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目录

- 引言 击鼙鼓而思戴笠

- 蒋介石立志（1）

- 蒋介石立志（2）

- 蒋介石立志（3）

- 蒋介石立志（4）

- 戴春风改名（1）

- 戴春风改名（2）

- 戴春风改名（3）

- 溪口晋见

- 考验与赏识（1）

- 考验与赏识（2）

- “蓝衣社”辨正（1）

- “蓝衣社”辨正（2）

- 特务处的班底（1）

- 特务处的班底（2）

- 力行社全体出动

- 南天王失机（1）

- 南天王失机（2）

- 六国饭店的枪声

- 杨杏佛喋血（1）

- 杨杏佛喋血（2）

- 暗杀史量才（1）

- 暗杀史量才（2）

- 盟兄之死

- 斧砍唐绍仪

- 军统大膨胀（1）

- 军统大膨胀（2）

- 中美合作（1）

- 中美合作（2）

- 中美合作（3）

- “主任”学“校长”

- 特工“天才”（1）

- 特工“天才”（2）

- 特工“天才”（3）

- 强大的保护伞（1）

- 强大的保护伞（2）

- 威权赫赫（1）

- 威权赫赫（2）

- 威权赫赫（3）

- 为所欲为（1）

- 为所欲为（2）

- 忠蒋是命（1）

- 忠蒋是命（2）

- 忠蒋是命（3）

- 忠蒋是命（4）

- 金钱与铁链（1）

- 金钱与铁链（2）

目录

引言　击鼙鼓而思戴笠

一　生当乱世

蒋介石立志

戴春风改名

二　君臣初定

溪口晋见

考验与赏识

“蓝衣社”辨正

特务处的班底

三　釜底抽薪

力行社全体出动

“南天王”失机

四　黑刀出鞘

六国饭店的枪声

杨杏佛喋血

暗杀史量才

盟兄之死

斧砍唐绍仪

五　特工大手笔

军统大膨胀

中美合作

“主任”学“校长”

特工“天才”

六　校长做主

强大的保护伞

威权赫赫

为所欲为

七　乃君乃臣

忠蒋是命

金钱与铁链

蒋介石的用人原则与戴笠的“政治艺术”

八　如臂使指

管束少帅

“迎接”杨虎城

元老以下

军事谍报

九　反共高手

“深谋远虑”

宣侠父之死

军统局内有共产党

扑不灭的组织

十　蒋汪大斗杀

汪精卫之死

杀敌除奸

十一　对日间谍战

游击乎？反共乎？

敌后大破坏

罗斯福想见戴笠

十二　“奇妙”的运用

蒋介石·戴笠·周佛海

策反乎？勾结乎？

八十万伪军归麾下

肃奸的“学问”

十三　命者？时也！

戴笠不得好死

蒋介石哭了

命者，时也！

引言 击鼙鼓而思戴笠

1954年，台湾，蒋介石与戴笠的后代合影：蒋居中，左为戴笠儿媳——戴藏宜之妻郑锡英，右为戴笠长孙戴以宽，前为戴笠幼孙戴以昶。

照片上，蒋介石一改往日的刚毅、威凛，脸露慈和，双手抚在七岁的戴以昶肩上，很像慈爱的老爷爷。

这，在蒋与家人以外的合影中是不多见的。

这张照片来之不易——

自1946年戴笠撞山而死，蒋介石与中共大战三年，兵败如山，落花流水。败退台湾后，他痛下决心，改造党务，把分崩离析的国民党重新拾掇成一个坚固的团体，扯起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大旗。

但反攻大陆谈何容易?四百多万军队消亡殆尽。毛泽东的新中国正蒸蒸日上。连美国大老板都在朝鲜挂起了“免战牌”。于是，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又敲起了“政治作战”、“心理作战”的鼙鼓，鼓吹“重建大陆党务”，布置“敌后地下组织”、“工作据点”、“情报网”，实行“渗透”、“策反”和破坏。并多次布置谋杀中共高层领导人。

这，不能不使他又思念起个中“高手”、得力鹰犬戴笠。也是为了表示他不忘旧情，笼络特务们为他拼死效力，亲令毛人凤运用潜伏的特务，千方百计，把戴笠的遗属从上海辗转接到台湾，并立即安排接见。

这，才有了上面的合影。

后，戴笠长孙在美国获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幼孙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任职于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恩泽”所至。

而要说清蒋介石之所以能对戴笠——这个黄埔六期学生如此重情，泽被后代，却要拉开戴笠与蒋介石——臣与君、仆与主二十年关系的帷幕……

蒋介石立志（1）

1927年8月，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寺。

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眼望寺外佳山胜水，陷入深沉的回忆……

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浙江省奉化县城之北。早年隶属禽孝乡，1928年改称溪口乡，1935年改为溪口镇。

这里山环水绕，风景秀美。境内溪流潺潺，著名者三条，即县溪、锦溪、剡溪。剡溪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回肠九曲，与县溪、锦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第一曲名为六诏，传说当年王羲之隐居于此，晋帝六次下诏征其入朝，王均不应，因此得名。第二曲名为跸驻，相传吴越王钱鏐曾驻跸于此，故名。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汇合于锦溪，就是溪口，又名锦溪村。蒋介石就出生在这里。相传有诗赞溪口云：“为龙应不远，飞去只当前。”深为蒋介石所赞赏。

距溪口二十余里有雪窦山，为四明山支脉。这里“万峰绝顶，旷为平原，纵横宽坦，有一百余顷。村落相望，鸡犬相闻，稻麦咸青，恍若世外桃源。四周有九峰环抱，其圆如珠者为玄珠峰；遥望腾空飞舞者为天马峰；如象鼻朝天者为象鼻峰；状如桫椤叶者为桫椤峰；东有东翠峰；西有琴峦峰等。山顶平地上有一古刹，即雪窦寺。因高出峰居正中的乳峰，下面有一石窦，泉水从中喷激而出，其色如雪，所以称为乳窦或雪窦。山名、寺名均源于此。”

这时，这位戎马倥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南京政府缔造者，迫于各方压力，暂时辞去职务，正在这里沉思自己走过的路程。

蒋介石有这么一个特点——常常好回忆自己的过去，也常常检讨自己的过去。以追思自己往日所为的对与错，探讨未来的途径。后来，这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定例，在日记中，设有每周、每月反省录。败退台湾后，更是深刻检讨各种失败的原因，在国民党党政军各级干部中宣讲，终于痛下决心，改造党务，把台湾治理成铁桶一般的蒋氏庭园。这是后话。

而今，他第一次下野，又人到中年，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青年，追随孙中山到成为国民党军事领袖的生涯：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生于溪口，斯年其父四十五岁，母二十三岁。

蒋介石儿时的性格，是好奇、好强、顽皮。其祖父为祈这个爱孙平安无事，曾为其改谱名为周泰。

1895年，其父蒋肃庵病逝，由其母千辛万苦，把他拉扯长大成人。那时的中国，传统观念积习甚深，家中无主夫，便要受欺侮。况王采玉是蒋肃庵的第三房妻子，因此遭受的不仅是社会上的欺凌，更有家族内的闲阋，境况艰难。蒋介石哭母文曾说：“迨后先考中殂，家难频作，于此二六寒暑间，内弭阋墙之祸，外御横逆之侮，爱护弱子，督责不肖，维持祖业，丕振家声，何莫非吾母诚挚之精神，及无量苦心，有以致然也。”

蒋介石立志（2）

其母王采玉，忍气吞声，督责幼子，使蒋介石幼年时就受到了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后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虽戎马倥偬，舟车逆旅，仍不忘读书。1924年，选编书目四十多种，“用资随时精讨”。其目如下：

五经 四子书

孔子家语 左传

战国策 六韬

孙子 吴子

管子 庄子

韩非子 离骚

史记 汉书

资治通鉴 清史辑览

西洋史 普法战史

拿氏战史 日俄战史

欧战史 各种军事学

战时正义 巴尔克战术

中国地理 亚洲地理

古文观止 古文辞类纂

岳武穆集 诸葛武侯集

戚武毅丛书文 文山全集

胡林翼全集 曾国藩全集

骆秉章全集 左宗棠全集

樊山批读 李鸿章全集

心理学 中国哲学史讲话

社会学 统计学

世界地理 经济学

少年蒋介石还有一个特点需要提到，就是他性坚强，怀大志，不怕苦。他在日军振武学校时，每天操练，雪深数尺，早起要刷马，晚归要刮靴，如眼苦役。但他“咬定牙根，事事争先，不自感觉其苦”。正是在此期间，他改名中正，字介石。其意为静则坚介如石，不为环境而动摇意志，动则识断果决，行动迅速，以达成功。并立志从戎，统一中国。有题照诗云：“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说，正是这样的逆境，铸就了蒋介石的少年进取之心。

“报告!”声音打断了蒋介石的思绪，他睁开眼睛。“进来!”“报告总座，该吃午饭了。”一个年轻的侍卫进来报告说。“唔，好，好。”

“总座，总座”，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南京政府军权在握的人物。这是怎么来的?是时代造成的，是社会造成的，也是自己奋斗得来的，又多亏了陈其美和孙中山。

饭后，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

蒋介石立志（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日俄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内外大潮的撞击下，早已颟顸孱弱的清王朝像一只飘荡的破船，随时可能灭顶。终于，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宣判了数千年的封建君主制的死刑。然而，多难的中华民族并没有因此走向昌盛，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对善良的革命党人举起了屠刀。接下来的是军阀混战，狼奔豕突。残酷的现实惊醒了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残梦，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重新扯起了国民革命的大旗，并在几经挫折后毅然决然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并建立黄埔军校，组建“党军”，从而奠定了统一两广、成功北伐的基础。

孙中山病逝后，革命形势继续发展。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十万大军投入战场。

北伐军先后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下两湖，占江浙，入上海，定南京……

也就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崛起了，成为中外注目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1905年东渡日本，结识陈其美，并因陈之介绍，见孙中山于宫崎寅藏家中，参加同盟会活动。

1916年和1920年，孙中山手下的两员军事大将陈其美、朱执信先后逝去，蒋介石成为孙中山身边最得力的军事助手。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召，乃“贻书张人杰，托以后事及二公子，酒泣登程”，在广州永丰舰上见到孙中山，并一直守候在身边，筹策指挥，直到安全脱险，护送到沪，使孙中山认为蒋介石确是忠心耿耿，视为亲信。

1924年，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当时，角逐校长一职的人很多，而且有的人资历老、根基深。但争议中，孙中山一锤定音：“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就这样，蒋介石登上了校长的宝座。

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起家的资本。孙中山的用意是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训出一批革命的军事将领，以建立一支革命的“党军”，因此，谁入主军校，也就预示着将来谁将握有广东的军事实权，谁就将负起组建新型武装力量的大任。蒋介石对这一切都认识得很清楚。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撰祭文说：“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诸中正……”表示要“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革命，复兴中华”。可以说是以未来的军事统帅自居了。

如果单纯就管理、建设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北伐吴、孙来说，孙中山可以说是选将得人。

出任校长后，蒋介石几乎是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军校建设上。他经常对学生训话，讲革命的目的、意义，讲军校的教育方针。强调要有“统一的精神，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组织……”教育学生要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在校内建立了严格的军纪，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必须敬礼，否则即视为严重的违纪行为。并实行连坐法：“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同时，对学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经常讲要注意卫生，防止疾病，让学生们“茶水菜饭都要注意，饭碗竹筷都要揩得干净……吃东西要嚼得碎，不可不嚼就吞下去，因为胃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还有“每个礼拜要吃一次金鸡腊霜丸；夜间放哨的弟兄，第二天总要吃碗姜汤，发泄寒气，免得感风受寒”等等。到1926年春天，黄埔军校就已招收五期学生，共七千四百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当然，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中也培植了大批个人势力，他经常找学生聊天、谈心，一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二来建立特殊的师生关系，寻找、培养自己的嫡系。后来，国民党中的黄埔系，就成为蒋介石维持个人权势的依靠力量。

在统一广东的过程中，他指挥着黄埔学生军，平商团叛乱，击溃陈炯明粤军，定杨希闵、刘震寰，战功赫赫。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出师北伐，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继而，北伐获胜，他成了耀眼的军事新星，举世瞩目的大英雄。

蒋介石立志（4）

然而，随着北伐的胜利，个人声望的鹊起，这位校长、总司令已经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军事统帅了，他要当拿破仑，当袁世凯，要以军权来攫取全国最高的统治权。为此，他早就开始这方面的筹划：一是步步打击中国共产党，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二是攫取党政权力，以形成自己的政治重心。而在实践中，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的——

1926年3月，他通过中山舰事件，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清出。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这次会上蒋介石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与其关系最密切的张静江当上常委会主席。继而，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6月，在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又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以“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6年12月，将途经南昌赴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截留，拟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设在南昌，置于自己总司令的麾下，因受到坚决反对，未得。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发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蒋记国民政府，开始了蒋家王朝对中国的统治。

古语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南京政府建立，表明蒋介石要独揽全国统治权。而这个在国民党一大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总司令虽有军权，但毕竟根基尚浅。于是，汉方、宁方内部的桂系等群起攻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杭州小住后，回到溪口老家。

正是在此期间，他接见了黄埔军校骑兵营代表，陆军中士戴笠。

戴春风改名（1）

正在蒋介石追忆自己发家史的当儿，通往雪窦寺的路上，走来三个人——蒋介石的一个副官和黄埔军校骑兵营的两个代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蒋介石得力臂膀之一，在中国人人谈虎色变的戴笠。

戴笠原名春风，学名征兰。说起他的家世、青少年时的经历，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闽、浙、赣交界处，有一道蜿蜒陡峭、风光秀美的仙霞岭。仙霞岭脚下，有个保安村，属浙江省江山县所辖。

1897年5月28日(夏历四月廿七)，保安村戴冠英家里，一声啼哭打破了邻舍的宁静，冠英妻蓝月喜生下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其祖父戴顺旺为其取名戴春风。

这一年，蒋介石十岁。

春风降世，给戴家带来了不尽的欢喜。他家薄有田产，一家子夫唱妇随，敬老爱幼，快快乐乐地生活着。然而，好景不长，顺旺老汉不久谢世，春风五岁时，戴冠英一病归天。整个家庭的担子一下子落在年轻的寡妇蓝月喜肩上。

由于戴家无主，便常受族人的欺负。一次，春风与小朋友玩时，发现本家的堂叔正在砍他家的竹子，倔强的春风冲上去，把他的堂叔臭骂一顿。他的堂叔恼羞成怒，便来追打他，直追到戴家门口，又骂了一顿。蓝月喜虽然知道过不在己家，但无力争斗，只好忍气吞声，一面向这个亲戚道歉，一面严责己子，盼其成才。

在严母的教诲下，戴笠从小入私塾读书，十分刻苦，十三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文溪高等小学，到江山县城读书。十七岁，又考入全省最好的学校——省立第一中学。

但由于身处逆境，与乡里、族人争气不过，他便把自己的怨气在同学们中发泄。少年的戴春风常好打抱不平，谁有了麻烦事，他都愿意出头，并且为人豪爽，手里有了钱，就请同学下饭店、吃小馆子。久而久之，竟在自己周围聚拢了一些同学，放学后一起游逛，假期则去爬山游水。后来还成立了青年会，戴春风自任会长，倡导女子不缠足，男子剪辫子，闹得不亦乐乎。

实际上，这一点与少年蒋瑞元颇为相似。瑞元少年时，常常与其祖父蒋玉表在一起，受之影响甚深，溪口有武岭山，有雪窦寺，是个旅游的好地方，常有游客到这里玩赏。但这里服务设施少，游人饮食困难。蒋玉表常以茶饭饷客，虽素不相识。亦足其茶，饱其食。瑞元受乃祖熏陶，也少有豪气。其父逝后，家里来客，其母王采玉，因妇道人家不好出席，便令瑞元作陪。瑞元必劝客至醉方休，客人不好意思多吃好菜，他就抓住客人筷子，按到好菜盘上。戴春风请同学下馆子，有时宁可赊账也在所不惜。这一共同特性，待以后二人有了一定权势时，都体现出来了：对异己派系，蒋介石常用金钱收买，对部下也以金钱奖励。戴春风则为蒋介石的金钱收买策略跑前跑后，运筹指使，对部下也动辄批下特别费若干元，以笼络人心，为己效命，这是后话。

戴春风改名（2）

且说戴春风考入省立一中，正该用心学习，以图进取之时，却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

原来，那时的中学有舍监，晚上要到学生宿舍查夜。这个舍监穿着皮鞋，走楼梯时“咚咚”直响。偏偏戴春风的寝室正靠楼梯口，常常在睡梦中被脚步声惊醒。同学们敢怒不敢言，而戴春风却恨得直咬牙，决心教训教训这个舍监。

一天夜里，戴春风正在梦中酣睡。“咚咚”的脚步声又响起来，把他惊醒。他听到脚步声上了楼，走远了，便悄悄爬起身，摸出一副木哑铃，蹑手蹑脚地跑出去放在楼梯口，回来后，钻进被窝，静听动静。一会儿，舍监查完寝，黑灯瞎火地下楼，刚走到楼梯口，一脚踩在哑铃上，哑铃一轱辘，舍监顺着楼梯滚下去。当时就被摔得鼻青脸肿，捂着腰眼走了。寝室的同学被响声惊醒，都不知怎么回事。戴春风却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眉飞色舞地讲起了自己的“英雄事迹”。

谁想，这下惹了大祸。第二天，校长查出是戴春风干的，一气之下，将其开除。一生的学业，就被一个恶作剧断送了。这个全省首屈一指的中学里的学生，不得不到一家豆腐店去做工。

戴春风不仅常常惹是生非，而且颇有骗的本领。他为人极要脸面，常常出手豪阔，有一个花俩。但因囊中羞涩，掏不出足够的钱来，便去骗。他在杭州与远房亲戚徐老板的儿子同回江山，船到富阳，他谎称有东西忘了带，辞别徐老板的儿子，独自上了岸。他跑回杭州，直接赶到徐老板的家里，说徐子的钱包被人偷了，困在半路，请他回来找徐老板要钱。他把谎话编得十分完全，讲得活灵活现，说在船上有流氓调戏妇女，缠着不肯放手，引起旅客围观，扭打时，徐子被撞倒，起来后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徐老板听后十分着急，马上拿出一百元钱让戴春风捎给儿子。戴接过钱后，真是心里乐开了花，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搞到这么多钱。于是，上街给母亲、妻子、儿子买了礼物，兴冲冲赶回家里。

第一次骗钱轻易得手，戴春风的胆子更大，骗术也更高明了。一次，他到华春荣的纸坊去，在桌上发现一张盖有印鉴的信笺，便偷偷拿回家里，把原有的文字裁去，只留下盖有印鉴的信纸，在空白处写了几行字，便成了一张支款的便函。他把便函拿到经销华春荣草纸的鼎丰钱店，顺利地支走一百块银洋。年终，华春荣与钱店结账时，发现是戴春风搞的鬼，便责令戴还钱，但钱早被戴花得精光，只好让他写张悔过书了事。后来，戴笠当上军统局副局长，有人密报华春荣是共产党员，他便电令戴藏宜指使特务把华春荣暗杀。1950年，戴藏宜以杀害共产党员华春荣之罪被人民政府枪毙。

