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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 两位总司令（1）

- 两位总司令（2）

- 两位总司令（3）

- 两位总司令（4）

- 南北革命军（1）

- 南北革命军（2）

- 会师陇海线（1）

- 会师陇海线（2）

- 见面泪沾襟（1）

- 见面泪沾襟（2）

- 见面泪沾襟（3）

- “中正弟”与“玉祥兄”（1）

- “中正弟”与“玉祥兄”（2）

- 拉向自己一边（1）

- 拉向自己一边（2）

- 辞职与结婚（1）

- 辞职与结婚（2）

- 赶跑了一个，气走了一个

- “惟盼吾兄东山再起”

- 联手“北伐”（1）

- 联手“北伐”（2）

- 患难与共，接力捣幽燕（1）

- 患难与共，接力捣幽燕（2）

- 秘密交易

- 外交风波与消极抗命（1）

- 外交风波与消极抗命（2）

- 哭灵与追悼会

- 吵，从北平吵到南京（1）

- 吵，从北平吵到南京（2）

- 大哥“病”了（1）

- 大哥“病”了（2）

- 脚踏两只船（1）

- 脚踏两只船（2）

- 金钱的魅力（1）

- 金钱的魅力（2）

- 爽约与上当（1）

- 爽约与上当（2）

- 吃了回头草（1）

- 吃了回头草（2）

- 兵马战犹酣（1）

- 兵马战犹酣（2）

- 兵马战犹酣（3）

- 瓦解与受挫（1）

- 瓦解与受挫（2）

-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1）

-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2）

- 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1）

- 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2）

- “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

目录

一 机缘

两位总司令

南北革命军

会师陇海线

见面泪沾襟

二 换谱结拜”“中正弟”与“玉祥兄”

拉向自己一边

辞职与结婚

赶跑了一个，气走了一个

“惟盼吾兄东山再起”

联手“北伐”

患难与共，接力捣幽燕

三 裂痕

秘密交易

外交风波与消极抗命

哭灵与追悼会

吵，从北平吵到南京

大哥“病”了

四 中原大流血

脚踏两只船

金钱的魅力

爽约与上当

吃了回头草

兵马战犹酣

瓦解与受挫

五 辱国·卫国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

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

“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

鬼子进关以后

泰山，离而复归

六 走向联合

南京发出密电

两种谈判

“七君子事件”透视

在实现和平进程中

七 共赴国难

炮响，“守土抗战”

会战，出任司令长官

限制民众与发动民众

他们都无可奈何

外战中的内战

真诚的联合

八 建国

只请客，不做菜

好酒，一百度

协议，只墨写在纸上

呼喊，从内心里发出

战火又起

临别赠言

九 决裂

矛盾公开了

战场外的搏斗

决裂，彻底的决裂

遗嘱

十 人去与魂归

一场春梦

秋日忠魂

泰山·紫金山

两位总司令（1）

起先，他们素不相识，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起先，他们并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一个是曹锟、吴佩孚属下的一员战将。

可是，他们还是走到一起了。

凡事都有个原因，两个人的相互联结，不论男人或女人，总要有个机缘。

他们的机缘是什么呢?是：1926年至1927年的那场大革命。

两位总司令

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旌旗招展，人头攒动，十万军民云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势力!”等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

这里正在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

一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身着戎装，昂首挺胸，神采奕奕，站在主席台上，一阵掌声过后，他发出了浓重的浙江话音：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末尾几句淹没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

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蒋中正，字介石。他的名字很多，但他从政后经常用的就是这一“名”一“字”，而人们则普遍以“字”相称，“蒋介石”三个字，可以说是声震中外，人人皆知。

两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17日，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举行了另一个誓师大会。

五原，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当年是绥远省的一个县城。这里，比不得广州，它贫瘠、荒凉，人烟稀少。汇集在这里的队伍——一部分国民军，也比不上国民革命军，它人数不多，衣着不整，枪械不齐，是一支溃散后重新收容起来的队伍。

然而，将士们队列齐整，精神抖擞，内心充满希望，脸上带着欢欣，在这座县城的小小广场上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广场一侧的一座土台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将一面国民党党旗高高举起。一位年约四十五岁的军人站了起来，他身躯高大魁伟，神态庄严郑重，浓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扫视了一下于右任，注视着在秋风中飘展的党旗，迈开大步，双手接了过来，面向台下将士，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

他宣布，受各将领公举，他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誓就职。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国民党。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参加国民革命。

两位总司令（2）

他宣读了誓词：

“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这位国民联军总司令，就是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冯玉祥。他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同样闻名遐迩，同样中外皆知。

两个人自然还有不同之处。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仕途上奋力攀登，从响应辛亥革命到出任总司令，不像冯玉祥那样艰辛、坎坷，凭他的机智、努力和计谋，基本上是扶摇直上、步步青云。

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永丰舰，蒋介石应召来到孙的身边，帮助筹划，并肩战斗，护送脱险，平安抵沪。此举不能武断地视为“投机”革命，临危受命，患难与共，总是需要一定的真诚。但是，它也确给蒋介石带来了扩大影响和抬高身价的绝好机会。聪明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与孙中山同登永丰舰，坚持同叛军战斗者，不止蒋介石一人，然而只有他在事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在序言中对他称赞不已：“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使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924年5月正式当上了该校校长。起初，蒋介石曾因不能插手党务和军政大事，而一度消极。但是后来他却感到这一职务对他的重要意义，因而紧紧地抓住它，充分地利用它，掌握了一批为我所用的军事干部，进而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多事之秋，蒋介石率队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几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有赖于共产党人的参与指挥和政治思想工作，有赖于工农民众的积极支援，同时，也与蒋介石的指挥密切相关，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外，他还担任了多项军事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施展计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排挤出了国民革命军，使这个军成为他一手独揽的嫡系部队。这一年的5月，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当然，这又是一个计谋。经过这一“整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整理”下来，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怀有二心的右派分子被“整理”上去，而获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是蒋介石，他此时担任的职务有：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对蒋介石来说，地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他在总司令部组织大纲里又做了这样的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就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和“独揽大权”之间加了一个等号，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国民革命军即将大举北伐，给蒋介石这位总司令带来了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这时，他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所辖地区只有广东、广西，中国绝大部分省区还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实现孙中山遗愿也好，统治全中国也好，他都要率军出征，进行国民革命。

两位总司令（3）

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蒋介石相比，则有许多差异。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幸运有个盐商的家庭，有出国留学进入军事学校的机会，他幼年家境贫寒，十二岁即吃粮当兵；他没有蒋介石那样染指证券交易所的经历和投机取巧的素质，而是凭借苦练、勇猛、实干和才能，从士兵依次升迁，旅长，师长而督军；他在走向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更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

冯玉祥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早年就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发动了滦州起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7年他又率军平定了张勋复辟。这些行动反映了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进步倾向，但这时的冯玉祥却未能跳出北洋军阀营垒，仍然是其中的一员战将。

从1920年开始，冯玉祥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他的爱国为民思想日增，革命倾向日浓，而吴佩孚的压制与排挤，又把他自我发展的道路堵死，于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于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统治。冯玉祥将这次政变称为“首都革命”，严格说来，此举还算不得革命，不过，它却是冯玉祥从北洋军阀营垒向革命迈进的起点。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出任总司令。但是，冯玉祥的军事实力有限，还不足以控制整个局势，他在思想上对革命对军阀，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因而，北京政变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手里，他却受到了排挤，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离京到张家口赴任；国民军名称被取消，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西北军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但习惯上仍沿用国民军这一名称。

冯玉祥倾慕孙中山的主张，倾向革命，并和苏联取得了联系，国民军所辖地区的民众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在北洋军阀眼中已成了“赤化将军”。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杀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又联合起来，会同其他军阀，先要“扑灭北方赤化”，而夹击国民军。形势所迫，冯玉祥只好宣告下野，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由张之江代理，想以此来避免敌对势力的攻击，保存国民军这支从北洋军阀冲杀出来的队伍。

1926年3月，冯玉祥启程赴苏联考察，4月初途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时，与前往广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于右任、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相遇，商谈了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问题，并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鲍罗廷等按原计划转赴广东，徐谦留下来同冯一起赴苏。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军政官兵的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高举的“欢迎人民军队领袖”的大幅标语和“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声，使冯玉祥深受感动，向记者们说：“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两位总司令（4）

冯玉祥的下野与出国，并没有使张作霖、吴佩孚等放弃对国民军的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被迫放弃原来驻地，向南口方向撤退。4月15日，各路敌军五十多万人围攻南口，国民军只有二十万人，在敌众我寡、给养困难、饷械无继情况下，凭险据守，艰苦抗敌，8月15日退却突围，撤向绥远、陕西、甘肃一带。

冯玉祥在苏联会见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和在苏的中共人士，参观了军事学校和工厂，接触了工人、农民和士兵。新型的苏维埃国家，使他感到新奇、振奋，广泛的接触与交谈，使他决心为国民革命而战。6月，他派出代表回国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系，7月，双方决定：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

7月下旬以后，冯玉祥陆续得到了国民军南口大战和撤出南口及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消息。国民军的现状与处境，急需他重装旗鼓；国民革命的进展，催促他率军出征。8月17日，冯玉祥一行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冯玉祥此次出国与回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他不仅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而且还请来了苏联顾问和帮他做政治工作的刘伯坚等中共人士，同他一道回国，在弹药接济和装备支援方面也得到了苏联允诺。

5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五原。这时，国民军各部也纷纷向这里集中。17日，国民军各将领推举他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他发表了就职宣言，即五原誓师宣言。

冯玉祥在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奉行孙中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说明了自己“倒戈”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深刻地批评了自己以前的政治主张；阐明了联苏反帝的必要性；指出国民军应与民众结合，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

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将士，举行了前面提到的五原誓师。

冯玉祥经过多年的摸索与苦斗，终于加入了革命行列。

南北革命军（1）

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共有八个军，十万人。第一军至第六军驻广东，军长依次为蒋介石(后为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驻广西。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驻湖南。

这支部队虽然大多数来自旧军队，但它却是依照苏联红军的榜样，建立或改造而成的新式部队，聘请了苏联顾问，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都有显著变化，非以往的军阀部队可比。不过，这支部队毕竟是从军阀部队脱胎而来，仍然带有旧军队的印记，从蒋介石到各军军长及其他高级将领，大敌当前，大都能够为国民革命效力，但当工农民众真正起来，他们又惧怕革命，把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又领回了原来的老路上去。

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五原誓师时，除原驻甘肃的以外，不足五万人，但经过冯玉祥亲自检点整顿，全军井然有序，精神振奋。同国民革命军一样，国民军也聘请了苏联顾问，成立了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冯玉祥出任党代表，并在中共人士帮助下，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一支富有革命气息的部队。

同样，国民军也是来自旧军队，自然也存有许多旧东西，冯玉祥本人也是如此，他重新组建了一支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部队，但当基本打垮北洋军阀之后，他又把这支部队作为发展自己的资本，又回归到军阀营垒中去。

南北两支革命军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北洋军阀。这时，北洋军阀不仅掌握着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而且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革命军，盘踞各省的地方军阀不算，光是三支大的军阀就有七十五万人的兵力，其中：

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控制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及直隶南部等地。

原为直系，现已自成一派的孙传芳，也是拥兵二十万，盘踞苏、浙、皖、闽、赣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

奉系军阀张作霖，有三十五万人马，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并控制着北京政权。

直奉两系军阀，为了权势之争，在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大战中，曾打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这时，为了共同对付革命，他们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合力攻打国民军，在南方，企图以直系全力进攻广东。孙传芳表面上观望，挂起“保境安民”招牌，实际上也在积极备战，伺机进袭广东。

国民革命军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部队的态势，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即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为此，国民革命军除以一部留守广东、广西外，绝大部分兵力都开往北伐前线，其中投入湖南、湖北的就有八九万人，以五六万人攻打吴佩孚，以三万左右人警戒江西，防堵孙传芳援吴。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1926年5、6月间，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和两个师及第七军，就已先后入湘援助唐生智，稳定了湖南战局，与唐的第八军相配合，7月11日，攻占湖南首府长沙。一个月后，即8月11日，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和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抵达长沙。他们从广东出发，一路上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长期受战乱之苦的湖南民众显得尤为热烈和真诚。蒋介石等到达的前一天，长沙五万多欢迎群众，从炎热的中午就开始恭候，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才一睹总司令的风采。民众对北伐军的支援与欢迎，使蒋介石激动不已，他说，北伐军从广州到长沙，沿途民众燃放鞭炮致敬，为北伐军带路挑担、供粮供水，表现了真诚相助之意。

南北革命军（2）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战争引向湖北，直捣武汉。会后，北伐军发起攻击，连克九江、岳州，进入湖北境内。8月27日和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粤汉路上的两个军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

9月3日，蒋介石到达武昌近郊，指挥攻城。5日，强攻武昌，不下。但吴佩孚受炮火威胁，北逃河南信阳，留下城防司令刘玉春率三万人死守。6日和7日，北伐军先后进占汉阳和汉口，武昌在围困中，攻克只是时日问题，湖北战事大局已定。

主要战场转向江西，除一部留守两湖和围困武昌外，北伐大军东移，9月19日攻占南昌。孙传芳调精锐部队反攻，22日展开激烈争夺，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不听调遣，并且夜宿妓馆，使得军中无主，与敌刚一接触，即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师党代表缪斌只身脱逃。23日，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

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将共产党人排出了第一军，使得这个军纪律败坏、战斗力日衰。这次开赴江西作战的第一师和第二师，欺压群众，强占民房，军官们吃空饷，非嫖即赌，许多士兵吸毒抽大烟，这些堕落败坏情形，蒋介石一清二楚。为此，他感到脸上无光，十分气愤，早在7、8月间，就曾几次训斥王柏龄等人，“不能严振风纪，败坏第一军之名誉”，要求他们“各发天良，严约所部”，甚至说：“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可是，蒋介石的“痛诫”丝毫不起作用，第一师在南昌争夺战中仍然是长官嫖妓，全军覆没。蒋介石说的话也根本不能兑现，对只身脱逃的王柏龄，不但没有枪毙，也没给任何惩罚，反而继续重用。凡是忠于他的黄埔系军人，即使犯法有罪，也会受到庇护和提拔的。

1926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五周年纪念日，围困武昌的第四军，以叶挺独立团打先锋，一举攻下武昌城，生俘刘玉春。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消灭，两湖战场胜利结束。

第四军作战勇敢，屡克强敌，被誉为“铁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骨干力量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战功卓著，纪律严明，破城夺隘，负有盛名，北伐名将叶挺，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扬。

攻克武昌的第二天，10月11日，江西方面的北伐军再次围攻南昌，12日，蒋介石亲自指挥攻城，未果，大军后撤。

10月15日，蒋介石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将入赣部队编组成三路大军，亲任总指挥，于11月1日发动攻击，首先肃清了南昌外围敌军，5日，攻克九江，孙传芳逃回南京。接着，三路大军会攻南昌，守军争相逃命，8日，占领南昌。至此，孙传芳在江西的十万大军，几乎全被消灭。

11月9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移驻南昌。

当孙传芳主力投向江西，福建空虚之际，何应钦率第一军一部入闽，驻闽敌军纷纷倒戈，未经大的战斗，即于12月18日进占福州，继而收复福建全省。

1927年1月，北伐军分兵三路，继续进军。除一路出湖北沿京汉路北上，向河南进军外，另两路分别向长江下游推进，2月，进占杭州，接着占领安庆、芜湖等地。3月22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未废一枪一弹进入上海。24日，进占南京。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把革命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派人所转达的建议，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战略方针，准备在取得陕西后，出潼关，沿陇海路南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夹击奉军。

甘肃和陕西两省，以前就是国民军所辖地区。这时，甘肃已成为国民军的后方，而陕西则受到了地方军阀刘镇华的侵扰。从1926年2月起，刘镇华受吴佩孚支持，又以十万重兵围攻西安，城内国民军李虎臣和杨虎城所部被困已有八个月之久，处境困难，不断致电五原求援。

冯玉祥派出七路大军援陕，孙良诚所部一路先行，1926年9月底进占咸阳，旋即在西安近郊与敌展开激战，敌众我寡，加之阴雨连绵，供给奇缺，作战十分艰苦，几乎不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后援部队陆续赶到，实力大增，精神大振。 11月26日全面攻击，激战一昼夜，敌军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27日 ，西安之围被解，国民军乘胜前进。

西安长期被困，绝粮断炊，军民冻饿而死者，达五万人之多，杨虎城在献给死难军民的挽联中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西安保卫战吸引了十万敌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功于国民革命。然而，守城部队在最后两个月里，因断粮而向市民征收，甚至入宅抢粮，颗粒不留，致使民众断炊，饿死众多，有一天，竟有一千六百多人倒毙街头。因此，民众?生悲怨也是自然的。

