关工作的回原单位，原来无职业的，介绍就业。

青年军复员工作由蒋经国主持，由于他抓得紧，而且这些官兵原是知识青年，比较好安排，所以复员工作做得较好。青年军复员后，还设立“复员青年联谊会”，南京设总会，各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领导总会的叫干事会，蒋经国兼总干事。青年军是复员了，但青年军8个师的建制，仍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人再受训练，作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1947年，青年军又把学员兵，分别在各地训练。但这时内战已经开始，青年军人的思想已经和1944年大不相同了。一位台湾政界名人回忆当年参加青年军工作经历时这样写道：

1945年初，我和罗兴杰，还有赵谦恭同学一道到万县204师做连训导员。半年之后全师评选四个模范政工，我们三个都选上，一时政校声名大噪，我们也因此调整了职位，我做政治教官，重温在校所学，很受学兵欢迎。

1946年7月复员，年底，伍瑞云学长找我到205师办预备干部训练。1947年6月，政治部主任樊中天派我做第3团政工主任，到广西招学员。这是中央第一次到广西招兵，顾虑很多，幸好有中央日报社长徐冰平学长大力支持，扩大宣传，发动1万多中学生应考，精选3000人，并策动地方党团首长从军做政干。来后一年，在新军干部训练中，所有竞赛都第一。当时我曾为从军梦意气风发！

1948年夏，预备干部训练改制，青年军候命作战，一时军心瓦解，学兵相率逃亡，赵谦恭也在此时阵亡，罗兴杰和我从军梦醒，先后退伍从政。

学兵本来是为抗战而从戎，却一直待命到抗日战争结束，原来的意气风发满腔热血，因蒋氏父子的私心，慢慢被消磨冷却下来，到内战开始，军心便一步步地瓦解了。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尚能浴血奋战，而在3年内战中却兵败如山倒的一个原因。

后来有评论认为，尽管蒋介石经常用“寡廉鲜耻，气节荡然”骂他的部下，可是他一生“以小智术对付大时代，以小聪明因应大事情，以小心眼处理大智慧”，如此，即便他有多种手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也会因性格的小而窄，不能以精神和良知服人，而自设种种阻碍，终不免凄惶黯然，退出历史大舞台。

“弱国无外交”（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胜利一方的参战国，派顾维钧等出席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由美英法等列强操纵，尽管顾维钧才华出众，活动能力也强，很受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蒙梭的赞赏，但是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势单力薄，列强决定把战败国德国所占中国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这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事例，曾激起了国内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顾维钧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抗议。

“珍珠港事变”促成了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日夜盼望的中美联盟终于到来，可惜在雅尔塔会议上，巴黎和会那“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再次重演。

1945年2月4日～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统帅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的避暑胜地雅尔塔聚首，商讨在欧洲战场很快就要取得胜利之际，怎样早日取得东方战场的胜利的问题。中国和美国的原计划，是中国陆军由西向东反攻，美军则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协同作战，消灭日军，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先用跃岛战术，斫臂削足，再登陆日本本岛，迫使日本投降。人各有私，罗斯福总统珍惜美军人力，担心麦帅计划会使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故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希望苏联在打败法西斯后，迅速向中国东北出兵。

斯大林真不简单，他看准了罗斯福的心思，趁机要求取得日本在中国所夺得的权利；在罗斯福看来，慷他人之慨换取战争的早日结束，何乐不为？于是，那个出卖盟国的《雅尔塔协定》，就在列强的谈笑之间签订了。协定中约定：“在欧战结束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对日作战，苏军出兵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旅顺租给苏联为海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营。”

他们还商定，此内容由美国到某一个时候通知中国，在此以前严格保密。

不过在美国正式通知中国以前，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已电告重庆，随后驻苏大使傅秉常、驻美大使魏道明也陆续有电报回国。到5月22日罗斯福派驻中国的大使赫尔利把协定的全部内容告诉蒋介石时，蒋介石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一直是愤怒而无奈。国际形势的险恶，连蒋介石都深感震惊。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做过两点空洞的保证：“一是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的，宋子文必须在7月1日之前到达莫斯科；二是苏联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中国。