此后，戴春风曾先到浙军第一师潘国纲学兵营当兵，又在宁波、上海、杭州、金华、衢州等地流浪，回乡后，又任过仙霞乡学务委员，保安乡自卫团团总，徘徊乡里，无所作为。

1926年春末夏初，戴春风在江山城里悦来客栈邂逅文溪高小同学毛人凤，时名善馀。其时，毛人凤正在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请假回乡奔丧。相谈之下，毛人凤告之“革命朝气在黄埔”，并且正在招生。戴春风闻之，大受鼓舞，想自己十三岁时，在作文《试各言尔志》的题下曾出笔惊人，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备受老师称赞。而今，年已三十(时人以虚岁计年)，寸功未立，长此以往，是何结局，不如就去报考黄埔，以求进取。他背着母亲，做好了准备，行前的晚上，对比自己大两岁的妻子毛秀丛谈了自己的抱负：“家庭夫妇之间，别离当然没有团聚好。可是为了追求一种远大的理想，开创一桩伟大的事业，就不能不有别离的时候。短暂的别离，要比长期厮守有意义。真正的孝道，要以事业的成就来报答亲恩，光耀门庭。”他的妻子毛秀丛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听不懂这些大道理，却晓得夫唱妇随。知道丈夫要远行了，噙着泪水为他收拾东西，送他出门，并把一只金簪送给他，以备旅费不足时使用。

戴春风改名（3）

戴春风到广州后，决心一改以前混世的态度，踏踏实实求进取。为了表示要痛改前非，他把名字改为戴笠，字雨农。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当下”之意，表示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不以贵贱论交情。

1926年9月，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分到入伍生部第一团十七连。

这时，北伐军正顺利进军，统一战线内部国共关系已日趋紧张。北伐军攻到武汉，蒋介石密派胡靖安，陈超回广州，联络军校学生，为反共预做准备。戴笠入校后，即一改往日之争强出头之性格，默默读书，默默操练，人目之为“乡巴佬”。实际上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他暗暗把军校作为晋身的起点。但当时形势复杂，难辨前途，故只好缄默其口，暗中，却对各方面动向密切关注。特别是对同学中有左倾思想，类似共产党言行者，更是窥察其详，并有记录。俟“四·一二”政变发生，开始全面清党，戴笠所在连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因戴笠之报告，全被肃清。从此，戴笠开始活跃起来，重新施展他的辩才，口才，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并被举为国民党营党部委员。

这时，北伐军继续挺进，控制长江下游各省，转向中原挺进。为适应平原地区作战，蒋介石电令黄埔军校校本部从第六期学生中挑选三百人，组成骑兵营，听候调用，戴笠亦在其中。

蒋介石下野时，骑兵营已开到苏州，其去向无人过问，军饷也无人再管，请示广州黄埔军校本部，也不得要领。于是，营长决定派戴笠等二人去溪口，代表骑兵营当面向身为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面请示。

这一年，蒋介石四十岁，戴笠三十岁。

溪口晋见

当戴笠他们向雪窦寺行进的时候，蒋介石已从深沉的回忆回到了现实，想到了这次下野。

“娘希匹，桂系真不是东西，要不是他们，我也不至于下野。”蒋介石一想起桂系来就生气。正当宁汉双方争斗甚酣，冯玉祥出面调停之际。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从后面插了蒋介石一刀。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庆贺其驱逐共产党，并告诫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意见。电文中，将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排在第四位。最可气的是“小诸葛”白崇禧。8月12日，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说：“我即将离开大家，以后大家一切听党中央命令”时，白崇禧唯恐蒋介石不辞职，首先表态：“党中央既已决定，我同意这个决定，同意蒋先生出国休息一段时间。”四方交迫声中，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诽谤集余一人”，于8月13日，率卫队二百人离京赴沪，旋经杭州归溪口。

“我还会回来的!”离开南京时，蒋介石恨恨地说。他的下野，只是为了暂避矛盾，徐图再起。8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得，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

回到溪口后，他一方面祭母陵，游山水，似乎在隐居。但另一方面，无时不在密切注意政局变化，并运用小组织的力量酝酿东山再起。正是在此时，由陈果夫、陈立夫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俱乐部(CC)，为蒋复职而招兵买马，暗中活动。以胡靖安为首的黄埔学生情报组织也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情报送到溪口。而且，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也不停地穿梭往来，请示机宜。可以说，蒋介石正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整个政局。正如当时的一个外国记者在访问他后所写的评论断言：“如果说蒋将军是在隐居，毋宁说是一种神话。在此僻远之地，蒋将军本欲暂忘怀于国事军事者，却不可得。”

这些，当时的许多人都被迷惑——反蒋之人拍手称快，拥蒋之人或颓丧扼腕，或煎心熬肺，还是雪窦寺的老和尚太虚法师看得明白。他在给蒋介石算命时断言：蒋这次下野是“飞龙返渊，腾骧在望”，“不出明年，一定会东山再起”。

正在这时，戴笠他们来了。按理，蒋总司令虽然是在隐居，但要接见中外记者，要会见各方政要，还要写信，还要筹划东渡日本，想法追求宋美龄，虽说不是日理万机，但一个小小的骑兵营代表，他是没有精力去安排接见的。但蒋介石一直对黄埔学生深深偏爱，并且还要靠黄埔学生打天下，因此，他接见了戴笠他们。

“唔、唔，你们有什么事?”在雪窦寺的一间禅房里，戴笠他们见到了身着长衫的总司令。在蒋介石锐利的目光注视下，他们敬了礼。

“我们恳请校长收回辞职宣言，率领我们继续北伐!”戴笠“啪”地又是一个敬礼，双手呈上骑兵营的陈情信。

“唔，唔，很好!”蒋介石看完信，又问：“骑兵营的情况怎么样?”戴笠报告了情况后，蒋介石沉思了片刻说：“唔，你们放心，困难是暂时的，我会妥善安排的，你们回去吧!”

戴笠他们告辞出去了，回到苏州，仍然不得要领。不久，骑兵营因军饷无着，大部分人离去，余人以营长沈振亚夫人变卖首饰维持伙食，而戴笠，这时已决心攀住校长这个高枝，以遂腾达之梦……

考验与赏识（1）

1928年，主持浙江省政的周凤岐突然接到一封中央的电报，说：据报，某方已派奸细多人，潜入杭州进行秘密活动，希从速严查。周得讯后，即派大批军警、便衣出动。不几日，抓到一个可疑的汉子，马上严刑拷打，辣椒水灌得鼻孔流血，皮鞭打得血肉模糊，可这个人就是什么也不说。正在此人受刑吃苦时，第二封电报到浙，说“中央为研判敌情，如捕获类似奸细嫌疑时，希立即解京审讯……”于是，这个人被解南京。

他，就是刚到总司令部从事情报工作不久的戴笠。

自溪口晋见回苏州后，戴笠就决心直接投效蒋介石。不久，他听说蒋介石到了上海，便即赶往上海。当时，胡靖安正在上海联络黄埔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但因蒋已下野，经费不足，故多离去，正在缺人之际，恰好戴笠来了。早在黄埔时，胡靖安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清党时对戴笠印象很深，于是将其罗致为情报员。当时，胡靖安领着蔡劲军、乔家才、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因无经费，生活非常艰难。戴笠住在张姓表亲的小阁楼上，时以冷饭烧饼充饥，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积极而认真地工作着。加之他以前在沪、杭等地闲混时交结过很多朋友，故情报来源也较为广泛。于是，戴笠渐渐受到重视。

且说戴笠干的是秘密的情报工作，所以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去向。以后军校迁到南京，他未报到，第六期学生毕业典礼，他也未参加，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毕业。但军校一直保留着他的学籍，并承认他是骑兵科毕业。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派胡靖安到德国留学，戴笠则在总司令部内负责搜集情报，职务最初为少尉，后升任上尉参谋。但他并不在总司令部办公，而是不时地到各处搜集情报，薪水等都由别人代领。所以，司令部的人极少认识他。

他干的是情报工作，有时情报重要而紧急，他又不能直接晋见蒋介石。据说他屡次请见，都被侍从人员拒绝，于是，他决定“拦车上书”。

一天，蒋介石的座车刚回到司令部门口还未等下车，戴笠就从斜刺里冲过去，手举着情报，边跑边喊“校长!校长!”侍卫们大吃一惊，以为有人行刺，急忙拔枪护卫，并冲上去把他打倒。侍卫长王世和说：“如戴笠敢再捣乱，即拿送宪兵部惩办。”但戴笠仍然不懈地去拦车，上条陈，既有情报的研判分析，也有他对情报工作的想法。如此数次之后，蒋介石见他的情报确有一些很有价值，关于情报工作的设想也很奇诡，于是决定对他再行考验，派他刺探周凤岐对中央的意向。并有意让他被抓获，以观其表现。这才有了戴笠被抓那一幕。

此事之后，蒋介石对戴笠开始信任，亲自召见，慰勉有加，并嘱咐侍从官：“如戴笠有事面报，准其随时来见。”

既有此晋身之阶，戴笠便不辞辛苦地干起来。蒋介石复职后，继续北伐，戴笠常一人一骑，奔走于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两侧，搜集情报。那时，苏、鲁一带的马鞍，多是木制的。没有几天，他的臀部被磨破，满裤子血迹。有一天，在萧山被同考入黄埔的徐亮发现，强迫他到旅馆休养，并请来医生、护士，替他洗涤包扎伤口，陪住护理。可不几天，他乘徐亮外出时，连夜离去，又上前线去工作。后来徐亮对人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却，非怪物而何?”但在戴笠，却以为自己已年过三十，其他同学有的已官至少将、县长，自己则不过是个上尉参谋，这次能得校长垂青，必当有重要表现，以求发展。

其后，他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名义，搜集军事情报。当时与他住在一起的是邓展谋，时任六十九军十九师上尉，邓见他白天行动匆忙，晚上回来即在灯下疾书，很是纳闷，便问他写什么，他说是写情书。一天凌晨，邓乘戴沉睡之机偷看，才知全是情报。当时戴笠搜集情报，确是吃了不少苦头。他因经费不足，经常需要其母亲接济，就由邓展谋代收。他风餐露宿，先后住过军用敞车、别人檐下，也蹲过车站。一次，路遇同学王兆槐，见他无住处，便领他到一处空厂房，权歇一夜。破厂房已通风漏雨，难以成眠，但他第二天又照常精神十足地奔波于各地。这些表现使他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1928年6月，蒋介石视察华北、北平时，戴笠作为随员同行。

考验与赏识（2）

从戴笠以后的表现和贡献看，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人。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了荡平各派系军阀，先后进行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而在这期间，戴笠始终穿梭于各军事要地，搜集情报，其中一件事，表现了他突出的特务才干。

1929年12月，在蒋桂战争中被起用的张发奎和驻广西的桂军联合反蒋，组成护党救国军。12月5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和讨冯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在郑州举起反蒋大旗，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其时，浦口的石友三也起兵反蒋。一时之间，三方告急，蒋介石急调兵力攻防。当时戴笠正在潼关，以军事杂志社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活动。听到唐生智反叛的消息后，立刻遄返河南，侦察唐部情形，并伺机联络黄埔学生，准备策反。他到河南后，在信阳结识的一个小学校长李某，帮助他打探消息。一天，戴笠到李家，李告诉他，唐生智已下令捉拿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的奸细，并已封锁道路，清查户口，不许藏匿生人。这时，戴笠已感到危险来临，脑子急遽地转开了，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佯说晚上可能还要到李家住宿。回去后，脱去中山装，换上一件长衫，戴上眼镜，大模大样地住进军警督察处的隔壁——佛照楼旅社。对方做梦也没想到眼皮底下就住着奸细。而这时戴笠已查清军警督察处处长叫周伟龙，湖南人，黄埔第四期毕业，原来是唐生智的特务营营长。

第二天一早，周伟龙正在办公，忽有人报告，说东方白求见。东方白是周伟龙黄埔时的同学，也是他的好友，于是马上吩咐快请。等见了面，却不是东方白，乃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汉子。周伟龙甚是惊怒。尚未开言，戴笠已开门见山：“我是蒋总司令的情报人员，到你这里侦查情况。你是校长的学生，和校长作对，必遭失败，不如弃暗投明，为校长效力。如执迷不悟，我今天就是自投虎口，你拿我这头颅去领赏，可名利双收。”周伟龙沉吟着，他深知唐生智不是蒋介石对手，不如趁此机会勾上南京，以图进退两全。于是，将军事部署详情告诉戴笠，并设计助戴脱险。

当天中午，周伟龙在宴阳楼请戴笠喝酒，对人说是给朋友饯行，酒后送到车站上了火车。以后，在蒋唐战争中，甲乙央军情报准确，并有部分唐军被策反倒戈，因而，唐生智迅速失败。两年之后，周伟龙成为戴笠麾下的特务，以后升至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中原大战之中，戴笠更加繁忙，他一面派王孔安赴北平，以改组派代表名义参加扩大会议，一面搜集情况、研判各方动向，随时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对各派系军阀的打法是：一方面陈兵布阵，击败对方；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收买对方的重要将领，称之为“策反”。这是成功的战略。而这其中，戴笠等人不仅要搜集对方军事驻地、装备、给养、战略、战术等情况，而且要洞悉各派系之间，每一派系内部各将领的出身、嗜好、弱点、彼此的关系等，然后对症下药，进行收买。在此方面，可以说戴笠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也没有亏待戴笠。1931年底，总司令部密查组成立，由戴笠任组长。“这是戴氏的情报事业，由个人活动而变成组织活动之开始。”这个单位虽然不列入公开编制，却有一定的人员和经费，有固定的办公地址。当时除戴笠外，还有马策、胡天秋、徐亮、赵世瑞、郑锡麟、张炎元、方超、唐纵、吴乃宪、王天木等，人称“十人团”，办公地址就在南京鸡鹅巷53号。

转过年来，1932年，蒋介石又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擢拔其于黄埔二期等诸同学之上，并委以特工大权，可见，蒋介石认定了——这个勇于吃苦，不顾生死，孜孜苦干的黄埔六期学生，正是自己需要的特工干才。

“蓝衣社”辨正（1）

1932年初，首先从国外传出消息，说中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蓝衣社”的组织，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一时间，“蓝衣社”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为恐怖的代名词。甚至在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的情报中，都充斥了关于“蓝衣社”组织的记载。其中说到“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地下组织特别庞大，并列有组织系统表，言之似乎凿凿。

其实，“蓝衣社”的组织并未存在过，只是一种讹传。其始因概源于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写的一本小册子。他提倡仿照意大利的黑衫党成立一个组织，一律着蓝色服装。其中关于这个组织的纲领、组织体系，计划等写得颇为详细，有呼之欲出之感。俟这个小册子的内容传开后，人们就以为“蓝衣社”真的存在了。实际上，这个小册子虽上呈过蒋介石，但没有被采纳，而真正的蒋介石麾下的黄埔系军人组织叫“三民主义力行社”，其中到处杀人越货、密捕刑侦的则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刘健群的小册子的内容传开、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力行社特务处的行动几乎同时发生，而力行社及其特务处又是极端机密的组织，外间人不明底细，就把它们与蓝衣社混为一谈了。

要想说清戴笠与蒋介石的关系，必须先了解“三民主义力行社”。可以说，蒋介石从任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开始，才把组建特工组织的大权交给他，戴笠也正是从此才施展手脚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力行社对戴氏的特务“事业”确实助益非常，力行社又是蒋介石的个人派系组织。因此，可以说，力行社的发展就是蒋介石个人势力的发展；戴笠特务“事业”的发展，又是力行社发展的一个“副产品”。只不过。后来因顺于时势的需要，“副”反为正——特务处不断发展壮大，力行社反而在抗战中被取缔了。

三民主义力行社是内忧外患刺激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政治形势。首先是外患频仍。“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一·二八”事变虽然以签订停战协议暂告一段落，但近在京畿的炮声却震撼着国民党人的心灵。其次，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1931年11月成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为严重的是，“九·一八”后的不抵抗政策使国民党蒋介石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指责，以前追随国民党反共的民族资产阶级转过脸来，严厉批评国民政府，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墙倒众人推，国民党内的各派系这时也纷纷起而攻蒋，内讧不断，战火欲燃。蒋介石四面楚歌，只好再次拿出以退为进的把戏来。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旋返溪口“静养”。

但蒋介石的下野并非甘心，他乃是准备避过风头，卷土再来。因此，他下野时，一是将其亲信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安排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主席，并让宋子文控制住财权，使新政府无法维持，二是指示属下中坚分子抓紧筹划个人派系的政治组织，以作为政争中的工具。这就是“力行社”产生的背景。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忠实于蒋介石的一些黄埔毕业生就感到应该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以维护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统治中的核心地位。于是，由滕杰、酆悌、邓文仪发起，以聚餐会形式进行讨论、酝酿。“九·一八”事变后，此事加紧进行，并成立了筹备处，租用南京二郎庙康济医院的一栋木屋为集会的场所。筹备处成立后，一面酝酿组织名称，草拟纲领和计划，一面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向已下野的蒋介石报告。

“蓝衣社”辨正（2）

1932年1月，蒋介石与汪精卫联袂入京的第二天，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等人，听取详细汇报。后将这些人召集到中山陵园中山堂内开会。经三天讨论，1932年3月1日，“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客厅内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并成立了中央干事会，由蒋介石任社长，他指定了滕杰等人为常务干事，滕杰为书记。干事会下设组织、训练、军事、特务四个处。戴笠被指定为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兼特务处处长。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主要有两条：一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独裁统治。认为“当政的中国国民党需要一个唯一的领袖，自是毫无疑义的急迫的要求”。而“在事实上，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蒋介石应该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样：墨索里尼的“一切行动意志便成了全意大利的真理”，而“德意志国社党人对希特勒独裁的拥戴更为真切……希特勒就是做错了，国社党人还是认为是唯一的真理。”连蒋介石自己也说：“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总之，是唯蒋命是从。二是力行哲学，强权政治。实行独裁，必须通过残暴的强权政治，也就是像希特勒那样“左手执政府之政策，右手挥犀利之宝剑，一方推不足以应付非常难局之议会民主制上断头台，一方则发挥集团独裁之精神……”力行，就是“实干”、“硬干”、“苦干”，“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

力行社全由忠于蒋介石的黄埔系军人组成，处于高度秘密状态。为了扩大影响，以它为核心，建立了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会之下，成立中华复兴社，复兴社下，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外围组织。这些社、会均奉蒋介石为社长、会长，宗旨、纲领也都是一个。两会的干部由力行社派出，复兴社的干部由两会派出，因之可保证贯彻蒋介石的意图。可谓煞费苦心了。

