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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一、身世与求学（1）

- 一、身世与求学（2）

- 二、参加抗战

- 三、装甲兵与国共内战

- 四、迁台的历练

- 五、进入“国防部”工作（1）

- 五、进入“国防部”工作（2）

- 六、装甲兵司令与湖口事件（1）

- 六、装甲兵司令与湖口事件（2）

- 七、主持军事教育（1）

- 七、主持军事教育（2）

- 八、联勤、联训部、“国安会”

- 九、战略学会及其他（1）

- 九、战略学会及其他（2）

- 一、抗日战争（1）

- 一、抗日战争（2）

- 一、抗日战争（3）

- 一、抗日战争（4）

- 一、抗日战争（5）

- 一、抗日战争（6）

- 一、抗日战争（7）

- 一、抗日战争（8）

- 一、抗日战争（9）

- 一、抗日战争（10）

- 二、国共作战（1）

- 二、国共作战（2）

-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1）

-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2）

-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3）

-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4）

- 四、父子情深（1）

- 四、父子情深（2）

- 四、父子情深（3）

- 四、父子情深（4）

- 四、父子情深（5）

- 四、父子情深（6）

- 五、几点答疑（1）

- 五、几点答疑（2）

- 五、几点答疑（3）

- 五、几点答疑（4）

- 一、身世之谜（1）

- 一、身世之谜（2）

- 一、身世之谜（3）

- 一、身世之谜（4）

- 一、身世之谜（5）

- 二、童年琐忆（1）

- 二、童年琐忆（2）

- 二、童年琐忆（3）

- 二、童年琐忆（4）

- 二、童年琐忆（5）

- 二、童年琐忆（6）

- 二、童年琐忆（7）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2）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3）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4）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5）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6）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7）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8）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9）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0）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1）

-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2）

- 三、赴美受训

- 四、学成归国

- 一、求学时代（1）

- 一、求学时代（2）

- 二、先室静宜（1）

- 二、先室静宜（2）

- 三、吾妻爱伦（1）

- 三、吾妻爱伦（2）

- 四、我儿孝刚

- 一、陆军第一师（1）

- 一、陆军第一师（2）

- 一、陆军第一师（3）

- 一、陆军第一师（4）

- 一、陆军第一师（5）

- 一、陆军第一师（6）

- 一、陆军第一师（7）

- 一、陆军第一师（8）

- 一、陆军第一师（9）

- 一、陆军第一师（10）

- 二、赴印度受训（1）

- 二、赴印度受训（2）

- 二、赴印度受训（3）

- 三、青年军二O六师（1）

- 三、青年军二O六师（2）

一、身世与求学（1）

陆军二级上将蒋纬国将军，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生于日本东京，生父戴季陶，母金子1。稍后由蒋中正收养，并移上海交姚冶诚夫人照顾教育。初住陈果夫家三楼阁楼上，后移溪口，因与毛福梅夫人不合，一九二二年迁居奉化，不到一年再迁宁波。一九二六年北伐后，移居上海。与居正、吴忠信夫人等过往甚密。一九二七年蒋中正与宋美龄正式结婚，乃定居苏州南城，吴忠信家隔壁一个小巷内，自己盖的房子———南园。

纬国先生小学是从上海开始，初入万竹小学，后移上海资源小学。搬到苏州后，进东吴（苏州）大学附属中学，并学少林拳与太极拳。一九三四年，参加全国会考，国家承认高中毕业，旋考入东吴大学物理系，主修物理，副修数学。在学校曾组织数人之小乐队，暇时演奏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及手风琴等，颇得校中欢迎。纬国先生一心一意要做军人，并向父亲蒋中正提出要求。一九三六年德国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n）到中国协助训练陆军，即将纬国介绍给莱将军，希望莱帮纬国到德国学军事。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纬国在上海登船，船经马六甲海峡，停槟城、巴拉湾，再横越印度洋，停孟买，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十一月十九日，在马赛登陆，由中国驻德大使馆人员，经巴黎接到柏林。由谭伯羽（谭延 之长子）接待，并进柏林大学语言先修班习德文，启用德文名字———WEGO。先住在一个意大利太太的家庭，稍后迁入一位德国太太的家庭，除在学校念德文外，回家后德国太太（纬国称德国妈妈）与他讲德文，要他背短文，说笑话，记名人演讲摘要，并改正一些音节或文法错误。也要他在自己朋友面前公开“演讲”，故其德文进步神速。

依照德国的规定，进入军官学校前，必须接受入伍训练一年。即在正规部队内，插进入伍生一二人，随部队训练。一九三七年九月，纬国依此规定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师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第五连，接受入伍训练，包括基本训练与山地兵训练。前者是以班教练为主，各个单兵教练皆在班教练中完成，让士兵一开始就有全班性作战概念，如何相互掩护，协同作战，全班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后者攀登山顶，背驮装备，山地行军，限制喝水，以及习惯寒冷山风吹袭等等。纬国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曾参加两次行军。一次是德奥合并，他们进军到奥国边界，另一次到捷克作战，占领捷克苏台登区。

一、身世与求学（2）

入伍生训练完成后，一九三八年九月，分配到慕尼黑军校，接受为期一年的军官教育。此一训练以营连战术为主，同时学习骑马、剑术、跳舞，才能被视为真正德国军官。在军校期间，纬国曾被希特勒召见三次，与德国其他将领亦有往来。稍后被派往德国第七军团见习。军团在德国称ARMY COURT，是介于师与军之间的战略单位，借此可以了解德国正规部队编装、战术思想与野战战略。一九三九年七月，军校毕业，分发德国山地兵第八师服务，经柏林到波兰边境第八师报到。八月中旬奉命回国，九月一日德国进军波兰(欧战发生)，十六日纬国在阿姆斯特丹登船，直航纽约。

纬国到美后，临时担任中国派往美国考察空军学校教育之蒋孝棠中校随从。十月奉命进入美国陆军航空对空战战术训练班，接受空军战术训练，包括驱逐、轰炸、侦察等战术及地勤业务。翌年三月结业，稍作休息，七月再至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当时战车是步兵中重要武器，随步兵作战。此一训练，则是要装甲兵单独作战，由装甲排、连、营、团、旅，到师之编装、战斗、通讯，后方勤务、兵工保养、架桥工程，到装甲师之战斗演习。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初结训，随即坐船到檀香山，改乘水陆两用飞机经威克岛、中途岛、关岛、马尼拉，而抵香港。再由香港换欧亚航空公司班机到重庆，至军政部报到，等候分发。

二、参加抗战

一九四一年五月，纬国被派往胡宗南部队任职。在此前数日，随军政部长何应钦由重庆到西安报到，并随何部长看胡之部队，及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因胡之虚骄，部队出现一些漏洞。后何返重庆，胡带纬国参观军械库，想炫耀所存军械。当纬国问库长（炮兵上校）有关一架丹麦造轻重两用机枪时，不但答非所问，且对军械一无所知，此人是否真是炮兵出身，亦被纬国所疑，故对胡部水准与胡之用人，大失所望。

不数日，胡派纬国到第一师（师长李正光）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任少尉排长。驻地赤水，纬国只身乘火车抵达，师副官处长用马接往所部报到，然后下部队就任新职。纬国当少尉排长，仅有两个月，同年七月即升第五连上尉连长。胡亦送一匹马给纬国备用。部队由赤水移防东全店，再移潼关附近守河防。时潼关以东，由第一战区（卫立煌）汤恩伯之第三十一集团军防守，潼关以西由第八战区（朱绍良）胡宗南之第三十四集团军防守，双方相隔一条十二支河。汤军军纪甚差，常卖放一些人渡河到潼关以西。有一次一批日军谍报人员，带十二个地雷，偷渡过河，准备炸潼关隧道，被纬国放出之眼线查知，则全部活捉。当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河南作战。日第一军渡过黄河，参加灵宝会战时，纬国正以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2指挥部队守潼关车站与河防，及十二支河原有防地。不过，日军乃强弩之末，纬国与日军并未真正接触。

同年八月，纬国离开胡宗南部队，胡找了几位师长为其饯行，纬国曾狂言：“半个鬼子一根毛。”指日军即将败亡，而毛泽东势力渐成气候。九月，以新一军上尉参谋为掩护，随“中国高级将领访问团”前往印度蓝姆迦，协调英美在印缅作战之矛盾，并参加中国驻印军战车训练班第二期训练。纬国在美国装甲兵训练中心，曾接受近十个月的训练，故对此次短期（四周）训练，驾轻就熟，并协助教官修好“自动平衡器”，得到美军之赞美。

一九四五年六月，升往青年军第二○六师（师长方先觉）第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纬国先到重庆晋见蒋委员长，再赴汉中第二○六师报到。时正夏天，卫生甚差，患一场痢病，因此发起灭蝇运动，并由第二营推展到其他营区。青年军第二○六师征收西北知识青年，故每连中都有一二位或三五位回教青年参加，他们宗教信仰、饮食习惯与一般混合汉人不同，且每人身上都带刀防身，有时在外边闹事。经纬国与方师长研究，将彼等合编为一个连，为纬国营之重兵器连，连长、连指导员，皆派回教同胞担任，此连后来军纪甚佳。

胜利前，纬国从随身携带之小无线电机，收到重庆广播，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时大众传播甚闭塞，整个汉中尚无人知道。纬国乘发薪之际，叫探员在汉中街上抢买烟酒、鞭炮及其他食物，作短暂之“囤积”；等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时，再加倍卖出去，不但庆祝吃喝没有用钱，每个士兵还发了双薪。同年纬国与石静宜小姐在王曲第七分校举行结婚典礼，由胡宗南将军主持。

三、装甲兵与国共内战

装甲兵是北伐后，由陆军第一师第一连搜索连改编而成，初隐藏在上海税警总队。战车是英国制的枪战车，只有机枪没有炮。装甲兵抗战前成军时为一个营，计五十三辆战车。抗战后继续发展，一度配属陆军第一百师。此时称为“装甲兵教导总队”，辖战车三个团及装甲炮兵与装甲汽车各一团。

同年十二月，纬国奉命调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四团（团长马徹）任中校团副。时石祖黄任装甲兵教导总队长，即临时派纬国任装甲兵教导总队第三处代处长，负责干部训练。纬国曾拟一份训练计划，未被石所用，纬国即到上海兼任装甲兵教导总队驻沪代表，负责将散居各地的印缅战场的装甲兵人员接往上海，失修战车加以整修，并建立战车第四团，为时仅二个月。一九四六年一月，战车第四团奉命并入战车第一团，纬国转任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团长石祖黄）中校副团长。

石祖黄为旧式军人，想将干部训练成自己干部后，再加以分发任用。当时蒋委员长对装甲兵非常重视，规定每周石要见他一次。后经纬国进言，石想在装甲兵中建立自己人事，且不太懂战车，以及战车战术，蒋委员长交陆军总司令部查考，由陆总决定，改由徐庭瑶中将（白崇禧推荐）出任装甲兵司令，谌志立少将任战车第一团团长。纬国亦将上海所收容之人员，及整修之战车全部带往徐州，合并于战车第一团。此后纬国在战车第一团中，以其专业知识，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如机油与活塞杆等相关问题。在官兵中发现千余种“专长”，其中六百余种是属于后勤方面，另五百余种属于作战方面，颇受团长喜爱与同人尊敬。

一九四七年八月，纬国升装甲兵战车第一团中校团长。按战车团团长原本官阶是陆军少将或上校，但受阶前被蒋委员长将上校改为中校，故当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装甲兵五个团同在一起受阶受旗时，纬国的阶级最低。时沂蒙山区作战失利，鲁南尽失，纬国以一个战车排掩护卡车部队，进入兖州，抢运美援物资。其中有大量皮夹克，战一团每人分配一件，多余者送战二团。战一团以美制M3A3型战车为主，使用三七炮，另有接收日本小型快速战车，及美军太平洋剩余物资两栖登陆军（LVT），编成两个大队。有一次在徐州附近作战，纬国用两栖登陆军，载日制小战车，运过淤塞河道，迂回九里山后，随即将小战车放出，向九里山猛攻快打，步兵随之将山头占领，免去徐州之威胁。

当时战一团政工人员，希望有自己战车与部队一起活动，纬国原想由政工人员（连指导员）兼副连长，并将副连长战车由其驾驶，无奈政工人员因未受过专业训练，且无法忍耐车内高温、油味，在机械方面更是无法配合，故彼等多在前方或后方负责补给事务或政治教育。纬国又训练战一团参加夜间突击，颇为成功。

一九四八年七月，纬国转任装甲兵司令部（司令徐庭瑶）参谋长，徐对纬国有些不放心，指定吴之芝为副参谋长，许多事由吴直达司令，使纬国无事可做。此时正值徐蚌会战关键时刻，装甲兵以营为单位分配到步兵单位，成立所谓十个快速纵队。为此纬国写了一份报告，直接向蒋“总统”申诉，认为此种做法不伦不类，且战车迁就步兵速度，无法发挥战车之动能，其混在步兵中，正好是对方炮火射击目标，主张装甲兵应集中单独使用。唯时全国沸腾，桂系李宗仁取蒋而代之，故无任何结果。

一九四九年一月，徐蚌会战惨败，纬国由装甲兵上校参谋长升任上校副司令，这是徐庭瑶不希望纬国管事之另一人事调动。时装甲兵有调广西或福建之议，纬国即时请示蒋“总统”中正，乃决定全部撤往台湾。

四、迁台的历练

装甲兵撤台时，装甲兵司令徐庭瑶及司令部先到台湾，被安置在原陆军总司令部营区，所有官兵及装备先后用二十八船次运台，并在湖口建立训练基地。此一工作长达一年之久，皆在纬国手中完成。

一九五○年七月，装甲兵司令部建立装甲兵旅，纬国被派为少将旅长。是月底，美国援韩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由东京到台北访问，“国防部”决定作一次战车旅攻击演习给麦帅看，并拨五十万元新台币为演习经费。纬国以麦帅富有战场历练，对装甲（战车）师攻击作战看过许多，建议改以履带车（包括战车、搜索车、装甲炮兵车）通过稻田，作一示范。因操典上说战车绝对不能进入稻田，此次演习对战车由车道进入稻田处，或由稻田回归车道，如何通过田埂，如何转换方向，以及停止后起步，都事先作过演练。故麦帅看后颇为惊奇，并说：“我在西典军校时，教官告诉我们‘一个好武器要在一个好战士手里，才能发挥高度的性能’。没想到美国战车在中国人手里就能够通过稻田，以后我们知道在台湾一样可以使用装甲部队，我们应该给予十足的支援。”故后来装甲部队非常顺利地得到美援。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纬国带职调圆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高级班受训，至七月底结业返回部队。翌年七月十七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海军上将来台访问，纬国在湖口基地，请史任选一战车营作紧急集合、救援台北演练测试。史选定后，纬国以无线电话下达该营集合与作战命令，然后二人合看实际动作、车辆分配、行动纪律；又同坐直升机在空中看行军过程，至到第一站，乃宣布演习中止。史对此战车营行动快速、军纪严密，大大赞美一番。

稍后，“国防部”应美国军方邀请，组成“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将领访问团，参观访问美国陆军，由国防大学、三军官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等校长及装甲兵司令等人组成，徐培根将军带队，纬国为团员之一，来回皆用美国空军运输机经日本往返。回程时，中国驻日使馆转知纬国：“静宜病危。”纬国自购机票返台，奈其原配石静宜夫人，已于十月三十一日以难产后吃安眠药过量，心脏病突发而不治。3

纬国中年丧妻，痛苦万分，因此亦暂时脱离军队。经其父蒋中正解劝，旋再赴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以接受一年之正规班训练，换换环境，又有课程之压力，可使他忘掉丧妻之痛。

一九五四年七月，纬国学成归国。途径日本，顺道参观日本富士军事学校，该学校分设装甲、炮兵、步兵三个班。这种做法非常有效率，比中国吸收美制之后，分三个兵科（步兵、炮兵、装甲兵）学校较好。其副校长带纬国参观时相告：“我们自建新军———指陆上、海上、空中等自卫队———开始，无条件接受美军有关一切的手册（俗称典、范、令），包括野战手册（编号F.M）、技术手册（T.M），不过我们准备在用过二三年之后召开一次手册会议，建立起日军第一本手册。即使内容改变不多，亦将手册赋予日军编号，建立起日本军队之典、范、令。”此点让纬国感触颇深，国军用美军制度多年，当时尚无国军自己之“手册”。

五、进入“国防部”工作（1）

回台湾后，纬国派任“国防部”高参室高参，编为第五组，负责美国军制整理编纂。包括野战手册（F.M）、技术手册（T.M）、军队规范（Amy Regulation）乃至军语辞典。纬国请各兵种、兵科学校或部队自己以实用体验，先修正编纂所用手册，然后加入自己的观念，加以修改，但因时间甚短，一九五五年一月，因调“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郑为元）少将副厅长，此一整理编纂工作无疾而终。后由陆军作战发展司令部接办。

原本蒋中正“总统”告诉纬国是叫他到“国防部”第二厅的，经国先生（时任政治部主任）认为第二厅能讲英文者颇多，第三厅比较少，建议纬国到第三厅，所以进入第三厅。纬国口述时称：“父亲着了哥哥的道。”不但由第二厅厅长变为第三厅副厅长，实际上被隔离在其主持之情报系统之外。

纬国在第三厅任职三年四个月，历经大陈撤退（一九五五年二月）。此一撤退在美军支持协助下，非常成功。同年四月至八月，带职调石牌联合作战训练班第三期受训，结业回任。时国军每年都有一次大演习，由“总统”亲自校阅，演习程序归第三厅策划。演习计划多由参谋次长（今副参谋总长）执笔，第三厅则是加强厅以下各组重要幕僚作业，以及美军的作业方式与程序，纬国刚刚从美国参谋指挥大学学成归回，故一切得心应手。不过功劳是参谋次长的，因参谋次长总其成。

第三厅理论上是主管全国作战，但当时许多事都在参谋总长手里，参谋次长成了总长的“传令”。厅长与副厅长根本不受重视或重用。所有作战的参谋业务，多是纸上谈兵。

五、进入“国防部”工作（2）

一九五七年五月，台北发生刘自然被美军士兵雷诺兹枪杀案。二十二日早上，纬国到总长彭孟缉办公室，报告“此案可能被人利用而扩大，希望早作部署，以防不测”。二十四日，“国防部”举行防空“拳头”演习，许多人到蟾蜍山防空指挥所参加演习，纬国离开时再报告总长，请其注意刘案发展。是日，美兵雷诺兹宣判无罪，刘自然太太到美国大使馆前以“杀人无罪”而抗议，引起民族情绪，且政工系统人员（江海东）带领学生到场呼口号，终至一发不可收拾。纬国虽电告警务处长乐干设法，亦无补于事，大使馆为暴民学生所捣毁，美国国旗亦被撕成碎片。