西安解围，是国民军五原誓师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全军士气大振，扭转了自南口战败后的被动局面，在陕西站稳了脚跟，除甘肃外，又有了一块巩固的后方基地。冯玉祥把这一胜利比为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他豪情满怀，赋诗写道：“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向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

1927年1月，冯玉祥抵达西安，着手整顿地方政务和部队，规定国民联军总司令拥有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要求各地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为人民建设廉洁政府，指出军队是人民的武力，为人民谋利益。2、3月间，又连续发出信函、通令和诰诫，要求各部队加意训练，剔除败坏分子，整饬军纪风纪；要求高级军官注意学习革命理论，明确救国重任，宣传民众，扶助民众团体，多学多问，增进知识；要求军政官员不得向上级送礼、向他人索财，不得随便宴会、借公事向他人买好卖好，不可傲慢和借势凌人。

冯玉祥的政务整顿和军队建设，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有力帮助，担任行政、军事、政治和宣传职务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起了积极作用。共产党人刘伯坚在担任国民军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期间，提出了“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等口号，他的有效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和冯玉祥的称赞，“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这是在官兵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这是冯玉祥的赞语。

正当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准备打出潼关，兵伐中原，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之际，进抵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却发生了裂变。

会师陇海线（1）

蒋介石为北伐战争付出了精力，花费了心血，北伐战争也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声名远扬，而且增强了军事实力，国民革命军由出师时的八个军猛增到四十多个军，其中许多成为他直接控制的部队。野心，驱使他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军事实力的增强，又使他的野心急剧膨胀。

随着革命中心的转移，1927年1月，国民政府明令迁都武汉。但是，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高涨，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力量的增强，是蒋介石实现军事独裁的极大障碍。蒋介石为了使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处于他总司令部控制之下，极力反对迁都武汉，并召开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蒋介石独断专行的非法行为，遭到国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在武汉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又受到民众的当场指责，他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迁都南昌的企图未能实现。

然而，南昌仍是蒋介石活动的中心。他派人与各国列强联系，寻求支持，与北京张作霖接洽，商谈“南北妥协”条件，一时间，各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纷纷云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同蒋介石秘密策划。

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有了靠山和支持者，内外勾结，通过蒋介石之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本来，1927年3月，是国民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节。可是，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它又是革命开始走向失败的时节，就在这个月里，蒋介石唆使亲信，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杭州等地，或打死打伤共产党员及革命民众，或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或解散工会、农民协会等民众组织，或派兵镇压工人纠察队，大打出手，凶相毕露。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4月初，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公布弹劾之告，为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4月3日至5日，又与刚从海外归来的汪精卫及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古应芬等人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蒋介石不愧是一个谋略家，一面在加紧准备和部署反革命政变，一面又玩弄政治欺骗，麻痹他即将屠杀的对象，假惺惺地向工人阶级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欲意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还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送去锦旗一面，上写“共同奋斗”亲笔题字，对上海工人表示“敬意”。

一切部署就绪，4月9日，蒋介石离上海去南京。三天后，一场事先布置好的反革命大屠杀，从上海开始了。

4月12日凌晨，受蒋介石指使的青洪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公共租界出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反击，双方发生激战。蒋介石布置的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一千七百多条枪，打死打伤三百多人。13日 ，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以示抗议，并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归还工人武装、严惩祸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时，埋伏在这里的军队突然用机枪向徒手群众扫射，打死一百多人，打伤无数。当时，大雨滂沱，宝山路上血流成河。接着，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政变后的三天中，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流亡失踪。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此外，还在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地实行“清党”，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1927年4月18日 ，蒋介石以出卖革命换取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反革命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

蒋介石的背叛，使革命营垒发生重大裂变。原来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地区，一分为二，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武汉国民政府辖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和河南一部分，仍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南京蒋介石政权占有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等省，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原来的国民革命军，也一分为二：武汉国民政府所统辖的部队，此时仍是为国民革命效力的军队；蒋介石所控制的部队，则变成了新军阀的工具。

会师陇海线（2）

汪精卫与蒋介石等举行反共秘密会议之后，4月10日到达武汉，却摆出一副“左派”的姿态，在公开谈话中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同生死、共存亡，甚至慷慨激昂地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汪精卫的反共决心已定，但又暂时将反革命面目掩盖起来，是企图利用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和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与蒋介石争雄天下。因此，在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前，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仍在继续发展，武汉国民政府也同民众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并决定继续进行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北伐军在武昌誓师，总指挥唐生智率军沿京汉路北上，5月中旬在驻马店地区集中后，向河南奉军发起总攻，连克许昌、新郑等地，奉军不支，从6月1日起，全部向黄河以北败退。

早在3月间，冯玉祥就发布了讨奉檄文，决定东出潼关，进军中原，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为此，他任命于右任为驻陕军总司令、刘郁芬为驻甘军总司令，坐镇后方。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誓词说：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劳动节日，在西安新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为大多数被压迫国民，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之下。

5月6日 ，冯玉祥到潼关督师，所部第二集团军东进河南，与奉军展开激战，连克数座县城，5月下旬攻占新安和洛阳。接着，分两路向新乡和郑州进击，6月1日，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6月4日，武汉北伐军占领开封。南北两支国民革命军，兵伐中原，攻克郑、汴，取得了北伐的又一重大胜利。

5月1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发布了继续北伐令，组织部队沿津浦路北上，渡过长江后，于6月2日占领徐州。

冯玉祥和宁汉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陇海铁路线上，冯玉祥控制了陇海，京汉两路交叉口，其军事实力和所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成为宁汉双方极力争取的重要人物。汪精卫集团在讨蒋和反共问题上，需要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在国内政局、个人和所属部队的地位等问题，也需要和武汉方面协调，双方各有所需，便在郑州举行了会议。

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武汉党政要员，先期到达郑州。

6月9日，冯玉祥乘坐火车抵达郑州。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有武汉政府的要员；军事将领，还有许多团体的代表、铁路员工和普通市民。冯玉祥身着棉布衣裤，腰束布带，背挎雨伞，走出车厢，与汪精卫等人一一握手，然后检阅了仪仗队。兴高采烈的人群拥了上来，将政府要员挤到一边，抬起了冯玉祥，送进了轿车。

6月10日 ，冯玉祥和武汉政府要员，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甲举行会议。郑州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一共开了两天，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在“讨蒋”问题上，冯玉祥不同意汉方意见，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最后，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党务方面，设立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由冯玉祥任分会主席；

政治方面，成立豫、陕、甘三省省政府委员会，分别由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担任主席；

军事方面，在豫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之敌，由冯负责肃清；进入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整顿，巩固长江方面防务，冯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

汪精卫集团为了拉冯“讨蒋”和“分共”，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冯，武汉北伐军以伤亡一万四千多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成果，完全为冯所独占。结果是冯玉祥得了实惠，促进了武汉走向“分共”和宁汉由对立走向合流。

见面泪沾襟（1）

汪精卫集团拉冯玉祥，蒋介石集团也拉冯玉祥，当蒋介石得知郑州会议的消息后，便连忙打电报给冯，要求与冯会晤，因为他急于了解会议的情况，尤其是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

冯玉祥对南京政府的态度，与武汉方面不同，他不同意宁汉对立，不同意“讨蒋”，他主张宁汉合作，团结北伐。冯玉祥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有一些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出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冯玉祥经过多年摸索加入革命行列，然而，长期形成的军阀纷争思想没有彻底清除，仍然把国民军看成他私人的军队。他着眼于自己及这支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认为国民军地处经济贫瘠地区，粮饷供应困难，并且直接受到奉军的威胁，因此，只有打败北洋军阀，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才能改变国民军的境遇和经济条件。

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就是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和蒋介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蒋介石从广州到武汉，看到工农民众对北伐军的积极支援，也曾说过几句民众的好话，但当工农民众充分发动起来，他又惧怕民众，进而镇压和屠杀民众。冯玉祥也曾讲过“军队是人民的武力”一类的话，国民军辖区的工农运动也曾有一定发展，可是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之后，特别是同国民军征兵征粮发生矛盾时，他便产生了不满，当得知共产党员支持农民运动时，他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当然，冯玉祥并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血腥镇压民众，但他对民众运动的抵触与不满，却使他对蒋的所做所为见怪而不怪，对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没有任何谴责。

蒋介石对冯玉祥的笼络，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早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26年12月，他在武汉接见冯的代表时，表示出十分亲近的样子，并恭维说：“国民军纪律的严明和战斗力的坚强，我们久所熟闻，冯总司令的治军、用兵，尤所钦佩。北伐大业得到冯总司令的参加，进行定必更加迅速。将来北方之事，仰赖冯总司令之处极多，希望你们转达我意，请他多多指教。”最后又以关切的语气表示，国民军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请随时与邓演达主任接洽办理。冯玉祥听了这些话，自然是喜滋滋、热乎乎，而蒋介石的军饷资助，更使他产生感激之情。不久，蒋介石派彭程万为他的私人代表，驻在冯玉祥那里，做争取冯的工作。彭在冯的面前不断地吹捧蒋介石，什么蒋总司令人云如何伟大、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如何有力量、是北伐不可少的中坚人物、将来必如何有为，等等，一股脑地灌进冯的耳朵里。说一个人的好话或坏话，对听者都会产生一定作用的，冯玉祥听了有关蒋介石这么多的好话，再看一看蒋介石统率那么多的北伐军，占领了那么多的地盘，很容易会相信蒋是一个有力量有作为的人物。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面目已开始暴露，从江西杀起一直杀向上海之后，冯玉祥在1927年4月10日 给徐谦的电报中，竟称颂蒋介石是“革命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

冯玉祥为了促成宁汉合一，继续北伐，在接到蒋介石要求会晤的电报后，也同意与蒋会面，6月14日给蒋发出电报，转达了汉方唐生智的态度：“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先给蒋吃颗定心丸。

见面泪沾襟（2）

6月16日，冯玉祥到开封，当天又致电给蒋：“弟于早7时安抵开封，专候我兄晤谈剀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而倾渴望，临电神驰，敬候德音。”蒋介石接到此电后，于17日致电南京，请吴稚晖、李石曾、钮永键、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即日专车来徐州，共商一切。蒋、冯通过函电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

徐州会议前，蒋介石从冯的代表那里已了解了冯的个性、思想动向和迫切希望等有关情况，为了拉冯为己所用，首先在礼貌上对冯表示恭敬。冯玉祥的专车预定于6月19日抵达徐州，这一天清早，蒋介石就率领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二十多里，到黄口车站迎候冯的到来。

月台上，仪仗队、军乐队整齐排列，枪械、铜管乐器和将校肩章，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欢迎的人们屏息以待，静候良久，才从西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接着冯玉祥的专车放着粗气，缓缓驶入车站。一时军乐大作，蒋介石率领欢迎人员整肃衣冠，排立于月台上，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想尽早一睹冯总司令的风采：但是客车车厢内坐的都是冯的文武随员，未见他本人在内。随员们见欢迎人群都伸首向车内窥探，便以手指向后节车，意思是说，冯总司令在后节车内。蒋介石等人迎着徐徐前进的列车向后边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一个布衣敝屣的大汉站在铁皮车门口，向欢迎者招手，这时，人们才知道这位大汉就是冯总司令。

列车停了，人们一拥向前，冯玉祥走下车来同人们一一握手，同蒋介石互相拥抱，二人都流下了激动、高兴的眼泪。这是蒋冯第一次谋面。冯玉祥身着粗质土布军服，腰束布带，足登土布鞋，与蒋介石等人的黄呢军装、革履佩剑形成鲜明对照，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专程迎接却十分满意，他感到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还能如此谦下，如此周到，而见面后蒋的言谈态度，无不使他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当天，蒋、冯同坐一车，且走且谈，到了徐州，下榻花园饭店。晚上，蒋介石设宴招待冯玉祥，在徐各高级将领出席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同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等人专车抵达徐州，与冯玉祥会晤。

徐州会议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在吴稚晖主持下，就“清党”和继续北伐问题达成了协议。蒋介石本想拉冯反汪和反共，在会议前一天晚上曾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被冯婉言拒绝，到正式会议时，蒋就不再提反汪问题了。会议期间，冯玉祥努力调解宁汉争端，一再强调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迎合冯玉祥力主“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军事负担的心理，便用所谓“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要求冯在军队及其所辖地区“清党”，冯慨然应允。蒋介石为了把冯拉向自己一边，还馈赠五十万硬币给冯犒军。

6月21日会议结束时，蒋冯联名通电，表示要并肩携手，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同一天，吴稚晖代冯拟了一份致汪精卫、谭延闿等人的电稿，经冯再三修改后，由冯署名发出。电文中反对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对于“分共”问题“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提出宁汉双方“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主张集合国民党全力，“协力北伐，先定幽燕”。这份电报表明冯玉祥已背叛了三大政策，背离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正确轨道，他所率领的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不到十个月又回归到军阀营垒，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面泪沾襟（3）

蒋冯谋面和徐州会议，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1927年6月21日，冯玉祥告别了蒋介石，乘火车离徐西行，22日凌晨7时到了开封。

冯玉祥回到河南后，按照徐州会议达成的协议，在自己所辖的地区开始了“清党”。

冯玉祥命令部下写标语、撒传单，攻击和咒骂共产党。

冯玉祥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在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调到了郑州，宴请之后，便宣布说：

“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

冯玉祥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的每人一百元，其余每人五十元，然后用一个闷罐车皮将这二百四十名共产党员拉到武胜关。后来，这些共产党员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去了西北。

6月28日，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密电豫、陕、甘三省省政府，布置了“清党”措施。以后，又陆续发出文件、电令并多次演讲，反苏、反共、反对阶级斗争，歪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命令各地“严防”和“严惩”共产党。

冯玉祥虽然在他的部队及所辖地区进行了反共“清党”，但在程度上和方式上，同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有所区别。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同蒋介石一样，在武汉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冯玉祥则要比他们温和得多，前述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大都被他“礼送”出走，而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途经郑州时，他不但没有按汪精卫的密电予以杀害，而且以礼相待，馈赠礼品，派员一直送到库伦，使鲍罗廷一行平安返回苏联。

血腥屠杀也好，“礼送”出境也好，1927年春夏之间，蒋介石、冯玉祥和汪精卫，都先后走上了反共之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曾经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已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曾经是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绝大部分已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部队。

曾经是为国民革命效力的两个总司令，已分别成为两个新军阀集团的首领。

大革命使他们相逢相识，他们相逢相识又埋葬了大革命——蒋介石和冯玉祥二十多年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中正弟”与“玉祥兄”（1）

这是相见相识的进一步发展。

宁汉相争，都想争得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之间，冯玉祥的地位、实力，举足轻重。

蒋介石需要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果然支持了他。

冯玉祥需要与人合力“北伐”，蒋介石就是可以合作的力量。

于是，他们由相见相识走向了相依相靠。

个人私利的联结，采取了磕头结拜的古老形式，血缘上虽无任何关系，却要像胞兄胞弟一样亲密。

亲兄亲弟反目为仇者，屡见不鲜，这种异姓弟兄能够久长吗？

“中正弟”与“玉祥兄”

1928年2月16日，蒋介石亲自来到开封，与冯玉祥会面，17日，检阅了冯部军队。18日，蒋、冯接受老将马福祥的建议，在郑州交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

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帖子写的是：

“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

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帖子写的是：

“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

蒋、冯交换兰谱之后，互相拜了四拜，从此，就结为生死弟兄。

冯玉祥比蒋介石年长五岁，为盟兄，蒋为盟弟。

“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弟兄，希望大哥有所指教。”蒋介石以盟弟身份谦逊地说道。

“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冯玉祥也以大哥自居，想啥说啥。

“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蒋介石依然客气。

“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冯玉祥也依然以兄长口气，直言相告。

“好，我们一定这样做。”蒋介石表示接受、听从。

蒋介石这次亲赴郑州，与冯结拜，是在刚刚开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在争夺国民党“正统”中取胜、重揽党政军大权之时，与在徐州和冯玉祥第一次见面时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国民党的“正统”还在武汉方面，他的南京政府正在受到反对和攻击。

蒋介石在与冯结拜的十多天之前，即1928年2月2日至7日，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这是国民党“清共”后所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既是全面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次会议，也是重新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一次会议。

蒋介石致开幕词，完全颠倒了黑白：

国民党已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背叛了国民革命，他却说国民党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共产党忠实于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致力于国民革命，他却污蔑共产党“妨害”、“破坏”了国民革命和孙中山的主义与政策。

“中正弟”与“玉祥兄”（2）

蒋介石在会上呼喊：“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有坚定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

蒋介石一手操纵，会议通过了开除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附逆”者的党籍等反共决议；推举蒋介石等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与监督；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机关，指定蒋介石为主席，节制指挥所有陆海空各军；决定集中力量完成“北伐”。

