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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1）

- 序（2）

- 序（3）

- 序（4）

- 聪明不可待（1）

- 聪明不可待（2）

- 聪明不可待（3）

- 清末的中学生（1）

- 辛亥还乡（1）

- 辛亥还乡（2）

- 故乡（1）

- 故乡（2）

- 故乡（3）

- 故乡（4）

- 故乡（5）

- 故乡（6）

- 东战场与武汉（1）

- 东战场与武汉（2）

- 乱流（1）

- 乱流（2）

- 乱流（3）

- 乱流（4）

- 重抵国门（1）

- 重抵国门（2）

- 重抵国门（3）

- 重抵国门（4）

- 重抵国门（5）

- 重抵国门（6）

序（1）

陶恒生

一九二零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为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曾经就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发展，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论争。陶希圣是参与这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名要角，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为知识分子争相购阅，以致一版再版，言论远播海内外。这个时期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一九三四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应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父亲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是为文、辩论、教书和著书的学者。他早年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史，在学术界成名。抗战军兴，出席庐山谈话会之后，始逐渐参与政治活动。故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以前，父亲纯粹是个读书、写书、教书的历史学家。即使跃入政治漩涡，亲身目睹、经历和参与国家大事，甚至做出“翻江捣海”的惊人之举，父亲仍然保持手不释卷，勤于治学的习惯，终其生仍然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综观父亲的一生的学政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上海的中国社会史的论争（1928-1931）；二、北大教授及《食货》治史方法的提倡（1931-1937）；三、从牯岭茶话会到委员长侍从室（1937-1948）；四、台湾政治及《食货》思想的继续（1948-1988）。

从启蒙到就业

父亲希圣先生，名汇曾，以字行，籍隶湖北黄冈。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亦即民前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九）。我家累世务农，至祖父月波公（号月舸字炯照）始折节读书，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举拔贡；二十九年癸卯入京应试，中经济特科，名列一等第四名，惜因慈禧不喜第一名梁士诒，斥为“梁头康尾”，下令废置所有一榜及第人士。祖父后来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及洛阳等县事。民国后，官至汝阳道尹，做到政简刑清，官声斐然。

父亲三岁随祖父到河南，四岁至八岁从祖父在夏邑及新野任所读书；初读四书、五经，继治前四史。九岁到开封入旅汴中学。辛亥革命起，父亲随祖父由洛阳返乡，在家自修古书，尤着力于《史记》。祖父教导父亲，以经世之学为主。他认为史学是经世之学的渊源，若以《资治通鉴》与《读史兵略》对照着读，即可得经世之学的门径。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一向以儒法兼用，期望父亲能以史学兼治法学。父亲这两年在乡里读书，定下了未来治学的根基。

民国成立，祖父应邀上省，父亲随侍，先入博文书院，后来回湖北就学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一九一四年随祖父到北平，初在北京大学旁听，次年考入预科一年级。一九一八年预科结业，升入北大法科法律门一年级。一九一九年，因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转日本继承而引发“五四运动”，踊跃参加学生示威游行；又应“修订法律馆”征文，荣获奖金一百元，并在《法学会杂志》陆续发表。

教书与为文

一九二二年夏北大毕业，应安徽省立法政专科学校之聘任教员，教亲属法、继承法、商法总则、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等课，二年后因学潮迭起而离开安庆去上海。

一九二四年七月，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公余投稿《学艺杂志》、《妇女杂志》等中性刊物。次年，因顾正红惨案激起“五卅运动”，父亲投稿《公理报》陈述法律见解，指责英国军警违反英国法律开枪杀伤群众之不当。旋为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并协助陈霆锐大律师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应讯。从此他的文章开始在上海的大报上出现，逐渐在言论界崭露头角。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大学教授法学通论，课余投稿《孤军》杂志，讨论社会问题及发表政治见解。又受邀主编《独立评论》周刊，为文标榜“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三个自决；他的见解引起社会史学界重视。他的社会政治关系也自此日渐广阔，但他自认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走的是中间路线，即所谓“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短文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及演变，指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社会的构造并未改变，仍然是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两大阶层。这个见解引起学界注意。

一九二七年二月，父亲应聘中央军事学校（校长蒋中正、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武汉分校为政治教官，同时在武汉大学兼课教授法律。在武汉的一年，他担任的职位既多且杂，诸如武大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咸宁县司法科长、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党军日报社社长等。他在武汉目睹“农民运动”斗争地主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破坏性，意识到这样下去，受害的还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他曾?军法处长的身份与左派激进份子周旋，阻挡他们召开群众大会企图枪毙无辜农民。结果，中共向武汉政府抗议父亲反动，遂被调回武汉。半年后脱离了 “武汉大风暴”，灰心失望去了南京。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

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育组组长。父亲奔波于南京、上海之间为文及演讲，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父亲对于两年前在《独立评论》上提出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如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分析能力，从八月起在《新生命》上连续发表论文，逐渐集中于“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一问题的论断与争辩。这些论文，以及他在复旦大学和劳动大学的演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十二月，基于武汉的政治关系，父亲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加入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等人发起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

回上海后，一时没有固定收入，仅靠论文及著书稿费、版酬维持家计。每月写作最高记录竟达十四万字之多。是年春，《新生命》月刊社收集父亲的论文，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四年之内一共印了八版。

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父亲认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存在着的封建势力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进步，也便是中国农民痛苦的源泉。这种论调与马克思唯物史观论者之认为中国社会乃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相抵触，他们主张农民革命推翻地主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父亲针对这些见解和主张，以及论战中为了支持唯物史观理论而牺牲历史材料的普遍风气提出了批评。一时之间，这场辩论形成了思想界有力的潮流。这是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滥觞。

序（2）

①

父亲继续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校教书，及在《新生命》、《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年中，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次年出版《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创导社会史观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到底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提出进一步论争。他指出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每因感觉到其中存在着许多封建制度的现象或许多资本主义的现象，从而论定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因此要对这三种论断加以明确评定，须以中国社会史为衡量的基础。他谈到民族斗争与民族问题，认为不铲除士大夫官僚系统，决不能从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实现民权主义。一个政权欲依赖士大夫官僚系统维持，则任何新法或改革，都不可行；它的新法和改革只给予官僚绅士以加重剥削的新机会。

父亲认为士大夫乃是一种“观念生活阶级”，“这观念生活阶级在中国从来是统治阶级的一端。它上面连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它的地位，和古代的巫觋祝宗，和后来的封建贵族相当。它的构成，是官僚和地主。它在经济上是剥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

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因此必须资本主义发达才能产生无产阶级。他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主义者”不可视游民或流氓为无产阶级，他引马克思在《德国农民战争》里的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贫贱的铜臭连队’，决不是农民或工人运动的同盟者”。这种论调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②

一九三○年初，重返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王云五的中文秘书。是年著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等书；翻译奥本海默的原著《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及《各国经济史》（与萨孟武、樊仲云合译）；另外编辑了着重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他曾为商务印书馆写了一本《五权宪法》小册子，未出馆即为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本已印好而未能面世的书。

从中大到北大

一九三一年一月，应聘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院院长郭心崧、政治系主任杭立武、法律系主任谢冠生）为法学院教授，在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同时在新生命书局出版的《社会与教育》周刊上，为文批评时政和教育政策。由于言论过于尖刻煽动，上海市党部向党中央检举他是反动分子，中大校长朱家骅不胜压力，向党政高层征询意见。教育部次长陈布雷（代理部务，部长由行政院长蒋中正兼）说：“我见过此人，他没有别的，只是锋芒太露。”这件事后来由陈果夫、立夫二人出面协调，终得消弭。

八月，应聘北上回母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政治系主任邱昌渭）为法学院教授。学校尚未开课，“九一八”沈阳事件发生，学生情绪激昂，父亲应邀至北大、师大演讲，以“国民外交与国民战”为题，提出“全民抗战”的口号。此后在师范大学史学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朝阳大学法律系轮流兼课，致力于法制社会史及政治思想史之教学与研究。

那段时期，学术界有个流行的社会思潮，凡参加讨论中国社会史者，无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者自居，而排斥他人。父亲也用功选读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以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更欣赏考茨基的著作。然而他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他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父亲的北大学生何兹全曾说：“他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使他成名的、在学术上高出别人的，确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他的史观是不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在战场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进入北大。”③

《 食货 》的崛起

一九三二年，除授课之外，专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二卷；一九三三、三四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四卷。其时持续了五年的社会史论战已接近尾声，父亲觉得与其在理论上争个你死我活而得不到结论，不如退而从书本着手，埋头寻找支持理论的脉络。十二月，他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他呼吁思想界与史学界讲究正确的方法，搜集社会经济?料，以寻找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则。

不久，“食货学会”成立。当时为《食货》写作的青年学者俱为一时俊彦，俨然形成“食货学派”。④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父亲除了编辑、讲学之外，专心致力于写作，成果丰硕，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父亲的文章很受日本学者欢迎，颇多被译为日文，日本学界有誉民国二十年代为“陶希圣时代”者。⑤

一九三五、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窥伺华北日丞，左派分子煽动学潮，一时挞伐四起，父亲亦撰文抨击，引发爱国热潮，无形中成为青年崇敬的导师之一。已印刷八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是年再出“新一版”。时隔七年世局有变，而国民党一点也没有进步，他在新版序中痛心地写道：“当民十三改组时，国民革命建立的是两个大口号：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军阀’。十年之后，我们还敢不敢再这样喊呢？那时候，我们还痛斥中国的士大夫，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不可以对士大夫说个‘不’字呢？那时候，我们还常说到农夫工人，现在农夫工人又到那儿去了呢？革命已经失败了。新式士大夫已经抬头了。农夫工人已经躲到茅檐底下冻饿去了。……”

跃入政治漩涡

一九三七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只身离开北平辗转到庐山，十七日参加蒋委员长主持的“牯岭茶话会”。受邀出席茶话会的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包括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等人。委员长曾单独接见父亲，鼓励他情势好转后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八月，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九月任国民参议员，从此跃入政治漩涡。

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在汉口同办“艺文研究会”，担任设计总干事（周任事务总干事），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诠释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⑥七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和党政要员，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局势，间或批评当时甚嚣尘上的抗战言论为高调，有人戏称他们为“低调俱乐部”。其实，“高调”、“低调”这些名词，父亲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在《独立评论》上提出了，他说高调低调没有绝对的是非，不适应现实的高调，有时反而是一种妨碍。胡适也在刊物上说过“要办一个唱低调说老实话的刊物”。⑦

“公竟渡河”之憾

九月“艺文研究会”迁重庆。为追随汪精卫倡导的对日“和平运动”，十二月十九日随汪飞往河内，不久转香港。一九三九年八月底，赴上海参加汪日和平谈判。在沪西“歹土”与日本人周旋的四个多月中， 父亲发现在所谓“汪日密约”的条文里，日本不仅暗中计划从南到北六分中国，还要伙同苏俄从东到西再把剩余的土地一分为二。日本人企图利用诱降手段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灰心之余，于次年一月三日偕同高宗武潜离上海，五日抵达香港。廿一日与高宗武联名致香港《大公报》揭发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次日以头条见报。这段过程即抗战初期震动中外的“高陶事件”。⑧

“高陶事件”，是父亲政治生涯中一段为时短暂的插曲，但不可讳言，它却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扭转局势的大事﹕它揭发了日本军阀胁骗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以遂其侵吞整个中国的恶行与野心，彻底破灭了欲藉对日谈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强了我国全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九四○年六月起，父亲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及编译者撰写的国际时事评论，为国内提供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参考材料。

序（3）

回归重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轰炸港九。十二日九龙沦陷，廿五日港岛英军投降。次年一月廿八日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历经艰险经韶关、桂林，二月廿五日回归重庆，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手下担任第五组组长。工作是研究与撰述，与中央宣传部保持密切联络，参加宣传部社论委员会，讨论战时报纸的宣传方针，同时为蒋委员长撰编《中国之命运》⑨。

一九四三年初，《中央日报》改组，父亲出任总主笔，从此改变教授的生活方式为记者的生活方式。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国共政治协商期间，曾在《中央日报》上连写社论四十多篇，与《新华日报》展开论战。一九四六年，政府还都南京， 侍从室随即撤销，父亲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仍兼中央日报总主笔。一九四七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集中精力为国民党作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蒋介石当选第一任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十二月初，父亲奉派赴北平敦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力辞不就。蒋乃改提孙科为行政院长。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内有“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一切唯国民之公意是从”的字句。这篇文告是父亲撰写的。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二月中，父亲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从这时起到年底，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奔走于南京、广州、溪口、台北之间。四月底，随蒋介石乘太康兵舰（舰长黎玉玺）从宁波航行到上海视察，在舰上草拟《为南京撤守告国民书》。十天后乘江静轮游舟山群岛，在马公住了几天，即乘飞机降落台南。同年十一月，又随蒋公自台北飞重庆视察，兵荒马乱之中到成都，会见《中央日报》西南各分社负责人交待善后事宜。十二月十日自成都飞回台北。午夜飞机徐徐降落松山机场，蒋介石先下机乘专车离开后，风尘仆仆的父亲随后下机，登车回家，一路默然不语。

《 食货 》在台复刊

父亲在台湾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包括“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至一九六八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连任十二届至一九八七年）、“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时年八十岁，副理事长蒋纬国将军）。

父亲在台北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论道集》、《中国社会史》、《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中国法制之社会史的考察》、《拿破仑兵法语录》、《孙子兵法（中英对照）》、《克劳塞维茨战争原理》等书，及有关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司法、汉学等方面的论文。政治著作，则有《中国之分裂与统一》、《世局的转变与中国统一的机运》，以及奉蒋介石之命执笔的《苏俄在中国》、《民生主义育乐篇补述》；至于社论、专论、重要政治文告等，更是不计其数。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连续二十一年为《法令月刊》撰写定名为《夏虫语冰录》的法务漫话，共2196条，台湾法界无人不捧读传诵。

父亲一生的最爱，其实就是母亲所说的“办刊物、开书店”。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办《食货》杂志。《食货》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二年半中，前后共出版了61期，刊发150多位作者的论文345篇，其中父亲一人的论文就有36篇，其他7篇，翻译2篇，共45篇，居作者之首。

《食货》于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复刊，改为月刊，共出版了十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八月停刊。父亲把他一手创办的《食货》当成自己抚养五十多年的的儿子，在台北复刊的十七年间，为他呕尽心血，也背负了不少的债务，他不愿把这个担子交给后代去挑，因此抱着“人亡政息”的态度。史学界人士认为《食货》有其传统的荣誉地位，是中国拿得出去的一本刊物，不该因人而废，因此呼吁应继续经营这份在国际间受到重视的刊物。虽然《食货》因种种复杂因素没能延续，而令爱护他的学人们惋惜，这套代表中国社会史学派的文献，仍将长存于世界各大图书馆之中，供后世学人研读与景仰。

一九八二年，上海福州路上海书店出版全套五册的《食货》半月刊精装合订本。这是一套可与原版媲美的影印本，印刷清晰几可乱真。从扉页讯息看，印刷了三千套，可见时隔七十年此书在大陆仍有销路。

父亲一生研究数千年中国社会的性质、变迁、组织与伦理，在社会史学界中自成一格，学术界六十年来尊之为“中国社会史学派”的领袖，桃李满天下。他从参与社会史论战，创办《食货》，著?讲学，到成为国民党理论权威，由名教授变成“名政论家”，即使在百忙之中，从不放弃学术工作。父亲常说：“我不是‘政论家’，也不是甚么‘三民主义理论’家，那并不代表我的学术成就，我最希望人们叫我‘中国社会史学家’。”

父亲尝说：“家学所传者为史学，大学所受者为法学。史学与法学两道思潮，汇合为中国社会史学。此生若有可称为学者，只是中国社会史学而已。”他晚年的学生们，也认为父亲在七十岁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以后，专心从事著述的二十年中，其学术理论更见圆融。⑩

晚年转入经学之探索

父亲以对社会结构的观察，作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索，晚年更由史学转入经学，于殷周文化异同及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的思想背景，阐释新的见解。父亲八十岁时，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评断：

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八十自序》）

九十岁那年，他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

……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讲、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

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他老人家说“没有感慨”，其实是充满了感慨。他说他“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这“教”与“记”的分际，正是他一生学、政两种生涯的写照。