早日打败日本是全国军民的共同希望，对抗《雅尔塔协定》，中国在多年抗战之后显然无此力量，进退失据之余，蒋介石除了自我安慰只能委曲求全。

于是，1945年6月底，蒋经国随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往莫斯科，宋是此行的首席代表；蒋经国和他的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任随员兼翻译。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谈判，预先签订一项中苏条约，用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联的扩张行动，并对苏俄日后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这不过是中国政府迫不得已之下采取的补救措施。

“弱国无外交”（2）

6月3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蒋经国以参谋与翻译双重身份参加谈判。正式会谈从7月2日晚开始至12日为第一阶段，主要商谈外蒙问题。

第一次见面时，斯大林还很友善亲切，正式谈判开始后，慢慢盛气凌人起来。他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既成事实，宋子文反复申辩，说明不能承认的理由，他便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蛮横，问他：“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蒋经国后来回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先总统蒋公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眼，这两个字眼，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话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达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于是，蒋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地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外蒙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归并给苏联。”

蒋经国所言确属实情，无奈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力量”，从来没有“同情”二字，谈来谈去，还是不得不忍痛承认苏联卵翼下外蒙独立这个事实，不过约定以后由中国政府派员到外蒙监督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手续而已。

7月12日，中苏谈判不得不中断，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去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苏、美、英3国会议（7月17日到8月2日），中苏会谈只得暂停，宋子文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飞返重庆。

7月26日，中、英、美3国发表《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投降。

8月6日，为泄珍珠港之恨，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一瞬间，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化为废墟，78，000人丧生。8月7日，美军出动4架大型轰炸机日夜轮番轰炸日本本土。8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弱国无外交”（3）

斯大林担心苏联出兵前，日本宣布投降，使他师出无名，终于下了出兵的决心。他责成苏外交部于8月8日发表对日作战声明，次日就出动百万雄师，分西北东3路猛烈进攻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日本天皇和内阁阁僚研究了3天，给苏联留下出兵东北的最后时机，同时又招来第二枚原子弹，使著名的长崎化为废墟，将近十万人丧失性命。裕仁天皇迫于大势，别无选择，于8月10日通过中立国瑞士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经同盟国答复同意后，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

中苏第二阶段会谈于8月7日开始，中方代表有宋子文、王世杰（新外长）、胡世泽、蒋经国等，苏方仍以斯大林、莫洛托夫为主。会议中双方争论激烈，由于苏联军队已在此时攻入中国东北，很快就占领全境，他们凭战胜威势，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会议最后只能以妥协告终。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几个有关附件。其实，即便没有《雅尔塔协定》，苏联也照样能强迫中国政府签下这样的条约。斯大林曾明白地对蒋经国说：“我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就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中国具备了每一个强国的条件，所缺的就是政治的统一。”可见，斯大林所说确是肺腑之言，他之所以要趁火打劫，还是害怕中国强大起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

二、苏联对华声明：第一，苏联给予中国的道义的军需及其他物质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第二，苏联重视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三、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以30年为期。

四、中国宣布大连为自由港。

五、旅顺在30年内由中苏共同使用作海军基地，但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

六、苏方声明，在日本投降后，苏军于3星期后开始撤退，3个月撤完。

中国迫于形势，为换取恢复东北各省主权，终于忍痛任由外蒙古脱离了中国版图。外蒙人口虽只有100多万，但土地面积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超过15个浙江省，中国损失之大，令人痛心疾首！宋子文爱惜自己的名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由新外长王世杰完成，结果王世杰后来被指责为卖国，其实王世杰是工具，不是条约决策人，他不过是在和蒋经国一起，背了历史的黑锅。后来蒋介石出面承担责任，议论始告终止。

“弱国无外交”（4）

莫斯科旧地重游，蒋经国感想殊多。苏联经过希特勒的蹂躏，战争的灰烬还是处处可见。但经此一番浴血奋战，使得它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了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蒋经国留苏时曾见过斯大林，那时，斯大林送他去农村、矿场、工厂，将他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受尽折磨，这次再来，平起平坐，唇枪舌剑。作为中国政府蒋主席的私人代表、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已非当年的尼古拉同志。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略显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背后，挂的是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却换上了彼得大帝的画像。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意会到原来是时代变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斯大林把俄国历史上一切对祖国有贡献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大名一一抬出来，借他们的感召力，号召军民为保卫祖国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对斯大林来说，那不过是一时的需要。