通过这会议，蒋介石重新执掌了整个国民党的权柄，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东西。

蒋介石非常清楚，他的今日所得，实属来之不易。本来，北伐战争开始之际，他已一手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然而，事有变化。在他到了南昌，反对迁都武汉失败之后，他的军事独裁活动和个人权势却受到了抑制和打击。当时的国民党中央还在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共产党人支持下，开展了提高党权运动，于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议提高党权、限制个人独裁，通过党政军领导体制改革，加强了集体领导，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兼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也改由他人代理，大大削弱了他的权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之后，国民党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将他置于“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的地位。

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取得了一致，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在国民党正统问题上，却又争得不可开交。从这时起到重掌大权，蒋介石整整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依靠自己的政治机智和权谋手段，战胜了汪精卫和其他对手，终于如愿以偿，争得了国民党的“正统”，并成了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

蒋介石不会忘记，这半年多争斗中所经历的艰难与曲折，蒋介石更不会忘记，这半年多来冯玉祥对自己的支持。

拉向自己一边（1）

历史回溯到1927年盛夏。天气炎热，国民党各派系之争，也打得火热。

武汉汪精卫集团“七·一五”政变之后，企图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和沪方合流，实现国民党的统一，并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于是向南京发出呼吁：实现和平，结束对立。

蒋介石的宁方以反共“先进”自居，说汪精卫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不能与汪合作。蒋介石有意给汪精卫扣上一顶红帽子，把汪置于被告席上，目的在于将汪排出国民党中央，由宁方来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所谓沪方，又称沪派，是国民党中的一些老右派。他们在1925年11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国民党，形成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自立了国民党中央。沪派反共比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早，自称是反共“先进的先进”，也想以此来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可是，他们不掌握一兵一卒，手中没有实力，光凭资格老、反共早，也是无济于事。所以，争夺国民党正统的斗争，主要在宁汉两方之间进行。

争夺国民党正统，就是争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宁汉双方先是文电往返，互相对骂，罗织罪名，公诸报端。但是，谁也骂不倒谁，文的解决不了问题，接着，就来武的，以兵对兵，汉方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进兵江西；宁方则急调李宗仁所部，布防安徽。双方剑拔弩张，严阵以待，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宁汉即将兵戎相见，局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冯玉祥十分焦虑不安。不过，冯玉祥所关心的，倒不是什么国民党的正统问题，他自己加入国民党不久，没有资格同别人争夺正统，他根本也不想争什么正统，至于汪精卫和蒋介石，究竟谁应该继承正统，他此时也更无定见。冯玉祥所焦虑的是，宁汉对立势必影响“北伐”张作霖，这将于自己十分不利。因为冯军的地理位置正当奉军攻击的要冲，只有打垮北洋军阀，才能在黄河流域立足，才能有所发展。所以，冯玉祥也是从发展自己出发，把统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共同“北伐”，看作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极力居间调停，促使宁汉合作。

1927年7月16日，冯玉祥致电汉方唐生智：

“务请均以大局为念，对于内部意见，均各化除。庶集中革命全力，以先灭奉鲁反动势力，则党国根基，自可巩固，一切问题，均易解决。”

7月20日 ，冯玉祥又致电宁汉各方，提出如下办法：

统一国民党中央；各方领袖在开封开会，决定谁应下野、谁应继任，再由二届四中全会议决任免；宁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带；继续“北伐”。

冯玉祥的努力不见成效，宁汉双方都不同意他所提出的办法。

7月24日，汉方致电冯玉祥，指出：武汉反共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并非出于宁方的压力；按照党章规定，召开中央会议应在首都武汉举行；汪与蒋只有“公愤”而无“私怨”，将发兵攻取南京。

7月28日，汪精卫、唐生智又公布了《武汉国民政府宣言》，提出要提高党的权威，统一军政、民政和财政，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抨击蒋介石“个人独裁之结果，使国人知有蒋中正，不知有党”；要求以党治国、依党治军，“使一切军人，皆在党的指导之下。”

拉向自己一边（2）

很显然，汪精卫等人以国民党“正统”的姿态，要求蒋介石受党权的辖制。

蒋介石当然不会受制于汪精卫，他寸步不让，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抗汉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下大力气拉拢冯玉祥：

蒋介石派孔祥熙为联络代表，驻在冯部，以密切与冯的关系；

宁方决定每月拨给冯部二百万元军饷；

蒋介石邀请冯及其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等人参加宁方的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表示，宁方坚持不与奉方结盟攻冯。

蒋介石的拉拢果然奏效。冯玉祥从蒋介石那里得了官职和军饷，得到了不与奉方结盟的保证，这些都是他及其所部急需得到的东西。蒋介石雪中送炭，冯玉祥对蒋的好感油然而生，在居间调停中倾向了南京一方：

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制止汉方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东征讨蒋；冯玉祥致电汉方发出警告，如果汉方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

冯玉祥的倾向宁方，使汉方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制止讨蒋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对宁汉双方都是极大的威胁。面对外部的压力，他们在一致反共的前提下，暂时缓和了内部的竞争。

8月3日，汪精卫、谭延闿等联名电冯，表白他们已彻底反共，宁方指责他们“赤化”是错误的，并表示：如果有和平统一的办法，战争可以避免，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同一天，宁方胡汉民、吴稚晖等也联名电冯，表示应放弃竞争，一致“北伐”，其具体办法尚可商量。

冯玉祥看到宁汉有接近的趋向。便向双方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结束竞争。8月6日，又致电蒋介石：“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可是，汉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宁汉合作的主要条件，宁方蒋介石等也坚持反汪反唐，双方一时还难以合作。

蒋介石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与汪精卫打个平手，未见胜负。可是，他的最大收获是把冯玉祥拉向了自己一边，从这一点来看，他比汪精卫要高出一筹。当然，在接下来的争斗中，他还有许多高招儿。

辞职与结婚（1）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告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开南京去上海，14日在沪发表辞职宣言，同日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

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近二十年，已跻身于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行列，并握有较大的军事实力和控制着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广大富庶地区。一个野心勃勃、视权如命的人，一夜之间，就自动丢掉这一切，甘心下野，遁迹乡里，着实令人费解。其实，这是蒋介石玩弄的以退为进的手法，在形势不利时暂避锋芒，时机成熟时便东山再起、攫取更大权力。

1927年夏秋之间，形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

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唐生智等坚持“倒蒋”，把蒋介石下台作为宁汉合作的先决条件；

南京方面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与蒋貌合神离，极力排蒋；甚至蒋的亲信何应钦也想取蒋而代之；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的战事打了败仗，徐州失守，蒋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部队直逼长江，使蒋的威信受损，处境尴尬。

蒋介石也看出这种形势于己十分不利，如果再恋栈不走，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即使宁汉合作，自己也不可能独揽权柄；不如暂时隐退，避开攻击锋芒，在宁汉争吵中作局外观，待各派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再以公正面目出现，收拾残局，夺取更大权力。

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失去了攻击的主要目标，而南京方面蒋派势力也大为削弱，实权落到了桂系手中，桂系又早有联汉攻奉之意。这样，便促进了宁汉的合流。8月19日，武汉方面宣布“即日迁都南京”，随后，谭延闿、孙科、汪精卫、陈公博等先后到达南京。9月16日，宁、汉、沪三方组成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宣布以前对峙之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不再行使职权，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但特委会的大权落在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未得到实权，便重回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于9月21日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统辖两湖和江西，反对特委会。这样，宁汉刚刚合作，又变成新的宁汉对立。到10月下旬，更演变成宁汉双方的李宗仁与唐生智之战，结果唐军战败，放弃武汉，撤往湘南，唐本人也通电下野，桂系势力扩展到武汉地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宁汉再次分裂，宁粤又对立起来。9月底，张发奎率部回到广州，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反对南京特委会。此时，在广东的李济深手握兵权，为了利用汪精卫的影响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也通电迎汪回粤。于是，10月底，汪精卫到达广州，同李济深、陈公博等在粤中央执监委员结合起来，决定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

这样，蒋介石下台才两个多月，国民党各派系间的争斗就闹得不可开交了，而蒋介石则静观事态的发展，并趁此时机去了一趟日本。

1927年9月23日，蒋介石离开老家溪口到了上海，28日离沪东渡，30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4日，在神户拜见了宋子文的母亲，敲定了与宋美龄的婚约。

10月1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在东京期间，蒋介石拜见了日本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拜访了日本军政官员和社会名流，并先后同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等进行了密谈，寻求日本的支持。

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回到上海的当天，就给汪精卫发了一封电报，请汪离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第二天，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

三个月前，蒋汪还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现在又变成了合作共处的朋友，表面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仔细观察却会一目了然。他们虽然都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党国”，为了“革命”，骨子里都是为了个人私利。出于个人私利的需要，说分就分，说合就合。三个月前，蒋汪都是各自争权的主要对手，因而形同水火。如今，蒋介石感到南京特委会成了他夺取中央大权的第一个障碍。因为特委会的实权掌握在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手里，前者大都是比他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后者又拥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为了搞垮特委会，他有必要联合特委会的反对者，而环顾国内，汪精卫正在广东同特委会闹对立。汪精卫为了反对特委会，也想借助蒋介石的力量。二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

辞职与结婚（2）

南京方面见势不妙，深恐蒋汪联合共同对付他们，便极力拉拢蒋介石，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得到各方赞同。

11月16日，汪精卫硬拉着李济深一同离粤，参加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17日，他们乘坐的轮船正在赴沪途中，拥汪的张发奎部发动政变，向驻粤桂军黄绍竑部发起攻击，迫使桂军退回广西，削弱了李济深在广东的实力。18日，李济深抵沪得知这一消息后，才知道与汪同行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异常愤怒。反汪派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说这是汪精卫联合共产党发动的武装政变。

这种混乱局面，对蒋介石百利而无一害，他持超然态度，任其乱下去，他要寻机把西山会议派那帮元老们搞掉。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当队伍走到复成桥时，突然枪声大作，死四人，伤二十余人，肇事者逃之夭夭。事后，各地发起声讨“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惨案的制造者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分子葛建时，要求惩办凶手。西山会议派成为众矢之的，忙于应付各方控告，弄得声名狼藉，气势一落千丈，在国民党内失去了发言权。

其实，这一惨案的策划者是陈果夫，陈果夫背后的指使者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踢开了西山会议派这块绊脚石，搞垮特委会有了把握，下一步，该结婚了。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新郎年满四十，新娘芳龄三十，二人的婚礼先在宋家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之后又在大华饭店按中国传统举行。

第二天，上海的报纸报道说：

“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

“昨天下午举行婚礼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一千三百人……”

“上海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在这里济济一堂。”

“步入装饰华丽的舞厅时，人们立刻就被那很有气派的满堂花卉迷住了。……”

“在大华饭店内外，布置了一大批中外侦探。这些侦探严密地监视着周围动静，谨防出现任何乱子。”

结婚的当天，蒋介石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写道：

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介石把他们的结合赋予了政治意义，不过，它的政治意义并不是蒋介石说的这些，而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需求。宋氏全家信奉基督教，并且亲美，在美国教会中有较大影响和广泛联系，蒋介石欲取得美、英的支持，需要借助宋氏家族与美国教会的这种关系。同时，宋美龄的大姐、二姐先后为孙中山的秘书，二姐又是孙中山的夫人，宋氏家族的一些成员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与宋家结亲，也会随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总之，为将来取得美、英支持打算，还是为眼下争夺权势着想，蒋介石都有必要同宋美龄结合，难怪有人将他们的结合称为“政治结婚”。

赶跑了一个，气走了一个

蒋介石新婚的第三天，即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在上海蒋介石的新居召开了。宁、粤和西山会议派两个方面的中央执监委员三十多人，在一起开了10天会，整整争执吵闹了10天。由于蒋介石制造了“一一·二二”惨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在会上的发言权，所以会议的争吵主要在汪派与反汪派之间展开。

桂系所控制的宁方和李济深揪住张发奎发动广州事变一事不放，一顶“联合共产党”的红帽子扣在了汪精卫头上，提出了一项“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蒋介石为了拉拢汪精卫搞垮特委会并支持自己复职，貌似公允，实际上却偏袒汪精卫一方。汪精卫为摆脱被动、孤立地位，抢先在12月10日提出请蒋复职：“准有请预备会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针对汪精卫此举，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攻击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表明自己是一贯拥蒋的。这时，冯玉祥、阎锡山联名请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公推蒋介石负责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2月11日，张发奎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消息传到上海，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抓住这一事件，仍然用扣红帽子的办法攻击汪精卫，说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等是共产党等等。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高喊反共反苏的口号，张发奎的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后，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苏联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但是，反汪派并不因此而放松攻击，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第四军杀共产党是汪定的苦肉计。白崇禧更设法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

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将使他获得更大的权力，此时已没有联合汪精卫的必要了，更不希望汪与他分享权力，所以，蒋介石乘汪精卫被攻击之机，又开始驱汪，以十分“关切”的态度“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应该暂离上海。一时难以摘掉的红帽子，白崇禧的暗杀威胁，再加上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使汪精卫已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 日秘密离沪，跑到法国去了。

汪精卫虽然走了，但胡汉民等还是抓住汪派的粤方中央委员不放，继续攻击，目的在于将他们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感到，胡汉民的企图得逞，胡派将在中央取得重要地位，对自己是一威胁；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其他人已无力与自己相争，如果拉住汪派，即可使二届四中全会凑足法定人数得以开成，又能给自己即将建立的国民党中央装饰门面。因此，在胡、汪两派争斗中，蒋介石极力袒护汪派。蒋介石的态度，使胡派十分气恼，认为无法与蒋合作，遂宣称不参加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等以考察为名离沪出国了。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一片请蒋复职的声浪中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两天后，又取消了特委会机构。蒋介石已扫除了夺取最高权力的所有障碍，接着，就在他主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重掌权柄。

“惟盼吾兄东山再起”

“惟盼吾兄东山再起”，是蒋介石下野后，冯玉祥在请蒋复职电文中的一句话，表明了对蒋的企盼与支持。实际上，早在“四·一二”政变以后，冯玉祥就反对“讨蒋”，对国民军中主张反蒋的人员说：“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客观上庇护了蒋介石。接着，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正统”的斗争中，如前所述，冯玉祥又偏向了蒋介石一边。

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冯玉祥感到莫名惊骇，抱怨宁汉双方说：

“北伐吃紧之时，乃党国要人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顾斤斤焉，而操同室之戈，徒使敌人张目，能不令人失望耶!”

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我兄一身，系党国安危，为民众之救主”，“如我兄不顾一切，必欲退休，忍将革命垂成之事业，付诸东流，……则弟既乘素志，出于无可奈何，自揣智力，不逮吾兄万一，亦惟有一同退隐。”“务请不日还宁，主持大计”。

宁汉相争，蒋介石下野，给张作霖提供了反攻的好机会。于是，张作霖支持张宗昌沿陇海路攻打冯军，支持孙传芳反攻南京。此时，国民党势力一落千丈，面对北洋军阀的反攻，处境困难。在此情况下，冯玉祥认为“非蒋复职，无以唤起军心，北伐更谈不到。”9月25日，再次请蒋复职。

11月18日，冯玉祥分别致电熊斌、孔祥熙，转请他们求蒋尽早出山。电文说：

“军事问题，乃目前生死关头，亟盼速有统一办法，并无余暇时间，可以稍延也……津浦何总指挥所部，闻攻临淮、凤阳，得而复失……连兵数十万，战线四五千里，对于军令上不统一，势如一盘散沙，何以为战?故我所盼者，蒋公克日出山。诚以中枢军事，须有才望如蒋公者主持其间，则全局呼应，处处皆灵，而不致为敌人各个击破也。现敌人新得外国军械，竭力扩充军备，我等迟一日北伐，敌人即增一分兵力。”

这时，冯玉祥从孔祥熙那里得知，蒋如出山，不但在战斗上减轻了冯军的负担，而且冯军在饷弹方面也会得到补充。冯玉祥此时驻扎郑州，北有张作霖由直隶向南进攻，东有张宗昌由山东向西进攻，感到军事压力很大，听了孔祥熙的说法，就更增加了请蒋复职的积极性。

12月1日，冯玉祥再次直接电蒋，电文说：

“为今之计，惟盼吾兄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之战线，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全局败坏，谁负其责?紧急之时，似未可拘牵常势也。祈吾兄审查经权，以慰各方之望，毋任切祷。”

12月2日，冯玉祥又致电阎锡山，请其一致拥蒋复职，电文说：

“拟约吾弟，一致推戴介石同志复出，我辈听其指挥……”

阎锡山原属北洋系统的山西军阀，北伐战争期间归附国民政府，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又委任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6月3日宣誓就职，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重要成员。阎锡山在奉军的攻击下，军事上和经济上都难以支持，所以，也赞同冯的意见。

1927年12月11日，冯、阎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其复职：

“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知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不惟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

同日，冯、阎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电文说：

“玉祥等为完成革命军事工作起见，拟请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俾得早奏佳音，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不胜等命之至。”

这时，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已接近尾声，汪精卫和李宗仁出于个人利害均表示拥蒋复职，冯、阎这两份电报一发，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通电响应，于是，筹备会以议决蒋介石复职并主持二届四中全会而宣告结束。