戴笠的崛起，与力行社组织也有极大关系。良雄在《戴笠传》中说：“在实际上，力行社所予戴氏助力，可说无与伦比。即说力行社几年耕耘，唯一收获者，只有戴氏，亦不为过。”因为力行社是一集权性组织，参加者心中只许有“领袖”，而不许有自我，故名分、地位都不能顾及，而只视工作需要安排人事，而这个安排又都是蒋介石一句话决定，别人只有服从，不许讲价钱。正因为如此，出身黄埔六期的戴笠能够被蒋介石任为特务处处长，而出身一、二期的一些人，或早有较深资历者——如梁干乔、郑介民、邱开基等却要列在其下，并无条件服从领导。国民党是个有较长历史的政党，有很多元老，因之在其党政军体系中，论资排辈倾向很严重，唯其在力行社中，摒弃此恶俗，而收到高效之结果。再者，力行社成员要把特务工作当作中心工作，不管在哪里，都要帮助特务处工作，此亦为戴笠的特务工作增添了极大方便和力量。如福建事变时，力行社凡有关系者，都按蒋介石要求集于戴笠麾下，服从特务处指挥，才使福建事变一战而干。就连特务处的纪律、原则，也几乎全部取之于力行社，如：无条件服从，不论资排辈，不许自由进退，保守“团体”秘密，违者严厉制裁等等。但应指出的是，力行社是一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它的成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公开职务，只是以拥护蒋介石为政治之集结力。所以，它与特务处不同。现在有人把力行社当成特务组织，是不准确的。

特务处的班底（1）

南京城内北门桥附近，一条窄窄的巷子中，有一个不大的宅院，黑色的铁门总是紧紧地关闭着，只有人进出时才打开一霎。铁门的门牌上标明鸡鹅巷53号。这里原是一个商人的宅院，后为胡宗南第一师驻京办事处。1931年春，胡宗南把它借给戴笠，因此，它成了戴笠的住宅和特务处的第一个办公处所，特务们称之为“甲室”。

鸡鹅巷53号并不宽敞：进门右首有一间矮房，隔成二面小屋，外间是警卫室，室内放着一部电话，号码是22531。戴笠的许多联系和指挥活动，都是通过这部电话进行，蒋介石有急事找戴笠，也要打这个号码。里间是负责总务的特务居住办公。大门左侧，有一栋房屋，中间是穿堂，前边是会客室，后边为戴笠及其家人的饭厅。穿堂两侧各有两间小室、左边为戴笠的起居室和办公室，右边两个分别是戴母的居室和胡宗南来南京时的住室。在这个居室的左边，有一个大敞厅，一半停放着戴笠的座车，一半放着大餐桌，供鸡鹅巷特务们吃饭用。从敞厅走过后面，有一块小草地，穿过草地，是三间小屋，分别是收发室、特务的寝室和办公室。

却说戴笠受命为特务处处长，即马上搭班子，集人员，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而这一过程，又是蒋介石为其撑腰的。

在挑选特务处处长的人选时，共有六个人角逐。蒋介石最终选中了戴笠。据说，人选定下后，还有人找蒋介石，要把戴笠拉下来。戴笠也深知此任难当，不知有多少人要在背后使枪弄箭。于是，他去求见蒋介石：“校长，这个职务我干不了。”“不，你一定能干好，凡事有我做主，你去干吧!”蒋介石果然言而有信，对特务处的每个关键问题、关键时刻都给予帮助。

蒋介石之所以对戴笠如此支持，首先是因为他对特务工作极为重视。蒋介石青年时曾任军事参谋工作，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迨至广东时期，各方矛盾纷繁复杂，这个早年奉陈其美命暗杀过陶成章的人更深知特务工作之不可缺，于是他曾密派若干人，打入各方关键部位，使他能够及时探知“红白两面之动向”。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他能既对中共施以沉重打击，又能掌握分寸，不使对方激怒，而最终使自身得益最大，恐怕亦与其准确掌握了各方动向有关。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记载：自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就加强了情报工作。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更加复杂，自然更加需要特务工作之发展。其次是戴笠本人的素质符合蒋介石的要求。戴笠虽进入黄埔较晚，但在社会上混过多年，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特工工作所必需的。他能吃苦，不怕死，有强烈的事业心，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他一定会尽全力去做。蒋介石用人的原则是一浙江，二黄埔，戴笠这两条都占。至于说他资历甚浅，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他资历浅，每一个进身阶梯都是我老蒋提供的，所以他才能为我效死力，离开我，他就什么也不是，甚至连命都保不住。这比那些资历较深，有一定根基的人，好统御多了。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蒋介石对戴笠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他既任命戴笠组建特工系统，便对他给予了全面支持。

首先是政治上支持。1932年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到场，并训话。以后，一些重要的特务训练班开学、毕业，蒋介石或亲自去训话，或亲自拟拍电报，颁布训词。这样，既增强了特务组织的向心力，也抬高了戴笠的身价。

其次是人力上的支持。特务处成立之始，只有戴笠找来的十个人，作为工作人员。蒋介石立即派黄埔二期的郑介民为侦察科长，后又升为副处长；侍从室警卫组组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这两个人都比戴笠的资格老，军衔也高得多。如郑介民，其时已任职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其后由副厅长升任厅长，军衔由上校、少将到中将，一直比戴笠高一级，但在特务处及后来的军统局，他却一直是戴笠的部下和助手，要服从戴笠的命令。特务处成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人手不足。蒋介石特准他办洪公祠训练班和杭州警校特训班，因现招生来不及，便在中央军校军官班和杭州警官学校学员中挑选。这两个班的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都派在特务处工作。

特务处的班底（2）

第三，就是经费上支持。特务处成立后，开初是由特别费中支取经费的，但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费没有固定的来源，难以保证特务处的需要。蒋介石便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把徐恩曾的“党方”特务系统、戴笠的力行社特务处和丁默屯的邮电检查处都纳入进去，分别为一、二、三处。所以，戴笠既是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又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这个局先后以贺耀祖、陈立夫为局长、局长只是名义上的，三个处都由自己的处长直接对蒋介石负责。但这个局的设立，使特务组织纳入到政府机关建制内，从而有了公开的名义和正常的经费来源。

第四，工作上支持。特务处成立之初，人员既少，设备又无。特务处的重要工作是搜集情报，而情报又是有较强的时间性的，这就需要通讯迅速。但特务处当时又无电台，于是由蒋介石下令，戴笠可用党务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的电台。当然，用别人的毕竟有许多不便，常常影响时效不说，因戴笠特务处是极秘密的机构，外界不知，他拍过几次电报后，竟遭到怀疑。军令部交通司司长就曾收到过“查嫌疑分子戴笠”的呈请。后来，还是无线电专家魏大铭加入特务处，发明了小型特工机，给各地基层组织配备，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而特工机制成后，蒋介石亲自召见魏大铭，并观看演示，也算勖勉有加了。福建事变时，蒋介石派了许多人协助戴笠的特务处策反十九路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蒋介石为戴笠解决了经费、编制、通讯等问题，戴笠就用有成效的工作作为回报。他先后扩大了特务处的组织，并在鼓楼附近的四条巷增加了“乙室”，作为特务处的机关所在地。“乙室”设有书记室，承戴笠之命主持全处的工作，内部人员分工核阅各内勤部门之公文。除书记室外，设有情报科、行动科、译电股、人事股、督查室、会计室、警务股、事务股等单位，各司其职。同时，在全国若干重要城市设立基层组织，如上海、北平等地设区，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设站或组。戴笠由鸡鹅巷通过四条巷指挥各地特务的工作，由四条巷的乙室，将戴笠的指示和文电向各所属单位下达。下边的情报和请示，也通过四条巷上报鸡鹅巷。

戴笠对特务处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凡需戴笠过目的情报和文件，由秘书签拟后，分轻重缓急，用三种颜色的卷宗夹呈送戴笠：最急的用红色，随收随呈；次要的用绿色，每隔三到四个小时送一次；普通的用白色，每晚汇齐，翌晨送呈。由于戴笠抓得很紧，特务们丝毫不敢懈怠。这里的工作极忙，每天的工作都要在十个小时以上。所有工作人员都住在处内。每周轮流休息半天。在南京有家眷者，一周可回家住一天。

当时，情报科有个姓徐的特务，年近三十，一直没有小孩。邻家的女人见徐妻常守空闺，感到很奇怪，问她：“徐太太，你家先生到底做什么工作，那么忙碌?总要隔个把礼拜，才回家一两次，你年轻美貌，老是让你独居在家，他不担心吗?”徐妻只好装作气愤地说：“别提了，我先生一向在镇江、无锡等地跑单帮做生意，因此常常一个礼拜，甚至十天半月才能回家一趟。这还不算什么，最近突然有人说，他近日赚了钱，竟然在外面找了女人。他不愿意回来，南京这样大，又不好去找，你说怎么办?”女邻居见问出这样事来，十分尴尬，以后再也不问了。

特务处的工作不断有新的起色，戴笠也就日益得到蒋介石更大的信任和重视。1934年7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被撤职，蒋介石命戴笠接任。七个月后，南昌行营调查科归并特务处。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是特务处成立后，戴笠特务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南昌行营调查科成立于1933年。当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指挥剿共军事，特设调查科，统率各特务组织进行活动。调查科内部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在华中、东南各省设有区、站或组，所属人员分派各地搜集情报。同时，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科、禁烟密查组、各省保安处谍报股，均受其指挥，并培训部分军事情报人员，派往驻外使馆工作。调查科可以说是蒋介石最切近的特务组织，其规模超过徐恩曾、戴笠的系统，因之，蒋介石以自己的亲信侍从秘书邓文仪为科长。后因查处南昌飞机场纵火案中，邓文仪对蒋介石隐匿了真相，蒋怒而将其撤职，改以戴笠充任，并不久又将其正式归并到特务处。

戴笠接收了南昌行营调查科，也就接收了调查科所控制的各公开机构，声势果然不同凡响，人员也由原来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人，于是，开始“全面有系统地布置”，在全国各省市设立区、站、组，有的地方还设立了复式机构。戴笠本人也因当上科长而晋升上校军衔。

别看戴笠只是个上校，其实权势可大多了，有许多县长、团长都被他罗致到门下，作为部下驱使，而且有人是?介石直接安排给戴笠的。1935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团长杨继荣突然接到命令，让他到庐山见蒋介石。蒋介石见他后，没问什么话，只是告诉他：“戴科长的工作很重要，你去帮助他。”就这样，杨继荣成了戴笠的书记，也就是秘书。这个“铁军”的团长，就这样成了戴笠的部下。

力行社全体出动

1933年11月，特务处的工作突然加倍紧张起来，戴笠在南京调兵遣将，深入福建及十九路军中活动，蒋介石也命力行社成员中凡在福建及十九路军中有关系者，均到特务处报到，由戴笠指挥，进行瓦解福建和十九路军的活动。

原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虽然曾追随蒋介石，参加反共战争和国民党内的新军阀混战，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后，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打得勇敢坚强，受到全国舆论的热烈赞扬。但这却引起蒋介石的深刻不满，视之为异己力量，乃将其调入福建，负责进攻苏区，拟在其进攻红军中削减其实力。1932年底，蒋光鼐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他们拟采取对红军消极作战方针，保存自己实力。但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让十九路军和红军在作战中两败俱伤，于是频频催战，十九路军不得已，只好进攻苏区，蒋介石却又不派兵配合，致使十九路军在反共战争中损兵折将。在这一过程中，蒋光鼐、蔡廷锴逐渐认识到继续与红军作战，十九路军决没有好出路，加之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于是决定与第三党合作，揭起抗日反蒋的大旗，并派人与红军联络停战事宜。

1933年10月，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实现了停战。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第三党、神州国光社的首领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等决定起事。11月20日，在福州市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表宣言，改组军队，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一时搞得沸沸扬扬，颇有声势。

其时，蒋介石已于1933年10月调动五十万大军，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闽变”的消息传来，急忙运筹应付。

蒋介石对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措施主要在三条线上进行：一是派出大员，联络两广和其他派系，力争使之不支持十九路军；二是调动三十万大军，出动海陆空三军进剿镇压；三是派遣特务，对福建方面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这第三条线，就是由戴笠指挥特务进行，并把力行社的人员派给戴笠运用指挥。

早在上海停战之后，蒋介石就抽调十九路军的一百二十多名中下级军官到南京中央军校训练班受训，并将其大部分人吸收为复兴社分子。这些人回到十九路军后，继续发展成员。1933年夏，由于汇款给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被蔡廷锴的“改造社”查获，一举逮捕了三百多名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并将其中数十名骨干分子秘密处决。但由于戴笠的指挥运用，蒋介石的特务仍对十九路军内部进行了分化、收买。

特务处自成立后，就派人在全国各地以极机密方式搜集情报，对各部队中的长官之思想倾向、出身、家庭情况、嗜好等知之甚详。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戴笠就对十九路军与红军的来往情况有所掌握，并派力行社特务处中福建籍的人员连谋、张超、何震等人密返福建侦察，相机策反。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派力行社人员到福建，联络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协助戴笠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是特务周昭贤的姑丈，即由周昭贤拉拢、收买黄强，并由黄强策动第一军军长沈光汉。特务处执行科科长邱开基是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的云南同乡，即由邱开基安排戴笠与赵锦雯见面，并由赵锦雯帮助策动第二军军长毛维寿。这些人都在特务处的安排下，与南京政府暗通款曲。加之其他特务的暗中活动，第十九路军内部已经动摇。

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25日，发出通缉令，通缉三人，并派出三路大军进剿，蒋介石亲至建瓯督战。

前方蒋军猛攻，后方特务加紧活动，十九路军不战即溃，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先后离开部队。手下大将，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第四军军长张炎、第一军军长沈光汉、第三军军长区寿年于1934年1月21日发表通电“拥护中央”，“静待和平处理”。后十九路军被拆散，蒋介石任毛维寿、张炎为东路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

福建政权只存在了一个月零二十六天。十九路军被分化，纳入蒋介石的中央军体系，福建也重新牢牢地抓在蒋介石手里。这其间，戴笠可谓出力不少。

南天王失机（1）

1936年的一天，广东空军司令部门前来了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对卫兵说要见空军司令黄光锐，说是黄司令的老友，却不报姓名。卫兵没有办法，只好报告副官处。值日副官出来询问，同样不得要领，便报告黄光锐。黄光锐听了也很纳闷，心想，究竟是什么人，这样神神秘秘的?于是，命令将这个人带到会客室。

见了面后，黄光锐也不认识。商人说：“令亲有口信，要亲自面达黄司令，请屏退左右。”黄光锐考虑了一下，终于点头答应了。

二人在会客室密谈良久，又到黄的密室中谈了半天，黄光锐亲自挂电话，请来丁纪徐。三人又关起门来密商，直到黄昏时分。这个人才被黄、丁送出司令部大门。

原来，这是戴笠收买广东空军的一个镜头。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先后解决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平息了福建事变，红军也被迫撤到了陕北，于是蒋着力分化西南各派，以将其收归中央控制。而在西南，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却与胡汉民等国民党反蒋的元老派结合，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自保。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病逝于广州，蒋介石认为统一两广的时机已到，于是，派居正、孙科等八位代表到广州参加胡汉民的葬礼，并运动两广服从中央。此时的西南，以陈济棠的政治、军事实力最强，外界诩之为“南天王”，政治野心极大。

胡汉民死后，他为了窥测蒋介石的用心，派家兄陈维周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热情款待，一方面向陈维周表示，中央协助广东出兵，彻底解决桂系，并保证保持广东陈济棠的原来局面。在蒋介石，是想拉拢陈济棠共同解决李宗仁、白崇禧，他以为此事对陈济棠十分有利，陈一定会接受。不料，陈济棠听到此消息后，却大吃一惊：以蒋介石的为人，他既然可以联粤制桂，又何不能联桂制粤?反而下定了反蒋的决心。

陈济棠非常迷信，曾找风水先生对洪秀全的祖坟作过堪舆，认为洪氏坟茔本有风水，只是洪氏祖坟未葬在“龙穴”之上，所以洪秀全只坐了半壁江山。陈济棠经过勘定，找准位置，遂把其母遗骨葬于“龙穴”之中，便认定自己必定是真命天子。陈维周又说，蒋介石“气数”已尽，必然过不了民国二十五年这一关。并找了个术士替陈济棠占卜，谶语中出现了“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认为时机不可失去，乃决定立即起兵反蒋，发动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是以抗日的名义揭橥大纛的。当时，抗日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华北事变后，日本不断在华北增兵，并修建了南苑机场，运来了大批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意在窥伺中原，乃至全国。情势危急，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仍然不改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心想消灭中共，摧毀地方实力派，以求统一。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不满：宋哲元、张学良与杨虎城、中国共产党都先后与西南方面或桂系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推动着两广以抗日名义发动事变。

1936年5月27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发表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l日，两广决定揭起抗日旗帜，出兵北上。6月2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严厉批判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督促南京政府领导全国抗日。继而，将两广部队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出兵北上，准备进攻江西、湖南。

当时，西南的兵力是：广东原有三个军、一个独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四个盐警团，事变前又将独立师、教导师扩编为两个军，总兵力七十个团共二十万人；李宗仁的广西原有两个军，又扩编两个军，加上久经训练的民团，共九十九个团，总兵力约十多万人。广东还有六个空军中队，海军有数十艘江防舰艇。广西也有三个空军中队。蒋介石的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华北对日前线，追击红军于黔、川、康各省和潼关、洛阳一带，督促张、杨“剿共”，能用于两广的只有二十万人。

南天王失机（2）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虽然免不了调兵遣将，准备对两广作战，但主要还是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并分化瓦解两广。他一方面致电两广，称赞他们的抗日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五届二中全会，以“统一抗日”的口号涣散西南方面的斗志，拉拢国民党内各派系；另一方面，又调动戴笠的特务和其他各方面关系，对两广内部进行收买和分化。

且说戴笠受命后，即组织手下特务们全面出动，做瓦解两广陆海空军的工作，当时有梁干乔、邢森洲、龚少侠等在广州，谢镇南、张君嵩等在韶关，郑介民等在港澳，“凡与两广军中有人事关系者，精锐尽出，以策动其陆海空军归命中央为目标。”戴笠经联系后，也亲自出马。他为了保密，只对毛人凤说，有事要办，出差几天，实际上却秘密到达广州。

戴笠到广州见黄光锐、丁纪徐等人后，一面重弹蒋介石“统一抗日”的高调，以“国家”、“民族”利益劝导他们归顺中央；另一方面，许以重金收买。

三天后，戴笠回到南京，面见蒋介石，陈述了这个经过。并说已密商协定，只要先付五百万元，广东空军就可北飞。蒋介石听了后，就让戴笠去找航空委员会主任。航委会主任听了他的陈述，不说给不给钱，只是不相信，并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呀!”戴笠听出了弦外之音，气得说不出话。回到鸡鹅巷，吩咐管交通的胡子萍，立即买两张当晚去上海的车票。

“子萍，我们为领袖工作，为国家负责，要有承担，花点钱算什么。只要工作成功，花多少钱都值得。”戴笠从上海回南京后，即对胡子萍说。原来，这时戴笠已弄到了五百万元钱，并派人送走，同时与对方约定联络办法。

大约在6月22日前后，戴笠命令特务处电讯总台，每天午夜与一个XSF·DE·XHOB的电台联络。电讯总台负责人魏大铭将其交给电台台长张我佛。但此电台既无波长，又不知方位，十分难办，张我佛不免面有难色。魏大铭说：“这是戴老板交办的重要任务，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想办法完成。”张我佛只得硬着头皮去干。每天晚上12时开始，一直干到天亮。