这次来到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一直是宋美龄在协调，中日关系则由蒋介石的留日同学张群负责，中苏关系则非蒋经国莫属，当年的艰难辛苦，没有白费。

回到重庆，举国欢腾庆祝胜利的历史场面，业已过去。全国人民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流离在外的人希望早日回乡，与家人团聚。中国经多年抗战，民穷财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急需安定团结，恢复经济。不料政府当局连续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说的是“所有该路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二个是发给各战区将士的，就是“最高统帅部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进，勿稍松懈”。

“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外敌已破，该“安内”了，蒋介石的命令背后隐藏的下一步计划，昭然若揭。此举首先违背了先总理孙中山对他“天下为公”的教导，最终导致了他失去人心军心，仓皇退出历史舞台。

1945年10月10日，蒋经国奉命出任东北外交特派员，10月12日与熊式辉及其所属9省主席飞抵长春，和已占领东北的苏军，谈判交接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多月以前在莫斯科签订的，现在他奉命去东北实际上就是要把条约规定变成事实。

蒋经国以为，东北是他的新时代、新事业的开始，他计划的是，办好外交，然后整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在关外的锦绣大地上，像以前在赣南那样大干一番。于是，他推荐前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出任长春市长，长春是伪满洲国的“新京”，也是当局眼中的东北中心、接收东北的起点。他接收伪满一家报社，打算把赣南的《正气日报》在东北复刊，临时负责人为祝映磺（1949年后任长春师大教授）；他开办了一个青年中学，任命他的留俄同学彭健华任校长。彭健华曾在赣州办过正气出版社。此外，还有许多赣渝旧部在重庆待命出发。

根据刚刚签订的条约办外交，应该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的事情，谁知事与愿违，处处碰壁。

“弱国无外交”（5）

原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远离东北，而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就在晋察冀等地，距东北不远，加上他们能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因此已经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了东北。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看到蒋介石亲美，认为中、美一旦携手，会威胁苏联亚洲部分的安全，所以他决定采取措施，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

延安获悉日本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就在8月11日连发7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具体指出：“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接受敌寇投降，恢复失地。”

李运昌奉令后，立即召开军区党委会，将所部8个团1个营两个支队，分3路向热河和东北进军。其中东路40，000人由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8月26日占领榆关镇和海阳。28日，出九门口跨越长城，占领北宁铁路上的前所车站。8月30日与一支苏联红军会师，同日会同苏军夺取了山海关。9月4日进驻锦州，接管市政府。9月5日他们乘火车到达沈阳，接受苏军建议，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进驻沈阳市政府大楼。

曾克林挺进东北成功，接着大批开进东北的是罗荣桓统率的山东军区部队，总人数达三四万人，再一支是黄克诚统率的新四军第3师，实力超过一个军（3.5万多人）。他们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历时两个月（9月28日到11月26日）到达锦州西面的江家屯。

这段时间，各解放区先后开往东北的部队达11万多人，调往东北的各种干部达2万余人，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陆续到达东北的有彭真、陈云、张闻天、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萧劲光等20余人。

与此同时，苏军不顾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将营口、葫芦岛以及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整个地区先后交给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还默许自治军在东北自由活动，甚至把部分日军军用仓库交自治军看守。

蒋介石本想让蒋经国出面与苏联代表交涉，以从苏军手中接收大东北，不料蒋经国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东北不可能成为他的新赣南，蒋经国苦恼之中，铩羽南归。同去的朋友干部，有的早已请假南下，有的当了俘虏，有的被俘后改弦更张成了中共干部。留在重庆原准备分批北上的赣渝旧部，见主帅后撤，相顾失色，不得不留在京沪，再作打算。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1）