《 潮流与点滴 》

父亲虽在国民党中央位居要津，主管中央及地方党报言论，及负责党改造的文宣工作，仍不忘为文回忆早年读书写作的往事，以及抗战初期参与对日和谈时的心路历程。父亲个人收藏的书籍资料，在战乱播迁之中和抗战胜利后匆促还都之时大都散失，以至于到台湾时手头留存的文稿记录，只有一九四八、四九年的两本日记而已。他在台湾写下过去的人和事，从一九六二年起陆续发表于《自由谈》及《传记文学》。一九六四年集结成书为《潮流与点滴》，并以副题称之为“陶希圣随笔”。他在序中写道：“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个点滴。”

序（4）

父亲这本手著，能够于台北出版四十多年后在大陆出版，证明大陆的言论审批尺度已放宽，并逐渐走向透明与包容之路。这本书并不能作为父亲的自传，他开篇就说：“凡是一个人，自认其必传者，必不传。因为传世与否之权，操在社会，不在自己。”我们应作如是观。

父亲从幼年启蒙写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蒋介石从成都飞回台北为止，六十年期间历经求学、就业、为文、授课、论政、从政、误蹈乱流、掌管宣传，到扮演蒋介石文胆的角色，他的大半生都浮沉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和变幻诡异的政治环境之中，个人的际遇自然褒贬并存，难以置身事外。他晚年常不胜感慨：自己一生向无从政之大志，却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过巨大风浪，做出“翻江捣海”之事，回顾前尘，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跃然纸上的情节，能够通过出版物坦然呈现在大陆读者面前，毋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然而庆幸之余，不免有些美中不足的遗憾，那就是《武汉的风暴》整章，及《东战场与武汉》的第五节〈陈独秀的风波〉未能刊出。前者叙述父亲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担任武汉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期间，在咸宁县险些送命的一段经过。后者则写到陈独秀落难及出狱后，父亲均曾给予支持或资助的一段秘辛。这两篇文字各自有它的史料价值及连贯性，可惜此次未能与读者见面。

先母手著《逃难与思归》，原是她七十岁那年，为回忆自从嫁入陶家后的种种经历而写，本无公开发表之意。然而她在与先父共同走过的近六十年的日子里，一直扮演着一个普通妇人绝难胜任的角色。她坚定、勇敢、嫉恶如仇，带领着全家几次渡过难关，绝不仅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已。我们决定把《逃难与思归》附与《潮流与点滴》同书刊出，可供读者从字里行间，窥见她对父亲所叙述的某些大事小事的亲身经验和描述，从中或可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印证。

父母亲是从极端封建家庭中成长，靠自身努力挣脱枷锁的一对荆楚夫妻。他们的上进、奋斗，以及一生充满兴衰成败、悲欢离合的事迹，将为他们的子孙后世永志不忘。

谨代表我兄弟及家人们，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及同仁们的支持和努力，使本书得以顺利在大陆出版。

陶恒生

二〇〇四年三月刊台北《传记文学》

二〇〇八年九月改写于旧金山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29~1933上海8版，1935北平新1版。台北1954、1972版。沈阳1998）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食货出版社（1931~1933上海6版。1955~1979台北4版）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4）

陶希圣《八十自序》，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台北1978）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7）

黄宽重《陶希圣与食货杂志》，《历史》月刊第七期（台北1988.8）〉

贺凯翁《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期（2002.8）

注释

①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讨论中国问题，进入“回想时期”。当时理论上分两大派：一派是“新生命派”，如《新生命》、《前进》、《双十月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社会教育》等刊物上关于中国社会的论文，其理论代表人物是陶希圣；另外一派是“新思潮派”，刊载论文的刊物有《新思潮》、《思想月刊》、《世界月刊》、《摩登青年》、《读者》、《理论与批判》、《社会科学战线》等，其理论代表人物包括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参阅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中华杂志社（台北1965）。

②时至今日，大陆官方还是认为“陶希圣在他的书里提出，‘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这一观点显然未能取信于人，也不足以取信于人”。见沈阳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本书说明〉。

③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页54。

④为《食货》写作的知名学者，包括半月刊时期的何兹全、鞠清远、曾謇、武仙卿、沈巨尘、连士升，在台北复刊时期的杨联升、全汉升、劳干、刘子健、陈盘、方豪、沈刚伯，以及后辈学者许倬云、余英时、杜正胜、黄宽重等人。

⑤黄宽重：“〔陶希圣〕除了具有唯物史观的眼光外，更精研亲属法，兼具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时，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和宗法社会，有独到的见解，成为当时讨论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学者，日本学界称这个时代为‘陶希圣时代’”?见黄宽重《陶希圣与食货杂志》。

⑥一般人总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精卫）的“和平运动”宣传机构，殊不知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⑦《独立评论》第101号（1936.5.20）

⑧参阅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成文出版社（台北2001），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⑨蒋介石于民国卅一年（一九四二）十月间着手写《中国之命运》一书，指出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人民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书中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共同参加建国事业，并提出战后十年建设计划，鼓励青年努力学业，准备将来成为建国人才。蒋指定父亲担任搜辑资料及整理文稿的工作，亲自校阅近二十次，初稿分交党政负责人研讨并签注意见，最后定稿，全书十万字以上，于1943年3月10日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⑩九十岁编集旧作，手著《天道人伦一以贯之》，以为晚年的定论。此文载于《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六卷第一、二期合刊（1986.9），共四章：《太一——推策天道之本统》、《天道与人文》、《天道与人伦》、《中道与王道》。另一篇未发表之手稿《直道而行与枉尺直寻》共六节﹕〈直道而行之道〉、〈枉尺不能直行之理〉、〈百世可知之直道何在？〉〈仁政与暴政之分辨〉、〈仁为天地之心〉、〈直道而行必底于成〉。

聪明不可待（1）

一、累世农家

少年时代，每逢岁尾年头，父亲领着我写祖宗牌位，写包袱，于五代祖父母之外，还有“先师李先生”。李先生是明亡之后的遗老，隐其名字，受雇为陶胜六湾一个农家为长工。据说有一年的夏夜，农家子弟集合在稻场上趁凉谈天。大家都不认识字。有一人提出问题：“把扁担横在地上，是什么字？”大家答道：“一字。”那人又问：“把耙倒在地上，是什么字？”大家都答不出。不料那长工说话了。他说：“是而字。”大家问他：“你认识字？”长工说：“认得几个。”

自那日起，陶氏宗族成立一个私塾，请李先生教一般幼童读书，教到他们能写账为止。

二、初有功名

陶氏一族自江西迁移湖北省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孔家埠附近定住，到我的父亲辈是十八代了。三百年来，累世农家，男耕女织。我的父亲是贞记四房。祖父那一辈为了免受同族的欺凌，决计从子弟们的中间，选择其聪明可以读书者，严厉督教，纵令其不能饱学成名，至少亦可进府县城，打官司，以图自卫。我的父辈才用力读书，做举业，求功名。

我的伯父镇吾公乡试及第，一般称为举人。父亲月舸公是丁酉科拔贡。适张文襄公（之洞）任两湖总督，创办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我父为两湖书院精舍生，治汉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并做杂作（即诗、赋及杂文）。

己亥年，父亲晋京，朝考落第，以“八旗汉教习”困处宣武门外黄冈会馆。他用力读《资治通鉴》及《读史兵略》等书。庚子年，遭八国联军的战祸，他由北京或搭骡车，或步行，走太原。山西布政使李廷箫是我母亲的舅父，此时代理巡抚。他留我父在衙门里小住。父亲以一介寒素，在大衙门里，为人所轻视，遂辞去，走西安。陕西提学使沈卫（淇泉）挽居幕府，并派他提调关中书院。①

三、家住开封

我父此后以州县官分发河南。我是己亥年九月出生于黄冈故乡，至三岁时，随家到开封。一个候补知县的家庭生活是清苦的。每日三餐都是稀饭。我偶然看见同院的人家吃干饭，回家来大喊大哭要干饭吃，姐姐们把我的口堵住，不许喊，也不许哭。

我父一度进河南巡抚的幕府。② 有一日，他带我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一座玻璃槅子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我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直到今日回想起来，平生再也吃不到那样鲜美的汤面。

辛丑和约之后，清廷将行新政，开经济特科。山西沈提学使保举我父入京应试。考试结果，他的名列一等第四名。榜是发了，但慈禧太后恶其第一名梁士诒，斥为“梁头康尾”，一榜及第的人士均废置不用。

我父由北京返开封。甲辰年，署理夏邑县知县。

四、《三才略》与汉四史

我四岁在开封，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集合开封。黄梅汤贯予先生借居我家的院内一间房子。他送我一本《三才略》。这本长一尺几寸的大书，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我最早的读物。

我五岁随家到夏邑，住县署，才从族叔修斋“发蒙”。我只是在家塾里游戏、吃饭。我不愿读《三字经》，又够不上读四书。修斋二叔对我亦未加管束。六岁随家回开封，始读《诗经》和《论语》，由父亲自己教读，并习字。

丙午年，我父署理新野县。我随家乘骡车，从开封到新野，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左传》上颖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和新野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增加我的历史与小说的兴趣。

我父在新野县两年之间，做到政简刑清。他自己教我读《书经》和《礼记》，接着就读《史记》和《汉书》。他在庚子年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对“楚汉之争”地理形势，亲身经历，特为熟悉。他为我讲《汉书》，描摹分析，使七八岁的孩子仿佛亲眼得见刘、项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五、对监狱的关怀

我的母亲姓揭。揭家是黄冈县周山铺的大族，开过典当，到清末是衰落了。我的外祖父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把诗稿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外祖母李太夫人出身书香人家，有很好的学问，但是她只以女工教导诸女。我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我的父亲督教。

在夏邑至新野两届知县任内，我母特别关怀监狱人犯的生活。清代的监狱是极其冷酷与悲惨的。我母要求管狱人，每日每餐的饭与粥，必须先送上房，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方才送到狱中分给人犯吃。饭与粥不如法，管狱人就要受到严厉的斥责。我父在两县交卸的时候，监犯们都是流泪甚至号哭，遥望拜别。

六、最早的中学

新野县初办小学校。有一次小学运动会，我穿着小学制服，参加算学竞走。那是一排小学生跑二十码，到达目的地，立刻把黑板上的算式，用粉笔写上答案。那制服是黑色“羽绫绸”的衣裤，胸前是一排金色钮扣，上面刻着龙徽。我穿着制服，晋见那位亲临运动会场的南阳府知府，自觉骄傲。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父亲卸任新野，我随家回开封，住二龙巷。③

清廷这时行新政。开封初创一座高等学校，名曰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一座中等学校，名曰旅汴中学，与另一座法政学堂同在一条街上。这街改名叫做法政街。④还有一座优级师范和一座女子中学。

办学的经费在藩库里没有着落。于是布政使司通令各州县官“捐廉”。其实一般知州和知县的法定俸是照例不发的，从何处出捐？所谓“捐廉”，就是由各州县田赋的“耗羡”中拨缴而已。⑤州县官一律外省人。他们捐廉创办学校，他们的子弟优先入学，且无须缴纳学费。所以学校的名称是“客籍”和“旅汴”。本省的子弟们不过搭学而已。

我九岁随长兄进旅汴中学。学校的算学、英文、历史、地理，以及博物和体操诸课的教师，都是从武昌聘来的湖北人。他们都是武昌优级师范短期教育的毕业生。

七、经义与史论

国文分两门，一门是“义”，一门是“论”。一般同学在各自家塾老师指导之下，大读其《东莱博议》，作为“论”的榜样。《东莱博议》的文体是就论题大发一番议论之后，到末段才点题，而全篇也就结束。我不喜亦不能这样做。我不会发空论。但是我做史论，就可得九十分以上。我熟悉战国至秦汉的历史。

但是提到三国时代的事，《三国志》的影响就落在《三国演义》之后。有一次史论的题目是“刘备不取荆州而取益州论”，我自信这题目是自己的拿手戏，非常高兴的半小时写了三百字。我把庞士元被射死在落凤坡的故事都写上了。不料这一篇文章却受了老师的申斥。从此以后，我不再采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做文章。

经学老师是浙江人在河南落籍的陈先生。他讲《春秋》是以《左传》为主，而参以公羊与谷梁两传的经义。他讲《左传》是先朗诵一篇之后，再作描述。最后才解释《春秋》的义例。我对于《左传》的记事与陈先生的讲述，直听得手舞足蹈。但是公谷两传的经义却是一句也不懂。

有一次，陈先生的经义题目是“元年春王正月义”，限两小时缴卷。我眼看着同班生一个一个缴卷，到最后只剩下陈先生和我。我坐在凳子上两泪直流。陈先生不得已，走到我的座位之旁，写了几句，叫我抄上，总算把卷子缴了。他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何言乎王正月？王正月也！”我虽然照抄，还是一个字不懂。⑥

聪明不可待（2）

八、初见革命党人

英文老师龙先生，教我们那一班（丁班）读一个小册子《拿破仑传》。他藉法国革命鼓吹中国革命。我上他的英文课，不到一学期。忽一日清晨，我从家中走到学校，一进课堂，只看见同班生与龙先生相对涕泣。他们说了什么话，为什么哭，我都不知。我坐了半小时，听出来这一堂是龙先生离校告别。他是革命党人，北京有“钉封”的海捕文书到开封，指名拘捕。不知谁走漏消息，叫他即刻逃走。

我听说有“钉封”，我知道那案情极其严重。约在两年前，我是七岁，住新野县衙门。那衙门里有一位专写“上行文”的书办⑦，姓陈。他每日伏案写白宣纸小楷书的呈文。我下了学就到他那房间里，伏在案头看他写字。他写呈文的楷书，用墨又黑，又不透纸。如果一个字误了一笔，或是错了一字，他就把纸搁在小木板上，用小刀将错字或误笔，轻轻一刮，就刮去了，重新再写。他教了我一些字的正体和写法。我尤其喜欢他写完一件呈文之后，稍微休息时，为我讲一些江湖上的故事。

有一日，衙门前后与上下，每一个人的面色都变为苍白。我父换了官服，面容严肃，动作紧张。我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发生，只听说是八百里加紧的“钉封”到了。我眼见那公文封套是四角加钉，上方两角各插羽毛一支。钉子表示秘密，羽毛表示飞快。我眼见那送公文的报马，马的脖子挂着一大串铜铃。⑧ 我眼见那陈书办钉上了脚镣，一霎时起解上省。没有人敢同他说话，他也不同任何人说话。后来我才听说他是会党。

此刻龙先生又是“钉封”要拘捕的人。我知道这案情极其严重。可是谁走漏消息，让他逃走，而且逃走之前还到课堂来告别？

九、哭行宫，摘帽顶

革命党的声势渐次盛大。地方官对于党人，若不是迫不得已，不肯实行拘捕。女子中学校长张伯烈和旅汴中学教师龙先生都是在清廷的通缉之下，从容出走。

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冬月，光绪与慈禧相继死去。学校师生传闻太后害死皇帝之后才死。大家不敢公开议论，私下谈话都预料清廷之没落和革命之兴起。

开封城北龙亭的后面有内城，即驻防的满人之所在。两宫的噩耗一经传出，那满人的子女当娶当嫁者，连日连夜赶快成婚，甚至有送女儿到甲家，而误入乙家之事。第二天清晨发现错误，却是木已成舟，也就算数。

各学校接到通告，全体师生到行宫集合，在大行皇帝的牌位之前，俯伏举哀。满人必须剺面，汉人只是掩面而已。⑨

开封各校以“国丧”放假，而寒假接了上来。我弟兄搭火车由汴洛铁路到郑州，转京汉铁路到安阳。这时我父署理安阳县。我就在县衙度寒假。

十、贡院的新校舍

己酉（宣统元年，一九○九）春初，我由安阳经京汉与汴洛两路返开封。学校已改为第一中学，并迁入贡院的新校舍。⑩ 我弟兄住在新起的宿舍。

河南省会的贡院，为北闱之所在，规模阔大。其闱场小房，一排一排，以《千字文》（天地玄黄……）命名，相传乾隆皇帝微服入北闱，抽签得天字一号，故天字一号不再列入抽签，永远保留，无人敢住。清末废科举，立学校。这贡院仍然保留一大半，只拆一小半建校舍，办第一中学。那闱场一片荒凉，成为狐獾之窟。{11}