冯玉祥为蒋介石重掌大权出了大力，蒋介石在感激之中也看到了冯玉祥可用，又考虑到北伐奉张时还要借助冯的军事力量，因此，开过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蒋介石就屈驾前往郑州，与冯表示友好、亲近，提出要磕头结拜。冯玉祥拥蒋复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国民党各部队统一“北伐”，以减轻所部的军事压力，改善处境，增强力量，提高地位。如今，蒋介石大权在手，地位显赫，既是“北伐”的关键人物，又是可以依靠的对象。因此，冯玉祥也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换谱的建议。

各自利害的需求，这是蒋冯结拜的缘起与基础。

各自的利害共寓于继续“北伐”，奉张不倒，他们依然是生死弟兄。

联手“北伐”（1）

1928年3月7日，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了四个政治分会主席：

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

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

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

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

同时，又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未到任前由何应钦代行，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5月25日，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大派，实现了军事编制的统一，依据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即将继续“北伐”。这次“北伐”，是蒋冯结拜后的第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四大派的第一次联合行动，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也都是最后一次。旗帜，依然是“北伐”，对象，依然是北洋军阀，可是，它已失去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意义，是一场新旧军阀之间争夺地盘与权力的斗争。

这次“北伐”，由蒋介石统筹全局，对各集团军的任务，作了如下部署：

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直取天津；

第二集团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作战，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

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

第四集团军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直捣保定和北京。

1928年3月底，蒋介石亲赴徐州主持全面军事，这次“北伐”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冯玉祥则移驻开封督师。

“北伐”的对手是北洋军阀的“安国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北洋军阀中的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被消灭，唯有张作霖的奉军还保有较强的实力。孙传芳兵败走投无路，便率残部投靠张作霖。1926年11月，张作霖与孙传芳和山东督军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由奉军、张宗昌的鲁军和孙传芳所部共同组成“安国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又成立了所谓“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末代皇帝”。

国民党新军阀“北伐”的全部兵力约七十万人，此时，“安国军”的全部兵力约 四十万人。

1928年4月10日，国民党“北伐”军下达全线总攻击令。

蒋介石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上的对手，是张宗昌的鲁军。由于鲁军以前在河南与冯军作战时，精锐部队基本上被冯军歼灭，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因此，与蒋军作战只一天多时间，就在4月12日全线撤退，使蒋军轻易取胜，沿津浦路追击前进。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在鲁西南一带与孙传芳对阵。孙传芳素称“治军有方”，所部兵力九万多人，作战勇猛。孙良诚也是冯军有名的骁将。所以，二孙的部队接火后，就打得非常激烈。

联手“北伐”（2）

孙传芳一方面同孙良诚激战，另一方面还要配合张宗昌作战。他不知道张宗昌部已经撤退，便按原计划，从鲁西侧击蒋军，连破蒋军阵地，攻克丰县、沛县，直逼徐州。孙传芳此举虽未起到与张宗昌配合的作用，但却给蒋军以直接威胁。

徐州危机，蒋介石连续致电冯玉祥告急，请冯速派预备部队支援。冯令石友三率全部预备部队一万五千人火速增援。石友三也是冯部的一员骁将，出其不意地发动猛攻，迫使孙传芳后撤，解救了徐州之危。孙传芳后撤的部队又遭到孙良诚的截击，急忙退却。孙良诚、石友三等乘胜追歼，消灭了孙传芳大部分有生力量，第一集团军的危机得以解除。

冯军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等部和蒋军方振武部，在山东境内接连取胜，冯军于4月18日占兖州，21日克济宁，22日蒋、冯军在泰安会师。30日晚和5月1日晨，张宗昌和孙传芳先后逃离济南北撤。5月1日上午10时，蒋军进占济南。

冯军在京汉路方面的对手是奉军的主力部队。此次“北伐”采取了“声西击东”的策略，冯玉祥在京汉路方面命令所部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暴露给奉方，而夜间又令部队悄悄南撤。奉方果然中计，以为“北伐”军主攻兵力在京汉路方面的西线，便将奉军主力集结在西线，而东线津浦路方面，只以张宗昌和孙传芳残部进行抵御。这样，奉军在西线与冯军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冯军为了抵御奉军，急调部队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冯急电武汉，由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将驻豫的韩复榘部火速调至直隶前线。奉军集中兵力猛攻彰德，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冯军据壤死守，并奋勇冲杀。韩复榘部有三个师长、二个旅长受伤，韩本人也受了伤。到4月28日，东线张宗昌和孙传芳败退，对西线奉军产生不利影响，冯军即由彰德方面发动反攻，奉军凭借优势装备节节抵抗。5月1日夜间，奉军因东线济南失守，惟恐后路被截断，始全线退却。冯军全线追击，5月3日攻克顺德，5日进占大名。

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也于4月20日冲击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

5月1日夜，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在旧督署设立了总部。

患难与共，接力捣幽燕（1）

当蒋介石进入济南时，曾接连致电冯玉祥，邀他到济南商谈军政要事。

冯玉祥把部队进行了一番调度和部署之后，即从河南前线乘车赴约，但行抵徐州后，却又接到蒋的电报：“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

冯玉祥不知出了何事，心里纳闷。他猜测着揣摩着：如果发生兵变，蒋不会还有给他来电的余暇，可能另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他感到，如果真是这样，理应患难相共，那就更不能半途而返了。冯玉祥对他的盟弟一片赤诚，乘车离徐继续前往，到达泰安打电话询问，才得知在济南与日军发生了冲突。

国民党军的“北伐”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眼见它所支持的奉鲁军阀已濒于崩溃，便调遣大批军队到胶济路一带，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

1928年5月2日上午，日军第六师团三千人开入了济南城。面对日军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蒋介石未作任何防范，完全丧失了警惕，而且向日方保证国民党军与日军和平相处，只是请求日军拆除阻碍交通的工事。日军为了麻痹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要求，拆除了障碍物，并撤去了哨兵，还放出空气，表示愿与国民党军友好。蒋介石信以为真，认为可以与日军相安无事。

5月3日上午，日军突然向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的两个营发动攻击。当时，蒋军营长均去师部开会，无人指挥，一个营被消灭，另一个营也损失惨重。四十军第九十二师因是济南卫戍部队，奋起反击日军，九十三师也投入战斗，一下子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师团长福田立即派佐佐木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下令停火，威胁道；“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立即派出十个参谋，打着白旗，到各部队传令停战。

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参谋长向黄郛提出，蒋军仍有部队在抵抗，必须立即停止，并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蒋介石按照日军要求，严令蒋军不许还击。

蒋军停止抵抗，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军民大屠杀。日军将商埠区的蒋军全部缴械，占领了黄郛设在津浦路局的办公处，缴了黄郛卫士的枪械，黄本人也被扣押了十八个小时。日军又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十六名随员，捆绑起来毒打。蔡因向日军提出抗议，被割去耳鼻舌，挖去双眼，蔡及随员共十七人惨遭杀害。日军为炸毁济南电台，连同邮电局里的职工一起轰击。中国军民，无论在哪里被日军碰上，立即遭到杀害。在这次济南惨案中，日军共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六人，震惊中外。

日军在济南城内大肆屠杀的同时，又继续增兵并炮轰济南。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杀和进攻，蒋介石屈辱退让，5月5日下令，除留两团卫戍部队在济南外，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8日上午，日军重炮轰击济南城，迫令两团守军退出，下午，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但济南已被日军围住，命令送不进城内，两团守军既不敢还击，也不能撤退，只能束手待毙。10日，两团守军才奉命突围，但遭到日军截杀，死伤惨重。11日，日军占领济南，继续捕人、杀人，城内居民再遭浩劫。日军占领济南近十个月，1929年2月28日与南京政府达成山东撤兵协定后，才从济南撤出。

1928年5月5日，蒋介石下达从济南撤军命令，他本人也仓皇逃出了济南城，慌乱中连外衣也未来得及穿。5月6日 ，蒋介石与黄郛乘马绕道逃到党家庄车站，国民党军总司令部也转移到这里。

冯玉祥知道了真实情况，越发觉得非去不可，他的左右一再劝他暂不前去，蒋介石也接连打电话阻止，认为党家庄离济南太近，恐遭不测之祸，可是，他都没有听从，而仍然决意前往，5月6日，到达了党家庄。

患难与共，接力捣幽燕（2）

当天上午，蒋、冯在党家庄车站的一座清真寺内举行会议，参加者还有黄郛、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人。会上，蒋介石提出停止“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分“南北朝”。与会者多数人都反对这一主张，而冯玉祥是反对放弃“北伐”的最激烈者。蒋介石被迫放弃原来主张，提出避开济南日军，绕道“北伐”。蒋介石向冯玉祥征询处理济南事件的意见，冯玉祥表示，以军人的身份和立场说，应该拼命反击，把济南日军消灭掉，至于为避免军事冲突，以外交方式解决，那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他不能提这样的主张。黄郛认为，现在无力与日本开战，实际上不同意冯的主张。会议结果，决定济南事件以外交方式解决，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会后，蒋介石去了徐州，5月10日，南京政府要员赶到兖州，蒋介石也来到这里，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商讨内外政策。

关于日本武装干涉，与会的要员们都主张继续妥协，满足日军要求，以避免军事冲突，同时吁请国联和西方各国主持“公道”，出面调停。关于“北伐”问题，蒋介石开始仍主张退回南京，与奉张划江而治，但多数人坚持继续“北伐”，认为事关南京政府的生存，不能放弃，最后，蒋介石也表示赞同。

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得了“恐日症”，不想留在前线指挥，党家庄会议时就决定由冯玉祥接替他的指挥责任，兖州会议后，他就以“病”为由回到徐州，不再北上了。

蒋介石济南遇险，落魄党家庄，冯玉祥不顾安危，与蒋共患难，盟兄对盟弟的“生死相共之义”，由此可见。蒋介石有感于冯玉祥的真诚而对其产生信赖，同时，将指挥责任移交给冯还有他个人的算盘：国民党进入直隶，尤其京津一带，将会同日本发生更大矛盾，把冯推上第一线，他自己可以避免对日军的直接冲突；奉军有战斗力的主力在京汉线上，需要冯军及桂军与之作战，把指挥责任给冯，冯会更积极地为“北伐”卖力。

冯玉祥在党家庄会商的第二天，就返回了河南，从开封到新乡转道口。冯玉祥对于能够继续“北伐”，感到欣慰，但对日军制造的惨案，却十分难过。冯玉祥虽然成为国民党新军阀中的一员，可是，他早年就已形成的朴素爱国思想，今日犹存，在这一方面，他与蒋介石迥然不同。他在道口集合部下官兵，详细地介绍了济南惨案的经过，并作了一首《五三国耻歌》，印发给部队学唱，教育官兵不忘国耻，增强爱国心。

冯玉祥从蒋介石那里接过指挥“北伐”的接力棒后，5月21日又与蒋介石、白崇禧等在郑州会商了一次军事问题，决定按原来部署，各集团军分路前进，直捣幽燕。

冯玉祥返回道口后，督师前进，第二集团军连克雄县、高阳和河间等地，6月6日，韩复榘部进抵南苑，抢先到达北京地区。白崇禧返回武汉后，率第四集团军部分主力进抵新乡，接着继续北上，5月31日 克复保定后，向北京地区挺进，6月8日抵达长辛店。第三集团军于6月1日占领宣化等地，向怀来挺进，6月8日也赶到北京城下。在此期间，第一集团军一部和第二集团军一部，进抵天津附近。

国民党军迅速北进，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安国军政府”难保，6月2 日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晚悄然离京，逃回东北，6月4日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末代王朝”和“末代皇帝”烟消云灭，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北洋军阀统治，宣告结束。关内奉军，在张学良、杨宇霆率领下，陆续向关外撤退。

南京政府与奉方协议，并取得外交使团同意，南京政府以和平方式接收京津：奉军退出关内，撤退时，国民党军不进行追击，撤退未完成前国民党军不进入北京；奉军撤出后，北京成立以王士珍为首的临时维持会，以维持城内秩序，待国民党军正式接收后即行解散；奉军留下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待国民党军入城后即行撤退，国民党方面保证该旅的安全。

南京政府即将接收京津，“北伐”大业即将完成，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派的团结局面也将随之改变，那么，蒋介石和冯玉祥这对结拜弟晚还能“同心同德”吗?

秘密交易

张作霖倒了，共同目标没了，他们的合作也就结束了。

蒋介石以国民党的名义作了全国王，巩固自己必须抑制他人，对他的盟兄也不客气了。

冯玉祥以最大的代价完成了“北伐”，希望得到的东西却没有得到，对他盟弟的热情消失了。

以前，个人私利的相互需求，产生了临时团结。

现在，个人私利的相互碰撞，团结变换成裂痕。

这，可能也是一条规律吧。

秘密交易

1928年6月4日 ，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临时维持会成立了，这是根据南京政府与奉方的协议成立的。

同一天，阎锡山被任命为京津卫戍司令，这是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

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职，阎军商震、张荫梧部开进北京，第二天，正式接管北京城防，北京临时维持会撤销。6月11日，阎锡山在白崇禧陪同下到达北京，在当年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铁狮子胡同设立了卫戍司令部，12日，经南京政府批准，任命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

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6月20日，南京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并设立了北平政治分会。

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的联合“北伐”基本结束，河北省和平津地区成了阎家的天下。

本来，冯、阎、桂三派都认为占领京津有利于自己实力的发展，所以都积极北进，力争捷足先登，先入为主。就在他们努力争抢之时，蒋介石和阎锡山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

1928年5月30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他们在会谈时，有一个共同感觉：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这对他们是一种威胁。

阎锡山争夺直隶和京津的主要对手是冯玉祥，因为桂军出兵较晚，投入兵力又少，无力同他竞争，而冯军则是与奉军作战的主力，北上速度又快，对他是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他自然想抑制冯的力量，当他与蒋谈到冯的时候，说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

蒋介石眼见“北伐”胜利已成定局，借助冯的力量对付奉军的必要性已不存在了，尤其是他要统治全国，感到冯的势力发展过快，将来难以控制，听了阎的那句话，回顾一下冯的“倒戈”史，越发觉得冯是威胁，不可靠。

蒋阎所见略同，便背着冯玉祥、李宗仁等等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蒋同意把直隶和京津的军政大权给阎；阎支持蒋的“统一”领导。

6月2日，蒋介石又到达新乡与冯玉祥会面，对于直隶和京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内心里希望得到直隶和京津，但又想塑造不屑争权夺利的形象，故未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同时，他还天真地认为蒋绝不会亏对他。蒋介石对冯的这种表示求之不得，便趁势说出了把直隶和京津交阎的主张，并以“公允”的态度，“关心”的口吻，表明了理由：

“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算少了，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也并不算多；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大哥性情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阎锡山去应付吧。”

冯玉祥听后大失所望，尽管心里不愉快、不高兴，但有言在先，嘴上又不便表示异议，只好心口不一地表白了两句：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

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归宿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

蒋介石走后，冯玉祥在新乡对部队讲话时，提出了“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话说得漂亮，当然是一种自我标榜，话中带有牢骚，发泄出对蒋阎的一种不满。

冯玉祥不甘心，他认为，自古以来攻城略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虽然蒋已任命阎锡山接收京津，但自己的部队若能先进北京，造成既成事实，蒋阎也是无可奈何。于是，他急令先头部队韩复榘部快速北上，抢占北京。韩复榘率二万余人自彰德北上，日夜兼程，急行如飞，三昼夜，徒步行军八百华里，6月6日进抵南苑，首先到达北京地区。

当韩复榘兵临北京城下之时，阎军尚在北进途中，其先遣部队还未抵达卢沟桥。韩复榘抓住这一时机，选派三百多名精干人员，抢先进入北京。但是，以王士珍为首的临时维持会，却以蒋介石已指令阎部接收北京等理由，拒绝韩部接收，所派三百多人只好又撤回南苑。对此，韩复榘愤愤不平，满腹牢骚，不满于心，怒形于色。

阎锡山进入北京城后，走访北洋政府遗老，拜会各国外交使节，接见记者，发表通电，开宴会，登报纸，迎来送往，应接不暇?确是春风得意，出尽了风头。

冯军自五原誓师以来，转战万里，历尽艰辛，迎击奉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论功行赏，理应得到较多的地盘和权力。但是，蒋阎的秘密交易，使最先到达北京城下的冯军进不了城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后到的阎军进城接收，看着阎锡山在城内大出风头。冯玉祥耿耿于怀，冯军将领怨气难消。

蒋介石为了抚慰冯玉祥，分给了冯部两个职务。一个是北平市市长，但却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一个是崇文门税关监督，虽可得些税关收入，但每月也仅仅是二十万元左右，对于拥有几十万人马的冯军来说，只是车薪杯水，无济于事。