到了第四天夜里两点钟，张我佛终于听到了XSF·DE·XHOB的呼叫，立刻报告。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从床上跳起来，守在电话机旁，命令随时将情况报告。张我佛立刻把收到的电码用电话告知戴公馆，戴又命译电员立刻翻译，并通知粤方空军尽速北飞。

原来，这个电台属于粤空军司令部，由梁干乔运用其侄梁伯伦关系，加以控制，平时至为隐蔽，在此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

7月2日，粤空军将领黄志刚率七架飞机，飞抵南昌青云谱侧机场。7月4日，陈卓琳等又率飞机四十架来归。其余广东空军，也于18日后飞归中央。

蒋介石前后共拿出两千万元，收买了广东空军。虽然这个价格是他购买同等数量飞机的三四倍，但还是蒋介石会算账：自己买一架只能抵广东的一架，而收买过来则等于比广东多了两架，而且还配有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这在经济上已经划算。此外，广东空军北飞，促使陈济棠下野，老蒋不战而胜，其政治意义显然更为重要。

与策动广东空军北飞的同时，戴笠还指挥部下在粤海、陆军中活动。先后使海军中邝文光、邓瑞功两人率舰出走，韶关粤军第四师师长巫剑雄撤离韶关，继又有粤军撤离防地。

由空军北飞引起的粤军内部的动摇，在蒋介石派人多方游说下继续加剛，不断演出新的节目：

7月6日，粤第二军军长李汉魂挂印赴港，声明“挂印封金，以藉明志，服从中央”。

7月8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飞往南京，出席二中全会。

随后，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厂长黄涛、虎门要塞总司令李洁芝、广东军医学校校长张建等，纷纷弃陈投蒋。

与背后的分化、瓦解、收买紧密配合，这时的蒋介石已不再像当初那样“称赞”陈济棠了，而是于7月13日发布命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其余叛陈粤军将领亦多予以任命，被戴笠拉过去的黄光锐被任命为空军驻粤指挥官。并命余汉谋接收广东。17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要求他立即下野。而陈济棠这时众叛亲离，海、陆、空军全被分化瓦解，只好同意下野。但以自己的部下，又背叛自己的余汉谋接收，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便电蒋介石，表示可以下野，但反对余汉谋接管，请中央另派大员，但蒋不允。18日，原粤军将领巫剑雄、空军司令黄光锐、陈的亲信邓龙光等，分别函、电陈济棠，表示拥护中央，服从余汉谋。这些原来的部属们又给了陈济棠最后的一击，陈济棠连出口恶气的机会都没有了。上午lO时，陈济棠在总部召开会议，宣布下野，下午5时5分离穗赴港。

此事发生后，人们对占卜“机不可失”重新注释：说是陈济棠飞机不可失去，否则必败。

广东空军是陈济棠多年经营的“血本”，它的失去，确是陈济棠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戴笠策动广东空军，就为蒋介石立了极大的一功。

六国饭店的枪声

1933年5月7日上午，一个打扮阔气的商人带着一个年轻、干练的随从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

这两个人别的房间不要，偏要住三楼。他们住下后，年轻人不时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并假装不在意地向走廊两侧的窗子外看，时刻注意着各种动向。

中午12点刚过，年轻人紧张地回到房间，对中年商人说：“对面房间卫生间的窗户开了，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下巴上有一绺长须。不知是不是?”中年人听后，假装有事，到那里走过一趟，回来后说：“不错，就是他。”“那我就干了。”年轻人说着，从包里取出手枪，张开机头，并下意识地瞄了瞄，然后，放下大褂的袖子遮住枪，就想往外走。

“你等一等，我下楼安排好汽车。”说着，商人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过了两三分钟，年轻人看看差不多了，便袖着手枪来到走廊上。从窗口看去，那个女的正在给老头系扣子。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端起手枪，屏住呼吸，“砰！砰！”对准那男的后心就是两枪。眼看着老头子倒在地上，女人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他转身就奔向楼梯口。

枪声震惊了人们，一群人迎面跑过来。年轻人一挥手枪，咬着牙喊道：“闪开!我在杀汉奸，没你们事。”乘那些人发愣的当口，飞快地跑下楼。这时，商人早把汽车停在门口，并打开车门等着他。

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汽车，车门没等关好，汽车已“呜”的一声，一溜烟开跑了。

“怎么样?”商人问。

“眼看他倒了下去。”年轻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

“打了几枪?”

“记不清了，大概是两枪。”

原来，这两个人便是力行社特务处派去刺杀张敬尧的人。中年商人叫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年轻人叫白世维，年方二十四岁，也是军校毕业，先后任抚宁县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后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他本不是特务处成员，但因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关系密切，便推荐给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执行这项任务。而郑介民又是受何应钦之命，布置这次暗杀的。

1933年，正是长城抗战后中日关系至为紧张的时期。自1933年1月以来，日军先后对热河、长城各口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虽经激烈抵抗，但仍失陷热河和长城各口，日军并觊觎冀东。这时，新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得到情报，说日本侵略者准备利用孙传芳在天津、张敬尧在北平建立傀儡政权。这两个人，孙传芳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张敬尧当过湖南督军，旧属较多，影响很大，一旦建立傀儡政权，对国民党威胁太大。于是，何应钦命令特务处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找一个“忠实”的黄埔学生，暗杀张敬尧。这样，几经挑选，最后选中了白世维。

白世维受命后，即开始准备行动，郑介民还把自己的手枪摘给他，以示信任与鼓励。经过了解，得知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三楼。东郊民巷是使馆区，其治安由各帝国主义轮流值年负责。当年正是日本值年，所以张敬尧认为住在这里极为安全。他找了个女人陪伴，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起床，他的四个保镖下午一点到这里，保护他活动。这就给王天木、白世维造成了可乘之机，在张起身后、保镖来前动了手。

王天木、白世维乘车脱身后，换了衣服，埋好手枪，才向郑介民汇报。郑介民让陈恭澍派人去探听消息，得知张敬尧被击中要害，生命垂危。

当天晚上，报纸登出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被刺消息。次日，各报纷纷报道：在六国饭店被刺身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据说，张敬尧被刺时，孙传芳由天津刚到六国饭店，听到枪声，知道不妙，跳窗逃入日本兵营，很长时间不敢出来活动。后来，他被侠女施剑翘刺杀。

有人以为，白世维刺杀张敬尧与戴笠无关。其实，关于张敬尧投靠日本人之事，就是戴笠命部下刺探得来的，而郑介民虽受何应钦之命布置，也必须经请示戴笠批准后才可行动。在刺杀重要人物上，戴笠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他必然要请示蒋介石。而且，日本拉拢张敬尧，对蒋介石的统治影响甚大，所以，可以推断，刺杀张敬尧之事，也是蒋介石指使戴笠布置的工作之一。

杨杏佛喋血（1）

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蒋介石之所以杀他，是因为对“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仇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对抗日活动变本加厉地予以镇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成立了。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同盟。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务是：“(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公开竖起了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做斗争。

同盟成立后，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在斗争中，几件事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

一是刘煜生被杀事。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逮捕，并由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江声报》，1933年1月，将刘煜生枪毙。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并有力地揭露当局破坏民权的暴行。

二是营救政治犯问题。1933年3月，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同盟曾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

这期间，杨杏佛身为同盟总干事，积极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的活动情况由特务部门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蒋介石那里。这不是专门和我作对吗?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杀一儆百，以恐怖行动制止同盟的活动。但杀谁好?这却是个颇费踌躇的问题。杀小了吧，起不到恫吓作用；杀大了吧，宋庆龄是孙中山遗孀，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杀了他们，我老蒋就别想有好日子过，莫说全国人民不答应，就是国民党党员就会把我吃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反对派无时不在找我的缝隙下蛆呢?对，就杀杨杏佛。他是同盟总干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跃，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资历和影响，杀了他，可以起到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的作用，又不会翻了自己的船。于是，1933年4、5月间，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制裁”杨杏佛的指令。

戴笠受命后，即布置手下特务对杨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供特务们确认，以备随时动手。

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着蹓玩。戴笠得到这些情报后，即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并命手下拟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报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不同意，认为把他杀在租界以外，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吓的目的，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为政府增加麻烦。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这样，对宋庆龄的威胁更大。

戴笠对蒋介石的命令，向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接到指示后，即亲往上海布置。执行这次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当即自杀，绝不泄露秘密。

1933年6月18日这天，天清气爽，又是周日。早晨8时刚过，杨杏佛身着骑马眼，头戴灰呢帽，与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再乘骏马出游。

这时，埋伏在杨家附近的特务们立刻紧张起来，只见赵理君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人便装作漫不经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门口凑去。

杨杏佛喋血（2）

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备有两辆车，一辆是道奇牌轿车，一辆是纳喜牌篷车。监视的特务见杨杏佛携着儿子的手，边走边说什么，走近了轿车，立刻暗示特务们准备动手。可杨氏父子上车后又下来了。监视的特务以为杨杏佛察觉了，不再出游，刚想发信号，让特务们冲进去动手，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原来轿车司机不在，只好改乘敞篷车。

车子终于发动了。听到马达声，特务们都在大门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准备。汽车刚出大门，暴徒们突然窜出，四支手枪同时从车的两侧向车上猛射，子弹雨点般飞到车上。

杨杏佛一听枪声、马上反应到有人要杀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他自知难保，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儿子。

特务们打了一气，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这时，那辆汽车早已发动好了等着，特务们先后抢上，扬长而去。但一个特务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拐回来时，车已开出了一段距离。他一面追，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赵理君一看他还有好几丈远，而四面警笛狂鸣，租界警方马上就会赶到，已等不及这个特务上车了，又怕这个特务被抓泄密，便抬手给了他一枪，仓皇中未中要害，车已开足马力逃跑了。

却说那个特务完成任务，没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枪，眼看巡捕包围过来，绝望中举枪自杀，结果负伤未死，被巡捕抓住，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杨杏佛到了医院，便停止了呼吸。医生检查尸体，发现中了三枪，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上。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没有大碍。

那个受伤的特务被医生抢救过来后，向租界警方供称叫高德臣，是山东人，访友路过此地，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怕，一旦供出实情，不用说我小小的处长，就连蒋委员长也脱不了干系，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特务，带上毒药上医院。当天晚上，这个特务便“重伤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戴笠春风得意地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但结果却不尽然。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宋庆龄在为杨杏佛被害发表的声明中愤怒指出：敌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然而，同盟还是停止了活动。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运用戴笠这只黑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暗杀史量才（1）

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致力经营，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并增加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俨然成为一报业托拉斯。以后，他凭借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积极创办实业，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

本来，史量才在1927年后，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要扑灭共产党，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促使《申报》的态度迅速转向。他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并大量刊登鲁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

考诸《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蒋介石的忌恨：

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连续发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正告政府与国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人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一真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种现象，实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自今以后，国人亟应翻然觉悟，与其依赖政府，毋宁依赖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实乃最伟大，救国自救，最为有效。”“一·二八”抗战后，言论更加激烈。尖锐批评南京政府的“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甚是别有用心”，揭露国民党“所谓共赴国难，亦正如放烟幕弹，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

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主张取消官僚政治、军人政治，主张宪政和廉洁政治、民主政治，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主政，迄今五年，……国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终朝，则负此误国之责者，应为整个国民党。”

抨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1932年，国民党蒋介石正对红军进行围剿，《申报》却发表评论说：“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这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而“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

此外，《申报》还支持“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斗争。

开初，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拉拢史量才，曾给了他许多头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董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但仍未改变《申报》的倾向。终因“中大风潮”事，矛盾激化。

1930年，国民党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其间，积欠经费达半年之久，师生积怨甚深。1932年，朱家骅调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委任段锡朋为校长。段到任后，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打伤。《申报》将中大风潮内幕揭露，说是因“经费积久拖欠，学校当局索讨无着”而致，其矛头已指向教育部和南京政府。朱家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别给蒋介石写了长信和报告，将《申报》的种种进步言行上报，蒋介石即用红色铅笔批上“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执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报》在全国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过种种关系疏通，蒋介石则要求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遭到史量才的拒绝。此事当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为了做出姿态，蒋介石在压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让步后，不得不允许《申报》恢复邮递，同时，准备摆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间，终于发出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这一任务又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戴笠。

暗杀史量才（2）

戴笠受命后，即亲自前往上海，组织上海的特务对史量才进行监视和跟踪，弄清史量才的行动规律。后来，通过帮会的关系，从史量才司机的嘴里探听出史量才经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戴笠想，在上海动手，人口密集，警员众多；在租界行动，怕又要发生有特务跑不脱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时在秋水山庄附近狙击。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因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实验的地方，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级警察机关几乎都控制在特务处的人手中。发生了大命案，破了就会找到自己人头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会落个侦破无能的罪名，也会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决定在沪杭公路上动手。

11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疗养，13日由杭州返沪。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并选看了动手地点，探听好史返沪日期。

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全车共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周女士坐在后边。

下午3时许，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见一辆京字72号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史量才的车开到离此车一丈远时，忽听一声呼哨，这些人一齐拔出枪来，向史的车射击。司机一着急，“吱”的一声刹住车，恰好停在这几人身前。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震耳。史咏赓急忙启门外逃，受伤后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妇与周女士亦跳下汽车奔逃。有两个特务见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枪追击。史量才跑出半里远，钻到一个农民家里，穿堂而过。追击的特务一看，两人一打招呼，一个追踪入内，另一个绕到后边堵截。史量才刚冲出后门，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趔趄着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倒在地上。两个特务追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从口入脑，另一枪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当即死亡。司机黄有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

特务们见目的达到，飞车逃走，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蒋介石也故作姿态，表面上，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同时，压迫《申报》顺应国民党，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

就这样，戴笠又帮助蒋介石“摆平”了一个对手。

盟兄之死

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职业杀手王亚樵在梧州被刺身死。实际上，王亚樵是被戴笠派人刺杀的。

王亚樵本是戴笠的金兰换帖的兄弟，早年还资助过戴笠。入黄埔前，戴笠在上海帮会中混事，曾到安徽在上海的同乡会馆拜会王亚樵。当时，王亚樵正是安徽会馆的首领。戴笠正在上海流浪，无衣无食，经人介绍，结识了王亚樵。王便将其列为帮会兄弟，支一份生活费给他，戴笠便在王的手下东跑西颠，帮些小忙。后来，戴笠回乡组织自卫团，维持家乡治安。王亚樵恰于其时被浙江督军卢永祥任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组建部队，便写信给戴笠，请他来协助。

戴笠到湖州后，在王亚樵那里又遇到了胡宗南和胡抱一，四个人便结为兄弟，以王亚樵年纪最长，成为三人的盟兄，王亚樵即任命三人为纵队长。当时戴笠正为筹建自卫团时欠下的很多债务而发愁，听王亚樵答应帮助归还，便也兴高采烈地接受任命，并追随王亚樵参加了直皖战争，以为就此发展，可作晋身之阶。不料，战争结果，卢永祥被孙传芳打败，通电下野，王亚樵等人也作鸟兽散，各奔他乡。

后来，戴笠受蒋介石之命执掌特务处，曾想罗致王亚樵，但因为蒋介石训斥而未进行。而王亚樵这时也因政见问题走入反蒋的行列。但他不加入任何派系，只靠帮会关系，笼络住自己的一套人马，进行各种活动，在江湖上有职业杀手之名。

据说，戴笠这时曾托人带信给王亚樵，意谓：你如反对蒋总司令，我必杀你。王亚樵也表示：“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

这对盟兄把弟困反蒋、拥蒋问题而走到了敌对的立场。但戴笠布置刺杀王亚樵，还是因为汪精卫被刺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时，一位记者突然从摄影机中抽出一把手枪，对准居中的汪精卫连放三枪，将汪击成重伤。行刺者本人亦被当场打倒，第二天即死去。经查，此人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

汪精卫被刺后，一时在国民党内搅起了轩然大波，恰恰这天蒋介石又没有参加摄影，人们便怀疑是蒋介石所为。阎锡山、冯玉祥当即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话中有音的责问：“会场森严，仍来暴徒，亟应严办，以惩凶顽。”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也当面指责蒋介石：“你不想用汪先生就说话嘛，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亦深为震怒，马上召见戴笠，训斥说：“人家打到了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这种事吗?限你三天之内破获此案，否则要你的脑袋。”

戴笠回到特务处，把手下的人也依样画葫芦地臭骂一顿，并亲自率人组织破案。经过多方侦测调查，抓到晨光通讯社的编辑主任贺坡光和孙凤鸣的妻子等多人，严刑审问出是王亚樵、华克之等人主使，经报蒋介石后，决定逮捕王亚樵等人。但这时王亚樵已去香港，戴笠就亲赴香港抓人。

但戴笠在香港一下飞机，就被香港当局以非法携带枪支为名扣压，关了三天后，才由南京政府交涉放出，这更增加了戴笠对王亚樵的仇恨。

经过多方审讯和部下的侦查，得知王亚樵已躲往广西梧州。而这时的广西正在桂系的掌握中，无法公开逮捕，加之王亚樵党羽甚多，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戴笠就密派特务，前往梧州刺杀王亚樵。一天晚上，趁王亚樵拜访一女人时，隐藏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王亚樵刺杀身死。

斧砍唐绍仪

唐绍仪字少川，1860年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政府内任职。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南北议和全权代表，为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后加入同盟会，参加广东护法军政府，为七总裁之一。1931年，参加广东的反蒋政府。“九·一八”事变后，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就是这样一个官场上不倒的“三朝元老”，1938年被戴笠派人刺杀于上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蒋介石先后调动七十三个师在上海与日军展开决战。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到11月，日军进驻上海，国民党全线撤退。不久，南京失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先撤武汉，后迁重庆。

此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并派人多次劝说唐绍仪离沪赴港，但唐绍仪迟迟不动。这时，日本侵略者急于在其占领区内寻找一个有声望、有资历的中国政客出面组织政权，以实现“以华治华”的策略，便看上了唐绍仪，派出一个专使拜访唐绍仪，动员他出面组织政权。但唐绍仪并没有答应。

日本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却为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国民党从上海撤退后，戴笠留下了大批潜伏特务，一方面搜集日方情报，同时也监视各方人员动向，而唐绍仪在上海迟迟不肯动身，便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他电令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严密监视。

周伟龙手下有个特务叫谢志磐，他常利用与唐绍仪的亲戚关系去唐家侦探情况，便知道了日本人去过唐家，但与唐绍仪谈的情况并不知道。由于戴笠催得紧，谢志磐只好把从唐家一些人口中听到的一句半句添油加醋地报告周伟龙，周伟龙为了邀功，再加上一点水分。到了戴笠那里，就成了日本与唐绍仪勾结的情报了。后来，戴笠又请在香港的杜月笙给唐绍仪写信，找人持信去上海见唐绍仪，劝唐立刻动身离沪，唐绍仪表示决不会当汉奸，一定要去香港，却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杜月笙得到回信后，即告诉戴笠，说唐暂时不会离开上海。于是，戴笠一面向蒋介石汇报情况，一面布置暗杀行动。他综合周伟龙的报告和杜月笙的回信，认定唐绍仪会应日本人之请搞维持会。