贡院大门之外，正面牌楼上是“天开文运”横额。两面牌楼的横额是“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三大牌楼巍峨辉煌，为一般学生下课之后，环绕攀临之所。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中国有了译本，学界人士知道“物竞天择”之说，受了很大的影响。开封的中学生也看见这本书。我读过这本书，不甚理解。丙班国文先生出了一个题目“物竞天择论”。有一位鲁同学（大家叫他是木瓜）做了一篇论文，抱着“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立论。一时传为笑柄。

十一、聪明不可恃

丁班在全校中是平均年龄最小的一班。我又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代数刘先生是湖北同乡。每次叫学生上讲台“演黑板”{12}，总是叫我演第一题。第一题是最简单而容易推算的。我上台就演，答数无误。

英文陈先生教《纳氏文法》第三册。这本文法教科书非常细密而且烦琐。每一课附有一些题目，也是先易后难。班上每学期的座次是按照上学期考试发榜的名次排列的。上学期考试最优等八名。我名列优等第一名，座次第九。有一回，我看见第九题很难做，而座次第三的同学请假。我坐到第三位，意图解答那课第三题。陈先生叫到第三位，我站起来解答题目已毕，他不准我坐下。他痛加申斥，说：“陶汇曾自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误了一生”。我一时汗流浃背，不敢抬头。自此以后，我的功课有大进步，尤其英文的进步更大。

十二、在革命气氛之下

庚戌及辛亥（宣统二年至三年，?九一○至一九一一）革命的气氛笼罩开封。河南巡抚宝芬拘捕革命党人至为严厉。其时，青年人喜打“围辫”{13}，而留学日本回国的革命党人已将辫子剪掉，又以假辫子掩饰着，假辫子的前方须用围辫，才能套住头脑。那宝芬每次出巡，从大轿两侧的窗子向街旁张望，见有打围辫的青年人，立即下令拘捕，要检查他的辫子是真是假，或释放，或入狱甚至处死。

清廷这时不信任汉人，由王大臣以及皇族掌握枢要。我们的国文先生郭兴额是内城的驻防。他每次上课，有机会就批评皇族专政之非，并且同情革命。他的本名是“兴额”。他加上汉姓，表明满汉一家之意。他的言行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五六个同学，年龄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每星期日，相邀出游。我们行经铁塔，看过大佛像{14}抵城墙脚，爬到城墙上，越过城垛，跳下去，{15}再北行。那是一望无涯，仿佛大海的浪潮一般的起起伏伏的黄沙堆。在黄沙堆里，有一排一排的柳条。我们坐在柳树根，高谈革命。我们的消息得自传闻，都是些以讹传讹的故事。我们的兴致愈谈愈高。谈了一阵之后，打道回校。

十三、五年住了四年

我们的中学是五年毕业。到辛亥年，我是四年级的学生。适逢武昌首义。我弟兄匆促走洛阳。{16} 我从此与河南第一中学离别。{17}

聪明不可待（3）

①丁酉是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己亥是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庚子是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先严在西安时的事迹，我知道太少。于右任先生当时在西安，入关中书院，曾见先严，偶然说到一点。

②巡抚的幕友，每月八两银子的薪水。当时的物价，肉一斤是三十文，柴一担是五十分。后来有铜元，铜元一枚可买鸡蛋十个。三枚可买肉一斤。

③我家初到开封，住在何处，今已忘却。一度住鼓楼二条巷。由夏邑回开封，住处亦记不起。由新野回开封，住二龙巷，粮道门。还有一处，只记得房子和院子的形状，却记不得巷名。

④旅汴中学的同班生，今在台湾者，只有政治大学图书馆主任何日章先生。法政学堂学生今在台湾者，只有行政法院院长马木轩（寿华）先生。

⑤布政使司的库（藩库）每年年终清查一个州县官的俸，扣除各种罚款，剩下几两几钱几分，通知他亲到藩库具领。那州县官只得呈缴一个领条，谁愿乘骡车走十天或一月到省城去领呢？

⑥民国二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到“元年春王正月”，就《公羊传》何休注来说明，需要两小时的时间，再也不至于窘迫到流泪了。

⑦上行文是知县向上级的呈文。书办就是司书。

⑧报马的铜铃是一种信号。一个驿站，远远有铜铃刷刷的响声，就要备一匹报马，在大路上等候。报马到站，送报人就从原来的马跨上预备的马接力向前跑。这就是八百里加紧的公文递送法。

⑨哭时以手爪抓破两颊，为剺面。唐代杜甫《哀王孙》诗云“花门剺面请雪耻”，女真族亦有这种惯例。

⑩这校舍在民国初年为留美预备学校校址，北伐之后，又为河南大学所在。民国二十六年四月，我到河南大学演讲，还发现我住过的宿舍的遗迹。

{11}开封居民深信狐仙，每月初二和十六，往往设祭，求其不扰。甚至谈话亦不敢说“狐”字，只称大仙。癸卯年，我三岁，随家住鼓楼二条巷，尝为狐所祟，致骨瘦如柴。本地人力劝我家祭告大仙，始见痊愈。獾子似狐，却不是大仙。我住入中学宿舍之后，某夜间，一个狐獾爬上门窗，以一足敲门，甚为可怖。

{12}将代数每一课的题目，指定学生在黑板上演习，叫做演黑板。

{13}围辫者，脑后的大辫子之外，前额的两边各编一条小辫子，围在头上的发际。

{14}铁塔在贡院后，有十三层，从上至下，从里至外，全是琉璃砖砌成的。旅客如乘火车由郑州往开封，车行至中牟，离开封四十里，即可望见铁塔。塔后有三官寺，寺内神像破碎零落。寺旁有小砖房，高至三层楼的高度，内有铜佛像，左手摆在胸前。我们拾起瓦片，用力向上抛，以抛中左手而搁置不落下者为胜。

{15}城外是黄沙堆。由墙上向下跳，不过五六尺，落在沙堆上，不至有任何损伤。

{16}我父署理洛阳。我们到洛阳之后，家属回湖北故乡，父亲仍留洛阳县任所。此是后话，或当续述。

{17}本篇录自《传记文学》第三卷第一期。

清末的中学生（1）

民国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我住河南省第一中学二年级。先父作安阳县令，一家随往任所。我留在开封，寄居同乡候补道沈晴霄先生寓。我的学名是汇曾，沈先生的幕友陈先生为取“希圣”为字。

就记忆所及，中学的礼堂、教室、办事室，与现在的中学没有什么大差别。中学校的教职员大抵是从湖北省聘来的。因为湖北省设立学堂，比河南早，河南省提学使要办学堂，只有聘用湖北省优级师范毕业，或五路小学的教师，来担任教职员。

中学的国文，要作策论，同时又要作经义。策论是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或一句话，发表意见。同学们多读《东莱博议》，而模仿为文。《东莱博议》的文章每篇开头一大段议论，到后面一点题，全篇也就完毕。先父不喜那种作法，因此我不读那部书。从那时到今日，我对于一篇文章的“起、承、转、合”总作不好，就是不愿模仿那种文章。

经义是摘取五经的文句而加以解释，当时经师是一位举人陈先生。他讲《春秋》，以《左传》为主，参之以《公羊传》。我听他讲《左传》的故事，极感兴趣，但听到公羊的经义，一点也不懂。有一次，他出的题目是“元年春王正月义”。我对着卷子坐了两小时，全班同学都缴了卷，我一个字也没有写。陈先生到我的桌子旁边，一句一句教给我写，才写下三行半缴卷。

国文之外，历史一课也是每星期作文一篇。我在家中读过《史记》和《前汉书》，对于西汉以前的历史事实，记得清楚，也能发一点议论，历史教师是黄冈王远村先生，于印发讲义之外，还要在黑板上摘录一些故事，讲到三国时代，尤其津津有味。可是我并没有读陈寿的《三国志》，只是熟读了《三国演义》。有一次，王先生出的题目是“刘备不取荆州而取益州论”，我写了一千多字洋洋大文（当时一篇文章以三百字为度），并且在卷子的上面，加一眉注，说“庞统射死落凤坡，刘备当为报仇”。王先生看到这里，批道：“三国演义所记者不可全信。”

修身一课比现在的公民，更重身心的修养。其内容大抵从历史上的人物的传记中，取其有关修养和成就的话语或行为。

博物是讲述动植矿物，文字之外，加以图画。格致就是现在的物理和化学。很容易记忆的一点，就是这一课程的内容分为声、光、化、电四大部门。

英文分为文法和读本。文法用《纳氏文法》，读本初读《拿破仑小传》。英文教师龙先生根据这个小传，叙述法国革命的故事，藉以鼓吹中国革命。

第一中学初名旅汴中学，设在后来叫做法政街的一条街上。后改名第一中学，又迁到贡院改建的校舍，这校舍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和河南大学的旧址。当时虽设学校，仍有恢复科举之可能。所以贡院虽改建学校，仍存留一部分号舍，并存留大门外的三座牌楼。正面的牌楼，有四个字是“天开文运”。左右两座牌楼，一面是“物华天宝”，一面是“人杰地灵”。一般同学下了课，到牌楼下，环绕着大柱子的石墩，或坐下谈天，或爬上去玩。有一次国文先生出一题目是“物竞天择论”，当然是指达尔文的进化论。可是有些同学竟大做其“物华天宝”的论说。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一个月之内先后死去。这个消息传到开封，经过了好多天，然后哀诏才能到达。内城的满族赶着把婚姻及龄的儿女们婚嫁，以免哀诏到达之后，要停止婚嫁一年（是否一年，不复记忆）。哀诏到后，满族到行宫剺面哭临。中学的师生由校长率领到行宫去哭。先生们把薄荷油擦在手绢上，一掩面即可流泪。学生们以袖掩面干号而已。寒假放了，我乘火车由汴洛路到郑州，转京汉路到安阳。在火车上，有警察巡查，把旅客们瓜皮帽上的红帽结摘下，表示居丧之意。

中学生到行宫哭临，是比照一般“生员”的。初废科举，设学校，学校学生的资格仍然比照科举的功名来看待。中学生没有什么叫“制服”，只有“操衣”。操衣是上体操课用的，但通常穿操衣，而在外面罩一件竹布大褂，这就是比照“秀才”的学生的样式，这个样式的青少年走到街上，没有人敢于欺侮。但是这个样式的青少年也不能随意上街乱跑。

我记得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鼓楼街新开一家洋货店，叫做“华胜公司”。全城为之哄动，大家去看热闹。我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东洋车）说“到华胜公司去”。那车夫把我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去。我找不着什么公司，就回来了。我还记得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稣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因为寻常不上街买东西，有些同学买新缎子鞋，总比较窄小。一则窄小一点，显得好看；二则不大合式，表示这鞋子不是他?己买，而是佣人去买的。我自己从来不买鞋袜，因为衣服和鞋袜都是家庭自制的。

近视眼在中学里很不少。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少。但是一般社会把戴眼镜当做老年人的事。老年人戴“老三山”的镜子是应当的，年青的人为什么戴眼镜？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我们的数学张先生是近视眼，他上课时，一进讲堂就摘眼镜，一脚踏不上讲台，就要跌倒，惹得全堂学生大笑。

这一类“生员”的风习，现在的中学生是想像不到的了。①

①本篇录自《自由谈》第九卷第一期。

辛亥还乡（1）

一、中原少年

第一中学在贡院的新校舍，离城数里。同学们大抵寄宿在新建的宿舍里。于是课外的活动就多方面进行。

星期日，我们跳城墙，出城外，顺城根，向城南走。在路上买几个大梨子，每人一个，走了二十里还啃不完。那就到了以禹王台与繁塔（读为薄塔）为中心的花园丛立的地带。

由星期一到星期六，每日下午课毕，我们到校舍后面的广场（操场）练拳术，弄刀枪。我们的教师是林县的苏氏叔侄和遂平的陈氏弟兄。他们都是丙班的同学。

林县的风气，每年三月三日那天，乡里的少年齐集一大场子之上，各依其所练习的兵器，扮作《三国演义》上的英雄。例如练长矛的扮作张飞，练大刀的扮作关公，练白蜡杆子的扮赵云或马超。他们捉对儿表演葭萌关，或白马坡。县民群集场上作壁上观。那天的比武也是家长们替他们的女儿选婿的良机。苏氏叔侄就是林县少年中之优秀者。

陈氏弟兄二人之中，以陈泮岭同学为优胜。他的父亲是遂平县一座大村庄的长者。他好客，东往西来，南通北达的客人，只要有一艺之长，就可受他的招待，一住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载，长者的礼貌不衰。唯一条件就是教他的子弟们练习武术。陈泮岭同学从七岁上学拳，到了十二三岁，已经是十八般兵器件件皆通。①

我从他们学打拳，学对手，练单刀，也练镳，甚至弹弓和袖箭。我的两个哥哥经常腿绑铁砂，习轻功。

二、大相国寺

开封的游艺中心在大相国寺。我们的兴趣不在那寺院周围的商店与棚子。棚子里有快书和评书，茶座和饭摊。我们的兴趣集中于大殿之前的广场上各种卖艺的人们，在那儿表演武术。

有一练童子功的少年，约十五岁左右。那孩子的功夫确是了不起。他的两臂和胸腹受得住刀砍剑劈。他的小肚子受得住脚踢。童子功与金钟罩不同。后者是邪术，前者是功夫。②

我们的弹弓、袖箭、镳、白蜡杆子、单刀、双刀、剑，大抵是在大相国寺买到的。

三、绿林与站笼

河南省的夏邑县与山东省的曹州和安徽省的亳州相邻。那是响马出没的地带。响马是结成“杆子”，一杆数百人，或二三千人不等。但是他们做案并不是摆队伍打硬仗。他们做案还是少数人甚至一人下手。

响马的马术与枪法是很精的。他们的兵器最初是弓箭、刀枪，后来是铳，最后才有快枪。他们使快枪是和射箭一样，不用表尺，抬手就放。放就命中。

《老残游记》叙述曹州的衙门之前有四座站笼。我随父亲到夏邑县，县衙的仪门两旁竖立两个站笼，我每次进出，常怀恐惧之感。

清代律例重视人命。县官拘捕了一个犯罪人，若处死刑，须经府、道、按察使司，上至刑部和大理寺与都察院，是谓三法司。三法司或处以斩监候，或处以斩立决，均须报请朝廷批准，方得执行。

因为死刑的程序如此繁难，于是盗贼丛集的地带，县官有立处死刑的办法，就是挂站笼。当县官堂谕挂站笼的时候，那死囚是面无人色。他们进了站笼，已经死了一半。到了“抽砖”，那就断了最后一口气。

我父不轻于判处站笼。我看见一个姓刘的响马，他就逮之后，一上公堂，首先答复了姓名，年龄等问，随即声明：“您是青天，因为您把我抓到，为民除害。”接着说道：“那公案上的案子都是我做的。无须多问。我愿意一件一件书押”。他答复“还有谁一起做案”的问题，坚定声明：“绿林规矩，不攀扯别人，自己认罪，听候处死。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此人在站笼里，抽砖之前，还是大声说话，面不改色。他死后，半夜里，集站笼之下，烧纸酧酒，哭泣致祭者百数十人。我父嘉许他们的义气，亦不拘禁。③

绿林规矩，不抗捕。县官带了卫队（叫做小队子）拘捕他们的时候，只许脱逃，不许还手。倘如绿林抗捕，县官可以调度军队围剿，那就玉石不分，一村或一镇同受其祸。

绿林规矩，不采花。他们迷信一个好汉若是采花，一年之内必将被捕。我父署理叶县时，县中有大盗名曲六妞者，犯了采花之禁，他的哥哥曲五妞与他断绝关系，并于就逮之后，供出他的行踪，使其就逮受刑。绿林好汉不允许采花盗存在。

辛亥还乡（2）

四、卫士与差役

法定的县制与实际的县衙组织不同。县城之中，有法定的“佐札”，但是县官信任幕友。县衙有六房，其缉捕之事应归捕房，但是县官使用“小队子”即卫士，而不信任捕房。

小队子是精通武术，同时使用快枪的壮士。大抵一个县官将往任所，即在省会物色卫士。其来源多由保镖的镖局或武师推荐。

县衙有马号，养着或多或少的马，供差遣脚力。但是县官亦自行养马。自己的卫士比捕房精壮些，自己的马比马号的马也肥些。

我喜欢武术，也喜欢马。我不会骑马。或骑小川马，摔下马来不痛。或骑县衙马号之中的老马，那就根本上不摔人。每一县衙马号的马群，大抵以著有劳绩的老马为“种马”。种马不上笼头，听其游行，且享有“双料”。④洛阳马号有纯白的老马甚肥。它在少壮时期，曾跑水报。大凡跑水报的马，易致死亡。这匹马却未曾跑死，就被封为“神马”了。我在洛阳，有时骑“神马”，因为它有经验，从无“眼岔”之事。⑤