夺走了刚要到口的肥肉，只扔过来食之无味的两块鸡肋，怎么能消除冯玉祥及其部下的不满呢。

外交风波与消极抗命（1）

冯玉祥部下为了发泄心中不满，遂寻机制造麻烦。6月8日，当奉军留下维持北京治安的鲍毓麟旅撤离时，韩复榘命令所部将其阻截缴械。鲍旅留京是应外交使团的要求，待北京移交给国民党军后，外交使团担保该旅安全返回东北，对此，南京政府曾表示同意。现在，鲍旅被冯军缴械，外交使团一方面电责南京政府失信，一方面到南苑向韩复榘交涉。在一间极其简陋的房子里，韩复榘光着膀子毫不客气地接待了外国使节：“奉军是我们的敌人，各国不能干涉!”并对各国一贯仇视冯军表示不满。交涉毫无结果。

平时颐指气使的公使们受到韩复榘的一场抢白，感到是个莫大的侮辱，面子上过不去，便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南京政府急忙电请冯玉祥解决此事。

6月12日，冯玉祥致电南京政府外交次长，指出，韩总指挥并非有意抗命，查鲍毓麟，即鲍贵卿之子，迭与我军作战，南口之役，杀我俘虏千人。此次鲍旅事件，纯系使团袒敌行为。

韩复榘制造的这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冯玉祥对韩复榘的辩护，实际上是不满于蒋介石的一种反抗。

国民党“北伐”告成，蒋介石准备在北平召开善后会议，但是，冯玉祥复电有“病”，不去参加，对蒋表示消极反抗。

冯玉祥手握重兵，虎踞西北陕、甘等省和中原河南四省之地，他的消极态度，借“病”抗命，不仅使蒋介石面子上极为难堪，也使南京政府即将统一的政令受到极大阻力，尤损威信。

蒋介石请李宗仁居间调停，李宗仁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同李鸣钟持其亲笔信前往新乡，慰问冯玉祥。李宗仁认为冯的消极抗命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属贫瘠地区，地方收入不足以养兵；现在大功告成，收复平津，但冯军几乎一无所获，安得不怨?同时，他又劝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冯玉祥对李宗仁的理解感到快慰，另外也不想和蒋介石搞得太僵，便复电李宗仁：“黄、李两君莅临，并出手示，情意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李宗仁接到此电后，即拍电报告蒋介石，南京政府要员们获此消息，满天云雾顿时消散。蒋介石决定绕道武汉约李同往新乡，再约冯一起前往北平参加善后会议。

6月28日，蒋介石率领要员及宋美龄等一行二十余人到达武汉。第二天，蒋介石检阅了第四集团军驻汉部队，在讲话中强调：“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阶级胆、从天职和确守军风纪，不惜为国家牺牲。”

7月1日 ，蒋介石、李宗仁等一行到达郑州，冯玉祥已从新乡赶到这里迎接。会晤中，吴稚晖对冯说：

“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冯玉祥对最后两个字作了补充，他说，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不干好也不行!”

外交风波与消极抗命（2）

冯玉祥的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其实，冯在欢言笑语中暗含有一句潜台词：你蒋介石“不干好也不行!”

冯玉祥设宴款待蒋介石一行，李宗仁见冯玉祥身躯健壮，满面红光，毫无病容，但却频频咳嗽。散席后，李宗仁问李济深：“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济深微笑道：“他在扮戏。”

冯玉祥确实以有“病”为借口，表示消极反抗。当蒋介石邀他一同北上时，他又以有事需要料理为由，婉言谢绝，有意对蒋怠慢。

7月3日，蒋介石一行到达北平，蒋氏夫妇下榻于停放孙中山灵柩的西山碧云寺，做出孝子守灵之态。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出现了一股关于“裁兵”的舆论高潮。6月末，宋子文在沪、宁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以节约财政开支进行经济建设为由，鼓吹“裁兵”，南京政府授意上海资产阶级组成了“国民裁兵促成会”，蒋系的重要将领也跟着摇旗呐喊；蒋介石在北平接连发出通电，高喊“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表示“中正尤当竭其绵薄，与我同志共勉之”。蒋介石制造“裁兵”声势，企图在善后“裁兵”中削弱和限制其他各派的兵权，是控制其他各派、实现个人独裁所施展的一种手段。

冯玉祥离开郑州，于7月4日到达保定。冯玉祥为了对抗蒋介石，同时也为了迎合社会舆论，7月5日在保定发出《时局通电》，也提出了一套“裁兵建国”的主张，并和南京政府宣告的“统一”大唱反调，指出目前的现状是国势危机、民族苦难，还针对蒋的居功自傲和阎的封官晋级，指出：那些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者，少往自己脸上贴金，面对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应该“椎心泣血，引咎自劾”，一些人“罪戾丛滋，何功之可言”。冯玉祥父母的坟墓在保定附近，他抵达保定后就以修墓为由，不再北上，并派鹿钟麟去北平，声言他因故不能前来。

冯玉祥的这些举动，以消极的姿态，制造种种难题，以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与对抗。

哭灵与追悼会

冯玉祥迟迟不肯北上，善后会议一时难以举行，蒋介石心急火燎，致电敦请，并派员专程迎接。

7月6日，冯玉祥的专车驶抵北平西直门车站，党政军要员和部队到站欢迎。冯玉祥终于到了北平。

北平，当年的北京，是冯玉祥十分熟悉的地方。1917年，他在这里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1922年，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兵驻北京南苑；1924年，他在这里发动了“首都革命”，推翻了直系统治，把溥仪撵出了皇宫。此番重至故地，感慨万千，眼见北洋军阀已被打倒，国民革命告一段落，自然欣喜、兴奋，然而，国家满目疮痍，积重难返，又有人企图重建专制，不免产生许多焦虑和惆怅——因为他内心里还葆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他为“北伐”军兵临北京城下付出巨大代价，立下赫赫战功，可是，北京却变成了他人的北平，酸楚，愤恨，心潮难平——因为他毕竟成为新军阀的一员，思想上的主流还是权势纷争。

冯玉祥到达北平的当天，蒋、冯、阎、李和南京政府的一批党政要员，齐赴北平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奏哀乐，献花圈，行鞠躬礼，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日：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有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许多祭奠活动都是做给活人看，许多祭文都是念给活人听，蒋介石的祭文就是向活人宣示：只有我是孙中山的“弟子”，是当然继承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本着孙中山的“教诲”与“期望”，完成孙中山的遗愿。

读罢祭文，打开棺盖，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时，蒋介石扶棺痛哭，热泪如丝，长哭不止，哀痛至极。冯玉祥上前相劝，结果，越劝，他哭得越凶。蒋介石哭声不停，祭告典礼就不能结束，大家等他一人，有些不耐烦了，后边有人竟骂了起来：“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蒋介石哭得并不专心，这些话他竟能听得清清楚楚，感到再哭下去将会自讨没趣，便连忙止哭，盖棺散会。

蒋介石哭灵，哭的是孙中山，表白的是他自己：众人之中，唯有他是嫡系。可惜，这种借孙中山在天之灵，把自己凌驾于其他各派之上的把戏，当场就被人拆穿了。

蒋介石哭灵的当天下午，阎锡山设宴招待蒋、冯、李及其他军政要员。席间，蒋介石大谈“北伐告成，诸同志相聚一堂，非常快乐”，冯玉祥又是针锋相对，站起来说道：“蒋总司令谓今日乃大快乐，余则不胜悲痛”，“第一，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第二，旧军阀之残党：尚未完全消灭”；“第三，各军裁兵，未见实行”。冯玉祥滔滔不绝，有根有据，蒋介石等明知话有所指，也只得硬着头皮任其讲完。

蒋介石哭灵刚过两天，即7月9日，冯玉祥又在南口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悼念两年前南口大战中阵亡的国民军将士，特邀蒋介石等要员参加。

祭场上一片白色茫茫，摆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而冯玉祥敬献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

不共国贼戴天，四月战边关，视死如归，数万健儿余白骨。

终教元凶授首，两年收燕蓟，招魂何处，一腔血泪奠黄沙。

冯玉祥主祭，鹿钟麟代读祭文。南口战役时，鹿钟麟任国民军东路军总司令，所部将士苦战阵亡的悲壮场面，历历在目，因而宣读祭文时，痛哭失声。随后，李宗仁、白崇禧、方振武等也先后宣读了祭文。

冯玉祥讲话，更是声泪俱下，悲痛与激动，几乎使他昏厥，最后，他把抚恤死难者家属的难题，扔给了蒋介石：

“……死者已矣。优恤之费，政府自当筹措，今幸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在场，谅必不忍死难同志，含冤九泉，深望建议国府，赐予矜恤。玉祥幸甚，诸烈士家属幸甚。”

蒋介石发表演讲，承认在广东北伐军进兵之际，国民军正在南口与北洋军阀激战，“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烈士”。但对抚恤问题，却没有涉及。事后，冯玉祥为此事曾和蒋介石争吵多次，但蒋均以没钱为由，始终不办。

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各来宾，都发表了演讲，追悼会一直开到日落黄昏才结束。

冯玉祥此举固然是对阵亡将士一种告慰式的祭奠，但主要还是做给活人看，以此来显示所部战功不在他人之下，真正实践孙中山主张并为此做出贡献者大有人在，而不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哭灵人，含有与蒋介石针锋相对之意。

吵，从北平吵到南京（1）

从蒋介石哭灵的当天晚上开始，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及其他要员，在北平举行谈话会，即所谓善后会议。

会议在“团结统一”的旗号下，议论了许多问题，均因意见分歧而不了了之，尤其在裁兵问题上，更是各有打算，各不相让。蒋介石抛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的军事力量，遭到反对；冯玉祥主张裁减老弱不良者，实行“精兵主义”；阎锡山则主张各集团军平均缩减，实行“平均主义”。会议开了四天，一直争吵不休，唯一的不是结果的结果，是都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冯、阎、李都在蒋拟定的裁兵计划上副署，拟作为一项议案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这样一个无以善后的善后会议，竟有人为之解嘲，吴稚晖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次会议当然无伤大雅。”

1928年7月13日，冯玉祥首先离开北平返回河南。第二天，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拨巨款抚恤1927年5月以来第二集团军的阵亡将士，电报中还对地盘的划分表示了不满，并对即将进行的军队编遣表示抗争。

7月25日，蒋介石也离平南返，途中在蚌埠稍事逗留，把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尉以上军官集合起来，听他训话。蒋介石发给每个军官一块白纸，对他们说：“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蒋的用意，均据实写上“打倒了”三字。蒋介石看后大不以为然，对军官们说：“你们认为军阀已经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表明蒋介石已决心要消灭其他派别。

7月28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戴季陶等一同乘车由平汉路南下，阎锡山中途转往山西，其余人员由平汉路转陇海路到开封。冯玉祥亲到车站迎接，陪同李宗仁等游览了开封的名胜古迹之后，便一同转津浦路南下，8月1日到达南京。

国民党要员和各集团军首脑云集南京，准备出席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和解决军队编遣问题，各派系间的争吵也就由北平转到了南京。

蒋介石面对各派纷争的局面，为了把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需要一个对付其他各派的良策。善于出谋划策的杨永泰，满足了他的这一需求。杨永泰本是原政学系的政客，此时已投靠了蒋介石，受到赏识与信任，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杨永泰这次又向蒋介石献了一策，基本内容是：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以集权于中央；实行“调虎离山”和“离窝毁巢”之计，即请各集团军首领到中央任高官，以夺其兵权，遣散其他各派军队，由中央统一整编全国军队；地方高级官员由中央统一任命。

蒋介石以为可行，便带着这一计策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并在军队编遣问题上施展权谋。

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五中全会，声称全国已经“统一”，应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

会上，蒋介石提出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等认为与孙中山地方自治理论不符，主张暂时保留。冯玉祥、李济深则以取消政治分会将有背于四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分区“剿共”定为由，同蒋对抗，使蒋难以回驳。此时，阎锡山请长假正在山西“养疴”，忽于8月5日宣誓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的这一职务早已任命，偏在此时就职，显然是有意向蒋示威。在其他各派反对之下，蒋介石取消政治分会的企图难以实现，只得同意继续保留，待召开国民党三大时决定存撤。

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何应钦联名提出的《军事整理案》，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列入了国民党中央决议，是蒋介石在这次会上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吵，从北平吵到南京（2）

会议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10月8日，国民党中央议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空喊“团结统一”的二届五中全会，实际上加深了各派之间的裂痕。会后，冯玉祥返回河南，忙于巡视驻区和宣扬所部战功，9月17日，命令辖区各地隆重举行五原誓师两周年纪念大会，开封和西安还举行了阅兵式和提灯会，冯亲自制定了纪念誓词，发表了纪念宣言。冯玉祥的这些举动，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武装示威，也是为在编遣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方案作舆论准备。

蒋介石取消政治分会的企图未能实现，“削藩”的计谋受挫之后，又施“调虎离山”之计，力促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到南京供职，使他们脱离所辖地区和所部军队，进而夺掉他们的军权。为此，他首先在冯玉祥身上下工夫，让冯充当一只带头羊，于是他以盟弟的身份，投冯之所好，进行说服。

蒋介石深知冯玉祥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对冯说：“北伐完成，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真正统一。为了一新国际耳目，只有各集团军总司令齐集首都，共同建一个新的中国，那时列强不能不承认，这才有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

蒋介石知道冯玉祥乐于接受恭维，接着又说：“这样的新中国由我们手里建成，在历史上是多么光荣的事件!可是只有大哥您才有这种高瞻远瞩，旁的人见不及此。所以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把军、政等权统一于中央。以后中央的事务，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接受了中央的职务，阎、李他们便不敢不来，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的!”

蒋介石更知道冯玉祥军饷欠缺，又把话题转向部队待遇上来：“至于历年来第二集团军太苦了，那是因为还未统一，财政没有办法，以后部队都是国家的，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

蒋介石真的给冯部补助了一些军饷。

冯玉祥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和军饷补助打动了，他一面规劝部下不要只重视地盘，一面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职务，并到南京供职。此时，冯玉祥既和蒋介石有矛盾，防范蒋介石消灭异己，又幻想能够和蒋合作共事，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及军事实力，这是他接受蒋介石劝诱的思想基础。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第一、二集团军平等待遇的许诺也就不算数了，但他有托辞：

“国家虽然统一了，财政的统一和收入的增加，还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大哥的军队训练有素，纪律是好的，多年不发饷也不兵变；我的部队复杂，不关饷就会发生事故；因而还要委屈第二集团军一个时期。”

冯玉祥听了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自然不太高兴，但又感到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不一定是蒋有意说了不算，自己是军政部长，能够了解军需的实际情况，根据情况的变化可以随时调整军饷等。然而，事态的发展使他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他这个军政部长是块空招牌，军政部所属的军需署署长是蒋的亲信，竟然拒绝他调阅该署的账目，随时调整军饷的打算根本无法实现。

蒋冯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到了编遣会议召开之时，便更加尖锐和明朗了。

大哥“病”了（1）

北平谈话会之前，冯玉祥就“病”了一回，南京编遣会议当中，冯玉祥又“病”了。

李宗仁来到冯的住所探视，看见卧房里炭火熊熊，冯卧在床上，身盖两层棉被，满头大汗，呻吟不止，确似真的病了。

孔祥熙前来探视，恰逢冯正与部属谈话，忽报孔到，冯立即卧床蒙被，不住呻吟，示人以病状。

许多人都明白冯是假意托病，实际上是得了“心病”。精明的蒋介石更是了解个中情形，明知他的这位大哥是托病拒会，他却以假当真，先后两次偕宋美龄探视慰问，以示关切。

冯玉祥在编遣会上有“病”，他的“病”就是因编遣会议而起。

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规定编遣会议将决定全国军额编制、饷，划分卫戍区域，议定全国军费、裁留标准及接管现有军队的程序，厘定军官任免方法，校阅全国陆海空军，筹办安置编遣事项等，赋予编遣会议以整编全国所有军队的职权。

军队编遣直接关系到各派系的切身利益，各集团军首领又一次云集南京，除蒋介石已在南京外，冯玉祥先于他人，早在10月13日就已到京供职，阎锡山和李宗仁分别于12月13和23日到达，李济深也于1929年1月6日赶到南京。

蒋介石想削弱和铲除其他派系的军事力量，又深怕各派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会议召开之前，他便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和拉拢，以防止他们合作。

蒋介石单独邀请冯玉祥到南京市郊汤山温泉洗浴，以示与冯的关系非他人可比，闲谈中对冯说道：“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到手里，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这时，阎锡山占有北平，李济深据有广东，李宗仁占有武汉，而上海市市长也属于桂系。蒋介石深知冯玉祥有强烈的地盘要求，尤其对阎占据北平一直耿耿于怀，蒋在无意闲谈中有意触动冯的心事，以挑拨冯与阎、李等人的关系，使冯与他们作对。蒋介石对冯玉祥表示亲近和尊重，一次再次地敦请冯首先提出一个军队的裁留标准与方案，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其实，蒋介石此举还另有用意，即事先探知冯的底数，以便采取对策。