1938年9月30日这天，谢志磐先与唐绍仪约好，说有古董商人要出卖古董。将一个仿古花瓶用盒子装好，内藏一把小钢斧，由赵理君扮成古董商人，另一个特务李阿大扮成伙计带着它，乘车前往唐绍仪家。

唐绍仪平生喜爱古董，恰此战乱时期，可以买到便宜货，便到客厅会见。赵理君进客厅时，乘人不备，将香烟盘上的四盒火柴都装入自己兜里，见唐绍仪来到，便假装抽烟找火柴，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佣人去找。佣人离开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看花瓶，趁唐低头观看的刹那，“伙计”抽出事先准备好的斧头，狠狠地劈下去。可怜唐绍仪这个“三朝元老”，连哼都没哼出一声，便丧生在这两个特务的手下。

两个特务得手后，急忙走出来上车，还煞有介事地回身打了个招呼“老太爷不必送了，请仔细看看，我们马上再送几件来。”说罢，车子就在保镖的眼皮底下开走了。

那个佣人取来火柴，一见老太爷倒在地上，流了一地的鲜血、脑浆，大喊了一声：“抓强盗!”便与保镖追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得飞快，拐个弯就不见了。他们记下了车号，赶紧报告租界警方，等发现汽车时，车内早就没人了。

唐绍仪死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知道是军统所为，纷纷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认为没有确凿证据，不该随便杀人。蒋介石没有办法，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并寄去五千元钱治丧；一边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褒扬，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昭功绩。

一面杀人，一面慰问，这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法。而这一套手法除了寥寥几人知道外，芸芸众生都被瞒住了。这就是运用特务的奥妙。

军统大膨胀（1）

蒋介石自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汪精卫共掌国民党及其政府以后，纵横捭阖，先后瓦解福建事变、镇压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平定两广事变；并在第五次“剿共”中攻占中央苏区，迫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举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至陕北开辟根据地；还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将中央军派驻川、贵，势力大增。而在这一过程中，戴笠运用他的特务组织，深入福建、广东，策反十九路军和广东粤军中的重要将领，刺杀政敌，搜集情报，使蒋介石运用起来，有如臂使指的功效，立下了汗马功劳。1936年西安事变，戴笠舍命赴西安，更使蒋介石感到这个黄埔六期的学生忠心耿耿。运用他，可以收获超常的功效，而又不必担心别的什么。于是，在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大笔频挥，戴笠的特务组织便不断膨胀起来。

而这一切，又是与蒋介石的需要和其权力、地位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抗战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更加错综复杂：一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并未消止，有时甚至还很激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继之，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国民党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公开镇压、军事围剿的方针，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但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又深恐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乃进行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破坏。二是各地方实力派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派兵奔赴抗战前线，蒋介石既要利用他们打击日本侵略者，又唯恐他们扩大自己的军队，与自己抗衡，乃进行严密的监视、控制。三是对日伪方面作战需要各方面侦察、情报、破坏活动，蒋介石又不愿以大规模正规军与之作过多的正面作战，乃派特务组织在敌后和沦陷区大搞所谓策反、爆破、暗杀，这样，既可以不损耗太多实力，又可以显示自己坚决抗战。而这三方面的活动，主要都由特务组织承担，以前的特务组织未免失之太小太小，需要大规模扩充。蒋介石的权力、地位在抗战中迅速上升，成为国民党党政军内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就使他放手扩大特务组织成为可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先后任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不仅“统一党政军之指挥”，且“得不依平时程序为便宜命令之措施”。可以说是如皇帝一样，“金口玉言，说啥算啥”了。

蒋介石需要特务扩大，又极端信任戴笠，而戴笠的确不愧为“天子”的得意门生，运用特工的大手笔，因而，军统组织便“见风而长”了。虽然中统局的资历比军统局深，扩大改组又在军统之先(中统局是在1938年5月由“党方”特务组织扩大改组而成)，但其规模与权势却在抗战时期较之军统局不免瞠乎其后，相差日远了。

军统大膨胀（2）

1938年8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按理，戴笠始终主持指挥特务处，本来应任局长。但他以前军衔不过一上校，而军统局局长为中将衔编制，且他为黄埔六期学生，资历甚浅，又常受各方牵制、反对，故只能任副局长，官衔少将。到1943年后，任代理局长，亦不过仍为少将，直到死后，才被追赠中将，按此，他的军统局局长，亦应是死后才去掉“代理”二字的。但有蒋介石的信任、做主，并不影响他军统局的扩大，威权的发挥。贺耀组虽名为局长，却从不到局视事，一切都是戴老板一句话。有事，戴笠不经通报即可晋见蒋委员长。故军统局只知有“戴老板”、“戴先生”，而不知有“贺局长”。

新的军统局成立，最初设有四处四室，另有设计委员会，外面设有三十余个区站，约三百个工作组、队，加上忠义救国军等等，基本工作人员共约七千人左右。军统局改组不久，日军攻占武汉，局本部迁往重庆，设在罗家湾。

到重庆后，随着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断加强，戴笠的特务“事业”也不断发展。仅局本部就达到一千多人，所属特务不算武装部队，有五万多人。其组织机构除直属的秘书室、机要室、缮写室、人事室、督察室、会计室、时事问题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技术研究室、医务室外，还有八个处，其具体分工是：

第一处主管搜集和处理军事情报；

第二处主管搜集和处理党政、社会、经济、文教等方面情报，

第三处主管警务、行动；

第四处主管电讯业务和电讯监测、破译密码等；

第五处主管特务训练班；

第六处主管对敌伪占领区布置、建立间谍潜伏组织；

第七处主管司法和监狱；

第八处主管总务。

此外，有设计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

其基层组织也迅速增加，共有十六个区、四十一个站、十七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

这些基层组织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的，有的是新建的。如军统局上海区，共有一千人。因为怕日伪破坏，仅区本部就设有三处，采取流动方式办公，并不固定在一个地点。区本部下设二十二个联络站、交通站，负责与外勤单位接头联络，传递情报和文件、命令，区本部不与外勤单位直接发生关系。除区本部机构外，下设五个情报组，分区域和对象搜集情报，如第一组专门负责公共租界方面的有关情报；第二组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包括伪组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第四组侧重搜集社会情报等。还有八个行动大队，每大队最多的上百人，最少的也有三十多人，专门进行对日伪的破坏、暗杀、爆破等，对中共地下组织也进行破坏。

在东北的组织，据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侦察，日本人称之为“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组织设在奉天(今沈阳)，隶属军统局华北特派员办事处，其内部设军人、政治、宣传、青年、妇女、工人、特别工作、侦探、训练、组织、调查、经理等十一个部，外勤设有十个支部，分设营口、长春等地，人员数千人。

此外，军统局成立后，在以前无组织的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站、组，在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国统区的军统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和扩大。军统局西北区1939年从西安迁到兰州后，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名义为掩护，实则完全受军统局控制。调查室设情报、司法、总务三个股，一个电讯总站，一个特务队，一个看守所。西北区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马栏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

中美合作（1）

1942年，美国华盛顿大饭店的一个套间里，几个身着美国海军将校服装的人正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肖勃密谈。

这些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金氏上将(Admiral ErnestJ.King)、美国海军舰队训练处督导兼海军部内管制委员会委员李威廉少将(willis A.Lee)和部内管制委员会记录官梅乐斯少校(Mary Miles)。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迫切需要在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建立情报组织，搜集有关日军动向的情报，特别是要把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国海军，以有利于美军在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但这样的活动光靠美国人不行，必须与中方合作，才可付诸实施。为此，他们找到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肖勃，进行具体探讨。而肖勃除了是大使馆副武官之外，还是军统局的特工人员，负责向戴笠提供有关情报和与美有关方面联络的任务，所以他当即提出，美国海军可以与戴笠合作，而且只有与戴笠合作，才能达成此任务。美方为了严格保密，特在华盛顿大饭店开了房间，与肖勃具体探讨。

“如果允许美国海军在中国放手去做，将可以做哪些工作?将以何种方式合作去有效地打击日本人?”金氏上将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交换情报，训练游击队，在敌后进行策反、破坏，策应美军。”肖勃答。“戴笠行吗?”美国人素来看不起中国人，对戴笠也缺乏了解，故将信将疑。“你们可以派梅乐斯先生去，他无论想到东南沿海的任何地方，军统局的人都可派人护送，保证安全，并完成任务。如果此言不虚，则一切合作计划，均可顺利进行，否则，一切作罢!”肖勃深知戴笠的特工能量，毫不迟疑地回答。“好，就派梅乐斯去一趟。”金氏上将站起来，手一挥，拍了板。于是，一边由梅乐斯起草有关合作计划，一边由肖勃负责向国内请示。

稍后，美国海军部批准了梅乐斯起草的机密0303623号合作计划，肖勃即电请国民党政府指示。

且说自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巴不得美国早日参战，但美利坚合众国却迟迟不肯上场。终于，珍珠港美海军在日本的突然袭击下葬身太平洋底，美国大老板再无可退之处，乃对日本宣战。这使蒋介石信心大增，腰杆子顿时硬了起来。他在《告全国军民书》中，号召全国同胞、海外侨胞及全体将士“各竭其能，各尽其责，共作最大最后之奋斗”，“以收获“九·一八”以来血肉所造成之战果”。继而，中、美、英联合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为参谋长。蒋介石深知：与美国合作，就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援，特别是美国的先进技术、装备和源源不断的军用物资，这不仅可以加强对日军的战斗力，而且会使他的部队装备迅速改观。因此，他对中美合作自是求之不得，接到肖勃的报告后，立刻复电同意，并指定戴笠为中方负责人与美海军情报机关合作。

但是，这时，美国海军方面对中国方面是否有能力帮助美国获得有关气象资料和战争情报仍有怀疑，乃派梅乐斯到中国考察，并晋升其为海军上校。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使开浑身解数进行布置。他深知，这是蒋介石对自己赋予的又一极为重要的任务，只能干好，不能干坏。梅乐斯一到中国，戴笠便与之会商有关问题，并布置各地特务组织全力支持。不几天，敌后情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仅中国沿海各地，且越南、缅甸、泰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婆罗洲等地的敌情和气象情况，都汇集到梅乐斯的工作台上，给梅乐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美合作（2）

继而，戴笠又安排梅乐斯到东南沿海敌后一行。由军统局在敌后的特务安排，时而乘卡车，时而坐滑竿、轿子，还有马车等工具，穿行于沦陷区内，有时还要化装成老百姓，步行偷越敌境，最后到达蒲城，与戴笠相会。为了显示军统局的潜伏力量，戴笠电令东南沿海敌后的特务，包括香港的潜伏人员，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悄悄地分别到蒲城汇报情况。在戴笠的安排下，梅乐斯等人还深入沿海的各个战略要点、岛屿和港湾，偷拍了厦门飞机场和一些港口的照片，考察了设置秘密工作据点和气象哨的位置，虽然也几经危险，但终于达成任务，安然回到重庆。

梅乐斯的东南之行，使他确信戴笠及军统局有力量与美海军合作，完成有关气象情报、军事情报搜集等任务，于是，双方开始探讨合作的具体形式和有关内容等问题。最后，经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蒋介石同意批准，由中国代表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美国代表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签署，达成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并设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具体行事。

中美合作所于1943年7月1日在重庆钟家山正式成立，以戴笠为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

中美合作所在主任、副主任外设有参谋长，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其所辖内部部门有军事作战组、情报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行动组、交通运输组、经理组、医务组和财务组。下边还有一个庞大的汽车总队，有一千多辆卡车。其外勤单位原设有东南办事处，指挥东南沿海各站、组和各别动队。1944年，又设立了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挥所。

中美合作所仅美方人员就达两千三百多人，其组织是够庞大的了。

按照“协定”，中美合作所的业务至为广泛，具体是：

一、在中国沿海与沦陷地区，及其他国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

二、在美国训练业已成熟，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盟国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中国台湾、安南等地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参加工作。

三、本所设有远程空中侦察队，配有飞行器材及研译判读照相人员，在中国沦陷区及远东各国敌占领区内，摄制并判读敌之活动照片，以便实施各种打击。

四、为便于在中国沿海各港湾实施布雷，适时打击敌人，得由美方派飞机测量港湾情形，并由华方派员参加。

五、设立宣传组，对中国沦陷区及其他日军占领区内之敌人与人民，从事心理战争。

六、对于敌军陆海空三部分之电讯密码，实施侦收研译。

七、在各地分期设立前进工作队，办理有关爆破、侦查、瞭望、气象、对敌宣传及其他有关事宜。

八、本所所需之爆破、无线电、武器、弹药、交通、摄影、气象、化学、印刷、医药等，以及各项工作所需之一切器材，均由美方供给等。

对于戴笠的“特务事业”来说，中美合作所可以说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军统特务经受了美国特务的现代化技术训练，并配备了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经美方特务训练的“游击部队”和“工作人员”约有一万人。中美合作所为此办过二十二个特务训练班，从而把戴笠的特工组织推向现代化。这是蒋介石对戴笠的特殊信任和“关照”而至。

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中美合作的大任，戴笠对美国特务可以说是尊敬而达到谄媚的程度。

中美合作（3）

1943年春天，中美合作所虽尚未正式成立，但美国方面已派了六百多人到达重庆。戴笠为了欢迎美国“客人”，特地安排一次盛大的宴会。这时，钟家山的餐厅刚刚建成，尚未全部就绪，故宴会原定在杨家山篮球场举行。当天下午4点钟，戴笠突然改变主意，要改设在新餐厅举行。这时，杨家山已布置就绪，要改在钟家山，全都搬移过来，而且还要布置花园、道路等，可谓是强人所难。可戴笠的命令就是“圣旨”，不容改变。军统局重庆训练班副主任陶一珊与侯祯祥商量，只好调两个大队学员，一个大队布置餐厅四周的花园和道路，一个大队搬运桌椅、厨房用具和各种东西。6点半钟，戴笠亲临检查，果然已基本就绪。7点整，美国客人来到，在粉刷一新的大餐厅里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丝毫未感觉出是匆忙之间布置出来的。此后，每年圣诞节，戴笠都要大宴美国特务，有时还要命令军统局特务的女儿或妻子出席，陪美国特务跳舞，特别是对美方的高级特务，还要挑选年轻貌美的女特务相伴，以讨欢心。1943年圣诞节，戴笠特地给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员的家属每人准备一份礼物，寄给他们在美国的太太、未婚妻和女友，表示戴笠对这些美特的关心入微。可说是煞费苦心了。

戴笠对美国特务的要求，也总是尽量满足。一次，戴笠视察河南临汝的中美合作所第三训练班，正赶上美国教官要求给他们的住地铺地板。当地根本没有铺地板的习惯，很难找到木料和会铺地板的工人，当时陪同戴笠视察的黄天迈一口回绝了这个不合情理的过分要求，可美方人员说：“我们知道，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戴将军也能摘下来。你就去告诉戴将军吧！”黄天迈没有办法，只好报告戴笠，戴笠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立即限令训练班副主任文强马上去办，两天内完工。果然，两天后，美国特务的住室里都铺好了地板。

戴笠为了与美国特务搞好合作，潜心研究西方的风俗习惯。一次，戴笠陪美方特务到西安，事先查看为美特准备的住地。他的部属都知道戴笠要讨好美国人，所以下了全力布置得豪华而舒适。没想到，戴笠看后，却大发雷霆，命令属下立刻将门牌号换掉。原来，这个门牌号是某某路13号，13正是西方人最忌讳的不吉利数字。属下特务既感到好笑，也不得不佩服戴笠考虑得细致入微，于是，马上将其改为甲14号，意为在14号之前，却又避过13这一数字。

戴笠的苦心没有白费，中美合作所的组织活动都进展顺利，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1945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合作所，对戴笠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天，在新建成的操场上，中美合作所的中方特务和三百多名美国特务整齐地排列在操场的两边，中间是中美所特警班的八百名学生和四十多名美国教官。蒋介石刚一出现，一阵号响，全体特务、学员全部立正，向蒋介石敬礼。这些特务和学员服装整齐，纪律严整，使蒋介石深为高兴。继而，学员们在表演分列式后，又进行刑警课目表演，一律运用美式警棍和美国军犬，进行追捕人犯、搜查等活动，一律按美国操典进行，蒋介石看得心花怒放，连声叫好。表演毕，蒋介石亲自训话，表示感谢美国特务在中国的贡献，对经过美式训练的学员，也予以勉励，说他们不仅是戴局长的好学生，也是他最喜爱的学生。今后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下决心去完成。

蒋介石把中美特务合作的大任交给得意的学生戴笠，戴笠也没有辜负蒋的栽培：

——在对日作战中，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曾多次搜集到日军的重要情报，提供给美国海军，使美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为此，罗斯福总统曾亲自致函中国方面，表示感谢。这无疑在美国人面前为老蒋争了面子。

——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美国的训练、装备，戴笠的特务走向现代化，在其后的反共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既是戴笠为蒋介石效忠的“本钱”，也增加蒋介石反共的力量。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戴笠格外垂青。

“主任”学“校长”

1932年的一天深夜，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班的学员们正在熟睡，突然，有十人被值星官悄悄叫醒，让他们赶紧起来收拾行装，马上出发。

几分钟后，他们上了一辆用布篷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走了约一个小时，汽车停在一扇铁门前，他们被命令下车，拿着行李走进去。当夜，又来了十个人。开始了紧张的特别训练。这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训练班。

戴笠受命组建特务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缺少人手。原有十个人，再网罗一些同乡、同学、亲友等，也不过几十人，而且搞特工又大多没经验，现学现干，这就急需培养特务人才。而现招生又来不及，故请准蒋介石，在中央军校中挑选。

一天，校方公布，张北分校即将成立，需要挑选一些学员去任队长，自由报名，考试录取。当时军官班有一千七百多名学员，有二百多人报了名，结果，只录取了十人。考试的方式很特别，主要考应变能力。这班人进了训练班，学的全是特工课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这里纪律森严，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彼此私自谈话，气氛恐怖异常。

四十天后，他们被派到保定，整天登记来往火车，车上有多少军队、番号等情况，都要搞清楚，并按规定写报告。这时他们才知道当上了特务，马上商议不干走人。可这时，戴笠来了。“不干，想得容易，告诉你们，谁也别想走。你们是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从今以后，要老老实实遵守团体纪律，努力工作。”一席话，说得这二十人哑口无言，只好乖乖地干下去。

洪公祠训练班后，又有杭州警校特训班和各种训练班，合计毕业人员有六百人左右。但这时，戴笠尚无名望，地位也较低，故多数训练班都是以别的名义开办的，如洪公祠训练班是“对外用参谋本部名义”，杭州特训班以浙江警校名义等，戴笠也不是主持人，特训班只是为他培养特务人员而已。

1938年以后，戴笠的摊子铺大了，地位也提高了。于是学习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作派到处开办特务训练班，每个训练班又都亲自任班主任，而派一人为副主任主持工作。这样，受过训练的特务便都成了他的学生，像黄埔出身的人都是蒋介石的学生一样。

先后开办过训练班的地方除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外，还在华中、东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区开办了几十个，这些训练班每期最少的二十人，最多的达两千人。各地训练班有的办一期、二期，有的办四期、五期，最多的办了九期。学习的内容应特务工作的需要，有谍报参谋、政治警察、情报、行动、会计、电讯、外事等专业，而各种专业又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分多种课程。如情报专业，要学习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密写、分类等，还要学习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跟踪、脱梢，及情报网的分布、情报的传递等内容。行动专业则学习逮捕、绑架、刑讯、解送、看押、暗杀、纵火、偷盗和各种破坏技术，还要学习各种手枪、毒刀、利斧、炸药的使用等。特务培训强调应用性，绝大多数教官都由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人担任，边讲边实习，以求实际效能。

此外，特务训练的重要内容还有一部分，就是政治训练，主要内容是无条件地忠于蒋介石，树立为蒋介石不惜牺牲一切的思想和反共理论。蒋介石对特务训练亦极为重视。1938年11月4日，临澧特务训练班首届学员毕业的前一天，戴笠正在这里准备主持毕业典礼，接到了蒋介石拍来的电报，全文如下：“临澧特种警察训练班戴主任，某密：本班第一期学生毕业，特电颁辞如下：特种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间，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决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完成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用极勇敢之精神，明生死，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券也已，望诸位共勉之。中正冬侍秘湘。”

这位曾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为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能在抗战的戎马倥偬中关心一届小小训练班的毕业生，谆谆告诫、勖勉，足见他对特务工作的重视，也见他对“戴主任”的偏爱。

据良雄《戴笠传》：“自洪公祠训练班起，曾受戴氏训练人员，共约六万人，其班别甚多，难以缕述。”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使军统局的特务人员逐渐走向专业化。而美方参加训练、装备特务工作，更使许多特务手段走向现代化。

这在戴笠的特务发展史上，又是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说：蒋介石是靠黄埔发家的。我们是否可以说，戴笠是靠训练班发家的呢?