五、十三太保（一）

放风筝是中原少年最喜欢的游艺。开封每年三月三日有缴筝会，在铁塔之下，三官庙前的广场举行。少年和青年们拿出他们最爱的风筝，到场比赛。

大风筝的力气很大，有的要用生丝编成手指粗的绳子才能拉住它。最有力者是蜈蚣筝。自此以下，有五星、七星、九星乃至十三星。七星筝最为通行。十三星筝叫做十三太保。那就高齐屋檐了。

青少年们集合在一起，彼此用筝缴筝。力气较大或技术较高者往往将别的风筝缴下来。被缴者不怒，缴人者自豪。我亦曾以七星筝参加这个会。

六、十三太保（二）

我在洛阳是庚戌与辛亥年。卫士们已用五响的毛瑟，叫做“无烟钢”。我也学会开无烟钢。我喜欢携带的短枪是后腔可装十三粒子弹的马枪，也叫做十三太保。我背此枪，骑银鬃黄马，游龙门，一时之间，很是快意。

我到开封住校肄业的时候，那十三太保和银鬃马是交给朱富安。他是我家一个老佣妇之子，年约十五岁。他的骑马开枪的技术是纯熟的。我父出县城到四乡缉捕盗贼时，他是小跟班。

庚戌年，我父带着十个卫士，连同跟马一行，到洛河之南的司马寨去查案。人马行经高地，发现了四周都有人马向这里集合。我父立刻带领卫队登上高丘。他下令卫士排列为方形，持枪向外。卫士们的无烟钢都上了子弹，却是引满不发。那四周的盗贼群众也就渐停移动，远远合围。

从上午到下午，盗群只有增加，并无退却迹象。富安跪在我父的面前，说道：“事情不好，我愿进城求援。”他说完立即持枪上马，向洛河飞奔。盗贼们知道他是进城求援，派出一小队人马，都是一响毛瑟和快马，来追富安。那富安非常机警。若是他回枪射击，引起追骑的反击，必致死伤。他只是举枪向天空，一连串射了六响。那追骑只知道五响快枪是好兵器，如今听见了六响连发，必是更好的兵器了。他们立刻勒马头，向后退却，于是朱富安单骑渡洛回城，取得援兵，解司马寨之围。这一段英勇故事，在我们家乘上是永志不忘的。

七、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是八月十九日，适在中秋之后。开封所得的消息是武昌匪乱，河南巡抚宝芬奉军机处令，调三十一标与三十二标南下剿匪。

我们一小群同学又在城北沙堆里会谈。我们认为南洋新军之中，湖北的新军是优良的部队，纵令武昌有匪乱，湖北新军有力量弹压。那一定是革命起义！

开封的统领是湖北人应龙翔将军。宝芬颇致猜疑，每天在抚衙召见议事，隐有监视之意。到了两标新军上了火车待发之际，宝芬亲到车站送行。后来听说那两标官兵到广水下车，不肯进击。又听说他们勉强开到刘家庙，一战而全军解体，以致覆没。

我跟随两个长兄，回到洛阳。母亲早一个月南下回故乡，祭扫祖母之墓，并问安。⑥一家姊妹弟兄们毫无主意。父亲不能离职，命我们起程还乡。我们一群只得离洛阳南下。

八、还乡之旅

我们这一群，只有堂兄粹存的年龄较长，也不过二十岁。其余都是弱弟及一班姊妹。我们经由汴洛铁路，到郑州，转芦汉铁路，南行过武胜关，到广水，前途不通。

我们下车，在广水，住小店。人口既多，箱笼不少。此时盗匪时起，当地居民的眷属都上山进了山寨，只有壮丁留在广水镇。我们在这里有招致盗贼抢劫之虞。停留了两天，就雇了十几辆手车，继续向南走。我们有两个卫士，和弟兄们都带着枪支，步行前进。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小河司，忽然看见母亲，单独坐在一辆手车向北走，与我们一行中途遭遇。我们一群弟兄姊妹好像是看见了救命的神祇，大家欢天喜地。母亲回车，带领着全家眷属，回到黄冈故里。⑦

故乡（1）

一、武湖的重镇

辛亥年，我们全家由洛阳回故乡。一行十几辆独轮二把手车，由广水经麻城、黄安，循大路南进。我们在半路上，遇见母亲。母亲回车领着全家眷属，走完最后一段里程。

有一日，将近黄昏，我们一行经过武湖。那是冬季，湖水涸竭，留下一片低洼的草原。从草原荒道仰望一座寨门，上有石额，大书仓埠镇三字。此镇雄视武湖。在太平天国时期，四眼狗率领大兵，经略鄂东，破了黄州府城，击败了吾乡“八团练”，围攻此镇，四十多天，打不下来，反被镇中团练击败而退。

领导镇民守寨的寨主是段福堂先生。那座寨门楼上，至今还陈列着当时击破“长毛”的巨炮数尊。其中最大的一座炮，叫做“呵将军”①。四眼狗指挥部队攻城的时候，段寨主具礼服拜跪祭炮。呵将军炮口两边有缺。其中贯满火药，还装入铜钱一千，秤锤一个。段寨主拜祭之后，下令发炮。那一炮把四眼狗的将旗击倒，铜钱散开一片火花，打伤了好几百人。于是“长毛”退兵，仓埠镇便得保全。

我家在仓埠镇大街的“下街”购置了房屋一所。下街原是榨坊街。当此镇香油生产最盛时期，号称“三百六十筒榨”。我家的房屋第一进，原是榨油机的工厂。此刻榨都拆掉了，剩下宽广的空屋。第二进是正屋，画栋雕梁，还有精工雕刻的木槅子十六扇，为此屋的特色。第三进是上房，为住家之所。后进是厨房与家庭工作的场所。

这所房屋尚未经布置，不能定居。我们寄住邻近的亲戚“陈鸿记”榨房的后进与楼上，两三天之后，仍回陶胜六湾。

二、自修的课程

陶胜六湾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后靠河堤，前对田园。我们是“贞记二房”，一条巷子里又分四房。我们是四房之中的二房。祖遗的房屋只有前后两进。两进的后面是一所菜园。菜园的左侧是一座学屋。

大房的伯祖父在太平天国时期，是黄冈八团练的一位团长。八团练被“长毛”击溃后，伯祖父失踪。我的伯父镇吾公出嗣伯祖父，事伯祖母至孝。他家也是前后两进。前进有很雅致和洁净的客房与书房。我便在这间书房里重读汉四史。每日用大白折写小楷四百至一千字。②

三、老弟兄聚首

我父卸任洛阳县，经汴洛和芦汉两路还乡，他带了四个卫士和五响毛瑟十余支回来。我的“十三太保”马枪亦带回了。父亲把枪支交给民团，让他们保持乡间的秩序。

三叔公廸公原在四川省候补知县，辛亥年署理新都县。这县城是在成都之南几十里。川路风潮爆发，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三叔携眷乘白木船东下。他一家八口到达故乡。老弟兄相见之下，涕泪纵横，携手话旧。

三叔之下，弟兄三人。长兄随我家由河南返里。二弟及三弟随其家由四川返里。我们小弟兄相见，却是一片欢笑。我领着两弟在村中到处走，每见一种耕具，或是纺车，都觉新奇可喜。③

祖遗老屋不够住。我家只得移到仓埠镇新屋定居。老屋交给三叔一家住下。

四、初履省垣

当我家回到故里的老屋之后，适逢阴历年关。同族有记六房有两位兄长自武昌放寒假回来。他们之中，一个穿军服，一个穿西服，神气十足。他们绕村而行，一群小孩跟随着看望。我是十三岁，亦在羡慕的行列。同一时期，同街的一位兄长穿着军服回家。我家的粹存大哥和翼圣哥见了他，便低声谈论，不知道说些什么。这天的夜间，翼圣哥未曾归寝，比及天明，大家才发现他们三人一同出走，大约是到武昌投军去了。

后来，他们休假回家，都是一色的蓝布军服。最显著的特征是左襟挂着白布标志，上面蓝色文字。粹存是军官团，翼圣是军官学校。这标志叫做“符号”，便是民元以来各机关学校和部队使用符号的起源。

我的年龄不够投军，甚为懊恼。半年之后，民国元年夏季，我家自乡间移居仓埠镇。父亲携带我晋省。我的衣服是上身白布下截绿罗的罗汉衫。父亲领着我见民政长夏仲膺（寿康）先生。粹存哥领着我到军官团④见教官王文薮先生。王文薮是黄冈世交之中饱学之士。年纪不过二十几岁，神情已经是老成的学者。他知道我读《汉书》，问了我一些西汉的旧事和《汉书》的文字，我都对答得出。我最早受到赞许的，就是他了。

黄冈同乡中，与我同年龄而亦能读四史者，尚有周幼梅。他是我的祖姑之幼孙，与我为中表亲。他与我在武昌相见。他的年龄不过如此，可是傲气凌驾一班少年乡友之上。

父亲和我一起寄寓斗级营德昌栈。客栈主人是黄冈阳逻陶氏宗亲。每天的房价是铜钱二百四十文，亦即是铜元二十四枚，包括两餐伙食在内。每餐白米饭，而菜甚淡薄。因为营养缺乏，每日天亮时，口中吐清水在床头之下。

故乡（2）

五、考进英文馆

父亲托余戬宜带我投考博文书院。⑤我在考场上，三小时内，考完了国文、英文和数学。那国文题目是“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论”，恰好是《三国志》上诸葛孔明先生的话，落在我的手上，一篇文章三百多字，半小时缴卷。

我考上了博文书院，却没有入校。我在长街上看见了英文馆招考的招贴。我禀告父亲，随同余戬宜投考。到了考期，入场之后，国文题目是“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云云，我也是半小时缴卷。⑥

英文馆是郭复初（泰祺）先生与王麟阁先生等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改为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我已经是中学四年级的程度了，一同入学者，程度不齐，但甄别分班之后，我们甲班的同学都有中学及中学以上的程度。英文教师是英国人苏则南先生，一开始就教我们读莎士比亚的诗篇。

国文胡先生，是国学馆毕业生。历史罗鹿宾先生亦是国学馆出身。修身方先生是老秀才。他们所教的课程大抵是选读古文与史书。

六、黄陂课署小住

我父在财政部（后改财政司）为秘书。司长是黄陂黎少平（澍）先生，三叔是财政司总务科长。我每星期日到财政司去见父亲和三叔。父亲给我几串钱充伙食杂费。⑦有一次去见父亲，他已经调署黄陂县去了。我的伙食费无着。被厨房贴出欠费通告，停止我的伙食。⑧

英文馆的两座楼之后，走上山坡就是树林。右边有一道矮墙，越过墙去，就是财政司后的山坡。坡上有陈友谅墓，为武昌名胜之一。我们一些学生下课之后，往往上山一游。有一次，财政司的大印失踪，⑨总务科长下令职工巡回前厅后院，加紧搜查。适逢我和两个同学越墙游陈友谅墓，被工役们抓住，押解下山，通过财政司的几层房子，经由总务科门首，出大门转回本校。那是我最感窘迫的一次。我怕的是三叔面责，更怕工役们发现我是总务科长的侄台。

民国二年夏季，父亲派周钦到武昌来接我到黄陂县署。我偕同周钦到汉口一码头，搭夜航船，由长江进灄口，经水路，抵黄陂，返县署。

我住英文馆和外国语专科学校一年半，便休学在黄陂县署读书。除读史之外，父亲教我读《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与《杜诗镜铨》，学做文和诗。

我读完汉四史，又开始圈点《资治通鉴》。我读了杜诗之后，又开始读苏东坡诗。我会做史论，却无论如何不会做诗。父亲责备同时鼓励我做文和诗。他对我说：“万家的小姐比你长一岁。她背诵《古文辞类纂》的文章，又会做诗。看你怎么了。”⑩

七、宽猛相济之治

黎都督（元洪）遴派我父署理黄陂，是有鉴于黄陂为其故乡，散兵游勇以及桀傲不驯之辈，为患民间，他知道我父在河南历宰繁剧，长于缉捕，才委以黄陂，并加以都督府军法处军法官的头衔，授以便宜行事之权。{11} 我父以严治黄陂两年，颇有杀戮，却无怨怼，地方得以安宁。他常以“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为治理地方之道，教训我等。

我父与黄陂的学者士绅，时时以诗相唱和，交游虽密，或者有人干预诉讼，立即送客于客厅之外，不稍假借。

八、两件公案

黄陂北乡少年多练拳术，有罗和尚者为武师中之重望，间有不法之徒，借罗和尚之名，武断乡曲，吓诈乡农。我父捕杀其一二人，刁风遂息，而罗亦避地光固。{12}

黄陂县城与仓埠镇相距四十多里。每逢夏季，我们往来县署与老家之间，往往乘小轿走夜路。父亲亦复如此。

罗和尚由光固潜返黄陂，屡次跟踪我父的小轿，意图行刺，皆未遂。他在我父卸任回里之后，才公开出头。他对朋友们说：“我有两次跟陶公到仓埠镇。在半夜里，我跳上他家的房屋，从天井探望室内，得知他在家中稍停，又连夜到别处办案去了。”他说：“这样勤政爱民的县官，我罗和尚为什么刺他。”

有一次他白昼到仓埠镇，走过我家大门口。一群小孩子指着他说：“陶大老爷天天要拿罗和尚，这不是罗和尚？”我父此刻已退职还里，听说此事，便邀他到舍下一叙，藉释猜疑。

每年夏季，五湖水涨，可通小轮。有一次，我们弟兄由仓埠镇搭小轮往汉口。我们在舵楼之后的客座上见罗。他慷慨陈词，说道：“当初黄天霸侍候施公，{13} 陶公如再做黄陂县，我跟他保镖。”

有王策安者，黄陂县北乡人。

我父乘小轿出巡北乡，在路上见一小旋风，或在轿前，或落轿后。小轿进一小镇，而旋风亦没。我父便衣访问邻里，略闻王策安为当地土豪，颇有不法之事。此后一再访查，知其有私擅打死婢女一案，从未发觉。忽一日，我父带领卫士，进入王家施行检查。王某神色不变，大言质问：“我有什么罪名可以搜查？如搜不到，又将怎样？”

我父在前厅后院遍搜无着，王某一派冷笑。恰在这不能下台之际，我父走到前院池旁，下令卫士下池掘挖。王某脸呈白色，甚觉惊恐。卫士掘挖结果，发现女尸一具。我父立即下令拘捕王某，押解回署。

我父审理此案，判处王策安以死刑。王声请控诉。湖北省高等检察厅长徐声金先生接受此案的控诉，以公文提案到省垣审理。常时武昌及汉口的黄陂人士函电交驰，为王说项者络绎于途。我父知道此案一旦提到武昌，第二审必将开脱被告。他毅然决然援引军法，将王处死。

这在新法规上是违法的。高等检察厅与黄陂县署为此事往来文电，不下数十件。我父不稍屈，直至卸任为止。

九、再回仓埠镇

民国三年，我随父回仓埠镇。我居家一年余，读《资治通鉴》，读史兵略，并涉老子、庄子，诸子书。我以小楷抄录杜少陵、苏东坡、杜牧、李商隐及温飞卿诸诗集。我又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及《宋论》之类。

这时候，我自觉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作文章，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一篇文章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长度者。

读诗多记典故。多记典故就可做骈体文。我亦曾试作此种文章。但是我仍然不会做诗。

故乡（3）

十、翰墨林与《马援传》

在夏天，父亲尝笑我是“翰墨林”。翰墨林者，黑汗淋淋也。我不会整理衣裳，夏季的白布短衫往往穿成黄色，裤腰总是在裤带之外，向下搭的。

邻居柳家为仓埠镇巨绅。柳家少年与我年纪相若。每当晚饭之后，诸家眷属出后门，到广场纳凉。他的裤腰是向上撑，而我的却向下搭。相形之下，大有愧色。

每读《后汉书&#8226;马援传》，叙说马援少时，见朱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援兄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我衷心以此自解。