冯玉祥果真最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根据这一准则，提出了编遣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部队共编八个师。冯玉祥提出这一方案，也是经过反复斟酌，费了一番心计。本来，他认为自己的部队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按照自己提出的编遣准则，应编的人数理当最多。但他又考虑到，这样势必使自己部队应编人数超过第一集团军，而很难得到蒋的支持。于是，他在方案中把第一、第二集团军拉平，将第三、第四集团军和其他杂色部队压低，以为这样可以获得蒋的支持，从而形成蒋冯团结、控制其他的局面。

冯玉祥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蒋介石的心里却是另有打算。蒋介石意在彻底剪除异己，绝不让他人部队多编，更不愿冯的力量与己相等，表面上对冯的方案未加可否，暗地里却鼓动别人提出抑制冯玉祥的方案。

蒋介石多次派人密访阎锡山，由何应钦出面将阎请到自己宅邸共餐与密商，向阎示意，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应再增加一个中央区，希望阎能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与冯的方案一起讨论。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另提方案，既可挑动冯阎的关系，又可将冯的力量压下去，可谓一箭双雕。

阎锡山老谋深算，一眼就看透了蒋介石抑冯的意图。他虽然与蒋有矛盾，不满于蒋的消灭异己政策，但是抑冯却符合他的心愿。冯军离他的老巢山西较近，冯军扩大对他是个直接威胁；他与冯之间既有争夺平津地盘的新仇，又有南口大战截击国民军的旧恨，冯的势力发展，尤其是冯蒋合作，将会与他不利。阎锡山早就想离间冯蒋的关系，现在蒋有意抑冯，正是求之不得，于是，便按蒋的意图提出了一个编遣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部队编六至八个师，另有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当时，冯军人数最多，有四十多万，蒋军接近四十万，李宗仁的桂军约二十万，阎军不足二十万。按照阎的方案，冯军裁减最多，阎军裁减最少，蒋军虽也裁减一部分，但由中央处理的部队归蒋掌握，同时又增加了六至八个师，实际上有增无减。因此，阎的方案是一个抑制冯玉祥、拥护蒋介石和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与蒋的矛盾由来已久，只因惧怕蒋冯团结而不敢公开反蒋，他们认为阎的方案可以离间蒋冯关系，于己有利，因而表示赞同。

大哥“病”了（2）

本来，在军队编遣问题上，各派首领都有反蒋的意向。可是，经过蒋介石的拉拢和挑动，他们都转移了目标，为了各自的利害而互相争斗起来。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编遣会议便正式开场了。

1929年1月1日 ，全国编遣会议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和总指挥，共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全体与会者面对孙中山像宣誓：

“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词，接着，蒋介石代表各总司令致答词：

“……统一后军人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耻辱而已……”

口头上冠冕堂皇，心底里别有打算，仪式上宣誓忠诚，会议里利己偏私，是这次会议的真实写照。

宗教仪式般的开幕典礼过后，蒋介石首先发言：

“北伐大业现已完成，我们国家建设方在开头，处处需要巨款，……我们的军队既不用以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现在冯、阎两位总司令都准备了一个提案，可以供大家参考研究。”

何应钦将冯、阎两个方案读了一遍，蒋介石接着说：

“大家仔细研究，这两个提案赞成哪一个，或是另有提案，都可以尽量提出，发表个人的意见。”

与会者相继发言，多数人赞成阎的方案，反对冯的方案，蒋介石见火候已到，便趁势表态：

“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冯玉祥见自己的方案被否定，就提议暂缓编遣。蒋介石也不好操之过急，提议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委员会内先设一个经理组，管理财务，由阎锡山任组长，并说明“实施编遣，没有足够的经费是办不到的，这个组非常重要，组长的责任重大”，阎锡山沉默片刻，便表示“一定勉为其难”。

会议结束时，冯玉祥怒容满面，气冲冲地走出会场，回去以后就称病请假，只派代表出席会议。

第二天继续开会，蒋介石提出在各集团军分别设一个编遣区，推选：一个编遣主任，隶属于全国编遣委员会，负责本区的编遣事宜，并指定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编遣区主任。接着，会议决定第二集团军为鹿钟麟，第三集团军为周玳，第四集团军为白崇禧。

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谈到军制时说：“我们是募兵制，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现在北伐完成，我们一定要把旧式军队逐渐改变成为爱国爱民的新军队。”冯玉祥的代表接着说道：我们第二集团军是“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决不是土匪、流氓、无赖。在冯先生组织国民军反对曹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口号，……所以中国的军队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些话显然是针对蒋说的，说得蒋面孔红一阵，白一阵，十分难堪。会议冷场，无人搭腔，阎锡山出面打个圆场，才继续开了下去。

编遣会议开开停停，各派系之间吵闹了近一个月，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于1月26日收场，至于编遣如何进行，留待以后再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决定。

冯玉样本想同蒋介石合作，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实力，在南京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蒋介石在编遣会议期间的表演，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同蒋合作下去，因此，他会后继续有“病”，不再去军政部办公了。

1929年2月5日，冯玉祥以“养病”为借口，向蒋介石、谭延闿请假离开南京，蒋亲往送行。6日晨，冯玉祥抵达开封，后转至豫北辉县百泉村。

蒋冯此次分别，告别了他们彼此间的合作，尽管脸皮还没有公开撕破，但是裂痕已经无法弥合，而且越裂越深越大，以致兵戎相见。

脚踏两只船（1）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使国民党成了蒋家党。蒋介石不许党内有派，消灭异己的欲望大增，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矛头首先指向了桂系。桂系所占地盘直接威胁着蒋的统治中心地区，必欲去之而后安；桂系所辖地区不集中，战线长，且内部矛盾尖锐，比较好打。

桂系与蒋的矛盾由来已久，看到蒋冯关系破裂，反蒋时机成熟，便决意与蒋决一雌雄。

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桂，蒋桂战争爆发。

3月29日，阎锡山通电拥蒋讨桂，冯玉祥成了蒋桂双方极力争取的对象。

冯玉祥在辉县百泉村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派来的代表，表示愿与桂系合作，共同讨蒋。早在南京编遣会议时，冯就对桂系表示同情，曾对人说，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除桂军外，都有要职，连张学良都有，唯独第四集团军的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又说，天下事不平则鸣，蒋处置问题如此不平，成为时局前途的隐忧。蒋冯关系已经破裂，蒋介石兴兵讨桂，冯玉祥自然倾向桂方，但在非亲信部属和外人面前，却表示对蒋桂双方“情谊相等，不便偏袒，但求苦心斡旋，息事宁人”。

蒋介石派邵力子到百泉村，请冯回到南京去。冯表示，他想辞职出国留学，以备他日效力党国，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冯玉祥到华山，蒋介石派邵力子等又追到这里。这次，明确请冯出兵援助，并以行政院院长和湖南、湖北两省主席为筹码，冯玉祥表示：“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我方可出兵十二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安宁。”同时又说，蒋如不改变专制独裁，即使能战胜桂系，但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3月30日，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表示可“出兵十三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

冯玉祥进行军事部署，韩复榘部屯兵平汉路南段，石友三部集中南阳一带，张维玺部在陕南荆紫关，孙良诚部集中豫西作总预备队。但是，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冯玉祥还要看战局的发展，他对属下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两个月，才有分晓。”他认为，北方人爽直侠义，南方人轻佻浮躁，易合易离，而最终收拾大局者，往往是北方人，当蒋、李这两位南方人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最终要由他这位北方人收拾大局。他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待蒋、李双方一败一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冯玉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他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但所讨的是“蒋逆”还是“李逆”，却留下空白，其中所列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等十大罪状，对蒋、李双方也都适用。他的用意十分清楚：如桂系失败，可令韩复榘、石友三直驱武汉，布告上就填写“讨桂”二字，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夺取湖北；如果蒋败，可令孙良诚出徐州，布告上就填写“讨蒋”二字，先于桂系进占南京。

冯玉祥态度不明朗，蒋介石有戒心，为了防止冯两面讨好，便公开发表了冯给他的电报，内有“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等语。但是，冯对蒋仍是虚与委蛇，不肯明令讨桂。

蒋桂战争进展之快出乎冯玉祥所料，蒋介石重金收买桂军将领，李明瑞得了一百五十万元在前线倒戈，战争迅速以蒋胜桂败而结束。4月5日，蒋军打败桂系兵抵武汉，冯玉祥见势不妙，急忙表态拥蒋，于4月8日发了个“马后炮”的讨桂通电，并派出代表同邵力子等赴武汉见蒋，以增进与蒋的关系，可是，已为时晚矣。

冯玉祥脚踏两只船，落得个两面不讨好。

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拉拢冯玉祥已没有必要了，不但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的允诺不算数了，而且不允许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于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决定以陈调元取代孙良诚，负责接收山东。

脚踏两只船（2）

蒋介石在编遣会议之后就决意对付冯玉祥，并采取了制定对冯作战计划、挑拨冯阎关系、企图诱冯进京予以软禁或扣押等措施。按照各个击破的策略，蒋介石打败桂系之后，便把矛头转向了冯玉祥，5月7日 发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一文，内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发兵讨冯大造舆论。5月10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指责蒋对第一、第二集团军发饷不公。5月13日，蒋介石复电说，第一、第二集团军发饷不一致，是由于第一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高，第二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低、习苦耐劳惯了，电报还含蓄地指责冯玉祥联合桂系违抗中央。

冯玉祥难以容忍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蒋冯战争已箭在弦上了。

金钱的魅力（1）

冯玉祥看到同蒋介石的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便采取措施，令韩复榘、石友三部从信阳、襄樊撤退，鲁、豫两省的部队向陕西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拆毁洛阳以东的铁轨。冯玉祥此举的意图是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并阻断蒋方进兵之路，同时还可免除阎锡山抄袭后路之忧，以至迫使阎与己联合反蒋或取中立态度。

5月16日 ，蒋介石致电冯玉祥，责问为何炸隧道、毁铁轨。同一天，冯部将领刘郁芬等发出电报，内称：为护党救国，请冯率五十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南京政府电令冯玉祥严惩刘郁芬等人，立刻恢复陇海路、平汉路交通，但冯玉祥不予理睬。

5月19日，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列举了蒋的四大罪状：

1.党务方面，蒋氏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违反党章；

2.日本占领济南，为我国奇耻大辱，经交涉，日本既定期撤兵，蒋竟反请缓期，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3.蒋对各军待遇不平等，并挑拨离间，拆散革命战线；

4.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闻不问，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

冯玉祥指出，根据这些罪状，对蒋不能不兴兵讨伐，但用兵如与人搏斗一样，直伸两臂。无法用力，必须弯回来再打出去，才能有劲。据此，他部署山东、河南的部队一律西撤，在潼关、华阴一带集结。

华阴会议后，遵照冯玉祥的战略计划和命令，孙良诚等率部迅速西撤，可是，冯玉祥的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却叛冯投靠了蒋介石。

韩复榘和石友三，都是跟随冯玉祥多年、由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早在冯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他们都已升为营长。当时，冯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十三名亲信，人称“十三太保”，韩、石都在其中。1926年南口大战时，他们都当了师长。南口战败，他们投降了晋军，五原誓师后，又回到了国民军。冯玉祥欢迎他们归来，对投晋一事既往不咎，但他们心有愧疚和疑虑，对冯存有戒心，精神上已有隔阂，不过，尚未对冯产生不满。 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联手“北伐”时，韩、石作战英勇，尤其韩部战功卓著，最先抵达北京城下。韩本想捷足先登占据北京或直隶地盘，但冯已同意由阎军接收京津，对此愤愤不平。后来，冯将自任的河南省主席让给了韩，作为补偿，但又将韩调离了其基本队伍第二十师，由他人担任了师长，这又使韩怏怏不快。石友三屡建战功，见别人都当了省主席，唯有自己未能列土封疆，心有不满，但为人胆小多疑，一向唯韩马首是瞻。

冯玉祥以封建家长式的方式治军，对高级将领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一旦发现他们有过错时，还是像对待士兵一样，经常处以罚跪、打军棍和站门岗等。1928年，冯玉祥在洛阳时曾下令调韩的手枪队到洛阳，韩不愿意，他就派人将韩叫到洛阳，当面训斥：“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在家里有人守卫，出门有人保驾，你们都不管我了。好啦，我这里没有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韩敢怒而不敢言，身为省主席，只得老老实实到冯的司令部门外，站了两个多小时的岗。这样，在韩的内心里自然产生了离心倾向。

韩复榘等高级将领大都升任了省主席等官位，追求吃喝玩乐，可是，冯玉祥的军纪很严，要求他们保持简朴生活，使他们很反感。韩复榘经常瞒着冯去嫖赌玩乐，并娶一名伶女子纪甘青为妾。石友三也是瞒着冯吸食鸦片，妻妾成群。冯对这些情况渐有耳闻，非常震怒，在河南省政府召集军政人员讲话时公开指明：“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说的，韩认为冯竟不留一点情面，感觉很难堪，对冯的这种管束甚是不满。

韩复榘、石友三等在旧军队里混迹多年，官处师长和省主席地位，已成为军阀部队的一方首领，当然也存有大小军阀所固有的权势欲。他们不愿再退回西北过艰苦的生活，而要求向外发展抢占更多的地盘。然而，冯玉祥的举措未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欲望，并生硬武断地否定了他们的有关建议。当蒋桂战争中桂系突然失败时，韩复榘所部已开出武胜关，想直扑武汉，抢先占领湖北地盘，但却被冯大骂了一顿，说他太不懂事，命令他向北撤退。冯玉祥召开华阴军事会议时，韩表示不赞成冯的西撤计划，结果又被冯骂了一顿，说他是小孩子的见解。韩复榘曾向冯提出过这样一个行动计划：由他率兵十万，沿平汉路攻取武汉，他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甘受极刑；由孙良诚率兵十万，沿津浦路直取浦口、南京；由石友三率兵十万，沿铁路线驻郑州至徐州一带，为以上两路的总预备队；以宋哲元、刘郁芬部留驻后方，严密监视阎锡山。他认为，按此计划行事，必胜无疑。可是，冯认为这一计划冒险性太大?未予采纳。韩又要求自己所部暂驻洛阳至南阳一带，不撤往陕西，也被冯坚决拒绝。韩与冯的意见分歧已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金钱的魅力（2）

家长式的管束，享乐生活的受制，地盘欲望的被阻，这些都使韩复榘等难以忍受，叛冯而去已是迟早的问题了。

如果说，韩复榘与冯玉祥的种种矛盾，是他叛冯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蒋介石的拉拢收买，则是他投蒋的主要客观因素。

蒋介石看透了冯军内部的弱点，把收买冯的高级将领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当蒋介石打败桂系到达武汉后，便立即召见韩复榘，蒋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和他的第二个夫人纪甘清。韩复榘，字向方，蒋和他谈话时，对他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赞“向方兄战功卓著”，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以前，韩复榘见冯。冯对他毫不客气，总是直呼其名，并且经常给他碰钉子，使他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现在，蒋介石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竟对他以优礼相待，一口一个“向方兄”，使他受宠若惊，感激之中带着欣喜，蒋冯两相对照，蒋的权势大、地位高，尊重他，赞赏他，对蒋产生了亲近之感。

蒋、韩临别之时，蒋又送韩十万元钱。同时，蒋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也带去了三十万元。韩、石想要享乐，想要改善所部待遇，所需要的就是钱，而这些钱很难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蒋介石却能急人所需，主动送了过来。对许多人来说，金钱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有钱都能使鬼推磨，花钱自然能买动韩复榘和石友三，蒋介石的钱果然没有白花。

蒋介石见冯玉祥调动部队，知道冯要对付他。但是，他又搞不清冯为何不直接动手，反而命令部队西撤。正当他惊恐疑虑之际，却接到了韩复榘、石友三投靠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然而，也在意料之中。

韩复榘在华阴会议后，立刻赶到第二十师驻地陕州，召集旧部密议，决定不执行冯玉祥的西撤命令，把队伍全部东开，到达洛阳。5月22日，韩与石友三联合发出投蒋通电：“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惟望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致蒋两个电报，表示拥蒋。石友三时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驻防南阳地区，但与韩早有联络，表示随韩一起行动，投蒋电报发出后，即由南阳率部队到郑州与韩会合。

蒋介石接到韩、石电报后，立即复电嘉奖，许诺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复榘指挥，派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立即送去五百万元作为犒赏，同时，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

5月23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同时，宣布对冯部高级将领予以撤职查办。接着，南京政府又下令查办冯玉祥，国民党中宣部发布《讨冯宣传要点》，蒋介石发表《告西北将士文》，给冯加上了“勾结苏俄”、“叛党叛国”等等罪名。

5月25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冯玉祥。

韩、石倒戈投蒋时，冯玉祥正在华阴与幕僚们议论军事，得知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顿时脸色苍白，精神颓丧，失望地说道：“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都全盘地完了。”冯玉祥痛心疾首，日夜哭泣，咒骂自己，自掌嘴巴，不仅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在威信方面大为低落，而且对于西北军的自信心也远不如从前，感到今非昔比、困难重重了。