蒋经国束装南归后，颓丧不已，据说他曾一度借助于酒和女人来麻醉自己。就他的政治前途而言，面临两项抉择，一是另辟天地；一是留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伺机而动。蒋介石的安排，是任命他为“政治大学”的教育长，给他机会为自己的将来奠点根基。同时把陈氏兄弟的CC系势力，借机压一压。谁料学校发生了驱蒋风潮，蒋经国不无沮丧地坚决辞去了这一职务。

现在，他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着建军先建校的原则，蒋经国重操旧业，巧妙地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6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集各省三青团骨干上千人，在庐山学习。9月1日到10日，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大礼堂举行。紧接着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太子系的人马如许季玉、刘安琪、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伦、胡素当选监察。随后是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为副书记长。蒋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组训处长。由于陈、袁另有要职，书记长不过挂个名，所以蒋经国抓住了实权，成了三青团的实际领导人。可惜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蒋经国的运作不免大打折扣。

这期间，由于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民党的兵力还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来不及运往华中华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蒋介石便煞有介事地和毛泽东进行和平谈判，制造和平的烟幕。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国共双方是主角，民主党派做配角，联合政府其实是要以时间换空间。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兵力部署已定，发动内战的时机已成熟，蒋介石悍然调动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以前签订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一概形同废纸。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无可挽回地走向彻底决裂。

1946年7月～1947年4月，是内战的第一阶段，战略态势表现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起初，国民党军队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可是几经交手，人民解放军以3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敌正规军78万人，杂牌军34万人，给予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内战进入第二阶段，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恢复了绝大部分失地，把战线伸入国民党统治区。战争打到第三年的头半年，即1948年7月到12月，国民党军基本上像见到太阳的坚冰，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

这种戏剧性的形势消长，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其他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都和军事方面一样令人沮丧。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2）

后人总结，蒋介石有他的“阿格琉斯脚踵”，这就是量小气狭。虽亦读书，可惜不得其道。他仅以玩弄智术治世，没有磅礴才识垫底，这种智术足以害人害己，而且他的刚愎自用，到大陆易手前夕达到了极点。东北失守，华北也将不保时，他还以精锐家底孤注一掷，会战徐（州）蚌（埠），实在荒谬，而且向下越级指挥，电话打到团营一级，打乱结构和秩序，刺伤人心，这在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国民党军队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还是因为不得正道，终至于不可收拾。若说扶持危局，他麾下尽多辛亥老辈，风云际会，珠玉满堂，然而他们共事非人，最终赍恨千古。

前线节节败退，后院频频失火，1948年5月20日因“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矛头都对准了南京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第二条战线”，目的是瓦解人心，瘫痪国民党的后方。蒋经国很了解这种宣传鼓动的威力，他也曾绞尽脑汁，派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精英分子渗透到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者针锋相对，直接对抗。可惜即便在后方，国民党人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失业、饥饿、萧条，种种因素，使得大众人心惶惶，矛头日趋明朗地指向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和贪污腐化。而国民党一些短视暴虐的举措，无形中也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了走向深渊的步伐。

蒋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非常微妙，两脚跨在党军之间，可是在党内军内都算不上高层的决策人物。此时，特务组织他还不曾插上手，各军种各兵团，直接隶属于参谋本部，他也无处插足。他在口头上行动上仍然扮演着坚强乐观的斗士，摆出无坚不摧的架势，实际上心中的忧虑和彷徨，深不可测。

蒋经国不是坐以待毙之人，他苦思良久，召集亲信反复研究，又提出了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方法是，在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够年龄的壮丁，全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卫乡，在巩固收复区的同时，根绝共军兵员粮食的供应。他初步拟定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们，配合计划施行，这是一种以组织对付组织的手段，想像起来威力无穷，可惜实践起来寸步难行。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3）

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得人心者得天下”，古圣贤的教诲，被共产党活学活用着，不得正道的国民党无论怎样努力，也难免劳民伤财，空忙一阵。蒋经国别无选择，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临危受命，鞠躬尽瘁，忠孝庶几两全。

要建立“实验绥靖区”，首先需要行政院重新划定行政区，然后由中训团另外编制预算，订编制以及备营房。方案递到行政院，谁料行政院的官僚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这种老爷做派，无视国事轻重缓急，耗时旷日在所不惜，着实令蒋经国窝火。最后还是蒋介石想到了一个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将方案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是至此，蒋经国建立“实验绥靖区”的计划，已经走样成为“戡乱建国”的计划。