是日下午，纬国被总长电话召回，纬国心喜，以为第三厅有事可做，亦可展现自己的镇暴才华。无奈返回后并不准他进总长办公室，只听里面大声说话、骂人，向第一军团调兵，交总务局（王雨农）指挥等等。稍后他问参谋次长，总长找他何事。曹永湘告他：“总长问现在能不能动员？”纬国答：“此戒严期间，随时随地都可以动员。”就此无事而退。经此“事件”，纬国对参谋本部指挥能力、部队部署及幕僚使用彻底看穿，亦颇为泄气。是年在日本东京与邱爱伦小姐结婚。

一九五八年四月，纬国升第五厅少将厅长（参谋总长王叔铭），任期仅三个月，正当“国防部”改制，正式成立人事次长室（联一，原第一厅）、情报次长室（联二，原第二厅）、作战次长室（联三，原第三厅）、后勤次长室（联四，原第四厅）、计划次长室（联五，原第五厅），第五厅原掌管陆海空三军干部教育与部队训练，改制后干部教育归联一，部队训练归联三，联五实际负责研究发展新武器与建军备战。

六、装甲兵司令与湖口事件（1）

一九五八年八月，纬国接任装甲兵司令，直属陆军总司令彭孟缉。翌年十一月，纬国兼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罗列）装甲兵室少将主任，是陆总之幕僚单位。“湖口事件”时，装甲兵有三位副司令：一是鲍勋南，他兼陆总装甲兵室副主任；一是赵国昌，兼装甲兵学校校长；一是赵志华，负责装甲兵日常训练。

装甲兵原有五个总队，即三个战车总队，一个炮兵总队，一个汽车总队。来台后，战车总队改称装甲旅，然实际上乃是二个战车营，一个装甲步兵营，与原战车总队相同。此后成立一个装甲师，随即装备编成三个旅，如旅指挥部配备二个战车营和一个装甲步兵营，即为装甲兵旅。将三个战车营编在一个旅亦可以，但旅为指挥单位，各营皆属装甲兵师，而此师则属装甲兵司令部。

纬国接任装甲兵司令后，曾在湖口举行一次战车机动与火力演习，请陆军总司令彭孟缉主持，将战车观念由原来随着步兵作战，只是步兵单位的重兵器，转变成装甲兵越野机动作战，发挥战车之装甲、机动与火力，进占新的有利位置以制敌，亦可产生奇袭的功效。同时纬国说明，战车随步兵作战，不但不能发挥其机动力与火力，反成了步兵及战车火器的目标，随时被击毁。根据陆军的进化，由步兵而后摩托化（如二次大战之轻快师），再到装甲化（装甲师）。摩托化的战斗兵要下车后才能作战，装甲化的战斗兵在车上装甲内即可战斗。陆军地面作战，以装甲兵机动与火力战胜敌人，再以装甲步兵占领据点或完成接收。所以当时他提出“向一九一七年（陆军以步兵为主兵思想）告别”，全部走向装甲化。

为了配合装甲兵的思想，其后勤，工兵、兵工、通信、运输、卫生、化学兵等，都要配合机动速度，战车（装甲兵车）能发挥多少程度的机动性，所有的勤务就要发挥同样程度的机动性。据知此一新的建军备战观念，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上将颇为欣赏。无奈高级将领多步、炮、工等兵科出身，且全部变起来亦有实际困难，故至今装甲兵在陆军中仍是少数。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子孝刚在台北出生。

一九六三年四月至七月，纬国奉命带职调实践学社高级兵学研究班第一期受训，结业后还任。此时父亲蒋中正告他勿与东北籍高级军官来往太密，纬国查知是军中政工系人员打小报告给他哥哥（经国先生），再告知其父者，故对政工人员颇为鄙视。同年九月，奉调陆军参谋指挥大学中将校长。在他离开装甲兵不到三个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发生“湖口事件”。

六、装甲兵司令与湖口事件（2）

“湖口事件”发生时，纬国已调离原职三个月，新任装甲兵司令郭东旸早已到差，本与纬国无关。但因他与装甲兵渊源甚深，而“事件”主角赵志华副司令又被看成纬国之人4，故还是将他牵连在内。

赵志华为中央军校十期装甲兵科毕业，既能打仗，又能演习，在装甲兵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多年不得志，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纬国以其病况并不严重，故未让他退伍。新司令接任，他想借三万新台币，周转一下，换换住房，然后再还给公家，因而写一签呈，请新司令转陆军总司令。新司令因忙着奉调实践学社高级兵学研究班受训，未给及时转呈，引他不快。当时呈报代理装甲兵司令职务的是赵国昌，赵兼装甲兵学校校长，就说请赵志华多费些心，故赵志华实质上就变成代理司令了。

那天（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装甲第一师举行年度战备机动测验，完成后赵志华集合全师讲话，初讲他与装一师之关系，继讲自己打仗的经过，在此时精神分裂症突发，即说：“台北发生政变，领袖有难，装一师有谁跟我去台北救难。”装一师师长徐美雄少将，原知他有毛病，坐在最前面未动。稍后政战中校朱宝康与另一士官站起来，以拥赵为名，而将赵抱住，继而将赵逮捕。徐师长将其带往师长办公室，告部队暂不要动。然此时另一政战人员跑到附近给第一军团（罗右伦）打电话，说装一师（兵变）预备进兵台北。实际上装一师根本未离操场。

稍后，新任司令郭东旸和纬国陪陆军总司令刘安琪到湖口，装一师师长据实简报。遂决定处理三点：（一）犒赏装一师；（二）将赵志华送精神病院；（三）组织一个小组，调查此次事件有否预谋或同谋。不过此案由政战人员接办后，则完全改观，由“事件”变成“兵变”。赵志华送军法审判5，大批论功行赏政战人员。虽俞大维（国防部长）、刘安琪（陆军总司令）皆向蒋“总统”中正面说“此事责任不在纬国”，然在蒋中正心中，深深地认为纬国“识人不清”，且与东北籍军官挂钩。

七、主持军事教育（1）

纬国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任内，并兼陆军总部联兵训练中心主任（幕僚单位）。此时蒋中正“总统”一度要他接第一军团司令，为此他跑到日月潭与父亲长谈，最后为筹备“战争学院”，建立新的军事高级教育，以筹备建立将来之“三军联合参谋大学”而放弃。因为国军自陆军大学迁台停办后，即无有正规的军事高级教育机构。蒋中正原想分别办陆、海、空三所军事大学，纬国认为“战略阶层”不应再分陆海空，而要训练将领能够统帅三军，整体作战，这也是“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合在一起的原因。

编排课程标准，撰写教材内容，主要工作由余伯泉将军与纬国主持，以原陆军大学的八大教程6为基础，编撰新的课程与教材。余写野战战略，讲野战用兵；军事战略，讲建军备战。纬国写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两人合编国家战略，大战略，乃至全球战略。写好后，先给蒋“总统”中正看，“总统”认可，即拿到课堂———陆参大（台北）、海参大（左营）、空参大（屏东）讲用。此一课程编排与教材撰写达三年之久，经过两期试教，政、经、心的战略教育需七十多个小时，野战战略需四百多个小时。教材完全创新。

一九六五年，陆军参谋大学奉命改制，纬国继任校长，将实践学社高级兵学研究班并入，聘德籍顾问孟泽尔等数人辅助教学。正规训期延长，严格选训学员，采原陆军大学教学方式，训期为一年九个月，放弃原有之美军教材，完全针对国情特性，实施应用战术教育，用小班制，教学与研究合在一起，使国军指参教育大大地提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孔祥熙在美逝世，纬国奉“总统”蒋中正命，护送蒋夫人宋美龄赴美拜祭。丧事办完，蒋夫人入院检查身体。纬国乘机到加拿大参观一九六七年世界博览会。稍后陪蒋夫人回国途中，在旧金山得知母亲姚冶诚夫人病逝，享年七十九岁，葬于宜宁中学墓地，纬国在墓碑上题写：“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一九六八年九月，“国防部”将陆（台北）、海（左营）、空（屏东）三个指挥参谋大学，改称陆军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在三院之上，成立战争学院，统称三军联合参谋大学（简称三军大学），余伯泉上将出任校长，纬国任中将副校长。

七、主持军事教育（2）

在此期间，据纬国自己讲，他向蒋“总统”中正建议，修改政战制度，由各级副主官兼管政战工作（或政战人员兼副主官），如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总部政战部主任，或陆总政战部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军团、军、师、团、营、连各级皆同，副连长兼连指导员，或连指导员兼副连长，如此事情照作，可省去一大批人员，亦免去政战人员与队职官之不合。“总统”蒋中正批交陆军作战发展司令部研究。不过据罗友伦口述，是蒋纬国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任内（属陆军总部），向陆总提出报告，建议修改政战制度如前所述，陆总人员正按程序办公文，拟交作战发展司令部研究之际，有人向经国先生报告，说陆总要修改“政战制度”。经国非常不高兴，将陆军总司令高魁元及副司令罗友伦找去，大发脾气，痛训一番，结论是“政战制度绝不能改”。结果撤消陆军作战发展司令部，并入陆军训练司令部，罗虽兼了陆军训练司令，但陆军总司令之前程则泡汤。

一九六九年六月，纬国带职进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受训。十二月结业，回校出任战争学院院长，仍兼三军大学副校长。在战争学院院长任内，以野战战略为主，配合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等战略，使接受训练之人的心胸、眼界、思维进入新的境界。并对军制学、美制与德制、人事编制、动员体制、战争论、备战支援、攻守一体，都有了正确的认识。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总统”中正病逝。纬国痛失支柱。八月，在陆军中将届龄退役前，经蒋夫人及一些高级将领美言下，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出任三军大学校长（参谋总长赖名汤）。纬国在三军大学校长任职四年八个月。他最得意的一点，是将三军大学从美国引进的C3IS（C3是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而IS则是intelligence system，一般译成“指管通情”之组织制度），改成C33IS。纬国所加之C3为contact接触、confirm加强、combat战斗，通过“指挥、管制、通信、情报”之组织体系，而达到“接触、加强、战斗”之效果。

八、联勤、联训部、“国安会”

一九八○年四月纬国与王多年将军对调，转任联合勤务总司令（参谋总长宋长志），此任计四年三个月，至一九八四年七月。联勤工作，分生产与服务两大类。在生产方面，包括：（一）技术改良。如老机器新用，膛内弹道的研究，终端弹道爆炸力量，自制炮弹的改进，机器自动化，及其机器需求的发展。（二）武器制造。如夜战之“夜观镜”，三五防空快炮研制，发展新的三○炮。（三）产销问题。如国内各军种之武器更新，国外的合作与销售等等。（四）制作军图。在行政方面，包括行政改革。如购料与订货之改进，食物补给到家，薪水直发存入邮局帐号，业务接洽之改进，人员进修训练以利研究发展，以及联勤自力更生，排除行政阻难。老实讲，纬国在联勤总司令任内，工作并不得心应手，他说新任的参谋总长郝柏村对他不够信任，且心中偏袒“中山科学研究院”。例如“夜视镜”，联勤研发又好成本又低，郝却指定由“中科院”制作；而三五防空快炮，是陆军总部所派的测试部队将连发杆扳到单发杆上，郝即以不能连发而令停止生产，改为向国外购买。

一九八四年七月，纬国调“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所有军人都知道，这是高级将领（上中将）等退役之单位，然纬国却以“三个半星”，介乎于参谋总长（四星）与各（陆、海、空、勤、警）总司令（三星）之间的将领而自我幽默一番。一九八六年七月，届龄退役，转“国安会”秘书长。

“国安会”全名是“国家安全会议”。一九五三年底，蒋“总统”中正撤台之初，常有做事“无力感”。纬国在大贝湖（今澄清湖）陪其喝茶，建议“顶峰应有一个作业机构”，将“国防会议”改为“国家安全会议”，以利民生建设。“总统”主持国安会议，将国家大政与重要建设，经“国安会”讨论后，在决定执行前，问行政院长能不能做，如能做即由“总统”下令，行政院长副署而执行，如行政院认为不能做即搁置。纬国于是画一简表。

此为纬国之构想，后“总统”将秘书长画在主席之下。再经其他人员（包括经国先生在内）修改，至正式设置时其组织形态如后：

纬国对此一更改，颇不满意，尤其取消了协调局，认为已经变质，并向父亲提报告分析说明。不过“国安会”成立后并未发生很大作用，只是每年形式上通过国家预算而已。经国先生做过秘书长，纬国亦做过秘书长。一九九三年三月，纬国任满解职，被李登辉“总统”聘为资政。

一九七二年，纬国获颁大韩民国庆熙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翌年获颁张其昀之中华学院名誉哲学博士。此后又先后获颁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哲学博士，美国诺斯洛普大学荣誉理学博士，美国中西部天主教联盟二十二所大专学院荣誉法学博士。

纬国先后著有：《军制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说》，《国防体制概论》，《台湾在世局中的战略价值》，《领袖军事思想》，《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弘中道》，《柔性攻势》，《永保心理的壮年》，《战争与战略》，《论中国之统一》和《现代军事观念之思潮》等多种著作。

九、战略学会及其他（1）

（一） 战略学会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纬国在三军大学校长任内，以其研究军事战略、野战战略的心得，邀集国内的学术界人士、金融财经专家、工商企业名流、退役与现役将校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中华战略学会”，为民间学术团体。采会员制，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选出理监事，执行大会决议，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至三人，会本部设企划组、出版组、行政组、秘书组、咨询中心等单位。并附设战史组，负责编纂国民革命军战史，其行政独立。会员分编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等四个战略研究会，依个人志愿或专长，自由参加相关研究活动。此一学会，有军方人员协助，曾盛极一时，至今近二十年，新陈代谢不够，人员老大，思想闭塞，渐趋式微。

（二） 候选而不竞选

一九九○年，“总统”改选。一些对蒋家不忘情之老“国大”代表，对李登辉先生不接受，以滕杰为首，准备拥纬国出来竞选“总统”。最初蒋（纬国）、林（洋港）配，后以本土化关系改为林、蒋配，已见诸行动。纬国喊出“候选而不竞选”，此话不通，且“黄袍加身”时代已过。不过这正代表纬国之个性，想做事，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去做，此种个性，误其终生。

当时中国国民党内形成所谓“非主流”，表面上是司法院长林洋港、“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行政院长李焕、国防部长郝柏村，后来又加上经济部长陈履安。竞选初期布置之际，“总统”李登辉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基础以及行政系统人脉尚未稳固，如合五人之力，在旧国代中击败李登辉先生应无问题。不过五人中各有各的算盘，并未真实合作。在此期间纬国去了一趟美国，回国后郝即告他，林、蒋配已改为林、陈（履安）配。为此大家协商一次。

三月六日（星期二）晚上，在陈长文家开会，纬国、林、陈只身前往，李带其子庆华，郝带其子龙斌，另外一个人是多变的关中。陈长文只是借地方，端茶倒水，表示不参与国家大事。郝先发言，说出由林、蒋配改为林、陈配主张，纬国未表示可否，林则说：“‘票’都在‘纬国二哥’手里，现在争取的一百二十票连署，也是他的关系，假定他不参加，我自己无票，履安兄有多少票我不知道。”因为争取国代选票，纬国说此会又恢复林、蒋配。

九、战略学会及其他（2）

那天晚上李焕始终没有说话，不过九点多散会前他要纬国将所联络过的国代名单给他，以便为彼等助选。但纬国不作此想，他说三天前（三月三日），李焕曾透过何宜武（“国民大会”秘书长）与他商量，将票让给李焕，加上李手中有数十张国代（为东北籍）之选票，即可造成李（登辉）、李（焕）配的局面。此事各说各话，真假难分，但尔虞我诈，绝无合作之诚意。从此观之，就是无“八大老”7从中协调，亦会被意志坚定、敢做敢为的李登辉先生所各个击破。

（三） 兄弟之间

经国先生出生在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十八日），较纬国大七岁（六年九个多月）。经国、纬国是由两位不合的母亲带大。两人个性不同，后来所受的教育也不一样，故彼此想法也不尽相同，但互相保持兄弟关系尚好，绝非一些杂志所描绘的“恶斗”。实际上，纬国与经国的势力，以及在父亲面前的分量无法相比，他也没有胆量与智慧向经国先生挑战。

纬国感到最困扰的是：一些人自愿（非经国先生授意）调查他的小事，提供给经国先生身边小人，再由经国先生转告他们的父亲，破坏纬国与父亲的关系，让父亲对他生疑或不悦。“湖口事件”经政战人员的扩大与渲染，变成“湖口兵变”，这使纬国最痛心。所以稍后写了一份《政战改制报告》，呈陆军总司令部，在作业开始时即被经国先生封杀，而影响所及是“陆军作战发展司令部撤消”与“罗友伦升陆军总司令被阻”。由此可知经国先生势力之大，更显出纬国势力微不足道也。

不过兄弟之间亦有亲情之表露。当蒋孝武喝醉酒，为离婚太太出国，在松山机场拿手枪乱闹时，无人敢管，经国先生万分为难下，还是纬国挺身而出，亲到机场，将酒醉带枪的侄儿平安地带回家。经国先生重用李登辉先生前后，亦找纬国长谈。纬国升陆军二级上将，长三军大学、调联勤总司令，上将届龄（七十岁）退役后，转“国安会”秘书长，都是经国先生核定的。为什么许多人不在大处着眼，却以“宫廷王子之争”牵强附会？

（四） 纬国病逝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纬国以胰脏炎、肝脓疡在荣总动肝胰手术，十月十八日出院，至十二月初始恢复正常工作。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时，以主动脉剥离症，急送荣总，时已昏迷。医师经家属同意，即刻动开胸手术，从死亡边缘将其救回。从此身体多病———血压高、糖尿病、荷尔蒙失调———体内许多器官已老化或损坏，完全以药物或洗肾维持，此后对外接触谈话较多，真真假假，无足凭信。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因肺炎并发急性呼吸衰竭，转至加护病房治疗，旋以败血症感染严重，院方以呼吸器高氧气治疗、血液透析、加强营养、静脉注射短效麻醉剂维持生命。至二十三日夜十一时三十分不治逝世。

一、抗日战争（1）

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证明父亲是积极抗日的，这是父亲一生光明自私的关键。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点，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又会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来。有一次，华视播出访问张学良的实况，说到父亲在西安拒绝与杨虎诚、周恩来见面，后来中共非要见面谈一谈，所以父亲才见他们。关于这件事情，节目的旁白居然说：“于是委员长软化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做软化，委员长软化了什么呢？我对华视非常不满意。总政战部几十年的教育居然是这种结果，如果不是他们的脑子里有一条细菌在作祟，认为委员长是受不了共产党的威胁之后才答应打日本的，否则怎么会说“软化了”这三个字呢？如果要对日作战，首先就要安内，如果内部不安定，如何能对日作战呢？第二，不能两面作战，所以对苏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苏俄对中国友善，不会趁火打劫。以战略来讲，绝对不能同时有两个战略目标，就好像以前普奥战争时，普鲁士军兵临维也纳城下，非但不进城，还后退三十里，只要求奥国承认普鲁士在德语国家中执牛耳，其他战胜国的权利普鲁士都不要，为的是等到普法战争时奥国不要从旁边捣乱，这一点在大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亲把哥哥送到俄国去，让苏俄相信中国对俄国没有任何敌意，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日本作战时苏俄不要从旁干涉。哥哥自己虽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还是要父亲同意。