十一、晋北京

民国四年春初，父亲带我晋京。那是阴历年关之后，北京风雪甚冷。我投考北京大学预科，为旁听生。我的学业从此又打开一条新路。{14}

①因为炮口两边有缺，那火药爆发，射出铜钱便两面散开，形成大片火花。此两边缺口反而助长炮的威力。“呵”即缺口之意。

②书房藏书不少，我间或翻阅别的书，但仍以四史为主。

③我们都是少小离乡，稍长始归，对于耕具纺车以及五谷之类，全然不识。此刻见一样，问一番，事事物物都觉新奇。

④此刻军官团在旧谘议局，亦即北伐后之湖北省党部。

⑤余戬宜是我堂姊的未婚夫，此刻是博文书院四年学生。博文书院是卫理教会学校，在武昌大东门外。

⑥由民国元年的考题，可以想见五十二年之后的今日，一些高谈中西文化者不长进。

⑦一串是一千铜钱，亦即一百铜元。湖北官钱局发行的纸币，名为“串票”。大约一个月的学校伙食费是三串，现在记不清了。

⑧每月欠费通告，好像放榜一般，上面排列着二十乃至五、六十人不等。

⑨财政机关大印失踪，总是职员们偷印税单。

⑩我出生七个月，父亲已与同邑万信民先生当面替我和万大小姐订婚。至民国二年，我是十四岁，她十五岁。

{11}军法的象征是两条军棍，上贴金符。每次出巡，常以军棍为小轿之前导。

{12}河南省之东南，光山与固始诸县，为鄂东诸县民经商与教学之地。

{13}小说《施公案》叙述黄天霸刺施公，反而投到施公的门下。

{14}本篇录自《传记文学》第三卷第三期。

故乡（4）

由牯岭到南京

一、出西直门到丰台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丰台事件发生。日军以小部队进据丰台。七月七日，日军又侵入长辛店，并在芦沟桥与我军冲突。

八日清晨，我上街去，到前门外的东车站与西车站看一看。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清。我再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情形。他们的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此后数日，冰如与我分途打听南下的办法。冰如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先把我送出北平，家中的事再作打算。数日之后中国旅行社忽然通知，要我立刻出西直门。那里有环城火车，可转丰台，再换车到天津。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诸位先生都是这个走法。我当然照办。

我提了一个小箱子，内有几件夏衣。只带了《唐代经济史》八册之中第一个印出的《唐代寺院经济》一本书，就是这样匆匆的离家出走。

在车上，我们几个人相遇。车到丰台，有两三个日本兵上车巡查一遍，未曾发生搜索的事。我们下车，走过站台，搭上平津路的火车，向东开行。

二、由天津南下

我们到了天津，下车即叫人力车到英租界国民饭店。时间已是黄昏之后。那饭店已经客满。柜台先生替我们把柜台之内堆满的行李清检一下，同时腾出了楼上一间房间。我们几个人就此分别休息了一夜。

次日清晨，我们搭上津浦路的蓝钢车。牯岭客人相遇者更多了。除了北平来的，还有天津来的，一共约在十人左右。

车到浦口。我们下车渡江，由下关进南京城，住挹江别墅。我们几个人分别打电话找朋友问消息。不料外交和其他与战事有关的部门，比较重要的人士都不在南京。他们纷纷到牯岭去做茶话会的陪客去了。

有一位同事找到了外交部亚东司的高级职员，请他到旅馆来与大家会谈。此人对我们说：“首都的情况甚为紧张，一切都为了备战。委员长有抗战的决心。”我们听说，都非常兴奋。会谈之后，五六个人集合在一个房间，商量打电报到北平，把中央抗战决心告知冀察当局。①

当夜搭轮船西上。第一是为了赶上七月十四日的会期，第二是为了政治军事重心在牯岭，留在南京也无事可做。

三、牯岭茶话会

我们到了九江，就有招待人员照料我们，乘车到莲花洞，坐轿上山。②

平津的来宾是茶话会的重心。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之诸位先生都住九十四号即仙岩饭店。我亦住在这个饭店的一个“班加楼”，与师范大学地理学系主任黄国聪先生各住一间房。这个小木屋也只有两间房。

首都党政人员被指定为陪客的，另分住两三家旅馆。新闻记者聚居一家旅馆。③

我们到牯岭之次日上午九时，茶话会在一个大楼的大厅开会。平津来宾一进大厅立刻为中央党政负责人以及陪客们所围绕，真有握手也来不及之势。老友们多年未见，在这里相见，甚至跳了起来。

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静听。这一篇讲话就是抗日战争的揭幕。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国和全世界都听见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

第一次会议之后，我们到美国学堂吃午饭。午饭之后，纷纷集合在胡适之的房间里。有人说中日之间还有谈判之余地。有人说：中央军已有三师开到保定之北。委员长不是说过“什么何梅协定，我把他撕了”的一句话吗？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④

会议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分组会议。平津来宾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这一分组首次集会，谈到北平的情势。我们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中央一位重要同志问我道：“你能保二十九军一定抗日吗？”我说：“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说二十九军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

蒋委员长特别邀集平津来宾会谈。有人提出二十九军之事。委员长高声说道：“我信任二十九军，二十九军是爱国的。”

因为北方军事形势紧急，委员长未能等候茶话会开完，就提前下山，回南京去了。

故乡（5）

四、各方的接谈

茶话会的来宾有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以大学校长和教授为主要。各党派有青年党、国社党（战后才改为民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教派、救国会的领导人士在内。中国共产党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那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林祖涵与秦邦宪。

我熟识的朋友很多。本党同志之外，各党派人士或一同或分别谈话。我亦曾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林、秦三个共党代表。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

在会场中，实业部长陈公博告诉我说：“这回茶话会是为了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们在北平的斗争。你们的斗争说明了各方的团结还要下一番工夫。”

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先生与我谈话时，对于北平学界深致鼓励。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与我谈话单谈国共合作的事。原来北平的本党组织是张部长直接领导的。反之，邵力子一向是亲共的一人。所以他们二人的态度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五、由牯岭下九江

牯岭茶话会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是会议的主席。第一次会议开完之时，汪亦下山回京去了。

这时日军侵入北平市，天津更不用说了。由平津来的牯岭客显然回不去了。我每天到电报局去打电报，总得不到家中的回电。心中焦虑，但亦无法可想。同在一个“班加楼”的黄先生下山去了。那小木楼只剩下我一人居住。

第二次茶话会是以上海和南京教育界及工商界人士为主。京沪客纷纷上山。我们这些平津客却是一个一个陆续下山。招待处发出通知，第一次茶话会来宾尚在牯岭者，仍受招待。我还在他们继续招待之下，参加过第二次茶话会。但是会议确实开不下去了，第二次茶话会也就草草的结束了。

中国旅行社替我定了到南京去的飞机坐位。我到牯岭管理局见谭炳训局长。他是从北平市政府工务局长调到牯岭来的，与我熟识。我留下法币四百元在他的手里，托付他说：“如北平舍下有电来告行踪，请你按照我的眷属地址，把这钱汇给他们。”谭局长慨然答应了，我才下山。

由牯岭到九江，好像是一步一步走进火炉一样。九江是那样酷热。人人都有火气，到处都有吵闹的事情。这天午间十二点，我走进江边的水上机场，把手提箱交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机场办事处，挂了行李票。眼看着一架水上飞机，只能容纳七个乘客。我是三天之前定下的坐位，只等到一点一刻，就要起飞了。

不料一位外国人，体重有二百公斤之谱。他自称南昌飞机工厂顾问，有军事紧急工作，非立刻动身不可。他不得中国航空公司办事处的同意，就进入飞机，坐下了。到了一点十分，还有五分钟就要起飞。办事处的人员作揖打恭，请求乘客们让坐。没有一个乘客答应让坐。那人再三再四请求我让。我口头不答应，心中想到那手提箱要到明天才能运出，我这样孑然一身走了，到南京之后没有换洗的衣服。并且，我早一天到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我的家在北平，是回不去了。我远远看见南阳轮停在江边，仿佛升火待发的样子。我问机场人员：“南阳是不是就要开船？”他赶忙答应说：“南阳就要开。我送你先生去？”他立刻把我的手提箱拿了出来，预备走。

我说：“到南京退飞机票，还打折扣吗？”那人说：“岂敢。只要你先生肯让坐，公司感谢都来不及，还打折扣么！”

我提了箱子就走。上了轮船，进了官舱，把长衫脱下，江风习习，顿觉凉爽，但是两眼的泪和雨一样的流在短褂上。我就靠着铺位倒头睡下。

六、黄埔路一席话

我到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我时常到教育部，那里可与平津诸位先生会谈，我们相见之下，总是互相交换战事的消息，并询问平津的消息。

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

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故乡（6）

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

蒋委员长对我们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七、国防参议会

数日之后，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咨询机关，包括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陵园的一个官舍里举行。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主席首先宣布名单，其中有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三人在内。但是他们始终未曾出席。此外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劢、曾琦、陈启天、沈钧儒等，我亦在内。第一次会议尚有二三人未到。

黄炎培那一套“悲天悯人”的神气，一口气说完他到首都来见了委员长以及孔院长、何部长，还有一连串的会谈，仿佛一家大照相馆的玻璃窗一样，陈列着军政大员的相片。

梁漱溟起立发言：“我想教育应该改革……我想村治应该推广，……我想……我想……”说不完的我想。傅斯年先生忽然起立，指着漱溟说：“梁先生！今天不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想的全没有用。今天要打仗，要打胜仗。你要把学校教育制度推翻，实行你的书院，更是荒唐。”漱溟的话就这样半路上打住了。

第二次以后的会议是在中山路铁道部举行。因为八月十三日之后，日本飞机的空袭每天上午八时起，随时来到。铁道部有一座水泥钢筋的建筑，其中会议室可供开会之用。

蒋百里先生是在第二次会议之后才出席的。他在会议上，说到学校动员，要求政府把大中学生留下读书，以供长期抗战中的工业生产与科学发展之用。他慷慨陈词，声随泪下，在座者都为之感动。

八、“小参议会”

中央有成立大本营的计议。大本营有六个部，将有关的政府、军事和党的机关，并入六个部，以期统一事权，迅速行动。

大本营第五部部长是熊式辉，副部长是周佛海。这个部聘请各党派人士为顾问或参议，号称为小参议会。有几位先生是第五部顾问，后来改聘为国防参议员。

第五部是主管国际宣传工作的。为了参加这一工作，同时又与各党派人士联络，我有时到阴阳营四号会商一些事情。大本营不久就撤销了，第五部也就没有继续办下去。

九、一家人再聚首

在警报频发的紧张情况之下，我得到冰如的消息。他们从北平，经天津，乘海船到烟台，转潍县，过济南，搭津浦路车到浦口。我立刻渡江到浦口去接车。

当日军进入北京之日，大乘巷所属的警察派出所有一警官来舍间，叫我家中之人赶紧清查文件、信札和稿子，一齐烧毁，一两天就要搜索。冰如督促工友将那些东西清理烧掉了。家属由大乘巷搬到报子街李家暂为躲避，一方面冰如与米粮库胡适之太太通电话，打听牯岭的消息。可是牯岭与北平之间已经失去联络了。

冰如每天探听铁路交通的情况。过了好久，仍无头绪。手上只剩下法币一千元，有那多人要带走，怎样办？她非常焦急。忽一日，火车通了。她带着两个妹妹，六个儿女，还有李实、赵普巨和一位邵君同行。他们由东车站，经过日军检查之下，上了火车。冰如把女孩子们隐蔽在车位的角落里，把小孩子搁在坐位上，自己抱着最小的孩子，站在坐位旁边。哪里还有座位可坐？

一路上日军不断的巡查火车。每一刻每一分钟都在恐怖的状态。好不容易到了天津。她牵着和抱着孩子们走过好几处日军岗哨，过了大桥，进入英租界。到处的旅馆都是客满。走了多条马路，才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客厅的地板上，暂得休息。

从天津到塘沽，由海岸下驳船。孩子们和行李一一拖了下去。再从驳船吊上“恒生”货轮。他们借用船员的铺位。船开后，驶进“黑水洋”，一家人等都受不住颠簸，昏晕呕吐。如此两天，才到达烟台。

烟台有旅馆可以落脚。但是当地的警察催旅客们快走，再迟一点，长途汽车就不通了。冰如督促他们一行继续赶路。烟潍公路“其直如矢”，长途汽车沿着海岸迤逦前进，那风景之清朗秀丽，不是言语所能形容。但是冰如自己还是抱住最小的范生站着，大些的恒生和晋生睡在车板之上。到了他们醒来要吃东西，只有烟台苹果充饥。孩子的肚子泄了，又要等到停车时才牵着下车。风景虽好，心境是太苦了。

半夜里车子到了潍县，刚好遇见空袭警报。旅客们分散到田间，隐伏在高粱之下。警报解除之后，冰如叫好了人力车，讲好价钱。她去牵孩子们?车的当口，另外一批旅客上了车就催着走。冰如只得另雇人力车。

好不容易到达潍县的火车站，上火车到济南。一行人刚才找到了旅馆，卸下行李，大家喘一口气。随行的人们偏要上街去玩，忽然得到消息，立刻要上津浦路的火车南下。

火车到浦口，又是半夜。他们一行下车进站，就在站里躲警报。等到警报解除，我才走进站房，一家人这就重新聚首。我们一齐过江，暂住挹江别墅，再转借颐和路郭宅，因为他家有防空洞。

我一时之间不能离开南京。我送她们搭三北公司轮船回武昌。武昌的亲戚们早就听说我的家属逃难南下。这时冰如果然拖儿带女来到了。借钱无人理。租房子无人帮忙。借家具，借棉被，到处碰壁。还是乡亲魏绍征同志商承湖北省党部书记长杨锦昱先生来协助她装电灯，申请电话。同时舍下的九嫂慨然借给银元一百元。母亲从乡间来，带了新棉被，岳母亦从乡间来看望。才在正卫街安顿了住宅。

回想五个月之前，就是这年四月，我和冰如由北平回武昌省视母亲的健康，同时看望岳父的疾病。那时候，逐校演讲，到处欢迎。如今北平沦陷了，家属避难回省，这种冷漠凄清的景况，令人感慨不已。这是九月的事。⑤

东战场与武汉（1）

一、抗战的目的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在敌机连续空袭首都的紧张状态之中，我搭江轮（龙兴号）循长江西上，在细雨纷纷之下，到达汉口，即转武昌，回正卫街寓所。

我回武昌之后，参加湖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这时候，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发行各种刊物，把抗战分为两种，一种是“独裁抗战”，一种是“民主抗战”。他们主张“民主联合政府”领导抗战，认为这才是“民主抗战”。反之，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就是“独裁抗战”。同时，一般报纸和刊物，特别是汉口《大公报》，都持“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论调。我在演讲中，指出了战争本身的目的是争取胜利。战争的政治目的却是更高更远。我们的抗战的最高目的是建设三民主义的独立统一国家。

我在武汉逗留数日，仍返南京。

二、淞沪之战

十一月，淞沪之战扩大进行。自八月以来，日方最初只是使用它驻沪的海军陆战队，后来被迫才增调陆军一个师团，再度被迫增调两个师团乃至七个师团。我方集中兵力至五十万人，都是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这一扩大战役是与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相呼应，将中国抗战的声势在国际政治上，大为提高。

中央政府机关向武汉及重庆疏散。国防参议会随着交通部专轮迁往武汉。罗钧任（文干）先生与我一同在官舱的客厅里打地铺。一路上，长江的上空是凄风苦雨。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颇不寂寞。

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钧儒等常起争议。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②

他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我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他说：“那又何必！”说完后，相对而笑。

十二月十二日之前三天，左派分子筹划游行集会，庆祝“双十二”。他们是借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鼓吹“民主联合政府”。我在国防参议会提出这件事。黄炎培又拿出他“悲天悯人”的腔调，说道：“万万不可这样，我一定去找董必武谈谈。”

董必武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驻京代表，此刻在武汉。沈、黄诸人是经常奔走于政府与董之间的。

黄炎培说话之后，我起立发言：“董必武对人说：只怕国民党不开门。只要它的门开一条缝，我们便挤进去。门缝挤开了，我们便撞进去。门撞开了，我们便打进去。你们诸位与他谈什么？”沈说道：“董先生真说了这话吗？不可信。不可信。”