蒋经国深深体会了一下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的辛苦，他隐忍难发，只能耐心等待，等待的结果差强人意。“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1，200余人，被编为6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枝，子弹200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很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1948年1月，国防部“戡建总队”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6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是都受蒋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队员们或者个别，或以小组形式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尚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形，因而“戡建”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内部倾轧的现象倒是不一而足。“戡建总队”之外，还设立了“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这成了蒋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随着国民党军的覆灭，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兖州第5大队，人民解放军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被擒。襄阳第4大队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全队被歼。潢州第3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而自行解体，各奔东西。淮阴第1大队，没有等到开展工作，就和南京中断了联系，后来陆续逃回上海。合肥的第2大队和唐山的第6大队，于1948年7月调到上海。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干脆携秘密档案投向中共。

蒋经国惨淡经营的“戡建大队”，就这样烟消云散。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1）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本已到达崩溃边缘，前方屡战屡败，更加快了崩溃速度。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大江南北，烽火连天，大量的社会财富消耗在战火之中，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当局供养着几百万兵力，财政上已经不胜负荷。据当时统计，1947年财政总收入为13万亿元，而支出则达40万亿元，赤字为27万亿元。其中军费达213，1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2％。要消灭赤字，就必须开源节流。而在战乱中，军费有增无减，难民则大量从战区流入后方，当局也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后院失火，比前线吃败仗还要可怕，因此开源办不到，节流更不可能，要消灭赤字，只有滥发钞票。1948年与1937年相比，法币贬值400万倍，相当于战前一元法币可值现币400万元。

通货恶性膨胀，使得法币的印刷费用超过了法币面值。印小额法币不合算，于是印大额钞票，以致后来有25万元一张的关金大钞问世。随着钞票的贬值，物价不断高涨，甚至出现早晚时价不同，一日几次涨价。工人、城市贫民、工薪族群和其他一切无产者，苦不堪言，一位国立大学教授说：“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1/10。以银元计算，约等于15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了。这份薪金比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

法币已经一钱不值，大城市的大宗买卖早已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则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恢复银元来往，甚至退到原始的物物交换阶段。民生多艰，人心惶惶。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没有实物，更没有美钞和黄金，他们不得不忍受物价飞涨之苦。忍无可忍之际，不得不呐喊、抗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呐喊抗议给国民党造成的巨大压力和恶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到了16日，交大、上医、沪江、之江大学等校学生教师开始举行罢课罢教，要求改革学制，增加待遇，改善生活；19日，复旦、同济、暨南等15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京、沪、苏、杭地区大专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停止内战等等。

军事形势经济形势，都已面临崩溃边缘，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国民党被迫将改革提上日程。

财政部长王云五组织了若干经济专家，拟出一个币制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便于1948年8月19日公布施行，内容如下：

一、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0月20日以前兑换完毕。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黄金每市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3元，银币每元兑2元，美元每元兑4元。兑换期止于9月30日，后又延至10月31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及国际开支。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2）

王云五对这个方案很乐观，他设想方案实施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36亿金圆券，财政税收经过整理后总收入可达到25亿金圆券，收支两抵，赤字只有11亿金圆券。这个数目可用出售公营企业、美援物资和增加侨汇来弥补。

要使方案行之有效，首先要稳定物价，因此政府同时公布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物，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市价上，不许超过，这就是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更是金融中心，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大商贾、买办、大亨不仅在上海称王称霸，而且与南京的高层官吏关系密切。当局考虑再三，把这个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蒋经国。由于“经济管制”是币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它不但足以决定币制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稳定经济的命运。政府便在行政院之下，专门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派王云五、陈启天、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蒋经国为委员。经济管制委员会之下，又设置上海、天津、广州等3个督导区。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督导区的督导员。

8月19日，蒋经国自南京抵达上海，在上海中央银行设立督导员办公处。这是他首次参与经济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对所承担任务的艰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在8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价格涨得很历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非常困难但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