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入华山，讨蒋战事暂告中断。

爽约与上当（1）

蒋介石下令讨伐冯玉祥，阎锡山唯恐下一次轮到自己头上，便充当蒋冯之争的“和事佬”，出面调停，劝冯出洋游历，以息争端，既可取悦于蒋，又可与冯保持友好，还可博得维护和平的名声。

冯玉祥下野后，派出代表到太原见阎，希望与阎共同反蒋，阎约冯到山西面谈。6月24日，冯玉祥偕妻女离华山，赴山西，25日抵太原，下榻西郊晋祠行馆。

阎锡山约冯到山西，目的在于挟冯自重，增强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6月26日，阎冯联名通电，表明将一同出洋，阎又另电南京政府，声明在出国前需检查身体，并随即前往北平住进德医院，以示将丢下所负军政责任，一并归蒋。实际上，是对蒋的一种要挟手段。

蒋介石大为惊异，认为阎冯已经结合，于己不利，便急忙派人挽留阎继续负责，不要出洋，只令冯一人出去，并亲赴北平，与阎密谈，多方拉拢，以拆散阎冯合作。

冯玉祥初到山西时，阎锡山热情招待，有时偕夫人、公子等前去拜访，每隔三、五日必亲去看望，交谈中，经常商讨反蒋办法，阎还积极准备出国的服装和用具等。自从阎在北平与蒋密谈之后，便不谈出洋，也不谈反蒋了，更进而不与冯见面了。冯玉祥在晋祠住了三个月，9月末移住五台县，10月5日 又迁移到建安村，被阎锡山软禁了起来。冯住所的周围有武装把守，村外有铁丝网阻拦，通往外界的公路挖有壕沟。冯得知受骗，非常愤慨，要求见阎，阎却托辞不见，想要出村，又被拦阻，一时无法脱身，只好忍怒住下去。冯玉祥成了阎锡山与蒋讨价还价的一颗砝码。

这一年的农历中秋之夜，阎锡山忽然亲自拜访冯玉祥，在冯面前大骂蒋介石，鼓动冯再次举兵反蒋，表示愿与冯部忠诚合作，负责一切供应。

阎锡山突然联冯反蒋，其实并不突然，因为情况有变。

冯部将领对阎扣冯甚为愤慨，又因经济困难，极待接济，便自行恢复了与蒋方的往来。鹿钟麟和唐悦良曾随同冯一起离职，8月间，应蒋方邀请，正恢复陆军部常务次长和外交次长的职务，冯部的薛笃弼又就任了卫生部长。宋哲元也派人去南京直接见蒋，得到了一些给养补充。蒋也想乘机分化冯部，先后派人到西安宣慰。阎锡山见此情形，大为恐慌，深怕冯军与蒋继续勾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

这一年8月上旬举行的编遣实施会议决定，各省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军职，各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会议宣言又强调，欲谋国权统一，应由军队统一开始，坚决实行“化私人军为党国军，化地方军为中央军”。这种将全国军权集中于蒋一人之手、化全国军队为蒋家军的做法，威胁到阎的利益，因而不满。

编遣实施会议，遭到各方反对，阎认为，此时反蒋，时机有利。

阎锡山主动约冯反蒋，冯玉祥欣然同意，两人商定仍以国民军名义兴兵讨蒋，以增强号召力。

冯玉祥电令宋哲元等克期举兵，阎锡山也派人和冯部将领接洽，商讨进兵方案，答应充分供应冯军粮秣等。冯军将领从编遣实施会议中看到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就已酝酿讨蒋计划，现见阎锡山态度明确，大力支持，可以免除阎军抄袭后路之忧，于是，也就下定了讨蒋的决心。

宋哲元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调动部队，积极备战，同时，电告南京鹿钟麟等脱身出走。

此次讨蒋，冯、阎均未公开出面，以留回旋之地。10月9日，宋哲元等致电阎、冯，列数蒋介石罪状，表明他们出于被迫不得不起来反蒋。次日，阎、冯回电说：“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入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以此来造成他们与反蒋无关的假象，掩护他们的幕后指挥。

10月lO日，冯部将领借庆祝双十节之机，誓师讨蒋，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等二十七人联名通电，推戴阎、冯为讨蒋军总、副司令，宣布蒋介石六大罪状：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以天下为私；任用私人，贪污成风，开国正气，破坏无余；骄奢淫逸，榨取民脂民膏民血；诡计百出，制造战祸，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中东路事件，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丧权辱国。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冯军印发宣言，指明出师目的，专在打倒蒋中正一人，凡属袍泽，自要站在一道战线，均认为战友，荣辱均等。

爽约与上当（2）

冯军各将领公推宋哲元为本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10月11日，全军分路出发，向河南进攻。

同一天，蒋介石下令讨伐冯军，分路迎战。

战争初期，冯军士气旺盛，攻势猛烈，接连占领一些重要城池，宋哲元的总部也不断前移，13日由西安到潼关，24日进驻洛阳，而蒋军则取守势，处于被动状态。但自11月初两军进入决战以后，冯军逐渐失去优势，一些城镇得而复失。11月16日，蒋军占领登封，20日 ，进占洛阳。冯军主力退回陕西。12月1日，蒋军攻占陕州，战争以冯军失败而告终。

这次蒋冯战争，蒋军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有优势，而冯军又因冯被软禁而群龙无首，指挥不统一，且将领之间不团结，存在许多弱点，冯军失败势所难免，然而，冯军失败如此之快，却是另有原因——阎锡山的爽约和出卖。

战争伊始，蒋介石就于10月11日颁发命令，免去鹿钟麟等人的职务，以阎的部属代理军政部长职务，同一天，南京政府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南京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拉拢阎锡山，以便集中力量攻打冯军。

阎锡山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冯军发动讨蒋以后，阎锡山看到冯军与蒋联合对己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加上蒋的多方拉拢，给了不少好处，便背弃了与冯联合讨蒋的约定，出卖了冯军。

阎锡山始终没有表示反蒋，更没有出动队伍，反而促使本有反蒋之心的唐生智助蒋攻打冯军。当冯军勇猛进攻，蒋军被动难以支持之时，阎把冯军的军事机密报告给蒋方，10月15日又答复南京政府五院院长，表示对宋哲元等人的行动，当尽力制止，26 日又公然声明，应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并劝冯玉祥令所部停战，31日与蒋方代表何应钦等商讨解决西北问题方案，表面上声称和平解决，暗地里却布置压冯的措施。当蒋军发动攻势，冯军处境困难之时，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完全服从中央。10日，太原各界又召开了庆祝阎锡山就任副总司令大会。随后，阎军与冯军处于敌对状态。

阎锡山以爽约和出卖的卑劣手段，换得了全国军职的第二把交椅——蒋介石赐予的副总司令。

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得知阎锡山爽约使所部二十万官兵陷于绝境时，愤而绝食，以示抗议。冯玉祥又要求亲自到太原责问阎锡山，但被把守村庄的阎军跪地拦车挡回。

12月13日天津《益世报》刊载了蒋阎往来的电报，冯玉祥看到这张报纸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阎与蒋已有拉拢，明白了自己失去自由的原因——原来上了阎锡山的当。

后来，冯玉祥将阎锡山在发动这次反蒋战争的前后言行，如实披露给《泰晤士报》记者，平、津各外文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新闻，阎锡山的人品为世人所知，更为同情冯军的人士所不齿。

其实，也不必过多地责备阎锡山，本来，军阀间的离合与敌友都是以个人权利为转移的，有利便有信义，无利即可背信，各个军阀都是如此，只不过阎锡山这次显得露骨一些而已。

吃了回头草（1）

1930年1月初，冯玉祥在建安村秘密会见了鹿钟麟，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重整西北军。冯又用米汤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给鹿钟麟、宋哲元等写了一封信，说道：“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鹿钟麟等遵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面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鹿的代表向何应钦表示，西北军愿意参加编遣，如果能给一批军火，还可以开往山西讨伐阎锡山。何应钦表示，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得到中央的接济。蒋介石先后打败了李宗仁和冯玉祥，接着就要对付阎锡山，冯军既有讨阎的意向，正与他的“联甲制乙”政策相符，当然乐于同冯合力倒阎。

鹿钟麟与南京拉上关系后，又派人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共同攻打山西。韩复榘致电鹿钟麟说，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复电对韩赞扬不已，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1929年末叛蒋后驻军新乡一带，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赞同。阎锡山得知这些消息，大吃一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不起作用，一旦冯军与蒋联合起来进攻山西，自己将要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为了摆脱危局，只得立即向冯表明联合反蒋。

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只不过阎锡山善于权术，没有公开化而已。蒋的“削藩”政策和各个击破方针，阎看得清清楚楚，打败李、冯之后，下一次一定会轮到自己头上，而且冯的两次反蒋和1929年唐生智反蒋，他都参与幕后策划，其中内幕，蒋方不会不知，迟早要找他算账。阎认为，与其被动挨打，倒不如主动讨蒋。蒋介石为了削弱阎的势力，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务机关，并拒绝支付平津卫戍司令部辖区所需的军政费用，使阎十分恼火。同时，阎锡山也有同蒋介石争夺天下第一的野心，与蒋的矛盾无法调和。再加上各派反蒋势力的代表也都云集太原，拥他带头反蒋，这种局势，也正可利用。

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亲往建安村看望冯玉祥，二人见面又抱头痛哭一场，过去的“误会”，涣然冰释，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28日，阎锡山乘车将冯接到太原，设宴款待冯及其夫人李德全。阎冯商讨了共同反蒋的计划，阎把事先拟好的讨蒋电文念给冯听，征求冯的意见，冯听后拍案连呼：“痛快呀!痛快呀!这真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好文章。”当天，阎冯和各派反蒋势力的代表共三十多人，举行了军事会议，通过了筹措军费，征发粮秣、联络友军、策动中立军队反蒋、太原兵器厂赶制械弹、阎冯两军全力进攻平汉津浦两线等项决议，反蒋各军大联合基本形成。

阎冯决定联合反蒋，冯也表示只要阎领导反蒋，自己愿唯命是听，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但阎觉得过去对冯欺讹太甚，恐冯难忘前瞄，不肯痛痛快快地放冯回陕主持军事，而是犹豫不决。经过反复交涉，阎才同意冯离晋回陕，3月8日，冯及其随行人员秘密离开，李德全和他们的女儿仍留住太原，实际上成为阎的人质。

冯阎二人也曾结拜为“把兄弟”，冯临行前，阎态度“诚恳”地对冯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眈眈，唯天可表。”阎立即给冯五十万元现款，二百挺花筒手提机枪、两千袋面粉，作为欢送的礼物。冯当即慨然表示，对以往之事决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倒蒋。

吃了回头草（2）

3月14日，冯玉祥抵达潼关，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同一天，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通电请蒋下野，并列举了蒋的十大罪状。15日，又通电推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司令。至此，冯阎联合反蒋由秘密筹划转为正式公开。

冯玉祥以前联阎反蒋，上了阎的当，吃了阎的亏，可是，这一次又再度联阎反蒋。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冯玉祥却偏偏吃了这个回头草。他在潼关召开军事会议时，大多数高级将领都认为阎阴险奸诈，不可与其共事，只有首先把阎打垮，才能有巩固的西北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应当联蒋讨阎。冯却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打垮蒋介石，而讨蒋就必须联阎，他说：“你们不愿干，我和鹿钟麟两人一人一支手枪，也要和蒋介石打到底。”将领们见冯意已决，也只得表示服从。

冯玉祥对阎的背信弃义也是恨之入骨的，也并不想长期同阎合作，他的策略是先拉阎打蒋，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再收拾阎，因此，他再次与阎合作，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个人利害的需要，是军阀离合的基础，只要需要，回头草也是要吃的。

冯玉祥决心联阎讨蒋，义无反顾。冯抵潼关后，接到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他摒弃干戈，以艰苦绝卓之精神努力建设，他亲拟电文回复：“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以戏嬉之笔嘲骂了吴稚晖，也表明了毫不妥协的反蒋态度。

3月下旬，冯玉祥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决定所部分别由陕、甘、宁、青陆续向河南进发，分路进击平汉线和陇海线；集中各部骑兵编为骑兵集团军，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全军二十六万余人，全部开往前线，破釜沉舟，与蒋决战。

此时，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不忘与冯之间的旧情，又怕部下倒戈投冯，因而不愿也不敢与冯军作战，但又不愿附冯打蒋，便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到山东境内抵御阎军，蒋准其请，他乃率部东撤。所以，冯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进占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省主席。

4月1日，冯玉祥在潼关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各路大军陆续东下，中原大战拉开帷幕。

兵马战犹酣（1）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李宗仁也在桂平就任副总司令职。

4月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除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缉拿办。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议决，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中原大战正式开始。

中原大战沿陇海、平汉、津浦三线及其附近地区展开，反蒋联军的作战方略是。冯军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东进徐州，南下武汉；阎军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冯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路南下，直捣南京；桂军出兵湖南，北上武汉；石友三部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阎军会攻济南。

蒋军以韩复榘部拒守黄河南岸，阻截津浦路阎军南下；刘峙所部分别布防徐州、砀山、宿县；何成浚部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部和马鸿逵部布防鲁西济宁、曹州，以拒止石友三部；杨虎城于1929年叛冯投蒋，所部警戒河南南阳；范石生部警备鄂北襄樊一带。

4月中旬，冯军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的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和陇海路西段的洛阳、郑州一带；阎军一部经郑州转往兰封一带；津浦线方面的阎军向德州、济南进击。

5月上旬，阎冯联军在陇海路发动攻势，分路东进。但蒋军来势甚猛，并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阎冯联军节节后退，一部退往亳州，一部退至归德附近。蒋军乘胜进攻，5月15日，蒋介石亲赴前方督战，围攻归德。阎冯联军因刘茂恩倒戈投蒋，造成极大混乱，归德等地落入蒋军之手，人员也遭受一定损失。

蒋介石在归德争夺战中得手之后，便亲到归德督战，以刘峙的主力部队猛攻兰封，因阎军奋力固守，攻取不下，又以陈诚所部由陇海路南侧挺进，使阎军右后受到威胁。冯玉祥见战情紧急，从郑州调出孙良诚部投入战斗，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部作战。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所部又是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便给陈诚所部以巨大杀伤，几度将其包围。陈诚被迫节节后退，孙、吉乘胜追击，同时，全线其他各部也有进展。经十余日激战，蒋军全线动摇，6月上旬，蒋军开来援兵，才在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一线稳定下来。

在双方激战之时，郑大章指挥的冯军骑兵活跃在永城、夏邑一带，给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5月31日，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指挥部设在列车上。郑大章率骑兵千余人，夜间急驰八十余华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及地勤人员五十余人。蒋的指挥部只有二百名卫兵，在高级参谋陈调元指挥下，分部车站周围，密集射击。郑部骑兵误认车站有蒋军大部队兵力，更不知蒋就在列车上，加之夜间不便大举进攻，故没有攻击朱集车站就撤了出来。蒋的秘书周佛海事后回忆说：“当我们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爆炸声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声呼道：‘火车头呢!’因为不预备开车，所以离开了火车头，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么，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平汉线方面，5月16日，蒋军何成浚部发动总攻击，北向许昌一带进逼。6月4日，冯军许昌守将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冯派邓宝珊接替，并亲赴许昌安定军心。同时，派孙连仲部前来增援。此时，桂军已北上进入湖南，6月5日占领长沙，8日进占岳州。冯玉祥为配合桂军作战，6月10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蒋军纷纷向南溃退，冯军进至漯河一线，即停止追击。冯玉祥认为桂军已退出长沙，即使冯军南下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主张在陇海线上集结兵力，针对蒋军主力作战，于是，在平汉线上便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战略上是一大失策。

桂军未能得到冯军的有力配合，又被粤军陈济棠截断后路，再加内部矛盾，后方不稳，7月间退回广西。

兵马战犹酣（2）

蒋介石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由于右任、李石曾等人出面，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纠纷，被汪拒绝，李石曾又在沈阳活动，敦请张学良出任调入，6月中下旬，张连续致电阎、冯，提出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为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反蒋联军正处于有利形势，蒋介石的“和平运动”，阎、冯没有理睬。

蒋介石在发动“和平运动”的同时，又在陇海线发动了新的攻势，以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三万余人，由杞县、太康之间攻入，企图奇袭开封。冯玉祥也正想在陇海线上再创蒋军，便将计就计，部署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圈：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之后在正面堵击；令孙连仲、张自忠部向蒋军左侧背兜抄；依靠陇海路上阎军截堵蒋军右侧；由孙殿英部扰乱蒋军后方。蒋介石侦知冯军调动的密电后，立即变更部署，使冯的“口袋”形包围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是，冯军在三昼夜激战中，给蒋军以重大杀伤，并缴获一百余辆汽车和大批辎重。