特工“天才”（1）

1938年秋，正是戴笠春风得意的日子。他刚刚被任命为军统局副局长，且负实际责任。军衔也已晋升为陆军少将。

他，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成为蒋介石的情报人员。1928年，正式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官衔仅为少尉。十年，他由少尉晋升为少将。而且，他这个少将不同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将师长、旅长，也不同于一般军事机关中的少将参谋、参议。他是军事委员会下属部级单位的负责人，掌握着特工大权。上有蒋委员长的信任，下有庞大的特工机构、特工人员由其运用、调遣，而且，这个庞大的体系只服从他一人。

可是，戴笠不是个得意忘形、乐而忘忧的人。他深知：这一切都是蒋委员长给的，是因为他在十年中不辞艰辛、冒险犯难、甚至用生命换得的。蒋介石给他头衔、给他权力，不是让他以此炫耀、以此作威作福，而是要让他以自己的特殊技能、特务组织、超常的手段为己效力。随着机构的扩大，职位的提高，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特务组织威力，为蒋介石竭忠、尽力……

初秋的武汉，天气仍很炎热，戴笠身穿白衬衫，正伏在办公桌上，对一本书的清样圈圈点点。书的尾页上赫然印着：“《政治侦探》；讲述者：戴笠；编辑者：黄埔出版社；印行者：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原来，这又是戴笠的“大手笔”。机构升格了，人员增加了，任务自然也就加重了。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新的形势，充分发挥特工组织的威力。不仅戴笠要认真地想一想，而且要让所有的部下都明确。为此，他把过去的特务行动、组织、方法归纳、整理，参照各国的特工机构，系统地进行阐述，从而使特务工作与理论系统比、规范化。这样，就形成了《政治侦探》——秘密的、注明“非卖品”字样的一本书。

《政治侦探》可以说是一部“特工大全”。

在这本书里，戴笠把过去的特务组织、工作等进行升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特务不再仅仅是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的打手，而是全面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支庞大的特殊队伍。他们是“以绝对秘密之身份，受独立组织之指挥”，其组织、身份、工作都十分机密，“视上级命令所指派，分驻各处，严密注意当地一切关于党，军，政，学，工，商人民之动态。凡有贪黩奸污，借公奉私，足以祸国殃民之事端，以及违法抗令，暗蓄异志，足以形成反动阴谋之行为，均须以最机密，最迅速之方法，洞悉内情，以最忠实，最正确之报告。摘发制裁。”具体说，其任务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保卫领袖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蒋介石的安全。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时期，保卫蒋介石是特务们的一项主要任务。从特务处时期起，蒋介石的安全就由戴笠的特务负责。蒋介石的随身警卫许多是由戴笠指派，后来更成立了“随节办事处”，专门跟随蒋介石，负责其安全。蒋介石每到一些形势复杂的地方，常由戴笠先行，布置警卫事宜，确认安全无误后，才迎蒋“莅临”。二是“惩办一切贪污不法”。实际上这一条只说明了特务工作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戴笠的特务不仅是“惩办贪污不法”，而是对国民党政权体系内的一切人都有监视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和蒋介石有离心倾向的人，更是监视甚严，一言一行都要注意。三是“扑灭一切反动势力”，即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势力。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也就是戴笠所说的“叛党”。无奈这时国共合作抗日，戴笠既使对中共恨之入骨，却不好在出版物中明确指出，而只好以“反动”、“叛党”而代之。实际上，戴笠不只一次地说过：共产党是最可怕的敌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共上。四是“协助国家建设”，以此为名，控制、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五是“防制国际间谍与扑灭汉奸”，这亦是抗战时期军统局的主要任务之一。

为了达成这些任务，戴笠又将特务工作方式分为“情报”、“煽动的破坏”、“行动的破坏”三种，并对每一种工作方式和进行手段都进行了系统阐述。

特工“天才”（2）

“情报”的方式分为“政治侦查”、“兵要侦查”两大类。政治侦查又分为“国内”、“国外”两大项。举凡社会各阶层之政治地位、倾向、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均在侦查之列，特别注重政治倾向方面。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的政治倾向、党派、言论等等，都是侦查的内容。社会方面则更加广泛、深入、细致了。除了对公共场所，如医院、学校、会馆、宿舍等各方面注意外，甚至注意到居民的服装、家具、来往客人等等，即使一个家庭中夫妻口音不合、饮食习惯不一致等，都要对其怀疑，重点监视。兵要侦查分得更为细密，除了军队数量、素质、技术、装备、战略要地、交通运输、给养等各方面外，特别注重军队本身的情况，而尤以官兵动态为最首要。兵要侦查的第一种，就是“国内军队内容之侦查”。具体列举了二十条，其中包括：

朝夕相叙，或有结拜弟兄等举动过分者。

在士兵谈话中，常提起官长与士兵生活比较，羡慕妒忌不平者。

常向士兵宣传反动党派之优越者，必谋煽动士兵叛离长官。

军风纪如何?

军队编制，是否依照中央规定枪械弹药之种类数目。

部属对主义之认识等内容。

戴笠之所以对军队情况如此重视，对所侦查的条目罗列如此细致，是因为军队在旧中国的重要、国民党军队成分的复杂和蒋介石的性格决定的。

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政治离心力大张。清末，即有封疆大吏因手握兵权而左右政局。辛亥革命后，军阀蠡起，有枪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有政权。蒋介石以军权攫取党政权力，成为独裁者，深知军队就是命根子。而国民党军队成分复杂，有旧军阀归入者、有地方实力派控制者、有土匪改编者。这些军队虽然都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并非都忠于蒋介石，常有离心倾向发生，甚至公开反蒋。而蒋介石为人生性多疑，不仅对这些“杂牌”时刻戒备，就是对自己亲手扶植、培养的嫡系也放心不下。举个例子：虽非黄埔出身的卫立煌，对蒋介石曾忠心耿耿，效死用命，1932年，因率部攻入百攻不下的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而为蒋垂青，曾以其名设建“立煌县”。但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

1933年，在扫平福建事变过程中，卫立煌的第五路军“战功卓著”，事变平息后，其与部将在杭州宴会后打了一夜麻将，不料，此事即为蒋知悉，次日中午，蒋介石电文中，竟有“昨晚胜负如何”之句。耳目安到了卫立煌贴身，而且那么及时地报告情况，可见，多疑善嫉的蒋介石对军队监视得多么严细了。正是根据蒋介石控制军队的需要，戴笠的特务对国民党军队的“侦查”才如此重视、如此细密了。而也正是因为有如此细密地监视、侦测，蒋介石才能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分化、收买、瓦解了各个对手的部队。这些特务手段是越用越精，终于被戴笠系统化、规模化，而列入“特务工作教程”。这样的“门生”，蒋介石如何能不赏识。

“煽动的破坏”包括策反、引诱、挑拨离间、煽动宣传等等。“行动的破坏”则又分暴动、爆破、暗杀、逮捕分项阐述。

《政治侦探》还就特务工作的具体手段，如密码、密写、手枪、匕首等的使用，跟踪、脱梢、暗杀、爆破、交际、窃取、摄影等等的技术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经过戴笠的一番阐述、布置、整顿，军统局不再只是一个杀人越货的“打手”机关，而是一个全面负责蒋介石及整个国民党统治的“安全”，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侦查”、控制的“主脑部”。特务也不再仅仅是那些歪戴礼帽、腰藏手枪、到处鬼头鬼脑地探听、杀人、抓人的地痞，而是有许多西装革履，或身穿戎装，肩上扛着“星”、胸前挂着勋标的“军政干部”甚至“要员”，当然，也有娇滴滴的小姐、英姿勃勃的少年、青年，甚至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学生。你不知道谁是特务。特务藏匿于各个角落。

看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戴笠确实是个特工“天才”。

但是，作为一个高级特工首脑，他不仅要在书本上把特工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施展他的特工才能：对大势的判断，对小事的洞察……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还在隆隆震响，大多数人还把关注点放在华北战局上，戴笠却已有了大势的判断，而且预做安排了。

特工“天才”（3）

大约在25日前后，戴笠的得力部属杨蔚突然接到通知，命令他晚上到戴公馆吃饭。杨蔚按时到达，走进客厅时，发现柯建安已等在那里。一会儿，戴笠走进来，一起到餐厅用餐。戴笠自己干了一杯酒，让杨蔚、柯建安也干了，说：“你们二位是我向领袖保举的两个市警察局局长，庭芳兄到郑州，建安兄到九江，因为这两个地方非常重要。就目前情况说，平汉线比较紧张，领袖可能要到乎汉线督战，郑州是平汉线的要点，所以请庭芳兄先去布置一下。不过据我看来，日本的野心很大，必然还要进攻上海，将来如果上海守不住，南京也会放弃，到那时，长江的情况会变得和乎汉线一样。九江是长江的门户，领袖常到庐山，所以请建安兄先去布置一下。我准备不久到武汉去，你们到任后，究竟向南京或向武汉联络，届时我另有通知，请你们赶快出发吧!”

当时杨蔚和柯建安只知道自己要去当警察局局长，对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放弃南京均不太相信。但不久，果然日军开始进攻上海，南京也很快陷落，方知戴言不爽。

1939年，戴笠到滇缅运输线上视察。当时，日军已经全面封锁了出海口，重庆政府的海外物资均由西南方面运进。货运局设有西南运输处，西南运输处在缅甸设有西南运输公司，专门负责运输军用物资。这一行当，又是由军统局控制的，仰光由陈质平负责，腊戍由潘其武掌管。戴笠视察腊戍后，突然命令潘其武，向缅甸政府申领一千张商用汽车通行牌照。戴笠走后，潘其武心里嘀咕开了：领商用牌照要花很多钱，手续烦琐，咱们的汽车都有军用牌照，现成的东西具备，何必费钱费力领什么商用牌照，真是多此一举。正准备搁置一旁，负责电台工作的张我佛说：“不行，戴先生说的话就是命令，怎么能够算了呢?这件事由我去办。”

领牌照要有海关进口凭单和汽车发动机号码。张我佛立即电报通知仰光陈质平，把新从美国运到的汽车发动机号码抄印，汇具体材料后具报。三个月后，一千张商用汽车牌照领到了手，交给专门负责为西南运输公司运输军用物资的腊戍孔雀公司张经理。半年以后，1940年7月8日，英国和日本签订协定，封锁滇缅路，禁止中国军车通行，缅甸政府派兵检查。这时，戴笠电令西南运输公司，取出一千张商用汽车牌照，将所有军车一律改成商车，报关运输，军用物资得以畅通无阻地运进中国。这时，军统局的特务们方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戴笠的高明。

1942年3月7日，日军占领仰光。当时，正值珍珠港战事之后，美国海军遭到重创，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势头迅猛，先后占领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印度和澳洲。由于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舰队在海上横行无忌，向仰光运输了大量作战物资，准备进攻印度。没想到，6月到10月，从印度雷多机场起飞的美国轰炸机成群结队飞临仰光上空，专门对日本的军械库实施轰炸，而且命中率极高，大部分炸弹都直接落在了日军的军用物资所在地。一时之间，日本侵略者感到十分茫然：军用物资的集散地都很保密，而且仰光这么那个城市，美军如何把目标选得如此准确呢?

原来，这又是戴雨农的特工天才的表现。

国民党通过各种情报渠道和战争态势，早就判断日军有扩大战争的可能，因而预做布置。1941年6月，戴笠到达仰光，把张我佛调到仰光工作，建立了四座秘密电台。一天，他把张我佛叫到住处，拿出一张仰光地图，上面画了九十九条横线，九十九条纵线，把仰光地图分成一万个小方格。“这是一张仰光市详图，分成一万个小方格，任何一格所表示的地面实际面积，不超过五十平方英尺，假使你以电台报告一个地点的位置，用几个电码表示出来，你能办到吗?”戴笠歪着脑袋，盯着张我佛问。“报告戴先生，那很简单。”张我佛思索了一下说：“先把地图所划的小方格，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每一行每一排用两位数字编号，就是从00到99，可以用一组电码，四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出来。如系五位数字密码，中间一个字是虚码。从00到99，先横后直。譬如仰光的大金塔中心，”张我佛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数了一下横竖格：“就可以用5263表示，52为横格，63为竖格。”

“好!”戴笠说：“你自己要记好，我会通知第四处、总台、机要室，以后你会有用到的时候。”

日军占领仰光后，军统局仰光站站长陈式锐找到张我佛，拿出一张仰光市地图，上面画有九十九条横线，九十九条纵线，标明了横向、纵向数字，说：“我离开重庆时，戴先生交给我这张地图，说需要使用时，可以问张我佛。现在，我要将日军的仓库、机关的准确位置报告重庆，特向你请教。”张我佛按照与戴笠的约定，把详细用法告诉陈式锐，致使美军的轰炸机按照这个地图的编号实施轰炸，非常准确。

强大的保护伞（1）

特务政治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中最黑暗、最残酷、最不得人心的组成部分。它的反动效用的取得，是通过一系列的密捕、绑架、暗杀、监禁等法西斯手段实现的。它的活动方式，是为社会、法律所不容的。因此，特务政治必然遭到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的反对。戴笠的特务组织是专门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服务的。它的矛头不仅对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人民，而且对准一切热爱民主、自由，追求和向往民主制度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甚至对准国民党内一切不满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人士和力量。因而，它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革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反对，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时常受到抨击，成为名副其实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这一切，又都因戴笠有蒋介石这个强大的保护伞而对之不能奈何，特务组织不仅丝毫不受影响，反而不断地发展、膨胀起来。

早在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之初，各方面就强烈地反对过。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宋庆龄在其发表的声明中就指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民主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是办不到的。“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人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这，可以说是一篇公开向戴笠宣战的檄文。

1937年，上海的一位学生在特务的迫害下，跳海自杀。6月20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为此事呈文行政院，要求国民党政府“严令特务机关，不得越权扰乱国法，并令其改变性质，用以反对日本在华特务机关，破除汉奸活动。”

抗战胜利前后，各方革命和进步力量反对特务组织的要求更加强烈，并且与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

1944年5月，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发表《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一文，提出：“人民应有生命身体之保障，不得滥行逮捕、拘禁、拷打、捆绑或加以死刑。”1945年3月12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等三百四十二人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强烈要求“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取消所有特务组织”、“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集中营”、“除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和处罚人民”的呼声不绝于耳。柳亚子先生更明确提出“彻底取消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全国特务机关”。《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条道路》的社论，更是一针见血：“因为正是他们(指国民党内的法西斯派)及其特务组织，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呼吸，同时也剥夺了国民党内的一切自由呼吸，因为正是他们及其特务组织在事实上是一切腐败制度的保护人，是官僚制度军阀制度的基本组成者。”这就把戴笠与其主子蒋介石结合起来进行批判。

国民党内反对特务的呼声也由来已久。1934年，胡汉民派主编的《三民主义月刊》发表署名文章《齐有两电之前因与今后大局之预断》，指出：“如蓝衣社之恐怖政策，使手无寸铁之民众无法群起为监督政府之行动，使热心救国之人士糊涂就戮于恶徒暗杀之手……”可以说揭露了特务组织维护蒋介石集团统治的实质。同年，针对复兴社的活动，胡汉民等人在《为补充五全大会议题致南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齐电》中，提出增加一项“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党国祸首案”，指出：“年来毁党造党之声浪喧扰内外，长江、华北各地至有公然背叛主义之一种非法组织肆无忌惮，至于此极……此辈党徒滥用权威，任意杀人，造成社会恐怖，数年来事实昭然，非严于惩处不足以振饬党纪，保障人权，巩固党基。”1946年，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上，也有人公开提出取消特务组织。戴笠在1946年3月10日的演讲中说：“最近中央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未出我预料之外。表面看来，好像是中苏问题，物资问题。另一方面，有极少数人是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而且二中全会前，就有人告诉他，“有人要取消调查统计局”，“每次全会都有人反对我们”。

强大的保护伞（2）

戴笠的部下因为自己是干“特种工作”的，所以为所欲为，谁也不放在眼里，引起各方面的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特务处闽北站站长张超，因鼓动反对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陈仪派人抓起来，并以“阴谋叛乱，反对政府，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的罪名枪毙，戴笠曾为此跪求蒋介石为其做主。“山西王”阎锡山的部下杨贞吉，也曾带人将军统局西北区临汾组的特务全部活埋，只跑了一个组长。西安事变时，戴笠的部下马志超任西安公安局长。12日这天，西北军的官兵也去逮捕他，幸亏那天早上，他5点钟就离开了家，到公园去了。在公园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溜出公园买下一个人力车伕的车子和衣服，化装成车夫，跑到莲湖公园，找到熟人，隐匿起来，以后又想法混出西安城，才逃出一条活命。

戴笠本人更是时而受到别人算计，据他自己讲，自从他当上特务处长，就有人反对他，经常有人到蒋介石那里告“御状”。一次，李士珍搜集整理了戴笠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任缉私署署长期间亏空公款两千万元；擅自扩大忠义救国军，居心叵测；纵容部属违法乱纪，干涉行政；利用手中权力贩毒走私；以及霸占、奸淫妇女，等等。蒋介石看罢大怒，立刻传见戴笠。

戴笠到达后，在候见室还没坐下，蒋介石就满脸怒气地走进来，大声吼道：“你干的好事!我平时信任你，你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你自己看吧!”说着，劈面将控告信摔给戴笠。戴笠见雷霆震怒，不敢多言，只好战战兢兢地捡起状纸，哽咽着说：“校长息怒，待学生仔细看后，再报告校长。”说罢，倒退着走出候见室。