他研究了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后，大致获得了这样的结论：

上海是我国最大都市，也是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经济管制的成败，关系全国经济管制的成败，也关系整个币制改革的成败。

上海的商人，受了百余年来海派作风的影响，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商业的道德，他们所看到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许多商人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他们从无中生有，破坏政府，动摇民心。

上海人说：有条才有理，所谓条，是指金条，理就是道理，所谓有条有理的意思，就是说有了金条，就有道理；这种黑暗的现象，是造成社会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主要原因。

他在上海所见到的不是风平浪静、月白风清的景致，而是隐藏着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危险前途。为了表明自己坚决贯彻经济管制政策的态度，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次谈话，并在日记上写道：“今后的问题，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说到哪里，就应做到哪里，否则一定是会失败的。”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3）

他首先整合自己的队伍，仍然由几个志同道合的留苏同学担任智囊团成员，其中经济学家高理文是他的主要顾问。他调来“戡建大队”的队员1，200人作为基本力量，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后来又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员人数1.2万人，明确任务是：一、打祸国的败类；二、救最苦的同胞；三、做艰巨的工作；四、尽最大的义务，协助“勘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工作二周后，他总结道：“半月来的努力，虽可自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责任之重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拚命以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我应当拿一切的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人民的拥护。”

“戡建大队”和“服务总队”的人马都年轻肯干，在蒋经国的热情鼓舞下，无不信心百倍、勇敢向前。他们负责检查市场、仓库，宣传政策，接受密告，工作积极，雷厉风行，几乎要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

蒋经国是个激情派的政治强势人物，也确实有喜欢说大话的毛病，但是此番“打老虎”、“打祸国的败类”，确实不是仅仅喊喊口号而已。

第一个碰到他枪口上的是南京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因违反经济紧急处分命令而受到了严厉惩办。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工作的机密，串通上海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利，事发后认罪服刑。

随后又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敲诈勒索罪而被严惩，他们虽然称不上是大老虎，却绝对称得上是恶狼。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坏头头”，直接危害着已经病入膏肓的社会。有人劝蒋经国手下留情，他却说：“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谓与其让他害得众人都哭，不如任他一家人去哭！坚决将他们处死。这句话成了传诵一时的蒋经国名言，赢得了民众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9月3日，上海最大的商人，如荣鸿元、詹沛霖、吴锡龄、黄以聪、杜维屏之类皆被扣押。被送法办的五大不法商人当中，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血亲、姻亲以及表亲，就占了3位。蒋经国对这些事的初步评估是：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

据统计，因为违反经济管制法令而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在内共达60多名。其中最轰动的是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凭父亲的威势，在市场上投机倒把，无所不为。一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多股，被“勘建”队员报告给了蒋经国。蒋经国随即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将他和同犯逮捕送法院审理。

此举赢得了普通市民的齐声喝彩，是这场打虎武戏中的一个高潮，真刀实枪的架势，一时震慑了上海滩。

蒋经国明知形势恶劣，经改的条件并不完备，工作艰巨，阻力重重，但他却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毅力和勇气去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到上海后，杜月笙、黄金荣之流，屡次请他吃饭，他都婉拒，多少富商巨贾送钻石、翡翠、古董给他，他一概拒收。他兢兢业业、刻苦工作，节假日从不休息，白天开会、见客、下基层检查工作，晚上则写日记做自我反省和工作检讨。1948年9月18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4）

到上海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虽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则很愉快。今天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

他的大无畏精神，和努力到底的决心，以坦白恳切的笔触表露无遗。这一番话，也说明他确实认清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质。

要限制物价，就要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操纵物价。为防止商人隐藏货物，消极抵制，他动员了5000多人，分成1600多个小组，由警察局长俞叔平担任总指挥，实行物资总检查、总登记，工作的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大。

在蒋经国的强力推动下，经管工作从8月中旬到10月初初见成效。物价暂时稳定下来，上海中央银行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000，000元，其中包括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3，894元。事实上，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私有金银外币远不止这个数量，把金银外币交出来的人都是普通市民，真正有钱的巨商大贾、玩套汇的老千一直在观望不前，等待限价失败。