十二月十二日左派的集会是打消了，武昌的街道上还有零星的小游行。但是“联合政府”的口号仍然喊得响亮。有一天，马哲民到正卫街舍下来。他说道：“他们的计划，中央军在东战场失败之后，他们就要在西安组成联合政府。”一两天后，黄松龄来谈，开口就问东战场的消息。我坦率地答道：“我答说消息好，你们不信。我答说消息不好，你们就要组织联合政府。老实告诉你，东战场的战线是向后撤了。国军在那道前线还有三十多万人的实力。”黄看见我的面色严厉，立刻站起来，不辞而去。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长期抗战。统帅部在武汉指挥作战。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撤守。

三、苏俄参战吗？

苏俄驻华大使原是鲍格莫洛夫。他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之后，被召回俄。后来的消息，他被控“勾结中国”在莫斯科受审判。

二十六年春夏之交，我在北平，收到塔斯社寄来的一本厚书。书的内容是苏俄法庭审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平行路线”的记录。检察长维辛斯基莅庭指控。他指控的是拉底克等二十余人，说他们曾经收到托洛斯基从海外来信，指使他们煽动苏俄对德日两面作战，并在战争发生之后，利用失败主义，打倒史达林政府，夺取政权。

二十七年初，苏俄新大使卢干兹奥利奥斯基来到武汉③。据说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共产党及外国的苏俄参战论。他召集左派重要人士，对他们说：中国抗战可以解除苏俄东顾之忧，让苏俄以全力应付欧洲情势。他指示他们支持国民政府，争取抗战的胜利。

当抗战爆发之初，共产党的决议是“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参加抗战，但须保持独立行动”。到了南京撤守之后，他们的决议是“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要以全力向长江以北的地区发展”。现在卢干兹大使来华，有上述的表示。共产党政治局的决议也就改为“国民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我们支持抗战，但须保持独立行动”。

于是苏俄参战之说，趋于沉寂。

东战场与武汉（2）

四、艺文研究会

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

这个会的纲领提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和“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口号。这些口号就是书刊的宣传宗旨。

五、国民参政会

三月至四月之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开会。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在纲领上，规定了设立国民参政会，为国民政府的咨询机关。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

国防参议会的全班参议员都列入国民参政员的丁项。我亦在这丁项之列。④

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约我谈话。周恩来临时也同他一起来谈。我知道共产党对外交涉，每一回至少在二人以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与别人谈话之事。他们的来意是提出一种希望，希望国民党尊重少数党的意见。

我说：“我们国民党籍参政党员人数虽多，其组织远不如你们那样严密，因此我们的党决无操纵参政会之事。”他们表示这话不可信。我说：“中国国民党是全民的党，对于各种思想和主张，只要是革命抗战的，都可兼容并包。党内与党外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我们这一缺点亦就是我们的优点。一个党如过分狭隘，所得不偿所失。”我的结论是希望中共参政员以民主风度，在会议中辩论一切问题。

在会议中，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周恩来等采取谦和而坚定的态度，以博取各方的同情。反之，那些左倾如救国会诸人，却从事斗争。⑤

①华中大学是武昌的教会学校“文华书院”改组而成的。正卫街与昙花林是直接相通的街巷。那名为两条实即一条的街道，是极其清静的学校区。

②庚子八国联军入京，先父适在北京朝考落第，困居黄冈会馆。在变乱中，由北京向西，经太原，转西安，居提学使沈卫幕府。钧儒为沈学使之侄，与先父甚为友善。所谓“八段锦”是室内柔软操，只有八种姿式。

③奥利奥斯基是假名。此人曾任苏俄陆军部次长，显然是特工人员。

④国民参政员分甲、乙、丙、丁项提名。丁项包括各党派领导者及学术界人士。

⑤本篇录自《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

乱流（1）

一、国际调停的三幕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德国驻华大使奉希特勒之命，在武汉与外交部接洽。他提出调停中日冲突之议。当时蒋委员长在南京指挥作战。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大使乘轮船东下，到南京进谒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当即坚决拒绝德国调停，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陶德曼大使随即返回武汉。

二十七年春夏之间，意大利驻华大使亦到武汉来提出调停之议。他这次特别向汪精卫致意，认为他是主张和议最适当的一人，汪表示谢绝。意使未得要领而去。

这年七月至八月间，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联袂来到武汉，愿对中日冲突从中斡旋，蒋委员长也拒绝了。

二、落叶又归根

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

有一次，汪往长沙，应省党部之请，对湖南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他由长沙回汉口之后，有一首诗，其中有“落叶又归根”之句。这诗传诵一时，但无人知其用意。实际上是陈璧君自香港派人带信到汉口，要汪到广州转香港，提出和议。汪走到长沙，中途折返汉口，不肯南下。

当时他未曾将这事的原委告诉我。在一个沉静的夜间，晚饭之后，他对我说：“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

在武汉的这一时期，汪精卫没有违背蒋委员长而另主和议的意向。首次在日本与汪之间奔走的人是唐绍仪的大小姐诸太太。她从香港到汉口来，专程见汪，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复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

三、台儿庄之战以后

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分社，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梅思平主持。他们的工作是选择外国报纸刊物的资料，或剪报，或摘译，寄到武汉，供总会参考。我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就是参考这些资料，再加以政府所得的情报来写的。

台儿庄之战，日本的两个师团惨败。板垣师团长战败回日，自称他应该切腹以谢国人。当时，同盟通讯社首脑松本重治以及西园寺公一和犬养健等，促成近卫文 ■ 组阁，并力劝板垣征四郎支持这一内阁。高宗武在港，与松本等遥相联络。日木参谋本部的“中国课”影佐祯昭在上海设立机关，派一个叫做伊藤的少尉到香港与高宗武往来。

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庠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四、从武汉到重庆

九月底，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我随即于十月初，从汉口乘水上飞机到重庆。会址设在菜园坝。我亦寄居会内。我的家属已另由汉口乘江轮至宜昌，改搭小轮往重庆，再搭长途汽车到成都，住在娘娘庙街。

汪精卫此时亦由汉口移驻重庆，住在上清寺。十月二十五日，汉口撤守后，蒋委员长由武汉南下，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在党内为副总裁，兼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蒋委员长专心致志在前方整军抗战，同时汪在后方主持党政。

陈璧君从香港到重庆。高宗武与梅思平一度由港秘密往上海。他们与影佐祯昭（所谓梅机关）谈商的结果，得到四个条款。日方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这四个条款由梅思平带到重庆。

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

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

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乱流（2）

五、由成都转河内

陈公博与我均往成都。数日之后，公博再往重庆。此时梅思平由香港有隐语电报到重庆，催汪速走。汪乃再召公博会商。

我未曾说给冰如听这一举动。我搭飞机由成都径往昆明，在旅舍暂住数日。汪夫妇与陈、周诸人分别来到昆明会合，同乘一机，续飞河内。此时已是十二月中旬。

汪夫妇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的寓所。其他诸人寄寓都城饭店。旋皆转往河内附近的山中，名为“丹岛”的避暑地。当地旅舍颇多，但此刻是冬季，除此一班人之外，别无旅客。

汪的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 ■ 的声明发表。汪在卧榻中起草声明，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和议。由公博将稿带到香港，我亦同行。公博到港后，持稿与顾孟余先生商议，顾先生痛责公博和我，说我们应该阻止此行。他坚决反对其发表。公博电汪得覆，仍然发表。这就是所谓“艳电”。

近卫声明所谓“与更生中国调整国交”，即是促汪另组政府与之谈和，亦即是根据上海梅机关协议而来。但是其所谓以“日满支协同一致”为中心之“东亚新秩序”，到底有什么内容，此刻汪精卫等亦茫然无所知。

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六、世界局势一瞥

在西方，一九三八年三月，纳粹德军侵入奥地利，并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三月至九月，希特勒企图分裂捷克。英国首相张伯伦两次往德国会晤希特勒。九月二十九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及李宾特罗夫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将捷克瓜分了。一九三九年（即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捷克遂为纳粹德国并吞。三月至四月，希特勒更进而压迫波兰。八月，苏德协定订立。九月，德军侵入波兰。苏俄亦同时向波兰进军。英法两国乃对德宣战。这就是欧洲局势演变的过程。

在东方，日本的近卫声明发表之后，蒋委员长发表演说，痛加抨击。汪与近卫两件声明对于抗战形势毫无影响。不过一星期，近卫内阁总辞职，而平沼内阁成立。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日本侵华军事更陷入胶着状态。

七、公博与岂明的话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我往河内一行，并在海防接家属到香港，住九龙太子道。周、梅两家家属先后到港，亦住九龙太子道。

这一班人，除经常会谈，交换意见，并与河内汪夫妇通消息之外，毫无所事。而汪精卫应否进入沦陷区之争议，愈趋激化。我另在山林道租楼房，独自居住。公博亦来此寄居。他每夜执笔记述过去的旧事，并与我谈论那些旧事。他在谈论之间，特为感慨的有两点：其一、“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至败事。”其二、“我（公博自称）与孟余一同跟随汪先生多年，二人不同之处，是孟余冷得下来，我冷不下来。”他接着说：“所以这次孟余脱离了汪先生，我仍然跟着他走。”

我从河内到香港时，即派武仙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况，特别访问周作人（岂明）。武仙卿由北平回香港，到九龙山道林报告他到北平考察和访问的经过。他到西华门九道湾访问那个苦茶斋主人时，岂明对他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仙卿带给我的口信，是“干不得”。

八、广洲与上海

不久，一班人潜往上海。汪夫妇亦由河内潜赴广州。我与公博仍留九龙。约在五月间，汪精卫派人到九龙邀我们二人到广州。

公博和我初到广州，即被接至爱群酒店。公博先往东山汪公馆。数小时后，始有人来接我到东山。后来才知道汪夫妇此时对我已有猜疑之意。

我们小住数日，仍返九龙。汪夫妇亦由广州转往上海。他们到上海之后，屡次派人到九龙催我前往，陈璧君一度亲来九龙面催。七月间，我乘日本邮船往上海。

汪与周、梅诸人均住虹口。我到上海下船，即被接至虹口。虹口是日本军区，随处有日军警戒。两三日后，汪夫妇及一班人均由虹口转往沪西极斯斐而路七十六号，参加所谓“全国代表大会”。

极斯斐而路七十六号是一座广阔的院落，其中有楼房。院落左右两邻的楼房均已租用，为警卫人员居住。院后的一幢小楼，驻扎日本宪兵队。院内及楼房上下，到处是参加大会的人们以及持枪警戒的人们。

汪夫妇到七十六号，即被导引到二楼。有几个人在他的休息室会商“中央委员”的?单。李士群提着手枪，带着四五个持枪的人，走到那个房间，要求增加特工人员的“中央委员”名额。一班会众眼看着这一幕，无不面容变色，相顾无言。

九、德意日俄之四角关系

上海一般市民称沪西为“歹土”。所谓沪西，是指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区域而言。此一地区为日本宪兵警戒。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执行职务。

汪夫妇和周、梅与我均移居沪西愚园路。愚园路那条巷子的巷口之内，即是日本宪兵队办事处。再向内走，左首是汪公馆，右首是陈春圃住宅，巷底有三幢房屋，由佛海、思平与我分住。

八月间，苏德协定订立了，日本平沼内阁总辞职，而阿部内阁成立。

九月底，欧洲战事爆发。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及苏俄四角关系益见密切。苏俄驻上海领事馆址原在外白渡桥北之苏州河口。日军占领上海，划虹口为军区，苏俄总领事馆迁往法租界。欧战爆发之后，苏俄总领事馆仍迁回苏州河口原址。苏俄总领事馆人员与日军人员往来频繁。总领事对于影佐表示汪精卫在南京组织政府，苏俄有立即承认之意。

德、意、日、俄如果击败美、英、法及中国，那德、意两国占据西欧、中东与非洲。苏俄由中亚细亚南下印度。日本与苏俄瓜分中国，以潼关为界。其西划归苏俄和中共，其东划归日本。这一野心企图实在令人的心寒发竖。

乱流（3）

一○、南京之行

欧战爆发之后，影佐机关积极活动，促使汪精卫“组府”。第一步先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组府”须得梁、王的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汪及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偕行。我亦参加。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行程，都在日军戒备之下。车到下关车站，汪一行下火车，乘汽车。最先是日本宪兵的摩托车十几辆，随后每辆汽车，夹着一辆日本宪兵车，最后又是日本军车若干辆。一路上几十辆排列进行。马路两旁十步一哨，其严密如此。

一行至傅厚岗一幢洋房，日本派遣军驻在南京的高级军官两排迎接。当晚在大厅举行宴会。酒过三巡，菜上四道，高宗武忽然脸现苍白，头呈昏晕。我们顿觉其有集体中毒的危机，一时颇见恐慌。宗武被扶至一间卧室里，稍为休息，数分钟即见好转。一场虚惊，才告平静。

次日，汪、王、梁会见。汪首先说明统一“组府”之意。梁鸿志略为客气，开口说道：“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王克敏坦白的说道：“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王克敏所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上午汪、王、梁会商无结果，下午径由影佐、原田与喜多三方会商。

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的打了起来。那坐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汪由南京回上海。再开会时，大家不愿提起此行。大家的心里都蒙上一层漆黑的影子，是侮辱，是羞耻，也是懊悔。

一一、六三花园会谈

到了十一月，久经沉寂之后，日方促开谈判。谈判的序幕在江湾六三花园举行。由日方之影佐、谷萩、犬养等邀请佛海、思平和周隆庠（翻译）。我亦参加。开会是在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坐在榻榻米上。

日方在会场上，分送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打字油印本。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之久，都是由日方说明“要纲”每一件的每一条的意思，和日方的目的。

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意、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为“满洲国”，第二层是为“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一二、未说出的一句话

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和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

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中共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

次日清晨，早餐之后，璧君再约我谈话。她告知我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夫妇秘密商量。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路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影佐祯昭立刻知道这些消息，马上到愚园路来见汪。汪表示迁居并发表声明的意思。汪说一句，影佐在日记本上抄一句。他抄到最后一段谈话，两行眼泪直落在日记本上。汪说完了，影佐说道：“我协助汪先生迁居，故请法租界捕房布防。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

法租界捕房当日调动巡捕二百人，散布福履理路周围，预为汪迁移时，作必要的警备。但是汪召集会议，说明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道：“看来影佐?是有诚意。”

我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

次日早餐之后，璧君对我说：“影佐动身回东京去了，等他到上海再说。昨天的话暂时搁起。”

一三、迁居环龙路

几天之后，影佐从东京返上海。于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就在愚园路周宅的楼上开始谈判。这次谈判，只有高宗武未曾参加。六三花园谈判的双方全班，连续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会议。

我派鞠清远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即转九龙太子道。他将我在上海的危险境遇，报告冰如。他们商量了两天，认为只有家眷全部搬到上海，另寻住处，才可使我迁出愚园路。冰如随即带领一群儿女，搭船到上海。她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了一幢房子。我也就离开愚园路，一起住在新寓所。

我仍然每日到愚园路参加谈判。

乱流（4）

一四、谈判的结束

十二月下旬，谈判将告完毕。汪夫妇派人往香港，力促陈公博来上海。公博到上海，已经是二十五六日，“要纲”各件略有修正，大体就绪。

汪召集会议，公博亦在座。汪首先说明“要纲”谈判的经过，及大体的结果。其次说到“同志们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一散会之后，公博拉着我到他的房间里，问道：“汪先生为什么说出杀人流血的话？你们冲突到这样么？”我答应：“杀人流血的话有什么根据，我全不知。我们意见不同是有的，或者不至这样严重吧！”公博说：“别的不说，我非赶快走开不可。”

一五、榜上无名

十二月二十八日，双方谈判已毕，约定三十一日签字。我当晚回环龙路住宅，在卧室中，卸下了随身佩带的手枪。冰如把手枪拿去，搁在枕边，对我说：“公博是走了。你要签字吗？”我答道：“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

冰如说：“我把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我们随即密商脱险的办法。

我早已知道中央决定开除汪、陈诸人的党籍，并由政府下令通缉。我是榜上无名。后来又知道，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开除党籍的名单时，蒋委员长提议，将我一个人剔除。

日本宪兵队与七十六号对我早已怀疑。我的行动早已在他们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形迹可以证明他们的猜疑。同时，我在七十六号里亦有一些线索，随时将消息告知。环龙路住宅附近也有一些警戒，使其不致发生意外。