事实上，当时只有父亲最了解国际情势对中国的影响，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央及党都主张去打山东的日军，只有父亲坚持要完成北伐任务，因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停止北伐，使中国保持不统一的状态，以便侵略我们。此外，这件事也使父亲一回到南京后就下决心建新军，以日本作为假想敌。可见父亲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不能使国际战争过早爆发。

一、抗日战争（2）

（一）中日战争之原因

问：日本有一位学者说蒋公决定“打”太快了，如果慢一点的话，或许这场战争不会发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他，其实蒋公已经考虑很久了，否则就是日本人太快动武了。现在看来，蒋公当时并非如中共所说的不想打日本。我想请问的是，究竟蒋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打这场仗，我觉得还可以再拖，如果把日军几十万精锐部队拖在东北，让日军去打苏联，对我们不是比较有利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蒋公做这个决定？`

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战各国为了限制日本的建军，达成一个五国海军协定，规定海军的比例是英国∶美国∶日本为5∶5∶3，因为日本建军时海军已经接近5的比例，欧美国家对此不能忍受。本来欧美国家要联合日本来对付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相当大，可是俄罗斯东不能出日本海，西不能出北海，北根本无法越过北极海，南则无力超过大沙漠，完全困居在内陆。假定日本那时要对付俄国，欧美国家倒无异议，可是日本要自成一个气候，不与西方世界合作，西方世界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五国海军协定的限制本来就有错误，虽然日本是3，美国是5，但是美国的5是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如果以美国的传统来说，它的重点是在欧洲方面，大西洋分到2.5都已经嫌少了，在太平洋的分布上最多也只有2.5，相较之下，日本的3就太多了，这种情形决不是美国所能忍受的。站在苏俄的立场，眼看着自己的大门外有这么强的日本，也是不能忍受的。由此可知，美国、俄国都希望能够削弱日本的力量。这段期间刚好是中国建国最快的时候，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也就是魏德迈将军所说的“黄金十年”。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如此突飞猛进，也是他们所不愿意忍受的，因此为了达到阻碍中国继续强大及削弱日本力量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中国跟日本发生战争，才能够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

（二）十四年抗日战争

1、建军备战

本来我只着眼于基层的事务，并不过问三军全国性的建军备战，后来我开始研究建军备战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打的是下一次战争。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般的将领都喜欢打从前的仗，一谈到战史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总是喜欢把打过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却对下一次战争没有任何想法，连下一个战争的类型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我始终在思考下一次战争应该如何进行，如何准备。”父亲的做法和拿破仑一样，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例子得到印证。第一，父亲从北伐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装甲兵，把第一师骑兵团里的搜索连改装为战车连，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举行阅兵大典时，战车队就参加阅兵行列了。第二，父亲在东征时，雇用了民间的舢舨船，载运两个步兵营绕到敌人后方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再加强正面的压迫，而完成了东征，此举证明父亲早就具备了海军陆战队的思想。第三，后来，父亲将装甲兵改编为十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第四、父亲积极提倡现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与破密。

一、抗日战争（3）

父亲对下一次战争的方法，不仅早已有构想，而且也有具体行动。在每一次战役之后，不论成功失败，他都会在干部会议中检讨；每一次有新作为之前，他就会对干部进行精神训练与思想训练，而且将文武干部聚集起来，给予具体的指导。虽然他不能把行动构想说出来，但是在他的构想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他已经有具体的指示了。父亲也确实做到在新观念、新需求、新作为上有具体的行动。他向来就有骑兵观念，使我们很早就走上了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他到三军大学演讲时，也时常向将领灌输此观念，提示我们注意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到台湾后，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就同德国方面秘密地签订了一个协定，用我们的矿产、农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钨矿、锑矿，换取德国制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装备助我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他先命桂永清将军编成一个教导总队，下面成立两个师。由德国派遣顾问，从军校第八期开始，一面训练干部，一面编练部队。预备从两个教导师，扩编为四个师。同时完成建立各兵科学校以及各勤务学校，直到陆军大学。再由四个师逐渐完成四十个师，然后扩增为八十个师，以及必要之海、空军与各级各种直属之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部队。

要建立新军，必须要有新的干部，所以必须先成立一个健全的干部教育体制。父亲邀请许多德国顾问到中国来，成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各兵科学校，以及最高阶层的陆军大学，其目的在先训练干部，有了干部以后再训练部队。所以有一批顾问是在部队里面，有一批顾问是在学校里面。父亲原先聘请的总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会战名将鲁敦道夫，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太有名望了，德国政府不许可他来，于是就换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后来又因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国，于是又换了一位在德国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们称他为鹰屋将军。从军事顾问之完整，可以看出父亲建军的决心及整体感，所有各兵科学校都是完整的，不论是战斗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甚至连军需学校、辎重学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属于战斗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仅是战斗支援，同时也是勤务支援，工兵有野战工兵、建筑工兵、铁路工兵、架桥工兵，相当完整。那时候德国顾问多得连军乐学校都有，除了大乐队之外，德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笛鼓队，平时除了吹奏乐器之外，也要受卫勤训练，以便在作战时担任救护的工作，我们也接受了这种整体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所使用的军乐大部分都是当时德国顾问在军乐学校教练的，也是在德国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谱的曲，例如从戎乐、行军乐、阅兵进行曲等。不过，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不高，整个的民间工业也不够，所以建军非常辛苦。

一、抗日战争（4）

刚开始的两个师及四个师都编入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桂永清，到了四个师变成四十个师时，部队就普遍编入了国军。父亲始终保持部队要具备机动与火力的观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朝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因为国力不继，所以一直无法全面发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来德方的设备，可是，美国却从中作梗，在我们编成四十个师时横加拦阻，杯葛德国的装备，使我们的建军计划迟缓，甚至于停顿。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只要一听到国防预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当时父亲决心训练八十个师（按：根据档案是六十个师），并决定在民国二十九年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接下来就是要收复中国的北疆，也就是在满清政府手里丢掉的那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三十三个台湾。这些事情也说明父亲很早就有收复国土的全面性计划，不论是对日、对俄，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建军备战的看法，但是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百般忍耐，渡过难关，不能演变成国际战争，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路经山东济南，当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惨案，日本人不但杀老百姓，还杀害我国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军请求救援，后方政府和军方最高当局、政方最高当局及党方最高当局都决定要北伐军救济南老百姓，因为北伐军有四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既然是爱国家、爱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为什么不去救百姓呢？唯独只有父亲说：“日本人从山东半岛登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的北伐大业，进而阻止中国统一，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济南的老百姓，而与日本的军队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一、抗日战争（5）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抗日战争（6）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对于战争指导有独到之处。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化敌为友，不要再动干戈，这远比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运用方面则因势利导，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没有条件时要造势，但是机会来时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进入新疆，盛世才进入新疆后，虽然手段狠毒了一点，可是还是蛮有效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能那样处理。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种运用。

一、抗日战争（7）

3、作战指导

一般人总认为战争指导志在求胜，这种想法当然没错，但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战争指导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做到避免战争，使战争不要爆发。没有一件事情比战争对国力、人民的损害更大，战败国面临的是贫穷与疾病，甚至是国破家亡。而战争对战胜国而言也是一种灾害，因为战后要恢复元气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因此而发生内战或国际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国家顶峰阶层考虑战争指导，一定是避免战争。除非到了因为避免战争反而产生对国家的更大危害的时候，才决定不如一战，因为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就不打，一旦开战，敌人一定会输，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打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我以美俄之间的阿拉斯加争夺战来说明补给线的重要性。当年俄罗斯拿下了阿拉斯加后，军队接着南下到达旧金山，到今天为止在旧金山还有一个地方叫做“RussianHight”（俄罗斯高地），因为当年俄罗斯在该地屯居过。那时候还有一个兵寨叫做Fort Russ，就是俄罗斯兵营，附近的高地就是Russian Hight。俄罗斯已经到达那么远的地方，而欧洲人才刚刚在北美建立十三州，有什么事情会造成俄国人撤退，并且将阿拉斯加廉价卖给美国呢？这是一个谜，没有人解答过。我现在以野战战略的道理来分析，当年俄国人远从莫斯科过来，他的前进基地在阿拉斯加，然后从前进基地再支援加州的作战线，这条补给线太长，从欧洲方面来的以英国为核心的这支部队，早晚有一天会向西推进到美国西部。以俄国当时的力量来看，不见得能够越过落矶山脉，如果欧洲人所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势力推展到美国西部，双方就会形成东西对抗、南北展开的局面。美国人的补给线与作战正面是垂直的，而俄从阿拉斯加下来的补给线则与作战正面完全平行。美国人用兵的重点、主力如果往北边推进，就可以截断俄罗斯的补给线，截断之后再压迫俄军决战，大军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决战，即使是强弩也会有末路。美军的补给线是垂直的，所以不论俄军想从左边或右边截断美军的补给线，美军都有部队可以掩护，所以补给线与作战正面垂直是安全的，平行则是危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俄军若不赶快撤退，一定会全军覆没。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一时间可以抛弃补给线，完全依靠现有的装备以一次作战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因为人员的补充，装备的补充，都需要补给线。从这点看来，俄罗斯必须撤退到阿拉斯加，但是等到退到阿拉斯加后，与追军又形成南北对抗、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时候美国部队主力改从左翼向前推进，结果使得阿拉斯加与莫斯科之间的补给线也断掉了。从地缘战略的分析看来，俄罗斯是无利可图，战略上注定失败。从阿拉斯加到莫斯科，中间经过整个西伯利亚，补给无法适时供应，而莫斯科的补给又有限，所以还不如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结果最后以一英亩七毛二分半的价格成交。俄罗斯万万没想到阿拉斯加有那么多石油，不过那也是后来的事了。

一、抗日战争（8）

一切的战争准备要落实到野战战略的指导，所以要先设想一个全盘性的野战战略构想，能够把全程的构想弄清楚之后，整个战争指导也就落实了。为了策划一个有利的全程指导，就要先站在敌人的立场，替敌人设想用最好的方式进攻中国。日本的前进基地设在我国的东北，日方称之为关东基地，在关东的日军就称为关东军。以关东这个前进攻势基地来说，日军从北向南打下来，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南下，并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见，日军的重点放在西边，如此会变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把国军逐次的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边。如果我们被逼到海边就完了，因为我们在海上没有补给。当年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的比例，光拿吨位来比，是31∶1，也就是31倍于我们，船与炮的性能还不算，因此国军如果退到东南沿海，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日本人狂言“三月亡华”，照这种情形看来，即使三个月无法亡华，半年的时间也做得到。这是我们替日本先做的最有利的野战战略的构想。

我们再从战争指导方面来做分析。日本的建军备战远超过我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了一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一直有野心侵略中国。这点从田中角荣的《田中奏折》中可以看出，他说：“要面对世界必须先要取得中国，要取得中国之前先要取得满洲。”日本要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争取生存空间，因为日本太小、人口太多，所以要侵略中国。但是日本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工业的支持，日本没有矿产、钢铁、汽油及橡胶，而橡胶尤其重要，橡胶一旦缺乏，部队就无法机动。换句话说，日本不能久战，所以绝对要用速战速决的战略。速战速决的先决条件是如何使日本有一个第一步的作战能力，而这个作战能力就是美国供应给他的。美国如此做，为的是要削弱中日两国之国力，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西方世界向来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壮大，所以在清末时会有“八国联军”一事产生，此事固然是因为满清得罪了西洋人，但是趁火打劫的也是大有人在。虽然名为八国联军，但是后来又有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三个国家加入，所以总共是十一国。清末国势衰弱，北方有日本、俄国势力，西南及长江流域有英国势力，两广、云南有法国势力，这些国家想要瓜分中国，吸取中国资源，所以西洋人不愿意看到有一个强盛的中国产生，基于此，各国都乐见日本打中国。唯独斯大林注意到虽然日本打中国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如果日本很快的就征服中国，替代了中国之后，就会立即对付西伯利亚，这点则是他所不愿意的。父亲也就是利用他这个心理，事前和俄国方面有所联系，因此在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一、抗日战争（9）

日本无法洞悉中俄之间有何秘密协定，遂不敢使关东军倾巢而出，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关东军一开始就倾巢而出，大军南下，黄河老早就守不住了。日本留了一大部分军队稳定基地，对俄备战，如此一来对南下的压迫就减轻了。父亲的目的就是先减轻日军由北向南的压力，然后再使日军变成由东向西的作战线，所以父亲命令国军主动造成上海战事。当时虹桥的日军只有一万多人，国军不论从左翼或是从右翼插入，日军的海上补给就会中断，不过，我们故意从顶头打下去，使敌人始终能够由后方调派兵力。起先日军从日本本土调来部队，后来又从东北调来部队，最后从华北调部队到上海。以日军的兵役制度来说，可以维持野战部队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除非是某一次战役刚刚打完，所剩人数不多，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就补充过来了。如此一来，日本便放弃了从北向南的作战线，变成由东向西的作战方向，所以我们从上海作战开始便奠定了抗战的胜利。

从作战指导上来说，只要捕捉敌方主力，这场战争就可以打完，因为国军将七十个精华师布置在上海，才吸引日军从北方增调部队南下，否则日军的原始计划是不会改变的，而日军转移作战线，也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当时有一个先头部队师长的日记记载：“皇军奉命向武汉前进，失败时日而已。”

问：从古到今，为什么都会在徐州打个大会战呢？

答：这要以地缘战略来说明，因为徐州是一个交通中枢，在作战上，交通中枢是一个战略要点，只要取得战略要点，便可南可北，可东可西，不但有作战的自由，还有发挥自由意志的可能。但是一失去战略要点，就会失去主动，所以交通中枢在平时是一个政治中心，在战时成为作战中心（central of oberation），例如法国的巴黎、俄国的莫斯科，都是战略要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进攻苏俄，原本已经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以德军前一段的作战速度，还有两个礼拜就可以到达，结果德军不向莫斯科前进，反而去攻打基辅，虽然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会战，俘虏苏军六十六万，但是以整体战略来说，德军注定失败。

问：如果淞沪战争的时候不吸引日军从上海进来，再打南京、武汉会战，那么日本会怎么走呢？

答：日军的主力从平汉铁路南下，有一部是沿着津浦铁路，从北向南压迫下来，原本想把国军逼迫到海边；后来我们引诱日军，使日军的作战线改成由东向西，我们才能够依赖大后方，支持战争。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做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父亲也早命人在西康建筑一百幢房子，美其名是要盖一所大学，其实是预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从重庆退到西康，继续抵抗日军。只要基地后门是开着的，我们就有机会，所以我们会花那么大的劲开发西南公路、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如果父亲不是熟读中国的古战史，恐怕也不容易体会中国的地理。

一、抗日战争（10）

（三）以德报怨

邱吉尔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事实证明，第一次大战的胜利种下了第二次大战的祸根，造成更厉害的第二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期间，如果不是父亲在开罗会议中提出若干正派的战略指导的建议，恐怕后来的发展会更糟糕。换句话说，世界的局势虽然很糟糕，可是如果没有父亲在开罗会议中的努力，现在的世界恐怕会更糟糕。但是，父亲的努力又被尔后的雅尔达会议破坏，所以，雅尔达会议是造成世界纷乱的根源。

以德报怨的做法弥补了雅尔达会议所种下的乱因。我们撇开道德层面不说，它的战略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个好的战略价值是在一个战争将要结束前，已经为下一个战争布局，如同我们打撞球、桌球一样，前一个球要为下一个球布置有利的态势。当时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即将发生，那就是共产与反共产的战争，可惜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获得了艰苦的胜利，他为了弥补西方人在雅尔达会议中所显现的自私，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方法。本来父亲的观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时也要求欧美同盟国对德国、意大利以德报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共产势力阻绝在亚洲北大陆间，不让共产势力蔓延至太平洋。他也呼吁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注意共产主义的发展。欧陆各国曾经做了一些措施，而亚洲则在欧洲人的自私下形成了大乱。麦帅接到了父亲的通知之后，相当注意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诸如保持日本天皇的制度，使共产主义不至于在战后立即弥漫于日本；另一方面，由美国独家派遣占领军，其他的参与国派遣象征性的行政部队，使苏俄的军队无法进入日本本土。不过，等到麦帅采取行动时，西方的四岛已经失陷，原来属于日本的撒哈陵岛南部也失陷了，幸亏麦帅后来积极注意，亲笔签发一个命令给美军：如果无本人亲笔签字的命令，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想进入北海道，美军均应将其视为敌人，将其排除。所以当苏俄数次试图染指北海道时其先遣部队都被美军的火力攻击阻挡住，因此也保持北海道为一片净土，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一片净土。

另一方面，中国将日本俘虏很快地遣送回国，不要求日本赔偿，都是使日本在战后迅速复苏的原因，否则即使有美国的帮助，日本也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复苏。以上所言，在在都显示以德报怨的重要性，除了人道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对全球战略的贡献。

二、国共作战（1）

中日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不让中国喘息，在中国帮助中共全面叛乱，发展到今天这种局势。共产主义国家以及西方各国，都意图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父亲。当年斯大林既要日本打中国，又不要日本如此快速地灭亡中国，所以，他们对于这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人才，势必要在战争之后拔除，否则尔后他们的工作无法展开。今天大家都说大陆是丢在“老总统”手里，要“老总统”负起责任，对于国人的无知、愚昧与残忍，我真是痛心。殊不知，“老总统”是众矢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拔除这个眼中钉，因为一旦拔除以后，也就树倒猢狲散了。事实上，大陆是在李宗仁手中丢掉的，更是在西方列强联合阴谋之下丢掉的。固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例如打完了中日战争之后，官不像官，兵不像兵，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大家在这么长久的一段期间因物资的缺乏，过着极艰苦的生活之后，大家认为抗战胜利接着就是和平，没有想到，与日本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与共产党的战争却正在开始；而且接收的人不但没有敌我意识，也没有警觉心，更没有备战的心理，不但掉进中共的作战陷阱，而且因为一己之私，使得接收变成了“劫收”。就是这两件事情铸成了大错。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可能会有一个转机，不过在一个长久大战之后，无论国家或是社会，无论政府或是军民，都处于旧的精神因素解除，而新的精神因素尚未建立的状况下，再加上八年苦战之后，人的欲望激增，力图改善生活，于是高、中、基三个阶层都变成只顾求生、谋生、改善生活，而忽略了国家的敌人就在自己身边。如此一来，西洋人达到了摧毁日本以及阻碍中国成长的目的。