其实，即便上海物价真正稳住了，也于大局无补。因为低价商品往高价的地方流动是商品社会的基本规律。到处都涨水，上海怎么可能不陆沉？物价低，商品就不会流到上海来，物资一旦短缺，又会引起物价上涨。而且，改革还必须做到金圆券发行量合理，这需要政府做到收支平衡。王云五原来设计的增加收入的几个办法，个个落空，而军费开支却越来越浩繁，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要消灭赤字，只有扩大金圆券的发行量。金圆券一多，又造成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平头百姓手头持有的货币极少，为免受损失，只有将货币换成实物才放心，于是抢购风潮势所难免。

何况那些对限价一直怀恨的奸商大亨之流，为赶快冲破“八一九”防线，便指使手下前往抢购，使得形势越发紧张。担任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长的王升曾经回忆：当时武汉、天津、广州的经济都没有人管，督导人员形同虚设。由于局势恶化，国统区日益缩小。当时到处都涨价，唯独上海不准涨价，如此的艰难困苦之中，蒋经国仍然取得了上海市民的信任与合作，是极为不易的。

蒋经国顽强顶住外部形势的恶劣，可是难以提防国民党内部要人的拆台。名记者曹聚仁，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揭发了这种令人齿冷的内幕：

真正的敌人，却是那位兼任华南经济特派员的T．V．S．（宋子文）。他首先敞开广州的闸门，让金圆券的币值，一泻千里。金圆券对港币的黑市比值在华南发疯似的低落；东南地区的币值，就无法维持了。T．K．（孔宋）两家的财富，跟东南地区是分不开的……牵及“断人钱财，杀人父母”，他们就把蒋经国当作眼中钉，四行总处形式上该帮助他推行政令，实际上，在T．K．的紧急通知下，却在拆他的台了。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5）

宋子文在暗里拆台，蒋经国还可以明里努力，最令蒋经国受打击的是自己人明里唱的对台戏。扬子建业公司一案使他大伤脑筋，最后迫使他不得不从上海尴尬退场。

关于扬子建业公司一案，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自从蒋经国抓了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后，杜月笙不动声色，悄悄吩咐手下向蒋经国的“打虎队”透露了一个情报：指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蓄银，请打虎队从速采取行动。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也即宋美龄的亲外甥。杜月笙是存心要看看蒋经国是否敢打真正的老虎。

9月30日，蒋经国立即亲率干员直奔扬子公司，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品，他这种就事论事的执法勇气，使得杜月笙倒吸了一口冷气。正当杜月笙对自己儿子被抓的事感到棘手时，他手下送来一封机密电讯，说是蒋经国搜查扬子公司后，孔令侃立刻向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已专程赶到上海，要蒋经国撤销这个案子。蒋经国对宋美龄解释说，我是奉父命而为，撤销此案如何服众？对父亲的威信又如何维护呢？宋美龄救孔令侃心切，强硬地表示：“你父亲那边我来解释，你只管放人好了！”蒋经国依然坚持：“这不是向父亲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事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前途，我向全国民众如何解释？我对上海市民如何交代？”宋美龄见蒋经国这样不给面子，不高兴地说：“那好！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蒋经国也不示弱：“我正是执行父亲的命令，父亲也不会答应孔令侃的无理要求！”宋美龄气得迅速离开蒋经国处，立刻拨电话找到在北平开会的蒋介石，要他从速赶回上海处理孔令侃的事，因为此事已经威胁到蒋家与孔家的关系，而且孔令侃对蒋家底细一清二楚，如果事情处理不好，孔令侃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蒋介石听完宋美龄的电话，脸色非常难看，指示侍卫人员，准备回上海。

蒋介石的专机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一个人率先登机，将孔令侃的事详细说给蒋介石听，然后蒋介石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到下榻处。

翌日一早，蒋经国独自去见父亲蒋介石，出来时就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回到办公室，对亲信表示：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

事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照常经营，杜月笙的少爷杜维屏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社交场合。

另一种说法是，虽然外界舆论认为因宋美龄干预此案，蒋经国迫于压力，最终纵虎归山，但蒋经国自己则一直说这是外界在夸大其实，他在日记中，说“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还说：“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6）