回到戴公馆，他越看越吃惊，想不到自己死心塌地地效忠蒋介石，仍然有人算计他，而蒋介石竟为此而发万钧之怒。没有办法，只好秘密约集几个心腹，写出了一份“答辩状”，将十大罪状一一驳去，上呈蒋介石。

戴笠的恶名连美国人都知道。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在来华与军统局商洽中美情报合作前，曾到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部寻找戴笠的有关档案，所得到的情况，都把戴笠写成一个声名狼藉的杀人狂，甚至有的说他曾经两次想杀害自己的母亲。被称为蓝衣社的军统局，被形容成如盖世太保一样的恐怖组织。1945年，魏德迈返回美国时说：“戴笠将军是一个名声很臭的人物。我反对让我的部下以及美国军人跟这样的一种人在一起共事。”

这些反对，是戴笠本人难以招架的。良雄《戴笠传》写道：“戴氏自担任特种工作后，可说一直处于两面作战境地。一面与有形敌人。周旋于各种战场，一面与无形敌人，周旋于不同的政治场合。后者对戴氏而言，是比之流汗流血，更为痛苦。”

但是，所有这些反对，都无法改变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无论各方多么强烈地反对，一碰到“蒋委员长”这强大的保护伞，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尽管每次国民党中央全会都有人反对戴笠，反对军统局，但戴笠的权势却越来越大，军统局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因为，蒋介石需要特务，更需要特务的头子戴笠。1946年1月，政协会议期间，蒋介石特地找戴笠，告诉他政府要改组，各党各派均要参加，军统局要取消。但指示他，自己研究一办法，他不负责，但要能实际控制这个机关。就是说，特工大权无论如何也要戴笠掌握。

对这一点，戴笠也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忠实地为蒋介石卖命，就决不会有什么问题。1943年，戴笠给部下的手令写道：“故在今日，无论各方对吾人如何评论，如何攻击，有何阴谋，吾人均应置若罔闻，视若无事……今日工作是否需要特种工作?今后中国特种工作是否需要吾人来干?一切听命于领袖耳。”1946年3月10日在北平的演讲中，戴笠追述了以前几次有人要“打倒”他，而为蒋介石所保护的事，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可谓深得其中关窍。

威权赫赫（1）

1945年冬的一天，天气特别寒冷，西北风像鞭子一样，不停地在胶东大地上抽打着。

“来了，你听！”青岛机场上，当地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翘首等得不耐烦时，一个耳朵尖的人突然喊道。人们仔细一听，果然天空中传来引擎声。一架专机由远而近，由高而低，终于降落在机场上。

“院长辛苦了!”“院长好！”要员们依次趋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问候，一边递上名片，忙着握手。他们知道，宋子文飞北平路过青岛，只停留十分钟，所以都想留下一点好印象，以为后来的晋身之阶。但宋子文却无暇多顾，只是与大家点点头，收下名片揣入大衣口袋，就同青岛市市长谈起来。

大家颇有些失望：走吧?不行；不走吧?宋院长又不搭理自己。正在这时，他们发现飞机上走下来一个人，身穿大衣，礼帽紧紧地压在眉毛上，两只手插在衣兜里，神秘地从人群中拉过军统局山东站站长王崇五，到一边小声地交谈起来。

“他是谁?”这个人的神秘样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人问道。“他是谁?”有知道的人似乎觉得你连这个人都不知道是谁，真不应该：“他就是委员长的大红人，大名鼎鼎的戴笠戴雨农。”“啊！”许多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这就是戴笠!不由得“刷”地一下，把目光都投了过去，盯视着这个威权赫赫的人物。

一会儿，宋子文、戴笠等人登上飞机走了，人们呼啦一下子围上王崇五，问长问短，想探听些内幕消息。

原来，这正是戴笠利用自己的威权帮王崇五创造条件。王崇五身为军统局山东站站长，却不为当地党政军要人重视，故工作很难开展。而戴笠其时不仅是军统局代理局长，且身负“肃奸”大任，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权势炙手可热。他与王崇五一席话，虽然别人不知道谈的什么，但见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谁也不顾，只与王一个人交谈，可见交情非浅。一时间，王崇五身价倍增，工作顺利了好多。后来，戴笠因事到青岛，特到青岛市市长家拜访，送给市长夫人一块衣料。堂堂的青岛市市长，竟然感到受宠若惊，对军统局在山东的工作，无不全力予以支持。

按理，军统局只是一个军事情报机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戴笠仅为一少将副局长，似不至于有如此炙手威权的。但由于蒋介石对戴笠的特殊信任，将许多既非情报，亦非安全的事交由戴笠办理，从此使戴笠的权力不只限于情报和安全，而且延伸到交通、财政、邮检、航检、兵工警卫等各个系统。而这些系统又都是战时的要害，难怪戴笠的权势如此之大了。

首先是交通检查系统。1940年，蒋介石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以何应钦为局长。运输统制局下设监察处，初以曾养甫任处长，后改派戴笠兼任。按照1941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全国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分两类：一是运输检查，一是货运检查。运输检查包括军事运输、交通违章、人事检查。这是属于监察处负责的。戴笠受命后，建议设立了一个交通警备司令部，保荐部下陈质平为司令，建立了一支交警武装，并在各地设立交通检查站所，大大增加了交通检查的威力。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提出，监察处与监察院同名，容易造成误解，请更换名称。这实际上是对戴笠的不满。但于右任乃党国元老，蒋介石拿他都没办法，戴笠只好退让。于是，监察处改为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不久，运输统制局裁撤，检查处直属于军委会。这时，戴笠的胆子更大了，他把下属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将全国分为十三条干线。若干条支线，进行管理。1945年4月，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与交通警备司令部、缉私税警合并，改为交通巡察处，仍隶属于军委会，处长由戴笠部下吉章简担任，仍受军统局指挥。

威权赫赫（2）

其次是财政缉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支出浩繁，费用巨大，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大税。这三税又因了走私之风甚盛而收入无多。鉴于此，蒋介石决定设立统一的缉私机构，增加财政收入。1940年底，财政部设立缉私处，谁也没有想到，处长竟是与经济工作毫无关系的戴笠。

原来，戴笠早就注意上了财政缉私工作。他在到各地军统基层组织视察工作时，就发现各地严重走私的情形，于是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便命他“草拟具体计划呈核”。戴笠受命后，即根据各方情况，建议设立一个统一的财政缉私机构，这便有了财政部缉私处的设立。

财政部缉私处成立后，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规定，原由货运稽查部门所主管的货物检查由缉私处执掌。

戴笠是个实干家，他受命后，即先电令各地军统组织输送人员，在重庆、西安、衡山设立查缉干部训练班，培训缉私人才。同时，调派部属到各地筹组各级缉私处、所。几个月后，各地筹备工作差不多了，短训班的学员也结业了，缉私工作马上开展起来。缉私工作的开展一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据说陕西省缉私工作开展一年后，其税收比未开展缉私时增加了九倍。二是扩大了戴笠的势力，仅税警武装就扩编到七个团，四个独立营，而且戴笠的特务活动范围深入经济领域，这本身就意味着蒋介石特务政治的深化。三是缉私也充裕了军统特务的“小金库”，据说，蒋介石让戴笠主持财政缉私，就有让戴笠通过这一活动，解决特务经费的问题的意思。

此外，邮电检查、航空检查，原本是由中统、军统联合负责的，这时也全部纳入到戴笠的手下。

更重要的职责是国统区重要城市的治安。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想过抓警察大权，抗战时期，此念未消。重庆的治安是由军统负责的。其基本机构有两个：一是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一是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这两个机构的人员、组织、活动全部由军统局主管，卫戍总司令部、警察局只是个牌子摆在那里，实际上是不管，也管不了的。其他国统区城市，有的是由军统人员直接当警察局局长，有的是由军统人员当侦缉队长，而各地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都是由军统人员控制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在国民党统治中，戴笠控制了水、陆、空交通检查权，进出口货物缉私权，治安大权，加上军统局特有的权力，难怪戴笠在人们的心目中如此重要了。

戴笠既握有如此众多的权力，他也是很会运用这些权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使人望而生畏，在抗战时期，有这样几件事，使人们认识到，戴笠之不好惹。

1940年，四川省粮食价格突然猛涨，米价高出1937年的六十倍，广大市民怨声载道，沸沸扬扬。而这一年的四川省农业并不歉收，如何能够出现粮价暴涨?情报送到戴笠的办公桌上，他感到必定事出有因。而米价涉及千家万户，不迅速查清，势必影响蒋介石在大后方的统治，戴笠乃下令成都站彻查，并派多人分头查缉。很快，事情有了头绪：原来是原成都市市长，现任大川银行董事长杨全宇操纵各方势力，大量囤积粮食，操纵粮价。此事查出后，戴笠立命封存有关粮仓，拘捕人犯。但杨全宇等人在川为宦多年，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劝戴笠不要引火烧身，得罪巨室。但戴笠既有蒋介石撑腰，此事又有理有据，恰是树威扬名的好时机，岂肯错过?于是，做出严正的姿态说：“少数人囤积居奇，多数人身受其害，四川父老亦在其内。扰乱经济，严重影响抗战，我宁可得罪巨室，绝不能放弃职责!”命将人犯押送军法总监部严审，并派员参与督促，当夜判处杨全宇死刑，并很快执行。此事传出，许多人风声鹤唳，惧怕戴笠。

威权赫赫（3）

不久，戴笠又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与翁文灏结下了怨。

1940年12月29日，蒋介石邀经济部长翁文灏在蒋官邸午餐，告诉翁文灏，有人反映经济部对平价基金的运用有问题，他要派人查明，但不得影响公务。

下午，戴笠即来到重庆小什字曹家巷经济部机关，面见翁文灏，说奉蒋介石令，要找经济部的十个职员到化龙桥复旦中学四联总处宿舍清理账目，并答应这些人日间到部办公，晚上要接受查询。可这些人自被特务带走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晚5时，仍然没有放回，而且不准会见客人。翁文灏对特务随便扣押工作人员的做法十分不满，当即呈文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只好下令放人，并婉言请翁留任。翁文灏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干下去。

但最能看出戴笠威权的，还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被枪毙一事。

1942年3月，戴笠突然收到部下报告，说已查明中信局运输处长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数额极大，应予严惩。戴笠即批：彻底查实据报。

原来，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特务们发现，有个商人章德武，在仰光以大成公司的名义，购买了三千万元货物，以三十五辆汽车运送回国。但在进口时，忽然变为中信局的公物，因而一路放行，不敢课税。监察处见此事不对，货到昆明，即予扣留审查。经查，知是章德武以一百五十万元重金，贿通林世良，以中信局名义运入，以免查稽。而林世良据说已与孔二小姐相恋，正论婚嫁之际，对监察处扣押一事，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面以中信局公函名义，要求立即放行；一面串通中信局购料处长许性初，以倒填日期手法，补办押汇手续，说货物是大成公司向中信局办理押汇，由中信局代运的。林世良自觉有此手续，天衣无缝，加之各方权要说情，戴笠也奈何他不得。不料，戴笠暗中却较上了劲，严命部下深究细查，终于找到了漏洞：按照规定，凡押汇一百万元以上者，须董事长签批，方能生效。林世良能伪造押汇手续，董事长签批一条却未补上。既然找到了漏洞，戴笠当即将此案申报蒋介石，迅速审讯定罪，将林世良处以死刑。而这时，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出面，电令“先行放行，俟运输到渝，再由财政部查报。”却落了个后手，林世良已经被处死。

此案一出，影响甚大。虽然戴笠因得罪了孔祥熙，而曾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正因为如此敢作敢当，戴笠的权威却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戒惧。

迨抗战结束，蒋介石又把“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国民党的各级肃奸委员会里都有军统特务作为其中的骨干，各地汉奸的大头目都是由军统负责逮捕，而一些中、小汉奸是否定罪，全在戴笠一念之间：你把戴笠贿通好了，说你是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于是你就成了“抗日功臣”，作威作福，本来是汉奸却又成了权贵；如果你买不通，即使你只是沦陷区的一个百姓、一个学生，也要说你是汉奸。特别是如果你在沦陷区开过商店，办过工厂，那么轻则“资敌”，重则汉奸，财产也就成了“逆产”、“敌产”，一律“充公”，甚至性命难保。可以说，这时的戴笠，因有蒋介石的信任，不仅威权赫赫，简直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了。

为所欲为（1）

1943年除夕，重庆曾家岩戴公馆，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外国高级酒。一向冷酷、严峻的戴笠，今天却满面春风，频频劝酒，像一个温良和善的绅士。原来，他正在宴请著名影星，有影后之誉的胡蝶吃团年饭，在座的有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作陪的则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中国前驻巴黎总领事，现为军统局海外区区长黄天迈。

原来，这是戴笠向胡蝶进攻的第一步棋。

戴笠这个人最好女色，许多年轻貌美的女特务，都要陪他过夜。有时外出检查，布置工作，也要携“女秘书”同行。即使是特务的妻女，只要看上了，也绝不放过。因此，在圈子里落了个“戴笠处处有公馆”，“戴笠拥有若干个女人”的说法。1932年，任特务处书记的唐纵就在日记中说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到了抗战时期，戴笠威权赫赫，又因握有交检、缉私大权而财源滚滚，更是无所顾忌，常常用飞机从国外运回女人的高级化妆品、内衣等，到处纵情留意。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了。

胡蝶的到来使戴笠在追逐女人问题上达到了最高峰。

胡蝶是中国著名的影后，长得丰腴标致，仪态万方，曾因主演《啼笑姻缘》、《姊妹花》、《空谷幽兰》而蜚声海内外。戴笠对其心仪甚久，苦于没有机会结识。抗战爆发后，胡蝶曾从上海迁往香港，1943年底，由香港又迁到广东东江。但在此过程中，她的三十多箱家财却在江中被匪盗拦截，广东当局无法破案，急得胡蝶大病一场。戴笠闻知后，知道机会已来，大喜过望，一面将胡蝶夫妇接到重庆精心招待，一面密饬属下迅速侦破盗案。后来，广东的特务在东江一家寄卖店发现了一只价值五千元的钻石戒指，顺藤摸瓜，追回了大批财物，胡蝶也就对戴笠存着一份感激。

却说胡蝶虽然感激戴笠为她追回了财物，但以其在影界的身份和地位，也殊不愿与戴笠这个特务头子搞在一起，况且戴笠长着一副长长的马脸，其貌不扬。但是她深知戴笠不仅是蒋介石的大红人，手下又有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喽啰，一旦得罪了他，恐怕性命难保，只好虚与委蛇，逢场作戏。但戴笠这时却认了真。自己的元配毛秀丛是个农村妇女，不仅丝毫不懂风花雪月，连个大字都不识，自然谈不上成为自己事业的助手。毛秀丛尚在时，戴笠就开始寻花问柳。现在毛氏已死，自己年纪也快奔五十了，是该考虑再娶一个妻子。以前也有相中的女特务，但她们不是看中了自己的地位，就是不愿与一个特务头子为伍，借故离开了他，都没有付出真情。而胡蝶不仅色艺卓著，漂亮风流，且善交际。于是，他一改往日对女人问题上的拿来主义，从感情上大投资，人也变得非常文雅，准备与胡蝶结成恩爱夫妻，要使胡蝶像宋美龄对蒋介石一样，成为自己事业上的贤内助。至于胡蝶的丈夫潘有声，虽然敢怒却不敢言，只好鹊巢让鸠，揣着满腹怒气做自己的生意去了。这一占就是二年，直到戴笠摔死后，潘胡才得重谐鱼水。

上行下效。戴笠既然敢这样为非，手下的特务们也就敢同样作歹。抗战时期，军统局负责重庆的社会治安，许多特务利用职权之便，胡乱抓人，挟嫌报复，勒索钱财，甚至草菅人命。

为所欲为（2）

一次，重庆国泰电影院演话剧，因为少给了特务几张票，特务们就群集到剧场，找种种借口不让开演。至于当时由特务组成的各种检查所，过路者不“上贡”是难以通过的。有时，甚至因为没有“贡品”还弄出人命来。一天，码头上的一只货船没有“纳贡”，特务们就把一个押货的商人推下水中淹死。船上其他人虽然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却谁也不敢讲实话，反而不得不作假证，说这个人是自己“失足落水”。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有个中尉稽查员车重光，在旅馆查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钱很多，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然后逼她为娼，得来的钱平分。后来这个人又与一个饼干厂的老板娘姘居，竟然用药毒死老板娘的丈夫，把饼干厂据为己有。

这时的重庆，可以说遍地是特务，而特务又到处为非作歹，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曾不得不发出训令：“近查重庆市郊附近特工人员借名检查、实行讹诈之事，时有所闻，而且冒充者更所不免，似此不特有碍政府威信，亦且影响社会秩序。”因此，“特工人员因案检查商店居户及逮捕人犯时，必须会同当地军警宪及保甲长办理”，并要“严查执照”。但特务们自恃有戴老板撑腰，因而照干不误；而戴笠又仗校长做主，对手下的特务也采取了姑息和纵容的态度，终于闹出了一件大案子。

1942年夏，河南洛阳附近通往山西的渡口，人群熙熙攘攘，赶集的、逃荒的、走亲串友的人汇集在渡口旁等待过河，好不热闹。突然，人群涌动起来，并迅速向两旁挤靠，只见一群凶恶的汉子气势汹汹地走来，为首的一人身穿黑绸缎衣服，手摇一把纸扇，来到渡口旁，把头向右一摆，旁边的汉子冲入人群，抓住几个人就打，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他们才扬长而去。

这就是军统特务与中统特务斗杀的一幕，为首的正是军统的高级特务、杀人不眨眼的行动高手赵理君。当时，为了封锁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戴笠向蒋介石推荐，由赵理君任洛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控制这个渡口。赵理君的到来，使中统在河南的势力受到影响。当时中统特务多次夹在人群中渡过黄河，从事特务活动。军统、中统早就有矛盾，岂能容中统人员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任意活动，于是就千方百计揪打中统人员。后来，赵理君把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和中学校长等六个特务全部活埋，被中统特务抓住了真凭实据，陈立夫亲自诉苦于蒋介石，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找来戴笠大骂一顿，命其彻查严惩，戴笠不得不把赵理君枪毙，而自己的权势却丝毫未受到影响。

忠蒋是命（1）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西安的平静，震撼了中国和世界。

西安事变爆发了。这天早晨，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在苦谏，哭谏蒋介石抗日不得之后，发动了兵谏。

几年前，笔者到西安之郊临潼华清池，看到一个古老的房屋的窗户上，里外两层玻璃内夹着一层布有弹孔的玻璃。这里就是当年蒋介石的居所。穿过这间房屋向山上走去，半腰有一个水泥铸就的亭子，亭子上横书“兵谏亭”三字。据说，这里原叫“捉蒋亭”，1980年代后，随着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日问题的重新评价和海峡两岸统一的需要，改为“兵谏亭”。亭子后有几块巨石，石中有缝可容人。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从居室逃出后，只穿着单裤跑到这里，藏匿其中，被东北军官兵“请进西安城”。笔者到此地时，游人熙熙攘攘，争着抢着在这个石缝中摄影留念，似乎想体验一下蒋介石当年的心情。