父亲选择台湾是正确的，台湾虽然不大，但是以地缘战略上来说，它的位置足以控制东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再者，父亲坚持保留金门、马祖，所以他在战略的部署上，可以说既能解决现状，从大陆整齐的撤退，又足以为下一步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我不为今天台湾的乱象担忧，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问：当时，有好几个地方，老先生都想撤走，可是战地指挥官好像都不听指挥，例如三十七年十月，老先生想撤走东北的军队，卫立煌不肯；又例如天津撤军时，两位军长都赞成，但是指挥官陈长捷不赞成。难道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那时候好像是自己顾自己，完全不顾大局。

答：我想这个原因出在他们没有从整体来观察、分析与下达决心，也因为他们没有战略修养，缺乏勇敢的战斗员精神，以致无法下达战略的决心，当然无法支撑。总之，如果不是父亲亲自到达地点，有所指示，往往是出纰漏的多。当时，因为我们兵力多，部队大，所以在东北先做一个外线作战，后来我们的兵力不够， 父亲就改为内线作战指导，趁中共部队尚未集中之前，予以各个攻破，可是等到父亲一走，部队长又改变决定，弄到后来连战略空间都没有，只剩下战术空间，而内线作战最重要的是战略空间，结果国军就被共军包围，继而击溃。后来，父亲就赶快将东北军队撤退。

二、国共作战（2）

问：民国三十八年，老先生下野后，一直到复职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掌权，我们不做讨论。不过在这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不拼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答：这些人不但不拼命，还用公家的运输队先抢救自己的东西，再加上不懂用兵，所以当时父亲一看局势不对，就先把部队撤下来，由广正面变成狭正面，再重新计划，以免部队溃散。

问：我觉得黄埔军校一至四期的学生训练不够。对吗？

答：他们是忠勇有余，但是到后来连忠勇都没有了。

问：后来投降的也是他们。尤其是从重庆到成都这一段投降的人，多是黄埔的。

答：主要是战区指挥官不争气，连士兵带的也不愿意拼命，因为目的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明知大势已去，根本不愿意拼命。指挥官下完命令就先走了，任何战区的指挥官都一样。

问：有人说，大陆为什么会丢，就是因为有飞机，大家都跑得快。过去没有飞机，大家还会英勇战斗。

答：部队人数编制又不足，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五千人，甚至连半个师的人数都不及。

问：有的军到后期只剩下一千人左右。

答：军的番号还在。

问：有人说，老先生在那个时候的战术战略思想已经落伍（《郭汝瑰回忆录》有长篇讨论），跟不上共产党，而且旁边有那么多间谍（刘斐、郭汝瑰等），应该要为此事负责。《丁治磐先生访问记录》中提及，老先生在某些地方还是用北伐时代的那一套本领，可是当时已经不是打阵地战，也不是正规战，而是一种轻装的运动战。

答：对，但是运动战是父亲的专长，他向来是以骑兵的思想来指挥作战，而不是以步兵的思想来指挥作战的，所以，父亲自己写了一个方程式F＝MV2C。他在写这个方程式时，并没有加上C，只是口头上提及，后来是我帮他加上去的，不过整个思想是父亲的。F指的是Fighting Power（战力），M是火力，V是速度，由此方程式可知，战斗力与火力是成正比的，而战斗力与速度则是成平方正比。因此父亲主张与其增加火力，不如增加机动力，因为火力增加五倍时，战斗力只增加五倍；而机动力同样增加五倍时，战斗力就能够增加二十五倍。至于C则是精神力，整个部队的火力再强，机动力再高，如果因为战斗时间太长以致缺量，或是为了急行军，或是经过几次严重战斗而伤亡严重，以致影响精神力，整个战斗力就削减甚多，甚至部队叛变，空有战斗力也没有用处，所以精神力是最重要的。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1）

到了台湾之后，我有好几次都感觉到我们的建军备战工作太过于松懈。而且高层长官对于建军备战的思考不够，干部们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举例来说，父亲要求国军实施“潜龙计划”，他说：“我们的通信路线不够完善，连有线电都暴露在地面，一定要把大电缆埋在地底。”后来我发现，每逢过桥时，电缆就沿着桥衡走，过了桥以后再埋到地底下，而埋入地底的电缆也不够深，如果敌人打断桥梁，连通信网都会一起被打掉。这点看似小事，但是由此可知建军备战是不完整的。再举一个例子来说，装甲兵一直没有完整的射击场，所以战车无法作战斗射击，我建议过好几次，战车可以使用缩小型的电子模拟器，但是我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同时我也建议炮兵使用电子模拟器，但是也是始终没有人推动。这是我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设备固然需要花钱，但是一旦设备做好了，就可以省下不少钱，并且可以争取时间。我始终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节省，但是我们如果只顾着节省，而把一场胜仗省掉了，反而是最不值得的事情。所谓军事战略，重点就在于此，而军事战略则要根据野战战略来决定。

父亲发明“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要陆军加以研究后做一次演习。演习期间，每个师都要派代表去观摩，事后还要开检讨会。那天官邸突然来电话，要我一起去看演习，我就先到士林，然后和父亲同行。演习地点在林口台地附近，父亲一到达，就发现有一个部队站在水塘里面，父亲看了就问：“为什么那个部队站在水塘里？”他们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父亲一听就哈哈大笑，我心想：“事情坏了。”果不其然，父亲说：“这简直是笑话嘛！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所谓“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与其称为三角形，不如称为三边形，因为重点不是在于“点”，而是在于“面”。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应变性大而且灵活，所以很容易变成整个正面向右或是向左，或是继续增援第一线，或是变成向右梯形、向左梯形，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父亲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2）

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话：“德国的将校没有看英国的《泰晤士报》。”这句话看似平常，但是事实上他是指军事单独者无法称霸，一定要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通盘运用。父亲也曾经给予我们相似的指示：过去国家的力量分成两种，即政略与战略之区分，今后要分成四种力量，即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如此国家战略计划的编号才能统一，不仅归档容易，下令容易，做全国计划时也不会遗漏。军事虽然放在最后，但是等到全国运用时，就要放在前面来说，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此政治为广义的政治，包含政治、经济与心理。

父亲提出这个观念之后，并没有再加以解释。有一年，魏德麦将军来华访问时，父亲要“国防部”做简报，哥哥那时是“国防部”部长。魏德麦将军听完简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这句话应该如何解释，是国家预算三分给军事，七分给政治，还是人力或工作上的分配，总要有使用上的具体说法才是。”结果哥哥就朝参谋总长看，参谋总长就朝次长看，但是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哥哥一半发挥机智，一半对我有所考验地说：“蒋代厅长（那时候我是第三厅代厅长），你直接用英文向他说明一下好了。”我就以平时的战略研究为基础，向魏德麦将军说明，后来我也向父亲报告，父亲非常赞许我的看法，并且还以我的说法作为统一的说法。

我与魏德麦将军是多年朋友，他也知道这个原始理论是波兰大学的历史系教授Max Werner所提出的，Max Werner认为政、军二区分已经不管用了，所以提出政、经、心、军四区分的看法。Max Werner这位教授对于欧洲战略状况的发展时常有公开的分析报告，也批评波兰国军建军方向与部署上的错误，前者属于军事战略，后者则是野战战略。波兰政府不能容忍这个人，就把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就带着全家老小到美国，以贩卖报刊度日，同时也不断写作。他写了四本有关战略的重要书籍，被五角大厦发现，收购了这四本书的版权。他在书中剖析了欧洲的地略，认为东西欧之间只有一条通路，这条通路就是波兰，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古名为波西米亚，地形很像一把匕首，如果某一端被一方所控制，那一端就成为刀把，另一端就变成刀尖。如果捷克落在东欧之手，西欧就会被剖成南北两部，如果落在西欧之手，也能将东欧剖成南北两端。作战时先打一端，再打另一端，既可节约兵力，又可达成目标。这条通道既然经过波兰，所以波兰是决胜的地点，而且也只有波兰平坦的地形，比较利于大军作战。再往南边靠近希腊，多属山地地形，就不适合大军作战了。因为波兰的重要，所以显得东普鲁士的重要，更显得波西米亚的重要，所以希特勒要先取回捷克的边缘地带———苏台登区，也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战役。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3）

德国本来就拥有东普鲁士，在攻占捷克之后，波兰竟将大军退向东北、东南方，如果德军从两边进行钳型攻势，波兰军队就无法撤退，所以他认为德军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将波兰灭亡。他曾经劝告波兰国防部，但“国防部”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波兰的战略预备队位置也太过于前方，后来德军进入波兰时，确实是三个钳型攻势，最后以华沙为目标，一举拿下波兰首都。Max Werner又提出剩下的一边如果亲西方，西方同盟国对于波兰如此重要的战略地带应妥善处理，军队应在德军进入波兰核心之前，拖延德军的攻势，另派一支快速部队赶上德军的先头部队，将部队挡住，并从匈牙利开进一支部队，往北插进波兰，挡住德军的去路。后来他又提出应该在匈牙利派兵往北插进，将俄军挡住，不让俄军深入波兰，进而侵入西欧。这些事情是Max Werner早年提出的看法，他在最后一本书上写道：同盟国可于一九四三年胜利，如果不将一九四三年定为一个目标日，战争就应该持续到一九四五年，让德国与俄国消耗国力，到时同盟国进攻，俄国问题就不会产生。

Max Werner到了美国之后，曾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将心理与政治合而为一，不再单提一项，美国政府也几乎接受。我和魏德麦将军研究过这一个问题，他未置可否，可是我与父亲研究时，父亲很坚定地说，心理力应该单独成为一个力量。固然政治里面包含心理，经济里面未尝没有心理，军事里面更应包含心理，也可以先做一个心理战略的指导，让政治、经济、军事配合心理的需要。例如说，黎巴嫩发生危机，美国的地中海舰队就到黎巴嫩附近的海域进行一次演习，黎巴嫩的战争危机便可因此而消除，显而易见，这是以心理力的运用为主，来指导军事的配合。所以父亲最后决定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为四大国力。后来我又把这个观念告诉魏德麦将军：政治、经济、军事包含心理，而心理也可以处于主导地位，由政治、经济、军事加以配合，心理力仍然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力量。何况心理力是促成国家发展的力量，透过教育、社会而形成国家发展的方向，否则，如果方向有错误，整个国家的发展也就危险了。就好像现在的台独一样，政府没有从心理上的诱导着手，使全国民能够有一致的方向。

父亲非常重视Max Werner的主张，并且要我们加以研究。我在三军大学时，曾经安排Max Werner来华访问，没想到他在成行就之前去世了。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4）

我在做简报时又说：“三分军事，不能只看成纯物理性的人力与物力区分，一般说来，既然是四大国力，应该各占百分之二十五，而政治、经济、心理作广义的政治来解释时，应占百分之七十五。不过，如果政治、经济、心理的战略有错误或是遗漏，还可以重新补救，唯有军事一旦失败，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因此，要把政治、经济、心理等广义政治之中的百分之五放在军事上，让军事变成百分之三十。”所以我向魏德麦将军说：“Thirty percent military effort， seventy percent political effort.The use of force as the center and exceeds the total ideological word.”这是一个哲理性的区分，而非物理性的区分。那次幸好有我解释并翻译，否则还真不好解决问题。我翻译完后，还向哥哥说：“报告部长，这样翻译可不可以？”当时因为在座有很多长官，我这个代理厅长也不能够过度表现，如果哥哥要推翻我的说法，他也可以自己说，如果他说不出来，也只有接受我的说法了。后来，等到魏德麦将军参观完后，我单独与他聊天时，他说：“我所听到的战争指导的说法，能够用一句话包含整个意义的，你父亲是第一个人，比卢敦道夫当年的理论还要透彻。”

父亲担心我们还不够重视军事的重要性，所以他又说要以武力为中心，军事战略的重点在建军备战，不是野战战略，但是要以野战战略为基础，以武力使用构想来建军，不能像波兰一样，骑兵拿着标枪去对抗敌人的战车，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毫无作用。建军的明显错误，使部队走上死亡之路，军事战略要对此负责。

四、父子情深（1）

（一）亦父亦友

父亲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保留，也没有顾忌。我与父亲相处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到台湾以后，父亲休闲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里山、花莲、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还有武陵农场和嘉义农场二处地方，这些休憩处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这些地方房子并不好，但是环境风景很好，而且远离城市，每一个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亲觉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时，都会到某个休闲处度假，少则三天，多则一个礼拜。不过，父亲虽然是去休假，还是会接见外宾，请外宾在那儿住几天。例如奥国的最后一位逊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来都会与父亲聊上几天。这位老先生非常有学问，也很了解东方思想，与父亲很谈得来，他也讲了很多欧洲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对欧洲如果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四、父子情深（2）

（二）慈湖购地

父亲不仅会看风水、面相，还会奇门遁甲。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们都不曾去过。那天我们开车到慈湖附近，车子靠边停下，我与父亲下车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亲说：“那里面应该有个湖，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原来是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已经开采完了，变成一个废坑，外面脏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们走了一圈，父亲就用手指了一指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就说：“这个地方好，我们下次再来，今天没时间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图，确定位置，当天夜里我就查了地图，地图上果然有湖的标示，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湖。

第二次去慈湖时，父亲带了一个罗盘，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中国罗盘的模样，父亲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父亲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国罗盘，另一方面拿着罗盘对方位，对到一个地方时，父亲说：“就在这。”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说：“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我说：“父亲不能再讲了，讲了以后明天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回来以后，我就托朋友去问地主，地主一口答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生产不出煤来，形同废地了，有人要买，当然很高兴。当时父亲还说：“看样子，那边有个山腰，过了山腰应该还有一个湖，下次找个机会去看看。”后来我们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个湖，他看了一看说：“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

后来我在高雄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小学没有毕业，卖报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门遁甲的能人，拜济颠活佛为师，曾开过一次堂。我先认识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人不会讲台湾话，讲台湾话无法成句，可是等到济颠活佛一上身，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头头是道，与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张大红纸，画了慈湖的山势图后对我说：“这个山势是一条龙脉，有老龙、大龙、小龙，那只小龙就是你。老龙的龙鬓勾着大龙的龙鬓，把他提拔起来。小龙在慈湖的另一边，头回过来向老龙致敬，老龙用一只眼睛看着你，他始终在照顾着你，但是并不把你拉起来，这是帮你的忙喔。你不要以为老龙没有照顾你喔。小龙后有一个后慈湖，大龙后有一个前慈湖，你不要以为前慈湖的水有多么好，要不是后慈湖的水流过来帮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干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后慈湖是你，你始终在帮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够高，堤坝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够再提高一尺，对你哥哥有帮助。”我说我不能讲话，他说：“你将来会有机会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堤坝崩溃了，水通通流光了，他们再造堤坝时，我就暗中跟建堤坝的人说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够提高。

四、父子情深（3）

这种奇门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说以我的知识与学问不够资格说我信，更不够资格说不信，要说不信还得有相当的学问来证明这套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才能说这一句话，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承认这许多事实。这几十年来，我也亲自看过许多事情，并不是假的。不过，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个理论，每一件东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里面，而不是两件东西相对称，否则每件单独的物体不会存在，因为单阴不成，单阳也不成。

（三）学理沟通

1、道德与学术

我与父亲两人常常相互发明，在哲学基础上，父亲指导我的很多，但是也由于我能体会父亲的哲学思想，然后再从科学方法上向父亲建议，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道德确实有其绝对标准，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相对标准，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愿意在跟随你的时候把坏的品德藏匿起来。例如有一次英国政府从死刑犯中挑选四个学有专长的人做敌后工作，完成任务后，英国颁发他们最高荣誉勋章———吊袜带勋章，试问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还是没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难以论断，因此选择一个干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发挥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计较。

后来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时以我数理方面的基础，加上对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事物的体会，在军中也是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慢慢往上进入战略的阶层，所以与父亲谈话时非常容易沟通。我有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我非常钦佩，他说：“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总理曾经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治学如积财。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四、父子情深（4）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父子情深（5）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四、父子情深（6）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远的哲人

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五、几点答疑（1）

问：听说老先生有一个习惯，他不与黄埔学生握手，也不给钱，但是遇到非黄埔学生，也就是其他各军系投诚过来的将领，不仅会与他们握手，还会一见面就给钱，而且有的给很多。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无补充或解释。

答：我没有特别的证明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想父亲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随父亲几十年，发现他最高的艺术是化敌为友，保持相安无事，到时候能用则用之。固然有时候他也受到欺骗，也因此而影响大局，但是，这点终究还算小事，在重要问题上，他都是以争取同盟为主要目的。这些非中央军系的将领，因为父亲仁慈为怀的精神，而被争取过来者为数不少。父亲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尽力把他争取过来，至少让他们不闹事。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所以父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有些地方，父亲则是动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国内的大老处，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我去接送。虽然父亲没有明讲，但是我的体会是如此。父亲也知道我懂得这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还要我去关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让客人觉得很开心。此外，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父亲也是派我去联络感情。我总觉得父亲对人诚恳、热心，尽量让别人不感觉自己是外人，然后再给予一些好处。送钱大概都是透过哥哥，送礼物则是透过我，这是两个孩子运用不同的地方。国外的老太太则透过老夫人打理，与她们喝茶、话家常、送礼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就由我和内人一起去。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觉中，父亲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当年边区的领袖都拉拢得很好。我也从这点领悟出来，父亲比孙子兵法高明，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父亲的方法是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备战，显示国威，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化敌为友不仅消灭了阻力，甚至还使阻力变成助力，固然后来有若干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但一般来说，情况都在掌握中。父亲从来不假手秘书，也不用打字，都是以亲笔信函与他们联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义（时傅担任华北剿共司令），传达父亲的意思，本来父亲希望傅作义往海边退，而且接他的船都准备好了。我为了表现诚意，还对他说：“父亲说如果您朝东走，要我在这里多待几天，陪您上船，只是我没带人来，起居方面要麻烦老伯了。”这就是表示我的诚意，愿意做他的人质，并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说：“你回去跟令尊说，这边没有什么事情。”虽然他嘴里这么说，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稳定。他拿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拿着火柴没有点燃。跟我讲话时，在亭子里转来转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后，替我点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支香烟给我，原来那一支才刚点着没有多久。他又从口袋里拿了一支香烟往自己嘴里头塞时，才发现嘴里已经叼了一支烟，而且那一支香烟也没有点着。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稳定，究竟是要撤退出来到南部重起炉灶，或是回老家包头，还拿不定主意。他总觉得以保全自己为要，而且我去见他时，在在表示父亲对他的关切，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包头。