津浦路方面，5月间，阎军进入山东境内，蒋军韩复榘部一路后撤，6月25日，阎军占领济南，韩部向胶济线方面撤退。阎军一部沿胶济路东进，至高密县与韩部激战；一部沿津浦路南下，至曲阜、兖州一线与蒋军对峙。7月上旬，蒋介石调兵增援津浦线，并海运部队在青岛登陆开往胶济路。7月中旬，蒋军发动反攻，津浦、胶济两路的阎军节节后退。阎锡山为摆脱被动局面，派代表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在陇海线发动大规模攻势。

8月6日 ，冯玉祥在陇海线发动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兵分七路，以徐州为目标，奋力东进，要求各将领“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冯军昼夜奋战，猛力推进，蒋军岌岌可危。但是，连日大雨不停，士兵在泥水中战斗，过度疲劳；阎军也未予紧密配合，并违背事先约定，未能提供给养和军火援助，蒋介石则以重金激励官兵固守阵地。这种情况，使冯军攻势受阻，对津浦线上的阎军未能起到支援作用，8月15日，阎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蒋军从津浦线抽出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冯军攻取徐州的计划落空。冯玉祥面对这种局面，十分痛心，感到阎锡山缺乏合作诚意，“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中原大战进行当中，8月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定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就职，成立了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又一个国民政府。

反蒋联军津浦线上济南的得而复失和陇海线上八月攻势的受阻，成为整个战局的重要转折点，冯、阎军由主动转为被动，蒋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兵马战犹酣（3）

蒋介石将津浦线的大部精锐部队分别调到河南境内的平汉、陇海两线，8月24日 ，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二十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9月6日 ，开始总攻。冯玉祥令宋哲元部撤退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归路，大部分部队则缩短防线，集结在郑州周围，与蒋军对抗。同时，致电阎锡山，要求阎军以大部兵力进攻济南；以少数兵力牵制津浦线方面敌军，其余进攻陇海线上的归德；抽出二万以上兵力运抵郑州。冯玉祥希望在阎军配合下，挽回被动局面。但是，阎锡山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阎军全部退到黄河以北，使冯军形成孤立难支的形势。

正当反蒋联军处境困难之际，本来表示中立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各方罢兵，“静候中央措置”，第二天，东北军入关，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败局已定。

9月22日，北平扩大会议的一伙人撤到太原，10月28日公布了一个约法草案，随着反蒋军事的失败，便纷纷逃离太原，11月1日，汪精卫也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去香港。热闹一时的扩大会议，烟消云散。

10月初，东北军接收了平津及河北省政权，这一地区的阎军不作任何抵抗，10月中旬，退往山西。

张学良的通电发表后，冯玉祥仍想集中兵力，固守郑州。但陇海线上的阎军已撤向黄河以北；庞炳勋、孙殿英等部纷纷自由行动，随阎军向黄河以北撤退；石友三表示拥护张学良，叛离冯、阎；9月下旬，冯的骁将吉鸿昌倒戈投蒋，梁冠英等也通电附和；反蒋联军中的杂牌部队也纷纷土崩瓦解。河南军事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不得不全线退却。又因防守洛阳的兵力有限，9月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到洛阳附近，冯军西撤回陕的路已被切断，只得向豫北撤退。

10月3日，蒋军攻占开封，6日进入郑州。冯军全线崩溃，一部由宋哲元率领从洛阳退往潼关以西，另一部分则退至豫北和晋南。10月下旬，战争基本结束。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

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多万，消耗军费五亿多元，战火波及二十多个省，三十万官兵送掉性命，无辜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尤其给中原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

瓦解与受挫（1）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之际，蒋介石将收拾华北局势的主权交给了张学良。阎锡山虽然下野避居大连，但他的部队已退回山西，原有的老巢并未丢失，经张学良之手，阎军被改编为四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护路军，一部分实力保留下来，成为他以后再起的资本。

冯军也企图改编为十个师，以豫西和陕、甘两省为驻区。但冯军已失去了陕、甘等根据地，一些部队已投蒋，一些被围困的部队已表示愿意缴械，蒋介石便不允许冯军集团继续存在，而将其化整为零、肢解吞噬了。

张维玺部在新郑被围，经劝降，全部解除武装，张辞去军职后，赴天津隐居。

孙连仲部退至豫北焦作一带，投蒋后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先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后开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

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退往晋南，受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

刘郁芬离开西安逃向山西，所部被杨虎城缴械，刘派人和蒋介石联系，被任命为军事参议。

吉鸿昌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调赴鄂豫皖边境；梁冠英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五路军，调赴苏北；葛运隆部被改编为第三十三师，调赴湖北。

这样，冯军被缴械，改编、分割、隔离，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已完全瓦解、崩溃，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先后打败了桂军、冯军和阎军三大军事集团，唯独冯军的结局是土崩瓦解，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现代的军阀，是军队、地盘和权势的集合体，三者缺一不可，军队是工具，地盘是依托，权势是目标。就此来说，冯玉祥是一个不合格的军阀。他着眼于权势之争，但在地盘和军队两个方面却出现了问题。

为了扩大权势，就要争夺地盘，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等都是如此。但是，冯玉祥忽略的是建立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中心地盘。阎锡山有山西，李宗仁有广西，冯玉祥应该有陕西，然而，冯玉祥却缺乏这个观念，只想到胜利了将如何如何，没想到失败了应该有个退守之地，而没有以足够的兵力保证退路的畅通，以致绝大部分兵力回不了陕西。没有巩固的地盘，部队没有集结固守之地，也就失去了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起码条件，任凭蒋介石随意处置了。

冯军与蒋军及其他军阀部队，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不过，冯军饷械奇缺、官兵穷苦，却是突出的特点。士兵是吃粮当兵，长官是享乐荣升，而冯军的官兵却是长期得不到这些。军阀部队，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凝集力。所以，冯军一遇到蒋介石的银元、官位，便纷纷倒戈，即使不给银元、官位，也不愿再过苦日子，而乐于接受改编了。当然，桂军和阎军也有被收买投蒋的，但为数不多。冯军大批投蒋，是穷苦造成的。

冯军瓦解，冯玉祥失去了与蒋介石争夺的实力，从军阀权势之争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冯玉祥本身来说，失去军权，不再参加军阀混战，由一方统帅变成平民百姓，可以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瓦解与受挫（2）

蒋介石在一连串军阀混战中，打败了所有对手，包括冯玉祥这样实力很强的对手和阎锡山这样老谋深算的对手，以实力为基础，稳固了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踌躇满志，不仅在国民党内稳握权柄，还要在全国范围内一统天下，幻想像军阀混战那样战胜他另一个对手——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

中原大战刚一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就调集十万人马，向仅有四万人的中央红军发动“围剿”。红军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龙冈一仗，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五天内连打两个胜仗。蒋军损失一万五千人和一万二千件各种武器，第一次“围剿”失败。

战后，毛泽东填词记述红军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人马，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从赣江到福建建宁形成弧形战线，向中央红军再次发动“围剿”。红军仍然诱敌深入，并先打弱敌，东固一仗告捷，接着，由西向东横扫七百华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战后，毛泽东又填词一首，写道：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江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人马，自任总司令，向中央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奋战两个半月，毙伤俘敌军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余支。蒋介石的这次“围剿”，又以失败而告终。

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人口达到三百多万，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蒋介石三次“围剿”的一再受挫，使其一统天下的妄想成为黄粱美梦。

蒋介石在各派军阀面前是强者，在工农红军面前是弱者，对手不同，结果也不一样。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1）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华，不仅给中国社会以巨大影响，也使蒋冯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以前，蒋冯分裂，战场鏖兵，那是为了权势之争。

现在，政见不同，主张各异，却是辱国与卫国之争。

蒋介石从维护独裁统治出发，“安内”而不“攘外”，丧权辱国。

冯玉祥以民族大义为重，联共抗日，保土卫国。

蒋冯之间，出现了一场个人私利与民族利益的政争。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一首民间小调，唱出了民众的哀怨、凄惨和悲愤之情。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驻守北大营，日军发动进攻时，旅长王以哲不在营内，该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

9月18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10点20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轰动全城，事后知道是日军在柳条湖附近炸毁铁轨。不到五分钟，日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据情报，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开始向我营进逼。我向沈阳城内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我一面命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过了不久，我又打电话给荣，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问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说；“曾来过，已经回旅部去了。”后来得知，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见荣臻难以理喻，便命令各单位仍按原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11点左右，北大营四周枪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将洮南的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说调二十旅已来不及了，你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2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危急，便决定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撤退，激战至3点多钟，已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多人，南面、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我始下令突围。

19日清晨5点多钟，我军撤退到东山嘴子，三天后转移到山城镇。王以哲来到这里，决定转移到锦州候命，王换便装先走，部队由我率领，到锦州不久，即离开东北，开进了山海关。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2）

关于日军侵占沈阳的实况，当时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的熊正平，事后作了如下追述：

9月19日，日军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军接触后，颇有伤亡，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20日，日军继续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不时在空中侦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并有坦克在街上纵横驰骋；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夜间，沈阳各城门及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攻开，守门公安队颇有伤亡。在总局及公安总队部集中的员警及官兵，以分局分队为单位由后门退出，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22日，伪自治警察局成立，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是执行伪政权的权力。

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的同时，又在其他各地发动进攻，从9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

日军侵占长春的情况，时任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的冯占海，作了如下记述：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军政大权。

事变当时，长春驻军有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所部。沈阳事变发生后不久，李桂林即奉熙洽命令，该旅除傅冠军一个营留驻二道沟外，其余全部避往双阳县境内。时长春南岭尚驻有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团长任玉山、炮兵第十团团长穆纯昌等部。

9月19日拂晓5时许，日军驻长春的多门师团的部分部队即向我铁北二道沟傅冠军营袭击，该营自发应战，营长傅冠军身受重伤，因敌众我寡，部分官兵被缴械，部分官兵撤出防地。

同时，又有一部日军向南岭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团偷袭围攻，部分官兵起而应战，激战数小时，互有伤亡。后来接受熙洽命令撤退，炮兵团退往市郊新立城一带，以后由穆纯昌率领投敌；步兵团有两个营撤至麦子沟一带，后来参加了抗日军。日军得手后又分头向长春市各机关进袭，长春遂于19日陷于敌手。

关于日军进占吉林省垣吉林市的情况，冯占海回忆说，由于熙洽叛国降日，命令驻军撤出城外，9月23日，日军不战而得吉林市，接着成立了伪政权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出任长官。

日军占领辽宁(除辽西)、吉林两省后，即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垣齐齐哈尔。接着又掉转矛头进攻锦州，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全部辽西地区。熊正平记述了日军侵占锦州的实况：

12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与日本大使交涉，双方决定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防守大凌河岸，并约定日军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调查团前来调查解决东北问题。因此，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留在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领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等。12月下旬，我派公安骑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驻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军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十二辆火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黄显声即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指示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军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军最先渡河的七人被我军擒获。时已天黑，我军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经夜半。黄显声率省府人员退至城西二十里的杨官屯，我仍驻城内。后半夜2时，日军开始攻城。4时，我命令炸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岘、锦西撤退。1月3日早10时，日军飞机9架至虹螺岘上空侦察，我全部人马在山坡森林中隐蔽，未受损失。1月4日，日军派古贺骑兵联队向锦西方向来追，我全部人马退至锦西的西南大山中。

1月10日，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退至河北省抚宁，日军进至山海关外前所车站即不再前进。

日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又将进攻方向转到北满夺取哈尔滨。这时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至此，经过四个月零十八天，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的中国军队虽然没有“好几十万”，但精确的数字，也有十九万人之多，即使扣除事变后由辽宁退入关内的五万人，也还有十四万人之众，而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加上从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总共也不过一万五千人。中日兵力如此悬殊，而短短的几个月，就丢弃了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民众的哀怨与愤懑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的民众不明白：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呢，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吗?

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1）

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

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是张学良。不论有多少理由，也不管有多少苦衷，作为一方统帅，置东北民众和土地于不顾，眼睁睁地放任日军践踏，张学良是难辞其咎的。

不抵抗主义的发明者，是蒋介石。蒋介石是放狼入室的罪魁，是丢弃东三省的祸首。

早在1931年7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侵华意向已充分显露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对日军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8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同党政军要人商讨了对日方略：“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

22日，蒋介石向南京党员发表演说，阐明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军队避免冲突，国民严肃镇静——不抵抗，依靠国联压迫日本撤兵。

全国各界民众，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势不可挡；即使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也有一部分人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自动地起来抗日。

民气不可欺，但有时却可利用。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竭力攻击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前在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核心，则乘机逼蒋下野，企图取而代之。

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当中——不抵抗主义遭到民众反对，党外的抗日民主运动，使其处于非常不得人心的被动地位；党内各派系的乘机压迫，又使其处境十分不利。

蒋介石见势不妙，重演故技，以退为进，再次宣告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此事发生在1931年12月15日。

蒋介石飞回了浙江奉化县老家，他的亲信还都在南京，仍然把持着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形同虚设，新任行政院长孙科面临财政、外交两大危机，一筹莫展，难撑局面，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孙科吁请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蒋的亲信也乘机叫嚷促蒋复职。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决定拉汪排胡，重新出山。蒋通过宋子文对汪说，只要与蒋合作，汪派人物可以全部进入南京政府。汪精卫也想通过与蒋合作，在南京政府中谋得权位。二人一拍即合。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16日，汪精卫也由上海到达杭州。经过密商，二人达成权力分配协议：汪主持内政外交，蒋负责军事。21日，蒋、汪联袂入京。28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决定劝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五人为常委(3月6日蒋正式出任委员长)。

1月28日，在历史上是值得记述的一天。蒋介石重新上台，蒋汪合作，进行权力再分配，在这一天：日本在上海发动进攻，制造新的侵华事件；在这一天；蔡廷锴、蒋光鼐领导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为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抗战的起点，也在这一天。

蒋介石重新上台，不抵抗主义的初衷未改，他与汪精卫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淞沪抗战。

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2）

上海战端一起，南京政府不思抵抗，惶惶然于1月30日迁都洛阳。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奋力抵抗，打得日军多次更换司令官而难于进展。蒋汪却密令中国海军保持“镇静”，通过何应钦电令十九路军航空队，“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蒋介石指示十九路军“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蒋介石反对增援淞沪抗战，让何应钦通令各部队，“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蒋汪还断绝了十九路军的给养和军饷，截留各界民众和华侨的抗战捐款。抗战部队处于非常困难境地被迫撤退。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上海军民的抗战被彻底出卖了。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北三省，出卖了上海抗战，难道他要甘心卖国、当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吗?不，蒋介石雄心勃勃，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何况，他的外交重心在美、英一边，还有它们的支持呢。

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背后，蕴藏着别一样的东西。

《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正式宣布了一项国策——“攘外必先安内”，把它作为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后来回忆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种严重的危机，“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8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

此前，蒋介石就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加以宣传。

1931年7月，日本侵华的意图已路人皆知，蒋介石面对即将入侵的日本和正在被他“围剿”中的工农红军，就明确表示：“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即不能御侮”。同年11月30日，又老调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攘外必安内”定为基本国策之后，蒋介石更是大肆宣扬，一再诠释。

1932年12月14日，发表演讲：“我们的内政有两大毛病：一种是党及政府内部分裂，一种是土匪、赤匪在各地方扰乱，这使得我们国家分崩离析，国不成国。”“‘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

1933年4月6日，致电各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4月7日训诫“剿共”高级将领：“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毀，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5月8日，对军官讲话：“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

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是“心腹之患”，日本的侵略势力是“皮肤小病”，“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由此出发，产生了不抵抗主义的误国方针。

蒋介石是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懂得专政稳固的重要性，把个人专制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允许革命力量的存在，不允许党内有其他派别，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无视整个中华民族的权益，使“攘外”成了一块空招牌。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标准来衡量，此时的蒋介石是不合格的。

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背后，还有一样东西，这就是浓重的民族失败主义。

1933年4月12日，在一次讲演中说：“无论如何，他的武器比我们的精良，技术比我们高明，我们在最短期间，是无法补救这两个重大的缺点的。”

1934年7月，对军官训话说：“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

日本吹嘘“皇军不可战胜”，蒋介石也确实认为日本的侵略是不可抗拒的。只着眼于武器和技术装备，而无视爱国军民的伟大力量，把本民族看得一钱不值，不堪一击，蒋介石的“三日亡国论”，成为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

“攘外必先安内”和“三日亡国论”，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两大基因。

“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冯玉祥因中原大战失败正避居山西省乡村。9月20日，从孔祥熙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肝胆欲裂，彻夜未眠，23日，发表通电，回复孔祥熙。

冯玉祥在通电中，严厉地批评蒋介石“专横暴戾，阴狠险毒，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操纵钳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交则认贼作父，妥协屈服”，指出，敌人大肆武装入侵，“实由蒋政府历年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所由致”，对于日本侵略，不设法抵抗，却听候国联“主张公理”，真是“无气骨无人格”，号召全国同胞“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雪此无上之奇耻。”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