我感觉十分的忧伤和疲惫。我称病而且卧床不起。冰如每日上街，替我办相片、船票和黄皮书。

一六、不知命在何时

二十九年一月一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要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要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佛海说：“你要保重。”我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一月四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②

①本篇的题目“乱流”是采用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小序里的字句。原序是“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怆凄，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其声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作箜篌引，而写其声。”其词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

②本篇录自《传记文学》第二卷第四期及第五期。

重抵国门（1）

一、脱险走港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日汪之间，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毕，定于三十一日签字。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野心企图，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宅，即称病不出，与内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

二十九年元旦，为避免汪、周诸人怀疑，我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当我从周佛海住宅告辞出门的时候，佛海送到门口，他说：“你的面色不好，要休息才好。”我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这样说。”

几天以前，有陈某秘密告知我，说七十六号计划，要刺杀我。我说这话，就是暗示这件事。我夫妇每天将手枪放在床边，随时准备着，如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拜年之后，陈璧君主张我补签密约。汪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这是一个生死开头。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那就是我的生命断送的时候。

这天自愚园路回法租界，仍然卧病在床。高宗武兄来拜年并问病。我对他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宗武说：“走了吧！”我们决定乘四日开船往港的胡佛总统号。

四日上午，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码头，直上轮船。中午，船开了，航行到公海之后，我才从船中打电报给冰如报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

愚园路诸人得知我离沪往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法国公园里，她自己镇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这种情势何能持久？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六日一早，她打电话请见，陈当即允见面一谈。

陈接见冰如，首先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

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①

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她又说：“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二、留下三个孩子

陈璧君不肯答应冰如的要求，推辞的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的安全。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我只有走极端。至此，汪、陈才一口气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②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

冰如得到允许之后，立即买船票，乘法国邮船离沪往港。她带了四儿晋生及五儿范生上船，留下女儿琴薰，大儿泰来，三儿恒生在上海。当冰如从十六铺码头上船时，三个大孩子在码头上，眼见他们的母亲带着弟弟上船，船上与船下，都痛哭失声。这一去是生离还是死别，是无从预知的。

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三、孩子们逃出虎口

我与杜月笙先生筹划，如何救那三个孩子出险。我们商量的结果，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图谋偷运出口的方法。

墨林原住法租界华格臬路杜月笙的老公馆。上海沦陷后，他移居杜美路新公馆，新公馆的墙外，是一座煤球厂。

资生与墨林联络好了，便打电话给琴薰，指点了一个办法。琴薰接到了电话，即将泰来和恒生送到沪西二姑母的煤铺去。她自己携带一个小包裹到法租界万五姨住宅里寄放。他们对两家的说法，是住宅吵闹不安，他们要想在亲戚家里小住一两天。安顿好了，琴薰仍回环龙路。

重抵国门（2）

次日清晨，琴薰带书包到霞飞路西段上学。她从学校前门进，从学校后门出，坐上万墨林准备好的街车，到沪西，接了泰来和恒生，再到杜美路那座煤球厂。那厂里是黑黝黝的，几乎对面看不见别人的面孔。孩子们碰着的，都是些陌生人。那班陌生人支配他们分乘三辆街车，分途直驶十六铺。他们在码头上，互不闻问。他们分乘舢板从意大利邮轮的尾部，被拉上轮船。他们在轮船上，分别四处坐下。孩子们都知道，若是三人之中，有一个被捕下船，其他两人也只有各自逃生，不能关照。

意大利邮轮出了吴淞口，到公海上，三个孩子和曾先生才聚合在一间房舱里。弟兄们走到一处，不知道是笑还是哭，每一个眼眶里都是泪珠。

一月二十日，孩子们到了香港，我们才在二十一日把日汪密约发表出来。从重庆来与我们接洽发稿者，就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

四、我在九龙

我家寄住九龙根德道。根德道是上九龙塘。从下九龙塘到上九龙塘，只有一条马路。那马路上，时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行走。就中就有杜公馆指派来照应我的安全的朋友们。

上海方面并没有放松我一步。有一次，从上海到香港的秘密工作者之中，有七十六号派来的一人。他带着白色的药粉和手枪。他的任务是如果无法在我家下毒药，即在杜公馆请我吃饭时用枪袭击。但是那位同志到香港后，将他的任务报告杜先生，他也就不回上海去了。

我家的菜每天都由冰如自己到市场去买，自己拿回来做。他们要下手放药，是得不到那样的机会的。

尖沙嘴过海的轮渡，是港九之间的咽喉。任何人从那里走过，必然会遇着熟人。有一次，香港的皇后电影院放映《维多利亚的英宫六十年》。我很想过海去看，又怕暴露形迹。于是我戴上从上海街买来的一撮小胡须，到尖沙嘴搭轮前往。次日，杜先生派人来警告：“你戴假胡须，更容易被人发现。”

五、万墨林被捕

当然，我更关心万墨林先生在上海的情况。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他在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捕。他被带到四马路捕房，虹口日本宪兵队，极斯斐而路七十六号。他被灌开水，上老虎凳，受尽各种残酷的刑讯。他始终不肯供出蒋伯诚以及其他地下工作同志的住址和姓名。③

当时，杜月笙先生着人带口信给七十六号一班人说了这样的三条：（一）我们总有一天要见面，你们应留下见面之情；（二）你们要干，大家干；（三）铜钿么，好讲。这三条果然有效。墨林的朋友们花了法币十六万，以后墨林便免于拷打。最后由金鼎勋奔走说项，交五十三家商店联保，才获保释。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第二次是在三十一年之冬。当时，蒋伯诚先生在上海中了风，住在福履理路。伯诚的太太首先被捕，墨林和曹俊、王先青等十几位同志同时被捕。墨林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因为他患慢性腹膜炎，转大西路宏恩医院，再转西蒲石路，与伯诚们住在一处，便于养病。经过了六个月，才被释放。

六、启德机场的空袭

三十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报纸每日的篇幅，为刘妹妹案的法庭记录所占满。④读报的人们看不到战火将临之征兆。只有防空人员的活动，在无人注意之中进行着。

八日清晨，恒生与晋生在亚皆老街住宅大门口候车，要到九龙塘小学去上课。公共汽车一到，弟兄二人立即登车。等车到九龙小学门口，他们下了车，晋生（七岁）发现他的书包丢了，他步行回到亚皆老街。他在中途，听见了轰炸声。他背倚短墙，问那些过路人：“是演习还是真轰炸？”过路人说：“是演习。”但是他继续行进时，听见了更多的炸弹声。路上的人说：“启德机场被轰炸了。”这时九龙小学也放了学。恒生找到了晋生，一同回寓。

从此时起，九龙渐呈混乱状态。一般粮食和食品店（所谓士多）都关了门。市民们无法买到粮食和菜蔬。防空队把所有的街车（所谓的士），和公共汽车都控制了。电话大抵搅线或发生其他障碍。

晋生哭着要找他的书包。恒生说：“仗打起来了，还要什么书包。”

七、飞机来救

日军从深圳向新界进攻。英印部队一批一批乘大卡车撤退。九日之夜，柯士甸道“国际通讯社”⑤办事处万济舟来舍，说重庆有电报来，要我与中国航空公司接头，搭今夜起飞的飞机去重庆。我与济舟步行到杜公馆去，找车子到启德机场。杜太太接见我，托我带一件毛衣到重庆交月笙穿用。但是汽车缺油，同时司机阿陶也找不着。过了十二点，只听得飞机起飞了。我只好打道回寓。

重抵国门（3）

十一日，弥敦道已有群众攻击士多，抢取粮食之事。下午，胡叙五先生来舍。他住在北京道。他接到战时首都重庆的电报，说立刻派飞机到九龙，抢救许崇智先生和我二人脱险回国，叫我立刻到启德机杨候机。但是那时，亚皆老街门首亦已有少数群众抢劫之事。同时启德机场的地面工作人员全散了，飞机凌空绕行数匝，不能降落。我也无法到达机场。于是飞机回国了，我也放弃了脱险的意念。

八、落荒而走山林道

眼见得日军就要进来，并且街道上一团混乱。我换了破旧棉袍，独自离家，沿着亚皆老街、弥敦道，向山林道走。一路上遭遇了好几批群众攻掠士多。我亦扬手高呼，混在人群中间走过。

内人冰如带领着儿子们循同一路线走向山林道。他们一路被群众搜身，那第一批搜身的众人们把他们身上带着一些钱搜去之后，给他们一纸条，上面写着“心胃气痛散”，对他们说：“你们拿着这个纸条，就可以通过。”果然再有众人搜身，看了纸条，便放过他们。

我到了山林道上分租的一间楼房，等了好几小时，冰如和孩子们方才一个个面无人色来到。我们一家人只有一小布包米，几件衣服，其他一无所有。我们在这间小房里住下。

第二天拂晓，日军进入九龙。每条街道上的商店和住宅，都挂起太阳旗。哪有许多太阳旗呢？一些人们只是扯一块白布，用大碗将红墨水印一颗圆形在布上，那就是太阳旗。

我们哪有饭吃。每天有一次煮一点稀饭，分给孩子们吃。没有菜，他们格外想多吃，哪有多的可吃呢？楼上楼下和邻居的女用人参加了群众大队，打开了九龙仓，搬出了大箱的罐头，隔壁的女用人亦分了一箱沙丁罐头。我们就将余启恩先生送来的糯米，拿出一小包换取两三个罐头。每到吃稀饭时，每个小孩子只许吃沙丁一小匙。

但是，情势更加危急。自来水没有了。没有水比没有米还要严重。人们不能洗脸洗衣都不必说，没有煮稀饭的水，尤其没有水喝，那是再严重也没有的事。山林道有井水，可是很难抢到。

问题更不止此。孩子们在斗室里，都知道不能哭，甚至不敢大声说话。这日子怎样过？恒生只有九岁。有一次，他问我道：“我们就是这样不能逃出去吗？”我答道：“不能出去。”恒生从此不说话，也没有笑容，并且睡着了，会哭醒。那范生（四岁）和晋生是太小了。我没有其他方法安稳他们，我为他们讲《西游记》。

一天的晚间，我在讲《西游记》的火焰山。英军从香港发炮，轰击九龙的天文台。⑥有一炮恰巧打到山林道我们住房的后进。我们房间的窗上玻璃寸寸破裂，那大量的玻璃破片从孩子们的头上，直爆下来，可是他们都没有受伤。

这房子是不能再住了。各房间住客都在夜间离开了。我们拿一件破棉絮，背在背上，并将热水瓶挂在小孩的身上。半夜三时，一家大小一起走到弥敦道，原想从此走到上海街，再到亚皆老街。我们以为自己的住宅里还有水可喝。但在拂晓之后，我们顺着弥敦道右边走，为哨兵所拦阻，无论如何，不能过街。我们又不敢在大街上多露面，怕的是被侦查者发现。我们只得在一幢房子的大门里坐在地上，等候时机过街。

冰如的手上，提着一件小衣包，其中有菊花牌牛奶一小罐。她拿出来，滴了几点在热水瓶盖里，冲了一点热水，给龙生吃（他不到一岁）。还有一点牛奶，她冲了送给我。我推回给她。如此一推，把牛奶推泼了。晋生大叹“可惜了”。恒生低着头不说话。范生说：“我口干，我用舌舐嘴唇。”

那大门内左首一家，开了门，强迫我们走开。我们只得拖着破棉被，挂着水瓶，提着小包，沿着骑楼走。忽然发现弥敦道开放了，可以过街。我们便急行过街，到达了上海街。上海街给我们以安全感。街两旁有的是死尸，街上的人群是乱哄哄的。街又不走汽车，我们顺着街走，随处歇息。一天到夜，没有东西吃。不过，心里是比较安静了。

九、过不了铁路桥下

上海街也是不易通行的。每隔若干步，就有一道麻绳拦阻，由那些两臂上系着白布，印着太阳的人们看守⑦。每隔几小时，放行一次。我们就是这样走了一天一夜，才从上海街走到亚皆老街的街头。那街的中间有一道铁路桥，桥下有一岗位，标榜着一张白纸，上面是“通过者铳杀”。我们无法通过。

我们坐在亚皆老街左边的岔路旁。那坡上有一座小木屋。木屋的住客有三家。一家是“一定好”茶楼的股东，一家是木匠。他们都住楼下。那楼上原住着一个司机，此刻是被日军征用去了。

那位商人看见我一家大小坐在路旁，就来问讯。我答复他说：“我们是在新界元朗做生意的。现在元朗不能住了，要到九龙城投亲。因为无法走过那个岗位，才在这里休息一下。”他说：“走难遇贵人。你们如愿住在楼上，只要三十元，就可留住。”

当时，五十元至五百元大钞不能用。只有十元与五元小钞可用。我家的女用人“阿二”将她存留的十元钞三张借给我们，将房间租了。我们在这小楼上又住了几天。

白日没有饭吃。阿二又借出五元小钞，买了楼下木匠太太的豆粉。冰如每天冲一次豆粉，喂龙生，也分一点给那几个大些的孩子。我夫妇和阿二都不吃。木匠看见范生饿得可怜，分了一碗面糊给他吃。他搁在板凳上，说：“这是给我吃的么？”

重抵国门（4）

到夜间，楼上满是臭虫。冰如与孩子们睡在楼板上。他们被臭虫咬，睡不好。范生睡好了，胸口上集中了成百的臭虫，呈现着一片紫红色。我躺在摇椅上，臭虫们一串一串的从楼板走上椅子来，围着吃。我心里想：“我几天没吃饭，有几多血给你吃。”

这日子是不能持久的。泰来一直留在亚皆老街住宅。我有一个亲戚陈厚庵，那是不可靠的人。我夫妇总是怀疑泰来会被他陷害，老不放心。我们飘流在外，又没有饭吃。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闯回去。

木匠是可爱的青年人。他知道我家急于到九龙城探亲（到九龙城是一种借口，实在是要回亚皆老街住宅）。有一晚，他对我说：“你们要往九龙城，明日一早跟随我走。”

次日尚未天亮。我们背着棉被，带着热水瓶，一家大小，先闯铁路桥门，仍然不能通过，我们转身跟着木匠走。我们通过了一片菜园，通过了几条街道，到达了太子道，天已大亮。若能通过太子道，即可到达亚皆老街。⑧ 但是，太子道又不能通过。那太子道上，军车往来频繁，我们不敢露面太久。于是转身九龙塘，到根德道，找徐寄■先生和黄雪楼先生。

徐、黄两位见我们进门。他们说：“家眷不能久留。希圣暂留此好了。”他们正在开饭。孩子们几天未吃饱，看见了饭菜，一转瞬间如风扫残云，给吃光了。冰如和我吃不下去。等他们吃完了，冰如便带着孩子们走了。

十、每一炮的三响

当清晨走过那片菜园到九龙塘之际，我们跟随着大批群众，越过铁路。铁路之旁有铁栅子，每根铁条的上端都是尖似刺刀。那大批群众越过铁栅，我们把孩子一个一个递过去，我们也跳过去。成天成夜未曾吃饭的人，到那时居然有气力作高栏竞走！

现在，冰如带着孩子们越栅去了。我留在根德道。

根德道的住宅之后门，是一小巷。巷那边是约道的房屋的后门。约道的陈老先生到徐先生这边，警告他们说：“你们房东刘某是通日本宪兵的。他认得这位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只是不知他姓陶。陶先生决不可住在你们家。我请他到我家，我家的后院有一汽车间，那楼上可住。”我听从陈老先生的警告，便到他家那小楼上去了。

到夜间，香港的英军与九龙的日军互换炮火。每一炮都是三响。第一是发炮声，第二是炮弹声，第三是轰炸声。每一次的三声都在我耳朵里震动着。冰如和孩子们到何处去了？他们是否在木屋里住着？他们哪有东西吃？心里只有这些问题在盘旋着。

我通夜在窗下祷告。我当时还未曾信奉耶稣基督，但在祷告里，总是感觉到不至于有任何大灾难降临我一家。我有一颗坚强的信心，来自神意与神力。

九龙塘是日军的炮兵阵地，这几天都在戒严中。我是不能出去的。那刘某亦无法找宪兵来查缉。忽一日清晨，听说是解严了。我要了几张薄饼，夹在左肋下，立刻以快速的步伐，冲出九龙塘。我刚才翻过铁栅，越过铁路，背后就发生枪声。那是日军岗位禁止人们越过铁路的射击。前面是血迹，后面的人又倒下了。