五、几点答疑（2）

东北的失败，卫立煌要负野战战略错误之责。好几次都是父亲将局势部署好，要他执行，但是他都没有照着做，听说还把运输队用来运送他自己的东西。但最大的错误还是军政方面的错误，也就是没有接收伪满军。

问：大家认为老先生指挥部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指挥部队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队，不告诉其部队长，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自己部队不知在何处。您对这点有何看法？

答：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四十八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结果第二次父亲去看时，方先觉只派了一个班守高地，父亲又说了一次之后，他总算派了一个排，父亲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后来父亲提醒方先觉要派一个营守住高地。当高地只有一个排看守时，曾经被日军攻取，方先觉指派了一个连，也无法攻上高地，后来是逐次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时，才将日军消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只有一个班在高地上。夺回高地后，父亲说这个高地要确实守住，所以衡阳才在拖了四十几天以后才失守。从这个例子来看，有些地方实在不得不越级指挥，因为有些部队长靠不住。很多部队长从军校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升级当营长，部队指挥经验实在不够。

五、几点答疑（3）

问：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问题，所以刘安祺当总司令时，他曾经跟刘安祺开玩笑说：“几个兵团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老先生把军队集中在三个人手里，一个是陈诚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一个是汤恩伯系，而且每个人的军队都超过五十万人，陈诚的军队更多，此举引起其他人不满。巧合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如果真的把“国军”变成“浙军”的话，会造成其他军队的反弹，对局势影响很大。

答：我想这个现象恐怕也是时势造成的，他们虽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并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陈诚在东南，汤恩伯在江苏，部队都不在一起。我对胡宗南将军很失望，父亲那时对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干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没有好好运用。

问：陈诚用的是保定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胡宗南用的是黄埔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汤恩伯用的是士官学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学生。三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样，比较起来，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差不多，黄埔军校稍微差一些。以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来说，陈诚的部队较多，胡、汤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军队的干部教育很重要，当年这些将领除了军官学校教育之外，战术教育及战略教育是无从无处去学习的。

问：他们当然有一点战场经验。

答：只凭战场经验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每一次所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并不妥当。有人说中共了不起，他们有所谓的“一点二面”、“围点打援”、“阻援打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传达战术。 “一点二面”的“一点”是指目标，“二面”是指两路进军，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称赞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从西南、另一路是从东南包围上去，包围时候的拦截点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点”还是“围点打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此时要“阻援打点”，另外一个时候要“围点打援”，假定是一个包围，为什么要用一一包围？或二一包围？他们的术语都是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中共直到把我们的战争学院课程偷去后，才有完整的野战战略教育，从他们所编印的《大部队指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的内容就是战争学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这点，我觉得郝柏村该负责任。他在战争学院又加上一个班，没有进过那一个班就不能升将官，于是就贬抑了野战战略教育。现在课程时间又缩短了，磨练也不认真了，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时，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上课时，一定会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于加强敌人的实力。

五、几点答疑（4）

问：谭延闿在世时，对老先生非常好，而且这个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会发生扣居正、扣胡汉民等事了。我看过他与赵恒惕之间的信件，他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而且写得规规矩矩的。

答：他的长子谭伯羽与我较熟，早年在驻德大使馆当经济参事，为人相当君子，而且德文相当好。他说起德语来，与德国人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一、身世之谜（1）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一、身世之谜（2）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一、身世之谜（3）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一、身世之谜（4）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一、身世之谜（5）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二、童年琐忆（1）

（一）死里逃生

民国六年前后，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开始，父母亲以为我得了急惊风（因为穿堂风骤然把门窗关上，引起惊吓，而哭闹不停），他们为我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位医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据他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可能是被蟑螂传染，但是他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亲每天抱着我，便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来的，还是来抱孩子来的？为了小孩，你们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这个小孩，抱得活吗？你们又不懂抱孩子，现在又放弃了革命，你们成天在此地苦恼算什么呢！从明天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给我，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父母亲被果夫夫人这么一说，就出去工作了。当时是上海最乱的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总理本人虽然没有消沉，但是也实在是一筹莫展。

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药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这种药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药量，而且用金纸包起来，所以称为“金老鼠屎”，样子跟米粒很像。通常这种药是有人吞鸦片烟自杀时用来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睁开眼睛，也不哭闹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药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后，我的病就好了。不过，那位日本医生还是继续来看我，让我服用西药，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以后求学的时候，凡是与计算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能超过两个钟头，过了高中之后，脑子已经成长完成，就不必限制时间了。”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生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才。真是感谢老天，我的脑子没有因为这场病而受伤，病后的保护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过八十岁寿诞，席开八十桌，那时我正在高雄大演习，特别搭飞机回来为她祝寿。在寿席间我把当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诉宾客，并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我又连夜搭火车回高雄继谈演习。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有一段痛苦经过，那就是童年时光。

父亲在十六岁时（民前十一年）与毛氏夫人结婚，不过，父亲在出国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经把毛氏夫人休掉了。从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离婚。父亲是一个在农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顺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怎会忍心抛家离井，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再说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家，因为对祖母来说，父亲是独子。我的大伯父是孙氏祖母所生，并且过继给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小叔叔，可是他在四岁时就夭折了，因此，父亲在家里是独子。如果不是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他也不会如此狠心离家。

二、童年琐忆（2）

民国九年，因为祖母有严重的气喘病，父亲要母亲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亲就带着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虽然被休掉，但是没有离开蒋家，祖母就让她住在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祖母也需要一个人侍候她。母亲回去后，知道了这个情形，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与毛氏夫人轮流侍候祖母，因为祖母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于是母亲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里来住。没想到她反而跋扈起来，把我们母子两人赶到柴房里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一个犄角里养了几只猪，另一个犄角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我们回去以后简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里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能挡得住，我年纪小，没有多久就生病了。当时父亲把我们带回乡下时曾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搬到大伯那里去住。”从前的老规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间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间去，所以母亲不到大伯那儿去，不过白天走动走动是有的。

溪口沿着苕溪边上有一条街，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游，我们住在下街，屋名为丰镐房。祖父过世时，父亲才九岁，虽然大伯父已经过继给另外一房，但终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时还是分给他一份。我们家的财产有玉泰盐店和山坡竹林，玉泰盐店在上街，除了制造酒品外，还卖盐与米，祖母不便抛头露面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给我大伯父，由他去经营，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产笋及竹子，竹子可以用来做竹筏，乡下称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几元，我们家有一个老长工，一直跟着祖母，我们就保留竹山，由这位老长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实在病得很严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大我十二岁，也是属龙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儿小我一岁，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们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母亲在家侍候祖母，只要一得空，就会来看我。

乡下人非常害怕发大水（来到台湾后，我才知道那是台风登陆），因为从上游会流过来许多尸首，不过同时也会流过来很多箱子。乡民就用竹竿绑上钩子钩箱子，箱子里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来用了，换句话说，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有一年发大水，等水退了之后，我们打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人扔了一个女婴在门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穷得养不起她，就把她丢在大伯父家门口。大伯母把她抱进来，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六岁，名为华秀，后来嫁给韦永成。

乡下很苦，很难过日子，我们一年里只有四个月的米粮可吃，其他八个月还得依靠杂粮，幸好可以自给自足。我从小没看过牙刷牙膏，最早也只有蝴蝶牌牙粉，乡下最讲究的方法也不过是将粗盐捣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为大伯父经营盐店，所以我们并不缺乏盐。

二、童年琐忆（3）

祖母过世之后，父亲的经济情况也稍微好一点，就买下丰镐房前面一幢楼房，那幢房子虽然不错，但是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从前开过当铺，屋前还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间厨房。我和母亲就搬到那儿，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后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区的水汇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那时大水高涨，涨到街上，又溢进屋子里，顶在第一层楼板。

我和母亲到二楼避难时，我顺手抱了一箱父亲买的苏打饼干上楼，头一天我和母亲就是靠着这箱苏打饼干过日子。当天夜里，旁边的厨房倒塌，刚好也有一个火缸没有被压着，随着水流到楼梯口，我们就把火缸拿起来，火缸里还有现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们也保留了一个火种做饭吃，安全度过了淹水期。我有一个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们住在上街，他的父亲在上街街顶卖鱼。第二天，王世和就从上街街顶一直顺着水游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送菜、肉、鱼及其他东西，送到以后，他还逆水而上游回去。王世和力大无穷，长大后就一直跟着父亲。那一年我和母亲靠着他送东西给我们吃，还靠着那个火缸才有热食吃。

小时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启蒙。家乡人都称小舅公为癫子，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他教我识字，替我开智慧，而且还讲很多历史故事给我听。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岁时学会下象棋，到六岁时棋艺就已经很好了。此外，他还教我很多东西，我现在不记得有哪些，只记得他样样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历史、数学等等都有。我最喜欢他，他也最喜欢我，他与其他大人都搭不拢，就是喜欢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师是陈舜耕的姐姐陈子骥，她是奉化人。陈舜耕到台湾后曾先后担任公卖局局长、人事行政局局长等职。

家乡的乞丐一早出去讨饭时，把他们的小孩留在我家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小时候我常常和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们都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次他们问我：“你住在这个地方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这间屋里会出现真命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亲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且问他“真命天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那是皇帝，现在怎么会有皇帝呢？”后来他就去问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诉他是他们的爷爷说的，父亲便问那位长者，那位长者又告诉父亲是他的爷爷说的，他的爷爷则是听一位吴国才先生说的。

二、童年琐忆（4）

吴先生是清乾隆年间人士，他是我们乡里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家乡流传。在我们乡里几个村子中间有一座显灵庙，当年显灵庙建造好时吴国才先生选了正午时刻上梁，结果工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梁来。正在此时，有一位书生带着一位书僮经过该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书僮两人一起帮忙，说也奇怪，他们一帮忙之后，一下子就把梁拉起来了。后来书生问工人为何选此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工人们告诉他这是本地才子吴国才先生挑选的时间，不会错的。就在此时，吴先生也到了显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二、童年琐忆（5）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二、童年琐忆（6）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

二、童年琐忆（7）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

我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了。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Dr.Donloap（登洛普医生）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2）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父亲说：“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u）刚好到中国来，同时国内也开始训练新军，父亲就把我交给莱谢劳将军，学校课程还未结束，我就到德国受训去了。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3）

到德国之前，我已经在暑假期间受完预备军官训练，成为少尉预备军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课期间还要多，有人问我：“你在搞什么名堂？”我说：“反正暑期闲着也是闲着，干嘛把它浪费呢？”我们甚至还组织一个乐队，大约有五、六人，每一个人都能兼顾几样乐器，我的主乐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以及手风琴。我们这个乐队蛮疯狂的，经常在苏州电台的一个夏威夷音乐节目中表演，而且那时候刚好流行夏威夷音乐，我们不仅演奏还有演唱。我把中国的评剧改编成爵士音乐，中间还加了很多过门，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改编的曲调；同时又把中国小调变成爵士音乐。此外，我也把打牙板变成爵士音乐。

除了音乐以外，在暑假期间，我还额外补习弹道学、比较宗教学，这些都是学校正式课程里所没有的。我做这些事之前都跟父亲报告过，父亲说：“你不要吃多嚼不烂。”我说：“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二、留学德国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在信里为父亲打气。我在信中一开始就跟父亲开玩笑（我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我是“调皮不捣蛋”，父亲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信中说：“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我回国时，父亲就问我回国后有何感想，我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父亲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经过马来西亚，顺着马来西亚半岛往上走，先到达槟城，第二站到巴拉湾。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湾打了一个电报给父亲：我在“不老湾”向父亲祝寿。船通过巴拉湾又穿越印度洋，先后经过锡兰、孟买与哥伦巴斯，然后从哥伦巴斯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苏伊士，北端则是Port Said（波特赛港）。我就在苏伊士弃船上岸，几个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车，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面狮身像、金字塔，还到开罗参观博物馆，最后经过亚历山大港到Port Said赶上原来那班船，所以我没有看过苏伊士运河。听说该运河是一级一级高起来的。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4）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游泳，从Port Said上船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体育馆练习骑马（假马）。体育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德国人，年龄约二十出头，我记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称呼他为阿兴，我向他学斗剑、游泳、拳击。那天早晨，阿兴问我：“你今天还想游泳啊？”我说：“怎么，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头，我从船舱一直走到最上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与我们穿越红海到埃及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我问阿兴：“为什么不能游？”他说：“你要游，我陪你游。”结果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游泳。那年我二十二岁，健康情况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后个子还长高了一些。我没有割扁桃腺以前，个子又矮又小，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东吴的老同学徐维铸，不过他住二等舱，我住在头等舱，见面机会比较少。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位德国长者，他为我补习德文，我从来没学过德文，他非常热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船抵达地中海时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于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甚至赶走他们、暗杀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感想？”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单纯小孩，对德国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犹太人被压迫这件事，因为上海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但是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哪一国人的这种知识，我只知道犹太人是一个人种，而且是一个宗教种族，不是一个犹太国。我的德文老师如此问我，我当然站在德国这一边，所以我就回答他说：“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对。”结果我的德文老师说他就是犹太人。我很快地将话锋一转：“对呀，我知道你是犹太人啊，以犹太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国的话，德国人还有机会混吗，除了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外，我看希特勒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犹太朋友，我觉得犹太人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习惯与家庭观念。我称赞犹太人以后，我的德文老师特别得意，他说：“你说对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只有这个办法。”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身在国外不要乱说话，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要多看看苗头，以免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位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他念过七十余部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学问非常好，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德国人是西洋人里最早研究与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易经》也是德国人先接受。莱布尼兹首先欣赏《易经》的“二进法”，“二进法”与电脑的关系是他先发现的，他认为《易经》是建立在二进位的逻辑上。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5）

（二）滑雪经验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达马赛，我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我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我，帮我卖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我的钱支付的，而他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大使馆后又可以报一笔账。从此我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不过我没有举发他，平时还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但是当我抵达德国时，奥运会已经闭幕了，我就赶到德国南部观赏冬季奥运，没想到等我赶到时，冬季世运也闭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没有看到奥运，但是我可以学习适应环境，于是我就在当地学滑雪。我到德国南部时还有一位朋友随行，所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教我们滑雪。我的朋友学过几次，但是并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练是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他不仅对路线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会随时讲解给我们听，这次的学习，对我尔后参加山地兵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时，在山屋外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国人。他们穿着泳衣在外面晒太阳，虽然当天没有风，晒晒太阳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曝晒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他们：“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对我表示谢意。等到我们中午滑完雪回来时，我发现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晒太阳，我心里想：完了，他们已经晒了四个钟头。我问他们这段期间有没有进去过山屋，他们说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儿，没有进去过。我告诉他们，下午一定会全身起水泡，同时我也责怪店主没有警告他们。到了下午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发烧，我们就连夜雇了马车，将他们两人送到城里的医院治疗，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一个人的皮肤如果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时，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致命。

我的运动细胞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不过却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点小意外。那一次，教练带着我们滑雪，地点是一个很大的山坡，我们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转弯到另一个山坡，那天还下着雪，所以我们要赶紧跟着教练滑雪板的痕迹，否则时间一久痕迹就不见了，不过，如果我们跟不上，教练也会回头来找我们。我的朋友在转弯时摔了一跤，因为刚刚下过雪，比较松软，所以他摔倒后留下一个大洞。他爬起来又继续滑，我紧跟在后，才转弯滑雪板就插进刚才那个洞里，两只脚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还是赶快爬起来跟上他们，当天晚上脚就肿了。回到山屋时，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开，第二天坐马车下山。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6）

（三）学习德文

回到柏林后，我遇见了谭伯羽（谭延闿之长子），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拜托他照顾我。他比我大二十岁左右，对我非常照顾。我抵达柏林时已经接近过年，他介绍我进入柏林大学的语言先修班。这个德文班是个浓缩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别用功，虽然每天只上半天课，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个钟头念德文。

学校没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东是个意大利人，夫妇俩没有孩子，原来有一个侄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后来被他们赶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间，有一间卧房、书房和一间浴室，居住环境很好，这在德国是很难见的。德国人只要家里房间有多余的，就会把房间租给人家，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房东太太也是意大利人，当年已经四十六岁，她登报时指定把房子租给一个到西方念书的东方孩子，我看到报纸启事，觉得不错，就去向他们租房子。房东太太特别喜欢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每天上课前和回家后，她都会亲亲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会有黄头发出现。别人看到就说我一到德国这么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说对方的确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国妈妈了。她真的对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讲德文外，还给我很多篇短文，这些短文有些是笑话，有些是名人的演讲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学学德文之外，回到住处还有房东太太的教导，因此我的德文进步很快。我把她给我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房东家里有客人来时，他们邀我一起聚会，房东太太就会说：“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国哥为我取的），演讲一段给我的朋友听听。”

我就真的像演讲一样，说给他们听。把演讲稿背熟了以后，这些文章就等于是自己的，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学语言先修班学习德文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而已，很快地就毕业了，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去念高级班，因为高级班教授的是德国文学，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升级。

念完语言先修班后，我首先到德国一位伯爵夫人处，她喜欢中国以及中国孩子，所以她时常找中国孩子到她家里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很大，居住环境非常好。她特别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个多月，她教导我德国上层社会有关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德国社会很保守，很讲究礼仪，伯爵夫人是德国上层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能够受到她的教导，实在很幸运。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同时有几个中国人住在那里时，伯爵夫人不准我们讲中文，只能讲德文，所以在那期间我的德文又精进不少，而且生活习惯完全改过来，变成一个欧洲上层社会的人。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7）

（四）入伍训练

1.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入伍教育与军官教育是衔接的。入伍教育的课程是从单兵动作到班、排的小战术训练，属于战斗阶层。在入伍时，入伍生（军官候补生）除了平时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再加强排、班的小战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军官学校之后，便要接受营连战术的教育。入伍训练时，从战斗到勤务都要加以学习，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装备，还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

德军的入伍训练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重视以及强调的。他们的训练一开始就是班教练，而各个教练是在班教练里面完成的，让士兵在一开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养自己是班里的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如射击及前进时相互掩护。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超过。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不论搜索、攻击、防御都要在班教练里面完成，这种训练是我们所欠缺的。

在战场上接近火线时，应该由一排掩护、一排前进，接下来由一班掩护、一班前进，到了最后就是各个跃进。跃进时，一个班里面只有一个兵在跃进，其他的都是火力掩护，这点我们做到了，但是撤退时，我们没有做到各个跃退。我们的长官只想到由一个连掩护另一个连撤退，试问掩护完后，原先负责掩护的这个连该如何撤退呢？同样的情形，当一个排掩护其他排撤退、一个班掩护其他班撤退之后，他们该如何撤退？所以跃进时应由后面先跃进，跃退时则由前面先跃退，一个班如果已经剩下七个人，就用七枝枪先掩护一个人撤退，再掩护第二个人撤退，如此一来，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则就会做无谓的牺牲。国军没有专门的人来教导各个跃退，在战场上也不会使用，德军则把此视为重要的科目。