此案真相，至今是个谜，但经此打击，蒋经国在上海苦干实干数月赢得的声威，一朝输个精光。上海人把市面流行的政治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他感叹：“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也甚大了。经济管制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的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见l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南京财政部也开始扯他的后腿。10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七种税额增加71倍”。这样商人就把税款转嫁给消费者，烟酒涨价，其他商品不免随之涨价，一轮轮的物价大涨，使蒋经国应接不暇。

战场上的败退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9月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所部10万余人除2万人起义外，全部被歼。人们都认为，中共的军队即将从济南攻徐州，威胁南京，人心动荡，对金圆券、对限价更丧失信心，抢购之风更加严重。以下几则日记，频频流露出蒋经国的忧惧之情：

10月4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

10月5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黄金的黑市交易。

10月6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的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的买米量则较往日加一倍，这是个最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今日下午，要南北米市场负责人具结，每月由外埠供应上海食米4万石。今晚8时向市民广播。今天做了14小时的工作。

上海市场上的抢购风潮，迅速影响到沪周各地。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棉布、呢绒、面粉、胶鞋等物品被抢购一空。10月份最后数日，蒋经国的工作重点是处理粮食的供应问题，粮食问题起初只限于商人投机囤积，此刻又演变成了产地的阻运。上海在外地采购的粮食，因地方禁运，运不回去，督军处下令放行，却不生效。为安定人心，蒋经国在10月23日发表《向人民进一言》，说明如果不限价，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然而大道理解决不了真问题，到10月底，他听到的已不只是排队抢购的消息，而是“排队也购不到”的议论了。

蒋经国固然四面楚歌，其实上面早已动摇。10月27日，南京行政院召开经济管制会议，毫无结果。28日继续开会，大家都主张让步，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货可以合本定价，这意味着政府要放任不管了。

蒋经国说：“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是表示政府的软弱、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但是为了要对上海市民有一个交代，并且想到了父亲在前方的辛劳，实不忍放下自己的责任，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处境之苦是可想而知了。今天不怕敌人，而只怕自己人拆台，目前的局势，是日益严重了，但想来想去，只好奋斗到底。”然而他此时已是孤掌难鸣，要像在赣南那样创办交易公店，自己掌握物资，凭票供应，绝难办到，他的忧虑、惶恐、痛心无以言表！他在10月31日的反省录中写道：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7）

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量太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的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地坏下来……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富。”这几句话说得太痛心，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我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

11月1日，行政院取消了限价的布告，改为议价，几天后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蒋经国70多个日日夜夜殚精竭虑的努力，至此一笔勾销。此前，10月29日，立法院和监察院也发出“打虎运动”的催命符。立法院第十五次院会“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察院则认为此次限价“未能慎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造成黑市猖獗现象”。

一周后，政府又明令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前者规定撤销“金圆券发行数额以20亿为限”的规定，但货币仍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后者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订兑换率：黄金每两1，000元，白银每两15元，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从4∶l降为20∶1，贬值也是80％。

面对这个结果，蒋经国的惭愧和痛心自不待言，储安平在他的《观察》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场烂污》，攻击得更厉害，他说：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噩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饿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的社会秩序。抢是一种无言的反叛。

这次币改，不但最终落实到“一路哭”，“一家哭”也没能避免，据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除对前途绝望外，多年积蓄在这次币制改革中毁于一旦，也是原因之一。

经济改革失败，财务部长王云五引咎辞职。11月6日，蒋经国正式辞督导员职。在此前发表的告上海市民书中，他“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某些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决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张”。

蒋经国辞职后，就动身到杭州去了。临行前，他去看吴稚晖。吴稚晖见他意绪茫然，心情抑郁，劝慰他正值盛年，好好反思，再重新来过就是。

其实，应该向人民道歉、谢罪的是国民党的决策阶层。决策已误，执行者再怎样竭智尽忠，也是徒劳。蒋经国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他的命运就是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虽则明知巨石还要一次次滚落下来，但他还是要继续推，“决不放弃”！

在这“一场烂污”中，唯一使他高兴的，是10月27日深夜，接到了上海的电话，夫人方良又平安生下一个男孩，即三子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