我穿过了菜园，到达了木屋急急上楼，却没有看见冰如和孩子。我从窗口眺望亚皆老街口，发现了冰如拖着孩子们匆忙的走过去，一直向铁路桥下走。那个岗位开放了吗？是的。我急忙下楼，向那条路上前进。一下子走过了岗位，到达了亚皆老街住宅。一家人是团聚了。

冰如看见了泰来，两眼流泪着说道：“你还在！”意思是说“你还未死”！

原来冰如和小孩子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过不了铁路桥下。夜间仍住在木屋里。这天他们一行，走了一上午，才通过那可怕的岗位。我从木屋楼窗看见他们走路的疲劳与困苦。龙生是阿二背着。范生一跳一跳。恒生和晋生牵着冰如的衣服走，冰如背着棉被，提着小包。那棉被是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在晨间与晚间太冷之时，坐在路旁，好用棉被遮着小孩们的风寒。

我们团聚之后，问范生道：“你走路为什么一跳一跳？”他说：“我走不动，我跳。”

十一、只差十五分钟

当九龙塘一度解严，我冲出去之时，日本宪兵到根德道徐先生处搜查那重庆方面的人。

我出发时，留下一些港币给黄先生，说道：“我此去为吉为凶，不可预料。如其死去，请你帮助家眷回国”。⑨我离开不过十五分钟，宪兵来搜查。黄先生把钱藏在床上的垫子之下，未被宪兵们发现。

我们回到亚皆老街之后，仍保留木屋楼上的房间。我经常到那小楼上躲避。

商人对我极为友好，屡次邀我到“一定好”吃茶。我推说两腿有风湿病，走不动。但是每次下楼走走，他就力邀非去吃茶不可。有一次，我和他一道走到弥敦道口，恰好遇见日军举行“入城式”，从九龙过海到香港受降。我被阻于道旁。还是未曾到“一定好”去。

重抵国门（5）

十二、搬到山东街

我家对门是上海农民银行的陈清华先生。他见我回来了，秘密告诉我说：“你那亲戚不可靠。现在留他在我家，给他一些肉吃，暂时可以稳住他。但是你必须打主意。”

我们回到自己住宅不久，日军有一指挥部搬到亚皆老街那幢房子里占据了三层。于是只得六家合并为三家。我家合住的是上海项老先生一家。他是纺织工业家，在新界荃湾设立工厂。到此刻，工人们没有米吃。他每天都是为了找钱买米着急。

项家工厂的高彤阶先生，就是此刻合并时与我熟识的。因为项家有年轻的少奶和小姐，他家特别着急。彤阶到处寻觅可以隐藏的处所。他找到了山东街的一家工厂，那工厂有阁楼，颇为宽大，可以隐藏眷属。当时项家，陈家与我都从亚皆老街搬到山东街。

这中间，余启恩几次送食物和小钞给我们吃用。他又在弥敦道黄医生的楼上，替我家分租一间房子。黄医生是他的舅父。可是启恩未曾把我的真姓名告诉黄医生。

十三、受威胁者不止一人

此刻九龙与香港相继沦陷。上海方面，七十六号用专机派了一批人来专门查缉我家。我在九龙四十八天之内，每天从晨至夕，每一时刻都有被搜查与被逮捕之虞。

我带着陈厚庵住山东街。眷属住弥敦道。我不敢出门。那出街奔走的，只有冰如和泰来。她虽在危险之下，但因平时极少与友人来往，认识她的人们究竟不多，所以只有她每日为了取钱，为了筹划我脱险回国的方法，到处奔走了。

冰如带着泰来从弥敦道走到九龙塘，见徐寄■先生取五元和十元小钞，来回几十里，中间经过日军的岗哨和营房，经常在恐怖与威胁之下。同时又要寻找线索，谋求送我出险的途径。

亲戚不可靠，广东籍的工人“阿木”对于我们极为忠实，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次，我们到上海街，用一张五百元的大钞，换了一袋面粉，一只火腿，几个罐头，另找回九十几元小钞。这些东西供一家吃，一时间，才不致挨饿。

十四、焦急可以致死

山东街工厂的阁楼上，每家有各自的生活方式。陈清华清理他的善本书。善本书中有宋版，有明版，亦有清代的版本。每一本的每一页都胎衬着一张较为坚韧的纸。到此刻，清华将每一页胎衬的纸，都拆了去，为的是减轻书的重量和容量。他准备着背着那些善本书走回国去。

虽在患难中，我对于他那些书还是有兴趣。除了在自己房间里与厚庵吃油饼之外，我常在对过房间之内陈清华那里小坐，便中翻阅他的书。我自己的书留在亚皆老街。身边只带了李特尔哈特的《间接战略》（Strategy of Indirect Aproach）。这本书解说历代名将的迂回作战的战略。我每天看几页或几十页，作为度过危难的时光之一法。⑩

与我隔一板壁就是项先生。再过去一间是他的眷属的住房。项老先生每天愁着两件事：一是年轻的妇女有危险；二是工厂的职工要饭吃。忽一日，有一日军的军官进入工厂，巡查一周。这军官虽然未曾发现阁楼上有人家居住，随即出厂而去，但是项老先生闷坐在房门之外的椅子上，不过十小时即告死亡。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急性溃疡，没有医药来救。

皮黄戏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把头发与胡须都急白了。那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就眼看着项先生急死在山东街。

十五、“陶希圣被捕了”

当我们最初从亚皆老街逃到山林道的时候，英印军退出，日军进入，九龙一时大为混乱。我们在混乱状态里，心境转觉镇静。市面愈是混乱，我们愈感安全。

此后我们再从山林道走进上海街，那上海街上，到处都是破枕头。因为群众抢劫每家商店，搜身先脱鞋，进入卧房，首先撕破枕头。他们知道人家的钱钞往往藏在鞋里与枕中。

再到后来，日军制止抢劫，通告市民，叫他们遇有抢劫，即时鸣锣告警。一时之间，哪有许多锣，大家只有敲打洗脸盆或煤油箱作为告警的信号。我们在山东街和弥敦道，夜间常常听见那种 ■ ■ 的响声。九龙的秩序是平定下来了，我们的处境便更觉危急了。

一日，我在陈清华房里坐着。一位上海客匆忙来到，对清华说：“陶希圣在那菜园边被捕了。上海派人来，专门搜索他一家。昨天他走过菜园时是被捕了。”清华和我面面相觑，做不得声，那客人走后，清华对我说：“你要设法逃脱才好。”

我夫妇眼看着一群小孩子，想到死后，如何得了。这必死之心是在一种非常激动的情绪之中决定下来的，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之下，苟且求生，必不能生。惟有抱定必死之心，才有求生之路。

日军政治部统制粮食，通告市民每日清早到指定地点，登记户口，领取米粮。我们怎能去登记？阿二与阿木有几天排过队，领了小量的米。冰如仍然到处寻食物，此外就是走到尖沙嘴与胡叙五先生取得联络，求脱险的方法。

重抵国门（6）

泰来（十三岁）与木匠同往亚皆老街住宅，把我的几套线装中文书一包一包的背到弥敦道。每一行程是五六里，背着包袱往来很多次，才运送完。

彤阶告诉我，如用椰子壳烧出油来搽脸，可使苍白色变为黄色。我和泰来每日烧椰子壳。他的眼睛受了椰子烟的刺激，都红肿了。那椰子油搽在脸上，我也是两行眼泪流下来。

黄医生的楼上，前面是两层铁门，经常关着，只有卧房的后窗，可以向外眺望。小孩子们闷不过，时时爬到窗台上去看外边，外边是一条巷子。巷底是垃圾堆。堆旁是死尸。死尸上是苍蝇。

龙生的周岁便是在这样的境遇里度过的。他知道不能哭，不能出去。他也只有爬上台窗去张望。

十六、各种方法都想到

余启恩先生的家在新界边境上。他派人在夜间过边界去探查那面的情形。他想送我偷渡边界。但是探查的人回报，那面有共产党活动。如果我过去，所受的危险是与日军之下相等的。他放弃这个计划。

高彤阶先生计划以帆船渡海到广东境登陆，但海路易为敌人所发现，亦难达到目的地。

十七、出九龙

日军下令疏散难民。我们的出路是来到了。蒋伯诚先生住在九龙旅馆。蔡仁抱先生与他联络，也与胡叙五联络。仁抱找到了惠阳的难民证。

那是冬天。我在晨五点左右，从黄医生的楼上，一步一步下楼梯走到门口。冰如跟随着一步一步送到门口。太阳未出，弥敦大道上一批一批的，一个一个的难民，静静的走过去。我等待马子元和万济舟来到，也就是这样的静静的沿大道向左手走。我和冰如这一生离，也许是死别。我们约好，倘如她带着孩子们能够进入国门，同时我亦能脱险，我们将在桂林相见。但那是一个假定，也许是不能实现的幻想。我不敢回头，不敢再看冰如一下。我二人各自两眼含泪。我就是那样，踏上大道，跟随着难民们向警察学校广场出发。

胡叙五先生来领路。我们一到广场，天色已亮，群众纷纷结集。我们一行是三十六人，蒋伯诚先生领队，杨克天先生是我们的总干事。伯诚穿着淡蓝色的绸袄裤，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惠阳难民。而我呢？同行的朋友们看见我来参加，无不提心吊胆，加倍恐慌。我是一个被日伪搜查的人，随时可使同行者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们夹在人群里走。当时所有的车辆都被日军集中了。 一些难民最多只能将溜冰鞋两双当做四个车轮，上面加一木板，作为搬运行李之用。我们一行连这种临时车子也都没有。我们步行到大浦，赶上渔船。黄昏的时候开船，连夜赶往沙鱼涌。

次日清晨，船行在海湾的中间，我在舱中，听见枪声。我那两条腿实在不能再用了，站也站不起来。同行者说：“海盗来了。”我勉强将两手撑着，伸头出舱，果然是海盗，而且是蒙面的海盗。

我们一行的带路人黄先生，和海盗答话，大家是自己人。于是每人出钱五元，送给他们作为见面礼。这惊险的一幕是过去了。

傍晚，我们的船到了葵涌。我们舍舟登陆，步行了半夜，才走到一个村落。原来我苦于失眠症，每天注射“布罗姆”。此刻没有药吃，只望早得休息。我挤在一间房子的一角，一堆稻草之上，一伸腿便睡了。次日清晨醒来，原来是睡在尿缸的旁边。一路上，失眠症完全好了，后来到了重庆，这个毛病依然复发。

日军的政治部获得情报，陶希圣一行三十六人走了。我们出发的第二天，有一群三十六人从九龙走到深圳。那是俞大纲先生一行。他们在深圳被日本宪兵截留。其中有一位会说日语，便与宪兵交涉。宪兵将他悬在梁上，五个人换班拿着皮鞭打，要他供出陈策与陶希圣。这位先生将两手一抱前胸，挨了几小时的打，没有招供。那宪兵队便把他们一行释放了。

这位先生就是游弥坚。他替我受了苦。

我们一行向惠阳进行。我们得到消息，惠阳又被日军占领。我们在路上逗留和迂回了好几天，才由横沥上船。循东江到龙口。我从龙口乘省政府的小汽车到韶关，已经是阴历的除夕。郑彦棻先生是省政府秘书长，他接我到李主席的公馆吃年夜饭。

广东的北部，天气比香港冷多了。我们的小汽车绕登山岭，沿路的桃花与梅花同时开放，每一朵花结成一朵大冰花。那风景是平生少见的美，但是那天气是十分冷。我一到韶关，寄居省政府招待所。晚饭后，用两床棉被一压，才解了冻，睡得熟。从第二天起，韶关各界人士，识与不识，或亲到，或推代表，纷纷来问好。他们说：“听说你剥了皮，原来你没有死。”他们看见我满脸晦气，个个吃惊。殊不知那是我用椰子油化装存留下来的痕迹。我的晦气早已脱在沙鱼涌，未曾带到韶关来。

十八、家属第二次脱险

我一到韶关，即时打电报给桂林《扫荡报》。报纸发表我到韶关的消息，就是冰如和孩子们第二次脱险，走到桂林的那一天。

他们是由高彤阶先生领路，从九龙搭白银丸，到广州湾，再从广州湾，由杜月笙先生派来的范先生领路，到桂林。

白银丸是港九的海南人包下来，得到日军的许可，由九龙运送难民到广州湾。冰如携泰来、福来、恒生、晋生、范生与龙生，随同彤阶，排队上船。他们在码头上，遭逢日本宪兵鞭打，受到太阳的晒，上船之后，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也不能移动，不敢说话。那时龙生患病，带了一瓶药水，这个不满一岁的孩子单凭这点药水，度过这么长时间。

船到了广州湾，法国捕房不许旅客上岸，迫令他们原船回港，随船的日本宪兵不许回港。那潮州难民群，一派哭声和抗议，同时推代表与宪兵交涉。到了黄昏时候法国巡捕收班，那全体旅客才下划子上岸。但是他们所有的行李都被一个划子抢走了。他们结集在岸上，一面赶回那只划子，将行李集中，大家围绕，到第二天清早，才一件一件的清还原主，丝毫不差。

冰如带着孩子，住在一家旅店。她一面打电报到重庆给杜先生，一面抱龙生找医生治病。第二天范先生接到杜先生电报，寻到旅舍，送来川资，并筹划由广州湾到桂林的方法。

他们一行离开广州湾，中途遇见盗匪。范先生带了当地的几位保安队员，与他们打了交代，总算是未曾被劫。

那天气是冷极了。他们未曾带厚棉衣，小孩子们的手脚都冻僵了。每到一站，彤阶从难民队里，抢叫饭菜，抢定房间，供给我家数口的食宿。

我从韶关经衡阳，乘火车到桂林，一家人总算是重新团聚了。只有琴薰，当我们沦陷九龙时，是在西南联合大学肄业。她听到的都是些不祥的消息，日夜以泪洗面。我经过河源时，打了电报，并汇一点钱给她。同时，陈布雷先生从重庆打电报给蒋梦麟校长，转报我脱险的消息。琴薰接到汇款通知，到中国银行分行取款时，行员们一齐集合在柜台里，看着这个悲喜交集的女孩子，大家说：“你的父亲没有死！”

我从桂林，随同熊天翼将军乘飞机到重庆。我从机场上坡到海关检查处，翻开行李请检查人员看。他们不约而同地，集合到我面前欢呼着：“你还没有死！”

家属在桂林住了七个月，都是由林啸谷先生照料。他们从桂林搭长途汽车，到金城江，那里客栈不知道有多少旅客等候车子。他们找到了白先生，也是杜月笙先生的指示，才得到车位，到重庆来。我们在南岸陶子钦先生的印刷厂借住，那是我家第三次团聚。{11}

①当时的情况，若是家眷不到上海来，我被监视必更加严密，也就无法脱走。

②冰如提出的条件，是希圣回沪之后，不到愚园路，不往南京，不参加“组府”。汪都答应了，并且保障我家在上海居住和安全。

③墨林的脑子里，记住很多朋友的住址和电话。他是地下抗战工作者的总交通。若是他放松一句话，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捕。

④刘妹妹案是英国空军的将领涉嫌受防空工程包商的贿，而贿款是由刘妹妹转手的。那女人与那将领有关系，因而此案的法庭问答有桃色的意味。

⑤我在柯士甸道办了一个小刊物，叫做《国际通讯》。这刊物搜集外国报刊的论文，译为中文，印寄后方。

⑥天文台是日军的炮火阵地。山林道是在天文台的后面。林庚白先生住在此处。他出门找食物，为日军岗哨所铳杀。

⑦此刻臂挂白布替日军防守街道的人们，也就是从前臂挂黄布替英军做防空队的人们。

⑧在到达太子道的途中，我们经过洪力生夫妇的住宅之前。我去看洪先生。他们的门紧闭着，无人答话。他们已逃到别处去了。

⑨这笔钱后来补助九龙塘小学校长黄先生一家十余口回肇庆。我随难民走东江，只带了法币四百元。冰如们走广州湾，亦只带少数法币。

⑩我收藏了一些英文书，以名著与名人传记为主。对门的王家的子弟到我家来拿去了。当时所有英文书都烧毁了。我留下那些名著和传记，又被他们拿去。我手边只剩三四种英文书，看完后亦烧掉。

{11}本篇录自《传记文学》第二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