单兵教练在班教练里完成以及各个跃退的训练，是德军的特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称为军官候补生，主要课程就是学习单兵、班、排的小战术（小部队的战术），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还有入伍生导师为我们补课，讲解许多基础的课程，例如班、排小战术。等到入伍一年后，最基本的班、排、伍战术都可以运用了，例如各种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科目是我们国军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营或行军中遭袭后突然发起攻击，也就是在一个口令之下，将行军时的三行纵队立即散开，成战斗队形。通常行军间呈战斗队形时，速度会比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军，一个钟头只能走十公里，所以必须成三行纵队行军，但是在行军间如果突然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必须立刻从行军队形转变成攻击队形。国军如果有这种训练，中伏的机会就会减少。总而言之，在行进中要能够发起攻击，在宿营中也要能够发起攻击，这两种都称为奇袭，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回来以后就介绍给国军。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8）

军官候补生晚上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例如如何领款、领弹药、领零件、领被服，还要学习如何送伤患，这些都是连里面实际的行动。班长如果每天带着部队出操，一定会吃不消，所以德军的规定里，教育班长是一周轮值一次，勤务伍长是每天轮值一次。编制内的士官不一定每天与我们一起出操，他们有专门的士官讲堂，由全连的军官分别授课。课程排定后，由军官教导士官，再由士官教导士兵，较为机密的课程则不必教导士兵。例如我们攻击波兰，士官必须清楚波兰碉堡的构造；如果攻击苏俄，也必须清楚苏俄的情形，这种都是机密的讲堂，外国学生不准参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国军装，算是德国人，所以我也上了课。

德军的规定里，二等兵的名称为二等射手，二等兵当一年后就升上等兵，名称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个三角形。上等兵不仅没有人来管，反而还要去管别人，担任连里面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长、内务班长。尤其在下班后，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内务班长来管理。没有资格升上等兵的就升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个菱形，没有资格当内务班长或教育班长。这是德军制度里较为独特的。

在德国，上等兵与二等兵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上旗手与下旗手。到了军官学校以后就变成下士，过了半年升为上士，年资够但没有资格升为上士的就升为中士。这个制度在国内从来没听过。但是它的确有道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德军制度的报告，父亲非常欣赏，也交代陆军总部加以研究，但是陆军总部研究之后没有任何答复。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经拖延就消失于无形了。我在第一师当连长时，曾经把我在德国学习的方法一一加以运用，连里面一个空缺都没有，而且还多了两个人，他们是来了之后不肯走的。所以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德军的规定是一个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发子弹；美军则是规定一年内子弹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时并不限定数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几十发，打完以后又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打靶，这种训练没有德军来得踏实。

受训期间，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检查清理装备及整理内务后到俱乐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轻松一下。所费不多，只要二、三块马克就够了，所以德军规定皮夹里不能超过八块马克。如果皮夹里的钱超过八块马克，而又不幸遗失，失主也不敢告发，因为自己已经犯了规，一旦告发，反而还会遭致“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队里面从来没有偷窃的事情发生。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军需士，我们的钱可以放在军需士那儿。

连里面有军需士、被服士、军械士，管理非常整齐。德国的营房都是三层楼的建筑，地下一楼是用来放军械的。连士官长住在一楼犄角处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时这栋楼就由他来管，士官长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大家相处起来就像一家人，非常温暖。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9）

2.山地兵训练

德国的规定是要先入伍才能进军官学校。入伍训练只有一年，不过是真正在部队入伍，方式是在每一连里面插进一、二个入伍生，让入伍生能够领略部队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师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第五连。

我参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它是兵种里面最艰苦的，如果我能够在德国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艰苦训练，并且通过考验的话，我回到国内后，什么部队都难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军种还要重。一般军种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弹药、十字锹、防毒面具等，一个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东西，所以一场行军下来是非常辛苦的。每当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总比国内那些在火线上的人安全多了。”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我曾经受过攀登训练。在山地兵训练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攀登训练，大约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训练就够了，因为有人攀岩上去后，就会丢绳梯下来，其余的人爬绳梯上去就可以。至于接受训练的资格则是身体强壮以及行动灵巧者。

凡是一个连无法展开的山脊线或山谷底，就称为山地。山地战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编制也与其他部队不同，一般编列在营部队的重武器，在山地兵则编列在连里面，因为山路太狭窄，临时配属到连里面会来不及，所以山地兵部队都是把重武器往下配给，团武器配在营部，营武器配在连部，以下依此类推。例如一个营有三个步枪连，一个重兵器连（机枪、迫击炮），可是在山地兵的武器配制上，重兵器是属于连部的。山地兵的作战正面也比一般部队散开，其通信工具也不同。山地兵使用的是回光通信器，如同打电报一般，用灯光来传递信息。虽然两个山头距离不远，但是常常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从这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所以要用回光通信器来联络。后来慢慢改善之后，也用红外线通信器来传递信息。

山地兵喝水的纪律是相当好的。当我们在山地行军时，休息时间只能喝一格水。如此限制，一是因为水源不够，二是喝太多反而会发烧，身体吃不消。山上行军时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汗流浃背，一停下来，山风吹来又觉得特别冷，这些都是山地兵平时要训练的。山地兵行军消耗水份多，但是又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充，很容易便秘，所以要经常排泄，免得排泄物停留体内过久，将水分吸干之后，造成便秘。到了晚上，不论有没有水，都要把鞋袜脱下来揉一揉，如果有水，就把脚与袜子烫一烫，即使没有水洗澡也要洗脚。这点中国部队都做到了，因为中国部队机动的唯一本钱就是这两条腿，所以对脚的保护特别重视，其他行业如轿夫、挑夫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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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兵器连里有重机枪、迫击炮，还有两门轻步兵榴弹炮，这是山地兵独特的地方。每一个班都有两门，此外还有枪榴弹，等于是手榴弹，只是用枪打出去。

我在入伍训练时参与了两次军事行动，在第一次行动时就让我领略了德军行动的精确性。德军军营里有专门保管枪的地方，在宿舍的门口有一个枪架，枪架上方有一个缺口，下方有一个枪座，可以放置枪托，而枪架呈四十五度角，当士兵出门时就可以顺利拿枪。这些枪平时都不是实弹枪，实弹枪都放在地下室，由军械士管理。当我们进军奥国的时候，第一次行军走了九十五公里，穿过阿尔卑斯山，在一天之内就到达。我们的行军纪律非常好，保持预先规定的距离，当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山脊停下来吃午餐时，发现旁边有一堆堆的弹药箱摆在路边，其距离跟我们连排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它是按照我们连、营、团的行军长径摆的，而我们的行军一点误差都没有。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在旁边的弹药箱拿弹药，那时候才拿到真正的弹药。

当时我的阶级还是上等兵，虽然在中国我是少尉阶级，但是在德国我是重新入伍，称为军官候补生。当军队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我奉命带了二个连上的兵到边境上侦察。侦察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画了一张简单的要图，派了一个上等兵向营长报告。同时我也在第一线吃完我的午餐。最后按照营长告诉我的时间，向部队招手，部队就前进了。

这次的进军，造成德奥合并，而且事实上奥国人很欢迎德国人。当时山地兵并没有进入奥国，只在奥国边界。

我第二次参与德军的战役是夺回捷克的周边领土，叫做苏台登区。德国与奥国合并之后，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下有奥国支撑，拿下波兰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德军进攻波兰时，采用三个钳形攻势，八天就打下波兰，这个战略就如同当年俄国侵略东北所采用的战略，也是采取三个钳形攻势。

（五）军官学校

德国一共有五个军官学校，他们的习惯是北方人进南方的军官学校，南方人进北方的军官学校，其目的是让子弟多了解德国。我受完入伍训练之后，就被分配到慕尼黑军校。德国的军官学校只训练一年，但是实质上比我们训练三年还要扎实。

军官学校的课程就是反复训练营连战术，所以每一位毕业军官对于营、连、排、班、伍战术都充分了解，并且了解团以下之火力支援以及装备。例如通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如何打电报，不论用音响、旗号、无线电都可以。在营连战术里面，除了战斗之外，其他如军队勤务、营教练计划、射击场管理、伤患照顾、后勤补给等事，都是实际运用，如果只把战术讲得天花乱坠而没有实际运用，等到行动时就不知道该如何把弹药送到战场，也不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如何行动。我在大陆时，曾经写了一篇《步兵班在战场上如何节约兵力》，内容就是包括以上所说的。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1）

我在德国军官学校受训一年，从来没有拿过枪，我们的上课地点不是在讲堂里就是在野外。每个班里有个班主任，通常由少校担任。在上课时由班主任先描述战况，我们以营长的身分来做纸上作业，先写下要点，由主任收集起来，再从中抽出一张，被抽到的人就向全班作口头报告。然后班主任就综合一个案子，假定一个构想，再分配职务，以自己被分配的角色来构思战术，报告完后，由大家批评，所以这种课程始终是让我们应用。

传递信息与确定位置是作战时相当困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事。当军队在第一线时，我们利用一个小型的竹筒，用发射的方法，传令到师部，因为在火线上，士兵不能随便走动，一站起来就成为枪弹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后方军官知道我军的第一线身在何处。那时候我交给每一个班的正、副班长每人一面指挥旗，这面指挥旗是长方形的，一面是迷彩，另一面是红白相间的小方格，非常明显，平时折起来成为正方形。在没有敌情状况之下，反过来折为红白相间的小指挥旗；在第一线时，就把旗帜拉开，往地上一插，迷彩面对敌人，红白相间面对我方，后方一看就知道第一线的前沿在何处。作战时，如果连长、营长都不知道自己的第一线在何处，这场战役打起来是很辛苦的。

至于晚上的联络方法在白天就已经标定好。如果白天没有准备，到了晚上行动时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一字队形，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刺刀鞘，有一次我们行军就是这样子走。美军有一种装备荧光条，以备夜间作战使用，他们把荧光条套在脖子上，在二十五公尺以内可以清楚看见。距离远一点则看不见，所以不必担心被敌人发觉。夜间作战是小部队作战，不是伍就是组，除非有良好准备，才用一个排作战，否则在夜间作战的原则是以静制动。有一次我带领战车部队作战时，在后方烧两堆火，每一辆战车都向后方标定，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展开之后，他们始终保持与火炬之间的角度，中间并保持五十公尺的间隔，那一次相当成功。不过白天要着重侦察，晚上作战才能有把握。

德国的团装备有一五五炮，营里的重兵器连有七五炮，山地兵有很多骡子与驴子来运送武器。有的团甚至还有八八高射炮，这种高射炮有一个瞄准镜，从两头看出去，由交会点就可以算出距离，再由仰角算出高度，由高度与距离的变化可以算出速度。如果八八炮缺乏瞄准镜，就没有用处可言了。德军在入伍时，不论工兵的装备、通信的装备、兵工的装备都要学，所以到了军官学校后，不像我国的军官学校还有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官学校学生要学习骑马、跳舞、剑术，才能成为真正的军官。这些科目我都学得很好。一位军官会开吉普车没什么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车上的威风与骑在马背上的威风相较之下，实在逊色很多，养成的性格也不同；同样的，打手枪与斗剑所养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时，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剑术老师学习一个月，等我回到慕尼黑军校与老师斗剑时，可以说是所向无敌，而且三两下就把老师手里的剑打掉了，旁边观看的女孩子也疯狂地叫喊。

一、小学、中学与大学（12）

希特勒曾经召见军官学校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那段时间，我见过希特勒三次。我与其他高级将领也见过面，但谈不上有交情。我与莱谢劳将军比较有联系。

后来我到LEIPZIG（中文译名为莱比锡，听说蒙古西征时一直打到莱比锡，主将拔都骑在马上，手里拿着长枪，啪的一下就把守城指挥官的脑袋敲下来），待在第七军团。军团完整的名称叫做army courp，我们现在把army称为军团是错误的。我们的编制是师—军—军团，德国的编制是师—军团—军，而且是野战军，所以他们的集团军比我们高一层。第七军团是一个摩托化与机械化的部队，所谓机械化与摩托化的不同处，在于摩托化部队在战斗时要下车，在车上就可以战斗的称为机械化，例如战车部队、装甲车。我在第七军团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装、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Courp属于一个战略阶层，所以他们也为我讲解野战战略。我另外有一个基础打得很好，我在国内时不过是个预备军官，到了柏林后，他们派我当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喜欢我。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奥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方。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在德军向波兰发动攻势后，预防波兰军队突穿口袋底。我自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先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预备到波兰边境。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国内要我离开德军回国的命令，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德国在九月一日攻打波兰，而我则在九月十六日离开欧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几天，然后到比利时、荷兰，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条德国轮船，从荷兰到美国纽约。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了，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大西洋到纽约，再从太平洋回来。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预备军官，到德国后，我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官学校，最后以德国陆军少尉的身分离开。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的风尚相当保守，男女朋友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在德国过了一段相当正常的交友关系。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学读了四个月语言训练班，成绩远超过在国内学习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学习到欧洲一切生活教养的习惯，也是我在德国重要的收获，这是一般留学生无法接触到的。

三、赴美受训

一九三九年，我在荷兰上船，准备搭船赴美，结果在比利时遇见蒋将军的三小姐，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但是因为有人要为我们说媒，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认为我回国后当一个排长，一场战争打下来凶多吉少，我又何必不负责任地制造一个寡妇呢，所以我不想结婚。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德国后，我到了美国，预备从美国回国。没想到到了美国后接到武官军事委员会传过来的一个命令，我国有一位空军中校蒋孝棠奉命到美国视察空军学校教育、后勤管理与部队训练，因为这位中校英文不太灵光，所以上级临时派我做他的随从官。他是我们蒋家孝字辈的，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侄子，但是在阶级上，他是中校，而我只是少尉。

美国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我们大部分都是参观陆军航空队，不论学校、部队或是工厂都有，他们的工厂大部分都是民营的，我们也参观他们的后勤及电信设备，从西岸一路看到东岸。这位蒋孝棠中校，他比我小一辈，但是阶级比我高，他是长官，我是随从官，在外头，我为他开车门、点烟。我们每天参观各处设施实在很累，所以回到旅馆后，我就往沙发上一躺，对他说：“孝棠，倒杯茶来！”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就问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说：“在家里，他是侄子，我是叔叔；在外面他是中校，我是少尉。”那个人就说：“你们倒是公私分明啊！”就这样，我与空军结了缘。

参观行程结束后，孝棠就回国了，我奉命进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战战术训练班受训。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军官进入美国空战战术学校受训。这个训练班是个独立的学校，后来正式成立空军之后，统称为空军大学（Airforce University），而此训练班也成为其中之一的班次。

一般人都说空军战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称为空战战术，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都要以此为标准。空战战术包括驱逐战术、轰炸战术（重轰炸、轻轰炸与低空轰炸）、侦察战术以及地勤，我在此训练班得到完整的训练，毕业时成绩相当不错。

训练完后，我向国内请示，经过同意后便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那时候美国尚无装甲兵训练学校，只是一个装甲部队的训练中心，而且美国那时候也没有装甲师，只有步兵战车、骑兵战车，把战车当成步兵与骑兵来使用，只能视为步兵里的重武器而已。当时欧洲已经开战了，美国也开始军事动员，要训练装甲车单独作战，所以要编练装甲师。当时正好美国要编练成立第一个装甲师，他们邀请我去当顾问，想从中了解德国装甲部队的编练与使用。我在此中心待了四个多月，帮助美国成立装甲师，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从战车排一直到装甲师，帮他们完成编训，并且帮他们写教范。他们要我公开在讲堂上课，我加以拒绝，我告诉他们：“我在此地帮你们编训是一件秘密，我如果公开讲课，如何对德军交代，我可以在办公室里与几位负责的人谈话，交换意见。”所以我就帮他们编练装甲兵战斗、通信、后方兵工保养、工兵架桥，一直到装甲师演习。不过我的阶级还是少尉。

四、学成归国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我回到国内，距离出国时间整整四年。期间没有机会回来，因为那时候没有越洋飞机。那一年是第一次有水陆两用飞机从西太平洋飞到亚洲，所以我先从美国坐船到檀香山，到了檀香山后再换飞机。那架飞机名为飞剪号，有四个发动机，是水陆两用客机。那时候还无法直达亚洲，飞机从檀香山起飞后要先后经过威克岛、中途岛、关岛、马尼拉，最后才到香港，然后还要在香港换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重庆。那种水陆两用飞机不是很稳定，如果飞机在两站的中间点之前坏了一个或二个发动机，飞机又得飞回前一站，如果飞机飞过两站之间的中间点，就继续往前飞，如果坏了三个发动机，我们就得扔箱子了。我们从檀香山出发，前后一共有二次返回檀香山，第三次起飞后，通过中间点之后飞机已经坏了两个发动机，我们又继续飞到威克岛。可见那时候的飞行还是相当困难，如果当年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后，继而占领檀香山，美国人想渡过东太平洋这一段地区是不可能的，只能使用船只，因为当时美国海军航空队与航空母舰还没有准备完成。

一、求学时代（1）

我在苏州念书的时候，有人来向母亲说媒，女方姓薛。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我并不认识这位薛家小姐，而且在我的生活习惯中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别人向我母亲说媒后，我们就在别人安排的一个偶然机会下见了一面，以后也没有来往。后来念大学时，她转学到东吴大学来，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因为我读书很专心，而且我对体育也很投入，同时我自己又练功夫，所以对于交女朋友一事，可以说是从未想过。一方面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开窍开得晚。我们平常相处都是几个固定的男生，这些朋友不是北方人就是广东人。我很少与江浙人相处，所以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脾气，比较接近北方人与广东人，换句话说我的个性是开朗直爽的。

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求学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德国那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一、求学时代（2）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帕德&#8226;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大部分时间，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克苏台登区）。我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一步的接触都拒绝了。

二、先室静宜（1）

回到重庆后，我没有被立刻分发到部队。那段时间我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以我家庭的关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是谈不上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时我才发现“他”竟是一位女兵。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常宁宫是古名，当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大家仍旧沿用古名，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置结婚礼堂。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我本来是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乎。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关于我先室病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二、先室静宜（2）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成员有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通信学校校长，由徐培根将军（陆军大学校长）带队。我们往返都是搭乘美国空军运输线（Military Air Transportation Service，简称MATS），美军还帮我们在日本订了旅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待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我接到电报后，就与大使商量，向他借了一点钱，买了一张民航的飞机票，先返回台湾，其余将领仍然搭乘MATS返国。

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我的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针。

静宜有一次出国去玩，把用剩的外币放在口袋里，她也没有忌讳，结果外面又造谣，说她走私美金，因此被父亲赐死。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

三、吾妻爱伦（1）

静宜死后，父亲有一天告诉我：“中年丧妻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国内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你趁这个机会再去念一点书。”于是我就到美国陆军参谋学员念正规班。通常从台湾去的人都是年招训班，正规班的毕业生将来就是将校阶级的军官，招训班则是训练幕僚人员，为期四个月。另外还有一种特训班是专门为中国人创办的，有翻译训练课程，时间更短，只是去了解美国的指参教育，从台湾去的都是几位将级官，例如刘安祺、高魁元。