蒋介石被捉后，张学良找他谈话，劝他接受关于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但蒋介石固拒不纳，愤怒地说：“你是我的敌人，我不跟你说话，你枪毙我好了。”张学良亦无可奈何。后经与蒋、张关系均十分密切的澳籍顾问端纳穿针引线，宋子文又亲到西安见张学良，双方才开始磋商有关和平解决的问题。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的一个生死关，也是对蒋介石亲信部下的一次严峻考验。十三太保中的“政治领袖”贺衷寒，就是因为在这次事变中追随何应钦，发动黄埔系将领通电“讨逆”，而后大遭冷落。而戴笠却因为在这次事变中“舍身救主”而备受宠信，势力大张而终身不衰。

且说蒋介石被扣西安时，戴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广东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闻讯大惊，急忙遄返南京。没想到，一回南京，立即受到多方攻击和责难——你身负护卫领袖安全重任，西安方面的异常动向，为何不能及时掌握，致发生今日之事?领袖被扣，生命艰危，这个责任你如何担负得起?各种责难纷至沓来，甚至有人赞成“应杀戴笠以谢天下”。戴笠也确实难以招架。不过，说戴笠手下的特务对西安的动向一无所知，也不尽然。

当时，戴笠部属王抚洲担任西安“剿匪”总司令部的代理党政处长，就住在张学良公馆旁边的一栋楼房里，并处理四维学会的工作。当东北军与共产党接触时，他曾对“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说过：“副总司令认定中央某些人压迫他，共产党又说让东北军剿匪是消灭东北军。现在东北军损失两个师，中央最好给东北军补充，至少先补充一个师，以事实来纠正张副总司令的观念，粉碎共产党的宣传，否则会发生大问题。”特务处其他一些人也将张杨的一些可疑动向报告过特务处，而且由特务处上报蒋介石。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一文中也说：“中正二次入陕之先，即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进退自由等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谋与叛乱者……”只是蒋介石以为用委员长的威严就能“统一军心”，故仍去西安，终至被扣。

但是，戴笠毕竟是蒋介石安全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他又是由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特务处的所有工作都是承蒋介石之命而行，早已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妒忌。戴笠思来想去。深觉此时此刻，必须拿出性命一搏。如果没有特殊表现，蒋介石回来，自然自己要首当其罚；万一蒋介石回不来，自己也难辞其咎，一旦其他派系掌权，甚至会身首异处。左右一死，与其退缩苟安，不如死个壮烈，留个忠主之名。而且据各方面情报看，张学良未必杀蒋，自己与少帅又素来交好，只要他不杀蒋，就未必能杀我。如果能与蒋活着回来，就可得个舍身救主的英名，蒋委员长也势必刮目相看。他想起当年组建特务处时对蒋介石表的忠心：从受命之日起，我这颗头就算交给校长了——干得不好，校长要杀我；干得好了，校长的敌人也必然要杀我。今天就是考验自己忠心的时候了。

忠蒋是命（2）

12月21日，端纳、宋美龄、宋子文决定第二天飞赴西安，戴笠也随机前往。

此事定下后，他回到鸡鹅巷，整理有关文件。次日临行前，他召集部下话别，慷慨激昂地说：“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去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只有以死谢罪。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国家之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重任，就全在各位肩上了……!”

他的话未完，一些部下已泣不成声，甚至有的大哭起来。戴笠说：“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都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负。我戴某既然以身许国，忠于领袖，就无可惧怕之事。只要能仰俯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我自信尚有此修养，大家应该为我此行高兴才是。我不要大家以眼泪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声助我行色。”特务们这时才无可奈何地鼓起掌来。

回到鸡鹅巷，他一进门，就跪在蓝老太太面前哭泣着说：“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奉，未尽孝道，愧为人子!……今因要事，将要远行，尚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唯望老母保重，勿以儿为念……”

戴母年轻守寡，饱受磨难，也深知儿子的工作性质，要干的事十分危险，不忍再增加儿子的压力，抚着他的头说：“我从年轻守寡，抚养你成人，尝尽人间辛苦。今天看到你能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内心也感到高兴。只要你能竭力尽忠，又有这份孝心，我也就放心了。我虽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好，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会携带你媳妇和儿子回乡下住。你不要以此为忧，快起来，忙你的去吧!”

当天下午，戴笠随宋氏兄妹和端纳，乘专机到达西安。到西安后，宋美龄等被安排去见蒋介石，戴笠却被张学良的警卫安排到张公馆的地下室，枪也被缴去了。戴笠被关在地下室里，心里十分担忧，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谁也无法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事，想到下飞机前，宋美龄曾将一把手枪交给端纳，对端纳说：“请你答应我，如果有士兵污辱我，你就开枪打死我!”连国母都有这样的准备，何况自己一个小小的戴笠!

他思来想去，无法成眠，等到第二天，仍无任何消息，乃拔出笔来，在日记里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12日后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正当戴笠生死难测之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宋美龄一下飞机，就被送去见蒋介石。一见夫人进来，蒋介石就哭着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早上我在《旧约全书》上读到，耶和华要做件新事，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宋美龄不再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小手绢蒙住脸，两个肩膀抖动起来。

第二天，12月23日，在同西安的将领作了一番长谈之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他相信他快有办法使蒋委员长早点获释了。但夜幕降临时，情况又变了，张学良带来一个计划，说他想将蒋介石化装，用车子送到自己部队的驻地，而端纳和蒋夫人先飞回洛阳，随后在那里与蒋会合。但宋美龄反对这个计划，希望蒋能不失尊严地离开，而不是像个罪犯。

后来，张学良提议，安排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宋美龄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的一致看法。迄后，周恩来又同蒋介石直接面谈，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也表示：我们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最后，答应以人格担保，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并保证要“言必信，行必果”。周恩来当时回复毛泽东的电文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并积极开展各方面的疏通工作，说服西安将领同意释放蒋介石。

24日下午两点，周恩来说服了杨虎城，决定释放蒋介石。

放蒋的大计已定，张学良才到地下室和戴笠见面，张学良拿出一份东北军、西北军官兵联名的报告递给戴笠，上面赫然是：“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张学良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们无加害委员长的意思，也就不想杀你。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派人把你送到公馆地下室，保护起来。”

24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将领作陪外，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出席，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及蒋的随行人员蒋鼐文、卫立煌、陈诚等也从惊恐中镇定下来，重新露出了笑容。

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了，张学良陪送，一到南京，就被戴笠派人监视起来，开始了长达?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而戴笠却因舍命救主备受宠信。

忠蒋是命（3）

这是后话。

戴笠之所以能够临危赴难，除了他从与蒋介石的关系，从种种利弊关系的角度权衡之外，与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和训导，与特务处拱卫蒋介石安全的职责也是密不可分的。

蒋介石对其部下的要求历来是要忠于他个人，效力他个人。他在《第二期革命之开始》训词中讲道：“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领袖对于党的一切，党员的一切也要一肩担负起来!每个党员的精神与生命，完全与领袖是整个的不可分的。”并且为了“领袖”要不惜牺牲。他在《向最危险的方向前进》的讲词中说：“不成功即成仁，我所最快活的也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打了胜仗，土匪被我们消灭了，我们主义能够实现，这就是成功，我们当然快活!第二件就是我们自己在阵中牺牲了，就是成仁!”誓死效忠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是蒋介石对其亲信部下的谆谆训导。而这一点，在蒋介石的亲信部下，特别是力行社，特务组织中都是以铁的纪律来规定的。戴笠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最早、最直接、最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得到蒋的恩宠。

从特务处的职责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蒋的安全。早在1926年入黄埔不久，在一次同学聚集之时，别人都纷纷阐述自己的理想，不外乎英勇战斗，当一名高级军官，指挥千军万马，威风八面等等，独戴笠沉默不语。大家追问再三，他才闪烁其辞地说：“我无大志，但愿毕业之后，为校长作一名侍卫，保护他的安全。”戴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戴笠在杭州骑兵营得知蒋介石到了上海，就跑过去，虽无晋见之阶，仍千方百计打听到蒋介石的住地，自愿地到蒋在上海的寓所门外站岗，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迨特务处成立后，蒋介石的警卫就由这个处负责了，其组织人员自然由处长戴笠调派。

特务处成立不久，即成立警卫股，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1932年秋，戴笠派特务处执行科科长邱开基赴武汉，负责警卫蒋介石。邱开基到武汉后，即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当时武汉的社会状况很乱，特别是帮会势力极强。帮会的首领就是武汉绥靖公署的稽查处处长，警察局的侦缉队也在帮会的控制之下。邱开基到任后，首先撤销了稽查处，让帮会首领成立了一个道德善堂，将帮会分子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次，委派手下担任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将治安大权全部抓在特务处手中。第三步就是抽出一部分款项，在码头、工厂、旅馆、餐馆等公共场所、妓院等地设置眼线，提供情报。第四步就是组织一个秘密锄奸团，专门从事密捕、绑架、暗杀等活动。这些措施一方面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针对一切不利于蒋介石统治与安全的各种势力。

1933年7月，特务处专门成立了一个随节工作组，派黎铁汉为组长，专负保卫之责。这个组织，以后扩大为特别警卫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随同蒋介石行动，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也常常戒备各方势力的行刺。而“戴氏深知，蒋公一身系国家安危，保卫领袖，如护头目，为无比重要之事，乃引以为己任。他要求所属工作人员，将保卫蒋公安全，列为第一重要任务，不许有片刻懈怠。”

据有关方面统计，1934年至1936年，曾发生过4次谋刺蒋介石的事件，均被戴笠的特务处侦破，将主要人员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捕获。

为蒋介石警卫，就要随蒋介石行动，有时，蒋介石心血来潮，甘冒奇险，警卫人员也自然要随之涉险。

1938年6月，日军会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蒋介石坚持在武汉指挥战斗。10月25日，日军到达武汉，并展开猛烈进攻。武汉城内炮声震耳欲聋，炮弹、飞机扔下的炸弹不断在城内爆炸，境况确实十分危急。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的飞机才从武汉起飞，赶往南岳。也正是这一天，日军占领了武汉。临撤出前，蒋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而这个破坏又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的。

忠蒋是命（4）

戴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在蒋介石走后，继续留在武汉，部署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事宜。他领着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和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巡查了全城的三十多个爆炸目标，并在当晚召开了一个爆破工作会议后，才离开武汉。这时，日军已开始攻击武汉城，戴笠一行想乘车离开，但道路已被日军堵死，乃改乘一小船，从日军包围的缝隙中钻出。

戴笠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也确实煞费苦心。这一点，从抗战后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的活动中，看得最为明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北平，蒋介石决定12月到北平视察，戴笠先行安排。当时，北平刚刚从日伪统治下收复，人员极其复杂，戴笠深恐万一出现什么不测，使蒋介石受惊，于是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他多次召集北平的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文强和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密议，决定急调亲信特务祝维屏，由戴笠保荐为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以便直接指挥、运用北平的全部警力；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指挥刑警大队直接参与行动；汉中警备总部稽查处长倪超凡飞北平，任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三方紧密配合，协同负责蒋介石安全。直接负责蒋介石安全的是一个贴身内围的警卫大队。所谓贴身内围，就是蒋介石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紧贴蒋介石的周围，贴身警卫，以备不测。戴笠亲自选调黄埔六期的老牌特务严家诰任大队长，调在中美合作所所属的重庆特警班内受过美国特务教官严格训练的学员二百多人，乘专机飞北平。在蒋介石到北平前即与宪警配合，进行特殊训练。戴笠亲自出马指点，考核队员的思想状况和技术水平。

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飞到北平，住在交道口圆恩寺内。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军、宪、警、特里三层外三层的布置起来。

蒋介石一到北平，俞济时便将蒋在北平活动的日程交给戴笠，由戴笠逐日安排有关警卫事宜。戴笠这个人十分懂得保密的重要。他按日程规定，只将隔日的行动计划预告罗家诰，对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宪兵团长等都是直接布置任务，并不详告蒋介石的具体行动。这样，既做到了绝对保守秘密，又增加了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在北平共停留八天。其间先后接见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熊斌、张廷谔等人，举行了北平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茶话会，和招待中外人士、新闻记者等活动。最紧张的一幕是16日检阅美军驻北平陆战队和在太和殿召集全市大中学生集会并讲话。为了保证这一天不出问题，戴笠与俞济时商量了一夜，决定布置四道警卫圈——第一圈摆在蒋介石讲演台的周围，由严家诰率贴身警卫大队警卫，戴笠亲自指挥；第二圈是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的数十名武功超绝，能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式的刑警，隐身在故宫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窥侍动静，随机出动；第三圈是军统北平站的全体特务，化装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观察警戒，且编成群组，随时策应；第四圈才是从北平市驻军中挑选的士兵，担任外围警戒。

这一决定立即报告了蒋介石。俞济时夸奖戴笠说：“老头子一见你在，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16日这天，戴笠早早就赶往故宫亲自安排。他自到北平，一直身着美式军装，佩中将肩章，胸前挂满勋标，威风赫赫。这一天，忽然改换灰黑色中山服，头戴宽边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口袋里装了两枝马牌左轮手枪，压满了子弹。

蒋介石检阅完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走进挤满了人的太和殿，站在台上，操着浙江口音大讲民族复兴，“三民主义”，军政统一，等等。戴笠、俞济时和贴身队员站在人群的前排，围成一个保护圈。戴笠两手插在口袋里，紧握着枪把，一直紧张地注视着动静。蒋介石不时看着戴笠的大礼帽，心定神安，不禁慷慨激昂起来……

不料，蒋介石讲完后，人群呼啦一下子涌向前来，戴笠站脚不住，被人群挤开了，贴身警卫也被冲散。亏得李宗仁、孙连仲、黄仁霖等人手拉手把蒋介石护在中间。贴身警卫也马上又挤过来，护在李宗仁等的外围，这才冲出一条路，把蒋介石护送上车，离开故宫……

戴笠回到住处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文强说：“老头子很高兴，谢天谢地。老头子有令，所有护卫出力人员一律有赏，你给我传达一下。”

实际上，戴笠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次来北平，蒋介石夫妇游了一次颐和园，戴笠又忙个不亦乐乎。他东奔西窜，西支东指，把严家诰等手下驱使得晕头转向。

到了18日，蒋介石终于走了。走前，指示戴笠安排好北平肃奸工作，戴笠又由诚惶诚恐的紧张转入作威作福的繁忙……

金钱与铁链（1）

蒋介石与戴笠，一个独夫，一个打手。

蒋介石作为独夫，在旧中国纵横捭阖，费尽心机数十载，终于将国民党内各派系，国民革命军内的各军阀收束到自己的麾下，而成为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

戴笠在蒋介石门下当打手，需要一批人为他卖命，自掌特务处开始，招兵买马，从“十人团”发展为庞大的特务机构，他一直大权独握。

蒋介石的成功靠什么?戴笠靠的又是什么?

除了权术和实力外，蒋介石靠的是金钱，靠的是高官厚禄的收买。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批批军阀倒戈为其效命，使一些地方实力派失去和他抗衡的力量。戴笠作为蒋介石的部下，除了为蒋介石收买各方势力、收集情报外还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对自己的部下也是用钱来笼络，同时还用锁链，把这些人全部约束起来，让他们卖命，如若不从，自有“团体”的家法来惩治，轻则丢官关禁闭，重则脑袋搬家。这是蒋介石在力行社的“家法”，也是戴笠在特务组织内的“家法”。

金钱与铁链并用，是蒋介石与戴笠获得成功的手段。

生在旧中国，早年曾混迹上海交易所的蒋介石，深知金钱的重要。北伐途中，他与江浙财团挂上了钩。他需要江浙财团的钱，江浙财团需要他的权与势。双方一拍即合，使蒋介石加速了叛变革命的进程。

从这一点说，蒋介石在收买别人前，可以说自己已先被别人收买了——被江浙财团收买，也被帝国主义收买。

蒋介石到南昌，虞洽卿亲自赶去拜会，答应资助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敢于截扣由广州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敢于杀害共产党人。

到上海，蒋介石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亟应首先筹垫。”于是，江浙财团开始“出血”，给了蒋介石五笔巨款：

第一笔：1927年4月1日，上海金融资本家向蒋垫付三百万元，作为商界代表向蒋认捐的五百万中的一部分。这笔钱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二笔：4月15日，上海市银行业又垫付了三百万元，蒋介石答应以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为条件，并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

第三笔：4月底，上海银行借给蒋介石一千万元。

第四笔：5月1日，由江浙财团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

第五笔：1927年10月到1928年初，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四千万元。

金钱与铁链（2）

有了这样雄厚的财力做后盾，蒋介石的腰粗了，胆壮了。这才使他敢于建立南京政府，敢于“北伐”，敢于“编遣”，敢于“统一”。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雄厚的财力后盾，他才能在各派系军阀的混战中军事、金钱交相互用，立于不败之地。

1929年，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闹僵。5月，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罗列蒋介石的四大罪状，不外乎操纵国民党三大，违反党章；济南惨案的处置丧权辱国；各军待遇不平等；不问豫陕甘灾情，扣留赈粮，坐视饥民饿死等等，宣布兴兵讨伐。为了集中兵力，他命令所属部队向西撤退，到潼关华阴一带集结。

但就在此时，冯玉祥麾下的两员大将被蒋介石收买了。这两员大将就是韩复榘和石友三。

蒋介石打败桂系来到武汉，亲自召见韩复榘，什么“向方兄治军有方”，什么“向方兄战功卓著”，一顶顶的高帽子给韩复榘戴上，并送韩十万元钱。同时，派亲信部下钱大钧带三十万元到石友三部劳军，把这两人拉到了自己门下。

韩复榘拒不执行冯玉祥的西撤命令，反将部队东进洛阳。5月22日，韩复榘、石友三发出通电，表示“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唯望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石友三率部到郑州与韩会合。蒋介石接到韩、石电报后，立即给二人加官送钱，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并送去大洋五百万元犒赏。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集七十万大军共同反蒋，燃起中原大战的战火。稍后，又与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联合，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内反蒋力量的大会合，大有一举摧毁蒋介石之势。然而，到了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并要求各方“均宜静候中央措置”。一屁股坐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边。东北军挥师入关，阎冯桂不得不速行撤兵，扩大会议尚未开完，就撤往太原。

张学良当时拥兵三十六万，并有最强的海空军力量。可以说他坐在哪一头，哪一头就占了绝对优势。而张学良之所以在观望数月之后，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除了他切盼统一，憎恶内争等诸多因素外，蒋介石的金钱优势，又是起了相当作用。

当时，各方都派有代表在沈阳、北戴河、葫芦岛等地跟着张学良做工作，意图拉拢张学良靠往自己一方。反蒋方面还在中原大战一开始，就封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无奈的是，蒋方有钱，反蒋方无力与争。

蒋介石方面为了拉拢张学良，特派国民党元老和大员吴铁城、李石曾、张群、方本仁等游说张学良。蒋方代表资深位显，出手豪阔，吴铁城等行前携带经费一百万元，在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时，南京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褒奖对苏作战中阵亡将士。所以，蒋方的这些人可以陪张学良打麻将、游玩，不管事情谈得怎么样，先和张学良结上了私人交情。而反蒋一方的代表资历不深，钱财拮据，有时连见张学良也不方便，更谈不上深厚的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