回到国内后，我就接触正规的指参作业。

又过了一年，父亲告诉我：“中年单身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失去家庭习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婚。”那时刚好有一个中德文经协会召开年会，邱先生也在受邀之列，刚好邱太太生病，所以邱先生就带着他的女儿（邱爱伦）来参加年会，我就是在那个场合上认识爱伦的，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往。后来爱伦到日本索非亚大学进修，该校白天以日文上课，晚间以英文上课，所以她白天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则在索非亚大学上课。

两年之后，也就是民国四十六年，我与爱伦结婚。她在赴日进修之前，我们已经订婚了。以我的状况而言，我们不适合在国内结婚，因为宴请宾客很难周到，如果稍微铺张一点，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评，而且我的朋友、共事过的好同事又很多，无法一一邀请，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结婚。我向父亲报告过之后，父亲完全同意。

我与爱伦是在日本东京郊外的一座美国籍牧师的家庭教堂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不大，与我们在士林的家庭教堂差不多，屋顶是圆的，我们的宾客都是大使馆的职员。婚礼由冯执正大使当证婚人，冯先生的女儿是全世界知名的、独一无二的女性外籍斗牛士，非常男性化。男方代表是蒋华秀夫妇，女方代表则是戴安国。婚礼之后，大使馆的四十余名名职员都参加了茶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平安度过了结婚典礼。

三、吾妻爱伦（2）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哥哥说：“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哥哥后来又问我：“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我说：“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说完话后，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我与牧师商量在他家举婚礼时，牧师表示热诚的欢迎，他说：“本来结婚就是对上帝负责，在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在野外也是可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在牧师家里举行婚礼。

婚礼举办之后，我与爱伦在日本度蜜月，游览日本的名胜古迹，如日光、箱根，我们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回到台北后，就举行传统的仪式，新娘子向老人家奉茶。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过程。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

四、我儿孝刚

民国五十一年，孝刚在台北出生。孝刚出生后，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家的小孩容易受社会的诱惑，被社会宠坏，人家对我们蒋家的子弟总是客气一些，最后蒋家子弟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所以孝刚自复兴小学毕业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年刚好父亲过世。

孝刚的语文能力不错，我们也没有特别教他英文，在家里看外语片时，他年纪虽小，但是听得懂英文，有时候我没有听懂的部分，反而还要问他，他就会翻译给我听。他到美国念初中（Deer field）及高中，这两所学校都非常好。学校要求外籍学生每星期用自己的本国文写信给父母，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保持自己的母国语文，做法相当不错。

他在美国念书时，有一度台独分子想绑架他，作为人质，向国民党威胁。刚好约旦国王胡笙有两个儿子就读该校，其中有一个和他同班，一个比他高一班，和孝刚是好朋友，胡笙就命令四个保镖同时护卫孝刚。孝刚自己并不晓得这件事，所幸后来绑架事件也没有发生。

孝刚高中毕业后，我们准许他到欧洲旅行，作为奖励。没想到他在旅行时去报考剑桥大学，事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校原来在圣诞节前放榜，我们也托了一位朋友帮忙看榜，一直没有消息，我们非常着急，结果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朋友就打电话来报佳音，孝刚这次不但考取，而且口试部分还得以免试。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准备在二十四日晚上畅饮的香槟酒，在二十三日就用来庆祝孝刚金榜题名。

孝刚在剑桥大学念法律，这是他自己的兴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平常我灌输他一个观念，念法律科系，毕业后的发展方向非常多，可以做生意、作公务员、作教员，选择性非常多。他在剑桥大学主修银行法，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就读，取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Mster of Laws）。

孝刚念完研究所后，又回到美国，准备考纽约州的律师执照。纽约州的律师执照非常难考，考十次八次未获录取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排外心态很重，对外国学生百般刁难。我建议孝刚先在纽约补习半年，找一位好老师，一对一学习，半年以后再去考试，结果他一考便取。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英国法与美国法不同。

考取律师执照后，孝刚就在纽约当律师。我告诉孝刚：“国内很乱，而且很‘脏’，各种引诱太多，万一又有黑帮的力量介入其中，我是非常为难的。”政治压力、黑帮压力，再加上金钱压力，这些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他先在国外实习几年再回国。孝刚在美国工作五年后，于前年（八十一年）返国，现在在台湾当律师。这次我生病，幸亏他在台湾，即时决定开刀，救回我一命，实在是一大功劳，如果他的决心下得不够确定、也不够快，我的生命也早就结束了。

孝刚已经结婚，育有一女，今年（民国八十三年）四月再添一子。

一、陆军第一师（1）

（一）分发报到

民国三十年初，何应钦将军带我从重庆到西安报到，我们从重庆坐何将军的飞机到西安，亲手把我交给胡宗南将军分发。当天夜里，我们随何上将坐陇海线往潼关方向走，第二天一大早到了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我跟着何将军一起去，也算是视察团里的一员。夜里一点半钟，我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事实上我们视察部队集合讲话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钟，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点半就吹起床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四点钟起床，营告诉连三点半起床，连起床后要打扫环境、整理内务，集合部队时要从连集合场到营集合场，再到团集合场，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一点半钟起床了吗！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开始讲话，天由朦朦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将军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我心里想，他们一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我开始怀疑为了一个长官去讲话，用这种方式来消耗部队的做法是否适合。

接着我跟着何将军去视察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该校位于西安王曲，名为武典坡。就像平常一样，中央大官一来，先是部队集合，视察官站在台上，指挥官报告人数后举行阅兵，我们就上马去阅兵。我是跟着他们去的，而且我是小少尉，当然排在最后，他们先挑老实的马，把不好的马留给我。每一匹马都有一位马夫牵着，这是相当不好的习惯，长官骑马，前面还要有一位马夫牵着，实在没有道理。我上马前一定会先紧一紧马肚带，那位马夫就说他已经紧过了，结果我左脚踩着马镫上去后，人虽然上马了，但是马鞍却掉到马肚底下去了，我骑在光背马上，那匹马也受惊了，就前仰后翻的跳了起来，我就用右手抱着马脖子，左手伸过去抱着马头，把马头拉过来，在马鼻子上一拧，情况就控制住了。然后我翻身下马，重新把马鞍放好，把马肚带紧好，然后飞身上马，追上前面的队伍。当时所有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后来我把马控制住后，他们纷纷称赞我的骑术。从这件事情我又对中国军队多了解了一些。

何部长走后，胡宗南将军带我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西北部队所藏的军械，好比三国时代，蒋干过江之后，周瑜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看仓库，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熊惠权熊副官陪我去的，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我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我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他想了半天后回答我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我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我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我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后来我也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予我的初步印象。

一、陆军第一师（2）

（二）少尉排长

民国三十年五月，胡宗南将军派我到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当排长，地点在赤水。接到命令后，我就搭火车到赤水，随身只带了一个铺盖卷和一个暖水瓶。当时师部派副官处处长来接我，我下车后，他要替我拿铺盖卷，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阶级观念也是很重的，我只是一个小少尉，人家是上校，怎么让他替我拿东西。结果他抢着要拿我的暖水瓶，我说我自己拿就可以，可他非要抢抢夺夺地从我肩上拉过去，结果这么一拉一扯之下，暖水瓶的另一头撞在火车上，当场水瓶里的水哗啦啦地流下来，暖水瓶也摔坏不能用了。所以我是空手到差。

出了火车站后，他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稍微知道一点。他也准备了马，又问我还有没有行李，我说：“没有，就我光身一个。”他说：“军中有毯子，没有关系。”我心里想：军队里吃、穿、睡总是不用发愁的。我们就先骑马到师部报到，当时师长是李铣洲。途中经过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小桥，小桥下有一个妇女在洗衣服，她拿了一根棒槌捶衣服。我们走在桥上时，刚好那位妇女左手拿着白色的衣服，右手拿着棒槌捶下去。马一听到声音，受到惊吓，大叫了起来。那位妇女也受到惊吓，手里的衣服就往上一搧，马更为害怕，竟站起来了，那位副官处长也因此摔到桥下。幸亏那座桥不高，而且溪底已经没有水，只有湿软的土，我就赶快把他的马拉住，并且把他拉起来再骑上马。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这些马根本不配作为军马，而且那些骑马的人对马也毫无调教，连棒槌都怕，到了战场上听到炮弹声音怎么办？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感慨，国军的第一师算是最好的了，对于马术的训练竟如此糟糕，真是“军官无骑术，军马无调教”。后来我当了营长之后，胡长官送我一匹马，这匹马刚送来时也不好，不过，经过我调教之后相当出色。

从历史来看，唐朝在开国时民间有七十万匹马，马政办得非常好，所以国家强盛。到宋时，也只有中高级军官有马骑。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部队实在是不行，一般将领没有机动作战的观念，完全是纯步兵的思想，营长的马也不过是代步而已。两条腿走的部队，需要四条腿的马去搜索，因为马队可以越野，搜索后可以即时告诉步兵前面的状况。后来变成两条腿打仗的部队由两条腿的搜索队去搜索，又没有完整通信工具，怎么来得及回来报告呢？所以在军制上是错误的。

一、陆军第一师（3）

（三）上尉连长

1.基础教育

国军里面的兵大部分都是文盲，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以及对领袖的忠诚度是无庸置疑的。军官的程度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行伍升上来的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我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除了开设识字班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画图。学写字不难，但是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则不太容易，而且也费时太久，不过每个人都会画画，所以我除了教他们识字之外，还教他们画要图。在训练的过程中，我先教他们画地形，然后教他们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二枝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不仅费时，而且也繁杂难懂。我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要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如此一来，战力自然加强。我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

一般说来，军校干部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我从来不会骄傲，所以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得很好。军校的人与我讲理论讲不过我，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我，我领导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2.野战训练

我去第一师报到后，就发现该部队的部队教育与训练的计划虽然也有各个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与营教练的课程，但是完全不切实际。我就请求师长让我有机会自己实施部队训练的进度，等到要进行营教练时，我一定赶上进度，参加营演习。师长说：“我们也正想知道你在德国所学的部队训练的方法。”我跟师长说：“我们的各个教练所花费的时间太多，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士兵都不够聪明；而德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一开始训练就是班教练，各个教练则在班教练里实施，让每个士兵在一开始就了解自己是团队里的一员。我们从各个教练开始着手，士兵们始终以自己为一个单位，做得再准确，还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如果再把团队集合在一起，基本想法就不相同，所以要从班教练里面来完成各个教练，然后在排教练里完成班级教练，使士兵了解在实施各个教练时自己在全班的位置及功能，也知道如何与邻兵联络。”这个显著的改进给了国军一个很大的启示，可惜他们没有普遍的注意。不过至少师长注意到了，我们第三团都改成如此的方式。

一、陆军第一师（4）

过去各个教练还教分解动作，我则教导他们连贯动作，并让他们清楚每一个动作的目的，士兵们对这种方式大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在平时又带动一些游戏，让部队既活泼又有纪律，这些游戏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花式操枪。因为一天之内能够教授的东西不多，如果反复进行，容易令士兵感到乏味，所以我就教他们花式操枪。花式操枪原来是英国安妮女王训练卫队时所使用的方法（Queen Ann"s Drill），我再把它加以改良，加入更多的花式动作，适合于国军军事训练，从一班到一个排，最后到全连。后来第一次表演时，大家都称赞有加，士兵也很快乐。平时我们在部队里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没有人一天到晚绷着一张脸。原本我所带领的那一连实在是最笨的，但是到后来，他们灵活得不得了，战术教练更是不在话下。

我花很少的时间在姿势教练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教导野战教练，所以等到营演习时，我这个连就参加营演习了，而且是在攻击营的重点连、右翼连。当时正好军训部派了一组视察组，实际上左翼并没有部队，是虚设的，只有我这一个连，他们要考验我这个连，给我们很多状况，不让我们进展太快。结果太阳都快下山了，一个攻击性的作战怎能到天快黑时才到敌人阵地呢，那不是正好被敌人逮个正着吗？所以这时候非发起冲锋不可。视察官是一个上校，他跑到我旁边来对我说：“蒋连长，你现在怎么处理？”那时候营长还没有攻击命令下来，我就说：“报告视察官，月光不许可我们再等候了，而且在攻击中常常可以又争取到有利的状况。如果营长还没有命令下来，我就要把握有利状况，发起攻击。”视察官说：“很好！这个决心很好。”他裁夺后，我就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号兵吹号时，那个视察官一巴掌把号兵的号打在地上，他说：“你躺下，你挂彩了，哪有人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站起来吹冲锋号的。”那时候我躺在地上，我就拿起冲锋号来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传开后，他们说：“蒋纬国能做、能说，还能吹。”

我们发起冲锋，进入敌阵后就开始近战格斗，然后演习结束。结果他们又发现，每一个班有间隔距离，可是等到冲锋一发起，每一个班向一个点慢慢靠拢，裁判官说这个班的班长挂彩后，班长就地倒下，马上就有其他士兵出来主动指挥，绝对不会有一个班没有指挥官的。另一方面，部队靠拢后，轻机枪的扇面就打开了，掩护两侧的步枪组，如果部队不靠拢，轻机枪很难掩护部队。这是国军过去所忽略的。等到进入敌阵后，就开始二对一或三对一作战，因为我们的部队是集中的，而敌人的防御配备本来就是疏散的，在我方的轻机枪扫射下，也很难支援对方。等到步枪组掌握状况之后，班长就喊：“散开！”每一个士兵就进入自己临时的阵地，用射击来拥护，后面的轻机枪就转移阵地，视察官看到这一幕后便给我们很高的分数，因为我们这一次进攻是成功的，而且很整齐。另外，每次遇到小水沟，我便要连里的士兵背着视察官走过去，视察官认为我连这种小地方都能注意，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一、陆军第一师（5）

总之，一个部队训练的重点在野战，而野战必须保持活泼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所以平时如果不给士兵相当的自由，只会照着别人的话来做，这种士兵是不能打仗的。平时我们的机械操，如双杠、木马、铁杠，都是我自己领头做的。我能够单臂旋转，然后脱手甩出去，然后在空中翻一个跟头下来，每一个士兵都会跟着做。至于振臂上，一拉就上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且不论胖瘦，每一个士兵都是活蹦乱跳的。

3.近战格斗训练班

胡宗南将军对形式的注意多过于实际，不过，我到西北军后，只要我设计某一个新科目后，胡长官就会把全师的干部召集起来，由我示范给他们看，他们回去后再如法炮制，帮助全师的发展。那一段时间，如果上级有一个更好的组织与管制，那么国家的收获会更大一点。另外，我常常会为了一个单元的科目，向胡长官建议，因为我们不能向长官出题，也不能指望长官主动想起。

国军在与日军作战时，我方在前进到敌人阵地前，表现得都很不错，可是一旦冲锋发起后，还看不见敌人，等我方到日军阵地旁边后，日军才跳出几个兵，轻轻一个拨弄，我们的士兵全倒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近战格斗没有训练好。所以我在当营长时，就主动向他建议在七分校随时开设短期班，我向胡长官保证，受过近战格斗训练的人，与日军作战时，绝对比日军还要强劲。当时我的位阶只有少校，所以我就推荐周雨寰当班主任，我则担任总教官。周雨寰先生是四川人，是黄埔八期毕业的军官，当时他的阶级是上校，来台北担任陆军第二○八师师长，二○八师也是我建议改变为海军陆战队。

胡宗南将军接受我的建议，把我从前线调回王曲七分校，成立近战格斗训练班。由周雨寰当班主任，我当总教官，训练一批由各师各团派来原本就受过格斗训练的人。他们受完训后，还要回到原有的部队去训练士兵。这些教官是经过挑选来的，结果我发现他们在推派人选上也只是敷衍了事。

一般的劈刺训练显得有些花拳绣腿，只会前进前进、后退后退、往左直刺、往右直刺，事实上，一把枪最低限度可以用来砍、刺、挑、扫、捶。我开始教导他们刺枪、空手夺枪、空手夺刀等技能，并且以圆锹、十字锹或预备枪管当武器，学习近战格斗。我们使用木头枪及护身、防面，刚开始都不教任何方式，只让他们自己对刺，慢慢地他们自己就发展出来使用刺刀的方法，而且我已经先为他们编好一套方法，包含了挑、砍、刺、扫、捶，再配合前后左右各方向，就变成了八卦刺枪术。除此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攻击战车、破坏战车，也就是战车肉搏战。

一、陆军第一师（6）

有一次胡将军来看我们训练，我就表演了一套打圆阵给他看，外围有十个人使用木枪，穿着护身、护面，我一个人站在中间，也穿了护身，但是没有用护面，他们不断向我突刺，但不论有几个人向我进攻，他们都近不了我的身。胡长官看了之后便问我是不是在德国学的，我说这是我自己发展的。我是将中国齐眉棍棍法与红缨枪枪法综合应用发展出一套劈刺的方法，另外，我自小学过少林功夫，所以也把少林功夫融汇在劈刺术里。这种刺枪术无论是使用刺刀砍、刺、挑，或是使用枪托扫、捶，在身手方面都很灵活，四面八方都可以顾及，我为这种刺枪术定了一个名字，叫做八卦枪。我们从空手夺白刃、空手夺枪，一直到战车肉搏战都很熟练，自从学习了近战格斗之后，我们守十二支河时，日军就没有再前进。由此可知，近战格斗的训练，确实对国军有所贡献，可以增加很多战斗力。

北方部队较看重武术训练，不过他们的武术还是过于保守，不仅不肯传授，也没有普遍教练的方法。我到第一军之后，才将这一套变成正式的教练方法。后来我离开以后，也没有人接任，这些受过训练的教官也只是半成熟的人，并没有传授他人。事实上，一个人艺高则胆大，有了基本的武艺之后，遇到危急情况也不会慌乱。步兵最基本的就是步枪，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训练，就能产生自信，不会无辜牺牲。过去士兵都是在冲锋肉搏战时因为不会劈刺而丧命。

这个训练班是先训练第一军下的第一师，后来扩大到第一军。可惜我只训练一期，这些人员（ 种子教官）回去后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我也调离第一师到青年军去了。

（四）驻守潼关

抗战时，潼关以东归汤恩伯部队防守，潼关以西归胡宗南部队防守，分别为第一战区与第十战区。我起先在赤水，该地是神话传说中斩龙之处，后来到东全店，最后才到潼关守河防。地理上，我与汤恩伯总部管辖之战区相隔一条十二支河，常常看到汤总部之军队卖渡，造成我们这边战区的困扰。

敌人一直把一○五平射炮标定在我们的火车上，火车在进入射程度之前要先烧火，把蒸汽烧足后再用最高的速度通过，称为闯关，从东向西来的火车很容易通过，只要在射程内快速通过即可，所以闯关车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有一次，汤总部军队卖渡，从他那一区来了一批人，竟然带了十二个地雷，预备炸掉我们的隧道，幸好被我侦破，才没有酿成大祸。我在各处都布有眼线，甚至在河的另一边，所以他们还没有过河前，我就已经接到消息了，并且判定他们会从十二支河那边过来。他们过来后便向潼关隧道走去，我就派一个班在那儿守着，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如果这些地雷在隧道中爆炸，就会有好几天无法通车子了。

一、陆军第一师（7）

当时日军有一个构想，预备兵分两路围攻重庆，一路从汤恩伯战区压迫过来，突破潼关，一直到宝鸡；另一路由都匀、独山直上，计划以两个钳形攻势由两面围攻重庆。我判断日军知道要拿下重庆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他们的空军已经损耗太大，而且日军要把空军主力放在太平洋的战区上，所以在大陆本土作战的日军航空队没有什么力量；而我国的空军力量大大增加，尤其是中美合作的混合连队也编练成功。基于此，日军就改从地面压迫我们空军基地，使空军基地逐步后退，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空军基地压迫到第二线，对他们的地面作战就有利了。否则如此长距离的兵分两路，只会削弱实力。

当日军到达陕川、灵宝，快要到达潼关时，我这一个营就奉命调预备队连去守十二支河。那时候我们的军装是以粗布制成，经纬之间又不密，我们的子弹袋也是以布做成，像个网子，如果没有子弹夹，子弹就漏出来，我们就干脆把旧军装用三层叠起来，做成弹袋，弥补原有之弹袋。我们常常上身脱光，扛着步枪与大刀在十二支河布防，日军因此不敢靠近。

日军战车第三师驻防该地，想打下潼关，不过潼关的地形无法让战车作战，只有河边才适合，所以我就在河边设立反战车设施。我的部队里每一个士兵都受过战车肉搏战的训练，我们把步枪插在战车履带里面，让履带断掉，然后再用急速手榴弹（又名摩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将酒瓶装满机油，并放进白磷或黄磷，当磷接触空气时会自动燃烧）丢进战车透气孔，等汽油流下去之后，白磷（黄磷）接触空气就会燃烧，战车自然也会燃烧起来，引擎一旦着火，战车也就毁了。

当时我这个营又要守潼关车站与河防，又要抽调一个连去守十二支河，还要抽调兵力去保护炮兵阵地与师部，真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营指挥所在河防后面，靠近十二支河附近，两边都可以照顾，不过，我的位置在各连指挥部，换句话说，我是到处跑。

日军在风陵渡装置了一个二百八十厘米（二十八公分）的臼炮（几乎等于重迫击炮），它是两截引发，钻到地底下后经过碰撞就打开第一段引发，另一个延期信管则是在炮弹钻到地下后再引发，爆炸的威力可以把整个工事翻过来。其中有一发炮弹就打到我们的营指挥所下面，幸好那颗炮弹因为太旧了，也没有炸开。每当日军对我们展开炮击后，我们就收集那些破弹片去换钱买肉，这一颗未爆炮弹钻在地底六公尺深，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拔出来，没想到这时师长派人来，说要拿炮弹回去师部鉴定，我们眼看着几十斤的肉飞掉了。不过这颗炮弹仍有引爆的危险，所以我就提醒他们搬运时要特别注意，他们也很小心地抬回去。他们把炮弹抬回师部后，技术人员就把炮弹解体。过了一个多礼拜，师长请我去师部吃饭，我虽然自己吃了一顿肉，但是心里很难过，因为原本要给弟兄们吃的肉被他拿走了。

一、陆军第一师（8）

十二支河有一个团擅自退却下来，预备坐火车往后方撤退。当时我的部队负责守车站，很快地，我接到一个阻止任何由第一战区撤退下来的军队的命令。当火车抵达车站后，我自己化妆成一个士兵，另外还带着一个兵，扛着步枪、上了刺刀，直接去找那位团长，向他报告：“我们这儿是第一师第三团部队，我们团长想请团长到车站休息一会儿、谈一谈。”起先他还不想下车，我跟他说反正距离火车启动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们一起走了，另一个士兵在前面带路，我就在后面跟着。到了车站下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后，我就下令：“押起来！”士兵们就把这位团长抓起来。我把全营的机关枪集合起来，摆在车站，对着火车，那位团长被抓后，所有机关枪都出现了，我就对那位团长说：“报告团长，请部队不要乱动。”他就下令部队不要动。我跟他说：“我不会为难你，只希望部队赶快回去，是汤长官有通知来，我们这边不会做任何报告，请搭原车回去吧。”他听后就回去了。我在处理这类事情时，态度都是很客气，所以从来没有与人结怨。

我守潼关时，负责调查来往客商。他们赶了一天的路，非常辛苦，晚上住在旅店里面，检查的人如果态度不好，这些客商当然会在背地里抱怨。我的原则是凡是客商住在旅店里，叫了姑娘的，我就不去查。其实那些姑娘就是我训练过的，她们趁客人熟睡后，起来搜查客人的行李，或是在与客人交谈时，套他们的话。那些姑娘也不敢不检查，有一次她们有人没有查，我马上就找老鸨，告诉他有一位姑娘没有尽到检查的责任，老鸨觉得很怀疑，我告诉老鸨，那个客人就是我派去的。经过一两次之后，她们再也不敢不查了。当时查出很多红丸、白面、化学品、燃烧品、子弹枪械、西药及其他违禁品。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如果查到西药或其他走私货，能够网开一面的我就网开一面，不过要立刻通知税务机关加以课税。我的眼线分布不很广，我们要抓违禁品或走私时，绝对不会影响别人甚至错抓。我和洪帮弟兄相处得非常好，虽然我不在帮，但是他们都叫我二哥，对我很尊敬。经过我连上，就会和我们一起用餐。那段时期很有意思。

一、陆军第一师（9）

（五）日常生活与思想教育

抗战时，军队里面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我们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还不错，但是因为没有油脂，到后来每个人都便秘。所以我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一定分量的水。那时候又缺乏盐，我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地，含有硝化钠，我们就用这种土来取代，制造硝盐，这种盐吃了会泄肚子，刚好以此来平衡我们因缺乏油脂所造成的便秘。黄河边上还有一种榆（ 钱）树，它结的果子就像樱桃一样，但是果实本身是扁的，吃起来的味道像扁豆。因为伙食很不好，我在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胜利后，我瘦到一百一十二磅。

那时候我们每隔十天就到山上打柴，可是上面有一个禁令，距离山脚四十里外处不可以打柴，要在四十里以内打柴，所以我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三十五斤木柴。我通常都挑七十五斤，有时候可以挑到一百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一百二十斤，所以我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非常丰富。上面发下来的包谷米要磨成粉，我们就去借磨，在那时候，我事前必备好一套政治教育，所以每一次去推磨，就是对老百姓政治教育的时候。我先用这套教材训练士兵，让每一个士兵都能够演讲，当我们去民间借磨时，士兵还在演讲中穿插小曲表演，讲的讲、唱的唱，与附近百姓打成一片，所以老百姓都很乐意借推磨给我们用。

我当连长时养了一条母狗，它的名字叫“汉奸”。（这点和外国人的做法不同，外国人习惯以自己所喜欢的人的名字作为宠物的名字，有一次，一位美国老太太写信来问我，是否可以“美龄”作为她所饲养的爱犬的名字，以示尊敬。后来我回复她一封信，告诉她我并没有替她问母亲，因为中国人认为此举非但不是尊敬，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她也回了一封信谢谢我，她没想到东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后来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继母，她听了之后笑了一笑，说：“外国人不懂，她也是好意，我不会责怪她，不过你回复她一封信很对。”）这只“汉奸”很会招蜂引蝶，每一只公狗到了我们连上，我们就将它留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确定没有生病后，我们烹而食之，这是我们肉食的来源。

一、陆军第一师（10）

后来我就想到牛，因为北方种麦，刚长出麦苗时，牛群会去吃麦苗，麦苗被牛咬过后，反而会从一根变成两根，所以乡下人喜欢牛群到田里吃麦苗，牛也因此长得肥。接着我们就计划养牛。起初我编了一首歌，士兵们在吃饭时拿筷子敲着桌子念：“肚子饿，馍馍香，吃太饱，肚子胀。……每人每天省一口，一月省下买头牛。”结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把剩下的包谷面拿去换钱，买了一只小牛，把小牛养大后卖给屠夫，由屠夫宰杀。我们从一头牛开始，最后养了二十几头牛，后来我当营长时，全营都有肉吃，甚至于卖给肉贩后，还可以跟他交换不同的肉品。别的部队只想到养猪、种菜，我们的做法则不同，牛肉卖掉后，想买什么菜都可以，而且牛肉也可以换猪肉。部队开拔时，牛羊可以跟着部队走，但是别的部队开拔时，要先把他们种的菜吃掉，而猪仔也跟不上部队行进的速度。后来大家都放弃养猪了。本来上面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养猪、种菜，但是我没有照着做。到后来，我们的伙食都改善了，而且也成立了福利社，我们所贩卖的香烟特别便宜。此外，我也派人游泳渡过黄河对岸，偷日本人的东西，一种是医药，那时候我们的医药真是非常缺乏，连阿司匹灵、奎宁、纱布都没有；一种是保险套，每个士兵分得两个，得以解决生理问题。我们在敌后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

我所带领的部队很活跃、很生动，士兵们生活很愉快，而且很受尊敬。我从来不打骂他们，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一百五十一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一百五十三人，有两个逃兵逃到我们这里后就不肯走了。我的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我们都会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我们还会挑有月光的晚上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都是乡下人，都会演地方戏、唱小曲，例如秦腔、河南梆子，大家轮流表演，所以我们连里面真是生气蓬勃。民国三十三年，青年军运动发起，我被调到青年军。我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老百姓沿路欢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我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六）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父亲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将军处，可是他大部分都没有好好运用。他不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做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炮的位置到目标）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迫击炮一直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

二、赴印度受训（1）

（一）行前诤言

我原来担任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后来调到团部当副团长（升中校）。民国三十四年初又调到青年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任营长，地点在汉中。我离开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时，胡长官为我饯行，那次有好几位师长参加，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席间我讲了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因为当时日军的战力可以说已经到了尾声，日本早晚会投降，如果国军要转移攻势，很可能是从我们这个正面（黄河以南）向东截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包围日军。同时我们在陕西还有三个游击师，一个游击师即使没有一个师的力量，至少也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力量，这些也够日军瞧的了。只要把平汉路、津浦路挖断，日军就进不去，所以游击师捣乱日军的力量足足有余。而中共借抗战的机会一直扩张实力，所以是“一根毛”，当时我一再强调，虽然毛泽东尚未形成气候，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我们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一次就把延安的共军彻底消灭，绝不能容忍。

（二）任职青年军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我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三十四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我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父亲指示下来，把我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父亲就把我先动员起来了。

我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我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我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整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不过蒙巴顿的风度很好，而且他很有才干，值得骄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Vinegar Joe”。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我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做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我们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蓝姆迦，我自己则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那一次受训，我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我能够自己单独把十八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瞄准目标，不论战车如何移动，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蓝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厦批准，被允许拆除自动平衡器的，别的美军还不能拆。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我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我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我向他承诺不会将此事外泄，他最后答应让我修理。我没有花多少功夫就把自动平衡器修好，当我把它装在战车上时，那位中尉对我说：“Perfect！”结果他就打电报到五角大厦建议，在中国方面只有我可以参与战车炮自动平衡器的修护工作。五角大厦也核准了，所以那位中尉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负责了。

二、赴印度受训（2）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如同汽车上有一个分速器一样。战车轮轴是以固定的方向旋转，转到分速箱时，再经由分速箱的齿轮，使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不同，以便转弯。汽车上的分速器比较简单，战车上的分速箱则相当麻烦。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我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我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工作。就这样，我慢慢地接触了一些新的科技，而且很快地进入状况。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战车保养班中增进了很多。

访问团有十一位将官，我们到印度之前，父亲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我本来是少校，就降为上尉，结果其他人都没有降级。最妙的事情是原来访问团的团长因为军务的关系被胡宗南将军留下，无法与我们一起去，结果就由副团长带队，换句话说，副团长就变成团长了。我是访问团的副官，这位团长对我说：“你是委员长的公子，你怎么可以做副官呢？”我说：“你也是留德的，我也是留德的，你一定知道，在德国一个副官是如何精挑细选出来的，如果你说我不能当副官，是不是太侮辱我了。”他说：“你还是委员长的公子啊！你自我介绍时，一定要说是委员长的公子，不能说是副官。”我也没有理会他。当我们抵达加尔各答时，对方将领来接机，下飞机后，因为我是副官，所以走在最前面，我自我介绍时说：“蒋纬国上尉，访问团副官。”然后带队团长下来，我就向对方介绍：“这位是访问团团长。”结果他竟然说：“我不是团长。”对方就问：“团长呢？”他说：“团长没来，我是副团长。”对方说：“团长没来，你就是团长了。”他还一再改变说他是副团长，不是团长，当场就出现了辩论的景况。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赶快上车吧！”才结束了一场困窘。

出国前，访问团的每个成员可以做一套新的军装，质料有呢制品和卡其布制品，由我们自己选择。抗战时大家都穷，能够借此机会做一套呢军装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都争取做呢军装。我做的是卡其布军装，因为加尔各答很热。果不其然，到了加尔各答后，他们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军装店里去买两套卡其布军装。可是他们居然不到更衣室更换，就在柜台旁边当场脱衣裤，弄得店里的女职员都跑光了，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二、赴印度受训（3）

为了解决团员的生理需求，我在每位团员房间的枕头下，放了两个保险套，以免感染性病，结果他们竟然要我带路，我加以拒绝：“我也是第一次到加尔各答来，这种事情总要你们自己去做，怎能叫我带路呢？很抱歉，我今天晚上还有饭局，不能陪你们去。”在住进旅馆之前，我还叮嘱过他们，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还是这样做，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真是丑态百出。

我方驻在印度的军队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炮四团和炮五团。父亲到蓝姆迦训练中心视察时，部队举行了一次演习，刚开始是炮兵试射，有一个中国翻译，翻译的人就是青年军团员。青年军是征召大学生入伍，没有加以军事训练，一部分就编入军队，另一部分就派到海外当翻译官。试射在英文中是“Fire Registration”，他翻译成“现在炮兵开始注册”。父亲是炮兵出身的，而那天我也被派为父亲旁边的特别说明官，父亲就问我：“什么是炮兵注册？”幸亏我反应快，马上明了其中的错误，就跟父亲说：“翻译的人不是军人，是入伍的青年军，他们没有经过军语训练，早晚会出问题。”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军语本身并不简单。再举一个例子来说，EENT对医护人员来说就是耳重新训练，父亲后来也下令实施军语训练。

三、青年军二O六师（1）

（一）灭蝇运动

到青年军第二○六师报到之前，我先到重庆见父亲，再到汉中向第二○六师报到。我刚到差时害了痢疾，一天泻了七八次，后来病好了之后，知道痢疾的可怕性，便下决心要消灭苍蝇。我在军队里发起灭蝇运动，由部队做好苍蝇拍，发给每一个士兵，起初规定每个士兵每天要交十个苍蝇，后来规定每天五个、二个、一个，依次递减，到最后已无苍蝇可打，士兵就把包楮面搓小、弄黑，权充苍蝇交差。于是我们就从自己的营房扩大到别的地区，在别的村子也发动灭蝇运动。

此外，我们自己挖深坑作为便坑，旁边摆一大堆土，每一个人解手后，就把土盖在上面，等到深坑填平后，我们再另外挖坑，所以我们那里绝对没有苍蝇去吃排泄物。等我们这个村子附近的苍蝇都打光了之后，我们就到邻村去打，后来别的村子，都发动打苍蝇，所有村子的苍蝇都绝迹了。百姓很感激我们，我要老百姓继续持续灭蝇运动，绝对不要认为西北应该有苍蝇，而不做任何努力。由此可知，苍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主动去消灭它就可以了。

（二）收服回教兵

我到汉中第二○六师报到后，发现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两三个回教兵，我就向师长方先觉报告，如此编排非常不方便，因为回教徒不吃猪肉，我们也没有钱为他们买牛肉，而且这些回教兵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小刀，经常到街上闹事，不如集中管理。师长说：“这些回教兵刚来时是一个队，为了方便管理才在每个连编派两三个，几乎是全连的人在看管这两三个人，你再把他们集中起来，那可不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刀子。”我就请师长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看看我能不能制服他们。我对这些回教兵说：“各位弟兄，我知道各位在各连的生活起居习惯不同，非常不方便，我很想把你们编成一个连，我也向师长建议了，我这个营里面有步枪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重兵器连只有武器没有兵，如果你们能够依我一句话，我愿意把你们集合在我的重兵器连下，从指导员到排长、连长，都是回教徒。以前师长要你们把身上配刀缴出来，你们不肯缴，现在我非但不要你们把刀缴出来，我还要训练你们，我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你不会用刀，你就不配带刀，因为你不会用刀，挨刀反而是你。现在你们派出一个人来，只要能够刺伤我，我就不管你们，如果刺不着我，你们就得听我的，接受我的训练。”

三、青年军二O六师（2）

他们推选了一个人出来，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动手，因为万一伤了营长，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我就叫他把枪上的刺刀套上刺刀鞘来刺我，只要刺刀鞘碰到，我就算输了。起先他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就说你再不动手，我就要下重手了，所以他就冲上来刺我，结果我轻轻一带，他的刺刀就到了我的手里，人也摔了出去，全队的人拍手叫好。我要他们再挑一个比较好的人，结果他们挑了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出来。我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也不是一个高手，他和我交手时，我一手抓他，另一手一拖，就把那位大汉甩了出去，刀又落在我的手里。其他回教兵也顾不了纪律，连喊带跳地说：“营长好！营长好！”我就喊：“立正！”部队立正后，我就转身向师长报告：“报告师长，演习完毕，请求师长下决心，可不可以把他们集中一起，派到我们营里？”师长说：”马上带走！”就这样，这些回教兵就成了我营里重兵器连的士兵了，连指导员是武宦宏。后来，这个连纪律很好，也不在外闹事了。

（三）庆祝抗战胜利

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无线电，有一天我从小无线电中听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日本投降，那时候部队里还没有人知道。那天营部刚好发饷，我就叫营行政副官把所有人的薪饷及福利社的钱通通拿来买鞭炮及酒，汉中集上的酒和鞭炮差不多都被我们买来了。士兵们说：“营长发疯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等到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这个营就开始放鞭炮，晚上庆祝喝酒，别人买不到酒的都到我们营福利社来买，我不仅把原先所有买酒及鞭炮的钱都赚回来，而且还有盈余给士兵发双饷，每个士兵都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